简述危机管理的范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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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简述危机管理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官僚制；官僚制利弊；官僚制中国化

享有“组织理论之父”之称的马克斯·韦伯创立的官僚集权理论，被视为与工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最为理想的组织结构。而官僚制度既具备其自身的合理性之基本内核，同时也存在着不少弊端。在官僚制中国化的相关论题成为人们越来越重视并不断探索及解决的重大问题的大背景下，本文将从三方面浅析官僚制及其中国化的具体适用。

一、官僚制理论概述

官僚制是依职能和职位对权力进行科学的分工和分层，并以非人格化的规则为管理基础的一种组织体系与管理方式。在韦伯看来，官僚制更是一种以分部与分层、集权与统一、指挥与服从等为特征的组织形态，是在现代社会中实施合法统治的一种行政组织制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科学合理的职能分工。在组织权力的横向方面，官僚制主张按职能进行科学分工，明确划分每个组织成员的职责权限，并以法规的形式将这种分工固定下来，使之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二）层级节制的权力体系。在组织权力的纵向方面，实行职务等级制和权力等级化，按职位层层授权，明确规定每一个管理人员的权力和责任。职位的设立遵从管理和效率的需要，整个组织权力的分层形成一个金字塔型的等级结构。

（三）依规程办事的运行机制。组织管理的权力建立在一整套非人格化的为所有组织成员共同认可严格履行的正式规则基础之上，所有管理人员的活动都无一例外受其制约。组织中的一切重要决定和命令都以正式文件的形式下达。

（四）合理合法的人事行政制度。任职资格要通过考核与任命，且整个制度遵循量才用人、任人唯贤、因事设职、专职专人的原则。内部人员的晋级须依照统一标准，其薪金应与责任和工作能力相适应。

二、简述官僚制适用之利弊

官僚制根据组织目标合理地分解了组织权力，提供了组织各方面有效合作的基础，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组织管理中的不稳定因素，有助于提高组织活动的效率；同时，由于官僚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组织成员的个性特征且等级森严，极易滋生墨守成规、繁文缛节的，且易出现组织沟通障碍，进而导致组织效率降低，是为其弊。下文将分述之。

（一）官僚制适用之利

1、严密性。位于层级结构中的每个成员都有明确的职权限制，如发生了个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应当把问题转交给哪个部门、哪个职位；如需要做出某项决定，决定做出者为谁，等等。这种严格按等级、规则运作权力，避免了组织之间、个人之间职责不清、互相推诿的不良现象。

2、合理性。官僚制组织按照层级节制的原则，保证对组织成员的控制，使组织活动具有非人格化特征。且组织内部的大批专家对未来事件的计算和预估，使得整个组织行为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

3、稳定性。在官僚制组织中，任何行政法令、决定、条例都有书面形式的规定和记录，详细、具体、操作性强，保障了组织行为的稳定性。

（二）官僚制适用之弊

1、僵化和危机。繁多陈旧的规章制度和工作程序，将制度内人员“物化”，阻碍了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限制了交流与沟通，鼓励了盲从，使制度内人员墨守成规不愿突破，以致不能适应日益变化的社会，导致组织僵化、盛行。与官僚制虽非等同的概念，但现实中，官僚制却实际导致了的滋长和蔓延，为的“培育”提供了温床。

2、人性化与人才危机。组织内部成员以对规章制度的严格遵守作为其工作目标，组织中人际关系淡薄、主动进取的精神受到抑制，唯上是从、例行公事、恪守边界成为一种经常的现象，形式主义泛滥。此外，现实中只要无错便可终生只上不下的制度现实，造成了管理人员混日子的状况，同时也阻碍了优秀人才的进入，对“新陈代谢”产生消极影响。

3、民主危机。过于强调层级节制权力体制，任何决定一味要求上传下效，忽视下级人员的主动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因其对行政权力的掌控，官员手中的权利通过不断地自我膨胀，导致官僚制的权力逐渐支配原来对它加以指导的价值和目标，导致民主危机。

4、效率危机。在经济学中，企业以“利润”为诱因机制来评价其在市场竞争中的经济绩效，而官僚制则以追求预算最大化为目的，只对“单一者”负责。因其在提供公共物品方面处于“一家独大”的合法的垄断地位，使得官僚制不为提高效率而运作，却由于其制度自身的自利趋向而被加以利用，甚至造成社会失活的结果。

分析过后，反观现阶段我国的官僚制行政，尚存以下弊端：首先，在我国，党处于实际领导支配地位，行政机构是党的执行机构，形成了行政主体的二元化结构形式，因其严重缺乏理性化所要求的责任原则，加剧了办事推诿拖沓，不负责任的现象。其次，特殊的党政权力关系使政治权力占绝对主导地位，从而使行政部门不能充分独立负责地行使管理权，在管理过程中存在严重的“政治侵夺管理”的现象。再次，我国的政治权力人治性特征过于明显，权力与特定的人紧密联系，“权高于法”，“情高于法”明显存在，法律对行政控制心有余力不足。最后，行政对经济进行了全面的干预，“政府包办企业”大行其道，抑制了私有经济的发展。虽然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这种状况有所改善，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还需改革的深入进行。

三、浅析官僚制之中国化问题的对策

对于官僚制之中国化适用中出现的问题，其任务应是吸取和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理论与成功践行，结合我国实际，补充和修正官僚制行政模式，推动中国行政管理的发展。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首先，理顺党政关系。官僚制行政有一套自己的运行机制，在管理结构和管理权威上需要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其首要任务便是严格规范党政关系，使之各负其责。现实中缺乏制度上、法律上严格规范的党政关系下的“双轨行政结构——功能”系统，给政府机构带来相当多的负面影响。因此，要加强对机构的重叠臃肿、职能交叉的改革，该削则削、该并则并，进而提高行政效率。

其次，调整权力结构。行政权力并非一家独大，应理性行使，而司法权作为与之平级的权力体系，对于属其管理范畴的，依法拥有独立管辖权，不受行政权力的控制与干预。另外，行政理性化的根本保证之一便是行政的法制化，即法律控制对行政控制的优先性，因而需要通过调整权力结构予以保证。

再次，明确法治地位。在立法方面仍存缺陷的今天，传统的人治思想依然对我国政府组织起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作用，使得官僚制提倡的严格的依法办事思想受限。因此，要树立尊重法律和秩序的价值观，健全法律制度，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法治，逐步消除人治，确保行政活动的规范化和法制化。

第2篇：简述危机管理的范畴范文

一、高校基建财务风险管理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各高校基建规模日益扩大，但是由于高校领导班子责权利定位不合理，高校领导层和财务管理人员对基建项目财务风险管理认识不到位，没有有效地开展对基建项目财务风险的监测与防范，使高校面临的财务风险不断加大。高校基建财务风险既产生于财务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又在基建项目业务流程各个环节中体现；既涉及管理方式的不规范，又受制于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因此控制高校基建财务风险必须要树立风险管理理念，采取有效措施，从内控、业务流程、资金、人员管理等方面对高校的基建财务风险进行全面的管理，确保高校基建活动顺利进行。所以，构建高校基建财务风险管理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内部控制风险管理、业务流程风险管理、资金运作风险管理和财务人员风险管理四个方面。

（一）内部控制风险管理　内部控制是指对高校基建业务从风险预防约束、运作管理等方面制定一系列实现权利制衡、相互监督的规章制度和管理方式。根据基建财务的性质特征，内部控制风险管理可以从以下四个二级指标来度量：风险预防制度、风险约束机制、内部审计控制、横向协作机制。

