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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存在的难题
(一)政府职能混乱
乡镇政府在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往往独揽“大权”,忽视了农民在社区建设中的主体地位。乡镇政府在资金利用方面也由于一直以来存在着的行政化思想,过多干预市场,对市场经济没有明确认识,以及缺乏投资的合理化规划,造成了社区建设的低效率,未能发挥乡镇政府的优势,极大地浪费了资源。其次,村委会与社区委员会的关系不清,新型农村社区集中多个村的居民,这就使得社区管理和村委会的职能发生冲突。
(二)社区管理利益目标不一
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资金大多来源于政府或企业,而这也就使政府或企业掌握了大量的物质资源,而农民也往往因此成为被动的一方。基层政府或投资方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最大化利益,忽略了农村社区的社区管理问题。另外,社区居民想要获得社区的基本服务和居住体验,这也就使乡镇政府因为资金及意识的差距难以满足农民所需的利益诉求。同时,外部力量的挤压侵害了农民利益,降低了农民的社区自我管理能力。新型农村社区建成以前,农民生活在各个村子,受乡镇政府的管辖,短期内形成的社区管委会并不能有效兼顾原村利益,常会引发原村村委与社区管委会的利益冲突。
(三)地方政府的政绩发展理念
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已推广开来,也已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在实际运行的过程中,还存在着某些地方政府因为政绩的考量而急于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在未对实际情况进行考察和规划调查下,盲目开展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造成了土地的极大浪费,也就使新建社区出现大面积空房,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另外,乡镇政府对建设项目的疏于监督造成了社区建设的质量层次不齐直接带来了二次建设的问题。
新时期,乡镇政府存在的固有的管理思想已不能适应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需要,必须转变政府职能,促进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发展。
二、对策
(一)明确乡镇政府职能定位
现阶段,农民已搬入新型农村社区,但农民作为社区居民其参与程度与自治程度一直存在问题。乡镇政府要保障农民居民的权利,加强基层民主建设,推进社区自治,推动居民的参与意识。乡镇政府应及时转变职能,加强适应统筹发展和新型农村社区发展的需要,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转变管理思想,向服务农民的治理理念转变,明确乡镇政府的职能定位。同时,优化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管理,健全相应评估体系,建立严格的公共服务问责制。由居民民主选举社区管委会,对社区事务进行自主管理。乡镇政府应为社区发展提供资金,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快速发展,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保证社区的规范化运行,监督社区的运作。逐步取消原村的管理体制,让社区自治成为新型农村社区管理的主体。加强村委会和社区管委会的合作,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更好地服务于村民。
(二)“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
乡镇政府应从农民的自身利益出发,征求民众的意见,从行政化转向社会化、民主化的管理。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主体是农民,必须尊重农民的意愿和权利,加强与农民的沟通。整合社会资源,引导政府公共服务向农村社区延伸,促进多元主体的投资,鼓励村民自我供给公共服务,对互助型的社区机制给予一定的财政支持,建立长效的社区投资机制。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采取多种形式,动员社会资金的投入,依靠自身力量解决社区建设资金。乡镇政府通过整合利用原村的资源,建立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承担村民的公共服务。
陈统奎 上海财大社会企业研究中心副主任。2009年,台湾桃米村生态村庄之行,给予他最大的感受是,农村的面貌是可以依靠村民自己的能力去改变,实现由下至上、由内至外的变革。工作之余,他在海南海口秀英区永兴镇率乡邻开展故乡的生态重生之路。
与现时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应的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社会,以及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台湾社会,都出现过精英返乡热潮,他们开创了“社区营造”这股时代潮流,发愿“改变世界从社区出发”,在乡村社区成立“历史景观保存协会”、“街屋委员会”、“故乡会”、“社区营造协会等各种名目的执行机构,发动社区,发动民众,再造新乡土。
当下中国,愈来愈多人返乡筑梦。大多数从有机农业或自然农法农业起步。这是一股隐微而坚定的返乡潮,越来越多人放弃都会生活,返乡去做更有生命力的筑梦工程。
返乡不是抛弃城市
何谓返乡,我的认识是要返回乡土中国,前进到乡村社会,一种是返回自己的故乡;一种是返回到其他乡村,日久他乡是故乡,从日本和台湾的成功案例来看,这一种很多是返回外家乡下,即回到老婆出生的乡村创业。乡土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旧有的人脉网络对返乡者而言是一笔难能可贵的社会资本。
不过,对于返乡,我还有另外一层理解,即我认为可以分为物理返乡(身返)和非物理返乡(知识、智慧、资源等返乡)两种。我尤其强调,需要有一批非物理返乡的人在城市搭平台,开展类似社群支持农业、消费者共同购买运动、农夫市集、终端门店等工作,为物理返乡创业的人连接城乡,通过城乡互动互助,让物理返乡创业的人有市场的保证。
返乡绝不能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我们需要的是“解决现实问题,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惠及社会”这样的返乡行动。返乡不是抛弃城市,恰恰是去做一件连结城乡的工作。一方面,精英返乡造福乡里,另一方面成功的返乡代表成为榜样,激励更多年轻一代返乡。城乡差距这个全球性难题,其解决方案不是靠高谈阔论整出来的,是靠一个个返乡人用艰辛行脚一点一滴弥合的。可以肯定地说,没有精英返乡,乡土中国就会继续沉沦下去,继续凋敝下去,那么谁都阻挡不住每年成千上万的古村落的消失!
