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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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概述

1.1 城市经济学的含义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生产、成长、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研究扩展到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城市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规律、探求城市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关系，是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意义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结构，城市发展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决定了城市环境中的个体发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评价和预测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为我们选择生活环境提供帮助；另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态发展中的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

2.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2.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2.3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2.4 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3.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3.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3 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3.4 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第2篇：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

1.1经济学被边缘化，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萎缩

在中国经济学被边缘化，甚至已无立身之地。目前，高校马思主义经济理论课程已被严重压缩，中国经济学界研究成果，主要是有关西方经济学的内容，有关经济学内容的不到十分之一；有的虽然打着经济学的招牌如《劳动价值论》，却在宣扬资产阶级要素价值论的观点。

其次，经济学专业的研究生对经济学的学习不感兴趣，更谈不上研究。在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十七年招收的330名博士生中，他们在学期间发表的经济学论文一千多篇，其中真正研究经济学的不到10篇。经济学专业的教学队伍中从事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者也日益缩小。

1.2中国经济学传统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严重滞后于国际化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改革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教学体系与教学方式仍严重滞后于国际上经济学专业的新发展。首先，教学内容重复。以经济学专业学生为例，大学本科阶段学习的政治经济学内容在高中就曾经完整的学习过，研究生阶段则开设专题性课程，但在体系性、知识抽象性程度上基本没有差异。其次，理论体系被人为割裂。一是将政治经济学从体系中分割出来。二是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和社会主义部分在范畴与原理上没有科学衔接，尚未建立整体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再就是，教学方式的“封闭性”。当前中国经济学教学缺少足够的教学参观或社会调查等课外活动。

1.3经济理论脱离经济现实，教学方式扼杀学生的创新精神

首先，理论脱离经济现实，难以满足本土化的要求。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理论来源于实践，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学方法基本上都是教师选定一本教材，以教材为中心开展教学活动。国内经济学教材出版周期一般较长，教材内容与现实经济问题极易产生距离与脱节；再者，由于国内教材大多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西方理论与中国经济现实本身也有距离。其次，“满堂灌式”教学，忽视教学过程，扼杀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在课堂教学中，老师不可能讲清楚全部的经济学理论，这就要求老师主要传授学生科学合理的学习方法，提高学生自学能力和解决分析问题的能力；而偏重于死记硬背和机械化训练，则缺乏课堂交流和学习能力的培养。

1.4理论研究缺乏规范性，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学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相当数量的重大基础理论问题还认识模糊。这一点在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问题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以什么作为切入点开始经济学分析？用什么作为主线将这种理论体系贯穿起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究竟有哪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市场经济怎样才能真正与社会主义、与公有制有机结合起来？对这些根本问题的认识尚缺乏基本规范，认识相当混乱。

在研究过程中，明显地存在着对两个范式关系的认识上的偏差问题。学术界存在两种片面倾向：一是排斥和轻视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现代西方的经济学理论采取一种简单否定的态度；一是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经济学当作唯一科学的经济学理论，忽视它所具有的意识形态的成分，否定经济学的科学意义和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总起来看，后一种倾向在当前呼声甚高。此外，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也存在诸如选题过于宽泛、研究结论草率等其它问题。

2中国经济学的目标

中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还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计划经济体制的核心部分尚未彻底触动，深层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另一方面，一些新建立的重大制度仍是框架性的，尚不稳固，在具体实施中还有不少漏洞。因此，建设一门能反映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特点和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是有必要的。这也是中国经济学的根本目标所在，而中国经济学的具体目标可分为体制结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三个部分。

体制结构目标主要从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来分析，所有制结构和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其保障体系较为完善。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经济运行目标和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微观经济运行目标主要包括企业和企业制度的完善及国企改革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机制、市场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秩序和规则较为完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是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及其相互关系的平衡、宏观经济调控目标顺利实现、政府职能得到完善等。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的目标和经济增长方式等）和经济发展目标（包括经济发展方式、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关系、科学发展观及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等）。

3中国经济学的构建

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将西方经济学中意识形态理论与市场经济理论相分离，将市场经济理论的科学成份嵌入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之中，实现两种经济学说的整合不仅必要而且可行。

3.1整合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西方经济学均衡分析理论

劳动价值论更多关注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本源性问题，为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提供了理论依据。均衡分析理论更多描述的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外在表现，为揭示价格与供求的内在关系及其资源优化配置规律提供了分析工具。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和任务已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资源优化配置，将均衡分析工具嵌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可以克服马克思经济学说价格变动分析的不足，赋予劳动价值论以新的时代内涵。

3.2整合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和西方经济学经济人假设

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劳动者行为动机假设注重全社会成员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并认为劳动仅仅是谋生手段，这种分析框架揭示了社会主义劳动者之间生产关系及其行为动机的本质特征，但难免带有计划经济的局限。西方经济学中关于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反映了市场经济主体行为动机的某些重要特征，但却“往往具有非社会性和非历史性的倾向”。将两种行为动机理论整合为在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经济人“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假设。

3.3整合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思想和西方发展经济学

马克思晚年时期未能构建起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兴起发展经济学，先后经历了从结构主义到新古典学派，再到以人为本的发展经济理论；从宏观模式的经济增长理论到微观分析的人类发展理论。这些理论均从不同程度上揭示了经济落后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经济市场化、社会化、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将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科学因素嵌入马克思广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建立中国特色的发展经济理论，是中国选择适合国情的科学发展战略的需要。

3.4整合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和西方新制度经济学

在马克思的分析模型中，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然而他未能深入分析未来生产方式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动力源及各劳动者阶级之间以及阶级成员内部潜在的利益矛盾对其的影响。而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制度经济学则从供求关系、均衡价格的技术分析转向了产权关系、交易费用的制度分析，从而揭示了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在私人成本和收益与社会成本和收益不一致条件下，产权界定、国家干预以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对技术持久进步、经济充满活力的重要作用。尽管新制度经济学自身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不妨碍我们将该学说中的科学因素嵌入经济学阶级分析理论框架中。

4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趋势

4.1走向规范和实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不断开阔，方法不断创新，比较成功地实现了传统经济学研究范式向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转型，越来越走向规范化。但是，中国经济学从总体上看还是不成熟的。基础理论还比较薄弱，研究方法还比较落后，学科规范还不够严格，中国经济学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还在形成，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规范。建立学术规范，发展学术评价，是中国经济学进一步发展和提高的重要条件和必由之路。

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学理论仍然落后于实践，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仍受着传统思维方式的束缚。为此，中国经济学必须坚持走向实际。对于中国经济学来说，当务之急是要从实际出发，搞清楚中国所面临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经济问题，仔细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找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途径并且揭示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

4.2走向开放和世界

经济学的开放是不可避免的。既勇于肯定，又勇于否定，一切取决于是否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不论源于何时，出于何人，来自何方。经济学走向开放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坚持引进来，将外来的理论综合到中国经济学理论和中国实践中去；二是坚持走出去，要加强交流和不同学科间的联系，进行多学科理论、多元研究方法与手段的综合运用。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学也正在逐步走向世界。但中国经济学走向世界，必须首先立足本土，其次必须立足经济，关注技术，立足当代，面向未来，使中国经济学的研究始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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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斯蒂格利茨.经济发展需要对经济规律深刻理解［R］.“中国经济学教育回顾与展望”系列研讨会，2006.

