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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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逻辑起点;抽象劳动;人的本质

中图分类号:FO-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460(2012)03-0026-08

马克思经济学范式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两大理论体系的对立,很大程度上来自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差别,两种理论体系的差别充分体现在经济学逻辑起点的分歧。只有深入分析这两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分歧点,充分吸收容纳马克思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合理的基本内容,才能够在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重建中寻找到新的研究对象和新的方法论体系,经济学研究才能解决时代所赋予的新问题。

一、经济学逻辑起点的特性:抽象特征和唯一性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理论体系,每一种体系都有各自的逻辑结构,因而必有一个逻辑起点。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等共同构建的完整的结构性知识,逻辑起点作为理论体系中的“元概念”,它不但构成了研究对象中最基本、最抽象的范畴,而且也包含了整个理论体系中最核心的矛盾,对于该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和基本的制约作用。

关于逻辑起点的特征,黑格尔在其《逻辑学》中曾提出三条质的规定性:

第一,逻辑起点应是一门学科中最简单、最抽象的范畴。

黑格尔把最简单、最抽象的“纯有”作为逻辑的开端,所谓“纯有”就是对一切事物的高度抽象和概括,它是最简单、最一般的概念,也是最抽象的概念。他指出,“这个概念可以看做是绝对物最初的、最纯粹的,即最抽象的定义”。(1966:59)黑格尔以“纯有”作为逻辑的开端是与他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方法所分不开的。为了适合由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方法的要求,开端必须是最单纯、最抽象的东西。

第二,逻辑起点应揭示对象的最本质规定,以此作为整个学科体系赖以建立的基础,而理论体系的全部发展都包含在这个胚芽中。

黑格尔论述了逻辑学开端所包含的有与无的对立统一性,指出“纯有”是有和无的统一。黑格尔说“开端包含有与无两者,是有与无的统一;——或者说,开端是(同时是有的)非有和(同时是非有的)有”(1966:59)。矛盾在逻辑体系的开端中就已经存在,尽管还处于隐含的、未充分表露的原初状态,但是已经蕴含了整个进程发展的全部基因。

第三,逻辑起点应与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在历史上的起点相符合(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

黑格尔在逻辑史上第一个提出了逻辑和历史一致的思想,他说:“在哲学历史上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也同样是在哲学本身里所表述的思维进展的过程,不过在哲学本身里,它是摆脱了那历史的外在性或偶然性,而纯粹从思维的本质去发挥思维进展的逻辑过程罢了。”(1980:55)黑格尔在论述了他的逻辑和历史相一致的思想后,接着特别提到了逻辑的开端,他说:“但这里须首先提出的,就是逻辑开始之处实即真正的哲学史开始之处。”(1980:191)

黑格尔认为必须同时满足这三条规定性的范畴才能作为逻辑起点,这也是作为逻辑起点的基本要求。

对比分析黑格尔所提出的关于逻辑起点的三条规定性特征,可以看出,第一条论述的是逻辑起点在学科体系中所处的抽象层次;第二条论述了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关系的本质抽象一致性,即逻辑起点的抽象性应受它所反映的研究对象的限制——既不可抽象不足,也不应抽象过度;第三条则论述了逻辑起点与研究对象历史的社会关系的一致性,即逻辑起点应与历史起点相同。

应该看到,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的要求,是基于自身的逻辑学、哲学体系构建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关于理论体系中逻辑起点的一般性特征的论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体系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众所周知,马克思就是从“商品”这个最简单、最抽象的逻辑起点出发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利用商品作为逻辑起点展开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论述,论证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全部多样性都以胚芽的形式存在于商品之中,进而建构起经济学全新的理论体系。置于经济学研究的学科体系之下,关于经济学逻辑起点的质的规定性,应该在黑格尔论述的基础上,结合考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商品”作为逻辑起点进行理论建构的过程及经验,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和表述。

关于逻辑起点的确立,马克思认为,学科研究与叙述总体上应遵从“具体——抽象——具体”的逻辑结构。在具体研究中,马克思分别采用了以本质抽象为特征的研究方法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从而形成了一整套科学的经济学研究方法。

第2篇：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学；论纲

中图分类号：F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7)06―0084―03

近年来，文化经济问题已经成为中西方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但纵观之国内外学术界对文化经济问题的研究状况，这些研究成果大都主要局限于探讨文化与经济的各种联系，而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还不多见。一方面，传统上的大多是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和生态学等角度，把文化作为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一种精神活动，乃至作为一种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来研究；另一方而，即使国内外现有的从经济学角度对文化产业的研究，无论是研究文化产业内部运行，还是研究其具体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术，往往就事论事．缺乏一个必要的从经济学角度全方位、整体的研究框架支撑，更没有建立系统的文化经济学理论体系。因此，在吸收周内外学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引入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的角度系统地研究文化生产活动是非常必要的。

一、文化经济学的概念界定

关于文化经济学的定义、内涵和外延，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还没有形成一种有影响的权威性的科学概念。如国内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学者用把整个社会的一切经济现象都看作文化现象来进行分析与认识的大文化视角去界定文化经济的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是用一种大文化视角去审视社会经济现象(包括物质的与精神的各种现象)的学问，是探讨经济现象与经济发展的文化意义，揭示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作用及相互影响的客观规律，以及社会经济运行的深层动因，推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的学问。同时，也有更多的学者(方家良，1991；程恩富，1999；胡惠林，2003)则比较倾向于以经济学的角度定义文化经济之概念，认为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现象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产业中的文化活动和文化现象。

本文认为，所谓文化经济学，就是关于文化艺术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经济现象、经济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和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来考察文化的经济性和蕴涵的经济逻辑，以揭示文化经济活动的特征、变化趋势和客观规律。虽然传统上，经济学分析方法主要被运用于物质生产领域，所以，给许多人造成了似乎经济学只适用于物质生产领域的假象。但是，近20多年以来，经济学当作一种方法论，运用于分析了政治、家庭、制度、历史等多种社会现象，已经把经济学的分析领域拓展到了多个领域。可以说，文化经济学也正是这些拓展逻辑的合理延展，它是经济科学向文化领域的延伸和渗透，是经济理论与文化理论相融合的结晶。因此，文化经济学应包含以下三方面的涵义：

一是文化经济学是从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出发，运用有针对性、适应性的经济学(主要是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来说明文化之本体，并把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作为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二是作为整体的文化经济学，它并不研究文化经济各分部门的特殊经济规律，而是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是透过这些规律的分析，揭示其共同普遍的经济规律．．

三是虽然文化经济学着重考察和研究文化活动中的经济要素，揭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活动的经济学品格但由于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是文化领域中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原则，因此，对文化经济的研究不能脱离文化的本质特性。

二、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文化，这一广泛地被使用于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的概念，是一个不断向广延度和深刻度拓展的概念，因此，关于文化的定义较有影响的就有200多种，其中较为著铝的是1871年英国“人类学之父”E・B・泰勒(E-B-TYh)的定义：“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我国《辞海》曾为文化下过较为权威的定义：“从广义上说，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文化是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或者说，是在一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基础上发生和发展的社会精神生活方式的总和”根据以上定义，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被视作文化现象，文化表现的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内涵。

然而，作为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不是文化本身。“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了某一门科学的对象”。文化经济学也不例外，它之所以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利学，就因为它也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为研究对象，是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对文化资源、文化商品、文化商品价格、文化市场、文化投资、文化发展战略和文化经济管理等一系列主要范畴的具体分析，深入研究和探索文化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因此，作为文化经济学的对象性研究范围，主要是指和文化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有关的文化活动现象，包括文学艺术、广播电视、图书出版、文化娱乐、文物博物、音像制品、文化旅游，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设施与组织机构、如艺术表演团体、出版社、影剧院场、影视制作公司、书店、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

