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历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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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文化的历史范文

 

2015年1月3日凌晨，一座具有600多年历史的云南巍山古城被一场持续两个多小时的大火所吞噬，火灾过火面积约为300平方米，导致古城的历史面貌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拱辰楼被烧至仅剩一个框架，未造成人员伤亡。我国众多历史悠久的古建筑群落，多为木质结构，存在火灾隐患的系数极大。然而，对于这些历史悠久的古建筑来说，由火灾所造成的损失是无法单纯用经济数字来统计的，也是不可估量的。那么，应该如何更好的保护这些古建筑群，这是值得我们深思与探索的。

 

一、科技进步对传统文化的影响

 

在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力量。我们的各种需求：住所、通讯、交通、安全、娱乐等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供给。每个人都在享用科技带来的财富、方便、舒适等好处。但这并不意味着科技是完美的、万能的。科技的负面效应恰恰伴随着科技发展同时产生。以大理巍山古城的火灾为例：1.随着科技的不断创新，家用电器也在随之更新。在古城区及房屋室内，电器线路私拉乱扯的情况随处可见，线头裸露在外，使用铜丝代替保险丝，甚至有些电线直接搭接在木质结构上。尤其是一些具有代表性及宗教性的古寺庙，一些僧人、工作人员日常生活中也大多使用电暖气、“小太阳”等设备取暖。此次火灾起火直接原因为电气线路故障引燃周围的可燃物，以致蔓延造成火灾。2.与早些年相比较，如今的消防设备已经相对完备化。但由于巍山古城所特有的地理空间格局：距市中心较远，交通以及消防通信都有不便。另外，由于地理环境的复杂化，落差大，使得室内外的消防水源匮乏。古城区街巷狭窄弯曲，石阶重叠，以致消防车无法直接通行及靠近火源。3.当人们陶醉于科技的辉煌成就时，往往忽略了它所埋藏的隐患。古城内虽安装配备了一定的消防设施，但当火灾突袭时，人们表现的却是手忙脚乱甚至是手足无措的状态。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于消防安全的意识也比较薄弱。使得各类隐患更加凸显。4.房屋建筑水平的发展，使古城内房屋建设密集紧凑，导致防火间距不足。从中国历史的古建筑可以看出，古建筑在设计、建构过程中一般呈现成群对称分布，形成建筑面积大且房屋间数较多的现状。但如今有些建筑过度侧重美观，使得连廊与建筑物相连，挤占了古城中的消防通道及隔离带，高密度的建筑群错落相加，最终将导致防火间距狭窄，甚至没有。

 

二、事故的反思与整改对策

 

大理巍山的火灾事件，值得我们去深刻的反思。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防火材料和技术水平得到不断改进与提高。合理利用现代防火技术，在不破坏古建筑原貌的前提下，遵从安全、经济、适用的原则，建立切实有效的预防和扑救保护机制，是确保古建筑消防安全的重要保障。(1)严禁唯利是图，重保护轻利益。为了能更好的加强文化保护，政府要发挥自身的能动作用，加强对旅游区附近的管理工作，有限制有计划的对古城进行整改和修建，加强炊事、照明、取暖、香火和可燃、易燃物的管理，做到人离火熄。加强电源管理，安装线路不能直接铺设在梁、柱等可燃物上，避免使用大功率的电器设备。(2)强化消防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古城火灾防控能力。在古建筑内设置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可移动灭火设施等。天然水源旁的古建筑应修建消防码头，供消防车停靠吸水;地处偏远的古建筑，应修建消防蓄水池，配备水缸、水桶、沙土以备灭火。在不影响原有古建筑结构的完整性和古建筑艺术风格的前提下，安装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明确公共消防基础设施的建设、管理、维护和使用单位主体，落实监管责任，确保公共消防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管理，全面加强古城火灾的防控综合能力。(3)运用现代技术对易燃构件作防火阻燃处理。调查中发现，在古建筑火灾案例中，有四成以上是由于不慎用火点燃易燃物引起的。而古建筑中棉、麻、丝、毛织物众多，一经点燃，往往会迅速成为火灾传播的媒介。因此，运用现代技术进行防火阻燃处理，改善其耐燃性，使之即使遇到烟头、明火等不至马上燃烧甚至蔓延。现在常用的阻燃产品有溶剂饰面型防火涂料和水基防火阻燃液等。针对古建筑内部电线电缆易老化、短路、起火后延燃的特点，可选用饰面型防火涂料，厚度仅为1mm即可达到电线电缆的防火阻燃要求。(4)加强消防宣传教育，提高公众消防安全意识。古城保护要做到预防第一，消防第二。消防部门有针对性地向古城居民开展消防安全培训，如发放公益广告、张贴宣传画、发送警示短信等形式，开展有针对性的主题宣传活动，使他们掌握更多的消防安全知识和技能。加强消防安全培训教育，提高群体防范火灾能力。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能感受到科学技术给我们带来的便利条件，但同时也能体会到科学技术所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如无性繁殖产生的生命伦理问题，三鹿奶粉引起的道德缺失问题等。大理古镇的大火已被扑灭，但它给我们留下的思考仍在继续。对古建筑进行科学有效的防火保护是全社会的责任。政府、企业及个人应当时刻敲响安全警钟，认真吸取教训，担负起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加强对各类隐患的排查，努力将安全风险降到最低，切实将历史留下的瑰宝保护好，让科技发展与历史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

第2篇：传统文化的历史范文

希腊的自然哲学虽派别林立，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有一个或数个“始基”或“本原”以及由这些始基或本原“演化”出万物，这就是“始基演化说”。欧几里德以无法再回溯的不证自明的公理为出发点，经由严密的逻辑推理构建起几何学大厦。“始基”和“公理”都属于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领域。    

由此可见，本文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解读，只是透过科技哲学视角之管窥，撷取往日或许未曾关注之点。这样的“撷取”无论是对传统文化的正统研究者还是对科技哲学界来说都是另类而难以接受。本文中，传统文化指孔子以后(含孔子)的文化。笔者把传统文化的“始基”归结为:小农经济、性本善、人际关系以及实用主义。如同“始基演化说”中的“始基”是希腊哲人对自然现象抽象提炼和直觉思维的结果一样，这四者同样是由传统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的抽象提炼。

一、小农经济: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    

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但小农经济是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这一点看来没有争议。由小农经济所特有的活动方式出发，可以推出传统文化的一系列特点。    

在中国，小农经济举足轻重，不仅是经济，而且是政治以及文化。有一种说法，是农民在历史上一次次挽救了中国，换个角度看，也就是小农经济一次次化解了危机，与此同时，中国也就一次次回到传统。城镇化和土地流转，将从根本上改变小农经济。

二、性本善:传统文化的公理    

欧几里德以五条公理构建其几何学大厦，“性本善”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之一，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堪比欧氏几何的公理。虽然荀子也有“性恶”的假设，但是“性本善”占了上风，在实际上成为传统文化的基本假设，并在此基础上搭建起传统文化的基本框架。

