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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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第2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成都 610071）

摘 要：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是产业组织理论早期发展中形成的两大学派，双方于20世纪中叶围绕“马歇尔冲突”的论战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反垄断政策的日趋成熟。哈佛学派自贝恩、梅森等人提出SCP范式到谢勒的对体系的完善，主张对市场结构进行调整以保证其竞争性。芝加哥学派以斯蒂格勒、德姆塞茨等人为代表，长期和广泛地开展对于哈佛学派学说的批评，并在其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重视规模经济的重要性。两者的学说先后交替地获得了美国反垄断机构的认可和采用，并至今仍为该领域学说的成长提供充足的养分。

关键词 ：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马歇尔冲突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1．036

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是产业组织理论早期发展中形成的两大学派，双方于20世纪中叶的论战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理论的发展，和反垄断政策的日趋成熟。而产业组织理论的源头，则最早可追溯至亚当斯密在其1776年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斯密所提出的一个论点，“市场范围限制劳动分工”，及其在后来学者理论中所进行的解释尝试，很大程度构成了产业组织理论长期以来争论的核心问题，譬如上述两个学派之间的分歧。事实上，该论点可被视为是对规模经济的一种古典解释，如果该论点成立，那么竞争市场显然不是斯密在这个时刻所观察到的对象，只有垄断才符合条件。马歇尔在其名著《经济学原理》中尝试解决这一问题以完成古典经济学的重构，提出了外部经济和成本递减，以解决这一问题并证明该种垄断是“有限的”，但随后遭到了斯拉法等人的批评。之后，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的矛盾被称为“马歇尔冲突”，如这种矛盾确实存在，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必将失灵，人们势必将在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中有所选择。关于“马歇尔冲突”及其推论的差异性洞见，形成了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关于学术理论和反垄断政策重大分歧的基础。

1 哈佛学派

资本主义世界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日渐使人们对于自由市场丧失信心。学者们也开始认为，不仅古典经济学中纯粹的垄断并不存在，自动满足“帕累托最优”这一理想图景的完全竞争市场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纯粹竞争和纯粹垄断之间的那一部分。张伯伦和罗宾逊在1933年的工作使经济学重新恢复了对于不完全竞争的兴趣，而这一“垄断竞争革命”显然为哈佛学派提供了某种灵感，使之跳出传统微观经济学的框架，宣告了产业组织理论的“独立”。

哈佛学派以贝恩及其导师梅森为代表，提出了著名的“结构—行为—绩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简称SCP）范式。该学派认为，市场结构的判定由以下几个因素构成：买者与卖者的集中度、产品差异化和进入壁垒，其中“进入壁垒”被特别地强调了。这些因素分别对应买者之间、卖者之间、买者和卖者之间、在位卖者和潜在进入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系统。这些结构性问题将进一步地决定市场中企业的行为，如合谋、策略性行为、广告与R＆D。而这些行为将最终导致企业获得的绩效，如盈利能力，市场效率等。由此，哈佛学派提出了著名的“集中度—利润率假说”，其学说也被称为“结构主义”。

这样的逻辑在于，由古典市场结构学说“二分法”所严格定义的完全竞争和完全垄断作为分析的起点，并置于天平的两端，进而分析市场结构分别“偏离”两端的程度，来判断它的“好坏”（尽管由次优理论可知，这种比较是存在问题的）。既然企业的绩效由其行为决定，而其行为又由它所在的市场的结构来决定，那么政策目标显然在于主动干预和校正“不良”的市场结构，以恢复和维护有效的市场竞争，这便是哈佛学派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主张。显然，在哈佛学派那里，“马歇尔冲突”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并以该学派更加“现代”的方法所验证了的，也是需要政策理解和反映的。

就方法论而言，哈佛学派关于市场结构的关注，尽管是来自于传统微观经济学的，但他们更多地拒绝微观经济学理论，认为那样的分析无法提供对于实际经济的经验研究和计量检验。哈佛学派更多地关注于实体经济截面数据的实证的经验性研究，如贝恩在1959年《产业组织》一书中，用CR4来测量市场结构和用回报率来测量绩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个美国样本制造业的情况。

之后，哈佛学派也在不断对SCP范式加以完善。谢勒1970年发表的《产业市场结构和经济绩效》意味着哈佛学派相关理论的成熟，此后SCP范式获得了更加一般化的解释，并通过所谓“反馈效应”将其中的因果关系做了关键修正，通过市场行为对市场结构的反馈，单向的逻辑链条演变成了核心概念之间的彼此关联，SCP范式似乎已经抛开了某种决定论的模样而变得更加丰满了。

但是，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哈佛学派的学说显然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在该学派看来，哈佛学派的研究主要是经验性的，缺乏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和严密的逻辑演绎，而计量检验充其量只能证明变量间的相关性而不能得到因果性的结论。其次，该学派过分重视了市场结构的作用，无法对于策略性行为做出清晰的解释，也无法容纳新的概念进入其中，如交易费用等。再者，在数据的获取方面，尽管贝恩注意到了一些困难并试图解决，但使用非均衡时期的数据也是一个有待商榷的做法。

尽管如此，哈佛学派的学说仍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同时也得到了美国反托拉斯机构的青睐。其学说理论，尤其是“集中度—利润率”假说不仅成为了一段时间内学界研究的焦点，在战后至70年代相当长的时间内更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反垄断政策的重要依据。

2 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秉承芝加哥大学自由主义的传统，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优胜劣汰即“生存检验”，旗帜鲜明地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生活。该学派长期和广泛地开展对于哈佛学派学说的批评，并在其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针对性讨论，大致集中在几个方面：①该学派反对哈佛学派的结构方法，认为其过于武断，而更应该从价格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将产业组织理论恢复到微观经济学的逻辑里去，并借此设计经验性分析模型加以检验。②该学派认为不应该把关注投向竞争结构，而应该考虑竞争效率，主张从效率方面考察反垄断政策。因为企业自身的效率才是决定市场结构和绩效的基本因素，这其实是要将哈佛学派的分析链条颠倒过来。亦即，正是由于企业效率的提高，才导致了企业利润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进而形成偏离完全竞争的市场势力，“集中度—利润率”假说不成立，否则在市场结构给定的前提下，企业对效率与利润的提升似乎也就无可作为也无需作为了。③被哈佛学派所强调的进入壁垒需要重新定义，如斯蒂格勒对进入壁垒所进行的再界定，认为产品差别化等因素并不构成进入壁垒，只有潜在进入者相对于在位企业付出的额外成本才可被视为进入壁垒。如果符合这个定义，那么进入就是自由的，竞争就是可以被保证的。因此哈佛学派关于市场结构决定性力量的表述，就需要重新衡量了。

显而易见，芝加哥学派所致力解决的问题，在于市场组织的决定因素方面，而这种决定因素绝不是哈佛学派那里的市场结构。根据斯蒂格勒为进入壁垒设立的新定义，规模经济已然被自动地排除在进入壁垒概念之外，退出了对于市场结构亦即竞争程度的影响。结合科斯关于企业性质的讨论，厂商的最佳规模由其内部协调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边际效率所决定，那么企业规模的收缩，到底是因为其他企业规模扩大导致的竞争的削弱，还是一种主动节约交易费用的有效竞争行为呢？长期以来，企业主动调整规模以适应竞争，则规模经济和竞争之间的矛盾至多只是“暂时的”。由此不难理解，为何在芝加哥学派那里，规模经济被摆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于是，不同于哈佛学派的意见，该学派的结论显示，“马歇尔冲突”只是一个伪命题，政府干预看起来似无必要，相反，政府的不当规制才是对竞争损害的唯一可能来源。

70年代，美国滞涨浮出水面，经济不断衰退，以及对西欧日本企业竞争劣势的日益明显，使得哈佛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愈加受到怀疑。芝加哥学派则逐渐上升至反垄断经济学说领域的统治地位，对于反垄断政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后期，美国进入“放松管制”时代，法院开始逐渐减少对于市场价格调整的审查，甚至几乎不对垂直兼并加以反对。

3 结语

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围绕马歇尔冲突的争论所形成的丰富的文献和理论，为产业组织理论的早期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贡献。尽管随着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等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引入，产业组织理论已迎来了第二次，但正如斯密的思想在其著作发表后的三个多世纪里不断被新的形式复活一般，哈佛学派与芝加哥学派的观点仍在为该领域学说的成长提供充足的养分，值得给予特别的重视并加深理解。

参考文献

1 王忠宏.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竞争理论比较及其对我国反垄断的启示[J].经济评论，2003（01）

2 臧旭恒，从哈佛学派、芝加哥学派到后芝加哥学派——反托拉斯与竞争政策的产业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发展与展望[J].东岳论丛，2007（1）

3 王瑶，斯密定理和规模经济——试论马歇尔冲突是一伪命题[J].经济学动态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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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丁.高级产业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

7 佩罗夫.现代产业组织[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第3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财务经济学逻辑起点资源配置激励机制

近年来财务学科发展明显特点是其“外延”不断扩张，以至于学科之间“边界”越来越模糊；各学科的内容也处于经常变化与调整之中，不断地引入其他学科理论来丰富财务学的内涵。在整合与渗透中财务学科与其他学科正走向融合或交叉，财务经济学在此背景下形成新的边缘交叉领域。

一、财务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财务学与经济学几乎没有交集，经济学者对金融机构、投机行为以及构成财务主要部分的不确定性及其他层面等极少关注，财务学的研究主要依赖经验法则以及零散的例证，缺乏理论基础及严谨的实证研究，财务学科内容分布也非常零散，大都只是罗列一些具体的制度和措施。1952年，亨利・马柯维茨(H.Markowitz)提出了资产投资的组合理论，并将投资选择问题系统阐述为不确定性条件下投资者效用最大化的问题，这是学术界首次将经济学理论与财务学结合。随后，威廉・夏普(w.Sharpe)将这一模型进行了简化，并提出了资产定价均衡模型――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也是第一个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资产定价均衡模型。由于股票等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不确定性，CAPM的实质是讨论资本风险与收益的关系。但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建立是基于一系列严格假设之上的，而且其中的一些假设显得过于理想化，该模型的实用性和有效性不断受到质疑。在对资本资产定价模型提出质疑的同时，不少经济学家开始探索新的资产定价理论。如斯蒂芬・罗斯(Stephen Ross)于1976年提出的资本资产定价的套利理论(ArbitragePricingTheory)等，正是经济学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使得财务学和经济学的结合更加紧密，并由此引申出一门新兴的学科――财务经济学。西方国家有关财务不但有丰富的理论体系，还有广泛的实证检验，得以验证理论建构与其现实状况的关联。与西方国家蓬勃发展的财务经济学研究现状相反，我国还仅是限于介绍和零散的研究，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的财务经济学体系。财务学教科书重心仍在介绍有关财务会计核算原理、主要资产经营以及选择优劣股票的各种经验法则和财务制度的介绍等，没有一种可供广大学生了解这些现象的整体架构和完整的理论体系。

二、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及理论框架体系

(一)财务学理论的逻辑起点研究现有的财务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对财务经济学有很大的启发。纵观财务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大体上可以分为本质、环境、假设、产权、目标和本金起点论等观念。“本质起点论”认为，财务的内在本质决定了财务的多种形态，是奠定财务独立存在的客观基础。这一观点符合我国传统的哲学思维习惯，突出了财务不同于其他经济领域的特征，但本质起点论不能反映社会经济环境发生的变化及财务各领域的内在联系，更不能成为财务系统的向导和沟通财务理论与实践的桥梁，以本质为起点会阻碍财务应用理论的发展。“环境起点论”认为，在上个世纪财务管理的发展过程中，财务管理目标、财务管理内容、财务管理方法的变化，都是理财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即有什么样的理财环境，就会产生什么样的理财模式，也就会产生相应的财务理论结构。该观点根据环境的需要确定财务管理的目标，进而确定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财务理论体系。用历史发展的视角考察财务理论的发展，有利于理解不同时期的财务内涵，但将环境作为起点构建财务理论结构是不合理的。因为财务环境是经济、法律、社会、风俗、文化等若干要素的综合，而逻辑起点只具备单一性，用一个复杂且多变的概念作为财务理论研究的逻辑起点，势必影响整个财务理论体系的构建质量。“假设起点论”认为，任何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假设为逻辑起点的，然而在财务学中却忽略了这一点，假设对任何学科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为本学科的理论和实务提供了出发点和奠定了基础。这种观点重视对财务假设理论的研究，将财务理论的研究建立在一系列无需证明的命题基础之上，符合人们对事物本质研究的习惯。但逻辑假设因其过于完备而使得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理论体系，在假设前提发生变化时轰然倒塌。“产权起点论”是近年来人们在研究产权问题时产生的，认为产权作为一切经济制度的基石，对企业的经济行为起约束作用，财务管理作为一项经济管理活动，必然受到产权结构的制约。不同的产权结构形成不同的财务管理模式，产权结构决定了企业的财务管理，因此，研究财务管理应从产权结构着手。该观点强调了产权结构对财务理论结构形成的深刻影响，揭示了不同财务模式产生的产权关系，但财务模式的调整除受到产权制度的影响外，还受到社会制度的约束，因此，产权关系不能构成所有社会制度下财务模式的基石。“目标起点论”是近几年在大量借鉴和吸收西方财务理论过程中较流行的一种观点，该观点认为，任何管理都是有目的的行为，只有确定合理的目标才能实现高效的管理。这种观点突出了财务管理目标在财务管理理论结构中的作用，有利于财务管理理论对财务管理实践的指导。但将财务基本理论的具体内涵作为财务理论结构的逻辑起点，并贯穿整个财务理论体系显得有些勉强。本金起点论认为，本金是指为进行商品生产与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性资金，具有流动性与增值性等特点，经济组织的本金按其构成可以分为实收资本、内部积累和负债等组成部分，强调本金起点理论符合逻辑起点的基本标准，弥补了其他起点理论的各种不足。但以本金作为财务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实质上还是探讨财务的本质问题。

以上这些观点从不同的侧面构建了各自不同的财务管理理论体系，但这些逻辑起点理论均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其理论体系极不稳定，忽略了财务理论运用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也没有合理地解决理论与实践的接口问题，不能有效地指导财务管理实践，因而不利于财务理论体系的完善。