非官方意志
对比两岸中国,我发现一个奇特的反差。
台湾在鼓励“还乡幸福”,政府通过贴息贷款、多元就业补助等政策,鼓励年轻人还乡创业。反观大陆,现在的官方意志是鼓励“城镇化”。这就注定,政府掌握的资源大多数要分给城镇,政府制定的政策也是倾向城镇。换言之,作为逆流而上的返乡潮,他们面临的现实环境非常困难,回到乡村,他们面临资金、土地、税收等各种政策性门槛,各种不确定性困扰着无数返乡精英。
返乡精英能耐再大,碰到这些问题他们一点能耐也没有。因为政策制定权在政府手里,不在个体手里,不管你多么优秀。眼下返乡的人,要创出一番成功事业来,是很难很难的。正因为如此,对于那些返乡的人,我们肃然起敬,不管他所做的事业是否成功。我甚至鼓励大家,不要急于评判他们成功与否,尤其不能单纯用经济成效来评判。
进入工业社会以后,人类的农业活动比重逐渐下降,非农业活动比重逐步上升,人口不断从农村向城市聚集,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也逐渐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这就是社会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城市化和产业发展密不可分,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非农产业比重持续提高,农业现代化程度不断提升,可自由流动的人口、资本等生产要素随着产业发展日渐向城市聚集,推动城市化发展。在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创造了城市文明。
从1985年到2012年,随着工业化推进,我国城镇人口从2.51亿增加到7.12亿,城镇化率从23.71%提升到了52.6%。单从数据看,我国城镇化建设已经达到世界平均水平,然而现实情况是,按城镇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还包括了接近2.63亿的农民工群体。这个群体工作、生活在城镇,户籍身份却依然是农民。他们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被绑定在与户籍密切关联的土地上,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其生活方式,形成了人们所说的“半城市化”问题。可见,现有的户籍制度、土地制度、财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以及公共服务供给方式等多方面的制度因素,阻碍了人的城镇化进程,降低了城镇化质量,制约了经济发展。
党的十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新型城镇化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更加注重产业集约发展、产城融合发展、工农业协调发展、城乡统筹发展,更能体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发展理念。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不仅仅要加强城镇基础设施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强化制度层面的创新和突破。
本期围绕新型城镇化配套改革问题,分别从新型城镇化进程遇到的问题、智慧城镇建设、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农村社区建设、农地承包权退出诸方面,在制度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提出通过制度层面的突破和创新,按照资源集约高效利用的要求,注重产业的合理布局与配套集群发展,推动功能互补、联系紧密的城市群发展;建立农地承包权退出机制,推进户籍制度、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的改革,让城镇化的过程成为促进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建设农村社区,加强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城市现代文明向农村扩散,建立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以形成城乡统筹发展的格局。总之,创新产业政策和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等配套制度,是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迈向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新型城镇化;石川河;土地安全;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S181文献标识码:A
DOI:10.19754/j.nyyjs.20201030058
前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现阶段,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转移到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好的教育、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现阶段已经在农用地治理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与工程建设,对确保国家耕地红线和粮食安全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土地工程应为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提供更加良好的土地,这其中还存在合理配置区域空间资源、协调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人居环境的质量提高等问题。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现有工作的基础上,还需在人居环境方面做更多工作。这就需要健康、持续、稳定的建设用地投入作为基本保障,而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1-3]。
1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
1.1新型城镇化基本情况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4,5]。新型城镇化的要求是不断提升城镇化建设的质量内涵,与传统提法比较,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新”是指观念更新、体制革新、技术创新,是新型工业化、区域城镇化、社会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生态发育过程。“型”指转型,包括产业经济、城市交通、建设用地等方面的转型,环境保护也要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生态产业—生态基础设施—生态政区”五同步的生态文明建设转型[6,7]。随着时代的发展,新型城镇化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路子,着力提高内在承载力。强化城市和区域生态规划,做到多规合一,合理处置好城市建设中眼前和长远、局部和整体的生态关系,注重生态基础设施和宜居生态工程建设。
