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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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摘要：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和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然而其“宏大叙事”使其学习起来如“天方夜谭”，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而案例教学则通过其逼真、具体的情景，引导学生进行积极思考和处理问题，利于其综合素质和开放性思维的锻炼，是培养创新应用型人才的重要手段。

关键词：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实践

宏观经济学是我国高等院校经济类和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是人文社科类、技术类、工程类及有关学科的专业选修课，也是国内大多数学校经济管理类研究生入学考试必考课程。宏观经济学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并分析这些国家的经济问题，与微观经济学相比，其枯燥乏味，是每一个讲授经济学的老师都能体会的。但是，如何能培养学生对该课程的兴趣，以及如何能使学生迅速而直观地领会其深刻宗旨是值得我们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在目前我们《宏观经济学》课程的教学过程中，鉴于其较强的理论性，大量的图形、数据、数学公式及推导、表格等贯穿其中，往往教师会机械地满堂灌，学生被动地听，容易感到抽象枯燥，它的“宏大叙事”，对刚刚从应试教育的重围中杀将出来的大学生而言，大部分像似“天方夜谭”。这种教学效果严重地束缚了学生的创新和实践能力，而尝试运用案例教学法，将宏观经济理论与中国本土的经济实践案例相结合，将会强化学生对宏观理论知识的把握，树立其对宏观经济学的兴趣，并能提高其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宏观经济学》采用案例教学的价值分析

“案例教学法”是美国哈佛大学20世纪初首创的，它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主体实践活动为形式，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为基本价值取向的课堂教学方式，将教学内容融会于特定案例分析的一种教学组织架构和教学过程，促使学生主动地参与课堂教学过程中，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是一种灵活的行之有效的课堂教学组织方式。

1.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宏观经济学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需要借助大量的数学论证、图形、表格等来加以分析和说明，学生普遍感到抽象枯燥且难以掌握。例如，在国民收入决定一章中，对于其中的三市场四部门的分析背景并不完全清楚，以及其中有关支出法对于国民收入的计算及乘数理论亦如此；关于IS—LM以及AS—AD模型的分析中，学生并不能从直观的感受上来理解，只基于最机械的记忆。因此，有必要寻求一种恰当的载体，将这些理论以一种生动的形式呈现出来，而案例教学在这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其采用现实经济问题作为依托，包括当前社会的热点经济问题，足以引起学生浓厚的兴趣，并吸引他们积极讨论、主动思考、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

2.能够培养学生的经济学思维习惯。《宏观经济学》的教学目的并非是简单要求学生掌握书本知识，而是能够在实际生活中进行应用，注重将知识到技能的转化。案例教学并非以教师对宏观经济原理的讲述为切入点，而是从精选出的案例入手，给学生提供一个逼真、具体的情景，让其通过思考和处理问题得到有效的锻炼，利于其综合素质和开放性思维的培养，也符合当前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需要。

3.能够提高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案例教学要求学生之间相互合作、交流，有助于培养学生合作共事和沟通交流的能力。其次，案例教学最突出的优势之一便是采集大量的经济事例作为教学内容，具有启发教育的作用，培养其处理复杂实际经济问题的能力。可以选取现实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如在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讲述过程中，以当前热点国际金融危机及债务危机进行剖析，将理论知识寓于案例之中，以事实和数据为依据，有助于学生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能够真正领会经济现象的本质。

二、《宏观经济学》中案例教学的选择

总的来说，宏观经济教学案例的选择力求深入浅出，突出实用性，具体如下：

1.案例的选择应从实际出发，突出实用性、优良性。如宏观经济学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经济周期与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政策等相应章节案例的选择应从实际出发，包含经济学原理的基本要素。就通货膨胀理论这一节而言，应结合通货膨胀的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表现、通货膨胀的类型、通货膨胀的影响等多个案例，尽可能多角度地全面阐释所涉及的知识点。选择和编写优良的教学案例是成功进行案例教学的前提和基础，案例是案例教学的核心和灵魂，也是案例教学区别于其他教学模式的关键所在。其中，教师可凭借对经济现象敏锐的观察力和概括力，以及通过生活实践、社会调查收集“第一手”资料，充分发挥教师本人对经济学理论的深刻理解和把握，撰写具有一定真实性和典型性的案例。其次，可借助其他媒介获得“二手资料”，这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抽象概括能力和素材取舍能力。

2.应多增加背景案例的铺垫。如前所述，宏观经济学的各个理论背景，学生往往并没有清晰的认识，所以就某个理论只能在该理论内部兜圈子，而不能很好地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进行铺叙，因此，对宏观经济知识感觉晦涩难懂。如在介绍关于国民收入的几个主要概念以及国民收入循环时，关于宏观经济分析的三大市场四大部门的介绍是非常必要的；其次，关于宏观经济的学派之争，也要予以必要的时代背景介绍，否则关于各学派的相互区别，学生多机械记忆，瞬间即遗忘，不能将其作为有机体进行对比分析。如古典学派和凯恩斯学派关于利息理论、货币理论的不同，应站在一定的高度进行分析。背景型案例的介绍在课堂教学中能够恰到好处地进行铺垫，使学生在情景中实现较好的理解。

3.案例的选取应具有逻辑性和时效性。案例的选择应注重其内在逻辑关系，使案例分析成为对原理的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的过程。如在介绍宏观经济学的导言部分，需要先对介绍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二者之间的演进过程进行说明，才能理解“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分离”这两大分支，在对宏观经济学有整体把握的前提下，方可开展后面具体内容的探讨。在介绍消费理论的同时，可以用关于蜜蜂消费习惯的寓言故事揭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能结合当前社会中的示范消费、攀比消费、中外消费习惯的不同等小故事情节予以透彻的展示。其次，关于宏观教学案例的选取应当时刻关注当前经济热点及最新宏观政策的动向。如针对国家目前出台的宏观经济调控，可使许多抽象的宏观经济理论可通过发生在眼前的事例来加以阐释；关于货币乘数的讲述，可对当前我国的存款准备金制度进行分析，并搜集关于我国央行实行存款准备金制度以来，历年存款准备金率的变动以及对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影响数据资料来分析；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讲述，可剖析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及财政政策以及对未来我国宏观经济发展趋势的预测、解释美国次贷危机的形成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等；关于通货膨胀内容的讲述，可结合目前的物价上涨等实例进行分析，并结合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化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介绍。通过这些发生在眼前和身边的案例，使宏观经济学涉及的理论不再显得遥远和空洞。

第2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一.财政的本质

既然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有相同之处，那么，从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角度看，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国情、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的财政也是具有共性的。西方经济学中的财政是"publicfinance",finance本身的含义有许多，可以译为金融、财务、资金，公共的资金即为财政。只是为了与我国的财政作出区别，才将其译为“公共财政”。所以公共财政和国家财政二者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至于社会主义财政支出以前以生产型为主，主要是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以及当时的经济体制所决定的。而“publicfinance”作为一种现代财政学也是经历过不同经济阶段的发展而形成的。在早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财政支出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是较小的，这与那时提倡国家采取自由放任政策是密切相关的。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和激化，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维持经济发展和克服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同时为了防止社会动荡愈演愈烈，才不得不设法提高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由此而导致财政支出的日益膨胀。应当看到从生产型过渡到现代财政学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正符合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著名的“瓦格纳法则”，即，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公共部门的相对规模也会提高。

西方经济学家将财政学视为一门关于公共部门的政治经济学，旨在描述和分析公共部门的经济活动。他们所说的“公共部门”，指的是与私人部门相区别的另一个经济部门。这里的“公共”，主要就是政府。这对于我们很有借鉴意义。将政府作为一个经济部门，有利于提高政府各项经济行为的效率，按照市场规则来规范政府，同时又加强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所以研究市场经济下规范的财政理论不必冠以中国两个字，也无须加上社会主义的定语。因为财政是为国家服务的，而经济体制又制约着财政的存在形式，所以不论是任何国家、任何经济体制，它必然要经历市场经济下的财政这一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二.财政存在的必要性

1．从政治、经济的角度认识财政存在的必要性

财政的发展与政治经济的发展是紧密联系的。财政是国家凭借其政治权力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只要国家还存在，财政就必然存在，即使说法可能会有改变，其含义仍然是相同的。政府掌握着一系列可使用的政策工具，财政是其中的一种，它具有其它政策工具如直接控制、管制、控制企业、货币和债务政策等无法比拟的优势。另外，财政作为一种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手段，必然要受到经济发展阶段的制约。所以财政一端与经济联系，一端与政治联系。

2．市场经济下财政存在的必要性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市场上的一切经济行为按照价格机制运作。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可以通过供求双方的自发调节，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佳状态，即所谓的“帕累托效率”。问题在于，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毕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状态，在现实生活中完全竞争市场所需的必要条件不可能同时完全具备。而只要缺少一个条件，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的效率方面就有可能出现运转失灵。导致市场运转失灵的基本原因在于价格信号并非总是能充分地反映社会边际效益和社会边际成本。尤其是共用品的价格市场不能决定，所以只能由政府来为其定价。此外市场还存在着其它一些失灵情况。下面首先来看共用品理论。