(二)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及理论框架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分析应基于财务学，但又不同于传统财务学。这一新兴学科将经济学和财务学集于一身，其边缘交叉组合的性质导致其理论逻辑起点应包容这两大学科，并构成两个学科的共同基石。众所周知，经济学研究理性经济人的行为，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主观的

自利动机、理性的行为和客观的利他结局。而财务学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两者的共性在于理性地追求微观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资源的最佳利用，从而取得最大化的收益。由此笔者将这一共性提炼为“财务资源的理性配置”，并以此作为财务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基于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这一学科理论体系，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财务经济学结构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资源理性配置理论是财务经济学体系的基础。财务资源配置是指资本在不同来源渠道的组合和不同经济用途之间的分配，其涉及到财务活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资本的形成进行组合，

即融资中的资源配置。资源的配置表现为资本在不同时期之间和不同性质之间的安排，从而形成了融资的核心问题，即融资结构的合理安排。包括长期资本和短期资本的安排、债务资本和权益资本的安排；另一方面是对资本的使用进行分配，即投资中的资源配置，这里的资源配置主要表现为资本的合理分配，从而形成了投资的核心问题，即资源流向和流量的调整。而资金的筹措和使用正是财务的核心所在，其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目标、原则和内容，可以视为整个学科的理论基石。第二，财务经济学基础理论是由一组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概念集、按其内在逻辑关系排列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建立在财务经济学逻辑起点之上，是财务实务理论的根基和出发点，决定财务经济学的目标和原则，反映了财务资源的客观属性及其规律性，即财务资源配置缘于它的稀缺性。而财务资源的稀缺性客观上要求人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财务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将有限的财务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因此，财务资源配置应以优化融资结构和投资结构，提高稀缺资源的产出率一资本收益率，从而创造出更多的稀缺资源为目标。资源配置的基础理论可以围绕融资决策与投资决策以及各自与企业价值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和探讨。有效市场假设、投资组合、资本结构、委托、股利政策、资产定价以及风险与收益均衡等理论，正是从不同侧面探讨财务资源的有效配置问题，这些理论相互辉映构成一个完整的财务经济学理论基础。第三，财务实务理论。建立在财务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上的财务实务理论体系，是财务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心部分，是对财务工作进行操作和管理的具体阐述。该理论直接对现行财务实务做出解释，并有效地对未来的财务活动进行预测。具体而言，是从财务资源的筹措、投放、使用到分配等几个环节进行资源的有效、合理安排，以期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三、财务经济学结构体系

第4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国际关系理论 体系理论 微观分析方法 大国和小国

【作者简介】梁益坚，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68-（2013）06-0117-18

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被认为是目前最为主导的理论。肯尼思·华尔兹在30多年前出版的《国际政治理论》 一书中创建了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使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把国家假定为“同质行为体”（unitary actor），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提出了一个自变量和因变量都简洁明晰的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这些努力使华尔兹的新现实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象征着科学和演绎的一个里程碑，同时也开创了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一个新时代。30多年来，尽管对其批判不断，但始终无法撼动新现实主义的主体地位。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采用了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20世纪80年代产生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也是在这一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展开与新现实主义之间的对话的。90年代产生的建构主义在接受新现实主义基本假设的前提下，不再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而是引入了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法，但仍坚持在体系层面进行研究。虽然这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但却使其理论变得模糊，丧失了理性主义这个与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理论进行直接对话的平台。华尔兹认为不使用理性主义方法的理论就不能被认为是理论，因此他觉得“建构主义根本就不是理论”。

但需要指出的是，体系理论尽管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近年来，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领域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方面，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都是以体系层次作为研究范畴，并被人们称为体系理论， 但导致了理论简洁但却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近年来试图实现研究层次的回落，通过增加变量来增强解释力，但这同样也产生了一个问题：理论的解释力很强但却因果关系模糊。的确，对于研究一些复杂的问题来说，正确的逻辑关系非常重要，相关性并不等于因果性。如果在研究的过程中包含了太多概念上的模糊性和意义上的非精确性，将会导致一个重大风险：某些观点看似有意义，但经过仔细的逻辑分析，就显得不合理了，也就是可能会犯“还原主义”的错误。 因此，如何在坚守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同时增强理论的解释力是研究的一个难题。通过加强对理性主义方法微观层面的研究将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从微观层面进行研究的可能性？这正是本文的出发点和尝试。国际政治的体系理论也应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事实上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本文从微观的视角分析和思考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的体系理论，并基于微观分析方法得出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理论的六个推论。希望这一尝试有助于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

一、微观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

新现实主义诞生之后，理性主义成为主导的研究方法，体系层面成为主要的研究层面。新现实主义的出现，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带来了一个新的划分标准：研究方法上的理性主义与社会学方法之分，研究层次上的体系层次与单元层次之分。按照这一标准，目前国际关系理论之间的界线是比较分明的。

在研究方法上，理性主义和社会学方法是重要的两种研究方法。社会学方法主要是分析和思考共同知识是怎样生成的，理性主义则更多地强调生成之后的共同知识是怎样影响行为体选择的。也就是说，社会学方法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探讨在不同时间和空间里行为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偏好、不同的战略选择机会和不同的性质。理性主义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解释在偏好、信息和共同知识作为给定条件下行为体会做什么样的战略选择。 对于社会学方法而言，社会属性是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对于理性主义来说，社会属性是其研究的背景条件。比如经济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剥离行为体的社会属性，将其看做是给定的；而人类学等学科更多使用社会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它研究的内容正是行为体的社会属性。这两种研究方法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缺一不可，但在理论研究中又不可将二者混为一谈。

在研究层次上，华尔兹划清了结构理论和还原理论之间的界线，这被认为是他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一方面，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为了理论的简洁，将国家假定为一个暗箱，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把整个理论的因果逻辑推导集中在体系层次。这并不表示它们认为单元层次的国内政治不重要，而是为了使理论的因变量和自变量更加明晰。这一努力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因此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在理论变得简洁的同时，理论的经验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也日渐凸显：由于剥离的变量太多，理论的解释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这也使其陷入了一个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在权衡取舍之后，三大主流体系理论还是坚守了体系研究层次。另一方面，公共选择理论、比较政治学、女性主义等理论将单元层次作为研究的主要领域，关注政治系统和政治过程中各种政治和社会集团的博弈，强调女性在权力政治中的作用等等。单元层次理论所关注的主体恰恰是体系层次理论所剥离的“国家暗箱”。它们所研究的内容不是国内政治是否重要，而是国内政治在什么时候、在什么条件下、通过何种方式产生影响。 研究者在这两个层次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由于在研究层次上的体系—单元的划分，使得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对宏观层次与微观层次进行了人为分割，特别是对微观层次的刻意忽视，导致了重大的理论困境，即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之间的脱节。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体系理论使用理性主义方法，却止步于宏观层次的讨论，忽视理性主义本身的微观性质而导致的。必须指出的是，国际关系体系理论还有一个可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的微观层次，更多强调单元层次的微观分析方法也适用于体系理论的分析。因此，强化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的微观分析方法是必要的，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那么，体系理论是否具有使用理性主义微观分析方法的可能性呢？要分析这一问题，可以适当地从经济学的微观研究中得到一些启示。微观经济学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成功、明晰地在体系层次上将微观层面（单元层次）纳入了考虑、融入了理论体系。在不失宏观性的同时，也不失微观性，实现了宏观与微观较好的结合。微观经济学虽然也将行为主体假定为“理性的” ，但相对于目前的国际关系研究来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在“理性的”经济人基础上，以数学为工具对微观主体的行为进行逻辑演绎和推导，进而得到了经济在均衡时的状态。由于逻辑的严密性，微观经济学是经济学中最无争议的一个领域。相比之下，宏观经济学存在凯恩斯主义、货币学派、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等的争论。原因在于宏观经济学是经验研究的理论升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经济现实导致了各种理论学派的出现和争论。目前国际关系理论的情况类似于宏观经济学，也存在多个理论流派的争论，根本原因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并非通过坚实的微观基础演绎推导而出。由此可见，国际关系理论在微观基础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给国际关系理论建立坚实的微观基础，将有助于理论的科学化发展。

基于以上认识，为体系理论引入一个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是有必要的，也是可能的。这个微观分析方法同样也属于体系层次，而非单元层次。目前，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作“同质行为体”，止步于国际政治的宏观部分。其实，国际政治还有一个可以用理性主义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微观部分。可能有人会说政治问题太复杂，以至于不能被简化为寥寥等式，但在处理复杂问题时，数学较之于日常语言的确更为有力，这一点是很确切的。因为在复杂问题中，非正式逻辑的错误很容易发生却又很不容易被发现。

二、微观分析方法的前提假设和基本内容

肯尼思·华尔兹在创建新现实主义时，借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市场理论。 该理论把厂商假设为“同质行为体”，将其看作一个暗箱，剥离了厂商的产品差异、组织形式和内部决策过程，认为市场产生于厂商的互动，市场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厂商并能决定价格和数量，其市场结构是完全竞争的。华尔兹在参考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现实主义，把国家也设为“同质行为体”，将国际结构比喻为市场，认为国际结构产生于国家的互动，结构一旦形成就独立于国家并像市场一样成为自在的、独立的、超越国家并凌驾于国家之上的东西。 然而，这一市场理论不能解释为什么任何假定的行业只是由许多小厂商组成，而不是由大厂商和小厂商共同组成。 随着经济学的发展，目前的经济学理论中除了有“完全竞争市场”之外，还有“完全垄断市场”、“寡头垄断市场”和“垄断竞争市场”。将厂商假设为“同质行为体”只是为了理论分析的需要，因为完全竞争的市场是最有效的，但它只是一个理想状态，在现实中是很少见的。 现实中的厂商并非是“同质行为体”，经济也并不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它更多的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因而微观经济学发展了垄断竞争的市场理论，使理论进一步逼近现实。同理，国际社会是由许多力量大小不同的国家组成，而华尔兹将国际社会看做是许多同质国家组成的“完全竞争”（无政府状态）结构就值得商榷了。因此，本文认为用微观经济学中的垄断竞争结构来比喻国际社会可能更为合适，可以借鉴垄断竞争市场理论来分析国际社会的现实。

因此，本文的微观分析方法修改了华尔兹关于“同质国家”的前提假设。在微观经济学垄断竞争理论中，基本假设是厂商的非同质性，这种差异使厂商获得了影响市场价格的能力。借鉴这一思想，本文假设国际社会是由非同质性的国家组成，国家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力”上。为了便于分析，假设国家为两种类型：“大国”和“小国”，核心变量是“影响力”。 需要特别指出“地理因素”或更大的“物质基础”并不是核心决定因素，尽管可能会具有某种重要性。“大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有影响力的国家；“小国”是指对国际结构没有影响力只能被动接受既有国际结构的国家。这里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大厂商的存在会使市场结构无效率，但大国的存在会使国际社会有秩序。

从这一前提假设出发，可以推导出一个与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将国家看做是同质的、单一的行为体，认为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是由国际社会中的国家互动所产生，这三者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在的和独立的，就像是“完全竞争”下的市场是由厂商互动产生一样。可是，正因为它们是自在的和独立的，所以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很难对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变化做出一个清晰的解释。当改变了前提假设之后，这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垄断竞争市场”中，大厂商对市场是有影响力甚至是决定力的。本文的假设也是如此，大国影响甚至决定国际结构，小国受国际结构的影响和左右。下面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两个假设所带来的解释力上的差别。20世纪90年代，新现实主义的学者由于没能预测到冷战结束而备受指责，但批评者在这里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因为新现实主义的结构是自我设定的，它解释不了结构为什么会发生变化。但根据“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苏联实质上是一个对体系结构有影响力的大国，对于大国而言，它可以影响甚至决定体系结构。苏联的解体是由于大国自身的原因，这个自身原因直接导致了冷战的结束，随之也改变了国际体系的结构。可以说，大国是体系结构的制定者，而小国是体系结构的接受者。如果用自变量和因变量来表示，就是“大国——国际结构——小国”。因此，这不是华尔兹认为的“结构选择”（顺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会生存并发展，逆国际体系规律而动的国家则衰退并死灭）， 而是“大国选择”（顺大国者昌，逆大国者亡）。

在区分大国和小国的问题上，有人可能会认为“按照对国际结构的影响力”这一区分标准缺乏可操作性。但也应该看到，在经济学中“大厂商”的概念是给定的，大家不会去讨论拥有多大的厂房、达到多少年产量的厂商是大厂商，这更大意义上是一种非凡影响力的体现。当今的大国，亦难以非常具体的标准来衡量。正如曹操在“煮酒论英雄”里所言，淮南袁术、河北袁绍、荆州刘表、江东孙策等皆非天下英雄，“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因此，在理论的论述中，“大国”的概念是给定的。但是，在具体的国别研究中也可以适当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这主要由研究的内容所决定的。另外，如果需要增强对复杂情况的分析能力，还可以将大国划分为“世界大国”和“地区大国”。世界大国决定国际结构秩序，地区大国能影响和决定地区结构秩序，并可能对国际结构秩序产生一定的间接影响。加入这样的变量可能会使理论的推导变得模糊，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却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

在新的前提假设下，为了防止犯“还原主义”的错误，本文根据经济学中“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图形引入了一个国家行为的微观图形，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同样也剥离了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图1）。

第一，国家预算约束线是国家实现既定目标的制约线。图1中的斜线AB就是国家的预算约束线。这种约束是指国家的行为受到其所掌握的全部资源的制约。超出预算线的国家行为在既定的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由此可以自然地推出，大国的预算约束线远离原点，小国的预算约束线靠近原点。作为理论研究，可以不用去界定国家所掌握的资源的内容，而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对其进行具体的界定和论述，也可以引入具体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另外，预算线是可以变动的。它的变动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位置的平移，也即国家的实力增加或减弱引起预算线的平行移动；另一种是斜率的变化，也即X轴或Y轴两种产品的价格变动，造成同等预算下可消费的产品数量发生变化，并影响了预算线的斜率。

第二，安全与发展是国家消费的两种主要“产品”。为了保持微观图形的简洁，假定国家有限的预算主要使用在两个方面：安全和发展。 图1中X轴表示发展，Y轴表示安全。由于资源是有限的，国家必然会面临着权衡取舍，需要对安全与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做出抉择。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安全和发展都是不可或缺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和保障，发展是安全的力量和源泉；从长远来看，二者互为补充。预算线上的任意一个点都代表了国家在发展和安全上的一个组合。理论上国家可以选择预算线上的任意一点来确定自己的发展和安全的组合，但是不同的组合带给国家的效用不同。理性的国家会选择效用最高的组合。因此，国家需要做出考虑的是：如何在预算线（国家实力）的约束下获得对国家最有利的安全和发展水平。