（二）业务流程风险管理 　高校基建项目全过程分为立项设计、招投标、工程施工和竣工决算四个阶段，业务流程财务风险是指在高校财务人员未对基建项目全过程实施控制，财务人员对合同不合理变更、违反项目决策程序、挪用基建资金等不合理现象未能实施财务监督所带来的风险。业务流程风险管理的二级指标表现为立项管理、招投标管理、工程施工管理和竣工决算管理。

（三）资金运作风险管理　资金运作是高校财务人员最基本的工作内容，不仅关系到高校基本建设成果，也将影响学校正常教学及科研等活动的运行，高校基建涉及资金量大，如果资金运作管理不善，则有可能出现流动资金短缺、违规财务行为等现象，最终导致财务危机。所以，基建资金运作风险管理将通过贷款资金管理、资金分配管理和工程资金管理三方面规范资金使用，避免财务风险的出现。

（四）财务人员风险管理　财务人员风险主要是指高校财务人员自身专业知识和作风原因导致出现经济和财务的问题。基建财务人员未能突破传统会计工作的局限性，只是从事简单的会计核算工作，而不了解工程建设相关知识，比如工程造价管理、工程建设一系列的程序、工程量计算规则、招投标知识、合同管理知识等，就很难履行财务核算与监督的职责，对工程预、决算的审核，工程的材料用量及各种费用支出是否合理都无法判断，这对于高校基建财务风险防范无疑是不利的。

由此建立高校基建的财务风险管理评估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模糊综合评判法简述

模糊综合评判法是一种基于模糊数学的综合评判方法，它运用模糊数学对受到多种因素制约的事物或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评价，并依据隶属度理论把定性评价转化为定量评价。运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具有结果清晰，系统性强的特点，能较好地解决模糊的、难以量化的问题，适用于解决各种不确定性问题。高校基建财务风险管理的评估其优劣没有明确的判断标准且难以量化，属于模糊范畴，因此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高校基建财务风险管理进行评价有其科学性和实用价值。根据模糊综合评判的相关理论，构建模糊综合评判模型有三个基本条件：

（一）评价对象因素集U　U={u1，u2，…，un}，因素就是评判对象的各种品质因素，即评判中的评价指标。

（二）设置评判集V　设V={v1，v2，…，vm}为评判集， 即评判中对评价对象给出的评价等级，如优、良、中、差等，适用于任一层、任一因素的评判。

（三）建立单因素评判矩阵R　单因素评判，就是对评价对象因素集中每一个评价指标，根据评判集中的评价等级作出的一个模糊判断，以确定该评价指标在评判集中对各个评价等级的隶属度有多大．例如对第k个因素的单因素模糊评判矩阵为：R（rk1，rk2，…，rkn） ，如果对U中的每一个单因素都作出判断，就可得到一个单因素模糊评判矩阵。

满足以上三个条件后即可对（U，V，R）所构成的模糊综合评判模型进行综合评判，由于U中各因素对评判结果的影响程度不同，因此需根据各因素的重要程度对每个因素赋予不同的权重，它可表示为U上的一个模糊子集A：A=（a1，a2，…，an），式中ak为第k个因素uk所对应的权重，且一般均规定a1+a2+…+an=1，因此，对于评判因素集U的最后评判结果为B=A *R=（b1，b2，…，bn）。对综合评判B进行归一化处理后，可采取加权平均法进行评判。

三、基于模糊综合评判法的高校基建财务风险管理水平评估

本研究以广东C大学为研究对象，通过调研C大学在基建财务风险防范方面的建设工作，取得相关的初始数据。

（一）确定高校基建财务风险管理水平评估因素集U　本文以表1所构建的指标体系的四个因素作为该高校基建财务风险管理水平评估因素集U：U＝{内部控制风险，业务流程风险，资金运作风险，财务人员风险}。

第3篇：简述危机管理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电子政务；政务信息资源；热点主题；发展趋势；知识图谱 〔中图分类号〕G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6）12-0133-06

〔Abstract〕Through keywords co-occurrence pattern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earch，the paper found that the hot topics of domestic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are mainly in seven areas，including basic theory，government information management mode，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sharing and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investment-benefit analysis，data format and system standard，institutional polic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By analyzing keywords time seris，trends of domestic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research mainly contained dynamic adoption，cloud computing，government transition，public opinion guidance，open data，etc.

〔Key words〕e-government；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hot topics；trends；knowledge map

政务信息资源的研究由来已久，从作为的附属产物发展为独立的资源形态，从基于数量的分类组织发展到基于效益的价值拓展。在理论探讨和实践进展中形成了多维主题，主题的深化和演变显示出政务信息资源的研究趋势。

1 政务信息资源研究主题领域分析

2016年2月15日选择在中国知网（CNKI）中利用检索式：主题=“政务信息资源”or“政府信息资源”，检索时间=“2005-2014”10年数据，共检索到相关研究论文2 229篇。

我国政府信息资源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过考察与梳理最早的研究文献，发现最初的研究只是简单的介绍国外的理论与实践现状，并未有十分系统的理论体系与研究框架，这种情况持续了将近十年时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界才开始有系统的理论研究，经过近20年的研究，到2009年达到了一个研究的高峰。其中行政学及国家行政管理、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和政治学5个学科领域对政务信息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研究最为关注，分别1 432篇、258篇、156篇、198篇和96篇。可以看到相关文献数量到2009年达到最高峰，政务信息资源研究以2009年为研究最，当时以政务信息公开条例等相关极大推动电子政务发展的法律法规在多年理论研究与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完成并，对此的研究构成研究热点。2009年之后，研究呈现下降趋势，研究热度有所下降，可见政务信息资源研究经过全面研究后，研究内容进入深化阶段，这种“欲扬先抑”的态势正在酝酿新一轮研究的到来。同时可以发现核心期刊发表数量与总的期刊论文数量在分布趋势呈现出一致趋势，即研究的总体状况与高水平研究状况的趋势一致，如图1所示。将相关数据导入CiteSpaceⅡ软件进行进一步分析，并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2所示。

1.1 基础理论研究

基础理论研究是政务信息资源研究的基础，主要是关于基本概念与研究理念的阐释，关键词的代表为电子政务、政府信息资源、政务信息化、信息分类等范畴较为宽泛的关键词，这些关键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本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主流与主体概念，是基础理论研究的代表性主题。

周晓英等[1]基于情报学基本原理指出政务信息的目标导向是以公开为渠道的社会使用，要将“面向公开”转向“面向使用”，从而使政务信息的语法层次深入到语用层次。朱晓峰、王忠军[2]援引各国对政府文件与信息资源的认定与界定性阐述，分析了政务信息资源的内涵与外延，并且引入谱系原理将基本概念分解为层次表现维度、职能发挥维度、技术接受维度和价值导向维度，并在此基础上对现有的政务信息资源类型进行了划分。商晓帆[3]系统梳理了政府信息资源这一概念的生成与演变历程，分析了其形成的内在机理，并主张不能单独局限于信息本身，应该将与信息相关的因素也纳入资源范畴并加以管理和开发。

罗贤春等[4]从信息链信息的不同层级结合行政管理经典原理，可以将整个电子政务的发展划分为5个承前启后过渡期的阶段，认为现阶段正处在“信息-知识”阶段，并认为未来的电子政务信息服务将提供智慧-情报层次的解决方案与行动指引。在这一阶段主要着重于政务信息资源价值的实现机理，就也是政务信息资源与社会服务的融合关系与程度。

