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教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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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1、明确城村文化区别，挖掘整理农村体育新文化
在《中国农村体育发展的质层文化力分析》一文中，于文谦认为：在城市文化的背景下，孕育、书写农村体育是不现实的，有效发展农村体育，亟待需要我们证实农村体育自我发展的潜力，也就是努力挖掘整理农村体育新文化。农村文化具有基础性的统治作用，现代城市文明也是最初原始信仰的农村文化中发展而来，现在反过来搞城乡一体化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笔者认为这是前者在形式上的约束，后者在内容上的挖掘，农村体育的普及与推广更多的应该借鉴“城市文化”的思路，而体育文化的内容形式、体育制度的制定、体育项目的选择还是要有自己的特色，尤其是注重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体育文化的挖掘、保护、继承，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村体育文化。寿光地区地处平原，水少地多，农村适宜开展的运动项目不少，踢毽子、滑雪、斗陀螺、放风筝等项目较适宜开展，但同时也看到，寿光地区以汉族人居住较多，少数民族较少，具有传统民族特色的体育文化项目较少，这实际上有利于整理现有少数农村体育资源，整合农村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城市体育文化的共有的部分，比如时下比较流行的踢毽子比赛就是一个例子，“毽子”变了，规则改了，但踢毽子这一根深蒂固的技术动作却永远改不了。为此民间体育文化特色和体育传统项目通过挖掘培育，不仅可丰富基层群众的文化活动，而且是对历史体育文化遗产最好的传承和保护。此外，要立足农村自然生态基础，科学合理高效地利用农村的自然资源和空间资源，充分利用田园景观、生态自然、乡村文化，推广农村徒步游，寿光地区温暖式大棚特别多，农村大棚劳作的环境和工作状态完全可以创作一种具有现代体育气息的拓展训练。在英国的某个村镇，当地农民借鉴体育田径比赛中的标枪、短跑等项目，进行实地性的改良，将标枪改为松树，看谁将松树抛得更远。将短跑改为背装满玉米的袋子跑，看谁跑得快，这些都是针对农民的劳动特点和娱乐特点进行的创造性改良，每年定期举行该类项目的比赛，可以提高农民的参与热情，更能激发农民劳动的积极性。这些都是城市与农村的结合，现代与传统的融合，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中农村体育发展的创新点和突破点。
2、推动农村体育文化项目建设，保证农村体育文化活动开展的可持续性
落实农村体育文化项目的建设，一方面要注重硬件项目的引进和开发，另一方面要注重软件项目的开展和实施，利用项目的建设促进和完善农村公共体育文化设施建设。在地方政府的引导下，根据“重点普及、特色集中”的原则将镇级体育馆的建立、社区体育队伍的成立纳入体育开展的普及性工作，对于那些经济条件较好、便于开展的地区则考虑进行经济上的投资和招商。对于重点普及的项目地方政府应该予以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积极响应国家政策予以落实，对于有地方特色的项目，地方政府也要加以关注，摒除相关利益群体价值诉求的博弈论，尤其是在农村体育文化硬件项目的建设上一定要形成追求社会性效率、塑造新型农民和培育农村体育文化市场价值追求的一致性。其次，社区活动项目的开展要有科学的规划和全面的落实，尤其是组织机构的设置、活动内容及工作责任、项目的划分上做到主要行政领导牵头、分管领导督促落实、具体责任人实施。利用春节、元宵、五一、七一、国庆等法定节假日，开展大型农村体育文化活动，组织开展农民民间体育比赛，活动项目的开展具有可持续性，就像每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一样，让农民在历届的活动项目前夕有所期待，势必会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扩大社会效应。
3、明确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的经济价值诉求，促进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
农村体育文化建设不仅是农村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尤其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农村社区，农村体育文化更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研究证明：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的良性互动会不同程度地对地方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产生影响。此外，农村体育文化建设有利于积极培养农村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利于提高农民的身体素质，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工作效率。通过“体育搭台，经济唱戏”促进农村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努力打造农村体育文化产业。然而，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体育发展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保障，在一定时期内，按照中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要追随城市体育文明的脚步，必须要有一定的经济价值诉求做指引，也就是说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要以农村自身财政支持为主，通过农村体育产业的发展来带动农村体育文化的持续性发展。新时期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体育文化过度地依附于城市体育文化和旅游，在农村范围内不成规模，要做到这一点应做好以下几点：一是必须追求农村原生态的农村体育文化特色，吸引民间资本注入，摆脱农村体育对城市体育的过度依赖；二是利用农村自然资源和田园生态空间大力开发与旅游业相关的运动项目，产生自身的经济价值；三是利用现有的大学生村官为智囊，建立和储备一批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农村体育产业经营团队，为农村体育文化的良性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证。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对城市文化的借鉴和依赖，势必要强大的经济基础做保障，明确了农村体育文化的经济价值诉求就会为农村体育文化建设的可持续性发展指引了方向，进而夯实了工作的基础，对农村社会经济来说，这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双丰收。
二、清除障碍———破解城乡一体化下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的瓶颈
1、加强农村体育文化自觉建设，实现农村体育文化更好更快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在建设新农村、培育新农民、用先进文化占领社会主义农村文化阵地的政策感召下，以行政为主导的文化下乡着实给农村文化带来了新的气象，引领和推进着农村文明的发展，以农村体育文化为例，政策指导下的农村体育事业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体育工作的开展，对广泛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和大力繁荣农村体育文化起到了一定地推动作用。但现阶段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文化发展较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农村现状决定了这种自上而下的送文化，只是暂时性的缓解了农村社会精神生活的困乏，从意识文化形态上讲，农村体育文化的建设，仅仅依靠经济、制度等上层建筑的支持远远不够，新时期农村体育文化的发展需要寻求新的思路，必须要致力于培养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的内生机制，创新农村体育文化活动形式和内容，培养正确的农民文化意识形态和体育文化价值观念，发挥农民的主体意识和培养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调查结果发现：①大部分农民对体育物质文化的自我接受度普遍高于对体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接受度；②经济条件发达地区农民对体育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更强的接受能力；③社区文化建设过程中更强调对体育有形文化的学习，而很少有对体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的辅导。在体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农民有几种表现：一是过大的自我贬损农村体育文化，认为农村体育文化可有可无，毫无存在的实际意义。二是盲目地追求城市文化，认为只有外来的文化才是先进的文化，才是可以值得借鉴的文化，将传统农村体育文化逼上了悬崖边，即或淡出人们的视野。三是寄希望于时代的发展，寻求时代带来文化的革新，没有主动创造的积极性，这一特点与传统农村人“逆来顺受”的秉性不无关联，本身体育文化的娱乐性更是导致了农村人创作的灵感和动力。为了应对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先生提出了处理本土文化与世界文化之间关系的方法：“文化自觉”，农村体育文化自觉也面临着大的环境，城镇化一体化进程就是农民面临的重要问题，农村新社区的建设，城市文化内容的引入都影响了农民对体育文化接受，但体育文化本身的娱乐性，让农村体育文化自觉略显疲态，体育文化思想要真正地融入到农民的思想观念中，一是必须把握住体育文化的可接受度，必须在农民文化理念的接受范围之内，显然让农村人练习打高尔夫球就貌似让农村人不务正业一般，既超越了他们接受理念，也背离了他们的经济基础；二是必须要有农民乐意学习的内容和主动学习的体育文化技能和知识，不耽误农忙的同时，愿意接受各种体育文化知识。三是要让农民有创作意识，结合农村现实状况，就地取材，创建适合农村人的体育活动。
2、加强农村体育文化环境建设，搞好文化参与群体的多元性建设
农村社区体育场地十分匮乏，健身自然环境恶劣，农村人参与体育运动群体少且多以中老年人为主，这都是制约新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发展的瓶颈因素。据第五次全国体育场地普查统计，我国现有体育活动场所85万多个，仅有8．18％分布在农村，农村场地资源的匮乏与我国农村地域辽阔、经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等原因有关。在寿光地区，除寿光市区的东关社区、椒园社区、南魏社区场地相对富裕外，所调查的社区均存在场地匮乏等现象。此外，农民健身环境的好坏也制约着农民参与体育的热情，影响农村社区体育文化活动的开展。加强社区体育环境建设是当前解决农村社区体育参与热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一是改善体育活动场所的卫生问题，大多数农村体育场馆卫生状况较差，农村自然生态的特点和农民劳作的状态决定了这一问题在短时间内很难有大的突破，一方面对于农村社区已经配置好的体育场地和体育设施，上级部门应该配置专门的人力加以维护，体育局应成立器材维修站，成立器材巡查管理志愿者队伍，定期对健身路径进行巡查、维护和报修，保证了器材的使用安全，做到设施干净，环境舒适。另外一方面，对于体育场地的安置要有一定的选择，农村人喜欢热闹的环境，在调查中发现，一些体育设施较为齐全的场地被安置在了村落中比较偏僻的位置，大大影响了农民参与的热情，场地安置一定要放在农村社区人口相对集中、社区服务部门比较密集的区域。最后，体育场地的配套设施必须齐全，城市社区的体育场地大多以灯光、喷泉、高档护网作为配套设施，农村社区在配置上也要向城市看齐，加快城乡均衡的步伐。此外，发展体育文化事业，贵在社会参与，重在形成合力，借鉴英国发展文化的例子，推行文化参与政策，激发全社会参与发展文化的积极性，因而文化发展的路子越走越多、越走越宽。其中一些做法和经验，对于我们发展农村体育文化具有借鉴意义和启示作用。中国现阶段的参与农村体育文化的多元性建设被忽略，表现在：一方面农村年轻人的文化体育需求被忽视，另外一方面就是政府激励文化建设的政策和措施缺失，两方面导致农村体育文化群体的单一性。研究证明，社会化活动群体的存在必须以参与群体的的多元性为基础，为此，活跃农村体育文化，促进新农村体育文化可持续性发展一方面需要加强农村体育项目的引进，满足不同层次、不同需求人群的活动的需要，这需要有专门开发农村体育项目的体育行政部门做出努力；另一方面，文化政策的缺失导致刺激农民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的减少，为此农村体育文化的政策应该有一部分专门针对农民参与激励性的政策，比如比赛的物质奖励、社会福利、名誉等方面的引入和制定，吸引更多的社会农民参与到体育文化的开展中来，加强体育文化的多元化建设．
三、创新思路———拓展加快新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建设的两种带动
1、体制带动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新农村社区体育文化的建设属于城乡文化一体化建设的一个缩影和一个渗透点，笔者认为，加快新时期农村社区体育的文化建设就是要在城乡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搞好统筹和共赢，即建立有利于发展城乡文化一体的共同机制，用既定的城乡文化发展机制来带动新农村社区的体育文化建设。①健全城乡体育文化一体化体制。科学规划，制定合理的城乡体育文化统筹发展的规划，突出抓好农村公共文化体育的建设和完善，不断缩小城乡体育文化发展的差距；加强城乡互动，借助经济活动弘扬民间体育文化，达到城市经济带动农村体育文化发展的目的；建立起城乡体育文化一体化的文化资源网络管理体系，利用城市文化、传媒、体教等资源形成对农村全方位、多时空的辐射功能，加大先进文化在农村的渗透和覆盖，建设一批布局合理、功能完善、设备齐全的重点农村体育文化。②建立城乡体育文化一体化投入机制。农村社区体育经费是农村体育建设的重要保障，在新农村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农村体育文化经费的投入必须纳入到城乡统一规划，建立相同的投入机制。此外，根据农村的特点，可实行政府“陪同投入制”，对于在体育文化建设过程中提供资金、设施建设、活动项目支持、人力援助的乡镇企业，实行减免税和用地等优惠政策，可大大的调动企业投资赞助体育文化的积极性。③统一政府城乡体育文化管理机制。城乡体育文化应该在共同的管理机制下运营，不能混淆公益性体育文化事业和经营性体育文化事业，城乡体育文化都应以两者的有效结合为原则，实现由办文化为主向管文化为主转变，由微观管理向宏观调控转变，由面向政府向面向社会转变。④建立统一人才储备机制。农村体育文化和城市体育文化的开展要在政府部门的协调帮助下建立统一的人才储备库，实现城乡体育文化专业人才的“共用”，加强对文化骨干的培训，利用他们的宣传，不断提升农村群众体育文化品味和文化觉悟。
