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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其主体内容来源于经济学理论发展史的两次革命(第二次和第三次)。其中“边际革命”(第)产生了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凯恩斯革命”(第三次革命)产生了凯恩斯主义理论体系。二战后,以萨缪尔森为代表的新古典综合学派对这两大理论体系进行了综合,将主要研究微观经济主体行为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归纳为《微观经济学》;将主要研究总体经济运行的凯恩斯主义理论归纳为《宏观经济学》,由此得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这一理论体系引入国内后,为了与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相区分,我国理论界称之为《西方经济学》。
在我国大学本科高等教育阶段,《西方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可以让学生理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掌握经济分析的基本逻辑、思维范式。当前,《微观经济学》已成为经管类专业本科生的经济基础课,甚至成为很多其他专业本科生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但由于《微观经济学》是一个内容繁多、结构复杂的系统性理论体系,对逻辑推演和数理分析能力有一定的要求。该课程教学中,普遍感觉教师教得辛苦、学生学得吃力。对这样一门体系严密、逻辑关联性强的基础理论性课程,教师通过框架式教学,引导学生从整体上把握整个理论体系,掌握各部分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和经济学分析的基本思路,为学生在专业课程的学习上打下更加扎实的基础。
二、《微观经济学》理论体系与结构
《微观经济学》研究稀缺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涉及的概念、理论繁多。国内本科教学中该课程课时安排一般在48~72课时之间,教师在教学内容安排上普遍感觉课时不够,为了有效利用有限的课时,不降低课程教学质量,教师需要提纲挈领的把握课程的核心内容,教学的重点应该在主要理论框架的搭建,而不是一味地追究某些具体理论问题的细节。从课程的理论体系和结构的整体来看,《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两个市场上的两个主体”,内容包含“七大主要理论”。
1.两个市场上的两个主体。《微观经济学》研究市场经济制度下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微观主体行为分析为出发点。经济运用涉及两类市场:产品(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市场交易双方是相同的两个微观主体:消费者和企业。在产品(商品)市场上,企业生产并销售产品(商品)是产品(商品)市场的供给方;消费者购买并消费产品(商品)是产品(商品)市场的需求方。在要素市场上,消费者拥有并销售原始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四类),是要素市场的供给方;企业购买并使用要素进行生产是要素市场的需求方。两类市场上这两个微观主体的关系如下图1所示。
2.七大主要理论。《微观经济学》内容丰富,包含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但如果围绕“微观主体理性行为及其结果”这一逻辑主线,本课程主要包含以下七大主要理论:供求均衡理论、消费者均衡理论、生产者均衡理论、市场均衡理论、要素市场供给理论、要素市场需求理论、一般均衡理论。其中,消费者均衡理论主要分析消费者在产品市场上的消费行为;生产者均衡理论和市场均衡理论主要分析企业在产品市场的供给行为;要素市场供给理论主要分析消费者在要素市场的供给行为;要求市场需求理论主要分析企业在要素市场的需求行为;一般均衡理论探讨所有市场同时均衡的可能性和条件;市场均衡理论阐述了消费者和企业理性选择下供给规律和需求规律的相互均衡。这七大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分析微观主体(消费者和企业)理性选择及其后果,从而得出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各个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如图2所示。
三、《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内容
通观《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其核心问题是分析如何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对应“两个市场上的两个主体”这一研究对象,资源配置问题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消费者通过将既定收入在产品市场上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二是生产者基于成本收益决定要素的最优使用量(即决定产量)以实现效用最大化;三是消费者将拥有的既定原始生产要素在要素供给和保留自用两种用途上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效用最大化;四是生产者通过将既定成本在要素市场上进行最优配置以实现利润最大化。这四方面的资源配置问题,新古典经济学(即《微观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研究方法是均衡分析法,主要内容包括均衡的决定和均衡的变动。以消费者均衡理论为例,消费者均衡理论的主要内容是消费者均衡的决定分析及消费者均衡的变动分析。消费者均衡理论通过构建一个简化模型来分析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假定收入既定,消费者将全部收入分配于两种商品的消费上,以获得效用最大化。这部分分析存在基数效用论和序数效用论两种理论。
1.消费者均衡的决定。消费者均衡的决定是指如何得到给消费者带来最大效用水平的最优商品消费组合。(1)基数效用论假定效用水平可以具体衡量,可以构建相关效用函数,通过求解预算约束条件下的效用函数最大值,并可得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条件。结论为消费者均衡条件是两种商品的边际效用与价格之比相等,即消费者花费在每种商品上的最后一单位货币带来的效用水平必须相等。(2)序数效用论认为效用水平不能具体衡量,只能相互比较高低,因此不能构建相关效用函数。运用无差异曲线和预算线两个分析工具,得到消费者均衡条件为两种商品的边际替代率与其价格之比相等,即两种商品按照效用水平的交换比例与按照价格水平的交换比例必须相等。无论是基数效用还是序数效用论,消费者均衡的决定关注的是达到均衡的条件,以及均衡条件下的均衡状态。对于均衡取得的过程,以及非均衡状态的特征并不关注。两种理论下消费者均衡决定都是采取了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2.消费者均衡的变动是指当外部条件发生变化时,会引入消费者均衡状态发生一些规律性的改变。(1)基数效用论下,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商品1价格下降,消费者均衡条件要求商品1的边际效用相应下降,意味着消费者将增加商品1的消费数量(边际效用递减规律)。得出结论,商品1的价格与消费数量反方向变动,这就证明了需求规律。(2)序数效用论下,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商品1价格下降,预算约束线以纵轴交点为圆心逆时针旋转,导致均衡点右移(一般情况),商品1消费数量增加,商品1的价格与消费数量反方向变动,同样证明了需求规律。此外,假定其他条件不变,消费者收入增加,预算约束线往右平行移动,导致均衡点发生移动,进而可以分析消费者收入变动与商品消费数量两者的关系,从而推导出恩格尔曲线。无论是基数效用还是序数效用论,消费者均衡的变动都是分析外部条件改变后,新的均衡状态与初始均衡状态下相关变量的变化规律。关注的是不同均衡状态的比较,而不是关注均衡改变的过程。两种理论下消费者均衡的变动都是采取了比较静态均衡分析方法。
关键词:管理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工商管理学科;区别;联系
一、问题的提出
从国内外大学开设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MBA以来,管理经济学就一直是工商管理学科的核心基础课程。然而,我国开设工商管理专业学位MBA始于1990年代初。可以认为工商管理专业学位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对建设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工商管理专业具有重要意义并产生了重大影响。经过20多年的发展,许多工商管理专业的课程逐渐进入商学院的课程体系。然而,在工商管理学科的本科教育中,由于缺乏对管理经济学的了解,缺乏对它在工商管理中地位和作用的认识,特别是简单地把管理经济学等同于微观经济学,因而在课程设置上,用微观经济学取代管理经济学。作为一门相对较新的课程,管理经济学在课程内容上确实与微观经济学存在部分的相似性,从而导致在教学过程中,“管理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是什么关系?”“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内容与微观经济学有何区别?”这些问题一再被提及。由此我们深切地感到,只有厘清管理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区别与联系,明确管理经济学在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提高管理经济学的教学效果,促进工商管理专业学科的健康发展。
二、管理经济学简介