［5］程恩富，王中保.现代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评述［J］.山东社会科学，2006，（6

第3篇：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矿产经济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矿产资源跨期优化配置机制研究”（11&ZD163）

作者简介：魏晓平，女，中国矿业大学煤炭资源开发与政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江苏 徐州 221116）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3）04-0041-04

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柱，是人类现代文明重要的物质基础，它能为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世界上许多资源富裕国凭借对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得本国的经济和人民生活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也得益于矿产资源持续的、大规模的开发与利用，然而，在矿产资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却面临着资源开发过度、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挑战。

矿产资源是可耗竭资源，由于它的有限性、稀缺性和不可再生性，其开采利用最终会导致其可采储量为零，从理论上讲，就是达不到持续利用。这就意味着如果将可耗竭的矿产资源作为生产投入是必需的，那么生产和消费就不可能无限期维持下去。于是1970年论界引发了一场关于可耗竭资源最优利用及其最优开采路径等问题的讨论，并围绕该议题涌现出数量很多的研究文献，其中影响最大的首推Solow（1974）[1]（P29-45）、Stiglitz（1974）[2]（P123-137）和Dasgupta与Heal（1974）[3]（P3-28）的3篇巨作。后来许多资源经济学家认为，以Dasgupta-Heal-Solow-Stiglitz（DHSS）为代表的初期研究，是建立在严格的假设基础之上的，但DHSS后续的研究放松了某些假设，改变了某些约束条件，使得理论研究更贴近现实。但是资源的最佳开采利用路径与实际开采路径经常是背离的，且很少有文献对理论和实际的背离给予充分的解释。美国著名地质学家Hubbert于1950年代提出了“石油峰值”论，他认为矿物资源开采呈现钟形曲线的耗竭规律，即在达到峰值之前开采量逐年上升，达到峰值后开采量将呈现递减的趋势。但对于中国化石能源何时达到峰值，峰值是多少，存在诸多争议。理论和实践都在呼唤运用最新的经济学研究成果，总结研究当今世界各国矿产资源开采利用的特点、规律，并期待更加全面、系统、科学的矿产经济理论著作的出现。

中国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还处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矿产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市场竞争机制、政府监管机制还不完善。长期以资源低价形成的“低成本竞争”的发展模式已经使得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付出了极为沉重的资源环境代价。目前仍有很多人（包括一些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可能还会有二十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但是所有这些预测，既没有考虑能源资源大规模持续扩张导致的能源危机，也没有考虑环境承载力的约束，显然对经济高速持续增长的预测并没有将资源环境作为限制条件。但是这个问题却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时间，关系到后代与其前代是否具有可以分享同样的物质财富的权利，严格地讲，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承载着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因此，探索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及其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是当前理论界迫切需要解决的任务。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成金华教授等人编著的《矿产经济学》（后文简称“《矿产经济学》”）一书，总结吸收了国内外最新的研究成果，从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视角，对中国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如矿产资源价格、供求特征、代际配置、外部性治理、矿业权市场等重点、热点问题展开了经济学分析，并对可持续发展观的经济学理论内涵进行了新的探索。笔者认为，其主要特点有三个方面。

一、系统构建了矿产经济学理论[KH*3]分析框架

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在工业化进程的推动下，把以矿产资源为主体的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作为经济增长的源泉与动力，展开了一系列经济活动。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在此背景下矿产资源经济学应运而生。与一般经济学的主题一样，矿产经济学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就是针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历史和现实，研究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矿产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在不同的社会成员中进行合理分配。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这一任务，许多经济学家和从事矿产资源勘探、开发与管理研究的学者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已经形成了不同版本、不同体系的矿产经济学著作。其研究的问题包括了矿产资源的分布、采选与利用，以矿产为基础的工业规划和发展，矿产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矿产对国际、国内经济的影响等诸多方面，研究成果表现出了较强的学术性和实用性，为人们如何有效地促进矿产资源的勘查、开发和利用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的指导。

近30年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对过度开发矿产资源而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模式进行反思，其问题的本质归根结底就是如何保护稀缺的矿产资源，使其能够永续开发利用。面对新的增长模式，作为经济学独特分支学科的矿产经济学，一方面要肩负着传统经济学的重要使命，即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建立一套能够合理解释并有效指导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解释和揭示其中的各种经济现象及其内在联系；另一方面更要与时俱进，在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可耗竭资源优化配置理论与实践上作出新的探索，从而为政府、矿业企业等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中提供系统的科学理念、思想方法、工具手段及政策建议等。为此，矿产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一样，既要回答人们在现有的资源赋存条件下，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如何生产和为谁生产等重要问题；又要回答并解决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带来的环境外部性与代际外部性问题，进而塑造完善矿产资源特有的经济世界。《矿产经济学》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承前启后的历史使命，系统构建了矿业经济学理论分析的新框架。