（1）共用品理论

共用品是市场机制发生失灵的一个重要领域。西方经济学认为经济分为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私用品，公共部门提供的产品叫做共用品。共用品不限于物质产品，更主要的是指各种公共服务，既包括无形资产也包括精神产品。由于私人部门只追求利益及大化，这些产品的公益性较强，所以私人部门一般情况下是无法提供的。

共用品理论对于市场经济下如何提高政府的效率有很重要的意义。它赋予政府提供的共用品以价格。使得等价交换的原则最终适用于共用品，将公共服务与个人纳税等价起来。使得有效利用资源这样一个私人经济原则运用于共用品经济中。

（2）市场失灵的其它方面

微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一是外部效应。即某些个人或厂商的经济行为影响了他人或厂商。却没有为之承担应有的成本费用或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由于市场主要以追求私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所以对于带来外部效应的物品或劳务的供给不是过多就是不足。其原因在于私人边际效益同社会边际效益或成本是不一致的，所以政府应当对外部效应进行矫正。二是不完全竞争的存在。不完全竞争是指某些垄断行业的存在阻碍着竞争。当一个企业可以通过减少其所出售的物品的供给量，从而使的物品的出售价格高于该种物品的边际生产成本时，就发生了所谓“垄断”。垄断者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办法是将其产量确定在边际效益等于其私人边际成本的水平上。这会造成社会净效益的损失。如果能通过政府部门的干预，强迫垄断者增加产量，使价格降至同社会边际成本相等的水平，便可因此获得失去的那部分损失。所以政府有责任通过法律和经济手段保护有效竞争，排除垄断对资源有效配置的扭曲。

宏观经济领域的失灵

市场机制在实现资源配置方面的失灵，不仅表现在微观经济领域，宏观经济领域同样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现象。从微观上考察，资源配置的效率是可以运用帕累托效率准则来评判的。但是，若将该准则推广到宏观，则有些不够用了。宏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效率即宏观经济效率的评判，还需要借助于其它的指标。这就是就业、物价水平和经济增长。而自发的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趋向于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适度的经济增长。市场机制在实现宏观经济水平方面的失灵主要表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公和经济的波动与失衡。为此，唯有政府担负起对宏观经济的管理职能，经济才有可能获得稳定的增长。

三．市场经济下财政职能的界定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首先应以市场对经济的调节为主，以达到资源最充分有效的利用。在市场机制能够完全解决好的领域，政府就没必要再介入。只有当市场发生失灵时政府才应该介入其中，不过政府介入的最终目标仍是为了维护或确保市场的正常运作，使经济中资源配置的效率达到最大化。而政府干预市场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便是财政。那么财政的职能也应该界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范围内。财政的收支范围是根据政府职能范围而确定的。因此这里实质上界定财政的职能就是确定政府职能范围的大小。它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资源配置职能。也可以称其为提供共用品的职能。因为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主要是体现在共用品的提供上。共用品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特征决定了它不能由私人部门通过市场提供。否则就会发生休谟早在1740年就指出过的所谓“公共的悲剧”。其次财政履行资源配置的职能是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此外还有不完全竞争状态的存在。当发生这些情况时也有必要通过政府的财政手段对现有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其实现最大价值和最有效的利用。

第3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民办应用型本科院校;宏观经济学;教学探索

一、课程分析

经济学是经济管理学科必修的一门专业基础课程，研究的是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问题。而宏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部分，主要在微观经济学的基础上研究资源利用问题，这是一门了解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学科。宏观经济学的流派较多，政策主张也不同。中国主流的宏观经济学教材大多是新凯恩斯主义学派，从需求管理出发去研究社会总体的经济行为及其后果。国内外很有多经典的经济学教材，但国内高等院校较多的使用的经济学教材是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分微观与宏观部分。以高鸿业先生主编的《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为例，课程的核心内容是围绕国民收入展开，研究如何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国民收入如何决定，如何稳定地以较合适的速度增长。主要涉及的知识点有GDP构成，国民收入是如何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失业与通货膨胀，以及开放经济下的短期经济模型，经济增长等。给宏观经济的运行提供测度指标，通过指标反映总体经济运行的优良。在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中，我们是个与国外不发生经济往来的封闭经济，我们不再考虑单个的个体经济单位，而是假设市场只有三部门：家庭、企业和政府，有三个市场：产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劳动市场。宏观研究的就是这三大经济部门在这三大类市场的交互作用，围绕这三个市场，一步步的放松假设条件，研究国民收入到底是如何决定的。后期再引入国际经济部门，加入开放经济，国民收入在开放经济下又是如何决定的。整个知识体系完整，逻辑性较强，教材中会大量的借助图表、公式和数理模型来解释理论，说明现象。国内其他的经济学教材大多会以高鸿业先生的《西方经济学》为蓝本，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对理论和案例等进行调整，以适应不同学情的学生。

二、学情分析

民办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本科录取分数线里相对较低，学校所提供的硬件条件和软件条件与公办本科院校相比较都会有差距，提供的教育也远不能让现在的大学生满意。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民办本科院校自身的努力与改革，人们对大学教育的价值和意义都有了重新的定位与认识。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来说，可能在追求理论知识的道路上没有一本二本的学生那么强烈，因为学校本身的定位就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但我们院校的学生活泼不死板、动手能力强，他们有着自身的优点和长处，高考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发展，也不能成就一个人的一生。因此，在民办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学中，关键是看学校与教师在其学习生涯中如何引导。

（一）基础知识不扎实且良莠不齐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有着普遍的特征，特别是经济管理类专业偏文科性质的，英语和数学等基础都相对薄弱。所以在学习带有图形、公式又偏理论的宏观经济学课程时就相对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宏观经济学一般在大一的下学期或者大二的上学期，在学完微观经济学之后开设。而宏观经济学知识体系相对抽象，涉及的理论模型也较多，对数学的要求就相对较高，但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学生普遍数学基础差，由此也让学生有畏难情绪，进而有厌学现象，导致教学达不到理想效果。

（二）过于强调动手能力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办学定位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应用型人才，强调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在这种氛围中，很多学生，甚至教师都会有错误的认知，认为理论学习并不重要，过于重视实践技能。事实上，宏观经济学，是融合了多门学科一门基础理论课程，看起来比较抽象，难以理解，实用性也不强，这就让很多学生认为学这些理论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又由于民办院校办学时间不长，教师普遍年轻化，好多教师都是从“学校到学校”，研究生毕业后直接走向讲台上课，缺乏实践背景和教学经验，对宏观经济学的教学容易理论脱离实践，课程学完了，学生只记得孤立的理论概念，更是觉得理论无趣，增加厌学情绪，这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三、教学模式的思考

（一）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学习目标

在每次经济学开课之前，笔者都会先利用微观经济学里选择和资源配置的知识点，去了解学生的基本情况，包括对学校的认识，对专业的选择，对自己学习的目的及以后的工作目标等。通过这样一个理论结合实际的案例，在强化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对学情有了基本了解。例如，2016级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说，我喜欢计算机，但是我的数学太差了，就没敢选计算机专业，而选择了与计算机有点关联的电子商务专业，但是不知道原来学习电子商务专业也要学习数学，还要学习比数学看着还难的经济学；也有学生说到对以后学习的目的，是选择毕业就工作还是继续深造，有的同学会选择考研，既然考研，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大部分都会考经济学，那作为教师就需要适时地引导，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学习目标，要求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多积极主动思考。针对学生的不同需求，在教学中定的基调就是如何把理论联系实际。亦师亦友，多与学生沟通，每个学生都很优秀。

（二）改进传统的教学方法

目前，在宏观经济学的教学模式中，以传统教学为主，教师主讲，学生主听。宏观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理论基础较强的课程，讨论和实践的内容少，又加上学生的数学基础有限，所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都会降低。又由于课程课时安排的较少，在规定的学时内，必要的理论讲解是必须要有的。如何提高学生学习宏观经济学的积极性？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我们不能为了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而忽略经济学对逻辑分析和创新思维培养的重要性。因此，老师首要的重点是需要开启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教学中，学生不能只是被动的接受已有的经济结论，而应该主动将学习到的经济学理论同现实的问题联系起来。因此，在教学中，我要求学生关注一周的宏观经济热点问题，5~6人一组，每组设组长，由组长负责这组成员的分工协作，然后由团队制作成PPT在班级汇报，时间8分钟左右。宏观经济学课程一周一次课，所以每周由团队集体商讨这周汇报的主要热点问题，不限制内容，但汇报的主题要和所学理论知识能联系起来。在汇报结束后，教师做点评，并就有关问题的掌握情况发问整个团队，提高他们团队合作精神的同时，也锻炼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还有另外一种内容的PPT汇报，是要求学生在课后去查阅和课堂教学内容有关的资料、书籍，把读后感制作成PPT汇报，再或者是对某一社会经济现象的思考制作成PPT汇报，至于内容的选择，教师不做太多干预，由学生自主决定，最后团队汇报构成平时成绩的考核重点。通过这种方法，学生在实践能力方面得到了提升，首先，这种分享式的汇报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让学生更多关注到宏观经济热点问题，把理论联系实际；其次，学生通过分组作业，锻炼了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更加注重团队精神；再次，学生PPT的制作能力得到提升，上台汇报的同学在语言组织能力、表达能力和学生综合能力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如果课程时间允许，也可以组织学生对热点问题进行辩论，既开扩学生的经济视野，也提高学生多方面的能力。总之，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手段最大限度扩充延展课堂，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教学模式的改进策略

