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现象举例及分析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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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传统文化现象举例及分析范文

关键词：人文地理；教学；世界遗产

引言

1998年，北京大学正式增设世界遗产这一课程，随后多所高校均开设此课程。此后，对世界遗产的研究成为教育领域中的热点。对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总结发现，在教育领域中，世界文化遗产的功能以及其实现的途径主要源于对其本身的探究。就世界遗产来讲，综合性较强是其最为明显的特征之一。其与多门学科存在联系，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与旅游产业的联系最为紧密，所以对旅游教育这一学科的研究最多。但是在其余学科中，对世界遗产在学科的作用研究相对较弱。就世界遗产这一素材而言，其与世界接轨，其在教育领域中的研究将直接影响部分学科是否发生改变。

就整体以及个体的世界遗产、空间分布以及景观特征来讲，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存在非常紧密的联系。分析两者的内容以及广泛性来讲，两者同样存在很多相同之处。就世界遗产来讲，按照定义，在地理研究领域中，世界遗产是极端性非常强的研究内容。其主要原因是在评选世界遗产时，需要全球最为权威的部门以及最权威的专家进行考证，然后给予批准获得的。在地理的研究中，世界遗产相似内容的存在使其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这就要求人们在地理教学的过程中与世界遗产相互结合，进行教育的开展。在本文中，以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相似的知识为基础对人文地理在教学中世界遗产的作用以及发展方向进行具体探究，为以后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以及提高学者对世界遗产的重视程度。

一、世界遗产在人文方面的表现

1、文化景观、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中将世界遗产分为两大类，分别是自然遗产以及文化遗产。就后者来讲，其主要涵盖建筑群、遗址以及文物等方面的内容。如果世界遗产在自然以及人文要素都与《公约》中的相关标准相符合，那么就称其为双重标准。

为了将自然环境以及人类文化之间的和谐凸显出来，世界文化遗产增设了“文化景观”。就本质而言，世界文化遗产涵盖绝大部分文化景观，剩余的则为双重遗产。换而言之，文化景观是双重遗产以及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因此，为了避免出现重复，在《世界遗产名录》中，除了双重、自然以及文化三方面之外，文化景观将会被重新列出。就当前世界文化遗产来讲，大部分属于文化遗产。在2012年之前，963项世界文化遗产中，涵盖28项双重遗产，725项文化遗产。

2、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

在《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里不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联合国相关部门出台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来讲， 其涵盖的内容同样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

二、人文地理学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1、世界遗产组成的阐述

在2011年，《世界遗产与年轻人》出版之后，国内出现多个有关的书目，主要有《世界遗产》、《世界遗产学》等多个书目。这些书目的出刊主要是为了更好的满足中学所学的《世界文化遗产荟萃》的科目，为学生的学习奠定扎实的基础。对以上著作进行总体归纳发现，他们在内容框架方面主要涵盖概述、分类的介绍、具体的例子、如何保护等多个方面，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概述。就概述内容而言，其主要涵盖《保护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公约》的来源以及本书大致内容的介绍。

分类以及举例。在第二部分中，主要将世界遗产进行类型的划分，并通过具体例子进行介绍，主要包括文化景观、世界自然遗产等类型。

介绍及举例。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基本内容进行具体介绍，在介绍的过程中选取合适的案例。

保护以及利用的具体方法。在本部分中，主要对世界遗产当前所遇问题以及如何保护利用进行具体分析。就世界文化遗产来讲，物质类的遗产类型主要涵盖皇宫、广场、园林、当代都市、乡村等多个方面。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列举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其可以是表述的，也可以是口头传说的，也包括社会风俗、表演艺术、传统手艺等方面的内容。

2、人文地理与世界遗产在知识方面的共性

①研究对象具有互相涵盖的性质

在各种类型的遗产中，除了双重遗产具备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标准之外，大部分的物质文化遗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品都属于文化遗产的范畴。分析上述的分类可知，在世界文化遗产中，基本上涵盖了所有非物质以及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要素。因此，对于人文地理来讲，其研究对象为多种人文现象。对于当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人文地理的教材来讲，其在人文要素方面主要涵盖地名、语言、聚落、民俗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与世界遗产中的很多类型都相同，但是两者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在历史长河中，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人类自身创造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对于人文地理来讲，其对当前主流的一种文化现象更加注重。对于前者而言，其要求在文化现象中，具有最丰富、最优质的内涵，但是对于后者来讲，其主要对实际的使用价值更为注重。

第2篇：传统文化现象举例及分析范文

汉语国际教育系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下设的三个专业（中国语言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和戏剧影视文学）之一。中国语言文学专业是学校最早设立的专业之一，1955年开始招生，1980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七五”期间被评为山东高校重点系;“八五”“九五”期间，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被评为山东省重点学科;“十五”至“十二五”期间，古代文学被评为山东高校强化建设重点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被评为山东省重点学科;2003年，古代文学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2004年被确定为山东省古代文学专业中唯一设立“泰山学者”岗位的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专业2005年获得国家硕士一级学科授予点，2007年荣列教育部八个国家级首批特色专业之一，2009年成功申报博士后流动站，同年，汉语国际教育学科获得了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2011年，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被评为山东省高校“十二五”重点学科，是山东省唯一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重点学科。

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设置，与中国在世界各地设立“孔子学院”的举措相匹配，是中国文化与学术“走出去”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增强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途径。由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是一个新事物，因而在“教什么”“如何教”和“什么人教”方面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拥有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应该采用划一的统编教材、课程设置和育人模式，还是应该从实际出发，突出地域特色，发挥传统文化优势，走出特色育人之路？

目前，多数高校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尚未真正探索出人才培养的特色道路。国内各高校以华东师范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为代表，形成了南北两派，他们的共同点是：侧重于语言教学和案例分析，这也是他们的教学研究重点。但是，这样的育人模式以“应用语言学”教法为基底，没有形成特色，更没有以“中国优秀文化的传播者”这一使命自任。因而，现行的汉语国际教育育人目标和教学模式有本末倒置之嫌。

与中国的情况相反，国外的第二语言教育大都突出地域特色，这方面以美国最为著名。其中南伊利诺伊州卡本代尔大学、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纽约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哥伦比亚分校、普林斯顿美国大学等，其研究生第二语言教学TESFL课程设置与教学研究，及其以语言为载体进行文化传播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我们的目的，就是借鉴美国语言/文化传播的经验，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的育人方案，力图为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做出自己的贡献。

