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学校教育制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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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现行学校教育制度范文

[关键词] 肝炎 ;无偿献血者;健康教育;效果评价

[中图分类号]R184[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

健康教育是一门研究传播保健知识和技术,影响个体评价行为,消除危险因素,预防疾病,促进健康的一门科学[1] 。本文所指肝炎,主要指经血液传播的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肝炎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传染病, 其发病率在我国及世界一些国家呈上升趋势。为了解无偿献血者对肝炎基本知识掌握程度及认知水平和对该人群实施预防肝炎病知识情况调查。现报告如下。

1 对象和方法

1 .1 对象 根据《献血法》无偿献血者两次间隔时间为 6个月,从2008年6月起随机抽取400名无偿献血者填写调查问卷,然后再进行健康教育。半年以后,逐步对其进行回访,同时再次进行问卷调查,其中有348名重复献血,52名因各种原因没能参加重复献血,但通过信函和电话的方式进行了培训后的调查。

1 .2 方法 培训我中心的采血医务人员,使他们对肝炎知识有全面了解。2008年6月1日起开始对无偿献血者进行肝炎相关知识健康教育。教育方式:发放宣传小册子,制作各种宣传栏,张贴宣传画,利用电视、DVD等设备循环播放宣传公益短片,并由经过培训的医务人员面对面个体化指导,回答各种提问。健康教育前后用同样的问卷进行问卷。调查问卷参照国内有关肝炎知识、现状,调查问卷自行设计,内容包括基本情况、肝炎病知识、传播途径、知识来源及对肝炎知识需求等6个方面。

1 .3统计学方法 利用SPSS 1 0.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 . 1 教育前后所调查的无偿献血者一般情况( 见表 1 )

2.2 健康教育前后肝炎知识知晓率比较(见表2)

2.3 健康教育前后无偿献血者对肝炎的认知情况( 见表3 )

2.4 获得肝炎知识的途径 健康教育75.0 %的调查对象接受过肝炎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肝炎相关知识86.5% 来自电视,78.0%来自报纸、杂志,32.5%来自广播,l5.5%来自医疗卫生部门。95%的无偿献血者想了解肝炎病相关知识,愿意接受肝炎病知识的健康教育。通过调查统计,实施肝炎知识教育后无偿献血者对肝炎知识的认知程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程度。

3 讨论

3.1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无偿献血者对肝炎知识的知晓率。调查结果显示,无偿献血者对肝炎病基本知识如对传播途径及无偿献血不会传染肝炎病掌握较好,说明这与我们的宣传和献血者本人的亲身经历分不开。通过健康教育,无偿献血者对肝炎病知识的了解得到明显提高。

3.2 健康教育是保证血液安全的重要措施。通过对献血者进行肝炎知识的普及,对需要主动退出或不宜献血者能达到有效告知的作用。2007-2009年我站乙肝感染的淘汰率分别是1.16%、0.98%、0.67%,丙肝感染的淘汰率分别是0.43%、0.34%、0.27%,均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对病毒窗口期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使保密性弃血从过去的0到目前已有 l 5名无偿献血者在献血后主动打电话告诉其可能有肝炎病,我中心血站在化验合格的情况下,依据新的血站管理办法中第四十三条规定,废弃所采集的血液,避免病毒窗口期给病人造成的危害,减少了单位的法律纠纷。

3.3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还需加大健康教育力度。调查中仍有部分无偿献血者对肝炎病者有恐惧和歧视心理, 如6.5%的无偿献血者对肝炎病感染者十分恐惧,38. 0%的无偿献血者不愿意和肝炎病感染者或病人一起学习、生活、工作。有关专家认为,对肝炎病人提供较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有利于总体预防。因此在当前无有效药物予以治疗的条件下,健康教育行为干预是行之有效的预防手段。因此,需加大这方面工作的力度,消除人们对肝炎病不必要的恐惧,从而减轻对肝炎病感染者和病人的歧视,这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也是健康教育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3.4开展持久性、多样性的宣传教育方式,力求达到效果。在教育宣传中,单纯的发放宣传资料,宣传效果作用局限,而且宣传力度不足,且缺乏持续性。因此,必须辅以多种手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适当的采用不同宣传媒介,可通过报纸、电视短片、公益广告等喜闻乐见的方式,以最大程度提高传播效果。此外,宣传应具有持续性,以便从空间上、时间上进一步普及肝炎病防治知识,提高人们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使肝炎病相关知识人人皆知。

参考文献 :

第2篇：现行学校教育制度范文

【关键词】南方科技大学 新经济制度

一、筹建背景

（一）深圳高速发展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经济和建设高速发展。同时，深圳近年来还计划成为跨国公司采买中心。此外，深圳在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居全广东首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3%。加上深圳正在向国际化城市、国家创新型城市发展，以及正在扩展高新技术、金融、物流、文化四大支柱产业，因此深圳急需大量的高水平研究型科技性、创新性人才。

（二）我国教育现状的影响

我国目前的高校教育正处于最为尴尬的时刻，从1999年全国高校大规模“扩招”后，虽然各类高校在校人数到达空前的高度，但各高校的教学质量都出现了下滑问题。其影响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1）交易费用过高。新制度经济学科是认为：交易费用指“度量、界定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交易合约的费用，执行交易的费用，监督违约并对之制裁的费用，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如把高校当做替代个人自学高等教育知识的企业来看，交易费用的多少是衡量企业产量的一个重要指标。高校交易费用是指高校交易内外部各种交易活动所花费的费用支出。我们可以看到扩招之后的高校的交易费用明显增高， 其内部交易成本偏高表现在其管理费用太高，流通成本高，制度的实施、执行成本高等；而外部交易成本偏高则是为了用于处理好与外界各种组织、部门关系的业务等。此外，很多高校校长都深深感到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而是将过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花费在应付各种繁琐的事务上，管理的机会成本高。（2）高校产权不明晰。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是一个权利束，是一个复数概念，包括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等。当一种交易在市场中发生时，就发生了两束权利的交换。在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变迁的过程中，始终存在国有资产产权意识不强、产权不清的问题。国有资产由于没有人格化的自然所有者，产权所有者缺失，其产权功能大大弱化。在这种产权制度下，公办高校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大学校长在拥有的权利和责任方面极为不对等，使大学校长在管理方面不敢创新，唯恐责任重大。

二、南方科技大学的与众不同

（一）目标的独特

2007年，深圳市宣布要创建南方科技大学，并且初步决定南方科技大学将借鉴香港科技大学的办学模式和办学经验。该校是1991年才由香港斥资近20亿美元打造的理工科研究型大学，仅十几年，就已在世界大学排名榜上跻身百强。因此，建一个深圳版的香港科技大学，几乎是深圳不假思索的选择。

（二）校长招聘的不同

2008年，深圳市政府常务会议确定校长招聘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通过“委托猎头公司和同行推荐相结合”的方式，提出人选由校长评选委员会评议评审后提交市委市政府。之后2008-2009历时一年的校长招聘的过程在中国内地还是首创，过去都是直接由上级任命，朱清时院士成为我国第一个由国际猎头公司全球“海选”出来的大学校长。

（三）机制设立的不同

朱清时校长上任之后，宣布了他的教学理念，即“去行政化”和“教授治校”。自上而下，学校将建立依法治校机制。由深圳市政府任命南方科大理事会，其中四分之一是市委市政府的领导， 四分之一是南科大校领导、教授代表，四分之一是深圳市企业家，四分之一是国内外教育家。而横向的院系设置，其核心则是不设院系。

（四）招生的不同

2010年12月16日，南方科大在其网站上公布，将自主招生自发文凭。南方科技大学表示，即使没有获得招生权，也不会坐等相关部门批复，南方科技大学将颁发自己的文凭。“南方科技大学的这一决定，犹如向中国的高等教育界投掷了一枚原子弹”。

从新制度经济学来看，人类社会任何一项交易的实施都存在一定的交易成本，而人之以趋于最小或零的代价取得趋于最大、甚至无限利益的有限理性本能，因此，为了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会出现制度变迁，即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因此，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学校教育制度的产生同样也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博弈的结果，即双方在尽可能地降低交易费用、规避风险的条件下，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最大限度满足社会个体与社会群体对教育的不同期待。而当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不能够满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双方的最大利益时，他们就会转向收益更高的另外的学校教育制度。因此，为了实现将南方科技大学建立成高技术的科技大学，就必须实现旧制度向新制度的变迁，而事实也证明了南科大新的教育制度也符合了广大被教育者的利益，提高了他们对教育期待的满足度，因此，虽然南方科技大学是在没有获得教育部招生许可自主招生，但在南科大2010年12月份的招生咨询会上， 200人的大教室座无虚席，连走道里都站满了咨询的学生和家长，加上采访的媒体记者，整个教室被挤得水泄不通。很多家长对于文凭的问题，认为对是不是教育部认可不在乎，他们最在乎的是这所学校能不能够培养出具有创新能力和真才实学的学生，他们希望能够在南方科大这样一个创新的学校里，给孩子提供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把孩子真正培养成人才。

【参考文献】

［1］花长友.高校办学的经济效益探析.扬州大学学报，2001（6）.

