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劳动经济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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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代劳动经济学范文

1、马克思的劳动力商品理论认为：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关键在于( )。

A、劳动者具有人身自由

B、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源和生活资料

C、劳动力成为商品

D、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2、在远古时期，在( )著作中，热情讴歌了人类的劳动，认为只有劳动才能得到财富、荣誉、家庭和朋友。

A、赫西奥德的《劳动与时日》

B、色诺芬的《经济论》

C、色诺芬的《雅典的收入》

D、柏拉图的《理想国》

3、产业革命后，提出“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的要素”观点的经济学家是( )。

A、配第 B、斯密 C、李嘉图 D、萨伊

4、( )标志着劳动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独立发展阶段。

A、索罗门·布拉姆的《劳动经济学》著作出版

B、20世纪30年代的“凯恩斯革命”

C、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学派进行的“劳动经济学革命”

D、我国朱九通教授所著的《劳动经济学概论》出版

5、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起点是( )。

A、劳动力市场理论 B、工资理论

C、人的劳动和人力资源 D、个人职业生涯与职业选择

6、在知识经济时代，就业最重要的一个条件是( )

A、健康的身体 B、忠实于雇主

C、身怀一技之长 D、具有知识和不断创新的能力

7、按照行为科学家的研究，人的行为链条为( )。

A、动机需要行为目标 B、需要行为动机目标

C、目标需要动机行为 D、需要动机行为目标

8、美国行为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要按由低到高的顺序分为( )。

A、安全、生理、尊重、社交、自我实现

B、生理、安全、尊重、自我实现、社交

C、生理、安全、社交、尊重、自我实现

D、生理、尊重、安全、社交、自我实现

9、在人力资源所包括的几个素质中，( )是基础。

A、科学文化素质 B、思想道德素质

C、身体素质 D、技能能力素质

10、狭义的人力资源开发是指( )。

A、人力资源的生理开发 B、人力资源的心理开发

C、人力资源的伦理开发 D、人力资源的智力和技能开发

11、在影响劳动力供给的诸多因素中，最为主要的因素是( )。

A、市场工资率 B、非劳动收入

C、家庭性因素 D、个人偏好

12、现代劳动经济学认为，在工时固定的情况下，要实现的劳动供给量，的办法是( )。

A、实行奖励工资 B、实行计时工资

C、实行固定工资 D、进行道德刺激

13、劳动力供给等于( )。

A、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

B、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效率

C、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D、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的时间+劳动力的效率

14、影响劳动力供给的非经济因素有( )。

A、市场工资率的高低 B、非劳动收入的多少

C、家庭因素的强弱 D、个人偏好

15、影响劳动力市场最根本、最主要的要素是( )。

A、市场性要素 B、组织性要素

C、社会性要素 D、工会、政府

16、劳动力市场的歧视主要可分为( )两类。

A、种族歧视、性别歧视 B、种族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C、宗教歧视、身体障碍歧视 D、工资歧视、职业歧视

17、在支配劳动力流动的内在机制中，最基本的机制是( )。

A、工资机制 B、供求机制 C、竞争机制 D、风险机制

18、劳动力流动的经济合理性是指( )。

A、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和收益的比较

B、劳动力流动的收益大于劳动力流动的成本

C、劳动力流动的收益等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D、劳动力流动收益小于劳动力流动成本

19、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性因素是( )。

A、健康状况 B、社会文化因素

C、经济因素 D、人际关系

20、与年轻的劳动力比较而言，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率较低，主要原因是年老的劳动力流动的( )。

A、直接成本增加 B、机会成本增加

C、心理成本增加 D、风险成本增加

参考答案：

单项选择题

1、C 2、A 3、A 4、A 5、C 6、D

7、D 8、C 9、C 10、D 11、A 12、A

第2篇：现代劳动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劳动价值；剩余价值

一、引言

一个理论中有哲学的分析工具，所以这是哲学问题，能不能成立？现代经济学几乎全部都在使用数学工具。哲学工具是为解释经济事实服务的，假如对经济事实的解释力没有了，仅在哲学意义上是合理的，那还有什么用处？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里已经自己讲明白了，他的经济理论是实证主义的，不会走形而上学的路线。

二、劳动价值论

劳动价值论，其实是要解释交易的。一只羊换一把斧头，究竟是凭什么来确定这种交易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解释是，因为生产羊和生产斧头的劳动时间相等。

假设一个人，可以去生产羊，也可以去生产斧子，但是他产羊，却也需要斧子，这时候就要去用羊交换斧子。要怎么交换呢？他会想，他生产一只羊用了5小时，假如做把斧头只用4小时，干脆自己不生产羊去做一把斧头不就得了，所以他会希望用0.8只羊去交换一把斧子。做斧子的人也会这样想。最后二者达成交易，这就是劳动的价值。

但我们知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因为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会复杂的多，我们还要面对生产力不同、劳动不是唯一的投入、存在垄断等这些影响交易的因素。劳动创造价值不代表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

商品具有二重性，即价值和使用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傩裕具有不可比较性。价值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是商品的社会属性，它构成商品交换的基础。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等范畴，是马克思用来说明商品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概念，深刻地揭示了商品的本质。

三、剩余价值论

剩余价值理论是用来解释为什么会有利润。

古典经济学家认为，竞争使得利润为零，因为如果你用超出成本5元去卖，我会出4元，这样所有人都来买我的，不去买你的，那么你就会出3元跟我竞争，最后我们都出一个成本价，利润为零。这样一来，利润在长期是没有的，在短期具有利润，但是会瞬间失去它们。马克思对这种解释不满意。既然没有利润，资本家为什么要生产。

假设一个人种小麦，但是消耗体力。但有生产就必定有一个超出补偿体力消耗的剩余。关键是这个剩余归谁所有。

传统的看法是，既然劳动的是劳动者，那么肯定归劳动者所有。但是实际并非如此。假如劳动者必须有锄头才能种小麦，但是劳动者又不能获得锄头，那么他只能去租别人的锄头，这时候别人会跟他要多少租金？租金可多可少，取决于借的人的心理底线。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由于私有制，一部分人剥夺了另一部分人的剩余价值。

从完全竞争的角度，剩余价值的剥夺是不成立。马克思认为，资本为了竞争而不断提高有机构成，最终剩余价值越来越少的规律。资本主义为了剥夺，最终什么也剥夺不了。资本主义自己毁灭了自己。

所谓的资本有机构成，就是不变资本（物质资本）和可变资本（劳动）的比。资本家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而用机器去替代劳动力，但是随着劳动力的减少，可以剥夺的剩余价值也少了。于此同时，由于需要的劳动力越来也少，失业也就越多，工人也就越贫困。

这里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马克思和新古典的差别。在新古典框架，工资是劳动的边际产出，随着资本的扩大，劳动的边际产出也是提高的。但是马克思认为，随着资本的提高，劳动者是越来越贫困的。而不幸的是，现代经济事实是支持后者的。

但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仍然是零利润的。这样的市场怎么可能有意义。熊彼特用不完全竞争和创新解释这个问题。他认为企业是可以获得利润的，原因是它们进行了创新，商品不再是同质的了，由于创新它们获得了暂时性的垄断地位，并因此获得了垄断利润。当然这种创新会随着其他的创新而被毁灭掉，这时候又必须进行新的创新，由此资本主义是不断前进的。而履行创新职能的，就是企业家。另外，现代经济学也解释了，为什么是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也就是为什么利润一定要由资本家占有。我们知道，分配制度是，工人拿固定的工资，剩下的一切收益都是资本家的，也就是资本家有剩余索取权。一个原因是，工人是风险厌恶的，而资本家是风险偏好的，最优的配置当然是给工人一个确定性的支付，而资本家拿剩余索取权。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工人支付的劳动是比较容易辨认的，而资本家的管理才能、创新能力是不容易辨认的，也就是工人比较好监督，而资本家不好监督。因此需要给资本家一个激励，让他们自己好好干，这个激励就是，你的报酬和你的努力是挂钩的，这样就要把剩余索取权分配给资本家。