失去传统，何来底气？没有特色，焉能出新！我们进行汉语国际教学，首先，要有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的重要一支，无论是轴心时代、中世纪还是全球一体化的今天，都具有重要价值。其次，若想把汉语国际教育做好，就必须勇于创新，不能一味因袭传统的做法，更不能简单地将应用语言学的教法复制、移植到汉语国际教育中来。再次，应当侧重于文化教育，以期培养高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中国外文局《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3》显示：多数国际民众认可中国“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形象，61%的海外民众乐于了解中国文化，约有三分之一的国际民众表示对学习汉语有兴趣;同时，越来越多的汉语学习者不仅渴望学习基本的语言知识和语言技能，而且渴望能够深入了解中国文化。①但目前的汉语教学普遍存在重语言而轻文化的现象，而且汉语学习者在跨文化交际中，许多语言障碍的形成都与相关文化背景知识的不足有关。因此，在语言知识教学的同时加入传统文化成分，是势在必行的教材建设工作。因此，我们认为：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的培养，重点不应放在语言学知识的教育上，因为语言只是载体，而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才是本专业的重点，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应当承担起传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瑰丽，各地高校应从实际出发，将具有区位特色与传统优势的文化教育，落实到汉语国际教育硕士培养当中，进而走出各自的特色道路。

曲阜师范大学设学于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子的家乡;孔子思想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其“和为贵”“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谐观，有利于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对于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意义和深远的人文价值。因而，曲阜师范大学自招收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以来，坚持“传统性与师范性”的特色，深入挖掘孔子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资源，以学生的从师素质养成为抓手，在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方面进行了一些积极探索，也取得了一些成效：汉语国际教育专业2011年获批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这是该专业在山东省高校中唯一的重点学科;2012年3月初，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举办的“孔子学院杯”国际汉语教学资源编写大赛评选揭晓，曲阜师范大学与北京大学等5所大学荣获“优秀组织奖”，我校李敏红老师荣获“优秀指导教师奖”，卞晴晴、于婧超、曹曦三位研究生的四件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张喜梅等同学在加拿大、泰国等国家任志愿者期间，将龙文化、春联、书法、剪纸等中国文化符号与中华才艺运用于教学中，深受当地学生的喜爱;在我们近年指导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中，有些同学在教学实践的基础上选择了《HSK四级教学“孔子故事”特色课程设计》《儿歌教学法在初级汉语国际教学中的运用》等，都将语言教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运用于课程设计与教学实践，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些成绩说明我们的特色育人之路是正确而有效的。

于是，我们将本专业完成的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汉语国际教育：发挥传统文化优势，走出特色育人之路”的结题成果整理出版，一方面是总结和完善育人经验，努力形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育人模型;另一方面也旨在为国内同行提供借鉴，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从而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工程做出更大贡献。

《汉语国际教育：中华文化精神的源流、继承与传播》②一书由我和同事共同完成，它包括四编。这四部分实际上也是本专业为学生设立的四门专业特色课程，旨在为解决“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教什么”和“如何教”等问题提供个案参考。

第一编《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生传统文化素质摭论》包括以下四个专题：

王国彪副教授的《“孔子文章四海宗”――朝鲜半岛古代汉诗中的〈论语〉元素》认为：朝鲜半岛古代汉诗蕴藏着诸多《论语》元素，主要包括对《论语》的不同称谓、引用和评述。朝鲜诗人将《论语》中的名言警句、经典情境视为典故来引用，提升了诗歌的表达效果，也充分见证了《论语》的魅力。古代汉诗对《论语》的大量援引，既是《论语》在古代朝鲜半岛广泛传播的重要证据和丰硕成果，也是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方式和诗歌生产方式。对这种文化现象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意识。

曹春茹副教授的《“一山一水一圣人”，国际交流大文章――以韩国古代汉诗中的泰山文化研究与利用为例》认为：泰山风光雄奇壮美，泰山文化悠久灿烂，又与儒家文化联系密切，因此，受到韩国古代诗人的青睐。在现存韩国古代汉语诗歌中，保存着大量有关泰山的文化资源，其中既有“泰山岩岩”“泰山云雨”“秦松汉柏”等关于泰山自然景观的文化典故，也有孔子等文化名人与泰山、泰山封禅与刻石、泰山神灵与东岳庙等关于泰山人文景观的记载和传说。对韩国、朝鲜以及汉字文化圈中其他国家的游客和中华文化的爱好者来说，这些诗歌是泰山的最好代言，有利于拉近他们与泰山及泰山文化的距离。通过汉语国际教育、学术交流、与韩国合作开发旅游项目等途径，有效利用韩国汉诗中的泰山文化资源，将对泰山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拓展发挥重要作用，还能为研究、开发和利用日本、东南亚国家汉诗中的泰山文化资源提供借鉴。此项研究也正是“一山一水一圣人”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内容之一。

刘富伟副教授的《“我的最大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论林语堂重编〈中国传奇〉的策略》认为：《中国传奇》是面向西方读者的精神消费品，当林语堂进行选编和改写时，慎重考虑到西方文化语境的接受问题，他与陈季同一样在编选过程中“删节那些无用的详述部分和多余的次要部分，去掉那些本该存留的地方。因此，人们将要读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地道的译本，还不如说是一个改编本”。林语堂更是把《中国传奇》放在西方文化的平台上进行观照，这就决定了他必然会采取顺应西方语境想像的运作策略，选编并重写《中国传奇》。林语堂的策略对于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教材编写和教案设计具有较大的启示价值。

王恩旭博士曾到俄罗斯任教一年，对汉语国际教师的跨文化沟通素质有自己的体认与看法，他的《做一个推动世界和谐发展的文化使者――论国际汉语教师的跨文化沟通素质》认为：沟通不畅是造成汉语教师难以适应海外生活的一个重要原因;增强沟通能力，最大程度地减少沟通问题，是当前国际汉语教师在培养、培训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而解决沟通问题的关键，在于帮助汉语教师端正沟通态度、增强异域文化修养和进行实践历练，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文章结合具体案例，对这三个方面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说明。

