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气污染调研报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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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空气污染调研报告范文

    如室内环境污染、食品污染等。让学生了解身边的环境问题,学会保护自己和他人。让学生了解化学发展的动向。用新的化学方法解决传统化学工业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当今化学工作者的重要使命。绿色化学又称“环境友好化学”,其核心就是要利用化学原理从源头上减少和消除工业生产对环境的污染,生产出对环境无害的化学品,开发出不产生废物的工艺。绿色化学将使化学工业改变面貌,为子孙后代造福。化学的问题还必须要化学来解决。作为一门课程,在选取教学内容时还要充分考虑到知识的逻辑性、系统性和实用性等方面。为此,本课程在中学化学的基础上,对化学的基本概念和原理只作简单、形象的介绍和描述,重点介绍常见的化学污染与环境问题之间的关系。经过多年的实践与调整,本课程形成了以下教学内容体系:一、绪论:介绍化学的发展、化学的贡献以及化学污染与环境问题。二、化学与能源:能源的分类和能量的转化,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核能等的使用与相关环境问题,化学能源,绿色新能源。许多全球性的环境问题都与能源的使用直接相关,三、化学基本原理:原子结构与元素周期律,化学键与分子结构,有机化合物结构。四、化学污染物:概述常见的化学污染物,无机金属、非金属污染物,有机污染物,微生物有毒污染物。五、大气环境与化学:大气的组成及大气层,大气中污染物的迁移和转化,大气环境问题(煤烟型污染、光化学烟雾、酸沉降、臭氧层耗损、温室气体和温室效应),大气污染的防治。六、水环境与化学:水溶液中的化学平衡,天然水的组成、性质,水中污染物及其迁移转化,水环境污染与治理,包括水体富营养化、水体需氧物质污染、水体中有毒元素污染、有机有毒物污染,水质标准。七、土壤环境与化学、固体废弃物:土壤的组成和性质,土壤污染过程,重金属、农药、化肥、固体废弃物污染,土壤防治。八、室内空气污染:室内空气质量,常见室内空气污染,室内空气监测。九、生命现象与化学:生命的元素,生命有机化合物,环境激素,核辐射与基因突变。十、食品化学与食品安全:食品主体成份,食品霉变污染,食品添加剂污染,食品加工污染,防止食品腐败变质的措施。十一、绿色化学:绿色化学的概念、研究内容、发展趋势。

    2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文理科学生同班上课,除了教学内容上要兼顾外,还要采用合适的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实践中,我们采用灵活多样、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讲授。(1)采用研究型教学方法,向学生推荐阅读书目,如环保类系列丛书;或让学生联系家乡或自己亲历亲见的环境污染问题,与所学的理论知识结合,再查阅相关资料,写调研报告。(2)借助多媒体、影像资料等,图文并茂,介绍历史和当前的重大污染事件。如在学习化学与能源专题时,给学生介绍《石油与战争》及相关视频资料,以更加突出能源的战略地位,同时在能源的争夺中,又造成了能源的浪费和环境污染;学习水环境与化学时引用央视的新闻调查《河流与村庄》,以事实讲述水污染对人类身体健康的影响。科学的数据、直观的画面和视觉效果使学生能够深刻体会环境给人类健康带来的危害,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增强学生的环保意识。(3)采用案例教学,鼓励课堂讨论。如引入新闻事件,关注新闻热点。新闻媒体几乎每天都在报道与环境相关的新闻事件,如近年的紫金矿业含铜废水污染汀江、墨西哥湾原油泄漏、浏阳的镉污染事件、日本大地震引起的核泄漏、2012年中国大范围的雾霾天气等,都可以是课堂上的讨论话题。(4)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网络上有许多关于环境保护的资料,如中国环境教育网(hjjyzz.com)、环境教育网(zhbjy.org.cn/)以及各大网站的环保专题等,学生可以从上面获得很多相关知识和环境方面的信息。在教学中可以给学生作业的形式让学生针对相应的专题进行调查、分析、总结,扩大学生的视野。

    3教学效果

    《化学与环境》课程在我校已经开设四年,每期有学100多名学生选修。这些学生的构成包括理科、文科、体育、艺术等各专业学生。通过几年的实践,在实践中不断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目前学生已能适应本课程的学习,许多学生愿意选该课程。对于化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部分,理科学生一般很容易理解,而对文科学生来说,往往很基本的理论和概念,也需要多遍讲解。学生普遍欣赏与现实结合的研讨式的教学模式,少理论,多直观画面。采用多种考核方式对学生的学习进行综合评价,平时每一章都给学生布置作业,作业形式可以是围绕本章主要概念和术语来命题,也可以是学生自己选题,撰写专题论文,教师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问题讨论、作业、期末考查等给出综合成绩。经过几年的实践,该课程已经形成相对合理实用的教学内容体系,但在教学中还是存在一些问题,如不同专业的学生在一起上课,基础相差太大,影响教学进度;一些学生对待课程的态度不认真,上课就是为了挣学分;由于课程都是安排在晚上,无法给学生开设实践课。

第2篇：空气污染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低碳城市;城市绿地;可持续发展

人类在与自然环境互动的过程中，对自然环境造成了过载的影响，使得环境污染和能源等问题日益凸显。以往对于城市绿地的讨论主要从城市生态系统中研究绿地资源与环境作用时的各项指标用以评估绿地的性能，并指导城市总体规划。然而，却很少关注绿地资源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上的节能减排的贡献，更进一步地通过绿地规划、植物群落和功能延伸上的提升绿地节能减排功用。本文将探讨如何在城市绿地中提升城市的节能减排效果，为达成“零碳城市”的目标努力。

1.城市绿地在城市环境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城市绿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载体，同时也是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在《中国城市发展报告》中将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指标体系解析为城市生态水平、城市环境质量、城市协调能力和城市影响能力。就相关性找出影响因子，可以排序出四个因素的影响程度顺序：城市协调能力、城市环境质量、城市影响力和城市生态水平。

城市生态水平在城市环境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评估中所占比重最小。用以衡量城市生态水平的因素包括：人均绿地、城市绿化覆盖率、生态赤字、人均氧当量、城市供养能力。其中和城市绿地有关的指标中，人均绿地率、城市绿化覆盖率对城市环境却有着相当可观的常态化作用。绿地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善了城市环境：树木通过蒸发作用在经常干燥的城市环境中增加空气中的水分;大量的植被能降低温度，在炎热的季节差不多能降低气温1～4℃;光合作用储存碳并且释放氧气;叶子吸收灰尘并固定有毒气体，减少了空气污染（1公顷林地每年吸收大约50吨的灰尘）【1】等等。因而城市生态水平直接作用于城市环境，对城市环境质量这一状态指标的评定起到决定性作用。

城市绿地在节能减排上的贡献主要基于植物的光合作用。它是叶绿体在阳光的作用下，利用二氧化碳和水转变成为葡萄糖作为能量，同时释放出氧气。城市绿地这一吸收二氧化碳制造氧气的功能，对于减少城市C02排放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2.可持续发展观与城市绿地

2.1 可持续发展观的形成

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带来的自然灾害警示着人类活动对自然造成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在1968年新成立的国际思想库――罗马俱乐部，通过一个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对当时的工业社会经济发展的蓝图提出了质疑，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必须兼顾环境保护的观点。。在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首脑在经济发展和环境问题上达成了一个共识：“既能满足当前需要，又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其需要的能力”。这一共识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三个原则：考虑材料的整个生命周期;发展使用天然材料和可再生能源;减少在原来开采、产品使用和废物销毁或再生中所使用的材料和能源。会议重点还只是在关注于材料和能源的节约利用上。