2、模式带动
如果说体制带动是从政府层面上政策的引导来发展城乡一体化的新农村社区体育文化，那么模式带动就是根据农村社区内部自我发展需要来规范和制约自我发展，从而引导新农村社区体育文化建设一种创新带动。一是学校社区体育模式。将农村各类中小学和职业学校纳入新农村社区体育发展规划当中，充分利用学校各类体育文化资源发展和带动农村体育文化发展。二是生态型体育模式。将农村现有生态资源、田园风光、人文景观纳入体育文化建设的一部分，建设具有生态特点的体育文化特色项目和活动。三是俱乐部制体育模式。新农村社区经济条件较好，体育文化项目特色比较明显，具备一定的赛事承办能力的社区归为俱乐部制体育社区，该类社区可定期举行体育赛事，并可成立相应的农民体育协会。四是学习型体育社区模式。将农村中社区体育管理规范、体育文化生活丰富、体育文化学习氛围浓厚、人际关系和谐的农村社区定义为学习型体育社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农村体育发展可根据自己的特色和要求逐一进行归属，形成特有的体育文化发展模式，带动农村体育文化的转变，向更深层次的文化发展中前进。
四、结论
第2篇：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摘要】 对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可以改善餐后2h血糖水平，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
【关键词】 健康教育 社区 糖尿病 2型 生存质量 生存质量特异性量表
目前糖尿病患病率急剧上升，2008年最新统计我国糖尿病患病率9.7%，已经成为我国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自2008年1月至12月笔者对太原市某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为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的治疗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按照1999年WHO糖尿病诊断标准，选取山西省太原市晋源区、小店区社区医疗中心的2型糖尿病患者，排除患有其他严重脏器疾病者，共获得有效病例165例。依居住自然片区分为两组：其中对照组83例（不参加健康教育），男性47例，女性36例，平均年龄(61.03±11.47)岁，文化程度：初中52例， 高中及中专26例，大学5例；干预组82例（实施健康教育干预），男性43例，女性39例，平均年龄(63.13±10.55)岁，文化程度：初中49例，高中及中专25例，大学8例。两组在性别、年龄及文化程度构成上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1.2 方法
1.2.1 健康教育干预措施 两组用药物方案均由山西省人民医院内分泌科提供。在原用药物方案不变的情况下，2008年3月～10月对干预组（参加病友学习班），予以每月1次的健康教育干预，共计8次，每次2h左右。采用集体授课讲解、观看多媒体幻灯、社区内部互动、患者之间交流等形式。其内容主要包括：糖尿病的相关知识讲座、药物治疗、饮食方案、运动治疗、自我检测与防护等。每次免费血糖检测，并监督指导干预组患者实施；对照组（不参加病友学习班）仅单次接受健康指导，领取糖尿病知识手册。2008年1月～2月，对两组患者进行干预前问卷调查；2008年11月～12月，对两组患者进行干预后问卷调查。干预组82人，全程（8次）参加者67人(占81.7%)，7次参加者75人(占91.5%)，6次参加者82人。
1.2.2 研究对象血糖检测 采用罗式血糖仪检测空腹及餐后末梢血糖。健康教育干预前后测空腹血糖（FPG）、餐后2h血糖(2hPG)，专人指导下填写糖尿病生存质量特异性量表(DSQL)。
1.3 统计学分析 应用SPSS 11.5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结果比较采用t检验。
2 结果
2.1 干预前后血糖水平变化
两组患者入选时的FPG、2hPG水平，差别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经健康教育干预后，实验组的FPG、2hPG值显著下降；干预后组间比较，FPG差别无统计学意义(P＞0.05)，2hPG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 干预前后生存质量的评价
实验组经健康教育干预后，心理维度、社会维度分值降低，且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生理维度、治疗维度差别无统计学意义( P＞0.05);对照组干预前后各维度之间无显著变化。
2.3 干预前后患者遵医依从性变化
实验组经健康教育患者膳食合理性、运动科学性得以改善，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血糖检测的自觉性明显提高，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规律服药依从性也有提高，但无统计学意义(P＞0.05)。
3 讨论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其主要以血浆葡萄糖水平升高为特征，当人长期处于精神紧张、焦虑、恐惧等应激状态时，可能引起胰岛β细胞的功能障碍，进而导致糖尿病或加重糖尿病的病情。
本次研究结果显示，通过进行健康教育， 可以缓解2型糖尿病患者心理应激水平、增强治疗依从性和自身防护的自觉性，从而改善患者的症状， 提高其生存质量；实验组2hPG值干预后显著下降。提示对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进行健康教育，使他们能充分认识到多种因素制约血糖控制。对患者实施综合管理，提高了患者的治疗依从性。
综上所述，以社区为基础举办病友学校。专家为主导定期讲座、辅导答疑，学员交流心得体会。调动患者自我管理，社会及家庭共同参与的综合措施，应是今后我国糖尿病管理的主流方向。
参 考 文 献
第3篇：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关键词] 美好乡村文化建设问题
[中图分类号] F3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1650（2013）03-0007-01
随着安徽省农村城镇化和美乡村建设的发展，大量整村推动项目开展，“村改社”而形成的农村社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本文探讨的新型农村社区，是指在新农村建设中，通过土地增减挂钩置换、流转等方式，把现有的行政村界限打破，将地域相邻的几个村进行撤并，从而整合的社区。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发展不能停留于硬件设施的城镇化改造方面，更应发展新农村社区的乡村文化，发挥文化凝聚、整合、规范社会群体行为的作用。通过营造出类似城市社区的环境条件，使入住的农民以此为平台习得现代性而逐渐褪去其传统性，最终完成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角色转型。
一、存在的问题
笔者对我县某新型农村住宅社区采取实地访谈等方式，发现新型农村住宅社区乡村文化建设存在以下问题。
1.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设施医乏，资金投入不足
经费不足是制约农村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农村社区的政治性建构的特质决定了国家是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投资人主体。国家的资源持续性地输入到农村中，使农村社会状况得到了改观，并且表现出非凡的有效性，但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力量是不可能解决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所有事务，政府不能包办一切。且这种农村社区政治性建构的有限性，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农村乡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如财政投入不足或者是分布不均匀致使农村乡村文化建设面临着“无钱理事”的困境、居民的有限参与不利于社区长效机制的建立、农民的被动参与使许多农民形成“等、靠、要”的依赖心理等。
2.社区居民相对较低的文化素质制约了乡村文化的建设和发展
农村劳动力素质不高，缺乏从事非农产业的技能，是当前新农村建设的最大障碍和制约。文化素质较低和技能匮乏，社区缺乏合理的产业结构，缺乏必要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使得居民的就业空间和条件十分有限，迫于生活压力，无暇顾及文化娱乐。新农村乡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是发展，只有在生产发展解决了居民的基本物质需求后，居民才有精力和热情追求精神生活。
3.管理者和农村社区居民对乡村文化建设认识不足
农村社会自古是一个相对较封闭的社会，农民世世代代生活在经济相对落后、有限的社会联系及狭小的生活领域里，使农民受现代文化的熏陶较少，精神文化生活比较贫乏。同时，受近年来片面追求GDP发展以及对官员政绩的考核重经济而轻文化等思想的影响，部分基层干部认为，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只要经济提升，就可解决所有问题，文化建设无关紧要。而且，对于文化建设的考核标准也是过于形式化，主要是依据建设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送电影下乡等的数量，至于效果和利用率的高低并不在意。据居民反映，农家书屋里面的书，对他们来说，大部分实用性不强，而且更新缓慢，真正会看的人只有少数；送电影下乡中所播放电影的内容并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很少有人会看，认为还不如在家看电视；而文化活动室在小区中通常是作为摆设用的。
二、对策
1.加强新型农村住宅乡村文化设施建设，多渠道扩大资金来源
调查显示，资金不足是制约新乡村文化事业发展的瓶颈，多渠道扩大资金来源成为新型农村住宅乡村文化发展的必要前提。笔者认为，市、县（区）、乡镇二级政府应提高对新农村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视，在财政预算中应安排一定的专项经费用于文化事业；文化主管部门尤其是乡村文化站应加强与上级有关部门的联系与沟通，努力争取专项经费；乡村文化管理人员可与企业合作，使企业赞助乡村文化娱乐活动，扩大企业在社区影响力的同时，社区获得文化活动经费，实现互惠互利；以文养文，进行文化经营，将其所得再用于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的活动经费要节约，开源节流。
2.实行文化建设责任制，使文化建设与政绩考核挂钩
受盲日追求GDP增长思想的影响，不重视文化发展，尤其是在农村，主要表现在乡村文化基础设施落后、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以及文化活动相对贫乏。在新型农村住宅社区的建设中，实现了“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性设施的突破性提高，但是对于乡村文化设施的建设，却远远不足。据部分居民反映，本已规划建设的篮球场等体育设施迟迟不到位。笔者认为应通过建立检查、考核、奖惩以及竞争上岗等制度来充分调动专业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
3.培养、引进多方面专业人才，调动居民的积极性，强化乡村文化服务
新型农村住宅乡村文化的发展，需要国家政策在人才引进上给予扶持。通过招聘，择优录用思想素质好、专业水平高的人才，充实到新型农村住宅乡村文化干部队伍中，配齐配好社区专职文化管理服务人员；加大对乡村文化工作人员的继续教育和培训，提高文化工作人员的政治和业务素质；鼓励文化能人积极参与新型农村住宅乡村文化建设中，开发业余文化人才资源，培植业余文化队伍，免费培训文艺骨干，并给予适当的精神或物质卜的奖励；社区有关管理部门可与工业园及有关培训机构合作，定期举办培训班，为居民开展多种职业技能培训，提高社区居民的再就业能力；乡村文化站还可以通过与高校合作，把社区发展为大学生社会实践基地，让大学生为社区居民进行价值观、法制观等方面的素质教育；还可以充分发挥社区人员自身的积极性，发挥各自特长，开展社区居民文化体育娱乐活动、行为规范宣传活动、自愿者服务活动等。
参考文献
第4篇：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关键词】乡村治理 村落教育 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弱化和“人的新农村建设”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一个深具本土性的课题，以往对之的研究和实践主要围绕着“县―乡―村”三级的乡村政权结构、村民自治、农村和农民的组织形式、城镇化中的城乡关系、乡村社会利益分配格局等维度，也即乡村经济和乡村政治建设两大维度来展开。更为具体的内容便可归结为诸如计划生育、土地流转、拆村并居、“钉子户”的治理等。新时期的乡村治理主要是通过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进行，力求在实现生活富裕、政治民主、乡风文明、生态良好、村容整洁等目标基础上，同时实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和完善，最终实现农村社会稳定、良好的秩序。新农村建设开展以来，农村的水、电、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得到了全面改善，农田水利工程、危房改造工程、村容村貌整治等工作进展顺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借助于新农村建设，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充分在“物”的建设上做文章，农民们的经济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农村的物质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处于加速增长的时期。