《矿产经济学》绪论部分作为全书内容提纲挈领的总领框架，勾勒出了这本新著的总体轮廓和来龙去脉，并从中引出各章节研究的具体问题、线索与思路。其他各章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重点讨论了八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矿产资源的需求。从影响矿产资源需求的宏观因素及其特征出发，概括出了矿产资源需求的波次性规律。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阐述了矿产资源需求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揭示了矿产资源消费总量与强度动态变化、人均矿产资源消费、消费速率变化和矿产资源循环再利用的基本规律，为资源总量的宏观预测提供了微观经济学基础。第二，矿产资源的供给。从矿产资源供给的含义与性质、矿产资源供给的技术经济储量分类两个层面介绍了矿产资源供给的特性，并围绕矿产资源供给曲线和矿产资源供给的价格弹性问题，阐述矿产资源供给的生产者行为。特别从矿产资源供给安全、保障程度以及战略储备的角度阐述矿产资源供给的理论特征。第三，矿产品市场与价格。从矿产品市场的概念出发，在介绍矿产品期货市场发展情况的基础上，分析了国际国内矿产品的市场格局和矿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对我国亟需进一步开展的矿产资源税费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第四，矿业权市场。矿业权是矿产资源市场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该章在明确矿业权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矿业权市场及其基本经济关系，通过对矿业权市场运行机制的阐释，提出了矿业权市场管理体制与制度创新的基本思路。第五至第七方面是该书的研究重点，也是该书的亮点所在。作者基于前述的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理论，对矿产资源领域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了回答。其中，第五，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基于可持续发展的福利观，从不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利用原则、最优耗竭率确定的基本条件和最优耗竭模型等方面，讨论矿产资源的最优耗竭问题。同时，还对代际均衡与最优经济增长、不可逆性和资源保护等资源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评价。第六，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性与治理。通过运用外部性一般理论，从矿产资源开发过程的外部不经济性、时间外部性、生产外部性角度，阐述矿产资源开发外部性的主要表现及特征，并从外部性对矿产资源价格的影响、外部性的帕累托最优定价以及外部性的利益关系主体等方面，分析了外部性对矿产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而讨论了克服外部性的方法手段及其战略选择。第七，矿产资源战略评价。该章首先界定了矿产资源战略评价的内涵与边界，分析了矿产资源战略评价理论、方法及模型，在此基础上系统构建了矿产资源战略评价的指标体系。第八，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勘探开发利用的经济问题。

以上该书的分析架构确立了矿产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丰富了矿产资源的研究内容，完善了矿产经济学学科的理论基础，发展了矿产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为经济学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二、多角度探讨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主题

进入21 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呈现了新一轮化石能源和重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加速增长趋势。矿产资源的日渐稀缺与旺盛的社会需求矛盾不断升级，巨大的利益推动导致中国乃至全球性的矿产资源市场秩序混乱，恶性竞争不断。如何规范市场秩序，促使矿产资源有序开发，实现矿产资源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需要具备以下重要条件：把握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机制和矿产资源优化配置原理，实现科学认知，加强资源管理创新。从当前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实践来看，人们对如何创造和完善这些条件的认识正在形成。《矿产经济学》围绕这些目的与条件之间的内在关系展开了多角度的探讨，构成了该书的亮点。

首先，《矿产经济学》运用经济学中最基本的供求分析方法，分析了矿产资源需求与供给这两个基本问题，探讨了矿产品市场与价格问题，重点论述了矿业权要素市场，为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市场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在具体的内容安排中，该书既充分讨论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各种机制的相互联系及作用机理，又引证了丰富翔实的数据对所述原理和观点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持，对经济系统内影响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问题进行了全面阐释。特别是对矿产品的价格形成机制、价格体制改革和矿业权市场及其管理创新的论述，使读者有畅快淋漓和耳目一新之感。

在后续的内容安排中，《矿产经济学》主要从宏观上对如何实现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展开进一步讨论，并强调发挥非市场机制尤其是政府“看得见的手”作用的重要性。该书还根据帕累托效率的改进和成本收益分析、最低安全标准和代际公平等问题的论述，从可持续发展的福利观视角，阐述了矿产资源的最优耗竭、代际均衡与最优经济增长以及不可逆性与资源保护的理论问题。当然，理论描述的原理是理想世界的状态，在现实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中，人们的行动并非能够完全遵循矿产资源最优配置的意图展开。该书对矿产资源开发的外部性与治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理论与现实的分析。在矿产资源战略评价这一章中，作者站在全局和整体的高度，运用科学发展观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分析构建了矿产资源系统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协同机制。这些内容的设计与安排为人们进一步认识如何从市场的外部着手，实现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理论与实践指导。

三、针对性展开了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思考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既具有普遍性规律，也具有明显的国家和地域特征。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口众多，矿产资源总量虽大，但人均占有量低，且目前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加快推进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在长期高速发展的同时，也付出了沉重的资源与环境代价，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发展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政府为积极应对国际国内的资源环境挑战，提出了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部署，并把实现资源节约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提高到基本国策的战略高度，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进行了全面规划和部署，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但是这些规划、部署的落实和实施，需要各行各业尤其是矿产资源从业人员，认真学习和掌握矿产经济学的有关知识，自觉按照经济规律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律办事。从这个意义上讲，《矿产经济学》的出版适逢其时。该书在阐述矿产经济学原理、规律和观点时，始终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对当前我国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出现的问题直言不讳，提出的对策措施有针对性，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智慧支持。

从矿产资源的自然物理属性及其所体现的经济价值而言，人们通常将矿产资源划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等几大主要类别。受到成矿规律和区位地域因素的影响，这些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除了共性之外，还有其特有的个性，因此必须对其在开发利用中所呈现出的具体技术、经济、管理等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提出有针对性的促进对策，真正起到分类指导的作用。作者基于以上考虑，特别在《矿产经济学》最后设置三章，分别讨论了中国能源矿产、金属矿产和非金属矿产开发利用中的技术经济与管理问题，运用大量的实证资料，对这些矿产资源的地理分布、经济作用、发展现状与趋势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对不同类别矿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及如何建立安全的保障机制，分别提出战略措施与对策思考。比如：针对供需缺口大的战略性能源矿产应如何建立能源供应的安全预警机制及能源战略储备体系，如何促进石油进口和投资渠道的多元化的管理体制等问题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议；针对我国金属矿产人均占有量少、供需矛盾突出、资源品位低、综合利用率低等问题提出了完善战略储备，拓展境外市场，提升科技发展和实施矿业循环经济的具体措施与对策思考；针对中国非金属矿产资源相对匮乏，基础研究投入严重不足，生产工艺落后，产品质次价低，资源根基破坏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的现实，在如何加大勘探资金投入、增加后备矿源，发挥经济杠杆作用、完善节约资源开发的环境保护机制等具体措施、政策建议方面有其独特的见解。这些思考对提高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效率和永续性，促进矿产资源安全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一定的可操作性，对政府部门和矿业企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矿产经济学》是一部对矿产经济学理论体系及前沿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专门著作。该书明确了矿产经济学研究的范畴，构建了现代矿产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实现了矿产经济学研究的综合创新，为矿产经济学学科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为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理论与实践的深化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该书对相关专业的大学生、研究生和从事矿产资源技术、经济、管理的工作人员掌握矿产经济问题的分析思路与分析手段，了解当前国内外矿产经济发展趋势也提供了学习的素材和工具。从表述形式上看，该书主线清晰，观点明确，内容丰富，结构严谨，数据翔实、引证深入浅出，使得该书具有较好的学术性及可读性。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和实业界的关注，从而有助于推进中国矿产资源可持续利用问题研究更加深入，为中国矿业发展和矿产资源经济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1] Solow，R.M.Intergenerational equit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74，（128）.

