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的范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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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进行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活动，大约已有200万年的历史。在经济活动中对资源有效利用问题的探索，也经历了2000多年的时间，最终成为一门独立的经济学科，则是近几百年的事情。有关文献资料表明，经济学出现于奴隶社会产生以后，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约公元前430—前354）的《经济论》一书问世，表明了西方开始出现了早期经济学。《经济学》是一部研究奴隶主家庭经济管理问题的著作。色诺芬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是善良的主人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财产。经济学虽然出现于奴隶社会，但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并未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并取得政治经济学这一科学名称，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与发展而形成的。17世纪初，法国重商主义代表安•德•蒙克莱田（1575-1622）出版了《政治经济学》，其用意在于表明他所论述的经济问题已超出家庭或庄园经济的范围，而且涉及国家或社会的经济问题。但重商主义经济学还不能算做真正的现代经济学，因为其研究范围仅局限于流通过程。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的，完成这一转变的是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

本方经济学从产生到现在，已有200多年的历史。200多年来，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传统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

第一阶段：古典经济学阶段古典经济学产生于17世纪中叶，是由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开始发展起来的。但它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则是由另一位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创建的。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一书，标志着古典经济学的正式创立。在这本著作里，亚当•斯密提出了著名的被后人称之为“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亚当•斯密写到：每个人都在力图应用他的资本，来使其生产品能得到最大的价值。一般地说，他并不企图增进公共福利，也不知道他所增进的公共福利为多少。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利益。在这样做时，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他去促进一种目标，而这种目标绝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由于追逐他自己的利益，他经常促进了社会利益，其效果要比他真正想促进社会利益时所得到的效果要大。古典经济学批判和否定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研究和提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随着资产阶级确立政治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趋于激化，使古典经济发生了危机。

第二阶段：传统经济学阶段18世纪末，古典经济学宣告解体，形成了以法国的萨伊、英国的马歇尔等为代表人物的传统经济学派。其标志是马歇尔在1890年所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传统经济学主张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经济原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自行调节而实现经济资源的有效配置，保证经济增长。但是，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使传统经济学走入困境。

第三阶段：现代经济学阶段现代经济学产生的标志，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在书中，凯恩斯表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并不能自行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资本主义经济也不总是实现充分就业，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常常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他主张，要实现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国家就必须对经济进行干预，有效刺激总需求。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帮助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走出了困境，困此受到了普遍的重视。

但是，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普遍发生了经济“滞涨”，即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凯恩斯主义对此无法解释，也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从而使西方经济学又一次陷入困境。面对这种局面，西方经济学的众多流派纷纷出现，主要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货币学学派、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新制度学派等。新自由主义者强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作用，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过度干预；货币主义者强调货币政策的重要性；供给学派主张削减税率；理性预期学派则试图用信息的不完全来解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波动。经济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研究表明，对各种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研究形成经济理论，研究人类社会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各种经济理论形成经济学。经济学（economics）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即研究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

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内容

现代西方经济学根据其研究的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

（一）微观经济学

1、微观经济学的定义

“微观”的英文为“Micro”,意思是“小”。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以及相应的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的决定，来说明价格机制如何解决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单个经济单位是指组成经济的最基本的单位，即家庭与企业。家庭是经济中产品的需求者（消费者）和生产要素的供给者；企业是经济中的产品的供给者（生产者）和生产要素的需求者。家庭面临的问题是，在既定收入的约束下如何使自己的满足程度（效用）最大化。企业面临的问题是，在投入一定生产要素条件下，如何使利润最大化。既然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单个经济单位，那么其研究方法就只能是个量分析。个量分析是研究经济变量的单项数值如何决定。单个经济变量包括单个生产者的产量、成本、利润，单个消费者的效用，单个商品的需求量、供给量、价格等。第二，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在市场经济中，家庭和企业的行为都要受到价格的影响，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以及为谁生产都由价格决定。价格像一只看不见的手，调节着整个经济活动，实现了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因此，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其他内容都围绕这一中心问题进行的。所以，微观经济学又称为价格经济学或价格理论。价格理论实际上就是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提出的“看不见的手”的原理。第三，解决的问题是资源配置。资源配置就是经济资源的不同用途的选择。解决资源配置就是需要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化，即使社会福利达到最大化。微观经济学从研究单个经济单位的最大化行为入手，来解决经济资源的配置问题。其原理如下：如果每个经济单位都实现了最大化，那么，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也就实现了最优化。

2、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微观经济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包括：第一，均衡价格理论。研究某种具体商品需求、供给以及价格的决定。在此基础上，分析价格如何调节整个经济活动。这一部分是微观经济学的中心内容，其他内容都是围绕这一中心而进行的。第二，消费者行为理论。研究消费者（家庭或个人）如何在有限收入条件下购买各种商品组合，以实现效用最大化。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从需求方面决定了价格。第三，生产者行为理论。研究生产者如何在有限投入条件下使用各种生产要素组合，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生产者的生产行为从供给方面决定价格。第四，市场结构理论。研究厂商在不同结构市场上的行为特征与市场均衡。前述的均衡价格理论研究的对象是完全竞争市场，这一部分研究其他市场结构中均衡价格的决定的理论。第五，分配理论。研究社会产品按照何种原则在集团或个人之间进行分配，即研究工资、利息、地租和利润如何决定。在一部分是运用价格理论解决为谁生产的问题。第六，一般均衡理论与福利经济学。研究经济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实现以及社会福利的实现等具有一般性的问题。第七，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传统微观经济学理论有比较严格的假定条件：完全竞争、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现实生活中，这些假定条件很难同时满足，这是因为存在着公共物品、外部性、垄断与信息不完全。在这种情况下，价格调节经济会受到影响，并不总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被称为市场失灵。解决市场失灵可能需要政府对经济进行适当干预。但是，政府在制定经济政策调节经济过程中，也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从而导致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即政府失灵。除此之外，现代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还非常广泛，如产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家庭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等。例如，像国企、私企、外企等根据市场要求组织生产配置人力、物力、财力。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按什么价格出售等等每一环节，都是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

