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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定义了制度何为“制度”,这个制度主义研究最为基本的问题多年却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定论,在传统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中,从国家政权组织到社会民间组织,都被认为是制度的载体,而对于制度的定义更是十分模糊。斯特莫主张利用列举实例的方法来定义制度;霍尔则将制度定义为“正式的规则,描述一系列指令或者服从的程序”[2];以塔洛克为代表的美国学者则认为应该从法律的层面去定义制度。上述的制度定义往往倾向于从某一个维度或者层面对制度进行定义,这类定义往往是描述性的,显得比较混乱且零散。而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则对制度进行了系统化的定义,在新视野研究模式下,制度主义研究一改描述性的定义模式,从制度产生的原因来对制度进行定义,根据制度产生的机理,将制度划分为规范性制度、组织性制度和结构性制度三个类型,与传统定义模式相比,这样的定义模式更加准确,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制度的起因和产生机制,并为制度研究指明了规范、组织和结构三个研究维度,应该说,这样的定义模式不仅科学,其内涵与外延也是十分丰富的。(二)进一步明晰个人与制度的互相影响制度对人的影响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多有论述,而关于人对制度的影响,却是研究的薄弱点,通常局限在制定和执行这一环节。实际上人对制度的影响十分广泛,在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则将人和制度视为互相影响的对等体,人既是制度的制定者又是制度的约束者,在制度主义中,人可以通过习惯化、客观化、感染化和沉积化四个环节来对制度产生反作用。(三)制度的评价如何对制度进行评价也是新制度主义的重要研究点,传统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认为,好的制度可以高效完成社会可识别性缺陷,可以较好地平衡个人与集体理性。而在现代视野下,对于制度的评价更加宽泛,不仅仅局限在制度本身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平衡之中,而是将制度的评价划分为制度的容量和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两个维度,也就是NRC模型。在NRC模型中,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将制度的评价划分为三个因子,即N(标准性),R(规则)和C(认知),这三个因子的具体评价模式如(表略)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贡献与不足
(一)理论贡献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传统研究的基础之上有很大发展,根据前文所述,可以总结其研究理论贡献为以下几点:1.对传统新制度研究的总结与提升由于传统研究比较分散和凌乱,对新制度主义的综合性进一步研究造成了障碍,而现代视野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则将传统研究成果扬弃地进行了归集,将传统的制度主义研究归集为四个派系:(1)结构主义结构主义倾向于从政治体制和制度本身的结构来研究制度,首先明晰制度载体的结构形式,如是单一制还是邦联制、联邦制,在明晰结构的基础上再对制度进行研究。(2)历史主义历史主义主要从历史进程与发展的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文化如何导致制度的出现,而制度又是如何对社会产生反作用的,历史主义也关注个人行为对历史带来的变革,强调个人作用。(3)法律主义将法律视为制度产生和维护的根源,将法律法规作为制度主义研究的核心,倾向于通过不断完善法律法规,来对既有的制度进行监督和完善,同时不断催生出不同的新兴制度。(4)规范主义规范主义对制度的认识是静态的,主张从静态规范的角度来描述和研究制度,对结构主义、历史主义、法律主义、规范主义等制度主义研究理论的整合与划分,使得制度主义研究更加清晰,各种模式的优缺点更加显而易见,对研究派系的归集是现代视野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重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之上,新制度主义对于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体系与方法又有很大的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从研究对象来看,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将制度主义研究得主体进行了很大的扩充,除了法律法规、社会体制、行政机关、国家行政机器等常见的制度载体之外,现代视野研究方法将除法律、社会体制之外的社会观念、民间社团、仪式甚至社会关系、与委托等因素都纳入了研究范围,大大扩增了新制度主义的研究外围。从研究方法来看,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不再局限在规范主义静态的规范性研究或是结构主义单纯对制度载体结构的研究,而是将静态研究与动态研究结合起来,开创了规范描述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不仅关注政治制度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共享,也关注政治制度在制度设计方面的贡献”[2]。着名政治学家马奇将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中的贡献总结为两方面,“一方面,政治制度对政治学理论实证主义研究的贡献;另一方面,理解政治制度在规范评估以及制度设计方面的贡献。”[3]从个人与制度的关系来看,现代视野将个人与制度视为相互作用的对称个体,对个人与制度的相互性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发展了传统新制度研究中关于个人自然受制度约束的假设,分析了制度如何通过喜好、规范、群体影响、社会结构等因素对各人产生约束,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个人与制度的相互关系。无论对于结构主义、法律主义、规范主义还是历史主义,都是一次整合性的飞跃。2.对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的扬弃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改变了传统制度主义研究中的静态和过于整体化的模式,但是随着研究的发展却逐步滑向了动态和个人主义的另一个极端,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国家制度的影响。而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则在继承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积极成分的基础上,对多个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扬弃,即个人主义、行为主义、理性分析主义和价值疏忽。首先是对个人主义的批判,现代视野下,新制度主义研究重新确定了制度的重要地位,对个人主义提出了明确的批判。除此之外,新制度主义对实证主义进行了继承,进一步明晰了制度如何对个人的行为、偏好、思维等产生影响,而个人行为又如何对制度的规范性与可执行性产生影响,同时个人行为与制度主义下的“权责利”如何进行配对。新制度主义对个人主义的批判还体现在对制度之于社会发展作用的肯定,认为制度是推动历史和社会前进的主要动力,历史和社会影响制度,但制度更加深刻地影响着历史与社会,而个人在历史长河中是集成于制度主义体系中的因子,制度才是政治学分析与研究的主要对象,而个人不是。而在对于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的批判方面,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提出,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主义是“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虽然对传统研究方式中的静态化、宏观化和定性整体主义提出了批判并指出了其不足,但是随即又滑向了另外一个误区,即过分强调动态、微观定量的个人主义研究模式,这样对国家、制度等制度因素有很大忽略,并不利于研究的深入与正确。价值疏忽的批判则更多的是一种纠正与补充,在这方面,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将正义等价值纳入了制度研究范畴,将价值视为制度的一种形式,强调制度和程序本身的正义性和公正性。对一种制度的评判不仅在于制度本身的形式与结构,更在于其内部蕴含的价值,这些价值体现为公平、公正、正义良俗、社会基本道德等。对于价值疏忽的批判与补充,使得制度主义的研究更加丰富与合理,也更有利于实现制度其本身的公平与正义。(二)存在的不足1.内部制度体系方面首先,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被动性和事后描述性的政治学研究模式,因而其不能分析并预测制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不具有客观上的传承性;在制度观念方面,虽然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强调了人和制度本身在制度系统中的相互作用,同时强调了人对制度的反作用,但是并没有明晰制度构成要素的内外层次化分,也就是说,当人和制度相互作用时,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并不能区别这种影响是内在的还是外在的,这对于制度研究的深入和本质性挖掘而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内部统一性方面,新制度主义在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模式方面还没有实现完全的内部统一,这对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也是十分不利的。