1.2科学技术破解城镇化发展瓶颈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新型城镇化瓶颈日益凸显[8-11]。建设用地利用粗放,质量问题日益突出。2000—20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以粗放式用地、用能的方式不断扩张,在土地开发利用前,未考虑土地质量健康问题,导致多地出现“毒地”现象,危害人类健康,整个过程处于“亚健康”状态。区域发展不协调,人居环境差距大。过多的优势资源集中在区位条件较好地区,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逐年改善;反之部分区域的发展投入较少,经济水平不高,周边环境呈脏、乱、差趋势发展,再加上政策体系和管理体制的差异,使得人居生态环境质量、教育、医疗等配套设施方面差距越来越大,这也是阻碍新型城镇建设和发展的核心问题。城市功能不完善,设计实际不匹配。在前期规划中不根据实际开展相关工作,完全不遵从科学依据,不持有科学态度,导致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与土地利用的规划和发展脱节。建设资金量不足,发展需求难满足。新型城镇化建设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财政支出,由于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复杂、投资项目多等问题,单一依赖财政支出,难以满足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导致城镇建设资金投入不足,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尚未完善的问题。
1.3新型城镇化发展中的市场潜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我国的城镇化起步于1949年,较发达国家来说,起步晚,水平较低,但是速度快。到2017年,我国城镇化率为58.52%,比世界平均水平高3.7%,但與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相比,低了近7%,与高收入国家差距更大,还有很大发展潜力。2014年3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12]正式,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明确的时间表,2014年底前开始试点,并根据情况不断完善方案,到2017年各试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可见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确凿无疑的大方向。
根据近10多年来陕西省统计局的数据,陕西省2000—2018年城镇化率都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城镇化率与全国平均水平逐渐靠近,2019年达到59.43%。陕西省作为丝绸之路建设的发源地和桥头堡,近年来经济呈现出强劲发展的趋势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其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必将会对省域经济的发展产生推动作用[13]。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要积极探索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融合发展路径,抢抓陕西省县域经济发展和城镇建设有力机遇,瞄准特色小镇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注重科研引领作用,加强重大项目策划储备,为陕西省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作出新贡献。
2新型城镇化建设新模式——以石川河为例
陕西省富平县石川河综合整治项目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成功案例,项目建成后,将生态建设与人文环境有机结合,实现了多方共赢,充分满足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环境的向往。
2.1前期治理
土地安全是确保人居安全最重要的条件之一。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开展“土地治理”科研攻关,针对建设区域内存在的土地质量脆弱、生活、建筑垃圾围城、土地污染严重等一系列导致生态环境逐步恶化的问题,采取科学手段,开展前期调查、技术研发、问题治理、工程实施以及后期管控,对区域内的污损土地进行全面治理和维护,从根源上解决土地“亚健康”的问题,以此为良好的生态环境及区域整治建设提供坚实基础。
2.2生态环境建设
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中,对生态环境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提出了众多的“生态命题”,表明在国家层面已经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予以紧密关联。一个良性的、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必定是将生态环境作为发展前提的。在城市开发的过程中,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等应该被综合考虑并加以利用。城镇化质量与生态环境具有相互作用,只有两者之间协调发展,才能全面促进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以富平石川河为例,通过GIS、GPS、RS等技术,实施绿色基础设施规划先行,建立生态本底,设置生态调控单元,并将绿色基础设施作为项目开发的建设重点,最终形成利于人类生存、提升环境质量的生态结构。在微气候改善评价方面,对项目前后包括温度、湿度、光照和风环境等主要生态环境指标进行评价,最后形成了一套适用于中小型城市城镇边缘区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表明,该项目不仅使石川河局部微气候得到极大改善,而且有效缓解了富平县的城市热岛效应。整个建设过程,将“绿地系统”转型为“绿色基础设施”,将“开敞空间”营造为“绿色廊道”,将“城市片区”整合为“生态功能区”,切实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打好“生态本底”与“绿色根基”,创造了一个更为适宜人类居住生活的环境。
2.3智慧人居建设
科学技术的发展引领时代交替,5G、物联网、大数据等新兴技术深入普及的浪潮下,我国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也逐步迈进智慧化时代。有的学者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其核心是让新一代信息技术充分运用在城市的各行各业中,实现精细化和动态化管理。在此基础上,石川河提出了智慧人居的概念,依托信息化基础建设的完善,以智能家居、智慧社区和智慧养老为切入,创新研发了智慧人居社区平台,全方位构建了“人物互联、业务在线、数据智能、网络协同”的社区运营生态,最终实现人居环境智能优化。
2.4运营模式创新
在运营模式上,创新性地提出了基于提升土地价值为核心的综合开发运营模式。由企业足额垫付项目费用,改变了政府担保金融机构贷款的模式,将企业收益与项目质量互相绑定,既解决了政府资本不足的问题,又保证项目保质保量完成,达到双重目的,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辅助功能开发利用提供了可运行的经济支撑方法。石川河项目运用该模式,不但带动周边经济效益增长,同时又吸引多个知名企业前来投资[14,15]。
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工作思路
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到重要位置,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更加重视人居环境系统化提升的科技研发。要全面创新,加强土地整治、城市综合体建设、土地开发研究、净土生态治理全方位创新,采取规划先行,高起点构建新型城镇化战略蓝图,重视土地整治、绿色建筑材料等核心技术研发与工程应用转化,进行产业化模式推广,通过同网(物联网)、同台(通用功能平台)、同数(数据体系)、同效(高效运营数据中心)和同制(制度系统)组合而成的高度标准化体系,将科技融入建设环境的提高,让人居环境更加智慧化,最终实现农业用地整治与建设用地开发协同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4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建议
