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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职业教育制度;语用分析;制度;教育制度;界定
与对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制度或普通教育制度研究相比,尽管已有一些文献对某种或某些具体的职业教育制度开展过探讨,但几乎没有文献系统探讨过职业教育制度概念本身的若干问题。这也许是我国职业教育理论工作者认为这个问题不屑于谈论或研究,或者认为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制度研究已经很多,观点已经很清楚,抑或是因为职业教育理论研究本身很薄弱,还没有力量开展这项研究。真的没有必要对此开展研究吗?答案是否定的。一方面,毕竟职业教育制度和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制度(实际上,我们对一般意义上教育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也有诸多差异)有所不同,有它特定的质的规定性;另一方面,在现有的一些职业教育文献中对它有种种误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将导致关于职业教育制度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缺乏可靠的基础,从而不利于理论的交流、成熟和发展。此外,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日益深人,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技术的日新月异,教育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这些都对我国的职业教育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因此,人们要求建立适应形势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呼声日高。基于对“恰当的教育制度是极重要的教育资源”①的认识,要求我们对“什么是职业教育制度”、“职业教育制度应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结构”、“职业教育制度的功能如何”等进行深入探讨,明辨正误。本文试着先从对职业教育制度这一概念理解的种种偏颇谈起,再结合制度论以及职业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对职业教育制度这一概念本身进行明确界定和厘清。
一、对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的语用分析
综观职业教育文献,大多数谈论“体制”、“体系”比较多,少数触及到职业教育制度方面的文献对职业教育制度的理解随意性很大,似乎更多的是把职业教育制度视为无所不包的、与职业教育相关的制度、体系以及相关举措,几乎没有去追究到底应如何解读职业教育制度本身。从语言的使用上讲,语用学研究讲话者有意义的一组语言实际使用的目的、效果及其蕴涵。笔者对职业教育制度进行语用分析,意在探讨人们在使用职业教育制度这一概念时所透露出的对职业教育制度这一概念的理解及其存在的问题。
视“职业教育制度”为“工具”、“手段”以及“制度总和”。有论者从教育平等视角对职业教育制度改革进行了专门探讨,指出.“教育制度一方面是进行社会化和地位分配的工具,一方面是社会整合和文化传递的必要手段。职业教育制度当然也概莫能外。职业教育制度包含着使职业教育秩序得以维持和发展的制度总和,是从宏观到微观的制度体系”。②从其论述来看,很显然,论者视“制度”为“工具”和“手段”,回避了“到底什么是职业教育制度”的问题,从文中还可以看出,它把“理念”、“法律法规”、“教育体系”、“经费投入制度”以及“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等都归结为职业教育制度的范畴。这些的确是职业教育制度,而且因为论者的侧重点在“教育平等”理念,我们也不能苛求论者。然而,从论者的理解来看,职业教育制度可以是任何“工具”和“手段”,无所不包。以这种逻辑,甚至可以如此推论,任何与职业教育有关的制度,都是职业教育制度。笔者以为,这种对职业教育制度概念不分层次、过于宽泛的理解无疑将会丧失理论研究的价值,也使人们无所适从。
视“职业教育制度”为“职业教育体系”,学制体系是其核心。视职业教育制度为职业教育体系,是缺乏一定的规范,亟须加以厘清。
二、对制度和教育制度理解的多维视角
笔者以为,对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的理解之所以出现歧义,这既与“制度”这一概念存在的多重语义有关,也与学术研究中对制度这一概念所选择的含义不同有关,更与人们对一般意义上的教育制度这一概念的理解存在歧义有关。从语义上看,根据权威语言学辞典《辞海》的解释,认为制度是“(1)要求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如工作制度、学习制度。(2)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如社会主义制度。”也就是说,按照《辞海》的定义,制度既是一种“规程”或“准则”,又是一种由各种关系构成的“体系”。这种定义是比较权威的,也是对定义职业教育制度有帮助的。西方英语国家对于“制度”通常使用System、Institution和Regime这三个词。 实际上,在使用中它们的差别是很大的。如下通过陈述和比较不同学者或学科对制度以及教育制度的多维理解,以求得对制度和教育制度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从而为笔者界定职业教育制度概念奠定基础。
不同学科及其研究者对制度有不同的定义。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如下:
一些学者基于对各种关系之间的互动是建立在一种共同的理解基础上这一认识.视制度为一种规则或规范,是一种个体主义的观点。它认为如果不遵循这些共同的理解将受到惩处或带来低效率。西方大多数新制度经济学派持有这种看法,比如美国学者诺斯、T·W·舒尔茨等人。诺斯就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契约。”⑥T· W.舒尔茨说,“我将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⑦从法学的角度,马克斯.韦伯认为,“制度应是任何一定圈子里的行为准则”。⑧从政治学的角度,罗尔斯给了制度一个简明的定义:“我要把制度理解为一种公开的规范体系”。⑨
一些学者基于一种整体主义的观点,认为既然组织被看作是行动的角色,那么制度将不仅是约束行动者活动的规则或规范,而且它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角色,也因此视制度为一种“组织”,认为任何组织本身与制度同在,组织将行为和规则制度化了,是制度化了的组织。这种定义从更广阔的视野认识制度,着眼于制度的实体性一面。康芒斯(J·R· Commons)就认为,制度是“这三种类型的交易(他认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单位是交易,而交易有三种类型:买卖的交易、管理的交易和限额的交易一笔者注)合在一起成为经济研究上的一个较大的单位,根据英美的惯例,这叫做‘运行的机构’。这种运行中的机构,有业务规划使得它们运转不停;这种组织,从家庭、公司、工会、同业工会、直到国家本身,我们称为‘制度’。”⑩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制度是一个系统或者体系。比如从博弈论的角度出发,日本学者青木昌彦就认为,“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有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制度的本质被相关或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认为是与他们策略决策相关的。”④这一定义突出了制度的博弈性质,并且持一种动态的观点来解释制度这一概念。我国学者郑杭生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社会制度指的是在特定的社会活动领域中围绕着一定目标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比较稳定和正式的社会规范体系。”@当然,这一观点和前面所认为“视制度为规则或规范”有相同之处,其区别在于,这里不仅仅认为制度是规则或规范,而是规范体系。
此外,对制度的定义,还常有把制度看作“习惯”、“模式”之说。
和人们对制度的认识和理解存在诸多差异一样,一些权威工具书或一些学者对教育制度的认识也是不一致的。
顾明远主编的《教育大辞典》认为,教育制度 (其给予的英文解释就是educational system一笔者注)是“一个国家各种教育机构的体系。包括学校教育制度(即学制)和管理学校的教育行政机构体系。教育制度是一定社会历史阶段的产物,受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制约。有的国家把教育制度看着按国家性质确立的教育目的、方针和设施的总称。”(13)由此可看出,编者把教育制度看作是“体系”,是各种组织(教育机构)的体系,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观点。这与前面把制度看作一个“系统”或“体系”是基本一致的。这种观点把教育制度与教育机构混为一谈,以这种观点推论,制度建设就是机构或体系建设,这对探讨如何建立现代教育制度是无益的。而且这种观点认为,教育制度“包括学校教育制度(即学制)和管理学校的教育行政机构体系”,这种观点似乎更有把学校教育制度之外的其他教育机构排除在教育制度之外的嫌疑.这种定义过窄。
大陆和台湾学者联合编写的《教育百科词典》认为,教育制度“有两种解释:(1)根据国家的性质制订的教育目的、方针和设施的总称。(2)一个国家内各种教育机构的体系:一是泛指有组织的教育和教学的机构体系,包括学前教育机构、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机构、成人教育机构、少年儿童校外教育机构以及各级教育行政组织机构;二是专指各级各类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14))在第一种解释中,教育目的和方针是规范性的、方向性的,或说就是具有较浓规范意味的观念,设施通常更多被理解“物质手段”,这些被总称为教育制度。在第二种解释中,把教育制度看作是“各种教育机构的体系”,与前面所述的观点有相似之处,但这里又具体分为“泛指”和“专指”两种,这比前面的观点更有合理性。两种解释似乎都与视制度为“组织”的观点相类似,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观点。但这种观点似乎让人无所适从,对教育制度是什么或什么是教育制度以及对如何构建现代教育制度几乎没有什么价值。
