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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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经济学精神;培育;价值定位;快乐学习

中图分类号:G6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1023202

高校教师作为培养和教育人才的重要力量,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大学是培养人才的地方。衡量大学的好坏,首先不是学生的数量,而是学生的质量。同样国家经济的未来发展也就是靠现在的经济学学生,因此经济学学生质量的好坏更能对社会产生生深远影响。但在教学工作中很多经济学教师仅仅把经济学看成是一种知识,对经济学的具体表达也仅仅认为是教科书、论文、政府政策文件、发展报告等。使得学生在学习时也是追逐一堆堆结论、一组组数学公式,而没有一种精神上的指引和总体的领导,学的知识也是分片成立的。作者基于自己在教学实践中的实践经验以及对“经济学精神”内涵的深入分析研究,并形成一定的理论研究和对学生的效用分析,认为在高校经济学专业的教学张“经济学精神”的培育尤为重要。人类的任何一门学科,其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只是该学科的冰山一角,作为该学科基础和精髓的则是该学科所要求的那样一种精神,经济学精神等即属此类。通过教学中的实践总结和专业学生就业后的跟踪调查作者认为“经济学精神”的培育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 在多学科教师的配和下进行经济学知识框架的构建

在我们的以往教学中是从系统论的观点看,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是由各个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又由最重要的内容组成,各部分的重要内容又可以具体成关键点,有如单个的树,把所有的单个的树连起来,就形成了知识的森林。学习的过程有如从找到一棵棵树木发现森林,又在森林看到每棵树木。在经济学专业学生入学后应首先进行经济学知识框架教学,但整个教学不是讲授具体知识而教育学生学习站在高处先领略整个森林,然后再进入其中寻找每一个经济问题的what? who? how?知识框架构建后,以后的学习就如栽树,树栽得越多,森林就越加繁茂。并能将这些原理用于分析实际问题。

教学中需要经济学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的多学科教师从经济学的体系的几方面即数理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经济学原理和经济史,还有经济哲学入手培养最初高瞻远瞩的经济学眼光。要使专业学生从以下角度高屋建瓴的掌握经济学专业将要学习的内容。数理经济学:主要研究的是如何构建经济学的数学模型,和如何用数学方法来分析各种各样的模型。计量经济学:构建了经济学的模型之后如何来验证这一模型是否符合社会经济运行的现实呢?这就是计量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计量经济学主要是通过统计的方法来验证数理经济模型中各种变量的关系是否和社会现实相一致;同时计量经济学也通过统计数据来提出一系列的假设。 经济学原理:在经过了数理经济学的构建和计量经济学的检验之后的理论才能堂而皇之的步入经济学理论的殿堂,我们在经济学的教科书中所学到的所有知识都是完成了这两个步骤之后的。经济学的原理粗略的可以分成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在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体制的基础上衍生出了一些经济学分支科学,比如说就宏观经济的货币供给和利率问题衍生出了货币银行学,国际市场的分析衍生出了国际贸易学,对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衍生出了发展经济学;在微观领域,对于垄断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衍生出了产业组织理论,对于规模经济在城市形成方面的作用衍生出了城市经济学和产业集聚理论,等等,多的不计其数。经济史学:主要分为两方面,对于经济学本身发展历史的研究――经济研究史,和对社会经济现象历史的陈述――经济史。经济哲学主要是两方面,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逻辑问题,以及经济学者的立场与秉持的道德观念的问题。哲学是经济学的方法论。多学科教师要定期开展学术教研交流活动,及时掌握整个知识框架体系的调整变化。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优良、充满活力的教师队伍。

2 要有准确的价值取向和定位

作者所在的高校山西师范大学位于华夏民族发祥地之一的古尧都山西临汾市,是山西省五所老高校之一。是省属重点大学,是山西省高等师范教育、高等艺术教育、教育科学研究和师资培训的中心。建校近50年来,学校坚持“育人为本、崇尚学术”的办学理念,坚持立足山西、为山西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发展培养各类人才为己任,坚持师范教育为主、全面发展的办学思路,已经为社会输送了以基础教育教师为主的各类人才10万余名,为山西的教育事业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潜移默化的引导专业学生的准确定位,按照学习能力的大小和学生的兴趣爱好分为几个层次,愿意在经济学上继续深造的鼓励其考取研究生。但对于大部分同学要立足在做基层性、地方性经济学人才。专业加辅修专业的学习,加强其在综合能力方面的训练以满足社会用人单位专业化的要求。着力培养基础应用型人才,做到社会需求好――学生学习动力足―毕业生质量好―社会需求更高的良性循环,防止专业学生好高骛远,不利于专业的学习。

3 快乐学习态度的培养

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充分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快乐学习不但是一种态度、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学习方法。虽然作为大学生,独立学习能力不断增强,但很多同学还是把大学学习作为不得不为的一件苦差事。学真正有用的东西。这样就能够感受到快乐。把为什么学习的思想搞对头,端正学习态度和方法,使他们向着坚定正确的方向去努力,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热情,逐渐形成信仰的快乐。同时教师在教学中灵活地组织教学,根据所讲授课程大多具有宏观性、理论性与学术性等特点,努力探索出以科研带教学,教学促科研,搞好课堂教学的教学方法,即教师本人结合专业课教学,根据课堂教学之中发现的新问题、专业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进行跟踪学术研究;将学术研究中的新观点融入课堂教学之中去,以启发学生的独立思维能力和创新精神;运用启发式教学、案例式教学、讨论式教学来搞好课堂教学,鼓励学生提出问题,以激发、培养学生的研究、分析能力。开拓学生的视野,增大课堂信息容量,活跃课堂教学,使学生在寻找的过程中学习。利用多媒体工具在教学中,对学生产生视觉冲击,引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同时许多现在的大学生是生理上是成年人,但在其心性上还显得很幼稚。因此大学教师不但要在课堂中教导学生有关的学术知识、做学问的途径、做人处世的道理,更要通过自己的言行,让学生感受到师者的风范。,努力坚持教书育人的理念,并将“教书育人”贯穿于整个课程教学之中。在课堂上努力做到一不调侃学生。不以年龄与学历优势、用居高临下的姿态调教学生。不表现自己,上课不故弄弦虚,不要摆弄一些虚无飘渺的东西来表现自己的博学多才,来误导学生的注意力,同时是专业学生对学习也产生压力。引导学生有规划的学习,若没有规划,一团乱麻,连自己掌握哪些,没掌握哪些,都不能区分开来,这会导致大量的无效学习,并造成畏难情绪。只有看到自己该学些什么,能学些什么,理出一条脉络来,那才可能做到有规划。在教学中要适当缓和专业学生学习的压力,给予一定的鼓励,不断的鼓励能够积累起信心面对未来的困难和挑战,使专业学生内心真正有所触动、有所感觉、有成就感,不到快乐的向前进。

参考文献

[1]盛洪.经济学精神[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3.