2.理论融合度方面在制度主义研究方面,任何一种理论和研究模式都不能孤立存在,各种理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融合度,也就是所谓的理论兼容性。在理论兼容性方面,由于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集合了大量学科,对制度和相关研究模式的内涵外延进行了拓展,这既是其优势,也为其带来了理论融合的问题,由于其大量使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基本概念,而这些概念本身的含义往往存在差异,这就带来了其系统内部术语与理论统一性和融合度的问题。例如,在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中,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制度博弈、委托等基本概念都被融入进来,而这些概念和传统意义上政治制度学中的制度变迁等概念存在一定差异,美国着名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皮尔逊(PaulPierson)在2003年首次提出了这一问题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融合度和统一性问题,从此开始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3.规范性与可验证性问题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而任何理论研究必须经受实践的验证,而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其强调的制度规范性和普遍性与现实中大量违规现象之间的矛盾目前没有合理的解释,对个人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扬弃并没有使新制度主义找到一个完整的解释体系。除此之外,便是制度本身的验证性问题,对于政府结构、行政单位的常规制度载体,表面上虽然结构明晰,但事实上其运行规则往往难以描述和验证。另外,现代视野的研究模式将民间社团、仪式甚至社会关系、与委托等大量因素纳入制度主义研究范围,而这些制度结构的可验证性却差强人意,“抽象的规范性制度以及国际政治分析中的制度更是难以验证”,这些都使得研究具有较高的模糊性。
关键词:高中思想政治教学;法治意识;培养措施
高中阶段的学生思想日趋成熟,对身边的人或事开始有了自己的见解,学校或家长需要对这一阶段的学生进行正确的思想引导。由于高中生课业任务较重,在校接受教育的时间较长,故高中思想政治教师针对其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十分必要。高中思想政治教师要努力探寻合适的教学方法以改善教学效果,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使之形成法治意识,实现更好地成长。
一、培养学生法治意识的重要性
1.个人层面。
高中阶段是学生心智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能够帮助学生形成健全的人格、正确的三观,对他们的人生产生积极影响。更重要的是,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识,一方面能够帮助学生在未来更好地适应社会,从而有更好的发展前途;另一方面能够引导学生明辨是非,走上正确的人生道路,实现自己的价值。
2.社会层面。
通过科学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促使学生形成良好的法治意识,除能够帮助学生自身获得更好的发展外,在社会层面也具有重要意义。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接班人,正所谓“少年强,则中国强”,所以在高中阶段利用思想政治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法治意识,培养学生遵守法律的自觉性,能够降低他们在未来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这有助于减少违法犯罪的发生、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对促进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国家的持续进步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在培养学生法治意识方面存在的问题
1.教师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不够重视。在高中教学活动中,教师和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视程度普遍不足,这是培养学生法治意识的主要障碍。首先,高中学生对思想政治学科学习缺乏重视。高中生学习任务较重,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来完成学习任务、达成学习目标,而思想政治教学理论性强,学起来较枯燥,难以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因而许多学生对思想政治学科的学习态度十分消极。其次,高中教师没有意识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性。高中思想政治教师对于学生的培养更多侧重于其学习成绩的提升,在教学中只关注高考考查的内容,常常以如何得分为目的让学生机械性地记忆思想政治教材中的重点知识,忽视了对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从而导致学生法治意识淡薄。
2.教材中法治知识较少,教师教学能力不足。一方面,高中思想政治教材中涉及的法治知识较少,对法治知识的解读也较为浅薄,且在实际的教学中这些知识往往被当作理论内容,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学生法治意识的养成。另一方面,由于法治意识相关内容在高考中涉及较少,学校对于负责思想政治教育教师的教学能力要求不高,很多教师没有经过专业的法律知识培训,在教学中只能照本宣科地讲解教材中的法律知识点,而对于学生需要了解的教材之外的法律知识,任课教师无法有效进行补充讲解。另外,部分教师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解程度有限,无法对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讲解,这大大降低了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积极性,甚至会使学生对法治知识的理解产生偏差。
三、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培养学生法治意识的有效措施
1.加强师生对法治教学的重视。
教师和学生对于法治教学的重视程度直接决定了法治教学的效果,因此,为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法治知识,学校需要切实提高教师和学生对法治意识重要性的认识。首先,加大思想政治教学中法律知识讲解的比重,给学生提供充分学习法治知识的机会,为学生法治意识的形成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其次,对教师开展充分的法律知识培训,加深教师对法治意识的理解,使其有能力胜任高中思想政治教学工作,从而增强高中思想政治教学的教学效果。除此之外,学校还可以通过邀请法律专家开办讲座、举办法律知识竞赛等方式激发学生对于法律知识的学习积极性,拓宽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渠道,提高学生对法律知识学习的参与度,让法治教学发挥实质作用。
2.充分发掘教材中的法治内容,加强教材与法治教学的联合性。
高中思想政治教材是学生进行思想政治学习的主要渠道,因此,要加强法治意识在高中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渗透,教师就要深入发掘教材中的法治内容,让学生更加透彻地理解法治教学开展的意义,增强法治教学的成效。同时,针对不同学生的不同情况,任课教师应当科学调整教学策略,采用合理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热情,引导学生养成良好的法治意识。需要注意的是,高中的法治教学根植于教材,但不能局限于教材,教师应当积极学习更多的法律知识,拓展自身的知识储备,以更加游刃有余地开展教学工作,给予学生更多的法律知识补充。对此,学校也要为教师提供更多的法律知识学习机会以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同时还要优化相关教学评价体系,对法治教学的效果进行科学测评,以便教师掌握教学中的不足,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的改进措施。
关键词:高中思想政治课 阅读教材 能力培养
高中政治教材因为其整体理论性、抽象思辨性以及意识形态倾向较强等特征,决定了学科教学中应该有针对学生阅读教材的指导与训练。可是当前高中政治课教学存在以下问题:灌输性教育,为了应付考试达标采用理科化讲解与精选例题训练,重点知识让学生划一划,然后死记硬背,其他内容很少阅读。面对这种现状,高中政治课教学亟待帮助学生掌握科学的教材阅读方法,培养良好的政治理论学习的素养,学以致用,为他们终身学习打下良好的基础。
一、学会理书,掌握教材基本内容
所谓理书,就是理清课本的内容、结构层次。要抓住学生对新书的好奇心理,充分利用现行教材可读性强的特点,引导学生通读全册书。一册书,从目录读起,分析章节结构,包括每一课分几节、每节有几框、全书内容可分几个部分、重点内容大致有哪些等等。完成这些任务,可使学生明确本学期的任务,做到心中有数,并对教材内容有所了解。要学生精读课题,可以说,绝大多数课题就是论点,其教材内容就是论述这个论点的。因此,政治教师在讲授教材内容时应该像语文老师讲解作文题目那样有意识地分析标题本身的含义,使学生形成完整的印象,掌握其内在联系,也有助于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识记。