四、总结

马克思的模型概括了当时的经济状态。虽然资本主义现代是这个样子，但是19世纪它是另外一个样子。马克思的模型甚至有很多天才的预言，而这些预言不是根据历史规律，而是在模型的框架内通过逻辑推演出来的。

马克思是第一个研究商业周期，而不是把萧条看做偶然事件的人，马克思也是不满足于静态研究而去研究经济的演变的人，而且他把经济的演进内生化，看做“按它自己的轨迹发展并且按自己的状态决定以后的状态”，这是非常伟大的理论。我们现在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也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也不过是收集它们的片砖碎瓦、一些统计的事实和有用的方程式。也许我们对马克思太苛刻了。

参考文献：

第3篇：现代劳动经济学范文

【Abstract】Artificialintelligencecanbesaidtobethefourthhumanrevolution.The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yiscontinuouslyadvancingaroundtheworld，andChinaisalsocloselyfollowingthepaceoftheworldandconstantlyexploringthefieldofartificialintelligence.However，withtheemergenceofmoreandmoreartificialintelligencetechnologiesandequipment，theinfluenceofartificialintelligenceonsocietyisgrowing.Artificialintelligencehasagreat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China'sindustrialeconomy.Thispaperbrieflydiscussesandanalyzestheseinfluencesthroughinvestigationandconsultingdata.

【關键词】人工智能；工业经济；影响

【Keywords】artificialintelligence；industrialeconomy；influence

【中图分类号】F426；TP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1069（2020）11-0029-02

1引言

在20世纪人工智能技术有了质的飞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仍旧在不断发展，应用人工智能的行业也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发展在不断地增多，例如，军事行业、服务行业、驾驶行业等。而随着人工智能在这些行业的应用，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发展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简要地讨论了相关的内容。

2人工智能对我国工业经济的影响

2.1替代劳动力

我国是工业、农业大国，很多人以劳动作为工作、赚钱的途径，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有可能会替代劳动力，这种影响有利也有弊。对于个人而言，很多农民工会思考自己的工作和技能是否会被人工智能取代，有危机感。但是好处是这些人员会促使自己去学习新的知识以及能力，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发展新的技能，防止被取代[1]。对于企业而言，不断地使用劳动力会持续增加资金投入，很多工业相关企业考虑到雇一个工人的综合用工成本是很高的，除了薪酬外，还包括为员工缴纳五险一金等问题，因而他们会优先使用人工智能。但人工智能的应用只需要一次性投入，可以减少企业的资金投入，创造更多的经济利益。工业企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设备可以减少资金、税金的投入，因而很多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优先使用人工智能，这样自然而然会带来失业问题。但是工业企业并非随意应用人工智能，当下我国法律就工业领域人工智能应用问题加强了对劳动者的保护。对人工智能会替代劳动力这个问题不同的人员有着不同的想法，有的人是持悲观的态度，有的人持乐观的态度，根据调查可知，大多数的经济学家是持相对悲观态度的，认为人工智能有可能会替代劳动力，从而影响工业经济增长。

2.2增加就业岗位

前面讲到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中的应用会替代劳动力，但与此同时也会创造就业岗位。众所周知，人工智能包含很多方面，在工业领域中很多人工智能的自动化技术以及设备逐渐得到应用，这些新引进的先进设备为人们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带动了工业经济增长从而推动了国家的经济增长。根据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设备的应用实际会为那些没有应用人工智能的生产环节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工人、劳动力可以专注于无法通过人工智能完成的工作。

2.3促进产业结构优化

近年来，很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在工业领域中，如大数据、云计算、5G通信等，这些技术的应用导致工业的生产、传输、存储、处理、分析等不同环节发生全方位、革命性变化，这些数据、算法变化是依靠人工智能技术运行的，从某种方面上讲，工业领域中的一些人工智能技术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的信息技术，是当下互联网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这些人工智能的应用，我国工业领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工智能技术涉及很多现代先进的技术，这些先进技术的应用必然会促进工业产业链中各环节技术产品的集群式、爆发式增长，优化了产业结构，从而促进工业经济的增长[2]。

2.4促进工业生产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地应用在工业领域，这些智能化设备技术的应用促进了工业行业生产流程的智能化。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科学技术不发达，很多工业领域中的生产设备都是流水线式生产，工业工作中所涉及的每一步工作都需要人工操作，很多关键的工作环节以及决策判断都需要依靠人力劳动或者人们思考来进行。但是人工智能自动化时代的到来为工业生产带来了智能化和集成化的改变，可以提高工厂的工作效率，使用更多的人工智能设备以及技术，这意味着工厂和车间可以实现更长的作业时间。众所周知，当前劳动力成本逐步提高，尤其是加班需要支付两倍或者三倍的薪资，但是设备不需要，工厂只需要支付值班人员的费用就能够让工厂二十四小时开工运转，可以在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资金投入。目前，在美国、德国等一些国家都已经出现了不停工的“无人工厂”[3]。

2.5降低工业生产的危险性

工业是我国几大产业之一，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在工业领域中很多工业生产工作都涉及高危险性的环节，在之前人工智能还没出现时每一项工作都需要由工作人员亲自操刀去实践，即使危险系数高的工作也需要由工作人员去进行，因而经常会出现一些危险事故，造成工作人员的伤亡，面对这些危险因素当时的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是无能为力的。但是人工智能的出现可以制造出工业机器人，或者相关的保护装置，高危工作可以由人工智能机器人进行处理，如果必须由工作人员来进行可以利用先进的设备来探测危险，最大限度降低危险发生的可能性。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在降低人工风险的同时还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2.6提升工业产品的质量和性能

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对工业产品的质量有着一定的影响，它可以提高工业产品的质量。如纺织加工工业，在人工智能应用之前，很多缝合工作都是需要人工来进行的，即使工作人员的操作十分娴熟，每个人缝合出来的成品还是有差距的，每人每天缝制的质量可能存在差异，这种情况不利于产品的销售，并且会导致出现企业资源浪费等现象。而随着人工智能的应用，很多流水线工作都采用机械进行制造，每一个步骤都是经过智能化机械完成的，彼此之间的差异是很小的，与此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产品的质量。除此之外，人工智能还能应用于工业产品的研发设计上，人工智能可以做到人们靠手工无法完成的工作或者计算出人类无法计算出的数据[4]。人工智能在工业产品研发中的应用可以提高工业产品的品质和性能，使其具有更高的经济价值与使用价值。在工业领域中应用人工智能可提升质检水平，提高产品合格率。人工智能在生产线各个环节全面实时监控，与传统方式相比，人工智能对生产过程的监控能大幅度提高企业对产品质量的监管和控制能力，降低产品不良率，提高生产效率。有的工业企业采用人工智能对产品生产过程进行全面质检，不仅可以节省资本还可以创造更多的利益。

第4篇：现代劳动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工会 职能

经济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国际经济格局，也使各国劳动关系产生了新的变化。正确认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劳动关系，不仅有利于促进中国长期繁荣稳定，而且有利于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综合国力的增强。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影响

长期以来由于劳动力成本较低，导致中国劳动力具备比较优势，从而形成了中国出口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高附加值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贸易格局。但近些年来，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中国劳动力成本大幅攀升，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和其他新兴的具有劳动力成本比较优势国家的产品冲击，原来低附加值的出口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窘境。从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来看，中国丧失传统劳动力比较优势已成定局。如何解决劳动力比较优势的丧失后，中国经济产业的转型和升级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二）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劳动者就业和收入分配结构的影响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面建设，中国大量传统行业面临重大冲击，在这些传统行业工作的劳动者不得不面临再就业的压力。与此同时，大量新兴行业不断涌现，急需大量具备行业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技能的劳动者。于是在中国出现了一边是劳动者大量无法正常就业，一边是企业缺少能够胜任岗位需求的熟练劳动者的现象。这种现象也导致了中国劳动者收入分配方面出现结构性失衡。如何实现中国劳动者劳动技能的提升和劳动就业能力的增强是中国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劳工标准对中国劳动关系的影响