在宏观经济学的讲授中，教师应该要让学生明确宏观经济学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为什么要有接下来的理论讲解，理论铺垫是为了什么？因此，教师要让学生明白，学习宏观经济学与其他专业课程学习的铺垫作用体现在哪里，与相关专业课程有多大的关联度？要让学生的知识框架是完整的，知道不同理论模块之间的联系是什么，能够让学生脑海中有一个大致的网络架构，而不是零散的理论堆砌。在教学内容上，以经济学思维培养为核心，以提升职业发展能力为主线，注重经济学思维方法，以适用性、实用性和应用性为主，注重经济学原理与生活生产实例的完美融合。明确宏观经济学主要是解决经济萧条、失业、通货膨胀的问题，在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中主要是研究经济增长的问题，研究经济增长问题从短期和长期两个层面展开，短期内研究经济增长主要是学习收入-支出模型、IS-LM模型、AD-AS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四个模型，长期内研究经济增长主要是生产函数的问题，要实现的目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根据专业不同，教学内容的选取也应该有所区别。

（四）注重运用案例教学法

宏观经济学虽然看上去理论较强，但是又与社会经济现象紧密联系。因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都是经济学家根据西方市场经济中发达国家多年的实践积累总结出来的经济理论与政策主张。任课教师应该充分挖掘各个理论模块的现实意义，多关注社会经济现象，积极搜集相关案例并引入到教学过程中。像近期地产行业由火爆转入平静、网红经济等热门经济话题，学生感兴趣，也能带动学习的氛围并展开讨论。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鼓励学生多去关注社会经济发展，关注国内外时事政治对经济发展的引导等。因此，任课教师在备课时，对于要讲解的内容，先应思考该理论可以解读哪些经济现象和典型案例，突出宏观经济学的实用性和趣味性。

（五）依托精品课程建设提高教学质量

在宏观经济学教学改革过程中可以依托学校和安徽省的精品课程建设，建立一支优秀的宏观经济学教学团队，在教材和教学内容的选取上进行研讨，搜集案例，改革教学方法，增加经济学实验室教学，实现优质教学资源的共享。另外还要充分利用网络等辅助教学工具。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网络平台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任课教师也可以积极利用这些辅助教学手段。当代大学生对手机等网络资源越来越依赖，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特点，让老师和学生之间建立沟通渠道，可以整合资源建立网络精品课程，建立沟通学习沟通平台，或者课程学习微信群、QQ群等，可以在这些平台上沟通交流自己的教学心得，可以解惑答疑，增加了学习效果的同时也增进了师生之间的友谊。

参考文献：

[1]高鸿业.西方经济学(宏观部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2]卢明名.应用型本科院校《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方法改革探讨[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1（2）

[3]龙飞扬.《宏观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思路探讨———基于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思考[J].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2016(11)

[4]黄敬华.应用技能型本科院校《宏观经济学》教改探索[J].现代企业,2016（6）

[5]占金刚,詹满琳,黄伟新.应用型本科院校宏观经济学案例教学法的运用探讨[J].钦州学院学报,2016（5）

第4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第5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财政赤字作为一种世界性现象存在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不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国家中。表面上财政赤字都是政府财政支大于收的差额。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普遍性的经济难题。然而，社会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有着本质的区别。财政赤字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固有的矛盾决定了财政赤字客观存在的必然性。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财政赤字具有本身的特殊性。我国在指导思想上历来对实际赤字政策。财政赤字也绝不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赤字，无论是产生的原因、发出的过程，还是弥补的方式、以及形成的后果，都明显地有别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赤字。严格地区别两种不同制度下的财政赤字，是分析我国财政赤字的理论前提。

在我国，财政赤字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许多经济学论著中列为专题加以论述，。有关财政赤字的专著也陆续出版。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为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广阔的天地，在原则指导下我国财政赤字理论研究，一直与综合平衡理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结合我国的实践，对赤字的成因、后果、弥补方式及治理对策等多方面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从中得出许多有益的结论，在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现实服务中使财政赤字理论不断向前推进。然而，目前的赤字理论研究，仍存在种种不足之处，诸如：仅限于政府财政收支范围或至多把财政银行关系当作分析的重点；由于财政赤字分析中的“顾虑”颇多，理论研究中的极端化、定式化的倾向时常出现，甚至以政治定论取代经济分析；侧重宏观分析，缺乏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分析，忽视企业和家庭部门货币收支对政府财政活动的影响；赤字理论研究的基础性工作薄弱，等等。因此，拓展财政赤字理论研究的视角，转换思路，并确立和选择一种较为科学与全面的赤字理论研究方法显得尤其重要。主要是：跳出单纯的财政收支框架，把财政赤字作为内生经济变量，置于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之中，对财政赤字进行全方位的、多视角的考察；运用实证描述的方法，从国民经济四大主体部门入手，着眼于整个社会资金的流动与平衡，从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结合的角度，对财政赤字进行综合分析并探寻相应的基本对策；对西方的赤字理论采用批判吸收的态度，借鉴其中对研究我国财政赤字有用的研究成果。

本文最终的基本结论是，以短缺为基本特征之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抛弃“财政赤字幻觉”，不能寄托财政赤字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任何“通货膨胀红利”，从指导思想上树立反赤字政策的思想。财政赤字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政府财政收支差额问题，连年的巨额的赤字是国民经济运行出现偏差的结果，是经济生活中诸多的深层矛盾在财政上的综合反映，是宏微观经济效益严重下降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的集中表现。因此，抑制和消除财政赤字的根本出路，在于从调整国民经济运行机制入手从事综合治理，通过治理整顿、深化改革，尽快确立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将国民经济导向稳定、持续、协调发展的轨道。

二、

从政府部门入手分析财政赤字，首先剖析了财政赤字的特征，提出时间上多年持续、数额呈扩大趋势、弥补方式单一和赤字债务化是目前我国财政赤字的基本特征。进而分析了财政赤字的成因及其有关的财政问题。

（1）政府的支大于收是形成财政赤字的直接原因。 1979年以来，国家财政面临着建国以来罕见的日益增大的支出压力，支出规模刚性增长，支出结构僵化，财政收入增长缓慢而且增幅波动较大，收支增长趋势的综合结果就是赤字的扩大。因此，坚持紧中有活的方针，控制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支出效益，完善税收制度，加强征管，保持经常性收入的适度增长，是逐步缩小以至消除财政赤字的主要财政政策措施。 形成财政赤字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宏微观经济运行的不均衡，经济结构各种内在矛盾相互交织和加剧，国民收入超额分配，“双包干”与“双比例”的冲突，财政工作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因此，逐步消除财政赤字的根本出路是从整个国民经济出发，从事综合治理。

（2）投资与财政赤字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重新估价投资膨胀是分析投资与赤字关系问题的理论前提，判断积累率高低的唯一标准，是看积累所处的客观环境以及有限的积累资金是否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使全社会保持一定的具有宏微观经济效益的积累率。现行投资体制固有的种种弊端，加大了国家重点建设资金不足的压力。而膨胀、扭曲和低效的地方预算外投资愈演愈烈，投资吸纳能力下降，又加大了国家财政赤字规模。相反，巨额赤字降低投资率，减少总供给的增加，影响企业有效投资，从整体上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发展。因此，重塑政府投资主导地位，正确把握投资与经济发展辩证关系，是治理财政赤字的客观要求。

（3）政府债务与财政赤字的关系一直是我国财政理论研究中长期争论的问题。这一争论直接影响着财政赤字概念的界定和量度标准的选择，涉及到如何正确认识新时期国家信用的历史地位和我国财政政策的确立。在我国，国债三大功能正常发挥的前提条件不能忽视，过度的政府债务势必造成国家财政更加困难，也有可能在增大货币扩张压力的同时诱发通货膨胀。不宜以理想主义态度来期望现阶段的国债可以创造奇迹，长时期内被迫地度地利用债务形式分配社会资金，使国民收入增量难以弥补财政赤字的资金重要。

（4）财政赤字的弥补方式实质上是一个财政赤字的资金源泉问题。不同的赤字弥补方式似乎没有固定的排列顺序。国债固然是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建立和发展中较为理想的弥补方式，但也必须适度。财政透支作为目前财政银行关系之间矛盾的焦点也不能回避，政府借款行为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货币收支运动。不同的赤字弥补方式对经济生活会产生不同的影响，财政透支表现出有别于其它弥补方式的特征。作为客观存在的经济现实，财政透支已经成为总量平衡的法码。正视现行体制下财政透支的弊端，承认财政透支对货币供给量的扩张性影响，不能将财政透支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唯一方式。“兴利除弊”，健全赤字弥补机制，是解决财政透支问题的关键所在。

三、

从银行部门入手对财政分析表明，财政赤字的金融成因不容忽视。财政信贷的综合平衡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显得格外重要，财政银行两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合理分工与密切合作的现实意义也愈加明显。