（二）宏观经济学

1、宏观经济学定义

“宏观”的英文为“Macro”，意思是“大”。宏观经济学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研究社会总体经济问题以及相应的经济总量如何决定及其变化，最终说明经济资源如何充分利用的问题。宏观经济学的定义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点：第一，研究对象是整个国民经济。宏观经济学所研究的是各个经济单位所组成的国民经济整体。如果把各个经济单位比喻为一棵棵树木，那么由它们所组成的国民经济整体就好像森林。宏观经济学就要研究整个经济运行规律，从总体上分析经济问题。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其研究的方法，只能采取总量分析。总量是指能反映整个国民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变量，主要包括国内生产总值、总投资、总消费、一般价格水平、经济增长率、国际收支、汇率、货币供给量、货币需求量等。宏观经济学通过分析这些经济总量的决定、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一步说明整体经济运行状况，以及经济政策的运用。第二，中心理论是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学把国民收入（国内生产总值）作为最基本的经济总量，以国民收入的决定为中心来分析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规律。国民收入决定理论是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其他经济理论则是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整个经济中心出现的各种问题。第三，解决的问题是资源利用。宏观经济学把资源配置作为既定的前提，解决经济资源的充分利用问题。宏观经济学主要研究已经配置到各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资源的利用情况、充分利用经济资源的途径以及对一国经济总量的决定问题。

2、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第一，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国民收入（国民生产总值）是宏观经济学最基本的经济总量，是衡量一国（或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状况的基本指标。宏观经济学主要通过研究国民收入的决定，进一步研究宏观经济中的其他问题，如物价水平、就业状况、经济周期问题等。第二，失业与通货膨胀理论。失业反映一国资源的闲置状况。通货膨胀是指一国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过程。失业与能货膨胀是任何国家都非常关注的问题。宏观经济学将失业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寻找克服的途径。第三，经济增长与经济周期理论。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地区）国民收入的持续增加。经济周期是指国民收入在短期内由衰退与繁荣交织而成的波动状况。这一理论主要研究国民收入短期波动的原因、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等问题，以求实现较小波动的长期经济增长。第四，开放经济理论。现实中的经济都是开放的。在开放经济下，商品与要素跨越国界，在世界范围内流动，从而将各个国家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开放经济理论分析国家间经济过程的相互影响，进一步提出调节经济的措施。第五，宏观经济政策。宏观经济学在分析整体经济运行状况的基础上，提出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和方法。宏观经济政策就是在宏观经济理论指导下，由政府出面对经济进行有效的干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包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宏观经济政策理论主要研究政策内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政策的传导机制。例如，国民收入、财政、税收、失业通胀治理、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拉动内需等等都属于国家宏观调控，属于宏观经济学研究的范畴。

第2篇：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所谓“正统经济学家”，其实是那些真正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经济学训练，对西方经济学有着透彻了解的学者，而主流经济学者，则是在中国左右着经济舆论，在中国影响力最大的一群人。“正统经济学家”，往往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称为“宠物经济学家”，周洛华甚至发出了“经济学家是我的敌人”这样的声音，而对于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学识，正统经济学家更是嗤之以鼻。

中国之所以出现“正统”与“主流”之争，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中国这些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其实都不是真正的科班出身。这些人在读大学时，基本上学习的都是马克思经济学，后来才转行研究西方经济学，基础很差。而成名之后的他们更是忙于演讲走穴、到处担任独立董事，基本上就没时间进行学术研究了。因此很多人几十年都在说着同样的话，比如有的一直强调“企业家精神”，有的只要接受采访就是“谈比较优势或谈市场”。其实并非这些人看重这些，而是因为他们只懂这些，你想让他们谈出些新鲜的东西，他们根本就不懂，因此才不断地重复着这些陈词老调。

经济学是分很多流派的，而且很多流派其实都是20世纪80年代后诞生的。如果只懂一点，或是只懂一个流派，或是一个流派都不懂，而只懂经济学教科书上那点皮毛之论，那根本就不能称为经济学家。

其次，中国学术界，仍然没有市场化。基本上还是按资排辈，教授在不同高校间的流动性很小，大学之外有才华的人更是很难进入大学，这些都导致了很多人才不能脱颖而出。

其实经济学也并非很难的学问，即使先天不足，如果后天刻苦，照样可以取得重大成就。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生不逢时，很多流行但是毫无用处的理论占用了中国经济学家很多的时间。中国经济学研究有三门学问对中国影响最大，一门是“博弈论”。博弈论在前几年提的非常多，但是这种东西更接近数学，对经济学来说，更多是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不大。而自从博弈论兴起后，中国一大批学者开始学习博弈论这种用处不大的学问，从而耽误了年华。

另外一门学问是“新制度经济学”。这门学问其实用处也不大，也属于微观经济学，其实微观经济学的用武之地一般要远远小于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兴起后，中国一大批学者开始蜂拥着研究新制度经济学。而学者的精力是有限的，研究了这一门学问，就很难再有时间研究其他学问。而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基本上很难出成就了。

第3篇：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和亚当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外围，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

四、对新兴古典经济学研究框架的总结

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以专业化经济范畴取代规模经济范畴，以内生交易费用取代外生交易费用，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取代了传统的边际分析方法，以角点均衡基础上的全部均衡取代传统经济学的全部均衡，将经济研究的核心从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资源配置问题重新转回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焦点——经济组织问题上来。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恢复了专业化和分工问题在主流经济学核心中的应有地位，同时，它以“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为其理论内核，形成了一个各学派都可以共享的统一的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复兴。

注释:

① 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

② 内点解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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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 西方经济学 教学改革 实践

Abstract ： The paper mainly discusses the practice of Western economics teaching reform mode.