第二编《孔子・〈论语〉・儒墨哲学比较》共四讲，前三讲由王曰美教授承担，第四讲由王恩旭博士承担。王曰美教授长期担任校本课程《孔子与〈论语〉》的教学工作，曾于2012～2013年在韩国平泽大学担任汉语教师一年。《孔子与〈论语〉》也是她在韩国讲学时的部分内容，主要包括孔子生平、《论语》及其核心思想、孔子的主要弟子及成就等。关于孔子的研究成果已是汗牛充栋，如何化繁为简，既给人一个清晰的线索，又能深入浅出地介绍孔子及其弟子的思想，这需要有大思维、大手笔。王曰美教授驾轻就熟，做起来得心应手，让人受益匪浅。而王恩旭博士的《儒墨哲学比较》则将儒学与轴心期平民哲学家墨子的思想进行了比较，有利于人们了解儒墨的异同共殊。

第三编《齐鲁文化与山东当代乡土文学》四讲由李钧教授完成。李钧教授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任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是山东省“十二五”重点学科“汉语国际教育”学科带头人。本书也是李钧主持的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项目“汉语国际教育：发挥传统文化优势，走出特色育人之路”的结题成果。第三编四讲旨在使研究生从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的角度理解齐鲁文化与山东精神，掌握山东“乡土文学”传统的流变线索;并通过对臧克家、郭澄清、莫言、闵凡利等几位山东籍作家的解读，使研究生了解当代山东作家群的创作状况。此外，莫言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山东文学最重要的代表，因而这个专题值得好好讲。

第四编《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举例》四讲，由秦海燕副教授主讲。秦海燕老师是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教研室主任，国家级普通话水平测试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语用学、普通话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她曾于2011年9月至2012年8月赴韩国平泽大学中文系教授汉语，并分别于2009、2010、2013参加汉办举行的教学法、跨文化交际课程培训。秦老师先后主持省部级项目4项，公开出版专著1部，主编教材1部，发表核心论文若干。她对于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践经验，所以她的汉语国际教育教学法举例具有较高的应用推广价值。第四编第一讲《功能教学法》，第二讲《任务型教学法》，第三讲《控制式语言教学法》，第四讲《体演文化教学法》。之所以选择这四种教学法，主要是因为“功能教学法”目前影响最大，“任务型教学法”争议最大，“控制式语言教学法”最具操作性，而“体演文化教学法”对语言与文化关系处理最有创造性。而且到目前为止，《控制式语言教学法》和《体演文化教学法》都是汉办培训班介绍来的新型教学法，国内公开介绍和研究的很少，所以，第三四讲更多一些原则性和纲领性的东西。

当然，我们的探索才刚刚开始，如果想构建一个较为系统且具有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的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研究生培养模式，还需要国内同仁的共同努力和逐步完善。希望我们这本小书能引起大家的思考，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我们要特别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原副校长崔永华教授，他长期担任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现担任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汉语教材总编审，是汉语国际教育教学与研究的奠基人和推动者。他不嫌本书简陋，拨冗赐序，鼓励我们在“汉语国际教育特色育人道路”上走下去，给了我们继续前行的莫大动力！

感谢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张健总编辑，他接纳了这本书并将其纳入出版计划。感谢责任编辑王宇明，是他的认真负责与真诚沟通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注释：

①《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3》，《京华时报》，2014年2

月23日。

②李钧、王曰美主编：《汉语国际教育：中华文化精神的源流、继

第3篇：传统文化现象举例及分析范文

不同于单向度的现代大众文化传播方式，网络文化构建后现代双向沟通模式，兼具小众与大众传媒功能。人类从单一狭窄的“媒体-受众时代”，迅速跃入“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新媒介生态环境。这就是说，一元化、中心化、霸权化的现代主义文化逻辑被颠覆了。正如比尔•盖茨所说:“信息高速公路将打破国界，并有可能推动一种世界文化的发展。”网络生态环境是一个天然适合民主意识培养和民主机制运作的环境。纵观计算机发展的历史进程，由最初的中央控制式的大型主机转变为家庭化的个人电脑，本身就是一个从“集权”不断走向于“分权”的过程。互联网的崛起则进一步打破信息垄断与集权控制。“计算机带回真正的个人权利。赛博网络帮助坐在电脑终端的思想一致的激进者结成同盟，他们使用邮件和网页来散布消息与组织战斗。通过这种分析，计算机很明显的服务于一种进步的民主的和去中心化的趋势。”事实上，在网络生态系统中，主体因子、信息因子、环境因子之间的所有关系都是双向可逆的，都具有“来而不往非礼也”的作用与反作用关系。美国传播学家戈夫曼在《公众的关系》一书的前言中，曾极有远见地建议使用“互动生态学”(interactionecology)来指称传播行为在微观语境和互动结构中的意义和构成研究。网络文化传播媒介作为社会的一个具有自组织结构的子系统，它自身的各种微观层面构成要素之间，它与中观层面其他媒介系统以及宏观层面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其他社会子系统之间均存在着彼此牵连、相互制约的能量交换与互动关系，维持着网络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中国学者邵培仁提出:“与以往不同，我们主张确立的媒介生态互动观，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考察与认识上，不仅反对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观点，而且质疑‘人定胜天’的合理性;倾向于人与自然是一体的‘一元论’思想，相信‘人天双赢’的可行性，主张媒介与媒介、媒介与社会、社会与环境和谐协调、携手并进。”这就是说，整体平衡与循环互动构成网络文化生态性建构的基本原则。回瞥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恰恰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强调整体性、综合性而否弃独断论价值霸权的生态性思想资源与思维方式:认同人与自然的一体，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作为儒家群经之首的《周易》讲天、地、人三才之道，就是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世界观。