[2]熊秉元.经济新观察•熊秉元系列[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3]于祖尧.理论经济学在中国改革中的命运[J].经济学动态,2004.

第2篇：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范文

财政学作为经济学学科的一个分支历来受到各国理论工作者和社会实践部门的关注及重视。尤其是在18世纪中期，自亚当・斯密为其搭建了专属的基本框架以后，财政学更是在不断的理论及实践中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但从上世纪末开始，由于其他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财政学的渗透以及财政学自身的学科名模糊等问题的出现，使得财政学的发展方向逐渐变得模糊不清，财政学的去处以及出路成为了当代财政学所面临的重要问题。

一、财政学的历史发展脉络

在18世纪中期，由英国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所写的《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当代财政学和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正式诞生。随着社会的发展，财政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紧密连接着，财政学的理论更是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的不断推动下而推陈出新[1]。对于西方的财政学发展史而言，其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经常将财政学归为两大传统，即“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以及“大陆传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经济学家对两种传统理论的不断融合和创新，逐渐使得传统财政学向现代财政学进行转变。

“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是由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所开创的。亚当・斯密对财政学持有的思想特点在于自由放任，其认为政府在国家财政上应充当“守夜人”的角色。在《富国论》中，亚当・斯密提到政府应该履行在提供国防、司法及公共工程建设三个方面的职能，因为其认为在国家的财政运行中，政府的支出是非生产性的。在这个观点提出后，亚当・斯密《富国论》理论的追随者李嘉图、萨伊和马歇尔等持有经济自由主义观点的古典以及新古典经济学家将其逐渐深入，继而发展形成了西方财政学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2]。“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主张“最好的政府是管理最少的政府”这一理论，其推崇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所具有的神奇作用，认为“看不见的手”会将私人利益引向公共利益。这一理论传统自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一直处于财政学以及经济学的主导地位。由于这一理论传统所持有的观点对政府的影响，使得政府过于注重对税收的研究而忽视甚至根本没有涉足对公共支出的研究，这也成为了该时期财政学的主要特征。该特征主要表现为在财政理论体系中税收原理处于无与伦比的最高地位，而财政的公共支出主要用于维持国家政府部门的自身运转。

“大陆传统”。与英国古典学派提出的“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相对的是由奥义学派和瑞典学派所开创的“大路传统”。尽管在18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三十年代由亚当・斯密所开创的经济学体系长期占据着欧洲主流的经济学地位，但还是有一些当时的“非主流”经济学家对其持有不同的观点和看法。相对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而言，这些“非主流”的经济学家在国家的经济职能方面更加注重其对于公共支出的积极作用，并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详细分析，逐渐形成了国家公共财政理论的另一传统，被人们称为“大陆传统”。“大陆传统”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分布在欧洲的各个国家，并且形成了不同派系。其中包括德国历史学派，代表人物有罗雪尔、瓦格拉；瑞典学派，代表人物有经济学家维克赛尔、利达尔；奥意学派，其中包括奥地利和意大利的财政学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陆传统”这一理论中，作出最大贡献的就是瑞典学派的维克赛尔[3]。其不仅对普通的经济理论发展作出了贡献，同时也将国家的公共支出和税收相结合并进行研究，得出国家公共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是国家政治和集体选择的过程这一理论。其后布坎南正是由于吸收了这一理论的重要思想并加以发展，从而创立了对世界财政学影响广泛的公共选择理论，同时该理论也成为了现代财政学的基础理论。

当代财政学的诞生。“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与“大陆传统”这两种学派理论体系分别侧重了政府功能的两个方面，但由于国家社会经济问题以及俩派学者思想交流上的阻碍，使得对于理论需求方面相对匮乏，故两派理论体系是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的催生以及众多经济学家不懈努力之下，经过了漫长的社会变革继而慢慢融合到一起并归入财政理论学之下[4]。在此之后，财政学才拥有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同时也打破了从18世纪中期所建立起的传统主流经济学只关注国家税收的理论传统。在全球经济危机后，由凯恩斯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逐渐渗入到各国的经济理论体系当中，该理论强调了在稳定宏观经济的过程中政府应该起主要作用，倡导应由政府的财政支出来带动国民的经济增长，突出了公共部门的重要性。这一理论的提出使得传统经济理论学对于财政学的解释完全不能满足国家进行对公共部门活动的分析。在此前提下，经过布莱克、鲍文和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不断努力，使得财政学理论终于在20世纪中期发生了由传统财政学向当代财政学的转变。充分重视公共支出是当代财政学理论的基本特点，其不但分析了公共部门的决策过程及决策效率，还强调了在国家财政控制中政府对经济干预的必要性，继而使得财政学的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得到了极大的扩展。1980年《公共经济学讲义》的出版代表着财政学公共经济学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5]。

二、财政学的近期成就

目前财政学的发展已近深入到经济学的各项领域，并且成为了经济学中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逐渐吸收了计量经济学和理论经济学中最前沿的理论思想和实践工具，使得当代财政理论学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税收理论发展。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研究。所有财政扭曲都是由政府税收导致的，但是财政扭曲数量的减少不会使税收制度总体的超额负担随之减少。基于这样的前提下，帕累托有效税收的结构是根据在给定技术的和其他方面进行约束时，在他人的近况变差下，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境况会发生好转。具体的社会福利数据可能在帕累托有效税收结构中选择一个对社会能产生最大福利待遇的税收结构。在政府知道每一个国民所有信息的前提下，就可以根据每个国民的不同特征进行收税，因为一次性的总赋税可以体现出帕累托的税收效率。但是对于某些对信息约束其关键作用的方式，这样的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如拉姆齐所描述的那样，比如闲暇和消费之间一旦分离就不会产生商品税[6]。