第4篇：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

一、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经济增长理论是经济理论发展的产物，其自身的发展及其与财政政策理论的相互关系，都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理论特点紧密联系，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目前，一般认为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经典经济理论。

经典的经济学理论总体上看没有明确涉及经济增长的论述，也没有涉及相关财政政策的论述。经典经济理论在供给与需求关系方面采用萨伊的供给创造需求理论，认为市场会自动均衡，强调市场自由，发挥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经典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问题作了许多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生产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提出：“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在再生产和积累期内，小的改良日积月累，最终就是生产的整个规模完全改观。这是进行着改良的积累，生产力日积月累地发展。”强调了生产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他还分析了公共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础设施是“为资本提供资本的资本”。亚当。斯密在他所著《国富论》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途径，认为只有通过经济增长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亚当·斯密提出，社会财富的增加意味着人均国民产值的提高表现出来的个人财富的增加。在如何实现国民财富增加的途径问题上，他强调了资本积累和资本的正确配置，这实际上强调了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关于资本的内涵，亚当·斯密认为不仅包括机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还包括“社会上一切人所学到的有用才能，这种才能对个人和个人所属的社会都是财产的一部分。”这实际上隐含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大卫·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实现经济增长的思想，并强调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动力作用，认为如果没有投资产生的资本积累，经济就不可能增长，增长过程就会停止。总之，经典经济理论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已经有重要论述，但没有形成经济增长理论，也没有提出财政政策问题，因此没有经济增长与财政政策关系的论述。这时对财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从利益和政治的角度进行。

（二）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在宏观经济分析和财政政策理论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被认为是使宏观经济理论成为了系统性的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一套财政政策理论。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是应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的背景而产生的，强调市场失灵，主张发挥政府在经济总量调控中的作用，认为政府主要是通过财政政策干预经济。该经济理论从总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为核心，构建投资储蓄曲线（1S曲线）和货币供求曲线（LM曲线）分析模型（IS-LM模型），进行了一系列总量分析。在财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财政政策和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和保持物价稳定等：分析了财政收支规模变化对国民收入的影响，从而对财政支出、税收等财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条件进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机抉择等应用理论，其中许多结论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仍在运用。值得注意的是，在运用凯恩斯经济理论进行财政政策分析时，必须考虑政策产生作用的条件。比如投资（政府支出）的乘数原理成立的条件就包括了5个方面：一是在投资中没有引进进口的产品和服务；二是经济中有足够的闲置生产能力、劳动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资源；三是总产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变；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费的比例不变；五是居民消费构成没有变化。当这些条件不能同时满足时，投资的乘数原理就不能成立，这些条件实际上是短期性的具体表现。总体看，凯思斯经济理论是从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经济波动问题，没有对经济保持长期、持续增长的动力机制进行分析，所提出的财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经济理论。

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在凯恩斯经济理论面对资本主义经济中出现“滞胀”而束手无策的背景下，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展起来的，也称为理性预期学派，是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起点和标志。该理论有三个重要特征。一是理论的前提条件。立足于长期分析，认为在长期中在竞争性领域市场机制总体上就是完备的（即所谓市场出清），信息总是对称的，经济总体能够运用对称的信息对经济变量做出正确的预期，即理性预期。这样的前提假设与经典经济理论关于市场本身是完备的观点相同，因此也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二是该理论的前提假设导致了政府干预经济无效，即财政政策无效甚至有害的结论，因此该理论唯一的政策建议就是政府不要干预经济。三是该理论使经济学研究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分析，并且将经济学研究方法和工具进行了重大改进，构造出许多数学逻辑严谨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因此，普遍认为虽然由于该理论认为财政经济政策无效而在政策建议中无所作为，但却在发展宏观经济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发展经济学。

发展经济学是20世纪60年代与新古典经济理论相同时期发展的经济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主要不同，是针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进行诊断并提出政策建议。该理论的特点，一是在研究对象方面，不仅研究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率），而且注重相关的社会问题、生存环境问题等，即所谓发展问题。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较综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为主，用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或图形进行解释，重点放在提出政策建议等方面。发展经济学理论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观点和建议，例如迈克尔·托达罗（MichaelP.Todaro）提出了发展的新经济观点，他认为，发展必须包括经济加速增长、缩小不平等状况和消灭绝对贫困，也包括社会结构、民众态度和国家制度的重要变化的多方面过程。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核心价值：生存、自尊、从奴役中解放出来。此外，他还提出了发展的三个目标，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数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扩大对个人和国家可得的经济和社会选择范围。西蒙。库兹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定义，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位为给它的居民提供种类日益增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之相应的调整的举措上的”，此外，他还提出了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保罗·罗森斯坦-罗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强调了社会基础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机会的话，用于一个发展项目的资源就必须有一个最低限度水平。启动一个国家进入自我持续增长，颇有点像让一架飞机起飞。在飞机起飞之前，有一个超越的地面临界速度……”，此外，他还指出了起飞所需的基础设施资本形态、投资所需的储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冈纳·米尔达尔（GurmarMyrdal，1974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回波效应”是指经济活动正在扩张的地点和地区将会从其他地区吸引净人口流入、资本流入和贸易活动，从而加快自身发展，并使其周边地区发展速度降低；而“扩散效应”是指所有位于经济扩张中心的周围地区，都会随着与扩张中心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改善等情况，从中心地区获得资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进本地区的发展，逐步赶上中心地区。

目前，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前沿问题仍然很受人们关注，如农业中的制度与技术变迁问题、食物（粮食）保障问题、外部（贸易投资、外汇）冲击下的宏观经济问题、经济发展与劳务问题、发展中国家工业成功的解释等。

（五）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是宏观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该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致力于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研究。该理论在对经济环境的前提设定方面与新古典理论相同，包括市场出清、信息对称和理性预期等，该理论与新古典理论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边际收益递减的假设，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产出和资本积累都具有正反馈效应，经济增长率是内生于经济系统的，因此，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的增长。该理论另一个突出特点是再次肯定了宏观经济政策和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机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门特别是市场经济国家政府部门的普遍重视。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的财政政策

以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理论基础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这里结合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主要内容，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理论基础的变化。