文化经济学建立的主要依据是的经济哲学观，的经济哲学是关于社会经济运动和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以及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产的三种基本形式，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既需要消费物质生活资料，也需要消费精神生活资料。文化生产属于精神生产，是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文化生产以文化产品来满足社会的文化精神需要。而且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中，他就曾指出，由于人的需要的丰富性，从而生产的某种新的方式和生产的某种对象就会产生。并指出：“宗教、家庭、国家、道德、法、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他所说的“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实质上指的就是广义的文化生产或精神生产。因此，文化艺术生产作为特殊的精神生产。虽然不同于哲学、科学、教育和宗教等其他精神生产，更不同于物质生产，但文化艺术生产同样也要“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

总之，文化经济学是以文化生产活动中的微观和宏观经济行为为研究对象，从经济学的角度和视角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的利学。其关注点集中于文化生产诸要素的合理配置、文化产业结构的有效调整和文化经济运动规律的考察上。

同时，文化经济学是一个独立的、涉及面相当广的兼有文化和经济双重特性的领域，它有着自身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在自己的活动领域中表现出种种特殊的矛盾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化经济学是文化生产活动与经济生产活动相互融合而衍生出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是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并在根本上把自己同其他经济学分支和文化学分支区别开来的经济分支学科。

此外，要注意文化经济学与经济文化学和知识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区别与联系。文化经济学分析的应是各个文化领域的经济问题，而经济文化学分析的应是各种经济活动中的文化现象，如企业文化、社区文化、消费文化、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东亚经济崛起中的文化因素等，而文化经济学与知识经济学的分析对象和范围也不尽一致，知识经济学是单纯研究知识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的。

三、文化经济学的概念范畴和理论框架

由于文化经济学是侧重从一般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基本原则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文化生产活动的运行机制和运动规律，因此，文化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研究内容应是一般经济学的拓展。如经济学中的资源、商品(产品)、价值、价格、供给、需求、消费、市场、成本、效益、资本、投资以及分工、贸易，竞争力等。文化经济学则有文化资源、文化商品(产品)、文化价值、文化供给、文化需求、文化消费、文化市场、文化生产率、文化资本、文化投资以及文化分工、文化贸易，文化竞争力等；另如经济学中的市场是指商品交换的场所，而文化经济学中的市场是以文化商品为经营对象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活动，都要受到价值规律的支配。从以上罗列对比可以看出，文化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它的概念、范畴和内容应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并以这些基本范畴为核心，再加上其他派生的范畴，一起构成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和理论体系。并且，通过对这一系列范畴的分析，阐明整个文化经济系统的运行机制和发展规律

正如概念、范畴和内容是经济学的拓展和延伸一样，文化经济学的也应需要吸取经济学科学体系的精华，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同时，要注意经济学研究的是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和特点，而文化经济学研究的则是文化生产中的特殊规律和特点：如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中研究的“商品”(产品)都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物质产品本身没有特殊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但文化产品一般都有鲜明的社会属性和阶级属性，它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因此，文化经济学没有必要也不应机械地模仿经济学，应根据自身特点以一定的逻辑顺序构建本学科的理论研究体系。

经济学研究的基本问题是资源的配合，因此，如何最大程度的提供文化及相关产品以及有效配置文化资源是文化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具体来讲，文化经济学的研究应着重从文化资源配置角度，以文化资源的分析为开端从微观、中观、宏观乃至全球层面层层展开其他内容。微观上阐明文化资源配置与开发、文化供给与需求、文化产品的价值与价格、文化投资与消费、文化市场等现象的特点和运行规律中观上研究文化产业的组织、结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宏观上研究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收入分配、劳动就业及宏观调控等问题；全球层面上阐述文化经济的国际贸易、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力以及国家文化安全等问题。总之，文化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基本内容如下：

微观基础篇中观产业篇宏观发展篇国际竞争篇

1.文化与文化资源2、文化产品及价值决定3、文化产品的供求机理4、文化投资与消费5、文化市场6、文化产业的结构7、文化产业的组织8、文化产业的管理9、文化产业的发展10、文化经济与国民经济11、文化经济与收入分配12、文化经济与劳动就业13、文化经济与宏观调控14、国际文化分工15、国际文化贸易16、国际文化竞争力17、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

四、文化经济学研究应注意的几个矛盾

不断推进文化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根据不同种类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制定不同的发展战略，结合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然而，文化经济它不仅引出了诸如民族文化资本化等“经济”问题；文化产品、文化产业、文化背景等对一定国民经济体系的作用、影响和意义等“社会”问题；而且基于文化产品的特殊性质，甚至扩及于文化安全等“政治”问题。因此，在推进当代文化产业与文化市场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密切注意文化市场机制发展中的众多的尖锐矛盾。比如文化产品的物质商品属性与非物质精神属性的矛盾、文化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矛盾、文化市场规律与文化艺术自身规律的矛盾、市场运作方式与精神文明建设的矛盾；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矛盾以及文化经济效益与文化社会效益的矛盾等等。这众多矛盾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多重矛盾之间。在众多矛盾中，最根本的矛盾就是当代市场条件下文化发展的物质商品经济性与非物质精神文化性之间的矛盾。

所谓文化发展的经济性，当然是指它所具有的经济性质、市场运作方式和产业管理规范等一系列特征。作为经济性要求，文化产业自然要进入市场，在管理体制、经营方式和经济效益上同市场经济接轨。它所面临的文化企业的生产与管理、文化产品的经营与销售、文化市场的开拓与培育、文化经济价值的估算与评定都必须遵循当代市场经济的规律。因此，文化产品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诸环节都要受到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价值规律的作用，具体表现为：文化产业的运作方式受供求机制、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的强制影响，等价交换原则、利润最大化原则渗透到文化生产、再生产过程并影响文化生产的方向、效率及经营者的行为选择。

第3篇：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学；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目标；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3-0008-02

1 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2 中国经济学面临的困境

2.1 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2.2 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2.3 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2.4 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3 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 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 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 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 世纪50 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 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 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 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 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1］祝茂.转型期中国经济问题探索――第四届中国经济学年会观点综述［J］.南开经济研究，2005，（1）:100-103.

［2］赵凌云.中国经济学研究与教学存在的基本问题与解决思路［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06， （4）:6-7.

［3］严飞.《西方经济学》教学方式改革与实践探讨［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08， （3） :181.