有日本学者认为:“教育制度,即教育的机关及功能,依据法规并以社会传统或教育观为基础而成立或发展的教育组织。教育制度即教育政策借法规而具体化的设施,也可以说是以教育法令为中心的组织。”(15)简言之,教育制度即“教育组织”。也就是说,论者试图从组织分析的视角探讨教育制度,着重结合法规赋予组织功能的角度来谈教育制度,论者强调的是组织而不是规范(就规范来说,尽管这一定义隐含着“政策”或“法规”等制度形式,但是不是就仅此而已呢,值得商榷)。细细探究起来,这种观点和前面所说的视教育制度为“教育机构的体系”的观点也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是一种整体主义的视野,都试图从“组织”或“机构”着眼来谈教育制度。
通过如上分别对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诸种定义的解读、剖析,笔者发现,不同学科或者不同文献对制度和教育制度的认识是有差异的,站在各自不同的立场来看,它们都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正当理由,然而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很多共性的东西。就对制度理解来说,不管是视制度为“规则或规范”、“组织”,抑或视制度为“系统或体系”、“习惯”、“模式”,也不管是从整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着眼,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起点,那就是都围绕规则或规范来展开,都程度不同地强调了制度的规范性成分;而且更倾向于视制度为“系统或体系”,而不是单一的东西;对制度的探讨大都涉及到各种关系的协调和处理。就对教育制度理解来说,教育制度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对其定义和理解本不应该丧失其本体论意义上的制度蕴涵,然而恰恰相反,似乎教育学者们更多偏向于从“机构体系”去探讨、去定义、去理解,偏向于组织分析的方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把教育制度就等同于教育机构,没有突出规范的意味;另外,笔者还发现大多数关于教育制度的定义基本上采用了外延定义的方法,这种方法很容易犯定义过窄的毛病,不能穷尽所有的数量。结合前面对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的语用分析,笔者也发现可能正是因为受到这种传统意义上对教育制度理解的影响,一些学者在理解职业教育制度时也倾向于这种思维逻辑。如上对制度和教育制度的种种定义和理解的剖析,不仅说明了有对职业教育制度这一概念进行重新审视和界定的必要,而且为重新界定职业教育制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三、对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的重新界定
如前所述,对职业教育制度概念理解上存在的混乱现象,不仅影响到职业教育理论的交流,而且影响到这一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因此,弄清楚到底如何界定职业教育制度这一概念,以及其本质特征又何在,是一项基础性工作。
概念统一,不是为了统一思想,而是为了统一表达,更是为了达致学科的繁荣和科学化。我们知道,定义是用一个已知概念对一个新概念作综合性的语言描述。从结构上来说,一个定义可以分为定义项和被定义项两个部分。定义项又可以分为属和种差两部分。定义的表示形式如下:被定义项(被定义的概念)::定义项(属概念+种差)。这里,属概念就是指“上位概念”,种差就是使被定义概念和属概念区别开来的属性。(16)于是,对职业教育制度这一概念进行定义,就有一个如何选择属概念和种差的问题。很显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职业教育制度就是指职业教育活动的制度。尽管这种说法本身没有错,然而这样的界定由于属概念的选择不当,因此导致它不仅指称不明,不容易理解,也有循环定义之嫌疑。基于如前所述对职业教育制度的语用分析以及对制度和教育制度概念的多维度理解,也为了体现职业教育制度这一概念的可操作性,笔者拟采用规范体系这一制度概念的共同逻辑起点作为属概念,结合职业教育的性质和特点并从“大职教观”的视角出发对职业教育制度概念作出如下界定:职业教育制度指人们自觉制定的并要求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职业教育活动的规范体系,是调整各种职业教育机构与各种职业教育管理机构和社会其他相关机构之间以及各种职业教育机构内部各种关系的中介,是确保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极为重要因素。由于这一概念外延的复杂性,这里采用了内涵定义的方法。就其外延而言,学校职业教育制度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们经常关注的焦点。基于学校职业教育在我国整个职业教育体系中居于主体地位的现实,我们也因此把学校职业教育制度视为我国职业教育制度的核心。它规定着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性质、培养目标、任务、入学条件、修业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包括职业学校办学体制、职业学校升学考试制度、职业学校招生制度、职业学校衔接制度、有关职业学校性质的制度、职业学校学位认定制度以及职业学校产学合作制度等。
从如上定义可以看出,职业教育制度既具有一般意义上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共同特征.又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制度和教育制度,笔者对其内涵进一步解读如下:
职业教育制度是一套规范体系,具有自觉创造性、公开性、规范性以及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规范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或不应该做什么,有什么权利又有什么责任。这是制度的本质特征之一。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仅对制度作“习俗”、“道德”甚至“组织”的理解,笔者视职业教育制度为“规范体系”,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整体,而且必须体现职业教育的性质和本质特征;在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前提下,它同时又要求社会相关成员共同遵守;尽管制度的设计和选择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必然性.然而同时它又具有可选择性、可改造性和可设计性等自觉创造性的一面;它是公开的,又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
职业教育制度作为一种中介,它调整着各种职业教育机构与各种职业教育管理机构和社会其他相关机构之间以及各种职业教育机构内部各种关系。职业教育制度通过调整各种关系而发挥其作用,体现其功能,从而促进职业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基于对现代职业教育内涵及其本质特征的深入理解,探讨职业教育制度应该秉持一种“大职教”理念,也因此就有了定义中的“各种机构”和“各种关系”一说。所谓各种职业教育机构,包括中专、技校、职高、高职、技术本科、普通大学中的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各种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举办的职业培训:各种职业教育管理机构是指对各种职业教育机构及其相关事务进行管理和协调的机构;所谓社会其它相关部门,包括各级教育决策、规划和管理机构、普通教育机构(普通初等教育机构、普通中等教育机构、普通高等教育机构)、成人教育机构、特殊教育机构、职业教育科研机构、职业教育科研规划机构、职业教育教师教育和培养机构、劳动力市场调研部门、职业介绍机构、劳动部门、行业协会、企业、部门联席会议、校长联席会议、人事部门、财政部门、税务部门、对外合作部门以及捐资助学的慈善组织等。职业教育制度不仅要调整各种职业教育机构与外部的各种关系,而且要调整自身内部的各种关系。
职业教育制度是确保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极为重要因素。视教育制度为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资源,是近年来教育理论研究领域日渐达成的一个共识。从根本上说,任何教育制度的设计和创造最终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各类人才服务的。职业教育制度是确保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证,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极为重要因素。这是由职业教育的性质和特征所决定的,也是职业教育制度区别于一般意义上制度和教育制度的又一个重要属性。
注释:
①康永久. 教育制度的生成与变革——新制度教育学论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144.
②张社字.教育平等视野下的职业教育制度创新[J].教育发展研究,2003(11):71-73.
③李守福.职业教育导论[N].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01.
④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241.
⑤王春梅.建立现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研究[J].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2(4):13-14.
⑥[美]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 [N].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
⑦[美]R·科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253.
⑧[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45.
⑨[美]罗尔斯.正义论[N].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50.
⑩[美]约翰.康芒斯.制度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2:86.
(11)[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28.
(1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253.
(13)顾明远.教育大辞典(第1卷)[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68.
(14)教育百科辞典编审委员会.教育百科辞典[M].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4:416.