为将在里约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的精神具体到可实施的措施上，1996年召开的京都首脑会议明确了温室气体C02的排放标准，并且将温室气体C02 的排放量作为能耗指标来衡量各国的能耗水平。这样的规定带来了节能观念上的巨大转变。它将单纯意义上的节约材料和能源的观念转化为减少C02排放为导向的节能观念。随后，减少C02排放量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手段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

2.2 城市绿地对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意义

城市绿地对消减城市能耗带来的C02排放量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城市能耗来源主要以轻工业、城市公共服务、城市交通和城市居民日常生活为主。这些领域产生了大量的C02，加剧了城市内部的高温化，造成独特的地区性气候现象“热岛效应”。【2】其中植物的减少、大面积的裸地也是“热岛效应”的成因之一。

3.可持续发展观在城市绿地中的应用

3.1 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楔形绿地规划策略

风在通过地表时，会受到地表粗糙程度、湿度和温度的影响，从而影响空气中的湿度和温度。而植物作为地表的覆盖物能很好地增加地表的湿度和降低温度，同时能使风穿透，形成 “冷岛效应”。但是植物的“冷岛效应”十分有限。热岛效应作为城市热环境变化的代表，成为急欲解决问题。景观生态学家和城市规划者大胆地提出了楔形绿地规划策略。它是通过对城市地表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征分析，建立了一个城市边界层的能量平衡模式，并用此平衡模式得到城市边界。【3】通过由边界引入一个植物带直接连接到城市内部，形成类似于“楔形”绿地的规划模式。这样的绿地规划模式在北京2008年奥运村周边被采用，来降低夏季城市热岛效应尤为显著的特殊时刻。

3.2 增加“碳汇”的植物群落种植方案

植被本身具有“碳汇”的功能，吸收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并将其固定在植被或土壤中，从而减少该气体在大气中的浓度。有关资料表明，森林面积虽然只占陆地总面积的1/3，但森林植被区的碳储量几乎占到了陆地碳库总量的一半。【4】然而，城市中的森林资源有限。为了加强植物碳汇的能力，可采用复层群落式种植，将不同根系种类、根系深度的植物配置在一起，使单位面积植物的固碳量最大化。【5】同时在群落的选择上也优先选择吸收二氧化碳能力较强的乔木类型，将二氧化碳吸收量最大化。

3.3 开发城市农业基地

每年向城市市场供应的蔬菜量可以以万吨来计算。2005上海蔬菜批发市场调研报告中显示上海当年的蔬菜需求量约为160吨并且这一个数字还在持续上升。其中绿叶蔬菜主要来源于上海市郊，其他蔬菜品种则来自山东等北方一带。原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隔着巨大的空间距离，主要通过陆路交通运输。运输过程带来了巨大的能耗。尝试在城市中发展城市农业基地是减少运输过程中能耗的一个方法，同时也能在城市中间形成“冷岛效应”，为农村集体经济提供一条新的发展思路。

4、结束语

低碳城市是先进生产模式下，平衡环境和发展问题的重要趋势，也是目前现有技术条件和认识上的巨大挑战。其中，城市绿地是缓解城市热环境问题、降低城市能耗所带来的温室气体含量的关键着力点，它的利用还有着巨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1】【法】多米尼克・高辛・米勒・可持续发展的建筑和城市化：概念・技术・实例子[M]・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7

【2】顾震弘，韩冬青・低碳节能城市空间规划策略[J]・低碳生态城市・2013

【3】佟华・北京夏季城市热岛现状及楔形绿地规划对缓解城市热岛的作用[J]・应用气象学报・2005

第3篇：空气污染调研报告范文

根据__年工作安排，县人大常委会调研组于4月下旬开始深入新民、周嘉、高安、澄溪、鹤游、坪山等镇，围绕畜禽规模养殖与污染科学治理进行了实地调研，并通过组织人大代表、乡镇村社干部、养殖场业主等进行专题座谈，召开有关部门座谈会，认真听取意见，广泛了解情况。

一、基本情况

垫江是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商品瘦肉型猪基地县，重庆优质出口猪肉项目县，重庆市安全奶牛奶源基地县，无规定动物疫病区项目示范县，畜禽养殖在我县农业生产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县政府坚持发展与治污并重，推动畜牧业向生态、优质、高效、环保、安全型转变，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一）发展迅速，成效显著。自__年来，我县规模化养殖发展迅速，截止2013年3月，全县有畜禽规模养殖场1067个，其中猪场531个、家禽养殖场438个、奶牛场9个、肉牛场10个、羊场40个、兔场39个，畜禽规模养殖率为46%。养殖业已基本实现了由传统分散养殖向适度规模养殖、由粗放经营向标准化和商品化经营、由家庭副业向独立的产业的转变，走在了小农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发展的前列，畜牧业已成为我县农民增收的重要来源。

（二）规划日趋完善，布局不断规范。__年出台了《垫江县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划分方案》，明确了畜禽养殖禁养区、限养区、适养区范围；20__年县农委、国土局又联合编制了《垫江县“十二五”畜禽养殖用地规划》。禁养区的规模养殖场正在逐步取缔和搬迁，__年投入800余万元取缔和搬迁了桂溪、沙坪、永安、砚台等乡镇禁养区的19个规模养殖场，今年预计投入700万元，拟取缔和搬迁桂溪河、迎春河流域养殖场（户）34个。

（三）加强了技术培训，推广了生态养殖模式。县农委等部门大力开展规模养殖政策和技术培训，倡导生态养殖模式。20__年6月以来开展抽粪排渣、动物防疫、生态养殖等培训15期，参训925人次。“养-沼-菜（果）”养殖模式在我县得到了较为广泛运用，九牧、优科、农福等规模场发展循环农业，新民镇双河口村史光红养鸡场采用发酵床零排放技术，效果好。

（四）投入增大，基础设施明显好转。几年来，全县财政投入4379.75万元，对167个规模养殖场的排污设施进行了新建及改扩建，建设沼气池43708m3、氧化及化粪池5375m3、干粪发酵池（室）1000m3、雨污分离沟13705m；配套建设沼气服务站73个，配置沼渣沼液抽提泵4台、槽罐车3辆，铺设九牧、优科、全余3个养殖场喷灌管网；实施了21个规模养殖场治污减排综合整治项目；

修建了化尸池500个，20__年5月—2013年3月财政补助140余万元，处理病死畜禽18246头（只）。

二、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调研发现，当前主要存在市场波动过大和污染严重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市场波动过大。自__年5月以来，短短7年时间已经历近2个涨跌周期，并且波峰与波谷的价格几乎相差一倍，超过了养殖户的承受能力，影响了规模养殖的正常发展和农产品价格稳定。现猪粮比价为5.2：1，跌破了6：1的养猪盈亏线，进入黄色预警区，规模养猪处于普遍亏损，养殖业受到冲击。第二个问题是养殖与种植不搭配，排泄与消纳不平衡，污染物处理不到位，乱排乱放，水体和空气污染严重。溪河塘库的氮、磷含量高，水质不断恶化、水体严重富营养化，发黑、变臭，丧失了原有水体的功能；大量恶臭气体（如氨、硫化物、甲烷等）污染养殖场及周围空气，群众反映强烈，养殖场与周围群众关系紧张。造成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宣传引导不够，环保和风险意识淡薄。对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的政策、法规和技术标准宣传不够，部分基层干部和养殖场业主对养殖分区、审批事项与流程、技术标准不了解。对养殖市场风险宣传不足，在市场行情较好时，不少业主一哄而上，盲目扩大生产，造成周期性产能过剩，影响了行业健康发展。