第3篇：现行学校教育制度范文

【摘要】日本的高等教育走过了130多年的发展历程,战后经过了一系列的改革,从完全模仿美国模式到根据自己国情,己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备的高等教育制度。本文主要就日本高等教育制度的历史演变、改革和现状进行论述,得出对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几点启示。

【关健词】日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启示

以明治维新时期1872年《学制令》的颁布与实施为标志的日本国近代高等教育制度的确立,距今有着130多年的历史。二战后,日本以美国模式为基础进行了体制改革,其规模才不断扩大,质量也逐步提高。伴随“亚洲的明珠”式的经济高速发展,其高等教育也得到了优先发展。

1日本高等教育制度改革的沿革

目前日本通过一系列大学改革,不但建立了一批世界知名的高水平大学,还形成了完备的高等教育制度和体系。

1.1高等教育制度体系完善

完善的高等教育体系包括高等教育法律制度、教育结构、招生考试制度、学术管理制度、教师制度和财务制度等,可以说是体系完善,层次分明。日本高等教育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以《学校教育法》、《大学设置基准》为主要内容的高等教育的基本法律;规范国立大学的相关法律;以《私立学校法》、《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为主要内容的指导私立大学的有关法律;育英奖学的法律制度等。高等教育机构包括:高等专门学校、专门学校、短期大学、大学和大学院;根据其设立形式,大致分为国立、公立和私立3种。高等教育财务制度是影响高等教育发展方向的关键因素之一,它包括国立高等教育财务、私立高等教育财务等。日本现行的大学招生考试是实行“大学入学考试中心考试”和各大学的个别考试,通过这两种考试来综合考察考生的学力、能力和适应性等,日本招生考试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考试机会的复数化、选拔方法的多样化、评价尺度的多元化。日本大学内部进一步强化学术权力的基础已经形成,其校内学术管理更洋溢着鲜明的特色。日本的教师教育管理在其教师教育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是建立一支素质较高的教师队伍的重要保证。日本高等教育的教师制度主要包括教师的行政管理制度、教师的晋升制度和教师的任期制度等。

1.2战后日本高等教育的三次重大改革

在战后日本的高等教育体系演变过程中,先后进行了三次重大意义的变革,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45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民主化。战后的日本接受了美国占领军长达6年的控制,美国对日本大学改革政策形成的影响主要通过民间情报教育局(CivilInformationandEducation,简称CIE)和美国教育使节团这两个组织机构及由它们提出的有关政策性建议与报告来实现。战后初期日本大学的改革几乎是全盘引进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导入美国大学“民主化”办学理念,保障国民拥有平等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实现各高等教育机构之间的平等。从50年代后半期开始,日本又重新形成了多种高等教育机构并存的多元化局面。建立了多种学制的管理体制,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创造了条件。经过这次改革,日本的高等教育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战后日本教育显著地提高了国民的素质,为日本战后的经济恢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一阶段日本教育政策的特点就是政府和经济界对教育进行了强制的干预,教育目标的单向性的经济取向,过分强调的教育的经济功能,而从导致了教育质量的下降。

第二个阶段: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个性化。这一时期是日本经济进入腾飞的时期,日本政府十分重视并将教育政策的重点转变为优先发展经济。如文部省于1962年了《日本发展与教育》的白皮书,就强调教育只有和经济联系在一起时才显示出它的价值。1963年经济审议会发表了《关于开发人的能力政策的咨询报告》为60年代中后期的教育改革起到促进的作用。据统计,至1963年日本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到15.4%,迈进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1965年适龄青年进入大学和短期大学的比率上升到17%,1975年则持续上升至38.4%。到了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大学生的失业现象已经十分的严重。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高等教育大众化受到了日本社会的责难。这一时期日本的教育可以说是大量地加大职业教育的数量,大量兴办短期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以及专业学校。一方面给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源;另一方面,这种以经济利益至上的教育思想,给学生、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压力。随着日本经济发展速度的降温,政府势必要面对如何改革当时的教育制度。

第三个阶段:从70年代初开始的第三次教育改革——国际化。70年代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提出“教育以完善人格为目的”,“完善人格,作为教育努力的最终目标”。1971年6月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省提出了《关于今后学校教育整体扩充改善的基本政策》的咨询报告,这个文件成了日本7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也是日本继明治初期和战后初期两次重大改革之后的所谓“第三次教育改革”的主要依据。1974年6月文部省制定的《大学院设置基准》,使关于研究生教育的法规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1978年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其咨询报告中提出修改《大学设置基准》,使之具有更大的灵活性。1984年日本政府设立直属于首相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加大了高等教育的改革力度。1985年6月,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的《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咨询报告》,是80年代教育改革最重要的纲领性文件。1987年9月,文部省设立了大学审议会。概括起来,80年代的日本高等教育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开放高等教育机构;二是充实与改革研究生教育;三是加强学术研究。

90年代,日本对大学课程进行改革,这一改革的关键在于课程的一体化。1995年,日本政府确立了科技创新立国的国策,并相继制定、通过了《科学技术基本法》、《科学技术基本计划》,明确提出实行“科学技术创造立国战略”。90年代后期以来,研究生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困扰着日本高等教育界,据此,文部省修订了《大学院设置基准》,并出台了其他相关政策措施,开始日本研究生教育发展史上力度最大的一次改革。1998年10月,日本大学审议会提交了题为《21世纪的大学像和今后的改革方策——在竞争环境中充满个性的大学》的咨询报告,全面规划了21世纪初日本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及改革方针政策。2001年6月11日,文部科学省向日本第10次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审议通过了文部科学省的“大学结构改革方针”。总的来说,90年代以来大学改革主要是四项:第一,在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上对本科教育进行改革;第二,把大学院建成高水平的教育研究基地,在质、量两方面进一步充实大学院的教育;第三,向社会开放设施设备等学习条件,为社会人士提供更多的终生学习机会;第四,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全面展开。

2战后日本大学体制改革的几点启示

我们评价日本高等教育制度,重点是启发。2004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9%,即高等教育已从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因此,中国大学必须在办学观念、办学模式及学校管理上进行改革。

2.1制定完备的高等教育法律

日本有关高等教育的法律法规多达80余种,它既是日本高等教育政策的具体表现,也是日本高等教育改革的保障。高等教育的体制、运营管理及组织权限等主要环节都被纳入了民主和法治化的轨道,并逐步形成了较为系统的高等教育法律体系。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缺乏一个明确的长远目标和阶段性的详细措施,政策的连续性不强,缺乏稳定性。例如我国的《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就是我国关于高等教育评估专门性部门规章制度,法律效力层级较低,其中有许多规范已不合时宜。因此,在我国逐步走向法治社会的今天,应借鉴日本大学体制改革的经验颁布“大学改革法”及相关配套法律,将大学改革的各种内容、方式和目标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建立起合理完善的大学改革法律保障体系,在改革中弘扬“以法治教”精神,贯彻法治的原则。改革不能单靠政策的调整,而应该运用法律手段,把教育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因此,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以法规的形式予以公布,以便高校在进行高校内部管理时真正做到有法可依。

2.2树立现代大学的新理念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己经进入大众化阶段,其办学规模和发展速度可为世界之最。面对如此庞大的高等教育规模,我们应该如何来运营高等教育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下面几个视角进行考虑。