这一“见物不见人”的新农村建设倾向导致了三个问题：首先，乡村治理主体弱化。由于片面强调“物”的建设，忽视人的教育和培养以及乡村就业，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逃离乡村，乡村空壳化趋势愈发明显，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问题和“三留守”问题。留守人口普遍受教育程度低，参与村级事务能力弱，乡村产业凋零、土地荒芜，反过来制约乡村“物”的发展，基础设施无人管护，乡村卫生状况令人堪忧，老年人孤独无助的心理十分普遍。因此，人的新农村建设要能留住人，为人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乡村治理的基础。其次，乡村治理空间环境优势丧失。传统乡村的自治基础是以村落特定形态为基础的，熟人社会、开放的农户、村落的公共空间、密切的交往、频繁的交流、共同的参与、相互的示范等，构成了传统乡村治理的天然优势。但是，随着乡村建设机械地模仿城市，有些乡村的原有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被破坏，村落共同体消失，形成了农民的原子化，产生了大量的农村“三留守”人口，本来理应作为乡村治理主体的人失去了彼此联系、守望相助的社会关联的基础，甚至乡村居民不能获得旧时记忆和情感的依托。推倒村落的基础上重新形成的社区遭遇了悲戚的尴尬境地―既失去了乡村社区的特质，也不具备城市社区的功能和性质，曾经是有着文化根脉村落的空间孤立化。其三，乡村文化及其载体被丢弃。任何文化都有其存在的条件或载体，当文化的载体被消灭后，文化就无以附着，自然难以传承和发展。由于对乡村优秀文化的现实意义认识不足，也由于对乡村优秀文化的载体缺乏必要的了解，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乡村文化载体的破坏。结果是所谓的“乡村文明”建设，实则成为无根的文化。这里的文化不单指书本上的知识和技艺，更多的是凝聚着人们长久积累而成的经验智慧的共同记忆和朴实情感。伴随传统记忆逝去的是在熟悉的土地上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正如李培林在《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一文中对村落终结有过这样的描述：“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羊城村向我们展示的，是一个数千年农耕生活消失的过程，这种农耕生活，曾一直是我们古老文明的根基和脉络。它养育了我们，似乎只是为了它最终的毁灭。它走的那么悲壮，千年古风，一朝逝去，没有乡愁，也没有挽歌。”①有些乡村被城市化而消失，是城镇化扩张的必然趋势，但是，有些乡村消失却是人为制造的。忽视或破坏了乡村传统文化建设，使乡村治理失去了重要的社会文化依托和有效途径。结果只能是建构出了新的大量需要被治理的对象。
因此，为防止乡村治理中过于强调“物”的建设而轻“人”的建设，克服重视形式而忽视实质的倾向，中央提出“物的新农村建设”与“人的新农村建设”同步发展。就是要在改善乡村硬件建设的同时要体现以人为本。在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强调“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中，要注意保留村庄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的生活条件”。这是对物的建设与人的建设最形象的诠释。“留得住乡愁”也即留得住人们的文化记忆，2014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又旗帜鲜明地正式提出了“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命题。这对于缓解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弱化问题无疑具有重大意义。“人的新农村建设”需要解决三个问题：第一，要解决留住人的问题，特别是留住一部分致力于乡村建设的年轻人，解决农业和乡村后继乏人的问题，要留住年轻人就需要有就业岗位，就需要发展乡村产业，特别是要在发展第一产业的基础上实现乡村的产业融合，让农民获得较高的收入。这是人的新农村建设的基础。第二，乡村建设要满足村民的生产与生活的需要。不能按照少数决策者的想当然来建设乡村，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城市建设理念改造乡村。新农村建设要符合乡村发展规律，要尊重村民的需要。第三，要有助于提升村民素质。特别是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这些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包括培养农民的科技意识、科技知识和运用科技的能力；包括生产规划、产业创新、农产品品牌建设与管理营销能力；也包括村民参与村级事务的能力和遵纪守法的意识与观念；当然还包括了传统优秀文化的传承与传统优秀品格的培养，如尊老爱幼、守望相助、诚实守信、尊重自然、和谐相处等品质。都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乡村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
需要指出的是，解决“人的新农村”建设问题，不仅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目的。人的新农村建设离不开村落环境，因此要研究乡村对人的意义和价值，乡村不仅是村民生产和生活的空间，也是对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方式、精神信仰等实施有效影响的重要场域。村落中蕴藏着“化民成俗”的独特资源，乡村治理应当及时从对“物”的改造转向对人的培育，将乡村中的人培育成有文化的人，须借助村落的教育，只有这样方能遏制乡村治理中“人物不齐”的主体弱化趋势。
村落教育的构成要素和作用机制
乡村教育，是指借助于在农民共同的生活世界中长期积累起来的背景资料和乡土知识，比如村规民约、村落传统、和仪式以及农业劳动等载体，实现对村民春风化雨般的教育，帮助村民个体顺利实现乡村社会化并帮助其主动地纳入到与他人一起构造的记忆共同体和情感关联中。也就是说，乡村教育依赖的是它本身固有的独特教育资源。但是，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以城市为价值取向的体系，“远离农业和农村”、“到城市去”、“升官发财”、“成名成家”等强势的宣称和鼓动成为渗透在农村教育历程中的主导价值并成为人们的普遍追求。这些教育资源和教育理念的输入将农村中的受教育者于丰富多彩的教育空间中挤出，成为乡村建设的异化者，而那个被挤占的空间往往蕴藏着具有独特价值的、来源于并指导着人们生活世界的直接性教育资源。在乡村生活中长期生长积累起来的淳朴生活经验和乡村智慧具有更显著的教育效果，具有更强烈的生活气息，也具有更深刻的教育指导意义和价值。
乡村地域文化中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地域、民俗文化传统，以及乡村生活现实中原本就存在着许多合理的文化因素，有着对于乡村生活以及乡村生活秩序建构弥足珍贵的价值成分，换言之，乡村地域文化中原本就潜藏着丰富的教育资源。我们关注乡村教育，不仅需要给他们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配置，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即如何真正使他们真实拥有的教育资源发挥最好的教育效用。②乡村本身生长着丰富的活化教育资源，重视并有效地利用它就可以化解现代教育资源输入的尴尬。因此，活态的教育资源恰是乡村教育这棵大树得以根深叶茂的生长点；相对于城市教育或者片面的学校教育的“成功”学，乡村教育的“化民成俗”的“教民成人”教育是乡村教育资源独有的特性和优势所在。
人们常说，乡村是中国文化的“根”，乡村是传统文化的“载体”，但是根在何处，载体又在哪里？迫切需要研究者给予回答。当我们从文化的视角审视村落时，会发现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人们的一举一动，都被赋予深刻的文化意义和乡土情怀。当人们试图对乡村做改变的时候，会发现就像动一件精雕细琢的工艺品，无从动手，生怕碰坏了什么。孔子曾说“礼失求诸野”，这里的“野”即村落，乡村教育展演的首要空间是村落，因此，乡村教育得以发生作用的条件也务必要到村落的结构和特性中去寻找。村落作为构建乡村社区内生型秩序的公共空间，是乡村教育的基础。村落的教育要素十分丰富，具体说来，我们可以把与乡村教育相关的要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有形的教育要素如民居、庭院、村落结构，庙宇、祠堂、标志建筑，文化设施、农业景观，甚至古树、戏台、水井等都可以成为凝结乡土记忆的公共空间，对生活在其中的居民发挥着教育的作用。无形的载体就更丰富，诸如农业种植制度、乡风习俗、生活习惯、节日庆典、日常礼仪、道德传统、价值观念、乡土知识与民间信仰等。诚实守信、守望相助、尊老爱幼、勤俭朴素、孝敬父母、热爱家乡等一系列优秀品质就凝结在这些载体上，有些实施教育的文化载体是不可以替代的，一但消失就难以恢复。因此，研究乡村治理，决不能仅仅照搬西方治理理论，而是要研究和揭示乡村固有的教育价值和发挥作用的条件。
村落的教育功能是由村落的特性所决定的。村落为什么有教育价值呢？与城市社区相比，乡村社区具有三个显著特点：第一，农家院落是透明的，不管谁家发生了什么事情，村落的人都清楚，有了透明，才能有“街谈巷议”，才形成了村落的公共舆论空间。第二，在家户透明的基础上产生了村民之间的监督，村落舆论是非常重要的监督力量，是约束村民行为最重要的措施和渠道。第三，乡村对乡村成员实施周期性的强化，无论是红白喜事等习俗，还是节日礼仪和日常生活，都潜移默化地使人受到熏陶。③
乡村对人的行为的塑造是自然而然的，教育过程是潜移默化的。村落教育是一种文化，即“以文化之”的经验过程，所依托的是村落中长期积累起来的传统文化，包括优秀的风俗、象征仪式、传统孝道和礼节、庆典、耕作方式等，这些文化是具有深刻内化力的经验和智慧；村落的教育具有跨时空的关联性，不仅可以通过父辈和子代之间的代际传续来实现，也可以通过乡村的文化载体和横向的示范途径来实现。村落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村落教育的根基或土壤是乡土文化，乡土文化对人的影响是“春风化雨”般的“化民成俗”，言传身教的教育方式也具有很强的示范性和非制度性。从而使人的行为受到深刻的内在影响。由此可见，乡村教育的内容具有多面性，乡村教育的途径具有综合性。
近些年，研究者注意到了村落公共空间的教育意义，认为村落公共空间属性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是乡村社区内人们可以自由出入并进行各种思想交流的公共场所，如中国乡村聚落中的寺庙、戏台、祠堂、集市，甚至小河边、水井、场院、碾盘周围，人们可以自由地聚集，交流彼此的感受，传播各种消息；二是乡村社区内普遍存在着的一些制度化组织和制度化活动形式，如村落内的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文化组织、乡村文艺活动、村民集会、红白喜事仪式等，为人们提供了进行交流、交往机会。④村落公共空间也是乡村教育发生作用的逻辑起点，公共生活的实践所发展的公共性和公民性是人性教育的核心，公共生活展示人的品质，如果脱离了公共生活，或者没有形成公共性和公民性，面向人性优秀的教育或发展根本就不可能，因为人性恰恰是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并展示的，也只有在公共生活里才能够被提升。⑤活动在公共生活中的农民身份上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自由和无区隔化。这也是构成农民身份和城市市民身份的主要区别。这里的自由主要是生活的自由。我们往往用“乐活人生”来形容农民们的生活状态，农民的生活可能不是富裕的，但却极有可能是幸福的。农民身份上的无区隔化表现为其生活空间是极具关联性的，生活界限模糊构成熟人社会的基本前提，也是村落公共空间形成的基础。
乡村对人的影响具有的综合性，为培养“全人”提供了条件。在农业劳动中可以以让人们体验劳动的艰辛，养成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在与自然打交道过程中，人们养成了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从自然的品质，掌握了利用自然的生存智慧；在乡村的社会生活中和各类仪式活动中学会了与人相处，掌握社会规范、明辨是非善恶的标准，培养了感恩与祈福的情操；在参与乡村事务过程中形成了参与意识，锻炼了参与能力。正因如此，近些年来人们十分重视农业劳动价值和乡村社区行为矫正功能的研究与实践。乡村对人的教育既注重向人们正面灌输道理，又注意结合日常活动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达事明理，其效果要比单纯的宣传说教深刻而有效。教育作为诸多学科学者的研究对象，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是教育学意义上的教导训化，还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化或社会控制，或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濡化，都体现了教育对人行为的规范与引导、控制和教育作用，而且是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深入人们的内心世界，从而内化为行为的指导准则。村落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因此成为诸多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
各个地方在新农村创建过程中，对教育途径进行了很多创新。如文明评选、“文明户”评选、文化墙、文化大院以及文化“驻乡”、新乡贤协会等的创建等。乡村教育途径的创新促进了村民尊重自然的品质，形成了家庭和睦、邻里互助、社会和谐氛围，引领着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进程。不管是弘扬尊老爱幼的礼孝文化，还是为农村培养可留得住的文艺人才，都对乡村文明有着现实的促进意义。
村落教育构建与乡村治理方式
村落中生长着形态多样的教育资源，这些资源并非是静止不动的，而是活态的策略。恰如流淌在人们脑海中的代际传接文化记忆，具有很强的能动性，所以我们认为文化不只是一个名词的概念，更有着深刻的动词属性。人们通过或主动或被动地汲取这些资源来形塑自己的乡村社会观，即按照乡村社会所普遍承认的优秀合理的行为标准来为人处事，并推己及人，这种行动逻辑在家庭内部、家庭之外的邻里和更远的社区中不断地推演开来，形成内生型的村庄秩序。与外部推动力（如法律和国家权力等）形塑的乡村秩序相比，建基在村落固有的行动逻辑之上的内源性秩序更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况且，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乡村秩序被不断地解构，乡村衰败引起了人们对乡村价值的反思，新农村建设和人们对乡村价值的不断发现，村庄内生性秩序也获得了重构的机会。农民获得了相对自由的实践理性，他们可以按照村庄本身具有的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来构建新的公共生活空间。村庄这种固有的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最大的特点即教育性。
村落教育功能的构建要通过乡村文化规则和沟通理性来实现，主要包括家风、村规民约、节日和习俗等，农业劳动作为广义的文化实践也被包括在内。
家风或家规，是家庭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单位，逐渐发展出来了一套社会组织法则与伦理体系，主宰人们日常生活以至抽象思维的一切。⑥家风影响后代的品格，也成为约束个人、教育个人的无形力量。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影响主要是通过示范和感化来实现的。从家庭的范围推展开去，村规民约是传统的乡规民约与社会发展新内容的有机结合，并进一步发展出了各种形式的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对于村民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规范性，维护着农村社会中的基本秩序。