税收的激励理论。税收对劳动力供给、风险承担、企业融资、个体储蓄以及企业红利发放等方面的影响是税收的激励理论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分析个人所得税对劳动者供给决策的影响以及对比累进税对劳动力供给的激励效应是国家税收对劳动力供给的主要研究方向。而税收对个人储蓄的影响主要是依靠分析利息税对个人储蓄行为的影响，并使用代数的推算方式表达出利率的变动，进而判断个人所得税的实际收益下降会对个人储蓄行为造成不良的影响。风险承担在税收过程中受到的影响则是通过分析税率的波动对投资者造成影响来进行判断的，其中如果税率的变化与风险投资资产的数量呈同比变化时，就会增加风险的几率。企业投资过程中如果受到税收的影响，则集中表现在税收抵免政策对企业投资的激励所产生的效应上。

2.最优化的税收理论

最优税收理论的研究热潮最初是由米尔里斯关于最优税收的研究取得显著成果所引发的，米尔里斯也凭借此项研究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后就出现了大量有关于最有税收理论的相关文献。其中最著名的最优税收理论是拉姆齐法则，它指出在政府无法不能征收归总税的前提下，可以针对不同需求的商品使用不同的税收政策，以确保税收效率利益损失的最小化。当然有关于最优税收的理伦还有其他相关的法则出现，例如科利特-黑哥法则。其主张针对不同的商品进行不同程度的课税收缴，以实现最优化的商品税和所得税之间的联系。

公共选择的理论发展。公共选择理论是由布坎南与塔洛克发表的《同意的计算》一书所开创的，同时公共选择理论也是财政学的基础理论。其取得成就主要表现在对于投票规则的研究、对官僚制经济学发展的分析、探讨公共选择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以及关于讨论寻租理论的发展等方面[7]。

政府预算的理论发展。在经济学家芬劳和瓦尔达沃斯基的不断努力下，公共预算理论构建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迅猛的发展，使得渐进主义学派在国际社会中风靡一时，一度占据着公共预算理论中具有支配地位的主流理论。渐渐地各国的公共预算专家不再满意于公共选择理论和渐进主义对公共预算的解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宏观预算模型（政策过程模型）这条新的用于研究公共预算的路径。

三、财政学面临的未来挑战

尽管目前财政学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应用，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平的逐渐提高，财政学方面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对理论上的需求已经大大超出了固有的财政学理论。当前许多新进的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并没有相应的财政学理论来提供解决办法，故这也就为财政学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方向，同时也是财政学所面临的挑战。从当今社会发展来看，我国的经济生产力在国际中所占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取得了一定的提高，这种提高正是源于财政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所起到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尽管我国已经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但由于社会性质的原因，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国家还存在着很大差别，西方国家的财政学往往无法适用于我国在现实中所出现的问题[8]。而我国的财政学理论是随着社会发展由西方财政学慢慢引入的，所以在财政制度方面我国本土的可以借鉴的文献及著作并不是很多，故深入研究适合我国本土化的财政学理论是我国财政学领域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第3篇：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范文

论文摘要:实验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现代经济学许多的假设是未经验证的,在经济学中引入实验方法是必然的。从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出发,通过对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分析,探究实验经济学的意义,以及实验经济学存在的局限和问题,得出了实验经济学是当今经济学研究的革新,实验方法也将成为主流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工具,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的结论。?

瑞典皇家科学院为了表彰弗农·史密斯将实验作为经济分析的一种工具,对经济学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于2002年授予他诺贝尔经济学奖,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已经获得了理论界的认可,实验经济学成为了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工具,同时显示了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在理论界的影响日渐增强,并且融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中。?

实验经济学,是指让实验对象在设计好的可控环境下行动,借以分析人的行为,总结人的行为模式,验证和修改经济学的各种基本假设。如果这样,经济学家可以在设计好的可以控制的环境下,根据自己的需要,对经济学的假设或者那些重大的发现做可重复性的实验,来验证其是否具有科学性。?

1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程?

实验经济学的产生,从历史上来看,运用实验的方法研究经济的相关问题,得从1738年的“彼得堡悖论”算起,距今已经有270年的历史了。但真正被后人认为是学科开端的是1948年张伯伦在课堂上进行的供给和需求的实验。弗农·史密斯在1962年发表了《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这篇文章不仅标志着实验经济学在主流经济学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也为此后实验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使得许多经济学家从事到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中来,经济学的实验方法也让更多的经济学家所接受,实验经济学在经济学理论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对经济学方法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的三股思潮。?

第一股思潮是,1931年,萨斯通对效用函数的实验研究拉开了实验经济学序幕,萨斯通用实验的方法确定了个体的无差异曲线,大约20年后卢西斯和哈特在考虑了现实中的利益刺激后,重新进行了萨斯通的实验。1950年阿莱提出了对人们在面临不确定性下的选择进下行了实验,发现实验结果与期望效用理论的不一致,也就是著名的阿莱悖论,这是最早通过实验提出的对期望效用理论的怀疑。?

第二股思潮是,1950年,决瑟尔和弗鲁德构造了著名的博弈问题“囚徒困境”,但早期的博弈实验都是围绕着重复的囚徒困境及其变型展开的,纳什曾经指出实验中存在许多的局限性,例如很难在零和博弈中将参与人的行为视作重复博弈,不同阶段的人的选择也不一致。?

第三股思潮是,1948年,张伯伦教授首次在课堂对市场进行了实验,建立了一个实验性市场以检验竞争性市场均衡的条件,但是实验的结果却与竞争性市场均衡结果不一致,但是这也就启发了当时他的学生弗农·史密斯,史密斯到珀杜大学工作的第二年,在课堂上以他的学生为对象进行了竞争性均衡实验,与张伯伦教授的实验中一对一的交易方式不同,他使用了证券市场所采用的双向口头拍卖的集中交易方式,他发现即使在很少的信息及适度数量的参与者的情况下,市场也能很快地收敛到竞争性均衡。由此史密斯证明了大量的,具有完美信息的经济人不是市场效率的要求,这与人们习惯的经济理论有着根本的不同,也就是在1962年,史密斯将多次的实验的结果组成论文即《竞争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发表在了权威杂志《政治经济学》,也被认为是实验经济学诞生的标志。?

2 实验经济学中的实例分析?