三、人际关系: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一)人的“三大关系”梁漱溟曾述及人的三大关系:人与自然(拓展即人与物)的关系、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身的关系。一方面，这三大关系密切相关不可分割，人与自然的关系必然涉及人际关系，譬如生产力必然涉及生产关系，即使荒岛上的鲁滨逊，他原来所拥有的所有知识和沉船上的物品，是漂流记情节得以展开的必要前提，以及涉及个人需求层次的提升;其他两大关系也可以作类似分析。然而另一方面，个人、组织、民族、国家，在特定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下，会着重以三大关系之一展开。希腊和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到19世纪末的西欧，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于是有自然哲学、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人际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印度文化则回到内心世界，以人己关系为主。

由三大关系引出三大博弈:人与自然的博弈，人与他人的博弈，以及人与自己的博弈。一种文化以三大关系的哪一种关系为主，主要展开哪一类博弈，对于这种文化的内涵与发展路径，对于民族性具有根本影响。

四、实用主义:个人在传统文化中的生存哲学在上述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传统文化呈现出强烈的实用主义倾向。    

实用主义发端于现代美国，然而其典型却早已存在于传承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在现代美国，实用主义只是众多哲学流派之一，在本体论中有对事实和规律的尊重，在认识论中有理性主义的均衡，在价值观中有知识至上、宗教情怀和对美的追求以及最终有法律提供的不可逾越的“负面清单”。平心而论，自古到今，世界各民族或多或少都有实用主义倾向，但像中国这样浓烈和典型者可以说绝无仅有。

五、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    

绵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何以凝聚了中华民族，承载了炎黄子孙的心灵，在世界各国面前建构了礼仪之邦?    

在熟人社会和相对稳定封闭的情况下，熟人间分享嵌人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情感上的互通，增强了熟人社会的凝聚力，遏制了离经叛道和离散倾向。近代有外国商人进人中国农村后惊讶地发现，“中国人的一句承诺比西方的正式法律文件还可靠”，并由此断言“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守规矩和可靠的商业伙伴”。在乡亲们组成的熟人圈里，伦理道德这样的“短程力”足以维系起信用圈。因为没有市场中的竞争，熟人社会会分享种植和养殖中的经验，推动农业的发展，古代中国的经济因而在世界首屈一指。    

简言之，传统文化与由古至19世纪中叶的中国国情契合，虽停滞不前，但在数千年间维系和延续了炎黄子孙。其种种弊端在漫长岁月中之所以没有“发作”，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土壤和环境以及没有受到来自外界对传统文化的根本冲击，直至强行撬开国门。    

第3篇：传统文化的历史范文

中国的传统节日意义深远，它从多方面满足了人们心理上、生理上等各种社会需要，传承者自强不息、贵和尚美、精忠爱国等文化精神。中国传统节日以及节日中保留的一些习俗经过几千年的风云变幻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立足之地，完全取决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所具备的的强大的文化生命力。尤其是传统节日春节，放眼中华大地，举目五洲四海，每逢春节，礼花绽放，龙舞翻飞，欢声笑语荡漾，春节热闹了中国，春节也正走向世界。

【关键词】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利用

1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中国传统节日是最富有人情味的文化，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是传统文化的亮点，正如谚语中所说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有规定的日期的，这是约定俗成的，正月初一是春节，也是所有传统节日的开始，每个节日都有一定的祭祀或纪念的对象，民间流行着春节祭祖，端午节祭屈原腊月二十三送灶王爷等等；此外，每个节日庆祝的礼仪形式也是有区别的，如清明扫墓踏青，端午吃粽子，中秋赏月等等；端午节主要是为了纪念屈原，中秋节主要是为了纪念嫦娥奔月，丰富的民间传说故事被融入到每个传统节日中。重要的是传统文化节日有文化内涵，有历史记忆，有文明礼仪的传承，还有一种情感的寄托，所承载的文化意蕴不仅存在于传统社会，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活力，在未来社会也会被传承。

中国的传统节日蕴涵着千百年的传统文化，而且每一个节日都有它自己的发展形态，融合了美妙的传说、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独特的情趣。传统节日习俗具有很强的内聚力和广泛的包容性，深深地寄托着整个民族对生活的美好愿望与憧憬。

中国的传统节日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不少节日自商周之后上升为礼俗，成为国家祭典。到秦汉时元旦、除夕、端午、七夕等节日基本已经定型了。之后由于各民族文化的沟通，节日文化得以加快交流，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节日内容不断地得到了充实，如：登高、秋千等新节日内容。道教的发展和佛教的广泛传播，也对节日内容有了新一层的影响，如：四月八浴佛节、腊月初八腊八节等都为佛教信仰的产物。自宋元起，有的传统节日已经成为礼仪和娱乐性质的活动，摆脱了宗教迷信的笼罩、压制，例如用来驱除鬼神的鞭炮，逐渐成为了节日庆典活动的必需品。所以说，节日是在发展中不断的有所补充、丰富、完善，又有所淘汰改进的。

中国传统节日体现了中华民族朴实、热情、勤劳等美好的品质特征，也凝聚着历代人民对生活的美好追求和向往，中华民族永不能忘记它那鲜明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记忆，它已经成为维系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重要纽带。

2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意义

从哲学意义上讲，传统节日文化浓缩了一个民族的精神，体现了一个民族的追求，凸显一个民族的价值。中国传统节日是传统文化的缩影，是先人追求天人合一的产物，是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体现着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更具有鲜明的特征传承着中国的几千年的历史文化。

中国人向来有“天下一家”的概念，这种古典的世界主义虽然与今天全球意识不同，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事实上，传统节日文化融入异国需要一个流动地适应、变化与变异成新的过程。值得中国人骄傲的是春节在某些欧美国家或是城市已发展成为一年一度的大型文化节，作为观光旅游项目供人欣赏。当地政府会组织与其相关的活动，市长还会在当天向民众致辞并一同参加游行活动，参加者不仅仅是我们的华人华侨，更多的外国人会参与进来，感受中国的传统节日。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让世界民众在享受快乐的同时，还能够普及世界文化知识，认识到中华民族的温厚与崇高，我们应努力让春节走出国门，影响更多世界民众。

当今不仅是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同时也是文化重组与创新的时代，各国文化通过多种渠道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扬长避短，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在联系中对不同体系的文化重新做出判断，多一种文化样式，多一种文化选择，这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势不可挡。

3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社会功能及现实价值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与现代城市生活相结合，对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信仰、民俗活动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如今，中国传统节日与中国现代城市的生活息息相关，其社会功能有以下几点：

3.1 通过饮食文化来缅怀祖先，寄托思念

饮食文化是最易传承的，真正过年的前一夜叫团圆夜，离家在外的游子都要不远千里万里赶回家来，全家人要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过年，家人团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过年时吃饺子，也带有“招财进宝”的吉祥含义。一家大小聚在一起包饺子，话新春，其乐融融，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的人们仍保持着这个传统的饮食文化。