管理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展起来的,20世纪70年代开始盛行,成为西方管理学院课程教学中的一门重要学科。它属于应用经济学科的范畴,因其强调应用的特点而与传统的经济学科相区别。管理经济学有许多定义,这同它有许多名称一样,较为常见的几种名称是:(1)管理经济学;(2)公司经济学;(3)经营管理决策分析;(4)经营管理研究。实际上,许多差别是语义学上的,真正理解这门学科还在于明确其本身的内容、方法,它在管理领域中的地位,以及和其他学科(包括传统的经济学科)的联系与区别。盈利性企业管理的基本职能是实现组织的目标。为了完成这一任务,经理必须对各种各样的经营管理问题,从日常工作的问题到制定未来计划等做出决策。做出正确的经营管理决策需要对决策的技术与环境状况有清楚的了解,把经济理论用来解释与分析有关的技术条件和企业所处的经济环境将会对合理决策起很大作用。因此,经济理论对于分析经营管理的现实问题有着广泛的应用。随着企业环境的日益复杂,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分析工具和它对决策过程所起的作用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管理经济学是用来解决现实问题的一门学科。经济理论对于管理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表现在:建立有助于认识管理问题结构的分析模型、为经营管理决策提供分析方法、以及澄清用于经营管理分析的各种概念,防止经理犯概念的错误等。因此,管理经济学是由作为分析经营管理的合理决策问题的那部分经济知识或理论所组成的。有的学者认为,管理经济学是利用经济概念和经济分析系统提出合理决策的学科。通过考查管理职责的特点与经济理论在帮助管理完成这一职责上的作用,可以获得对管理经济学特点的一个全面认识。如前文所指出,管理的基本职能是依据某些预定要实现的目标来做决策和执行这些决策,正确的决策是成功经理的首要诀窍。管理经济学所着重的,是经济理论中与企业管理决策最有直接关系的那些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管理经济学可以说是传统经济学与企业管理决策两者之间的一道桥梁。管理经济学在企业经营管理决策中的作用示意图表示了上述管理经济学与经济理论、经济分析方法之间的关系,及其在解决企业经营管理的典型问题和现实问题中的桥梁作用。
三、管理经济学在工商管理学科中的地位
每一门学科之所以得以成立,关键在于其所依赖的基础理论,这也就构成学科之间的基本区别。如果说,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专业的基础理论,那么管理学与管理经济学则是工商管理专业的基础理论。如表1所示,管理学科的课程一般分为五大类。第一类是与公司管理活动中的内部职能部门有关的课程,管理学院一般都设有这些部门或系。第二类课程涉及管理技能、方法、技术、手段的内容,称之为工具课程。考虑到管理经济学与决策科学和方法的关系,也把它列入此类课程。常常有的课程跨及两个领域。例如,会计──它是企业内部的一项职能,但又是企业任何部门都要使用的一种工具。因此,会计既列作职能课程,又被看作是工具课程。第三类是某些与专门业务领域有关的课程,如银行管理、保险管理等。专门业务领域课程的界限也相当分明,它们在管理课程中的地位比较明确。不同的管理学院,侧重领域和特点不同的专门领域课程。第四类课程可称之为综合课程,包括战略管理、产业组织、企业文化、企业伦理等。这些内容对于企业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但是企业内部不一定设置专门的有关部门。第五类是综合基础课程,包括管理学与管理经济学。作为一门成熟的学科,必须有其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并用以指导其发展。管理经济学和管理学在工商管理学科中就占有这样的地位。著名管理学家孔茨在其论文《管理理论的丛林再论》中,曾较系统地论述了管理理论在管理学科中所起的核心作用。[1]
四、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
管理经济学与经济学的联系首先在于企业管理学科所获得经济理论的支持。从国外管理学院、系科的发展来看,绝大多数最初只是经济学系里的一个部门(如部门经济教研室),其课程偏重应用与实务。后来,随着商科课程的不断扩增,终于另行成立管理学院(或称商学院)。管理学院成立之后,与经济理论的距离似乎愈来愈远,人们也已日益认清这两者间的相互关系。很明显,经济学家要想描述企业经营活动并帮助企业确立规范性的目标,他们就必须对现实世界中的企业管理实务有深切的认识,但这显然并非经济学家之所长。与此同时,商学院的教授们也日益认识到经济学家在企业管理的很多方面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因此在西方商学院的课程中,管理经济学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传统经济理论对管理经济学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建立有助于认识管理问题结构的分析模型,这些模型能帮助决策者去除可能妨碍决策的次要因素,聚焦于主要问题。二是提供管理决策的分析方法。这些方法虽然往往无法直接用于解决具体问题,但对于提高管理者的分析能力确实是有帮助的。三是厘清管理决策中涉及的各种概念,防止管理者犯因混淆概念而导致的错误。必须强调的是,虽然管理经济学吸收了微观经济学中对于企业和经理最为重要的应用部分,但是,不能将微观经济学等同于并替代管理经济学。
换言之,有关厂商的传统个体经济理论固然是管理经济学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部分,但并非等于管理经济学。因为管理经济学在分析起点上,把厂商视作一个经验上的实体(而非一个理论上的抽象构造),必须考虑理论模型在若干限制条件下的可实行性。在分析内容上,涉及风险与不确定情况下的决策、投资、财务等问题,以及需求、生产与成本函数的测定;在分析工具上,则包括统计决策理论、线型规划、博弈理论、计量经济学、模拟模型,以及电脑技术,所有这些,都非传统个体经济理论所能概括。与微观经济学的描述性研究不同,管理经济学主要是规范性研究。规范性研究不满足于描述经济主体实际采取的行为方式,而会进一步指明经济主体为了达到期望目标所应当采取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微观经济学试图描述经济如何运行,而不涉及其应该如何运行,管理经济学则尝试建立一系列规范和方法,以实现特定的目标。例如,对于通用这样的汽车制造商,它如何进行产品定价是微观经济学所关注的,它应该如何定价则是管理经济学考虑的,这构成了两门学科的重要区别。在管理决策方面,管理经济学的任务在于找出企业决策过程中的关键因素,提供答案,使管理方面做出较佳决策。但是,经济学家并不实际就企业做出决策,而是经理在作决策。应当指出,管理经济学必须从实证分析出发进行研究。因为我们首先并且必须对所处的现实世界,诸如企业环境、制度环境等有一个清楚的认识。经济学和管理经济学两者之间的不同,还特别体现于所研究问题上的差别。在经济学理论中,研究的重点是市场而不是企业。经济学在讨论经济问题时,主要着重于生产资源如何经由市场上众多个别选择的交互作用,分配在整个社会的各种广泛用途上面(市场机能或自动性的分配过程)。在市场机制下,市场力量支配着企业及其经营活动。市场对企业的产出进行检验,企业则必须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反应,由此实现资源配置。
市场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前提是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中,企业是同质的,因而任何一家企业都无法对市场产生重要影响,只能被动地对市场做出反应。管理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正好相反,其更为关注的是企业而非市场。管理经济学理论将市场视为企业的外部环境,并质疑完全竞争市场的现实存在性。作为完全竞争市场重要特征的企业同质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与企业的真实实践相悖的。现实中的企业在资源禀赋、能力、目标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且企业有强烈的动机避开同质化陷阱。因此,企业的决策既受到市场的影响,也受其内部要素制约。企业与市场相互作用,企业家和企业引导市场、创造市场的例子比比皆是。这是在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中经常被忽略的一面,而其对于企业具有重要的决策意义。另外,管理经济学与产业经济学有一定联系,而微观经济学没有。在产业经济学中普遍采用S-C-P分析范式,即结构(structure)———行为(con-duct)———效果(performance)范式。S-C-P分析范式的主要方面在管理经济学中都有涉及,在该分析范式中,产业结构是后两者的原因。相当广泛的研究证实,行业中公司的集中程度越高,市场力量就越大,相应的利润就越高。在管理经济学对公司行为进行分析时,非常注意公司所处的行业环境,特别是行业结构与竞争行为。另外,管理经济学中所引用的波特的五力模型就是基于对行业的分析。
五、微观经济学与管理经济学
在课程内容及其结构上的区别在经营决策分析中,管理经济学把经济学理论和决策科学联系在一起。经济学理论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其中微观经济学的内容中有一部分与企业决策有关。管理经济学吸收了这一部分的微观经济学内容(如需求理论、生产理论、成本分析),同时也吸收了经济理论中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博弈论、委托理论)。之外,管理经济学还吸收了大量决策科学的内容,运用最优化技术,包括微分学、数学规划等来为决策者确定最优方案。作为对最优化技术的补充,管理经济学还运用统计学的方法估计相关变量间的关系,并对数值做出预测。我们参考了西方众多经济学家的相关著作,包括保罗•萨缪尔森和威廉•诺德豪斯(PaulA.Sam-uelson&WilliamD.Nordhaus)[2]、罗伯特•平狄克和丹尼尔•鲁宾费尔德(RobertS.Pindyck&DanielL.Rubinfeld)[3]所著的具有代表性的微观经济学教材,以及布鲁斯•阿伦(W.BruceAllen)等[4]、詹姆斯•麦圭根(JamesR.McGuigan)等[5]的被广泛使用的管理经济学教材,对两门学科所涉及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归纳。
1.管理经济学强调对统计学方法和最优化技术的运用,提高了理论的可操作性。虽然管理经济学部分理论来源于微观经济学,如需求理论、生产与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但仔细分析即可发现,这不是简单的借用。以同为两门课程的教学重点的需求理论为例,微观经济学侧重于市场均衡分析,关注市场力量能否推动相互联系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同时达到均衡,需求理论仅仅是市场均衡分析的一个构成部分。作为企业管理者,是难以将微观经济学中的需求理论直接用于确定对企业特定产品的需求的。例如,绝大多数经理人都知道,价格上涨会导致对企业产品的需求量下降(这是微观经济学所揭示的),但很少有人知道,对于特定幅度的价格上涨,企业产品的需求量到底会下降多少(这正是管理经济学试图解决的问题)。相比之下,虽然管理经济学也以“经济人”为基本假定,同样采用边际分析方法,但它侧重于需求理论的实际应用价值。在从理论上明确了影响单个商品需求的相关因素后,更进一步给出了估计需求函数的具体方法:消费者调查、市场调研,和回归分析法。这就为企业管理者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工具,得以利用相关的数据,拟合出需求方程,进而利用需求弹性,制定企业的相关策略,如价格调整的方向与幅度、是否需要对竞争者价格变动做出的反应,等等。可以看到,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纯理论分析,而管理经济学则力求为企业管理者的日常决策提供分析工具。