二、咬文嚼字,读准课本
1.准确地理解知识点。俗话说“一字值千金”,所以“读书须仔细”。这些年高考的选择题和辨析题,有些题目就是在某些易混词上做文章,用来检查学生是否对知识准确地掌握了。例如,我国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地方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决定”与“影响”、“根据”与“条件”、“主要”与“全部”、“原则”与“政策”等,都属于易混词。在教学中,我们应该时常注意课本上的这些易混词,从而帮助学生区分易混词、准确地把握知识点。
2.抓住知识重点。抓住重点就要抓住关键词,教材中的关键词是很多的,它们在课文中能起到画龙点睛的重要作用。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采用重读关键词的方法,暗示学生要抓住这些知识的重点,或要求学生在课本上对关键词画上点、线、圈、勾等着重号,或用彩色笔把关键词加以突出。
二、前后联想,读透课本
1.吃透知识点。现行政治课教材,在编写体例上,基本分为四部分:正文、专家点评、探究材料、相关链接。正文是重点;专家点评是对正文中的观点和概念的解释评说;探究材料是利用生活中的实例引入正文或是较浅显地解释正文中的重要观点;相关链接是为了拓展课本中的知识,丰富学生的知识。这几部分相辅相成,阅读时,我们既要区别它们不同的作用,又要把它们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这样,既能使学生熟悉教材,又能激活学生的思维,从而帮助学生把知识点吃透。
2.理清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在新课的讲授时,应尽可能地从旧知识推出新知识。在旧课的复习时,应引导学生探寻知识点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不仅符合人对事物的认识规律,而且能使学生建立起知识网络,便于学生对知识的记忆。
三、归纳整理,读薄课本
就是把课本知识归纳成很少一部分内容,甚至归纳为几句话或几个关键词或字,这样有利于记忆,也有利于锻炼学生的理解、归纳、综合能力。这种归纳必须建立在系统掌握课本知识、领会其精神实质、深知其内在联系的基础上。
1.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一个段落,往往就讲解一个问题。指导学生概括段落大意,不仅能帮助学生理解知识,还能培养学生的概括能力。政治课文的每一段文字,都是由几个不同但又相联系的句子组成。一般地,第一句或最后一句往往概括了该段的段落大意或观点。教师应该告诉学生,在阅读政治课文时,首先应留心第一句或最后一句。但有时整段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句子可以概括出该段的段意,这时就要求我们指导学生自己用精练的词句把该段的大意概括出来。这样,学生对这一整段的内容就大致清楚了。
2.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例如我们在引导学生提出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的问题之后,应该紧接着对学生提出:“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又有哪三点呢?”在这个问题的指引下,学生就又会回到教材的那个自然段中去进行层次分析,很快地,完整的答案就会出来:(1)市场的作用不是万能的;(2)也不是完美无缺的;(3)只有进行宏观调控才能保证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这样,关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的问题,学生就通过阅读掌握了。
一、游戏导入
用游戏作为新课的开头,把一系列的概念寓于游戏情境中,以游戏的方式呈现出来,从而使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让学生感觉易学、乐学,从而产生学习兴趣,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让学生最大程度的参与到学习活动中,能为上好新课做好铺垫。
在讲“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时,把同学们调动起来,参与小品表演,医生给病人开药方:多吃水果。可病人的儿子给他买梨,他摇头。买苹果,他摇头。买橘子,他还摇头说都不是水果。表演结束后引导学生思考:这个人犯了什么错误?这个人能吃到抽象的水果吗?通过同学的参与激发了学习动机,使学生亲历思维过程,加深对“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的理解。
二、由旧知识导入
高中的政治课,其知识体系层层相扣,具有严密的逻辑性。正是这种逻辑性,决定了教师有可能在复习旧知识的基础上,根据其内在的逻辑联系,自然而然地导入新课。引导学生在已知的基础上去探求未知。纵向导课的具体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设计一两个题目,在学生回答以后,教师在归纳中导入新课;也可以是教师用富有逻辑性的语言,叙述旧课的重点,导入新课;还可以在学生课外预习的基础上,请学生在黑板上用图表列出新旧课之间的逻辑联系,从而达到复习旧课、导入新课,培养学生归纳能力的目的。
三、诗情画意式导课
古诗是先人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那些传诵不衰的千古绝句,不仅折射出诗人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往往也包含着深刻的哲学、政治和经济道理。无独有偶,漫画艺术以其特有的风格和魅力集图文于一体,表现手段形象、生动、诙谐、幽默,寓意深刻,为广大学生喜闻乐见。因此,在新课导入时,或恰当地使用古诗,或适时地引入漫画素材,一改烦琐的语言叙述,必定会激发学生思考的兴趣,能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以最佳状态进入角色,产生先声夺人、出奇制胜的效果。亦或选取合适的歌曲导课,一首歌就是一首诗、一个动人的故事、一个深刻的哲理。许多歌曲对学生来说非常熟悉,歌声已成为他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选好与课文教材相关的歌曲进行导课,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积极性,为政治课教学创设了良好的教学氛围。
四、故事式导课
把课讲的生动形象,深入浅出,始终是衡量教师教学艺术水平的标准之一。所以,采取与教学内容有关寓意深刻、幽默轻松的故事导课,不仅能激起学生学习的欲望,而且能使教材深入浅出,加强学生的理解,具有极强的震撼力。例如,讲“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时,采用了下边的故事。美国人福特,大学毕业后,去一家汽车公司应聘。和他一块应聘的三个人都比他学历高,当前面几个人面试之后,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既来之.则安之。他敲门走进了董事长办公室,一进办公室,他发现门口地上有一张渍纸,弯腰捡了起来,发现是一张渍纸,便顺手把它扔进了废纸篓里。然后才到董事长的办公桌前,说:“我是来应聘的福特。”董事长说:“很好,很好!福特先生,你已被我们录用了。”福特惊讶地说:“董事长,我觉得前几位都比我好,你怎么把我录用了?”董事长说:“福特先生,前面三位的确学历比你高,且仪表堂堂,但是他们眼睛只能看见大事,而看不见小事。你的眼睛能看见小事,我认为能看见小事的人,将来自然看到大事,一个只能看见大事的人,他会忽视很多小事。他是不会成功的。所以,我才录用你。”他就是今天美国大名鼎鼎的福特公司的创造人福特。天下有大事吗?没有。但任何小事都是大事。“毋以善小而不为,毋以恶小而为之”。所以,要学会正确理解和应用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故事导课宜短忌长,故事本身要能说明问题,教师还须引导分析,才不会使学生的注意局限在故事本身。
五、设疑悬念式导课
疑是思之始、学之端,是学生思维的积极表现,又是探索问题的动力。歌德说:“要想得到聪明的回答,就要提出聪明的问题。”因此,教师在新课导入时要从发展学生的智力出发,善于布疑阵,在学生心理上引起悬念,使他们处于暂时的困惑状态,进而激发解疑的兴趣,这就是设疑悬念式。有经验的教师都很注意设疑问难,以鼓起学生思维的翅膀。
在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 思想政治教学也要适应潮流, 与时俱进, 不断创新, 才能焕发出内在魅力, 为学生学习和生活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动力源泉。
如何让思想政治教学充满活力呢?笔者认为,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知行合一学说可以给我们以启迪。在思想政治教学中, 我们应充分发掘知行合一学说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内涵, 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和创新化, 切实提高思想政治学科的课堂实效。思想政治教学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思想和行动的高度有机统一, 即知行合一。因此, 教师应将现实生活和思想政治有机结合起来, 将学生的思想与生活实践密切联系起来, 达到知行合一, 真正发挥教育的功能。
一、知行合一在思想政治教学中的意义
知行合一是认识和实践辩证统一的方法论, 需要用知指导自己的行, 然后用行修正自己的知, 是学习认知实践纠正升级内化的过程。
思想政治教学理应使学生掌握正确的思想导向和科学的立场观念, 然后学生自发付诸实践, 最终实现知行统一。反之, 知与行脱节, 理论与实践相背离, 不仅会产生形式主义, 还会浪费人力、物力、财力, 事倍功半。在中学阶段, 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学生德育工作的主要阵地。教师在教学中坚持知行合一, 有助于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实现素质教育的育人目标;有助于充分发挥思想政治的教化功能, 形成全社会重视德行的风气。