端午节也是我国的传统节日，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这一天各地习俗不尽相同，要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悬艾叶、捣蒜芷，喝雄黄酒，还有的地方要吃油糕和绿豆糕。包粽子所用箬叶可疗咽痛或调女经；将捣蒜和雄黄酒洒在院落门庭可以驱蛇，挂菖蒲，悬艾叶可以驱邪祛病，净化环境。 可见，端午节既是纪念和缅怀爱国的诗人，也是一个驱除瘟疫的节俗。如今，古老智慧和灿烂文化融于一体的端午节已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之一，并被列入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与此同时，节日的饮食是饮食文化的精华，是中国自古以来烹饪技术的集中表现。无论人们的生活水平再日益的增高，但传统的饮食仍然经久不衰，一次又一次的出现在我们节日的餐桌上，受到人们的喜爱。

3.2 通过节日活动可以凝聚亲情、友情、乡情

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节日活动可以让人们从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社会压力中暂时解脱出来，使得身心获得休息，调整心态，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协调相互关系， 缓和矛盾。节日期间，人们有大量的时间走访亲友、相会乡亲四邻，以获得较好的人际 关系，增进人们生活的快乐指数。

3.3 通过节日中的文化娱乐活动带动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

通过传统节日的庆典活动，能够影响各行业各领域的产业发展及经济效益；与民俗文化活动相结合，产生浓郁的地方特色。从其现实价值看，中国传统节日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有效方法，传统节日不仅能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促进节日消费，改善人民生活，还能够调节民众身心健康，是民众情感的寄托，更能够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社会安定团结，维护祖国统一。

4 现代城市生活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利用

我生活在古都西安，这是一个既现代又古老的城市，对待每一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不同的文化精神，对传统节日文化的传承不仅仅是表现在思想上，更多的是对现代城市的衣食住行，信仰等方面的影响。如：“尚红”观念是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色彩精髓，这一点在西安现代城市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所体现。因为保护传统节日的意义是为了延续历史，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只有利用才称的上是传承保护。

今天的传统节庆其精神内涵越来越不受重视，反而更多地被视为物质享受和假日娱乐。究其原因，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给出了答案——传统节日失去了信仰的支撑。传承中国传统节日最根本的保证是将民间传统转化为民族信仰和公众共识，将传统文化中具有积极意义的信仰赋予新的内容，创造出新的有生命力的节日。

我们不能总让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停留在一种原始的质朴的社会生活水平中，成为一种仅仅是被人们记忆的节日，我们应该将其精神、内涵融入到现代社会之中，在满足对现代社会物质生活的精神向往的同时，更好地在利用借助中传承利用。因为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传承利用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发展。通过寻找一些曾经在历史文明中存在，现在已经渐渐消失的文化，或者是在现代文明中，仍然可以通过转型过来，发扬广大的传统文化精神，来推动其他各个产业的发展，真正的让节日文化带动经济，在发展中得到传承利用。

让人们了解到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内涵及精神，传承利用要以文化产业为载体，直接为现代城市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将文化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更好的为现代城市的文化产业建设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李露露，中国节—图说民间传统节日[M]，福建：人民出版社，2012年3月第一版。

[2]李露露，中国民间传统节日[M]，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3]张海英，中国传统节日与文化[M]，山西：书海出版社，2006年6月。

第4篇：传统文化的历史范文

作为我国的传统项目，武术的萌芽，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原始社会的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为了继续生存的客观目标，让原始人不得不学习使用各类工具来进行捕猎，劳作，原始部落之间的战争冲突，也更是让原始人充分地对工具的使用进行探索。虽然这一时期也有祭祀以及部落之间炫耀武力的执武器舞蹈，但是这一时期的武术萌芽的出现，更多的是以生存为目标。而到了封建社会初期，生活条件的日益改善以及生产资料的发展进步，让人类开始有了思想提升的空间，而这一时期分裂割据战事频繁的客观状态让“尚武”成为了社会主流，并且文化思想也与武技有了更为充分地结合，先秦诸子百家在百花齐放的璀璨时代，皆以不同思想文化脉络影响着武术的发展，便是很好的印证。到了秦代，正式形成，尚武的气魄更与中华血脉的延续紧密结合。在这之后，虽然朝代更迭，但是武术从文化到形式，都在日益丰富着，从军事武艺到两两较击，从大型活动的武舞到天人合一的养生功法，无论是技术层面或是思想层面，武术文化的历史性都是显而易见的。而散打项目，的发展历程，从80年代才开始，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1979—1989年十年试验阶段1989—1998年快速发展阶段1998至今积极开拓国内外武术市场阶段散打项目的发展历程是很简明的，由于实验性的发展仅仅开始于80年代，因此武术文化的历史性，在散打项目上是不可能有所体现的。但是这并不代表散打项目不属于武术文化技术形态的范畴之内。一些观点认为，散打项目，从属于武术徒手格斗形式中，应为古时“相搏，手搏，卞”等等古称的现代称谓，这样的观点意在凸显散打项目历史性，也是散打文化对于自身根源归属的探寻。但是笔者的观点认为散打文化形式，与武术文化形式，并不是从属关系，而应是适应现代体育属性的全新发展方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而使关于武术的大量重要古籍资料亡佚，这也让武术发展缺失了许多重要的文化精髓，以及技击精髓。可是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着共和国的蓬勃发展，国内以及国际层面的武术推广在现代社会又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为了能够迎合现代竞技体育的客观特点，散打项目在国家体委的努力下，逐步开始了有别于常态的特色发展路线。散打项目的出现，为的就是武术能够登上现代擂台，与他国武技进行直接较量，因为在现代社会体育思想崇尚“更高，更快，更强”的特点影响下，习武对“道”，对“个人修为”的追求，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对“更强”这一实用性的追求，也成为了世界各国尚武人士习武的重要目的。因此，各类型的搏击联盟蓬勃发展，商业格斗赛事层出不穷，在这样的大洪流影响下，武术的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功能，仅仅成为了推广武术的一个方面，擂台上能否取胜，将成为制约武术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因为在现代社会，多极化的格局之下，文化的竞争，体育的竞争，多种竞争的交融，构成了各类社会文化形态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人们从这种有别于战争时代的高层次竞争中寻求自己国家，民族的信仰，以及文化的发展出路。散打项目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并且取得了可喜可贺的成绩，因此散打项目的出现对于武术的推动作用是值得肯定的，这并不表示散打的发展能够代表武术，散打文化与武术文化在历史文化范畴内，并不存在直接的历史延续性关系。散打项目可以概括为武术为了适应现代竞技体育而衍生出的现代搏击项目，在历史性这一观点上看来，散打项目是难于代表武术项目的。