关键词:“学校消亡论” 学校教育 虚拟学校 科层制 自主选择
一、新一轮“学校消亡论”来袭
自从现代学校建立以来,技术乐观主义者们便不断地从“技术决定论”出发批判现存教育制度的缺陷。他们在针砭现实教育制度的诸多弊端中逐渐走向激进,最终彻底否定了各种“设施性”教育的积极作用,主张废除正规的学校教育,彻底放弃学校教育制度。他们认为“教育的未来首先取决于能否成功地发掘和使用电子计算机的潜在可能性”,并预言“完善的教学机器将普遍推广,为每个人以自己喜欢的任何形式进行‘无拘无束的学习’提供可能”,进而提出把取消义务教育作为通向未来教育的第一步[1]。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极大地影响了教育的发展。数字化使得世界范围内的优质学习资源以营利或非营利、官方与非官方的方式开放共享,打破了学校对于知识的垄断。从课程层面对学习者在线学习结果的认证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虚拟学校大量涌现。比如,在美国,K12公司()是最大的面向基础教育的在线教育提供商。在我国,“德智”(http:///)、“学而思网校”(http:///)、“巨人网校”(http:///)等提供非常完备的基础教育在线课程。相比传统学校教育的昂贵(常常并不直接体现为教育费用),虚拟学校成本低廉,人们只需要缴纳很少的学费甚至免费就可以获取丰富的优质学习资源以及对学习成果的认可。同时,虚拟学校也给予学习者最大的学习自由。于是,不断有人质疑,“是否还需要教师?”“学校是否会消亡?”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互联网在短短十多年中几乎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行业结构,数字化使得许多行业已经面目全非,还有许多行业从此消失不见。数字化浪潮是否也会“杀死”传统学校?
二、传统学校不会消亡
1.学校教育将伴随人类社会始终
首先,学校是进行文化传承,实现对年轻一代进行社会化的专门场所与组织。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征在于文化,即通过非遗传系统进行信息的积累与传递。教育是进行信息积累与传递的最主要非遗传系统。人类通过教育完成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实现信息的积累与传递,完成生活与生产经验的传递与发展,人类社会由此得以延续。没有教育,便没有人类社会的延续。最初,教育与生活和生产过程天然地结合在一起,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主要通过在氏族的集体生产与生活的非正式教育中完成。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不断积累使得非正式教育不足以承担文化传承的职能,教育于是逐渐独立出来成为一种由专门人员从事的专门事业,并通过学校这一专门组织来进行。虽然说教育未必一定局限于学校,但学校从此成为对年轻一代进行社会化的主要场所与组织。可见,学校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和表现。
其次,学校还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专门机构。远古时代,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主要通过在氏族集体生产与生活的过程中将生产与生活所需技能与经验传递给下一代。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极其缓慢,学校的主要职能是为社会培养所需的管理者,且规模与数量极其有限。对于广大普通劳动者来说,生活技能与经验的学习主要由家庭承担,生产技能与工艺则主要通过代际传承和师徒传授。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生产力极大地解放,大工业生产要求大量具备一定知识与技能的合格劳动者。而古代社会的人才培养方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才质量与数量的需求。于是,国家回收教育权,以强大的经济力量建立起了现代学校教育体制,通过标准化建设促使学校在规模和数量上都迅速扩大,为工业化培养合格的劳动者。可见,只要社会在发展,便会对人才提出某种需求。不同社会形态对于人才规格的不同需求将会使得学校教育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因此,学校教育由于其承担着培养完人和合格人才的职能并不会消亡。虚拟学校是否能取代传统学校教育要看虚拟学校是否能提供真正的教育来实现文化传承和人才培养两大职能。
2.虚拟学校无法取代传统学校
(1)什么是教育
不管有多少种理论来阐释教育,不管教育的本质到底包含多少层面的涵义,亦或教育并没有什么本质,我们都得承认,在学校这个专门场所与组织中所开展的教育活动区别于其他专业活动之处首先在于教育活动的实践对象是作为生命个体存在的人。
巴赫金指出,“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2]对话,在语言学视阈内指发生在主体交往之间的谈话。但是,在超越语言学的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对话既包括通过人对精神产品的理解和批判,也包括发生在作为主体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主要强调意义的流动与分享,最终达成不同思想的理解。“对话仿佛是意义的溪流在我们之中,通过我们和在我们之间流动。”(戴维・伯姆,2004,6)正是在意义的流动与分享中,生命个体获得存在。因此,人的存在的本质即对话。因此,教育,必然应当以对话为首义,这是由教育对象是作为生命个体的人这一教育活动的独特性所决定的。如果教育过程中缺失了对话便不是完整的教育,因为其忽略了人作为生命个体的存在。正如弗莱雷所说,“在非对话的教育中,其重要特征之一是一个主体要使对方成为客体。”因此,教育即对话。虽然,教育即对话这种理念虽然并非是唯一真理,并非能够解决一切教育问题,但教育首先应当是对话。同时,教育活动本身应当通过对话来进行。在罗蒂的教育学说中,教师的重要作用便是通过谈话激发学生的想象力。“师生之间的教育交往的主要形式是对话,这种对话正是教育本身的性质。”[3]但是,不是所有的对话都是教育。只有那些以有意识地对人施加影响以促进人的身心发展为目标的对话才是教育。马丁・布伯说,“对于教育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缺乏方向的自由,而是具有方向与目的的对话。”[4]对于学校教育来说,对话的方向与目的尤为重要,这是由学校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的规定性所决定的。因此,教育是一种特殊的对话。
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对话,表现在人的存在的各个方面。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将个人的存在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个人对周围环境世界的体验;第二个方面是对其他个人的体验;第三个方面是自我的世界的体验。因此,“对话是以世界为中介,是人与人之间,人与事物之间进行意义的交流、理解和分享的活动。”[5]我国学者金生v概括为,“教育就是对话,是上一代人与下一代人的对话,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是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是人类的历史经验与学生个体的对话。”[3]日本学者佐藤学将其概括为是学习者同客观世界的对话、同他人的对话、同自我对话三位一体的活动[6]。总的来说,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的对话,应当是帮助和引导学习者同客观世界对话,同他人对话,同自我对话。不管学校教育的四要素(学生、教师、学习内容、教学媒体)在形态上发生怎样的变革,包含以上三方面的对话才是完整的教育。
(2)虚拟学校中教育的缺失
虚拟学校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学校形式。通过虚拟学校主页,学习者可以注册并通过学习学校所提供的课程而获得相关认证。虚拟学校区别于传统学校教育最主要的特点是:以教学视频来代替教师进行知识讲授,以基于互联网的通讯代替学生与教师、与其他学生之间的互动。虚拟学校的这些特点无法提供真正的教育。
首先,教学视频无法取代教师。教育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的掌握,还包括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影响。正如罗蒂所说,教育的作用不在于传授真理,而在于“教化”[7]。在学校教育中,这种对人格品质的促进正是通过师生之间以知识与技能为载体的对话来实现。教师以其系统和丰富的知识结构与洞察力成为教育对话的引领者和践行者。通过提问与质疑促进意义的流动,课堂教学便成为师生真实生命体的“共舞”。学生参与其中,教师则根据学生的反馈控制课堂教学的节奏。教师没有自说自话,学生没有置身其外,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演绎”出生命中某一时空节点上的这一场“剧”。在以知识与技能为载体的共同“演绎”的对话中,学生作为一个生命体获得成长,教师的价值得以体现,创造出职业的意义所在。正如马丁・布伯(MartinBuber)说,“教育过程是师生在对话中的精神相遇和共享”[4]。而教学视频虽然在促进学生知识与技能的掌握中有着积极的作用,但其使得师生对话缺失,因而无法取代真实课堂教学。教学视频和真实课堂教学之间的区别就好比是电影和戏剧之间的区别。不管电影多么引人入胜,观众永远都只是观众,坐在观众席中观看演员们排练很多次后的表演,无法参与。并且,观众沉浸在演员表演和摄影特技塑造的虚拟空间中常常被形塑为客体。而在戏剧中,在被隐喻为“少了一面墙的屋子”的舞台上,观众进入演员的“生活世界”与演员处于同一隐秘时空下。观众不仅仅是作为旁观者的观众,而是与舞台上的演员一起共舞。观众和演员一起沉浸在共同形塑的生活体验中,获得生命的对话交流,感受灵魂的共振。这一区别可以形象地说明教学视频和真实课堂的区别。真实课堂中,学生与教师便是在同一隐私空间中的“共舞”。只有在这“共舞”中,才会发生“一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影响,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唤醒”。而在教学视频的观看中,学生永远只是位于观众席的“观众”,是置身事外的他者。并且,由于未成年的中小学生本身主体性发展并不成熟,教学视频赋予学习者学习自的同时也很容易使得学生客体化。因而,教学视频永远无法像真实课堂教学那样提供真正的教育。