4.1以土地安全为核心的新材料、新技术、新装备研发新型城镇化产业落地的首要任务应以科研作为支撑治理工程实施及应用的基础,确保土地洁净安全。从研究角度出发,应着力净土新材料、新技術、新装备的研发,从而保证人居用地土壤环境长远安全,保障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乡村建设可持续健康发展。
4.2以生态环境建设为导向的新方法、新技术研发
生态环境是指影响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水资源、土地资源、生物资源以及气候资源数量与质量的总称,是关系到社会和经济持续发展的复合生态系统,新型城镇化下生态环境建设需综合考虑3个方面。重点针对工程项目区域,开展城镇生态环境评估研究;针对陕西城镇生态环境的典型问题,开展生态环境建设新技术及新材料研发;开展城镇生态环境管控的新方法及新模式研究。
1.缺少提升教学有效性的教学研究
教学研究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之一,离开了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的探讨,没有规范化的教学程序与研究方法,教师教学经验难以转化为显性的实践知识与有效的行动模式。对农村教师而言,多数缺乏普通高等教育经历,本科学历的比例偏小,没有教学研究的意识。农村教师专业发展主要是以高师院校为主导的外在强制性方式,这种培训方式,理论学习占主导,经验交流与案例研讨内容偏少,导致农村教师专业发展出现了两种误区:一种是教学失范,这和学历较低有关,对农村教师应加大学历教育供给力度;另一种是高校培训模式失效,参与培训的主体性不够,应转换培训模式。目前,以高校为主的农村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日益为人们所诟病,以校本培训以及行动反思为主的发展模式成为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主要途径。由于教师缺乏研究的意识,尽管教师尝试教学反思专业发展模式,但多数教师没有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研究设计,缺乏研究的严谨性与完备性。
2.教师教学同教学专业化要求相差较远
农村税费改革后,原有由乡村承担的教育费用取消,全部由县一级财政负担,现有的地方财政投入方式使农村教育经费出现较大缺口。为了节约办学成本,减少财政压力,多数采取“综合教学”方式,即一个教师承担应由多个专业教师共同完成的工作,相当一部分农村学校教师专业性不够,语文、数学等科目的教师较多,而英语、音乐、信息技术教育的教师短缺。贫困地区的农村小学有的教师无一人能胜任英语教学,音体美教师更是缺乏。同时,农村地区教师亦师亦农,工作之余还要从事农业劳动,生活和工作的双重压力严重影响到教师的专业学习。由于经费投入不足,农村学校没有完善的网络设施,教师缺乏网络技术培训,使用网络技术获取信息的能力欠缺,教师知识更新较慢,处于专业早期的求生阶段[1]。
3.农村教师教学信心不足存在假象
在加大校本研究力度之后,农村教师校本研究的程序不规范,缺乏合理的研究设计,没有按照预定的过程进行实施。当农村教师同高校教师在一起讨论教师专业发展模式时,普遍存在发言不积极,话语较少的现象,与专业研究者沟通不多,尽量回避专家的提问,从而形成了农村教师自信心不足的思维定势。实际上,农村教师之间的交流十分活跃,教师的主体意识鲜明,积极性较高。之所以出现农村教师自信心不足问题,这同其交流的对象有关,由于专业研究者长期生活在城市,从事更为专业的研究,学术话语的专业性较强,同农村教师交流存在较大的文化反差,农村教师话语所特有的地方文化同城市语境中的学术文化形成了无形的隔阂,产生了两种文化之间的陌生与对抗。
从有关研究的结论来看,普遍认为农村贫困地区所处的文化环境弱,福利待遇差,网络资源少,学历层次低,导致农村教师缺乏校本研究的观念和教学研究能力,难以创新知识体系,不能提供有效的社区服务。从教学实践来看,教师所拥有的学科专业知识需要同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才能转化为有效的教学知识。特别是在当前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村学校独特的资源条件决定了其不能游离于新农村建设之外,而是要深入其中,因此,农村教师的任务与专业发展途径应该不同于城市,不能用城市文化视野审视农村教师专业发展,而应该立足农村发展需求,分析与建构农村教师知识结构。
二、农村教育需求
1.学生发展需要同农村现代化相一致的生存智慧
现存的高考制度对农村教育发展有着较强的引导性,促使农村教育需求主要体现在书本知识的记诵方面。农村学生对书本知识的依赖性学习模式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存在,尽管新的高考制度改革正导向于促进学生的综合素质发展,但书本知识体系考核模式在短时间内仍无法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新农村建设工程的不断推进,农村的经济与文化环境将有所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现象也会有所缓和。受近年来高校就业率偏低的环境影响,学生及家长开始思考学习的成本问题,通过高考渠道实现社会流动已成为高风险的投入。传统的学习与发展观念逐渐松动,通过高考阶梯改变自身的命运并非唯一的选择,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农村学生发展的另一种渠道。
教育目标是多元的,教学不是归结为制度化的学问关系,而是存在着以知识为媒介的人与人之间关系[2]。与成人世界一样,学生生命中每一个场景每一个阶段,都是人生发展的时空连续,不能人为地把学生的学习阶段同其生活隔离开来,不能把学生个人从教学群体中孤立出去,教师应把学生的学校生活作为生命延续的组成部分,把学生的学业发展同未来的职业生活紧密结合,把学生的生命延续同情感发展结合起来。由此,教师需要以学生发展为本,把知识积累同学生的情感发展、意志提升与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学生在学校学会处理未来社会可能遇到的矛盾与问题,提高服务于社区的心理倾向与实际能力。
2.社区和谐发展需要农村教育引领
农村教育是农村区域发展的组成部分,教师与学生是农村区域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学校同农村其他组织一起,共同推动着农村经济与文化发展。由于农村人口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教师成为典型的知识分子,学生也是现实的文化群体,因而生存于农村社区的教师与学生成为农村文明发展的引领者,成为化解各类矛盾的劝说者,也是农村风俗的传承者。
由于农村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效应,科学发展观必然要求城乡之间协调发展。当前新农村建设旨在通过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着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保护与传承乡村文明,缩小城市与农村的发展差距,共享发展成果。在新农村建设进程中,由于农村学校同社区的天然联系,农村教育除了担负起教育教学的任务外,还要承担起乡村建设任务,如通过深入农村社区,改善农村居民的受教育环境,及时化解内部矛盾,促进乡村文明;通过举办劳动技术培训班的方式,培育新型农民;通过学生的宣传与教育,提高家庭文明水平等。尽管新农村建设由政府提供引导,但最终还是要依靠农村自身的力量实现自主发展,农村各级各类学校具有亦教亦农的特征,农村建设离不开农村学校的支持。
3.学术知识拓展需要发展农村教育
在公众的视野里,由于中小学属于基础教育阶段,重心在于传授知识,提高学生问题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因而同大学的培养目标明显不同,不需要通过教学与科研活动创新知识体系。实际上,从教学性质来看,随着教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教学活动不再局限于经验性范畴,如同科学研究一样,教学内部蕴藏着丰富的问题,隐含着凭借经验难以解决的危机,使学术视野逐渐同教学问题相结合,突破了学术作为专门化系统性学问的认识。在李•舒尔曼看来,“教学像其他形式的学术一样是一种成果。当教师将工作公开、接受同行评价和批评,并与所在专业社团的其他成员进行交流时,反过来又加强了自己的工作,这时教学就变成了教学学术”[3]。也就是说,只要某种知识能够公开、能够面对批判与评论、能够同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成员进行深度交流,就具有学术功用,包涵学术价值,可以纳入学术范畴。学术的外延不断扩大,不仅指专业的科学研究成果,而且还意味着通过课程发展综合知识,通过发现一定的方法应用知识,以及通过咨询或教学传授知识。因此,农村教育同样存在着基于自身教学实践与教学研究的学术内容,学术保存与知识增长也是农村教育的内在功能。
