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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本文以传统GDP的局限性为基础谈起,进而引入绿色GDP的概念,介绍绿色GDP在我国及国外的核算方法,指出我国绿色GDP核算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及不足,为我国今后推广绿色GDP的核算提供参考建议和措施。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也正在不断突破克服各种困难,积极推进绿色GDP核算体系。近些年来,高消耗、高排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已凸显,保护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及核算绿色GDP已被愈来愈多的国家所接纳。
GDP的局限性
GDP于1953年初步形成,目前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经济核算体系,它包含了所有国民经济行业,并基于SNA核算体系的国际通用准则,因此,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虽然GDP在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GDP中一些服务的价值没有办法计算,但是又不可缺少,如网络制止犯罪,警察提供的服务;GDP无法反映产品的质量改进,例如,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其质量上升,而其价格却在不断下降。
基于GDP这样的局限性,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包括以下几个方面:GDP不衡量社会成本,也就是本来应该由企业承担却让外部承担的成本GDP的负面影响;GDP不衡量增长的方式和代价;GDP不衡量效益、效率、质量和实际国民财富;GDP不衡量资源配置的效率;GDP不衡量价值的判断,例如社会公正,例如幸福。
绿色GDP的提出
传统GDP的核算存在着上述许多局限,基于此,联合国统计署在1989年了《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SEEA)》,为日后世界各国统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总量、自然资源账户和污染账户提供了雏形。SEEA颁布后,发达国家凭借尖端的科技水平与雄厚的经济实力率先开始实行绿色GDP的核算。但在我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绿色GDP核算开始得较晚,在2002年修订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首次在附表中增加了自然资源实物量核算表,虽然这些核算绝大部分仅限于实物量,并未涉及价值量,但这一举措为我国日后进一步发展绿色核算奠定了基础。到2004年,主席公开提出了绿色GDP之后,我国对绿色GDP核算办法的建立才正式步如正轨。
绿色GDP核算的国内外比较
(一)国外的绿色GDP核算
SEEA颁布后,挪威率先在1978年开始了部分绿色GDP的核算,编制了自然资源核算账户,包括能源、矿产、森林、渔业和土地使用等。挪威自1997年开始执行的经济和环境核算项目包括三大领域:一是将环境统计纳入到经济统计中;二是将已经包括在经济统计中与环境相关的信息分离;三是对重要自然资源进行评估。迄今为止已完成部分项目。其他发达国家,如德国、美国也推行了绿色GDP的核算。
(二)国内的绿色GDP核算
2004年,原国家环保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了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确立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内容由三部分组成:环境实物量核算,运用实物单位建立不同层次的实物量账户,描述与经济活动对应的各类污染物的产生量、去除量、排放量等,具体分为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废物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在实物量核算的基础上,运用两种方法估算各种污染排放造成的环境退化价值;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
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东西部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因此,绿色GDP核算应因地制宜,以便分析与治理。2005年初,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在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海南省、重庆市和四川省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并于2006年9月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报告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其中,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情况差异较大,见图1和图2。
我国绿色GDP核算存在的困难
我国现行绿色GDP核算中包括的项目有:环境实物量核算、环境价值量核算、环境保护投入产出核算以及经环境调整的绿色GDP核算,由这四方面计算出的损失只是整个实际资源环境成本的一部分,并未得到一个完整的绿色GDP,其原因是在我国现行制度和国情下,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绿色核算的实施过程会遇到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首先,由于我国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忽视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资源的破坏,而没有建立起较全面完整的环境资源统计指标数据体系,如水资源统计,土地资源统计等。其次,资源难以定价,比如居民饮用了被污染的水资源造成疾病,看病付出的代价没办法估计,或者被污染的水造成土地被腐蚀等问题都是不容易估算其代价的。
绿色GDP核算的不足及改进
我国现在对绿色GDP核算的办法,将自然资源环境因素充分考虑了进去,但却缺乏对社会环境的考虑。笔者认为衡量绿色GDP应该考虑三个层次,分别是经济发展的指标、自然资源环境的指标和社会环境的指标,也就是说,绿色GDP是在传统GDP的基础上,将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同时考虑的。显然,GDP的作用已经不再局限于反映一国的经济实力,而是综合地反映出一国人民生活质量水平以及包括经济实力与软实力在内的一个国家的整体实力。
参考文献:
1.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国家统计局.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
一、绿色GDP基本概念
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总量核算的中心指标,是社会生产的综合反映,在宏观经济分析(如国民经济发展规模、水平、结构、增长与波动等)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然而,同整个核算体系一样,由于忽视了自然资源方面出现的稀缺,忽视了主要由污染导致的环境质量下降以及随之对人类健康和财富带来的影响,人们开始怀疑其在评判发展进程、进行政策分析与制定方面的地位和作用。修正传统GDP指标,构建适应可持续发展战略需要的绿色GDP,为当今世界各国所广泛关注。
所谓绿色GDP是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价值被统计学者称为持续发展的国内生产总值(简称SGDP)。而我国统计学者,则将其称为绿色GDP。据上所述,绿色GDP的计算,可用公式表述为:绿色GDP=GDP-(自然资源的耗减价值+环境污染所造成损失的价值)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和“五个统筹”的发展战略,其核心贯穿了“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绿色GDP的内涵是与可持续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他不仅重视增长数量,而且要求改善质量,节约资源,降低消耗,减少废物,提高效率,改变传统生产和消费模式,实施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二是社会可持续发展。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积极促进社会公正、文明、健康发展,为此,它强调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消除两极分化、失业和不平等现象保持社会稳定;三是生态可持续发展。建立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基础上,保护整个生命支撑系统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保护自然资源和生物的多样性,保证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可承载范围之内。预防和控制环境破坏和污染,积极治理和恢复已遭破坏和污染的环境。
二、我国建立绿色GDP核算的必要性
自然资源是指土地、矿产资源(煤炭、金属、石油等)、原始森林等自然资源。人类是在依存和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求生存发展的。然而,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能再生产的。因此,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应当节约与优化自然资源的利用,以求投入尽可能少的资源,产出尽可能多的价值,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在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由于工业生产而产生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电子辐射与白色污染等,给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这是经济发展给人类生存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正确的核算绿色GDP,并把它与GDP联系起来观察,可为社会经济管理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首先,在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的历史阶段上,若绿色GDP的发展速度快于GDP的发展速度,是节约与优化自然资源利用与减少或未发生环境污染的标志。这种经济发展有利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反之,若绿色GDP的发展速度慢于GDP的发展速度,则是资源耗减价值与环境污染损失加大而不利于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标志。
其次,把资源耗减价值与GDP联系起来观察,可反映资源利用的优势。在GDP价值为一定量的条件下,若资源耗减价值大,则它占GDP的比重就相对提高,这是资源浪费和资源利用效率低的标志,需要采取调控政策和加强资源利用管理。若资源耗减价值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这是改善资源利用,提高产出效益的标志。