第4篇：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物理学；经济学；数学

一、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共同点

在西方，物理学和经济学同属数量学科，两门学科都广泛地运用了数学。物理学通过力变化来解释和推论物体的运动，决定物质运动的力，是相对稳定的，使人们可以通过改变力的种种实验，来得到自己愿望的物质的运动。再说，无生命的物质也不会主动变化。力与物质的相对稳定，要推论和演绎力的变化和物体运动之间复杂关系，抽象概括能力很强的数学就成了的强大武器。二战前的欧洲大陆，是热衷抽象思辨及唯理论的故乡，这里的自然科学和数学水平都很高，普朗克、爱因斯坦既是科学家也是数学家，这说明数学工具是非常胜任物理世界的。情形正如伽利略所说：“自然之书是数学写成的”。

现代经济学之所以需要较高深的数学，就是现代经济学越来越成为一门科学，在考虑和研究问题时，要求具有逻辑严谨的理论分析模型和通过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需要完全弄清楚一个结论成立需要哪些具体条件。这样以数学和数理统计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就毫不奇怪了，而它们也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每个学习现代经济学和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人必须掌握必要的数学和数理统计知识。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每个领域或多或少都要用到数学、数理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且不了解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很难准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也就无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更谈不上自己做研究，给出结论时所需要的边界条件或约束条件。理解概念是学习一门学科，分析某一问题的前提。因而你如果想要学好现代经济学，从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为一个好的经济学家，就需要掌握必要的数学。

物理学向人们揭示了自然界的运行机制，这种机制以某种方式映射到人类社会，用物理规律可以有效的解释经济运行中的问题，由此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出现融合趋势的大科学观。

最近几十年来，物理学对复杂系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由于经济系统与其他复杂系统具有相同或十分相似的性质，物理学家们自然设想利用处理复杂系统的理论和方法对其进行有效分析。利用统计物理学原理解释股票证券市场的按幂律分布的无标度现象并能说明其背后所隐含的政策导向影响中国股票市场的特征；利用重要的物理混沌理论解释经济系统本质上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非线性系统。非线性系统的一般特性在经济系统的运动中都有突出表现，如失灵性（如少量的资金投入对起动经济是不可能的）、非单值性、饱和特征（如对劳动力需求的饱和限制）以及继电特性——突变性等等。一些研究已同样证明，经济系统中存在非平衡相变（自组织）的基本特征——非对称性，并发现了经济系统运行中的对称破缺现象。而物理学中的混沌理论正好在这方面为研究经济运行的复杂变化提供了理论和方法。

二、经济学与物理学的差异

（1）从空间上来看，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它的研究对象具有随空间而变化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行为人的决策环境上（比如制度）。可能是因为物理学和经济学同样发祥于西欧文明，所以西欧人对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思路大体一致。归纳和演绎是物理学和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思路。归纳可以使基于现象的归纳，也可以使用数学和逻辑对现象加以抽象后归纳。演绎同样既可以用实验来重现自然现象来集中研究，也可以用数学加以推倒和论证。经济学同样如此，所不同的是经济学由于研究对象带有主观性，经济规律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和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反映，以及经济实验的不可操作性，所以经济学家会从不同的侧面提出不同的假设，演化出不同的学说。就是为什么经济史中经济学说表现出较大的不统一的原因；物理学中，虽然也有分歧，但相对较少。

（2）从时间上来看，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随着历史而不断地演变的，这使得经济学具有了一定历史学科的性质。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科学；而物理学则是研究宇宙间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性质、运动和转化、内部结构等方面，从而认识这些结构的组成元素及其相互作用、运动和转化的基本规律的科学。可以看出，二者分别以人类社会和自然界为研究的着眼点，并力图寻求这两个领域内的最基本的运行规律。因此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讲，二者应当算是社会科学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内最基础的学科。

经济学家们总在试图引导经济，就好像他们的预测能同物理学家们的预测一样精确似的。既然一个物理学家能够告诉一个建筑师如何建一栋50层的大楼而不倒，能告诉将军导弹确切的着陆地点，也能告诉工业设计师一种材料在熔解之前最高能被加热到多少度，那么经济学家们为什么就不能达到同样的精度呢？根据哈耶克的看法，经济学家之所以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个领域的特性所决定的。一个经济学家能够明白一些基本的关系，也能做出一些大致的预测，但是他们无法像物理学家那样做出精确的计算。哈耶克说得比较晦涩：“我们赖以得到定量数据的那些事例非常有限，那些重要的事例甚至没有包含在内。”也就是说：根本就得不到那些数字。

（3）经济学越来越重视个体之间的互动（ interaction），在物理学里，个体（分子）之间也有互动，但经济个体的互动是带有策略性和理性决策的，这可能使得互动的结果是收敛的，而不是发散的。从研究对象上看，物理学和经济学有着天壤之别，我认为研究对象是划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主要因素了吧。以物理学为鼻祖的自然科学（我个人倾向于把数学凌驾于自然学科之上）都是研究客观事物的规律的，而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是研究由带有主观性的人类参与的社会规律的。从目前物理学的体系来看，物理学是研究时空结构和物质运动和相互作用规律的（不知道我这样归纳是否到位）；经济学起初是研究稀缺资源的优化配置的，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在经济学的研究领域逐渐在向研究人的经济行为转变。经济学研究的事物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价格和人的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通过价格变化来解释和推论人的行为选择。而价格远没有物理学的力稳定，影响价格的因素非常多；同时作为研究对象的人远没有无生命的物质那样具有齐一性——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世界，即使面对同一个价格，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因为每个人的收入等约束条件不同。

参考文献：

[1]（美）N.GregoryMankiw曼昆.经济学原理，宏观经济学分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

第5篇：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范文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随着学科的不断发展，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我们在进行民族经济学理论研究之前应该对其研究方法有系统的认知，并将这些研究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从而使自己的研究更加具有理论价值。学习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目的在于运用其做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在系统掌握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之后，要将其融会贯通于自己的理论研究之中。

一、科学理论思维方法

任何一门科学都具有自己的研究方法，研究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深度、广度以及效率，同时也体现着本学科理论研究的特质和侧重点。事实上，一门学科的研究过程是否科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研究方法的科学性。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其研究方法还处于不断创新、完善之中。但是，无论采取何种具体的研究方法都要以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作指导。因此要将科学的理论思其贯通于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学科研究的全部过程中，以此来指导民族经济学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在对一门新兴学科进行研究方法探讨时，在结合本学科的具体特点的同时，还应该将研究方法加以分类。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结构层次可以分为三个不同层次,即理论思维方法、基本方法和具体研究方法。传统的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突出对研究对象进行系统的观察与分析,由此而形成了传统民族学的研究特色。然而，传统民族学的研究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基本排斥的。只有将唯物辩证法这一科学理论思维作为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指导，才能使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更加趋于科学、完善。这是民族经济学对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补充和发展。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由具体到抽象再从抽象到具体的严谨的思维方法。要想在理论思维中全面的把握事物及其事物的各个方面,就必须遵循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要全面把握事物运动发展的整个历程,就必须遵循由简单到复杂以及从低级到高级的研究方法。将这两种方法辩证统一于理论研究中,才能达到科学理论思维的层次，从而也才能对民族经济学其他具体的研究方法具有指导意义。科学的理论思维方法是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中的指导方法，始终将这一研究方法贯穿到我们的理论研究、方法创新等全部研究过程中，才能保证民族经济学方法论的科学性，进而促进民族经济学这门学科不断地创新、发展。

二、田野调查方法

民族经济学是真正立足于中国的现实，紧密联系民族地区的田野调查的具体探讨。田野调查方法是在科学理论思维指导下的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任何理论均来自于实践，田野调查方法作为民族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就是要深入民族地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进而通过实地的田野调查来进行理论研究。进行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了解民族地区的实地情况和掌握第一手资料。田野调查方法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田野调查方法有助于我们深入地了解我国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进行田野调查不仅能够增加我们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感性认识，更重要的是能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提供详尽的资料。

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对民族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启示