20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学》在众多领域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尤其是20世纪后半叶，《西方经济学》在基本范畴、理论框架、研究内容、分析方法以及运用领域等方面都有极其重大的发展。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它的重要性也日渐显现，被国家教育部规定为财经专业十门核心课程之一。从我们多年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实践来看，我们的教学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同学反映该课程涉及的众多概念、原理对他们来说晦涩难懂。究其原因，可能和经济学理论本身的高度抽象和我们传统的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认为，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所沿用的是一种教师讲、学生听，靠教师向学生灌输的应试教学模式，这样的教学模式使这门课程成了空洞的理论，已经严重影响到学生沟通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所以《西方经济学》课程教学改革势在必行。

1.课程的性质和特点

《西方经济学》课程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个部分，其主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对经济学整体框架和基本理论的认识，并锻炼学生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同时，它还是进一步学习经济管理类其他多门专业课的基础，如财政学、货币银行学、国际经济学等。对经济学类专业的学生而言，只有打好坚实的西方经济理论基础，掌握该课程独有的逻辑分析方法，才会更有效地学习本科阶段的其他相关课程。《西方经济学》不同于其他学科课程，其特殊性在于提供给学生与实际经济社会密切相关的、大量的概念和理论模型，这些内容可以让学生对基本经济现象有比较透彻的认识。《西方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作为分析经济领域内具体现象和事物的工具，反过来又可以提高学生对经济学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运用经济理论观察、分析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能力。毋庸置疑，《西方经济学》是学生最需要掌握的专业课之一。在内容方面，本课程主要给学生完整介绍《西方经济学》的基本知识体系与分析方法，使学生能把握宏微观经济理论的精髓，使之能运用供求、边际效用、生产和成本、厂商与博弈、分配理论及福利经济学等分析简单的微观经济现象；能运用国民收入理论、消费与投资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失业理论、总供求理论等分析简单的宏观经济现象。此外，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打下扎实的基础，养成良好的学习方法。

2.教学改革模式的创新

2.1拓宽经济学专业面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大学毕业生自谋职业，如果专业面太窄，不可避免地会限制学生寻求工作的范围和机会。同时，市场经济变化很快，人们的工作岗位转换与流动性都较大，专业面窄了，会产生“用非所学“的现象。此外，学生入学到毕业，需要四五年时间，在这几年时间里，由于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各种专业人才的需求也会发生很大变化，这样会导致有些学生就业的困难。因此，要拓宽大学经济学专业面，应以培养学生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科学的分析方法与能力以及较宽的经济学知识为主，以增强学生毕业后的工作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在最大程度上是职业知识，只要学生有了一定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工作岗位需要的专业知识是可以通过自学或专业培训获得的。在美国，大学经济系毕业生应聘到公司工作后，常常先被送去听专业知识讲座或是去上专业知识课，这种现象，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是很正常的。

2.2优化课程结构

课程设置是影响专门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性因素，大学经济学教学改革的重点，应放在优化课程结构上，以与拓宽经济学专业面相适应。中国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设置应根据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通过教学使学生既懂经济学、又懂西方市场经济理论，并且熟悉中国经济的运行规律。这就需要从中国实际出发，以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等作为大学经济学专业的核心课程。中国经济学家应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改革实践的基础上，借鉴现代市场经济理论，逐步创建自己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

2.3因材施教，对不同专业优选教学内容

对市场营销、财务管理等专业侧重于经济学应用的教学内容，按照应用经济学的体系讲授，对国际经济贸易专业侧重于经济学理论学习，培养理论研究能力，提高理论研究水平，为进一步深造打好基础。

2.4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高等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和采用定量分析方法。这是与现代市场经济的需求分不开的。一个现代企业的发展预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制定、整个经济运行规律的控制等，离开定量分析是不可能的。例如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要保持在8%，这需要采取哪些具体的财政金融措施及如何控制相互间的制约关系，必须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才行。研究与控制经济运行规律，，其实质就是研究与控制各种经济变量之间的数量关系。同时，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重视数学基础和定量分析方法，就要加强计量经济学的教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与计量经济学总是三位一体，构成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2.5积极开展学术交流

当代社会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市场经济日新月异、经济理论迅速发展，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对于加强经济学学科建设、促进教师队伍优化以及提高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过程中，要把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这种学术交流活动，包括校际间的教授访问、讲学、邀请国外知名教授讲学与合作研究，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美国大学，例如康奈尔大学经济系每周都安排三四个学术讲座，多是邀请外校（包括国外）知名教授讲学、进行学术交流，教师和学生都能在参加学术交流活动中，了解该领域最前沿的研究动态和最新研究成果，这样就可以不断扩大课程教学的息量和教学效率，改变刻板的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不断扩大课程教学的信息量和教学效率，改变刻板的教学模式，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参考文献：

[1]陈银飞，苏建红.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探讨[J]，江苏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2004，4.

第5篇：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针对企业性质的经济学解释的文章已经有很多了，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角度对企业出现的原因及其边界的决定进行分析。经济学分析的基础是人的经济理性的假设，因此在对企业性质的解释上也多从经济效率的观点出发。这样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如果人的经济理性是普遍存在的，为什么企业只在特定时期的西欧出现，而在其它具有相似经济发展阶段的地区却没有独立地出现？比如说中国。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追问：企业的产生，除了经济因素之外，是不是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因此，我认为单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新的生产组织形式的出现的原因进行解释可能是不充分的。本文认为企业不仅仅具有经济学属性，它还具有更多的社会学属性，也就是说企业也许并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效率目标的产物，它更可能是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在对一种社会目标追求下而产生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它的产生必定具有一定的社会阶级力量的基础，而它的产生和发展又使整个社会阶级力量的构成发生改变，并进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政治制度的变革。本文在对企业本质特征认识的基础上，对企业的起源进行了历史的考察，进而解释手工工场制度取代晚期的行会制度的原因，这二者之间的跨越是本质上的，它体现了一个以特权等级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向一个以自由契约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或市场制度的飞跃。