1.2 政务信息管理模式研究

政务信息资源从广义上说是信息管理学科的分支，在武汉大学的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招生目录中在信息资源管理专业设置了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方向，并且中国科学院专门以“电子政务”为刊名主办了专业期刊，而狭义上说则是从档案学科延伸而来，成为档案学科的重要研究增长点，其中云南大学在档案学科下属设置电子政务方向。

鲜明的信息资源学科价值与研究取向催生了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的结合，使得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模式的研究成为研究重点，如何通过合理的信息资源管理使得政务信息资源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是现有研究的侧重点。宋恩梅[5]基于价值链视角，从情报空间角度以政务信息资源管理者为主体分析了网络环境下政府信息资源的发展阶段与分布结构，指出基于信息资源整合视角的电子政务功能与流程的集成、公共―私人合作的管理方式将成为未来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趋势。吴鹏等[6]将语义互操作引入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研究，分析了语义互操作技术模型与政务信息资源管理的结构性对应关系与应用的可行性分析，提出在现有框架内的政务信息资源元数据操作框架内进行异构信息语义解析和整合的必要性，提出政务信息资源语义互操作模型，并在国家土地资源土管理系统中进行了实证性实验。肖卫兵[7]通过对SSCI对政务信息管理模式的研究现状，总结出了国际上较为流行的政府信息开发与利用模式，认为私营部门主导模式符合市场经济环境，具有更高的效率与可操作性，政府应作为管理者而不是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政府应该通过立法推动私营部门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开发，法律应填补政策盲区，尤其是著作权方面与反垄断方面的修改与制定。

1.3 开发利用研究

政务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不是将原有的载体分散、内容不一的信息通过组织和排列，形成有效的内容供用户获取的。

夏立新等[8]着眼于个性化推送服务的崭新的信息服务理念，通过社会学实证方法获取电子政务环境下用户需求，建立了基于需求的政务信息资源个性化服务框架体系。赖茂生等[9]从机制维度、国家维度、技术维度等方面梳理了我国政务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发展现状，认为市场开发、政府主导、政府垄断3种模式是主流模式，并分析了3种模式的利弊，并从宏观管理机制、中观技术体系建设和微观个体服务理念构建等3个方面讨论了以上3种模式的创新方向与发展趋势。陆颖隽[10]着眼于亚洲尤其是东北亚地区政务信息公开实践，选择与我国国情民情较为相似的践行较早的日本国的情况，着重对比了中日两国在此方面的差异，提出了可以借鉴和学习的部分措施。夏义[11]以公共图书馆纳入政务信息公开查询场所为契机，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主动担负起信息传递者的责任，并且应该利用自身优势对政务信息资源进行进序化和开发，指出政务信息资源的加工序化、政府网站的公共进入、信息资源的增值开发、个性化服务以及用户信息素养教育是图书馆参与政府信息资源管与开发的重要扩展途径。

1.4 共建共享与信息资源整合

政务信息资源的生产流程与利用过程往往涉及多个相关部门，尤其是在电子政务刚刚起步的时候，部门之间条块分割严重，政务信息资源的完整性难以保证，且由于分布不规律而导致获取较为困难，如何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共建共享成为政务信息资源社会价值提升的重要着力点。

王锐等[12]认为云计算技术的发展将颠覆现有政务信息资源建设的相关理论与实践，能够更加有效的实现信息资源集中存储、互联互通和信息资源的充分有效共享，基于云计算技术，提出了一种应用于政务信息共享领域的“共享云”，将共享云的共享模式与现行共享模式进行了比较，设计了共享云的应用体系架构，并提出了共享云的共建共享策略。罗贤春[13]认为“数字城市”政策与理念推行下的实践建设背景下，政务信息资源对城市数字化进程的潜在推进作用，认为政务信息资源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广泛共享将带来巨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数字城市建设最为重要的信息资源来源之一。杨秀平、张玉珍[14]着眼于欧美发达国家电子政务实践，介绍了美国政府实施委托图书馆计划等多种措施推动政府信息资源的全社会共享的实践，在经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政府公共信息资源共享模式的基本运作模式。

1.5 投入-效益分析研究

电子政务是国家主导的全国范围内的信息化进程，国家投入的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力资源培训方面的费用十分巨大，其收益如何，是评价电子政务效果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政务信息资源价值定量化价格估算的重要指标。

何振、周伟[15]应用成本收益方法分析了我国政务信息共享过程中的效率问题，认为在特定的共同建设与共同享用的基本面维度内，共建共享总收益与总成本的差值是计算其效率的基本数值，提出在现阶段的政务资源建设中的技术创新问题是重中之重，尤其是新型“下一代”智能搜索引擎技术的研制和应用，正在大大降低信息资源使用与应用者的时间成本，进而逐渐逼近信息资源共享的帕累托最优状态。王芳[16]着眼于政府信息资源采集、组织、集合、等信息生命周期过程中的资金来源，并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在民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认为在我国当前的政务信息资源承载着权力象征、政绩表现、权威保障、市场垄断等因素，并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算并实证了政务信息资源获取与共享的资金消耗情况，得出政府信息资源的获取与共享的障碍在于利益博弈的结论，具体表现指标为“信息租金”。

1.6 数据格式与系统标准

这是在大数据背景下政务信息资源实现全国范围内传播与存储的主要方式，同时也标志着政务信息资源实现了标准化生产，这将大大促进政务信息资源参与社会化公共服务[17]。曾荷[18]描述了GILS的生成、应用、完善、成熟的历程，梳理了元数据理论与技术在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转变，认为以元数据为代表的数据标准与系统规范研究是政务信息资源在信息层面的研究核心，与之相适应与配套的制度层面的框架搭建与维度设计都是以此为基础的，创造性的提出了元数据为构建线索的政务信息资源登记体系与管理规范，并做了初步的理论探讨与设计构想。王红霞、苏新宁[19]分析了现有的复杂的政务信息收集与获取环境现状，这些都对信息采集的系统与体系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采集系统不但要适应动态性与高速度的处理求与抓取稍纵即逝的政务信息，还需要应用智能化的处理手段去将采集都政务信息进行智能处理，在此基础上提出动态信息采集政务信息采集系统应有的应用模式，是建立科学政务决策系统的基础，并按照相应理念进行了理论建模。刘家真、王n璇[20]基于电子文件管理视角，通过梳理与对比以国家档案局为代表的现代档案和以中央档案馆为代表的历史文化档案在电子化方面的实践，关于电子文件管理元数据规范，以及对已有的文件与文档元数据标准的分析，指出我国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元数据管理与应用的设计缺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与提升对策。

1.7 制度政策与知识产权

在最初的政务信息资源建设与开发利用中，由于政务信息资源的公共性与开放性等特点，似乎不存在知识产权问题，随着政务信息资源数量的增加与内容的扩展，包含丰富信息内容与具备良好逻辑表达的政务信息资源不断涌现，加上主体的多样化，制度政策与知识产权问题开始得到关注，对宏观政策构建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注是电子政务信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标志。