2.2.1办学自主化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是其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环节,其目的是为了扩大大学的自。即大学校长的任免以及中期规划、目标等决定权不再由政府单方面决定,而是需要充分反映大学的意见。政府大幅度减少对大学的直接干预,经费预算和组织设置权直接划归大学所有。对大学的评估也委托社会第三方机构进行,使得评估与审批权分离。引进理事会作为学校的最高决策机构,校长出任理事长,同时设置教育研究评议会和经营协议会两大咨询机构,向理事会直接负责。还要聘请若干校外理事和校外评议员参与学校管理,强化了学校内部的决策能力和责任意识。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学的规模迅速扩大,大学功能多样化等特征日趋显著,高等教育呈现出在多目标下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提高大学的办学自是高等教育改革唯一的选择,而完善大学法人制度是落实办学自的有效途径。对于中国大学的管理,政府必须转变职能、简政放权,给予大学充分的自。而大学则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教育行政部门的实施细则,结合学校的实情组织制定反映大学个性特征、体现全体教职员工和学生共同意志的大学章程。

2.2.2大学多样化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现了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化的转变,把不断满足广泛的、多样性的社会需求作为高等教育追求的目标,形成了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加快了高等教育大众化步伐。日本高等教育形成的以国立大学、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三位一体的高等教育结构,以大学院、大学、短期大学、专门学校为不同办学层次的高等教育体系,其多样化的高等教育适应了多样化的社会需求。我国90年代以来在缺乏理性的大学升级浪潮中,专科学校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致使高等专科学校和专业性的学院大量减少,造成大学生就业日益困难以及技术熟练工人严重缺乏的现状应该说是一个严重的教训。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中本科生、研究生的扩招规模迅速扩大,大专层次则已经显露萎缩之端倪。这一非正常的现象,不适应社会对人才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

2.2.3课程综合化

现代大学是高度综合性的,但不是单纯的几所大学合并而成的综合大学。因为今后的高等教育将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统一,同时也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统一。不是有了理工,再加人文、经管就可以变成综合大学,真正的综合大学应该是各种知识的内在统一,知识教育与能力教育的内在统一。课程体系变化是衡量大学本质特征变化的基准,适应时代需求,有目的、有步骤地将现代大学理念转化为课程形态,通过课程设置和内容的改变,从而达到教育目的的实现和大学职能的转变。本科教育要拓宽专业口径,增强适应性,完善专业学位体系,培养大批高层次应用性人才。中国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改革着重在于合并重组,而且较偏重于管理体制、各大学资源的融合。相比之下,日本高校合并重组的内容和方式则侧重于学科专业融合及教学、科研资源的共享,其主导方式是由两个或多个合并主体在原有体制外重组新的实体,不强调管理体制和学校校区等办学资源的融合重组。

2.3构建灵活的管理体制

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实行高度集权的集中控制方式,高等学校的办学自和管理自都比较小。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高等学校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的机制正在逐步完善,学校的自正逐步扩大。因此,大学的管理观念应该由统一管理向校本管理转变。随着我国高校发展速度的加快,应当改革校长选聘制度,扩大校长选聘范围,提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明晰校长的责任和权利,保证校长独立负责地行使职权,加强职业型校长的选拔和培养,注重政治、学术和经营管理等全面素质的提高,公开选举一批教育管理的专家到校级领导岗位上来,使校长真正成为学校的“法人”,能真正代表学校进行日常事务的管理和决策的自,形成以校长为中心的管理体制。健全和完善党委会、行政委员会、教授会等决策机构,明晰决策程序。党委领导应对校长拟订的内部行政组织机构设置方案、内部行政组织机构负责人人选、基本管理制度、发展规划、经费预算方案和重大改革政策等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决策,必要时可采用投票表决的形式做出决定。校长负责执行党委的决定,拟订实施方案并具体组织实施。

大学在管理过程中,一方面要协调大学内部各组织机构之间的关系,理顺大学决策的制订与贯彻过程;另一方面要协调大学与社会、校方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增加大学办学的透明度。在决策的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教授的治学权,形成以教授为主体的校内各级各类管理机构,保持着对学校事务特别是学术事务参与管理权乃至决策权,在选举校长、聘任教师、开设课程、颁发学位等方面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力。要充分认识到教授是学校办学的核心力量,从制度上保证教授的学术地位。在教学管理上,应进一步完善学分制,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建立有利于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学体制。改革培养模式,在专业选择和课程选择方面给予学生更多的机会和自,将现行的刚性教学计划进一步柔性化。在人事制度上,一般对引进人才的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比较重视,但对学术环境,怎样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以及怎样处理好引进人才和本单位人员的关系,研究不够。营造一个宽松的学术氛围,更要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机制,通过机制的作用,使人才流动起来。另外在教师的再培训上应建立一套完备的体系,适应时代的变化,及时得到知识的补充和更新。

参考文献

[1]冯增俊.《当代国际教育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96页.

[2]〔日〕羽田貴史《戦俊大学改革》.東京玉川大学出版社1999第1版,第151页.

[3]〔日〕日本文部科学省编.『データからみる日本の教育[Z].东京国立印刷局2005年版,第70页.

[4]〔日〕细谷俊夫等.『新教育学大事典(5)[M].东京第一法规出版株式会社1990第1版,第256页.

第4篇：现行学校教育制度范文

要研究农村基础教育，首先要研究其价值取向。澄清和确认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对农村基础教育理论建构和实践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同样，也深刻影响着我国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

一、城乡教育一体化进程中的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

城乡教育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在教育领域里的具体要求和体现，并且随着城乡一体化体系的发展而逐步完善的。2007年，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观点；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则第一次提出“建立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发展机制”。自此，城乡教育一体化作为一项国家的教育政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试点总结和经验推广。

当前，关于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内涵，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给予了不同的解读。我们认为，所谓城乡教育一体化是把城乡教育放置到由城市和农村共同构成的一个大系统中，以城乡一体化的方法和系统思维方式，打破城乡二元对立教育制度的束缚，使城乡教育互相融合、相互促进，并在体制机制、政策保障、资源配置等方面达到一体化，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目标。具体来讲，城乡教育一体化具有如下特点：其一，城乡教育发展目标的趋同性；其二，城乡教育标准的一致性；其三，城乡教育发展速度的协同性；其四，城乡教育发展结果的公平性。为此，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农村基础教育作为整个教育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发展主体得到了大幅度的发展，并日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其价值取向，它决定着教育的发展方向。追问与确立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是城乡教育一体化实践的前提，也是城乡均衡理论建构的起点。

确立正确的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对于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最终目标即城乡教育公平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城乡教育公平可以分为平等性公平、差异性公平和补偿性公平。”[1]城乡教育公平的三重含义需要重新定位我国当前的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取向，改变传统“城乡两策，重城抑乡”的思路，以城乡平等的思维作为指导，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扶植力度，确保城乡教育资源优势互补，促进城乡教育结构的优化调整，提升城乡整体意义上的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推动教育公平。这种基础教育的城乡均衡发展不是搞“平均主义”，不是“削峰填谷”，也不是一味地脱离农村实际过度拔高农村教育的发展水平，追求低水平的教育均衡，而是追求优质高效的教育均衡。

二、我国当前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分析

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在价值取向方面陷入了“离农”和“为农”的矛盾。所谓“离农”教育是同农村城市化、农业工业化、农民技术化联系在一起的，以升学为途径，立足城市，培养离开农村和农业进入城市主流文化而不是回归乡土文化的人才[2]；所谓“为农”教育就是要求农村学生面向农村，立足农村，服务农村，掌握农业生产技术，培养新型农民。这种看似相互矛盾、很难调和的目标定位实际上反映了我国当前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不清晰、不科学。

1.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的矛盾

（1）教育目标上的困境

长期以来，农村教育在教育目标即为城市发展还是农村发展服务的问题上左右摇摆，缺乏一个明确的指导思路，经常陷入非此即彼的怪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离农”教育培养的农村优秀人才通过升学的形式走进城市，没能为农村服务。“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它教人离开乡下往城里跑，它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住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它教人分利不生利。”[3]“为农”教育观点主要是针对农村教育基础培养目标过度城市化而带来的问题进行纠偏，这种教育价值取向要求农村的学生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服务，使农村基础教育适应农村环境。可是这种取向也存在着危险，它可能会限制农村青年向城市流动，并进一步拉大农村学校教育与城市学校教育之间的差距。