（1）财政赤字和通货膨胀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财政赤字固然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但绝不是通货膨胀的元凶，问题的关键在于宏观经济的总体平衡与决策。通货膨胀使国家财政陷入萎缩状态，它对国家财政的消积影响难以通过国家财政自身的平衡机制予以消除。信用膨胀造成的扩张性货币投放是产生通货膨胀的前提，遏制信用膨胀势头以防通货膨胀死灰复燃是当务之急。

（2）巨额财政赤字易使利率呈上升趋势，利率管制使我国财政赤字对利率的上扬作用以扩大社会资金供求缺口、加大社会总需求矛盾的形式表现出来。从有效地抑制财政赤字角度出发，目前不宜实行低利率政策。利率杠杆作用的真正发挥尚需创造相应的条件，但可以" 放开利率作为我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突破口，在资金价格非管理制因素下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矫正其它经济信号的失真工作应同步进行，在有计划商品经济逐步建立和完善过程中，利率是有效抑制财政赤字的理想经济杠杆。

（3）一个与财政赤字毫不相干的金融体制尚未建立，金融机构的微观金融运行对财政赤字的生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专业银行自身低效益运行及其和国家财政紧密的资金联系，决定了它是财政赤字微观金融成因的一个基本因素。基层专业银行经营亏损，银行信货、结算、货管工作上的失衡与混乱，微观金融运行中的扭曲现象，最终都以加大国家财政困难为代价。一个稳定的经济需要有一个健全的金融业作保证，专业银行企业化经济的任何改革措施的出台，都应以不加大中央财政困难为前提。

（4）宏观金融运行中的矛盾尤其是中央银行自身货币政策的失误，是造成财政赤字的宏观金融成因。追求最大效用的金融决策者行为，自然也带有一种通货膨胀倾向，因此，“货币政策财政化”的结论不能完全成立。相互矛盾的双重货币政策目标难以使国民经济走向良性循环的运行轨道。在新旧经济体制转轨时期，过度发行的货币并非完全是为了弥补财政赤字，它更多地是由面对混乱的经济秩序无能为力以及“乐善好施”而又缺乏独立性的中央银行的自身素质决定的。因此，从消除财政赤字和稳定经济角度出发，正确的宏观金融对策应是实行单一目标的货币政策。在此基础上，要强化中央银行宏观调控职能，实现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有机配合。

（5）财政赤字环境下，为了缓解中央财政的困难，适时地将部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国家财政的建设预算体系，具有现实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这不仅是一个保险基金投资流向转化问题，而且也是我国资金积累模式历史转变时期的客观要求。不宜过分强调保险机制的金融功能而忽视其财政功能，理论上澄清财政与保险的内在联系实属必要。财政部分地运用保险基金，要求建立一种“财政金融型”保险运行机制，以购买政府债券作为财政运用保险基金的基本形式，并通过法律的形式重新明确国家财政与保险业的关系。

四、

从企业部门入手对财政赤字的分析表明，通过企业改革，特别是搞活大中型企业，来增强国家财政力量，已经成为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核心问题，深化企业改革，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以技术进步带动经济效益的提高，是逐步消除财政赤字的正确选择。

（1）财政赤字环境下的企业行为与政府行为偏差的出现绝非偶然，完善政府行为和市场环境是实现企业行为合理化的关键。企业诸多扭曲行为是以加国家财政负担、增加财政赤字为代价。外部环境恶化中的企业扭曲行为以及整个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又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障碍，这是形成国家财政赤字的深层次原因。难以矫正的企业扭曲行为，造成工业企业总产值对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边际贡献能力呈现逐年下降趋势。

（2）在我国总量扩张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没有根本改观的宏观经济运行中，高投入、低产出的企业低效益经营机制，是形成财政赤字的源泉所在，这也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痼疾和国家财政收入增长的陷井。企业亏损只是目前企业效益低下的表症，实质则在于多年来我国经济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的加剧，而规模经济困扰又与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造成企业纯收入增长滞后于产出的增长，规模经济效率下降，企业成本增长过快，边际利税率递减，亏损补贴增加。因此，提高企业经济效益是根治财政赤字的根本性措施。

（3）技术进步意味着规模经济水平的提高，它是工业化的核心问题，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增强国家财政力量的战略取向。长期以来，技术进步因素对企业的激励作用和增加国家财源的功能被忽视，企业设备陈旧，工艺落后，产品性能差，大量人、财、物的投入换取的是较小的产出，经济发展速度名义上很快而国家财政力量薄弱。企业折旧制度从技术进步角度反映了企业部门经济运行与国家财政发展的关系，现行企业折旧制度固有的弊端最终导致企业发展后劲不足，国家财政随之萎缩。目前国有企业技术进步落后的现实，要求国家对国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改造采取倾斜政策，适当地增加技术开发基金的比重。集中力量清查和评估国有资产，大力推进企业技术进步，是培植财源进而增强国家财政力量所必须采取的措施。

（4）企业金融力是企业活力的主要内容，它具体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筹措、运用资金的总体能力。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资金往来日趋密切，企业金融是政府金融的必要补充。我国企业金融力疲软状况一直干扰着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无论是企业筹资行为扭曲，“三角债”大量累积，还是企业资金成本直线上升、预算外资金膨胀，都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增强企业金融力便成为有效地抑制财政赤字的着力点和增强企业活力的核心所在。

五、

从家庭部门入手对财政赤字的分析表明，居民家庭部门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日益显著，它与政府部门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资金联系。居民家庭的资产选择行为与财政赤字的生成和变动密切相关。

（1）家庭部门是目前我国最主要的资金供应者。家庭部门作为社会经济运行中的三大主体之一，其货币收入的数量、质量和结构特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府的财政活动。国家财政为居民基本生活需品提供价格补贴。职工普遍享受公费医疗待遇等，都使国家财政资金较多地流向居民家庭部门。离开对居民家庭部门货币收入的分析，难以从社会资金流动及平衡角度把握财政赤字。

（2）人口膨胀和不规则流向所带来的教育、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问题，给国家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人口高增长态势引起的增加社会公共支出的需求，必然会面临严重的资金限制的现实，造成现有的社会福利往往成为必须调整的变数。我国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制于伴随人口膨胀而同时产生的失业。社会剩余劳动力的大量存在，意味着同一时期内居民家庭消费开支增大，而为政府部门提供的资金减少。巨大的就业压力足以使政府财政处于经常的窘境状态。大量、长期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存在与转移，加速了财政赤字的生成过程，现行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人力资产投资，对于解决人口质量问题的作用不能期望过高，相反，国家财政赤字会在社会保障制度维系现状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大。

第6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经济学；生产理论

作者简介：刘凤义(1970－)，男，满族，河北围场人，经济学博士，南开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企业理论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3；F09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产理论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无论是西方经济学还是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而且他们关于生产理论的渊源、具体内容等还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很多人因此认为，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理论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般理论，且有着较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们搞市场经济，完全可以拿过来“为我所用”。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经济运行和经济管理层面的确有可借鉴之处，但在方法论上却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对两种范式的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进行比较，以期为经济学的创新抛砖引玉。

一、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研究；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为出发点。把劳动者既看作生产要素，又作为生产主体来研究

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是研究生产者如何通过对生产要素的组合，实现利润最大化的决策行为，这一研究是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的。以此为基础，他们建立了以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生产者的决策模型。“生产函数是一种技术关系，被用来表明每一组具体投入品(即生产要素)所可能生产的最大的产出量。在每一种既定的技术条件下，都存在着一个生产函数。”(萨缪尔森，1992)为了分析方便，生产函数通常表示为：Q=f(L，K)。生产理论基本内容就是通过生产函数，来研究在各种不同约束条件下，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如何通过不同组合形式，实现产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终实现利润最大化。

应该说，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经济学通过建立对现实生产过程高度抽象的数学模型，用简洁方式描述物质生产过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是一种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运用一般形式的生产函数可以分析生产过程中要素投入产出的数量关系，对物质生产过程做技术分析，找出资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进步和管理水平对产出的影响；掌握生产过程中的突变机理，不失时机地调整资源配置方式以促进生产力的飞跃发展。等等。

然而，进一步研究会发现，西方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建立起的生产理论存在严重悖论：即“经济人”假设把每个人作为自由选择的主体与生产理论中把劳动者仅仅作为生产要素之间的逻辑悖论。

在西方经济学家那里，“经济人”被看作是对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充满了自由、平等和博爱，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终必然达到全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按照这一信条，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进行，每个行为主体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标进行理性选择。资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选择劳动者；同样，劳动者也可以自由选择资本所有者。所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约关系。可是，我们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看到的却是与“经济人”假设相背离的另外一番图景，在那里，能够按照“经济人”行为行事的只能是资本所有者(或称之为厂商)。他们可以依据等成本曲线、等产量曲线等函数关系，通过自己的理性选择，为实现最大化目标，任意选择各种生产要素，进行排列组合。而劳动者，则仅仅被视为同资本一样的、服务于厂商最大化目标的生产要素。在这里劳动者在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完全被剥夺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选择。

正是由于把劳动者仅仅看作同资本、土地一样的生产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一样，都具有生产性，在生产的过程中，它们共同创造了商品的价值。每个要素对价值创造的贡献率，可以通过边际生产力来衡量。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也就成为分配理论的依据。对此，萨缪尔森(1992)直言不讳地指出生产理论是作为对收入分配理论讨论的序曲，“在经济学的生产论中，可以找到这种要素定价的关键。”所以，“对经济学中的生产论的一个概略分析可以给理解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钥匙。”接下来，他们自然就把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搬出来：基于价值创造的贡献，资本获得利润(或利息)、土地获得地租、劳动力获得工资。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多么公平的社会制度呀!