第三，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一个暗箱。图1中曲线U就是国家等效用线，它是用来衡量国家的效用水平的；U是所有效用相等的安全和发展组合，U凸向原点表示国家一般情况下不偏好极端的组合；U离原点越远表示的效用水平越高；U的位置代表了国家的偏好。需要指出的是，U的位置决定过程被看做是一个暗箱，主要包括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本文将三大主流体系理论的“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U的位置是给定的，它的位置的决定过程是被忽略的。 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则，效用线与预算约束线的切点就是安全和发展这两种产品的数量组合点。也就是图中的E点，E（S1，D1）表示国家在现有预算条件下能够投入用于安全的资源和用于发展的资源。

第四，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是国家考虑的一个核心问题。虽然国际关系领域的很多思想借鉴了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但这两个学科的研究本体是有本质区别的。特别需要关注的一个问题是：厂商可以为了利润进行合并，而国家合并的难度却要大得多。因为厂商考虑的是如何获得更多的利润，国家考虑的是如何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在经济学的四种市场结构中，厂商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然而，在国际关系中，生存和发展是国家与生俱来的一种社会属性，并不是由“无政府状态”所造成的。 这一属性植根于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想和历史文化积淀，“民族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它更类似于宗教和宗教共同体，这也正是当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常常失去目标的主要原因”。 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厂商的生存既不是一个前提假设也不是一个推论，厂商追求的只是利润最大化，所以它可以为了利润而进行合并，但国家却很难。要吞并或消灭一个国家的难度非常大；借用物理学的术语作类比，国家这个行为体的原子结构是比较稳定的，要聚变或裂变这个原子核所需要的能量非常惊人。近代以来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这一点。国家这个由社会属性连接的原子结构，其稳定性远远超过了厂商的结构。即使是“一体化”步伐走得最快的欧洲，人们也可以隐约地感到要聚变几个“原子核”又谈何容易。虽然国家也会像厂商一样追求利益，但国家不会为了利益而放弃自身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国际关系的研究中，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应该是一个给定条件，而不是一个讨论条件。

三、微观分析方法的重要推论

在上述“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和国家行为微观图形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了微观分析方法的六个推论。

推论一：国际社会的特征是“多头等级结构”而非“无政府状态”。

无政府状态既不是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所认为的“客观存在”，也不是建构主义所认为的“国家造就的”； 它实质上是由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的“同质国家”这个前提假设建构出来的。国际社会并非纯粹的无政府状态，只有同质行为体的互动才会产生无政府状态。国际社会更像一个“垄断竞争市场”，而非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华尔兹将国际社会假定为无政府状态是与现实不符的。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里并没有无政府状态的内容。 米尔纳对此也进行过评判，认为“无政府状态不是国际体系的标志性特征”。 当今的国际社会，在“恐怖核平衡”之下更像是一个多头政治（polyarchy），大国之间的博弈和妥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决定国际体系的结构。如果一定要说国际社会存在某种形式的无政府状态，那也只存在于大国之间。对于小国来说，国际体系实质上是由几个大国控制和管理的，“这不是一个无政府体系，而是一个等级结构体系，它限制了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外部行为”。 在多头等级结构中，大国和小国会有不同的行为特征，大国更注重均势与制衡，小国更注重福利与生存，国家对相对收益的考虑是存在的，但切不可将相对收益的分析方法绝对化。国际合作的难题其实是在无政府状态的特征下虚构出来的一个命题，并非国际社会的现实。 在某种意义上，联合国安理会就是一个多头等级结构的缩影。加强对国际社会多头等级结构状态的研究，将促使大国抛弃无政府状态下的丛林法则，不再仅仅把目光停留在追求自身的安全和发展上，而是更多地为世界的和平与人类的未来承担起那份属于大国的责任。

推论二：规模效应是国家关注的一个重点。国际机制有助于国家形成规模效应，减少其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

研究表明，规模效应是现代经济社会得以繁荣的一个重要原因。从图1可以看出，在有限的资源和预算下，国家要实现更大的安全和更快的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形成规模效应，通过规模效应来降低获得安全和发展的单位成本。在很多情况下，大国本身就具有规模效应，所以它的单位预算收益要比没有规模效应的小国高；也就是说，大国的规模效应减少了它在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位成本。而对于小国来说，要减少这两个方面的单位成本，一个重要的选择就是国际机制。国际机制的产生除了“防止市场失灵、降低交易成本和实现信息对称” 等方面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形成规模效应。国家可以通过国际制度来实现与其他国家的联合，进而获得规模效应。当然，实现规模效应的形式和内容并不是固定的，国际机制的结构也是非常灵活的，它不仅存在于小国之间，而且也存在于大国与小国、大国与大国之间。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比如欧洲努力实现经济一体化来形成发展方面的规模效应；美国、日本和欧洲联合开发新一代战斗机来降低安全方面的单位成本；小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大国购买武器来降低武器研发成本，大国通过向“北约”内的小国出售甚至赠送武器来提升大国自身的安全。但规模并不是越大越好，规模过大也会引起收益减少，这可能也是欧盟一直拒绝俄罗斯加入的一个原因。大国通过规模效应获得的发展速度是惊人的，面对这样的形势，小国就必须充分利用国际机制来实现规模效应，不然就很容易会出现“马太效应”，强者越强，弱者越弱，使大小国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这也是为什么国际机制在当今世界会如此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样，国际机制既可能是新现实主义所认为的供应派机制 （即国际机制是霸权国供应的公共产品）——由大国主导，也可能是新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基欧汉所认为的需求派机制 （由于国家的需要）——由小国联合组成。进而，尽管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能够减弱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或改变体系的特征，但这仅具有相关性而不具备必然的因果关系。规模效应的确能带来更多的安全和发展方面的产品，但如何分配和使用这些产品是由国家等效用线决定的，也即由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的，而非机制所能直接左右的。新现实主义认为，国际机制是干预变量，虽然有着很大的作用，但仍然需要依附权力； 而新自由制度主义认为，国际机制可以是自变量，是具有独立的地位，能够与权力结构共同成为影响国家合作行为的主要变量，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 但以上分析显示，国际机制可以不依附强权而独立存在，但国际机制不是自变量，它只是干预变量。

推论三：参加国际机制将使国家追求更为合理的安全与发展平衡。

从图2可以看出，国家加入国际安全机制后随着安全的单位成本降低，同等预算条件下获得的安全产品更多，这样国家就能够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发展。在不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是一个暗箱，由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决定。不同的国家，其等效用线的位置可能不同。也就是说，国家等效用线位置的变化会引起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也随之发生变化，而变化的原因（也即自变量）是国内政治决策和国家的社会属性。

在参加国际机制的情况下，国家等效用线也是一个暗箱，但国际机制是一个干预变量，它可以在体系层面通过改变安全与发展的成本和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来干预和影响国家等效用线的位置，使国家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趋向于平衡。具体逻辑如下：

首先，参加国际机制后的国家预算线会成为一条曲线。假设M国加入了一个安全方面的国际机制，规模效应使其安全方面的单元成本下降，同等投入下获得的安全增多，表现为预算约束线以B点为中心向右上方转动。但由于国际机制是由多个国家组成的，该国将受其他成员国情况的制约，所以这一增加过程必然是个边际效用递减的过程，国家的投入与产出比不断下降，所以预算线在靠近Y轴的部分会发生弯曲，国家预算线成为一条曲线。也即参加安全机制后，图2中国家预算约束线由直线A1B变为曲线A2B。这一逻辑也适用于一国参与发展方面的国际机制。

其次，在国家预算线成为曲线的情况下，选择安全与发展方面的平衡组合是收益最大的。在图2中，E2点是平衡发展的选择点，它所形成的矩形OS2E2D2面积是最大的。所以，国际机制作为一个干预变量，将使国家出于收益最大化的考虑把曲线U2移向E2点，即在安全与发展方面的组合上，国家会趋向于选择二者的平衡发展。但曲线U2最终是否移向了E2点，国际机制不起决定作用，它只是一个干预变量。

最后，在M国加入安全机制之后，在国家资源不变的情况下，安全消费由S1上升到了S2，发展消费由D1上升到了D2。这是由于规模效应而得到一些安全方面的预算剩余，它可以将这一部分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发展方面，也就是说国家参加安全机制后在增加安全的同时也增强了发展。以此类推，如果某国参加发展方面的机制，它也可以将发展方面的预算剩余转移到安全上。因此，不论参加机制之前的国家效用线是偏向安全还是发展的，在参加国际机制之后，国家的选择都会趋向二者的均衡发展。这颇类似于新功能主义的功能外溢，即在某个领域建立机制之后会带来其他领域的发展，但二者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功能外溢是指从某个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其他领域，比如经济领域的合作扩展到安全领域的合作；而“预算转移”只是国家在某个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其他领域，比如安全领域的预算剩余转移使用到发展领域。所以，这种其他领域的发展不是功能的外溢，而是预算的转移。

推论四：随着规模效应的变化，国际制度会有一个产生、稳定和解散的过程。

虽然加入国际机制能够产生规模效应、降低单元成本，但是从长期看，规模效应是会变化的，将出现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不变和规模不经济三个发展阶段（图3）。在国际机制产生的第一个阶段，为了形成规模效应，某些国家开始大声呼吁，希望与另一些国家在特定领域建立国际机制，如果其他国家也认为可行的话，国际机制就产生了。国际机制产生的领域和形式都是多样的，在合作领域上既可能是安全方面的，也可能是发展方面的；在合作形式上既可能是小国与小国，也可能是小国与大国或者大国与大国。在第二个阶段，当规模效应形成之后，国际机制的成员国就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各国会努力维护该机制的稳定。当出现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时候，成员国进行霸权后合作是可能的。在第三个阶段，随着时间的流逝，机制内某些成员国的基本情况发生了变化，原来的规模效应开始消失，国际机制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如果不能在现有成员国内形成新的规模效应，这个国际机制就可能会解散，大家开始去寻找新的“组合”。由此可见，国际机制形成的根源还是为了“国家的生存和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分工日益复杂、物流通信高度发达和科学技术迅猛推进的今天，闭关锁国已经没有出路了，为了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国家也积极地参加国际机制来降低安全和发展方面的单元成本。在以往的理论中，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机制看作一个独立的自变量和研究本体是有很大风险的，由于规模效应的不稳定必然导致国际机制的不稳定，这使得国际机制在研究中最多只能是一个干预变量，而研究的本体应该还是那个具有“稳定原子结构”的行为体——国家。

推论五：在理论研究中，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分界线；但在具体研究中，它又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一个结合点。

在学术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被划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三大主流体系理论也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暗箱，把国家内部因素都放入这个暗箱中。换句话说，传统体系理论将国家暗箱当做划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工具。而在微观视角下，将国家的实力大小引入了国际政治的研究中，仅仅只是将国内政治决策过程和国家的社会属性放在这个暗箱里，将三大主流体系理论国家暗箱下移为国家等效用线暗箱，使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成为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分界线，这就避免了简单地将国家实力这一重要的影响因素剥离出国际政治的研究领域。

如前所述，国家等效用线暗箱的设定只是出于分析需要。国家效用是由国内的偏好来决定的。国内的偏好通过国际政治是难以进行分析的，而国内政治则是分析国内偏好的有力工具。因此，在国家行为微观图形中的国家等效用线既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条分界线，也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一个结合点，某种程度是将二者进行划分和结合的一种尝试。也就是说，在理论研究中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由于研究层次的不同，彼此进行着独立的研究，国家等效用线暗箱是其分界线。但在具体的分析中，可以通过这个图形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方面的理论结合起来进行具体问题的分析。比如，在对M国的具体研究中，可以先通过国内政治来分析M国参与国际政治的偏好结构，然后将国内政治分析出来的结果引入图形之后再进行国际政治的具体研究。可以认为，国内政治影响国家的偏好，从而决定了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而国家的等效用线的位置影响着国家在国际政治中做出何种选择。

推论六：大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等渗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与大国的影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

对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关系，华尔兹先后提出过“第二种意象” （内外）和新现实主义的“结构选择”（外内）两个模式；古勒维奇在颠倒华尔兹的“第二种意象”的基础上，提出了“颠倒的第二种意象” （外内外）。而本文的分析则可推导出“大国内外小国内”的模式，也即大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能够通过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等渗透并影响小国的国内政治决策和社会属性。其渗透和影响的程度与大国的影响力成正比，与小国的影响力成反比。结构是动态的，视大国和小国的情况而定。大国是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决定者，小国是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的接受者。

结 语

本文尝试在国际关系体系理论研究中引入一种理性主义的微观分析方法，一方面是试图通过坚持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来更深入地理解国际政治和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将体系理论所强调的宏观分析与其所遗失的微观考察重新结合起来，探索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体系—单元关联理论；另一方面也旨在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结合点和交叉研究的可能性。国际关系理论的宏观与微观之间、体系与单元之间以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还存在较大的研究空间，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工作还需要在相关领域做大量的探索。但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言，“国际关系是一门美国的社会科学”， 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一般意义上的学科。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体系理论上深深地烙着一个“美国制造”的烙印。这三个主流体系理论都以“同质国家”作为理论的前提假设，进而将国际结构、国际机制和国际规范看做是国家互动的结果，把国际社会假设为一个“平等”的社会，极力避免在帝国的体系下检验其理论。这即忽视大国、小国在国际体系中影响力和决定力的差别，也一定程度上是忽视理性主义研究方法本身的微观性质所导致的结果。虽然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层出不穷，但这些批判更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消极行为，要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科学化的水平、加强体系—单元层次的相互关联、探索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之间的未知领域，仅有批判是不够的。另外，本文分析提出了“大国和小国”的前提假设，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仅仅把目光聚焦于大国的身上，可是也不得不承认对小国的研究的确不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强项。要解决小国的问题，还应更多地使用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的知识去帮助它们摆脱贫穷的困扰、政治的动荡和发展的困境。通过以上论述，笔者也更加坚信每一个学科、每一种理论都有其研究的范围和边界，在这些范围和边界之外可能还存在很多未知的领域，在使用和创新现有理论之前先弄清楚它们要解释什么、能解释什么以及在整个研究领域中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第5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市场观