一个很著名的被称为“最后通牒博弈” 的游戏,该游戏的规则是:两人分一笔固定数额100元奖金,A首先提出分配方案,然后B来表决,即A提出的方案是给B一个数额x(0?x?100)元,那么A可以得(100-x)元,由B来决定是否接受该方案,如果B接受这一方案,则按照这种方案进行分配,如果B不接受此方案,那么两人将一无所得。?

在该游戏中,如果我们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只要让x>0,那么B就应该接受,即A提出x=1,A得99元,B得1元,B会接受,甚至x更小,只要x>0,B也会接受,否则两人得到的奖金将会是0,也就是说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得到1元的效用大于得到0元的效用,那么B就会同意A的方案。但是事实上不是如此,设想一下,在如此悬殊的比例下,如果换成你是B,你也会觉得太不公平了,A为什么可以拿走那么多的奖金,所以你会拒绝接受B提出的方案,假如将角色换一下,由你来提出方案,大部分会选择给B50元,这样的话,B会更容易接受,可这种想法不是所有人的想法,任何的推测就显得毫无意义,就必须通过实验的方法来找寻其中的规律。?

为此,我做了这样一个关于“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我选择了45个人作为我的实验对象,事先不给他们任何限制,由他们自由选择可以分配的方案,即为B提出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实验的结果是31人选择将该笔奖金平分,即A和B各得50元,还有8人提出的方案是给B大于给自己的奖金,即x=51 得49元, 另有5人选择给与B更多的奖金,即使A得到的奖金更少,否则B会拒绝接受A提出的方案,在这次的实验中只有1人选择了给B最少的奖金,即x=1,A得99元。按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那么我的这次实验结果完全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同,即x较小的时候,人们是会拒绝这种方案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是“理性经济人”。?

由于我选择的实验对象的样本数量太少,也没有完全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原因,所以实验的结果并不能很大程度上支持我的看法,但是我们通过“最后通牒博弈”的实验可以发现,现有经济理论的假设是有问题的,并不是所有的假设都正确,像“理性经济人”假设就不一定正确,说明人们在决策中考虑的除了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不是完全从本身利益出发的。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奖金的金额、公平性等因素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文化的差异也会导致人们的选择不同,因此不同国家的人们选择的分配方案是不同的,也就表明了与“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是不同的。而我们可以利用更加规范化的实验使实验具有可重复性和可控性,所以在类似地条件下,不管谁参与的实验都可以得到相类似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涉及了很多的实验,涉足的领域有:个体决策实验、博弈实验、市场实验、拍卖实验、风洞实验等等,在实验经济学方面,需要更多的实验经济学家做出更多的实验,以验证经济学的合理性。?

3 实验经济学的意义?

实验经济学的兴起是经济学方法论上的重大变革,已经逐渐进入到主流的经济学当中,通过实验可以让人们更好的明白其中的道理。?

一直以来,我们知道实证方法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它的范式就是提出理论假设并力图避免和消除人们行为或经济关系中的不确定因素,然后在理论假设上建立数学模型并推导出主要的结论,最后对理论结果进行经验实证,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其实,这样的方法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是也存在着缺陷,即理论的假设和数学的推导往往会排除掉人们行为中的非理和不确定因素,是以人们为“理性经济人”为前提假设的。实验经济学就继承了自然科学的实证主义,产生了重大的意义。

第一,实验经济学是以人们可以非理性、有偏好的行为人取代了以往的“理性经济人”假说,通过数理统计的方法来取代单纯的数学推导,解决以往实证研究的高度抽象的与我们现实世界不一样的问题。?

第二,实验经济学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实验论证,同时可以操控实验条件和实验变量,排除那些非关键因素和不确定因素对实验的影响,也就克服了经验检验的不可控性的缺陷。?

第三,实验经济学可以重复实验来进一步论证,用现实的数据代替历史数据,那就克服了以往的经济检验的不可重复性,使得经济学理论会更加具有说服力。?

第四,实验经济学的兴起促进了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拓展了经济理论的研究成果,同时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具有实践性和趣味性,把人们的决策行为当作了研究的对象,让人们参与到实验环境之中,使人们更具有机会分析他们亲身参与所产生的信息,把一些经济运行的过程纳入到了研究领域当中,以便于人们发现更符合现实的经济规律。?

第五,实验经济学的文献增长迅速,在《经济学文献杂志》的分类体系中增加了一个专门的项目——实验经济学方法,催生出了新的经济学科。?

4 实验经济学的问题和局限?

实验经济学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仅仅四十多年的时间,仍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当然也存在着一些不完善的方面,尽管我们知道有部分的实验确实取得十分成功,但是实验经济学的局限性也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实验经济学家们不单单要掌握好经济学,还要系统的了解实验所要涉及到的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我们知道,实验经济学的目的是要研究现今的经济,揭示现今经济运行和人们行为的规律,但是即使实验也不可能完全地模拟现实的生活。如果与现实越接近,就需要引入更多的变量,实验的控制难度就会加大,使得实验会越来越难控制,使数据最后也更加难以处理,得不到实验想要得到的结果。?

实验经济学中,实验的参与者的主观性将会影响到实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实验经济学家在设计实验方案的时候,不能够完全排除个人的偏好和非理,那些实验参与者在实验时有可能会考虑设计实验方案的人,从而有意识地完成实验的期望,导致实验的不真实,这样的主观因素将是对实验的极大挑战,也就会造成许多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实验者设计或者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得出不同的研究结论。?

因此,许多著名的实验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相同的实验由不同的研究者设计或者由不同的实验参与者执行就有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目前还没有好的系统和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问题。?

5 总结?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经济学较早地配备了独立的理论体系,但是与其相应的实验检验却相对滞后,实验经济学一经产生,立即显示出它的蓬勃生命力,随着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和社会的实际需要,实验经济学将会转而会解决更为实际的经济问题。实验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理论学派不同,它不是以相对独特的理论体系为特征,而是对经济学研究方式的革新。?

实验经济学是研究人们行为的经济学,它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其他的学科的共同发展,它揭示了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并且为此提出了经济学的前进方向,实验经济学是发展历史比较短的一门新兴的经济学学科,是一门实验的学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知道,随着实验环境和实验条件的进一步改善,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会更加完善,一定会对主流经济学产生更加重大的影响,成为经济学研究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参考文献?

[1]张淑敏.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与经济学方法论的创新[J].财经问题研究,2004,(2).?