刘焕成、邱均平[21]认为随着政务信息资源的社会化应用的开展，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日益凸显，其电深入分析了政务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的内涵和权利义务关系，论述了了政务信息资源知识产权的保护的伦理基础与具体策略。蔡祖国[22]认为政务信息资源符合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描述，是与农业品与工业品具有同等地位与价值的创造性劳动产品，同时也认为政务信息资源知识产权保护与其他知识产权保护案例的特殊性，提出制定因地制宜的、充分尊重信息特性的专门法律史知识产权保护的关键。马海群、宗诚[23]认为电子商务实践中的电子签名同样适用于电子政务实践，政务信息资源立法应以推动政府信息公开、推进政务信息化建设、提高政务办公效率为目标与宗旨，并简要介绍了现有立法中的立法流程不规范、立法层次较低下、立法效力难以实现等问题产生的原因。

2 政务信息资源研究趋势分析

为了考查研究的年度变化，将关键词按年份排列，并绘制关键词时间序列图，如图3所示。

关键词时间序列谱图显示出了关键词的年度变化趋势，从关键词的变化来看，研究主题正在发生变化，原有的重点与热点不断为新兴热点所取代，呈现出了政务信息资源研究的最新趋势。

2.1 信息与在线政府为电子政务动态采纳过程取代 在个体信息采纳方面的研究逐步深入用户认知意识，研究着眼点可以说是不断细化与深化，研究的扩展方向逐渐明确。此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通过官方网站信息过程中如何通过合理与恰当的信息组织方式让民众更好接受政务信息资源的获取流程与内容，也就是信息技术方面软件系统与硬件装置的接受，这种范式的研究经历了较长的时间，大量技术与理论模型被引进，研究从社会学实证逐渐过渡到心理学和生物科学研究。经过近10年的发展与基础设施建设，信息技术与设备经历了跨越式的大建设与大发展，原有的PC终端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与此用时，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崭新的信息交流平台不断发展与完善，民众与政府的实时交流得以实现。杨雅芬、李广建[24]从概念界定、研究数量分布、理论/模型使用、研究方法及内容等方面对当前电子政务公民采纳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梳理，认为未来研究应当不断发掘出不同公民群体采纳电子政务的各种潜在影响因素，构建符合电子政务特定情境的实证研究模型，在建模过程中应该尽可能选择最合适的样本，并在不同情境下进行实证检验，同时扩大样本量，提高研究的普适性。

2.2 资源共享为云保存与云计算取代

传统的信息资源共享模式在大数据环境中逐步为云保存与云计算所取代。徐晓林、李卫东[25]简述世界各主要国家对云计算的战略部署情况，着眼于政务信息资源管理领域，论述了的到来对云计算对政务信息资源管理与电子政务领域的框架与体系、发展模式和战略部署将产生的深刻影响，并结合云计算特点提出了“政府云”平台构建的相关因素与不同层级的构成。吕元智[26]则结合云计算的超强的计算力和低成本等特点，从理论深度、技术程度、实践厚度等方面论述了云计算应用于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的可行性，预测了云计算对电子政务领域产生“颠覆性”影响的趋势。赵晖[27]认为以云计算促进信息资源整合、业务协同和系统集成应用是政务信息资源发展的新趋势，并提出促进电子政务云部署的对策建议。

2.3 管理过程重塑与管理流程再造促进下的电子政府为政府转型取代 政务信息资源管理最初被认为具有提升政府工作效率的工具性意义，是对政府管理流程的信息化塑造，而随着技术的发展与研究的深入，其工具性意义逐渐淡化，而成为政府改革的方向与政府管理范式革新的主导力量。杜治洲、汪玉凯[28]认为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人民群众民主意识与参与政府管理意识的提高，民众的需求形成对原有政府管理模式的冲击，对政府转型为服务型政府形成“倒逼”机制，公共政务与公共服务需求的日益增长与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相对不足间的矛盾十分突出，在理念上率先突破原有“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理念，进入公共服务推进阶段。民等[29]探讨了电子政务推动下的公共服务升级与转型，深入分析了电子政务推动下的转型政府的内涵，从整体政府的视角、跨部门协同和增强公众权能的角度研究了电子政务环境下的公共服务转型，构建了转型政府的框架。

2.4 信息互动与交流为舆情引导所取代

作为政府信息的主要渠道，政府网站在网民激增的情况下，信息与在线交流等基本职能依然发挥，但是通过后数据的分析获取舆情走向趋势，进而应对网络信息危机成为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的领域。张芳源、陆和建[30]认为随着网络社交媒体的兴起，政务信息资源在政府与民众间的传递方式日益便捷，为此其着眼于政府决策过程的信息行为特征，认为构建基于信息资源类型与功能分类的舆情采集、基于文献与数字资源参考咨询的舆情定题生成与分析、基于信息计量的服务过程评估的决策生成与交流、数字资源长期利用与便利提取的舆情信息保存是将舆情信息这一重要政务信息资源纳入全程管理的重要步骤。梅松[31]着眼于虚拟社会云社区管理现状，认为网络舆情对现实社会的影响力因为互联网的广泛覆盖与迅速传播而扩大，同时，社会事件通过网络转化为网络舆情危机的事件频频爆发，严重挑战了政府公信力与治理能力，根据网络突发事件的周期特点，结合相关“小世界”、“导数原理”、“对数原理”等情报学经典理论分析了负面网络舆情的危害。

2.5 政务公开与透明为开放数据所取代

政府过程利用大数据的使用大数据技术整合政府信息资源、行政组织和业务流程再造，提高操作效率在部门内和跨部门。同时，大数据公开数据，数据共享和数据重塑行政决策思维的想法。通过大量基本的数据挖掘和多维度的深度分析主动识别公共需求，找到社会热点，基于顾客导向的服务创新过程，集成服务、电子政务从而提高治理能力。政务信息公开是电子政务建设的初衷之一，相关的实践和研究一直是该领域中的热点。近年来，对于信息公开和透明政府建设渐渐从量转到质，形式上的没有信息质量的公开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反思。郑磊[32]认为开放政府数据国内外近年来之状况与电子政务和信息管理领域的热门研究方向，政府收集和保存的数据与生产密切相关的社会公共生活，在大数据时代，政府保持对公众开放政府事务数据，申请增值利用和社会创新，将创建一个巨大的公共价值。陈涛、李明阳[33]认为政府数据开放对扩大信息公开、改善政府治理、促进社会创新和经济增长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武汉市正在建设中的数据开放平台进行了调查研究，分析了武汉市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建设的政策环境、建设目标、内容以及面临的挑战，并从数据开放范围、数据质量、协调力度和用户需求四个方面提出了应对策略。丁念、夏义[34]介绍了印度、巴西、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开放政府数据战略实施背景、战略实施举措和内容以及战略实施效果的多维度分析，归纳发展中国家开放政府数据战略实施特点与实施路径，总结其经验与不足，为中国开放政府数据战略的推进提供指导和借鉴。

3 结 语

可见，现有的关于政务信息资源的研究逐步呈现出系统科学趋势，多学科协同研究已经是常态，研究成果涉及广泛。通过研究热点与研究重点的的迁移分析，可以发现，政务信息资源研究对象不断泛化，载体形式多样化，传播方式多元化，利用效果多维化。无论是开放数据还是智能推送，亦或是知识管理与移动政务。总之，都是围绕政务信息资源价值实现展开的，实现政务信息资源价值测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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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简述危机管理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非银金融机构 资源动员 融资租赁 保理融资

2010年以来，我国融资租赁业务（financial leasing）迅速发展。但就新购置设备使用融资租赁工具与当年新购设备总量形成的价值之比（融资租赁渗透率）来看，我国和发达经济仍有不小差距。稍后，随融资租赁业务快速发展，融资保理业务（factoring finance）在我国也快速跟进。目前看来，若不汲取融资租赁业务超常规发展遭遇周期性调整的教训，我国融资保理业务也可能因超常规发展而出现强制性调整的命运。