二、如何在思想政治教学中实施知行合一教育
思想政治课程的目的是让学生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纪律、有文化、有道德的合格公民。在实际教学中, 教师需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 在教学中做到以人为本, 以学生为本
以人为本, 以学生为本, 其本质在于要尊重学习者, 强调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尊重学习者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观, 充分相信学习者可以通过自己的能力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 最终达到自我实现的目的。我们在思想政治教学中要多关注人的因素, 多做换位思考, 理解和尊重学生, 促进师生之间形成融洽的关系, 不能只关注学生的考试成绩是否理想。教师要做到以学生为本, 就应该强调学生的个性发展, 注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 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可见, 以人为本, 以学生为本是教学中使学生知行合一的基础和重要前提。
(二) 在教学中做到课堂生活化, 思想实践化
虽然中职学生距离国家政治生活还比较远, 但是他们也应该关注国家的政治动向, 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时事新闻, 引导学生关注身边发生的事件, 了解时事民生。这样不仅可以活用知识, 丰富课堂教学内容, 使课堂生活化而且充满趣味, 更能提升学生的思想境界, 避免坐井观天。例如, 教师在讲解网络交往新空间这节课时, 可以结合网络诈骗现象展开话题讨论, 让学生思考避免网上被骗的方法。现实案例的描述看似与课堂内容无关, 但是却延伸了学生的思维, 引导学生思考是非观、价值观以及如何正确使用网络。这种结合学生生活实际的课堂内容不仅增添了学习的趣味性, 还加深了其对社会的理解。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还应鼓励学生身体力行, 在现实生活中践行自己掌握的理论知识。思想实践化的思想政治教育要重视学生人格的形成和身心的健康发展。要达到这一目标, 就要求教师带领学生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 为学生提供广阔的思维发展空间, 让学生身临其境, 感悟生活的真谛。
(三) 在教学中做到言传身教
身教大于言传, 教师身正才能为范, 才能用自己的言行去教育影响学生。教师是学生的引路人, 教师做到知行合一是做好引路人的关键。教师要努力培养自己的德行, 在学生面前维护好教师的形象, 克服自身缺点, 展现出师者的光辉。
【关键词】参与意识内驱力逻辑思维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4)05-0073-02
长期以来,政治课教学存在着两大弊端:一是从书本到书本,把本该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变成死板板的纯知识教学,正所谓“教师讲条条,学生背条条,考试考条条”;二是教学过程始终都是以教师为中心,“一支粉笔,一本教材,一堂教学,一块黑板”的“四一教学”模式使学生缺乏参与意识,思维受到极大的禁锢,从而成为一种被动的知识接受器。这也就逐渐形成学生学无兴趣,教师教无感觉的尴尬局面。究其原因,无非就是教法不对路,学法不科学,没有真正把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教学关系处理好。因此,如何冲破政治课教学满堂灌的旧框框,改变空洞说教的传统教学方式,增加教和学的趣味性,使学生真正感到想学、愿学和乐学,就成为当前中学政治课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
那么,怎样才能调动学生积极性,提高学生在政治课中的参与意识呢?本人认为,各位同行不妨尝试如下做法:
1.激发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学习情感,使其转化为学好政治课的内驱力。
一般来说,学生学习某门学科的内驱力,是由对该学科的需要的热情、兴趣、意志、信念等要素构成的。需要是个体的和社会的客观需求在人脑中的反映,是人的活动的基本动力,是个体积极性的源泉,它促使人朝着一定的方向,追求一定的对象,以行动求得自身的满足。在当前的情况下,只有中学生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掌握政治知识对他们现在和将来的学习、生活具有重要意义,这样才能产生学习政治课的需要、欲望,并形成强烈的求知动机。而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体验。中学生的情感不稳定,易受外界干扰。作为政治教师应该千方百计引导学生对学习政治知识产生好的体验,进而培养起学习政治知识的肯定性情感,使学生产生追求政治知识的内部动力,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再到“我爱学”的良性循环的学习机制。德国著名的教育家第斯多惠认为:“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而在于激励、唤醒、鼓舞。”可见,在政治课教学中,每位教师只有不断激发和强化学生的学习动机,增强学习政治课的内驱力,才能有效地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参与政治教学。
2.遵循和掌握认识规律,发挥政治学科优势,使学生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方法。
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学生在老师有目的,有计划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地掌握基本常识和运用所学知识去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基本技能,并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的过程。政治学科的特点在于理论优势,发挥这种优势必须依靠理性认识,发挥逻辑的推导力量才能达到。但是对于学生来说,这种重在演绎的教学方法与学生的知识基础、思维方法、学习习惯不完全适应。这就要求教师必须自身具有一定的逻辑修养,懂得抽象思维的形式,掌握学生的思维实际,根据教科书的逻辑要求,紧扣课文、层层推进,让学生在获得具体科学知识的同时,掌握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逻辑方法。在给学生上课时,不妨多搞几种课题设计,根据学生的基础和特点多提一些不同层次,不同要求的问题,或者提供一些生动有趣的感性材料,引导他们进行思考、分析。之后教师再作评论,或肯定其正确的思路,或指出其片面性,指导学生重新钻研课文或提供有关材料,让他们去理解、消化。这样疑难问题自然会水到渠成,迎刃而解。如初三教材在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首先从“文明”讲到“精神文明”,接着分析不是社会主义才有精神文明,最后才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及其特征等等。在分析课文时,要求教师对一系列概念逐个进行剖析,科学地定义和分类,启发学生根据已知的知识或经验,层层深入地推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社会所不能达到的”科学结论。实践证明,教学要有吸引力,重要的一条就是遵循和掌握学生的认识规律,让学生积极参与、主动去学、主动地用已知推出未知,避免呆板讲授满堂灌的毛病。
3.建立开放型教学体系,创造良好的参与环境,充分调动学生,积极参与研讨。
根据教学目标要求,我们可把教学内容分成两类:一类是学生所能自学掌握的,完全交给学生;另一类是需经师生研讨才能学会的,采取以学生为主导思想支配下的开放型教学,即“小课堂,大社会”,把社会的热点、疑点、难点引进课堂,将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内容融入课堂教学,各个教学环节更多依靠学生完成,这样学生的思维就能活跃,认知的需要和兴趣也十分高涨。学生在参与中学习,学习中参与,教师只点拔、启发、诱导。学生勤学、多思、善练,还能针对不同教学内容收集信息资料,靠能力解决实际问题,使学生越学越会学,越学越爱学。例如,根据政治课教学需要引入时政演讲,让学生就国内国际要闻发表看法,由全班学生评议,象有关,中国加入世贸问题,美国的全球战略及其外交策略问题等一系列问题,都将调动学生的参与激情。
4.开辟第二课堂,增加参与机会。
教学中的参与是多种多样的,课堂教学中的参与受时间、地点、条件的限制,而使有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我们可以开辟第二课堂,组织各种活动,把书本知识与社会实际紧密起来,如成立政治课兴趣小组、时事通讯小组、绿化服务小组、社会调查小组,开展演讲赛、心理咨询、报告会等一系列寓教于乐的活动。这就创造了一种浓厚的学习气氛,使学生再也不感到政治课的干巴枯燥了。
总之,我们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不改变传统的教学方法,政治课教学必将走向死胡同。每一位政治教师在目前的教学工作中,都应深系学生思想实际,探索新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意识,才能最终搞好中学政治教学。
参考文献:
[1]《中学政治学科教学论》,华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摘要】多媒体教学主要利用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向学生传达教学信息,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媒体辅助手段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学科教学当中。那么,如何让多媒体辅助手段与政治学科教学更好地整合呢?文章就多媒体辅助手段与政治学科教学的结合做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 政治教学;多媒体;高效整合