（一）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问题来源于对长期经济增长的核算结果，包括对多国从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经济增长核算和从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经济增长核算，结果发现仅有40%到70%不等的产出增长率来源于资本生产要素和劳动生产要素的投入。

（二）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体现了宏观经济理论向使用完备工具发展的趋势，与此前的经济理论形成明显不同。其基本条件假设包括长期中竞争完备的市场、信息对称以及经济实体的理性预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一是从微观机制入手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注重宏观经济现象的微观基础。二是进行动态的数量分析，普遍采取构建数量经济模型的方法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分析的逻辑严密性和实证性。三是注重用数据检验理论推导结论的正确性。经济增长理论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经济活动的目标是追求由消费（或消费为主）产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费和生产行为受到预算约束的限制，或者说受到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标和约束条件之间找到最优的消费增长规律、最优的资本积累规律以及最优的经济增长规律；在这个框架下，通过目标函数和约束条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财政政策、生产技术、人力资本等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这个框架即所谓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模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特点是对所研究的所有问题，都通过构建数量经济模型进行分析，针对不同经济问题，结合不同条件，构建了大量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型，以下介绍的是其典型的并与财政政策密切相关的模型及其经济含义（各模型数学表达式略，可参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

1.哈罗德一多马模型。

这是凯恩斯经济理论后期出现的模型，虽然严格地说还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模型，但却是第一个出现的动态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微观机制上假定企业的生产按照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进行，即资本（K）和劳动（L）不能相互替代，产出由资本或劳动中投入少的量决定（即所谓“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边决定），宏观上采用凯恩斯的需求决定原理，即储蓄全部用于投资，不考虑折旧，总产出中用于储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劳动力是自然增长的。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导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条件是总产出、消费、生产资本存量和投资都要同比率增长，保持齐步走，其中任何一项产生波动，经济会立即失去平衡，这样的均衡增长被称为“刀锋上的均衡增长”，很难达到。为此，人们认为此模型不宜用来解释和分析经济增长实践，或者说以需求分析为核心的短期波动理论无法分析解释如何保持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问题。

2.索洛模型。

这是新古典经济理论最典型的经济增长模型，通常称为新古典增长模型。该模型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出现“滞胀”的情况下，重新强调依靠市场本身的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但与经典经济理论相比较，对市场的环境条件作了更为全面的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假定市场机制是竞争性的、完备的，信息是对称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是理性的。按此假设，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内普遍重视保持自由，竞争（防止垄断），强调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职能主要在公共领域发挥作用。

在设定的条件下，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的微观经济机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费产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但受到家庭资产积累速度的预算限制；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但受到人均资本积累速度的限制。无论是资产积累还是资本积累，都服从边际递减的规律。在宏观经济中，家庭向企业按特定价格提供劳动力和资本（储蓄），获得工资和利息向企业购买产品进行消费，企业按特定价格使用劳动力和资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费，并由此构造了人均资本积累等于人均投资减去折旧和新增人口的单位消耗的“人均资本积累方程”，并由此推导出结论，即在边际产出递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的稳定状态是经济增长率等于零，新增投资正好与折旧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经济增长率终将趋于零，停止增长，实践中经济之所以还在增长，是因为人们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与产出、资本积累等都无关的）技术进步导致的。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由此项理论推导的结果得出了一系列经济分析结论并解释了人们观察到的绝大部分经济现象。主要结论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绝对收敛。即不同的经济体人均资本（产出、消费）越低的，增长率应当越高，最终人均实际GDP将趋于一致。按此结论，穷国的人均实际GDP增长应当比富国更快，并最终赶上富国，即实现赶超。但通过对118个国家从196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表明，不仅没有实现赶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趋势。因此不同质的经济实际上否定了绝对收敛结论。但是，对最初的20个OECD国家从1980年到1985年的数据检验发现，穷国的人均实际GDP确实增长的更快，明显存在趋于一致的趋势，因此比较同质的经济集团，存在一定程度的绝对收敛趋势，赶超较为容易。对美国各州从1880年到1990年的数据检验发现，较穷的州的长期人均实际GDP趋势高于较富的州，实现了赶超，并趋于一致，表明同质的经济确实存在绝对收敛。

二是相对收敛。即一个经济体（一国）距离其自身经济的稳定状态越远，其增长就越快，也就是从长期来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存在一个自身的稳定状态，经济如果离此稳定状态较远，就会以较快的速度增长，但随着趋近此稳定状态，增长速度也会逐渐变慢。同时，不同的经济体具有人均实际GDP不同的稳定状态，因此在一定的条件下，穷国可能永远赶不上富国。

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似乎解释了经济增长方面的绝大部分现象，但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发达国家的经济并未停止增长，而且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发达国家经济还实现了新的较快增长。此外，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的，财政政策是无效的等结论，也明显与经济增长的实践不符，因此产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释。

3.区域经济模型。

这是一个分析存在贫富差距的两个地区如何实现公平与效率平衡的模型，构建于20世纪60年代。此模型虽然是一个静态模型，并不属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模型，但却有利于分析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均衡增长问题。该模型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不能互相替代的生产函数（里昂惕夫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很低）确定的，则两地区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径是使富裕地区的人均收入降至贫穷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过共同贫穷来实现公平。

二是如果两个地区的生产是由资本和劳动能够相互替代的生产函数（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表明生产力水平较高）确定的，则两个地区实现总体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两个地区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径，既可以通过劳动力的转移实现，也可以通过资本的移动实现。并且认为从短期看，移动劳动力比移动资本的总体成本更低。

4.线性生产技术模型。

此模型是新经济增长理论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罗等人1990年构建。该模型与整个新经济增长理论体系一样是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最重要的突破是从宏观经济的微观生产机制上否定了边际产出递减的假设，认为产出的增长带来知识、技术等方面的提高，并将这些内容作为资本积累的内容构建模型（即内生化构建内生增长模型，也称AK模型），以此为基础分析宏观经济问题。线性生产技术模型的结论是，人均资本的积累如果包含人力资本积累，则产出就与资本积累成正比例关系，按此关系，只要将产出用于保持人均资本积累和人均消费的合适比例，宏观经济就能实现长期稳定增长。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政策将用于资本积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就能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