另外一种选择是，如果融资租赁和保理在业务方面序贯整合，二者在资源动员和配置方面的效能将会两两优化，放大非银行系（non-bank）、非银行类（non-banking）金融机构在联接资本一级和二级市场上的做市能力，则不仅能够为各自的发展带来正加的外部性，而且还能为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贡献来自资本市场的力矩性力量

本研究共分为四个部分：（1）引言；（2）相关研究评述；（3）融资租赁与保理业务简述；（4）融资租赁-保理案例与模型；（5）结论。

一、引言

融资租赁是以“融物”为表，“融资”为里的交易结构。出租人按照承租人的需求，双方协商签订契约，出租人按契约中要求购买设备，此行为类似先行垫付租金；承租人再向出租人缴纳所垫付的资金及其利息，此行为则有债券融资的性质，即便是最简单的交易结构，也有了金融服务的性质。可以说融资租赁是在单纯的租赁业务无法完全满足企业设备更换以及技术创新的步伐，所产生的金融服务创新。由于我国引入融资租赁业务的历史较短，学界对于融资租赁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单一融资租赁业务的研究，并且对于融资租赁的研究要么集中于融资租赁的法律定义或者国外提出的三大基础理论的实证。故本文将另辟蹊径，将融资租赁结合其他金融创新业务来进行思考。

保理融资的研究普遍认为，应收账款是核心企业通过赊账的购买方式将流动资金压力转嫁给处于相对弱势的中小企业，导致中小供应商资金短缺，从而中小企业需利用应收账款进行保理融资来缓解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本研究的视点则在于，融资租赁企业可以利用应收账款这种金融资源与保理商对接，缓解在经济周期波动当中所造成的流动性不足问题，从而达到“稳增长”。并且开拓保理企业开展业务的新思路。本文将以简单融资租赁为基础，引入案例简要说明并建立租赁保理模型，来阐释租赁保理这种金融创新形式如何运作。

截至2012年底，全国在册运营的各类融资租赁公司（不含单一项目融资租赁公司）共560家，仅在该年度就增加了264家公司，增长高达89.2%。据统计至2015年10月，我国融资租赁公司数量达到3800多家，金融租赁公司数量达到41家。短短三年，数量翻了好几番。从企业数量上来看，我国融资租赁行业爆发式地增长，从地区分布上看，发展很不平均。融资租赁公司主要集中于北上广江浙沪一带，这些地区融资租赁公司数量基本超过百家。其他地区则融资租赁企业数量较少，甚至没有注册的融资租赁企业。由地域上不平均的发展来看，我国融资租赁行业尚有很大的进步与发展空间。（图1）

图1：我国融资租赁企业地区分布百分比

目前商业银行将保理业务以传统的信贷方式运作，其结果造成客户群体单一，并没有有效地利用保理业务动员资源。2014年于前海经济特区开展保理业务的企业近一百家，2015年则超过三百家，而实际正在开展保理业务的企业数量却不及注册企业数量的两成。另外八成左右的企业由于保理企业注册成本低而注册，实际上并没有开展业务，其主要原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项目或者纯粹跟风注册。

总而言之，无论是从理论层面上来看，或是从现实层面上来看，研究融资租赁与保理业务，十分具有现实意义。

二、相关研究评述

国外现代融资租赁的萌芽时间早，在学界对于融资租赁多年的研究下，其中既有概念上的理论研究，也有实证分析研究。国外对于融资租赁的研究主要可以区分为三大块，分别为：（1）税收因素；（2）债务替代因素；（3）成品和破产影响因素，是分别如何影响融资租赁。

税收因素着眼于，政府所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是否会促进融资租赁行业的发展。还有研究的观点是，当出租人与承租人的税率不同时，融资租赁可以为双方带来税收福利。J.Fred Weston and Rupert Craig （1960）【1】分析了出租人与承租人实施融资租赁的利弊，研究不同的税率以及加速折旧政策是融资租赁双方带来收益，最后指出税收的差别能增进企业的福利。Callimaci Antonello， Fortin Anne and Landry Suzanne （2011） 【2】认为租赁与企业税负为负相关。

债务替代认为，融资租赁与企业通过银行信贷等负债融资，这两种方式互为替代的关系，至于究竟是否为替代关系国外学者们则持不同态度。Stewart， Myers， Dill and Bautista （1976） 【3】与Frank and Hodges （1978） 【4】认为借款与融资租赁是资本市场上两种不同的融资方式，在负债能力固定的情况下，两者之间存在替代关系。Abdel and Khalik （1981） 【5】对美国1976年至1981年六百多家上市公司实证发现，租赁与借款负债的融资方式之间并非替代关系，即“租赁之迷”（The leasing puzzle）。

资产的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是融资租赁的特点，承租人是否会对出租人所有的设备进行保养与维护，是成本主要探讨的问题。破产成本是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所需支付的成本。在企业破产清算时，企业无权出售融资租赁的资产，出租人的权利受到法律与合同保障，而债权人则无此优势。关于成本与破产影响因素，国外学者的研究角度很多，至今也未得出一致的观点。

我国融资租赁近年来虽得到蓬勃的发展，但由于发展历史较短，相关研究较少。融资租赁业务引入初期关于融资租赁定义、行业实践、对法律税务政策性的文章数量较多。王艺华（1982）[6]在文中介绍了直接租赁、杠杆租赁、回租等交易模式，并且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融资租赁行业目的之不同之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为了解决资金不足问题，而发达国家则是制造业为了促销过剩的设备。

后来逐渐也有对于融资租赁的实证分析。来明敏、占俊华、张元慧（2005）[7]利用T检验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租赁影响因素，发现企业名义所得税率以及短期融资与融资租赁显著相关，并且认为税率差别理论是影响我国企业融资租赁决策的主要因素。来明敏（2005）[8]用logistic模型分析2002年沪市公布的公司财务数据，得出除了理论外，税率以及债务替论都是影响我国融资租赁的重要因素。黄玉英（2007）[9]用T检验分析2005年沪市A股828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发现融资租赁与固定资产增长率、负债率并不显著相关，但成长性较好的公司倾向于租赁融资。文斌（2011）[10]选取我国采用融资租赁的166个上市公司2005年至2009年的财务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税收理论是我国融资租赁最主要的影响因素，而债务替论并不成立，并且边际税率的结果比名义税率的结果更显著。崔佳宁、史燕平（2014）[11]选取我国2007年至2012年进入融资租赁市场的上市公司，用logistic模型研究上市公司进入融资租赁市场时交易身份选择的问题，发现信贷资源的供求关系是影响我国融资租赁的主要因素，而非税收差异理论。

但目前我国对于融资租赁的研究主要还是局限于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并没有建立符合中国融资租赁发展的理论框架体系。目前能获得相关的行业数据较少，也是我国学者对本土融资租赁研究有局限的原因。

保理（factoring）是一种结合融资、应收账款管理以及坏账担保的金融服务。Kalayanasundaram Committee（1988） 【12】由实证得出保理业务使得企业能及时收回货款，促进国际贸易，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的作用。Klapper（2000） 【13】 认为企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为避免应收账款的信用风险问题而选择保理业务。国内对于保理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交易流程介绍、行业实践以及业务发展概况上，也有一些关于保理行业的发展报告书。