其次,通讯无法取代对话。虚拟学校中的师生之间以非面对面教学为主要特征,师生互动主要借助web2.0工具进行。师生之间以web2.0工具为媒体的通讯无法实现师生之间的教育对话。因为,对话一定是完整主体之间的交际,是真实的自我面对互动对象的活动。对话不仅包括言语交谈,关键在于双方心灵的相互沟通,是双方精神的敞开和接纳。“对话和理解是双方面对面的相遇,每一方都把另一方看作是与自己‘交谈’的‘你’,这是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的关系,双方都亲临在场,在精神的深处被卷入了,沉浸与被吸引到对话之中”[3]。因此,教育对话一定是通过师生之间真实生命个体的“相遇”得以实现。在马丁・布伯(MartinBuber)的对话理论中,“我”与“你”的“相遇”是教育的核心原则。这种“我”与“你”的“相遇”是活生生的“相遇”,即“我”是以全部的生命存在和真正的本性来与“你”相遇。这种“相遇”引发学生和教师之间作为生命体的“对话”,教师于是引导和支持儿童潜能的发展。“决定性的影响不是被归于本能的释放,而是归于被释放的本能相遇的力量,即教育的力量”(布伯,1992,126)。因此,学校教育的教学中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是完整主体之间的交际,是师生作为一个完整的生命的相遇,是两个完整生命的交流。是“人作为一个完整的声音进入对话。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而且以自己的命运、自己的全部个性参与对话”[2]。“人是整个地以其全部生活参与到这一对话之中,包括眼睛、嘴巴、双手、心灵、精神、整个躯体、行为”[2]。在学校教育活动中,教师正是以其完整生命的形式与学生“相遇”,通过自己的全身心得以影响学生的全身心。但是,在借助web2.0的通讯中,师生均已被简化为一个ID。不管对这个ID进行怎样个性化的设置,这个ID仅是一个虚拟身份。在身份的虚拟化过程中,个体隐藏于虚拟空间,同时隐藏的还有真实的自我。师生的交互于是仅是信息通讯,并非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说,虚拟学校实际上并不能提供完整的教育,而只能是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
三、“学校消亡论”矛头所指――科层制
1.“学校消亡论”的历史梳理
虽然学校作为提供真正教育主要的、专门的场所并不会消亡,但是这种“学校消亡论”在短短两百多年的现代教育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并在新形势下死灰复燃,这不得不让我们对其进行深入思考。
第一次“学校消亡论”发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以前苏联教育家舒里金等人为代表。当时,新的科技革命促使整个社会与经济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社会矛盾同时凸显。人们出于通过变革教育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的目的提出各种变革学校教育系统的主张。其中,“新教育”运动和“进步教育”运动所主张的理念,即以儿童兴趣为中心进行课程组织与开展学校教学活动,在苏联逐渐走向激进,进而主张取消学校。1927年,舒里金在《走向新学校之路》第9期发表《过渡时期的教育学》公开提出学校消亡论。此次“学校消亡论”的核心观点,就是用一般社会化机构如“劳动公社”和自发性的“社会形式”,来取代学校和学校教育,包括取消旨在传授系统知识的分科教学计划、分科教学大纲和分科教科书,取消班级授课制和知识考评制,否定正规学校机制和教师的主导作用及地位[8]。第二次“学校消亡论”发生于20世纪60、70年代,主要代表人物是伊凡・伊里奇等,代表作是伊里奇的著作《非学校化社会》。当时的社会背景是,二战结束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社会与经济以及人口结构等都经历着剧烈的变革。这种异常迅速的变革环境中,教育体制适应周围环境变化的速度显得过于缓慢,学校教育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来解决涌现出的各种社会问题,由此产生了世界性教育危机。“学校消亡论”就是人们在批判与反思学校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中产生的一种激进思潮。《非学校化社会》等一系列著作中表达了“非学校化社会”思潮的主要观点:工业革命以来,学校已日渐异化为一种机构,无力提供真正的教育,因此只有以学习网络取代学校,即让社会各机构承担起教育职责,才能给教育和学习带来生机与效益,恢复教育的本来面目。
分析每一次“学校消亡论”发生的社会背景、主导思想与实践内容,可以发现,他们的矛头所指并非“教师”、“课程”或“学校场所”等这些要素,而是对这种“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不满。他们所主张取消的并非简单的“教师”或“课程”或“学校场所”等要素,而针对的是诞生于工厂制度的学校教育组织形式――科层制。他们认为科层制组织下的学校教育系统无力提供真正的教育来促进人的发展,满足社会的需求。
2.新一轮“学校消亡论”中教育体制的变革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一轮“学校消亡论”所体现出的正是诞生于工业革命的学校教育不能满足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社会转型所提出的要求。信息革命对人才规格提出了新的要求,信息社会中的学校教育需要让学生学会的是面对未来的知识与技能,仅仅教授人类过去的经验结晶已经不足以应对未来的挑战。而科层制下应对缓慢发展社会需求的学校教育显然无法培养出应对未来社会的人才。当前的教育体制已然无法适应急剧变化的信息化社会的要求。卷土重来的“学校消亡论”正是科层制本身的弊病这一尚未解决的旧问题在新的社会形势下的再次凸显。我们迫切需要在信息化背景下重新认识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重新评估学校的组织及运行方式。
信息化使得“工厂学校”全方位地控制着学生学习的情形将被彻底打破,赋予学习者更多的学习自由;按照年龄分层和“螺旋式上升”的学科逻辑设计的教育系统将被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弹性的制度设计取代。这是一种面向学习者自主选择的学校教育,至少包括以下一些内容:学生的学习课程可以进行个性化订制,在线学习方式与非在线学习方式一样可以获得认可,学生的各种学习成果都可以按照某种标准给予认证,学生通过不同学习方式获得的学习认证可以按照统一标准计入学分银行,学生可以打破年龄限制按照学习成果进行分层,等等。
“学校消亡论”所反映出的是人们在新形势下对于学校教育的再次反思。在与虚拟学校这种新学校形式的对比中重新确证传统学校的价值,重新认识教育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在对学校是否会消亡这一问题的挖掘中找到真正需要走向“消亡”的是诞生于工厂管理的科层制度。未来的学校教育管理制度不再是以“流水线”为中心,而应当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弹性教育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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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减负”;制度视角;教育制度;中考改革;高考改革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07-0262-03
经过改革,长期以来中国陈旧、单一、繁难、僵化的中小学课程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学校课程建设与管理发生了不少变化,但是,我们必须清醒的看到,问题也不少。特别是关于学生的学业负担问题,石鸥早在2001年就指出,“自上而下的减负运动铺天盖地地向中小学涌来。出现了包括以减轻学生书包重量、减短学生在校时间、减少学生作业量和课程门类等‘四减’为主的多种举措。这一切直接影响着当前的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使原本复杂的问题进一步升级。这些举措寄托了人们对推动素质教育、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美好理想。但随着减负的深入,人们发现,声势浩大的减负运动并没有带来家长、学生的欢呼和预期的教育效果。”[1] 学生学业负担过重问题既是当前升学竞争、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的产物,也是社会上激烈的生存和发展竞争在教育领域的反映。“素质教育步履维艰、应试教育愈演愈烈”的问题,板子不能只打到学校和教师身上。基础教育的问题非常复杂,并非课程改革就能全部改变。许多属于课程的问题也并非仅从课程入手就可解决,而需综合治理。“减负”不仅是减的问题,更是教育各系统相互协调的问题,它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措施去支持。如果配套改革跟不上,“减负”也必然受影响。比如减轻课业负担必然涉及到教材的改革、课堂教学的改革、考试制度和对教育评价制度的改革等等。相应改革不到位,“减负”的本质效应就难以体现到位。查布等在分析美国教育改革收效甚微的原因时提出“制度视角”的概念,认为“制度是了解学校的关键因素”[2]。如果要想实现教育变革的目标,就必须创立新的教育制度,改变管理学校的规则体系,从而影响到教育改革的进程与发展。
一、从制度视角下讨论减负增效,促进新课改实施的原因
1.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制度更具有根本性。格雷斯认为,“当前教育中的许多问题和危机,其实都只是教育政策(制度)在深层历史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的外在矛盾表现。” [3] 深入全面地推进素质教育,推进新课改,必定要求人们要有意识地关注教育制度,关注教育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2.制度化的思想更具有实际意义。思想只有落实到制度设计和政策层面上,并由此作出制度创新、制度安排,才能够更好地改变和推进社会发展的进程。
3.制度是认识事物发展的重要标志。比如是实施素质教育还是实施应试教育,是稳步扎实地推进新课改还是敷衍了事,从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所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就可以判断出来;从一些主要的相对比较具体的制度,比如评估制度,也可以判断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程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