[2]高鸿桢.实验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J].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

[3]蒋媛媛.实验经济学的理论综述[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4,(1).?

[4]约翰·海.微观经济学前沿问题[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00:183-185.?

[5]肖信东.实验经济学:一种新方法[J].经营管理者,2008.?

[6]弗农·史密斯.经济学中的实验方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

[7]叶泽方,方齐云.实验经济学的方法论演进[J].经济学动态,2002,(9).?

第4篇：微观经济学所要解决的问题范文

关键词：荀子、 “礼制”思想、 制度安排

春秋、战国之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期，即是封建领主制瓦解和封建地主制确立的时期，是由诸侯割据称雄过渡到中央集权统一的时期。西周社会的各项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均处于“礼坏乐崩”之势。“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 ，对社会经济造成极大的破坏。在这种战乱环境中，各诸侯国都面临着存亡危机；“当面对挑战时，当制度的供给与需求不对称时，制度本身会被创造出来。”......“并扮演了迎接挑战的主角，因而，制度本身便成了重要的资源。” ， 而“周公之制”显然不能适应孟子提出的“定于一” 的时代要求。荀子则明确表示：“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 ， “四海之内若一家” 。 这是一个天崩地坼，新旧制度更替的时代。而统一天下便是当务之急和时代课题。然而，如何对于旧制度的扬弃和新制度的设计，则是“处士横议”， “百家异说”； 其要旨在于为未来社会的制度安排提供各自的理论依据。其中荀子创设的“礼制”思想可谓不同凡响。“从经济思想上看，荀况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也集了先秦各家的大成。他是我国第一个从总体上对封建经济制度进行了理论分析的思想家。”.......“就其对整个封建经济制度认识的正确性来说，荀况经济思想所达到的水平是比较高的。” “他提出了一套积极的、昂扬着进取精神的经济思想，为后来的统一的封建帝国的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其影响十分深远。清末的谭嗣同曾说：秦以后二千年的学术皆为‘荀学’”。 “在战国末期，新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已经趋于成熟，一个统治全国范围的封建政权的出现已经指日可待，创建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典章规制，也即是创制新‘礼’的任务，已经提上历史的日程。于是，为封建国家创制新‘礼’造舆论或进行思想理论准备的工作，就由战国末期的大学者荀况承担起来了。” 谭嗣同还说：“然荀子究天人之际，多发前人所未发。” 梁启超也认为“二千年间宗派屡变，壹皆盘旋荀学肘下。” 荀子的“礼制”思想既是“荀学”的核心，又是其经济思想的基石。

一、“性恶论”和“欲望论”的二位一体假说

人是经济活动中的行为主体，是一种社会存在。亚里士多德曾说：“人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政治动物。” 而在西方经济学中，各个流派也就人的本质提出了各自的假说，例如：“经济人”假说、“理性人”假说、“博奕者”假说，以及制度经济学派的“社会—文化人”假说。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则有“制度人”(system man)假说。而荀子提出的“性恶论”和“欲望论”二位一体假说，既有其独特性，又有其合理性；“欲望论”是“性恶论”的基础。他说：“人生而有欲”； “欲不待可得，受之于天也”； “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和感应，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可见，欲望不仅是人类从自然界禀受而来的本性，即“受之于天也”，而且是“生之所以然者”；甚至说它的发生是不依赖于人的外部社会条件。他还把欲望的阐述分为几个层面：

1．人的自然生理欲望：“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

2．要求享受物质财富的贪图欲望：“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声，口好之五味”。 “食欲有刍豢，衣欲有文绣，行欲有?马，又欲夫余财蓄积之富也，然而穷年累世不知足，是人之情也。” “夫人之情，目欲綦声，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此五綦者，人情之所不免也”。

3． 人的主观心理欲望：“贫愿富，贱愿贵”， “心利之有天下”。

4． 的各种欲望具有普遍性和同质性：“人之生固小人，无师、无法，则唯利之见也”

“凡人之性者，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于小人，其性一也”。 “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

对荀子的“欲望论”，本文不作详论，只想强调一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当时的思

想家中，荀子对欲望的分析可谓淋漓尽致，独步一时；而其目的则在于推导出他的“性恶论”，因为在荀子的假说中欲望和性均是自然而合理的客观存在，“不事而自然谓之性”。 他进而论证性的本质是“情”，情的具体呈现是“欲”，即欲是性的客观反应，“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质也；欲者，情之应也”。 可见，“性—情—欲”都是“受之于天”，“无待而然”的。但是“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 “争夺—犯分--乱理—穷—归于暴”无疑会引发社会动荡，天下不安。所以人之“性”也就是“恶”的。这便是荀子“性恶论”的主要理论依据。“总之，人的生理机能及其追求生理欲望的满足这个客观事实，是荀卿—性恶论的基础。在经济思想方面，这个客观事实构成了他的欲望论的出发点。” 但是，“欲望论”仅是“性恶论”的前提条件，而非充分条件。那么充分条件又是什么呢？，何以得知“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而又必然“归于暴”呢？荀子的观点是“人之情为欲多而不欲寡，” “欲恶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则必争矣。” 。荀子给出的“欲多而物寡”这一命题可谓道出常人之所未能道，符合当代经济学的假说：“我们的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的欲望是相对无限的”（Our resources are limited, while human wants are relatively unlimited）。 也符合当代经济学的定义：“经济学是研究人们如何使用相对稀缺的资源来满足无限多样的需要的一门社会科学。” 荀子提出的“欲望论-性恶论”假说和“欲多而物寡”命题，既有经济学的意义也有哲学意义；其哲学意义在于具有先验的道德性质，正如胡寄窗先生所指出的：“荀卿的欲望概念，不仅从经济思想角度考察是重要的，即从他的哲学思想角度考察也是很重要的。” 而其经济意义则在于“欲望是物质生产观念上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目的，并直接影响着物质产品的生产、交换和消费。在研究社会总产品的运动时，欲望是出发点。”“‘欲多而物寡’这个命题可以说是一切经济理论的出发点，属于经济理论的基本命题，它一直到现在还是成立的”。 黑格尔说：“人性是恶的这句话，意思要更深刻的多。”恩格斯进而指出：“自从各种社会阶级的对立发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此番言论似可旁证荀子所提出的“性恶论”和“欲望论”二位一体假说的合理性。一般地说，凡是学理上的假说都具有一定的超验性或先验性，在本体上须通过现实人生的经验体验而被确认和证实；尤其是在社会科学方面。