（2）教育功能上的困境

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困境，源于两种不同教育功能的冲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教育功能一直存在着社会与个人两类取向。前者是属于工具论的价值取向，强调教育的社会需要、社会利益和社会价值；后者是主体论的价值取向，强调教育的个人需要、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就农村基础教育当下价值取向分析，“政府是想通过教育复制社会的等级性，使农村人安心做农民；农村人则想通过教育冲破社会的等级性，改变自己的农民身份。”[4]农村教育就一直处在这两种教育功能的冲突之中，最终是在哪个方面都没有多大成就。

（3）教育内容上的困境

我国农村教育内容的困境主要表现在课程设置城市化和本土化之间存在着矛盾冲突。尽管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在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环境方面与城市教育有着巨大差异，但就教育内容来说，二者基本是相同的，农村教育内容的城市现象非常严重。在课程设置方面，由于教材的城市化，课程内容脱离了农村生活和生产的实际。这些以升学为导向的课程内容对于那些有机会到大学中接受教育的孩子来讲还算有些价值，但却是以牺牲因为多种原因而无法升学的多数学生的利益为代价的。“他们在人生的黄金时间非但没有学到有用的知识，反而丧失学习生存技能的机会，造成‘文化人’反而没文化（地方知识）的怪异现象。”[5]

2.造成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矛盾的原因

（1）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教育制度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建国以来一直存在着由市民组成的城市社会和由农民组成的农村社会的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制度，其中就包括二元对立的教育制度。“这种制度有城乡分治的教育管理体制、城乡失衡的教育投入体制、城乡显失公平的教育人事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等。”[6]我国农村基础教育“重城轻乡”的价值倾向就根源于这个城乡二元对立的教育制度。

（2）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

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虽然源于西方文化，但在我们的社会语境中随处可见。人们把一切事物经过简单还原分成二元的两极后，却又片面地夸大二者之间的差别，忽视它们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一直沿着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推动历史：拥护―打倒的二元对抗逻辑。”[7]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了教育实践中的城市教育和农村教育的断裂与分化，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左右摇摆，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的对立失衡。可以说，“离农”和“为农”教育思想的出现也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

（3）缺乏一套适用于各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学校之间的统一的教育质量标准

由于现实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我国的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实际上是在各自的小系统里进行着不同的循环和运行，城乡教育处于分割和分治状态。从教育公平的分类来看，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在教育机会、教育条件、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等方面都缺乏统一的教育质量基本标准。这直接导致基础教育的城市中心主义，农村教育的优势无从谈起。

（4）现行的农村教育制度从欧美移植而来，缺乏本土化

近代以来，我国的教育制度体系基本上借鉴和嫁接了欧美、日本和前苏联的现代教育制度，虽然期间经过多次调整，但基本的框架结构一直沿用至今。这种现代教育制度是欧美工业文明的产物，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突出表现为教育的学术性、精英性和理论性，与我国的社会背景和传统文化不完全合拍，与传统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不相兼容。当前，“我国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非农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8]而现行的农村基础教育却一直在固守传统的教育体制机制，缺乏教育的本土化和地方化，无视火热的农村教育实践，致使我国农村教育定位“土不土洋不洋”。

要走出农村基础教育存在着的价值取向困境，就需要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思想逻辑和认识框架下对教育取向进行科学的定位和整合。

三、城乡教育一体化视野下的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定位

城乡教育一体化不仅是城乡均衡发展的目标，同样也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实现教育公平的手段，而且它还是一种整体的、联系、系统和生态的思维方式[9]。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思维方式进行思考，可以避免城乡二元对立的教育制度和思维方式，不是就农村而说农村，就城市而说城市，而是将城乡教育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系统。在此基础上，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应该立足农村实际，坚持基础性的教育方向，服务城乡共同发展，培养全面发展的合格公民。为了确保农村基础教育的价值取向定位的科学性，我们认为应该遵循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立足平等原则，坚持农村教育发展的基础性；第二，立足差异原则，坚持农村基础教育为城乡共同发展服务；第三，立足补偿原则，提升农村基础教育质量，实现城乡教育发展的优质均衡。以此原则作为指导，农村基础教育价值取向可以实现多元整合。

1.坚持农村教育发展的基础性

农村基础教育隶属于整个国家的基础教育，与城市教育一样，担负着培养每个适龄青少年基本学习手段和学习内容的功能，而这些内容和手段是学生以后能成为合格的社会公民所必需的。它能让青少年未来能独立地生存下去，有尊严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实现自己的发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并能终身学习。可是我们现在的农村基础教育的目标定位却是培养具备劳动技能知识、生产技能知识，面向农村，为农业发展服务的新型农民而不是合格公民。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认识误区，原因就在于有些人将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村教育混为一谈，将本来应该属于农村职业教育、农村成人教育的职能强加给了基础教育，从平等性原则来看，对农村地区的学生是不公平的。

2.立足农村实际，开办服务新农村和城镇化建设的课程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我国的农村基础教育并没有与时俱进，及时适应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技术化的时代形势，还是将升学教育几乎当作唯一目标定位。对于绝大多数不能升学的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失败的教育。农村基础教育并没有传授给他们在农村环境下生存发展的知识和技能，同时，基础教育也没有为他们在城镇和城市中立足提供劳动知识和生产技能。

城乡教育一体化不是城乡教育一样化、同步化和同质化。它们应该是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差异化的发展，追求和而不同，为城乡共同发展服务，而不是传统的“离农”和“为农”思维。农村基础教育应该立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围绕农业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和农民技术化，将升学教育、就业教育和农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实现价值取向的多元整合。对此，应该在坚持教育基础性的前提下，在学校当中多开办一些服务新农村和城镇化、工业化建设的课程，科学地组织农业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基础教育。有人将农村基础教育结构划分为基础课程教育部分与非基础课程教育两个部分[10]。这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尝试。当然，这种课程结构还需要在课程内容、课程比例、课程实施效果等方面进一步加以深化。

3.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

在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背景下，基础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特别是质量差距，实现质量公平和优质均衡。对农村基础教育来说，为了确保这样一个结果的顺利实现，“就有必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保障制度（它包括城乡统一的教育质量标准和健全的教育质量督导、评估和问责机制）。”[11]它能从制度的层面对农村基础教育由于历史和政策的原因造成的落后局面进行补偿，使得所有的学生，不管是农村的学生、城市的学生还是打工子弟都能够获得作为一个未来合格公民必备的素质。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作为政策和制度的贯彻者和协调者在强化教育的督导和监控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将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与政府的绩效考核结合起来，既要“督学”也要“督政”，特别是对农村基础教育质量的提升，要实施严格的教育问责制，确保城乡教育一体化战略的落实。

总的来说，确立农村基础教育正确的价值取向，应该以城乡教育一体化的思维进行指导，立足农村实际，服务城乡共同发展，最终提高教育质量，实现教育公平。

参考文献

[1] 褚宏启.教育制度改革与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研究，2010（11）.

[2] 许林.论城乡教育一体化.当代教育科学，2009（8）.

[3] 张济洲.“离农”？“为农”.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6（3）.

[4] 王本陆.消除双轨制：我国农村教育改革的伦理诉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会科学版），2004（5）.

[5] 袁同凯.走进竹篱教室：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4.

[6] 林存银，褚宏启.城乡教育一体化及其制度保障.教育科学研究，2011（5）.

[7] 郑敏.世纪末的回顾：汉语语言变革与中国新诗创作.文学评论，1993（3）.

[8] 邬志辉.“离农”抑或“为农”――农村教育价值选择的悖论及消解.教育发展研究，2008（3）.

[9] 褚宏启.城乡教育一体化.教育研究，2009（11）.