国际劳工标准是国际社会共同推动劳动者权益保护的重要成果，也是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共识。通过损害劳动者正当权益，甚至严重伤害劳动者身心健康换取企业利润和经济增长现象将逐渐被杜绝。但近年来，国际上众多劳工组织和民间机构和部分国家政府在国际公认的劳工标准基础上提出了更多更严格的劳工保护标准。这些新的标准虽然能够进一步促进中国劳动者的保护，但势必也会对于中国企业的竞争环境带来新的压力。如何在保障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国际标准接轨的同时，保证企业盈利和经济增长同样是一个重大的难题。

二、中国工会的新智能

首先，中国工会组织应当积极加强与国外工会组织的沟通、了解和合作，共同促进贸易自由化和劳工权益保护。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国外工会组织成为推动贸易摩擦和提高贸易壁垒的重要推手。中国工会组织应当加强与欧美各国工会组织的联系，加深了解，加强磋商机制，充分理解各自的利益诉求。通过相互的沟通和了解，在共同促进经济合作和贸易自由化的前提下，一道寻求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方法和途径，避免滥用贸易保护主义，共同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和劳工权益的保护。

第二，中国工会组织应当积极倡导符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关系发展途径，稳步推进经济贸易增长和劳工权益保护的和谐发展。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借国际劳工标准为名，施贸易保护主义之实。中国工会组织应当根据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稳步推进符合中国国情的劳动关系发展之路。一方面，职工工会组织要积极维护职工利益，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避免盲目的，不切实际，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所谓“国际劳工标准”。

第三，中国工会组织应当积极促进中高等职业教育、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职工岗位培训和科学技术普及等方面政策的不断出台，推动中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国际贸易结构的转变，减小国民经济对国际贸易过度的依赖。中国消耗了大量的劳动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污染了环境，却遭到发达国家产品倾销的调查，真是得不偿失。中国工会组织应当积极引导中国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推动中国产业升级和技术的提升，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随着产业的升级，劳动者的整体收入也将不断提高，减小国际贸易依存度奠定坚实基础。

第四，中国工会组织应当积极促进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积极引导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尝试企业工会参与企业管理和公司治理等制度，推动优势企业的健康成长和企业参与国际竞争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近些年，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产品仍然占有很大比重，而且从事这些国际贸易的企业很多都是中小型企业。这就导致这些企业在面对国际贸易摩擦时，单个企业因申述成本过高而放弃申述，丧失了国际贸易中的话语权。中国工会组织应当积极引导工会参与现代企业制度的完善，促进优势企业快速成长，脱颖而出，迅速做大做强，以提高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美]罗纳德·G·伊兰伯格及罗伯特·S·史密斯著《现代劳动经济学：理论与公共政策（第八版）》，刘昕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贾朋，张世伟.《最低工资提升的劳动供给效应：一个基于自然实验的经验研究》，载《南方经济》.2013年第1期.

[3]张川川.《健康变化对劳动供给和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载《经济评论》2011年第4期.

[4]晏林.《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状况分析》，载《北方经济》2012年第3期.

[5]卢元.《浅析养老保险对劳动供给的影响》，载《市场与人口分析》1999年第7期.

[6]张翼.《受教育水平对退休老年人再就业的影响》，载《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4期.

第5篇：现代劳动经济学范文

［中图分类号］F01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0）07—0025—06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研究价值决定的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这种争议有不断扩大的趋势，例如，随着西方边际学派用价格论取代价值论之后，价值决定不再是西方经济学所探讨的主题，人们普遍认为价值决定问题不再有探讨的意义；又如，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又该如何看待劳动价值论呢？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价值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是价值的实体

这是劳动价值论第一个方面的含义，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的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它来源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来源于马克思对劳动大众的关切和重视，与他一贯地以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作为经济学研究的起点和终点的阶级立场和思想方法一脉相承。这是劳动价值论的精华部分。

在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史上，对什么是“财富”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主要供自己消费，产品的具体的、直接的使用价值是财富的直接表现，人们既不追究“一般财富”的概念，也不存在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致富欲。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随着人们对原始资本积累渴望的日趋增长，有了“抽象的”以货币为目的的商人，开始把金银货币当做财富的象征，货币主义就是这种观念在理论上的反映。在这之后，又产生了分别把商业劳动、农业劳动、工业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源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重工主义，他们虽然意识到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中所起的作用，但都不能从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因而想不到探究如何增长一国财富这样的问题。只有到了斯密，才第一次从形式多样、纷繁复杂的具体劳动中抽象出“劳动一般”这个范畴，把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并以探求一国财富如何增长作为自己的研究课题，开创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的经济学。

马克思继承了斯密在“劳动一般”问题上的贡献，并且科学地阐释了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在斯密那里取得重大进展的原因，即：人们之所以能够对任何种类的劳动予以同样看待，并且确立劳动在现代经济运行中的作用，并不是聪明的人脑对由各种具体劳动组成的“具体总体”进行了总结和归纳，而是因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劳动在现实中形成了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在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任何一种劳动已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特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只是偶然的形式，因而是无差别的。劳动已经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成了创造财富的一般手段，而不再是与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2卷，21—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是现代经济的产物，对现代社会开辟财富之门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认为，“劳动”、“抽象劳动”这些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的范畴的产生，是与以追求货币为目的的雇佣劳动制度的产生相联系的，它打开了现代劳动分工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之门。因为，当工人可以在现实中，通过直接与货币相交换，把自己各种各样的具体劳动转化为被社会承认的抽象劳动的时候，工人就可以不关心自己所从事的“劳动的内容”和“活动的特殊方式”，“只要分工没使劳动能力完全片面化”，工人对于使“自身劳动能力”得到发展的和“预示着”向“较好工资”方向的“任何改变，在原则上都是可以接受的，都是有准备的”。因此，这将促进“劳动能力品种的发展”，促进“劳动种类”的形成和“工资方法的划分”，促进新的劳动部门和新的劳动方式的建立，促进整个社会内部的分工和现代劳动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所以，承认劳动价值论，承认劳动是创造价值的源泉，就为现代社会打开财富创造之门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社会必要劳动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市场经济发挥作用的方式和途径

这部分主要是理解劳动价值论中“价值”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的和实践的价值。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在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科学遗产的基础上得来的，但对价值概念的内涵却给予了极大的丰富和创新。

首先，与古典政治经济学不同，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人类抽象劳动的凝结，这就扬弃了斯密的“劳动一般”在形式上、内涵上的模糊性和局限性，而把一切形式的人类脑力和体力的消耗都算在“劳动”范畴之内，保证了范畴使用的彻底性，扩大了“劳动价值论”的适用范围。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说就是：“劳动就它表现为价值而论……不再具有它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了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其次，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范畴独具特色地说明了他所理解的劳动价值论是如何确定商品的价值、又如何深刻地说明了商品交换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及解决矛盾的方法的。在马克思看来，形成价值的劳动不是一般的劳动，也不是一般的抽象劳动，而是经过市场的选择被证明是社会所需要的、必要的劳动，因此，决定商品价值量的不是普通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种界定不但说明了商品交换所依据的量的关系的决定、商品交换的性质，而且说明了价值的实现途径及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它极大地扩展了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涵，把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和运用推到一个相当高的理论和实践层次。

1.价值量的决定——理论探索及社会实践的需要。

关于商品价值量的决定，也即价格的决定问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直试图在理论上搞清楚却没能搞清楚的东西。斯密的劳动价值论是双重标准和混乱的；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虽然是彻底的，却因为没能说明劳动与资本相交换的关系而彻底破产；在马克思之后，效用价值理论不再从生产的供给方面探讨价值的决定，而是改为从商品的需求，也即商品对消费者效用满足程度的角度探讨价值的决定；但边际效用价值论在号称是一场“革命”之后，在西方经济理论发展史上，也被完全不研究价值的均衡价格理论所取代。