在维系乡村价值系统中，习俗和节日仪式占据着重要位置。习俗和节日作为村民进行公共活动的媒介，同时作为建构公共空间的媒介，形成了村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意义，对协调村民的行为、以引导的方式解决彼此之间的纷争具有重要作用。习俗和节日中体现着共同的价值观，在此价值观引导下的行为趋向于形成无争的秩序，且经常会得到周期性的强化，成为稳定且持续的乡村秩序的重要来源。
史书记载，农业劳动最初是统治者作为教民稼穑进而形成稳定的统治秩序的一种手段。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从生产的农业到生活的农业再到生态的农业，农业活动的价值意义不断丰富。农业劳动可以培养人的优秀品质，对人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卢梭在《爱弥儿》一书中就提倡人们到乡村去找回失落的精神，祖田修在《农学原论》中也认为“农活儿”是人性的综合，它包含循环型、多样性、互动性以及自我创造性等四个方面，每个内容都是人性的重要体现。
现代乡村治理方式并不是要求乡村社会结构回归传统，而是要吸收传统教育要素，继承和发展乡村社区的教育功能，营造教育的空间条件和社会氛围。就目前而言，乡村治理的重要方式依然要发挥乡村家庭、组织、文化的作用，协调人与环境、人与人的关系。教育学中把教育分成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和学校教育三大教育。随着人口流动、撤点并校以及普遍的寄宿制学校诞生，乡村家庭教育被削弱了。因此，乡村治理首先要努力克服家庭教育缺失问题，强化家庭的教育功能。如减少寄宿制学校，创造就近就业机会，减少父母与子女的分离状态，在学校教育中增加农业劳动、亲情教育和乡土教育的内容。其次要提高农业的组织程度，不仅要转变农村基层组织的职能，实现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而且要促进乡村各类组织的发育，农民的合作组织、文化组织、社会组织以及老年与妇女组织等都在和谐社会构建中发挥着重要职能。如在浙江绍兴利用乡贤文化传统，成立的新乡贤协会，对乡村治理和新农村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北京的延庆县，通过文化驻乡工程，培养大批乡村文化人才，活跃的乡村文化组织，不仅满足了村民的精神需要，也达到了寓教于乐的目的。其三要强化乡村民主制度和促进向村民规范参与村级事务。村民对村级事务的参与不仅是民主管理的重要内容，也是改变农民态度，实施教育以及提高农民发展能力的有效途径。其四是发挥习惯、习俗、节日庆典、民间信仰以及生活方式的教育力量。其五要发挥现代教育机构的教育功能，农民学校、远程教育、各类农民职业教育都承担着农民教育的职责，以往的农民教育重视科技教育，但忽视观念与责任教育，更缺乏信仰教育，未来的农民教育必须是全人的教育，教育机构要开发综合性课程，不仅要教育农民的科技知识，还要培养农民的责任与权力意识，只有把未来的农民培养成有文化、懂技术和会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才能担当起乡村治理主体的职责。
“人的新农村建设”对克服当代乡村治理研究和实践中存在的“见物不见人”倾向提供了新的思路，对于纠正乡村治理中对于“物”的建设的理念以及忽视农民主体的倾向具有指导意义，对为避免拆村并点和强制村民上楼，延缓大量村落被迅速终结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人的新农村建设”恰成为我们反思上述问题的切入点。乡村的秩序是文化秩序，文化秩序的重构须强化乡村主体的意义和地位。乡村主体培育离不开乡村社会的教育与熏陶，村落中经代际延续的家风家规、乡规民约、节日习俗以及农业劳动成为村落内生型秩序重构的资源和方式。因此，解决乡村治理中主体弱化的问题以及推进“人的新农村建设”，关键在于保存乡村社会结构以及良风美俗得以展演的空间。因此，研究乡村价值对乡村治理的作用，研究乡村对置身乡村的人们的教育作用，是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治理最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之一。
【注释】
①李培林：“村落终结的社会逻辑―羊城村的故事”，《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
②刘铁芳：“乡村教育的问题与出路”，《读书》，2001年第12期。
③朱启臻，赵晨鸣，龚春明：《留住美丽乡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七章。
④曹海林：“村落公共空间：透视乡村社会秩序生成与重构的一个分析视角”，《天府新论》，2005年第4期。
⑤金生v：“人性的教育何以可能―论共同体、公民性与人性的关系”，《教育学报》，2011年第3期。
第5篇：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关键词：乡村教师文化；困境；跨文化生存能力；文化创造
一、“城市取向”的教育与乡村教师的文化积累
当下的乡村学校教育一方面给城市文化以过度的价值赋予，另一方面又对乡土文化进行着无情的价值剥夺，试图利用“城市取向”的教育模式来弥补农村受教育者与城市受教育者之间的文化差异。这种国家主导的乡村学校教育本质上就是以城市文化去改造乡村文化甚至取而代之，以期达到所谓农村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但这种“国家主义”的教育“无论是以民族传统还是以现代化、科学、文明等为教育内容，都是以忽视、贬低、解构乡村当事人的主体性作为推进教育的方式的。”农村孩子走进学校就意味着要无条件接受学校的城市化教育。即从进入学校伊始，农村孩子城市文化元素的积累过程便宣告开始了。农村学生上学的目的清楚、直白，用他们的话说就是要通过接受学校教育“跳出农门”，成为真正的城市人。然而，从乡村学校开始的城市化的教育并不能保证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够生活在城市，事实上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仍然回到了农村，其中就包括乡村教师。
乡村教师的文化积累是通过乡村环境中“城市化”的基础教育和城市环境里中、高等阶段的再教育而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乡村教师是农村“城市取向”教育的受益者，因为他们成了有别于农民的拿工资的“公家人”；同时他们又是城市化教育的半成品或者失败者，因为各种原因，他们被重新“抛入”农村，从此不得不长时间甚至一生都得生活在农村。乡村教师成了受过“城市文明”熏陶的在农村学校为农村孩子播撒城市文明的特殊文化群体。他们一方面是乡村“城市取向”教育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成为对乡村儿童实施“城市化教育”的生产工具。
可以说，完成了城市文化积累的乡村教师是既携带着失落与无奈，又肩负着责任与使命走进乡村学校的。他们是在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中探寻和实践着生活的意义。
二、乡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现状与问题
对于因长时间的城市文化积累而拥有了现代文化价值观的乡村教师而言，一旦进入农村，文化大环境的改变使得文化选择与文化适应成为他们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因此，其文化生存现状及其给学校和乡村社区造成的影响值得关注和思考。
(一)乡村教师的文化生存现状
不论什么身份的人，他对文化的依赖是伴随着年龄与经验的增长而逐渐加深的。不同年龄段的乡村教师有着不同的文化生存现状。
刚刚到农村任教的年轻教师大多数“身在曹营心在汉”――处处表现出难以割舍的城市情结。一部分年轻教师热衷于在城市购房，以期在周末可以过一两天城市人的生活；另一部分则是周末去城市购物，娱乐，而不是回家帮年迈的父母干把农活；还有一部分年轻教师以时尚的衣着，新潮的手机、高档的烟酒等某种程度的过度消费来展示自己与乡下人身份的不同，而这种消费心理其实也是城市文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乡村社区没有方便的购物场所，只有一些小本经营的百货商店；没有可供随意挑选的放心的种类齐全的商品，只有安全与质量都没有保证的便宜货；没有灯火辉煌的夜市的喧嚣，只有夜幕降临之后的出奇的黑暗与静谧。因此很多年轻教师似乎经受不起那种突然的从城市到乡村的文化生态的改变。对这些年轻教师来说，他们是毫无选择与准备地从城市中被抛了出来，他们成了城市的弃儿，他们正在经历城市文化突然断乳之后的痛苦。在他们言语的字里行间也透漏出他们对城市生活的无限向往，同时他们也会轻易地表现出对农村学生缺乏教养的失望和对学生家长无知与粗鲁的鄙夷。学生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些等待他们用现代文化加工与包装的土坯，而学生家长们则是顽固不化的落后的乡土文化的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肩负着“上帝”的使命的满怀激情的“传教士”，另一方面他们又是远离天堂的“失落的天使”。正是因为这种内心矛盾的影响，他们很少走出学校，走进农户，而只是选择在学校与城市之间机械地不知疲倦地奔走。
与年轻教师相比，多年在农村工作的中老年教师则又呈现出另外一种状况。在学校，他们是教学经验丰富、德高望重的“权威”；离开学校，他们立刻成为朴实、勤劳，和村庄里其他农民父兄一样的庄稼汉。因为他们的家就坐落在学校附近的村庄，他们的家庭成员(包括父母甚至妻子)就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且在这样典型的半工半农家庭，如果没有农业收入，仅凭一个乡村教师的工资是无法养活整个家庭的。因此，在学校工作之余帮家里干农活在他们看来天经地义。如此一来，他们更像是有知识的农民，而教师的身份倒像是加在一个优秀的有文化的农民头上的一道光环。他们的妻子儿女和他们在村庄里的院落是他们与乡土社会紧密联系的纽带，所以这些教师与当地村民之间没有太大的隔膜。他们似乎也已经在乡土文化中重新又找到了归宿：农村就是他的家，学校不过是和他家的一片庄稼地一样的劳动场所，学生就像地里那些要他精心培育的秧苗。他们的根已经深深地扎在了乡村的土壤当中，不论在校内还是校外，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无不表现出浓郁的乡土气息。
(二)不同的文化取向对乡村学校及整个乡村社会的影响
从校内来看，相异的文化选择造成校园文化的分裂进而影响校园和谐。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具有相同文化倾向的教师很容易聚在一起，而且他们彼此能够互相理解、相互支持。但不同文化倾向的人却因为没有共同话语而彼此间缺少沟通，互相无法理解，所以日渐疏远甚至相互指责；另外，由于年轻教师在城市受教育年限的延长，他们受到的城市文化的影响也更深，再加上乡村学校年轻教师比例逐年增加，学校文化的话语权越来越掌握在年轻教师的手中，从而导致了中老年教师的集体失语，在他们身上气息尚存的传统文化在学校的影响力日渐萎缩，他们自己反而因为文化的“保守和落后”在学校处于被边缘化的境地。而且可以想见，不久以后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他们将从校园中淡出。
放眼于整个乡村社会，年轻教师已经失去了中老年教师与村民所特有的那种亲和力。就因为拒斥乡村文化，他们在乡村环境中失去了根基(其实年轻教师绝大部分就出生于农村家庭)。在农村，只有学校是他们唯一的生活场所，他们没有意愿也没有条件和中老年教师一样生活在乡村社会当中。那些融入乡村文化的教师所特有的一种真切的、朴实的、能够与当地村民自由无障碍交往的可能性在他们身上几乎不会发生。校园的高墙隔开了校内与校外，也隔开了他们和乡村社会的感情。在村民的眼里，城市里边的那栋楼房才是他们的家，城市里边的购物广场和娱乐场所才
是他们的乐园，而乡村社会与他们的生活关系不大。村民们也都清楚，大部分年轻教师都是想着尽早飞出鸡窝的凤凰，农村中学只不过是他们的暂时的落脚点。是他们的流放地，是他们的练兵场；他们是孩子们的引路人，是孩子有望光耀门楣的唯一可托付与信赖之人，但他们只属于学校而不属于乡村；他们的存在最多的是在自己孩子的口中，他们在每家农户中都有一定的地位，但他们在真实的乡村社会生活中并不占据位置。
总之。由于城市化教师表现出一种对乡土社会可怕的超然与冷漠，而农民化教师则表现出一种对从乡土文化心安理得的理解与顺从，在乡村学校内部城乡文化冲突与矛盾在所难免的同时，乡村学校在整个乡土社会中也逐渐成为一座文化孤岛。这既影响了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社区的文化和谐与进步。
三、乡村教师陷入“文化困境”的原因
乡村教师遭遇文化困境的外部原因是文化生态的骤然改变。而他们在单一文化灌输下逐渐被动接受并完全依赖这一文化从而失去对其他文化尤其是所谓“落后”文化的理解与宽容以及自身文化价值观的混乱才是其陷入文化困境的根本原因。
(一)被动的文化选择
格尔茨说过，“人明显的是这样一种动物，他极度地依赖于超出遗传的，在其皮肤之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所以说，不同的文化只是不同的环境中的人赖以生存的控制机制。人需要文化，所以才创造文化，然而也正是因为人创造了文化，便有了作茧自缚、画地为牢的可能。乡村教师不论接受哪一种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只是企图寻找一种值得依赖并乐于依赖的控制机制和文化程序来指导、控制和解释自己的行为。但对于乡村教师而言，不论面对何种文化，他们没有主动选择，只有被动接受。因为他们从一出生就得接受祖辈为他创造的传统文化，而随后一旦进人学校，他们又不得不去学习并接受新文化。旧文化的濡染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而新文化的熏陶又是如此的深刻与持久。
从乡村教师固守一种文化的行为来看，他们明显缺失跨文化生存的信心与能力，因而他们只能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或者在自己已经适应的文化中寻找精神寄托。但当他们不得不面对其他文化的时候，他们的表现相当的让人失望。其主要表现就是持一种文化观点的人对持另一种文化观点的人的排斥或者攻击。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在与另外一种文化接触时，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不为人觉察的影响和渗透，而这种影响和渗透是不同文化相互交流互相促进的良性互动，但当某种文化表现出超强的侵略性的时候，代表不同文化的群体之间才会表现出疏远甚至敌意。而城市文化的侵略性或许正是乡村社会中的学校成为一个独立于乡村社区的“国家”，同时又称为被乡村文化所包围着的一叶文化孤岛的原因。
不论是对乡村文化的拒斥还是对城市文化的疏远，乡村教师在文化选择过程中都表现出了被动与消极的色彩。这反映出了乡村教师对单一文化的过度依赖，也说明他们的跨文化生存能力的不足。
(二)文化价值观的混乱与分裂