中图分类号:G6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0568(2015)24-0047-02
多媒体教学又称CAI,即Computer-AssistedInstruction的缩写形式,它是一种现代化教学手段,主要利用文字、声音、图像、动画、视频等多媒体形式向学生传达教学信息,以实现教学的有效互动学习。随着现代教育技术的迅猛发展,多媒体辅助手段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各学科教学当中。在政治课堂教学中,采用多媒体辅助手段来组织教学已经成为政治教师的共识。
一、充分认识多媒体辅助教学的特点及作用
多媒体辅助教学就是利用多媒体技术的集成性、交互性、控制性特点,将文本、声音、图形、图像、动画、视频等综合起来,编制成教学课件来进行教学活动。从政治学科教学的角度来衡量,运用多媒体手段进行课堂教学,与传统的教学手段相比,可以显示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积极作用:①更能够激发和强化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和积极性。②更能够突破重点、难点,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③更能够调动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④更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增大课堂容量,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利用多媒体辅助手段进行教学,还有许多传统教学所无法匹敌的优势。多媒体教学进入课堂,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为学生创设逼真的情境,这样就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的各种感官,多角度、全方位地把学生引入一个全新的教学环境,这对于政治教学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当然,要想使多媒体辅助手段与课堂教学更好地整合,还要巧妙地处理好课题切入点、教学重难点、知识兴趣点、内容枯燥点这“四点”和知识线索这“一线”的关系。下面笔者逐一介绍:
1.课题切入点。所谓课题切入点,就是教学内容的过渡,即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新课导入处。为什么要在这里使用多媒体辅助手段呢?笔者认为,好的开头是成功的一半,一个好的课题切入点可以一下子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调动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以利于新内容的学习。
2.教学重难点。教学的重难点是课堂教学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比较抽象复杂,概念性理论性都很强,对此学生往往不容易理解、接受,且教师用传统的教学方法和手段有时难以突破重难点,采用多媒体辅助手段则可以调动起学生的各种感官,共同作用以强化感性认识,从而将抽象复杂的问题变得形象、具体、生动,达到有效突破重难点的目的。
3.知识兴趣点。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识兴趣点是学生的学习兴趣所在。美国现代心理学家布鲁纳说:“学习最好的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学生对学习有兴趣,才能主动、愉快地投入学习,在学习中发挥主体作用和主动精神,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4.内容枯燥点。所谓枯燥,是指教材上的一些知识内容既抽象又乏味,但它们往往是教学的重难点,作为考试必修内容,学生又不得不学。在这种情况下,很有效的一个办法就是通过图示法、漫画或图片法、表格比较法等多媒体辅助手段来解决问题,效果会很好。
5.知识线索。知识线索往往不在文本的表层,需要剖析挖掘才能把线索找出来,而这种剖析挖掘的过程往往很繁琐晦涩,学生不容易接受。通过多媒体辅助手段就可以让这种剖析挖掘的过程由繁琐、枯燥、平面变得简单、动感、立体,让学生轻松把握知识线索,对知识的掌握更加条理化、序列化。
二、一堂好课对教学载体(课件)及教师的要求
1.对教学课件的要求。
(1)教学课件要具有科学性。也就是教学课件要符合教育学、心理学及政治学科教学的要求,要体现系统论,更不能有知识上的错误。在政治教学中,多媒体课件通过生动的教学情境、丰富的教学资源,让学生眼、耳、口、手、脑等多种感官同时接受刺激,因而促使学生手脑并用,思维集中,极大地促进了学生听、说、读、写等综合能力的运用和提高,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
(2)教学课件要有一定的艺术性。教学课件本身就应是一种艺术的创作,不但要体现政治的特点,而且要符合审美标准,给学生一种美的感受。如漫画形式的运用,学生喜欢看漫画,教师就可以把政治知识融入生动的漫画之中,激发学生兴趣,启迪学生思维,加深学生理解。如笔者在讲“如何孝敬父母”时,引入了“如此孝敬”这幅漫画,画面上是一家三口在吃饭,孩子跳着大声嚷:“凭啥说我不孝敬?”学生马上就认识到了孩子的做法本身就是不孝敬父母的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也能体现对父母的体贴和孝敬,从而使传统美德教育得以实现,品德得以升华。
(3)教学课件要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一个好的课件要具有便捷的控制,顺畅的结构以及良好的人机交互,这样可以让使用者很容易掌握,以利于课件的交流。如在讲“思想道德建设”时,笔者选择了“道德建设,从我做起”的动画,通过动画的形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的具体要求与中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表现出来,使思想道德教育生活化、具体化、形象化,使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情境的再现比单纯直白的说教要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它不仅扩展了学生思维想象的空间,而且能给学生以美的享受,进而培养他们的审美情趣。
(4)教学课件要符合一般教学规范。如一堂课的录像内容不宜太多,展示内容要清楚明确,每一屏展示的内容要集中且不宜过多等。如在讲“受教育权的意义”时,让学生欣赏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富有哲理性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使学生在欣赏歌曲的过程中感悟教师在学生成长中所起的作用,意识到教育能为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奠基。
2.对政治教师的要求。多媒体计算机提供生动的感知表象符合中学生的思维特点,利于学生掌握知识,它是一种高效率的现代教学手段,为学生营造兴奋、愉快、宽松的学习环境,全面调动和发挥教师的主导和学生主体作用,从而提高教学效果。因此,对教师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1)教师要具有一定的现代教育理念,明确多媒体技术的特点及作用,要认识到是借助于多媒体辅助手段来组织教学,而不能被多媒体技术左右课堂教学。
(2)教师要具有一定的计算机水平,最好能自己设计制作课件,从而更好地体现自己的教学风格。
(3)教师应认真钻研在现代教育技术下的课堂教学模式。不能用新瓶装旧酒,只是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上加上点录像和图片展示。
(4)教师要注重挖掘学生的潜力,不但要让学生成为受教育者,而且要让他们积极参与到教学的全过程,甚至包括课件的编制、课题的讲解等,充分发挥教学主体作用。
一、民主、平等交流
传统的师生观念仍束缚着师生关系的发展,以为只有拉大与学生的距离,才能树立教师威信与地位的思想普遍存在,形成了教师在课堂上严肃有加、下面学生鸦雀无声的局面。教师与学生明显缺乏沟通,学生不会对老师在课堂上的问题提出质疑,他们的非智力因素被限制,以至于教师教得累,学生学得苦,但教学效果并不好。
为此,建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调动学生的积极参与性显得尤为重要。教师要敢于承认自己在某些问题上不如学生。充分认可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分辨能力,相信他们在某些问题的认识上有超过自己的思考,主动与学生交流,虚心接受学生意见,与学生平等沟通,共同提高。学生要消除对教师、对家长的依赖思想,真正认识到自己是个人生活的主体,以对本人负责的态度和责任感,主动进行学习,自觉磨炼意志,积极投身实践。以一种积极进取自觉成长的生活观,与教师相互探讨,共同思考,日渐成熟。在课堂上教师要尊重学生,尊重学生的经验与认知水平,让学生大胆提问、主动探究,发动学生积极地投入到对问题的探讨与解决之中;教师应灵活变换角色,用“童眼”看问题,怀“童心”想问题,以“童趣”解问题,共同参与学生的学习活动,成为学生的知心朋友、学习伙伴。
俗言“将心比心”,你对学生好,学生心里自会知道,老师必须遵循善意尊重的原则,明确自己是为学生服务,且真心诚意地为学生服务。如此,启发了学生的积极思维,坚定了学生学习的兴趣和自信心,提高了教学质量。
美国心理学家布鲁诺说:“教学过程就是在教师引导下,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 。教师要热情地鼓励学生,大胆提出问题,鼓励学生发表不同的见解。对于遇到的问题,能由学生自己讨论解决的,就要放手让学生自己来解决,教师可以从旁引导,但不要包办代替。这样学生在问与答、再问与再答之间,悄然形成了一种辩论的良好课堂教学氛围,教师也不妨参与其中,和学生平等地交流、辩论。
二、兴趣、寓教于乐
趣味是激起学生求知欲望、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的前提。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兴趣能使学生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能激发学生的积极情感;内容贴近学生实际是学生主动参与教学过程的保证。学生学习、生活中出现的成功与失败、愉快与困惑,与学生距离较近,课堂引进这些问题,易集中学生的注意力,产生“聚焦思维”,使学生很快进入问题情境,促进学生参与。