有人可能会说，劳动者也是“经济人”，西方经济学已经论证，作为消费者，劳动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理性选择；作为劳动力的要素提供者，他们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则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对于这种观点，马克思(1867)早就指出：“劳动力的买和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界限以内进行的，这个领域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一离开这个简单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原来的货币所有者成了资本家，昂首前行；劳动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随于后。一个笑容满面，雄心勃勃，一个战战兢兢，畏缩不前，象在市场上出卖了自己的皮一样，只有一个前途――让人家来鞣。”至于从消费者的角度把劳动者当作“经济人”的说法，马克思也作过深刻分析，马克思指出，消费是由生产决定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决不是单纯由个人的理性选择决定的。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的是，经济学关于生产理论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历史的、现实的人基础上的。

应该说，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这一点看上去似乎与西方经济学没有区别。但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个人，决是不是西方经济学所讲的“经济人”，而是现实生产关系中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理解这种生产关系，才能理解这种关系中活动的人。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图把那个时代的个人不是看作历史的结果，而是看作历史的起点，并认为合乎自然的个人不是历史中产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开生产关系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马克思把经济学分析的人概括为“社会关系的总和”，他反对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也反对西方经济学把人看作生来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经济动物，并认为个人动机决定社会生产过程。在马克思看来，既然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就不完全由个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现实性上，他必然受同他们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制约。

马克思强调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性和客观性，同时认识到人的主观能动性，在的生产理论中，劳动者绝不仅仅是生产要素，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构成能动的生产主体。在创造财富的生产过程中，人作为独特的生产要素，与生产资料的性质完全不同，因为劳动这一要素是能动的。劳动过程是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物质生产过程的客观实在性的统一。劳动不仅创造了人本身，而且创造着人类自身不断发展和完善的社会条件。劳动者作为生产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是精神能力和躯体能力的有机统一。他们总是有目的性、计划性，即主观能动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再蹩脚的建筑师也比蜜蜂建房有“计划性”。正因为人的劳动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在商品生产过程中，劳动才不仅转移生产资料的价值，而且创造新价值。社会发展既是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过程，同时也是人自身不断走向自由和全面发展的过程。

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人，其劳动也必然是在具体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这使得劳动不再是单个人的孤立行为，而是群体或阶级行为，劳动创造的价值也会因社会生产关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劳动可能是在共同劳动、地位平等、产品平均分配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产资料，凭借经济权利强迫另一部分人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所有者所有这样一种阶级地位不平等的生产关系中进行。这种生产关系的性质，最终决定了产品的分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决定着这种生产方式的全部性质。”资本家之所以获得剩余价值，是因为他们拥有占有剩余的经济权力，决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这些要素创造价值的回报。

正是因为从历史的、现实的人出发来研究生产过程，所以，经济学中的资源配置不仅仅包含人与自然的关系，还包含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经济学的生产效率含义，不仅仅来自于生产要素之间的技术组合，还来自于对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劳动者之间、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分工协作的协调、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

二、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只研究生产一般，因而使用价值(即效用)范畴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经济学则不仅研究生产一般，更注重研究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因而把价值范畴作为研究的核心

萨伊是把西方经济学生产理论引向纯粹对生产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产定义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萨伊这个关于“生产”的定义，表面看来无非一个关于“生产一般”的定义，但实际上这背后隐藏着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将发生重大转变：即这个定义把经济学引向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研究。萨伊的生产观对后来西方经济学家产生了重要影响，继萨伊之后，约翰・穆勒、马歇尔、萨缪尔森等，都把研究财富生产一般作为生产理论的基本内容。比如莱昂内尔・罗宾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论著作――《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中，明确强调了西方经济学只研究生产一般的观点，他把经济学定义为“把人类行为当作目的与具有各种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一种关系来研究的科学。”这样经济学纯粹成为一门关于“选择”的学科。经济学的内容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再探究生产和分配变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量’达到均衡的条件，……我们不再把经济系统视为一架生产总产量的机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决定这种产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种比例分配这种产量，而是把经济系统视为人与经济货物之问的一系列相互依赖而在概念上又独立的关系……”显然，在罗宾斯那里，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资料给定的情况”，所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制度性因素被彻底隐藏起来了；与之相适应，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只是“人与经济货物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对生产一般研究的理论意义，然而，抽象掉生产过程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只研究生产一般的生产理论，就必然使经济学“使用价值”成为研究的核心范畴，从而导致经济研究存在诸多局限性。这些局限性突出表现在：(1)它是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的，把资本等同于生产工具，把资本主义生产归结为生产一般，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价值形成过程的同时就是价值增值过程；(2)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抹杀了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没有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分配问题，却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做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4)目前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也就是说，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时期生产力飞跃发展的生产过程，也不能正确地描述生产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产关系桎梏时生产过程的跃变。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为指导，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参考意义的东西，建立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吴易风、王健，1994)。

西方经济学只研究使用价值，不研究价值，更不理解价值本质，所以，长期以来，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厂商理论始终回避对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分析。在他们那里，企业始终是一个“黑箱”。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主义者，看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抽象掉人与人之间关系分析厂商行为的局限性，所以，他们试图运用“契约”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费用为分析工具，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引入厂商理论，提出了分析厂商内部人与之间关系的基本框架，从而建立西方经济学的所谓的企业理论。

然而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上的，因此，他们研究人与人之间经济关系时抛开了生产领域，而是局限在交换领域；他们所说的制度，不是生产关系，而是上层建筑层面的一些具体规则。本来，科斯在他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试图通过视企业为等级制度，把企业内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与市场交易的自愿平等关系区别开来。循着这一思路，人们可以进一步研究企业内部契约关系不平等的深层原因问题。但在1988年的论文中，他又否定了这种认识，他甚至认为这个观点是那篇论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为它误导了人们的注意力，使经济学家

忽视企业的主要活动――企业经营。科斯这一观点表明，他批评把企业看作不平等关系所结成的契约的思想，进一步强化了企业的经济性质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的主张，从而把新制度主义者通过对人与人的经济关系的研究，来揭示企业经济性质的道路彻底堵死了。因而，他们的企业理论的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刘凤义，2004)。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生产理论侧重研究生产的社会形式。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的双重关系相适应，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也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体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属于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体现在一般的劳动过程中，它是一切社会形式的生产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间对生产资源进行合理配置，这是人类社会进行生产永恒的主题。然而仅仅研究生产一般，无法真正理解具体社会生产方式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认为，研究物质生产只能是某一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生产，抽象的生产一般，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为经济学研究生产理论时强调生产的具体社会形式，所以，“价值”范畴而不是“使用价值”范畴才成为其生产理论研究的核心。马克思批判古典经济学时指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缺点之一，就是它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而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正是使用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优秀人物，像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把价值形式看成一种完全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是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这就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成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因而同时具有历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是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会忽略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见，马克思在科学方法论基础上，确立了劳动价值论，而劳动价值论又为进一步理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内部的生产关系提供了“钥匙”。西方经济学家对此并不理解，他们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无非就是确定商品交换的量的比例的理论而已。对此，斯威齐一针见血地指出：很多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误解和攻击，在于他们看待价值问题的态度，使他们有偏重交换比例的倾向，而忽视那隐藏在表象后面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所以，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批评，连篇累牍，而难得有一个字谈到抽象劳动。

正是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马克思科学区分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进而指出在资本生产关系条件下，资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约，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同时，资本家用剩余价值进行资本积累，从而再生产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及其运动规律，就通过价值范畴逐渐被揭示出来了。也正是运用价值范畴，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企业内部人与人之间经济的关系科学揭示出来了。国内一些学者谈到企业理论，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学派的观点。笔者认为，从方论的角度看，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学派更为科学的企业理论方法论。突出体现在：马克思以历史的、现实的人作为企业理论研究的出发点；从资本统治下的分工与协作关系中揭示企业的起源与演变；在对生产过程的考察中揭示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通过科学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范畴，破译“契约自由”的神话(刘风义、沈文玮，2004)。这些深刻的内容，在新制度学派企业理论中都无法揭示出来。

三、西方经济学用个人主义方法，把生产理论仅仅置于微观领域来研究，致使其理论体系在微观与宏观上形成脱节；而经济学则运用唯物辩证法，在宏观和微观的有机联系中研究资本主义的生产和再生产问题