《周易•乾卦•文言》说:“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这里讲的就是以“与天地合其德”的理想来表达“天人合一”的思想，要求人们的—切行为都要以遵从自然规律、符合自然现律为前提，才能获得成功，这乃是人生的最高境界。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王弼注:“与自然无所违。”《庄子•齐物论》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道两家明确主张的“天人合一”与佛家的“依正不二”在根本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相通的。“依正”二字，是“依报”、“正报”的略称。正报，指众生乃至诸佛的身心，即生命主体;依报，指生命主体所依止的国土，即生存环境。不二，亦作“无二”，大致有两层意义，首先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并非只是水火不容的敌对关系，而是互相关联、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其次是指矛盾、对立的双方体性是一，在其深层或就其终极本质而言，本无矛盾对立，本无差别。从天人合一和依正不二观念出发，中国佛寺素有育林护山、绿化环境的优良传统，至今尚可见寺院也多是林木扶疏、景色怡人。可见，中华民族很早就拥有自己的生态文化和生态思维。东方民族，尤其是中华民族，迈向文明的道路是非常独特的。我们的祖先生存在封闭或半封闭的自然环境之中，周围足以河谷为主体的地貌结构，这种文明起源的早期生态环境规定了他们以治水为、以农业立国的生存方式。同时，由于原始氏族内部的血缘宗法关系保留着“人和”的习性、于是保留了人与自然流动变化的节律及社会生活秩序和睦相处的传统。在这个传统中，渗透着许多带有古朴而神秘的色彩但又非常深刻的生态直觉。这种生态直觉又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凝练化、抽象化为一种相对稳定的与西方文化迥异的思维模式。季羡林先生指出:“东西两大文化体系的区别，随处可见。它既表现在物质文化上，也表现在精神文化上。具体的例子不胜枚举。但是，我个人认为，两大文化体系的根本区别来源于思维模式之不同……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说得再抽象一点: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特点是，整体概念，普遍联系;而西方分析思维模式正相反……‘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体现。”当然，今天关注和重视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天人合一”为代表的生态文明因素，并不是要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要通过创造性地发掘和阐释，为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思想活力与精神动力。格里芬所言极是:“后现代精神并不是要前现代的传统主义，它只是恢复了人们对过去的关注和敬意。”也正如科布博士所指出的“我不会将任何前现代的东西说成后现代的。但从某个角度看，后现代思想从前现代思想中受益非浅。中国传统思想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但我们不能简单地回到它。它需要通过认真对待科学和重视已经发生的社会变革来更新自己。”毋庸讳言，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带有某些前现代神秘主义甚至迷信色彩的东西，这在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那里表现得尤为明显。因此，要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性思想资源进行理性扬弃与阐释，在现代文明平台上深刻把握前现代传统文化与后现代网络文化的隐秘关联乃至某些方面的深层契合，使作为中华民族独特思想贡献的天人合一思想在网络时代重新焕发生机。

二、网络文化全球化与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指出，因特网的兴起和普及，已成为当今全球传播的利器。传统的国际传播是国与国之间的，但主要依托因特网和卫星技术的全球传播则从根本上跨越了国家界限，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因特网构成全球化进程的急先锋和推进器。现在的问题是，全球化等同于西方化吗?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仍带有欧洲中心论色彩，他把全球化看成是现代性的根本后果之一，认为它“不仅仅只是西方制度向全世界的蔓延，在这种蔓延过程中其他的文化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全球化是一个发展不平衡的过程，它既在碎化也在整合，它引入了世界相互依赖的新形式，在这些新形式中，‘他人’又一次不存在了。”罗伯森则强调，“全球化本身产生变异和多样性，从许多方面来看，多样性是全球化的一个基本方面……强调重点转向了……在一致性中寻求独特性，而不是在多样性中寻求一致性……全球化包含了普遍与特殊的同时性。”这就是说，全球化应当具有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双重面相，网络全球传播吹响的不是同质化的号角，而应奏响多元文化共容共存的欢歌，各民族传统文化所包蕴的地方性知识的文化生态价值理应得到高度重视。从保持良性的文化生态系统平衡的角度说，作为当代高科技文化旗手的网络文化面临危机。一方面当代自然科学和高端科技的飞速发展，往往掩盖了地方性生态知识的光辉;另一方面，网络传播并不能从根本上消弭信息鸿沟、信息隔膜的存在，以至于某些极具生态文明价值的地方性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被忽视、歪曲，甚至是诋毁。因此，基于维护人类文化生态安全的共同利益，迫切需要从文化生态人类学角度重审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无可替代的生态价值。从哲学传统上说，西方人的认识路线是“主客二分”，即把客体看成是外在的被认识者，主体是内在的认识者，两者彼此外在;中国人则把人与世界的关系视为“天人合一”的“在之中”。换言之，人在认识万物之先，早已与世间万物融为一体，早已沉浸在他所活动的世界万物之中，不能将世界万物与人同它们打交道的活动过程分割开来。

历史地看，人类对自身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关系的认识，经历了第一阶段农业文明的“主客浑然一体阶段”，第二阶段现代工业文明的“主客体两分对立阶段”，当前正处在从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即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主客体辩证统一阶段”的转化进程中。中国传统的主客一体、天人合一的理念，对于当下正在形成之中的“主客体辩证统一”思维方式显然富于巨大参照价值。诚然，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实现“主客体浑然一体”向“主客体两分对立”的转化———这一历史任务由西方现科技革命和工业革命成功完成了，但中国传统智慧阐扬的人与自然的一体观、人与人和谐统一的观念、协和万邦的和谐世界理念对于纠正工业革命以来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导致的种种弊病，特别是校正当前网络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价值霸权和价值殖民倾向无疑具有巨大纠偏、解毒作用。国际互联网是全球化的物质载体，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得边界的概念、国家的概念受到了冲击，信息共享正把地球缩小，世界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但是，麦克卢汉“地球村”的美好设想远未实现，而网络化的世界更像是一座“全球都市”。“地球村”所蕴含的是“天下一家”式的农业文明想象，而现存的全球网络生态体系远未达到平衡、合理的理想状态。无论从技术手段上，还是从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上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网络媒体集团占有绝对的优势，处于“全球都市”的富人区、核心地带，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全球都市”的边缘地带，它们在融入这个“全球都市”体系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待遇。发达国家控制着当今世界信息生产和传播，有数据显示，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信息至少要比它的反向流量多100倍以上。全球信息传播系统中还存在着结构性的不平衡，存在着少数传播大国和多数传播弱国之间的控制与被控制、支配与被支配的不平等关系。以网络为推进器的全球化不仅是一个物质生产的过程，更是一个精神生产的过程。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其对发达国家的信息资源和信息技术依赖，正面临遭受“信息霸权”(informationhegemo-ny)和“电子殖民主义”(electroniccolonialism)掠夺的威胁。正如生物多样性是维持生态平衡的重要因素一样，文化多样性也是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维持文化生态平衡的关键。没有文化多样性，就失去了资源共享的前提;没有资源共享的需求，最终将导致网络文化的萎缩，危及网络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再生产。网络文化中的西方价值霸权与价值殖民的实质是价值专制，与多元互动、众生喧哗的网络精神格格不入，与强调整体、循环、平衡的后现代生态文明原则背道而驰。暂时抛开政治、经济、社会等复杂原因不谈，其思想根源与误区仍在主客二分的割裂式、掠夺式思维方式与非此即彼二元对立价值判断习惯。人类的网络生态系统是一个多元价值共生的体系，这一体系中任何一个子系统的恶性膨胀与价值霸权必将影响其与其他诸价值子系统之间的协调，乃至影响整个网络生态系统的稳定发展。“文明生态的深层结构是价值生态，文明的合理性，是价值生态的合理性;价值生态的合理性，是文明有机体的整体合理性，而不只是其中任何一个文明因子的合理性。”因此，在当今网络全球传播语境下，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价值霸权，重建网络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地方性知识的对话关系，实现生态价值互动，很有紧迫性和必要性。