二、武术中的徒手较技与散打的内涵差异

总的说来，武术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在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一定的丰富以及完善，因此形式上具有多样性，这在“练打结合”，“内外兼修”一类的武术要义中有着充分的体现。而散打项目仅仅注重“打”，注重赢得比赛，因此在这里存在一个矛盾性的问题，散打项目的主要功能属性就是“搏击”属性，那么这一属性的文化内涵，与我国古代“手搏，白打”等等一类的徒手格斗是否存在延续性呢？散打项目在“格斗”这个层面，与我国古代武术的徒手格斗在“肢体武器”运动用的角度上存在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的共通点在于都伴随着人类对自身身体的认识。可是这种看似相通的认识却又存在着不同的方向。文化的繁盛是我国古时的特点，对天地，对自身的思考交融在一起，形成了特有的文明与信仰，这也让我国古代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一度达到巅峰位置，因此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影响下，古人在认识自己身体的过程中，不仅仅停留在对自身肢体武器搏杀技能的认识上，高度的文明让古人对武术“形而上”的领域也有着深远的探索，因为他们习武也有着一个为了让自身得到“升华”得到“进步”的目的。我们都知道“武”字“止戈为武”的文化内涵，而这一内涵恰恰是古人“武术观”的重要体现，也就是在这样的思想特点影响下，“天人合一”，“内外兼修”等等一系列的武术思想才得以诞生并且支配着古人的习武活动。相比之下，散打项目虽然作为现代搏击项目，其方向性还处在将击败对手作为唯一目标之上，而在古时，以击败对手为直接目的的武术，最初出现于原始社会，其后在封建时代文明开始进步时，更多的是用在战事，自保，关乎存亡之际，而非武术常态，当然，这不代表武术完全不注重“赢”这一目的，古时武术两两较技的徒手相搏，能够取胜自然也是检验自身技艺的重要方式，只是中华文明特有的风格决定了“赢”是一个大的内涵，而非仅仅代表一次对抗的结果，这就决定了古时的徒手相搏的文化内涵是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导向下发展的。而散打项目的对抗，是在现代竞技比赛的规则导向下发展起来，因此更多体现出的是其内在的商业性，以及功利性。其实当我们细细观察散打比赛，就会发现比赛取胜这一简单目的，并非散打文化有别于武术文化的唯一原因，最为显著的不同在于由历史的传承延续构成的武术的传统性，也是难于在散打项目中得到体现的。散打项目的比赛形式，从本质上来说，完全参照了现代商业竞技体育赛事，从拳手的着装，礼节之上，同样未能体现出中华武术的传统礼仪文化特点。散打项目的客观运动形式特点所体现出的“原始、野性”，在徒手格斗层面，与武术徒手较技，是仅在技术层面具有一定相通性的两种文化形态。

三、结论与建议

第5篇：传统文化的历史范文

虽说轿子的使用在古代较为普及，但毕竟是较为富裕的人家才有能力使用，而婚轿由于制作周期长，装饰手段复杂更为稀少，过去十里八乡可能有一顶婚轿，谁家结婚借过去用一用。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历战火洗礼，存世的婚轿数量不是太多了，多数以南方的木质婚轿为主，北方的婚轿轿衣由于织物本身易腐坏、破损、残缺更加不容易保存，故完整的婚轿轿衣存世量更加稀少。我有幸在北京万丰小吃城二层的民俗博物馆中见到南方木质婚轿一顶，在西安关中民俗博物馆中见到南方木质婚轿两顶，在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妇女博物馆见到北方木质婚轿轿身一顶（轿衣已失散），在洛阳民俗博物馆见到北方木质婚轿轿身一顶（轿衣已失散），在民俗收藏家钟漫天老师家见到山东婚轿轿衣，并有幸见到修复补救的过程。由于实物不多，只能通过文字资料进行补充梳理。由于婚轿本身属于木质，其装饰手法与吉祥图案与床类家具比较相似，关于图案部分也借助于木床图案进行类比参照，轿衣上的吉祥图案则与木质婚轿的图案相互呼应，可作为映照依据，只是表现手法不同。经测量万丰民俗博物馆及西安关中民俗博物馆三顶南方木质婚轿的数据，关中民俗博物馆的两顶婚轿尺寸形制完全相同，万丰民俗博物馆的这一顶婚轿的整体尺寸略小于关中民俗博物馆的那两顶，但它们的前门宽度都是相同的为78厘米。北方婚轿的整体尺寸与南方婚轿尺寸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只是婚轿前面宽较南方婚轿的前面宽还要更小一些，洛阳民俗博物馆的婚轿前面宽为64厘米，陕西师范大学妇女博物馆的婚轿前面宽为76厘米。关于婚轿具体尺寸的规定我并没有查到，但是对于过去建筑街门尺寸是有明确规定的，汉族的街门尺寸一般为2尺8寸（约合92.4厘米），满族的街门尺寸还要更大一点，所以一般轿子的尺寸不会超过2尺7寸（约合79.1厘米），民间婚轿的尺寸与其实用性有非常大的关系，就是为了抬轿人的便易灵活，与所到场所的尺寸要相互匹配。

北方婚轿的木质轿身素面大漆，有木本色、绛红色，轿顶由木梁支撑，或有竹片编制链接在木梁结构中间，更加美观。使用时外部就会用到轿衣作为装饰，此处用山东民间寻得婚轿衣为例。简要说明这件婚轿衣是拖人从山东民间收藏家处收集来的，在山东藏家手里已经有十多年了，整体来看品相比较完整，整体为红底金线织锦缎的材质。拿回北京之后，在整理的过程中发现其中玄机，整理轿帘处时，发现好像是双层，我们将外部的织锦缎表面与里布的缝线破开发现了一幅红底盘金绣的和合二仙的门帘，虽然盘金绣的金色已经基本脱落了，固定的红线钉也丢失了很多，和合二仙四周的蝙蝠、花朵图案都已经没有造型了，但新人婚姻生活和谐幸福，由于和合二仙寓意吉祥，形象可爱生动，深受百姓的喜爱。依据南方婚轿的参考，婚轿前后方一般都是有吉祥图案的，而这件山东婚轿只有和合二仙的轿帘，我们需要为轿子背面加补一个合适的吉祥图案作为补充。参考南方木质婚轿的图案，轿子背面图案多为福禄寿绵长为主。这也是古人非常重视的吉祥寓意，福禄寿关系着以后婚姻生活的富足与稳定，古人云人生四大喜事：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登科考是唯一一个改变现实阶层的机会，所以是百姓人生最大的愿望。