新制度经济学市场观，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诸如市场是什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其有效的运行需要什么样产权制度前提、有什么经济社会代价等有关市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和观点。新制度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有着深刻的分歧。他们的思想揭示并弥补了主流经济学市场观许多重要的局限性或不足，有助于人们对市场获得更为完整、深入、科学的认识。

一、市场是一种制度

“市场并不像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是一目了然的”。①西方不同流派的经济学者对“市场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看法并不一致。根据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市场是买卖双方自由进行商品和劳务交换的地方，是价格存在并受供求关系影响的地方。如马歇尔认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市场，并不是指任何一个特定的货物交易场所，而是指地区的全部，在这个地区中，买主和卖主彼此之间的往来是如此自由，以至相同的商品的价格有迅速相等的趋势”。②斯蒂格勒也认为，“市场是一个区域，在其中一种商品的价格是趋于一致”。③普瑞尔指出，市场是“（1）买者和卖者碰面议定商品和劳务交换的过程，（2）价格存在的地方，（3）价格受到供求力影响的地方。”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地区”、“区域”或“地方”，既包括有形确定的空间，也包括无形不确定的空间。④在逻辑上，价格的存在是由供求关系决定，是买卖双方在自由进行商品或劳务交易时必然伴生的现象。所以，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来说，买卖双方对商品或劳务进行自由交易的行为是“市场”的根本。只要存在着关于某种物品的自由交易，就意味着关于该物品的市场的存在。

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对市场的看法与主流经济学有明显的不同。他们认为，主流经济学所说的自由交易只是在一个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时才会普遍存在和有效地进行的现象。科斯指出，“大多数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意识到经济体系与法律体系之间的这种关系”，“实际上存在着私人法律，如果没有这样的法则和规定，交易就不可能迅速达成”。⑤布伦南和布坎南认为市场意味着一系列运作规则，“个人行为恰好是在这些规则之下在市场中产生的”。⑥所以，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自由交易行为并不是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市场的最为本质的东西是使此种行为能够有效进行的具有特定的“法则和规定”的“法律体系”。正是从这种角度出发，他们把“市场”看作是一种“社会安排”或一种“制度”。如阿尔钦和德姆塞茨指出，可以“把一个社会体系视为依靠技术、法规或习惯对稀缺资源使用导致的冲突的解决方案”，市场只是人类所曾采取的许多“解决方案”或“安排”中的一种⑦。张五常说，“市场本身是一种制度”，“像任何其他制度一样，市场被创造出来在其他约束条件下降低成本”。⑧富鲁博顿和瑞切特说，“市场最好理解成便于多方进行反复交易（与个体之间的零星交易相对应）的社会安排，‘市场’这个组织由一系列的制度规则（一种制度）和人构成，人们创造了这些规则并将它运用到特定的商品交易中去”。⑨这些制度“决定了每个潜在交易者的产权分配并对这些产权如何使用或转让作出了规定”，其目标是使“绝大多数潜在交易方有机会参与竞争”，⑩并“有效地组织交易”。[11]

总之，在新制度经济学看来，市场是一种制度，是价格机制的存在和作用或人们所看到的买卖双方自由地确定交换物品的价格和数量的过程或行为，只是在社会选择了“市场”这种“制度”、“社会安排”或“法则和规定”的条件下才能成为普遍性存在的现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市场”所力图促进的东西。

二、市场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

由于主流经济学把市场归结为人们自由自愿的交换行为，所以，对他们来说，自由交换行为的发生，即意味着市场的产生。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导致交换行为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作为人类的“本然的性能的”“要求互相交换这个倾向”；[12]二是分工[13]；三是“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14]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念中，无论是斯密说的交换倾向，还是门格尔所说的人类经济行为所遵循的“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还是“分工”，都不是由人们可识辨的外在于个人的人为的有形强制行为的结果，而是自然或基于个人理性而自发生成的。把交易行为的发生或市场的产生归因于这些自发性或自然生成的有关人性或经济的事实表明，在主流经济学里，市场被看作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

而在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市场制度产生的根源在于经济资源稀缺性所必然导致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它是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这种利益冲突问题的一种方式而产生存在的。阿尔钦指出，经济资源的稀缺性“阻碍了每个个人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这也就不可避免地使得“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下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社会成员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利益冲突”。“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通称为竞争。因为，按照定义，既然没有办法消除竞争，那么剩下的问题就在于：为了解决利益冲突，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竞争形式。”[15]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认为，人类为解决这种“利益冲突”而“作的安排包揽了人类经验的全部范围，包括战争、罢工、选举、宗教权威、法律仲裁、交换和投机。每一个社会都采用过这些方法。社会组织之间的差别主要体现在它们所强调的解决与资源稀缺相联系的问题而采用的特定方法上”。[16]这里的“交换”是作为一种社会的“安排”，因此显然不是主要指行为，而是指人们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取得各自所需的但为他人拥有的财物的制度，即其所说的市场制度。

由于在历史上或在现实中，人类还常用许多非市场手段如战争、行政安排或法律仲裁等来解决经济利益冲突问题，所以他们强调，人们选择市场作为解决因资源稀缺问题所导致的利益冲突的一种社会制度或手段，并不是如主流经济学家所认为的那样是“理所当然”的。在他们看来，只有资本主义社会才主要依靠市场来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17]自由交换要成为一种现实的普遍的行为，“需要法庭或政府的权力来加以补充”，[18]需要得到“以国家暴力或惩罚为后盾的行使法律的支持”，[19]因此，“没有政府的协助是不行的”。[20]

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采取用于解决其所面临的公共经济问题即由于稀缺资源使用而发生的利益冲突的“安排”、“方式”或“方案”，并强调它需要公共权力的“补充”表明，在新制度经济学派看来，市场不是基于个人理性自发生成的，而是一个社会的公共选择或集体选择的结果，因此是基于集体理性人为建构的，具有强制的性质。这一点在新制度主义所提出的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中有着更为明显的体现。

三、市场是确保稀缺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实用的方法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来说，要对为什么市场会成为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解释，就需要对他们赖于解释的市场之所以产生的原因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对于人类是否具有“要求相互交换这个倾向”，斯密本人和后来的经济学家都没有予以解释或证明，也是难以证明的[21]。分工的程度与市场范围是相互依赖的[22]，所以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独立于市场对其进行普遍存在性的证明。人类经济行为遵循“尽可能完全满足其欲望的原则”，只是经济人假设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西方经济学家至今都没能对该假设的普遍存在性进行严格的逻辑证明。所以，总的来说，在西方传统主流经济学里，还没有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给予合理的理论解释。

由于把市场看作是一个社会所选择的用于解决经济问题的制度安排的一种，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就从制度成本或交易成本比较的角度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提出了经济学的解释。他们认为，之所以是市场而不是“战争”等其他手段成了人类社会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上的冲突”的“主要依靠”，主要是因为总的来说，市场制度的运行成本较低，能确保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率。

德姆塞茨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产权制度其实就是一组界定行为的原则，它规定了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而具体规定“哪些竞争方式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哪些则不受鼓励、不被允许”与其各自的“效率”“具有很强的关联性”。他说，“依靠暴力进行竞争一般不受称道，部分原因在于，如果容许使用暴力，就看不清这种竞争的前提，即无法估计其净收益了”。而在市场上“通过‘自愿’谈判进行的竞争”之所以是“允许的、受鼓励的”，就是因为它“提供了权衡收益和成本的更合理的技术手段，同样还提供了排除造成净损失的手段”，[23]即“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手段，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这就使得它“要比通过暴力的‘非自愿’方式的竞争，更能为社会增加实际财富”。[24]德姆塞茨还认为，如果不经过市场协调就使用民主政治体制的集体决策或法庭裁定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和使用，就无法得到通过自由市场交易所揭示的为确保经济的高效运行所需要的信息，这样“不管它们采用哪一种效率标准，都可能只是‘隔靴搔痒’，还很容易错判”，导致比市场更低的效率。总之，在他看来，“恰恰是由于要掌握这些关于效率的先决性条件过于困难，才使得通过自由市场交易以形成最佳定位的所有权及资源使用方式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方法”。[25]

张五常指出，市场上的竞争“汇集了所有潜在所有者的知识——即可供选择的合约安排知识和资源使用的知识”，而“合约当事人之间的竞争”又“降低了执行合约的成本”，这样就“降低了寻找和追求最有价值的选择来签定合约把一种资源用于生产的成本”。[26]他还认为，市场价格是“唯一已知的几乎不导致或完全不导致租金消散的标准”，[27]所以在他看来，“一般来说，管理决策是不可能优于通过价格机制作出的决策。当价格信息引导从事的每一种活动时，发生错误的可能性必然减少”。[28]因此张五常认为，正是由于实施自由市场制度社会的交易成本一般低于取消自由市场制度的社会的交易成本，具有更高的经济生产力，才使得市场能广泛地拓展到原来排斥市场的国家。[29]

很明显，德姆塞茨和张五常对市场的普遍存在性的解释角度有所不同。前者直接从市场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或生产力的角度来解释，而后者则是从市场更能节省交易成本的角度来解释。但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来说，所有的经济制度安排“都需要一定的成本”，[30]“经济制度的生产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交易成本的高低”[31]。这表明，他们二者的解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以市场能比其他制度或手段更能有效促进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为根据来解释市场的普遍存在性。这种解释也进一步地表明了，新制度经济学强调市场的集体理性和集体选择的基础。

  四、界定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是使市场有效运行的一个前提条件

市场运行是买卖双方的自由交易过程，也是物品价格的形成和决定的过程。价格形成和决定的理论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关于市场运行的理论。从该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主流经济学家把任何经济物品或劳务的价格描绘成了只是由那些与其产权制度安排无关的诸如偏好、生产技术和社会经济资源结构等客观因素决定的函数，因此，完全忽略了产权安排市场运行效率的影响。另外，在该理论里，“交易成本被假定为不存在”。[32]科斯定理表明，在交易成本为零时，产权界定不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因此不会影响市场运行的效率。这表明，主流经济学蕴涵着产权与市场运行效率是不相关的市场观。

对于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来说，交易成本大于零是最基本的假设之一，科斯第二定理是该经济理论的最为核心的命题。它认为，在该假设条件下，产权界定会通过影响市场交易成本而影响资源配置效率。所以，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的关系是该学派经济学家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

根据经济人假设，他们认为，“一切私人所有者都有强烈的动力以最有价值的方式使用其产权”，[33]而个人产权即个人对自己所有的物品的排他性的占有使用权、收益权和自由的转让权等的任何弱化，如产权界定不明晰、受限制或无法获得有效的保护，都会导致交易成本的提高[34]和市场价格信息质量的下降，[35]从而使得以市场出清价格的交换不能实现，影响资源配置效率。[36]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37]。要确保市场的有效运行，“产权界定必须首先高度稳定”，[38]“要求不存在对合约条件的法律管制，而且要求不存在对合约选择的限制”，以确保每一个人即“可以自己将物品或资源用于他认为是最有价值的用途，也可以与其他人进行合约安排达到这种用途”。[39]由于在现代文明社会里，产权的界定和保护要靠国家，对它的侵犯或弱化也主要是来自国家。所以，新制度主义经济学认为，政府对尊重私有产权给以可信的承诺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40]严格限制政府剥夺财富的能力的可靠政治基础是繁荣的市场所必备的。[41]

五、市场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

为给市场经济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从亚当•斯密开始，西方主流经济学家除了宣扬社会利益会因为个人的自由的自私自利行为得到有效促进的“无形之手”原理之外，他们还不断地提出各种不同的学说或定理来证明，在市场经济里，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普遍和谐。如萨伊定律宣扬人与人之间的利害是休戚与共的；[42]巴师夏的经济和谐论则更是把市场经济描绘成一个能让每一个人“凭自愿对它作出贡献，而获得的则超过他的贡献，并且总是增加着他的满足”的“高尚”、“平等”、“自由”、“公平”和“同个人独立完全协调”的“美丽组织”；[43]克拉克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把自由市场经济描述成为没有剥削的正义的世界。[44]在目前，许多主流经济学家都把介绍阿罗和德布鲁等所证明的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作为微观经济学教材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来宣扬任何一个人的福利都不可能因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变得更差的观点。[45]

新制度经济学家明确反对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这种和谐论。在他们看来，市场并不是一种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制度。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利益冲突是市场产生和存在的根源，而且还在于他们认为：

1. 市场并不能消除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可消除的利益冲突，任何交换都必然包含着冲突或竞争的方面。阿尔钦说，由于资源“稀缺”这一“约束的存在”，“每个人”都不可能“达到完全心满意足的程度”，[46]而且，由于“同一资源不能同时用来满足竞争性的需求”，[47]“一些人实现的一定程度的心满意足是以另一些人更低的生活状况为代价的”，因此，在每个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都“必然地”是“没有办法消除”的。“市场”是“解决而不是消除这一冲突的方式”。在市场制度下，“交换行为是一种手段，借助于这种手段，买者就能够为了从卖者那里获得商品而同别的买者展开竞争”。[48]因此，市场交换固然可能因为它是每个买者和卖者借以达到更理想境况的手段而具有协作行为的性质，但它具有竞争行为的性质也是显然的。所以，阿尔钦认为，经济学家不应该只把交换当作协作行为来考察，忽视它的“竞争方面”。[49]

2. 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德姆塞茨指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说‘自由市场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也能使社会效用实现最大化’就不正确了”。因为“市场在权衡比较得益和受损时，是把人们愿意支付的货币作为计量尺度，并且把造成可用货币计量的净损失的那种环境筛除出去。自由市场并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他举例说，“当新产品进入市场时，自由市场在运作中承载的那些有害效果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了。不管一种新产品能给其消费者带来多大的益处，人们购买了这种产品，则被它取代的、原有产品的生产者就受到损害。”所以，他强调指出，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总会使每个参加者受惠”或认为 “每个人都能从市场行为中受惠的观念”，是出于“对市场功能和运营”的“完全错误”的“解释”，是“不正确”的，“必须摒弃”[50]。

3. 不能防止有害的效果，是市场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德姆塞茨认为，“既然我们讲使用资源就常会发生冲突，有关成本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哪种制度真能防止有害后果，就像以普遍和谐为基础的那样，那么也会因其无法容忍的非实用性（即没有效率），而很快就让位于其他制度安排。”自由市场“不能制止有害的效果”，“正是该制度具有强大力量的原因之一”。[51]阿尔钦认为，“一切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没有哪个完美无缺的标准是有效的”。“市场”的这种“不完美”或“缺陷”是人们要获得它的“更大优点”所必须承受的“代价”。[52]