（二）规划许可滞后，未批先建现象突出。养殖发展规划滞后，修编不及时，预见性和科学性不强。备案审批滞后，未批先建或先建后批现象突出。全县规模养殖场仅70余家办理了规模养殖备案和防疫条件审批；不到20%履行了环评和有关审批手续；仅8家履行了土地备案及审批手续。部门协调有待加强，如跳石水库养猪场无国土、农委、环保手续，但有工商执照。

（三）资金投入不足，设施设备普遍简陋。大部分养殖场业主实力差，投入资金偏少，设施设备简陋，特别是治污设施。财政投入有限，部门间沟通统筹不够，项目申报、公示机制不完善，多数养殖户未享受到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补助，也有多次得到国家补助的。融资困难，难以及时获取贷款。

（四）基层服务体系不健全，指导服务被动。基层畜牧兽医站是支撑畜牧业发展的重要依托，但基础设施差、设备落后、管理不顺、人员素质参差不齐，指导服务跟不上发展需要。村级防疫队伍年龄结构老化，技术落后，作用发挥差，且因历史原因，可能演变为新的上访群体。学习考察交流少，对成功的养殖模式总结推广不够，标准化养殖示范、推广有待加强。

（五）宏观调控乏力，养殖盲目性大。信息不到位，国家只在政府网和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地方几乎未过养殖信息，养殖户信息闭塞，生产盲目性大。产销衔接差，产区与销区之间、养殖户与屠宰 企业之间、屠宰企业与批发市场、超市之间未建立产销合作机制，订单生产少。我县尚未设立价格调控基金，缺乏调控手段。

（六）监管执法力度不够，违法行为未得到有效控制。对违规建场监管不到位，依河建场、靠路建场问题突出，居民点附近建场依然普遍存在。对违规排污监管不到位，部分未建治污设施，直接排放；部分治污设施处理能力不足，运行不正常；部分治污设施长期关停，漏排、偷排现象十分突出。处罚少、力度弱，不少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三、工作建议

（一）注重宣传引导，加强培训。广泛宣传养殖与污染治理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审批项目和程序、治污先进典型，增强依法建场、科学治污自觉性。采用现场会、专题讲座、交流座谈等方式，开展经常性培训，提高业主的市场意识、环保意识和科技水平。组织有关人员到先进地区考察学习市场调控、生态循环农业，提升我县畜禽养殖业发展和管理水平。

（二）科学规划布局，延伸产业链条。按照养殖规模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原则，依据排泄物的消纳能力制定发展规划。认真落实国家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我县有关规划，新建规模养殖场均应严格履行各项手续。确立产业发展思路，引进和支持大型饲料、畜产品及有机复合肥加工生产企业。

（三）加大投入力度，提高使用效益。积极包装项目，提高财政投入总量。定期召开联系会议，加大项目信息沟通和资金整合力度，将有限财的政资金用于重要部位、关键环节扶持。加强项目实施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组建融资平台，争取金融部门放宽担保条件、简化贷款程序、扩大担保范围，解决融资难问题。

（四）健全服务体系，提高服务质量。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推进标准化畜牧兽医站建设，改革村级畜牧兽医运行机制。坚持种养结合，支持鼓励发展“猪-沼-菜（果）”等生态循环模式；跟踪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最新成果运用情况，考察学习干式环保零污染养殖技术、发酵床零排放技术等，开展技术总结、引进、示范和推广。做好雨污分流、干湿分离、沼气发酵等技术指导。

第4篇：空气污染调研报告范文

环境问题是指人为引起的生态平衡被破坏或环境因素被改变，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一切客观存在的问题。环境问题的出现，其实质在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出现了严重的失衡，而围绕解决环境问题所做的一切努力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则是环境工程学科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环境工程专业是一门交叉学科，与许多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由于国内外对工程教育和实贱教育越来越重视。因此，如何使学生在本科四年的学习过程中既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又有一技之长，同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成为了环境工程教育面临的一大难题。而要培养既有专业素质又掌握一技之长的环境工程本科技术人员，其首要问题就是完善课程体系的建设，这也是人才培养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和是否具有特色的关键所在。

二、国内外环境工程专业创新课程体系研究进展

环境工程是在20世纪60、70年代的全球社会、政治动荡年代兴起的。1970年，在新成立的美国环境保护局的不懈努力下，环境工程学科的地位得以确立。1970年之前，只有环卫工程师通过建造城市和工业废水处理厂来实现对环境的保护。到了80年代，经过工程技术培训的环卫工程师们改名为环境工程师，以便更好地与新环境保护局更广泛领域的环境职责保持协调。现代环境工程学科在经过20多年的发展历程后，正处在强劲发展阶段，涉及了大量的民用、化工及农业工程等领域。

在过去的20多年中，美国环境科学与环境工程领域的发展极不平衡。环境工程领域的科学研究经费不仅很不稳定，环境工程从业人员也面对着很多不稳定因素的挑战。有些大学院系内部的相关专业设置数量都在增加，也有些大学，涉及多学科的环境工程专业却在减少；正在服务于环境工程学科的从业人员都是一些有学术背景的环境科学专家而不是环境工程专家。最近，美国在环境工程领域出现了三种旨在改变目前现状以求得进一步发展的环境工程学科模式：第一种是以环境科学为基础的环境工程发展模式；第二种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第三种是依靠技术进步的模式。

欧洲环境工程专业的教学计划尚无统一模式，不同学校大多根据自身传统学科的特点和优势及政府机构和市场的需求，将环境工程专业教学纳入到传统专业中或作为主要的专业方向，独立设置的环境工程专业本科教学计划在欧洲并不普遍。目前，欧洲的许多高校或研究机构设有环境工程或环境科学硕士学位教学计划和有关课程，这些教学计划学制大多为1-2年，面向已获得学士学位的人员开设或实行5年一贯制的硕士培养方式，学生毕业后可授予环境工程学位或以环境工程为专业方向的传统工程学科学位，前种情形对高层次的学生更具吸引力。此外，有不少高校设有面向职业工程师的环境工程硕士培训课程，这与我国目前的工程硕士的培养模式较为相似。

我国环境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在教育部颁布的有关环境工程专业规范的指导下，在设置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以及选修课时主要是围绕“三废”处理。统一的专业规范对规定基本的教学内容有一定的帮助，但也会导致不同学校之间在培养计划、课程设置上出现雷同，进而失去自身的特色。纵观各个高校的环境工程专业，大致由以下三种形式发展而来：第一，以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为代表的传统的市政工程专业发展而来的环境工程专业；第二，以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为代表的由传统的化学、化工类专业发展而来的环境工程专业；第三，由其他矿业、石油、冶金、地质、海洋、农业等院校的相关专业发展而来的环境工程专业。

三、环境工程专业创新课程体系建设背景

2008年临沂师范学院下发了《关于制定2008版本科培养方案的意见》（讨论稿）。根据学校的要求，组织教师搜索资料，使其掌握国际上着名学校对环境工程课程体系的设置。研究发现，各大学的课程都是根据该国或者当地实际设置的，因此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并且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临沂师范学院主要参阅了新加坡大学环境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之所以选择新加坡大学，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中国和新加坡在文化、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相似之处。另外，新加坡国立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的课程设置是国际一流的课程设置，而且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认可。他们有的课程，特别是专业基础课，临沂师范学院可以直接植入，如：“Airpol-iutionassessmentandcontrol”空气污染评价与控制）、“Haz-ardousandsolidwaste”（危险固体废物)等，但是有些课程临沂师范学院进行了适当调整，如“Environmentalmicrobiology&biotechnology”（环境微生物学与生物工艺学）调整为“环境微生物学”(Environmentalmicrobiology);另外根据临沂师范学院的专业特点删除了部分课程，如“Climatechange”（气候变化），“Energyresources”“conservationandalternatives”（能源保护)等课程。