4.真正的教育变革必定要落实或者体现在学校变革上,而学校变革本身以及学校的办学效率和教育质量的真正提高依赖于合理的制度安排和良好的制度环境。约翰・E.丘伯和泰力・M.默在《政治、市场和学校》一书中写道,“所有的学校都在适应其所处的制度环境的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组织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又反映了它所适应的制度环境。不同的制度管理体系,总是支持一定形式的组织结构而抑制其他组织形式的发展。”而在个体的层面上,“不同的制度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缩小或扩大)个人的选择”,从而影响到教育改革的进程、发展,甚至直接影响到教育改革的成功与失败。因此,要想提高学校的办学效率和教育质量,只能改革学校运行的制度。“如果……想建立优效学校,他们必须首先创立新制度,影响‘个体’的选择,从而顺理成章地促进而不是抑制优效学校组织的建立。”[4]
5.学校变革困难的深层次原因是作为组织的学校受制于制度逻辑的约束。“学校在巨大的变革压力面前表现出了很强的稳定性。新制度主义认为,学校作为组织是生活在组织域中的,因此就受制于制度逻辑的约束。而学校变革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必然试图突破制度逻辑对它的限制,但制度逻辑是高度稳定的。因为制度逻辑的形成是‘集体行为’,单方面的改变很难成功。制度逻辑可以自我‘神化’,从而免于理性的质疑和冲击。个体往往无法意识到制度逻辑对自己的影响,因此制度逻辑很难被有意识地纠正。这是造成学校变革困难的深层次原因。”[5]
教育制度作为一种独立于个人意志的非人格化的机制影响并维持着教育秩序,正如知名学者钱理群所说:“教育的问题应分两层:一是教育制度问题,二是教育理念问题。”[6]教育理念是从规律的角度理解教育,而教育制度是从运作的角度诠释教育。对新课改而言,教育制度更是其成功与否的关键。真正的课程改革必定是观念与体制的同步变革。但是当前新课改的实际运行情况并非如此。
二、目前中国现行教育制度带来的弊端
中国效益优先――非均衡发展的教育财政政策、集权统一的课程管理体制、“测验本位”取向的教育评价制度、权力主义的学校管理等制度性缺陷,严重阻碍着基础教育新课程的实施。中国的教育制度选择的是效益――非均衡发展的发展路线和培养“尖子”的精英教育模式。
层层设置的重点学校制度更加剧了基础教育内部资源配置的失衡,导致了地区间、学校间差距的扩大。对新课改而言,一方面城镇重点学校为了保持高升学率以维护其“声誉”和既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出于对改革风险的疑惧和对娴熟的旧的教学模式眷恋不舍,对新课程缺乏动力与热情。在具体的监管层面上,国家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缺失,教育评价制度严重滞后。推进课程改革,需要建立一个国家、地方和学校在教育质量评价上各司其职的评价系统,但一直以来,中国教育评价的组织和管理未能得到应有的加强,国家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缺失。教育质量被狭隘化为学生的考试成绩,导致考试成为教学活动乃至整个教育的核心。正因为目前没有建立一个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体系,在学校层面也没有形成学业评价或课程评价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相匹配,真正发挥评价对教师、学生发展的促进作用的局面。“考、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分,学生的命根”的状况并没有得以根本改变。
周兴国将课程实施中存在的学校管理制度与课程的教育理念相互冲突的现象称之为“理制冲突”现象。主要表现为:素质的理念与突出知识传递的教学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发展的理念与基于结果的评价制度之间的冲突、教育交往的理念与学校教学常规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等等[7]。不仅造成现实生活中的教师面临着个人已经确立的内在教育理念与对其行为具有外在约束的规范遵从之间的选择性不适应,而且造成学校管理制度系统结构组成部分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矛盾或不一致问题。
就新课改的推进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体制因素。当前相关的制度存在不合理性而明显阻抑了新课改进一步发展的方面还很多,具体如教师教育制度、教育监察制度、教师任用制度、教育评价和管理制度等等,这些方面存在的许多不合理之处或缺陷构成了新课改的体制。
三、新课改遭遇体制
1.素质教育的推进目前还仅仅限于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没有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政策体制。“地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学校、校长、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责任体系和规范要求还不够明确,缺乏必要的工作考试机制和表彰激励机制。就教育内部而言,推进课程改革力度较大,但与之相配套的考试评价制度和教师培养培训还没有跟上,尤其是综合素质评价机制等措施还不尽完善。”[8]
2.教育制度自身的特点。第一,教育制度常常落后于教育生活的发展,而教育制度一旦形成,就获得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第二,教育制度相对于教育来说具有抽象性。教育制度无论怎样具体,都只能是原则性的,还有待于实施时的具体解释与掌握。有些制度设计本身是好的,可实施时的具体解释与掌握不到位,实际执行起来就变了样。第三,教育制度作为一个系统存在,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某种内在裂隙。这种先天性的内在缺陷为新课程的发展预设了种种“壁垒”,为教育秩序的僵化埋下了“祸根”。因此,新课程的实施需要一系列教育制度的重建或者确立。但任何教育制度都会存在着不完整与欠缺,教育制度绝不是一劳永逸地都有利于人的自由发展和教育发展,这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没有一种制度体系是十全十美的。正如民主制度不能充分完全地体现和贯彻公共政策,市场也不能实现完全竞争和选择的理想”[4]。同时,由于体制创新的过程关涉多方面的因素,特别是关涉利益和权力的再分配,因而实施起来必定困难重重。纵然如此,我们仍应坚持进行教育体制的改革,要形成“改到深处是制度”的共识,推进新一轮教育制度的创新。
四、教育制度的创新――云南省大胆推进中考、高考制度改革
1.强化制度意识,讲究系统与整体的方法,进行制度的调整与创新。改革教育制度,不仅意味着教育公共权力的解构与重建,更重要的是,与已经进行的其他领域的改革相比,教育制度的改革影响面更广,影响度更深。因此,进行教育制度的改革,需要有改革的整体意识和对教育系统的洞察,如此才能够有所作为。“最有成效的策略不是对既有教育制度的彻底抛弃,而是在现实基础之上寻求建构新的教育制度。”[9]在云南省加强学校现代管理工作会议上,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宣布了云南对中考、高考进行改革的这一消息。他强调,云南学校要立足建立以师生为本的现代教育管理制度,教育的目标不是培养会解题的学生,而是培养具有幸福生活能力的学生。中考、高考制度的改革,是教育厅为全省中小学校“松绑”,落实现代教育理念,建立符合现代教育的管理体系和制度的基础措施之一。省教育厅根据全省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和近几年教育部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云南省实际,制定了《云南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方案(试行)》,进一步完善全省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工作,与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制度同步实施,为深化高中阶段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创造必要条件。
2.抓住教育制度创新的重点,构建新型的政校关系,确立并准确定位学校在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新课改走到今天,迫切需要制度上的突破,教育制度变革不仅在于制度的调整与创新,还在于转变政府的教育行政职能,以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促进学校专业发展,将学校引至独立的学校行政、自主发展、自我激励及自主维持的体系上,不断促进学校发展。建立并实施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创新(评价制度改革)。它是全面衡量初中学生在学科学习方面是否达到毕业要求的水平考试,是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和引导义务教育学校认真执行国家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进一步规范学校教育教学行为、科学评价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手段。自2009年实施中考制度改革至今,云南省又将在2012年实施高考制度改革,同样引入高中生学业水平考试。
3.进行系统的梳理,着手具体的教育制度建设与改造。就学校管理制度与新课程的教育理念相互冲突而言,存在几种不同的情况:其一,制度缺位,即学校管理制度的改造与创新滞后于课程的教育理念的确立,致使整个教育实践缺乏制度跟进,与新课改的教育理念相对应的学校管理制度存在着缺失现象,比如国家教育质量监测体系缺失。其二,制度错位,虽然有制度,但在执行与实施中走了样,学校制度的改造与创新并不是以新课改的教育理念为依据,而是以某些非课程的或非教育的理念为依据,立足于追求课程的教育理念之外的利益。其三,制度超前,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无视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统一在小学三年级开设英语课程等等。因此,有利于新课程实施的制度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力量全面地梳理学校内部的各项管理规章制度,结合新课程的教育理念进行学校管理制度的创新与变革,解决好学校管理制度与新课程理念之间存在的矛盾、脱节和错位等问题。