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也可以运用经济学的方法论来指导民族经济学的发展，借鉴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来探讨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民族经济学的方法论不断得以丰富和创新，从而使民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加系统化。首先，明确主体。在做研究时首先应该做到的就是明确主体，明确主体就是明确研究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的阶级都会根据其主体的需要通过其思想代表将本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意识概括为政治经济学理论从而来表达本阶级的利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理论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来概括其阶级利益和意识，从而揭示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的。民族经济学也要明确以各民族有自主意识的劳动者为主体。其次，重视矛盾。矛盾是主体之间的联系，在研究矛盾时要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抓住主要矛盾是辩证思维的关键，同时，在做研究时要体现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再次，概念运动。概念运动是《资本论》研究方法的核心，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写作中，以概念运动为核心，通过概念的规定、展开、改造和完善、转化等概念的运动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民族经济学的研究也要注意概念的运动。概念体系的建立是民族经济学的形成的标志。概念是不断运动的，伴随着概念运动，概念体系也会随之不断进行演化。民族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学科不可能只是某一个学说的概念体系，而应该有若干个概念体系相互支撑和补充。研究就是要创新，就要在对既有和新的现象材料进行实证的基础上不断抽象，进而规定新概念，改造和完善旧概念，充实已有的概念体系，甚至创建新的体系。最后，构造体系。《资本论》的体系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非常严谨的，马克思将概念按照从抽象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来构造《资本论》的论述体系。在其论述体系中聚合了概念运动各个环节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资本论》的逻辑思维更加严谨。对于民族经济学的研究而言，在进行理论研究时也要通过民族经济概念的运动来构造民族经济学的论述体系，使自己的研究有一个逻辑严谨、论述清晰的体系。

四、结语

第6篇：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成果善乏可陈，随着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势头不减，经济社会现代化步伐逐步加快，如何才能更好的做好对政治经济学现代化趋势的研究日渐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结合所思所想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发展趋势得出了以下研究成果。

一、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趋势研究

1.1 政治经济学随着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而逐步走向国际化

政治经济学在上世纪绝大部分时间里由于国际政局的原因被隔绝化，没有能够充分的的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随着冷战的接受、东欧剧变，加上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逐步提高，政治经济日渐走向世界，在丰富世界政治经济学说的同时也给政治经济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政治经济学现代化也是一个国际化的过程，走向国际化的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理论上极大的丰富了我国思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有裨益。。随着中国长期经济发展奇迹的出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相对优势的确立，尤其是中国经济在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后的优异表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发展日益得到国际知识界的关注。

1.2 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也是走向服务于实践的经济理论工具的探讨过程

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应当更多地被运用、拓展到部门经济、应用经济和专题经济的学科中去。从近年的情况看，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广泛应用是经济学发展的主要趋势。比如，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原理和分析方法等，都渗透到了金融、贸易、产业经济等学科之中，体现了理论经济学对应用经济学的引领作用，这一点是值得经济学借鉴的。正是因为政治经济学揭示了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和机制，而经济系统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其他系统存在一定联系和发展的某种共性，因而它对于其他相关学科往往具有渗透和双向借鉴的意义。

1.3 政治经济学逐步走向现代化也使得其逐渐数学模型化

经济学研究中的模型，除了文字模型和图表模型以外，数学模型是重要的表达和分析方法。当前政治经济学的数学化，已在以下方面促进中国经济学的发展。新的数学应用模型的研究和数学研究成果在政治经济学中的运用，丰富了解释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理论的工具，对政治经济现代化带来了很大后备支撑。随着政治经济学通过数学模型焕发新的活力和生命，越来越多的政治经济学理论通过数学工具、数学模型进行解释和创新，助推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

1.4 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发展使得政治经济学研究也越来越细致化，研究方向和研究范围也逐步精细化

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不同，中国政治经济学的学派化，不是为了代表劳动阶级不同阶层的利益，而是都应站在劳动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整体立场，都应遵循经济学的方法论和理论精神，都应尽可能地全面系统掌握实际经济情况，在此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理论及应用进行深入探讨，并由于认识上的不同或不能完全做到“三个都应”而形成各自的学术流派。我国经济体系分工日渐精细化，经济是文化好政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社会分工的细化也使得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研究领域越来越细致，研究分工也越来越明确。研究分工的细致化给整体政治经济学研究带来繁荣的同时，也使得在宏观上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人才越来越少，但凡事物都有两面性，研究范围日渐细致也势必会使得宏观研究被人为摒弃。

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趋势逐步明显，我国经济正大踏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也给我国政治经济学现代化带来了新的活力，注入新的生命力，助推政治经济学的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能够更好地实现现代化将成为我国马列主义研究学者的重要历史使命。

参考文献

[1] 于金富：努力实现经济学的现代化[J].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03）

[2]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的现代化问题[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09（03）

[3] 洪远朋：正确认识政治经济学[J]. 研究. 2009（07）

[4] 赵学清：论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现实走向[J]. 中州学刊. 2008（04）

[5] 胡钧：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J]. 甘肃社会科学. 2007（01）

第7篇：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范文

    早在公元前七世纪时,中国记载管仲经济思想的《管子》一书中,已有关于市场价格变动的论述:“物藏则重,发则轻”,“民有余则轻之,民不足则重之”;也有关于谷米、货币和万物三者间价格相互关系的论述:“粟重黄金轻,黄金重而粟轻”,“谷重而万物轻,谷轻而万物重”,“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

    公元前六世纪时,范蠡提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主张在不急需某种商品时预为收储,等待时机高价出售 。这说明范蠡已懂得供求和价格的关系,利用价格变动谋取利益。公元前五世纪时,李悝提出平粜说,主张政府在粮价低时收购、粮价高时抛售,吞吐粮食以稳定粮价和调剂供求。

    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家对价格理论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由于中国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商品经济不发达,价格理论一直局限于政府如何稳定物价的平粜、平准理论的探讨。

    西方封建社会时期,价格理论也并不发达。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品关系渗入到社会经济生恬的每一角落,探求价格形成基础的价值论成了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中的不同流派通常是以对价值的不同认识来区分的。

    古典经济学家配第、斯密、李嘉图等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交换价值和价值区分开来,为劳动价值论奠定了基础;而形形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则以生产费用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等来反对劳动价值学说。

    同时,对于价格运动的规律性,对于商品供求和商品价格关系,对于完全竞争条件下以及不完全竞争条件下供求对价格的不同影响,也基于不同的价值理论而有着不同的价格理论。近代西方的价格理论已逐步向计量化发展。

    现代的价格经济学是一门年轻的 、正在发展和完善的学科。价格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括价格形成规律、价格变化规律、比价和差价以及怎样运用价格杠杆为生产经营服务等。

    价值是价格的基础,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价格经济学要从理论上阐明价格形成的客观基础及其历史演变。商品价值虽然创造于生产过程,却要通过交换在流通过程中实现,它不可避免地要承受市场供求各项因素的制约,因而商品价格很难同价值完全绝对一致,总会有不同程度的偏离。因此需要认识价值决定与价值实现之间的矛盾,阐明在交换中价格与价值相一致与相偏离的运动的规律性。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商品价格相互之间具有系列衔接关系,既有纵向联系的差价关系,又有横向联系的比价关系。价格运动不仅会发生水平的变化,还将引起种种连锁反应。要认识这种关系,须研究适合于计划商品经济的合理的价格体系。探索价格运动的目的,是为了把握价格运动的规律性,以便发挥价格的杠杆作用,为生产经营服务,从而使价格经济学研究对象同研究目的统一起来。

第8篇：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和谐；思想；浅探

中图分类号：F01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5－0288－02

和谐社会建设需要和谐经济，在研究和谐经济时，对经济理论中的和谐思想进行研究是必要的。

曼德维尔是第一个对自发秩序进行系统研究的人，他在其代表作《蜜蜂的寓言》中认为，人性在本质上是冲动的和自私的，然后以此为基础形成劳动分工和国际贸易理论，以及个人主义的经济和谐模式。