因此，直到今天，在西方经济学当中，并没有能够从较深的层次说明商品价格的决定以及商品交换关系所体现的社会生产内在矛盾的理论，有的只是对交换以及对价格形成的表面现象加以描述的均衡价格理论。但是，这种说明不但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都是必要的。首先，我们如果不能从理论上说明价值的决定，那么，“两个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它们的价值，就纯粹是一种偶然，从外部飞到商品上面来的东西，可能今天是这样，明天又是那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101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这就陷入了不可知论。其次，价值不但在理论上是商品价格的基础，在实践中同样是商品生产者进行商品交换活动的基础，因为商品所有者在计算各种交换的可能性时，既要考虑到它当做价格波动中心的中等平均价格，也要考虑到价格围绕这个中心上下波动的平均幅度。

2.理解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起作用的方式是理解劳动价值论在现实中发挥作用的途径的关键。

当我们用“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对概念，在理论上说明了价值量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决定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量——之后，并不等于我们在实践中真正地解决了价值量的决定问题。“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实是一对在现实操作中看来非常含混不清的概念。那么，怎样理解马克思赋予它们的内涵及作用方式呢？笔者认为，这恰恰是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的关键所在。这样一对在现实中难以把握和含混不清的概念，恰恰能够说明市场经济、交换机制产生的历史根源及其意义，能够在提出商品交换所包含的内在矛盾——在社会分工发展和深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人类社会的劳动由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矛盾——的同时，提供解决这个矛盾的方法。

我们知道，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从自给自足的小生产向必须通过分工和交换而形成的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过程。在商品经济产生的早期阶段，产品的供需比较稳定，生产结构比较简单，社会似乎能够像马克思曾举例说明的那样，用一定生产力水平下中等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者所耗费的时间，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解决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是商品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本质和本意。它的本质特征是变化、发展、求新、图变，而决不是为了寻找中等条件、平均劳动熟练程度的生产方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超越这种变动缓慢的低水平阶段，社会经济结构必然会日趋复杂，社会劳动的供需关系、生产结构、产品结构也会日益复杂，供需链条会不断拉长。这时，由社会分工和交换所产生的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问题、社会劳动交换的问题，也就是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任何人都无从知晓并确切地说出他生产的商品中凝结了多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无法知道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产品，需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他提供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具体劳动才能构成社会劳动分工体系的一个部分。更明确地说，就是在这样一个纷繁复杂的社会分工体系中，任何人都不能保证他生产出来的产品是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他的产品一定能够卖得出去。这是一个无法人为计算、人为控制的问题，同时又是人类获得发展和进步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它直接关系到以私人劳动为特征的个人能否使自己的劳动得到社会的承认并因此能够从社会中获得其生存、发展的资料这一重大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在提出这一问题的同时，也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因为它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了，形成了现代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它找到了一种能够容纳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容纳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发展，保证全社会的消费者获得更多样的、更复杂的、更高层次的需求满足，同时刺激全社会的劳动者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特长，激发更高的社会劳动能力和劳动效率的经济机制。而这种机制是能够通过商品的社会属性、价值及价值的决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说明的。

我们说，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本质上是由市场过程来抽象的量，是通过无数买者和无数卖者进行无数次的交换这一社会性的活动，通过“社会”的过程抽象出来的“社会性”的劳动时间。它是把供给、需求、科技水平、生产力变化等一切复杂因素都考虑在内的，由社会过程决定的，能使供求达到平衡的，为社会所必需的、有效的“劳动时间”。这样，它就有了事后决定的含义，是对市场经济运动过程之结果的肯定和总结。它既是人力所难以衡量和计算的——人类社会正是通过市场机制、交换机制，来解决人类本身所无法解决的信息不完全问题、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途径问题，也是不可模拟和复制的。它不是现实的、具体的劳动量，与现实的用小时、分钟、秒表示的时间不同，它是抽象的、社会性的概念，是经济学理论分析的需要，是一个用于理论分析的范畴，既无法量化，又不能用于具体的国民经济体系核算。

3.马克思的价值理论是以他对市场经济较高阶段发展运行规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基础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确立及其对社会必要劳动的说明是建立在对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认识和了解的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资本关系在市场经济中确立了统治地位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以普遍的交换为目的的资本式的、社会化的生产，才能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把一切生产变成商品生产，使使用价值普遍地以交换价值为媒介。也只有这样，才能使通过货币所进行的交换行为成为一种有规则的、重复性的活动，才能在高频率的交换过程中抽象出价值这一范畴，来反映社会必要劳动的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也才能真正地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为决定交换价值或价格的内在尺度。从而排除商品交换初期那种由消费者的主观意志、偏好，即主观效用决定价格的现象，让生产费用成为调节生产和消费的内在尺度。

对于这个过程，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把一切商品作为价格——作为被计量的交换价值——来规定，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只是逐渐发展的，是以经常的交换为前提的，因此是以商品经常作为交换价值来比较为前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所以，只有有了“十分发达的商品生产，才能从经验本身得出这样一个科学真理：彼此独立进行的、但作为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分支而互相交错的私人劳动，不断地被化为它们的社会的比例尺度”。（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法文版，54—5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因此，马克思认为，在《资本论》第1卷第1章中所研究的商品、价值关系并不是商品经济产生之初的商品、价值关系，而是在充分认识了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的基础上，研究出来的作为一般抽象的商品、价值关系，它必须以普遍的、发达的商品交换为前提。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论述价值形式的发展过程时指出，与其说在这个过程中“商品开始转化为货币，不如说表示使用价值开始转化为商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因此，“价值概念的纯粹发展……要以建立在资本上的生产方式为前提，同样，在实践上也是这种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05页。）“价值表现为一种抽象，这只有在货币已经确立的时候才是可能的。……这种货币流通导致资本”，它“只有在资本的基础上才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价值概念完全属于现代经济学，因为它是资本本身的和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最抽象的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29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说明了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性质、转化的途径以及转化过程中量的决定，说明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交换关系的本质。

首先，它揭示了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的本质，这就是，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社会中，每个人不直接生产供自己使用的生活、生产必需品，而是专门为别人生产当做商品销售的产品。每个人的私人劳动本质上是社会劳动，但直接表现为私人劳动，它必须通过交换过程转化为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生产的产品必须作为商品交换出去，必须由别人来购买和消费。因此，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反映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关系，说明了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不同的市场经济的本质。

在这一点上，现代的西方经济学抛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开创的价值理论，转向由供需决定的价格理论，虽然省却了价值决定和价值分析上的麻烦，却不能揭示商品交换所体现的社会劳动交换这一本质问题，不能说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在经济运行方式上的本质差别，不能说明市场经济的历史性，暴露了其理论分析上的狭隘性。版权所有

其次，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用“社会必要劳动”界定“价值”，虽然在表面上貌似“不可知”，但用无数次现实社会中的交换后果来说明商品价值的决定，却恰恰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坚持了理论分析的彻底性和有效性，揭示了价值是通过市场关系这一社会过程，来确定社会劳动的分工体系和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方式。通过社会的交换过程，它告诉人们，哪种私人劳动是社会所需要的？它在怎样的程度上、在多大的量上为社会所承认？所以，市场、价值、价格等机制，正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社会过程来确定私人劳动向社会劳动转化的手段。这正是市场机制的本质，是市场机制的优点，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形式。

可见，“社会必要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一组概念，在说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与前资本主义自给自足经济的区别，说明商品交换过程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为商品交换过程的实际运作和人类劳动分工体系的深化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三、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

这个问题是说，在明确了商品的价值是由劳动——更明确地说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创造的、并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一前提下，在一个具体的生产环节和阶段，如在企业中，商品的价值是由物化劳动还是由活劳动创造的。

众所周知，在正常的生产情况下，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总是比前期投入的生产要素的价值即生产成本大。其中，前期投入的要素成本主要包括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人力成本主要指购买劳动力商品花费的成本，即对工人支出的工资；物力成本主要指采购生产所需的物质要素花费的成本，如在厂房、机器、设备等上的花费；生产出来的商品增大的价值部分，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通常称为剩余价值。因此，对劳动价值论理解的问题，在这样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就变为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