2.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目标进行简单假定,而管理经济学则提出了一套有层次的企业目标体系。管理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所研究问题上的差别决定了二者在课程内容上的差别。微观经济学把企业作为一个抽象的个体,没有兴趣去打开这个黑匣子,自然也就否认企业的异质性。这集中表现在对企业目标的认识上。微观经济学将企业目标简单化,假定所有的企业都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无一例外,并将之作为构建众多模型的理论前提。然而在现实中,企业的情况千差万别,企业追求的目标也不尽一致。承认这一点,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企业是谁的?在传统的资本主义早期,企业规模较小,产品单一,决策机构单一,企业的运作由出资者负责管理。这种企业很少雇用管理人员,可称为雇主的企业。雇主的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开始逐步转变为企业家的企业和家族式的企业。在企业家的企业中,股东往往是创业企业家的家族成员、朋友和关系较深的商业伙伴,因而可以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进行密切的监控。在这种类型的企业中,虽然会由职业经理人担任一些中下层管理和上层管理职位,但创业者和出资者基本上还是保持着对企业的控制。随着企业家的企业规模扩展,企业所有权不断分散,股东不再具备从事高层管理的技能和知识,于是职业经理人开始掌管公司的大小事务,企业家式的企业由此转化为职业经理人的企业。雇主的企业和企业家的企业是由所有者控制的,所有者目标明确,就是追求利润,因此,以利润最大化作为这类企业的目标并无不妥。但经理人的企业由于存在企业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使得经理人具有相当大的管理自,他们追求的目标就不再是单一的利润最大化,而可能是包括销售收入最大化、企业增长最大化、公司经理的个人目标、社会责任目标在内的多元化的目标。正是基于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认识,管理经济学的课程内容把对企业目标的分析涵盖在内,提出了一个由多目标构成的目标体系,并进而对现代企业中广泛存在的委托问题进行讨论。
3.在企业竞争这一重要问题上,微观经济学仅仅聚焦于不同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竞争,而管理经济学则围绕企业职能对竞争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和深入的探析。企业竞争是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谈及这一问题时,微观经济学关注的是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的企业价格与产量决策,以及短期与长期均衡。对于实践中企业之间丰富多彩且不断演变的竞争手段,微观经济学完全不予置评,而管理经济学则高度关注企业竞争的各个层面,采用区域、行业、职能等不同维度对竞争进行分类,以期实现对企业竞争全貌的了解。同时,管理经济学对企业竞争实践的最新动态非常敏感,针对新经济条件下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的现象,提出了基于时间的竞争;针对越演越烈的不兼容的技术之间争夺市场支配权的状况,提出了标准竞争,并进而区分了标准之间的竞争和标准之内的竞争,明确了信息竞争、技术与创新竞争、筹供竞争、成本竞争、质量竞争、价格竞争、产品竞争、促销竞争、服务竞争等标准内竞争的具体形式。由此可见,从课程内容上来看,与微观经济学相比,管理经济学更贴近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践,它所揭示的理论和方法也因此具有更强的现实可操作性和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六、结论
作为一门在传统经济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学科,管理经济学吸收了许多经济分析的概念,把经济理论家的纯理论分析和管理者面对的日常决策联系起来,为经营决策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方法。管理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在研究方法、研究问题、课程内容上都存在明显区别,不可混为一谈,而这种差异也是不同学院在课程设置时应该认真考虑的。以培养经济学者为目标的经济学院将强调市场均衡分析的微观经济学设置为核心课程,这自然是题中应有之意,但是以培养职业经理人为目标的商学院若也重微观经济学而轻管理经济学就值得商榷了。对于未来的职业经理人来说,更重要的不是纯理论分析,而是能应用于企业管理实践的理论、方法和工具,而后者正是以单个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承认企业异质性,并不断吸收经济理论、决策理论等相关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已用的管理经济学所能提供的。
参考文献:
[2]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微观经济学(19版)[M].萧琛主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
[3]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费尔德,著.微观经济学(第7版)[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4]布鲁斯•阿伦,尼尔•多赫提,基思•韦格尔特,埃德温•曼斯菲尔德,著.管理经济学(原书第6版)[M].毛蕴诗,刘阳春,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宏观经济学是相对于微观经济学来说,它的研究对象是宏观经济活动过程,考虑总收入、总体就业水平等宏观经济发展情况。宏观经济学包括三大要件,即宏观经济理论、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宏观经济理论又包括经济周期理论、通货膨胀理论、货币理论、消费函数理论等;宏观经济政策包括经济政策的目标、工具、机制,还包括经济政策的实施和效应。宏观经济计量模型则是用于理论验证、政策效应检验等。现代宏观经济学直接服务于国家经济管理。二战以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控制理论被广为接受,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得到了广泛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传统的宏观经济学还存在一些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微观基础的缺乏。
二、微观基础的基本含义
对于微观基础需要局域怎样的属性、宏观经济学需要怎样的微观基础等根本性的问题也没有做出权威性的回答。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人为划分出来的学科领域,它们在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对象方面都自成一体,二者界限分明,这种情况导致一切将二者联系起来的努力都非常困难。通过为宏观经济提供微观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两种理论相互脱节的现状。经过综合分析多家观点,我们认为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含义包含着三大要点。首先宏观经济理论下需要定义个体行为的行为规则,从而使其具有微观个体行为基础,具体包括多种形式,例如风险形式、决策形式等等。其次,宏观经济基础需要具有适当的微观结构基础,微观结构基础是由许多重要假设组成的,比较常用的有完全竞争假设、一般均衡分析模式、完全信息假设等,这些假设构成了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同时也是宏观经济理论的参照标准。第三,与微观经济行为个体的表述方式相连接,即宏观经济在保证积累的前提下,宏观总体与微观个体之间依然保持密切联系。总之,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的目的是要在微观个体行为和宏观总体行为联系起来,使其具有相似性和协同性。从而使宏观总体获得合理的行为载体,通过对微观个体行为的分析来判断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并对宏观经济理论进行检验和完善。
三、宏观经济学中微观基础问题的若干问题
本文主要分析宏观经济分析微观基础所涉及的“代表性个体”、“预期机制”、“计量验证”等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
1.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的问题分析。代表性个体是最为常用的模式之一,其目的是将微观分析加总转化为宏观总量,从而实现为宏观经济分析提供微观基础的目的,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人们发现了这种分析模式中存在的问题。第一,作为代表性个体分析模式核心概念的代表性个体的假定就存在问题,因为这种代表主体的代表性意义只存于同质主体当中,但是众所周知,在现实生活中异质主体占有绝大部分,因此,代表性主体的代表性就受到质疑。第二,总量问题。退一步说,即使代表性个体假定是合理的,那么该分析模式中的加总行为依然存在问题。由于经济现象纷繁复杂,而且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很难具有绝对意义上的个体行为,因此将微观分析结论直接加总转换为宏观总量的方法在宏观上可能是不成立的,所得结论的精确性也是值得质疑的。第三,从物理经济学来看,社会个体是数量庞大,千差万别,代表性个体分析很难穷尽每个个体的行为和信息,因此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且由于社会个体情况复杂,仅从微观个体性质出发来推断宏观经济性质也必然出现较大误差。