二﹑企业理论的评述

如果将微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比喻成一个“人”的系统，那么消费者理论与生产者理论就是这个“人”的两条腿，而企业理论作为生产者理论的核心，其在微观经济学中的重要性也就可想而知了。自古诺1838年的以来，有关企业理论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一百多年。目前理论界对其脉络发展比较公认的观点是划分为两个阶段，即新古典企业理论阶段和现代企业理论阶段。新古典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只是人的经济理性自然选择的结果，其目标就是在成本约束的条件下实现利润的最大化。至于有关企业的性质，企业边界的确定，以及企业内部可能出现的X低效率等等一系列问题不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领域，或者说这些应该是管理学所关注的。现代企业理论则将这些问题纳入到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他们认为这些新古典学派觉得无需解释的问题恰恰是经济学问题的所在。但是,我认为现代企业理论对企业性质以及企业边界的解释并不是充分的。科斯虽然运用了交易费用的概念，但仍然未脱离新古典的分析框架，尤其对企业边界的解释，更是牵强地运用了边际分析的方法。这些在形式上虽然是完美的，但却失去了更多的实际价值，更弱化了该理论的解释力和预测力。

80年代开始，一些经济学家开始不断地完善科斯的理论，他们沿用了有关交易费用的概念，并发展了企业理论的分析方法。一是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假定人的有限理性及机会主义的倾向，提出了资产专用性程度的概念，从而运用长期合约的不完全性来解释企业对市场的替代和企业的纵向一体化；二是以张五常、杨小凯为代表发展起来的间接定价理论，张五常认为企业并不必然以非市场方式代替市场方式，而是用高效率市场代替低效的市场，即“以一种契约形式取代另一种契约形式”（张五常，《企业的契约性质》）。而有关企业边界决定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的边界是由市场运行成本与企业组织成本之间的均衡决定的，并且十分牵强地运用边际分析来解决企业规模静态均衡的问题。而张五常认为现实世界是复杂的，由于中间商和转包商的出现，使契约形式多样化，所以该条件并不真正决定企业的规模，而只是决定要素市场契约替代产品市场契约的范围，我们很难根据这一条件清楚地断定企业的规模应该如何。

以上有关企业性质和企业边界的解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是有道理的，但并没有对企业为什么只在特定时期的特定地区出现给出充分的说明。我认为，企业的经济学意义固然是重要的，但并不是充分的。在对企业进行社会学分析之前，认我们对企业的本质特征有所认识。

文章摘要：人们习惯上将企业视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因此，对于企业性质的分析也多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进行。而本文认为，企业性质的经济学解释是不充分的，企业作为社会生产的一种组织方式，它的产生应该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因素。本文在回顾了已有的企业性质的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剖析了企业所具有的三个本质特征，并以企业的社会学特征为起点，

第6篇：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经济政策；交易成本；选择

作者简介：马婧婧(1984－)，女，湖北宜昌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研究；曾菊新(1950－)，男，湖北石首人，华中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区域经济学的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1－0010－03

收稿日期：2008－09－10

中国的改革开放无疑是一系列经济政策选择的过程。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尼古拉・阿克塞拉(2001)把经济政策分为三类。社会选择指社会公众普遍认可的社会价值观，对应“宪法层次”的政策选择。经济政策选择指经济运行层面上的政策选择，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选择。中国宪法已经比较稳定，其修改已经采取修正案的形式，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策也已经做出。当然，在这些方面仍有许多进一步研究的余地。而随着中国基本社会经济政策的不断完善，当期选择的发生规模不断变大，复杂程度也不断提高。那么，无论从过去而言，还是从未来来看，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具有怎样的性质，已成为学术界和政府所关注的一个问题。从表面现象来看，它是一些政策决策者行为的结果。然而，从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决策者的行为会受到大众的影响。究竟如何看待经济政策选择的性质呢?不少学者强调其决策本质，美国经济学家迪克西特(2004)将经济政策制定看作是由交易成本的节省所决定，本文就分析将经济政策选择看作是由交易成本决定的理由。

一、交易成本的构成简析

交易成本思想萌芽于科斯，在Willianmson(1979)那里发展成为交易成本经济学。这种理论认为，节省成本是经济组织的核心问题，交易成本最小的治理结构是经济组织最优的选择。然而，科斯和Willianmson所关注的对象并非一般性的经济政策，而是企业的边界问题。或许可以把企业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经济政策，然而，企业的投人一产出关系相当明确，而一般性经济政策和政策的产出则难以衡量。所以，把交易成本思想用于分析政策选择问题还需要关注点的转换。

交易成本经济学接受了现代决策理论之父赫伯特・西蒙的有限理性思想，这种思想认为，由于动机、特征和外部环境等因素，个人和组织的行为不可能是理性的，它们通常只满足于达到一定的效用水平而不是最优效用水平(slmon，1955)。由于行为的有限理性性质，无法通过签订完整契约保障交易，因而在许多情形下，交易各方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动，败德行为就会产生。如果不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倾向，交易双方就会存在相互信任，行为也能够得到协调，契约并不重要。然而，机会主义使签订契约变得极为重要，从而引起如下成本：(1)达成协议的成本；(2)实施协议的成本；(3)终止协议的成本。

上述三项成本构成的交易成本，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世界里都不存在。没有这些成本，即交易成本为零，科斯定理成立。科斯定理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世界中，产权的配置并不会影响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产权是不重要的。交易成本经济学发展了科斯的观点，认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不但产权不重要，契约形式也不重要。

所谓契约，并不仅指法律意义上的合同。它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包括广义的经济政策。例如，市场和企业组织模式都被看成是契约，企业形式的变动也被看成是用一种契约取代另一种契约。科斯探讨的市场向企业的转变或企业向市场的转变，也是契约的转变。任何经济政策的变化也可以看作是契约的转变。正是由于对契约的这种解释，交易成本理论与新经济政策经济学得以合流。