更进一步，我们知道，任何商品都是人的活劳动作用在一定的物质实体上生产出来的。由于人类社会现有的物质财富都可以还原为人类劳动的产物，是人类劳动一层一层叠加在最初的原始资料上形成的，因此，可以把这些物质资本要素看成是人类劳动的物化，称为物化劳动。这样，具体生产过程中的劳动价值论，或者说刚才提到的具体生产过程中商品成本的转化、实现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问题，就转化为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在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中分别起怎样的作用的问题，更直接地说，就是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表明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不同理解。

传统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本质上仅仅是指活劳动创造价值。在一个具体的生产过程中，这一点通过对商品价值构成及形成的说明而具体化。投入了人力成本和物力成本的商品，在生产出来之后，其价值是由这样三个部分构成的：第一个部分与投入的人力资本相对应，即劳动力商品的工资部分，它通过工人的劳动在生产过程中再生产出来，属于活劳动创造出来的价值的一部分。第二个部分与投入的物力资本相对应，主要是在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厂房、机器、原料等物质资料的价值。它本身不创造新价值，只能通过工人的劳动把它转移到新的产品中去，称为物化劳动的转移，这是物化劳动不创造价值的具体表现。新产品价值的第三个部分，即比投入成本增大的剩余价值部分，因为只有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以及物化劳动不能创造价值，这部分价值只能是由工人创造的了。顺理成章，资本家对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就彻底地体现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但近年来，在对劳动价值论的理解上，出现了一些反对意见。反对者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应该认为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第6篇：现代劳动经济学范文

〔论文摘要自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诞生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当代经济生活并未超出劳动价值论涵盖的范畴，反而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仅是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拙，而且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依据;不仅为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提供了重要指导，而且成为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深刻阐释了商品经济的本质和运行规律，赋予了活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决定作用，并由此奠定了剩余价值论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人类经济学说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历史地位，尤其是在当代中国飞速发展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不同于马克思时代的新情况和新特点，因此，有必要结合现实问题，加强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重要价值与当代意义的理解和认识。

一、在现代经济条件下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创立一百多年后，当代世界经济结构和中国社会现实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如今，人类已经进人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的提升特别是计算机的普及创造出新型的生产工具，使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生产工具的发展使现代经济呈现出全新的生产模式。

在这种新变化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超过了物质资本，人的劳动形态由此而发生了三个方面的改变:一是随着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生产由以体力劳动为主转变为以脑力劳动为主;二是管理劳动在规模和作用上都有了大幅度提高，这种对生产进行科学组织与管理的劳动同样是一种高级的脑力劳动;三是伴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的发展，以第三产业为主的服务劳动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并逐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社会产品中，活劳动所占的比重越来越低，物化劳动的比重却逐渐增加。知识、信息、科技等日益成为独立的生产要素，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与马克思创立劳动价值论的时代相比，现代劳动的内涵与形态所出现的巨大变化引发了人们对劳动价值论的种种疑问，为此，只有对现代劳动形态下劳动创造价值的机理以及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与劳动创造价值的关系作出深人分析，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是活劳动创造价值。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活劳动是指在生产过程中劳动者体力和脑力的支出，而物化劳动则是指包含在过去劳动中的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马克思认为，在价值形成的过程中，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其他生产要素不创造价值，作为生产要素的物化劳动只能依靠活的具体劳动转移价值，其本身并不增加价值量。而且，这些物化劳动在转移自身价值时，也需要通过具体劳动来实现。尽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优化了资本的有机构成，促使不变资本在产品中的比重大幅上升，但是，科学技术并不创造价值，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是人类活劳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活劳动本身，因此，它自身并不能创造价值。在商品生产中，新技术和新知识进入劳动过程，但不进人价值形成和价值增值过程。也就是说，不是新技术、新知识本身在创造价值，而是掌握和运用了新技术、新知识的劳动者把人类的简单劳动变成了复杂劳动，而复杂劳动是自乘的或倍加的简单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总之，劳动创造价值的形态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劳动创造价值的本质发生变化，因为劳动价值形态变化的根本原因是人劳动创造性的提高，而不是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开始创造价值。

在当今社会，知识经济越发展，人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就越大，因为具有更高创造性的科技劳动必然能够创造更高的价值。目前，世界各国及地区均日益加大了对各种高素质人才引进的力度，其原因就在于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由此也印证了马克思关于活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理论的科学性。

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当代意义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诞生一百多年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当代的经济生活并未超出劳动价值论涵盖的范畴，反而为劳动价值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应用空间。劳动价值论在中国建设现代化国家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在以下四个方面显示着其当代意义:

(一)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在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阐述了价值来源于劳动的科学理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揭示的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不仅适用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且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劳动价值论所阐述的商品经济规律与规则为商品生产与经营制定了行为准则。商品生产存在的条件是社会分工和产品的私人劳动性，商品生产者要想获得生存与发展，必须使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就要求生产者努力去改进技术，逐渐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增加产品数量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此外，劳动价值论还揭示了商品经济的根源，只要人类社会还存在着社会分工，存在着各个企业自身的利益，就一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这使社会经济自然地发展成为一种商品经济。如果按照价值转化为价格的理论，商品的价值要转化为价格就必须依靠市场，即价值只有在商品流通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因此，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努力建设有序的市场环境，对于企业的正常生产和运营以及商品经济的健康发展都是至关重要的。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要求各种商品生产和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遵循价值规律的客观要求，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一个有序的市场环境至少应当具备两个必要条件:一是在商品交换中充分体现价值规律，严格实行等价交换的原则;二是要拥有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并建立比较完备的市场体系。因此，为了又好又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必须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严格依据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在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二)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指出，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的，与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成正比，与这一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而超额价值则与劳动生产力成正比。由于“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样社会平均劳动要多，因此，企业为了获得更大的生产利润，必然要不断地改进生产技术，加强劳动管理，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获得超额的价值。所以，生产者在经济活动中会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巨大效用。

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尽管是以简单劳动作为其研究商品价值的基本劳动形态，但马克思对含有科学技术因素的复杂劳动也作出了深人研究和充分肯定。马克思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过程中的独立要素，与生产力中的各个要素密切相关。同时，他在阐述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因素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可以说，在决定劳动生产力的诸多因素中，许多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科学技术相关。由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是一种具有激烈市场竞争的经营活动，面对各种各样的生存与发展压力，商品生产者必须在生产中积极追求科技进步，提升产品的科技含量，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武装劳动者，以提高他们的劳动技能，同时努力改进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水平，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总之，伴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复杂劳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如果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指导下，大多数商品生产者在生产和社会活动中努力提高科技意识，就会带动整个国家的科技进步，并促进全社会科技水平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

(三)合理调整收人分配关系的指导思想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收人分配制度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所决定的，而劳动价值论不是形成收人分配制度的直接依据。一些研究者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支撑来探讨收人分配问题，实际上是混淆了价值创造与价值分配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分配与价值生产没有任何关系。按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活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尽管物化劳动是创造价值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但它们在劳动过程中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并不能直接形成新的价值。因此，在建立一定的收人分配制度时，应当充分尊重和维护创造价值的劳动者的权益，劳动者不仅应当通过劳动的付出来获得必要的产品，而且还应当名正言顺地参与其他产品利润的分配。

当前，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劳动形态与价值的形成均发生了深刻变化，科技劳动、管理劳动、服务劳动早已超出了传统意义上的体力劳动的范畴，在社会生产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并逐渐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按劳分配依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分配原则，但是，按生产要素分配也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所公认的分配原则，因此，在中国目前所实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把两种分配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与调整分配政策的重心应当始终放在尊重和维护劳动者的整体利益上。然而，某些地方政府为了调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投资积极性，过分倾向于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造成了劳动收人与非劳动收人的严重失调，扩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人的差距，加剧了贫富分化。为此，必须坚持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指导，深人分析和解决这些问题，让人民群众充分认识到劳动在生产中的主导作用，亲身体会到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唯一源泉，在实际分配中理顺劳动收人与非劳动收人的关系，既贯彻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原则，又允许生产要素按贡献大小来参与分配，适当调整高薪阶层的收人，积极扩大中等阶层的收人，大幅度提高低保阶层的收入。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从而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四)牢固树立以人为本价值观的思想源泉