另外，临沂师范学院还参考了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耶鲁大学环境工程专业以及佛罗里达大学环境工程专业本科生与研究生的课程设置。由于国外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各有其地域特色，因此简单照搬照抄是绝对行不通的。

近年来，临沂师范学院根据教育部高等学校环境工程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的《环境工程专业认证标准(试行）与《环境工程本科专业认证补充标准》，并充分结合已经召开的四届“大学环境类课程报告论坛”的主要精神，同时参考“注册环评师”、“注册环保师”以及《环境影响评价岗位培训教材》的主要内容，临沂师范学院进行了课程设置和调整。新课程的改革主要依托以下几方面的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应用型人才国际化培养模式改革为契机，积极推进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学方式方法改革，进一步推进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同时强化课外学习体系建设，重点突出学生能力培养和技能养成，以此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适应性。

(二)完善课程结构体系

在课程体系设计中，进一步加大实贱训练课程的比重，同时突出学生能力培养，并科学处理讲、练关系，按照三个“三分之一”的比例设计课程并组织教学，即把全部课程和课程教学内容按照各“三分之一”的比例设计：三分之一的课程(教学内容)采取讲授方式组织教学，三分之一的内容以边讲边练的方式组织教学，三分之一的内容以训练方式组织教学。

(三）改革课堂教学模式

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变灌输式教学为问题式、启发式、互动式教学模式，同时改变课堂以讲授为主、课内以巩固提高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实现理论课与实贱环节的合理分离与有机结合，使课内课外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重点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1.课堂教学改革。

(1)教学内容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内容，改变传统的系统讲授模式，使课堂教学内容的设计充分体现出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并与作业布置有机融为一体。一般来说，课堂讲授内容一般包括以下几种类型：一是重点、难点和新知识点的讲授；二是学习方法的指导;三是教学内容的基本线索与基本思路;四是学生预习自学无法完成的部分或需要提高的部分。其余内容均通过学生预习、复习完成，并以作业、测验、训练等形式进行检查。

(2)组织形式改变以教师为主导、以讲授为基本形式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强调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建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组织、全校服务的教学模式。课堂教学以问题式、启发式、探宄式为主要教学方式，并根据教学内容及学生学习需要灵活选用，一般可采取讲授、讨论、训练、讲练结合等形式。

2.课外学习体系建设

以自学指导、课外训练、实习实训为主要内容，以课外作业为基本形式，进一步完善课外学习体系建设，强化学生课外的学习训练。

(1)强化预习性作业进一步强化预习环节，充分发挥预习环节在教学中的作用。主讲教师要精心设计预习作业，并在教学组织前布置给学生。预习性作业一般包括以下三种形式：一是以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基础性预习，即通过学生自学，使学生掌握通过自学即能够学会的内容，以便教师减少课堂讲授时间。同时，针对教学内容找出问题和难点，以便教师确定课堂讲授和辅导答疑的重点;二是以研宄为主要内容的提高性预习，教师针对课程教学内容，以强化学生的思维训练和提高创新能力为主要目的，布置预习性作业，使学生在某些方面或某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研宄基础，以此为课堂讨论准备条件;三是以基本操作为主要内容的实贱性预习作业，使学生通过预习，掌握实验实训所需的基本技能或仪器设备的基本操作规范，以此为课堂实验实训奠定基础，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2)提高实贱性作业比重为了提高学生的实贱能力以及强化技能培养，提高实贱性作业在作业中的比重显得尤为重要。实贱性作业一般包括实验、实习、实训、观摩、顶岗、调查等形式，主讲教师可根据课堂的性质、特点及学生的实际需要科学确定实贱性作业，并通过实验报告、实习报告、调研报告等形式进行检查督促。

(3)增加巩固提高性作业的数量进一步健全课外学习体系，增加巩固提高性作业的数量，使学生进一步巩固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同时增加以研宄、拓展为主要内容的提高性作业数量，并通过习题、读书笔记、论文、实验报告、设计说明书等形式进行检查督促。

通过课程体系的改革，特别是理论教学环节与实验教学环节的合理分离与有机结合，理论教学课程的门数减少了，但课程的内容却得到了凝练，教学的重点也更加突出，同时实验教学课程的门数随之得到了增加。实验教学与相关理论教学在内容上紧密结合，成为理论课程教学内容的自然延伸和必要补充，使学生能够更好地认识、理解和把握理论课程中学到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

四、环境工程专业创新课程体系的特点

第一，强化理论基础和工程专业基础，提升学生的基础研宄能力。为了提升学生的基础研宄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竞争力，将环境工程专业的数学课程调整为”高等数学“、”概率统计“、”线性代数“，使学生能够更为系统地学习数学知识。保留原来的“普通物理学”，并加大课时量。化学课程进行调整，强化学科化学基础。为强化学生的专业基础，现对环境工程专业培养计划中的化学课程进行了课程合并以及对环境工程的化学课程进行了系统优化，现调整后开设的化学课程为：“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物理化学”。同时，加强工程专业基础，加开“电工学”、“工程力学”、“流体力学”等课程，但保留原来的“计算机辅助工程制图“和”信息基础“等课程的主要内容。

第二，对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进行调整，突出环境工程的实用性教育。为了使学生在社会上的竞争力得到提高，在课程设置上，除了传统的治理技术课程以外，一方面强调现有社会的需求，做到与时倶进，同时强调教学的实用性，扩大知识面，并充分考虑环境工程学习的系统性，环境工程开设的专业课程主要为：”环境监测“、“环境工程微生物”、“环境工程原理”、“水污染控制工程”、“大气污染控制工程”、“环境评价”、“固体废物的处理与处置”“物理性污染控制”“环境规划与管理”等。为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培养学生的实贱能力，在专业课程的开设同时开设实验课程。

第三，结合学校特点，以重点课程建设带动环境工程专业发展，同时加强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并且以“注册环评师”“注册环保师”考试科目作为参考。临沂师范学院的环境工程专业是在原来的地理专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开设了“环境土壤学”“室内空气质量研宄”“清洁生产”“环境信息系统”“仪器分析”“城市环境学”等课程时，还开设了“环境工程名着导读”“环境专业英语”等课程。

第四，为强化人文社科知识的要求，注重学生能力的全面培养，将“其它选修课”设置为全校公选课，其中包括美术与艺术、经济管理、中国传统文化、音乐修养、美术、科学简史与英语口语等知识。

第五，加强实验和实习课程。环境工程专业及市场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宽广的知识面，同时也要求学生具有较强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然而，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的训练则有赖于较多的实验和实习训练。对于高校来说，这方面主要的问题还体现在资金方面，如何在现有的实验室水平上，尽可能多地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增加学生实验和实习的机会，是各高校面临的又一问题。实验课程方面，在现有的实验室水平基础上，主要的基础课、专业课应尽可能多地开设实验项目。实习方面则分为认识实习和生产实习。认识实习主要是使学生获得污染物治理工程、工艺、设备方面的感性认识，学生可以参观考察各个不同工艺的污水、大气、固废治理实例;生产实习可以将学生安排在环境监测站、污水处理厂或工厂的污染控制工程，让学生了解环境污染处理和控制的现状以及掌握污染控制工程的设计和施工程序等。这样一方面解决了学校实习场所、器材不够和落后的现状，另一方面也让学生了解到了环境部门的状况，使学生的专业学习与生产实际紧密相联。