第5篇：现行学校教育制度范文

关键词：现代学徒制；发展状况；财会专业

一、现代学徒制内涵

1、何谓现代学徒制

现代学徒制是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职业教育相结合，学校与企业联合招生招工，教师与师傅联合传授知识技能，工学交替、实岗育人，校企联合培养行业企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一种职业教育制度。

2、现代学徒制内涵

现代学徒制是产教融合的基本制度载体和有效实现形式，也是国际上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趋势和主导模式。我国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就是通过试点旨在解决校企共同育人，培养行业企业需要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现代学徒制是以校企合作为基础，以学生（学徒）的培养为核心，以课程为纽带，以学校、企业的深度参与和教师、师傅的深入指导为支撑的人才培养模式，它吸收了传统学徒制“边看、边干、边学”的现场学习优势和学校教育制度“系统、高效”的理论学习优势，力求解决学校职业教育专业与职业分离、理论与实践割裂、学习与就业脱节的现实困境，是传统学徒制度与学校教育制度的结合体，是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不断深化的一种形式。

按照企业需求开展校企联合培养，建立校企双元育人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与企业为学生提供更为宽广的学习与就业选择空间，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根据职业岗位能力目标的不同，选择育人企业不同岗位学习。通过教师与师傅联合传授知识和技能，工学交替、实岗育人，校企建立联合培养的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条件保障等，共同制订校企双元育人的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学籍管理办法、各项制度标准、考核评价体系等，创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二、西方现代学徒制的发展状况

现代学徒制是传统学徒培训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企业与学校合作实施的职业教育制度，起源于联邦德国的职业培训，二战后逐步形成配套的国家制度。目前，大多欧洲国家都建立了或正在探索建立适合新时期的现代学徒制系统。

根据欧盟2012年的报告，在27个欧盟成员国中，在中等教育层面开展了严格意义现代学徒制的国家有24个，另有14个国家在高等教育层面开展了广泛意义现代学徒制。据统计，在中等教育层次，2009年欧盟共有学徒370万人，另有570万学生在学校主导的工学结合项目中也参加了企业培训，这两类学生的总数约占全部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的85.2%，占全部中等教育学生的40.5%。

被当成“现代学徒制”范本的德国，在1969年就颁布了《职业教育法》，从法律层面严格规定了职业教育是每个职工的终身教育，即培训、就业、再培训、再就业。而实施“双元制”（也称双轨制）是德国职业教育成功的关键，要求职业教育有两个施教主体，即企业和学校，学员一般每周在企业里接受3～4天的实践教育，在职业学校里接受1～2天的理论教育。

显而易见，无论是德国的法律保障以及就业资格准入，还是澳大利亚的政府拨款，都是国家层面规则的设立和政策的保障。对中国而言，目前这些都是空白。

三、中国现代学徒制的发展状况

我国一些地方和学校也对现代学徒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经验和做法。

中国推动现代学徒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学徒制”在国内没有得到广泛运用，是因为缺乏公用经费支持，没有钱来“购买企业岗位”。按国外的办法，学生进入企业工作后，企业会 发放学生（准员工）工资，这就需要公用经费支持。中国现代学徒制困局：普遍遇到的“学校热，企业冷”的情况让“现代学徒制”试点院校纠结挠头，无能为力而积极性大减。“现代学徒制”服务于区域经济产业升级、服务企业发展的终极目标，显得飘渺而遥远。如何让“现代学徒制”不是一句空的口号，让订单培养的学生毕业就可以顺利进入企业工作，并能胜任企业提供的岗位，是摆在双方面前的一个考验。

教育部相关人士表示，“现代学徒制是教育部的一个重要试点，如果我们能把中国特色的现代学徒制做起来，我认为这不仅能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还能提高中国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可见，国内一些政府机构和学校，一部分企业都认识到了“现代学徒制”的发展利益，但急需国家政策的推动与规范。同时也需要更多的企业参与进来，按企业性质与规模制定相关的人才培养、引进机制。总而言之，中国的“现代学徒制”任重而道远。

四、现代学徒制在中职财会专业教学的具体应用

1、多方合同签订明确各自职责与义务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学生、企业和学校三方都要签订合同，共同保障教育培训过程的顺利完成。学生与企业需签订学徒合同，明确规定学徒在培训期间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工资待遇，而企业对学生也有教育和培训的义务，并要按时、保质地完成教学计划，达到教学目的。这些设计教育教学环节企业也需要和学校以合同的形式订立下详细条款，内容不仅包括共同制定实训内容、完成教育和培训任务，还包括培训结束、考试合格后，授予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和企业培训认证。

2、制定学徒制培训的基本框架

传统学徒制在培训的过程中对学徒培训的内容不统一，学徒培训的具体内容多是由企业决定，这样在学徒培训结束后获得的技能可能得不到社会的认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现行学徒制需要为学徒培训的内容建立了框架，它是对一个行业学徒制学习内容和考核标准的基本规范，为企业和培训提供者提供的学徒行业技能培训确立了标准；对于学徒来说，必须具备框架要求的所有技能，才算真正完成了学徒制培训。

3、财会专业现代学徒制――校内学徒制，代记账仿真教学

多数中职学校配备了会计模拟实训室，方便学生进行实地操练，但实践教学主要以集中式的手工记账为主；教师的教学内容基本来自教材，缺乏来源于社会或企业的真实案例，加上学校由于实验经费短缺，实训室中的软、硬件远未达到仿真要求，缺乏电算化模拟实践；另外，由于行业的特殊性，许多企业不愿意让财会专业的学生进行短期的工学结合。这就需要我们打破教学常规，重塑教学计划。财经专业尝试以校企合作为前提，以就业为导向，有效整合企业、行业、学校的教育资源，建立财会专业现代学徒制――校内学徒制，代记账仿真教学。

具体应用为2年在校学习，应将财会实践课程的比重由过去的10%提高到50%以上。实行通识教学，注重学生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养，辅以职业素养课程；理论课程以实用为主，每一门课程应配置相应的实训课，学生在校进行专业综合模拟实训的同时，结合即将步入工作岗位的职业要求，开设有针对性的职业素养课程，如敬业精神、诚信意识、风险意识等职业道德教育。每学期安排2-3周时间到企业实习。第五学期在企业进行轮岗实习。第六学期则是顶岗实习，在顶岗实习前就强化了技能因素，改变了以往学生在企业放羊式、单一性的岗位学习，提高了岗位胜任力。

财会专业现代学徒制――校内学徒制，代记账仿真教学，以校企双元育人机制为保障，以技能型人才的培养为主线，以企业岗位标准和职业规范为基准，实现学校、企业的深度合作，是一条适合当前国内环境、以职业能力培养为主的中职财经专业人才培养的有效路径。（作者单位：吉林机电工程学校）

参考文献：

[1] 张玉红.中职学校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研究与探索[J].商业文化（下半月），2011（7）

[2] 徐涵.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创新[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0（3）

[3] 刘汉美.中职会计专业实践教学的探索[J].时代金融，2012（20）

第6篇：现行学校教育制度范文

公元1059年夏日的一天，开封城城门处人头攒动，车水马龙。除了百姓，人群中还夹杂着无数达官显宦、文人贤仕。他们翘首以盼，为的是一个送别。史书有记，这一天，是一位老者因病告老还乡的日子。城门处的黎民百姓达官显贵皆是自发送行。他是谁?为何会如此受万民拥戴?