通过几个收购老绣片的师傅，我们找到了一个松鹤延年的绣片与和合二仙的颜色、绣法、风格都比较协调的作为加补轿衣的后背。这个松鹤延年的修片也是盘金绣为主，由于金线脱落打结的也比较严重，就采用绗缝将金线展平押回原来的位置，这样不影响远看的整体效果，细看也并不是特别的突兀，毕竟原依然让我们激动不已，原本的轿身整体仅为织锦缎，并没有刺绣，而和合二仙盘金绣的出现让我们非常的意外与惊喜。由于织物类轿衣保存非常困难，并且轿衣类的绣品很多也都被文物贩子拆成小块小块去卖，现存的能见到的完整的非常少了。和合二仙是主管婚姻的欢喜神，和（荷）仙手持荷花，寓意圣洁、和谐。合（盒）仙手持宝盒，宝盒微张会飞出蝙蝠，寓意福气和合。和合二仙在中国民间传统婚姻文化中有很重要的地位，在结婚当天都要悬挂和合二仙的年画，祝福图5北方木质婚轿轿身由西安师范大学博物馆从陕西省周至县征集（笔者2013年12月摄于西安师范大学中国妇女文化博物馆）装绣线很难配上了。而这个松鹤延年的绣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点就是有四条宽宽的绿边，如果说松鹤是“寿”，金玉满堂是“福”，那么绿边就是“禄”，对于古人，尤其是中原人对于禄的重视体现在很多方面，在结婚中喜绿色就是与我们对于古人的理解有一定的偏差，古人喜欢绿色，谐音“禄”，就是为了一举登科，光宗耀祖，这是改变阶级属性的唯一方法，古人对绿色的喜爱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认识。在黄河流域的婚姻文化中（河南、山东为主），绿色是很重要的颜色，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记忆中的传统色彩是大红大绿，这种大红大绿一度被很多人认为很俗气，其实古人将大红大绿用的很好看，曾经见过一件清末民初刺绣红底海棠纹新娘吉服上衣，里面用的就是苹果绿色的衬里，非常的协调，颜色相当的雅致。古代用的婚轿，一般也叫“凤轿”，顾名思义是要龙凤呈祥的，虽然古时只有皇帝可以使用龙纹，但民间也有草龙纹。家家嫁女希望女儿登枝为凤，嫁个好人家，户户娶妻希望凤栖梧桐，旺夫多子，为婆家带来好运气。婚轿的轿顶顶花多为凤凰造型，而山东这顶婚轿轿衣的轿顶是缺失的，就用一个紫色的立体凤凰的造型补充了上去，紫色寓意“多子”，古时民间紫色布料不会轻易赠人，原因就是与子嗣相关，谁也不愿将自己的子孙运气送与他人。紫色的布料由于染色的关系，比较稀少。用于婚轿轿衣上显示出她的重要性。

婚轿另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轿身两侧的小窗帘，帘子被有意识的做成了双层，两层帘子之间有一个十字形布条隔开，起到一个保险的作用。新娘可以从里面掀帘向外看，需同时挑起内帘向里和外帘向外，才能看到外面，而外面人掀起外帘向里看是什么也看不到的，这就是为了防止路遇恶人对新娘起歹念。婚轿对于新娘和两家人来说不仅仅是一个交通的工具，更重要的是一种保护的概念。新郎新娘围绕婚轿的礼仪也很有讲究。新娘从娘家上轿时要换鞋，因为鞋上踩过娘家的土，把鞋换了才能防止娘家的福气被带走。新娘上轿前，要用铜镜将轿子内照一边，驱邪避祸，同时在轿子背后挂有筛子，也是辟邪之意。新娘到夫家之后，新郎拿起木箭，对着轿门帘射出三支箭，亦有驱邪的寓意。新娘出轿子前媒人要准备好筛子为出轿的新娘挡好头，防止头对着天，对天有不敬之意。之后的仪式依然严谨而复杂，对于古代人来说，结婚的仪式更像是一个神秘而严谨的祭祀活动，不仅要防鬼怪，同时要敬神灵、祖先等等，每一个环节都是有深意，有历史传承的，是非常神圣的。南北方婚轿在材质选择上有一些差异，但是装饰图案、颜色寓意、礼仪文化又基本相似。通过所见几顶婚轿的测量对比，对文献资料的查阅与梳理，对传统婚轿作了简要的梳理。婚轿的吉祥文化、礼仪文化、制作文化是传统文化博大深厚中的一点，但又是婚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婚轿文化的研究对婚俗研究有着参照的重要意义。婚轿对于古人来说是见证人生成人成家的见证者，对于现代人来说是博物馆的展览品，是影视作品的道具。一件物品肩负的时代使命是不同的，婚轿从曾经的实用器到现在的民俗文物，履行着不同的历史使命。

作者：王羿段冰清单位：北京服装学院副教授北京服装学院硕士研究生

第6篇：传统文化的历史范文

关键词：传统建筑历史文化新农村建设

衢州地处浙西，农村经济相对欠发达，近年来以“保增长、促转型、重民生、激活力”作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而谋划“十二五”新农村建设工作，更是将“加强生态文明建设，重视农村民生发展，打造生态富美乡村等”作为进一步做好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课题。衢州具有悠久的历史，有着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许多传统村落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融为一体，形成了和美的人居环境。基于此，本文对具备传统文化背景的村落建设策略进行了探索与阐述。

一、新农村建设与传统建筑文化的保存

传统聚落和民居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体现了其地理环境特征，表现了该地域居民的共同心理特质，携带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和社会形态发展。衢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传统聚落和民居反映了因地制宜、象天法地的思想，强调了“择优而居”和“天人合一”的理念。

1.1村落遗存现状

衢州“居浙右之上游，控鄱阳之肘腋，制闽越之喉吭，通宣歙之声势”，川陆所会，四省通衢，其建筑风格糅合有闽、浙、赣、皖的成份。其地域内遗存有大量传统聚落，知名的有江山廿八都、清漾，开化霞山，常山球川，龙游三门源等等，其余不经名着更是不计其数。

历经战乱与浩劫，传统聚落受到了很大破坏，尤其是许多优秀建筑装饰构件被糟踏得面目全非，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族谱被付之一炬，许多非物质遗产未受到足够重视而失传；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渐盈实的居民向往城市生活，对传统文明认识不深，乡镇规划建设制度不够完善，等都导致了农村拆旧建新的风气日盛，致使传统文化又遭到了新一轮的“轻视”。而除了廿八都等传统聚落的保护有一定的成就外，衢州大部遗存正处于消亡之中。

1.2地域传统的保存

传统建筑有异地拆迁，集中统一安置重建的保存方式。这种模式的杰出代表是安徽潜口古民居群，采取原拆原建的方法，将散落在附近的十座典型的明代建筑集中一处，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明代山庄。浙江龙游民居苑也是异地搬迁保护文物工程的示范点，把散布在县境内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文物价值的优秀古建筑，集中迁移到民居苑，实行异地保护。

上述模式并非是最后的办法，往往容易失去其灵性。建筑、环境只是物质的载体，而世代聚居在这里的居民才使得其内涵得以延续，使得物质与非物质遗存得以相依相存。对传统聚落和民居的保护应尽量做到开发利用，坚持适度的原则，客观评价传统聚落和民居的人口承载量，使居民积极参与，在具体的村落规划设计与单体建筑设计创作中，传统民居的室内外空间构成、环境意识、形式表达、装饰艺术、聚落空间的形成（场所精神）与社会适应等都可以成为新农村建设的源泉。

二、传统文化背景下新农村建设生态规划

新农村建设离不开规划，而这种规划必须是可持续发展的，是与自然相协调的。生态规划是传统规划的发展，其着眼点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来分析现存问题，提出合理的解决措施，最后拟定规划建设方案。传统聚落的建筑文化内涵经过提升，可以成为新农村规划设计的重要源泉，在汲取其营养后，可以改观现状。近几年，经济发展加快了新农村建设的步伐，一些有条件的村落做了详细而现代化的集镇规划，但其新的面貌基本上已是现代小城镇的格局，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并没有太多考虑原有村落的延续，新的建设工作往往是在拆旧建新的程序中粗放地完成。尚未作整体规划的村落，居民视自身财力自行拆建或局部改建任意为之，污废水的排放未经设计，原先蜿蜒流经村庄的溪涧已成了“排污渠”。经过人为的改造和岁月的风霜，许多优秀的古村落已逐渐失去了其往日的和美。