2.理性预期分析模式的问题。理性预期分析在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建立起了桥梁。新古典学派认为宏观经济理论应该建立在个体行为最优化的的基础上,经济主体根据对宏观经济的判断选择最合理的行为。理性预期假说把经济人看成是对市场拥有清晰合理把握理性人,认为他们知道市场状态的真实情况,可以在明确的信息和目标条件下做出最优决策。该理论还认为,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对宏观经济具有重要影响新凯恩斯学派也吸收了理性预期假说。后来,卢卡斯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上提出了货币周期理论,该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性波动的重要原因是理性经济人没有预测到货币量变化。但是,实践经验所得到的数据多数都不支持这种理论。研究表明就业和产出的变化不是随机发生的,而是具有很大的惯性。后来经过学者的努力又形成了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该理论对理性预期理论进行了一些修正。理性预期分析模型的问题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几乎是不存在的,个人只往往能在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后才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调整,而作出前瞻性的预期是非常困难的。
3.计量验证分析模式的问题。经济学中常用的一种分析方法是利用实证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往往通过引进或者建立函数模型,对经济理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进行检验。由于数学本身具有严谨科学的特征,因此通过建立数学模型,利用数学工具进行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演绎推理被认为是一种符合逻辑分析方法,用该方法得出的经济规律也容易被学界所接受。但是这种方法也存在问题。首先,关键要素的量化问题。在社会经济当中,许多关键性的要素是难以被量化的,例如政策法令制度、历史文化传统等。其次,随意性比较大。在计量验证分析中,许多要素信息的选择是由研究者主观确定的,因此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第三,前提假设存在问题。在经济模型中前提假设往往脱离实际,存在理想化的问题。
四、结语
[关键词]边际分析边际效用作用
一、边际的含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指的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即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会因此而改变的量。边际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数学的一阶导数和偏导数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根据不同的经济函数,我们可求不同的边际。如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边际效用、边际消费、边际储蓄等。
二、边际分析特点及对经济学发展的作用
边际分析是马歇尔二百多年前创立的,它告诉我们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除了应用绝对量作决策参数外,更应该运用增量参数进行决策。这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边际分析是一种数量分析,尤其是变量分析,运用这一方法是研究数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从常量分析发展到变量分析。2.边际分析是最优分析。边际分析实质上是研究函数在边际点上的极值,要研究因变量在某一点递增、递减变动的规律,这种边际点的函数值就是极大值或极小值,边际点的自变量是作出判断并加以取舍的最佳点,据此可以作出最优决策,因此是研究最优化规律的方法。3.边际分析是现状分析。边际值是直接根据两个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计算新增自变量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动量,这表明,边际分析是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即属于现状分析。这显然不同于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实际上是过去分析,是过去所有的量或过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经常变化,用过去的量或过去的平均值概括现状和推断今后的情况是不可靠的,而用边际分析则更有利于考察现状中新出现的某一情况所产生的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边际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对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说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具体说它的意义表现为:
1.边际分析的运用使西方经济学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原来带有一定“社会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纯粹研究如何抉择把有限的稀缺资源分配给无限而又有竞争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边际分析开创了经济学“数量化”的时代。边际分析本身是一种数量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使各种数量工具线性代数、集合论、概率论、拓扑学、差分方程等,逐步渗入经济学,数量化分析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征。3.边际分析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形成。边际分析以个体经济活动为出发点,以需求、供给为重心,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导致了以“个量分析”为特征,以市场和价格机制为研究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的诞生。微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如何解决三大基本经济问题,探索消费者如何得到最大满足,生产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润,生产资源如何得到最优分配的规律。4.边际分析奠定了最优化理论的基础。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从理论上推出了所谓最优资源配置,最优收入分配,最大经济效率及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的一系列条件和标准。5.边际分析使实证经济学得到重大发展。研究变量变动时,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动,这为研究事物本来面目、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问题的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平均分析进入到边际分析,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转折,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数学对经济学的渗透迈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价值与资本》与1947年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全面总结和发展了边际分析阶段的研究工作,使边际分析达到顶点,从而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两部名著边际分析阶段,形成和发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观经济活动行为理论,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建造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竟争理论及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础,因此边际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边际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两个简单应用
1.应用实例:最佳产量的确定
(1)不计税收下,最佳产量的确定
结论:利润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水平上达到极大值。此时的产量水平称为最佳产量水平。
例1某食用油生产厂的收人函数R()=6140-302(元),成本函数C()=102+60+1200(元),其中为每周产量(单位:吨),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边际收入R‘()=6140-60,边际成本C’()=20+60,由上结论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优产量76为吨,预期利润为L(76)=R(76)-c(76)=219040元。
(2)赋产量税后,最佳产量的确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条件下,若每吨产量缴纳t元产量税,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吨应缴纳元的税。则该厂利润为:L()=R()-C()-t
由前面结论可得最佳产量为边际利润为零时的产量。即由L’()=0,解得:。
这样产量税将影响最佳产量水平,当然对预期利润也有影响,且赋税越高,最佳产量水平越低。
2.应用实例——确定白酒储存期