西方经济学家把生产理论仅仅视为微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与他们的个体主义(或个人主义)方法论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认为，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仅仅是量上的差别，社会就是个体的集合，总体等于个体的简单相加。基于这一方法论的生产理论，只需要在微观领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观经济问题无非是微观经济问题的在量上的简单加总而已。所以，我们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研究总量问题时，是通过以微观领域的生产函数为基础的加总来进行的。他们假设，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个厂商都是理性“经济人”，都能够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投资，那么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就是最优的。新古典理论以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为基础，建立了技术关系的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理论，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对价格，这种相对价格也是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指数。该理论所要研究的是资源配置问题，即给定偏好和技术，可以求出最优解。但新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宏观经济问题时，创造了异质品模型中的总量生产函数这一与相对价格完全不同的理论。显然，如果是单一产品模型，总量生产函数的使用是没有疑义的，但把总量生产函数套用在异质品模型中却背离了新古典资源配置理论的宗旨。

尽管西方经济学家中出现了像萨缪尔森这样的新古典综合派，但至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仍处在严重的矛盾中。尽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试图把宏观经济学建立在微观基础上，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起来。但问题是“以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为基础的主流宏观经济学的实物分析，与凯恩斯的货币经济分析和现实经济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卫萍，2005)。

与西方经济学不同，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在这一方法论指导下，经济学不仅克服了经济学研究的形而上学思维，正确处理了微观与宏观的辩证关系，而且通过在商品生产中抽象出价值范畴，建立了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桥梁。的唯物辩证法认为，个体是作为有机组成部分的个体，而整体又是相互联系的个体组成的有机整体，二者是辩证统一关系。作为经济学研究方法，个体分析和整体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简单对立起来。但二者的结合又不是简单相加，它们之间通过人与人的经济关系有机联系起来的(胡钓、刘凤义，2003)。

在经济学中，没有微观经济学与宏观经济学的严格界限，这是因为微观与宏观是相对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机融合才能揭示经济规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无论是从三卷内容的整体安排上看，还是从每一卷具体内容的分析上看，处处都能体现出个体与整体、微观与宏观的有机结合。在第一卷研究资本直接生产过程时，马克思以单个资本主义企业作为分析的起点，接着从第2篇到第6篇，通过对单个企业的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生产。然后，在第7篇研究资本主义再生产，则是从整体上来研究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

从《资本论》三卷整体来看，对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研究，也是微观与宏观有机结合的。马克思通过提出价值、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等微观概念，逐渐上升到平均利润、生产价格等宏观概念，把资本主义生产特征及其实现形式彻底揭示出来了。

第7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郭凯想象中的王二，是“一个没有脸谱的人物”，于是，在他的系列专栏文章中，面目模糊的王二却渐渐有了几十张面孔：他排队购买火车票、卖粮食、买地皮、盖房子、搞装修、去打工、开公司、上三险一金、去香港打酱油……王二这个普通人，就这样拥有了生命中的种种琐细平常，和我身边的你、你眼前的他，并没什么不同。

郭凯讲述王二这些真真假假、虚虚实实的故事，为的是阐述转型中国必须面对的林林总总的具体经济问题——收入分配与公平、税制、房地产、货币与汇率政策、发展模式、政府信用、民粹主义、知识产权、人口。郭凯并没有像许多经济学普及读物那样重点介绍个人的微观经济决策，而是以小见大，希望能在宏观经济的层面上，“或是表述一个观点，或是澄清一种误解，或是提供一个思维的角度”，而且前提、假设、逻辑和结论也都一应俱全。

郭凯选择用这样的方式写经济学，为的是以王二这个简化了的“代表性主体”为例，抽象化、浓缩化地理解和描述真实世界。另一方面，郭凯也希望通过经济学模型的文字化，“讲一个谁都能听懂的故事，突出事情的关键所在”，尽量避开佶屈聱牙的专业术语，简单、明了、直观地展示经济学原理的强大解释力。

实话说，郭凯的这本书并不容易读，因为他剖析的经济问题纷繁芜杂，而且正好发生在大变局、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之下，更因为他力图把背后的经济学说清、说准、说透。郭凯擅长和专注的是国际金融和开放宏观经济学，这绝对是初学觉得容易、越深研越觉得高深莫测的领域，但他在谈及相关问题时，总是可以精准地勾勒出理论的精妙与现实的复杂，在“深入”之余，也做到了“浅出”，让人读起来兴致勃勃，欲罢不能。例如，“王二往一桶水里固定兑上半桶酒”和“李四往酒里兑水直到口感合适为止”的区别，就是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的差异。专种水果的王村和相邻专种梨的李村协议把水果的交换比例固定下来，却因为各自收成波动总是不同步，最终让王二这样投机倒把的人把君子协定搅和得失效，恰恰可以说明维持固定汇率的高昂代价。卖粮为生的王二因为公家提高粮食收购价而存款缩水，正好有助于理解人民币升值对中国外汇储备价值的影响。而当王二贪小便宜、舍近求远地去购买邻村便宜两成的低价酱油时，他的套利活动最终也逃脱不开无贸易障碍前提下的价格传递效应，也就是著名的一价定律。

虽然郭凯谦虚地说“在跳出了自己熟悉的领域之后，很多人都可能说很外行的话”，但作为同样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同行来说，我却十分赞赏他对“外行”的房地产领域的分析与解说。存粮越存越不值钱，王二必然会选择买地；类似地，如果存款利息还赶不上通货膨胀，哪怕房价再高买房投资也不算亏，所以说，“中国这么多人买房用于投资，其实是对中国投资渠道缺乏和利率管制的一个理性、自然、正常的反应”。更有意思的是，郭凯构建了一个产权清晰、激励明确、房地产业迅猛健康发展的“样板城市”，抽象掉“任何现实中可能存在的腐败、垄断、和各种丑恶”，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意外的结论：如此充分竞争完美的市场经济，也未必会带来社会选择意义上完美的分配结果。对勤奋工作的王二们来说，拥有自己房子的梦想很可能会一次次地被高涨的地价房价打破，“干得越辛苦，挣得越多，房价也越高，而最后主要得益的反而是政府”。

在郭凯看来，房价问题绝不只是价格问题，更是分配问题。“在本质上没有动力调低房价的地方政府”，正是推动房价不断走高的根源所在，期望单纯依赖行政手段去调控房价，最终只能是缘木求鱼、无功而返。

“收入分配问题，也许是当下中国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和经济问题”，郭凯之所以一直反对限购、限价等政策，之所以持续关注春运火车票价、油价、房价等等价格问题，其所有分析的着力点与落脚点正在于此。当然，郭凯认为，造成收入分配不均局面原因不仅仅是机会不均、权钱交换、垄断收益、利益集团，还包括了经济本身的高速增长，“就像一个用百米冲刺速度跑马拉松的国家，一些人跑在最前面，但还有很多人被远远落在后面”。但他提醒我们，我们需要做的不应是质疑市场机制、加重政府戏份、人为控制再分配，而应是加大市场化改革力度，因为这些问题“不是因为市场经济的结果，而恰恰是因为我们还不够市场经济”。

事实上，郭凯最想向读者介绍的，不仅仅是经济学常识，还有多角度、全方位的思维方法。他就像刘瑜所说，“既不意图取悦政府，也不意图谄媚民众”，不预设观点，不立场先行，更不会轻易给出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鲜明态度。春运火车票价不应涨价、大石油公司垄断并非高油价主因、延长养老保险年龄势在必行，他的这些观点与主张，很可能让自己被批评和攻击。

作为一名经济学者，无论是在理想主义光芒关照下尊崇纯正的计划经济，还是在经验主义信条下视市场为圭臬，其实都应该相信，通过有效率的、有自改进演化机能的、有良知的市场来开展交换活动，可以使参与者获得更好的福利。但这里强调的不应是“市场交换”这一看似绝对的“铁律”，而应是“参与者获得更好的福利”的目的。

第8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关键词经济法相对软性,动态性,政策性,成因,内容,意义

    「正文

    所谓经济法的相对软性,主要是指,在经济生活急剧变化的今天,由于受到经济变化的影响,经济立法变动较快,法律规范与经济政策之间的界限不甚明显,较之传统稳健的具有大陆法色彩的其他成文法,显得较为灵活和多变,并且在经济执法或司法中显示出非严格性,所以借助国际法中“软”的概念,取其不稳定、不强硬之意,对经济法法律规范本身的特点进行一些描述。

    一、 经济法的动态性

    (一) 经济法动态性之界定

    法律之稳定性作为法之价值体现,一直以来为学者青睐有加,人们可以凭法而对自己的生活有预期,进而确定自己之行为模式,成为法之社会功能的重要表现。但从本质上说,所有的法律都不是绝对稳定的,因为“稳定性和确定性本身却并不足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行之有效的、富有生命力的法律制度,法律还必须服从进步所提出的正当要求”,而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基于调整对象之多变性,更需适时适度的作出变动,体现出独有之特征。

    首先,“市场失灵”的理论给经济法提供介入市场的理论基础。“由于市场缺陷出现的逐步性、阶段性、市场缺陷的相对性以及不同性质的市场缺陷的存在,导致不同时期市场对国家干预的需求在质和量上有差异;又由于干预成本、干预能力及经济法的功能局限等因素使干预的范围不可能一成不变”,因而使干预范围之确定变得相当复杂而有动态性,国民经济的各领域都可能成为国家干预之对象,只是在不同阶段实际受干预的领域不尽相同。