他叫胡瑗，字翼之，号安定先生，当时是当朝国子监的直讲，名下学子无数，育人业在春秋。但他的传奇不仅于此，而是如同穿越千年一样，始创了和现代教育如出一辙的育人体系，被后期的欧美教育学者称为奇迹。

让我们走进胡瑗，走进这位华夏历史上的教育界传奇吧。

明体达用

宋神宗有次向胡瑗的弟子刘彝问起胡瑗，刘彝躬身答道：“吾师胡瑗用‘明体达用’来教导我们。现在的学者都用‘圣人体用’来治理国家，这是吾师的功劳。”“圣人体用”意为将圣人的道理用于实践。

而刘彝所说的“明体达用”，是胡瑗贯彻始终的教育宗旨。“体”是指社会的基本道德标准，“用”就是用这个基本道德标准去治理国家。胡瑗认为，不仅要“明体”，还要“达用”。即学校教育要培养既精通儒家经书、具有道德规范，又能在实践中运用、具有实际才干的人才。

自隋唐盛行科举制度以后，土人通过科举考试就可以入仕参政。唐朝科举考试重视词赋，于是一般土人就专门修习词赋去应付考试。那时的风气就是崇尚浮华文辞而鄙视真实学问。科举考试制度对士人学风和学校教育带来的这种消极影响，在北宋初年严重存在。当时虽然设立了中央官学，但却成为官宦子弟游寓的场所，有教育之名而无教育之实。天章阁侍讲王洙曾感叹过：太学里几千名学生只是来混日子。太学没有规矩可言，老师也不安心教书，说是有几千名学生，可平日里来听课的才一二十人而已。

因为与当时的科举制度格格不入，胡瑗曾七次落榜。因此，胡瑗对科举制度的状况深为忧虑，认为这样培养和选拔人才的方法根本就无法为国家选择合适的人才。基于这样的考虑，他提出“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之所本者在学校”的主张。在他看来，教育的根本就在于为国家发现和培养有用的人才。要为国家培养人才就必须重视学校教育。而学校教育的教育宗旨和教育目标，就是培养“明体达用”的实用型人才。

胡瑗对人才培养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发现、培养和造就人才同国家使用人才的目标紧紧地联系起来。它提出了教育之根本，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培养途径的问题。教育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现行社会制度，才是教育的意义所在。千年前的胡瑗就深蕴其道了。

分斋制

胡瑗受范仲淹邀请在苏州、湖州办中学时，为了实现“明体达用”的教育宗旨，对学校管理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制定了十分详细的教学法规，创立了一整套全新的教学方法。其中，对后世影响力最大的是“分斋制”。

所谓“分斋制”，就是让学生分科学习，将学校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简单地说，“经义斋”培养的是管理型人才(就好比今天的行政管理专业)，以培养比较高级的统治人才为目标，即所谓“可任大事者”。因此，它对学生的来源要求较高，学习内容是儒家经典；而“治事斋”培养的是技术型人才(就好比今天的各种专业院校)，意在造就在某一方面有专长的技术才人，所谓“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学的是带兵打仗、修堰筑坝、农田水利、算术历法这些实用性知识。这种专长一般多掌握一门就多一样好处，于是“治事斋”的学生主修一门科目，又兼修另一门科目，相当于现代大学里的主修和辅修。

待胡瑗到太学任教后，更是自觉地实施这一教法。他十分细致地了解学生的个性和才能，依据各人的志趣和特长，分成相应的组互相进行讲习，使每个人都能发挥专长。而且，胡瑗还采取问答讨论的教学方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启发、引导、评价，学生讲述、思考、讨论。有时是把各小组召集起来，先指定学生讲，教师评价，师生共同归纳出结论；有时又是教师先出题目，人人都来阐述，当场评论；有时还一起议论时事政治，各抒己见，最后统一认识。这就把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学校里人人乐学，学生们学有成效。

胡瑗采取的这种“分斋制”的教学制度相当于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培养出了许多各有专长的人才。学生中有擅长经义的，如顾临对于训诂的研究，朱临和翁仲通对于《春秋》的研究，以及杜汝霖对于《易》的研究；有善于政事的，如范纯仁、钱公辅、江致一；有以兵战为特长的，如苗授、卢秉；有的擅长文学，如滕元发、林晟；有的擅长古乐钟律，如欧阳发，等等。

“分斋制”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反响。四方有志读书做事的学子纷纷到胡瑗主持的学校来求学。这种先进的教育制度不仅在北宋时期就直接影响了中央官学；北宋以后，历朝太学、国子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也大都沿袭。

在中国教学制度发展史上，胡瑗的“分斋制”教育制度，第一次在同一学校里分设多种科目，把民、兵、水利、算历等实用学科和自然学科正式纳入官学教学体系之中，破天荒地与儒家经典取得了同等的地位；并且，开了主修和辅修制度的先河，这是具有相当创造性的教学模式。

千年后的今天，我们的现代大学制度虽然是引用欧美的教学模式，实际上不就是胡瑗“分斋制”的传承么?

体美并举，注重实践

胡瑗精通音律，在宋仁宗时期就曾因为参与确定雅乐声律、制作钟磬的工作取得宋仁宗的欣赏。因为自己的音乐素养和从音乐中获益的亲身体会，他在教学中非常注意音乐教育，注意用音乐来陶冶学生的精神情操。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就是他的高徒，跟着胡瑗专攻音乐，最终卓然成家。其他学生在胡瑗的带领下也都精通音律。在后人收纳整理关于胡瑗的教育文献《安定学案》中有这样的记载：驻足胡瑗的学舍外，舍里传来响彻天空的琴瑟歌诗声，路人们常常听得如痴如醉。每当各种考试之后，胡瑗就带领学生在太学里的“首善堂”且歌且吟，直到夜里人们才纷纷散去。

中国讲究“学海无涯苦作舟”，莘莘学子枯坐案头苦苦用功。胡瑗却提出了不同的学习方法。他认为学生有个强壮的好身体才能更好地学习和治理国家。在北宋学者邵伯温所撰的《邵氏闻见录》中记载了胡瑗的建议：吃饱后不要久坐在案头，而要活动筋骨，这样才能身体健康。

胡瑗提倡的体育、音乐教育，超越了功利性，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极富光彩的一笔。

除了书本教育，胡瑗还组织学生到野外、到各地游历名山大川，以开拓胸襟视野，让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他认为：学者只守着一方土地，只能狭隘而孤陋寡闻。一定要游遍四方，多看看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山川气象，这样才能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有益于自己的学习。因此他反对闭户读书，曾亲率诸弟子四处巡游。让学生接触实践、了解社会，让书本知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从而实现他培养出“明体达用”治世之才的教育目的。

人格感化《宋史・胡瑗传》称：胡瑗的学生，不管聪明还是愚钝，也不论才能如何，穿着打扮、行为举止都很类似，大家不用询问就可以知道他们是胡瑗的弟子。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和胡瑗的人格感化分不开。

胡瑗以身为先，十分注重自己的仪表行止。即使是大热天，他也必定是终日穿着公服坐在堂上会见诸生，行严师弟子之礼。正因为自己端正，所以当胡瑗发现学生行止有亏时，就能理直气壮、正气迫人。胡瑗身教重于言教，正人先正己，于是有了“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的效果。在《安定学案》中就记录着胡瑗纠正学生行止的事情。他的弟子徐积在初次见到胡瑗的时候就被胡瑗喝止：“头立正直了!”后来徐积回忆起此事，感叹自己得了老师一个“正”字，受用终身。

在严格规范学生的同时，胡瑗也有和蔼的一面。他和学生相处时，让学生们如沐春风，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自觉地接受道德礼仪规范。他的高徒，后世公认的“理学大家”程颐这样评价道：“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一望可知。”

正是胡瑗这种正人正己的教学态度，感化了学生人格，让学生既能自觉遵守学校规矩，又能勤奋努力进德修业，同时还养成了优良的学风。

穿越千年的成就

胡瑗的这些教育宗旨、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千年来被后人一再沿用，甚至直到今日仍有实用价值，不由得让后人赞叹，也让后人称奇。

第7篇：现行学校教育制度范文

关键词： 农村义务教育 教育质量 现状 思考

随着义务教育的普及，义务教育关注的重点将逐步由数量向质量转变。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教育实践中的核心问题和教育研究的焦点问题。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农村学校，不断提高义务教育的质量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学者和教育工作者深刻地认识到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重要性，把它作为教育工作研究的重点，认为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已成为义务教育发展的关键。因而，在此阶段对农村义务教育质量进行研究是非常迫切和必要的。

一、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现状

1．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教育资源贫乏。

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是目前农村教育最大的实际，也是最大的困难。通过观察发现，由于城乡差别、贫富差距，这些年农村的教育事业费用支出仍是远远低于城市教育事业费用支出。由于教育经费短缺，农村学校教学仪器、图书资料、体育设施、实验用品等都非常缺乏，甚至有的学校连教室都还是危房。试想，在这样一种条件下何谈提高教学质量。也可以说，正是教育经费投入方面的差距严重影响了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