任何种类的契约都与一定的达成协议成本、实施协议成本和终止协议成本相对应，而且这三种成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交易的不确定性程度和交易频率密切相关，随它们的升高而升高。因而，交易成本与资产专用性程度，不确定程度和交易频率成正相关关系。由于契约与交易成本的对应关系，不同契约的交易成本往往不同。所以，通过转变契约形式，可能节约交易成本。按照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最优的契约形式就是最低交易成本的契约形式。众所周知，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思都是严厉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人，但从方法上看，研究最优契约与研究消费者最优选择没有什么不同，而且，研究最优契约一般要假设完全理性，而不是有限理性。

二、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

(一)经济政策选择的决策本质

经济政策决策是在一系列可行的方案中进行选择。抽象地看。经济政策选择与消费者选择有很多相似点。例如：它们都是主体选择一些合适的工具性变量；都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不把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用于分析经济政策的选择呢?当然，微观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在数学上与消费者行为理论是一样的，它们的数学本质都是数学规划。由于这种相似性，前者确实可以对后者有启发。现代微观经济学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将消费者的理性偏好定义为消费品数量空间中的序关系。所谓理性偏好，即序关系的完全性、传递性和自反性。完全性指消费者对消费可行集合中的任意两个消费组合都可以比较。传递性指当涉及三个组合时，其相互关系不能与仅考虑其中两个组合时的相互关系相矛盾。自反性是涉及一个消费组合时的一个要求。消费者行为理论就建立在偏好概念的基础之上。如果决策者的政策制定满足以上三个条件，那么，从数学上看，经济政策选择确实可以与消费者选择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形式。

然而经济政策选择在许多方面还是不同于消费者选择。最重要的有两点：(1)经济政策选择中存在委托关系，而消费者选择中不存在(Dawid et al，2008)；(2)经济政策选择具有强烈的外部性。也就是说，经济政策的决策者将强烈影响他人福利。由于这个原因，经济学文献通常把经济政策看作公共品。可是，公共品本身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所以就有不同的理论。例如，公共品没有市场价格，因而不可能用市场的办法来解决其供给问题。既然二者之间存在相同或相似，又存在差别，那么，经济政策选择的科学模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答案是，我们必须为每一种政策“赋予”一个“价格”。这个“价格”就是政策的“交易成本”。

(二)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方法

在西方社会背景下，按照重要性递降顺序，经济政策选择的主体有立法者、行政人员和选民。他们的作用大致是：

立法者代表选民安排辖区的基本经济政策；行政人员则以实际行动维护经济政策的实施，实际上是对选民的行动施加必要约束；选民则通过选举对立法者，进而对行政人员进行约束。这三种主体的选择都具有公共的性质，也就是说，都会影响到他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它们为公共选择。

经济学首先对选民的集体选择做出了创造性分析，典型地反映在以阿罗不可能定理为代表的一系列结论中(罗云峰等。2003)。但是，集体选择理论假设选民的决策外生给定，实际上并没有研究每一个公民如何做出自己的决策，因而我们可以认为，集体选择理论缺乏必要的微观基础。而且，既然集体选择不过是通过投票对选民偏好进行加总，集体选择的结果就一定是某个选民的决策。通过理解这个选民的决策，我们同样能够得到集体选择的结果。这样，我们就揭示了研究个人决策在方法论上的意义――理解个人决策不但是理解公共选择的基础，还是理解集体选择的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可以假设，选民、立法者和行政人员在决策行为上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都可以用个人决策模式来分析。个人决策模式假定个人在决策时理性地追求经济利益。

(三)经济政策选择的交易成本

根据以上定义和假设，我们以司法部门为例来说明经济政策选择的交易成本。

1、立法成本(达成协议的成本)。这主要涉及三个方面：(1)为立法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立法首先需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有带来明确的净收益的立法才是正当的。然而，为估计立法后可能产生的成本和收益所做的调查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2)私人参与立法的成本。立法决策即使不影响经济效率，也会影响相关方的经济福利，因而私人拥有参与立法的愿望，即使必需消耗他们的资源，也在所不惜。因而他们指望这可以由政策租金来补偿。(3)模糊立法的成本。如果私人参与比较活跃，私人利益之间的争斗就比较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模糊立法才是可能的。模糊立法将增加行政执行人员按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动的能力，从而进一步创造出寻租机会。这些可能都会直接耗费资源，或者扭曲资源配置。

2、法律执行成本(实施协议的成本)。(1)选择执法者的费用。法律制定以后，需要合适的执法者才能发挥善法的功能，同时抵消恶法的不良影响。但正如信息经济学所揭示的，由于不完全信息，没有办法保证总能得到合适的执法者。(2)执法人员忠实执行法律的费用。司法部门的年度预算，包括司法人员的工资，都属于执行法律费用的范畴。为了使执法人员忠实执行法律，财政必须提供充足的办公经费，并使司法人员能够得到体面的收入。如果执法者的收入不高，逆向选择就会起作用，结果执法者队伍的整体素质趋于降低。这会加大法律对经济资源配置的扭曲。(3)防止执法人员败德需要监督费用。无论经济政策如何严密，败德行为都有可能发生。司法监察、上诉、抗诉等引起的支出都可以视为监督费用。(4)立法者与选民因执行人员无法完全执行法律也遭受损失。

3、法律转换成本(终止协议的成本)。在所有国家中，任何一个根据既有游戏规则掌握了公共部门权力的人都有权使用公共权威。然而，今天的当权者可能明天就会被其他拥有不同甚至相反利益的当权者取代。新当权者可以合法操纵其前任安排妥当的任何政策和组织结构，甚至没有任何补偿地完全摧毁它们。有时，同一当权者在一夜之间也会发生偏好的逆转。这种政治上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在历史上也确实产生过非常严重的后果。在所有可能的法律转换中，错误的财产权法律转换能够让社会承担最大成本。诺思(1994)令人信服地论证了17世纪欧洲国家由于不同的财产权，特别是国家的征税权而经历的发展绩效的巨大差异。

三、经济政策选择问题的数学表达

在明确了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概念之后，可以分析经济政策问题的数学表达。仍以立法机构的经济政策选择为例。与立法、执法和法律转化相关的经济政策选择包括如下方面：(1)人力和物力的获得、分配和使用；(2)制定法律；(3)向执行机关授权；(4)控制执行机关；(5)监督执行机关。经济政策选择是要就每一方面的经济政策都作出安排。为了完成这些安排，立法机构需要必要的政策工具。每一种工具能够不止用于一个经济政策安排，但有些工具比其他工具更有利于处理某些类型的经济政策安排。当然，对于每一种经济政策安排，立法机构会尽量利用最合适的工具。但是，如何定义最合适呢?