三、农村教师知识构成
农村教育功能多样,既要满足学生的需求、又要适应社会与学术的发展,而满足多样化需求的关键在教师。为了提升农村教育的供给能力,需要加快农村教师的专业发展步伐,促进农村教师不断积累,形成多种知识,优化知识结构。
1.专业知识
受区域文化环境的影响,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目前仍处于外在制度的依赖阶段,教学还远未达到专业化发展阶段[4]。由于贫困地区农村教师普遍学历较低,农村教师专业知识应以积累学科专业知识,扩充教育专业知识为主。鉴于师资紧缺的现实情况,其专业知识不能局限于原有的学科知识增长与深化,而是要根据需要进行取舍。与职前教育不同,职后阶段重在把实践经历同教育学科知识相比较,不断积累有效的教学法知识。只有教师把实践经历与职前教育阶段所学的教育专业知识相比较,把两种知识在行动中有机结合,不断反思教学实践,在学科专业知识教学中生成学科教学法知识,才能增强两种专业知识的教学意义。
教学专业化很容易导致狭隘的专业知识取向,忽视有关农村学生未来发展,以及农村问题的专门化知识。面对农村多元教育需求,教师在做好常规教学工作之余,还要积累同教育职责相符的专业知识,担负起促进农村发展的义务。如:掌握职业伦理知识,承担对学生自立、自信与自强的教育职责,弥补规章制度存在的强制性缺陷,弱化个人自主产生的自由主义倾向[5];了解关于平等的知识,激励农村社区更高的发展愿望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追求;涉猎多元文化的知识,学习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以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掌握家庭教育知识,增强家庭教育能力,以共同承担教育学生的责任[6]。教师只有积累更多的通识知识,拓宽问题视野,才能适应农村社区的发展需求。
2.实践知识
国内外有学者对教师实践知识进行了许多研究,展现了教师实践知识的内涵与特征。施瓦布是“实践性知识”研究的鼻祖,他提出了“实践性样式”的术语[7]。此后,“默会知识”等概念不断出现,开始确立了教师专业发展所拥有的独特性知识信念。它认为实践知识同具有系统性、严密性及客观性特点的科学知识或技术知识相比,有着根本区别,带有典型的情境性与缄默性特征。但这些研究普遍存在把实践知识归结为缄默知识的倾向,把实践知识生产与表达神秘化,不利于积累与建构实践知识。其实,通过积极的实践与反思,教师在实践中形成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可以转化成可交流的显性知识,这些知识包括了提供工作案例、增长专业工作效能的背景知识、程序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
实践知识蕴含教师工作的背景知识,有助于提供工作案例,提高专业工作效能。就教学活动而言,新的主体观把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表达为主体际关系[8]。换言之,教师、学生与知识之间不是单向的流程,而是教师与学生围绕知识共生的过程。教师所传达的知识渗透了教师在生活与工作学习中积累的社区新闻与经验知识,这些知识作为知识背景对教学发挥解释功能。同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把学习的教学法知识同课堂教学相比较,进行再次加工与完善,形成常规的教学操作程序,以及解决重大教学疑难问题的策略,经过交流与讨论,形成普遍的程序知识与策略知识。服务农村社区,需要教师在工作与生活过程中注重经验积累,积极参与人际交往,了解社会新闻事件,积累家庭生活知识,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以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3.行动模式
基于工作实践,教师把内化的知识结构同各种场景相结合,形成了多种实践知识。在波兰尼看来,这些实践知识有些是默会的,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或者说不能够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无法同教师具体行动分隔开来。与一般教师不同,优秀教师通常有超常的教学智慧,有着解决教学疑难问题的良好思维方式、认识问题的视角和处理问题的有效方法,以及在整个过程中所需要的灵活性。在认知心理学看来,这些实践知识包括了程序知识与认知策略,为了同上文的实践知识区别开来,可把那些基于实践形成的默会知识界定为行动模式,把那些能够通过交流进行明确表达的操作程序以及实施策略作为实践知识。
行动模式是教师基于人格特征、思维方式以及文化素质,在实践活动过程中整合而成的难以文本化的操作程序以及行动策略。在实践过程,每个教师都会追求提高工作质量的有效行动模式,但并非每个教师都能达到行之有效,它需要教师结合自身的素质调整教学行为,产生适切性教学行动。有效行动模式可以随着教师个性的发展与变化,以及自身素养的整体提高而不断进步,这就需要教师分析影响无效行动模式的关键因素,设计专业发展路线,重塑教师职业的价值取向,同时,深入各种实践场景,增强各种实践场景的反思能力,不断磨练文化性格,积累有效行动模式,促进专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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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摩梭 社区参与 旅游发展 创新模式
前言:关于“社区参与”
“社区”一词源于拉丁语,“共同的东西和重要的伙伴”之意。20世纪30年代,等一批学者将“community”一词的概念引入中国,翻译为“社区”。1985年,墨菲(P.E.Murphy)出版的《旅游:社区办法》一书,首次将“社区参与理念”引入到旅游发展研究中,尝试从社区参与的角度研究、把握旅游发展方向。笔者试图沿着前人的足迹,结合多年生活在泸沽湖的所见所闻,对云南境内泸沽湖畔落水村和里格村的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提出了“CPIT”模式以创新社区参与旅游发展,以期为社区参与旅游提供理论参照,积极为泸沽湖旅游发展建设服务。
云南泸沽湖景区发展现状
泸沽湖在1983年被列为云南省省级自然保护区,1992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对外旅游开放区,1994年宁蒗县成立了泸沽湖省级旅游区,于2004年正式挂牌成立了市政府直属的丽江市泸沽湖省级旅游管理委员会。到2012年,接待国内游客达到100万人次,海外游客达到6万人次,门票收入6000万元,旅游综合收入实现10亿元。
落水村与里格村社区参与旅游发展模式的比较研究
落水村是从1989年开始兴修客栈接待游客,是泸沽湖最先开发旅游的村寨,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为全球50个“模范社区”之一,1995年荣登“丽江市十大富裕村”。自泸沽湖对外旅游开放以来,落水村旅游业的萌芽、发展大多都是村民自发组织、自主经营。村里的集体项目主要是划船游湖、骑马环湖和篝火晚会,根据规定,以母系大家庭为单位,每户每天派出一人,一周骑马,一周划船并跳舞表演,分成三组人马提供旅游服务,费用由村寨集体按户统收统支,实现均等创富。
1.政府是旅游开发活动的启动着,政策的制定者、组织者和宏观调控者。在旅游发展环节中起着主导作用,在整体开发中要宏观指导、科学规划、要素投入,组织协调各方利益,建立有效的多元参与机制及其保障制度。此外,对当地社区居民进行旅游知识和技能的专业培训,使每一位具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在参与旅游过程中实现自我价值。
2.企业是整个旅游开发的中间环节和中坚力量,在旅游开发中整合旅游专家的智慧、地方特色资源(民族工业品、传统节日等)及自身的经营能力和营销网络生产极具特色的旅游商品和服务。在社区成立专门的行业性协会,形成品牌、统一定价,规范社区居民的参与的机制。吸收本村劳动力缓解旅游区的一部分就业压力,有助于当地社会安宁,还能为企业降低成本。