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不论是奔走于学校和田间地头的“农民化”教师，还是漂泊于学校和城市之间的“城市化”教师，只要是在学校内部，他们都是学校“城市取向”教育的忠实执行者。在达到国家所规定的教学标准方面“农民化”教师的能力甚至远远超过了“城市化”教师。面对学生，城市化教师的目的是把他们从乡土社会带出去或引出去，而农民化教师则是竭尽全力将学生从土地上推出去或者赶出去。也就是说，学校是教师成为教师的唯一场所，教师的意义与职责是由学校这个特定的环境所赋予的。所有的教师，在完成国家所赋予的使命，或者说在完成学校教学任务的时候，他们固有的文化差异只是被暂时隐藏、搁置或消解。而在日常生活之中，乡村教师不同的文化倾向与文化依赖因为生活环境的改变而再次浮现出来。因此，乡村教师的文化选择从本质上来说只是关系到他们教育之外的“生活”，而与学校自身或教育自身没有多大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的乡村教师已经“逐渐失去了文化的独立性，其对现实的文化批判精神渐趋式微，社会批判立场模糊化、社会批判意识淡化”，成为“社会现实生活的适应者、世俗要求的提供者”。
可以说，城市化教师对城市文化的信仰和农民化教师对乡土文化的顺从尽管在学校环境所实施的外向型教育中暂时被掩盖，但这种教育与生活分离的乡村教师的文化价值观是混乱和分裂的事实却持久存在。这对于教师与学生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
四、乡村教师摆脱“文化困境”的出路
(一)乡村教师要从多元文化视角重新审视文化的现代化
随着文化多元主义的兴起，人们对不同文化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因为多元文化观念倡导人们用更加平等和宽容的眼光去看待其他文化。也正是在多元文化观念的支持下，人们对现代化与现代文化有了全新的解读。
首先，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历史进程，表征了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发生转变的程度。中国广大农村也正走在不可抗拒的城镇化的道路上。尽管乡土文化生死存亡因此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挑战，但并非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事实上乡土文化也在做着一些适应性调整以至于不被现代城市文化所湮灭。其次，“现代文化”是以西方现代科学认识文基础，以城市化、工业化为核心的。泛指以工业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具有民主与科学意识的社会结构体系。不容否认，西方文化以极具侵略性的方式主导了世界话语权，整个中国社会也在这种强势话语霸权之下丧失了话语权。而乡村社会“城市取向”的学校教育实质上就是这种话语霸权的延伸。但这可能导致现代文化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从乡土社会中拔起。最后，因为已经有人指出，“从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看，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双向过程，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相辅相成，既对立又统一；失败或不成功的现代化是一个单向过程，现代性因素简单地摧毁传统因素，或被传统因素所摧毁。”以，作为文化传播者的乡村教师，对现代文化的推崇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他因此而完全无视传统文化价值之存在是极其危险的。因为这种“单向性”的城市化教育会导致乡村教育陷入失败的恶性循环而无法自拔。
总之，现代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从多元文化视角来看，中国的现代文化决不能等同于西方文化，而是西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促进而非相互摧毁的过程。因此，乡村教师仅仅具备文化宽容的品质还远远不够，他们必须对现代化和现代文化有一种全新的认识，也要对乡土文化有一种再认识。即实现从一元文化观到多元文化观的转变。
(二)乡村教师要学会适应乡土文化
多元文化观念要求持有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待对方的文化，而不是以自己的文化标准来评判对方的文化。这样一来，不同文化各自的优缺点就都可以客观的呈现出来。但乡村教师仅仅具备了多元文化观念还远远不够，如果他们仍然继续生活
在城堡似的校园之内，仍然继续奔波于校园与城市之间，乡土生活和乡村文化在他们心中留下的刻板印象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观。乡村教师要理解乡村社会和乡村文化，要理解农村孩子及其家长的要求与期望，就不能画地为牢，将自己用不恰当的方式包裹起来完全拒绝乡土文化，而是要甘于生活在乡土社会当中。
乡村教师只有甘于生活在乡土社会当中，在抛开了两种文化谁替代谁，谁改造谁的思维模式之后，他们自然会发现在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之间要找到大量的共同点不是没有可能。乡村教师可以尝试着“走出去”和“请进来”。走出去是指乡村教师要走进村落，走向田间地头，不仅要活在学生中，还要活在村落中；而请进来意味着学生家长也应当成为乡村教育的主体，成为学校的主人和决策与学校建设的参与者，而不仅仅是学生家长会时的客人和学校表彰会时的观众。
事实上，乡村教师敢于“走出去”和“请进来”的过程就是直接与乡土文化对话交流的过程，也是其跨文化生存能力逐渐养成的过程。
(三)乡村教师要主动参与乡村社区的文化创造
第6篇：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2010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把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作为一项重大任务。农村社区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和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载体，正在全国各地深入推进。特别是北京、河北、浙江等地率先着手编制农村社区规划，以新理念、新思路、新标准指导农村社区建设，努力将其打造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
■北京：新农村社区公共设施和服务将纳入城市管理体系
“十一五”期间，北京新农村建设已在该市全面覆盖，农村通了大路、装了路灯、安了宽带上了网。靠近新城和镇区的村庄中，城市管网和基础设施、公共交通都延伸到村里。为了将新农村建设在向更高阶段推进，北京的设计者和管理者又将目光放到了软件上。目前，该市正在编制《北京市新兴农村社区规划编制指导意见》，对村落进行社区化管理，与市区水平相同的管理和服务，都将深入村里乡间。2011年，北京将试点10个新农村社区。
据介绍，新农村社区与传统农村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人口集聚、基础设施配套、主导产业、管理体制、社区功能和生活方式6个方面。今后，农村社区的医疗服务、教育、体育、文化设施和服务都将纳入城市管理体系，政府相关部门将提供稳定的、统一的、标准的服务。例如农村社区将像城市中的小区一样，规划出停车位，社区内设立保安，“片儿警”、“片儿医”和医疗流动车、社区调解员和清洁工等都将入驻社区。但新农村社区并不是让农民全上楼，传统村落中的袅袅炊烟、鸡犬相闻、田园牧歌在未来很久一段时间里仍会存在。此外，北京还将在此前大兴区进行的“封村”管理试点基础上，通过更多试点，制定出一套龙头体系，对于农村中应该怎么规划、怎么建设、要配套哪些软件设施都进行规范，实现公共设施管理权的覆盖。
■浙江：打造15分钟农村社区生活圈
早在2008年，浙江省在推进农村社区建设时就明确提出，争取用5年左右时间，在全省建立集管理、服务、教育、活动等功能于一体的1200个 乡镇社区服务中心、15000个村级社区服务中心，提供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卫生计生、司法调解、公共安全及证照办理等服务。为了对每个农村社区范围、中心进行空间确定，2010年5月，《浙江省城乡社区建设领导小组关于农村社区布局规划编制的指导意见》出台。
对于农村社区的布局，《指导意见》提出，要按照管辖人口适度、区域相对集中、服务半径合理、资源配置有效、群众充分自愿为规划原则，明确农村社区设置的主要类型及次要类型，即“一村一社区”或“几村一社区”。针对农村社区人口密度较小、道路条件相对较差的实际情况，确定一个农村社区以1000～5000人、农村居民出行15分钟为宜，这样既可以防止规模太小、资源配置过于分散，又可以防止人口规模太大、地域范围太广，不利于方便群众办事。《指导意见》提出，要利用农村社区现有的村级办公服务场所、社区卫生服务站、文化室、学校等设施，加以整合利用，建设社区服务中心。相互比邻或杂居，且人口规模小于1000人以下的村，提倡两个村或几个村联合组成一个社区，以利提高公共财政和基本公共服务配置的效率。
■河北：农村新民居保持传统风貌避免千村一面
第7篇：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关键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综述
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社区为旅游活动场所，以乡村特有的自然景观、人文景观、民俗文化风情等为旅游资源，以满足旅游者各种旅游需求的生态旅游形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就是让社区居民积极参与到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来，把全体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开发、管理、监督以及受益的主体。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途径。近年来，学者们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呈明显上升趋势。从论文的研究内容上看，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意义和内容研究、模式研究、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研究等方面。从研究方法上看，不断结合多学科进行研究，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多样化。
一.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研究内容
（一）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意义内容方面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分析了参与式乡村旅游的经济学意义，认为社区全面参与旅游开发，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1]。方文华，王力峰（2008）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不仅可以提高乡村旅游产品的质量，从乡村旅游发展中获利，还可以有利于资源环境的保护和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2]。王琼英（2006）构建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型，提出以表演者、决策参与者、投资者、资源环境保护者身份参与乡村旅游[3]。于笑云（2007）阐述了乡村旅游对社区经济、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影响，指出乡村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范围应贯穿旅游发展全过程，包括规划与决策过程、利益分配、环境保护、文化维护和教育培训[4]。周丽洁（2009）认为社区参与是实现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能促进社区自身的良性发展，要让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开发、经营与管理、利益分配和成为环境保护的主体[5]。郭凌（2008）对社区参与的主体、方式和目的进行了解析并以 “决策”与“分享”两大基本因素为核心，以参与决策的充分性、文化延续的稳定性、环境资源保护的有效性和当地居民生活改善的明显性为支撑框架来构建有效社区参与体系[6]。向富华（2012）认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本质是维护社区居民权利，并依据社区居民的3项基本权利，提出9种参与机制，并进一步分析了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的支撑体系由政府、村委会、企业、社区居民等4方的行动体系构成[7]。
综上可见，学者们普遍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具有重大的意义，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延长农民的收益期；促进社区自身经济、文化、环境的良性发展；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社区居民应该参与乡村旅游的全过程，包括经营决策、环境保护、利益分配等方面。
（二）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研究
郑群明、钟林生（2004）在结合国内外研究和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四种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开发模式：“公司+农户”模式、“政府+公司+农村旅游协会+旅行社”模式、股份制模式、“农户+农户”模式和个体农庄模式[1]。廖珍杰，张丽娟（2009）按开发经营主体和利益相关者不同进行分类，认为目前国内乡村旅游存在的社区参与模式主要有个体农庄模式、“农户+ 农户”模式、“公司+ 农户”模式、“公司+ 社区+ 农户”的模式、“政府+ 公司+ 农户”模式、“政府+ 公司+ 农村旅游协会+ 旅行社”模式和股份制模式这七种模式[8]。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2009）提出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分阶段模式，分为发展初期的打工式参与、发展中期的自主经营式参与和发展成熟期的监控式参与，强调社区参与是一个渐进的过程[9]。徐燕（2011）依据社区参与模式理论资料总结中国乡村的社区参与模式有居民自发型，动员型和互动合作型，认为总体的趋向是以居民为主导，政府合作、各种社会中介组织支持、各种利益相关者支持配合的方向发展[10]。王敏娴（2010）在常见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方式基础上提出“政府+农户+NPO”模式和“政府+农户+企业+NPO”模式，其中NPO（Non-profit Organization）意为非营利组织，例如乡村旅游协会，主要起到自律、管理、监督和协调的功能，前者模式适用于经济相对发达、基础设施条件较好、依托城镇客源的乡村社区，后者模式适用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但旅游资源开发条件较好的地区[11]。