亚当・斯密认为人类社会有着自然的秩序，人们只要遵从这种自然秩序，不进行人为干预，社会就会自然和谐。从社会经济生活方面看，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就必须遵循自然秩序，而遵循自然秩序就必须实行经济自由的原则，无须国家的干预，这样才合有社会经济的和谐。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在他那里已经完全构成了经济学的主导意识并真正对国家政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即完全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主导制度和政府的“守夜人”角色的结合的经济和谐机制。

萨伊给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确定的研究对象是财富的生产、分配和消费，他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概论》绪论中就说明，他的政治经济学意图研究说明财富的由来，指出财富充实的方法，教导人们如何逐日取用更多的不会衰竭的财富，并力图证明一个国家在人口增加的同时还能有更好的生活必需品的供应，还要满意地证明，“富人和穷人的利益，以及各个国家的利益，不是相对立，所有对抗全是愚蠢”，从解除人的痛苦、救治弊病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研究比政治经济学研究更为重要，更值得有高尚思想和仁慈思想的人研究。”（萨伊，1963，p55）萨伊认为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协同创造了效用，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均提供了生产，因此三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相应报酬，不同利益主体间的利益是相互和谐的，即提出了后来著名的“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萨伊公式。这与斯密确定的富国裕民的目的明显不同。把“利益和谐论”倡导者的帽子戴在萨伊头上是合适的。

美国经济学家凯里和法国经济学家巴师夏是被马克思并列研究的两个和谐经济理论的代表人物。凯里以再生产费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来分析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分配是趋于和谐一致的，他认为，在社会发展的再生产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不断完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资本的价值在再生产费用中占有的份额日益缩小，而劳动的价值日益增大，工资会随着工人能力的提高而增加，利润随资本价值的减少而下降的趋势，由此，工人在社会总产品中得到的份额不论在绝对额上还是相对量上都在增加，而资本家尽管在绝对量上有所增加，但是相对量则在减少，因此得出结论：这个支配劳动产品分配的一般规律是使人类各个不同阶级之间现实的真正的达成利益和谐的基础。

19世纪40年代，巴斯夏发表了集自由经济思想大成的著作《和谐经济论》，他从政治、经济、社会、道德等不同方面对和谐经济进行了论述，他认为，随着生产的发展，社会总产品中分配给雇主的部分虽然在绝对量上有所上升，但在相对量上却会下降，而分配给雇佣工人的部分无论在绝对量上还是相对量上都会增加，这便会实现经济和谐，与凯里的观点类似，他认为自由是和谐经济的基础，“凡是承认人的利益是彼此和谐并以此为出发点的人，都会赞同用这样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对各种利益不横加干预，不人为地进行分配。”“彼此必然和谐的利益，应由自由来解决”（巴师夏，1995，p35）。他还认为交换是所有和谐中“最重要、最美好、最具决定性、最多产的和谐”（巴师夏，1995，p119）。巴师夏对经济和谐的观点是从利益分配的结果来看的，而且他特别强调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在巴师夏看来，完全自由的市场是会自然地导向利益和谐的，而凯里则是在利益的分配的“实证”研究中确认各阶级的经济利益是趋向和谐的，市场经济的力量可以自然地使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实现和谐。

总之，萨伊、凯里和巴师夏三人在利益（分配）和谐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可以归到利益和谐论中。

瓦尔拉斯以创立一般均衡理论为西方经济学所推崇，他批评了斯密、萨伊等经济学家关于政治经济学定义的错误，在关于“精神科学”的财产理论（即财富分配理论）方面，不同意蒲鲁东关于公道和物质福利之间有冲突的看法，而接受巴师夏经济利益和谐的观点，认为，不论是冲突的观点，还是和谐的观点，都没有得到有效证明，因此，他“准备再度提出巴师夏的主张，而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辩护”（瓦尔拉斯，1989，p66）。事实上，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对价格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有效的分析和计算，他把市场和交换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再次重申了斯密、巴师夏等对经济利益和谐的自由市场机制的重要性。

经济学的边际革命也对经济和谐做出了贡献，新古典经济学用个人主观效用理论进一步从形式上论证分析了斯密关于市场交易与自由竞争可以实现利益协调的思想观点，这主要体现于以克拉克为代表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与马歇尔的生产要素市场供需决定论。克拉克将经济利益关系转换成数量形式关系，并从生产领域证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制度是实现了“按贡献分配”或“按效率分配”的原则，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是和谐的。马歇尔的生产要素供求定价分配论认为社会分配是其生产原理的自然延伸，各种要素协同生产了财富和价值，也就有权共同占有和分配这种财富和价值，而分配的法则就是市场运行的一般的供求法则，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分配制度的公平合理性，并且也说明了不同利益主体利益是和谐的，自由竞争会使社会各阶层得到最大的满足（钞小静，2007，p107）。应该说，萨伊只是定性地提出了关于和谐的问题，而克拉克和马歇尔则在理论上形式化地力图证明这种和谐的存在性，事实上，从他们之后，利益和谐再也没有引起更多的争论。

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通过对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制度、主体和行为的关系，说明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与资本的利益对立关系，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经济不和谐深刻的制度原因。如果说西方经济理论试图证明和谐是可以实现的话，那么，经济理论则证明和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实现和谐的不可能性。

总体上经济学对和谐的研究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的：作为经济活动结果的经济利益的和谐、作为保证经济和谐的制度因素（如市场经济制度等）、衡量经济和谐的标准等几个方面。有的认为只要具备必要的条件（如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和谐会自然实现（如巴师夏），有的把和谐作为目标，有的把和谐作为建构过程，但是，不论言说和谐的，还是不言说和谐的，对经济和谐的追求一直内在于经济理论的研究中，有的把和谐问题直接作为对象进行研究，而有的没有，特别是现代经济理论，但是，现代经济理论的最大假设是私有制，而完全可以这样说，而对私有制的最大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和谐。

参考文献：

[1] 弗雷德里克・巴斯夏.和谐经济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2] 莱昂・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3]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4] 何大安.经济学世界中的和谐社会思想[J].学术月刊，2009，（3）.

[5] 蒋自强，等.经济思想通史：第2卷[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

第9篇：劳动经济学研究对象范文

【摘 要 题】西方经济学

【关 键 词】经济人假设/马克思经济学/主流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经济分析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F091.33 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2-0026-08

，经济学对人的解说归根结底便是对“经济人假说”的看法，对这一假说的修正、补充或重新理解，形成了主流经济学本身的发展，而对这一假说的怀疑、争论或批判，又引发了形形的非主流经济学流派。在经济学说史上，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亚当·斯密关注的是各国财富的增长和作为来源的劳动及其分工。但是，把财富的本质归为劳动，则必须要关心其中生产财富的劳动的社会关系。大卫·李嘉图就明确把调节财富在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分配规律作为经济学的主要。其后，西方经济学只继承了关于交换过程研究的某些因素，社会经济关系被日益简化，经济学的列车开上了资源配置的轨道。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的经典定义把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概括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1](P494)可以说，“边际革命”以来至新古典的研究不仅排斥经济关系，而且对财富的狭隘的商业眼光、经济学的静态方法和追求精巧工具的运用，使发展着的人与关系的丰富内容被忽略，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规定和实际的研究内容也被忽略了。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看，经济学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即对人的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构成有机的总体，是人的本质和能力及其发展的具体体现，马克思总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基本范畴来概括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内容的。很明显，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是紧紧围绕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实际过程，将二者丰富的内容有机统一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研究之中。