二、“礼制”思想的阐述

有人曾说：“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伟大。”胡寄窗先生也说：“古代思想家的伟大，不在于他们能解决问题，而在于他们能提出问题”。 我们在评述古代思想家时，当作如是观。然而，荀子不但提出了问题，而且试图解决问题；在先秦诸子中尚无出其右者。确切地说，他至少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路径或轨迹—“礼制”思想。既然荀子提出了“欲望论”--“性恶论”的二位一体假说和“欲多而物寡”的命题，那么他的“礼制”思想也呼之欲出了；反过来说，如果人们能够认可他的假说与命题的话，那么也就能够对他的“礼制”思想有了认同的基础。“性恶论”假说的基本观点是：“人性恶，其善者伪也。” 显然，这里的“性”是指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质，是人的生物性；然而，人的这种生物性却是“恶”的，因为它体现在人天生就有物质欲求，即“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骨体肤理好愉佚。” 倘若听任这种人性“恶”的潜意识自然发展，那么就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的争夺或残害，天下也就无有宁日。因此圣人必须设法把人性的这种“恶”转化为“善”，而化“恶”为“善”的心路历程便是“伪”，即人为—后天的努力完善。荀子主张用礼义这种道德规范来制约并教化人性先天存在的“恶”，便可“化性而起伪。” “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 “心虑而能为之动，谓之伪。” “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明矣，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圣王之治，礼义之化，然后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此便是荀子“礼制”思想的内涵。

荀子的“礼制”思想不仅对儒家传统的义利思想有所继承，而且有所超越。“如果说，孟子对孔学的发扬主要在‘内圣’，那么荀子则主要是‘外王’。” 他并未把礼义仅归属于人的道德伦理范畴和意识形态范围，而是立足于对其进行经济分析，赋予经济因素。恩格斯曾说：“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 人的欲望是以人的生理需求做为其自然的基础，而要满足人的这种先天欲望，人们就必须进行物质财富的生产，而物质生产是一种社会活动，更是一种经济行为。荀子指出：“欲不可去，性之具也，” “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他反复强调：“心好利，......是皆生于人之情性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 显然，他对好利这种人之天性，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也要对这种好利之性有所制约，所以他指出：“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事知所利，则知所出矣。” “正利而为谓之事。”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义而后利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辱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 “保利弃义，谓之至贼。” 可见，他在“欲望论”的基础上，意识到人们好利和求利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及其普遍性。这里已看不到早期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和“罕言利”，“何必曰利” 的痕迹。然而，人们的求利活动必然是一种社会生活中的经济行为，人们相互之间就必然会发生各种联系。而要调节和规范人们的这种行为，就需要有一种行为规范和一系列习俗，即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制度供给显然是不足的，也是不均衡的；制度由均衡到不均衡，再由不均衡到均衡，在此不断循环反复的过程中，制度创新扮演着重要的承前启后的角色，这便是制度发生与发展的路径或轨迹。而荀子创设的“礼制”思想，就是要以礼义为内涵，设计出一套制度，进而进行制度创新；其终极目标在于通过礼义来制约和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活动，从而达到“天下大治”；即“起礼义，制法度；”“得礼义然后治。”

三、“礼”的经济起源说和“礼制”的功能

荀子对于礼的起源和“礼制”的功能有其独到的认识；可谓道常人所未道，“发前人所未发，”亦可“成一家之言”。

荀子认为“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礼者，养也。......礼者，断长续短，损有余，益不足；达爱敬之文，而滋成行义之美者也。” “礼以顺人心为本。” 何以顺人心呢？“礼者，以财物为用。” 这里的“财物”当指具有经济意义的物质财富。“从根本上说，礼的产生是为了正确处理人们的物质生活，即‘养也’的问题”。 “这里荀况把‘礼’的起源归结于社会财富的有限性与人的物质欲望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实际上也就是将其归因于社会经济条件。正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所以必须有一定制度以调节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 因此“圣人纵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 （注：此一“理”字似可作理智之“理”解，亦可作礼义之“礼”解）应该说，荀子的逻辑思维还是比较清晰的。且看：“人生而有欲，则不能无求”—“欲多而物寡”—“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归于暴”。在荀子看来，人先天有欲，天经地义；有欲便恶，恰似硬币之两面，无可非议；“欲恶同物，” 意即如此。而“欲多”就要“求”要“争”，也就势所必然。问题在于“欲多而物寡”，此“物”当指物质财富，是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条件；它总是受制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无疑应属经济范畴。此“欲”当指人的需求，是无限多样化的，而在一定社会生产力条件的制约下，在给定的时期内，与需求相比较，生产资源和物质财富的供给量是相对不足的，是有限的，总是稀缺(Scarcity)的，即“寡”。“没有有形稀缺，人类的动机也就成为无源之水；反过来将也一样，如果没有人的欲望，那么有形稀缺也就成了无本之木了。有形稀缺和人类动机一道构成了经济学的基本前提”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人的欲望和由此引起的对物品和劳务的需求，是无限多样而永无饱和之日的。对此，荀子明确指出：“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物—欲”是一对矛盾，是一种客观存在；更是经济学需要关注进行研究的“经济问题”(Economic Problems)。这一矛盾和问题，永远是经济学所要考察，研究的，也是经济学家所要进行探索的；反之，如何这一矛盾和问题得到解决了，经济学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财富最大化行为假设是经济理论的基石”。 所以“礼制”的功能首先在于解决“经济问题”；使“物—欲”矛盾之间“两者相持而长。”以求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保持相对的均衡态势。对此，唐庆增曾说：“可知礼之为物，实处于物质与欲望之间，其功效一方面使个人不能尽量满足其本人之欲望，同时更能使人类欲望有较适宜之满足，调剂其间，使双方不致失其均平(Equilibrium)致产生种种罪恶。礼不但为消极的，且为积极的，固能节制欲望，亦能保障他人，使其满足本人之欲望较易。”

荀子把“礼”的起源及其功能归因于社会的经济制度—私有制，即小康社会，这是与儒家的传统观念是一脉相承的；“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 荀子“礼制”思想的经济意义即在于此。本人意欲对荀子“礼制”进行经济分析亦在于此。