最后,观察环境污染所造成损失的价值占GDP的比重,可以防止污染,提高环境质量,并为改善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条件提供依据。
三、我国绿色GDP核算现状
我国现在正处于体制转轨和城镇化、工业化加速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经济增长方式还相当粗放,能源、资源的浪费还比较严重,消耗量很大,环境问题也比较突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我国国家统计局对绿色GDP的研究非常关注。
2001年国家环保总局会同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依据世界银行“扩展的财富”(即把财富扩展为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思想和计算方法,对我国国民储蓄进行了计算,其核算结果是:2001年国民总储蓄率为40.1%,扣除固定资本消耗、能源矿产森林开采、二氧化碳排放以及其他污染,加上教育支出,其国民净储蓄率调减为26.6%,降低了13.5个百分点。国家环保总局会同国土资源部、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开展了西部和中东部生态环境调查,结果表明2000~2002年生态破坏的直接经济损失相当于同期GDP的比重,西部地区为13%,中东部地区为5%~12%,若考虑间接损失将更大。
2006年9月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同时另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数字是:污染扣减指数为1.8%,专家称之为虚拟治理成本。环境规划院总工程师王金南说,这个数字意味着,要将排放到环境中的主要污染物全部去除,需要付出的成本占GDP的1.8%。这些数字赫然表明我们正为经济发展的环境债而付账。
四、绿色GDP核算中存在的困难
(一)技术层面。计算绿色GDP的方法是用资源耗减与环境降级对现行GDP进行扣减,目前在统计方法上还无法实现,实行绿色GDP核算存在许多重大技术难题,这是绿色GDP核算所面临的最大挑战。首先,自然资产的产权界定及市场定价较为困难。自然资产分为生产性自然资产和非生产性自然资产。其中,所有权已经界定,所有者能够有效控制并可从中获得预期经济收益的自然资产为生产性自然资产;不属于任何具体单位,或即使属于某个具体单位但不在其有效控制下,或不经过任何生产活动也具有经济价值的自然资产,称为非生产性自然资产。但实际情况是许多自然资产同时具有生产性和非生产性资产的属性。因此,产权界定非常困难。作为价值量估算基础的一些实物量数据缺乏可靠性,特别是对于环境降级的实物量测算就更加难以把握。其次,环境成本的计量较难处理。环境成本量是绿色GDP核算的基础。实现环境成本计量的困难主要来源于环境成本的时间因素和空间因素。环境成本的时间因素是指从时间上看,环境损失和生态破坏往往不是均衡的,资源环境的损失与经济发展是不同步的。环境污染的空间因素是指由于环境污染损失的多因性,很难对某一污染物所造成的损失因子考虑周全。比如,对水污染损失成本的量化,有毒污水排到河里,使渔业受损失,人们饮用水导致生病,精神上受损失以及迫使人们寻找新水源,这些损失都应记入水污染损失成本。在实际中,对这些成本的量化很难考虑全面。
(二)制度层面。绿色GDP核算的相关法规制度还基本空白,包括绿色GDP核算的环境与统计法规、政策和评价标准等。
关键词: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项目选址;工程分析;竣工验收
中图分类号:S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432(2010)-09-0158-1
0 前言
吉林省是农业大省,农副产品资源丰富,为加快推进我省农副产品深加工和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省委、省政府将农副产品深加工行业确定为重点发展产业,出台一系列优惠政府加以扶持。因此,各地区迅速发展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在这种形势,当务之急,应该加强对此行业的项目环保告理,以建设项目环保审批工作为抓手,从源头上制止新污染源,控制排放总量,达到“增产减污”目的,笔者根据环保告理的工作经验,结合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的特点,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几项对策。
1 严把项目选址论证关,严格环境准入
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的选址至关重要,特别是现有污染治理技术条件下科学选址更是减少环境纠纷,合理规划布局,为长远发展提供条件所必不可少的环节。目前,很多建设单位缺乏对选址的重要性认识,只考虑土地、交通运输等因素,而忽视污染因素。所以作为环保行政管理部门,应该提前介入,把选址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反复研究论证。充分考虑抓建址所处的风向、方位和发生频率,周围环境敏感目标,水资源供给情况,公用工程建设可行性等诸多因素。对于改扩建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把“以新带老”放在首位,同时,严格审查清洁生产、节水措施、循环经济等诸多方面,得出科学合理的选址结论,为下阶段环保工作打下基础。
2 注重工程分析、准确核定污染物排放源强
工程分析是确定污染物排放状况的重要环节,其科学与否直接影响到治理措施的规模、流程、投资等,鉴于此,我们在环保审查中,对环保材料中的物料衡算、水平衡分析等环节进行细致的论证,为治污设计部门提供科学的依据。
在工程分析阶段,要认真细致地分析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生产工艺过程及原有污染源的基本情况,按排放方式分为点源和面源,对于点源污染源,根据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级及其与建设项目的关系,详细调查污染源的排放特点、污染源的排放数据、用排水情况、对于面源污染源,要采用资料收集的方法,不进行实测。
3 强化工程治污措施,使企业达到“增产减污”
依据环境影响评估法有关规定,环评报告要进行环境保护措施及其经济技术论证,确保其技术上的可行性和经济上的合理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各项措施的投资估算。环保单位一般情况下工程上往往都比较薄弱,如果不充分论证和反复修正,会误导治污设计单位。特别是在现有项目审批制度下,环评可以依据的工程前期材料非常简单,即使是有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内容也都相对原则,难以为环评编制提供尽可能的借鉴资料。因此,在环评审查中,特别注意加强工程污染分析及防治措施的评估,使工程污染分析结论尽可能接近实际情况。
4 推动公众有效参与,客观反映公众意愿
农产品深加工由于行业排污特点,生产过程中异味影响经常引起公众的强烈反响,因此,在环评审核中,要特别关注公众参与内容,凡是公众支持率达不到50%,应该坚决予以否决。在公众参与过程中既要注重方法的科学性、全面性,使真正可能受到影响的单位或个人代表反映意愿,同时,也要运用专业知识向公众讲清国家标准和采取的防治措施,能达到的水平。
5 强化检查验收,实现建设项目动态管理
要重视对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施工期监督检查和竣工验收工作,建立以项目审批部门牵头,环境监察部门为主体的《建设项目现场监督检查制度》,实施项目跟踪管理。
严格环境行政许可只是“软控制”,控制关健在建设期和运营期,加强审批与监察部门配合,形成合力,实现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的全过程监管。对现场监督检查“以新带老”、“总量控制”、“执罚”等。结合职能由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如:
(1)施工期检查监督以环境监察部门为主,项目审批部门为辅,环境监察部门及时将现场检查监督情况反馈给项目审批部门,并通知建设单位填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试运行申请报告。
(2)对有总量指标的企业,项目审批部门及时向污染总量管理部门提供已签署验收意见的农副产品加工项目环保设施竣工验收报告(表)或登记卡,并要求建设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到新污染物总量管理部门办理排污申报手续,新建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或新建农副产品加工项目排污总量超过核定总量指标的,由企业向污染物总量管理部门申请调整总量指标,否则,新建农副产品加工企业或新建农副产品加工项目不予批准。
(3)对未开展环境影响评价的农副产品加工项目,根据环境监察部门反馈的建设项目现场检查监督意见,对未完全落实环保设施、投料试车未填写建设项目环保设施运行申请报告,未按时进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建设单位,项目审批部门立案调查后,交由执法监督部门进一步核实,下发限期改正通知书,逾期不改正的,给予相应的处罚。
【关键词】空气污染 儿童 通风
【作者简介】王立申(1972―),男,工程师,冀中能源邢台矿业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随着社会的进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环境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随着装修的日臻繁杂,也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空气污染。室内空气污染会危害人体健康和影响人们工作效率。来自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表明,我国目前每年由于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损失,如果按支付意愿价值估计,约为106亿美元。据国际有关组织调查统计,世界上30%的新建和重修的建筑物中发现有害于健康的室内气体,这些有害于健康的室内气体已经引起全球性的人口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增加。室内空气污染已经列入对公众健康危害最大的5种环境因素之一。国际上一些室内环境专家提醒人们,在经历了工业革命带来的“煤烟型污染”和“光化学烟雾型”污染后,现代人正进入以“室内空气污染”为标志的第三污染时期。
从国内首例装修污染索赔案到现在,有关装修污染问题已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近年从流行病学的初步调查发现,儿童白血病发病率的日益增高可能与装修污染有关,这已成为多学科专家联合攻关的课题。室内目前的四大污染甲醛、苯及苯系物、氨及放射性污染中,目前危害较大,最难根治的也就是甲醛污染。
室内空气的污染对儿童的危害不容忽视!
室内环境专家的一项调查表明,现代人人平均有90%的时间在室内,65%的时间在家里。而现代城市中室内空气污染的程度则比室外高出多少倍!那么,谁是经常在室内并受到室内空气污染危害的呢?是那些儿童、孕妇、老人和慢性病人,特别是儿童比成年人更容易受到室内空气污染的危害。这是因为,一方面,因为儿童的身体正在成长中,呼吸量按体重比比成人高50%。另一方面,儿童有80%的时间是生活在室内。
室内环境污染会对儿童健康伤害特征:
1、诱发儿童的血液性疾病。医学研究证明,环境污染已经成为诱发白血病的主要原因。除了儿童的免疫功能比较脆弱这一内因之外,室内装修材料散发的有害气体是“杀手”之一;
2、增加儿童哮喘病的发病率。从美国专家对由于室内空气污染造成的哮喘病调查中可以看到,在美国儿童中,患哮喘病的占美国总人口的12.4。此病影响到每个年令段的儿童,65%的儿童不同程度的患有哮喘。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全世界每年有10万人因为室内空气污染而死于哮喘病,而其中35%为儿童。据统计,我国儿童哮喘患病率为2-5%,其中1-5岁儿童患病率高达85%!