    其次,既使市场良性有序的运转,也并非意味市场即静止不变的,而处于运动发展之中,因而国家不必时刻对某种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经济法的主体范围会发生变动呈现出一定之动态性。

    再次,从经济法之发展趋势来看,深受经济学理论之基础性影响,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大萧条,凯恩斯革命,大滞涨,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学思想通过经济政策渗透至经济之法,基于经济学理论之百家争鸣及统治者之选择使用,经济法也呈现出方向性之变动。

    故经济法的动态性可界定为:经济法不可一成不变,为了实现国家干预经济之职能,必须随着社会经济形势和市场之变化而变化。

    有些学者在界定动态性概念之后,特将动态性与不确定性,模糊性作比,认为 “动态性是具一定客观性,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而不确定性则不可避免带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而且“法的模糊性也是法的一种不确定性,是法的类属边界和性态的不确定性”。然而在法哲学之法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观念上我们已知道:我国虽继受前苏联之“法的统治阶级意志说”,但社会生活之实际、客观规律仍是法之生命源泉,脱离了经济基础与人们内心对公平正义之认同,法律的社会功效是会大打折扣,甚至于沦为“恶法”的。故在谈论法之动态性时,就已经包含了法之客观性之基础问题的认同,无需再强调之。

    (二)经济法动态性之成因

    1.经济法的外部条件决定之

    首先,“市场失灵”的存在。市场经济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配置社会资源的经济运行方式,“虽然不具有统一的智力,它却解决着一种当今最大的计算机也无能为力的涉及亿万个未知变量或相关关系的生产和分配问题。”但在市场经济中,价格调节和经济个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在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和合理使用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即市场失灵。表现在:

    (1) 市场功能存在缺陷,它在提供公共产品和维护公共利益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公共产品具有强烈的“外溢性”,诸如市场主体可以不付代价地得到外部之经济效益,或由于外部之损害而得不到应有之补偿。而且诸如国防、消防、科教文卫等公共产品,市场机制不能完全提供。

    (2) 市场竞争的失灵。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往往导致垄断,而垄断在一定程度上反过来就会破坏市场机制,排斥竞争,导致效率降低。

    (3) 市场不能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市场交易原则的平等自愿和等价有偿,但由于经济个体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收入水平必然会有差异,且价格随供求波动,市场的自发调节易引起收入差距扩大,使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即成为社会不安定的重大因素。

    (4) 市场调节本身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价值规律对市场的调节实际上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信息反馈到产品生产,有一定的时间差。

    (5) 市场信息不对称。市场主体是有限理性的,市场价格的滞后和偏差使信息具有稀缺性,尤其是交易双方不对称的信息分布,会引发主体的投机主义逆向选择的道德风险以及商品市场的劣币驱逐良币。

    (6) 存在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最典型例子。在市场体制中,每个市场主体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没有一个主体在主观上为市场的宏观效率负责。也就是说,市场是一个没有“大脑和心脏”的机体,因此运行过程中方向的迷失在所难免。

    市场失灵是在市场发育过程中逐步显现的,随着经济结构、经济规模、市场成熟度的变化而波动,从而呈现出“动态性”。故对此进行干预的经济法也必然具有动态性的特征。主要为调整的手段具有综合多变的特征。

    其次,“政府失败”的存在。主张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干预经济的各种经济理论,基于一种认识:即政府比单个经济主体掌握更多的信息,在某种意义上是说政府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单一主体,故而可以有效消除单个主体在从事经济活动中的试行错误。但上世纪70年代“大滞涨”之事实表明,与市场机制的运作失灵一样,政府也存在失灵。其根本原因在于强调政府对经济实施高强度干预的主张,过于夸大了政府的能力。在现代科学技术水平的制约下,政府还不具备足够的能力去准确收集信息,并由于政府自身的偏好,异化的政府可能不能形成与整个社会的要求相一致的社会偏好。因而政府事实上很难做到能够在最合适的时机、以最适当的强度实施对经济的干预。而且,即使作为理论概念的政府能作到这一点,也难以保证具体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对政府意志之忠实贯彻,这将带来巨大的成本。

    故应有谨慎认识政府作用之基础上,承认政府对经济之干预,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既能使这种干预的成本最小,又能有效弥补市场机制本身的不足。即存在一潜在边界,政府不能越界行事。反映到经济上,表现为经济法的调整范围之不固定性:当市场出现失灵时,需要将原本不属于经济法调整的对象纳入调整范围,表现为一定之扩张性。当市场失灵因国家干预而得到弥补后,由于政府失灵的客观存在,政府就要收回“干预之手”,经济法之调整范围因而收缩,表现出一定之回复性。

    2 经济法的自身品格决定之

    首先,经济法的动态性是由经济法宗旨决定的。经济法的宗旨是“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经济运行进行协调,以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实现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实现此宗旨,经济法将其着眼点放在社会经济运行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即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上,而不像民商法之着眼于价值规律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上。而且从时间上看,市场机制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社会和市场中的各种具体变动因素则具有较大的波动性,多变性。故针对这些变动因素的国家干预也必然具有多变性。

    其次,经济法的动态性也是由经济法性质决定的。现在多数学者对经济法之界定为社会法性质,以期弥补无法纯粹将之纳入公法、私法之困境。但由乌尔比安对公私法之界定并佐之以史尚宽先生关于现代公私法之观点:公法调整政治关系以及国家应当实现的目的,有关国家的稳定;而私法调整公民个人之间的关系,为个人利益确定条件和限度,涉及个人福利。可以认为经济法带有强烈的公法性质,其任何一种经济法律关系都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存在。与行政法之“有限政府”的控权法不同,经济法之授权法性质又给予经济法的调整手段和途径以较大的空间,时时与民商法等私法耦合,这就决定了经济法变动性的程度要大于民商法这类纯粹的私法。因为作为私法的民商可以以主体之相互合意在法律界定的范围内排除法律、政府的积极介入,民商法之调整手段可具有原则性统领意义,具体由各多姿多彩的市民生活丰富之,具有强大的包容性。而国家作为经济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其权利和义务的运用不允许随意变通,社会经济的变化导致旧的经济法的不适应,不能由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靠合意去克服,而只能通过经济法的变动去克服。

    (三) 经济法动态性之内容

    1.变动性

    如前所述,经济法在调整手段、调整范围、调控主体等一系列方面随经济社会之变动而变动,故此不加以赘述。

    2.扩张性与回复性

第9篇：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区别范文

2011年5月，中国会计学会组织召开“会计指数研讨会”，此次会议就会计指数编制的思路、方法达成了高度的统一。近年来，国内外已有不少学者对企业财务指数进行了探索，洪荭，冯自钦，张友棠 （2009），从财务竞争力的“时空”解析入手，系统地分析了财务竞争力的三维内涵，并建立了三维财务竞争力指数评价体系。刘锐，赵梦晶 （2008）选用12个财务指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2006年沪深两市104家公司的财务数据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财务综合指数评价模型。饶育蕾，蒋波 （2009）引入现金流理论和信号理论，构建了财务真实性指数。杨轶，张友棠 （2008）将应用时序多指标动态决策方法进行财务评价，构建了企业财务指数综合评价模型。

由此可见，企业财务指数研究已经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果，但是仍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当前财务指数大多以利润指标为基础，而利润指标会掺杂较多的人为因素，主观操作性很大。第二，原有的财务指数是以股东利益为核心的，反映股东权益最大化，难以兼顾债权人、职工、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基于此，本文编制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数，以期克服已有企业财务指数的不足，为新会计指数的编制方法作出建议。

二、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数编制理论分析

（一）会计指数 本文规定的会计指数是以企业财务分析过程中选定的关键监测指标为依据，相对某一标准而建立的一种反映监测指标相对变动情况的对比值。会计指数可以分为个体指数和综合指数，会计个体指数是对某一特定的会计监测指标，将该指标的实际值与行业标准值对比后得到的数值，反映了企业某一方面的财务状况；会计综合指数是指通过一定的数理统计技术确定会计个体指数的权重，将所有个体指数综合起来用以反映企业综合财务状况的数值。

在中国会计学会组织召开的“会计指数研讨会”中，对会计指数的编制思路设计了两套方案：一套思路是采用加权综合指数法，设置1个一级综合总指数，即为“企业效能会计指数”。一级综合总指数下面设置5个二级指数，分别为企业贡献价值指数、企业获利能力指数、企业运营能力指数、企业发展能力指数、偿债能力指标指数；二级指数下面再设置若干三级子指数，最终形成企业效能会计指数体系；另一套思路是仿照杜邦分析体系原理，遵循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设置价值创造效率指数，按照指标之间的逻辑关系对价值创造效率进行因素分解，反映价值创造的效率。本文正是基于第一套思路，从增值表的视角编制会计指数。