3.社区居民应积极参加专业培训,开拓视野,学得一技之长,将社区参与旅游活动的范围转向大企业无法提供的一些特色服务,如经营家庭旅馆、农舍食宿等小型旅游企业,这些重要的参与形式有利于实现社区参与的升级换代。
综上所述,通过CPIT模式,政府主导,市场先行,社区参与,将政府、企业、社区、NPO四大主体有机结合、相互驱动,形成联动的力量,建立多元化的社区参与机制和利益补偿机制,共同推进泸沽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五、 结束语
本文只是对泸沽湖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创新模式构建的初步探讨,CPIT模式是否切实可行,还有待于泸沽湖旅游各利益主体和开发主体的践行而得到验证。
参考文献:
摩梭网http://.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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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互联网;乡村旅游;大连;旅游业
中图分类号:F590.3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2-56 -03
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形成了强大的互联网消费热潮,并导致人们思维、消费行为习惯发生转变。在互联网时代下,许多产业都受到了冲击,面临着改变与转型。在这信息时代的大背景下,大连乡村旅游如何利用互联网突破传统式发展提升吸引力,并通过智慧化的营销、管理和服务提升现代经营管理水平需要新的探索。
一、大连乡村旅游的发展优势
(一)区位优势
大连,别称滨城,旧名达里尼、青泥洼。位于辽宁省辽东半岛南端,地处黄渤海之滨,背依中国东北腹地,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整座城市依山沿海而建,有着占辽宁省73%、全国8%的绵长海岸线,每年稳定日照时间大约2500~2800小时,并且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可以说,拥有着坐北朝南的滨海之城大连,在东北、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极佳的休闲旅游度假胜地。这为大连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二)资源环境优势
大连市的水产、畜牧、水果、蔬菜、花卉生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有“苹果之乡”“黄桃产地”的美誉,这是大连市的农业优势。大连市1906千米的海岸带为发展水产业、展示渔家风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优势。此外,旅顺中路的生态农业发展带,黄海大道的现代化产业带,沈大高速公路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带,100多个无公害产品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等为乡村旅游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截止到2015年底,全市现已形成40乡村旅游乡镇,60个专业村和331家省、市级星级农(渔)家乐,近3000户农(渔)家乐,规模不等生态园、休闲农庄等近百座,并涌现出一大批休闲山庄、农业观光园等农业休闲观光综合项目。乡村旅游的迅速发展,带动了一批“新农村”的积极涌现,例如水师营小南村、长海县的杨家村、普湾新区的东沟村、甘井子区的岔鞍村、金州新区向应街道、旅顺口区郭家村,庄河市仙人洞镇等。
(三)政策优势
2015年8月7日,国家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意见》。指出:“积极开发农业多种功能。加强乡村旅游规划引导,研究制定促进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发展的用地、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加大公共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强从业人员培训,强化农事景观设计、乡土文化开发,提升服务能力。保持传统乡村风貌的同时传承农耕文化,并加强对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扶持建设一批具有历史、地域、民族的特色景观旅游村镇。提升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的建设水平,加大美丽乡村推介力度。”大连市第十五届人民政府第二十九次常务会审议通过《大连市2015年新农村建设要点》,也对大连地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在大连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乡村旅游逐步推出了采摘体验、农业园区、特色村镇、休闲农庄、生态观光、绿道漫游和节庆活动等系列的旅游产品。
二、互联网时代下大连乡村旅游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乡村居民互联网营销意识薄弱
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当代社会已经正式步入了移动互联网的时代。然而大连乡村旅游网络营销发展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居民对网上促销和网上宣传效果缺乏足够的认识和体验,仍主要采取传统的“守株待兔”形式,缺乏新型营销渠道,不能更好地满足旅游者的心理诉求。
(二)乡村基础网络设施建设不健全
虽然大连市的乡村旅游资源较丰富,但乡村旅游项目内的经营者大都是以农民为主的个体经营户,本身具备的基础网络设施建设不完善跟不上旅游开发的速度。而游客普遍希望景区能够推出更加便捷的订票、住宿等服务,旅游景区网站能够提供网络预订等功能。在出行之前,游客通过景区网站或旅游专业网站可以实现订票、旅游线路的设计等操作。大部分乡村旅游经营者对于旅游景区网络市场比较陌生,对互联网营销的实施不够了解,对于网络营销专业人才培养与引进、网络营销培训不够重视,不能很好地满足旅游者需求。
(三)乡村生态环境破坏较为严重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过程中,普遍存在当地政府、企业、居民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效益,肆意破坏生态环境如池塘、森林,导致违章建筑林立。而这些行为都缺乏科学的理论指导,短期内或许为当地政府、企业、居民带来高收入,但从长期来看,很多旅游资源都是不可再生的,这种破坏性建设的做法无异于杀鸡取卵,极大地破坏了乡村的生态环境。同时,也对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很多不利因素。
(四)营销专业人才匮乏
旅游网络营销的发展已不再是单单的对计算机的简单应用和电子商务的了解,还要求经营者对旅游业务的精通以及多学科的应用。但大连地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普遍不注重对这方面专业人才的培养,网络营销人才的匮乏是制约大连乡村旅游网络营销发展的因素之一。
此外,乡村旅游体现在吃、住、行上,而大连地区的乡村旅游经营者主要都是当地的农民,家族色彩浓厚。这些人员都未受过专业的岗前培训,不具备专业的服务技能且受教育程度不高,所能提供的服务水平有限。服务人员对待游客的态度不好,甚至游客的合理要求都得不到满足,还有一些乡村旅游点连卫生执照都没有取得,导致卫生水平、消防安全等多方面都存在着安全隐患。这给那些追求高品质的都市旅游者带来了极大的担忧。
三、互联网时代下大连乡村旅游的发展对策
(一)强化互联网意识,更新大连乡村旅游发展观念
1.政府方面
大连的乡村旅游项目目前大部分仍然采用“守株待兔”的营销模式,大部分个体经营者由于资金缺乏,互联网营销意识薄弱,营销理念落后,技术手段不强,致使本身具有的旅游产品无法形成自身品牌。因此,要使大连的乡村旅游向规模化、效益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需要政府科学的理论指导和规划,加大乡村旅游扶持力度。同时,要引进及普及村民互联网营销意识,帮助村民打开乡村旅游产品销售的新渠道。