第7篇：现代劳动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外贸企业 劳动生产率 第二代农民工 全科医生

中国外贸企业的发展困局

根据要素禀赋理论（H-O Theory），在国际分工的贸易体系下，每个国家应该利用其相对丰富的生产要素（如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来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而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70年代末持续上升，迅速形成出口导向型经济，主要有以下原因：一是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吸引外资，主动将自己纳入国际经济的分工体系中；二是中国政府实施的开放和引进外资政策恰好与西方工业国家的产业升级和转型在时间上对接，欧美日等经济体将传统的制造业逐步外移，成就了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三是低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加上其他要素价格偏低，使得中国内外资企业的经营成本非常有优势。然而现阶段，企业所占据的这些优势已经大为减少，特别是在具有先天资源禀赋优势的劳动力资源上。

（一）企业面临刚性成本输入压力

世界各主要国家为应对金融危机所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诱使原材料呈现出明显的金融属性。以中国出口的优势龙头产品―纺织品为例，其原材料棉花的期货产品价格在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共上涨了4.6倍。国内的棉花期货价格也由2010年中期每吨18000元飞涨到2011年初每吨约35000元。其成交量远远超过现实生产的需求量。随后在2011年上半年其价格呈现“过山车”行情，国内期货价格从高点35000元附近急挫至20000元附近。短时间的价格剧烈波动给中国的外贸企业造成巨大的生产困难。实行即用即购这样零库存策略的企业在价格上涨时几乎买不到原料，等原料到库后价格急跌又承受了大量的库存损失。

（二）国内劳动力成本呈现刚性上升趋势

《2010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显示，企业面临着不断上升的劳动力成本压力。由于价格上涨导致生活成本增加，工人提高工资的诉求有所增加，有57.4%的企业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上升10%以内，另有25.8%的企业上升10%以上。同时由于价格与销售紧密相联，有近一半的企业维持产品价格不变或降低，但面对巨大的压力，多数企业还是实施了提价措施，被调查企业2010年平均调整价格1.5次，其中有23.4%的企业提价幅度在10%以上。这一趋势一直延续到2011年，为应对窘境，许多从事制造业的外贸企业面临两大成本压力只能压缩产能，2011年东南沿海地区在二季度获得的实际订单量比上年锐减三成以上。很多企业反映“问题不是缺订单，而是海外订单来了，企业不敢接，也没能力接”。

（三）企业劳动力资源大量流失

订单和利润的萎缩给外贸企业造成的伤害还不仅于此，甚至危及企业生存的根本―人才。外贸企业一般都采用计件工资制，工人的收入与企业的产量呈现高度的正相关关系。由于产能缩减，大批外贸企业的工人月收入下降，不得不另谋出路。许多技术工由于工厂开工不足，苦于没活干，薪金减半无法供养家庭，无奈之下只能选择跳槽。由此造成企业员工流失率越来越高，员工总数减少了1/3。企业只能接零单、散单，以维持工厂运转，尽可能留住一些老员工，力求保住企业的根基。

综上所述，中国外贸企业正在失去其自身所特有的成本优势，更重要的是企业在短时间内无法完成对高技术性中间投入品的进口替代。虽然我国制定的出口政策一般是鼓励出口产品结构向高新技术、自主知识产权、附加值高等方面转化，但不可否认，中国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产业结构优化问题或金融人才的缺乏问题，而是“三农”问题。而“三农”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问题。目前农民的收入中大约40%是外出务工所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如果这部分企业因经营状况或模式发生的变化而收入减少，那么，城乡收入差距更大，更不利于新一代劳动力的发展。

解决之道

（一）转型之困

很多外贸企业希望借助当下全国产业结构的大趋势，能够拓展国内市场，使自身变成依靠“两条腿走路”的完整企业体。但是，转型并不是有勤奋和事业心就可以的，而是需要强大的资金后盾，因为转型就意味着投入。在日常经营上，做外贸比较简单，接单生产后按期交货即可；技术服务由外商提供；资金方面，通常外商会打入预付款；生产规模上一般比较大，这也使企业养成一个最低起订量的习惯，发货也习惯大批量的整货柜的运作。企业长期做外贸业务所带来的影响是企业中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被西方国家的专业分工制牢牢限定在流程上，专业有余，综合能力不足，呈现明显的类机器化趋势。

而做内贸，首先企业需要投入大量资金建厂、注册品牌以及申请专利。之后要对产品进行市场营销，全靠自己去市场上拼搏，风险差不多都集中在制造厂家这边。这些都将化为产品的成本。

这些不同点使得企业很难用原来那一套人马完成不同的两个市场上的任务。企业既无力大规模录用有经验的人员，也在短时间内无法对现有人员进行有效培训以使他们适应现实的经济发展要求。从表面上看，资金成为企业转型的瓶颈。实则不然，企业的劳动力素质不符合新形势下经济发展的要求，导致劳动生产率在客观上出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二）外贸企业劳动力供求变化

在现阶段，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出现使得劳动力供给呈现出一个新的变化趋势，这为中国实现集约化的劳动力使用，从而在根本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了可能。

第二代农民工主要由“80后”、“90后”的农村劳动力组成，一方面他们文化素质相对较高，使他们在掌握新技能、接受新事物、进入新行业和新工作领域等方面具有优势，从而拥有了转变自身身份的前提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农业生产劳动的经验与技能薄弱，不能作为当今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因此无法满足第一产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第二代农民工的职业发展目标必然是进入第二或第三产业进而能够在城市中立足。但是客观地说，他们与城市劳动力相比，由于前期所受教育的局限，其掌握的专业技能和进入正规就业市场的本领不能够立即满足企业的要求。

从需求角度，外贸企业当下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将不再仅仅需要简单的流水线工人，而是需要一专多能、能够同时胜任多任务要求的现代化劳动力。只有这样，企业才能在成本成刚性上升的背景下，通过内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手段实现集约化生产，顺利实现劳动力的转型升级。

如何将二者连接在一起，实现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的均衡，是需要外贸企业深刻思考的问题。

（三）根本出路―固有优势升级

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在于对外贸易发展，而对外贸易发展的成功在于中国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我国外贸企业在人民币升值和国内劳动力成本提高的双重压力下，需要改变过去那种粗放外延式的劳动力使用原则，即把农民工以及其他流动打工人口仅仅当作是候鸟型的劳动供给，一切为企业短期利益服务。正确的方法是企业应该采用集约化的劳动力使用原则。

从经济学理论上讲，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和贝克尔创立人力资本理论，开辟了关于人类生产能力的崭新思路。该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资本，即对生产者进行教育、职业培训等支出及其在接受教育时的机会成本等的总和，表现为蕴含于人身上的各种生产知识、劳动与管理技能以及健康素质的存量总和。同时作为国际贸易新要素理论之一，该学说认为新时代人力资本的结构与物质资本同样重要，一个国家应该重视人力资源，取得好的投资收益，才可能获得新的比较优势。

从国际贸易学理论上讲，1966年英国经济学家唐纳德・基辛在其论文《劳动技能与比较利益》中指出，如果把劳动技能比重作为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再将这一加入新元素的人力资本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加入H-O模型，那么，在美国出口的产品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就是熟练劳动密集型产品，而不是一般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基辛还认为，劳动技能水平的不同成为产生国际贸易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一般劳动不可能迅速和轻易地成为熟练劳动；劳动熟练程度决定经济发展水平，进而决定国际贸易的发展；资本能低成本地进行国际转移，而劳动只能高成本地进行国际转移。这导致国际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均等化，以及国际劳动的边际生产力非均等化。