3、导致儿童铅中毒。日益严重的环境铅污染是造成人们特别是儿童铅中毒的根本原因。特别是随着经济迅猛发展,城市交通发展迅速,各种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层出不穷,室内装饰装修进入千家万户,儿童玩具日渐丰富,来自汽油和油漆中的铅构成了对室内环境的污染。据英国某室内卫生调查组织的调查发现,住宅内空气中平均含铅量比公园土壤高出1倍,这对常常在室内地上活动的幼童威胁很大。据报道,仅北京地区就有百分之二十的儿童血铅浓度超标。
4、使儿童的智力大大降低。2001年,英国投资1500万英镑进行的“全球环境变化问题”研究小组,在总结各国科学家的研究报告,进行了大量调查分析之后,公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环境污染使人类特别是儿童的智力大大降低!参与研究的伦敦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威廉斯博士说:“这个结果超出了人们以前的估计,人类的大脑在被人类自己的行为来损坏。”
所以说,无论从儿童的身体还是智力发育看,室内环境污染对儿童的危害不容忽视。
容易引起儿童房中室内空气污染的根源有:
*室内建筑、装修和家具产生的有毒有害气体,如甲醛、氨气、苯和铅等;
*儿童房中的装饰和摆设和各种玩具造成的污染, 如地毯、床毯、毛绒玩具中的尘螨污染、木制玩具上油漆的铅污染、塑料玩具的挥发性物质等;
*家中饲养宠物猫、狗等,儿童愿意与它们玩耍,容易造成细菌、真菌、病毒等生物污染;
*幼儿园和学校中,儿童过于密集,每个儿童占有空间过小,容易造成室内二氧化碳污染加重;
另外,还有通过室外大气进入室内的有害气体。
怎样防止和减少室内环境污染对儿童健康危害的方法:
如何防止儿童受到室内不健康空气的污染和危害呢?室内环境监测中心的专家提出以下建议:
1、严格控制室内装饰装修材料的质量,家庭装修时应避免使用含有有害物
质的装饰装修材料,如含甲醛高的人造板、含有苯和铅的油漆等。一定要按照国家标准购买,超过国家标准的材料坚决不能使用,现在国家已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工程材料使用标准;
2、注意儿童房间的装饰设计,不要片面的追求设计效果,而使用大量的人造板和颜色漆,防止造成室内环境污染;
3、做好新装修儿童房室内空气的检测和治理。按照国家的《民用建筑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要求,新建和新装修的房子必须请室内环境检测部门进行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合格以后才能入住;
4、要加强儿童房间的通风换气,根据专家测试,儿童每小时所需新鲜空气约15立方,一般家庭中,儿童房间相应小一些,幼儿园和学校中,儿童又比较集中,很容易造成空气污染,假如每个儿童占教室空间为5立方,则每小时需要换气3次 ;
5、减少儿童在污染环境里的活动时间,在室外空气质量较好的时候,要带领儿童多做一些户外活动,不但可以减少室内环境中污染物质对儿童身体的伤害,还可以增强儿童身体的免疫能力;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最根本的方法是禁止采用散发污染物的建筑材料及装饰材料,减少家具设备器具的污染物排放,但室内通风的有效性,是改善室内空气质量的重要手段。换气效率和通风效率综合表示通风系统的送风效应,进行有效通风,利用室外新风稀释与排除室内有害气体,以保证室内空气质量,室内外通风经常采用上送上排、上送下排和置换通风三种通风方式
1、在自然通风时,室内空气污染物稀释规律数学计算值,与试验值比较,有相似的变化规律。
2、送风量低的情况下,增加送风量有益于室内甲醛的稀释,但有时送风量过大,会增加室内空气在局部点的涡流,造成污染物分布不均,室内污染物浓度会出现波动。
关键词 绿色GDP;核算;低碳;产业生态系统
中图分类号 F20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2104(2010)12-0081-06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0.12.017
绿色GDP是为公众熟知的词汇,其含义是指在核算GDP的同时考虑环境资源损耗,把环境资源 的变化状况加到原有GDP核算体系中去,加强环境与经济的联带关系[1]。通过绿色 GDP核算,可以更为准确地反映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为国家发展规划、污染控制 和环境保护治理提供科学政策建议。
一般的公众可能不完全了解它的确切含义,但这一词汇的普及程度远大于许多科技词汇 。然而在现实中,绿色GDP并没有被应用到国家的国民经济核算中。我国在2006年首次 了《 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一研 究的本意是综合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环境保护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改进,但报告的公 布却备受争议,由于绿色GDP数据过于敏感,一些参与试点的省份也相继退出。目前,我国 已经暂停绿色GDP的核算工作。但有一个事实,即无论怎样的争议都抹不去绿色GDP在公众中 业已形成的认识。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凝聚全球力量以获得新发展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低碳经 济成为了人们的共识。其根本宗旨是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产业转型、 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化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 境保护双赢。2010年8月,国家发改委已确定在5省8市开展低碳产业建设试点工作。实际上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和实践内容是循环经济发展的应有之意。从国家发展规划的角度,循 环经济规划已成为国家规划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并将在“十二五”规划体系建设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低碳经济的相关内容可以纳入到已经规划的循环经济发展实践中。 另外,如何衡量发展成效也成为与之相伴的课题。结合我国首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 ,本文认为,在低碳经济背景下绿色GDP核算仍然是最值得关注的核算工具。 本文将论述绿色GDP的思想理念,并进行案例核算研 究,希望藉此推动绿色GDP未来的应有发展。
1 绿色GDP概述
为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之上,各国 学者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将现行以GDP为核心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改变为以绿色GDP为核心 指标的国民经济核算新体系。
1993年联合国统计机构出版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手册》(The System of Integrat 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简称SEEA)中,首次提出生态国内产出(En vironment Domestic Products,简称EDP)。绿色GDP是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核算的 基础上考虑到外部因素和自然资源的一种新的GDP核算,它是指从GDP中扣除自然资源耗减价 值与环境污染损失价值后的剩余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一价值被国外统计学者称为可持续发展 的国内生产总值(Sustainable Gross Domestic Product),简称SGDP,我国统计学者则将 其称为绿色GDP[2]。
1.1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
计量GDP,首先要建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同样, 要想获得绿色GDP,也离不开 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的建立[1]。 SEEA在两个方面对SNA进行了扩展:一是在SNA总框架的基础上增加一列内容,即列出未包括 在经济资产中的自然资源和生态 环境,将SNA的资产范围扩展为包括全部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二是在“国内生产净值”项 后增加了“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和“非生产自然资产的其他累计”两项内容。 其中“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包括属于经济资产的非生产自然资产的耗减和不属于经济资 产的其他非生产自 然资产的降级。“非生产自然资产的其他累计”则反映了非生产自然 资产的存量变化,是不属于经济资产的其他非生产自然资产向经济资产的转移[3]。
经过从SNA到SEEA的扩展,在新的框架中,从表1的第1列和第8行的平衡关系中可以得出 绿色 GDP 的计算方法:
绿色国内生产净值=(总产出-中间投入-固定资产损耗)-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
=国内生产净值-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资产
(1)可以看出了绿色国内生产净值的计算方法,也就是从国内生产净值中扣除生产中使用的 非生产自然资产,即资源环境成本。如上所述,由表第6行可知,生产中使用的非生产自然 资产包括非生产经济资产耗减和非生产自然资产降级两项内容。这种方法是按生产法计算的 EDP,与当前我国按照生产法核算GDP的思路一致。
从上式还可看出,绿色GDP是与NDP相对应,而不是与GDP相对应。但本研究参考《中国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的做法,即考虑到在实际应用方面,GDP远比NDP更为普及 ,因此采用绿色GDP与GDP相对应的总值概念,不采用净值的概念,也就是绿色GDP=GDP -资 源消耗成本-环境损失。
1.2 绿色GD核算难点
绿色GDP核算的关 键就是对资源环境成本的估算。然而,目前开展绿色GDP核算还存在很大的难度和相当 的复杂性:①缺乏基础统计数据,尤其我国对资源和环境 自然资产转为经济资产 自然资产减少 8.绿色国内生产净值 绿色国内生产净值 净出口 最终消费 资本形成净额 非生产经济资产净耗减 自然资产降级与减少 9.持有损益持有损益 持有损益
10.资产物量其他变化其他变化 其他变化