2．教学师资薄弱，制约教育质量。

农村教师素质是制约农村教学质量的关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1）民办、代课教师支撑着农村基础教育。现任农村小学教师大多是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和培训，较难胜任新时代的教学工作，严重影响教育质量。虽然随着高等师范院校的发展，大量的受过正规教育和培训的教师充实到农村学校的教师队伍中来，但总的来说比例还是过低，难以应付教学的需要。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大量存在和公办专任教师的严重短缺从根本上制约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的质量与健康发展。

（2）青年骨干教师大量流失。由于农村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低，许多青年教师、骨干教师或是通过关系调到上一级学校，或是调离现有教育教学岗位，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师资力量。青年骨干教师的流失，不仅带走了宝贵的教育资源和教学经验，影响了当地农村教育质量的提高，而且造成其他教师人心换散，严重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

（3）教师素质与能力水平偏低。我国农村小学相当一部分教师教育观念滞后、知识结构老化、教学方法陈旧，不能适应当前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和教育质量提高的需求。近年虽然经过大规模的学历补偿教育和在职培训，教师的学历达标了，但实际教育教学能力和教育整体素质并没有得到同步提高，而且不少教师的职后学历教育与其所授科目不配套。

3.新课程改革的“城市取向”并不适应农村小学。

现行新课程改革主要以城市学生的学力为依据制定全国统一大纲、材和统一标准，有明显的“城市取向”，无视城市和农村、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儿童少年在教育环境、教育资源上的巨大差别。这无疑对农村和边远地区的学生是不适应的。加之农村学校课程观念落后，长期以来受传统教学观念的影响，无论是校长还是行政干部、教师还是家长，都认为农村学校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就是将学生送出“农门”，进入大学，或进到城里。新课程的理念并没有深入农村教师和学生心中。而且现行教材以城市学生的发展特点为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农村学生来说不切实际和偏难，致使部分农村学生难以胜任，成为学业的失败者，最终失去学习兴趣而被迫辍学。

4.教学缺乏规范管理。

一些县级教育行政部门过于重视县一级中心学校的建设和管理，而把村小当作小儿科，疏于管理。加之一些农村小学领导教学观念陈旧，教学管理水平不高，工作责任心不强，相当部分校长和教导主任就如何进行教学管理心中无底，无章可循。有些学校沿袭旧制，学校教学工作缺乏激励机制，目标管理不明确，跟现代教学管理理念很不适应。

5.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脱节。

学校教育、社区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有机结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必要条件。学校教育是全体，社区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外部环境，是学校教育的继续和扩展；而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区教育的基础。而现今许多农村小学教育与家庭教育严重失衡。现在农村许多成年夫妇双双外出打工，他们将子女交给老人或亲戚照顾，甚至将他们独自留在家中。一些留守儿童由于平时缺乏父母的管教，再加上老人们的溺爱，学习上一旦遇到困难就放弃。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缺乏父母的督促，而老人的管教毫无力度和效果，部分学生经常缺课、逃课，还影响了其他学生，造成学校学风不正、教学效果不好、教学质量下降。

二、对当前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现状的思考

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偏低的现状严重阻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严重制约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进程，全面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不仅仅应从制度、机制上来改革，还应从人们的观念上来更新。因此，就当前农村义务教育质量呈现的状况来看，理应从以下入手。

1．加大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教育经费短缺带来的困难是农村最大困难，无外乎是校舍、教学仪器、图书资料、体育设施、实验用品等的缺乏。构建合理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保证农村学校教育教学的“下限”投入是当务之急。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理应法制化，而且要重视农村地区差异，按东、中、西部三类地区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建立不同的政府农村义务教育投资模式，才能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资源不合理的状况。

2．提高师资，夯实教育发展基础。

一是制定和落实优惠政策，改善教师的工作环境，鼓励和引导有经验的教师和师范类毕业生到农村地区任教。在切实落实工资和国家规定的各项补贴补助待遇的同时，对农村地区中小学教师在住房、医保、职称评定等方面给予优待，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增加教师的发展机遇。二是建立健全教师继续教育制度，切实加强在职教师的学历教育和经常性培训。鼓励和要求教师通过在岗培训、定期进修、网上学习等多种形式，按照学用一致、专业对口的原则，提高学历学位层次。三是认真组织中小学短缺学科骨干教师培训。实施骨干教师专项培训计划，优化教师队伍结构，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质，提升农村小学教育教学质量。

3．整合课程，优化课程设置。

针对农村学校无法适应在新课程改革中出现的国家制定统一大纲、材和统一标准的问题，应该实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本土课程整合优化。在坚持《新课程标准》精神的前提下，改革现行教材。可由各省(市、区)根据本地实际编写教材，有必要考虑城市普及型和农村普及型两种版本，在农村版本中要体现对农村实用性的教学内容。教材改革要坚持两个适合的原则:一是难度适合农村大部分学生，着眼于所有学生打好基础；二是尽量适合各地实际，使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同时要理清思路，合力打造富有地域特色的新课改，以职业指导为突破口，分类分层教育，让人人都能进入不同的学校升造，最终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4．规范管理，使教学走向正常化。

学校管理层要积极为提升自身教学管理水平、改变落后观念、提升教学水平、加强工作责任心而努力，尽力为教师之间进行信息交流、经验分享和专题讨论提供平台，形成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营造求真、务实、严谨的教研氛围。办好学校要依靠全体教师，为了科学有序地实施教学、科研工作，必须创新工作措施，调动老师们工作的积极性，真正使教学走向正常化。

5．转变观念，学校、家庭相互支持。

学生的教育需要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密切配合，相互支持。虽然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学生家长在观念上有着较大的差别，但是就家长来说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成才。因此在农村，学校要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办好学校，充分利用有限的新闻媒体向社会广泛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推广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帮助和引导农村家长树立正确观念，掌握科学方法，提高科学教育子女的能力，共同促进我国义务教育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李颖，王嘉毅.农村学校义务教育教学质量问题研究述评［J］.教育评论，2007，（11）.

［2］高尚刚.全面提高农村义务教育质量的对策研究［J］.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9）.

第8篇：现行学校教育制度范文

关键词： 学校教育 家庭教育 班级管理

一

随着生理、心理的日趋成熟，学生进入职业学校后，逆反心理到达了鼎盛的阶段，这给职业学校教育及班级管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青少年逆反心理其实是成长过程中的必经阶段，集中表现为片面情绪化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尤其是对家长和老师的教育采取不合作并且带有强烈的抵触情绪。当然，青少年逆反心理只是他们在成长过程中产生的一段插曲，随着年龄、知识阅历的增长会自然消失。但仍有部分学生因为家庭、学校、人际关系等诸多原因，在这段叛逆时期性格、心理发生巨大变化，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更有甚者造成心理、价值观扭曲，从而走向犯罪的深渊。

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缺失。常言道：“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身心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学生在上学前对他们身心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家庭的氛围以及父母的言传身教，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每个家庭千差万别，每个父母也因其性格、职业、受教育程度、夫妻关系、经济状况的不同导致家庭教育方法和质量的不一。

家庭氛围是否和谐？父母关系是否融洽？对学生健康成长尤为重要。我们应当思考：身处在同一个社会，为什么会出现不一样的学生？原因还是在于家庭教育方面。以本人管理的班级为例，通过调查发现本校学生当中父母离异的概率远高于普通中学，而这些学生里面有半数以上属于典型的“问题学生”，主要表现为心情抑郁，不善与人交流，严重自卑，逆反心很强，学习没有目标，对未来一片茫然。而这些学生在日常表现中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对家庭教育失败的不满情绪，比如通过周记或日常的言行排遣心中的不满。所以，从以上数据来看，离婚家庭更容易出现问题学生，而且比例高达50%。

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承担家庭教育职责的现象日益普遍，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父母无暇顾及子女的教育，让爷爷奶奶来“顶岗”，这也给家庭教育的质量打上了一个问号。在我们所调查的班级中，留守学生对监护人的教育抵触情绪非常强烈，表现为无视监护人的教育或者以人前一套，人后另外一套的方式，用欺骗的手段应对监护人的教育。由此看来，这种“顶岗式家庭教育”出现问题学生的概率也是非常之高。