第六，有组织的环保活动为学生实贱能力的培养开辟了广阔的空间。环保照片征集、环保课件制作大赛、环保知识竞赛、环保进社区、环保演讲赛、环保科技论坛等大型活动有效地促进了学生的积极性和环保意识，增强了其在学校及社会的影响力。根据专业培养目标、学科发展趋势和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不断地进行培养方案的优化和修订。所有课程基本上实现多媒体教学手段，大部分专业课程设置有实贱课程并设有配套经费。部分课程设置小论文教学、英文文献阅读、案例分析讨论等互动式教学模式。通过学生参与的交互式教学方式，以期达到拓宽学生思维和提高教学效果的目的。

第5篇：空气污染调研报告范文

关键词：跨界环境风险；风险冲突与放大；风险沟通；风险合作；复合型风险治理

中图分类号：D922.6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4）05007808

转型加速期，伴随着长三角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原本存在于单一行政区的环境风险正不断地超越其行政管理边界向周边地区、整个长三角地区乃至更大的区域范围扩散，导致长三角地区的各类跨界环境风险由此也进入了高发阶段。与此同时，跨界环境风险所引发的风险冲突和，无论在数量与规模上，还是在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方面，亦都呈现出不断上升和扩大的态势。跨界环境风险的突发性、高危性、人为制造性、不确定性及其极易引发风险冲突和社会放大效应的独特性本质，加剧了长三角地区跨界环境风险的复杂性和治理的艰巨性，使其成为区域社会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极为严峻的挑战和亟待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

一、跨界环境风险的意涵及主要类型

（一）跨界环境风险的意涵

环境风险通常是指由自发的自然原因和人类活动引起的，通过环境介质传播的，能对自然环境及人类社会产生破坏、损害乃至毁灭性作用等不良后果的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1]（P3）。地球生态系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同地球生态系统相互关系的实质，就是能量、物质、信息的交换关系，它不会受到任何人为疆界的限制和阻隔。例如，大气环流作用会使任何一个地方的空气污染都不可能滞留在一隅之地，而相通水域中的上游的水污染也会对下游的水环境产生重要影响。生态系统的这种整体性和传导性，使得环境风险具有难以抗拒的“跨界”性。

所谓“跨界”，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主要包括两层含意：其一是跨越国家之间的地理和政治边界，如前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故，就使上海地区受到了轻度核污染；其二是跨越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的地域和行政管理边界，如太湖流域就曾多次发生苏、浙两省的跨界水污染事件。本文对跨界环境风险的讨论，将以长三角地区为例，重点关注的是跨越两个及以上行政区范围的人为环境风险 跨界环境风险既发生在跨省级行政区之间，也发生在跨市（县）级和乡（镇）级行政区之间。总体上说，跨省级行政区的环境风险及其引发的社会冲突较为严重，治理的难度也比较大。 [ZW）]，亦即源于某一行政区人们的生产、开发与生活等各类活动，对除了本行政区以外的一个（或多个）行政区的当前或未来的环境质量、人类健康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等可能产生的威胁及其后果。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王 芳：冲突与合作：跨界环境风险治理的难题与对策――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二）长三角地区跨界环境风险的主要类型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人口最密集、资源消费最集中、生态环境十分脆弱的区域。随着区域经济合作的不断深入，不同行政区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图发展已渐成共识。但与此同时，区域经济的一体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加速了区域环境风险的一体化，使得区域内跨界环境风险及其引发的风险冲突日益突出。从风险的来源来看，近年来长三角地区面临的跨界环境风险主要包含以下几种类型。

其一是上、下游型跨界环境风险。主要是指共享水资源的上、下游不同地区之间的跨界水环境污染风险。长三角地区水网稠密、水资源丰富，但由于江、河、湖、海的分布往往跨行政区域分布，使得区域内跨界水环境污染风险十分突出。以太湖为例，相关资料显示，太湖流域省界河流32个监测断面均受到不同程度污染，水质无一断面达到地表水III级标准。其中，IV类占37.5%，V类占12.5%，劣V类更是占到50.0% 资料来源：太湖流域水资源保护局，2013年4月的第188期《太湖流域及东南诸河省界水体水资源质量状况通报》，网址：http：//：89/web/index.jsp。 [ZW）]。位于苏、浙、沪边界的江苏昆山、吴中和吴江，浙江的嘉兴、嘉善和平湖，以及上海的青浦和松江等交界地区是长三角地区跨界水污染风险与风险冲突事件的重点发生地区。

其二是点源型跨界环境风险。主要是指存在一个或多个潜在污染或事故的来源点，它们威胁到毗邻的一个（或多个）地区。此类跨界环境风险的来源在一个或若干个清晰明确的位置集中，无论毗邻还是距离边界有一段距离，都会引发对该种环境风险的问题意识或成为风险感知的焦点。长三角区域范围内的垃圾焚烧厂、危险化学品仓库以及长江沿线密布的各类化工厂等均属于这一类型跨界环境风险的重要来源。

其三是交互影响型跨界环境风险。这一类型跨界环境风险的产生往往与国家和地区的环境政策、能源与运输体系、经济结构和工业生态等诸多因素相关，风险的成因多元、间接，甚至隐秘，所产生的影响比较广泛和分散，利害关系更趋复杂。近年来频繁爆发的覆盖整个长三角地区的雾霾污染是这类跨界环境风险的典型例证。由于地缘关系上的相邻，苏浙沪三地不仅大气污染问题与污染特征趋同，而且彼此间相互影响和相互叠加，形成了交叉型、复合型大气污染风险。

二、风险冲突与放大：跨界环境风险的本质特征

跨界环境风险作为一种发生在跨边界区域的环境风险，与一般环境风险相比，既具有某些共性特征，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特征。一方面，无论是水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的风险，还是工业事故的危险、化学危险品和放射性物质的移动而产生的对人体健康的损害等，都不会因不同的行政管辖范围的存在而有所改变。也就是说，环境风险对人类及其环境的威胁，既不受制于行政管辖权，也不因政治权利而发生改变[2]（P67-68）。从这方面来看，一般环境风险所具有的突发性、高危性、人为制造性和不确定性等共性特征[3]（P117-122），也是跨界环境风险具有的基本特征，亦即这些共性特征在跨界环境风险中均有比较突出的表现。另一方面，跨界环境风险来源地点的特殊性，即最起码涉及两个（或以上）的行政区域，又使得跨界环境风险无论是在对生态环境存在的直接（或潜在）的影响方面，还是在对人类健康和经济社会存在的影响方面，均表现出与一般环境风险的明显不同，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特征，这种独特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由于在产生环境风险的地区与暴露在潜在的有害环境影响之下的地区之间存在着空间上的分隔，很可能造成潜在的跨界环境风险一旦爆发，就会导致严重的环境风险冲突事件。这主要是因为“边界附近或边缘地带，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社会政治上，都是环境退化以及地方权力部门和管理精英们所实施的迟缓与无效的缓和风险措施的主要促成因素”[4]（P198）。 换言之，行政区边界附近和边缘地带常常是环境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风险应急反应能力不足的地区。这种状况的存在，极易造成跨界环境风险会在原先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甚至会酿成严重的“脱域”环境危机。正如贝克在其风险社会理论中所断言的，“危险越过漠不关心的围墙，到处肆虐”[5]（P46）。而如果跨界环境风险的输出与接受地区之间曾经存在历史冲突，或者正处于关系紧张时期，抑或存在文化差异的话，那么，这些因素都会成为阻碍双方之间进行环境风险信息沟通的“边界障碍”，并导致环境风险事件可能会进一步升级，甚而引发双方之间严重的风险冲突。