11.期末资产存量期末存量 期末存量的存量与流量的统计基本还是空白, 基础数据严重缺乏,目前的统计技术还不能为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提 供准确的、全面 的量化评估。 ②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影响关系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 影响具有复杂的时空性。 ③资源和环境的估价困难, 资源环境还没有明确的市场交易行为、交易价格, 有 的即使有市场价格,也并不能真实反映其实际价值;环境降级,尤其是对人民健康带来的危 害更是难以估价。从而,对其成本估算往往采用虚拟的间接方法,且常附带很多假设条件。 ④统计方法还不成熟,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社会公认的、成熟的、操作性很强的核 算方法,有些方法只能在实践中比较、选择,这样也就带来不同国家之间数据可能存在不可 比的问题。
基于上述问题, 各国并非全部依照SEEA架构编制完整的账表进行绿色GDP测算,而是选择对其经济较有影响 力的资源、环境主题进行试编,依各国国情及资料情况加以调整。 尽管各种核算不尽相同,但各种核算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 都认为绿色GDP就是要考虑环境因素, 它们都强 调了绿色GDP是在原有GDP的基础之上 依据环境因素进行 调整[4]。
2 绿色GDP核算简化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绿色GDP的核算涉及复杂,在实际操作中往往进行一些简化,其基本思路可以从两个方 面开展:一是计算经济社会活动的负面成本,二是计算经济社会活 动的正面成果[5]。
2.1 自然资源耗减的核算
自然资源是指土地、矿产、原始森林与水资源等。
各种资源损耗累加(Cr)=水资源耗用价值+森林采伐价值+能源消耗价值+矿产损耗价值
(2)在核算资源耗减价值冲减GDP价值时,资源耗减价值原则上不应包括土地资源利用的价 值,非农业如工业、交通、商业、政府机构、学校等占用的土地,在我国固定资产建设投资 中的土地征用费是计入形成固定资产的投资,故在建设投资所形成的固定资产价值中均包括 土地征用价值,而计入GDP价值中的折旧价值己包括了土地资源的使用价值。
对于自然资源的耗减,SEEA提出了推荐意见,建议应用“市场定价法”。可再生资源与 不可再生资源都可以按照耗用资源的全部或部分经济租确定其价值。其定价技术包括“净回 报现值法”,“净价格法”以及“使用者成本法”。
2.2 环境质量降级的核算
环境污染所造成的损失,从生物链的观点来看,它具有连续的负面效应。
各种环境降级累加(Ce)=环境治理成本+环境污染事件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 3)对于环境质量的降级,定价方法很多,看法也不一致。SEEA 明确建议应用“维护成本 法”。维护成本,也即虚拟治理成本,是指目前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按照现行的治理技术 和水平全部治理所需要的支出。治理成本法核算虚拟治理成本的思路是:假设所有污染物都 得到治理,则当年的环境退化不会发生,从数值上看,虚拟治理成本是环境退化价值的一种 下限核算。
2.3 再生产品价值的核算
绿色GDP核算中应引入良性循环概念,对资源的循环利用、废弃物的再生化等因素(Uw ),要给予考虑,列入产出增加价值,且对其结果进行倍增放大处理,以减轻环境资源的压 力。
2.4 总量调整
在SEEA中,将“绿色GDP”定义为经环境调整的国内生产总值。
按照SEEA的观点,自然资产的使用如同固定资产的折旧,因此考虑环境影响的环境成本 调整合乎逻辑地放到国内生产净值上,即是与NDP相对应。如上文已述,本文中的计算不扣 减固定资产折旧,本文中定义:
经环境调整的系统生产总值EP
=P-Cr-Ce+Uw
=系统总产值-自然资源耗减-环境质量降级+废弃物综合利用(4)
3 案例研究
3.1 产业生态系统简述
生态产业园是进行循环经济的有效载体,也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有力支撑。九发生态产业 园隶属山东九发食用菌股份有限公司,于1998年成立并上市。其食用菌生产因其工厂化、立 体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模式,成为全国食用菌行业的龙头;双孢蘑菇系列产品先后 获得国家“绿色食品”标志和美国FDA认可,曾是亚洲地区最大的食用菌科研、生产、加工 和出口基地[6]。
九发生态产业园,历经多年发展形成了以食用菌生产、加工为核心形成产业链网 ,按照功能和作用不同,可划分为能源系统、物质综合利用系统、水系统等三大子系统(见图 1)。是一个比较完善的以种植业、养殖业和加工业相结合的产业共生生态系统。
3.2 指标计算
对于环境质量降级,采用污染损失法。环境质量降级是指环境污染所带来的各种损害, 如对农产品产量、人体健康、生态服务功能等的损害。这些损害需采用一定的定价技术,进 行污染经济损失评估。与治理成本法相比,基于环境损害的估价方法(污染损失法)更具合 理性,更能体现污染造成的环境退化成本。
对于系统内产生并在系统内综合利用的废弃物,采用废弃物交换的价格(见表2)。
(2)实物量核算。 根据园区中各分公司的投入产出数据,经过核算结果表明,在自然资源耗减方 面,2004 年九发生态产业园,使用煤炭36474.5t,其中复合肥分公司和胡萝卜基地使用的电力按照 每度电标煤耗360g及九发热电 厂燃煤的基低位发 热量折算成九发产业园区的总体的煤
(4)绿色产值核算。通过上文对生态产业园区生产总值,自然资源耗减、环境质量降级、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实物量和价值量的测算,依据方程(4)可以进行生态产业系统绿色产值核算。
3.3 结果分析
(1)绿色产值对总产值消减额度较大。 通过上述可知,自然资源耗减损失的价值为2548.0万元,扣减指数为14.57%;环境 质 量降级损失的价值为160.2万元,扣减指数为0.92%;前两项合计环境价值损失为2708.2 万 元,合计扣减指数为15.49%。废弃物综合利用的增加价值为150.4万元,增加指数为0.86% 。三者综合环境损耗价值为2557.8万元,扣减指数为14.63%,也就是有14.63%的产值被 消 减了,如果按照目前国家计划的GDP的增长速度,几乎等同于经济倒退两年。
就因素影响来讲,自然资源耗减的影响程度最大,环境质量降级的影响程度次之,废弃 物综合利用则有正面的影响。环境质量降级的负面影响几乎可以被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正面影 响所抵消,这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根据《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2004年全国行业合计GDP为159878亿 元 ,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4亿元,GDP污染扣减指数为1.8%,本系统的污染扣减指数为0 .92% ,低于国家0.88%,表明研究系统在污染物治理方面有一定的成效。
(2)自然资源耗减所占比重高。 国家绿色GDP核算尝试,只考虑了环境质量降级,得出的结果是经环境污染调整的GDP, 扣减数值为1.8%,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但国家核算的2004年绿色GDP并没有考虑自然资源 耗减,而这极有可能会对国家GDP带来较大的扣减。通过本研究系统的计算,发现自然资源 耗减损失的价值占到总产值的14.57%,是环境质量降级损失价值额的15.9倍,无论是对企 业经营者,还是国家官员,这都将是难以接受的。本系统中自然资源耗减损失价值额不可避 免地存在不准确,但这一结果,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家绿色GDP2004核算的结果还未 接近真实的绿色GDP。4 讨 论
4.1 绿色GDP对传统经济核算的认识冲击强烈
认真考察绿色GDP的核算理念,会带来对传统GDP的深刻思考。传统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未能真实体现自然资源本身的经济价值,没有反映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对经济活动的作用和 影响,没有包括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没有计算不可再生资源消耗所产生的社会转变附 加成本。可以认为,传统的GDP难以准确、真实反映国家和地区国民财富及国民福利的增长 情况,使人们往往只看到社会经济的表面繁荣,隐藏了社会经济繁荣背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 的破坏与耗竭。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无论是国家、企业,还是公民都习惯了经济以接近甚至超过两位 数的速度增长,突然转变GDP统计思路核算出绿色GDP,得到的结论是过去一年的高速发展被 悉数扣减,这无疑对传统GDP的认识造成强烈冲击。必须指出的是,这也正是当时绿色GDP核 算试点省份退出的重要原因。
4.2 绿色GDP核算方法有待完善
要推行国民经济绿色GDP核算,首先要有科学、完善的核算方法。但当前国际上 还 没有 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全部环境损失 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其中,主要的困难在于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很难准确 计算。针对这一问题,已有学者对绿色GDP核算进行了研究与改进,比如在分析环境经济综 合核算体系框架以及有关绿色GDP的各种界定与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SEEA中有关绿 色GDP的标准核算框架,并对方法加以改进[4,7];采用归一法克服核算中的虚拟性 和主观性等。绿色GDP核算涉及内容广泛,相关条目完全核算清楚还有一个较长的过程[8]。
在方法的完善获得认可后,更为重要的是实践应用。今后,如何将绿色GDP纳入到我国 已有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构建全国统一的数据统计渠道,并使其具有法律效应是推动绿色GD P核算真正的难点所在。
4.3 绿色GDP是检验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核算手段