2.1 地域传统的保存、创新与发展

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传统聚落和民居地域传统的保存，因遵循以下一些原则：深入细致了解历史肌理、居民生活习性，以政府为主导，坚持整体性规划；鼓励居民自发参与，提倡动态保护传统村落遗存，保存的同时应满足居民的生活，应在尽可能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居住质量的前提下，对传统予以保存；根据“环境承载量”评估准则，在充分尊重历史环境和文化传统和保护的前提下，适度进行旅游开发，维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地域传统的发展需要表现在其历史上的延续，这种延续性可以加强聚落地域特征的确立。新的聚落环境的发展与塑造，一方面要考虑传统的“再现”；另一方面也要赋予具有时代特征的新的形式与功能。在具体的建筑设计创作中，传统民居的室内外空间构成、环境意识、形式表达、装饰艺术、聚落空间的形成（场所精神）与社会适应等都可以成为新农村设计的源泉。理解传统聚落、居住空间是一项极为有意义的工作，可以为当代新农村建设规划设计提供许多宝贵借鉴并能启发灵感。在研究如何拾遗、保存的同时，发掘深层次的传统建筑内涵及其质朴的环境观念，结合地域历史文化特征，发展自身的村落特质。

2.2新农村建设与景观生态规划

传统的农村居住建筑大都紧邻而建，巷道窄小，空间拥挤，或有个别院落有些拼块绿地，少有公共景观廊道和模地。近几年，许多村落由于考虑到安全等因素，又兼用地紧张，连最后的几片池塘也已经填平挪作他用。周围田园山林的确给村落提供了足够的绿化和新鲜的空气，但这种无序的自然只是初级景观，并不能取代村落环境内部的景观规划与建设。景观是高于生态系统的自然系统，也 图1球川村口-塔

是生态系统的载体，是一个清晰的和可度量的单位，有着明显的边界。通过景观生态分析、评价、设计及景观生态建设可以使得村落环境得到较大的改善。

有着传统文化背景的古村落，其选址一直重视风水理论，虽有糟粕部分，但也不乏精华。如“山绕成球、水汇成川”的球川村，坐落在四面环山的一个山谷里，与外界的通道盘绕在山岗谷地间隙，富有灵性的水从四面汇聚到村南的溪流，村口处的一风水古塔保存完好，不仅成为村落的地标，更是居民精神的寄托。又如西安高腔发源地严村，其水口作为村落空间序列的开端，先民在江岸转折处垒 图2严村水口-樟树湾的远景和近景

土成坝，如今坝上十数株古樟树枝桠相连，遮天蔽日，此水口因名之“樟树湾”，每逢农闲节日，全村老幼欢笑聚首，其乐溶溶，如今依托江水、古樟、古戏台，村民们兴起了“渔家乐”，办起了“乡村大舞台”，连“央视”也闻“风”而来。又如黟县宏村，将自然水系予以出神入化的运用，将水圳、月沼、南湖等比作牛肠、牛胃、牛肚等生命系统，而实质上即为村落公共景观廊道与模地的典范，不仅为村落提供了连续又开阖的景观，提供了潺流不息的脉动，同时为村落改善了生态环境，是一个良性循环的系统。等等，不胜枚数。

在有着良好传统景观环境的村落，在进行生态评估后，能最大限度地保存其景观遗存，继续发挥其唤醒历史记忆和愉悦人们情操并改善生态小气候的诸多功能。然后，依托传统，在充分考量各种因素后，再进行村落景观规划设计，才是比较合理的模式。

三发展村落生态旅游

具有传统文化背景的村 落，因其深厚的文化内涵，往往图3黟县宏村南湖

将发展生态旅游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抓手。“农家乐”作为生态旅游的典型，的确为新农村建设带来了较为丰厚的利润，但也伴随着较多的负面影响。

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与传统概念的旅游相比，新农村生态旅游活动往往在有着历史文化积淀的背景下展开，其开发生态旅游的唯一目的是依托历史资源，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创造足够的经济效益。现有开发模式有多种，其中较为常见的是在村委组织下的自发经营模式和将村落资源对外承包模式。前者，由于开发者整体规划设计素质不高，缺乏全局性的考虑，在开发旅游的同时，不自觉地破坏了历史遗存，同时对环境承载能力估计欠缺，对村落生态环境往往造成很大的破坏；而后者，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也常常流于形式。

生态旅游的开发极具专业性，而传统文化背景的村落由于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更需要整体策划，在旅游设施、项目、服务等诸多方面的设计和管理均要体现出更强的专业性。固然，游客的素质参差不齐，但是通过合理的引导，一定程度上能起到感悟甚至教化的作用，这就需要结合专业、尊重文化的基础上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旅游只有在充分发掘出传统聚落的景观旅游资源，结合现代生活与旅游业的发展，采取保护、改善、整饰、保留、拆除和重建等保护整治综合措施，重朔历史形象，才得以取得可持续的发展。

第7篇：传统文化的历史范文

和谐的人际关系不仅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更是一种生存哲学。墨家创始人墨子主张在向天下人施爱时“兼以易别”，即平等地、一视同仁地“兼爱”天下人。他通过对社会动荡的深刻分析，认为“察乱自起，起自不相爱。”也就是说，天下大乱发端于极端自利主义，损人利己。

学生希望得到高分，争取进入更好大学是要竞争，但竞争过程中也应该“兼相爱”。墨子指出：“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 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双方是互动的。只有先爱人、利人，然后自己才能被爱和获利。别人的进步可以推动自身的努力，自己的进步必须在与他人的交互中实现。“无言而不仇，无德而不报。投我以桃，报之以李。” 这都明确表明，墨子提倡的兼爱不是无偿的，以爱利于天下，最终收获天下人之回报，亦即是“兼相爱，交相利”。

墨子的兼爱以谋求利益为出发，“爱”或许并非发自真心，但人非草木，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做到无私奉献呢？与其为眼前利益而损害双方或多方的长远发展，不如以“兼爱”追求利益共享，调和紧张的竞争，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由此可见，“兼相爱，交相利”是符合人之本性，对我们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具有实际可行的指导作用。

学生为了成绩的提高，更为了未来的发展，必须调和和重建人与人的和谐友爱关系，必须协调与重建人与人之间的伦理规范，使得人人相爱，互相尊重，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

二、从儒家思想中认识处理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学生如何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尤其是一些班干部学生应该怎样管理班级呢？

道家的管理主张是无为而治，那只适合战乱后的百废俱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的管理主张——德治，重点是要求管理者以身作则，教化下属。他曾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一个班级的风气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班上的班干部影响的，只有全心全意为班集体服务，以身作则的班干，才能让学生脚踏实地地学习，拥护班委，一个班才能和谐发展。“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班干部若能端正思想和规范行为，以为同学造福为宗旨，协助老师制定有利于同学和谐发展的纪律和规定，做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不王者，未之有也”。学生便自觉执行支持班委的决策，从而实现班级内部团结稳定。