配合教学,开展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提高学生的自我教育能力,从而促进教学,也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要组织学生适当开展一些“第二课堂”活动,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如组织讨论课、报告会,搞一些与教材内容有关的社会调查活动,并结合学生所学知识加以分析,指导学生撰写小论文,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还可通过组织辩论会、演讲会、哲学小漫画创作展评等活动,专门学习讨论学生中感兴趣的话题。同学们在活动中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才干,而且能够感受到无比乐趣。通过一系列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意识,提高学生自我教育能力。
例如,学习“工业革命”这部分内容涉及到蒸汽机的发明时,有一位教师采取了这样的步骤:首先让学生根据已读过的课外书籍讲述“瓦特与茶壶”的故事;随后,让学生解释“水烧开后为什么会出现蒸汽顶壶盖的现象?”学生根据生活中的经验以及物理知识先解释了这一现象;在此基础上,这位教师再进一步引导学生思考:“由茶壶而发明蒸汽机,在科技史上还有哪些经典的事例?”学生举出了“牛顿由苹果落地发现万有引力定律”等科学趣闻。这不但让学生通过已学的知识了解了工业革命,而且增强了课堂的趣味性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注重基础、启发思辨,改革教学内容
孔子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主张启发式教育,不直接将结论告之学生,而是营造出“疑”的环境,当学生处于“悱”关键点上才加引导。采用这样的方法转变学生的学习观念,由“要我学习”转变为“我要学习”。我们的青少年正处于思维活跃期,而政治课本身就是关于社会、经济、世界的大道理,因此,侧重于思辨成了良好教学氛围的又一方面。思辨极大地尊重了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特点,通过思考和辩论,发展了学生的创新思维,使他们清楚的认识到自身的优势。
在讲共性和个性、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时,我们可利用公孙龙提出的“白马非马”命题,“白马非马真的不是马吗?”此问题初听令人发笑,再思让人意味盎然。白马的确不等于一般的马,但由此得出“白马非马”未免唐突,它割裂了一般和个别的联系,是一种诡辩。个别的存在离不开一般,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白马”因其颜色,其它颜色的马有区别,使之作为个别而存在。但它又与其它颜色的马一样,都是马,都是作为一般的马。“白马非马”实质割裂了白马与马之间的联系,割裂了个别和一般的联系。教育的价值和意义在于,通过教育实现人的和谐而自由的发展,塑造完美的人格和人性,使人的智慧才能与创造力得到无限的拓展。思辨正是实现教育价值的有效手段,它强调了思考和个人选择在教学中的作用,满足了学生的个人需要,充分地发掘了个人的潜能和价值。思辨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学有所思,学有所疑,才能学有所得,通过思辩把抽象复杂的东西形象化、具体化,这样,学生有了学习的动力,他们看学习不再是一种任务而是兴趣。在此限于篇幅,不作多言。他们都有相同的作用,启发学生的兴趣,督促他们思考,最后在愉快、有趣的环境中完成对知识的学习。
总之,氛围是学生和老师共同营造的,以学生为中心,老师通过各种方法有效引导,一定能取得政治教学的成功。教学如同放风筝,学生飞在天上,老师掌握着牵引线,只要很好地控制,创造出和谐、愉快的教学氛围,学生就能飞得更高更远。
参考文献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新制度经济学在面对新古典经济学时的态度十分矛盾,一方面,批判新古典理论过于抽象,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借助于新古典的研究方法。这使得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面临以下两方面的问题:一是现实性与理论性的矛盾,即如果放松在信息、理性和认知方面的假设条件,可以更贴近现实世界,但会导致新古典理性选择范式的失效,难以形成一般性的理论;如果坚持较为严格的假设条件,又不能很好地解释制度的形成和演变;二是研究缺乏历史性与社会性,即新制度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抽象掉了行为人所处的历史情景和受到的社会约束。这两大问题阻碍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反思,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开始了将不确定性、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纳入制度研究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降低历史和社会约束方面的抽象程度的尝试,其中以青木和格雷夫为代表的比较制度分析(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analysis,简称为cia)在这方面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
无独有偶,政治学家们也遇到了与新制度经济学家类似的问题。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也因其反现实、反历史和反社会而受到批评。“反现实”,即假设前提(完全理性和外生偏好)过于简化,具有hall(1996)所说的“无情的优雅”;“反历史”,即忽视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选择的影响,认为有效率的历史过程是迅速地走向某种最佳解决办法的过程;“反社会”,即忽视个人身处其中的社会关系对制度产生和变迁的影响。这些问题使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在解释现实政治世界时遇到了很多困难,比如无法解释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对不同制度之间的共时互动和历时互动也无力驾驭等等。面对这些与新制度制度学相似的问题,政治学领域兴起了历史制度主义(hi)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i)。
本文将从什么是制度、制度如何影响行为、制度如何变迁、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等方面,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新发展(cia)与政治学领域兴起的hi和si进行比较,希望通过这种学科间的对话与交流思考如何推动制度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制度及其对个体行为的影响
(一)各具特色的制度观
在cia中,青木将制度概括为关于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系系统,其中“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可以等同为博弈规则;格雷夫认为制度是由规则、信念、规范和组织构成的系统。虽然表述形式有差异,但从本质上讲,他们都将制度看作是平等的参与人相互博弈所达成的均衡。他们认为任何一项制度都包括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契合。格雷夫指出只有与信念和规范相一致的规则,才是当事人有激励遵守的规则,才能成为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同样地,只有与行为协调一致的信念和规范才是制度系统的组成部分。
hi和si也强调制度不仅包括正式规则,还包括文化、规范和惯例等非正式规则。其中,si的制度定义更加宽泛,他们将制度基本上等同于文化,不仅包括正式的规则、程序或规范,而且还包括象征系统、认知模式和道德模板。与cia将任何一项制度都看作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要素构成的系统不同,hi和si用“两分法”的眼光来看待制度,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他们在研究时各有侧重,前者主要研究正式制度,后者主要关注非正式制度。另外,与cia将制度看作平等参与人博弈的结果不同,hi特别强调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分配,将制度视为不平等的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产品。同时强调制度在各社会集团间不平等地分配权力的方式,认为制度给予不同集团的接近决策过程的机会大小是不一样的。si则忽略了各方行为者之间可能存在的权力冲突。
(二)制度如何影响行为
在cia看来,参与人的偏好是外生于制度的,制度通过既协助又制约的方式影响参与人的行为以实现其外生偏好。一方面,在一个信息不完全的世界里,制度可以帮助理性有限的参与人节约决策所需的信息加工成本;另一方面,制度通过为参与人提供关于制度均衡的信息协调他们的信念,从而控制着参与人的行为决策规则。在多种可能性中,共有信念引导着参与人朝着某一特定的方向行动。格雷夫还进一步指出不同的制度要素在影响行为方面发挥不同的作用,“规则”提供共享信息并协调行为,“信念”和“规范”提供遵循规则的激励,“组织”产生并传播规则。