我国目前采用生产法进行的国民生产总值核算,其突出缺点在于对资源的开采,对环境 污染的治理费用都计入GDP中。这种方法核算的GDP总量,不能体现循环经济建设,低碳发展 的本意。绿色GDP的提出,使资源、环境成本核算凸显出来,通过环境成本核算,统一进行 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污染损失评估,并把评估结果以货币化的形式进行表示出来,把环境成 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中,能够较为全面地体现资源、环境的发展价值。因此,绿色GDP是循 环经济、低碳经济的有效核算手段。尽管绿色GDP核算处于暂停状况,但从长远来看,它的 基本理念和对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有益补充,应引起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体系的继续关注, 并使其发挥出促进自然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利用及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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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GDP Accounting: Further Research and Discussionin the Context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PENG Tao1 WU Wenliang2
(1.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 chnology, Beijing 100045, China;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 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Green GDP is a wellknown phrase to the public, but China suspended the pilo t work after first publishing the accounting report in 2006, because the gross d omest ic production was deducted greatly in the accounting results and a number of rel ated
disputes were raised. However, green GDP accounting can make the resource and en vi ronmental cost prominent,and make people more aware of the true state of the na 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lowcarbon economy, whosemain aim is to respond climate change, has been advocated vigorously, but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circular economy planning at t he national level. In this context, the purpose of readvocating green GDP accoun ting is to promote the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how to correctly assess the nat 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is paper described the concept of green GDP, an alyzed the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SEEA) framew ork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green GDP accounting. It constructed a syste matic GDP accounting equation which is adjusted by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the d eple 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ccounting,environmental quality degradation accounti ng and recycled products accounting. On this basis, a case s tudy was carriedout, taking ecoindustrial park that is the carrier of lowcar bon economy as a n
exampl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ximum amount of reduction of the total outp ut value is the deple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followed by the environmenta l quality degradation; while comprehensive utilization of waste has a pos itive effect. So, green GDP accounting enables the system development results tobe reunderstood.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green GDP is a useful supp l ement for the traditional na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 and that its acco unting method s should be improved continuously, and should draw the constant concern from the
【关键词】临汾 城市形象 环境污染
中国城市建设的内涵与外延正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强调改善基础设施和追求粗放型的城市化到关注城市形象和创建一流的人居环境。今天的城市竞争再也不仅仅是规模的竞争、经济的竞争,而更表现出城市文化、城市品位和城市生活质量的竞争,实质也就是城市形象的竞争。
在经过了“把马路让出来、把路灯亮起来、把绿化搞起来、把交通管起来、把高楼大厦建起来”的城市复制阶段后,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城市以“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为目标,通过城市形象定位、城市形象设计、城市形象产品、城市形象传播等途径凸现城市的优势,塑造出有文化、有品位、有魅力的城市形象。
一、临汾市形象概况
称为华夏第一都的尧都临汾市,位于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有着丰富的煤、铁资源,中部平原地区,土壤肥沃,是山西小麦、棉花的主要产区之一。临汾市文化历史源远流长,旅游资源丰富。临汾市最早出名缘于五千年前古帝尧建都平阳(今临汾),尧王让贤让位于舜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后来,临汾出名是因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建了一座“花果城”,每到春、夏、秋三季,市内百花齐放,鲜果飘香;更是因为每年十个亿的经济增长速度,山西排名第二的GDP产值。再后来,临汾因为修建“天安门”、“天坛”等出名。如今,临汾出名是因为它是全国污染之首。
自2003年国家环保总局开始进行全国113个重点城市空气质量污染排名以来,临汾市已经连续三年(2003-2005)居于全国十大污染城市之首,从此戴上了全国空气质量污染最重的“黑帽”。2006年10月18日,总部位于纽约的国际环境机构布莱克史密斯研究所(Blacksmith Institute,又译做铁匠研究所)公布了一项研究报告——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区,临汾作为中国唯一的高污染城市代表进入榜单。美国有关机构将临汾说成“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方”,香港媒体把临汾称为“中国污染之都”。这些机构和媒体将临汾市作为环境污染典型,污染已经成为临汾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头号问题,成为制约临汾又好又快发展的核心问题,成为人民群众最关心、社会各界最关注的敏感问题。不解决污染问题,一切都将无从谈起。
二、影响临汾形象的障碍因素
1、特殊的地理位置
临汾的地形是整个条状的海拔200多米的盆地,处于太行、吕梁等山的环绕之中,环保工作先天不足。盆地的静风率达48%,盆地不利于空气流通,污染物不容易扩散出去。特别是每年进入11月份以后,临汾盆地极易形成逆温层,即城市上空温度比地面的温度还高,临汾市区就像罩在一个热锅下,大气污染物产多少就聚集多少,5级天气主要就产生于这几个月。因此有了“临汾的蓝天靠风刮”的说法。
2、城市规模不断扩大
临汾市从以前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10多万的小临汾,到今天面积33万平方公里、固定人口37万多的大临汾,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汽车流量的增多,污染也就越来越严重。
3、产业结构不合理
说到临汾污染的“主力军”,还是临汾市区内的、周边县城的大大小小、鳞次栉比的工业企业。临汾污染的主要原因在于其产业结构。占到该市工业总量70%的三大支柱产业是煤、焦、铁,三大产业如此兴盛又缘于这个地区丰富的煤炭、铁矿资源和年代久远的挖煤、炼焦、炼铁传统。
4、工业布局不合理
由于布局失当,审批把关不严等因素,部分企业分布在河流、干道、城镇甚至水源地附近。例如焦化企业最集中的河西工业园,居然位于临汾市区冬季风上风位置,一刮风,焦化厂排出的废气就往市区灌。水源一级保护区内有9家重污染企业,这些企业对城镇区域大气和汾河水环境质量造成严重影响。
5、垃圾处理技术滞后
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加剧了环境恶化。市区集中供热率仅有40%,近200台手烧锅炉和茶炉大多没有任何消烟除尘设施。汾河沿岸的大部分城市生活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汾河,加剧了汾河水质恶化。由于污水处理一度仅每吨0.2元,市区唯一的一家污水处理厂收不抵支,建成后数年处于“半瘫”状态,直到2006年物价部门调整污水处理价格后才开始正常运转。至今,临汾全市也没有一家垃圾无害化处理厂,也未作过垃圾分类处理,就地露天焚烧垃圾的现象随处可见;环保部门也只是进行简单的拉运、倾倒、填埋处理。
6、环境监管力量薄弱,执法手段单一
监管力量薄弱也是环保治理不到位的原因之一。环保现场执法主要是监察大队,目前临汾市环保监察大队实际工作人数只有30多人,分为5个组,每组分片负责3-4个县市。由于人手有限,只能对群众举报的情况进行检查。在临汾,60%的县市级环保监察大队没有车辆,有的监察队甚至被迫向企业借车用。由于监察力量薄弱,一些违法、违规生产极易死灰复燃。在一些偏远的山里,只要市场一好,不法分子修修炉子,运两车矿石来,就又可以开始生产。