三、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协同进化

在生态学中，协同进化(coevolution)是指两个相互作用的物种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相互适应的共同进化。它是一种进化结果，更是一种进化机制。这一机制能够促进物种的共同适应，维持生物群落的稳定性。举例说来，猎物-捕食关系的形成就是典型的互惠共生的协同进化关系。捕食者和被捕食者都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被捕食者要加快奔跑速度才能逃脱追捕，而捕食者则必须加快奔跑速度才能捕获猎物。这一生物界的由生存本能驱动的协同进化现象，对于重审由文化创新驱动的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性关联不无启迪意义。人们往往普遍地认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其实，从生态文明视角看，人和社会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只不过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由自然界中最复杂的生物———人类的行为和他们组成的更为复杂的系统的规律。也就是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实际上是同一个自然界在不同层次上呈现出来的特征和规律，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对于当代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建构而言，传统文化不是沉默矗立的博物馆、纪念碑，更不是僵死之物，而是活的源泉、活的主体。用黑格尔的话说，“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把她所接受过来的忠实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应该也应当实现文化生态意义上的协同进化。数千年文明史铸就的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根基，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根本立足点。在网络文化所产生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多元化的前提下，更要明确网络文化必须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美国是因特网的故乡，但因特网属于全世界。中国特色网络文化基于我国网络空间，源于我国网络实践，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当代中国网络文化不是西方网络文化的简单横向移植，而是一种具有本土气质、中国风范、中国气派的新媒介文化。因此，我们既要积极融人世界文明之中，又必须大力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充分实现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独特性与完整性，否则将不可避免地被世界文化一体化的激流所淹没。

第4篇：传统文化现象举例及分析范文

在现代社会中，公益广告作为关注公众利益和倡导公序良俗的有效途径，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公益广告乃是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像，因而不同国家的公益广告体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个性。在美国，公益广告被认为是旨在通过改变公众的态度及行为来缓和或帮助人们解决一些突出的社会问题的广告活动;在中国，公益广告则“是由政府、广告公司、团体或大众传媒为了建立新的风俗习惯、规范道德行为、维护社会秩序而发起的非营利性的广告活动。”［2］5由此可见，虽然中美对公益广告的认识有所差异，但却无一能够绕过公益广告中所包含的文化因子。公益广告具有特殊功能，而这些功能则正是依赖于其中的文化因子才能发挥作用。首先，通过谴责不良行为、积极倡导社会文明，公益广告具有规范道德行为、引领社会价值观的功能。其次，公益广告有助于公众不断地获得新知识，形成对社会问题的新见解。再次，通过特定的公益广告，公众可以继承和发扬文化传统，相关的组织、公司及其他社会团体也可以建立良好的公众形象以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最后，通过强调人类整体的进步与发展而不只是利益的追逐，公益广告还对商业广告形成一定的制约作用。这些独特的功能特点让公益广告成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传达的思想和寓意也促进良好道德风俗的形成与和谐社会的发展。既然公益广告是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对公益广告进行分析就成为探索社会价值观的一个重要途径。公众对公益的态度是由其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经验决定的，具有不同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人对同一公益问题则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见解。本文尝试以霍夫斯泰德的五维文化辨识模型来比较中美公益广告，进而尝试对国内公益广告的改进和发展提出可行性建议。

二、中美公益广告中的文化差异

(一)个人主义/集体主义

霍夫斯泰德以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体融入集体的程度。个人主义“意味着将追求并保护自身利益置于社会共同目标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之上”［3］。在个人主义文化环境中，人们强调个体思想的重要性，注重个性表现，追求自由与多样性。然而集体主义文化则强调团体的重要性，更加关注集体幸福感，人们通过互相照顾以获得忠诚、信任及一致的价值观。中国是一个典型的集体主义文化国家，以下两则公益广告较为典型地印证了这一点。(1)爱我中华，捐我热血。［4］(2)手拉手，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创建生态校园。［5］上述两例强调的是“中华”、“校园”、“国”等集体主义概念。第一则广告旨在说明每一个具有爱国主义热情的公民都应该无偿献血。爱一个国家，就要在她的公民急需鲜血的时候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这种社会文化提倡舍小家为大家的集体主义精神。第二则广告旨在说明建设和谐生态校园需要同学们互相帮助，共同完成使命。相比之下，美国人更推崇个人主义。霍夫斯泰德的调研发现，美国人的个体指数在全体参与调查的国家中高居首位。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独立，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强调“我”而非“我们”。因此，他们主张不懈的个体努力和最终结果的个体受益，有下列两则公益广告为证:(1)Hereducationisinyourhand．Don’ttakeawaythejoyoflearningfromthegirlchild．［2］72(2)Youdon’thavetobeperfecttobeaperfectparent;therearethousandsofteensinfostercarewhowouldlovetoputupwithyou．［6］在上述两则公益广告中，“you”(你)的使用传递出一种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体现着对个体能力与社会角色的肯定。女孩的教育掌控在“你”的手中;“你……能成为一位最出色的父/母亲”以圆流浪儿童的回家梦。两则广告无一不在强调“you”(你)这一个体的重要性。