从其反对市场和谐论的最后一个理由中可以看出，新制度经济学反对市场和谐论，揭示市场的不和谐性，特别是揭示它不能制止有害效果的特点，其目的不是为了反对自由市场制度，而是为了反对那些一看到市场有缺陷就认为应该用政府来取代市场的干预主义。从这一角度讲，它的目的其实和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和谐论一样，都是为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辩护的。

六、结语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制度主义市场观与主流经济学的市场观有深刻的差异。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来说，新制度主义市场观是一种新的市场观。在笔者看来，无论从推进人们对市场的认识来说，还是从现在还没有建立起能够确保经济持续有效运行的稳定均衡制度的社会来说，这种新市场观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综合起来，它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强调市场存在的制度基础，有助于人们认识到，自由交易并不像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所暗示的那样是仅仅依赖个人理性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存在的行为，它需要某种特定经济制度的支持，好的市场（sound market）在任何时候都不是完全自发的秩序，它包含并体现着某种人为的秩序，它需要建构理性主义的努力。其二，它指出市场作为一个社会所采取的用于解决稀缺资源使用冲突的一种方式这一性质，有助于人们认识到，一个社会选择市场，首先并不是由于市场拥有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那些美好的性质，而是因为该社会存在着需靠它来解决的由于资源稀缺所导致的无法消除的使用冲突。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以自由交易的方式来获得自己所需要——但为他人所拥有的物品的市场行为，首先并不是如正统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是一种个人自发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强制的行为。其三，它较为深刻地阐明了市场在确保经济的普遍效率方面所具有的为其他任何社会制度或手段所不可替代的优势之所在，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的不足，有助于人们更为充分地认识到在现实社会经济条件下选择市场经济制度的经济合理性和必然性。其四，它对产权制度与市场运行效率所具有的影响的揭示，有助于政府认识到明晰而稳定的个人产权制度对确保市场运行效率的重要性，意识到滥用国家权力——这是在现代社会条件下的唯一能够合法地对个人产权进行侵犯的权力——对经济的可能的危害性。其五，它较为客观地揭示了那些不可能在市场经济中消除的社会冲突以及由这些冲突所导致的为有效率的市场所不能加以制止的有害后果的普遍存在性，有助于人们较为充分地意识到，主流经济学所宣扬的市场和谐论是不现实的，市场效率不是免费的午餐，只有以理性的态度和科学的方式来应对市场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危机，才可能实现市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和谐。

注释：

①【美】e•曼斯菲尔德：《微观经济学：理论与运用》，郑琳华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第26页。

②【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10月版，第18页。

③【美】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施仁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第83页。

④【美】f•l•普瑞尔：《东西方经济体制比较：研究指南》，钱伟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171-172页。

⑤r. h. coase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2， no. 4 （sep.， 1992）， pp. 713-719，p718。

⑥brennan，g.，and j.m.buchanan，1985，the reasons of rules.cambrie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p13。

⑦[16][17][33][36][47]a. a. alchian， h. demsetz， the property rights paradigm，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33， no.1，（mar.1973）， pp16-27、p16、pp19-22、p22。

⑧[27]张五常：《经济解释》，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11月版，第527、436页。

⑨⑩[11][18][20]【美】e•g•富鲁博顿、【德】r•瑞切特：《新制度经济学——一个交易费用范式》，罗长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364、350、365、343页。

[12][22]【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13、16-20页。

[13]【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6月版，第20页；【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陈良璧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2月版，第18页；【英】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郭大力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10月版，第81页。

[14][21]【奥】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刘絜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第100、97页。

[15][19][46][48][49][52]阿曼•阿尔钦：《产权经济学》，载于盛洪编：《现代制度经济学》（上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5月版，第68-80、68、69、68-69、79页。

[23][24][25][38][50][51]【美】h•德姆塞茨：《产权制度中的道德与效率》，载于【美】h•德姆塞茨：《所有权、控制与企业》，段毅才译，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326-351、346、337、338、336-337页。

[26]张五常：《佃农理论》，易宪容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8月版，第83页。

[28]steven n. s. cheung，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vol. 26， no. 1 （apr.， 1983）， pp. 1-2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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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美】安德鲁•马斯-科莱尔等：《微观经济学》（下），刘文欣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3月版，第737页。

参考文献：

第6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使用价值；流通；分工；基础性地位

中图分类号：F0351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3-09-05

作者简介：张得银（1979-），男，江海人，深圳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流通经济；陈阿兴（1964-），男，江苏溧阳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经济；丁宁（1979-），男，安徽东至人，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流通经济。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流通创新与现代商贸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1CJY071。

尽管流通理论伴随着经济学的发展而发展，但是与主流经济学已取得研究成果的厚重相比，流通经济学及流通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则太显单薄，甚至于在一定程度上流通经济学的学科体系、基本范畴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究其原因，主流经济学对于流通意识的淡薄，对于流通在社会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忽视可能是最主要的。正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生产目的”的描述：“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就显得崇高的多。根据古代的观点，人，……，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现代世界，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而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1]。尽管在前古典经济学中就可以追寻到流通与生产、消费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三位一体”的思想，然而流通却与“生产的目的”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在主流经济学发展历史中被忽视（或者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流通理论研究始终游离于主流经济学的边缘，散落于一些与流通相关的理论中，流通经济学未能发展并建立完整、独立的学科体系和框架。

本文对流通地位与作用的思考，沿着建立和完善流通经济学学科体系和促进流通经济学与主流经济学融合的逻辑思路，回归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起点，从使用价值的研究视角探求并剖析社会再生产的本质和社会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论证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和流通保障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决定性作用。

一、流通理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演进中沉浮

流通在主流经济理论中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即流通起源、流通缺失和流通回归。

（一）流通起源于古典经济学对分工和使用价值的认知

1. 前古典经济学对分工和使用价值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分布于色诺芬的《经济论，雅典的收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公元前326）和柏拉图《理想国》（公元前387-386）。色诺芬在研究奴隶制度下的自然经济问题中，发现了物品具有使用和交换两种功能，并且从使用价值的视角考察了社会分工问题，提出劳动分工的必要性，分工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每种物品都具有供直接使用和与其他物品相交换的用途，并且说明了货币作为交换媒介的职能（货币对于一切商品都具有等同关系），阐释了商品交换的发展历史；柏拉图从人性、国家组织和使用价值的生产等三个方面，考察社会分工的必要性，认为分工是出于人性和经济生活所必需的一种自然现象。

2. “重商主义”对货币、生产与财富的专注。15-18世纪，安徒安・孟克列钦（1615）、安东尼・塞拉（1613）、托马斯・孟（1621）等注重考察货币在社会生产和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并且将货币（金银）看做是一国财富的主要来源，提出“多卖少买”、“控制进口、扩大出口”等积累国家财富，减少财富流出的贸易思想。尽管“重商主义”的专注推动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但是经济学的研究从此开始由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流通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

3. 古典经济学对价值创造，分工与生产、流通问题的研究。威廉・配第在《赋税论》（1662）中最早提出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基本思想，并且将政治经济学研究从流通转入生产领域；布阿吉尔贝尔（1697-1707）在配第的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只有农业和畜牧业才创造财富，流通过程不创造财富的观点；魁奈（1747、1758）分别提出自然法、自然秩序的概念，并且用生产经营活动分析资本的流通和社会再生产问题；亚当・斯密（1776）在批判“重商主义”将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来源的错误观点基础上，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市场（看不见的手）的重要性，对流通和生产问题均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大卫李嘉图（1817）发展了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并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其结果导致国际贸易问题此后更多地被主流经济学所关注，但是对于绝对优势的忽视却进一步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割裂开来。

（二）流通缺失于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组织及交易的过度抽象

新古典经济学起源于以W.S.杰文斯（1871）、C.门格尔（1871）和L.瓦尔拉斯（1874）为代表的三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发起的边际主义革命。然而，也恰恰是边际思想也最终导致经济学的发展彻底偏离了斯密的分工思想。此后，以马歇尔（1890）、凯恩斯（1936）、萨缪尔森（1948）等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发展并形成了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为基本理论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这使得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从此转变为基于供求分析的资源配置问题。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在一个虚拟的市场中存在“纯生产者”和“纯消费者”的基本假设直接使得企业、组织和交易等关键性问题被过度抽象，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经济活动成为无摩擦、无损耗的理想化概念。从此，流通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毫无意义，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合理性，流通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被缺失”了。

（三）流通回归于制度学派和新兴古典学派对交易与分工的重视

1. 制度学派对交易、组织等问题的重视。新古典经济学对于企业、市场和组织问题的过度抽象，不仅使对流通问题的研究出现了断层，也导致新古典经济理论在面对更为复杂的全球经济问题时越发的捉襟见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系列非主流经济学流派迅速得到发展。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制度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对组织、交易和企业等问题的研究。以凡勃伦（1899、1904）、康芒斯（1934）和密契尔（1913）为代表，将制度作为经济研究变量内生化，将交易作为经济研究的基本分析单位。其中，康芒斯对于交易的分析，可以洞察出他对流通问题的关注。继康芒斯之后，科斯（1937）在质疑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基础上，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并且分析了企业存在的价值；在科斯思想的引领下，诺斯（1990）、威廉姆森（1997、2002）等经济学家提出了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和契约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制度经济学的学科体系。

尽管制度经济学、新制度学派将组织、企业、产权、契约等与流通相关的交易问题纳入其研究领域和范畴，但是其研究问题的侧重点仍然偏向企业组织与激励问题，对与市场组织关系密切的流通问题的关注仍然不够，流通研究仍然徘徊在主流经济学的边缘。

2. 新兴古典经济学派对分工与市场理论的重视。20世纪80-90年代，以杨小凯为代表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家，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基本观点的基础之上，引入超边际分析方法，重回斯密的分工和市场理论起点，在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纯生产者与纯消费者的理论假设之后，提出了“生产者―消费者”假设，将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信息经济学等主流、非主流经济学派融为一体，构架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和学科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基于对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①的研究，从分工的视角解释了城市的出现、中间商的发展、交易层级结构的演进、国内贸易如何发展为国际贸易等重要的现代流通问题。新兴古典经济学完美地将“分工和市场”结合在一起，继承了斯密的分工思想的精髓，将经济学从研究资源配置问题的重心拉回到研究组织问题，实现了主流经济学的回归，使得流通研究重新回到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野，流通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成为现代主流经济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目前的发展而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仍然停留于生产和消费，对于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作用的认识仍然不足，相关的研究也较为单薄。

二、流通理论在政治经济学中的演进与在中国的发展

（一）马、恩关于流通理论的研究

关于流通，马克思说：“流通本身只是交换的一定要素，或者也是从总体上看的交换”[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还提出，流通的基本含义就是流通交换价值（产品或劳动），而且是那种注定成为价格的交换价值。并不是所有的商品交换（比如物物交换、实物献纳、封建徭役，等等）都构成流通。流通是以价格为前提的商品交换的一系列活动形成的交换行为体系。马克思在关于流通与生产的关系中指出，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交换，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交换。恩格斯则进一步指出：“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做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3]。

马克思沿着萨伊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关于社会再生产的研究思路，吸收并继承了他们关于社会再生产“四要素”的合理部分，秉着发展的眼光阐述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水平下四要素及其之间的相互关系会发生不断变化的观点。马克思关于流通问题的研究主要着重于交换――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一般换。马克思的在《资本论》中专门对“资本”、“资本一般”做了详细的论述，并且论述了资本一般是流通一般最重要的问题。然而，由于马克思秉着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立场研究社会再生产和交换问题，其核心和重点仍然以考察生产以及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关系问题，关于流通及流通的地位和作用的重视明显不够；认为交换（或者流通）本身不创造价值，只是承担着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介职能，这些观点在很长一段时间和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中国学者在对其流通理论的进一步拓展。

（二）马、恩的流通理论在中国的继承与发展

由于众多历史因素的合力作用，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在中国的建国初期并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播，相反却较长时期充斥着“无流通、轻流通”的观点，严重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有序循环和社会经济的顺畅运行，不仅大大阻碍了国内经济快速发展，也导致流通理论的发展陷入了“冰河时期”。值得庆幸的是，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发展终于打破了“流通”的“冰封”，流通理论在国内取得了快速的发展，研究的范畴和主要内容等也在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基础之上获得了巨大的拓展。

1986年全国中青年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上，与会代表就流通范畴提出了“一重、二重、三重、线性和立体”流通观的认识，并就流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提出了生产决定流通论、生产流通并重论和异位论、流通中心论和流通决定生产论等观点。杨昌俊（1987）提出了“生产流通决定论与非决定论的统一”的观点；杨承训（1988）提出了“生产流通相互决定论”；陈学工（1989）再次提出“流通决定生产论”；王绍飞（1990）提出了“生产决定商品流通，资金流通决定生产”的观点。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地位的进一步确立和流通在社会经济运行中作用的日益明显，徐从才和陈阿兴（1995），高铁生（1999）将流通上升到产业高度，提出了“流通产业论”；刘国光等（1999）提出将商业由末端产业发展为先导产业，充分发挥流通在国民经济中的先导作用的“流通先导论”；黄国雄（2002，2003，2005）、洪涛（2004）分别提出了流通不仅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先导作用，而且流通产业是国民经济中重要的基础产业的观点。

三、社会再生产的本质――使用价值再生产

分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作用下，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升级，人类从原始的自然经济阶段跨入了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以交换为生产目的的商品经济阶段。分工使得早期的物物交换发展为以货币为一般等价物的商品交换，社会生产发展为以交换为目的的扩大化再生产。社会再生产主要由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商品交换三部分构成。其主要的经济关系就是由生产者、流通者和消费者以及各种为了生产、流通和消费服务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经济性、社会性关系。基于此，经济学的研究应以社会一般再生产过程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关系和要素配置为主要研究对象，其目的就是为了协调、处理和解决这些活动中遇到的各种两难冲突。然而，遗憾的是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政治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中都只注重生产和消费问题的研究，却忽视了生产与流通、流通与消费之间的诸多经济问题。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主流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各种不断出现的现实经济问题总显得捉襟见肘、进退两难，而非主流经济学派却可以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之外获得快速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了。