执法手段单一也抑制了环保执法的力度。目前环保执法只有行政处罚一种手段,而且罚款限额极其有限。对于严重违规企业,最硬的手段只是建议政府关停,而对于投资过大的项目,政府关停难度也大。
7、企业守法成本太高
工业企业是临汾环境污染的主要因素,而企业治理污染的积极性却不高。环保部门监测资料显示,不少企业仅有生产设施而无任何环保设施或有环保设施不运转,大部分焦化企业缺少必要的污染防治和能源综合利用设施,大部分火电企业未配套脱硫设施,部分地方违法建设项目屡禁不止。分析企业环保设施不到位的原因,临汾市环保局的几位负责人都提到“守法成本太高,违法成本太低”的问题,这在项目建设上表现的最为突出,对于不做环评就建设生产的违规企业,环保部门只能对其进行行政处罚,最高处罚限额20万。对于一个投资六七千万的项目来说,20万的处罚毫无震慑力。
另外,安装环保设施花费很大。一个年产60万吨的焦化企业,水、气全套环保设施配置齐全需要近4000万元。有的企业为了应付检查,装一个一两百万元的环保设施,实际上根本起不了作用;有的企业安装了配套设施,但为了节省运行成本,白天用晚上不用,环保效果大打折扣。
三、城市环境污染的危害
水危机是未来20年中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水的短缺日益成为人和自然之间巨额“生态资源赤字”。水危机的性质不同于能源危机,能源短缺可以通过国际市场大量进口得以缓解,水的区域性、不可替代性决定了应对水危机的长期性和艰巨性。目前关于水危机的性质分析有不同的认识,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水危机是资源供给短缺导致的资源危机。我们认为水危机表面上是资源危机,实质上是治理危机,是我们治水体制的长期失效(包括政府缺位、市场缺失和计划失效),导致治理能力低下,不能有效应对变化条件下的各种挑战。
危机则是改革的契机。在人类应对挑战、对付危机的各种行为中,制度的确立与改进最具有根本性,它的作用就在于节约成本,降低不确定性。制度是人类成功应对挑战的结果,又是成功迎接进一步挑战的先决条件。响应水危机的行为调整,既需要工程建设、更需要制度建设。过去我们应对水危机是以工程建设为中心,建设了大量水利工程和调水工程,但是资源供给总是赶不上人类的需求,水危机反而越来越突出,这表明开源的水利工程建设只能治标,节水的制度建设才是应对水危机的治本之策。中国的治水模式必须从过度依赖工程建设扩大供给为主转向制度建设激励节水,从单一的硬件建设(如水利设备、基础设施)转向软件建设(如制度、法制、民主)和硬件协调发展,政府水利主管部门主要职能应从工程投资优先转向制度建设、公共服务、社会管理。
我国水资源严重短缺与用水严重浪费的现象普遍共存,建设节水型社会已经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2001年年初,由43位院士和300名专家提交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认为,解决我国水的问题,核心是提高用水效率,建设节水型社会,确立节流优先、治污为本、多渠道开源的指导原则。国家“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明确提出要建设节水型社会。2002年8月修订的新水法规定,要发展节水型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建立节水型社会。
中国应对水危机需要综合战略,关键是建立节水型社会。黄淮海流域是中国水短缺最为严重的地区,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研究报告,如果黄淮海地区水管理能够达到欧洲发达国家的水平,并在减少废物排放及废水集中处理方面加大投资,节水潜力达到500亿~800亿立方米,不仅完全能够弥补北方需水量的不足,而且将大大改善中国的水环境。南水北调工程建成通水后,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北方缺水,而如果不能有效提高北方的用水效率和控制污染,将有25%~40%的调水量被浪费。南水北调工程要发挥预期效益,避免“大调水、大污染、大浪费”,关键在于北方能否全面建立节水型社会。
节水是中国应对水危机的最有效途径,节水导向的战略适用于整个中国,不仅适用于缺水北方,也同样适用于丰水的南方。
节水不仅可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缓解资源供给压力,而且可以减少污水排放、降低供水投资。据《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报告》预测,我国2010年供水设施单位投资约8元/m3,污水处理约为10元/m3,而节水仅需3元/m3。相对于调水和治污,节水不仅成本较低,而且有很高的生态环境正外部性。
(一)环境责任和问责机制研究
方世南认为,在构建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过程中,需要政府强化环境责任,发挥主导性作用,实施政府主导型的生态环境建设战略,政府环境责任意识缺失或不强,将直接影响到旨在实现社会与经济发展目标的政策的科学性和生态性,使得这些政策对生态环境问题产生外溢效应,即这些政策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许继芳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缺失集中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环境责任不对称和地方政府经济责任与环境责任不均衡两大方面,这种缺失既造成了公众环境利益的受损,又导致了政府合法性的下降,还引发了社会发展的环境不公平。巩固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应为公众环境利益。肖萍认为,由于环境保护责任的缺失以及问责机制的不健全,环境问责的有关规定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环境问责制不是一项单一的制度,它包括问责的依据和条件、问责的主体和对象、问责的方式(内容)和程序等一系列配套制度。就问责主体而言,环境问责制包括权力机关问责、司法机关问责、上级政府(行政机关)问责,环境审计属于行政机关问责。
(二)审计与问责的研究
马骏认为,以人大预算监督以及国家层面的审计监督为代表的平行问责,互相支持、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着我国财政问责的进程。冯均科认为,国家审计问责制度是特定国家以国家审计监督为基础建立的规则化问责体系,包括审计机关的直接问责与其他机构借助审计结论所进行的间接问责。王会金认为,责任监督是政府审计活动的固有功能。
(三)环境责任、问责与环境审计研究
Bennett和Newborough分析了英国城市实施地方21世纪议程以及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审计情况,构建了区域发展局进行的城市级别的能源审计,分析了政府审计部门如何对地方政府环境责任进行问责。Luiz和Alessandra介绍了环境管理中巴西的政府审计,分析了联邦环境许可证审批过程的业务审计问责机制,提出了政府审计在环境领域的职责,并与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INTOSAI)的其他成员进行了比较。巩固认为,政府环境责任的基础应为公众环境利益,公众环境利益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利益,只能以法律所认可并予以保护的正当利益形式为法律所确认和保护,它具有主体共同性、客体整体性和救济彻底性等特征。肖萍论述了环境问责的条件、主体和问责体系,认为环境审计是上级政府(行政机关)问责的重要形式。潘佳认为,我国目前的政府环境信息公开问责是内部的,缺乏公众对权力的制约,应该建立由公众参与考评、环境信息领域的独立监察专员和公民或环保组织提起的、环境信息公开行政诉讼构成的外部参评机制。牛鸿斌等认为,政府环境审计的本质是控制和创新领导干部政府环境行为的管理工具,通过影响领导干部的政府环境行为,实现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工作目标。
(四)环境审计基础理论与应用研究
Tomlinson等对环境审计的术语进行了研究。Glen从哲学的角度分析了社会和环境会计问题。Cláudia等为区分环境监管和环境审计的概念,收集整理了涉及环境监管、环境审计和环境会计的295篇文献,并进行分类统计,分析了环境监管和环境审计的关系。国内有关环境审计基础理论的研究也已深入各个方面,研究范围包括环境审计理论基础、动因、本质、职能、目标、假设、原则、准则、程序、方法、主体、对象等,总体而言,研究关注宏观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应用研究方面涉及农业、工业、空气质量、水、建筑、气候、能源、可持续发展、环境影响评价等众多领域。最高审计机关国际组织环境审计委员会(TheINTOSAIWorkingGrouponEnvironmentalAuditing,简称WGEA)是目前政府环境研究领域权威的国际机构,现已公布了24份研究报告,成果主要集中在实务指南,但其成果需要依据各国国情进行深化。综上所述,现有研究表明环境问题的外部性和信息不对称产生了环境问责需求,审计是问责的一种形式,属于行政机关问责,这种问责是审计活动的固有功能。目前的研究说明了环境问责对环境审计的需求,但什么条件下产生环境审计,什么因素影响环境审计的发展,环境审计的产生条件以及环境问责与环境审计之间的关系则一直缺少理论层面的解释。
二、环境机会主义和污染容忍度下降产生问责需求
(一)环境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
机会主义行为是交易费用经济学的重要行为假设之一,是对新古典利己主义理性人假定的延伸,是理性人寻利动机的自然结果。杨小凯等认为,机会主义是人们追求自利行为交互作用中产生的一种对策行为,这种机会主义对策行为就是“损人利己”。不对称性信息为机会主义行为提供了“温床”,而相应的收益则强化了个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机会主义行为的产生是经济主体的理性与约束它的规则发生冲突的结果,包括个人理性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组织理性与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以及组织理性与组织之间所达成契约条件的冲突。一般而言,机会主义行为最易发生于经济利益保护机制弱化的部位,机会主义行为的强度与经济主体的利益敏感度密切相关。由于公共产权的固有缺陷,缺乏产权主体、产权主体虚无或激励、监控不力等问题的存在,致使公共利益的保障机制不力,对侵蚀公共利益的行为反应迟钝[33]。因此,具有公共产权属性的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由于空气、水等资源不是稀缺资源,不属于私有产权,对公共成员没有排他性,因此环境质量具有典型的公共产权属性。环境资源难以进入市场交易,不适用于价格机制,无法用市场价格确定公共产权的成本和收益,导致其价值因无形而被忽视。同时,由于公共产权的主体不明确,导致“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的心理,个体往往不会主动维护公共产权。环境的外部性使得环境领域的“损人利己”行为尤为突出,加之信息不对称的普遍存在,环境的公共产权属性明显,这些都导致环境领域发生机会主义行为的风险较高。