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式进行了研究，不乏一些创新的模式，但如何选择合适的社区参与模式，应当对当地社区进行全面调查，根据当地社区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并没有统一的模式标准。
（三）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随着乡村旅游的发展，社区参与问题逐渐显露，学者们渐渐把目光集中在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所遇到的困境，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对策研究上。
黎平（2005）认为传统观念的抑制和相关组织与个人对其的漠视是山区居民参与旅游的障碍，并提出了几点解决思路，包括政府正确引导、建立合理利益分配机制以及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12]。彭敏，付华（2007）分析了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状况极不平衡和初级特征明显的现状，提出了加强认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并深刻挖掘其内涵，大力提倡社区参与.扩大专题交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在把握可持续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实现规范化、制度化和高效化这几点建议[13]。方文华，王力峰（2008）指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影响因素主要是参与意识淡薄、参与机制不健全、乡村旅游管理体制不畅，提出对居民进行相关旅游知识培训，建立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村民利益[2]。陈丽华、董恒年（2008）分析了贫困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必要性和主要障碍，并提出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主要思路，包括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加强社区居民的培训以及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14]。李玉新（2008）在分析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主要障碍基础上提出了以和谐发展为目标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措施[15]。樊忠涛（2010）认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存在参与渠道单一、参与层次低以及不规范参与等问题，并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创新机制[16]。张文磊（2012）认为经济利益分配是乡村旅游社区参与中最主要和最敏感的问题，选取了3个较为成功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典型案例，对它们的利益分配机制进行比较，提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原则和架构[17]。
（四）特定地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证研究
保继刚、孙九霞（2003）对阳朔遇龙河风景区规划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提出要给居民提供参与旅游规划、旅游发展决策的机会、对居民进行教育培训等建议[18]。梁军、郑硕飞（2008）对井陉县于家村居民对乡村旅游意向进行调查分析，得出大多数村民对旅游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有较全面和客观认识，愿意为当地环境保护贡献自己的力量；在调查基础上提出于家村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措施[19]。何喜刚，高亚芳（2009）分析了甘肃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的可行性，并根据发展现状归纳出甘肃乡村旅游4大主要社区参与类型是城郊休憩型、新型城镇型、景区覆盖型、交通节点型[20]。明跃玲（2010）调查湘西德夯苗寨，了解到该地社区成员参与积极性高，参与程度低的现状，认为应通过更新传统观念、 发展民族教育、 挖掘民族文化的内涵等方式培养社区成员参与乡村旅游的主体意识[21]。周杰、陈志永（2012）对贵州出现的三类典型乡村旅游发展模式（朗德模式、天龙模式和西江模式）进行了比较和分析，提出民族村寨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需要村民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过渡到共同治理角色[22]。焦慧元（2012）分析秦皇岛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23]。陈岚雪，唐雪琼（2012）阐述了咪依噜风情谷社区参与的主体、内容以及模式，并提出从引导机制、决策机制、利益保障机制以及监督评估机制等方面构建彝族社区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24]。
二.国内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方法
从研究方法上看，学者们不断引入相关理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工具调查研究，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汪芳、郝小斐（2008）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运用AHP层次分析法对该地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情况进行了评价[25]。笪玲、张述林（2009）以重庆市近郊乡村的璧山县为例，运用PRS模型分析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特点，并提出该类区域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策略[26]。代则光，洪名勇（2009）认为旅游者、开发商、社区居民、政府是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利益相关者，社区旅游的发展实际上是资源的分配和利益的平衡过程，是利益相关者之间通过交易、协调、利益让渡和责任分担而进行社会建制的过程，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社区居民与政府、开发商的博弈[27]。徐福英（2010）运用产权理论的相关原，对当前我国乡村旅游社区参与过程中存在的产权主体不明确、 产权边界模糊、 价值衡量不准确、 管理体制不健全等问题的分，并提出相应对策[28]。杜宗斌、苏勤（2011）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构建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和社区归属感的结构方程模型，得出社区参与对旅游感知、社区归属感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以浙江安吉――著名的乡村旅游地为例，运用Amos7.0软件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探讨了乡村旅游发展的相关建议[29]。曹兴平（2012）将文化绘图工具应用于文化乡村旅游产品规划和管理及社区文化资源管理，认为文化绘图有利于组织整合嵌入乡村社区的文化资源，可有效解决社区参与中社区本位的缺失问题[30]。时少华（2012）从“体制精英―非体制精英―普通村民”3层权力结构分析工具出发，分析景区并购事件中主体权利运作策略，提出事件中矛盾冲突疏解的路径是经济分化程度与社区记忆的提升[31]。
三.结论与建议
国内学者对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研究经历了从缺失到凸显的过程，并日渐成熟，最初研究大多集中在阐述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意义，探讨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模式、内容等理论问题，近几年来，学者们逐渐开始关注并研究乡村旅游社区参与遇到的问题及对策，并出现了许多实证研究，引入相关理论和分析工具，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不断增多。但与国外相比，仍有不足，因此，仍应加强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实证研究，促进方法和理论的进步，以科学地指导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实践工作。
在已有的研究中，学者们明确了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必要性，社区居民应参与到乡村旅游开发管理的全过程中，而在实践中，社区居民的参与程度并不高，综合学者们的研究可知，利益分配问题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应加强对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关键影响因素及解决对策进行研究分析。
参考文献：
[1]郑群明，钟林生. 参与式乡村旅游开发模式探讨[J]. 旅游学刊，2004，（4）.
[2]方文华，王力峰.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J]. 边疆经济与文化，2008，（10）.
[3]王琼英.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模型及保障机制[J]. 农村经济，2006，（11）.
[4]于笑云. 乡村旅游发展中社区参与问题的探讨[J]. 贵林林业科技，2007，（2）.
[5]周丽洁. 基于社区参与的乡村旅游发展探讨[J]. 生产力研究，2009，（21）.
[6]郭凌.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概念辨析[J]. 新疆社会科学，2008，（4）.
[7]向富华.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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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邓阿岚，李庆雷，郭喜梅. 民族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的障碍及模式研究――以西双版纳旅游地为对象. 云南省科技厅社会发展科技计划基础研究项目“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发展的管理问题研究 ――以云南旅游地为例”阶段性成果（2009ZC058M）.
[10]徐燕. 中国乡村旅游发展中的社区参与模式研究[J]. 农业与技术，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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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黎平. 试论山区旅游的社区参与[J]. 林业经济问题（双月刊），2005，（3）.
[13]彭敏，付华. 中国乡村社区参与旅游开发研究[J]. 中国农学通报，2007，（1）.
[14] 陈丽华，董恒年. 可持续旅游扶贫开发模式研究[J]. 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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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樊忠涛. 基于创新视角的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机制研究[J]. 广西农业科学，2010，41（2）：194―196.
[17]张文磊. 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的利益分配机制比较与构建[J]. 特区经济，2012.
[18]保继刚，孙九霞. 旅游规划的社区参与研究―以阳朔遇龙河风景旅游区为例[J]. 规划师论坛，2003年，（7）.
[19]梁军，郑硕飞.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环境系统维护的实证研究――以井陉县于家村为例[J]. 安徽农业科学，2008，36（21）：9232―9233，9281.
[20]何喜刚，高亚芳. 新农村建设视角下甘肃乡村旅游社区参与模式研究[J]. 开发研究，2009，（6）.
[21]明跃玲. 乡村旅游与社区参与的主体意识培养――以湘西德夯苗族村寨为例[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
[22]周杰，陈志永. 从“单方治理”、“参与管理”到“共同治理”――对贵州乡村旅游开发典型模式的剖析与比较[J]. 广角，2012.
[23]焦慧元. 秦皇岛市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策略研究. 2012年秦皇岛市社科联课题（课题编号：201206219）.
[24]陈岚雪，唐雪琼.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机制研究――以咪依噜风情谷为例[J]. 绿色科技，2012，（4）.
[25]汪芳，郝小斐. 基于层次分析法的乡村旅游地社区参与状况评价――以北京市平谷区黄松峪乡雕窝村为例[J]. 旅游学刊，2008，（8）.
[26]笪玲，张述林. 都市近郊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策略研究――以重庆市璧山县为例[J]. 改革与战略，2009，（6）.
[27]代则光，洪名勇. 社区参与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分析[J]. 经济与管理，2009，（11）.
[28]徐福英. 产权理论视角下乡村旅游社区参与研究[J]. 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10，（5）.
[29]杜宗斌，苏勤. 乡村旅游的社区参与、居民旅游影响感知与社区归属感的关系研究――以浙江安吉乡村旅游地为例[J]. 旅游学刊，2011，（11）.
[30]曹兴平. 文化绘图： 文化乡村旅游社区参与及实践的新途径[J]. 旅游学刊，2012，（12）.