交易成本经济学认为，立法者选择那些最适于处理所面临交易问题的执行安排。更准确地说，立法者从可供选择的经济政策安排中，选择那些能使交易费用最小化的经济政策安排。霍恩(2004)使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立法者怎样使交易成本最小化。

假设立法者只面临立法决策费用(LC)和费用(AC)，且只能改变向执行进行委托的程度(D)。增大委托程度D，将使费用增加但减少立法者的决策费用。如果我们假设费用的变化是D的线性函数，即LC=－nD，AC=vD，那么交易成本

y=LC+AC=(－n+w)D

如果n=v，无沦D在定义集合中取何值，交易成本恒为0，这时经济政策选择存在无限多种均衡选择，这意味着委托程度可以是任意的。但一般而言，n与v不会总相等，所以经济政策选择存在无限多均衡的情况一般不会发生。如果n＞v，即委托引起的决策费用减少量大于委托引起的费用增加量，那么D应该取定义集合中的最大值，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这时总的交易成本为负值，其含义是通过扩大委托程度，可以使交易成本降低。反之，如果n＜u，那么D应该取0值，即只有不委托，才能使交易成本最小。

交易成本经济学自以为它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范式，而批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缺乏时间、缺乏经济政策或假设经济政策为既定。我们认为，这种批评只注意到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表面问题，忽视了它的强大的工具价值，比如，上述霍恩的例子可以一般化为minLC(D)+AC(D)，LC′(D)＜0，AC′(D)＞O。下面，我们利用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工具表述上述交易成本最小化思想，这当然是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核心内容的重新解释。然而，能够对它赋予新的解释本身就说明这个理论的开放性和有用性。这可以看作是对当前十分流行的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批评的一个回应。

设立法者个人偏好和各种机会成本不会变化。立法者试图通过一定的经济政策安排获得一定的效用。例如，通过设立刑法来保证社会安全达到一定的水平。又如，通过设定税收经济政策来为公共活动提供一定数量的资金。为了建立起这样的税收经济政策，立法者有一些工具可以选择。直接税和间接税就可以被认为是可以选择的两种不同的工具。设经济政策工具集合X，x=(x1，x2)∈，其中x1，x2分别表示两个经济政策工具，例如直接税和间接税。设立法者于经济政策安排中得到的效用服从u(x1，x2)，设经济政策的交易成本分别为常数P1，p2。决策者试图寻找最优的x，以达到一定的效用水平。于是，决策者的问题可以表示为在达到一定效用水平的约束下，使政策安排的交易成本最小化

minC(p1，p2，x1，x2)

s，t，u(x1，x2)=u0

这与标准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在形式上没有什么不同。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做进一步的静态比较分析了。

四、结论

1、交易成本经济学有望成为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主流方法。20世纪70年代，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政治对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决定性影响。经济学家们，都致力于探询经济运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基础。但是，他们的研究角度各不相同。20世纪90年代，交易成本经济学表现出具有吸纳其他各种理论的能力，因而有望成为分析经济政策选择的主流方法。

2、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一脉相承的。评估任何一个理论的价值，不是看它没有做什么，而是看它做了什么。交易成本经济学实际上重新发现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数学结构，所以，交易成本经济学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并不存在人们通常认为的那种鸿沟。

第7篇：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著名经济学家、北大经济学院教授平新乔的办公室里有两座“高山”。

肆意摆放着、垒起来接近天花板的两座书山，像摩天大楼一般矗立、排列在这间小屋内，使人仿佛置身于书海世界。窗外清晰可见的北京西山，在冬阳照耀下显得沉稳、安静。相较之下屋内倒是有着活跃的气息。

“这里，就是做学问最好的地方。”平新乔说。

勤奋的幸运者

书，是平新乔一生的“密友”。

1954年生于绍兴乡下的平新乔自小就嗜书如命，“家里没有书，但基本村里所有能搜集到的书我都看了。”平新乔笑着回忆道。钟灵毓秀的绍兴赋予这位农家子弟好学的天性和出众的记忆力，而在小学编辑黑板报的经历也锻炼了他的文字表达能力，看似平常的技能则在日后成为了他的求学敲门砖。

1970年，16岁的平新乔因编辑墙报受到绍兴文化馆认可并被推荐，以工农兵学员身份进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这也是平新乔人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

当时的上海华东师大聚集了多位文史方面的名家，如哲学史的冯契，经济学的陈彪如，中国近代史的陈旭麓等。从他们身上平新乔看到了在学术、求知上新的道路和境界。这3位名家都对平新乔有过单独辅导。“当时的华东师大在文史方面有着深厚的功底，我有幸受教于他们，真的是受益匪浅。”平新乔在此期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列宁文选和选集等书目。靠着勤奋与努力，他为日后的成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华东师大学习不到两年时间，平新乔又被抽调到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那时也参加到上海市委写作组下经济组内学习《资本论》。在这里，每周五会定期举行有关上海财贸、商业、金融和进出口等方面的经济会议。“我大开眼界，这些实际情况让我看到了经济是如何真正运行的。”平新乔说道，“可以说这段经历令我豁然开朗，当时研读《资本论》时有关流通、银行方面的知识一下清楚了。”

1973年，平新乔的毕业学术论文刊登在《文汇报》上，他告诉《经济》记者，“这就是我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开端。”毕业后，刚满19岁的他在华东师大留校做了教员。“从这一点说，我是很幸运的。”