(二)污染容忍度下降使得问责需求强烈
经济社会的利己主义和环境领域的机会主义行为由来已久,可以说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存在的,但是问责需求并未在环境领域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时就产生,这表明环境机会主义只是问责需求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由于环境领域的公共产权属性和外部性特征,导致公民社会对环境质量“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的心理,在环境污染尚未严重到危害私人产权(包括身体健康)时,这种心理状态是普遍存在的,助长了环境领域机会主义行为的滋生。也就是说,在污染初期,公民社会对污染环境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容忍的。环境容忍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可以从环境库兹涅兹曲线中得到解释。一般认为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水平呈倒U曲线型关系,这被称为环境库兹涅兹现象。这种现象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环境污染不是很严重时,民众更愿意接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对环境质量下降保持容忍的态度,直至经济增长到某个程度后,公民社会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得到较大的提升,对环境污染不再容忍,环境开始得到治理,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容忍度继续下降,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环境容忍度与经济发展也呈倒U曲线型关系。这种容忍度的下降,随着环境外部性内化为私有产权损失的加剧而更加强烈。影响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容忍度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环境意识。环境意识的提出是希望通过环境意识教育的环节引导环境行为。国内外研究结果表明,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紧密,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落差和不一致。也有研究表明,只有在低成本情景里,环境意识与环境行为之间才可能呈现出较高的相关度。尽管环境意识的提高未必导致环境行为的发生,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无论经济发展水平如何,环境意识的提高必然会使公民社会对环境污染行为的容忍度降低。正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私有产权受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环境保护教育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环境污染的加剧也必然影响人群的健康和福利,致使社会公民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度降低,环境领域的问责需求逐步强化。
三、环境问责需求:环境审计的动因
问责需求产生后,最先考虑的是对产生污染行为当事人的直接问责,如对排污者进行处罚、要求其整改、勒令关停等。由于环境问题十分复杂,专业性强,由环境专业人员承担对污染当事人的污染行为界定比较合适,因而通常的直接问责制度设计是由相关环境行政主管部门进行的,如我国的《环境保护法》第14条就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法律规定行使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对管辖范围内的排污单位进行现场检查”。美国的环境法律也规定由联邦政府的相关机构对环境污染行为进行直接管辖。但是,布坎南曾指出,如果将政府视为一个“经济人”,它也有自己独立的利益,这种利益就不见得总与社会的利益保持一致。也就是说,政府有可能会采取“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损害社会经济发展”的机会主义行为。“诺思悖论”也表明,“在历史中经常会出现财政目标偏离社会目标的现象,具体表现为,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不惜采取损坏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这就需要对作为直接问责主体的政府及相关部门进行再问责。例如我国在淮河流域投入大量水环境治理资金,但水污染状况并未得到明显改善,社会就会产生对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的问责需求。美国在1899年颁布了《河川港湾法》,1912年制定了《公众保健法》,1924年开始实施《油污染防止法》,但是环境污染并没有得到遏制,由此产生了对联邦政府相关机构的问责需求。间接问责制度设计是对政府及相关部门管理责任的问责。如1969年美国颁布的《环境政策法》规定,在总统府设立环境质量委员会,该委员会最重要的职责就是适时收集关于当前和未来环境质量状况以及发展趋势的正确资讯,并对该资讯进行分析和解释,以确定这种状况与发展趋势是否会妨碍总统向国会提交环境质量报告中所规定政策的贯彻执行情况,同时编辑关于此项情况与发展趋势的研究报告,并向总统提出建议。我国《环境保护法》第45条也规定,“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005年,我国颁布的《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中进一步明确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以及有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的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行政处分,存在上述行为的企业中有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人员,也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按照管理权限,依法给予纪律处分。由于我国直接问责主体众多,如我国《环境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所规定的环境监督管理部门就涉及环境、土地、矿产、林业、农业、水利、卫生、建设、渔业、公安、交通、铁道、流域水资源保护机构等,若再加上发展改革委员会(基建投资)、经济和信息化工作委员会(技改投资)等综合投资部门,将有15个部门之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上有间接问责的制度安排,但是由于环境问题复杂,直接问责主体之间职能交叉,而目前作为间接问责主体的任免机关或监察机关又难以掌握全面信息来做出判断,如农村环境整治工程涉及发改、农业、林业、水利、环境、土地等多个部门,中央一项资金拨付下来后,分渠道配发,每个部门只知道自己的配额,很难就总体责任进行监督,因而目前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的问责效果尚未显现,对于政府的直接问责是否有效,对环境治理是否进行投入,投入多少,效果如何等民众关心的问题,难以做出准确的回应。社会有问责需求,但现有的问责机制还不能进行有效的问责,在制度上,我们希望能有一个部门可以掌握有关环境责任履行的全面信息,包括环境信息、财务信息、管理信息等,可以通过这些信息进行判断,同时拥有对违法违规行为一定的处理处罚权力,具有权威性。审计机关正是这样的综合经济部门,通过审计和审计调查,审计机关可以掌握多个部门的环境相关信息,可以做出综合诊断和评价,环境审计因此而产生。
四、环境审计内容演化:问责需求动因的证据
根据前面的分析,环境机会主义行为越多,污染就越严重,公民社会对污染的容忍度就越低,这方面的问责需求就越强烈,这个领域就应该是环境审计的重点。本文从我国环境治理投入、环境污染主要领域、与相关环境审计关系的角度来收集数据,以实证检验环境机会主义、问责需求和环境审计的相关性。
(一)环境保护的投资问责驱动环境部门的预算执行审计
根据2001—2010年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和中经统计数据网相关数据,本文利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环境治理各年投资换算成2001年不变价格。我们从表1中的环境投资情况发现,2004年以前环境保护投入在1800亿元以内,2006年上升至2300亿元,环境投资的增长使得环境领域资金使用情况不容忽视。从环境污染情况来看,2005年11月发生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同年12月又发生珠江北江镉污染事件,这两起重大的水污染事件为我国的水环境保护敲响警钟。2006年,国家环保总局共接报处置161起突发环境事件,比2005年增加85起,凸显了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程度。环境污染事件的频发说明环境机会主义行为增多,环境投入大幅增加反映了环境污染容忍度下降,政府进行环境治理的力度增加。由此,对环境保护部门进行问责,对其预算执行进行监督成为必然。中央部门的预算执行情况是审计署的主要例行审计工作,从已经公布的审计结果公告来看,2005年公布的第3号《32个部门单位2004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和2006年公布的第5号《42个部门单位2005年度预算执行审计结果公告》均未将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列入公告对象。但自2007年公布第6号《49个部门单位2006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结果》开始,环境保护部(原环境保护总局)已经成为例行的预算执行审计对象。这表明正是环境投资增长产生问责需求,进而驱动了审计署对环境保护部门预算执行情况进行审计。就审计披露的信息来看,也从2007年的仅披露问题发展到2013年披露环境保护部内部各部门预算执行的详细数据和差异,并披露差异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报告更具有绩效审计的特征,这也是近年来社会在问责方面要求更加深入具体的体现。
(二)水环境污染及治理问责驱动水环境审计