云南省实行初中学生、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是中小学评价与考试制度改革的突破性环节,是深入推进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以初中学生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和初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结果为依据,按照“综合评价、择优录取”的原则,逐步采用差额投档、比例投档等办法,充分保证高中阶段学校招生的选择权。2012年的高考也选择同样的办法,在高考录取上必须将高中学生的综合素质评价成绩计入高考总分。此次改革的着眼点是减轻学生心理、课业、经济负担,建立有利于素质教育实施,有利于学生潜能的评价和培养,有利于改变中考、高考一次考试定终身、使教育资源公平分配的机制。
新的评价体系坚持了评价标准的综合性、评价过程的动态性、评价方法的多样性,做到科学地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从而正确地引导学校从宏观上、机制上树立素质教育的指导思想,引导教师自觉落实素质教育的各项要求,引导学生全面发展,提高综合素质和能力,这时“减负”才会水到渠成。素质教育才不会流于形式,才可能真正落到实处。学校推进素质教育,打破知识的一统天下,教师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联系实际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各种活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即使知识性的学习方式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素质教育的结果对知识性的学习有很好的调剂作用,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同样的学习任务可能不再感到是沉重的负担,甚至根本上不认为是负担了。
由此可见,解决中国中小学教育中的减负和素质教育问题不能简单地做加减法,必须在教育制度上深化改革,加大力度,才能使两大难题大大缓解,其负面影响被控制在最低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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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形势;创新教育
【Abstract】Nowadays society promote implement innovation education, innovation education have becom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a school for ages education of predominance.It not only can the exaltation talented person's character, in the meantime can development the talented person's innovation consciousness, thus push forward science culture forward development, push mankind history of progress.
【Key words】New situation;Innovation education
当今社会提倡实施创新教育,创新教育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学校教育的主导。它不仅能够提高人才的素质,同时能够培养人才的创新意识,从而推进科学文化向前发展,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那么,如何卓有成效地推进与实施创新教育 呢?我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转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提倡创新教育
中国数千年来的封建文化统治及其长期深厚的影响,造成我国尚未形成 创新性人才生成的良好的观念氛围,尤其是明朝闭关锁国以来,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数百年”的进取创新意识偃旗息鼓,很多消极的处世哲学、处世观念充斥社会。到了近代,人作为一个个体的观念被忽略,这就导致了人的主观意识被淡漠,更何谈自我发展、自我创新?这些观 念严重束缚了个体的个性发展和独创性的发挥。因此,扭转整个社会陈腐的观念,形成推崇创新,追求创新的观念氛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提供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教育创新制度
这些年来,我国教育一直处在“传授——接受”这一传统的教与模式下,这种教育制度环境,严重束缚了教育活动主体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发挥。要有效地推进创新教育,就必须实现教育制度创新,使学校成为自治约束、自我发展的创新主体,为创新 教育的实施提供制度保证。首先,可以向发达国家看齐,改变对学校管得 过宽、过死的状况,在招生、课程安排、教育评价、教 师管理、教学管理等方面给学校以充分的自主权。其次,加强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继续深化校长负责制。充分调动学校各成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学校自主创新活力。再次,学校要开设各种类型的科目,尤其是能够开发学生创造性思维的科目。总之,要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与管理自主权,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发挥学校的主体作用,自我约束,自我发展,为发展创造教育提供宽松的环境和制度保证。
3.教师应是创新教育的主导者与实践者
教师的水平决定了教育的质量,。能否拥有一支高层次、高水平同时富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教 师队伍是实施创新教育的关键。如何造就一支适应创新教育的现代化教师队伍呢?应从以下两方面做起:第一,应使教师处在一种学无止境的状态中。俗话说“活到老,学到老”,要想让教师富有创新精神,就应不断的参加学习与进修,必须使他们处在一种永不休止的学习状态中。因为知识的更新是很迅速的,身为创新教育的主导者的教师,如果不经常的学习与探索,有什麽资格身为人师呢?更何谈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第二,培养教师运用新兴学科及 综合性学科进行创新教育的教学能力。为了适应当代科学技术高度分化和高度综合的时代要求,教师应是站在时代最前沿的知识的传播者,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全面创新的人才。
小学教育的基本特点:基础性、全民性、义务性、全面性等。我国实行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相结合的学校教育制度,小学教育是基础。
从广义上讲,全民性是指小学教育必须面向全体人民。从狭义上讲,全民性是指小学教育必须面向全体适龄儿童。小学教育是向儿童实施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教育,小学教育是面对全体儿童实施普通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
(来源:文章屋网 )
0 引言
我国从19世纪70年代便开始了残疾人的特殊教育学校,帮助他们提高学习的效率,20世纪80年代,又开启了残疾人高职特殊教育历程,并且不断地研究深入,在教育模式中寻找最有效的教育制度。我国听障生高职教育学校建立了大约15所,并且这15所里听障生学习的专业都包括了工艺美术类别专业,但在相关工艺美术品设计的专业学习中,听障生存在较多的问题,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效果,所以加强对听障生这方面专业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
1 工艺美术教育存在的问题
听障生在学校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中出现了学习上的困难,降低了他们的听课学习效率,不利于他们未来的学业发展,其实绝大部分原因就是一些高职院校在教育阶段出现了一些制度上的问题。首先就是人才培养定位不清楚,造成了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出现了方向性的错误;人才具有的技能不适应市场的需求;还有就是专业、教学内容、方法、师资、评价等等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导致听障生在学习阶段不能清楚地了解教材的内容,学习效率下降。
高职特教工艺美术品设计专业的培养目标在于培养工艺美术品设计的高等技术技能人才,促进听障生的全面发展,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能够顺利地和其他人进行交流沟通,实现他们人生的价值,帮助他们找到自己人生的目标,所以这个专业的设立对听障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要重视这个专业的教育,加强对教育制度更加深入的研究,找到更好更有效的教育方式,帮助听障生提高听课的效率,实现他们的平等、参与、共享的重要途径。为了能够解决教育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我们必须从我国高职特教教育方面、听障生心理特点等方面进行详细的剖析,找到正确的解决措施,完善教育的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教育制度存在的问题