(二)不确定规避性

在霍氏五维文化差异辨识体系中，不确定规避性是第二个维度。它主要研究人们在模糊或不确定状况下感受威胁或不舒适的强弱程度。在不确定规避性较低的文化环境中，人们更容易接受不确定性，他们无惧风险，崇尚自主、灵活、不拘小节。反之，在不确定规避性较高的文化环境中，人们则易于担心不确定的环境，倾向于追求严格的形式和教条，依赖现有的制度和法律来寻求安全感。霍夫斯泰德认为，美国是不确定性规避程度较低的社会，而中国则是不确定性避免程度较高的国家。下列两则中美公益广告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正是两国文化在这一维度上的差异:(1)不要让最后一滴水变成我们的眼泪。［7］(2)It’seasybeinggreen．Theearthwillloveyouforit!［8］例(1)是一则中国公益广告，它告诫公众地球上存在着水资源枯竭的危险;为避免未来悲剧的发生，人类应该从现在做起，对水资源加以珍惜并采取积极措施，准备好应对水资源危机。这则广告口吻严肃，格调低沉，给人以危机渐近的紧迫感。例(2)是一则美国公益广告，它使用了相对轻松、温和的格调来向公众宣传纸资源再利用的意义，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是一种温馨暖意与自由舒畅。

(三)权力距离

权力距离也是霍氏理论中的维度之一，表示人们对组织中权力分配不平等情况的接受程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对权力距离大小的认可度有所不同。在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权力集中在少数上层人手里，而社会底层则只能听从社会上层的决定。相反，在权力距离较小的文化中，权力则较为平均地分散在社会成员手中［9］。霍夫斯泰德的调研表明，所有被调研国家的平均权力距离指数为55，其中中国为80，而美国为40［1］80。显然，中国文化中的权力距离远大于美国，原因在于中国历史上曾经经历过漫长的集权社会，传统上十分讲究君臣、父子、夫妻、长幼及朋友等五种基本权力关系［10］。因此中国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养成了尊崇权威的文化心理倾向。他们往往认为权威所传递的信息和思想比较可靠。下列中国公益广告可说明这个问题:(1)目前全球沙化土壤正以每年5到7万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有10亿以上的人、40%以上的陆地表面正受到荒漠化的影响。保护我们的家园，从现在做起。［11］(2)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20世纪以来，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全球己有30%的土地因人类的活动遭致退化。全世界每年有数千万吨的石油，重金属和生活垃圾流入大海。水中的病菌和污染物每年造成约2500万人死亡。全球每年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约有230亿吨，全世界森林面积以每年约1700万公顷的速度消失。平均每天有140种生物消亡。所有这一切都在向人类发出警示，保护环境，关爱生命，善待地球。［2］65这两则广告比较典型地揭示了中国文化崇尚权威的文化定势。为达到呼吁人们控制沙漠化进程、加强环境保护的目的，第一则广告选择了以精确的权威数字来打动人心的策略。之所以如此，便是因为带有权威数据的事实陈述易于被中国人所接受。第二则广告则引用了国务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相关要求。但美国人并不完全信任和服从于高层权威，他们适当地接受地位和等级差别，这对发明创新十分有益。这里也有一例［12］(见图1)可以说明问题:上面这则公益广告说明酗酒给人们带来的不良影响。该广告并没有直接逐一阐述酗酒带来的危害，也没有引用权威数据，而是以给人印象深刻的图片加以说明:一个热衷踢球的球员被酒杯困住而不能踢球。巨大的酒杯是一个亮点，喝酒时我们可以随意控制酒杯，然而酒杯却能在如此重要的时刻让饮酒者寸步难行，这足以让酗酒者们警醒。

(四)刚性/柔性倾向

刚性/柔性倾向，又称男性化/女性化倾向，是指社会中两性社会角色差别的清晰程度。在刚性/男性化社会中，社会性别分工十分明确，男人应该自信、果敢、刚毅，女性则应该温柔、谦逊、关注生活质量。在柔性/女性文化环境中，社会性别分工呈现交叠状态，无论男女，均谦逊、柔顺、注重生活质量。中美广告实例分析表明，中美文化在这一价值维度上并未显现出明显的差异，反而在措辞上表现出某种程度的类同。举例而言，“她/she”在两种文化中都用来指代自然。这说明中美文化都十分关注生活质量，有着柔性的一面，例如下面的例子:(1)一条剪不断的绿色脐带，连接母亲，从源头，蜿蜒着城市的血脉。［13］(2)Keepyourmotherearthcleanandgreen．［14］

(五)长期观/短期观

长期观/短期观主要考量处于某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的人对未来的关注程度和为未来储蓄的意愿强弱程度。长期观注重未来，讲求节俭与毅力，主要特点包括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对美德需求的尊重与关注等等。短期观尊重传统、关注当下，强调对此时此地社会责任的履行及其意义，具有低储蓄率、快速结果导向性和关注对真理的寻求等特质。霍夫斯泰德对一些国家(地区)的长期倾向性指数加以统计，从中发现中国的长期倾向性相对较强，而美国则相对较弱(见表1)。通过对中国人价值观(CVS)的调查，霍氏与邦德等人［16］发现，体现着东亚文化精髓的儒家文化具有追求道德而非真理的特点，这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真理依存于宗教伦理的现象迥然不同。其原因在于，在过去的五千年中，中国一直受儒家文化影响，推崇“仁”与“礼”。受此传统影响，中国公益广告把传统道德与现代创作相结合，倾向于倡导勤俭节约、博爱等传统美德。中国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的中国梦”主题系列公益广告中的以下两图(图2［17］，图3［18］)则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然而，美国公益广告则体现了截然相反的价值观念。美国文化深受基督教影响，形成了短期文化价值观。这种价值取向即使在下列寥寥几句广告语中，也能略显端倪:Actor:Howfarwouldyougotoprotectourplanet?God:IwanttobuildanARK．Maybethereisan-otherway．Actor:People，thefloodisimminent．这段公益广告取自美国电影EvanAlmighty(《冒牌天神》)中的电影台词。该故事讲述了一位颇似诺亚(Noah)者力图拯救地球的经历。诺亚出自圣经，被西方人视为救星。他从上帝那里获悉洪灾将至，便制作了一艘巨大的方舟以使其家人和动物免遭大劫。这则公益广告告诉人们，每个公民都应该像诺亚一样做一名拯救世界的英雄，其目的就是要激励人们即刻采取行动，抵制全球变暖。

三、对中国公益广告未来走向的文化思考和建议

第5篇：传统文化现象举例及分析范文

针对大学生英语表达地方文化的“失能”现状，提出了以地方文化为内容依托的英语口语教学模式，探讨了地方文化融入英语口语教学的基本原则、实施方案、自主学习的着力点以及教学评价的方式方法，以期对我国外语教学中的母语文化导入研究与实践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