2.基层村委方面
乡村社区中广泛存在着丰富的旅游资源,因此乡村旅游的发展很大一方面要依托于基层村委的力量实现。在位置相对较偏僻的乡村,很多有着其独特的旅游资源的地方都未能进入到旅游市场得到广大旅游者的关注,当地村委和相关组织可以筹集资金,组织当地村民学习新的网络营销知识。把当地拥有的特色通过网络让广大旅游者了解到。此外,自2006年被国家旅游局定为“中国乡村旅游年”后,旅游建设深入到乡镇中,村委积极参与进来可以较快的帮助村民实现脱贫致富。村委参与既能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提高当地农民的收入,还能通过乡村旅游的发展协助解决现在存在的三农问题,成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个新契机。
3.村民方面
乡村旅游是以农村地区资源为特色,以农民为经营主体,以旅游资源为依托,以旅游活动为内容,以促进农村发展为目的一种社会活动。农民作为乡村旅游的经营主体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乡村旅游离不开农民。农家生活是民俗特色的体现。深入到农家生活中才能让都市旅游者享受田园风光、回归淳朴民俗的愿望得以实现。因此,农民才是乡村旅游开发和发展的重要决定力量。应该让村民们充分了解到互联网营销的好处,把互联网引进到每家每户。
(二)建设完善乡村基础网络设施
1.建立网络系统
把网络科技对旅游的贡献和“智慧旅游”所带来的新式旅游风气相结合,建设完善大连乡村旅游基础网络设施。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w渠道为乡村旅游的宣传做好工作,在项目的运行与消费中建设完善自助旅游APP,让自驾或自主乡村游更为方便快捷。夯实基层农业信息化基础,按照“有场地、有设备、有人员、有宽带、有制度、有经营能力”的标准,建设农村网络综合信息服务站;培育“有文化、懂信息、能服务、会经营”的农村信息员;探索智慧农业服务新模式,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建设,推进农业网络信息服务平台,推动基于网络的设施农业物联网监测与预警技术应用,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和服务网络的建设。运用科技让大连的乡村旅游更好的与时代接轨,是大连乡村旅游长远发展致胜的关键所在。
2.利用网络进行品牌宣传
当今社会城镇居民生活节奏较快、生活压力过大,往往需要通过旅游等方式来释放压力,但是由于工作时间的限制通常情况下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远距离旅游。乡村旅游价格低廉,没有门票等额外收费。因此大部分工薪阶层都会选择相对较近的乡村来体验农家乐。而他们了解周边乡村旅游信息的途径大部分都是通过互联网,因此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贴吧等当今比较流行、信息流通量大的社交软件进行宣传。
(三)推广乡村环境保护教育,加强乡村居民环境保护意识
1.开发者层面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吸引大量旅游者的重要因素, 也是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在乡村旅游资源开发中 , 要使乡村旅游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相统一,始终坚持“保护第一 , 开发第二”的原则。做到保护和开发并重的意识 , 实现合理开发和有效利用相结合,努力营造优美的自然景色和田园风光。
2.管理者层面
政府应积极组织大连周边乡村开展环境保护政策、法规等方面的宣传,形成良好的宣传氛围,强化当地农民的环保意识;加强对农民的环保教育,定期开展环保知识学习、培训等工作,并聘请专业人士开展环保宣传讲座,提高农民对于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组织一些内容丰富的与环境保护的宣传演出活动,吸引农民的关注并让农民积极参与进来,促使农民自觉保护生态环境。
(四)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优秀的专业人才对于乡村旅游的发展至关重要,加强与大连高校、旅游企业等的合作,建立乡村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基地,培养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通过与旅游企业合作,对从业人员进行实践培训,增强从业人员的实践能力,培养、储备专业的网络技术人才。
同时,由于大连市乡村旅游经营家族色彩浓厚,经营者和服务者都是农民,自身素质偏低等,因此地区管理机构可以重点开展烹饪、接待礼仪、产品质量控制、卫生指标和安全生产方面的培训。组织旅游从业人员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努力把大连乡村旅游的从业人员培养成具有现代化管理和经营理念以及相关服务技能的实用人才。为旅游者提供愉悦、舒适、安全的旅游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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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对于博斯威尔的这种思想倾向,美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大l?哈维有种说不尽的无奈。在《希望的空间》(Space of Hope)中,哈维着力描绘了那些具有身份优越感的贵族对城市的种种偏见:信誓旦旦地认定城市只因他们这些人而存在,为了健康的城市文明,那些黑人、穷人等群体,必须被逐出市区,或者将他们统一规划到郊区与城市边缘空间中。而为了防止“下等人”的靠近,这些城市贵族们甚至建造了“门控社区”等种种排他性空间。哈维相信,这种对城市的“不平衡地理”想象,势必会导致城市中的“区隔”问题: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解和仇恨将会越来越严重。
相比之下,作为博斯威尔老乡的乔纳森?拉班(Jonathan Raban)则要显得大度得多。拉班认为,伦敦是一个充满张力的城市,任何人都能在这个城市中找到自己独有的注脚,它们无穷无尽,不分贵贱。1974年,拉班将这个思想进一步放大,最终归结成了一本书,书名为《柔软的城市》(soft city)。此书通过对伦敦的尽意书写,为所有城市刻画了一个细致入微、柔软异常的现代寓言,其对西方后来城市规划的影响极为深远。
自柏拉图以来,关于城市的种种定义大多都是政治化的。拉班一改常规,将城市赋予了意味深长的感性:“城市,我们伟大的现代形式,是柔性的,它顺从地接受了令人目眩,而且好色的种种生命、梦境和阐释。”因为柔软,一切就变得不再固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位置,各种可能性在此――敞开。换句话说,我们不应以阶级、种族等眼光来打量一个城市,城市的特质正在于它的多元与异质。
但是,城市为何会变得柔软呢?作为旅游作家的拉班,通过自己多年对城市的切身观察与体验,最终将其原因归结为城市中不同的个体人。一个人,意味着一种独有的生活方式。在大小不一的城市中,我们总能看到波德莱尔诗里的浪荡子、本雅明笔下的拾荒者、福楼拜眼中的贵妇、马克思著作里的劳动力,以及狄更斯故事间的都市夜行人。这些人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无不为解读城市提供着别具一格的视角。也正因此,拉班才借用罗兰?巳特“零度写作”的观念,提出如今的城市已经变得“去风格化”,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城市无非只是个人风格一种经验的剧场。
当然,在个体人将城市变得柔软的同时,城市反过来也让个体人逐渐变得柔软起来。书中,拉班甚至用了整整一章的文字来描述城市是如何软化一个初来乍到者的(拉班将这些人称之为“绿角”)。拉班认为,进入一个城市的过程,是一种戏剧化高度增强的场面。每个城市都有特殊的入口,那里凝聚了整个城市最具感染力的修饰符号,能使“绿角”们兴奋异常,难以招架。于是,在诸多的影视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那些身怀“美国梦”的人在客船甲板上第一次见到自由女神时的狂喜。而在进入到城市内部之后,各种城市景观也在“绿角”面前逐一铺开:衣着光鲜的摩登女郎、灯光迷离的都市街道、豪华气派的大型商场、琳琅满目的百货中心。要想融入城市,