其二，跨界环境风险事件发生后，常常会与心理、文化、社会、制度等过程相互作用，从而增加（或降低）环境风险的被察觉程度，进而影响到群体和个体的环境风险行为[6]（P57）。这是因为个体和群体的风险经历与风险行为反应存在着“社会嵌入性”，即个体会根据特定的利益和价值观的驱使对风险信息进行筛选、加工和传播，同时个体作为群体或组织的成员进行行动时，遵守的不仅是个人价值模式，还会根据所在群体或组织的文化规范要求来感知和构造风险问题[7]（P251）。而群体和个体的这些行为反应，反过来又会造成二级、三级乃至更多层级的次级社会与经济后果，亦即形成跨界环境风险的“涟漪效应”，，并且这些后果不仅包含了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直接影响，同时也包含了一系列重大的间接影响，比如对社会制度信心的丧失、对社会事务的疏离以及对社会价值体系的破坏等。如此一来，即使原本并不太大的跨界环境风险“出口”，经过上述社会过程对风险信号的感知和处理，也可能会引发公众的担忧，甚至大规模的集体抗议行动，形成环境风险的社会放大效应。以上、下游地区的跨界水环境污染风险为例，早在上世纪90年代，太湖流域就开始发生苏、浙两省的跨界水污染纠纷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地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逐步提高，由跨界水污染引发的环境纠纷与社会冲突也日趋严重，并最终引发了浙江嘉兴市三千多民众因不堪忍受江苏吴江市长期跨界水污染的侵扰和祸害，筑坝封堵边界河道麻溪港的“零点行动”[8]（P177）。事件发生时两地群众情绪对立，发生了大规模的冲突，并且引发了大范围的媒体报道和社会关注，以至于事件发生后经过国家环保部、水利部和相关省、市领导的共同出面进行协调和处置，才得以最终平息。

跨界环境风险具有的这种易于引发风险冲突及其社会放大效应的独特性特征，也是跨界环境风险的本质特征之所在。它使得跨界环境风险的发生在加剧相关地区环境风险和环境脆弱性的同时，也加剧了更大区域范围内的社会风险和社会的脆弱性。

三、合作共治：跨界环境风险治理面临的难题与挑战

跨界环境风险的基本特性与本质特征决定了要实现对跨界环境风险的有效治理，仅仅依靠某一个行政区的单独行动很难取得成功，相反，必须依靠各个相关行政区之间的信任、互动与合作来达成共同治理的“集体行动”。而“集体行动”要得以生成，依照曼瑟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必须具备认知统一、利益协调和制度约束机制等三个基本条件[9]（P17）。然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长三角地区各地在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利益结构、环境风险理念和环境保护意识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异，加之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行政区划分割和纵向分权体制的作用，造成了跨界区域的各行政区之间在环境目标及环境决策的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常常会出现矛盾与冲突，也使得跨界环境风险合作共治集体行动的达成面临着诸多难题与挑战。

（一）“发展主义”至上，环境风险及其合作治理理念缺失

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作为中国优先发展的区域之一，在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高速增长极的同时，也成为了区域环境风险的一个高速增长极。长三角地区不断加剧的跨界环境风险，在很大程度上与区域内各行政区地方政府所秉持的“发展主义”理念密切相关。在“发展主义”情结的作用和影响下，发展的目标、主体、过程和绩效量度都被等同或者简化为GDP的增加，“GDP至上”不仅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们的一种意识形态话语和思维定势，同时也成为一种物化的政策取向、制度设计和行动偏好[10]（P52-57）。相反，与经济发展相伴生的环境风险却被极大地忽视甚至是漠视了。

突出表现之一是环境风险意识的缺失与理念认知转型的艰难。通常而言，“先预防、后治理”是环境风险治理的一个基本原则。正如戴维・奥斯本所指出的，有预见的政府要做的根本事情之一就是要使用少量的钱预防，而不是花大量的钱治疗[11]（P202）。然而，为了追求任期内GDP的不断增长，拼生态、拼环境、拼资源，开足马力开展GDP锦标赛，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官员的主流观念和文化共识。而由于环境风险的预防和环境状况的改善不仅需要长期和大量的投入，而且在短时期内亦很难显现出其成果和政绩，因而常常会被自觉或不自觉地置于“口头上重要、行动上可以不要”的位置，甚至有些地方还将其看成是发展经济的一种阻碍。上述种种情况的存在导致了环境风险的预防和治理常常被置于地方经济发展之后，甚至游离在某些地方政府的决策和行动之外。诚然，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不断强化，加之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后公众对环境质量日趋强烈的诉求，都在倒逼着地方政府转变“GDP至上”的理念，走出“发展主义”的误区。然而，理念认知系统自身的封闭性和顽固性，常常会使得理念认知的转换难以一蹴而就，往往呈现新旧认知理念的激烈冲突，更何况新旧理念自身亦存在多元价值观念的协调统一问题，也令相关主体在缺乏充足知识结构的条件下难以适从[9]（P22）。

另一个突出表现则是环境风险合作治理理念的缺失。在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环境考核制度下，各级地方政府需要同时担负发展地方经济和保护地方环境的双重责任。如果说，环境风险意识的缺失导致的是地方政府对于本地环境问题采取的是“先污染、后治理”策略的话，那么，对于跨界环境风险而言，由于其往往发生在地理和行政边界比较模糊的区域，风险的形成又多是企业、行政管理部门等多个行为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太湖蓝藻的爆发就是环太湖区域各地经济发展过程中众多企业“合力”造成的结果），亦即风险涉及的责任主体比较广泛，并且这些责任主体的权利和地位等又常常难以明确界定与划分，因而，在缺乏相应的制度机制约束的情况下，基于“搭便车”的社会心理，采取非合作博弈，想方设法逃避自己的责任，而将难以界定的跨界环境风险的预防和治理成本转嫁给他方，以尽可能地降低本地区环境风险预防和治理的成本，“多污染、少治理”抑或“我污染、他治理”，则成为各级地方政府对于跨界环境风险治理的一种理性策略选择。这种状况所造成的最直接的后果，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指出的，就是“有组织的不负责任”[12]（P23）。

（二）环境利益结构不同，跨界区域环境目标、决策的制定与执行存在矛盾和冲突

伴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央政府持续性的权力下放，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各自独特的利益视角和利益结构。具体到长三角地区跨界环境风险合作治理的实践而言，表现在各级行政区地方政府受到自身环境利益结构的影响和支配，常常以本地区的利益最大化作为跨界区域环境风险合作治理的逻辑起点。这种状况不仅导致了跨界环境风险治理过程中的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同时也催生了各级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行政区地方利益与区域公共利益之间多重交叉重叠的矛盾与冲突，从而严重阻碍了区域环境风险治理整体性目标与合作治理行动的形成。

其一，在跨界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划上存在矛盾，造成防范和协调治理跨界环境风险在责权利等方面的前提和基础被大大削弱。迄今为止，中国的环境管理实践主要是以行政区划为环境管理的行政单元，行政区地方政府是行政区环境管理最主要的主体。然而，由于长三角各行政区在地理位置、自然资源禀赋、环境容量以及所处的环境风险接收和输出的地位等方面均不尽相同，由此就形成了各行政区在制定跨界区域的环境功能区划及环境目标时的“个性化”追求，以及跨界区域相邻的行政区彼此之间的不衔接和不一致，甚至是矛盾和冲突。这一状况在跨界水环境风险治理中尤为突出，突出的表现是位于上游的行政区政府所划定的水环境功能区及其相关的标准，明显地要宽于位于下游的行政区政府的划定[13]，相应地，就出现了下游地区在跨界区域设有饮用水源取水口，而上游地区却在跨界区域建设化工企业集聚区的矛盾，从而使下游地区乃至整个流域的水环境安全面临严重的风险隐患。