地方文化;英语口语;教学

0引言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2000)、《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高等职业教育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2010)强调英语教学应注重学习者综合文化素养的培育，这“不仅表现在训练学生批判地吸收世界文化精髓上，而且表现在培养其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能力上”［1］。然而，我国英语教学长期以来过分注重“目的语文化”的导入，学习者中国文化输出的“缺失”现象非常严重，他们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很弱，尤其不能用英语流利表达那些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且具有一定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大学生英语表达地方特色文化的失能，不利于国际交流中文化自信心的树立，不利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不利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近年来，国内学者就中国文化的英语教学研究形成了以下观点:把中国文化的英语表达教育贯穿到各层次英语教学之中，并对教学内容进行合理配置［2］;明确教学大纲中中国文化教学的相关细则，实施教学、评估一体化［3］;增开中国文化英语选修课，完善中国文化英语教材建设［4，5］;将中国文化内容纳入考试体系［6］等。国外没有对中国文化英语教学进行研究的文献，但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专家学者针对外语学习者中的文化边缘化现象(marginalization)提出外语教学中应适时、适当、适度地导入本国文化［7］，目的语文化和本族语文化间的对比分析［8］等策略，对我国外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研究与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然而，现有研究对地方文化融入大学英语口语教学的成功案例总结较少，对大学生英语表达地方文化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本文尝试将地方文化融入到大学英语口语教学中，旨在通过口语教学、文化体验、自主练习等多种形式，完善大学生对地方文化的英语认知建构，增强大学生用英语弘扬中国文明与地方文化的意识和能力，促进中国优秀地方文化的对外传播。

1地方文化融入英语口语课堂的原则

将地方文化融入英语口语课堂的目的是让学生在亲历、感受和实践地方文化的情境中，实现“英语语言知识与能力”和“本土文化素养”的全面提高，为此，地方文化的英语口语教学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1．1教学实施的综合性原则

地方文化英语口语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实践类课程，内容涉及文学、美术、音乐、建筑、戏剧等多个领域。因此，在教学实施中，应打破学科界限，综合运用语言学、翻译学、社会文化学等学科知识，提高学生的综合文化素养。但同时教学实施中又不能脱离“口语”这个主线，不能把课程上成文化课、翻译课，或者说是其他的课程，而把口语能力提高置之于不顾，或者是仅有形式仅有热闹，而达不到口语教学目标。

1．2教学过程的开放性原则

教学过程的开放性是指地方文化的英语口语教学要改变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观念，重视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情感体验、能力形成与习惯养成;注重开展以体验、实践为主要形式的口语第二课堂;鼓励学生对地方文化进行开放式英语表达，引导学生主动发起文化交流的话题，并积极参与话题讨论;着重培养学生在围绕地方文化的练、说、唱、演、录、玩等多模态开放式的小组活动中，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在友好平等的氛围下提高地方文化的英语口头表达水平。

1．3教学活动的学生主体性原则

围绕地方文化的英语口语教学应当以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与文化素养的形成为旨归，学生的发展是整个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因此，应遵循学生的认知心理、知识发展及学习活动本身的基本规律组织教学，应始终强调学生是言语实践与文化体验的主体，教师只是课堂教学活动的设计者与学生自主学习活动的引导者。

2以地方文化为内容依托的英语口语教学设计

2．1教学资源的开发与整合

教学资源是教育体系中至关重要的元素，完善教学资源的开发、建设、管理及合理应用，将极大促进教学活动的开展和教学效果的提高［9］。地方文化英语口语教学资源的建设，首先要多渠道网罗收集地方文化的英语资料，这些渠道主要包括地方政府、外事办、旅游局、文化馆等部门的门户网站，以及国内外专注于中国地方文化介绍与宣传的权威网站、报刊、书籍与杂志等;然后根据英语口语的教学规律及大学生的学习特点，对上述资料进行科学的整理和有效的归类。以独立的文化专题为主要内容，将其分成若干个教学单元，每个单元根据教学需要设计句法操练、回答问题、朗读、口头翻译、角色扮演、游戏、采访、讨论、文化体验等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文化音视频资料的数字化处理是教学资源建设的一个关键环节，需要口语教师和技术人员的紧密合作才能完成。如，待口语教师视听并确定好音视频资料的有效性及难易度后，然后由技术人员按照需求裁减成时间长度不等的若干片段，利用编辑和转化工具将其转化为“．flv”格式的教学用音视频。

2．2教学活动的设计与安排

地方文化的英语口语教学以专题活动的形式进行，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口语练习和文化体验，逐步培养和提高学生用英语表达地方文化的能力。因此，教学活动的设计要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教学过程中力求每一个学生的主动参与，尊重每一个学生的独特体验，让学生在自主合作探究中形成对地方文化的独特判断，提高审美能力。

1)口语技能训练。地方文化英语口语教学中，可通过下列活动来训练学生的语言基本功，培养语感:播放地方文化的英语音视频材料供学生欣赏，并要求仿读、背诵，使其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针对材料中的常用表达方式进行诵读训练，引导学生通过图文声并茂的材料输入，熟记地方文化英语表达的一些基本句式、常用句型;当学生掌握了一些基本句式以后，创造条件引导学生活用所学句型进行地方文化的英语复述，教师根据学生表现给予点评和指导，并记录成绩。

2)专题讨论。提高地方文化英语口头表达水平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对地方文化内涵的深入理解与准确把握。通过专题讨论，有助于学生加深对地方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的了解，有助于学会在具体语境中进行正确得体的英语口头交际。比如，进行“南通历史(TalkingabouttheHistoryofNantong)”专题教学时，在学生学习完相关视听材料后，可安排“我眼中的南通”、“南通与‘中国近代第一城’”等讨论话题，鼓励学生用英语发言，并做好记录。

3)文化体验。地方文化是某一地区所特有的文化，其内容、典故和风格意境与该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及自然条件显著相关。因此，为了能够让学生准确得体地用英语将本地文化介绍给他人，亲历亲为的文化体验或考察活动便成为教学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比如，在进行“南通工艺(TalkingabouttheCraftsofNantong)”这一专题教学时，可安排学生参观南通风筝博物馆、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南通沈绣博物馆，或开展学做风筝或者是染蓝印花布活动。唯有亲自参与，才能将地方文化讲好、讲活、讲深。