三、从道家思想中认识处理人与环境和谐关系

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道是万物的本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认为世间万物都包含阴阳两面，阴阳相互配合谓之和。人与自然作为地球两对相互依赖的物质，恰如老子提出的阴阳两面，是相互相成的。由此之故，人应辅助万物，或至少是协调万物自然发展，而不能做违背自然发展的事。

老子还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强调了自然是天地万物的衣食父母和发源地，人只是丰富的自然界中一份子，我们能够世代繁衍，生生不息是大自然的馈赠给予，所以我们不但不能破坏大自然母亲，反而要像尊敬、孝顺自己的母亲一样对待大自然。

第8篇：传统文化的历史范文

一个文化多元杂陈状貌的时代悄然而至，站在这个文化勃兴的时代长廊，我们没有理由回避那些最为活跃的文化类型。青年亚文化，无论从其承载、消费、再生产环节看，还是从其不断涌现的态势看，它都是当代中国文化版图不可或缺的地标。“研究个体心理，就是要分析个体在其身临的社会条件和具体情况下的活动。”[1]我们首先要清楚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的界定。普遍来讲，传统文化接受群体大多是80年代以前的人群。而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则是80年代之后，具体说就是所谓的“80后”、“90后”、甚至“00后”。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间产生的心理对峙原因分析如下。

一、童年经验的排他性

童年经验，根据精神分析理论的观点，它是一个人在童年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意识等等。这一元素不仅是人认知积累的来源，更对个人的心理发展，即个性、气质、思维方式的发展起决定作用。从这一角度来分析两种文化接受群体心理对峙的原因。

传统文化接受群体的童年时期所接受的文化多是道德、教条、伦理等等，这些文化也就潜藏在他们的内心，当他们对外在事物进行批评时，就会本能地显现出这些童年经验的迹象。因为随着他们后天的知识积累这些经验会随之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一种既定观念，致使他们对新生事物的接受有了一个“标准”，对于不满足“标准”的事物本文由收集整理便会一定程度上的排斥。而“青年亚文化是由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的文化系统。”[2]青年亚文化的属性特征几乎与传统文化是对立的，所以会被本能地排斥。而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多出生在物质生活极其丰富的时代，他们受物质享受的影响极大，致使陷入一种“迷狂”，又由于与前者相同的原理，他们大多本能地排斥传统文化，或是无法使其成为他们的中心兴趣。

精神分析理论的一个观点说：“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每个早期阶段仍同由它发展而来的后期阶段并驾齐驱，同时存在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少年内不显现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3]将人的童年经验可以看作是一种内心潜力，当人们的主导观念受到充斥时它便会发挥作用，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心理力量去抵制外侵的与观念不符的事物。所以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必会因此而形成心理对峙。具体说来，这就是二者童年经验的对峙所导致的。

二、恐惧感下的自保心理投射

通常情况下，当人们真切地热爱某种事物时，当有人试图推翻甚至威胁到其存在和发展时，便会本能地站出来保护它们，而且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这是心理保护机制的一种变式投射：一般是指将自己所不喜欢或不能接受的性格、态度、意念，投射到别人身上或外部世界去，而断言别人是这样的现象。从这一角度讲，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与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的心理对峙就是源于彼此的自保心理对对方的投射。就像两个对立的学派为了自身不被对方驳倒，就要不断地去攻击对方，并认为对方是“错的”，把对方看成是自身所不能接受的某种事物。同时，传统文化接受群体也存在一种恐惧，即他们担心后生群体对新文化一味地沉迷接受，可能导致传统文化的淡化而失去主流地位，甚至在几十年、几百年后可能会是传统文化的末日。因而他们要去抵制亚文化以自保。而青年亚文化接受群体则是受于传统文化对其的压制和批判而同样地进行自我保护。

三、个性干涉下的抵触

第9篇：传统文化的历史范文

心理测评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是心理学应用于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心理咨询起源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随着不断地发展和完善，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改革开放以后，西方的心理测评体系传入中国，在我国的一些领域开始了应用，并蓬勃发展了起来。但是由于心理测评的基本理论框架、操作技术和方法是来源于西方的心理学理论，因此，并不完全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和中国人的心理特点。我国学者汪凤炎曾指出：“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缺乏中国自有的文化根基，导致中国近现代心理科学在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时，存在着将中国人当美国人、英国人或德国人研究的倾向，这就给中国心理学带来了很多弊端。”\[1\]不光是中国学者，这一点西方的学者加德纳?墨菲和约瑟夫?科瓦奇也认为：“西方心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只有在西方历史、地理、经济、军事和科学的背景下研究才有意义。”\[2\]也就是说心理测评的技术手段只有和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正是基于此种理念，早在1980年，台湾学者杨国枢先生在其撰写的题为《心理研究的中国化: 层次与方向》一文中提出了心理学研究本土化的概念。他认为: “在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 中国心理学者如能鼓励自己在研究活动中加入中国式的想法与看法,中国的社会文化因素便可不知不觉融入自己的研究,这种有意识的努力,便是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因此，心理测评的本土化是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其必然性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中国社会文化特殊性的必然要求

1.尚“和”心理根深蒂固

“和为贵”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人际交往最根本的原则，这种尚“和”的观念经过几千年的文化积淀已经深入每个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人格心理的形成。

“和”的观念在中国社会中有多方面的表现，从积极的影响角度讲：

其一，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文化几千年来延绵不衰，传承至今，这在世界其他文明地区是不多见的。其中崇尚“和”的理念就是重要的原因，“众志成城”、“众口铄金”、“内睦者家道昌，外睦者人事济”、“家和万事兴”，无论从国家大的方面还是从家庭小的方面，中国人都强调“和”的理念。这种思想发展到今天与“和谐社会”的精神内涵相一致。

其二，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尚“和”观念的影响，中国人十分重视处理好人际关系，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注重营造和睦的氛围，即使发生冲突也往往在调解人的帮助下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式。“和事佬担负着调节任务，必须充分考虑怎样使争吵双方都能保住‘面子’的解决方式已达成维持事例均衡。因此中国的官司往往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游戏。”\[3\]

“和”的观念在社会中有积极地影响，也有其消极的方面，这些消极的方面体现在：

其一，“随大流”的从众心理突出。在生活中，如果出现个人与群体的意见或行动出现不一致，往往会出现个人屈从于群体的情况。这种心理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老子：“我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不敢为天下先”成为了很多中国人的行为准则，从众的心理也成为在群体中最主要的心态，以致于“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人怕出名猪怕壮”这样的俗语在社会中广为流传。

其二，“厌讼耻争”的求和心态明显。在大多数情况下，中国人对“和”状态的丧失是一种恐惧的心态，这一点无论是在国家社会事务上还是个人家庭生活都有体现。如“将相不和，国有大祸”、“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兄弟不和邻里欺”等等。这种心态在有些时候是“忍让”的表现，在有些时候则是妥协退让的表现。赵佳宾:论中国传统文化视角下的心理测评本土化必然性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2期 第25卷第2期