有关融资租赁与保理的研究很多，但将两种基本金融牌照联合的动员资源边界拓展研究则较少。因为资本市场上往往忽略了这两种基础牌照联合产生的效益，故很少探讨融资租赁公司与保理机构在这种机制下的决策行为。本文将以简单融资租赁为基础，引入案例指出租赁保理的模式能有效动员资源。并以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建立租赁保理模型，来阐释租赁保理这种金融创新机制如何决策与运作。

三、融资租赁与保理业务简述

（一）融资租赁与保理业务性质概述

融资租赁（finance leasing）是一种以“租赁”为表“融资”为里的资源动员，动员后资源形成的对应资产配置以及关联交易过程机制的总和。表面看，（1）承租人于出租人处租赁设备，缺少一笔资金；透过表层看，（2）一个金融中介加入，在风险处置及资源重配性条件下提供余额资金完成租借过程。从金融中介――融资租赁――角度看，以租赁过程为依托，以租赁融资为对象的业务可以独立于实体企业集团与银行系金融机构的借贷过程而相对独立，成为第三方金融服务机构。这正是融资租赁业务的创新之处。

融资保理（factoring finance）是一种以工商企业间“销售-采购”过程派生的应收账款――一种特殊的商业票据――为标的（对象）形成的资产管理业务。一般条件下，销售商和采购商之间的应收账款背后存在着巨大的信用托付与给付资源。但是，包括商业银行在内的储蓄信贷金融机构，因自身经营货币和商业流动性而为货币当局严格监管的限制，动员和利用这种资源的成本相当高。此时，一种金融中介――融资保理机构――运用自己传递同构性信用（factoring finance）的特长动员这种昂贵的托付给付信用资源，然后与亟需这种信用资源的金融机构对接，从而提高双边贸易机构各自应收账款资产的流动性。一般而言，融资租赁中介在动员租借信用资源方面更为有效，而保理中介的在对应资产的期限管理方面比前者更为精准。二者在这一类业务上可形成前后道顺序整合，形成更为有效的资源动员和交易能力。

（二）融资租赁与保理发展小史

现代租赁以工业革命为起点。随著工业化的发展，基础建设行业的资金需求急剧增加，厂商自有资本不足以购买生产工具、重运输设备和支付工程款项，设备租赁应需求而生。1877年，美国贝尔电话公司将昂贵的高新资产――电话――出租给消费者，电话的销售应“设备租赁”机制的出现大规模地进入了企业和家庭，短时间内获得了整个经济的认同。

二战后，高科技快速发展产生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第三次科技革命使设备更新换代周期缩短，企业急需大量资金购买设备，同时还需承担设备耗损与技术革新淘汰的风险，租赁等中介类业务变得愈来愈重要。1952年，世界上第一家依托租赁，但同时叠加融资功能的第三方独立机构，美国租赁公司成立。很快，这种“租赁+融资”的盈利模式向海外推广。1981年，我国中信集团从日本引进融资租赁概念设立租赁公司。以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为主要股东的中外合资公司――东方租赁、以国内金融机构为主体――中国租赁有限公司，成为我国融资租赁业务的先驱。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保理业务在国际贸易中开始被广泛利用。1968年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actors Chain International， FCI）于荷兰成立，保理业务开始有了行业标准以及规章制度。保理业务开展之初，主要的参与者为商业银行，而目前不单是银行参与到保理中，许多专门从事保理业务的公司也纷纷成立。保理业务在八十年代末进入我国。2008年，我国成为世界上出口贸易保理最大的市场。2012年天津滨海新区以及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商业保理试点地区。2013年更多城市加入了商业保理试点的行列。

（三）融资租赁和保理业务关联机构谱系图

1. 融资租赁业务机构谱系解构

从我国融资租赁业务谱系图，可看出在我国有哪些机构提供融资租赁服务。多数大型商业银行与中小商业银行都下设有金融租赁公司从事融资租赁业务，金融租赁公司由银监会批准与监管。在我国其他融资租赁公司属于一般工商企业，由商务部进行批准与监管。（图2）实体企业有两种方式从事融资租赁业务，其中一种是成立专门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子公司，另外一种则是企业以融资租赁的方式来销售自己的产品。银行下设的金融租赁公司、属于工商企业范畴的融资租赁公司，自身性质以及能动员的资源特性各异，故在资本市场上动员资源的范围略有不同。但通过“融资租赁”这种金融创新形式，便可在资本市场上有效动员银行、非银行以及实体企业的资源。（图3）

2. 融资保理业务谱系

在我国从事保理业务的机构主要为商业银行，与融资租赁业务不同之处在于，商业银行无下设子公司来专门从事保理业务。还有属于一般工商企业由商业部批准与监管的保理公司。由于保理业务动员的是债权这种金融资源，实体企业自身也需要流动性，故较少实体制造企业成立保理公司提供保理服务。近来政策性鼓励应收账款融资，亦有一些大型企业集团进军保理市场。（图4）

四、融资租赁-保理案例与模型

（一）融资租赁动员资源有效性案例

中小企业A长期从事加工行业，与几个大企业有签订长期稳定的业务合作，由于业务量增加，需再购置一台100万元设备扩大加工能力，然而自有资金仅20万元。中小企业A与银行B接触，由于企业规模不大，且没有稳定的信用记录，授信额度低，无可作为抵押担保品的资产，无法取得银行贷款。若无法新增设备中小企业A将无法完成生产任务，合同违约失信于客户。融资租赁公司C看重项目本身市场前景以及企业利用设备未来能产生的经济效益，而不是简单地以抵押担保资产与信用记录来衡量项目质量。融资租赁公司C经过评估调查与中小企业A签订融资租赁合同，按合同购买中小企业A指定价值100万元的设备。中小企业A作为承租人首付20万元，其余80万元由融资租赁公司承担。中小企业A期初仅需投入自有资金20万元便取得了设备的使用权与未来生产将产生的收益，再通过设备产生的收益偿还剩余款项。融资租赁合同约定，中小企业A每月支付租金8万元，支付期限为11个月，到期可选择获得设备所有权。中小企业A获得设备使用权后成功扩张企业生产规模，顺利完成订单。这是一个资本市场上简单的案例，由于企业规模及其他原因，本来无法有效动员资源的中小企业A，通过融资租赁的方式，有效地利用动员资金获得设备使用权及收益。

融资租赁公司C业务为专门从事融资租赁业务、购买大型设备以及其他固定资产，并从事有关租赁的咨询业务。融资租赁公司C具备融资租赁专业判断，在资本市场上不断扩张业务。融资租赁公司C面临的问题是，若仅靠有限的自有资金，未来将会资金短缺，从而业务规模受到制约。融资租赁公司C将融资租赁业务的应收账款进行保理，将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D，保理商D按融资租赁业务本金比例收取保理手续费。在保理业务中，原来融资租赁公司C固定期限收取的应收账款的期限改变了，将固定付款的限制突破。融资租赁公司C将应收账款管理的工作转交给保理商D资金迅速回笼，提前获得流动性，成功地动员自身业务的信贷资源。融资租赁公司C的业务扩张不再局限于自有资金，能顺畅地在资本市场上继续开展下一个潜在项目，更有效地动员资源扩大业务规模，且无需耗费资源管理应收账款。

在这个案例当中可以看到，二类基础牌照联合业务在资源动员过程中比传统金融机构有效。中小企业A获得了原本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当中获得的资源，融资租赁公司C成功地拓展了市场的边界。租赁保理模型将指出在这个机制当中，各个角色将如何决策。