5.生产型知识资本模型。

此模型也称为边干边学模型，由罗默于1986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该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认为社会总资本（K）在积累增加的同时，由于专利等封闭手段不可能对技术长期封锁或保密，因此在长期中会增加全社会生产经验，所有的单个劳动力（11）在不断的生产投入中，通过教育、培训等都具备了新的知识和经验，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的整体效率，使得单个企业的边际产出不仅不递减，而且会保持稳定增长，从而在宏观经济上使人均实际GDP增长率保持稳定或不断提高。该模型比较具体地分析了生产知识和经验对经济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一是政府和企业都要重视生产经验和知识对长期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注重加强研发、不断创新，获得社会整体技术进步的外溢效应，提高社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二是发展中国家在引进资本的同时，要特别注重引进相关技术和消化吸收相关技术（有关分析认为，当年亚洲四小龙的高增长率与其在引进资本投资过程中消化吸收先进生产技术密切相关，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这方面的不足并未实现同样的增长）；三是政府应当通过制定行业技术标准等手段进行干预，提高相关行业乃至全社会生产技术标准，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

6.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罗和巴罗在1990年构建，属于新增长理论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产性公共资本对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动力作用机制，是新经济增长理论对财政政策在经济增长能够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运用财政政策的一个理论分析。该模型在分析生产性公共资本（如交通、通讯、城市公共设施、教育等能够直接服务于生产的公共服务）性质的基础上，将生产性公共资本的外溢性纳入微观生产机制，通过理论推导得出的结论是，政府通过征税用于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并将公共资本无偿或低价格提供于社会生产，就能够提高企业的边际产出和边际利润，防止边际产出递减，从而提高长期人均实际GDP增长率。该模型还推导出了最优经济增长率与最优税率的关系。该模型的实践意义十分重要：一是生产性公共资本的适当规模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税收的比重应当适当，过低或过高都不能使长期经济增长率达到最优，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最优税收比重（税率）应当与劳动力的产出弹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劳动力的投入就能够提高经济增长率，因此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应当更加重视生产性公共资本投资。

7.一般拥挤性基础设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产性公共资本模型基础上（该模型假定生产性公共资本是纯公共性的）进一步考虑了生产性公共资本具有一般拥挤性（如道路拥挤会提高运输的时间成本等）的情况下，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通过推导得出的结论是：一般拥挤性的生产性公共资本能够阻缓增长率的降低，从而提高长期增长率；生产资本的积累终将导致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拥挤，拥挤度越大，长期经济增长率的衰减速度越快，生产性公共资本为纯公共性时，存在一个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存在一个与拥挤度相适应的最优税率，并认为由于环境、资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长期经济增长率的作用。模型的经济意义除与前一模型类似的外，还包括：生产性公共资本的投资建设应当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税融资应当保持最优比率，应当保护性地开发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资源，注重环境保护，特别是要重视国家总体的环境保护。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对财政管理体制、各类税收制度、政府债务、社会保障政策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构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长模型，如贫困陷阱模型、小国开放经济模型、多级政府转移支付模型、技术变迁模型、人口迁移模型、生育选择模型、劳动闲暇选择模型、具有政府债务约束的经济增长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变种，在此仅介绍了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与财政政策的新特点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机制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许多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中得到运用。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在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为更加深刻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保持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努力完成新时期财税改革的主要任务和措施，应当重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及其对财政政策影响的参考和借鉴价值。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影响下的财政政策新特点值得关注的有以下几个方面：

1.财政政策实施范围的综合性。在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财政政策由过去调节经济总量为重点转为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受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方法的影响，财政政策内容也往往是综合性的，一项具体政策往往是将政策涉及的社会与经济问题综合分析，如财政体制、税收问题、社会保障、劳动力经济学、教育经济与人力资本等。同时将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联系起来分析，甚至专门研究全球问题，也是重要特征。

2.财政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长期性。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强调有效的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因此在社会生产领域注重技术创新和新增生产资本的技术水平，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外溢性强的公共资本积累。在此背景下，财政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丁具，从注重总量短期平衡为重点，转为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为重点。财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注重在加强教育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促进技术创新和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改善经济结构、保护环境资源等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动力因素方面运用财政政策。对于短期波动问题，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运用财政政策进行总量调控。即使有些国家（如美国）在评价赤字政策时，着眼点已非调节短期波动，而是通过促进有效资本积累推动经济长期增长。因此，总量上稳健的中性的财政政策往往是常态的财政政策。

3.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中的稳定性。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增加可控性，减少不可控性和风险。比如鲁宾（美国财长）在2005年8月在美联储举办的“格林斯潘时代：对未来的启示”经济论坛年会上就说，债券市场走势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财政政策走势和未来财政状况的影响，认为务必奉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他还强调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必须密切配合。

第5篇：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范文

关键词：财务治理 财务治理效率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司治理一直是国内外理论界研究的热点课题。受此影响，我国部分财务学者借鉴公司治理理论研究成果，提出了财务治理理论，希望从财务方面为解决公司治理问题提供参考。实践中，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常常交织在一起，为解决某单方面问题而采取的措施很难取得理想的效果，只有综合研究并提出全面解决方案，才能切实解决实践中出现的复杂问题。财务治理是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交叉渗透的产物，肩负着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赋予的双重使命，财务治理理论的提出和不断完善，正是适应了这一方面理论与实践发展的现实要求，迅速成为财务理论研究的新兴领域。财务治理理论研究是由西方财务理论界开始初步探索，并在国内财务届得以明确提出并有所发展。财务治理两大理论基础是公司财务理论和公司治理理论，西方理论界起初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的研究是各自独立进行的。西方财务界对公司财务理论研究较早，其理财思想可追溯到15、16世纪时期。一般认为，以1900年法国学者贝奇里耶发表的博士论文《投机理论》为标志，西方财务学开始以其独特的研究核心和方法从经济学中独立出来。现代西方财务理论发展，是以马科维兹（Markwitz）的投资组合理论（1952）、莫迪格利尼（Modigliani）和米勒（Miller）的资本结构理论（1958）为基础发展而来的。两大理论加之以后发展起来的资本资产定价理论、资本市场有效理论、期权定价理论等，共同构成了现代西方财务的理论基石。公司治理问题的提出是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而正式展开公司治理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1932年美国学者伯利（Berle）和米恩斯（Means）发表的经典论文《现代公司和私有产权》。经过60年代前后鲍莫尔（Baumol）、马瑞斯（Marris）等人的进一步发展，公司治理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经济学界研究的热点，成果十分丰富。特别是近些年企业理论的发展、成熟，深化了公司治理理论研究，为其进一步深入拓展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学基础。随着财务理论、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为解决日趋复杂的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仅仅从各自学科出发，独立研究财务或治理问题已经不能满足学科发展和经济实践的需要了。理论研究需要拓展视野，进行交叉性学科研究。由此，西方理论界便产生了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融合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综合研究成果有：1976年，詹森（Jensen）和梅克林（Meckling）开创了资本结构的契约理论，从公司治理角度，建立了强调资本结构与经营者行为之间关系的成本模型，得出了当股权边际成本等于边际债务成本时，公司资本结构最优的研究成果。由此，开始了西方理论界有关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融合性、开拓性研究――财务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此后，罗斯（Ross）的信号传递模型、格罗斯曼（Grossman）和哈特（Hart）的担保模型、阿洪（Aghion）和博尔顿（Bolton）的控制模型等具有广泛影响的资本结构理论的建立和完善，极大丰富了财务资本结构理论的研究，对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理论发展意义重大。1988年，美国《财务杂志》（The Journal of Finance）第七期发表了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Corporate Finance and Corporate Governance）一文，该文明确指出：应综合考察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问题，如负债与股权融资，不仅仅是可相互替代的融资工具，更是可相互替代的治理结构。文章在比较了“交易费用经济学”分析方法与“理论”分析方法基础上，阐释了公司融资方式选择受交易费用因素影响，主要取决于资产的特性。此外，该文还就其他一些相关治理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为进一步综合研究公司财务与治理问题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91年12月，世界第一部公司治理原则文献――卡德伯瑞（Cadbury）报告在英国产生。该报告由英国财务报告委员会、伦敦证券交易所等机构合作成立的公司治理委员会起草并。报告的题目是《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The Finance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着重突出了公司治理中财务的重要性。报告注重了董事会的控制与报告职能以及审计人员的角色，尤其注重公司内部财务控制和风险管理问题，对公司财务治理理论建立与发展，影响深远。