一、经济人假设的蕴含、创设及其流变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大厦的基石，而亚当·斯密则是经济学殿堂的奠基人。他与几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源流关系，在他所创立的经济学体系中，人只在两种意义上进入经济学研究的视野：一是作为经济分析出发点的人的动机和行为；二是作为财富生产要素的人的作用。在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社会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不仅个人的经济行为由此得到解释，而且社会的发展也最终导源于这种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其后的西方学者有的也强调经济学对人的研究，如阿·马歇尔就曾经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2](P23)但是，就整体来说，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是淡化对人的研究。古典学派对经济现象的研究是从孤立的个人出发的，所以，斯密对人的动机和行为探讨采取了本性论方法，并持同情心和自利性二元论看法。他认为只要有良好的、制度保障，主观上自利的经济人也能达到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非他本意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在比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3](P27)在《国富论》所构建的经济学体系中，斯密就深受经济史学家孟德威尔的观点，把人的自利性看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原始动机，一切经济现象则是这些行为的后果。他第一个系统地运用“经济人”假设，分析交换、分工、价值和自由竞争，进而以“经济人”和“看不见的手”确立了市场经济的自然秩序理念。斯密之后，经济学经过约翰·穆勒的综合，“经济人”被当作适应经济分析需要而进行过严格抽象的概念。按照穆勒的观点，经济学只研究人类活动的某一方面，即以取得和消费财富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相应地，经济学视野中的人，只能是抽象掉自利性以外的一切属性之后的“经济人”。虽然“经济人”的自利属性是一个非现实的抽象假定，但其构成经过合理地省略了某些品质和特征，并不会影响所得出的结论。以发展边际革命创立起来的主观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经济人”的思路，形成以“效用极大化原则”为特征的经济理性主义。奥地利学派继承边沁关于追求“幸福”的功利主义，又引进实证主义的“行为”概念，这样个体对最大快乐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痛苦，被确立为经济行为的道德原则，经济学成了围绕财富取得和消费这一快乐和痛苦的理性选择，边际成为基本的方法论工具。为了满足这种精密分析的需要，帕累托明确引进了“经济人”概念，并作了更严格的规定，使之成为具有完全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的信息、能选择使自己偏好最大化的代名词。

古典经济学之后，经济学研究的趋势是进一步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纵观以往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依其视角的不同，大体上可分为两类：一是伦理视角性批评；二是非现实性批评。19世纪初，西斯蒙第最先从伦理视角向斯密的《国富论》发难。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大部分是精神科学”，必须注重人的道德情感，因此，他总是以深厚的伦理情怀审视经济人观念，抱怨它诱人追逐“私利”，而“私利”则“促使人去抢夺别人的利益”。[4](P461)19世纪40年代，德国的历史学派则对经济人观念展开了更系统的伦理批判。李斯特指责斯密的《国富论》是“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是“以店老板的观点来考虑一切问题”的学说，是一种“将国家与政权一笔抹杀，将个人利己性格抬高到一切效力的创造者的论调。[5](P292)历史学派强烈批评古典经济学对自利的张扬，认为在经济人观念中，人几乎成了若干种具有强烈自利倾向的原始生命本能的集合体，只受纯粹自私动机的驱使。这种以孤立个体的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经济分析，无异于把政治经济学变成一部单纯的利己主义的自然史。从伦理视角出发审视经济人观念，使人形成这样一种基本看法：经济人仅仅关注自己的物质生活，却无视自己的精神生活；只关心自己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不在乎取得这种结果的方式；只知道追求收入、利益、效用的最大化，只知道追逐物的目标，根本不懂得追求自我完善，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

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不是根据某种永恒不变的人性提出来的，只是根据经济人的经济环境和条件提出来的，而没有根据现实人的特点分析经济人的行为和动机。不管在历史上对人有过多少抽象，但只要是从人本身出发进行抽象，是决不可能得出人具有完全理性和完全信息的假设的，这种假设只能从人之外的某种根据提出来。因此，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并不能运用于现实的人，在面对实际的经济现象时缺乏解释力。诺斯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一书中指出：“人类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中的个人效用函数所包含的内容更为复杂。有许多情况不仅是一种财富最大化行为，而是利他的和自我施加的约束，它们会根本改变人们实际作出选择的结果。”[6](P27)在诺斯看来，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财产所有权，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活动，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的收益率。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不能解释人的利他行为，为了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需要超越个人主义的成本—收益计算原则，他把诸如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其他非财富最大化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从而建立了更加复杂的、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诺斯强调意识形态是决定个人观念转化为行为的道德和伦理的信仰体系，它对人的行为具有强有力的约束，它通过提供给人们一种世界观而使行为决策更为经济。因此，政府应该通过向意识形态投资，来对个人意识形态资本积累，进行补贴。诺斯强调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约束作用，可见他是承认有限理性假设的，即经济人只能在特定的制度环境约束中最大化自己的效用；同时他也承认机会主义假设，但他认为特定的意识形态对经济人的机会主义具有“淡化”作用，人类的利他行为和克服了“搭便车”的大集团行动，就来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从非现实性角度批评经济人观念的主要代表人物赫伯特·西蒙也认为完全理性实际上并不存在，可供现实人选择的目标是多种多样的，而且往往相互冲突，人们在作出决策时，总是受到个人和社会联系的制约，因而不得不在效率标准、利润目标、个人价值等因素之间寻求协调。这意味着，实际上人们根本无法求得传统经济学所要求的最优解，而只能以满意解作为目标。而威廉姆森则接受了西蒙的有限理性假设，他认为经济人的自利行为，常常走到机会主义上去，也就是说，经济中的人都自利，不但自利，只要能够利己，就不惜去损人（性恶论）。他会借助于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利益，其动机强烈而复杂。他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扭曲，如说谎、欺骗等，并会违背对未来的承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人在所有时间，都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但总有那么一些人在有些时候采取这种行为方式。所有这些非现实性的批评，只是对经济人概念的内涵作出了某些修正，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中的地位。

二、经济人假设招致批判的方法论意义

经济人假设不断弱化的发展过程，源于对这一假设批判力量的推动。传统经济学在阐述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坚持自己的分析角度时，对西方正统经济学进行了批判，指责后者忽视了生产关系的研究，因而是不科学的，甚至是庸俗的和辩护性的。这种批评当然有一定的道理，它与西方非主流学派对主流学派的批判不谋而合。但是，这两种批判又有很大的不同。西方非主流学派批判主流学派以制度给定为前提，放弃和否定了人与人关系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在历史上与生产和消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实的社会制度和主体行为的分析，也就放弃了经济学的主要对象和基本阵地。因此。正统经济学还不是“经济学本来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与此同时，非主流经济学充分利用了主流学派的研究成果，做出了自己的创造，在理论上和方法上推进了对人与人关系的经济分析，开拓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经济学的内容，使之更加接近和有效地反映了现实经济生活。这样，经济学就变成了“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7](P255)与此不同，传统经济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与其说是一种科学批判，不如说是一种政治批判更为恰当。由于掺杂了意识形态的因素，传统经济学的批判完全采取了否定一切的非科学态度，仅用几句否定式的简单口号，就将其当作废物一样地抛弃掉，因而也有失公正或者很不公正。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性不在于它没有研究什么，而在于它研究了什么和怎样研究，以及这种研究是否包含着某些科学成分。新古典经济学以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作为既定前提，着重分析了人们的物质偏好、生产函数的技术特征、要素边际生产力等物质技术因素在决定经济变量中的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方面，即人与物的关系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正是由于它的这种科学性对经济的运行和发展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和预言能力，再加上基于这种科学性而形成的科学的表述方法，才使它成为西方的正统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然而，新古典经济学不研究生产关系总是事实，不能因为它是主流经济学，就认为它的选择是对的，其他选择和作法都是错的。正是由于它是主流经济学，处于统治的地位，因而造成了经济学中严重的工程化倾向，缺乏主体性也许是它的致命弱点。[8]