例3假定有白酒100吨,现价8元公斤,多陈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贮存费每年10000元,因贮存酒积压资金引起机会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为酒的贮量,p为当年白酒价格,r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这些酒须储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设须贮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1)年增加的总收人函数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贮存总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净增利润函数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时边际收人R’()=2×105,边际成本C’(×)=90000+40000
因为当R’()=C’(×)时利润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驻点唯一,故只有当储存期为2.75年时,企业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最大净增利润为151250元。
由上进一步表明边际分析这种以微积分为工具,以经济现象为内容的数学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经济学中,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关键字:中国经济思想;西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66(2008)36(c)-0121-02
一、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
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在约公元前三世纪虽然发现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存在和作用,并且初步论证了社会分工,但他们却鄙视手工业和商业。中国也是一个中农轻商的国度,经商被人们视为“贱业”。中国古代有“士农工商”四大行业,“商”被排在了最后,甚至有时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等贬义词。
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古代经济思想中均有“重农轻商”的观点。
亚里士多德认为,生财之道有两种:一种是属于家务管理的一部分,一种是“货殖”,即无限制地追求货币增殖。前者是把大自然提供的生活资料安排好,积累对家庭具有使用价值的财富,取得这些财富是为满足消费,这种财富是有限并合乎自然的。后者的目的是增加货币,因而这种财富是无限的,也是违反自然的。而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写道:“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它的意思是根据市上货物的多与少,就知道是贵还是贱。贵的上涨到极度反而要贱了,贱的下跌到极度反而要贵了。贵了就要把它像大粪脏土一样出掉,贱了就要把它像珍珠宝玉一样取进。钱财一定要让它活动、运转、流通如同流水一样。
由此可以看出不管是亚里士多德还是司马迁都非常重视货币流通的作用。
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一书中从分工出发看到了分工、交换、货币和商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中国古代的范蠡早在公元前400多年就提出了“农末兼营”的经商思想。范蠡在齐国经商时,聘请了木工、丝工以及一些各具专长的男女女仆,并把他们分成各个不同工种的小组进行劳作。可见范蠡很早就意识到社会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并在自己的经营实践中对工人进行分工劳动。
二、中国经济在实践中总结的观点与西方经济学理论的联系
(一)关于“经济人”假设与自由经济主张。包括司马迁在内的许多古代学者与巨商肯定人的经济欲望本能,并主张自由经济政策。他们认为,现实社会是普通人的群集。要讨论现实社会的经济,就要勇于承认普通人所共有的欲望,应把人的物质欲望当作已知条件来讨论经济。司马迁对此有精辟的论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沦,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就是说,人的经济欲望是自然的东西,它作为原动力,产生想要提高生活水平的欲求,从而经济活动也就活跃起来了。经济政策顺应人的经济欲求,使经济活动自由扩张,是最上者;运用权力予以压抑和限制,继而与民争利,则是最下者。西方经济学即研究人类经济欲望与稀缺性的关系的学问。离开对人的经济欲望和“经济人”特征的肯定,经济学难以确立。西方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论述了市场经济中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这只手就是“价格”。他认为价格可以调节资源的合理流动与配置,同时主张政府采取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这也是基于经济人假设的判断而得出的结论。
(二)关于供求原理。生于战国时代的商祖白圭晚年总结了他的经商理论。例如“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夫岁孰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这句话的意思是:当货物过剩,人们低价抛售时,他就收购;当货物不足,人们高价索求时,他就出售。谷物成熟时,他买进粮食,出售丝、漆;蚕茧结成时,他买进绢帛棉絮,出售粮食。后世的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中说:“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余。”有句俗话可以用来加以注释:物以稀为贵。白圭与吕不韦都深谙经济学中的供求原理。
西方经济学对此阐述是先通过分析需求定理,再分析供给定理的基础上提出了市场的均衡价格。而均衡价格的变动是因为供给或需求曲线的移动引起的,也就是供求不平衡引起的。又因古代经商的环境基本上可以认为是自由经济环境,在没有垄断存在的条件下,货物的价格是由市场所决定的。
(三)关于信用的论述。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中国古代商人认为:以诚信作为人生的准则,这是对商人的根本要求,也是儒家先哲子贡所提倡的美德。诚信是立身之本,也是经商之本,是商业活动顺利进行和企业稳步发展的必要前提和条件。在《论语・颜渊》篇中,子贡与孔子有这样一段对话,叫做“子贡问政”,也就是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子贡问政时,孔子说:“一个好政府应该有充足的粮食,充足的军备和人民对政府的信任。”子贡问道:“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是要去掉一项,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人都难逃一死,但如果没有人民的信任,那就什么都谈不上了。”在这段对话中,孔子强调了一个“信”字。“信”是本,没有“信”,一个政府立不起来。再具体地说,没有“信”,一个人也立不起来,那么一个企业无信自然也会没有商家和他合作。把诚信二字分开来解释,诚就是真诚、诚实、虔诚之意,信就是信用、信誉、守信之意。诚偏向于内在,偏向生命主体,而信则偏向于外在,偏向行为表现。诚为体,信为用,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方能言行一致,一诺千金。
在西方社会发展的历程中,经历了多种货币形态:实物货币、金属货币、纸币、信用纸币。信用纸币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由国家发行;二是国家强制使用;三是纸币仅是货币符号,本身没有价值。信用纸币之所以能在经济社会中充当一般等价物,完全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之上的。微观经济学的市场经济理论对市场类型的论述有些基本假定。例如完全竞争市场存在的条件有:市场上有大量的卖者和买者;参与经济活动的厂商出售的产品具有同质性;厂商可以无成本地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参与市场活动的经济主体具有完全信息。这些基本假定也都是建立在信用的基础上。没有信用作为支撑,则这些基本假定都是空中楼阁,包括市场理论在内的许多微观经济学理论也就失去了假定基础。
所以,中国古代经济实践以信用经济为基础;微观经济学的许多理论亦以信用为基础。
三、中国古代经济思想阐述方法与西方经济学理论阐述方式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许多经济思想很先进、很发达,完全可以与西方经济理论相媲美。中国古代的经济实践也较西方社会更早、更丰富。但这些宝贵而丰富的经济思想没有形成象西方经济学那样系统的经济理论。究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自汉“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封建统治者就对文化领域进行思想清洗,限制其他自由思想的发展。用道德、仁爱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来教化民众、治理社会。在这样的土壤中很难诞生“经济人”假设这样的经济思想。中国传统思想的禁锢还表现在近代社会对自然科学研究的缺乏,这使得中国古代对经济学概念的表述很模糊。比如本末、奢俭、兴利、除弊、富民、长技、商战、轻重、子母等,都没有明确的公认的定义。这说明经济理论范畴和经济概念的非确定性。非确定性就极大阻碍了经济学理论的传播、理解与创新。
其二、近代中国没有经历资本主义社会的实践。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后,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并没有经历资本主义这个社会形态。而西方经济学理论经历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数百年实践的洗礼。许多重要的假设、推断、理论都在实践中加以运用、检验、修正,故其系统性渐强。而中国自明代以来经济社会一直在走下坡路,经济观点的实践基础和环境较弱。