此外，荀子所设计的“礼制”还具有转化人的社会地位调节功能，这种功能是通过人们后天自身努力修习礼义而实现的。他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 这是对孔子“学而优则仕” 思想的继承，亦可视为后来科举制的理论依据的一部分。对此，本文不作深论。

四、对荀子“礼制”思想的经济分析

一种思想的可贵与否，或对一种思想进行价值判断，须视其提出问题的合理性和解决问题的可行性。如果说我们能够认可“欲多而物寡”这一矛盾问题的话，即认为有其合理性的话，那么就要审视荀子的“礼制”思想，或者说把礼义作为一种制度来规范人们的经济行为有否其可行性。T.W.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 本文就把制度限定在经济范围内，并予以经济分析。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是一种等级社会，其社会制度是一种等级制度，其社会结构是上下纵向的，对此论述本文不作论证，姑且视为定论。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必需有一种制度来维系，对其进行制度设计并作制度安排；一个社会改革的过程，或者说一种文明或一个国家的兴衰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说，就是一种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这是一条通观历史的线索。对于天下纷争，“礼坏乐崩”的社会状态，荀子认为：“救患除祸，则莫若明分使群矣。”， “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奇非齐’，此之谓也。” 又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与天地同理，与万世同久，夫是之谓大本。” 由此可见，荀子所设计的“礼制”的功能在于“救患除祸”，其实施条件是“明分使群”，形成一种上下有别，贵贱不同的等级制度，即“维齐非齐”，“荀卿维齐非齐的学说是他主张建立全部封建等级秩序的理论基础，” 其终极目标是“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并且“足以相兼临，”进而“养天下之本”；而其指导思想则是“制礼义”。一言以蔽之，若要解决“欲多而物寡”的矛盾，莫如“制礼明分”。而“制礼明分”就是造就一种以“礼”为制度的社会秩序，“在这个秩序中，荀子所强调的则是‘养人之欲，给人之求’，即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望。但是为了使人人的欲望都能获得适当的满足，‘礼’的节制作用是不可少的。换句话说，只有寓‘养’于‘礼’才能建立一个‘群居而无乱’的秩序。” 在荀子看来，寓“养”于“礼”的终极目标在于“富国”，而“富国”必归结于“富民”，因此，他在《富国》篇中云：“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似应为“节用”）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 他还设想将其“礼制”推广实行于乡村：“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 可见，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能使有形的有限资源满足人们的需求时，发挥巨大作用。窃以为，这应是荀子设计“礼制”的指导思想。

“礼制”实质上就是一套完整的及据以划分社会等级的规章制度。这种制度的产生于自然界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 而人类与自然界在初始条件下所发生的关系，是出于本能生存的需要，是出于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因而具有经济意义。这种等级制度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强行规定，是硬性化的，其具体规定形式便是各种礼节仪式；他说：“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 通过“明分使群”，而“使有贫富贵贱之等”，其表现形式为“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 以致“足以相兼临”。这是一种强制性制度变迁。所谓强制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变迁。它的实施主体是国家，即“先王”。“王也者，尽制也。” “国无礼则不正，礼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为之则存，不为则亡，此之谓也。” 这种社会形态必然呈现阶梯形的，纵坐标形的；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各种成员必须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安分守己，不得越雷池一步。人的社会地位是凝固性的。人们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就是设计好了的各种礼节仪式，它们共同构成一种约束机制；宛如一条锁链用以维系社会各成员之间行为活动，臻致天下大治，国泰民安，所以“是养天下之本也”。顺便一提，荀子提出的“明分使群”和“制礼义以分之”中的“分”似应有“分级分类”和“分封等级”之意，而非仅仅是“分工分配制度”之“分”。不仅如此，荀子的“礼制”思想还有其道德规范的层面，属意识形态范畴。虽然荀子认为“人性恶”，但毕竟不可救药；人所具有的先天的“恶”经过“伪”的洗涤是可以洗心革面而达到“善”的。此一“伪”便是人们后天的努力习“善”，是可以人为的，即“积思虑，习伪故。” 只要人们得以接受圣人所设计的礼义，通过礼义的教化，用礼义来约束自己的“欲”和“恶”，使得自己追求物质欲望的活动不逾越“礼”的范围，便可“化性而起伪”，所以“其善者伪也”；（注：后人所用“伪善”一词概出于此，只是词义有所不同）“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同上）可见，“善”是可以人为的—“伪”，即可经过“师法之化，礼义之道” 所教化或驯化而产生的。“故圣人化性而起伪，伪起而生礼义，礼义生而制法度。” “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 这就是以礼义为指导思想，以道德规范为准则而设计成的一种制度，是“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即是“礼制”的另外一大功能；它应当属于一种诱致性的制度安排。所谓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荀子“礼制”思想的这一功能倒也符合传统儒家的以义制利思想，孔子曾说：“约之以礼；”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不能以礼?为国，如礼何？” 还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讼”的实施费用当然比“无讼”的实施费用要大的多多。若从一个社会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即交易费用着眼，实施“礼制”的费用显然要比实施“法制”的费用少的多，因为“礼制”对于人们经济行为所具有的“软约束机制”是“法制”所无法替代的。于此，香港学者张五常先生亦有议论：“以伦理、风俗治国有一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费用低廉。昔日包公审案或郑板桥的判案故事，比之今日香港的律师、法庭，其费用是微不足道的。……伦理治国费用低廉，在一个不变、安定或缓进的社会中，大有可取，但说到日新月异、风起云涌，伦理治国在三方面却付出大代价”。 固然，今非昔比，以“礼”治国，古今不可相提并论；但就交易费用而言，“礼制”的相对优越性，盖难以否认。