听障生的教育制度与正常学生的教育制度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别,所以找到听障生适应的教育手段非常的重要,听障生缺少听觉信息摄入的通道,并且抽象及逻辑思维能力相对薄弱,,对于专业教学来说,听障生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特殊学情特点,而这些学情特点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预计教学进度与教学质量的顺利完成。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教师在向学生传授知识的时候不能像面对普通学生那样尽情地表达,所以如何将自己的想法和知识全部传授给听障生成为教师在教学上最大的困扰,所以就造成了教学制度上的问题,影响了学生听课的效率。对于艺术类的听障生来说,将知识组织成逻辑结构缜密的系统理论,可以实现有效指导教学方法的改进,所以将其构成逻辑结构可以简单地使用好、坏、中性这三种来表达,有助于逻辑结构能够简单直观地出现在学生面前,帮助学生了解知识,提高了理论指导实践的可操作性,属于一种科学的指导手段。但是对面更加复杂的状况,这种教育的手段就不能使用了,不仅可能不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而会引发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听障生听课效率的提高。所以这时候可以应用将每一个内容的要点进行同级别关系的罗列,可以更加直观地让学生明白。艺术类听障生在自我解决问题方面欠缺自主的意识,所以在课堂上就会表现出不能自主的学习,愿意每一个步骤,每一个环节全部都跟随着教师的脚步走,没有自主学习的能力,缺乏创造性思维和实践能力,遇到问题不能自己解决,第一个反应就是找老师,没有变通的意识,所以这种现象也在无形之中增加了听障生学习的障碍,所以教师在上课的时候需要改革一下自己的教育制度,听障生为什么自主意识比较薄弱呢?原因在于他们的父母对他们比较溺爱,什么事情都会帮助他们完成,没有给他们自己锻炼的机会,还有就是听障生属于弱势群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无疑收到了来自家长的呵护,使得孩子从小就生活在舒适的环境中,不会接受较多挑战的机遇,导致他们在解决问题方面缺乏自主意识和能力,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一有问题就会找老师,完全不会自己动脑解决,并且在教育制度当中也没有完善的教育方案,不能引导学生积极地去解决问题,去挑战各个困难,所以造成了现在的局面。这主要的问题还是教育制度上的欠缺,不能更好更有效地引领听障生的发展。
3 听障生心理问题分析
听障生心理方面的问题也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效率,制约和阻碍着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在学习时的情绪和情感、兴趣、信息、意志力等方面都比较薄弱。听障生的主要心理问题就是在阅读理解、计算、分析、思维、表达等能力方面都明显比较低,他们对自己的学习效率不是特别理解并且不很关心,理性地分析和表达能力欠缺;并且在交友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他们心理单纯,对交友有时缺乏全面的认知度;对学习没有自信,自卑心理比较严重。听障生出现心理问题的原因有:首先对学习生活没有激情,学校学的东西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学校多媒体功能教室还不能很好地适应听障生的需求,阅读室的阅读范围比较窄,针对性较弱,不能充分调动他们阅读的兴趣,无法满足他们的阅读需求,还有就是学校对于听障生的学习成绩过于重视,得到了不公平的对待,一般的学校都是封闭式的规模,听障生在与正常的学生交流沟通次数比较少,不利于学生的正常交往活动,特别是和健全师生的沟通较少,导致听障生在学校的情绪越来越低,慢慢地就会出现厌学的心理,还有就是教师在上课时用的教材和教育的方式不适用于听障生,忽视了听障生的听课效率,对于一些抽象难懂的知识并没有给他们讲解清楚,造成了他们在上课时候非常吃力,逐渐地就失去了学习的积极性,学校和教师不能及时地察觉到听障生的听课问题,教材存在陈旧、过时等问题不能及时地解决,导致教法单一,不能有效地提高听障生的听课效率,影响了他们学习的兴趣。最后就是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家庭教育方法应用的不正确,直接造成了对他们的影响,在教育孩子成人的过程中,忽略了孩子成长的问题,将孩子送到学校,甚至是不闻不问,导致孩子在学校枯燥的生活中,渐渐地失去了家庭的温暖,心理方面承受不了巨大的差异变化,就会变得越来越孤僻、任性、出现许多的不良品格。
4 思考与建议
在进行听障生的教育时,我们一定要多多地注意学生的心理问题,还有就是上课的效率问题,当前教育制度还有很多改革和完善的地方,特教学校不要放弃,坚持找到适合听障生学习的教育方法。对于学生心理问题,家长和老师应该携手互通,教师应该多鼓励学生,加强和他们的沟通交流,掌握学生们的心理状况,注重形成性评价,家长在家庭中应该采取正常的教育方式,和孩子保持人格平等,关注孩子成长的过程,一旦发现问题,就要及时地沟通解决,避免他们存在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保护孩子,帮助他们健康乐观的成长非常重要。
很多人不禁发问:“男生怎么了?”占了大半人口的国家、占了大半人数的学校,在教育上的优等生却大半是女生的天下。人们思考着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男生越来越多地成为问题学生,国外的学校开除的学生大部分是男生,违纪犯规的也多是男生,而学业优秀者却以女生居多。男孩的教育失败了?只能说碰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这是由班级授课制、教育管理体制等因素影响的结果。可以说现在的教育制度更适合于女生,教育方法、手段也都有利于女生的心理特点,而男生则由于自身的性别特点,更多的具有攻击性、好动性、逆反性等特点,喜欢动手、喜欢探究等特性有时也会在现存的教育体制上碰壁。而同时女性原有的劣势正在消减,在承认女性地位在全世界开始得到尊重和提高的同时,我们发现原先被埋没的女性智慧正在爆发出越来越大的能量,她们独具的细腻、敏锐、勤奋都展示了与男性不同的智慧,更彰显了特有的才质。
现代社会发展告诉我们人不一定靠读书成才,因而也为男生们自由散漫找到了一个理由,家庭教育思想也随着社会观念而改变,不论是读书无用论还是人才多元论,都让人们放松了对旧有学习态度的固守,也让男生有更多接触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机会。
而学校教育恰又不是考查学生的动手能力有多少、冲动程度有多强、好动指数为多少的地方,它要检验学生知识掌握的多少及牢固程度,要以文化来衡量人的水平,所以男生又不得不面临受约束的挑战和被淘汰的下场,尽管他们对文化之类的深感厌恶,却又不得不被迫去学习,内心却充满了反抗,旺盛的精力、好奇的心理、好动的个性都需要在学习的过程中得到释放,由此,他们的表现就会不尽人意,尽管他们有着很强的创造力、想像力甚至战斗力,但在学校这样的场所是无法施展的。试想,如果是一个充满战争的社会,或者是一个群雄纷争的时代,或者是一个不比文化比力量的岁月,男生定当傲视一切。
我们需要的人才是多元化的,因而培养也应该是多元化的,但我们的学校教育却还是统一化的。什么东西都讲究标准,什么都要有规则,而男生最怕、最讨厌的就是规矩,对于整齐划一式的学习、工作来说,女生应当是最能胜任的。那么,教育可不可以因人而设呢?目前还行不通,但却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比如男女生的分校或分班读,比如男女生教学目标的分列等等,让男生也可以学得快乐,学得成功。
关键词:边疆农村地区;初中英语;教学效率
一、边疆农村地区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学生的学习基础
现在实行普及教育制度,小学升初中时有的学生语文和数学根本没有学好就升入了初中,导致学生的纪律性不强,汉语基础不牢,初中英语学习的积极性更是不高,造成学困生越来越多,对初中英语教学质量影响极大。
2.家庭经济状况
边疆地区相当一部分家庭经济基础好的学生往往又是家里的独生子,小皇帝,受父母娇宠过度,对英语学习目的没有清楚的认识,同时又受到社会一股新的“读书无用论”和“我家有钱,不读书照样过得好”的影响,对英语学习产生逆反心理,丧失学习信心。
3.学校基础设施及师资建设
一部分领导对学校教育教学设施的基础建设重视不够,只重视应试教育,没有真正地认识到学校教育的意义,以至于学校设施陈旧,教学手段落后,影响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同时,学校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往往出现哪门学科教师不够,教师就教哪门的情况,造成教学成绩没有保障。
二、提高边疆农村地区初中英语课堂教学效率的对策
1.因地制宜,教法灵活,激发学习兴趣
“教无定法,学有攸归。”教学中,教师要根据边疆地区学生的特点,因地制宜,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首先,教师要狠抓学生的基础知识教学,为学生对后面的学习做好牢固的学习保障。其次,运用各种手段,创设情境,激发学习兴趣。最后,分散教学难点,降低学习难度,减少学生学习的阻碍。
2.加强学校基础设施的建设及专业教师的培养
边疆地区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整合学校的教学资源,让学生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同时,加大力度培训专业教师,改进教师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
效率。
3.注重课后反思
一堂课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教学的结束。为了提高教学效率,教师在课后应当进行认真的反思,总结经验教训。经过不断的反思和总结,教师可以逐步调整教学策略,改进教学方法,最终实现有效教学的目标。
边疆农村地区初中英语课堂教学中存在着很多难点,但只要教师做到因材施教,想办法克服教学中的难点,那么边疆地区农村初中英语的教学质量就一定能提高。
[关键词]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9-0071-02
doi:10.3969/j.issn.1671-5918.2015.19.035 [本刊网址]http:∥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理想途径之一是建立社区教育,保证社区成员的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其目标,因此社区可以获得和谐发展。特别是因为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不同,文化形态存在多元化的特点,社会环境比较复杂,因此必须关注社区教育的实用价值。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即为社区教育,其作用是学校教育不能代替的。社区教育贴合民族的生产生活活动,存在于民族体内。对现阶段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情况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进行深入的探讨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一、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特点