其三、疏于理性思维。司马迁以后,先秦典籍如《管子》中许多优良传统,例如,重视用数字、重量、尺度统计方法研究经济问题,重视理论探讨和充分说理的学风等,都没有被继承下来。中国历代经济思想家从来没有想到通过深入研究、仔细观察建立真正“以不变应万变”的理论体系。两汉以后,经济思想的实用更加明显,他们在理论上很少突破先秦经济思想基本框架。著名学者甘乃光说:“我国经济思想除了先秦以外,汉以后的思想家实不能越先秦思想家的雷池一步;汉后的经济思想不过是延先秦的余绪罢了……汉后什么王莽、李觏、王安石,以至最近谭嗣同等实在无特别研究价值。”这个说法虽然过激、绝对、片面,但从理论成就上说,决不是毫无道理的。经济思想的实用性,大大妨碍了它本身的一般性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苏州校区工商管理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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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郭庠林.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研究[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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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蒋自强,史晋川等.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第二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1
一、两位经济学家的学术研究成果及影响
(一)经济政策的时间连续性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获奖,主要是基于他们合作发表于1977年和1982年的两篇经典论文。1977年的论文题目为《规则而不是相机抉择:最优计划的不连续性》,专门讨论经济政策制订过程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时间连续性问题,即制订政策如何才能保证在时间上前后相一致的连续性。如果政策制订者不事先制订一个固定的规则,即使政策目标是低通胀,其结果也可能导致高通胀。此结论实际上是卢卡斯“政策无效性定理”的推论和发挥。政策制订者认为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可以影响企业和家庭预期的政策,而一旦这些预期已经形成并定型为企业和个人行为时,政策实际上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于是,政策制订者不得不修改原有的政策,他们往往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最终总是采取比预先设定的政策更差的政策,货币政策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假定政策制订者确立了低通货膨胀的政策目标,并向社会公开宣布这一政策措施。如果进一步假定这一政策果然奏效,通胀率真的有所下降,并因此导致就业量有所下降。于是,政策制订者又准备采取“相机抉择”办法,冒险提高一点通胀率,以便在短期内降低一下失业率。如果企业和工人知道了这一政策,政府的低通胀率的承诺就已失去了其可信度,结果是高通胀和工资的大幅度上涨随之发生,政策在时间上的不连续性导致经济陷入高通胀陷阱,而就业并没有增加。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理论可以推广到多个领域,特别是对货币、财政政策、税收政策的影响都很大。他们的政策主张与卢卡斯如出一辙,即以长期不变的固定规则取信于民,而不是“兵不厌诈”的“相机抉择”,这在财政和货币政策上是可行的。但这一主张也有不当之处,即限制了政策的弹性(灵活性),一旦发生不可预测的事件时就会陷入被动。后来研究者在经济政策的研究中逐步加以修改完善,他们发现重点不是引入约束性准则,而是制订政策制度的改革。
(二)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因素
1980年夏,基德兰德与普雷斯科特合作撰写了第二篇经典论文,专门讨论了经济周期的内在驱动因素。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经济学家把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宏观经济波动一直看作两个完全独立的现象,用不同的方法加以研究。他们的基本理念是,长期经济增长是由供给决定的,而技术发展是内在驱动力。但经济周期的波动则是在长期增长的总趋势之下,由总需求的变动导致的。这两种理论之间没有实际的联系。传统的分析是建立在家庭消费、企业投资、GDP、通货膨胀、就业等历史数据基础上的。这些要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宏观经济相对比较平稳时期,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经济参数之间的变动关系。但到了70年代,特别是石油危机发生之后,宏观经济环境变得动荡不定,这些要素之间的统计关系也变得不清晰了。这样就使得准确的经济预测很难作出。正是在此时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论文的发表,最终为宏观经济研究中的经济周期理论确立了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其模型的创新之处是通过短期劳动生产力增长率的变动对在经济领域影响的分析,把长期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来研究。他们的假定仍然以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为出发点,例如:消费者效用最大化、企业利润最大化原则,同时把预期作为一个重要参数加以考虑。结果,他们证明投资与相对价格的波动将技术增长率变动的影响传导到经济体,从而导致以经济的长期增长路径为中心的短期波动。由于他们的模型同时也证明了供给要素的作用与需求要素的作用非常明显的相似,所以也就证明供给也是经济周期形成的决定力量。目前,更多经济学家倾向于需求的变动和供给的变动对于经济周期的影响具有同等重要作用。
二、几点启示
(一)关注供给的作用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宏观调控中,基本是采取“凯恩斯主义”方式例如扩大内需,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但随着改革不断深化,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发达国家遇到的难题我们也可能遇到,因此,在宏观调控方面不仅要关注需求,今后更关注供给的作用。
(二)在经济政策制订上要关注预期的作用和时间的连续性
(1)我国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有明显的“相机抉择”倾向。搞建设与打仗不同,前者靠取信于民,后者靠兵不厌诈。所以一个明确、透明和固定的规则远比“相机抉择”政策要好得多。(2)任何一项经济政策的出台都必须考虑前后一致、相互配套。
一、企业效率的经济理论基础
在西方微观经济学中,关于企业的理论集中在“厂商理论”部分。所谓厂商是指能做出独立生产决策的单位,主要包括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制企业。在研究生产者行为时,一般的理论假定是,企业都是具有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其生产目的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即在既定的产量下实现成本最小,或者在既定的成本下达到产量最大。厂商理论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生产理论。主要研究投入的生产要素与产量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配置资源,使生产要素既定时产量最大,或者说使产量既定时投入的生产要素最少。(2)成本理论。主要研究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厂商只有在扣除成本后,才能谈得上利润的最大化。(3)市场理论。市场有不同的结构,即竞争与垄断的程度不同。它研究的是当厂商面对不同的市场时,应该如何确定自己产品的产量和价格。企业只有处理好以上三方面问题,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
厂商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是传统的微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假设。实际上,现代经济学家的进一步分析认为,厂商的目标是多元化的。例如美国经济学家W·鲍莫尔分析了厂商以销售量最大化为目标的行为;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K·加尔布雷斯则把稳定与增长作为大公司这样的厂商的目标,它们追求的是适度利润。但是,在一般的微观经济理论中,仍以利润最大化为基本假设,本文的分析也不例外。
在研究企业问题时,国内普遍使用的“效益”概念,在西方经济学中并没有对应的理论。西方经济学中,一般使用的是“效率”概念。虽然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和市场理论等主要关注的是实物量,但关注的不是总量,而是比率(ration)以及比率的变化率。例如,关注的不是总产量,而是边际产量和平均产量;关注的不是总收益,而是边际收益和平均收益;关注的不是总成本,而是边际成本和平均成本;关注的不是总劳动量,而是劳动生产率等。因此,研究企业状况时使用“效率”作为指标顺理成章。
在生产理论中,假定技术水平不变,那么,影响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劳动、资本、土地、企业家才能。以Q代表总产量,L、K、N、E分别代表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家才能,则生产函数可以表述为:
Q=f(L、K、N、E)
一般把土地作为固定的,企业家才能难以估算,因此,生产函数可以简化为:Q=f(L、K)
著名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进一步表述为:Q=ALαKβ
在生产函数中,各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称作技术系数。不同行业、不同企业的技术系数是各不相同的。一般的分析中假定技术系数不变,如果技术系数可以变动,则生产要素的最适组合的原则是:应该使所购买的各种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与价格的比例相等,即要使每一单位货币无论购买何种生产要素都能得到相等的边际产量,达到生产者均衡状态。