我们知道，经济人假设遇到的强有力挑战，主要来自西蒙的有限理性说。经济人最大化行为假设，是以完全理性为条件的，这种理性假定决策者总是用敏锐的目光，对眼前的一切都深思熟虑。他不仅明白自己当前面临的选择范围，而且对未来的选择余地也了如指掌，他知道可能选择的策略所导致的后果，至少也能给未来的可能状态确定一个联合概率分布。他权衡了一切互有冲突的局部价值，并把它们综合到单一的效用函数中，按照对它们的偏好，排列所有未来可能状态的优劣秩序。由于具备完全的信息和理性，经济人能够找到实现目标的所有备选方案，预见这些方案的实施后果，并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在这些方案中作出最优选择。但在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看来，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了解所有备选方案及其实施后果，实际上是办不到的。因此，决策过程中人们寻求的并非最优解，而是满意解。其实，有限理性说只是修正了最大化的约束条件，而不是修正最大化行为本身。在斯密的经济人假设中，没有考虑交易费用，既然经济人是理性的，能够轻而易举地得到完全的信息，从而能够洞察一切，又不受任何条件约束，自然能够寻到最优的方案。然而，现实世界是存在交易费用的，于是在斯密看来是最优的选择，在西蒙看来则得不偿失。实际上，决策者所面对的是两个最大化体系：一个体系中未包含交易费用，另一个体系则将其包含在内。于是，在前面看来最优的方案，在后者看来则是得不偿失；相反，在后者看来是最优的方案，在前者看来则是满意的或次优的。[9](P29)经济人寻求满意解，正是其进行成本—收益分析的结果，它实际上等于实现了净收益的最大化。可见，个人的行为总是追求最大化的，不管他的目标是利己还是利他，他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总是有效率和有实际意义的。

西方经济学从孤立的个人出发，把自利性和理性作为解释一切经济现象的万能钥匙，这势必排斥经济范畴的历史性质，把特定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当作永恒的自然形式。而马克思则从社会的个人出发来考察经济问题，注意到了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历史延续性，经济学本质上被看成是一门历史科学。马克思认定人与物的关系是物质生产的内容，作为人与人关系的中介是经济关系的构成部分，但是，他更侧重于研究物质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来丰富对人的现实性的认识，包括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经济活动的动机和行为，并通过分析这些动机和行为实现的社会形式，揭示特定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虽然确立了劳动是财富的主体本质，但是，它的无批判的前提和非历史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使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10](P89)，它“把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作为本质和最初的形式，作为同人的本性相适应的形式确定下来了”[10](P25)，并通过对“社会交往的异化形式”的分析，肯定了私有制，从而肯定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掩盖其非人化的后果。在马克思那里，古典经济学只关心劳动的某种经济意义，不考虑劳动的属人性质，它所理解的劳动并不是真实的人类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它实质上是在劳动的概念上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因而，自古典经济学之后，与西方经济学抽象掉劳动概念的人本性质，降低劳动范畴在揭示人的本质、人的社会经济关系乃至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中所处的基础地位不同，马克思的批判强化了劳动范畴在其经济学体系中的核心地位，也强化了其经济学的人本性质。正如他自己所说：“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发现其中每一个范畴，例如商业、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0](P101)不可否认，人在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以往历史的结果，“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11](P12)经济分析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其动机和行为只能由这些经济范畴所涵盖的经济关系来解释，经济关系的客观内容成为经济主体的主观动机。潜在的自然资源是无限的，相对人的需要满足而言，真正的约束在人自身的能力，经济发展的主要过程是人的能力提高的过程，劳动时间有效利用是资源配置的真正意义；人与自然的矛盾在于人们未能真正认识生产力的本性和正确估计自身行为的自然影响与社会影响，而根源在于社会制度的制约，人只有成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主人，才能最终成为自然界的主人；一切生产都是对自然的占有，但生产的真正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自觉的发展，随着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劳动将由谋生手段变为生活目的本身，财富的尺度不再是直接劳动的时间，而是自由支配的时间；当人的社会性活动具有自发性联系时，个体活动的目的是预期的，而活动的结果则往往是非预期的，这将促使人类选择和创建一种“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社会制度。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12](P926)马克思的这些论述，对于实现经济学由崇物到重人，突破经济学的功利或道德境界，在更高层面上审视人类经济生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面临的问题，真正实现“以人为核心的发展”，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

综观经济学对人的研究，确立人在经济学中的地位，强调经济学研究人，首要的是一个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问题。当代人类在经济生活领域中所面临的问题，尤其是社会经济领域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需要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哲学传统，强化经济学的人本精神。有不少人受多年来“西学东渐”的影响，主张弘扬以理性主义为内核的近代西方文化意识，实现对中国经济学性质和方法的根本改造；有的面对经济和社会的难题与困惑，则疾呼经济学的人类关怀；有人则以革命经济学转变为建设经济学为根据，强调经济学的实证性，根本否定经济学的批判性。因此，有关经济学性质的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关系问题，的确是事关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实际上，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窄化，使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难以历史和逻辑地置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其根源是一个哲学传统和方法论问题。从马克思经济学的人本主义看，经济学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一个基本方面的研究，即对人的物质生活的社会性生产的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社会交往关系及其历史发展，构成有机的总体，是人的本质和能力及其发展的具体体现。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物质生产过程的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其一，费用和效用比较的效率问题，即资源有效配置。马克思归结为社会总劳动的有效利用问题，包括单个物品的时间节约、社会总劳动在各种需求之间的分配。其二，扩大再生产问题，即经济增长，例如增长方式、增长因素、均衡增长条件等等和能力的发展问题。其三，人和自然物质变换过程中的和谐，即可持续发展问题，例如大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等等。当然，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和人与人的交往关系，而是紧紧围绕人的主体能力发展的实际过程，将二者丰富的内容有机统一于对人类物质生活的生产研究之中。当代经济学的缺陷恰恰在于研究内容的或缺，不能真正达到这种统一，从而不可能完整地、总体地从人的本质和能力出发来阐明社会经济的发展，体现经济学的人本精神。