其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导致毗邻地区在环境目标、环境政策及其执行与监管的力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尽管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水平总体而言都比较高，但仍然还存在不少相对落后，对污染产业和企业依赖性较高的行政地区。由此，当牵涉到经济利益、就业问题、尤其是官员政绩时，环境风险的治理就会被这些地区所忽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处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龙头地位的上海对本地环境保护的投入和要求逐年提高，先后启动了六轮“环保三年行动计划”，制定了日趋严格的环境管理法规、制度和标准，并率先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加大对高耗能、重污染企业的整治力度。与上海相比，苏、浙地区的一些二、三线城市和乡镇地区的经济发展则尚存一定的差距，其环境保护标准和环境治理能力等也相对较低。基于发展地方经济的迫切要求，这些地区不仅对上海迁出或淘汰的污染企业予以引进和接纳，而且对落户本地区企业的环境污染行为在监管上往往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是包庇和纵容的态度。然而，地域上的相邻使得污染企业在长三角区域内的迁移不仅造成了环境污染风险在长三角不同行政区间的流转、扩散乃至重新“回归”，也最终导致了区域内大范围的连片污染（如长三角地区近年来持续爆发的大范围的严重雾霾污染），从而大大增加了区域环境风险合作治理的成本与难度。

（三）跨界环境合作制度机制不完善，运行低效，缺乏稳定与可持续性

为了应对不断加剧的跨界环境风险问题，近年来长三角两省一市的地方政府开始寻求通过建立一定的制度机制以促进区域环境的合作治理。例如，2008年12月建立了长三角地区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制度，2009年7月共同签订了跨界环境应急联动方案，2010年上海世博会期间实施了区域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等。然而，日益严峻的跨界环境风险的状况表明，已经开展的环境合作无论是在制度的设计、还是在机制的运行方面都还难以胜任区域环境合作治理的目标与要求。

首先，是地方政府间跨界环境风险合作治理的制度设计还很不完善。表现之一是目前针对地方政府跨界环境合作的内容还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的支持。尽管国家《环境保护法》规定了“跨界行政区的环境污染和环境污染的防治工作，由有关地方政府协商解决，或由上级人民政府协调解决”[14]（P66-69），但这一规定只是原则性的，在合作治理的权限、治理责任的划分、污染责任的追究、合作治理的方式手段等方面不仅存在不确定性，也缺乏可操作性。表现之二是现有的合作机制更多侧重于一些经常发生跨界污染的区段以及发生环境污染事件之后的协商解决，对于区域环境风险的整体性、预防性和深层次的合作机制，如环境风险的联合监测和预警、环境风险信息和治理技术的共享、跨界联合环境执法、环境风险事件的损害评估与生态补偿、环境危机事件的应急驰援，以及环境风险影响的情境恢复等一系列对于跨界环境风险合作治理十分重要的制度设计，大都还处于起步阶段和草创时期，抑或仅仅停留在象征性的宣传和呼吁阶段，亟待建立和完善。

其次，是已有合作机制的运行效率较低，且缺乏稳定性与持续性。已经建立的长三角环境保护合作联席会议制度，基本上属于一种松散型、自愿承诺式的对话协商机制。由于两省一市的环保部门属于平级机构，而各地的环保工作重点与模式又各不相同，因而经联席会议协商达成的协议往往由于法定约束力不强而难以得到有效执行，从而也使得这一制度能够发挥的作用被大打折扣。加之在目前的环境管理中起实质作用的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模式，主要是一种垂直的纵向运行机制，跨界环境风险事件发生后往往是逐级上报，上级政府的决策再逐级下达。在这样的垂直运作机制下，地方政府间的横向的环境信息沟通网络往往比较封闭，即使存在联席会议机制，也很难及时发挥协调作用[14]，从而大大降低了的机制运行的效率。而其他为数不多的合作机制大都是针对某一项具体活动而展开的，如长三角区域内的大气污染联防联控工作机制就是围绕上海“世博会”制定和实施的[15]，因而往往具有临时性的特点，活动结束后，由于受到各地政府的环保专项资金无法同时到位、联防联控技术水平参差不齐等条件的限制，这些机制的运行很难再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四、文化与制度创新：跨界环境风险治理的对策思路

面对长三角地区跨界环境风险治理中存在的集体行动的困境，要破解跨界环境风险合作共治在理念认知、利益结构和制度机制等方面存在的诸多难题与挑战，良好的风险文化与区域共识、完善的跨界合作制度规则以及务实的跨界合作体制机制的创设等至关重要。由此，以文化和制度的创新为突破口，加大力度培育区域环境风险合作新文化，构建环境风险共担、环境利益共享的新型区域环境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和完善多主体、全过程、复合型环境风险防控和治理的网络体系，以不断提升区域环境风险合作共治的水平和能力，是实现跨界环境风险有效治理的关键着力点与对策选择。

（一）培育区域环境风险合作新文化，凝聚和谐共生、合作共荣的区域共识

社会的发展进步与文化的创新发展密切相关，需要不断地由先进的文化加以引领。着力开展文化创新，培育以生态价值观为导向，建设生态型区域为核心目标，环境风险意识与风险沟通、信任与合作为主要内容的区域环境风险合作新文化，可以为区域跨界环境风险的合作共治凝聚文化共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培育区域环境风险合作新文化，首先要转变“发展主义”和“GDP至上”的发展观，树立环境风险意识以及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与生态文明理念。对此，一方面要正确地把握跨界环境风险的本质特征和社会现实，以防范和减少区域环境风险的发生，避免区域环境风险及其环境与社会双重后果的扩散为治理的主要目标，将发展理念和战略的选择从关注本地经济增长转变到关注更高层次的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和区域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应当加快对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相关制度的改革，逐步将政绩考核的内容从仅仅关注GDP总量与速度的增长，向更广泛地考察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公众生活质量与满意度等指标拓展，以绿色GDP（从GDP中扣除表现为市场价格的资源成本和不表现为市场价格的环境损失代价）核算体系取代单一的GDP指标作为干部政绩考核的主要标准；同时，政绩考核的范围也应在涉及单个行政区的同时，兼顾对周围行政区抑或整个长三角区域的资源环境做出的贡献或造成的损失，以期通过更为科学和合理的绩效评估制度的设立和实施，引导和激励地方政府与官员环境管理理念的转变与提升。

培育区域环境风险合作新文化，还应增强环境风险沟通意识，树立相互信任、合作共荣的价值理念和区域共识。面对大量的环境风险冲突事件，风险沟通是解决风险冲突的关键。有效的环境风险沟通，不仅能够确保风险信息的顺畅流动，更重要的塑造地方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专家与公众等环境风险利益相关者之间持久和稳定的社会关系，维持相互之间尤其是公众对于政府的信任。而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16]（P178），是开展环境合作的粘合剂。各地方政府之间以及环境决策者与施行者之间的相互信任，可以有效地化解彼此间的分歧，减少集体行动的障碍，推动各方在跨界环境风险治理中愿意通力进行配合与合作。为了建立区域内各地方在政府、各社会行动者之间真正的互相信任，需要着力增强人们对区域的认同感以及合作共荣的价值理念。正如弗郎西斯・福山所指出的：“虽然契约和自我利益对群体成员的联属相当重要，可是效能最高的组织却是那些享有共同伦理价值观的社团，这类社团并不需要严谨的契约和法律条文来规范成员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先天的道德共识已经赋予社团成员相互信任的基础。”[17]（P37）由于地缘关系及历史因素，苏浙沪三地对长期以来形成于长三角地区的“吴越文化”有着较高的区域性认同，这对区域环境保护共同体的形成能够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此，弘扬、传承并不断丰富具有“和谐、兼容”精神气质的吴越文化，有助于形成区域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价值理念与行为规范，从而为跨界环境风险的合作共治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提供有力的精神支撑。