生产理论分析了影响企业效率的各种要素及其配置比例,主要考察的是企业的技术效率。但技术效率并不等于经济效率,技术效率反映的是企业的投入产出组合,而经济效率则是在考虑价格因素情况下的最低成本组合,它要求投入价格与产出价格的比率等于生产边界的斜率。因此,要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企业还要考虑收益与成本的关系,这就涉及到成本理论。
成本函数可以表述成下列公式:
C=f(Y、W、T)
其中,C为企业的总成本,Y为企业的产出变量,W是企业的投入价格向量,T为企业的制度结构。通常T被定义成“虚拟变量”。从该成本函数看,在对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进行评估时,人们所选择的指标主要不是通过工程成本研究来给定的一个绝对效率值,而是一种制度性的相对效率。因此,这一方法所考察的是技术效率和经济效率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国有企业生产成本比私有企业低,这可能是由于前者技术效率比后者高,但经济效率并不一定高。
当然,现实的市场结构由于竞争与垄断程度不同而是不同的。在不同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收益与成本变动的规律也不相同,因而,企业对最大利润的追求要受到相应的市场环境的制约,只有面对不同的市场采取不同的决策,才可能提高效率。
二、中国国有企业效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程度分析
微观经济分析中所涉及到的效率主要是技术效率和配置效率。前者主要是投入产出效率,后者则为资源配置效率。技术效率是把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资本生产率加以综合的生产率指标,它能够较好地反映出企业的综合效率水平。测定技术效率的方法通常采用生产函数,主要是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然后运用OLS方法(普通最小二乘法)和随机前沿模型进行分析。本文主要从技术效率的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
Groves、Hay和Gordon等人对中国国有企业进行了抽样调查数据分析,认为改革以来国有企业的效率的确取得了一定的增长,增长主要来自于奖金的激励、人力素质和教育程度的改善。
刘小玄、郑京海(1998)在此基础上对1985~1994年中国国有企业的状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认为影响国有企业效率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留利。即企业在完成既定的基数利润后留给自己的部分,由于上交的基数利润是既定的,因而留利是一个变量。留利对产出效率的作用表现为,边际利润或留利的增长,会使边际产出也相应增长。他们认为,企业真正追求的是留利或剩余的最大化,而不是利润。
(2)浮动工资。浮动工资由奖金构成,来源于留利,以浮动工资占总工资的比例来测定。浮动工资是直接对职工的激励,因而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产出效率。
(3)经理(或厂长)的工资。这是对经营者的激励因素,而经营者对企业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在中国的企业中,在缺乏资本的真正所有者、企业主要依靠企业家才能来推动和发展的情形下,经理(或厂长)的工资对企业效率的提高作用重大。
(4)企业年龄。一些研究生产率的经济学文献都证实了企业年龄对于企业的效率具有显著作用,然而,究竟是年轻的企业有效率还是年老的企业有效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往往是不同的。据Pitt和Lee(1981)的研究,年轻的企业比年老的企业更有效率。而另外的看法则是,年老的企业更有经验,在其市场经营和组织管理和工人的技术操作方面积累了较多的信息,具有相应的信息和人力资本的优势。在国有企业中,企业年龄对企业效率究竟是什么关系需要研究。
(5)教育程度。这是一个标志企业人力资本质量的变量,以企业的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职工占全部职工的比重来测定。通常认为,企业的教育程度对企业的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应。在Gordon和Li(1995)看来,在80年代中期,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的增长中大约有一半得益于劳动力教育程度的改善。虽有高估的可能,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和人力资本对效率的重要作用。
(6)其它的解释变量。如开工率、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时间、地区、规模和产业等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可以作为“虚拟变量”进行分析。
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如下的超越对数生产函数:
㏑Y=α+β1㏑L+β2㏑K+β3(㏑L)(㏑L)+β4(㏑K)(㏑K)+β5(㏑K)(㏑L)+βiXi
其中,α为残差,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效率的近似值,并可以为各种政策变量、制度变量、企业特征变量所解释;K和L分别代表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Xi为添加的各种解释变量。这里主要关注的是由Xi所代表的各种解释变量与企业效率的关系。
对于上述生产函数,分别运用OLS方法和随机前沿模型的极大似然方法(过程复杂,这里略去介绍)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留利对企业效率有着积极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留利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10%;在前沿生产函数模型分析中,留利对产出增长的解释大约8%;在残差模型中,留利每增长一个单位可使效率增长约5%。看来,留利是企业发展和提高效率的源泉之一,也就是说,剩余权对于企业有着积极的意义。
浮动工资比例也对企业效率有着显著的正效果。在OLS分析中,该变量大约可以解释产出增长的8%;在另外两个模型中,效率约可增长5-6%。
企业年龄变量对企业产出增长的作用也是积极的和显著的,其解释程度达到12%;即使排除了随机误差项干扰的其他模型中,效率的相应增长也达到7-9%。
经理(厂长)工资变量对企业效率也有着积极的正效应,但这种效应似乎不太大,在前沿生产模型和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分别为3-5%。
教育程度变量对于企业的产出增长率的作用相当稳定,其在OLS和前沿生产模型分析中都能保持在10%的正效应水平上,而在残差模型中其解释程度也不低于9%的水平。
在其他变量中,除开工率外其他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决策权、市场竞争程度、预算约束、产业变量等虽然都对企业的效率有不同侧面和程度的影响,但效应有的不明显,有的不清楚。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政府规制;改革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以追求制度正义为价值理念,以公正、有序、安全和稳定为外在形态,以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和公众参与为载体,是公民权利得到尊重,体现以人为本的“良法善治”的法治社会;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人民、权力与权利、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良性互动,达到社会整体结构和各层次的稳定与平衡的市民社会;是普遍利益、特殊利益与个别利益有机均衡协调互赢,公平与效率都得到体现的诚信富裕杜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取向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这正是政府规制追求的目标。但是,纵观我国现在的政府规制,尽管它已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其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已向着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的新的方向发展,但它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要求,仍有改革之必要。
一、对政府规制的诠释
(一)政府规制的涵义
规制是由英文Regulation一词翻译而来,意思是政府运用法律、规章、制度等手段对经济和社会加以控制和限制。它要求政府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以行政手段为辅,并通过法律和规制来约束和规范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它是与市场相对应的政府用来调整、激励微观经济主体的规制系统。
国内外学者已从不同的角度对规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从经济学、法学和政治学等角度对规制这一概念进行了研究和探讨。但目前对政府规制尚无统一的认识,对政府规制的定义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表达。其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制是政府矫正市场失灵的努力和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规制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卡恩认为:规制是“对该种产业的结构及其经济绩效的主要方面的直接的政府规定……如进入控制、价格决定、服务条件及质量的规定以及在合理条件下服务所有客户时应尽义务的规定……”[1]。密特尼克认为:规制是“针对私人行为的公共行政政策,它是从公共利益出发而制定的规则”[2]。斯蒂芬则认为:规制是指“政府为控制企业的价格、销售和生产决策而采取的各种行动,政府公开宣布这些行动是要努力制止不充分重视‘社会利益’的私人决策”[3]。金泽良雄认为:政府规制是在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经济体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内在的问题(广义的失灵)为目的。