综合上述两个重要的理论学说，本文认为坚持全力培训员工技能，优化生产流程，不断完善公司制造水平，从根本上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外贸企业甚至是整个中国制造业在未来发展的关键。

全科医生的启示

21世纪被认为是“头脑的世纪”，劳动力取代机器来驱动各种业务增长。目前印度和中国劳动力过剩，然而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由于其人口逐渐老化，正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在2020年，发达国家的劳动力短缺人口将达到4000万。虽然中国和印度的劳动力过剩，但是其绝大多数劳动力不具备技术娴熟的服务能力。因此，需要一种新的模式将其转化为服务技术娴熟的劳动力。全科医生制度给出了一定的启示，外贸企业可以从中借鉴。

（一）全科医生为劳动力培养模式转变提供了理念上的指引方向

在业务提升上，倡导“一专多能，鼓励多能”。员工立足本职工作固然正确，但任何岗位绝非孤立存在的。员工要通过日常工作，掌握与自己联系的技能接触点，逐步消除业务盲点。全科医生没有专科医生专业，却很实用。企业应组织多样化的情景式培训，给员工多样化的舞台历练，让多能者多得益，让多能者多示范，由此带动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提升。全科医生告诉我们：业务有界限，但只要敢于跨越，善于跨越，持续跨域，那么服务就能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服务之路就能不断提升。

（二）全科医生类劳动力对提高劳动生产效率的贡献度

范围经济存在于单个企业的联合产出超过两个各自生产一种产品的企业所能达到的产量之时（两个企业分配到的投入物相等）。范围经济可用企业节约成本的百分比来计量：

S=［TC(Qa)+TC (Qb)-TC(Qa，Qb)］/ TC(Qa，Qb)

式中：S为范围经济程度；TC（Qa）为生产Qa所耗费的成本；TC（Qb）为生产Qb所耗费的成本；TC（Qa，Qb）为联合生产成本。

当S>0时，存在范围经济，且S值越大，范围经济程度越高；当S

产品的成本结构无外乎包括两部分，固定成本与可变成本。由于中国外贸企业所面临的加工贸易模式短时间内难以发生质变，而做内贸又在资金与人力两个方面不占优势，因此摆在企业面前的成本中，固定成本一类很难在短时间发生根本性改变，而可变成本却存在很大的空间，以一专多能为特点的新一代劳动力通过提高自身效率，能够切实带动企业生产总体效率的提升以消除固定成本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在联合生产不同产品时，全科医生类的劳动力可以最大限度降低联合生产成本。

（三）如何实施培养

我国外贸企业应切实将员工培养作为提高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根本途径，同时将劳动力视为企业最宝贵的资源。在此基础上，同新一代农民工主观上求上进的欲望相结合，将能使两者的利益呈现最大相关性。

本文认为国家应出台与全科医生培养机制相类似的机制，较之全科医生的培养，企业所需之劳动力的培养成本要低得多，关键点是试点的带动效应以及实施过程中的规范化运作。另外，由于存在地区差异性，外贸企业也可根据自身的特殊情况在对员工进行培训时设置不同的方案。

参考文献：

1.外贸企业负重前行 转型升级刻不容缓.国际商报，2011-5-16

2.戴中等.国际经济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2

第8篇：现代劳动经济学范文

威廉·阿瑟·刘易斯于1915年出生在英属西印度群岛一个黑人家庭，就学于伦敦经济学院，1940年获博士学位。殖民地黑人身份及成长经历，使刘易斯更加关注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上世纪50年代后，他开始专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主要著作有《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理论》。

刘易斯发现一个问题：很多后发国家的经济已经发展了相当长的时间，为什么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水准还是那么低？他发现，如果将关注点聚焦在传统农业部门存在的大量剩余劳动上，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卢锋向《英才》记者介绍，刘易斯的理论更重视积累和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作用，相信经济发展的本质是要最大限度地把经济剩余转化为资本，在一定时期内收入分配有利于储蓄阶层或资本家阶级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市场机制下实现的较高储蓄率、投资率，对于发展是非常基本的条件。”

尽管刘易斯提出其理论后，各方颇多争论，但其作为发展经济学开拓者的地位，则是无可争议的。他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还担任过加纳等国的政府顾问和联合国一些专门机构的要职，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出谋划策。1979年，刘易斯与舒尔茨分享了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刘易斯拐点

对于时下曝光率颇高的“刘易斯拐点”，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对《英才》记者做了详细解释。“刘易斯最早提出了二元经济理论，把产业分成传统和现代两类。传统产业的低价劳动力不断向现代部门转移。转移到一定程度，就出现第一个拐点，即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变成有限供给，工资从基本不涨变为小幅上升；等到劳动力转移完毕，就出现了第二个拐点，工资大幅上升。这时候会出现资本深化，即用资本替代劳动。”

那么，将“刘易斯拐点”套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中，时下的中国位处哪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坦言：“他的理论本身存在逻辑问题，没说清工资到底是怎么决定的，怎么变动的？所以，讨论中国是否过了拐点很困难。”

卢锋举自己的研究成果为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民工名义货币工资年均增速约为9.7%。上世纪80年代前中期增长显著，随后十来年相对停滞，最近十多年增长较快。实际工资增长趋势也基本类似。“刘易斯理论中农民工收入长期基本不增长的现象在实际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怎么可能几十年不涨工资，之后突然大幅增长？”另外，中国改革以来，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近5%这一数字，也不支持刘易斯的理论。因此，对于目前那种简单解读刘易斯理论和套用拐点方法，卢锋本人持有保留意见。

“说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是错误的。因为拐点有两个，中国现在处在两个拐点之间，并不是农村劳动力已经没有剩余了。谁敢说没有剩余？”马晓河解释，由于体制障碍，劳动力实际还没转移完。但是，表面完成的假象已经导致工资上涨、资本深化等现象提前出现。“其实拐点已经到来是假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告诉《英才》记者：“刘易斯理论的核心是研究工业化的本质。发展中国家都存在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结构，这中间核心的问题是怎么尽快地、有效地、低成本地实现劳动力的转移。”

在吴敬琏看来，研究“刘易斯拐点”的现实意义，实际是要研究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真正完成，且改变转移的模式是怎样的？而这些问题涉及的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抉择，以及中国二元结构形成的缘由。

关于中国二元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向《英才》记者做了简单回顾：“20世纪50年代初，政府动员2000多万青壮年农民进城支援工业化。那时候中国还不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到1956年初步完成重工业为主的工业化时，矛盾开始凸显，即排斥劳动力。于是乎，这2000多万人怎么来的怎么回去。”

温铁军介绍，当时的中国经济中，资本高度稀缺，我们是靠从“三农”提取剩余价值，完成了城市工业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一过程中造成了城乡二元结构。当年很多人算过账，大约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工业资产，主要源于工农产品剪刀差。“所以，中国城市化落后于工业化，是工业发展的内因造成的。”

然而，改革开放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并没能真正消弭城乡二元结构。吴敬琏表示：“实现劳动力的转移要有效，低成本，而我们现在的问题很大。”他指出，在消耗了大量的土地和投资后，现有城市化的成本很高，效率很低。“另外就是摊大饼，城市的运营效率低。每个人的生活半径很长，堵车、污染都出来了。”

“工业化长期超前于城镇化，先生产后生活，近60年的情形都是这样，把大量资源都导向了工业化，结果工业生产过剩。于是大量出口，结果大量外汇结余，又带来储蓄增加，储蓄等于投资加出口，出现了恶性循环。”马晓河认为，中国要打破增长模式锁定，就必须改变发展战略和体制的制约，调整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

争议新型城镇化

对于时下热议的“新型城镇化”，吴敬琏语露谨慎，甚至可说是有些无奈。“什么叫新型城镇化，老实说，我不知道。没有定义。”他担忧，如果不能顺利解决土地产权等体制障碍，各级政府会继续沿用传统模式来搞城镇化，最后还是重复以往的造城运动，出现新一轮的投资过热，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至于如何给新型城镇化定义，马晓河有着自己的标准：首先，应是人的城镇化，而不是土地的城镇化，重点应是农业人口的市民化转移；其次，城镇要与农村联动融合发展；第三，一定要走资源集约化道路，坚持绿色低碳的发展模式。