（二）强化区域环境合作制度设计，构建新型的环境利益协调机制及其制度保障体系

利益问题是长三角地区开展环境风险合作共治的根本性问题。由于环境利益结构不同，以及利益平衡制度机制的不完善，长三角各地在发展规划、产业政策、环境管理等方面存在各种利益摩擦与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而要公正地处理好这些存在于各行政区间的诸多复杂的利益关系，制度创新是关键。着力创设和完善激励与约束兼容的环境利益平衡与协调机制及其相应的组织与法律保障体系，可以为跨界环境风险治理的府际合作提供持续不断的动力。

首先，应从区域环境公共利益最大化出发，构建以利益共享和利益补偿为主要内容的新型环境利益协调机制，引导和激励各行政区地方政府环境风险治理行为输出的协调统一，这也是区域环境合作制度设计最为核心的议题。通常而言，地方主导产业的战略选择与资源环境的消耗密切相关，也是地方经济发展与区域整体发展规划的重中之重。尽管苏浙沪三地同处一个区域经济圈内，存在许多合作的基础，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各行政区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和维护本位利益，相互间在产业以及自然资源等方面仍然存在大量非良性竞争，并且这些竞争已构成地方环境利益冲突的焦点和主要内容。对此，应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基本原则，以区域生态环境承载力为基础和底线，从发挥各地不同区位资源环境特点与产业结构比较优势出发，对区域整体产业结构进行统一优化与调整，建立与环境容量、资源约束相适应的产业开发新格局，以降低由于各行政区之间过度的产业同构所导致的将过多资源集中于某一产业所带来的巨大的环境风险与环境压力，进而消除地方环境利益冲突的根源。诚然，在区域资源组合和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些地方要让渡甚至牺牲一部分自己的机会和利益，对此，应当本着“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排污谁付费、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创设环境污染与生态补偿机制以及相应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利益损失方给予合理的机会与利益补偿。以期通过环境利益的规范转移来实现地区间的利益平衡与环境公平，通过环境利益的共享来消除地方保护主义，激励各方环境合作的动力，进而促进和实现行政区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保护的双赢。

其次，新型的环境利益协调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完善的组织与法律体系作保障，这是区域环境合作制度创新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一方面，环境利益协调机制需要实体化的组织形态作载体。对此，需要加快变革目前地方政府之间“切割式”的关系模式，通过合作行政建立多层面、多维度、制度化的环境合作组织体系。在纵向层面，中央政府应建立高于地方行政层级的资源环境综合管理部门，以有效地杜绝多龙治水、多头管理造成的政出多门、相互矛盾的局面，同时对省级地方政府的跨界环境合作与利益协调加以约束、监督和指导；在横向层面，可由苏浙沪省级政府牵头建立区域环境合作治理权威性的协调机构，全权负责区域内生态环境统一规划、产业整体布局、环境公共投资、生态环境补偿等一系列区域环境合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同时对下一层级跨市（县）级的协调机构进行督促和指导 跨市（县）级的协调机构负责对其下一级的跨乡（镇）级的协调机构进行督促和指导。 [ZW）]，使环境风险事件一旦发生就能迅速启动对应层面的协调机制以进行联合处置，最大限度地降低环境风险事件的经济损失与社会影响。另一方面，环境利益协调机制还需要有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作保障。对此，一是要在国家《环境保护法》的修订过程中补充和完善有关环境风险的相关条款和内容，对环境风险的防治做出更加明确和具体的规定。二是探索建立地方政府跨区域环境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对区域环境治理协调机构的法律地位和管理权限予以明确界定，赋予其参与区域内各行政区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以及监理跨界环境污染问题的法定权限，并保障其环境执法权；同时对地方政府在跨界环境治理中的权力行使、责任分担、责任追溯、费用分摊、损害补偿等做出明晰化和具可操作性的规定。以期通过法律法规的有效约束，推动地方政府间的跨界环境合作治理朝规范化、法制化和制度化的方向发展。

（三）激发市场与社会活力，建立和完善多主体、全过程的复合型环境风险治理网络

前已述及，长三角地区现行的环境管理主要是一种基于政府为主体、污染控制为主要目标的“单一型”环境管理模式。实践证明，这一管理模式虽然在资源动员、社会整合、市场规范等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并在区域环境保护中发挥过积极作用，但由于权力过于集中，不利于环境风险的分散和责任的分担，因而在面对成因复杂、时空尺度多变、责任主体广泛、冲突与放大效应明显的跨界环境风险的治理时已逐渐显现出其困境和力不从心。由此，在不断调整和理顺政府内部各种关系的同时，还应充分调动市场智慧，激发社会活力，着力构建一种以政府为主导，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多元主体优势互补、协同合作的复合型治理网络。

复合型治理网络是一种新型的环境治理结构，它以多元主体构成的网络结构替代以往政府为单一主体的块状结构，是由“国家治理机制通过与日益壮大的市场机制、新兴的公民社会机制的不断互动，形成的一个结构紧密、环节众多、相互间能进行反思性监控的现代治理形态”[18]（P64）。建立和完善长三角地区跨界环境风险的复合型治理网络，首先要进行环境治理结构的变革，亦即要将政府部门、环境非政府组织、企业、家庭和个人等在内的所有社会组织和社会行动者都纳入到环境风险治理的网络之中并使他们成为参与者，在发挥多元主体参与环境风险治理各自优势与功能的同时，也让每一个参与者都享有环境风险治理结果和利益的权利，即成为受益者。对此，一方面要善用市场之手，运用市场化手段破除行政区壁垒，大力提高市场和企业对环境风险治理的介入性，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风险治理的资金、技术和服务中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和环保企业的力量；另一方面要在环境决策、污染监管、环境风险影响评估等各个重要环节中通过充分、及时的信息公开和搭建沟通与参与的平台，引导和激发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社会公众等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参与环境风险治理的活力，释放其在区域环境保护中的正能量。通过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种机制的相互支撑与制衡，以及多元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合作联动，共同构成一个责权分明、分布均衡且富有弹性的预防、分散和减少区域跨界环境风险的基本治理框架。

建立和完善长三角地区跨界环境风险的复合型治理网络，同时也意味着要对区域环境治理的方式进行变革，亦即要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为基本原则，从以往单一维度的以环境污染控制为目标的末端治理向对跨界环境风险进行主动预防、控制和治理转变，力求最大程度地避免跨界环境风险的不断扩散以及由可能性风险转化成后果严重的风险，降低跨界环境风险与风险事件爆发的概率与可能带来的损失与危害。对此，一是要从以往只关注跨界环境风险爆发后的应急处置转变到关注源头防范、事中响应和事后应急的全过程，将跨界环境风险识别、风险选择、风险评估、风险沟通、风险分配、风险规避以及风险事件后的环境情境恢复、受害方的环境救助等内容一并纳入到跨界环境风险的防治过程之中；二是要立足不同区域与地区的环境风险事实，建立、完善并实施分类、分区、分级和多层次、多维度的跨界环境风险的联防联控机制，在环境风险监测、预警、执法和应急驰援等各个环节中展开对跨界环境风险治理的合作行动。

综上所述，当越来越多的环境风险跨越地缘边界成为区域社会一种潜在的现实，环境风险社会的来临成为一种理念渗透到人们的思想与心灵的时候，惟有通过文化与制度的创新，促进区域环境治理理念的转变、区域内部各种关系的协调以及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构建，进而推动多元主体环境治理能力的提升与风险合作共治行动的生成，才是有效应对跨界环境风险，实现区域环境安全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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