西方主流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流通问题做了一定的研究和发展，也涉及到关于商品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研究，然而他们都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忽视了使用价值的价值――使用价值是社会再生产的本质目标，使用价值才是联系各种微观经济主体、经济要素的核心纽带。社会再生产的根本出发点或者根本目标都是以使用价值为最终目标的社会性、经济性活动――即社会再生产是开始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发展于使用价值的流通、结束于使用价值的消费的社会性、经济性活动。更进一步，社会再生产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包括生产主体、流通主体和消费主体，以及各种不同的经济要素之间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都是基于使用价值这一共同的联系纽带，在其牵引下彼此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换句话说，是人们对不同使用价值的追求（或不同商品带来的不同效用满足）为社会再生产和社会经济的向前发展提供了源动力。社会经济的运行过程本质上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流通―消费――再创造……再消费……”的过程。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本质也就是人类在不断追求更高、更好、更优级别的使用价值（效用满足）的过程。社会再生产是人类通过技艺与技术的改进、生产工艺的创新、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布局的优化和分工的不断细化（以节约交易成本为前提）来提升和调整社会再生产的商品品质、数量和品级，以满足人类追求更高品质商品所带来的效用满足的过程。

综上，社会再生产的经济本质就是使用价值再生产，社会再生产的活动过程就是不同使用价值（商品是使用价值的载体）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不断循环的社会经济过程。社会经济运行的本质内涵就是使用价值的创造、消费、升级、再创造、再消费、再升级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

四、基于使用价值社会再生产的流通地位和作用

基于对社会再生产的一般性规律的分析及其经济本质的界定，对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和在经济运行、再生产中的作用分析如下：

（一）流通的地位――与生产、消费构成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的“三驾马车”

社会再生产是使用价值的再生产，生产阶段厂商（生产者）通过对不同要素的重新组合、加工，生产出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这些不同的使用价值载体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约束，出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经济效率的考虑，需要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将使用价值从生产者一端转移到消费者一端。只有使用价值进入流通环节，通过流通业者的专业化劳动，才能够保证作为使用价值载体的各种不同种类、不同品质的商品能够及时、高效的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实现使用价值的时间、空间转移和产权变更，最终完成消费者追求使用价值（效用满足）的生理和心理体验过程。

社会再生产活动的本质就是使用价值的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个环节的有机连接，三个环节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社会再生产的循环过程。流通、生产和消费共同构建了社会再生产的完整体系，三者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地位同等重要，缺一不可，无论缺少哪一个环节，社会再生产都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由此可以认为，生产、流通和消费本质上就是维持社会再生产有序进行和保障社会经济顺畅运行的“三驾马车”②。

（二）流通的作用――使用价值的升华、传递与交易费用的节约

基于流通在社会再生产中的基础性地位，以及流通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不可替代性作用，结合使用价值社会再生产的本质特征，流通在保障社会经济和社会再生产顺畅运行过程中的根本性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流通过程是凝结着流通业者劳动的价值增值过程。流通业者在将使用价值的载体――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的过程中，已经将其劳动凝结进被流通的商品之中，依据劳动价值论的核心思想，这一过程必然导致该（类）商品的价值增加；另一方面，通过流通过程以后的商品市场价格的上浮（相对于流通业者最初取得商品的时间点）也充分证明了被流通后商品的价值增加了。由此，商品在流通过程中被赋予了更多的价值和内涵，流通业者的劳动凝结进流通的商品（使用价值载体）中，实现该（类）商品使用价值增值，使用价值在流通中升华。

2.流通过程是实现着使用价值时空传递、产权转移过程。表面上，流通业者在流通过程中通过投入工具、技术和劳动等要素使得商品从生产者一端转移到消费者一端，商品在时间、空间和产权（或消费使用价值的权利）上实现转移，商品价值通过交易得以实现，社会再生产得以继续，社会经济得到顺畅运行。本质上，流通过程实现的是满足消费者追求并且消费使用价值，获取该使用价值所提供的生理和心理的（效用）满足的双重体验过程。流通实现使用价值的传递、转移过程，具体表现在使用价值在空间、时间、数量、产权关系等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要素、资本等的转移和变化。

3.流通过程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矛盾运动的交易费用节约过程。流通不仅仅实现了使用价值的增值和传递，还在市场经济中承担着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功能――降低交易费用。依据斯密的分工和杨小凯的分工与专业化的基本观点，流通过程一方面将生产者专业化于使用价值的生产，另一方面将流通业者专业化于使用价值的交换与传递，这一过程体现了流通过程是在流通与生产基于专业化分工而实现了交易成本最优化（不一定是最小化③）的社会性、经济性过程。

注释：

① “两难冲突”是杨小凯对经济学本质的核心阐释，认为“经济学是研究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它不但研究个别决策人如何权衡各种两难冲突做出决策，并且研究不同个人的决策之间如何交互作用产生某种全社会的两难冲突。而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这些社会上的两难冲突是如何由某种制度权衡折衷，产生个别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因此，经济学不同于管理科学或决策科学，后者只研究个别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前者不但研究决策中的两难冲突，而且特别注重不同决策者之间的互相作用如何形成社会中的两难冲突，并通过权衡折衷，形成任何个别决策人不得不接受的现实局面”。

② 关于流通、生产和消费谁更重要的争论可能是徒劳的。因为即使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的经济体制下，出现三者之一相对于其他两者而言对社会再生产的影响会更多一些，发挥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两个阶段就不重要，生产、流通和消费“三位一体”才是根本，三者缺一不可。

③ 依据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分工与专业化更利于提高效率，但是却带来交易费用的增加，而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解决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因此，在社会再生产中当生产者自己生产并且自己进行交易的成本高于生产者专业于生产，流通者专业于交易的两者成本之和时，即为双方的博弈折衷的状态，此时已经达到了节约和降低交易成本的目的，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后者的成本支出最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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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01.

[3] 徐从才.流通理论研究的比较综合与创新[J].财贸经济，2006（4）：27-35.

第7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风险分散是金融活动创新的原动力。最有代表性的风险分散理论是马科维茨(Harry·M·Markowitz)的MM理论和威廉·夏普(Willian·E·Sharpe)的CAPM理论，这种思想已经成为现代金融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主要方法论之一。风险分散理论是从研究风险资产的收益与风险的关系开始的，该理论认为：(1)绝大部分资产是风险资产，其收益是不确定的，因而应该把风险资产的收益视作随机变量，并运用期望收益作为衡量某种风险资产收益的标准，并用方差来衡量获得收益所面临的风险的大小。(2)资产组合的总风险应该分为两大部分：非系统风险和系统风险。非系统风险是指仅与投资组合中的各种风险资产的方差项相关的风险，系统风险是指由投资组合中的各风险资产收益的相关性所带来的风险。(3)在充分考虑各种风险资产收益的相关性的前提下，运用概率知识可以得到，只要资产组合分散良好，资产组合的非系统风险趋于零，系统风险就趋于稳定。虽然风险分散理论的思想产生于研究投资组合与其风险关系的过程中，但这种思想却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能够运用于人类社会系统的某些方面。

房地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风险分散是其原动力。无论是抵押债权证券化还是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其成功运行都需要比较稳定的收益流基础。但在当前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者所持有的资产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资产收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就抵押债权证券化来说，对于单个贷款而言，其现金流量是不确定的，因此，单个贷款的风险比较大。但是从银行抵押贷款的现金收入流来考虑，其本息偿还分摊于整个贷款存活期，根据大数定律，如果将大批量、标准化、流动性差的资产进行组合，只要同质的抵押债权资产数目达到足够大，便可以预测出本息的违约率与本金的提前偿还率等风险，从而可以根据组合资产的运动规律预测其现金流。对于一组抵押贷款而言，尽管整个组合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组合中每一贷款现金流量的特征，但由于大数定律的作用，整个组合的现金流量却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因此，尽管预测单个贷款的可能结果是不现实的，但人们能够基于历史数据对整个组合的现金流量的平均数有一个可信的估计。投资权益性的房地产证券化也是一样，要形成一个稳定的收益流，风险分散是选择投资组合的一个基本目的。所以说，房地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而出现，是基于风险分散理论基础之上的。

二、分工理论

经济学界对分工理论的研究源自于亚当·斯密(Yadang·Simy)，后来经过马歇尔(Marshal)、杨小凯等学者的补充已基本成熟。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社会的演进、生产率进步和分工演进有密切的关系，分工经济以专业化经济为基础，专业化的发展和交易效率的水平是社会发展中互相制约的两难约束。

斯密的分工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1)分工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报酬递增的重要途径。他认为分工有利于提高劳动熟练程度、节省劳动时间、促进技术的发明与运用，进而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2)分工有利于促进社会普遍富裕。从整体上来看，分工越发展，就业容量就越大，因此分工在根本上有利于增进社会的普遍富裕。(3)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斯密认为，尽管分工是发展劳动生产力的重要途径，但分工程度绝不是人的主观随意选择的结果，要受到市场范围即市场购买力大小的限制。(4)货币起源于分工的发展。一旦有了分工，一个人只能解决自己需要的少部分，而绝大部分的需要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满足。交换作为一种经济活动，也要讲究经济效益，货币正是一种减少交易困难、节省交易费用的工具。(5)资本是实现分工所创造的新生产力的物质条件。斯密认为，当分工进步时，即使雇工人数不变，由于工人劳动生产力因分工而提高，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生产资料数量更大，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生产资料会按更大比例增加，这时，必须预先储备的生产资料就要比没有分工进步时多得多。另一方面，一个行业分工越进步，就业人数就越多，即使劳动生产率不变，就业人数增加同样也需要增加储备的生产资料。

马歇尔对分工经济思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报酬递增与工业组织上。他以代表性企业为对象，从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两个方面，在工业布局、企业规模生产以及企业经营职能三个层次上，分析了报酬递增的积极作用。(1)报酬递减与报酬递增。马歇尔把土地、劳动、资本和组织等不同生产要素在报酬递减或递增中的作用分解，认为土地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的作用即劳动、资本和组织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只要人类的作用强于自然的作用，生产者就可获得报酬递增；否则，只能得到报酬递减；若两者相等，则呈现报酬不变倾向。(2)组织与报酬递增。在人类的作用中，马歇尔特别重视组织对报酬递增的积极意义，也就是分工的作用。因为分工总是与组织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同一个问题。他认为，组织的改进，通过外部经济与内部经济两条途径，可使生产获得报酬递增。

以杨小凯、黄有光为代表的一批新兴古典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的“超边际分析方法”，从分工水平和专业化程度人手，导出需求和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分析不但包括资源分配问题，也包括经济织织问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有如下特点：每个决策者既可以成为生产者，也可以成为消费者；每个决策者既可以进入要素市场，也可以进入产品市场；厂商或企业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在一定专业化和分工格局的条件下内生决定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供给与需求的分析基于以“角点解”为基础的“超边际分析”，在角点之间进行的总效益费用分析，以报酬递增为基础的专业化决策问题必须求角点解，不仅可以解决资源配置问题，更能解决分工组织结构问题。@

实际上，在斯密的分工思想及其之后的经济学家对分工的研究中，我们总是可以捕捉到分工尤其是金融分工对金融发展的关系和作用，如斯密关于货币出现与专业化分工之间关系的猜想，马歇尔对于组织与报酬递增以及杨小凯等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等等。尽管古典发展经济学所提到的分工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工，我们仍然可以把古典发展经济学及其之后的理论中涉及货币、资本与金融的研究归纳到金融分工中来。因此，斯密关于分工的思想是一般意义上的分工，对于金融领域同样适用，他所揭示的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发展。斯密分工思想包含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机制，他认为分工(社会分工)演进是经济发展的一般机制，这一思想也同样适用于金融发展。在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各种市场和企业等经济组织形式得以产生和演进。

三、不对称信息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产生于20K纪70年代，以1970年阿克洛夫在《经济学季刊》上发表的逆向选择问题的开创性文章《“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和市场机制》为标志。阿克洛夫在旧车市场模型(LemonsModel)中对逆向选择问题进行了分析，开创了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先河。在旧车市场上，逆向选择问题来自于买者和卖者有关车的质量信息的不对称。卖者知道车的真实质量，买者不知道，只知道车平均质量。因而只愿意根据平均质量支付车的价格，但这样一来，质量高于平均水平的卖者就会退出交易，只有质量低的卖者进入市场。结果是，市场出售的旧车的平均质量下降，买者愿意支付的价格进一步下降，更多较高质量的车退出市场。如此下去，在均衡的情况下，只有低质量的车成交，在极端的情况下，市场可能根本不存在，交易的帕累托最优不能实现。

信息不对称可以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和不对称信息的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划分。从不对称发生的时间看，不对称可能发生在当事人签约之前，也可能发生在签约之后，分别称事前不对称和事后不对称。通常将研究事前不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逆向选择模型，研究事后不对称信息的模型称为道德风险模型。按照梅耶森(Myersom，1991)的定义，道德风险为“由参与人选择错误行动而引起的问题”，也就是指由于经营者或市场交易的参与者，在得到来自第三方的保障的条件下，其所作出的决策及行为即使引起损失，也不必完全承担责任，或可能得到某种补偿，这将激励其倾向于作出风险较大的决策，以博取更大的收益；而逆向选择为“由参与人错误报告信息引起的问题”，它是指交易双方拥有的信息不对称，拥有信息不真实或信息较少的一方会倾向于作出的错误选择。这里的信息不对称既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行动，也可能是指某些参与人的知识。研究不可观测行动的模型称为隐藏行动(hiddenaction)模型，研究不可观测知识的模型称为隐藏知识(hiddenknowledge)模型。

在现代资金融通活动中，交易主体面临着许多由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风险，房地产融资也是一样。就投资者而言，对投资项目掌握的信息比较少，而融资人掌握了更多的信息(即融资人的私人信息)，会导致道德风险；在资金借贷过程中，银行掌握的信息就比借款者掌握的信息少，容易产生逆向选择。房地产证券化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这种由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风险，也可以说房地产证券化是基于不对称信息而产生的。在房地产证券化过程中，每一个交易步骤都是由专业的机构来完成，这些专业机构有着丰富的经验，其对信息的掌握是私人无法比拟的。如在抵押债权证券化中，经过资产组合、破产剥离和信用升级以后，信息在很大程度上是透明的，投资者对投资对象的风险性质的信息有了更多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逆向选择。