父母家庭教育观念淡薄，教育方法失当也是家庭教育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如今许多家庭教育缺少规则教育，取而代之的是“满足教育”和“溺爱教育”，即希望于满足孩子物质需要而达到教育的目的，但更重要的是须知对于规则意识淡薄的未成年人在家庭里面要树立规则，而不是通过物质欲的刺激来实现教育的目的。溺爱教育更容易使学生产生自私、叛逆，唯我独尊的个性。

二

对于职业学校的班主任来讲，管理难度可想而知。要做到科学治班，班主任必须重视班级管理背后的“家庭教育”。

第一，班级管理必须做好家长培训工作，注重家校联系，努力形成家庭、学校教育的合力。每一个学生都有成长的故事，不管这个“故事”是悲剧还是喜剧，班主任必须学会去了解这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学生作为一个未成年人，就像一块璞玉，需要去雕琢才能发光发亮。所以在其未成年阶段犯错误也是正常的，关键是看家长、老师怎样去引导。作为家庭教育的主体，父母亲营造的家庭环境及科学的教育方法对学生成长发展来说至关重要。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家长们普遍家庭教育意识落后，对家庭教育认识不足及教育方法不当成为家庭教育的瓶颈。

班主任应当及时和家长联系沟通，利用多种途径，比如电话、家访或者开家长会就家长如何与孩子沟通、教育进行必要的交流和切磋。利用电话联系了解学生在家表现情况；利用家访深入了解学生的成长环境，并和父母、学生进行面对面的沟通、谈心；利用召开家长会的机会与家长交流在家庭教育方面的经验，分享成功家长家庭教育的窍门，并针对当前家庭教育面对的棘手问题展开讨论，共商解决问题的方法，所有这些都将有利于家长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家庭教育方面的认识和能力。

第二，正视“顶岗式家庭教育”的弊端，构建父母发挥主体作用的家庭教育模式。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不但要参与监管，而且要试着俯下身子，深入到学生的心灵中来。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单纯地说教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或抵触情绪，很多学生抱怨父母或老师不理解他们内心的感受，不知道他们真正需要什么，这就要父母和老师能够站在学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不能以成人的标准来判断和衡量学生的行为。“身教重于言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父母不能对子女喋喋不休，如果不能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家庭教育就是一句空话。同时父母也不能以别人的标准作为衡量或评价自己小孩的标准，要做到从父母自身的实际出发，从家庭的实际出发，提出适合学生自身实际的目标或要求，这样才能符合教育的规律，符合学生自身发展的规律。

第9篇：现行学校教育制度范文

学术成果曾获第一、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一届吴玉章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等。

记者：有人主张，本科阶段的培养目标应定在宽口径、厚基础、培养“通才”上。好像您不同意这种观点?您主张本科阶段不能完全实行“通才”教育的理由是什么?

劳凯声：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些国家高等教育的发展，大致上经历过通才教育、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三个阶段，这似乎是一个循环，但有本质的不同。早期的高等教育并没有明确的专业界限，所以早期的学者都是百科全书式的。专才教育是近代科学发展的直接结果，它按专业进行集约化的人才培养，大大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效率。但学生的知识面比较窄，跨专业工作能力较弱，跨专业流动也较困难。我认为，20世纪后半叶国外一些学者主张实行“通才教育”，依据的是交叉学科和边缘学科出现的新情况。由于社会的进步，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就是培养通才。但这种通才只能是基于一定专业基础上的，相对意义上的“通”，社会还需要大量的各专业领域的专才。因此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说法，即现代高等教育应当致力于“T”字型人才的培养。即个人的知识结构应该是以某个专业领域的知识为主，即“T”的竖道，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宽广的知识平台，就是“T”的横道，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专多能。

记者：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日益普及，“通才”教育能否行得通?

劳凯声：中国的高等教育正在经历大众化的进程，它会带给高等学校怎样的挑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教育的需求将大大增加，传统的以选拔为基本取向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都将受到彻底冲击，人们的不同需要将对教育发生更深刻的影响。一种多元化的、更灵活的教育制度将会替代现行的选拔性教育制度，向每一个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性。庞大的现行学校体系运行方式将被彻底改变，会在学校、教师与学生或其家长之间形成一种全新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我并不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必须和“通才教育”相联系。我们能否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不仅关注教育对社会各方面的作用，而且开始关注教育对自身的意义，突破传统的目的──功能观，真正推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

记者：如此说来，高等教育得改变以往的教育模式，比如是否需要或必须实行弹性教育?

劳凯声：弹性学习是信息社会的产物。它包括弹性、自治、学习者中心等基本理念，它允许个人以一种最有效的方式来学习，为其提供丰富多样、可以选择的学习形式。依据上述理念设计的个性化教学结构包括：以学生为中心的弹性选课制度、以现代互联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化教学交互系统、以弹性结合为特色的学生群体交流学习模式、以发展性和个性化为特点的弹性教学评价系统、以“宽进严出”以及学分制为特点的学籍管理系统等。弹性学习以学生为中心，由学生来决定学什么、如何学、何时学、何地学等学习中的各种问题，从而大大地拓宽了学生学习知识的途径。

记者：作为教育专家，您认为目前本科生的培养现状与其培养目标之间是否有差距?加入WTO我们与国外的本科生教育能否接轨?

劳凯声：中国教育背负着太多的传统，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选择。近百年来的现代教育发展又积累了太多的工业文明烙印，理性、权威、塑造、训练似乎就是教育的代名词。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全然不同的新时代，但我们的学校却在沿袭一种传统的记诵之学，过分看重书本、权威，用一种僵化的教育标准和人格范式来训练学生，而缺乏一种创造的精神。一些学校本科生教材陈旧，有的甚至还沿用80年代的旧教材。课程安排不尽合理，授课方式与中学生无大差别，可以说，本科生教育的这些问题已经导致质量滑坡，学生厌学的趋势。我们别无选择，必须对本科生教育进行观念和制度的创新，必须从新的角度来重新衡量本科生教育的目标和绩效，重新衡量本科教育的培养规格、课程标准和质量要求。只有彻底冲击传统的以精英教育为基本取向的观念和制度，才能创造一种多元化的、更灵活的本科生教育制度，向每一个学习者提供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我们不能不承认，入世后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加入WTO，意味着成员方之间的竞争将在全球范围内进一步深入下去，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将成为加入WTO之后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首要任务。

记者：人们经常有这样的议论：现在的本科生素质不能与恢复高考后的那几年相比，这与高校扩招是否有关?您怎样评价当今的大学生?

劳凯声：这不能一概而论。总的说应该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说这一代青年人有什么弱点的话，这主要是贯穿于教育全过程的导向问题。超负荷的学业压力使一代人变成了被动的学习机器，压抑甚至泯灭了孩子应有的童心；机械的记诵之学使活生生的孩子整天面对一大堆死记硬背的无用知识，扼杀了孩子与生俱来的原创力、好奇心，造就了一大批高分低能的学生；过度的竞争不适当地强化了孩子的自我中心倾向，并使相当多的孩子不断面对失败，损害了孩子应有的自尊、自信，从而产生社会化方面的困难；成人社会对新一代人缺乏应有的了解，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于自己的孩子，导致两代人之间的代沟；学校和教师还在维护一种传统的“学高为师”的权威地位，按部就班地传道、授业、解惑，全然不顾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种种新变化。我认为简单地归之于高校扩招是不公平的。

记者：您认为，高等教育目前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高等教育要经历一场怎样的变革才能从容应对这一挑战?

劳凯声：在当前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的高等教育正逐步形成影响教育运行的三种力量，这就是学术力量、政治力量和市场力量，其中市场力量是一种新兴的、对教育构成巨大影响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教育与市场的关系就是当前高等教育改革发展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1995年《教育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

这一规定表明了教育与市场的基本关系。在实践中，却发生诸多认识上和适用上的混乱。实际上，通过市场对教育的有限介入来向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这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

但是在中国，教育能否介入市场，如何介入市场，政府在市场介入的情况下又如何发挥自己对学校的调节功能，问题的复杂性远不是上述简略的规定就能解决的。

传统的学校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封闭的，与市场无涉的领域。但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的教育正在面对全新的情况，一个逐步发育成熟的市场体系促成了利益追求各不相同的众多社会群体，对教育造成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