坎坷的求学路

如果说此前平新乔的人生道路是意气风发的平顺，那么之后的求学道路便是崎岖不平的坎坷。

在时期，他屡遭磨难。关于平新乔的审查终于在1978年结束，之后他被分配到上海体育学院教课。一心向学的他接连报考了两次研究生：一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研究所，一次是上海复旦大学经济系。然而阻碍他的并不是成绩，政治审查这堵高墙两次将他拒之门外。

“我很肯定地知道中国社科院和复旦大学都已经决定录取我了，因为他们都过来调档案了。”平新乔说道，复旦大学的老师都跑到他的母校华东师大进行了调查。碍于各类因素，中国社科院和复旦都放弃了笔试成绩出众的平新乔，甚至没有任何理由。平新乔自己对此也很释然：“想到在写作组的经历，我是逃不掉的。”

或许有着真正求知欲的人并不十分在乎环境的影响和命运的捉弄，对他们来说，既来之，则学之。平新乔并未就此放弃，他用自己的方式在上海体育学院走上了独特的求学之路。

由于当时运动员需要学习的知识有限，平新乔的教学任务并不是很重，因此也有更多的时间读书。回忆起上海体育学院，平新乔说道：“那时体育学院格外重视英文。因为体育是中国开放比较早的领域，游泳、体操、排球这些项目的突破需要引进、翻译大量外国资料，所以体育学院学习外语的风气甚至强于华东师大。”于是这段时间内，英文书籍成了他热衷的对象。后来在体育学院的英文考试比赛中还获得了第一名的成绩。

另一个举动便是平新乔经常骑车到距离体育学院不远的复旦大学去旁听。他旁听了复旦经济系77级的全部课程，包括西方经济学，微观、宏观的课程和经济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等。他甚至还通过电视自学数学、物理和化学。而这一切的背后仅仅是因为他很“喜欢”。

平顺，坎坷，对于一位执着的学者都是暂时的风景，平新乔从未忘记他的方向。1983年，已然29岁的他以“再试一试”的心态报考了北大经济系。以破北大纪录的《资本论》考试分数成功通过笔试，陈岱孙先生的面试也十分顺利。但平新乔心中忐忑着的却是最后的这一道政审难关。所幸在陈岱孙先生的保护和周旋下，平新乔终于跨过了那道艰难的槛。正式进入北大经济系，平新乔感叹道：“好像自已又活了过来。”

北大与留学

在平新乔看来，北大、北方所特有的厚重文化让他深感自如，“对比上海的敏感、前沿，这里学术氛围更浓厚些。”

到了北大，平新乔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专业经济领域的学习。直到去美国后他才发现，70年代所学习的其实是属于社会学的范畴。这中间巨大的差异敦促他奋进。在北大时，平新乔保持着每天将近100页的英文原著阅读量，同时也在不断地补齐各类数学工具，一直到1989年留学离开北大。

其间，毕业后留校任教的平新乔追随厉以宁老师，协助进行各类国内经济研究的项目。再次与实践正面对话，平新乔在运用经济工具的过程中逐渐发觉了知识上的不足。来访的美国经济学教授用平新乔很难理解的前沿方法和数理知识刺激了他的求知心。他决定走出国门去大洋彼岸深造。

1990年开始，平新乔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哈佛大学、布朗大学旁听了部分课程。平新乔遇到劳伦斯・萨麦斯、梯若尔、马士金和哈代等年龄与他相仿的经济学大家，亲眼见识到了外国经济学名家对问题精准深邃的把握能力，“在哈佛，经济名家不看论文，只问几个问题就可以将整篇论文的精华抓住，就会把人难倒。这个本事我可学不来啊！国内也很少有老师能做到这些。”

第一年的留美经历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平新乔觉得这样一年回去是不行的：中国的经济学在这一方面和世界还是脱节的。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的求知心，平新乔都有了一种必须继续下去，直到完全弄懂的必要，“尽管我当时已经36岁了，但我也要念下去，这便是我当时的决心。”

1998年，44岁的平新乔拿到了康奈尔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待办的三件事

平新乔别无他求，回到国内的这些年他相继在清华、北大的经济学院任教。“我的资本就在中国，于是就安心将学到的本事用到研究中国问题上来，将来能做中国的研究，也能与世界学术界交流。”

“在这个年纪了，我大概还可以做3件事。”

再编几本教材是平新乔的第一件事，除去现在已经印了21次的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和1992年出版的《财政学原理与比较财政制度》，平新乔已经有了新的编写教材的计划，“毕竟教育总是有人要来做的，中国经济学也需要人做一些基础理论工作。”

第二件事，是对中国农村金融数据的分析和研究工作进行总结。这项由平新乔组织的调查样本涵盖6省18县，包括100多个村的4000个农户。“我从小生长在农村，大学毕业后又有3段与农村接触的经历，我1998留学回国后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来的国发院做了10年研究。我们想知道什么情况下，普惠金融可以促进减贫，在哪些情况下普惠金融没有完全普惠，国家可以据此加以注意、调节。”

第8篇：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关键词：风险变动；保险需求；随机占优

中图分类号：F8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6―0060―05

一、引言

尽管保险是金融业中非常古老的行业，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保险常常被看作为或有商品，有时又被当作与赌博有关的概念来讨论。自从1947年Neumann和Morgensten发展了期望效用之后，对不确定性经济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分析工具，保险活动才纳入了主流经济分析的框架，Arrow，Borch和Mossin在20世纪60年表的几篇重要论文，既可以看作是对保险进行现代经济分析的开端，也是保险经济的经典之作，此后大量的研究是围绕它们展开的。Arrow认为极少有风险能在市场上被完全转移，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和交易成本是风险转移受到限制的三个主要因素，并指出，在不考虑道德风险因素的条件下，如果保险费包含了固定比例附加费用，则有绝对免赔额的足额保险是最优的。Borch论证了风险帕累托最优交换的充要条件，提出了风险厌恶是如何影响参与者的最优保险金额。Mossin提出了风险厌恶决策者保险需求的一个简单模型，从该模型中得出了两个结论：一是当保险费为精算公平保险费时，被保险人购买足额保险，否则购买部分保险；二是当被保险人为递减的绝对风险厌恶时，保险对他来说是劣质品。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来看，阿罗、博尔奇和莫森讨论保险经济问题的主题是价格和产品需求(保险费率和保险金额)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但是对于保险需求而言，与一般商品的最大区别在于，保险需求的产生以风险的存在为前提，因此风险的变动是保险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而风险的变化从期望效用的角度来说，表现为效用概率分布的变化，因此很难得到一个明确的数学解析表达式来说明其经济学上的意义。