2.“面子”文化博大精深

“面子”是中国文化中很独特的一个概念，它对我们来说内涵丰富却又模糊不清，无形无状却又无处不在。林语堂认为统治中国的三个女神是面子、命运和恩惠，在这三个女神中，面子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比宪法还受人尊重。\[4\]由此可见，面子在中国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正如美国学者明恩溥所说“面子是理解有关中国人的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国人的特性中还有许多‘暗锁’没有打开，那么面子是打开这些‘暗锁’的‘金钥匙’。”所以，理解了面子文化对理解中国人的心理特征具有重要的意义。

“面子”文化对中国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为了有“面子”，人们会努力地在社会各个领域争取更高的地位、更多的资源、更广泛的交际面。因为爱“面子”，人们会不惜人力、物力、财力装点门面，甚至是“打肿脸充胖子”，为的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为了避免丢“面子”，人和人之间会相互照顾、相互妥协，彼此给对方留“面子”，而不是损别人的“面子”，因为照顾对方“面子”就是考虑自己的“面子”。

在乎“面子”一方面使得中国人注重自己的形象，形成自尊自爱的心理品质；同时注重人际交往中的礼节，讲究社会秩序，处理事情会估计他人的感受。另一方面，过分强调“面子”文化又会形成一些心理上的弊端，例如，虚荣心和攀比心强烈，在群体中为了照顾别人的“面子”不愿意指出别人的不足和错误等等。

3.“中庸”心态大行其道

被尊为儒家经典的《中庸》一书中这样写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也就是要求做人要不偏不倚、不急不躁、不左不右，既要坚持正道，又不能太偏激。这种思想被儒家所提倡，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修身原则。其具体表现可以从《论语》中得见“惠而不费，劳而不愿，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对中庸心理的推崇使得中国人同西方人相比善于控制和调整自己而不偏激，避免过火的行为，从心理上对激进的行为产生一种否定和排斥的心态。

“中庸”心态对维持平和的心理，促进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形成良好的人际关系有积极地意义，使得中国人比西方人有更强的自我控制欲望的能力，在意志方面又有坚定性、顽强性；在为人处世上体现出重整体、顾大局、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人格方面形成稳重、踏实、忍耐、情绪稳定的状态。但同时“中庸”的心理也会导致一些人产生不思进取、固步自封的习惯，压制了人的创造性。在对一些问题的价值判断上模棱两可，缺少西方人那种明确的立场，就像国学大师林语堂所说：“一个典型中国式论断是：“甲是正确的，而乙呢，也不差。”既赞扬了甲，又不会得罪乙。这种“中庸”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固然对个人的工作生活有利，但对整个社会来说不见得是件好事。余秋雨先生对中国人的这种心态产生的影响有过这样的评价：“个体意义上的道德导致了（社会）整体意义上的不道德。”

综上，中国社会千百年来形成的尚“和”的心态、讲究“面子”的心理和“中庸”的处世方式只是中国独特传统文化中的几个方面，在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下形成的心理状态、价值观念、人格特质注定与西方人文环境下形成的个人心理素质是不相同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完全套用西方的测评模式和手段来对中国人的心理进行测评是不合适的，因此有必要实现心理测评的本土化发展。

二、继承和吸收传统文化中心理测评思想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虽然没有完整的心理测评理论系统，但是先哲很早就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心理测评思想观念，这些理念是实现心理测评本土化的思想渊源。

在历史上，无论是中国的统治者选拔各级官吏，还是为了做到“因材施教”，还是为了做到“谨慎交友”，都有对心理素质进行评价的内容，这一点在中国古代典籍中也有大量的文献记载。

例如，《论语?为政》中记载了孔子对人心理评价的观点：“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孔子认为，对人进行评价要察言观行，还要看他做事的心态，从他的言论、行动到他的内心，全面了解观察一个人，那这个人就没什么好隐瞒了，就能很好地了解这个人了。

《吕氏春秋?论人》中就提出用“八观六验”的方法来考评人的才能与品性。不光要察言观行还要设置情境考验。所谓八观是指“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拣择观其所不为。”所谓“六验”法是指“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持，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

与之相类似的心理测评思想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还有很多：汉代学者刘劭在其著作《人物志?八观》中也提出了“八观”法来对人进行鉴定。说：“八观者：一曰观其夺救，以明间杂；二曰观其感变，以审常度；三曰观其志质，以知其名；四曰观其所由，以辨依似；五曰观其爱敬，以知通塞；六曰观其情机，以辨恕惑；七曰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八曰观其聪明，以知所达。”《史记?魏世家》中记载了用“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的“五视”法来评价一个人的品行的方法。《大戴礼记》的《文王官人》中记载有关察人、知人的“六征”：“一曰观城，二曰考志，三曰视中，四曰观色，五曰观隐，六曰揆德”。

由此可见，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包含着大量关于心理测评的思想的，这些思想是从学者的教学活动、国家选拔人才以及管理国家事务的实践当中总结出来的，对今天的心理测评仍然有着借鉴意义。研究中国心理测评的美国学者Lester Sdorow在他的著作中写道：“The use of mental abilities can be traced as far as back as 2200B.C.,when the Chinese used them to identify talented individuals to serve as civil servants.”(心理测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200年的中国，因为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这种方法来选拔优秀的人才来充当“公职人员”。)所以，借鉴和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测评思想就成为实现心理测评本土化的必然要求。

三、中西方心理测评相互融合的必然要求

西方近代的心理测评是基于两条研究线路发展起来的：一个是以达尔文、高尔顿以及卡特尔关于个体差异的测量为基础的，另一个以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韦伯、费西纳以及冯特的实验测评为基础的。而后者正是西方实验心理学产生的基础，因此，西方的心理测验有注重实验研究的传统。在心理测评的发展过程中，比奈所编制的智力测量量表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在此基础上，西方的心理学家编制了各种心理测评的量表，这也使得西方的测评有建立科学量表、形成标准化体系的特点。

由此可见，西方的心理测评强调精确性和定量分析而且成体系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在心理测评中的定性分析是相区别的。西方心理学思想有重视科学主义的传统，再加上近现代科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使很多西方学者相信心理测评应该依靠精确观察和测量，即便是难以量化和精确化的信仰、人际关系、情感等问题也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过分重视对行为的量化研究和对实验心理学的重视，使得西方学者本身也无法解释诸如意识等因素对心理的影响，促使人本主义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兴起。

在学术研究领域“东—西方心理学”正成为当代心理学的一种新发展，正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分支。《心理学百科全书》中，有一个叫做“东—西方心理学”的词条：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把东方哲学和心理学的思想传统与西方心理学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这些东方的思想包含有中国的儒学、道学、禅学，印度佛教和伊斯兰的宗教哲学思想以及日本的神道与禅宗等。由此可见要促进心理测评的长远发展不光是要中西合璧，甚至还要吸收各个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

［参考文献］

\[1\] 汪凤炎，郑 红.中国文化心理学\[M\].福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5：35.

\[2\] 加德纳?墨菲，约瑟夫?科瓦奇.近代心理学导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