二、财务治理理论综述

（一）财务治理（结构）内涵 西方对财务治理问题的研究是伴随着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企业理论、激励机制设计理论等微观经济学的新进展而产生的，彰显了基于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关联性基础上的融合交叉研究趋势，产生了以信息不对称理论为中心的新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成本学说、资本结构财务契约论、资本结构信号模型、资本结构新优序融资理论）和以控制权理论为中心的后资本结构理论（即资本结构控制权理论）两大主要理论成果。西方理论界对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研究已具有融合研究的趋势，并有所发展，产生了财务治理理论的萌芽，其研究成果必将对财务治理理论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文献检索显示，尽管西方学者意识到公司财务与公司治理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依存性，但并未展开深入研究，未能正式提出财务治理范畴，未能构建出完整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更没有深入研究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财务治理效率问题，因而其理论探索尚处于“萌芽阶段”。关于财务治理的内涵，国内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进行了界定。伍中信教授秉持财权配置论，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以财权为基本纽带，逐步确立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分别体现各主体在财权上相互约束、相互制衡的关系（伍中信，2001）。衣龙新（2005）博士也是财权配置论的拓展者，认为财务治理是指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以股东为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宋献中教授（2000）从所有者与经营者的关系进行界定，认为财务治理结构是一组规范所有者、经营者的财务权力、财务责任和财务利益的制度安排。林钟高教授和冯巧根教授则从“财务契约安排”的角度进行了定义。财务治理作为一种规范、完善企业财务制度的创新组织和契约机制，它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结构、机制和行为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财务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财务决策的科学性和效率性（林钟高等，2005）。财务治理结构是通过一定的财务治理手段，合理配置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形成科学的自我约束机制和相互制衡机制，目的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和权责关系，促使他们长期合作，以保证企业决策效率的一种契约制度（冯巧根，2000）。从财务治理与公司治理关系视角进行考察，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公司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权必须赋予董事会，一般财务事项由经理人员斟酌决定，财务经理和财务职能部门拥有财务执行权，财务监督权则赋予监事会（黄菊波等，2003）。公司财务治理权是公司法人财产权的核心，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包括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控权）。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管理体制和财务运行机制的核心内容，配置合理与否是影响财务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性因素（李心合，2001）。从利益相关者角度看，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作用，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杨淑娥，2002）。以上各位专家的论述，笔者发现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仍然比较混乱和模糊。我们认为，“财务治理”是在股东主导的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的基础上，通过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形成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与财务治理环境良性互动，实现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的制度安排。

（二）财务治理主体杨淑娥（2002）将财务治理主体分为两类：（1）依赖公司内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大股东、董事会和经理层，一般掌握着公司控制权，在财务治理中处于相对主动地位。（2）依赖公司外部财务治理保障其利益的主体。主要包括小股东、政府、债权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其利益易受侵害，居于相对被动地位。衣龙新（2005）认为，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能力、有资格、有意愿参与公司财务活动，并在公司治理中占有一定地位的内部权利机构、个体与法人，主要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和债权人。油晓峰（2005）则认为财务治理主体主要是股东、经营管理者和债权人三个主体。本文认为，公司是物质资本所有者（股东和债权人）、人力资本所有者（经营者和雇员）和社会资本所有者（顾客、供应商、政府、社区）（以下简称“利益相关者”）缔约形成的合作收益大于合作成本的产权契约联结体。公司财务治理主体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来理解。狭义上的财务治理主体是有资格有能力对财权合理配置和财务冲突协调、财务决策科学化和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具有重要影响的机构、法人和个体，主要包括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股东、债权人、雇员。广义的财务治理主体除狭义的财务治理主体之外，还包括顾客、供应商、政府和社区等社会资本提供者。

（三）财务治理客体 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客体的研究并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财务治理的客体是（财）权，即特指财务治理范畴的财之权，因为财务治理主要就是对财权的配置（伍中信，2007）。财务活动的客体可以归结为“本金”，它贯穿财务活动始终，是财务主体共同作用的目标，财务主体都关注和追求本金的增值。财务治理活动作为财务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客体也应该是“本金”，只不过与作为财务管理对象的“本金”所处领域不同罢了。而从财务关系角度，财务治理的客体又具体表现为本金运动所形成的特定“财务权利”关系（当然，这部分财务权利并不是一般意义的财权，而是特指财务治理范畴内的财权），对财权的配置贯穿治理活动始终。因此，财务治理客体就相应具有了两种表现形式，治理框架下具体体现的是“财权”，财务范畴之内总体体现为“本金”（衣龙新，2005）。财务冲突是财务治理研究的起点，也是财务治理的客体。财务冲突是指企业中各利益相关者之间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产生的财务矛盾或冲突，具体包括两类：一是股东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二是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财务冲突。从国外的研究来看，财务冲突来源于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而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主要是由于企业财务信息不对称以及利益相关者在财务契约中对现金流量要求权的本质差异造成的。而这种财务不合作的倾向性转变为现实的财务冲突则主要是因为财务治理机制不健全（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客体，也即财务治理的对象，取决于财务治理的属性。财务治理的核心在于明确出资人、董事会、经理人和企业财务人员在财权流动和分割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而财权体现为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的对称分布，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已成为财务治理的现实内容。因此，如何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进行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合理分配是财务治理的客体，具体表现为筹资、投资、资本运营、收益及其分配等财务活动及其所形成的各种财务关系（张敦力，2002）。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客体也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财务治理客体是指“财权”，狭义的财务治理客体特指“财权”中的“权力”。虽然“财权”包括通用财权和剩余财权两个方面，“权力”也包括通用财权中的“权力”和剩余财权中的“权力”，但广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是指剩余财权，狭义财务治理客体的核心则是指剩余财权中的“权力”。