第8篇：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根据会议安排，现在，我就基层卫生工作讲三个方面的意见。
一、回顾过去，总结经验，增强做好基层卫生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20*年,我县的基层卫生工作,在上级主管部门的精心指导下,在卫生局党委的正确领导下,紧紧围绕市、县基层卫生工作的目标要求，真抓实干，扎实工作，突出重点，克服难点，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一)、初级卫生保健先进县创建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我县初级卫生保健工作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和领导下，在市卫生局的关心、支持、指导下，在县初保委组成部门的密切配合下，瞄准先进县目标，紧抓重点、主攻难点，求真务实,扎实工作，通过全县上下的不懈努力，顺利通过省级评审,荣获初保先进县称号。
(二)、乡村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
各单位根据本地实际，结合《响水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设置规划》，做到不重复，不乱设置，合理整合和配置卫生资源，基本实现了一村（居）一室或联村设室的要求，全县145个行政村（居）共设置村级卫生机构142个。加大村级卫生机构的基础设施建设，营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各乡镇都能按照标准和要求，因地制宜制订建设改造方案，能改造的改造，能扩建的扩建，尽可能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高的效益。所有的村级卫生机构在面积上都能达到60-120平方米，室内做到4-7室分开，50%以上的村级卫生机构达到环境整洁、温馨，为农村居民提供了比较优越的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得到了居民的欢迎。
(三)、社区卫生服务的转型工作进展顺利。
各单位都能按照卫生局对服务站转型的要求，选择条件好、面积达到要求的卫生室作为转型的对象，自加压力，创造条件，积极开展扩建和兴建工作，在室内的布置上，严格按照社区卫生服务站的标准，做到流程合理、设备齐全，今年我县累计卫生室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站的达57个，建站率达40%。由于工作到位,我县有10个服务站被市评为优秀社区卫生服务站,另有10个服务站得到了省扶持,争取省补助资金15万元。
20*年，基层卫生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好成绩，但我们也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一是单位领导重视不够；二是基层卫生组织还不健全；三是社区卫生服务层次比较低,全县普遍存在社区卫生服务内涵建设质量不高的等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存在的问题，在2009年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解决。
二、突出重点，狠抓关键，确保全面完成基层卫生工作任务
2009年的基层卫生工作，以巩固初保先进县成果和推进农民健康工程为龙头，加强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推进社区卫生服务工作，努力开创全县基层卫生工作新局面。
(一)、创建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县。
抓住政府重视、支持农民健康工程的机遇，积极创建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县，推动全县农村卫生工作开展。一是积极抓好农民健康工程示范乡镇创建工作。在去年通过市级农民健康工程三个示范乡镇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制度，积累经验，树立典型，推动全县工作开展，今年再完成示范乡镇5—6个，使农民健康工程示范乡镇达到70%的要求。二是建立督促检查和工作指导机制。适时调研分析创建情况，制订创建计划，贯彻落实各项创建内容和措施，组织工作实施，进一步加大督查力度，做到督查与指导相结合，针对问题，落实整改措施，确保创建工作有序开展。三是着力推进重点工作。针对薄弱环节和工作难点，集中精力，大力推进，保证总体达到农民健康工程先进县标准。
(二)、大力推进农村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1、紧抓机遇，健全社区卫生服务网络。
要严格按照《响水县社区卫生服务设置规划》，加大社区卫生服务的转型力度，进一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覆盖率，年内再转型3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每个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要转型7个以上服务站，力争以县为单位服务中心覆盖率达85%以上，以乡镇为单位服务站覆盖率达70%以上。对此，各单位主要负责人要亲自抓，紧紧抓住省扶持苏北社区卫生服务建设的机遇，多方筹集资金，加大投入，落实责任，要严格按照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的建设标准，逐条逐项落实到位,在服务站建设上,坚持以兴建为主,积极与乡镇村沟通,争取村无偿提供地宅,坚决按照统一图纸，集中采购设备,统一使用标识,高标准、高质量的建设到位，在资金上以卫生院向乡村医生借资为主,再由卫生院出一点,争取政府支持一点,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做到产权清晰，流程合理，环境温馨，确保完成目标任务。
2、着力加强内涵建设，不断提升服务质量。
我县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覆盖率虽然在不断提高，但是水平较低。因此，加强内涵建设成为首要任务。我们将以乡镇卫生院转型为契机，在四个服务转变上功夫,真正形成防、治、管相结合的“六位一体”的综合社区卫生服务体系,力争1-2个省级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0-30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得到省扶持。
（1）、加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内涵建设。在不断提高农村社区卫生服务覆盖率的同时，不断加强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服务内涵建设，要紧紧围绕农民健康工程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强化质量管理，制定社区服务工作规范，做到管理统一，服务统一。加强对慢性非传染病人的管理，健全健康档案，保证慢病病人和60岁以上人员的建档率达100%以上，管理随访率达90%，逐步推行健康档案微机化管理，各乡镇60岁以上人员微机化建档率达100%，要积极开展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工作。制定双向转诊的具体办法，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与上级医院签订双向转诊协议，上级医院建立社区转诊病人的绿色通道，方便社区病人转诊；积极推行社区责任医生制度，建立家庭责任医生联系卡，引导责任医生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对转诊病人跟踪服务，既当医生，又当就医参谋，运用经济、行政等手段，从政策引导、方便就医、提供优质服务等多种途径入手，推进社区首诊和双向转诊工作的开展。同时要抓好各项资料的收集归档，确保台帐齐全，内容翔实；建立慢病管理和健康教育的长效机制，充分发挥农民健康档案的作用，经常性地组织健康进家庭活动，将卫生知识送到每户居民，真正为农村居民提供主动、连续、综合的服务。
（2）、增强队伍素质，提高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离不开全科专业队伍。一是开展全科医师和全科护士的岗位培训。年内举办1-2期社区卫生服务内涵建设培训班，邀请市级专家来响水授课，进一步提高社区卫生服务的质量，努力使专业队伍在观念上和服务方式上得到根本性转变。二是建立继续教育制度。要求各乡镇都能选派责任心强、工作踏实的人员进行全科医生培训，力争各单位有80%的人员都获得全科医师证书。三是严格执行晋升中、高级人员下基层服务制度，不断传播服务知识，提高服务质量。四是加强乡村医生中专学历补偿教育的管理。各乡镇要高度重视补偿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切实履行告知义务，确保没有一个乡村医生不知到补偿教育，各乡镇是补偿教育的教学点，要抓紧做好教学场地的准备工作，严格管理，保证教学质量。通过队伍建设，使社区卫生服务人员的服务理念、服务方式发生根本转变，服务水平和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为社区卫生服务能力建设提供坚实的后劲。
（3）、规范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乡村卫生服务管理一体化是推进农村社区卫生服务的基础和前提，各单位要按照《响水县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卫生服务一体化管理发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进一步强化“业务统一管理、人员统一调配、财务统一建帐、药品统一调拨、建设统一标准”的“五统一”制度；加强乡村医生培训考核，采取多层次的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增强培训的实效性。进一步探索乡村医生和村卫生机构规范管理和考核的方法，提高管理的水平和效果；逐步建立健全乡村医生档案，以乡村医生注册的相关资料为基础，统一填写“乡村医生登记表”，收集乡村医生注册申请表，变更表，个人相关身份证明，执业证书等复印件和表彰奖励情况、考核情况，一人一袋，统一编号造册，使乡村医生档案走上规范化管理轨道；规范乡村医生诊疗行为。切实履行《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所赋予的乡村医生职责，依法加强对乡村医生诊疗行为的管理，加大对村级卫生机构的督查力度，强化检查指导，依法查处个体单干、超范围执业和医疗不规范行为，督促其认真履行职责，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诊疗技术规范。
三、加强督查考核，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第9篇：乡村社区教育范文
关键词: 乡村社会地理; 综述; 国外
乡村研究很多学科都能够找到切入点，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对其研究较早。乡村社会学研究侧重乡村社会变迁， 乡村地理学则侧重于从地域分布、空间的观点分析乡村的各种问题[1]。随着乡村的演进及学科的发展， 二学科研究内容交叉重叠的现象比较明显。乡村社会地理即是针对乡村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现象， 从地理学视角进行分析: 时间上以乡村社会变迁为主线， 空间上探讨社会现象对乡村各主体空间分布及分异规律的影响。
1 研究进程
1.1 乡村社会地理研究溯源
1.1.1研究时序分析
乡村地理学发展较早， 二战前， 其研究内容主要是农村聚落的历史分析( 包括农村聚落的起源、结构与类型) 、土地利用问题， 同时有一些对于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 如德国学者如魏伯、奥特伦巴描述并研究了土地利用形态、乡村道路网、农舍、村落等农业活动所引起和制约的文化景观或乡村景观， 但总体上研究较少[2]。
二战后到1970 年， 各国( 不仅是欧洲国家) 的城市重建以及经济发展引发的城市化浪潮， 毕业论文推动了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高涨， 而忽视了乡村的研究[1]， 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由于把对乡村区域的研究简化为对农业问题的研究， 世界各国普通存在农业地理兴盛而乡村地理极度薄弱的现象[3]， 这一阶段是乡村地理学的衰退期[1]， 而乡村社会地理因而没有发展起来， 但社会学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较多， 地理学也存在一定研究。
1970-1990 的二十年间， 环境压力及可持续发展的提出，导致对乡村可持续发展研究， 乡村地理学出现“再生( rebirth)”现象[1]， 这一期间对乡村社会的研究一直成为国外乡村地理学的一个热点， 推动了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但不同国家研究内容存在一定差异[2]。表现在研究者的重视， 组织了许多学术活动， 并提出了一些发展理论。如美国经济史学家Johnson 在1970 年代初所提出乡村增长中心发展理论; 弗里德曼( 1975，1979) 等人提出了乡村社区发展理论等[4]。随着研究的深入， 相关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到包括乡村发展的许多方面， 主要有乡村社区、乡村人口结构、迁移和就业， 居住问题、乡村城市化、城乡相互作用以及乡村规划等。一些研究中寻求地理学者和社会学者共同研究的关键主题。1980 年代许多学者还进行了乡村地区发展政策效果评价的研究。对乡村社会现象的研究具体如下: Ambrose 认为乡村仍然是明显的等级社会， 包含至少五个明显区别的阶层; Newby( 1979) 认为乡村居民被多种因素所束缚( 如贫困) ， 因而形成社区以寻求互惠[5]; Bunced 研究在这一过程中乡村居住模式演化; Gilg 研究了乡村区域人口和雇用问题; Roger 对于乡村住房问题有一定研究; Lewis 运用新的方法对乡村社区进行了研究; Tanner对乡村区域娱乐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研究; Robins 总结了乡村规划和环境保护的不同方面[6]。
1.1.2研究对象分析
从研究对象角度分析， 1990 年代以前的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基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研究客体主要为物质实体， 并由1950、60 年代增加的量化和科学化所加强， 这反映了环境决定论持续的影响; 伴随人口的减少和逆城市化， 在一系列乡村研究中出现对人口学特征的研究， 如列举人口数量、分布和密度; 对社会公正的研究， 如Harvey 提出地理学要与社会公正相连接; 对家庭和社区的研究， 许多地理学者在研究中寻求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联， 认为这类研究至少也是社会地理学的一个方面[7]。
1.2 新的研究进展