四、交易成本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将制度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与科斯教授创造性并典范性地运用交易成本概念是分不开的。所谓交易成本，广义地说，是人与人打交道的成本，是相对于人与自然打交道的生产成本而言的，为了得到交易所提供的服务，人们需要投入各种稀缺的资源。交易成本概念最初是指协商签订契约以及在契约签订好后付诸实践所需要的成本。后来，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将交易成本概念广泛运用于经济、法律、社会、历史和政治等研究领域。

从交易费用理论中企业和市场的相互替代的关系，我们可以发现，如果交易者认为交易对象给其所带来的收益超过交易价格和交易费用之和时，这笔交易就会发生，否则，这笔交易就不会发生。在价格是恒量的时候，那么交易是否会发生就取决于交易费用。房地产证券化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产权的流转和交易过程。这样，就有一个交易成本的问题。

在进行房地产证券化的过程中，证券化业务收益会在各个参与主体之间进行分摊。以抵押债权证券化为例，具体成本项目包括：SPV的设立和发行证券缴纳的费用，发起人向SPV转移基础资产按照税法规定要缴纳营业税和印花税等，需要支付的各种承销费、律师费、评估费和审计费，以及证券化的开办费、维护费，其他一系列的无形成本如“审批成本”等。此外，银行在实现真实销售并回收贷款以后，还可以进行再投资，这也会产生部分收益。因此，判断证券化是否进行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证券化业务收益与回收贷款本息进行再投资所获收益之和大于支付给各个参与主体的费用；二是不进行房地产证券化时所获得的利率应当大于流动性风险所造成的损失与没有再投资机会所造成的机会损失之和。从国外房地产抵押债权证券化的现实来看，证券化的收益一般大于证券化的成本。另外就房地产投资信托而言，由专门的基金公司来进行房地产投资可以节省交易成本，这也是现在房地产信托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

五、规模经济理论

规模经济不仅是西方微观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而且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在经济生活各领域中的实践中，规模经济也是人们遇到的现实问题。关于规模经济的含义，虽然在西方经济学中的一些文献有着不同的表述，但都是从微观角度来阐述生产成本与其规模报酬变动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规律。简单地说，规模经济是指企业由于规模的扩大而导致长期平均成本降低带来的经济节约性，即规模的经济性。

最早对规模经济的研究来自于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的厂商理论。根据其解释，规模报酬变化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厂商内部各种市场要素按相同比例变化时所带来的产量变化。厂商的规模报酬变化分为规模报酬递增、规模报酬不变和规模报酬递减三种情况。这里的规模报酬递增，是指产出增加的比例大于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它意味着产出的单位成本降低，也意味着生产规模扩大所带来的生产上的节约性，即规模经济性。所谓规模报酬不变，是指产量增加的比例等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即生产规模的变动对于生产是否节约的经济性并未产生影响。所谓规模报酬递减，则是指产量增加的比例小于各种生产要素增加的比例，即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出的成本随之上升，此时存在规模不经济。

房地产证券化中“规模经济”也是追求的目标之一。如确定一个合理的证券发行数量，是降低证券发行成本、实现规模经济的关键。与证券发行规模有关的因素主要有市场条件与证券品种。不同的市场条件中同一种证券的规模发行量不相同，不同的证券品种在同一市场条件下证券的发行规模量也不相同。所以说，房地产证券化的证券发行量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应。

[摘要]房地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创新，它在使各个交易主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降低了风险和成本。这一过程的完成，不仅有其实践的需要，也具有理论的支撑。对房地产证券化涉及的相关理论进行梳理，有利于为中国即将进行的房地产证券化在理论层面上奠定一个基础。

第8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企业边界 企业性质 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重要经济实体，企业的存在当然有其边界的存在。然而企业的合理边界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经济理论一直没有很好解决的一个问题。

任何一个企业理论都必须回答两个基本问题：企业存在的理由；什么因素限制着企业的规模和范围。因而对企业边界的认识当然离不开对企业本质特性的认识。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深入发展，市场经济不断完善，企业的边界对于促进企业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又能使企业在自身运行时达到难以达到的目的或目标。因此，通过对企业本质特性的认识来完成对企业边界的界定，通过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相互作用来探讨企业边界的作用与功能，对于现代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企业边界”这一概念，虽然最早是由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科斯（Coase）1937 年在他的著名文章《企业的性质》中提出的，但对于企业边界的认识渊源，可以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对企业的认识论。因此，为了更清晰地弄清企业边界问题，本文将依从经济思想发展史的线索，通过对不同阶段企业边界理论的分析，对企业边界理论进行一次深入探究，并对企业边界理论今后的创新发展趋势提出自己的一些认识。

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在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边界的认识基本围绕在专业化和分工所产生的企业规模扩大的水平上，此时企业边界也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规模概念。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国富论》中非常重视专业化和分工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虽然斯密的理论没有直接给出企业形成和扩张的原因，但是认为分工与企业的形成及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自然也在进一步扩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马克思也十分重视分工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他指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认为企业规模主要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技术手段。当企业把它的主要任务放在努力生产劳动产品而满足社会对产品需要的时候，企业与市场的作用方式就显得单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企业边界也是非常清晰的。这是因为市场的需求量过大进而使企业与市场联系的媒介仅仅只有企业的劳动产品，或者叫商品。这样，企业的真正形象也被市场上的商品的用途和数量所取代，使它成为被掩盖在商品背后的“黑箱”。对于这样的“黑箱”，它的存在与否以及它边界的形式及形状与使用商品的消费者来说是毫无关系或者说是关系不大的，而且对于生产劳动产品的企业本身来说也觉得企业形象对它们生产和销售的关系不大。这就使得企业边界曾经一度被管理学家，进而被经济学家忽视或者不予理睬的重要原因。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在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体系运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偏好条件下来配置资源。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利用最优决策理论进行了经济分析，它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是按个别消费者的形象所设计出来的经济单位，根据最大化的行为规则来运行。将企业的目标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新古典模型设定企业面临着给定的并可以意识到的各种选择和约束。很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并把价格机制看作是经济活动惟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为了论证“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新古典经济学仅仅把企业抽象为完全相同的最优化生产者。

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从前面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均从企业的生产性角度对企业的性质和企业的边界进行分析。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仅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企业只是市场价格协调机制下的一个基本生产单位，企业的规模边界在给定技术条件的最优化决策下是清晰而简单的。

然而现实世界的情况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1937年，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其标志着经济学界对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等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分析和探索。以科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中心仍然是资源配置问题，但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和市场看作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

因而，科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坚持原有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重新解释或修正其假设前提。为了解释企业存在的合理性或“企业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科斯提出，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假设市场交易成本为零，而事实上，“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相对价格的搜寻成本和每一笔市场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企业存在或企业替代市场的根源在于能够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因而，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和市场相区别的、交易活动的契约形式，即“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在界定了企业本质的基础上，科斯考察了企业的行为特征，认为企业的纵向边界决定于企业和市场在组织交易活动时的交易成本边际比较，在组织交易活动的过程中企业是最优化行为者。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此时，企业处于最优规模边界。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从资产专用型、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原则，同时还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在这些理论中，由于企业的存在只能归因于市场失败，所以仍然没有企业的主动地位，企业的边界也是市场失灵的被动接受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的企业边界理论发展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探索企业边界理论上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使人们认识到交易费用的存在，以及交易费用对分工效率的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企业是不同于市场的另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因而有利于人们在配置资源时根据效率需要自觉地选择和利用不同的方式。但是，其也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不能很好地整合传统厂商理论，正如有批评者所说的，在人们注意到企业内交易费用存在的同时，又使人们忘记了企业的生产属性，而生产是企业的主要功能；企业边界的模糊性。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明晰的，但实际上企业的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无法合理解释企业规模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大的历史现象。因为根据科斯的理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管理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企业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缩小，企业规模与市场规模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把企业与市场相对立，从而使人们借此支持政府管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为弥补这些缺陷，在科斯以后涌现了许多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企业边界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后凯恩斯主义的企业边界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企业目标为增长最大化，其价格理论也不是关注如何通过价格机制来确定企业产品的稀缺性，而是关注通过价格来保证企业的增长潜力。后凯恩斯主义在企业增长率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下，构建了一个把企业产量决策、投融资决策和定价决策融为一体的企业成长模型。企业依据成本加成定价产生的现金流量来满足企业所希望从事的投资支出需要，因此企业的定价决策与投融资决策联系在一起，价格运动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需要和正常生产成本的运动，企业边界由相应的投资支出水平决定。

（二）制度变迁的企业边界理论

对企业制度变迁理论的探讨，钱德勒（1977，1992）是从历史和宏观角度进行的。钱德勒认为从组织制度上可以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企业成长中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传统企业中没有中间管理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复杂化，相应地内部组织分工向两个方向发展：水平方向的不同职能部门的产生；垂直方向管理层级的产生。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经营规模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也促进着企业边界的不断扩张。

（三）潘罗斯的企业边界理论

美国女经济学家潘罗斯发表于1959 年的《企业增长理论》，是一部继承了熊彼特传统，从经济学角度通过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来分析企业行为的重要著作。潘罗斯始终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论”来分析企业成长这一过程，探究了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潘罗斯否认新古典经济理论认定的对企业规模的三个限制因素：即管理能力、产品或要素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她认为既然企业的增长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长也必然会推动企业的增长。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现在通常把管理对企业成长的关键性约束作用称为“潘罗斯效应”。管理资源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它是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经验和能力。管理活动就是试图最有效地利用企业拥有的资源，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所有其它资源所能提供的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制约企业成长的速度和企业边界。企业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状况与企业多元化成长以及企业的最终边界高度正相关。

（四）伯利和米恩斯的企业边界理论

伯利和米恩斯在提出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这一命题之后，在对经理式企业目标行为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形成了管理者理论。其主要观点是，随着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身份的分离，以及相应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因此，这些企业的目标已经不是追求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者阶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结论

从上述的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从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认识无非是从生产分工角度扩展到交易成本角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基本局限于边际分析和替代分析。从新制度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各流派对企业边界的分析思路宽广了很多，分析方法也不断出新，但大都是从某一个不同的侧面对企业边界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仍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从这些种种的努力中可以认识到，企业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因而企业边界的确定也绝非易事。但通过本文分析，应该有以下清晰的认识：

（一）企业是异质的且生产和交易性是企业的基本属性

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是价格理论。通过企业的同质性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从而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作为社会经济活动惟一的协调机制，价格机制的有效协调使整个经济活动处于稳定而和谐的“静态循环流转”状态。但是，持续变迁才是现实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它不仅表现为产品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的变化，更根本地表现为企业自身的创新性活动及其竞争行为的多样性。事实上，作为历史发展的有机体和长期内部知识和能力积累的结果，现实的企业是异质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竞争行为的内生性和多样性是现实经济持续变迁的根源。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是考察企业本质和竞争行为的基本前提。

另外，企业所有的交易功能和生产功能都是为了企业能够实现最大的增值，在企业内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节约交易费用的结果就体现在最后的利润增加上，利润的实现只有生产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后才能够完成，因此，不能够单独地强调企业中生产和交易哪一个更重要，两者是并重的。

（二）企业边界是由企业的外部因素与企业目标函数共同决定的

企业的外部因素包括生产技术条件、交通通讯环境、资本数量、信用制度、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等，这些因素影响到企业的成本与收益状况，从而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可实现程度。但是企业的目标函数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有可能是市场份额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这都是企业内部各要素所有者的目标函数在制度约束下综合反映的结果。这样，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对不同的企业还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同一个因素可能在缩小利润最大化企业边界的同时，扩大了市场份额最大化企业边界。企业边界的决定过程是这样的：外部因素先决定企业目标可实现程度，企业再依据目标可实现程度来决定企业边界的大小。

（三）对企业边界的理解前提是必须正确认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对于既定的交易量而言，企业和市场有各自不同的配置资源优势，从而会配置不同的交易活动，在这一点上，企业和市场是互相替代的。但是，市场是由企业组成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带来更大的市场，也相应地会使两者配置的交易量都增加，从而企业与市场又是互补的，由于这是动态变化的结果，所以这个结论更容易从长期的考察中得到证实。钱德勒（Chandler）做了这一工作，他发现技术、市场和交通通讯在降低了交易费用的同时，企业和市场同时扩大了，“现代工商企业首先是在这样一些部门和工业中出现、成长并继续繁荣，这些部门和工业具有新的先进技术，而且有不断扩大的市场。反之，在那些技术并不能创成产出的急剧增加、市场依然是小而专的部门和工业中，管理的协调并不比市场协调更为有利。因而在那些领域里，现代工商企业出现较晚，而且发展较慢”。

（四）企业边界概念的多重标准和相对模糊性

现实世界的企业一般存在着两重清晰的边界，一是法定边界，二是契约边界，契约边界的相互交叉是一种经济常态。随着“经理革命”的出现，公司制企业又出现了经营边界和治理边界。

举例来说明单一标准概念的模糊性。例如契约边界，科斯在论述企业性质时，实际上是从合约的角度来把握问题的。他认为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合约，但他并没有对这两种合约加以精确地界定。理查德森(1972)对市场合约做了较为精确的规定：在买方和卖方不接受其未来行为上的任何义务—无论这种义务是多么松散和含糊—的情况中，合作就不会发生，因而称此为纯市场交易。根据理查德森的市场合约定义，市场合约在现实中是鲜见的。张五常对企业合约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他认为企业合约是要素使用权转让合约，而且“要素使用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要素使用权转让得到明确界定，那么这种合约就与市场合约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尽管张五常对企业合约做出了界定，但他也许没有进一步地认识到，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并不是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事实上，理查德森与张五常所说的市场合约与企业合约，是两种极端的合约形式，企业合约使用的是管理协调机制，而市场合约使用的是价格协调机制。而现实中的合约往往是他们所说的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组合。譬如张五常所说的“件工合约”、“特许经营权合约”以及“外包合约”，甚至于企业之间的“卡特尔”等，这些形式的合约既不是完全的科斯和张五常意义上的企业合约，也不是科斯和张五常意义上的市场合约，而是既含有企业合约，又含有市场合约。

获得了这一认识，便很容易解释科斯与张五常所不能解释或解释不好的“企业边界的模糊性”问题。譬如跨国集团的海外子公司、连锁公司、股份子公司等，他们既具有一定的市场独立性，又受到总公司、母公司等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些企业现象如果根据科斯的企业理论则难以做出恰当的回答。本文的解释是，现实中的企业，往往不是由完全的企业合约所组成的，而是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比例组合，因此企业的边界可能被外延，企业的规模被放大，因而企业的边界呈现出模糊性。