（四）财务治理目标 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均衡（姚晓民，2003）。也有学者认为，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以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最大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李秉祥，2003）。从公司财务角度来看，财务治理目标直接体现为本金（资本）增值的满意化；从公司治理角度看，财务治理目标主要体现为优化财务资源配置、促进科学财务决策。因此，财务治理目标是形成科学合理的财务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这些治理体制、制度和行为规范是对财务治理主体的直接约束，是财务治理体系要取得良好运作成果、财务科学决策及本金有效增值的根本保证（衣龙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冲突，以促进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提供基础。这个目标基本上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具体目标，即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关系；其二是战略目标，即促使利益相关者利益最大（油晓峰，2005）。财务治理的目标是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责、利关系，合理分配财权，尤其是剩余财权（剩余财务控制权与剩余财务索取权），以促使企业价值最大化和企业决策科学化，为顺利实现企业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伍中信，2007）。既然财务治理在公司治理和公司财务中扮演着“双肩挑”的重要角色，那么财务治理目标必须在综合考虑公司治理目标和公司财务目标的基础上进行界定。因此，我们认为，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就是实现财务治理效率最大化。

（五）财务治理机制 张兆国教授等（2004）认为，在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要使各利益相关者的财务收益权和财务控制权都能实现，就必须建立一套共同治理和相机治理相结合的企业财务治理机制。企业财务的共同治理机制就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各利益相关者都有平等机会分享企业财权，即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收益权来实现其产权收益;通过分享企业财务控制权来相互制衡，以保护其权益免遭他人侵害，从而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企业财务的相机治理机制是指在企业经营出现危机时，通过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安排使受损失的利益相关者能够取得企业的财务控制权，以改变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杨淑娥教授等（2005）认为相机治理机制的依据是关注企业所有权的或有特征（state-contingent），主要是通过对剩余控制权的争夺来改变既定利益格局的，各利益主体可通过相机治理机制，确保财权在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配置能发挥衡量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是否匹配，从而利用财权配置达到相关利益者价值最大化的目标。衣龙新博士（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是在企业财权配置的基本框架下，基于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和一定制度设计，能够自动对企业财务治理活动进行调节和规范的一种机制。财务治理机制包括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财务约束机制三个方面，这三大机制与财务基础机制的财务主体机制、财务动力机制和财务制衡机制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林钟高教授（2005）认为财务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张敦力博士（2002）探讨了委托结构中的激励机制（薪金激励机制、职位消费激励机制、期权激励机制和声誉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内部约束机制和外部约束机制）。

（六）财务治理（结构）体系 林钟高教授（2005）和衣龙新博士（2005）均认为，财务治理体系包括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治理行为三个部分，但在对各构成要素的具体内容上存在分歧。林钟高教授等认为，治理结构主要解决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以及财务机构岗位安排等；治理机制主要解决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以及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等问题;治理行为则主要解决财务政策选择、财务战略规划以及财务行为规范化问题。衣龙新博士则认为，财务治理结构由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和财务运营模式安排构成；财务治理机制由财务决策机制、财务激励机制和财务约束机制构成；财务行为规范由财务决策行为规范、财务监控行为规范和财务分配行为规范构成。油晓峰博士（2005）提出的财务治理理论框架包括财务治理主体、财务治理客体、财务治理假设和财务治理模式等构成要素。伍中信教授（2007）认为，财务治理结构体系包括治理主体、治理客体、治理中心、治理模式和治理目标等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以财权配置为核心，以融资结构为基础，以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为内核的财务治理结构的研究体系，并认为财务治理权具有财务决策、控制和监督三个权能。财务治理权是财权范畴中的核心，其对财权配置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是通过财务决策权来实现的，因此财务决策权就成为财务治理权、财权配置乃至企业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

（七）财务治理效率 财务治理效率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没有对效率的深入考量，就不可能有财务治理理论的真正成熟。关于财务治理效率的研究，国内研究的不多，其代表如下：姚晓民和熊瑞芬直接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这一研究主题，但其研究还有待完善。姚晓民等（2003）认为，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财务信息不对称引起包括内部利益相关者和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内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矛盾，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其中，前者是主要矛盾。而公司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是提高公司治理效率，实现公司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对称和利益制衡，因此，外部相关者（尤其是债权人）利益的保护成为提高公司财务治理效率的关键。可见，这种论述混淆了财务治理目标与公司治理目标，也没有抓住财务治理效率的本质。熊瑞芬（2004）则从独立审计的角度触及了财务治理效率问题，但并未论及问题的实质。认为要提高上市公司财务治理效率，就必须改变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控制信息不对称对各方利益的影响，充分发挥独立审计在财务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三、总结

国内财务治理研究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确提出并剖析了财权、财权配置、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等概念；初步提出了财务治理（结构）理论体系。但是国内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财务治理体系等基本问题尚未达成共识；未能系统地阐述财务治理的理论基础；研究财务治理效率、财务治理评价等深层次问题的理论成果十分少见。通过文献综述并结合我们的理解，可以发现，财务治理产生的原因是公司财权契约不完备和问题的存在；财务治理的本质是剩余财权配置（剩余财务索取权与剩余财务控制权配置）；财务治理体系由财务治理环境、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和财务治理效率组成；财务治理效率则是财务治理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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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维迎：《企业理论与中国企业改革》，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孙永祥：《公司治理结构：理论与实证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衣龙新：《公司财务治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林钟高、王锴、章铁生：《财务治理：结构、机制与行为研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5年版。

［6］黄菊波、杨小舟：《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与财务治理相关问题的研究》，《财政研究》2003年第2期。

［7］杨淑娥、金帆：《关于公司财务治理问题的思考》，《会计研究》2002年第12期。

［8］油晓峰：《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治理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9］伍中信：《现代企业财务治理结构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

［10］Shleifer A，Vishiny R．A Survey of Corporate Governance，Journal of Finance，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