（二）增值表的基本原理 随着企业投入资本的日益多元化，当今企业已也不再单纯是股东的企业，它是由股东、员工、债权人、政府等一组利益相关者契约的集合。股东和债权人为企业提供资金；员工为企业提供人力资本；政府为企业提供政策保障和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些利益相关者通过各种形式的资本投入为企业价值创造做出了相应的贡献，那么他们都应该在企业享有各自的权益。因此企业会计的服务对象也应多元化。但现行的会计报表仅站在股东的角度，很难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这就必须对现行会计报表进行改革，而增值表的引入正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方法，它能站在社会效益的角度，公平地反映各利益相关者的信息需求，其发展方向代表着未来的会计报表发展方向。

增值表是用以反映企业经营过程中增加的价值及其在各利益相关者中的分配情况，与传统报表的形式和科目构成都有很大的不同，它将报表分为增值额形成和增值额分配左右两部分。对企业而言，增值额是指企业在分配给有关利益相关者之前，通过对企业资源生产性使用而创造出来的新增长的价值，它是构成增值表的主要内容。增值额的计算方法主要有毛额计算法和净额计算法两种，公式如下：

毛额计算法：增值额=销售收入-外购材料和劳务=职工工资+税金+股利+利息+本期留存收益+折旧

净额计算法：增值额=销售收入-外购材料和劳务-折旧=职工工资+税金+股利+利息+本期留存收益

两种方法的主要区别是对折旧的处理方法不同，前者作为收入的扣除数，后者作为增值额的分配数。常用的计算方法是净额计算法。因为净增值额更符合会计学中折旧的定义来评价企业的业绩。一般的增值表如表1所示：

（三）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数优势分析 相对于现行的财务指数，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数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现行的财务指数是以股东利益为核心的，不符合当今会计服务主体多元化的要求。而增值会计指数强调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它既满足企业及投资者的信息需求，而且还兼顾了员工、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的需要；第二，现行的财务指数大多是以利润指标为基础，而利润表中大多科目会受会计计量方法选择等人为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其带有明显的主观性。而增值额是企业实现的销售收入与消耗的物资材料之间的差额，数据的来源比较客观，因而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数对企业价值创造的反映具有相对客观性；第三，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数有利于加强会计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的有机联系。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的主要指标之一是国民生产总值，而增值表中的增值额与国民经济核算中的增加值的计算原理非常相似，从而为国民经济核算找到了微观落脚点。因此，增值会计指数除了可以反映企业微观财务状况，还可以体现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为经济管理提供系统完整的经济信息。

三、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数编制

（一）指标体系设计 本文设计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标包括4个准则层和10个具体评价指标（见表2），指标含义如下：

（1）企业贡献价值。一是劳动者所得率X1=劳动者所得/增值额。劳动者所得率反映了职工获取增值的份额，可以用来分析工资的合理性。不过不同行业劳动者所得率也有所差异，粗放型企业较高，而集约型企业就相对较低。合理确定劳动者所得率可以激发职工的工作热情，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社会积累率X2=政府所得/增值额。社会积累率，又称政府所得率，反映企业对政府税收水平的贡献程度。此外，社会积累率还可以分析企业经济效益增长是否与社会效益增长一致；三是增值利税率X3=（净利润+税金）/增值额。增值利税率既可以反映企业收益水平，又可以反映企业社会贡献程度。

（2）企业获利能力。 一是销售增值率X4=增值额/销售收入。销售增值率反映企业原材料深加工的程度及对增值的贡献程度。一般而言，该指标越高，表明企业深加工能力越强，产品生产加工后的价值增值越高；二是投资者所得率X5=投资者所得/增值额。投资人所得率反映了投资者获得增值的份额，该比率越高，说明该股票越具有投资价值，它会影响股东的满意程度和投资决策；三是企业留存率X6=企业所得/增值额。企业留存率表明增值额中企业所获得的份额，它反映企业的留利水平及企业的发展实力和发展后劲。

（3）企业运营能力。一是资本增值率X7=增值额/平均资产总额。资本增值率，又称社会贡献率，反映企业利用社会经济资源的效率。该比率越高，表明该企业对社会经济资源运用得越充分；二是增值生产率X8=增值额/劳动者人数。增值生产率也反映了企业利用社会劳动资源创造财富、创造社会效益的能力；三是折旧增值率X9=折旧/增值额。该比率反映企业潜在生产投资能力的高低。与劳动者所得率和投资人所得率关系密切，前者与后者的消长变化是企业处理消费和积累比例关系的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矛盾的决策体现。若折旧增值率过低，使企业发展潜力不足，对企业的发展不利。

（4）企业偿债能力。债权人所得率X10=债权人所得/增值额。债权人所得率反映企业偿还利息的支付能力。该比率越高，债权人权益的越有保障，说明该企业偿债能力越强，但同时也代表用于还债的资金越多，企业的发展可能将受到威胁。

（二）会计综合指数编制方法

（1）会计个体指数编制。会计指数分为个体指数和综合指数。个体评价指标一般包含三种类型：正指标、逆指标和区间型指标。针对不同类型的指标，计算相应会计个体指数的方法也不同。

运用正向指标构成的会计个体指数，其计算公式（公式1）为：

会计个体指数=×100 （1）

运用逆向指标或区间型指标构成的会计个体指数，其计算公式（公式2）为：

会计个体指数=×100 （2）

（2）权重确定。本文采用熵权法对上文十个增值会计指数赋权，其步骤如下：

构建待评价矩阵Rx，Ry（如公式3）。设有n个评价指标，m家上市公司，Xij表示第i家公司的第j项会计指标（i=1，2，…，m，j=1，2，…，n），Yij表示Xij对应的会计个体指数。

Rx=X11 X12 X1nX21 X22 X2nXm1 Xm2 Xmn ，Ry=Y11 Y12 Y1nY21 Y22 Y2nYm1 Ym2 Ymn （3）

计算第j项会计指数下第i个公司所占的比重Pij（如公式4）。

Pij=Yij/Yij （i=1，…，m，j=1，…，n） （4）

计算第j项会计指数的熵值ej（如公式5），本文的正熵值简称为熵值，下同。

ej=-PijlnPij（i=1，…，m，j=1，…，n） （5）

差异性系数定义。规定gi=1-ej，（j=1，…，n），显然gi越大，会计指数间的差异越大，该会计指数在模型中的作用越大，反之则作用越小。

定义熵权。通过上文推导的熵值公式，可定义某一会计指数的熵权。熵权的大小可以反映会计个体指数在财务评价中作用的大小。熵权法确定的第j项会计指数的权重为Wj（如公式6）。

Wj=gi/gi （j=1，…，n） （6）

（3）会计综合指数编制。在本文中，因为要对企业财务的整体绩效进行评价，因此在对各会计个体指数赋权后，需要计算会计综合指数。会计综合指数计算公式如下（公式7）：

Si=WjYij，（i=1，…，m，j=1，…，n） （7）

四、实证分析

考虑到有关数据的可比性，本以2011年12月底12家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作为实证样本。以《巨潮资讯》披露的2011年年度财务报告为依据，分析计算各指标的原始数据，受篇幅限制具体数据表略。由于数据计算复杂，实证分析过程采用Excel2003软件辅助完成。运用公式（1）和公式（2）将原始会计指标值转化为对应的会计个体指数值，然后所以运用公式（3）、（4）、（5）、（6）分别计算出每个会计指数的熵值、变异系数及熵权，见表3。

运用公式（7）计算出各样本公司每个准则层会计指数的评价值及名次排序以及会计综合指数值及名次排序（见表4）。会计综合指数值越大，说明该公司的财务竞争力越强，价值创造效率越高。

实证结果分析根据表4可知，社会贡献价值排名前3位依此是：航天电器、广电电子、振华科技，这些公司能很好地保障职工权益、增加国家税收，履行了企业社会责任和义务。获利能力排名前三位依次是：法拉电子、京东方A、大连控股，这些公司产品的附加值较高、投资报酬率也相对较高。营运能力排名前三位依次是：振华科技、四川湖山、航天电器，这些公司利用社会经济资源效率和企业资源配置优化程度较高。偿债能力排名前三位依次是：振华科技、广电电子、四川湖山，这些公司偿还到期利息和本金的支付能力较强。同样，根据表4可知，综合会计指数排名前4位依次是：振华科技、航天电器、法拉电子、四川湖山，这些公司在每一方面均有较好的竞争优势，应继续做大做强；大连控股、广电电子、京东方A、上海贝岭处于中游，这些公司既有优势的方面也有劣势的方面，应扬长避短，以提高财务核心竞争力；后4位的华微电子、浙江阳光、晶源电子、长电科技多个方面相对处于劣势，应深入分析财务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切实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予以改进，稳步提升财务核心竞争力。

五、结论

在中国会计学会组织召开的“会计指数研讨会”中对会计指数作出了新的要求和编制思路。在此背景下，本文将增值表引入会计指数编制中来，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数有别于传统的财务指数，它将企业微观核算与国民经济核算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反映了企业的财务状况与价值创造，而且还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和社会价值贡献，从而全面地展示了企业微观经济和国家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为政府制定经济管理政策提供了依据。本文主要成果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设计了基于增值表的会计指数体系，并赋予了各指数特定的涵义。第二，运用熵权原理，探索了会计指数编制方法。第三，通过对电子行业12家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本研究的科学性和适用性。本文只是对会计指数编制技术上新的尝试，在今后的研究中将结合实际应用情况不断进行完善。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