si和hi则认为制度首先塑造的是参与人的偏好。在他们看来,制度不仅提供信息和认知模板,还影响着行为者的身份认同、自我印象和偏好,行为人的策略本身也是经过制度过滤后才被构建出来的。“通过创造新的行为者及身份感,通过给行为者提供成功与失败的标准,通过构建关于恰当行为的规则”,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个人的偏好并构建了他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在hi看来,个人行动遵循的是“最优标准”还是“满意标准”,是受理性驱使还是受特定的文化模式所驱使,要视特定的制度背景而定。制度构造了政治的情境,决定了行动者的偏好、策略和利益。
二、行为假设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一)行为假设:薄弱的理性还是厚重的理性
cia承认理性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有限理性不仅包括有限信息,还包括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如青木认为个体参与人不可能具备关于博弈规则的完全知识,也不可能对其他人的策略决策和所处的情景做出完备的推断。相反,他假定每个参与人只拥有关于博弈结构的有限的主观认知,这些认知来自过去的经验,只有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或认知出现内部危机时才被修改。格雷夫原则上承认无论是信息还是认知都是有限的,但在实际研究中,为了能够运用古典博弈论(该分析框架假设参与人的决策集合是事先固定的)研究制度,他保留了参与人拥有信息的有限性,认为社会规则能够为参与人提供信息和协调,帮助他形成关于他人行为的预期,回避了参与人认知能力的有限性。
cia与以往的新制度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等同为有限信息相比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在hi和si看来,他们所持的是仍然是一种薄弱(weak)的理性观。所谓薄弱的理性观,是指他们忽视了制度在塑造个人理性过程中的作用,把个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作为研究的先验性前提。与薄弱理性观相对应,hi和si提出了自己厚重(sick)的理性观,即认为制度塑造了参与人的理性(不仅包括信息和认知,还包括追
求的目标)。如si认为个体的理性本身是在特定的情景中由制度建构出来的。他们不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假设下去谈理性选择,而是在选择行为是有目的和有意识的意义上来讨论它。在hi看来,除非已知相关情境,否则任何关于“自利行为”的广泛假设都是无意义的。我们需要一个基于历史的分析去澄清什么是他们力图最大化的东西,以及为什么他们强调特定的目标甚于其他的目标。
(二)研究方法:均衡的还是非均衡的
在对制度变迁的研究中,青木和格雷夫的侧重点有差异:前者强调制度之间共时性和历时性关联,致力于提供一个分析经济整体制度安排及其变迁的统一框架;后者更倾向于比较不同经济体中具体制度安排的差异,或研究某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迁。但是,cia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在他们看来制度变迁就是从一个博弈均衡到另一个博弈均衡,是“沿着均衡点的演进”。他们致力于解释从新均衡到旧均衡的过程,努力把一系列的博弈均衡连接起来。即使在分析整体性制度安排时,青木也坚持均衡观,他认为各个博弈域的制度之间相互耦合、相互嵌入,形成有机的制度系统;整体性制度的变迁,是各种不同制度之间相互关联方式的变迁。
hi和si强调制度变迁是多项制度共同演化的过程,分析各种组织和制度如何相互关联塑造制度变迁的过程乃至结果。其中hi特别强调多项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质疑将某一项制度安排从整个制度结构中分离出来单独研究的方法,认为必须将其放在更广阔的情景(制度结构)中。在这一点上,他们的看法与青木相似。与青木不同的是,hi并不假设这些相互作用(交叉)的制度能够互相适应,形成彼此一致的整体。制度之间可能存在矛盾,为行为人提供多元化的行为逻辑。同时,他们也不赞成用均衡观来看待制度及其变迁,认为“制度本身是政治冲突和选择的有意或无意的结果”,相应地,制度变迁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充满了偶然性和无效率现象的历史过程。历史过程不会产生均衡,它会产生独特的、但是次优的结果。
(三)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
在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这一问题上,cia强调制度自身发展的累积性影响,给出了制度变迁的内生性解释。如青木指出在一定的外生和内生规则下,重复博弈的累积性后果可能导致资产、权力和社会角色分配的不平等,当不平等累积到临界规模时,就会引发内生的制度变迁。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具体研究方面,cia内部存在差异。青木对制度变迁机制的研究演化色彩更浓,特别强调认知能力有限的个体与制度之间的正负反馈:制度为个体行为提供信息,同时又对个人的行动决策施加“人为约束”;参与人相互作用共同再生和印证着制度,或在外部冲击和内部累积性影响下调整主观认知寻求新的行动可能性,使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在格雷夫看来,制度变迁机制是多样化的,可能有较强的理性选择色彩,也可能有较强的演化色彩,取决于准参数(受现存制度影响而逐渐改变,如人口数量、贸易规模等)的性质:(1)如果准参数可被观察到,它们的重要性能被很好地理解,决策者可能意识到过去的行为不再是自我实施的,从而有意识地改变制度。通过公共决策有意识地选择替代性行为、建立新规则,是制度变迁机制的常见表现。(2)如果准参数是不可观察的、不确定的、不可识别的,制度变迁机制可能反映了个体愿意试验和冒险偏离过去的行为,或拥有更多知识的个人出现,指出新的制度均衡。
hi用权力不平等的参与人之间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迁机制。他们将制度演变过程分成制度存续的“正常时期”和制度断裂的“关键时刻”。正常时期的制度变迁遵循着路径依赖规律,各种政治力量之间保持着某种平衡;但是在“关键时刻”,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被打破,冲突结果凝固形成新的制度。hi一方面强调制度变化是多种政治力量共同发挥作用结果,否认制度的可设计性,另一方面强调可能的新制度往往不是唯一的,最终形成哪一种取决于政治冲突各方的力量对比,也会受到其它“干扰”因素(如观念、信仰)的影响。在si看来,制度可以等同于文化,其变迁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用“价值的冲突”来解释制度变化,即制度本身所宣示的价值与周围社会价值之间的冲突。但是,制度的变化又不能简单地归因于环境的变化,因为“制度不是现在外部力量或者微观行为和动机的简单反映,它们把历史经验也嵌入了规则、惯例和形式之中”。制度通过学习过程来确认和适应变化的环境,忽略了制度变化过程中所必然包含的各方行动者之间存在的权力冲突。总之,si眼中的制度变迁是学习、适应、演化的结果,而不是有意识设计的结果。
三、历史、路径依赖与制度变迁
(一)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
“历史是重要的”,这已成为各流派制度主义者的共识。但在历史为什么是重要的问题上,他们之间的意见就不完全相同了。
cia认为历史是重要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历史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如青木指出,当现存制度由于外部冲击或内部累积性因素陷入危机,参与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主观认知,修正对其他参与人行为方式的预期。伴随着参与人在制度危机下寻求新出路的过程,至少有几个潜在的制度有可能逐渐演化出来,相互竞争。究竟哪一种潜在制度最终成为预期收敛的聚集点,进而成为一种新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过去的制度即历史。格雷夫则认为历史不仅有助于精炼博弈均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待精炼的潜在制度的集合。他指出过去的制度影响着新制度的学习和试验过程,影响引入新要素的成本和收益,使潜在的新制度倾向于与过去的制度相互关联而不是严重地偏离它们。
hi则认为个体的偏好不是不证自明的,而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变量。历史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不仅塑造了行为者的策略,而且还塑造了他们的目标和利益,通过建构政治情景影响政治结果。在hi看来,cia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他们研究中的个人是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理性人,其偏好是先验给定的。虽然格雷夫也提出了历史情景分析方法,但历史情景的作用也仅限于使理论模型的构建更符合史实,至于参与人,不管处于中世纪的穆斯林社会还是处于正走在通向“西方兴起”道路上的欧洲,都被先验地假定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
(二)历史如何影响制度的变迁
诺思认为历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路径依赖上,即规模经济、技术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使制度一旦走上某条路径,它的既定方向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从而形成对该路径的依赖。实际上,过去的制度对现在的制度变迁的影响要复杂、深刻得多。格雷夫强调过去的制度影响现在制度的认知基础,认为个人在制度变迁过程中进行选择时会从过去的制度要素中汲取认知的、信息的、协调的和规范的内容。其具体机制包括:(1)环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构成新博弈的外生规则的一部分;(2)协调效应,指过去的制度为当事人在多重可能的制度之间进行选择提供指导;(3)包含效应,指新制度很可能包括了过去已经存在的制度要素。格雷夫还指出以“群”形式存在的过去制度,其细节会影响制度变迁的性质:强互补的“群”,制度变迁很难发生,一旦发生更可能是全面的变迁;多个制度共享相同制度要素的