1990 年代以来， 国外社会地理学主要研究如下方面: 围绕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来确定研究出发点; 从社会问题的空间表述、空间因素、空间过程和区域特征来确定研究角度; 针对社会问题中受害一方来确定侧重面; 重视城市社会在西方社会中的主导地位来确定重点区域[8]。此时的乡村地理学出现两个明显转向， 其一是社会文化转向。与二十世纪人文地理学第三次转型趋于一致[9]， 乡村地理学研究也开始由侧重空间分析向社会文化转型， 特别是近年来特别明显， 使得社会文化成为地理学“社会论”的核心理念， 并构建了明晰的新的研究内容[10]。许多学者将社会和文化研究的理论用于乡村社会地理研究。Pratt 指出了乡村和文化地理学融合的形势; Seymour 在乡村地理学理论发展讨论会中， 也提到放松文化和乡村地理学的明确的边界; Halfacree 把乡村作为“非物质的感知构建”来研究。这些研究显示乡村社会地理超越了自身和文化地理学的界限。其二是乡村地理研究的后现代转向。1990 年代早中期， 很多学者开始认为对乡村的研究已经、或将要、或必须向后现代转型。人们开始着眼于从更加人文化的角度研究乡村的优势、局限和问题， 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①陆续有一系列的对乡村“被忽视方面”的研究; ②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性别关系角色进行了重新认识。Murdoch 和Pratt 在其研究中， 对乡村的现代主义进行了分类: 作为时间概念的现代主义; 抽象理论的现代主义; 结构分类的现代主义( 特别指乡村和城市间的划分) ( 表1) [7]。此时许多乡村地理学的研究， 已超越了早期有限的地理思想的界限， 开始了明显充满政治色彩的研究。Philo 认为关注不公正、开发以及乡村居民生活的改善推动了此种研究， 并认为此时的乡村具有多元的文化结构和意义; Phillip 认为此时在乡村社会地理研究中， 已将政治的、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因素联系在一起[7](
具体来说， 除继续关注早期乡村现象外， 乡村社会地理顺应上述趋势， 其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新的主题。Michael Roche在2001 年对乡村地理学研究进行总结后， 指出现在缺少对乡村可持续性的研究， 并针对广泛的争论， 对后生产主义者的乡村空间进行了再思考[11]; 之后他又基于对乡村地理学2002 年出版的期刊总览， 认为许多传统的研究没有减少， 只是近年有些转变， 研究并指出三个共生的乡村发展模式: 农业—工业化、后生产主义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2]; 基于人们对乡村过于理想化的印象， Cater 和Valentine 等人对于乡村剥夺( exploitation)进行过相关论述[5，13]。
另一方面， 近年来人们开始关注网络与信息对乡村的社会影响。Grimes 研究了信息社会中乡村地区的发展前景， 他认为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及大量信息的掌握， 缩减了乡村与市场的距离， 并提高了乡村地区的对外学习的能力与机会， 但远距离的工作( teleworking) 即使被夸大为乡村地区最美好的前景， 将来也只会给城市和市郊而不是偏远的乡村， 带来绝对的发展优势[14]， 此外他还对信息技术对乡村发展的利弊及乡村网络社会的增加状况进行了探讨[15]。
1.3 发展的路径
纵观乡村社会研究的整个历程， 不难看出乡村社会地理发展而来的两条路径。首先， 乡村地理学研究向社会转向。地理类的文献中， 关于乡村社会的探讨和研究十分丰富， 并且包含乡村社区、乡村景观、城乡关系、乡村旅游、各种乡村冲突和问题及政策制度等诸多方面[5，13]。其次， 社会学者开始关注涉及乡村空间的问题。早期乡村社会学者研究中就部分涉及到地理学的内容， 近年来出于研究及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 逐渐将空间现象纳入研究范围， 相关学术论文明显增多。Lobao 和Saenz 指出“: 在乡村社会学科中忽视空间的分析， 地理空间在组织阶级关系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6]; Friedland 对于乡村研究虽然从乡村的社会学表象写起， 但对农业和田园风光的问题分析， 却有着强烈的地理气息[17]。
2 当前主要研究内容
2.1 乡村社区
最先研究乡村社区的是乡村社会学家。罗吉斯和拉伯尔认为“社区是一个群体， 它由彼此联系具有共同利益或纽带、具有共同地域的一群人所组成”， 硕士论文主要研究社区变迁、类型、边界、权力机构及发展趋势[18]。乡村社区是地理学研究社会的切入点， 它促进了乡村地理学的社会化[19]。同时乡村由于存在不同层次的发展实体， 因而能够较好地展示社区的演化系列。Liepins 认为可以“通过社区来寻找到乡村性”， 并提出一个从物质和意象角度来理解“社区”的框架( 图2) ， 认为从地理和社会形成角度， 社区可被分成四维进行分析， 同时他认为舆论和能力对于社会的形成很重要[20]; Little 研究认为社区是乡村生活最重要的特征[13]。
国外乡村社区地理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 ①乡村社区变迁及机制研究， 它一直是乡村社会学研究的重点[18]， 而乡村地理学善于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寻求事物的时空变化规律。近年来此类研究逐渐增多。如Valentine 和Cater 等在其论著对乡村社区变迁均有描述， 并试图寻求其内在机制[5， 13]。②乡村社区空间分析， 是乡村社区地理的核心。Mormont 认为乡村可以体验一种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的社会物质空间[21]。Havey 等也分别从乡村政治经济学中积累与消费的观点论述了乡村空间的作用， 认为非城市空间的存在对于城市空间本身的再生产也是必要的[22]。③乡村社区可持续研究， Scott 等人基于新西兰北部的调查， 发现种族、阶级和职业结构的不断分化给“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带来复杂性， 并建议“可持续的乡村社区”应被视作一个民族范畴， 而乡村社会地理中应采用更为宽泛的社会可持续能力的概念[23]; 英国学者MacKenzie 也对社区与可持续性进行了深入探讨[24]。④社区文化与制度变迁研究，以往社区文化经常被研究者忽略， 但近年来逐渐受到人们的关注。不应让世俗社会代表乡村、法制社会代表城市， 而是应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 乡村社区的大众文化已被城市化。⑤乡村社区与产业的联系， 如Joseph 研究指出了在新西兰两处地方农业和乡村社区的联系[25]; ⑥社区问题研究， 如社区内部各阶层及内部与外部的冲突、贫困及其它一系列出现的问题; ⑦此外还有乡村社区规划研究等等。可以看出近年来地理学者对于乡村社区的各个方面， 往往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学视角加以研究。
2.2 城乡关系
城乡关系牵涉到城市和乡村的许多方面， 其研究一直是地理学( 尤其是1970、80 年代) 的重点之一。Mormont 认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现在已经逐渐成为过去， 城乡之间的差异与界限现在日益变得模糊“， 乡村不再是单纯的乡村空间， 多样化的社会空间能够存在并且在一定的地理区域内叠加在一起”[13]。随着社会及经济的发展， 出现了新的城乡关系， 也促进了对新城乡关系的研究。城乡关系研究的领域包括城市对乡村作用、乡村对城市作用及城乡结合部的现象。
具体研究内容主要有如下方面: ①城乡关系变迁研究。②城乡连续体研究， 如Cloke 运用16 个变量对城乡分界点问题进行研究， 得出并不存在重要的自然分界点， 支持了城乡连续体这一说法[5];Murata 提出了城乡相互依赖的工业化模式[26]。③城乡人口迁移研究， 城乡人口流动是贯穿城乡关系的主线，研究也较多， 如Audas 等人于1990 年代对加拿大城乡人口迁移的研究， 讨论了移民的方式、迁移前后环境变化的对比、人口迁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也讨论了职业、受教育水平和身份地位对人们作出迁移决定的影响[27]; Cook 和Christopher 用一个量化指标对城乡人口迁移速度与发展进行了研究[28]。④城乡关系协调及制度创新研究， 通过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 协调存在于城乡各主体之间的关系。⑤城乡隔离及重构研究， 目前各个国家均试图以新的方式( 如新的人口流动政策等) 来重构历史上的城乡隔离; Bronwyn 在研究中量化分析了在新西兰商务中出现的城乡数字隔离的程度[29]。
2.3 乡村景观
乡村景观及规划概念缘于迈克哈格( 1969) 、西蒙兹的( 1978) 和刘易斯( 1998) 对大地景观概念和规划的提出[30，31]。乡村景观规划就是在综合大地景观和乡村人居环境理论的基础上， 对乡村区域进行的综合景观规划设计。目前乡村景观研究是景观科学和景观规划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往往综合景观规划学、景观地理学和景观生态学加以研究[32]。地理学角度研究乡村社会如何改变其生存的景观和环境[33]。
当前国外对于乡村景观的研究包括如下一些方面: ①乡村景观演变的动力机制研究， 无论对于生态学还是地理学， 分析景观格局和动力机制是景观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Nelson介绍了关于经济、人口统计学和环境驱动力三维组合重构而成的美国西部乡村景观， 并认为作用于区域的最重要的驱动力是移民， 流动人口的力量正转变着区域的社会文化景观( 图3) [34]。Isabll 和Sabin 等人对诺曼底地区25 年来的景观格局进行了分析， 发现导致乡村景观发生变化的主要动力来自三方面: 农业耕作的增强或废弃、城市化对景观构成的改变、地方保护政策的作用[35]。②乡村景观规划， 它是一个人类与环境关系的调节工具。国外乡村景观规划研究始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开展较早的主要是欧洲一些国家， 对世界农业与乡村景观规划起了很大推动作用。美国景观环境规划学之父Olmsted 认为， 景观规划不仅要提供一个健康的城市环境，也要提供一个受保护的乡村环境[31]， 同时研究也注意到景观规划面临着文化景观发展带来的挑战[36]。③乡村景观与人、文化、建筑等主体相互作用的研究。Naveh 认为文化景观是物质与精神的融合， 并提出景观感知的文化维[37]; Ruda 认为， 要使乡村聚落保持可持续发展， 必须对建筑区与自然平衡、当地社区、历史传统及本土文化进行保护[38]。④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乡村景观的对比研究。Arriaza 等人对地中海地区两个乡村的若干图片进行对比研究， 指出了与乡村景观视觉质量有关的要素， 并对其进行了排序[39]。⑤乡村景观感知与视觉评估， 研究认为乡村景观可以从视觉( 形态) 、感知( 内涵) 和经验( 功能) 等方面进行分析与评估[40]。⑥乡村景观可持续研究。1996 年“欧洲乡村景观的未来”会议中， 分析了目前中欧与北欧地区人类对乡村景观的影响， 并研究了景观可持续发展的概念[41]。同时一些研究也提出从景观生态学角度恢复可持续的乡村， 并保护乡村景观的多样性。⑦“特殊的”乡村景观，如对性别及同性恋的研究等。Bryant 和Morris 等人通过调查，认为农业中同样存在着很多工作需要女性做出贡献[42，43]。
2.4 乡村社会问题
乡村发展的不同阶段伴生着不同的社会问题， 国外不同学科学者对其研究一直十分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始终伴随社会存在( 如贫困、社会保障等) ， 只是程度的差异， 而不同时期又会出现新问题。留学生论文 地理学者对乡村社会问题的视角， 主要是社会问题对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的影响及由于乡村空间布局与演化所形成的问题。
近来国外乡村存在如下一系列社会问题及相应的研究: ①乡村区域各主体间的冲突， 包括乡村内部各阶层间的冲突及乡村与外部进入者间的冲突[44]。②贫困与就业， 是乡村最古老的话题， 对于乡村的贫困问题存在一定争议， Cloke 将乡村生活描述为田园诗画， 一定程度掩盖了英国农民的贫困， 但他指出应从政治上提高农村生活自身的收益、减少农民被剥夺的现象[5]。③不可进入性， 对于主流乡村地理学者和规划者， 可达性被看作是理解乡村绝对的中心， 这种关注已在近来大量的著作中体现出来; Phillips 和Williams 对乡村可进入性的研究中提出“自然不可进入性”和“社会不可进入性”[45]。④“特殊的”乡村问题， 主要包括儿童、少数有色人种、无家可归者[11]、男女同性恋和旅行团体等， 近年来这类问题的研究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 研究认为在乡村人们的实际境况与乡村表面上平静的生活不一定相符。除上述一些社会问题外， 乡村还存在着住房、老龄化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各国此种问题的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不同国家对此研究的内容与深度也有所不同。
2.5 其它相关研究
除上述几大方面的研究外， 国外乡村地理工作者对于影响乡村发展的政策制度、热点问题及突发事件等也有相应的研究。如杜赞奇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 探讨了随着国家政权力量的渗入， 乡村社会权力结构的变迁， 并提出了一个具有综合性的分析模式———文化网络[46]; 经济全球化对上述各要素的影响研究， 如McGee 探讨了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的城乡关系[47]等等。
3 结语
本文回顾了国外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的重点内容， 并详细介绍了当前国外这一领域研究的几个主要方面。能够看出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已受到关注， 并逐渐形成了较为鲜明的学科特征。伴随着20 世纪人文地理学的第三次转型， 乡村社会地理也出现明显的文化及后现代转向， 并且在未来一定时期内， 将成为学科发展的主流方向。分析中不难发现， 在学科发展过程中， 相应理论的进展相对较为缓慢， 全新理论的探索及学科的交叉研究， 将会是未来乡村社会地理学研究的难点与突破点。此外， 全球化背景下的制度转变、社会转型对乡村社会的影响; 社会分层日益严重， 如何从乡村地理学角度加以研究; 学科交融与学科体系重新整合的研究等， 也将成为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内容。与国外相比， 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研究尚处于起步、缓慢发展阶段， 因而积极、科学地借鉴国外先行发展的理论、方法与实践， 有助于推动我国乡村社会地理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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