（二）融资租赁公司―承租人（产品生产企业）-保理商模型

融资租赁是一种以“租赁”为表，“融资”为里的交易机制，交易涉及出租人、承租人、供应商三方或多方机构。融资租赁的交易类型多样，实务当中可根据具体项目需要来设计交易结构，常见交易类型有：普通融资租赁、转租赁、售后回租、杠杆租赁、委托租赁、项目融资租赁、销售融资租赁等。为更好地简化问题，本文以普通融资租赁作为模型的基本假设。

保理在本文是指，融资租赁企业在开展业务的基础上，将融资租赁业务中获得的债权即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商。融资租赁公司通过与保理商对接，动员信贷资源，提前获得流动性。实务中常见的两种保理业务形式分别为有追索权的保理业务以及无追索权的保理业务。

1、模型设定背景

本模型假设一个由：融资租赁公司、承租人即制造企业与保理商所构成的一个系统。

承租人为了制造产品在市场上贩售，或由于业务扩张需要，必须购入固定资产即机器或其他在生产上所需要的设备，由于设备价格较高，无法以现金一次性购买，故融资租赁公司为制造企业提供融资租赁的金融服务。在合同所规定的期限内设备所有权归融资租赁公司所有，制造企业仅有设备使用权，在期末设备所有权可选择性地转移给制造企业，并且制造企业有优先购买或以优惠价格购买设备所有权的权力，即常见的融资租赁业务。

提供融资租赁的企业有可能本身就是设备生产商，提供融资租赁服务以扩大产品销售，也有可能是本身不从事任何生产而专业从事融资租赁业务的企业，但无论融资租赁公司自身是否从事设备生产，都不会影响模型的构造。

融资租赁公司与保理商签订保理合同，原因可能为：（1）为了管理融资租赁环节当中所产生的应收账款；（2）为了在跨国贸易上减少外汇风险以及收款便利；（3）由于提供融资租赁服务的企业本身自有资金不足；（4）融资租赁企业为了扩大业务范围而提前贴现应收账款获取流动性。

图6：融资租赁保理模型关系示意图

2、模型变量设定

对于保理商：资本市场平均回报率θ；提供给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利率为r；保理商进行保理业务所收取的保理服务管理费率为f；保理机构审核融资租赁项目后，给予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款项，其融资额占应收账款之比率为l；给予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款项总额为lwk；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自有资金为B；获得的融资总额为lwk；剩余融资额lwk-（ck-B）（即所获得的融资扣除了成本减自有资金部分，表示填补资金“缺口”后所剩余的融资额）剩余融资额度的收益率μ（即所获得的融资在扣除成本之后，由于其他项目或投资，所获得的收益之收益率）；

对于承租人（制造企业）：市场上产品的售价为p；将市场需求的函数设定为X（p） = y（p）ε的形式，其中ε为取值为正的随机变量；f（ε）为随机变量ε的概率密度函数；F（ε）为随机变量ε的累积分布函数；为简化分析，假定需求函数形式为 ，即乘法形式，其中a为常数，且a>0，-b为该产品的市场需求弹性，若该产品富于弹性则b>1；制造企业观测市场需求所得出所需的设备数量为k；最终产出的产品数量为设备的线性函数，设产出为q，产出与设备数量的关系则可表示为q = q（k）；

当制造企业销售状况不佳时，有可能会出现无法承担“租金”即合同违约的情况，销售状况不佳的销售数量临界点可表示为：U=α*y（p）ε，其中α为制造企业销售数量达到违约临界的比率；

由于刚购入设备的制造企业收益波动可能较大，所以融资租赁公司可能与其签订收益分配方案，其留存收益比率为φ，当φ=1时表示制造企业的收益并不与融资租赁公司分配，即制造企业只向融资租赁公司缴纳固定的“租金”。

资本市场平均回报率θ受到宏观投资环境影响，在此模型中将其视为外生变量。制造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需求随机变量ε，受到季节或景气等因素影响，在此模型中也视为外生变量，并假定其服从某种分布，本文将其假定为服从正态分布。

3、模型其他说明

由于本模型着重于探讨融资租赁公司-承租人（制造企业）-保理商的决策与运作机理，故制造企业的其余成本，如：产品的销售成本、库存成本、由于设备或材料订购不足造成损失的机会成本等，本文认定其都已经体现在制造企业销售产品的市场售价里，或可认为将其忽略不计。

本模型中保理商、融资租赁公司、制造企业为风险中性（risk-neutral）效用为期望收益，故为利润最大化问题。

对于提供融资、贴现服务的保理商而言，期望收益与资本市场投资回报率相等，此条件为本模型的约束条件。

4、融资租赁―产品生产企业―保理模式下的决策机理

由于融资租赁企业或设备制造企业自有资金B不足；或为了扩大业务将应收账款提前贴现，用以为市场上更多有需求的企业提供融资租赁服务；或是在国际贸易当中为了减少外汇损失。因此融资租赁企业将未来与产品制造企业签订的应收账款转让给保理机构，并获得的融资总额lwk，本模型认为lwk>（ck-B）即可以填补资金缺口。

（1）对于保理机构：

保理机构为融资租赁企业提供账务管理服务，期末保理机构通知产品制造企业归还应收账款wk至保理机构指定账户上，制造企业付款后保理机构扣除向融资租赁企业所进行的融资之本息、保理业务管理费用等，然后将所于款项转入融资租赁企业的账户，若产品制造企业期末未将应收账款票面价值全额偿还，余款将由保理机构承担还给融资租赁企业。

本模型假定为无追索权的保理，可以说保理机构在提供融资服务的同时还降低了融资租赁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并认为保理机构是风险中性的，那么其效用即所获得的利润。

保理机构所获得利润如下所示：

当X（p）

即有，

由于 是取值为正的随机变量，故

整理一下，可得：

其中，U=αy（p）Z，当X（p）

，

表示保理机构面临产品制造企业违约带来的损失。

保理机构是否提供保理金融服务取决于，提供服务所获得的收益率是否高于资本市场的平均回报率θ，故有式：

将 ，代入，则有：

提供融资服务的利率r，是保理机构的决策变量。由上式可以看出在这个机制当中保理机构的决策模式：（1）保理机构提供融资的利率随着资本市场的收益率增大而增大。资本市场收益率越高，保理机构要求的回报率也越高，否则保理机构就没有为融资租赁企业提供融资的激励；（2）保理机构提供融资的利率随着管理服务费率的增大而减小。提供融资的利率与管理费率同为保理机构的收益来源，若两者皆无节制地上升，企业对此服务的需求将会降低；（3）保理机构提供融资的利率，随着融资比例的增大而增大，可以认为这是“借钱的折扣”；（4）保理机构提供融资的利率，随着违约率的上升而上升。越容易违约的项目就应当用越高的“代价”来作为“补偿”，这也是保理商用以控制风险的方式之一。

（2）对于产品生产企业：

对于产品生产企业而言，产品生产出的数量并不会总是与实际销售的数量相等。生产企业的产出与所拥有的机器设备有关，即产能。假定产品生产数量是机器设备的线性函数，记为q=βk。实际产品的销售数量取决于市场，其中产品的需求函数形式为X（p） = y（p）ε，故令产品销售数量为q=y（p）z，其中z表示随机变量ε实际的值。两者之间的缺口记为c。故βk-c=y（p）z，即有