“没有定义的好处是大家可以自由讨论、解放思想，最后给出一个好的方案；坏处则是概念很可能被扭曲。”姚洋推测，新型城镇化的具体方案出台可能要等到10月份。

至于城镇化的“新”，姚洋提醒，一定要避免城市化过度带来的贫民窟化现象。既要防止都搞大城市，也要防止小城镇遍地开花。

姚洋认为，不能太强调镇的概念。如果拼命建镇、圈地，连村都要搞园区，结果又成了画地为牢，资源利用就不经济了，还会造成更多污染。“这方面需要一个新的利益协调机制。各个村招商，应该将项目引到县城园区，这样有拿土地入股的，有拿招商入股的，各得其所。”

“在很大程度上，城镇化是将县级以下的城镇集中，在最短半径中让最多的农民获得非农就业机会”，温铁军的看法更实际。他指出，中国的3000多个县、3万多个建制镇，有大量的基建投资需求，这个空间足够吸纳中国的过剩产能。而中小企业进入镇的成本比进入大城市低得多，就业则6倍于大企业。农民进入城镇就业，比进入大、中城市付出的机会成本要低，退出成本也低。

谈及新型城镇化的最大瓶颈，马晓河建议尽快建立外来人口进城的成本分担机制，中央、省（地）、农民各负责什么，都要分清楚。“现在谁都喊城镇化，但谁都不作为，因为都不想承担成本。改革开放这么多年，已经把二元制度的红利吃干榨净了，所以谁都不想承担现有体制下农民转成市民的成本。”

对于市长和市民都担心的掏钱问题，姚洋显得比较乐观。他提醒，不必把这种成本想象得太高。农民进城更能激活消费和投资。“社保不是缺钱吗？可以卖一部分国有资产。类似外来人员子女就学难的现象，根本不是问题。这几年，北京已经关了几百所小学，原因是孩子太少。如果不是外来的孩子上了学，很多老师早下岗了。”

围绕新型城镇化，目前讨论最热的当属土地问题。不少学者和企业家主张，落实农民的土地私有权，允许土地的自由交易，从而解决农民进城的成本。

温铁军不主张这种激进的私有化，认为那样可能重走印度的老路。印度有34%的无地农民，他们只好大建贫民窟。“现在在全球危机的打击下，过剩资本更大规模地流向征占土地。所以目前最大的问题在于，地方政府有可能更大规模的征收农民土地，使得农民被动上楼，被城镇化。”

“在农村搞土地私有化，我认为没必要应该是股份制，不管征谁的，大家都有一份。”，姚洋提醒说，一些农民成了千万富翁，一些还那样，就会产生新的不平等。即使私有化，也应该收取土地收益税。马晓河则支持土地商品化、市场化的观点，关键是政府不能参与土地交易这种市场行为，让农民能够直接通过市场获得相关收益。

第9篇：现代劳动经济学范文

 

关键词：新经济时代；农村劳动力转移；教育培训；需求

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现代化的加速进程．在农业人口有9亿之众的中国农村．目前最突出的问题之一是“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有耕地人均不足2亩，并且每年还在继续以几百万亩的速度锐减，致使农民生产和生活空间十分狭小．同时也造成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过剩。因此，大规模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已不仅仅是人口学的问题，同时属于经济学的范畴．它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的全面进步．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

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诸多制约因素中，劳动力素质低下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重视和加强对转移劳动力的再教育和培训、提高其综合素质和就业能力。成为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重中之重的基础工作，也是农村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一般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市场竞争意识越强，他们能够多渠道收集社会信息，了解职业岗位的需求。自觉地接受各种职业岗前培训和专业技术教育，具有较强的就业竞争能力。而我国农村农民平均接受教育水平偏低，这使得他们转移后无法参与高收入岗位的竞争。因此．这就需要政府、社会、企业等方面共同肩负起教育培训的重任，通过建立多元化的教育培训模式，改善办学条件，实行大规模的各种职业技能培训，从而提高农村劳动者的素质。

一、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经济学理论

最早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研究的阿瑟?刘易斯，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两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工业部门的。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工业部门的关键在于资本家的投资。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城乡达到同一，才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刘易斯理论”。

在“拉尼斯一费景汉理论”中．也提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先决条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及农业技术的进步。这同样对教育培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出了要求。

另一种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理论是“托达罗理论”。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不仅取决于城乡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取决于转移者对转移成本和效益的权衡。如果流入城市的预期收入高于农业收入，即使城市存在失业的可能，人口也会不断流向城市。

以上第一种理论可以理解为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的需求，表现为一种“拉力”；二是农业现代化的实现，对农村劳动力的排斥，表现为一种“推力”；三是经济发展使劳动者产生的一种转移的心理动机，即为主观能动性。这当中主观性的显现表现出对个体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个人素质是影响劳动力转移心理的重要因素。具有较高的教育文化素质才能客观估价自己。并有可能得到较高的预期收入和社会地位；相反，教育文化素质低的人则由于较少的就业机会或较低的收入而产生更多的社会问题，因而不完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前期教育和培训工作，盲目地、轻率地强迫转移，则不会实现有效的劳动力转移。

二、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据相关资料统计，1999年我国农民家庭劳动力文化状况是在平均每百个劳动力中，文盲或半文盲占896％，小学文化程度占3．65％，初中文化程度占6．05％．高中文化程度占9．38％，中专占1．57％，大专占0．4％。农村住户从业人员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66年．冈0刚超过小学毕业的水平。即便是目前，不少地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也只能在9年左右。在职业技能教育方面，德国通过“双元制”教育．农业劳动力中有54％的人至少受过3年的职业培训．而我国的初中、高中毕业生很少有机会经过岗前培训而获得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据国家农调总队调查．2001年．我国农村劳动力为4，82亿人．占全国劳动力总量的比重约为70％，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高达87，8％，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13，6％。而美、德、法、日等国家不足全国人口10％的农业劳动者中，受过中等职业技术培训的超过90％。农村劳动力素质的低下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更影响了农村劳动力就业层次的提高和就业的稳定性。

实践证明，美国、韩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能顺利完成产业结构转换的根本条件之一就是注重教育的发展．有效地提高了全国就业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水平。对于发展中大国的中国而言。提高城镇化水平，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是大势所趋。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其素质的关系

新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需求正由单纯的体力型向智力型、技能型转变。农村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对其转移具有显著影响。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其择业范围和空间越广、收入越高、稳定性越强、社会问题也越少。

(一)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范围越宽。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容易接受新事物，容易适应新的环境．他们有较强的自信、创新意识和冒险精神，他们不甘农村生活的寂寞，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越小，面向第二三产业就业的比例则越大，更易于实现转移。不仅如此，转移后，他们会很快适应城市生活，与城市原居民能够较好地相处．减少了城市管理成本及一些社会问题。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实证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劳动力转移越容易．择业的范围越宽。

(二)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择业空间越广。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影响着其转移距离，统计表明，向发达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文化水平高于向落后地区转移的劳动力。因为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所以对收入的期望低，也不敢轻易远距离转移．而且他们思想意识保守，难以对城市产生认同感，故土难离，更愿意留在故乡，而不是转移到城市。他们的择业空间受到了严重的限制。

(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收入越高。劳动力的教育文化程度与劳动生产率有较强的正相关性。教育文化水平较高的人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对生产率的提高起促进作用，他们为企业创造了较高收益，相对的，企业也会付给他们高的收入作为报酬。

(四)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问题越少。劳动力转移的事实表明，劳动力素质对社会问题影响不小。素质低的劳动力进入城市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只有靠出卖苦力谋生，由此引发城市相关治安问题。甚至这些现象突出．低素质的劳动力会产生厌世心理，做出一些违规、违法的行为，造成社会动荡。所以为避免劳动力转移后的社会问题。应做好转移前及过程中的教育培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