“礼制”起源于“人生而有欲，”可以协调“欲多而物寡，”“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也就是说，“礼制”的功能作用在于使人的物质欲望和社会产品两个方面相互制约、相互协调而又能维持相对均衡。马克思说：“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并且是依靠这些手段发展。” 由此可见荀子“礼制”思想的可贵之处。这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社会等级制度，正如恩格斯所说：“在希腊人和罗马人那里，人们中间的不平等在任何方面都比较他们的平等起了更大的作用。如果设想......所有他们都可以要求平等的政治地位----那么这样的思想在古代人看来或许就是疯狂的思想。” 而且“这毕竟反映出古人一种持久和广泛的心态，即相信在等级制度之下也可以达到一种理想的社会生活”。“此心态中西皆同，我们可以回忆柏拉图的《理想国》，社会正义是在各等级的各安其份中达到的。平等的社会理想只是近代的产儿”。 由此可见，荀子的“礼制”思想当有其历史的合理性；而且它也适合于各个不同的人类发展历史阶段，对于规范人们的经济活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具有可行性。这样一种“制度是为经济提供服务的”。当然“礼制”的作用并非仅限于经济层面的意义，“荀况的‘制礼’包括为封建社会和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建立规制的广泛要求，而侧重面则在经济。” 可见，在荀子“礼制”思想中，有超越经济意义的层面，在古代中国，“礼制”与“法制”是互为表里的，对此古人早有说法：“饬法修礼，以治国政”。 后人张纯一注曰：“法无礼则失本，礼无法则易弛”。 此言不无道理。可以说，韩非子极力推崇的“法制”乃是对其师荀子所提倡的“礼制”的路径依赖。诚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言：“法家者流，盖由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古代封建社会中经济制度的运行，不能没有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依托，而道德伦理规范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意识形态对于人们的经济生活具有一定的作用，是减少提供其他制度安排的服务费用的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制度安排是管束特定行为模型和关系的一套行为规则，是支配经济单位之间可能合作与竞争的方式的一种安排。以意识形态引出的制度安排至少可以降低社会成本，并能节约交易费用。交易费用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意识形态能对人们从事的社会经济活动起到非正式约束的作用。非正式约束（Informal Constraints）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凝固性，并构成历代相传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在非正式约束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诺斯认为：“如果不考虑思维形态，就没有哪种制度理论是完全的”。 一种有效的意识形态可以大大降低社会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因而具有特定的经济功能。对此，荀子是有深刻认识的。他明确指出：“礼者，养也;......养人之欲，给人之求。” “行义以礼，然后义也。.......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以义制事，则知所利矣；” “故人莫贵乎生，莫乐乎安，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 又进而言之，“先义而后利，” “义以分则和。” “分何以能行？曰：义。” 此处之“义”显然是指道德规范，是“礼”的思想内涵，故“行义以礼”。对于“义”的功能，荀子表示：“夫义者，内节于人而外节于万物者也，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者也。内外上下节者，义之情也。” “义”既能调节人与人之间的横向的相互关系，“内节于人”；又能调节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纵向的阶级关系，“上安于主而下调于民”；它显然可以降低君主监督控制臣民的实施成本，即可以部分减少强制执行法规或法令的所需费用以及实施其他制度所需的费用，从而节约封建社会制度运行的总成本；所以，他说：“节用以礼。” “义”还能调节人类与自然，即人们为获取物质财富而进行的经济活动，“外节于万物者也”。由此可以看出，荀子所倡导的“义”具有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功能，这种具有非正式约束机制的“软化”功能决非其它东西所能替代。另一方面，以礼义为指导思想的“礼制”是在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历史条件下的限定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和规范；这种制度是以各种礼节仪式来体现的，对于人们的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硬化”性制约，是一种正式约束（Formal Constraints）机制。所谓正式约束，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政策法规。它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一种等级制度，从宪法到成文法和不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它们共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正式约束只有在社会认可，即与非正式约束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在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正式约束与非正式约束共同对人们的经济活动产生影响。而荀子所提出的“礼制”思想可谓两者兼而有之。

如上所述，荀子是“性恶论”倡导者，就中西方文化比较而言，荀子的“性恶论”类似于西方基督教中的“原罪说”。“原罪说”是该教的基本教义，它认为人生下来就是有罪的，是恶的，必须加以约束；因此西方社会所有的制度安排，法律法规的设置无不是对人与生俱来的“恶”予以约束，而非强调对心性的道德教化；一个人之所以会有“恶”的显现，对他人或社会有所侵犯，那是因为约束他的各种规则、法度有问题；所以，制度安排，法律法规的设置以及各种“游戏规则”的制定均远比对人本身的教育或教化重要。由此可见，相对孔子、孟子的“性善论”而言，荀子的“性恶论”更具经济的意义，尤其是制度意义；因为在经济领域里的制度安排就是对人们的经济行为—“恶”进行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

我们对荀子的“礼制”思想作经济分析时，只能立足于价值判断，而无法进行定量的实证分析；因为一种制度的运行费用或实施成本是难以量化的，更何况古代社会的“礼制”。儒家的制度思想，发韧于“周公制礼”，传扬于孔子的“仁政”，而集成于荀子的“礼制”。

中国古代社会曾对“礼”有三种表述：“礼治”、“礼制”和“礼教”，此三者虽仅一字之差，但其相距之处何足以道里计。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礼治”与“礼教”仅落在道德约束的说教层面，“礼治”重在道德感化，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孔子就说：“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而“礼教”近乎宗教戒律，故有“礼教吃人”之说。此二者均无甚经济意义。荀子提出的“礼制”思想，既有意识形态作为非正式约束所具有的“软化”的经济功能，亦有以礼节仪式作为一系列规则把人的经济行为按照社会等级限定在各自的范围内，具有正式约束的“硬化”功能。“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 与“礼治”和“礼教”相比，唯独“礼制”的经济功能最为强大。所以，有学者认为“荀况对于经济制度和道德规范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有一定的认识。” “荀况的‘制礼’包括为封建社会和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建立规制的广泛要求，而侧重面则在经济。”“这样的礼，显然是一种为巩固封建制的经济服务的新‘礼’”。“荀况所提倡的‘礼’，就是他为封建社会和封建国家所创制的调节各社会集团经济利益的制度。”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礼’到荀子这里，作为社会法度、规范、秩序，对其原起已经有了高度理知的历史的理解。” 根据郭沫若的统计，在《荀子》一书中，“礼”字的出现数次达375次之多。进而指出：“荀子的中心思想之一是把礼看得很隆重的。” 如果说“二千年来之学，”真是“荀学”的话，那么，我以为，正是荀子所倡导的“礼制”思想便是“荀学”之价值所在。恰似清朝学者王先谦所言：“荀子论学论治，皆以礼为宗，反复推详，务明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所莫能外。......余又以悲荀子术不用于当时而名灭裂于后世，流俗人之口为重屈也。” “其指趣，为千古修道立教”之“荀子术”莫非“礼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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