企业的期望效用即为其在生产销售过程中所获利润，企业的利润如下式所示：

将 ，与 ，代入上式，可得：

将上式对p求导，其中 的经济学含义为价格变动一个单位利润变化的情况，可得

将 代入上式，可得

当 ，求极大值，即求得对于产品生产企业最优的价格决策，有：

对z求导， 表示产品生产企业生产决策，即产品生产数量变化一单位利润的变化情况，可得：

当 ，求极大值，即求得对于产品生产企业最优的产品数量生产决策，有：

由 可推知 即可得知生产应购买的设备数量，即生产企业所作的决策。在这个机制当中生产企业的决策是根据产能需要来添置设备，由于自有资金不足，在资本市场上寻求资本以扩大生产。

（3）对于融资租赁公司

对于融资租赁公司而言，每期应收账款w越高，收益越高，但应收账款的提高还应当考虑生产企业的偿债能力，若无力承担将会违约。融资租赁公司比起传统金融机构，在进行融资租赁服务时，更倾向于考虑项目之前景。故本文假定融资租赁公司将理性地考虑机制整体的利润分配问题，在此将其简化为机制整体的利润最大化问题。

机制整体的利润表示如下：

将 代入上式，并分别用p、z求导，可得：

当 ，则有

当 ，则有

对于机制整体而言，有

对于产品生产企业而言，有

在均衡情况下，满足 ，以及 ，可得

当φ=1时，有

表示产品制造企业每期的应付账款为固定的数额，并不将自身的收益与融资租赁企业的服务项目挂钩。制造企业每期的应收账款是否为固定数额，还是按照实际销售成果来支付取决于融资租赁业务期初所订立的合同。体现了融资租赁这种金融服务模式的灵活性，可以依据企业的实际情况以及项目的前景来制定合同，让资源能更有效地动员。并由这个简单的模型可以看出融资租赁企业决策机理。当设备供应成本 ，资金成本l，支付给保理机构的管理成本f越高，融资租赁企业w即应收款也越高。

五、结论

（一）结论

由此模型可以看出“融资租赁公司―承租人（产品生产企业）-保理商”三方在此交易机制当中的决策。同在资本市场上提供金融服务，传统金融机构更关注于能用于抵押的固定资产及信用记录，反观之下融资租赁企业更关心项目前景，能根据具体情况有效动员资源。企业无法从传统金融机构当中动员资源，而通过融资租赁的交易机制，企业以自有资金即可获得设备使用权，有效地动员资源使得企业得以扩大生产以及更新改造设备。

融资租赁公司设计交易结构的灵活性高，并且能配合项目本身以及项目参与者的实际情况来订立合同，相比传统金融机构能更快速且灵活地与实体企业对接，更有效地动员资源。融资租赁公司通过业务获得的信贷资源与保理公司对接，将期限固定的信贷资源转化为流动性，为更多制造企业提供服务。保理公司在跨国融资租赁、国际贸易上提供应收账款管理的服务，其通过收取一定的管理费以及应收账款贴现利率获得收益，其收益需大于资本市场上的平均投资回报率。融资租赁与保理相结合的金融服务模式则更加灵活，使资本更加有效地运转。

2012年我国融资租赁企业数量开始爆炸性地增长，但在地域上分布存在巨大的差异。我国融资租赁渗透率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说明融资租赁行业存在很大的发展潜力。将基础金融牌照发放的权力下放，将有利于地方融资租赁以及保理等传统金融机构较不重视的金融业务之发展。发展地方融资租赁行业，促进地方实体企业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增长。

融资租赁业务当中的“租金”，是一种信用资源，是联系融资租赁与保理融资的桥梁。通过信用资源的联系，两种不同性质的金融业务无缝对接，起到动员更多金融资源的作用。当经济处于下行阶段时，融资租赁的超常规增长将带来整个行业的强制性调整，无法抵抗经济周期带来的震荡者将被淘汰，影响行业的健全发展。在大浪淘沙的过程中，融资租赁结合保理融资，将可为融资租赁行业起到缓解经济下行时带来的阵痛。租赁保理模式不仅为我国保理企业开展业务提供新思路，还起到经济周期波动中平滑行业发展的作用，可见二元金融牌照联动带来的效益。

2012年天津滨海新区、上海浦东新区成为商业保理试点地区，紧接着更多地区开展了商业保理试点。在试点区商业保理基础金融牌照颁发权力由商务部下放到地方政府，使得我国商业保理公司数量急速增长。说明将融资租赁、保理等基础金融牌照发放权力下放，能更有效率地促进行业发展。

综上，融资租赁业务的作用是在于让承租方能以小资金撬动大资源，保理业务的作用则在于，转换撬动大资源所需流动性的期限，对融资租赁起到“疏导”的作用。本文的模型旨在分析融资租赁的出租人、承租人以及保理商，在业务当中的决策机理，即金融活动当中是如何进行合同的设计。发挥“协同”作用，是目前金融创新的热点，许多金融集团都在致力于成为“全牌照”金融综合服务平台，以在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将股东利益最大化。“全牌照”、“多牌照”的优势在于更易于进行客户资源、渠道资源等的整合。然而，很少有人关注当中合同的形成机理。本文则通过简化了的模型，来阐述金融牌照之间如何“协同”作用。融资租赁与保理两类金融牌照协作，横跨非银业务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务的同时，更加丰富了金融机构产品与服务。

直观上来看，“双金融牌照”联合的有效性体现在于，通过保理业务提升了融资租赁公司的流动性，优化其资产负债结构；为融资租赁公司提供保理业务，保理机构提供的资金流具有业务与固定资产的信用背书，且经过融资租赁公司尽职调查后进行的业务，其风险有一定的保障。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阐述了双金融牌照协同作用的机理，并以直观的方式探讨其有效性，目前尚未找到合理的手段准确地度量出其有效性的程度，这也是未来研究努力的方向。

（二）政策建议

1、牌照发放权力适度下放

除了部分试点地区，目前我国金融租赁牌照由中国银行业监督协会发放，融资租赁与商业保理则有商务部发放。许多有意从事该业务的公司，都需使上“洪荒之力”才可取得相关业务的从业资格。从试点地区的情况上来看，一开放试点，当地从事该项业务的公司数量增长迅速，业务量也快速扩张。故应当逐步扩大试点区域，逐步将基础金融牌照发放权力从单一机构下放到当地政府，以促进行业蓬勃发展。

2、金融牌照业务辅导与监管

试点地区获得基础金融牌照的机构，有些并没有很好地开展业务，业务范围有所局限。故当地政府不仅仅是批准与发放牌照，还应当起到对新牌照新业务的指导作用。且由于当地政府拥有更多当地企业的相关信息，比起中央监管部门，其信息不对称程度更低，应起到更全面的行业监管作用，确保企业将业务落到实处。

3、企业应当不仅是牌照“收集控”

“全牌照”、“多牌照”对于机构的吸引力不言而喻，但很多企业集团却为将各金融牌照业务与公司发展深度结合，业务之间的联动性并不高。本文所阐述的一种“双金融牌照”联动的金融业务，实为多金融牌照机构将自身业务循环联动的一种可能性。金融企业集团不应当仅仅是砸下大量资本获得牌照的牌照“收集控”，应更大程度地思考各金融业务联合、整合的可能性。租赁保理模式不失为一种二元基础金融牌照在业务序贯性上，联动发展的有益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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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n-Banking Financial Institute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alysis of Leasing-Factoring Model

Yuanyuan Zhuang Heping Cao

School of Economics， Peking Univers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