Markowitz发展了另外一种分析工具，他把不确定情形下个人的决策归结为对不确定性的均值和均方差两个变量的选择，这种方法由于简单明了，被广泛应用于投资等金融活动的决策分析之中。但是这种把完整的概率分布信息仅仅归纳为两个特征数字，很可能丢失某些有用的信息，得

第9篇：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范文

【论文摘要】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年来发展较快的一门经济学分支，它的基本内容是用经济研究制度现象。现在已有人把它与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并列为经济学的三大基础。新制度经济学研究领域广泛，内容涉及 政治 学、 法学 、 社会 学 及管 理学 等学科。本文对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情况进行介绍。

20世纪4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的兴起，制度学派及其他一些学派被忽视，直到60年代，制度主义重新兴起。这一时期出现了两个“新”制度经济学，分别是以加尔布雷思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neo- institutional economics”，及以科斯、诺思等为代表的“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为区分这两支制度学派，国内一般将以加尔布雷思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现代制度经济学，而将以科斯等为代表的制度学派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步发展，到逐步成长为当代经济学研究的前沿领域，前后也不过30年的时间；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一诞生，就在西方经济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迄今为止，新制度经济学虽然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完整而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但至少在以下四个方面形成了比较系统的理论：产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契约 经济学理论 、委托—理论，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全面的挑战，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1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 资本主义 世界出现了全面的滞涨现象，凯恩斯主义学派在结实资本主义这一痼疾面前却显得无能为力，逐渐失去了人们的信任。这就使一贯主张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学说遭受重大挫折。人们开始厌恶国家干预，渴望自由 市场 的回归，并把目光纷纷投向崇尚经济自由化和个人理性的新古典经济学。但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理论在接受实践 检验 的过程中，自身存在的许多弱点暴露无遗，如新古典主义理论的基本假设——“零交易费用”假设和“理性经济人”假设不符合实际；新古典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不尽科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较为狭窄等等。此外，新古典主义理论还倾向于把个别范畴一般化，绝对化。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以科斯、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应运而生，掀起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革命，并取得了重大的理论突破。

科斯作为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奠基人，他在《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木问题》中提出的“产权”和“交易费用”己成为该流派中的核心概念和中心思想。围绕这两个概念的分析，从70年代开始，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文献大量涌现，由此产生了许多对现实具有很强解释力和 指导 意义的相关理论，如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委托——理论、寻租理论、法与经济学理论等等。科斯在其1937年的著名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了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以及企业如何确定自己的规模等问题。他认为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交易来代替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企业的规模被决定在企业内交易的边际 成本 等于市场交易的边际成本或等于其他企业的内部交易的边际成本那一点上。科斯用以解释企业存在的交易费用概念被后来者广泛应用于诸多领域，从而使交易费用概念被逐步地一般化。这篇文章也被公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流派的开山之作。

2新制度 经济 学 的主要内容

2.1 关于交易费用的一般化。

科斯最早将风险因素、信息因素、垄断因素和政府管制囊括起来考虑并转为交易费用概念，此概念现在扩展到包括度量界定和保证产权的费用、发现交易对象和交易价格、讨价还价订立交易 合同 的费用、执行交易与监督违约行为及维护交易秩序的费用等，即制度运行费用的总和。新制度经济学从现实的人和现实的组织出发，把现实世界中远不为零的交易费用与转换费用(transformation costs)一块计入，纳入经济分析体系(诺斯，1992)。

2.2 关于制度的起源与构成。

制度是一种稀缺性资源，是合作的前提和沉淀。从降低交易费用角度理解制度起源是科斯制度理论的一个特点。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规定了人的选择的维度，提供了具有经济价值的激励或限制。人类把非正式制度逐渐提升为正式制度，规则逐渐硬化(诺斯, 1994)。

2.3 国家与产权理论。

诺斯把国家当作一种行使暴力上有比较利益的组织，它处于规定和强制实施所有权的地位，潜在地利用暴力来实现对资源的控制。国家有充当使 社会 福利最大化和使统治集团收入最大化的两面性，其授订的产权安排就可能偏离经济持续增长的目标。

2.4 制度变迁模型。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资源、技术、偏好与制度的配置是一个联动的体系，制度变迁意在实现更高的制度效率，表现为制度均衡的动态寻找。初始制度既限定了当期资源、技术与偏好，又使制度变迁产生某种依赖性，即“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发生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2.5 制度供需及均衡。

新制度经济学家认为，经典供需分析可拓展到制度分析领域。制度需求受制于产品和要素的相对价格、 宪法 秩序、技术和 市场 规模等;制度供给受制于现有知识积累、制度设计实施 成本 、制度存量和宪法秩序及意识形态等因素。

3结论

新制度经济学试图通过使新古典 经济学理论 在方法上更具现实、更具社会性、更具 历史 性而挽救它，并提出私有产权安排对你经济效率有决定性意义，最近30年来它逐渐成为热门的研究领域。我国的经济制度转型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一个好的实践 环境 。

参考文献:

［1］孙绪娜，《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概述》，《资料通讯》，2007年第7期。

［2］胡泓，《新制度经济学简介》，《党政论坛》，2006年4月。

［3］王玉海，《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演进及其 逻辑 起点》，《东方论坛》，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