三、人假设的局限性及其超越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斯密和新古典经济学不是作为理性和价值、实证和批判的统一，必然有一个对存在世界认识和追求的境界。西方经济学关心的只是个人现实经济生活的功利，效用极大是经济学家求解的主要问题，“帕累托最优境界”成为追求的最高境界。在功利境界中，人从“自我”的立场出发，关心的是对于自我之利的追逐，追求个体行为的最大利益是处于这种境界中的人类行为的基本动因。古典经济学以来的各种西方经济学流派主要宏观与微观两个层次的效用最大化问题，便是属于人类在功利境界中的经济学说，效用最大化便成为功利经济学求解与面对的主要问题。革命以来，随着人类自主生产能力的增强，人类的自我与趋利意识也在增强，从而进入了追逐自我之利为核心的功利境界的觉悟时期。自亚当·斯密以来的西方经济、文化体系，尽管看似变幻不绝，其实仍是主要在功利境界状态中来认识和研究经济问题的。由于受功利境界的局限，这种经济学还没有到达对人的经济行为作价值判断与规范的觉悟与境界，而只是把人抽象为一个简单的价值要素，按照经济人行为本身的狭义客观性进行实证分析。而道德境界则是把利己与利人、个人快乐和最大多数人的幸福统一起来的人生境界。道德境界范围内的经济学研究是把个人与社会这两个主题同时纳入了经济学研究之中，使人、由人组成的社会与在社会体包含之中并作为基础的经济三者联系起来进行研究，采用规范与实证方法相结合，亦即经济的浪漫主义原则与经济的现实主义原则相一致的分析方法。它不光研究经济现象中的“是不是”的问题，亦要讨论人类经济行为中的“该不该”的问题；它不仅研究“实际”存在的经济现象，更加注重对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本质问题的研究。20世纪以来，主流经济学总是扮演使人类走向效率和福利向导的功利境界的角色，但是，丰裕社会存在的人与和人与人的诸多矛盾，显示其对社会经济的根本问题认识的狭隘性。走出经济学功利境界的狭隘视野，事实上已成为当代经济学发展的关键，由此经济学会更加规范化和化，会有更多的建议而不是道德形态上的攻讦，并且将超越功利和道德境界。

人们责难经济人假设把人抽象为唯利是图的人，无视人性善、公正、正义等倾向，张扬了人性中最低级的本能，亵渎了大写的人；仅仅把人看作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看作目的本身，以致使人尊严扫地。这种观点表面上似乎冰清玉洁，但实际上，这种对待经济问题的伦理主义倾向，不仅对经济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对于我们真实地理解和规范社会现实也是极其有害的。我很赞同有些学者的观点，对经济人的理解和阐释，只有在以社会的制度化结构框架为背景的前提下，才是可以接受的。虽然古典经济只是把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为一种现成的存在来对待，忽视了制度结构在社会经济过程中的主动作用，但斯密的经济人仍然是确定的市场结构中的人，他所建构的经济理论既是对市场制度条件下人的行为的理论描述，也是对市场制度结构作用机理的理论建构。斯密把市场制度看作理性经济人假设合理性的重要基础，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经济人始终都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在市场制度体系中相互关联的一个整体。

对经济人假设的非现实性批评，确实导致一批诸如交易费用、不完全理性、信息不对称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但是，那种企图以“真实人”代替“抽象人”，以“复杂人”代替“简单人”的倾向却会造成混乱。经济学要研究的是共性，它寻求的是一种基本的人类行为的共同趋势和统计，与单个的经验事实原则上没有逻辑对应关系，这也反映了社会型经验科学（如经济学）与逻辑型经验科学（如经典之学）之间在理论与经验的关系问题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后者具有“齐一性”，一般不允许例外发生；而前者则不同，否定后件推理在这时并不完全适用，个别“反常”并不足以证伪理论。经济人观念没有决然排斥经济主体那种个别的差异性的感性行为的存在，并不与任何意义上的某种特殊性、或然性直接冲突。制度化结构并不针对任何特定的个体，而是针对它所要规范的一般对象的，所以说，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特定的制度化结构，它并不要求在这个结构空间中每一个行为者，每一次都能针对某种确定的背景作出无误的判断，它只是保证每个行为者在遵循其一般性规则的情况下，按照自己的判断去行为。制度化结构本身并不关心某个行为者的成败，它关心的是所有行为者的“理性试错”，在统计意义上的整合效果，即制度化结构按照自己的“效用趋向”——以成功褒奖那些理性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以破产惩罚那些按另一种方式行事者。科学理论是对经验的抽象，当它直接与经验比较时，必然是“非现实的”人。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把经济人假设理解为一个工具性假定，这与那种要求理论假设与实际严格一致的观点相比，或许更合理些，当预测现实成为对理论有效性的重要判据时尤其如此。如经济理论的“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虽然不存在现实的对象与之对应，但它的逻辑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现实市场的尺度，成为我们规范社会现实的理论背景。

经济人假设没有考虑人的行为的道义性因素，在成本—收益、替代、一般均衡等经济分析中也没有考虑道义类型的约束，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化传统、伦理规范等因素在人们的经济生活中不存在或不作用，而只是说它们与制度化规则的作用方式不同，与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分属不同的领域。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化规则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主体的行为结果。所以，经济理论要提高自身的社会效用，就必须放弃道德化的诉求方式。如果人们出于道德理由不能接受某些行为的结果，我们需要做的既不是使道德制度化，更不是使制度规则道德化，而是在参照道德理想的条件下调整社会的制度化结构。制度化规则和道德规则同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发挥着作用，它们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我们却不能采取越俎代疱式的统一，而只能在这两种不同的社会约束方式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在它们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追求社会效应的宏观整合。经济学是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对如何满足人们需要的人类行为以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研究的经世济民的致用之学，所以，它的方法不能伦理化，而必须是满足逻辑性和实证性要求的解剖分析型的方法。因此，经济学在对现实进行真实模拟的基础上，提出理性经济人人格、需求偏好的外生性及其稳定性等前提性设定是完全必要的。这不仅是为了理论推导的便利，更重要的是完成对现实的指导和规范。[13]

很明显，经济人假定既不是对人性的一种断言，也不是对人的一种伦理期望，而是一个以制度化结构为基础的关于人的行为方式的界说。它的提出是为了说明经济过程因何发生，如何发生，如何规制及经济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经济人假定揭示了人类行为的基本特征，消解了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给经济学研究带来的困难，从而使科学的经济分析成为可能，即使是强烈反对经济人假定的李斯特也承认这一点。[12](P926)不管经济人抽象有多少缺点，重要的是它有利于经济学家作出某些一般性的结论，从“利益最大化”原则推导出描述现实的大量实证性命题。全面的“真实人”的构想，不管表面上多么诱人，却难以产生与之相媲美的理论成果。经济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就在于对这种制度空间中经济人的行为作出解释和预期。经济理论不仅要寻求经济主体在制度化的经济条件下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普遍的行为模式，而且还要追问这种普遍性存在的深层基础。不同的制度提供不同的行为空间和选择条件，对个人选择的分析必须以对制度的把握和理解为前提。制度化结构不仅是经济行为的界限——个体行为选择的边界，而且也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实体，它为我们提供了判别恰当的或可预期行为的标准，尽管这个标准本身并非一成不变。正是由于这个参照系的存在，虽然现实中存在着诸如不确定性、复杂性及超载信息等方面的困难，人们的经济行为仍然可能是规则的。正是基于此，经济理论才成为可能，它对人们经济行为的确定的解释或预期才成为可能。总体上，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是富有成效的，使其更适合于最一般的经济分析，更切合人们现实的经济活动方式，提高了经济人与经济环境的匹配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对经济人概念的批评存在一个严重问题，即把对人在制度化结构范围内的行为方式的理解、预期与对人的伦理约束、期望相混淆；把理论抽象与对现实的经验描述相混淆，这实质上是撇开经济人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制度化结构这一根本基础审视经济人观念的结果。这种审视方式误导了人们对经济人概念的理解，也了经济人假定在经济分析中正常地发挥作用。在创建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对经济人假设作出选择，并时刻关注这样一个问题：超越了经济人假说，经济学又将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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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奥斯卡·兰格.经济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2]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3] 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4]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7.

[5] 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M].上海：商务印书馆，1979.

[6] 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

[7] 科斯.、市场与[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0.

[8] 方绍伟.经济学与主体性[J].二十一世纪，1992，(10).

[9] 刘世锦.经济体制效率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3.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1]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