（五）企业边界理论的研究方法变化

企业边界理论的研究，其发展轨迹正由静态研究（即认为组织的边界是明确、清晰与固定的）趋向动态研究（即认为企业的边界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由被动研究（企业是市场失灵后的替代）趋向主动研究（重视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和内部因素变化对企业边界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安同良，郑江淮.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

第9篇：微观经济学的核心问题范文

在古典经济学中，对企业边界的认识基本围绕在专业化和分工所产生的企业规模扩大的水平上，此时企业边界也是一个非常粗略的规模概念。亚当•斯密1776年在其《国富论》中非常重视专业化和分工所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现象。虽然斯密的理论没有直接给出企业形成和扩张的原因，但是认为分工与企业的形成及扩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企业内部就可能采用更加不可分的技术，这种技术使劳动分工进一步深化，引起规模报酬递增，企业规模自然也在进一步扩大。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马克思也十分重视分工对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他指出，协作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认为企业规模主要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技术手段。当企业把它的主要任务放在努力生产劳动产品而满足社会对产品需要的时候，企业与市场的作用方式就显得单一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得出的企业边界也是非常清晰的。这是因为市场的需求量过大进而使企业与市场联系的媒介仅仅只有企业的劳动产品，或者叫商品。这样，企业的真正形象也被市场上的商品的用途和数量所取代，使它成为被掩盖在商品背后的“黑箱”。对于这样的“黑箱”，它的存在与否以及它边界的形式及形状与使用商品的消费者来说是毫无关系或者说是关系不大的，而且对于生产劳动产品的企业本身来说也觉得企业形象对它们生产和销售的关系不大。这就使得企业边界曾经一度被管理学家，进而被经济学家忽视或者不予理睬的重要原因。

新古典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在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理论中，经济体系运转的中心问题是一个经济体如何在给定的技术和偏好条件下来配置资源。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利用最优决策理论进行了经济分析，它的假设是完全理性和利润最大化，在这种假设下，企业内部的运行被视为一个“黑箱”，企业唯一的功能是根据边际替代原则对生产要素进行最优组合，从而实现最大的产量或最低的生产成本。企业为了实现最大利润，必须按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进行单一产品的产量和价格决策。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企业是按个别消费者的形象所设计出来的经济单位，根据最大化的行为规则来运行。将企业的目标定义为利润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新古典模型设定企业面临着给定的并可以意识到的各种选择和约束。很显然，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理论，并把价格机制看作是经济活动惟一有效的协调机制。为了论证“看不见的手”的原理，新古典经济学仅仅把企业抽象为完全相同的最优化生产者。

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分析

从前面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均从企业的生产性角度对企业的性质和企业的边界进行分析。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仅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企业只是市场价格协调机制下的一个基本生产单位，企业的规模边界在给定技术条件的最优化决策下是清晰而简单的。

然而现实世界的情况却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1937年，科斯《企业的性质》发表，其标志着经济学界对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等企业理论的核心问题开始了新一轮的分析和探索。以科斯和威廉姆森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所讨论的中心仍然是资源配置问题，但和新古典经济学不同，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和市场看作是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机制。在企业之外，价格变动决定生产，这是通过一系列市场交易来协调的。在企业之内，市场交易被取消，伴随着交易的复杂的市场结构被企业家所替代，企业家指挥生产。过去，经济理论一直因未能清楚地说明其假设而备受困扰。在建立一种理论时，经济学家常常忽略对其赖以成立的基础的考察。

因而，科斯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在坚持原有分析框架的基础上，重新解释或修正其假设前提。为了解释企业存在的合理性或“企业在一个专业化交换经济中出现的根本原因”，科斯提出，传统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缺陷在于假设市场交易成本为零，而事实上，“利用价格机制是有成本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相对价格的搜寻成本和每一笔市场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企业存在或企业替代市场的根源在于能够实现交易成本的节约。因而，企业的本质是一种和市场相区别的、交易活动的契约形式，即“价格机制的替代物”。

在界定了企业本质的基础上，科斯考察了企业的行为特征，认为企业的纵向边界决定于企业和市场在组织交易活动时的交易成本边际比较，在组织交易活动的过程中企业是最优化行为者。企业将倾向于扩张直到在企业内部组织一笔额外交易的成本，等于通过在公开市场上完成同一笔交易的成本或在另一个企业中组织同样交易的成本为止。此时，企业处于最优规模边界。

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1985）从资产专用型、不确定性和交易效率三个维度定义交易费用，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企业边界确定原则，同时还从企业核心技术角度提出企业“有效边界”的概念。在这些理论中，由于企业的存在只能归因于市场失败，所以仍然没有企业的主动地位，企业的边界也是市场失灵的被动接受结果。

新制度经济学之后的企业边界理论发展

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在探索企业边界理论上主要有两方面的贡献：使人们认识到交易费用的存在，以及交易费用对分工效率的重要影响；使人们认识到企业是不同于市场的另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因而有利于人们在配置资源时根据效率需要自觉地选择和利用不同的方式。但是，其也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不足：

不能很好地整合传统厂商理论，正如有批评者所说的，在人们注意到企业内交易费用存在的同时，又使人们忘记了企业的生产属性，而生产是企业的主要功能；企业边界的模糊性。按照科斯的观点，企业的边界应该是明晰的，但实际上企业的边界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无法合理解释企业规模与市场规模同步扩大的历史现象。因为根据科斯的理论，企业的规模取决于企业管理费用与市场交易费用的比较，企业规模的扩大就意味着市场规模的缩小，企业规模与市场规模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把企业与市场相对立，从而使人们借此支持政府管制和计划经济的优越性。

为弥补这些缺陷，在科斯以后涌现了许多经济学流派，这些流派的经济学家对企业边界问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研究。

（一）后凯恩斯主义的企业边界理论

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企业目标为增长最大化，其价格理论也不是关注如何通过价格机制来确定企业产品的稀缺性，而是关注通过价格来保证企业的增长潜力。后凯恩斯主义在企业增长率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下，构建了一个把企业产量决策、投融资决策和定价决策融为一体的企业成长模型。企业依据成本加成定价产生的现金流量来满足企业所希望从事的投资支出需要，因此企业的定价决策与投融资决策联系在一起，价格运动取决于企业内源融资的需要和正常生产成本的运动，企业边界由相应的投资支出水平决定。

（二）制度变迁的企业边界理论

对企业制度变迁理论的探讨，钱德勒（1977，1992）是从历史和宏观角度进行的。钱德勒认为从组织制度上可以把企业分为古典企业和现代企业，企业成长中由古典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这种制度变迁不仅对企业本身意义重大，而且对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变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企业成长的重要方面就是企业内部组织结构的变革。传统企业中没有中间管理层，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内部管理工作增加并日益复杂化，相应地内部组织分工向两个方向发展：水平方向的不同职能部门的产生；垂直方向管理层级的产生。企业管理制度与企业经营规模交互作用，共同决定了企业的边界，也促进着企业边界的不断扩张。

（三）潘罗斯的企业边界理论

美国女经济学家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增长理论》，是一部继承了熊彼特传统，从经济学角度通过研究企业内部动态活动来分析企业行为的重要著作。潘罗斯始终以单个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不折不扣的理论”来分析企业成长这一过程，探究了决定企业成长的因素和企业成长的机制，建立了一个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的分析框架。

潘罗斯否认新古典经济理论认定的对企业规模的三个限制因素：即管理能力、产品或要素市场、不确定性和风险。她认为既然企业的增长主要受制于管理力量，那么管理力量的增长也必然会推动企业的增长。企业能力的关键是管理能力，它是限制企业成长率的基本因素，现在通常把管理对企业成长的关键性约束作用称为“潘罗斯效应”。管理资源不可能通过市场交易而获得，它是管理团队的专业化经验和能力。管理活动就是试图最有效地利用企业拥有的资源，管理经验和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所有其它资源所能提供的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最终制约企业成长的速度和企业边界。企业能力特别是管理能力状况与企业多元化成长以及企业的最终边界高度正相关。

（四）伯利和米恩斯的企业边界理论

伯利和米恩斯在提出现代企业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这一命题之后，在对经理式企业目标行为进行探讨的过程中形成了管理者理论。其主要观点是，随着现代企业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身份的分离，以及相应的所有权与控制权的分离，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掌握了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因此，这些企业的目标已经不是追求企业所有者的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管理者阶层自身的效用最大化。

结论

从上述的分析过程中可以看到，从亚当•斯密古典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到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企业边界的认识无非是从生产分工角度扩展到交易成本角度，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基本局限于边际分析和替代分析。从新制度经济学以后，经济学各流派对企业边界的分析思路宽广了很多，分析方法也不断出新，但大都是从某一个不同的侧面对企业边界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研究，仍没有形成统一明确的认识。从这些种种的努力中可以认识到，企业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因而企业边界的确定也绝非易事。但通过本文分析，应该有以下清晰的认识：

（一）企业是异质的且生产和交易性是企业的基本属性

新古典经济学，其核心是价格理论。通过企业的同质性假设，新古典经济学把企业看作是完全同质的最优化生产者，从而从根本上排除了企业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作为社会经济活动惟一的协调机制，价格机制的有效协调使整个经济活动处于稳定而和谐的“静态循环流转”状态。但是，持续变迁才是现实经济活动的本质特征，它不仅表现为产品需求和要素供给条件的变化，更根本地表现为企业自身的创新性活动及其竞争行为的多样性。事实上，作为历史发展的有机体和长期内部知识和能力积累的结果，现实的企业是异质的。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企业竞争行为的内生性和多样性是现实经济持续变迁的根源。企业的异质性假设是考察企业本质和竞争行为的基本前提。

另外，企业所有的交易功能和生产功能都是为了企业能够实现最大的增值，在企业内交易的目的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节约交易费用的结果就体现在最后的利润增加上，利润的实现只有生产功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以后才能够完成，因此，不能够单独地强调企业中生产和交易哪一个更重要，两者是并重的。

（二）企业边界是由企业的外部因素与企业目标函数共同决定的

企业的外部因素包括生产技术条件、交通通讯环境、资本数量、信用制度、市场结构、产业结构、政府政策、法律法规等，这些因素影响到企业的成本与收益状况，从而会影响到企业的利润可实现程度。但是企业的目标函数不一定是利润最大化，有可能是市场份额最大化、社会福利最大化等，这都是企业内部各要素所有者的目标函数在制度约束下综合反映的结果。这样，企业边界的决定因素不仅是多元的，而且对不同的企业还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同一个因素可能在缩小利润最大化企业边界的同时，扩大了市场份额最大化企业边界。企业边界的决定过程是这样的：外部因素先决定企业目标可实现程度，企业再依据目标可实现程度来决定企业边界的大小。

（三）对企业边界的理解前提是必须正确认识企业与市场的关系

对于既定的交易量而言，企业和市场有各自不同的配置资源优势，从而会配置不同的交易活动，在这一点上，企业和市场是互相替代的。但是，市场是由企业组成的，企业规模的扩大，必然会带来更大的市场，也相应地会使两者配置的交易量都增加，从而企业与市场又是互补的，由于这是动态变化的结果，所以这个结论更容易从长期的考察中得到证实。钱德勒（Chandler）做了这一工作，他发现技术、市场和交通通讯在降低了交易费用的同时，企业和市场同时扩大了，“现代工商企业首先是在这样一些部门和工业中出现、成长并继续繁荣，这些部门和工业具有新的先进技术，而且有不断扩大的市场。反之，在那些技术并不能创成产出的急剧增加、市场依然是小而专的部门和工业中，管理的协调并不比市场协调更为有利。因而在那些领域里，现代工商企业出现较晚，而且发展较慢”。

（四）企业边界概念的多重标准和相对模糊性

现实世界的企业一般存在着两重清晰的边界，一是法定边界，二是契约边界，契约边界的相互交叉是一种经济常态。随着“经理革命”的出现，公司制企业又出现了经营边界和治理边界。

举例来说明单一标准概念的模糊性。例如契约边界，科斯在论述企业性质时，实际上是从合约的角度来把握问题的。他认为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合约，但他并没有对这两种合约加以精确地界定。理查德森(1972)对市场合约做了较为精确的规定：在买方和卖方不接受其未来行为上的任何义务—无论这种义务是多么松散和含糊—的情况中，合作就不会发生，因而称此为纯市场交易。根据理查德森的市场合约定义，市场合约在现实中是鲜见的。张五常对企业合约做了较为明确的界定。他认为企业合约是要素使用权转让合约，而且“要素使用权没有得到明确界定”。这一点非常关键，如果要素使用权转让得到明确界定，那么这种合约就与市场合约没有很大的区别了。

尽管张五常对企业合约做出了界定，但他也许没有进一步地认识到，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并不是互斥的对立关系，而是可以相互兼容的。事实上，理查德森与张五常所说的市场合约与企业合约，是两种极端的合约形式，企业合约使用的是管理协调机制，而市场合约使用的是价格协调机制。而现实中的合约往往是他们所说的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组合。譬如张五常所说的“件工合约”、“特许经营权合约”以及“外包合约”，甚至于企业之间的“卡特尔”等，这些形式的合约既不是完全的科斯和张五常意义上的企业合约，也不是科斯和张五常意义上的市场合约，而是既含有企业合约，又含有市场合约。

获得了这一认识，便很容易解释科斯与张五常所不能解释或解释不好的“企业边界的模糊性”问题。譬如跨国集团的海外子公司、连锁公司、股份子公司等，他们既具有一定的市场独立性，又受到总公司、母公司等一定程度的制约。这些企业现象如果根据科斯的企业理论则难以做出恰当的回答。本文的解释是，现实中的企业，往往不是由完全的企业合约所组成的，而是企业合约与市场合约的比例组合，因此企业的边界可能被外延，企业的规模被放大，因而企业的边界呈现出模糊性。

（五）企业边界理论的研究方法变化

企业边界理论的研究，其发展轨迹正由静态研究（即认为组织的边界是明确、清晰与固定的）趋向动态研究（即认为企业的边界是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由被动研究（企业是市场失灵后的替代）趋向主动研究（重视企业自身创新能力和内部因素变化对企业边界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安同良，郑江淮.后现代企业理论的兴起.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2

2.徐全军.企业理论新探：企业自组织理论.南开管理评论，2003

3.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