2001—2010年10年间公布的《全国环境统计公报》水环境污染总量控制指标COD和氨氮的排放情况见下页表2。从表2中可见,2005年是全国氨氮排放量最大的年度,2006年是全国COD排放量最大的年度,而且生活污染源总是高于工业污染源,水污染的主要来源是生活污染源,生活污染源的COD和氨氮排放在2006年达到最高点。2005—2006年之后,废水排放总量依然上涨,但COD和氨氮排放量均有所下降。水环境污染的趋势表明,2005年—2006年是我国水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时段。同时,自2003年开始,《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披露上一年度的全国特大、重大环境污染事件,2005年之后开始分类统计,2010年之后又不再公报。由于当年度公报的是上一年度的污染事件,因此我们可以从公报中得到2004—2009年污染事件的统计情况。从表3中6个年度的环境污染事件分布情况来看,水污染和大气污染是我国主要的污染形式。2005年环境污染事件猛增,水污染事件是2004年的一倍。并且2005—2006年又是我国水环境污染最严重的时段。严重污染事件的频发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害,容忍度下降。为加强环境治理,2007—2008年,我国的环境投资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对环境污染责任人和监管责任的问责需求也十分迫切,正是这个问责需求导致大规模的水环境审计,如下页表4所示。从表4可以看出,从2004年开始,审计署开始实施大规模的水环境审计项目,2008—2009年是水环境审计项目最为集中的时期,这个时期对应的是2007—2008年环境投资快速增长后进行问责的时期。也就是说,2005—2006年水环境污染严重,环境污染事件增多;2007—2008年治理力度加大,但治理效果未能让民众满意,容忍度下降,问责需求迫切;2008—2009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环境审计。从时间顺序上来看,上述各时间段存在驱动关系;从审计内容和发现问题来看,逐步从单纯的资金使用情况审计转向对水环境绩效的审计,这也是缘于公民社会对环境责任履行情况问责的需求,起初民众只是想知道钱有没有花到环境项目上,随着容忍度的下降,民众更关心花钱有没有发挥改善环境的作用,也就有了更高的问责需求,从而促使水环境审计向绩效审计发展。
(三)节能减排的问责需求驱动节能减排审计
能源消耗产生环境污染,节能减排是环境治理的途径。我国2001—2012年的能源消耗情况和增长率见后文表5。由后文表5可见,“十五”期间(2001—2005年),我国能源消耗量大幅度攀升,上升幅度达到56.91%,“十一五”期间能源消耗上升幅度虽有所减缓,但也达到25.61%。正是由于大幅度上升的能源需求及其造成的环境污染超出了公民社会的容忍度,节能减排的需求才更加强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了“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国家出台了多项财政补贴政策,投入了大量资金。对于这些资金的使用情况及使用效果,公民社会有问责的需求,加之公民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容忍度的降低,这种问责需求十分强烈。正是问责需求的驱动,审计署组织了大规模的节能减排审计。目前完成的节能减排审计结果公告显示,2008年进行的41户中央企业节能减排情况审计调查是对2006—2007年节能减排投入的问责审计,之后的20个省有关企业节能减排情况审计调查及10个省1139个节能减排项目审计也是对之前年度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的问责。5044个能源节约利用、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审计是节能减排的财政科目审计,是财政资金投入的问责。从时间顺序来看,正是节能减排资金投入的问责需求驱动了节能减排审计;从内容和披露问题上看,由于节能减排审计是从2008年开始,此时问责需求已经要求审计关注绩效问题,因此节能减排审计起初就是绩效审计,只是随着内容的不断深入,审计的范围更宽。
五、结束语
【关键词】环境监测;监察;科学;发展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回顾付出的环境代价,其结果是触目惊心的,现行的行业发展要求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加提倡环境效益,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但环境保护工作的落实不能仅依靠企业和个人的自觉,更多的要通过国家的统筹规划,建立相应的监管机制,从法律效力的层面对破坏、污染行为作出惩处,以规范企业行为,建立监测监察体系能够促进环保工作的发展。
一、环境监管的相关概念、背景
环境监测是指在基础的保护工作中以科学、技术为支撑,分析污染物的来源、性质,跟踪监测污染变化、破坏程度和范围,建立观测体系的环境污染控制工作。通过计量化的技术处理,监测污染物的排放,对环境污染程度作出评估,形成整套的环境控制系统,为治理工作提供相关的数据依据,也为环境监察提供新的方向,是环境保护的前期基础工作。
上世纪中叶的环境监管缺乏系统性,主要依靠化学加深对污染物质的认识,仅能梳理其中技术范围内的简单污染物,不能应对污染的扩散和进一步化学效应诸问题,属于污染源监控基本工作。随着60年代环境污染的概念被重新定,既包括常识性的化学物质污染,也包括物理产生的相关污染,噪声、光等均会给环境带来不可估计的影响。环境污染的重新定义是人们认识发展、技术进步的体现,同时也为环境监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以动态的监测来适应多元化的污染,开始接近环境监管工作的核心。此后的十年间,计算机及互联网的应用为监管工作提供新的技术手段,通过科学化的分析统计能够基本实现无人监控的自主监测,及时反馈环境数据报告,从物理、化学、生物三个交叉角度对监测对象实现全方位的控制,能够实现从污染源头到区间内监测。
环境监测是信息集成过程,包括性质分析、制定计划、设计定点、采集样本、投递采样、测试研究、数据整合、研究汇总,即基本的源头采样到样本分析的信息处理工作。
环境检查是指实际的执法进程,即在环境监督、处理工作中,在实际的现场检查污染源、监督政治的总体工作。具体是对管辖范围内的污染源监管分析,如发生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的行为要及时制止,通过监管实现整改。
环境监测和监察是相互连接的工作系统,环境监测是基础的工作环节,为监察系统提供技术支撑,分析的数据为环境治理把握新的方向,能够集中力量整改,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为企业今后的环境保护工作提供依据。
二、环境监测工作在监察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环境的监测、监察是前后相应的工作环节,是环保事业的双重保障,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作用的关系,彼此互为动力和约束。监测工作需要通过升级基础技术以保证动态监测的数据真实可靠性,即监测工作逐渐升级为监管,节省更多的人力,将资源运用在后期的监察工作中,数据的支持能够为监管工作的开展增加科学能动性,专业的分析也能着力进行整治管理。
1、环境监测能够综合污染物的相关指标、数据
环境监测是对统计范围内环境做出数据型的分析,为后期的检查工作提供技术援助,能够参照分析结果考量观测范围内的环境污染状况,是建立监管系列工作的前导性支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逐渐影响到人民生命健康,环境保护政策及相关措施应运而生,但其执行力度还有待加强,并且需要通过国家、企业和个人多向合力完成,一方面根据检测数据加大执法力度,实现监测的根本目的,从而进行监察工作,一方面要通过监察带动环保的自觉性。
2、环境监测为后期的环保工作指明方向
监察部门对监测单位提供的基础性的环境监测数据分析能够得到基本的工作指示,即通过重点污染问题的研究,能够找到污染源问题所在,并能因地制宜、首要治理,能够增加执法力度并通过数据理以服人,为监察工作提供更大的空间,避免污染源产生单位以各种理由推脱责任。以国家的相关环境规定和排污处理要求、标准作为行为准则,能有起到约束作用,敦促企业整改,并作为今后复核工作的参照标准。
3、环境监测是排污收费的相关材料
环境监察的一种约束方式是通过收费增强基本管理工作,促使从被动缴费转变为环境节约型的企业良性发展。就目前环保工作的推行度而言,需要通过基本的费用收入总和辖区内的排污情况。在监测技术不易实行的区域课采用企业物料分析估量污染排放量;另一种是通过技术监控,通过采集排放气体、液体等样品对其化学性质进行分析,汇总污染物所占比例和污染程度,并以此作为收费、处罚的相关依据。
三、具体问题的相关建议
鉴于监测、监管工作的专业性,需要引进技术型人才从事数据分析和汇总工作,根据实地的企业生产、排污状况调查,再结合专业性的污染物研究报告,能够及时掌握企业排污的动态信息。应考虑到企业生产的变动性,由于生产材料、处理技术的调整,相应的排放污染物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建立动态调整的监测系统一方面需要技术升级、同步;另一方面需要加大调研、监测、检查力度。
由于分析人员常年在分析室进行分析工作,工作原则是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对送来的样品进行分析,对本次数据的真实性负责,本无可厚非,但对要为环境管理服务来说的单位仅仅做到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某地区是化工城,绝大多数企业在生产工艺、工况、生产时间及原辅材料没有大变更的情况下,以及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其废水(气)量、污染物浓度是在某一数值附近上下波动的,比如说:某污染物浓度一般来说就是四百多,所以如果分析人员能掌握这些资料,当分析出来的样品数据出现较大异常时(这反映该企业的三种情形:①生产设备出现故障,②治理设施停运,③不正常使用治理设施),在确认数据无误的情况下,分析人员可以报告中心,中心将这一情况通报监察部门即时查处,这样就可以避免污染事故的发生,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公共财产安全,同时又可以制止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从事环境监察工作多年,总结工作经验,就环境监测在环境监察中作用简单的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指出环境监察部门要把环境监测看成是实现科学化、定量化、法制化的管理基本保证。只有这样才能把环境监察和监测工作做好,也只有这样才能为美好环境的明天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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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卓,崔喜军.对基层环境监察工作的探讨[J].河北企业,2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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