(一)民族文化性
社区民族文化的传承是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开展的基础,其面对的对象是社区的全体民众。社区民族文化是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中药组成部分,同时它们具有自己的独特的特征,与汉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文化体系和内涵存在很大的区别。通常情况下,这些民族传统文化会传承民间的习俗、礼仪、节日、宗教活动等内容。在相关的民间文化活动中,代代相传了本民族文化的精华,重要的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形式得以形成。根据现阶段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经济水平以及教育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形成的这种社区教育形式和内容还将在长期存在与发展。
(二)非政府性
我国的东北、西北和西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的主要集中区域。这些地区受限于历史、地域、交通、经济等因素,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工业化程度、教育发展都比较落后。特别是广大的民族地区,至今传统的农业使其主要的经济来源,浙西区域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国家的贫困县,有的甚至是国家的特困县。有些村寨距离县城比较近,可以借助条件较好的县城条件发展自己的村寨,如村委会或妇女组织开展一些扫盲、计划生育、妇女健康知识的普及教育活动。但是没有关于政府性的社区教育的开展计划,大部分民族地区的社区教育及民间文化活动是属于自发性的。
(三)集体性
民族性、宗教性、集体性和寓教于乐的民间形式是少数民族社区教育具有的特点。少数民族的社区教育属于潜移默化的教育形式,尽管是将礼仪、节日、娱乐、音乐、舞蹈、丧葬等多样化的形式融入到教育过程中,但是其系统性仍然较差,保证社区内每个成员的身心发展的需要得到满足使其发展的目标。此种教育的潜移默化特点,使社区的共同民族文化心理与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利于增强民族认同感和民族的团结凝聚力。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如果少数民族的社区文化教育与集体脱离,那么教育工作将无法开展;如果少数民族文化的形式、活动以及表演活动只是局限在私人空间内,那么其独特的审美价值就得不到有效的体现,长此以往该价值就会流失。
二、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现状
社区教育产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改革过程,它使教育的外部关系被理顺,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更加贴紧,学校教育更加受到社区内干部、家长爱护与支持,学校与经济、学校与社会的联系被进一步加强;学校的内部关系也被理顺,办学的指导思想被端正,为当地经济的发展培养许多新型的人才,可以对改革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深入了解并推进,教育质量被全面提高,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可以享受更多良好的服务。但是社区教育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被推行的时间较短,甚至有些地区仅仅是在部分村社中进行初步探索。现如今最大的困难是经济发展水平低,教育条件欠缺,教育自身的辐射功能得不到发挥;改革的一些做法被传统教育思想和办学模式羁绊,办学的方法是闭门造车,不具有开放性,还存在很大程度上的应试教育。此后我们必须要做的工作是坚持排除各种类型的干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区教育工作进行深入探讨,使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得到很大的促进和推动。
三、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趋势
(一)社区支撑体系的完善是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
现阶段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可以看出,其存在许多方面的弊端,如发展的单方面性,没有激活社会多方的力量,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协调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所以发展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必然要求是“多元共进”的社区支撑体系的构建。第一,社区教育制度建设的深化。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主要保障是制度建设,在制度上得到了充分的支持,社区教育的发展可以得到正确的指引方向。除此之外,由于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因此社区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在大方向上保持对教育发展的指引,同时落实的着力点要确定,制度建设的支点设置为领导管理制度,政策运行制度以及督导评估制度,整个社区教育的制度建设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第二,社区教育法制建设的强化。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有力保证与发展的基石是法制的建设,这也是社区教育的立学之本。所以伴随着社会各界的努力与作用,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法律法规建设得到了加强,或者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社区教育的法律地位得到确定,法律的权威性深刻的展现在社区教育中,是依法办学,依法助学真正体现在社区教育工作中,社会各界必须注意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形式的问题不能被忽视,社区成员对社区教育的认同感被大大提高,他们积极参与社区学习和构建学习型社区的积极性得到提高,社区成员的切身需要不断得到满足,社区成员的素质与生活质量的目标得以实现。
(二)政府职能体系的构建是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现阶段,随着我国不断推进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建设,政府的职能被最大程度的优化,民族地区的社区教育的宏伟长远蓝图被很好地设计出来,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意义是国家、地方政府、所在社区“三位一体”的政府职能得到很大程度的突出。第一,社区教育受到国家的全面关照,政府将制度建设工作转化为自身的职能行为。站在国家的角度,国家统筹规划、设计推行社区的教育制度建设,保证社区教育制度建设极高的权威性,尤其是由中央政府发起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制度体系必须要建立。第二,地方政府被引导使其与中央政府积极主动配合。地方政府的工作是将社区教育改革与发展工作与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保证该操作与中央政府规定的社区教育的基本法律法规以及强制性制度体系保持一致,出台的配套制度和政策必须要与当地实际保持一致,以保证政府的职能与社区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保持一致。第三,政府的职能范畴要被调整,相关各部门间的职责分工必须明确。如果职能存在相同或相近性,可以由同一部门承担该职责,保证过去制度建设过程中的角色混淆现象得到根本改变,以保证社区教育制度建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规范行为。
(三)现代化文化教育的开展是民族地区社区教育发展的内在推动器
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教育作为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因此需要将教育作为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文化发展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存在这种观点,社区教育的抓手可以选择文化,社区教育本土资源的挖掘工作必须要重视,将本地的特色发挥到最大程度,将特色品牌打造出来形成自己的品牌文化。发展社会文化的重要载体是社区教育,民族地区社区教育的发展必须将社区文化关怀,文化主题,文化内涵之路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现阶段,各级政府从农业、文化、教育、科技、经济、乡镇企业等不同的行政系统投入大量资金,以支持民族地区各种形式教育的开展,以基础教育体系为基础,在民族地区开展成人、老人以及妇女的扫盲教育、法制教育和卫生教育;科技扶贫教育、农村技能培训要得到科技部门的大力支持;以农村文化站为基础,使多种形式的文化体育活动、农村文化教育等活动得以开展。开展上述多样化的教育工作是建立在基础教育基础之上的,开展的核心地区是村、镇、乡,政府各级机构的主导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被投入其中。随着民族社区教育发展到自觉发展规划阶段,自发的、非自觉的行为已经不存在。所以现代意义上的社区教育主要由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教育与现代多样化教育组成,中国社区教育的完整体系主要由其与大中城市的社区教育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