2.规制是政府的一种控制行为。梅尔认为:规制是“政府控制市民、公司或准政府组织行为的任何企图”,并认为“是政治家寻求政治目的有关的政治过程”。[4]植草益认为:“政府规制是政府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 [5]中国学者张建伟博士认为:规制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政策、法律和规章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活动进行限制、制约或激励的行为。[6]张帆则认为:“政府规制是指政府利用法规对市场进行的制约。”[7]樊纲认为:政府规制“特指的是政府对私人经济部门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如价格限制、数量限制或经营许可,等等”[8]。
3.规制是规制对象利用政府权力谋取自身利益的一种努力。规制理论的泰斗斯蒂格勒认为:规制是“作为一种规则,规制通常是产业自己争取来的,规制的设计和实施主要是为规制产业自己服务的”[9]。这种理解也被称为“俘获”理论,即规制主要不是政府对公共利益的追求,而是行业中的某些规制对象通过采取各种手段利用国家强制权力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一种努力,其最终目的就是增加自己的获利能力。
总结国内外学术界对政府规制的理解,归纳起来,我们可以得出政府规制的一些基本特征:(1)政府规制的主体是政府行政机构;(2)政府规制的对象是微观经济主体;(3)政府规制的手段是国家法律和法规;(4)政府规制的目标是直接控制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活动;(5)政府规制是规制者和规制对象的一种互动活动。[10]因此,本文认为政府规制是指政府依据一定的政策、法律和规章对直接市场微观经济主体及其活动进行限制、制约、规范和激励的行为。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确立政府规制和放松政府规制的理论
自然垄断理论。对自然垄断的研究,学者们最初是从规模经济性入手,在对自然垄断产业分析过程中发现社会经济中存在着自然垄断。传统的观点认为,所谓自然垄断产业是指由于产业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性,产品平均费用曲线随产品市场容量的扩大而向下递减,以致单个企业独占市场将比多家企业分享市场而能够取得更低平均成本,从而使得社会总成本最小的产业。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新的观点认为,自然垄断产业未必只能建立在规模经济性的基础之上,只要存在着所谓的成本的劣加性或范围经济性,该产业就是自然垄断产业。对自然垄断产业进行规制的根本目的,是因为在这类产业中实行独家企业垄断或少数几家企业寡头垄断在资源配置上可达到更高效率。因此,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赋予特定的企业垄断供给权,并通过限制其他企业进入(即所谓进入规制)来维持垄断性结构,以免整个产业由于进入过度而使供给能力大量过剩,使得社会稀缺资源发生不必要的损失。另一方面,由于垄断企业的生存因政府的进入规制而获得了合法保护,它们就很容易凭其垄断地位制定垄断价格,谋取垄断利益,以致不可避免地对消费者和社会福利造成一系列的损害。为避免这些损害,政府很有必要在对自然垄断产业施以进入规制的同时,对那些影响经济发展的自然垄断产业进行直接规制。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主要阐释国际贸易成因、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贸易利得等问题。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先后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四个发展阶段。
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包括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和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2×2×1模型)。在他们的理论中,假定在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劳动作为唯一的投人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则国际贸易是发生在劳动生产率绝对或相对差异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该理论首次阐明了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0世纪30年代,瑞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Heckscher和O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定理)。与古典贸易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的形成除了劳动这一投入要素之外,还包括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差异。后经Haberler、Mied、Learner、Leontief等学者将一般均衡分析的新古典模型与H-O定理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模型(2×2×2模型)——新古典贸易理论。这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量存在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情况,这一有悖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现象引起了Verdoon(1960)、Balassa(1966)等人的关注,Grubel、Lloyd(1975)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TradeTheory)。20世纪70年代后期,Krugman(1979,1980,1981)、Dixit和Norman(1980)、Lancaster(1980)、Helpman(1981)、Ethier(1982)、Brander和Spencer(1985)、Eaton和Gmssman(1986)等经济学家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嵌入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形成了所谓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消费偏好多样性和产品差异化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和产品同质性等基本假设进行了彻底颠覆,较好地诠释了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内贸易占绝大比重这一历史现实。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公司内交易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对此问题的说服力也显得苍白无力,迫使经济学家对公司内贸易的成因进行反思。21世纪初,MarcMelitz(2003)提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PolAntras(2003)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共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该理论打破了以往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假定,把国际贸易建立在异质性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之上,对当今国际贸易成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全新解读。
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背景
1、国际贸易领域的微观实证数据对以往理论提出挑战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大中心主题为贸易所得和贸易分工基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间贸易模型根本没有涉及到企业层面;新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内贸易模型虽然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但为了简化模型,以代表性企业的假设将企业同质化。然而,近年的实证数据表明,企业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有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在对企业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中发现,在某一行业内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仅是少数效率高、竞争力强、规模相对大、产品质量好的企业。早在1995年,Bernard和Jensen曾发现在美国制造业中就存在上述现象;Melitz和Yeaple(2004)根据大量事例对1996年美国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研究表明,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39%;Eaton、Krama和Koaum(2004)在研究中发现,法国制造业中仅有17.4%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且其出口量仅占生产量的21.6%;Jensen、Ber-nard、Redding(2007)等人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550万企业中只有大约4%的企业进行过出口贸易,2002年美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与非出口企业比较,出口企业的就业率、销售额和人均增加值分别高于非出口企业119%、148%和26%。
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