“群”,变迁也很难发生,一旦发生将是革命性的;制度间联系较弱的“群”,变迁更可能是渐进的、局部的。
hi将历史看作一个过程,通过追溯事件发生的历史轨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考察过去对现在的影响。“过程追踪”是hi研究制度变迁的核心方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hi对长时间的、大规模但进程缓慢的制度变迁的关注,比如民主化、工业化、国家建立或福利政策的发展等。如果在短时期内研究,一些变化缓慢的关键性变量很容易被看作是固定的,从而被忽略掉。还有一些因果过程涉及多方面因素,其中的关联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充分显现,需要研究者在较大的时间跨度内进行研究。在历史影响制度变迁的机制上,hi主要强调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枝节点(critical junctures)的重要性。他们认为诺思所说的路径依赖现象在政治过程中也广泛存在,因为一旦某种制度固定下来之后,学习效应、协同效应、适应性预期和退出成本的增大使制度的改变越来越困难。而且,由于政治领域制度高度密集性、政治权力的非对称性、政治本身的复杂性和模糊性等,都使政治领域的制度变迁显示出更强的路径依赖性。时间序列之所以重要往往是建立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之上的,自增强机制将某些选择从政治选择菜单上删除掉了。关键枝节点,就是原有制度陷入危机、多种潜在制度竞争的时期,最终哪一种潜在制度胜出将显著影响随后的制度变迁。hi认为抽象地讨论多重均衡的精炼意义不大,重要的是识别、探究这些关键枝节点,将其放在所处的历史情景中加以研究,这也是hi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的一大优势。
四、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非正式制度
诺思在运用新古典框架研究制度变迁时,遇到了以下主要问题:为什么多数国家没有像西欧那样产生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为什么无效率的制度能够持续存在?作为对上述问题思考的结果,他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中引入了意识形态,在《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提出了路径依赖理论,力图解释人类经济制度的演变与停滞和无效率制度的存在。其中,路径依赖意味着“历史是重要的”,强调过去的制度对现在制度的影响;引入意识形态则体现了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
一旦我们承认非正式制度(如习俗、惯例等)是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不可避免地将意识形态(指行为人的主观认知模式)和文化观念(指共享的价值观念)这些被新古典理论看作外生的变量带人了制度研究的视野。这是因为非正式制度(或者称为“规范”)根植于特定社会的文化观念之中,深刻地影响到了行为人的意识形态。当我们沿着“非正式制度是重要的”再前进一步,追问非正式制度如何形成和演化、它通过什么机制影响行为人的选择,就不能不关注文化观念和意识形态,否则就无法回答上述问题。现实中制度理论的发展体现了这一趋势,除了诺思在20世纪90年代后转向研究非正式制度的形成和演化之外,青木和格雷夫也在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制度分析框架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cia将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分析框架的方式与他们的制度观是一致的。在他们看来,制度本身就是包含了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要素的系统。其中,非正式的制度要素就体现为支持博弈均衡的共有信念。在共有信念形成和演化过程中,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或者说,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正是通过影响共有信念的形成和演化进入制度分析框架的。那么,影响是如何发生的呢?cia通常将文化观念看作是外生的,用参与人协同修正意识形态来解释制度变迁,将作为非正式制度要素的共有信念看作参与人之间策略性互动的内生性结果。具体的机制如下:每个参与人对于博弈结构都有自己的主观认知,当他们基于自己的主观认知选择的行为相互一致(即均衡化)时,他们的主观认知将被行动共同决定的可观察的事实证实,并作为未来行为决策的指南而不断再生产出来。如果基于参与人主观认知的行为未能产生预期的结果,一种普遍的认知危机随之出现,并引发人们寻找新的认知模式。在多样化的新认知模式中,究竟哪一种能成为所有参与人的共有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参与人身处其中的文化观念。文化观念协调了众多参与人的意识形态,为新均衡的实现提供了聚焦点。
hi和si都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这体现在他们宽泛的制度定义上。在他们看来,文化进入制度分析的方式反映了他们“两分法”的制度观,即人为地将制度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其中,hi主要关注各种正式的制度在政治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历史制度主义者坚持(正式)制度是产生政治结果的唯一因素,文化观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等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他们尤其关注制度与文化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由于hi的中观和宏观视角,他们缺少像cia那样基于个人认知模式的微观分析,微观基础的缺乏使hi不能够提供文化观念如何影响行为的更详尽的描述。si主要研究非正式制度,他们将文化本身也界定为制度,从仅仅将文化看成是共享的态度和价值,转向了将文化看成是为行为提供模板的规范、象征或剧本的网络。通过将文化直接等同于非正式制度,si眼中文化的影响远不止cia所认为的协调参与人的意识形态、提供聚焦点那么简单。他们认为人首先是特定社会关系中的个人,该社会的文化观念指明了某人在既定的背景下能够把自己想像成什么样的。也就是说,文化不仅影响个体的策略性算计,还影响着他们的基本偏好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如果用博弈论的语言来描述的话(虽然si并没有这么做),文化塑造了参与人本身(偏好、利益和策略集合),提供了博弈的规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博弈的结果。与cia相似,si也注重从微观层面分析文化与行为的关系(虽然两者的行为标准不同)。他们强调文化与个体行动之间高度互动和同构性的特征:当按照文化所提供的规范展开行动时,个体会自然而然地将自己建构成为社会行动者,参与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并不断地强化他所遵循的规范。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将经济学领域内制度研究的最新进展(cia)和政治学领域内最近兴起的hi和si进行了比较。这些研究是在各自的学科领域面对相似的问题——缺乏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做出的不尽相同的反应。他们或多或少都在原有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减轻了研究的抽象程度,包括对不确定性、无知和错误预期的抽象和对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抽象。这也体现了整个社会科学界共同关注的制度问题的最新研究趋势。由于不同流派拥有各自的理论渊源,当面对相似的问题,他们所做出的反应很自然地呈现出了路径差异。一方面,cia坚持偏好外生和均衡观,始终把研究的理论性放在首位,强调对自己的命题提供“微观的诠释”;而hi和si则坚持偏好内生和非均衡观,注重研究的现实性,理论构建上相应薄弱,缺乏微观基础。另一方面,cia所做的工作更多地是将历史、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纳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其研究在本质上仍然是演绎的,而不是经验的和历史的;而hi和si扬弃了政治学和社会学组织理论的传统研究方法,主张用社会一历史方法取代建立在先验假设基础上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演绎方法,他们的研究在现实性、历史性和社会性方面都更强。除了上述差异之外,通过比较也可以看到各个流派在多个方面表现出了趋同性。如cia更加关注各种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演化,hi和si则更加强调为制度分析提供一种微观行为理论;cia认识到行为人在做出选择时受到意识形态、文化观念和从前的选择的约束,hi和si也意识到通过引入厚重的理性观有可能实现与理性选择理论的融合。
各流派之间存在的差异为将来的制度研究提供了多角度的思考,它们之间的趋同则或多或少预示了制度研究未来发展的方向。本文认为:
(1)未来的制度研究将是跨学科的,不可能在任何一个学科的内部完成。
(2)未来的制度研究不能单纯地地依赖演绎法或归纳法,将演绎法和归纳法结合在一起的社会一历史分析可能成为未来制度研究的主要方法。
(3)未来的制度研究将着力在微观行为基础和宏观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