“绿角”们必须先融入这些城市景观。原本坚硬的本我,就这样在城市面前缓缓柔软,进而变成了一个任意可塑的城市人。
出于道德自觉的考虑,拉班虽然并未像博斯威尔那样给城市设置一个具有等级差异的伦理标准,但是他还是对城市之“柔软”提出了自己的忧虑。他认为,一个柔软的城市,因为太随便,太自由,以至于发展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这样的自由无疑是肤浅的。而对于自由来说,肤浅是极为危险的:人们可以把不切实际的消费欲望视为自由,可以把不顾他人之痛的欺骗视为自由,也可以把城市中无处不在的仇恨与犯罪视为自由。这种略显无奈的自由,彰显了一个饶有意味的悖论:城市虽很柔软,但却充满着坚硬的事例。正因此,拉班才感叹城市怀有“魔幻”之属性,让人实在难以猜透。
面对现代城市中的各种坚硬困境,大l?哈维认定传统的乌托邦已从城市中退隐,但他并未因此而否认城市的意义。在他看来,把城市比喻成一座粪堆,这只是一个头脑简单的l道士采用的一个头脑简单的提喻,毫无意义。所以,一方面,我们不能乐观地奉承芒福德们的完美构想,认为仅凭理性便可掌控城市的全部;另一方面,我们也没必要悲观地走向乡村社群主义,高唱“城市之死”的挽歌。这也是为什么拉班会把自己的书取名为《柔软的城市》:
产城融合是在我国转型升级的背景下相对于产城分离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思路。要求产业与城市功能融合、空间整合,"以产促城,以城兴产,产城融合"。"产城融合"是指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以城市为基础,承载产业空间和发展产业经济,以产业为保障,驱动城市更新和完善服务配套,以达到产业、城市、人之间有活力、持续向上发展的模式。
产城融合试点县
武城位于山东省德州市西部,处于山东、河北两省三市六县交界之地,是鲁西北、冀东南的重要交通枢纽,曾被誉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具潜力县”。如今,武城已经被列为山东省唯一的实施产城融合推进就地城镇化试点县。
2016年8月,在山|省城镇化工作领导小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武城正式被列为全省唯一的实施产城融合推进就地城镇化试点县。会议要求武城利用三年时间,重点破解大城市集聚吸纳转移人口的“独角戏”问题、政策导向和农民意愿“两张皮”问题、城中村、城边村居民“半市民化”问题和“两区同建”就业支撑“跟不上”问题。
试点开展以来,该县坚持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站在为全省新型城镇化积累经验、探索新路的高度,紧紧围绕农民进城最关心的“离得开、进得来、留得住、过得好”四个关键环节,强化顶层设计,推进综合改革,研究制定了20项推进措施、17个配套办法,形成了“1+N”政策体系,同时,按照“四化同步”的总体要求,以新型工业化为支撑,以“两区同建”为基础,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探索与实践,形成了一条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同步提高、户籍人口和城镇化协调推进的有效路径。
但武城还面临着诸多挑战。武城县委书记张磊认为,在探索产生融合的道路上,武城要充分认识经济总量太小、供给结构失衡的两大主要矛盾。因此,在2017年1月12日至14日武城县召开的第十三次党代会上,张磊为今后五年发展定了调:“紧紧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以做大总量和提高质效为目标,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积极地稳,主动地进,不断改革创新,完善体制机制,坚持标本兼治,一手抓产业推进,一手抓生活环境提升,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努力建设协同发展先行区。”
据《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了解,截至目前,该县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50.53%,省长郭树清就该县创新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作出重要批示,该县经验被多家国家重点新闻媒体在全国推广。
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武城县委书记张磊表示:“今后五年,武城县将更新思想观念、改进工作方法、狠抓工作落实。”
富有特色的产城融合城镇化模式
在正在进行的2017年山东“两会”上,山东省委副书记、省长郭树清在谈及如何推进新型城镇化工作时说:“武城县开展产城融合,推进深化两区同建,是非常富有创造性富有特色的城镇化模式。武城这些关键的做法体现的实质是‘三权’不变,农民进城后的权益不变。特别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备案证书》,这个做法从根本上把资源盘活了,从根本上实现了城乡要素的双向流动,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武城,作为山东省唯一试点县,也探索出了富有武城特色的产城融合推进就地城镇化模式。
“两证”保“三权”,着力消除农民进城的后顾之忧。一方面,让农村土地变“权”为“证”,让群众放心安心。结合全国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在为农民100%“确实权、颁铁证”的基础上,积极引导承包土地规范流转,并为规范流转后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放《农村土地经营权证》,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小三权”分置。另一方面,让农民“带权进城”,实现了无牵无挂。在全国率先实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移备案制度,为进城落户农民发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备案证书》,成为他们的“第二身份证”,保障进城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这“大三权”及其合法继承权不变,为进城落户农民吃上了“定心丸”。
三招活全局,确保就地城镇化系统推进互动提升,全面建立“来去自由”的户口迁移机制。目前已有17个村开展这项工作,盘活农村宅基地640多亩。农民进城落户后即时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对凭《备案证书》在城镇购房的给予每平米100元补贴。在“激活”创业潜力上,加强进城农民就业创业培训,努力提升农业转移人口就业创业能力。2016年开展就业创业培训35期2000多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700万元。
产城双提升,不断强化农民变市民的载体支撑公共服务。坚持推进三产融合,做大经济总量,筑牢城镇化根基,确保进城农民有稳定工作、有固定收入、有生活保障。强化“产”的发展支撑,全力推动新材料(玻璃钢)、汽车及汽车零部件等特色产业转型升级、膨胀发展。
据《中国经济信息》记者了解,武城2016年新上优质产业项目46个,新注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3300家,新增城镇非农就业岗位5300多个。同时,武城深入开展“两区同建”提升、拓展工程,高标准提升农村社区33个,规划建设农民工和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园区16个,新建扩建城区小学8处、初中4处,净增学位9000个。新建扩建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9个,实现社区卫生服务城区群众全覆盖。建设完成幸福中心、敬老院等养老机构9处,床位1200多张,文化馆、图书馆全部达到省级标准,城乡低保实现应保尽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