3以地方文化为内容依托的英语口语自主学习

学生围绕地方文化进行英语口语的自主学习，需要找准着力点、掌握恰当的学习方法，并进行持之以恒地刻苦练习，才能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口语水平与文化素养。

3．1地方文化英语表达的语音语调练习

基于地方文化的英语口语学习，最终目的是对外交流，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推介出去，倘若发音错误或不够标准，则很可能会引发交流的不畅，从而影响到推介效果。因此，在围绕地方文化进行英语口语自主学习时，第一个着力点应放在语音学习和语调完善上，力求将体现地方文化内涵的每一个英语单词都能熟练而准确地读出来，并要细心观察和认真模仿英语本族语者的纯正发音。

3．2地方文化英语表达的词汇量积累

词汇是语言交际的基本单位，正如著名语言学家威尔金斯所说，“没有词汇，人们则无法表达任何东西”。在围绕地方文化进行英语口语自主学习时，第二个着力点应放在地方文化英语名称、概念、术语等专有词汇的积累上。地方文化的英语介绍中，专属于某一文化项目的特色词汇不在少数，对于那些已被中外读者广为接受的词汇，如“蓝印花布”(bluecalico)、“盆景”(bonsai)等，应通过学习与体验将其作为积极词汇纳入到心理词库中去。对于那些由于采用不同的翻译方法而产生多个英语名称的文化项目，如“城隍庙”的英语表达就有“CityTemple”、“ChenghuangTemple”、“TownGod’sTemple”三个不同版本，学习者应多方查证，找到最权威、最恰当和最为英语读者所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法。

3．3地方文化英语表达的句型句式操练

强化句型句式操练是提高大学生英语口语水平的重要手段之一，不仅有助于提高语速，而且有助于增强口头表达的流利性与准确性。在围绕地方文化进行英语口语自主学习时，第三个着力点应放在地方文化英语表达的句型句式的记忆和操练上。这样，对于那些英语基础不是很扎实的大学生而言，在用英语表达地方文化时更加胸有成竹，心理压力小，一串串贴切、简单而实用的蕴涵地方文化信息的英语精句便可自然而然、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有利于树立对外交流中的文化自信。

3．4地方文化内涵的准确把握

地方文化英语表达的最终目的是将文化项目的浓郁地方特色及深厚的内涵积淀用英语忠实地推介给读者或听众，因此，在围绕地方文化进行英语口语自主学习时，除尽可能多地掌握语言知识、补充大量的专业词汇和句型句式外，还应将着力点放在加强文化和审美方面的修养上，努力提高对地方文化的了解程度与理解深度，这样才能通过准确的英文将地方文化的深厚内涵及独特魅力表现出来，才不会使受众接受错误的信息，误解中国优秀的地方文化。

4以地方文化为内容依托的英语口语教学评价

4．1地方文化英语口语教学的评价原则

地方文化与英语口语教学的融合需要地方政府的外事、文化及教育部门等多个主体的参与，因此教学效果的评价需要上述各方积极参与进来，评价的维度应该多元化，不仅关注学生口头表达能力的提高与自主学习习惯的养成，关注学生通过学习是否全面地认识了家乡、深入地了解了家乡，是否养成了热爱家乡、推介家乡的思想感情，关注学生在家乡文化的对外交流中是否更加自信、是否能够积极作为，还要看教学实施产生了多大的社会效益，教学成果的推广与应用是否对改善地方文化的外宣环境产生了积极影响。

4．2地方文化英语口语教学的评价方法

地方文化英语口语教学评价以过程性评价为主，评价方法是灵活多变的，不同的教学专题、不同的活动方式应有不同的评价方法。举例而言，地方文化的英语视听活动可以采用选编、朗读、背诵、复述等形式考核学生的鉴赏与领悟能力;地方文化的体验与考察活动可以采用汇报、表演等形式考核学生对文化内涵的理解与把握程度;学生英语表达地方文化的综合能力可采用量化和质化相结合的方法从词汇、句法及文化意象的传递等方面进行评价。词汇和句法能力的测量运用Wolfe-Quintero等人提出的三个参数，即流利性(指和本族语者说话一样快)、复杂性(指能够运用多种且难度指数高的结构或词汇)和准确性(指所用语言中无错误)。文化意象传递能力的测量通过观察学习者对地方文化英语表达策略的选择以及解析听众的理解和反应两个方面进行。

5结束语

本文对地方文化融入英语口语教学的基本原则、教学设计、自主学习方法以及教学评价进行了一定的思考，但尚不完美，还仅仅停留在理论说教层面。地方文化与英语口语教学的成功融合及其最大效益的产生还有待于更多的专家学者在今后具体的教学实施中深入研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并实际落实好这些措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能够用准确而流利的英语弘扬中国优秀地方文化的人才。

作者：张成国 单位：江苏城市职业学院教务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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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从丛．“中国文化失语”:我国英语教学的缺陷［N］．光明日报，2000-10-19．

［3］肖龙福，肖笛，等．我国高校英语教育中的“中国文化失语”现状研究［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0，(1):39-46．

［4］杜凤秋，李静．论英语专业地方文化教材的编写原则［J］．学术论坛，2011，(8):202-205．

［5］张艳玲．跨文化语境下大学生中国文化英语表达能力的培养［J］．许昌学院学报，2012，(1):149-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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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KramschC．ContextandCultureinLanguageTeaching［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93:75-80．

第6篇：传统文化现象举例及分析范文

一、理论基础

――黑格尔宏阔视野的话语

从理论发展的意义上讲，当今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涉及到的重要问题之一，就是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如何实现单一的西方话语体系范式向多元话语体系范式的转变。本文以为，构筑“中国视野”是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模式之一。从学术意义层面看，构筑“中国视野”的理论基础，以黑格尔给J.H.沃斯的一封信里的一段阐述的理论为参照系，显然最为合适。他说：

“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陶德麟教授认为，黑格尔说的“教给哲学说德语”，让哲学“学会说德语”，正是为了使那些并非产生于德国的哲学德国化，成为德国的财富。

黑格尔的这一论述作为“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理论依据，它既符合了多元与宽容的时代精神，又顺应了西方学者的观念意识。同时也进一步说明，理论研究又是跨国界的――一种具有超出其原地域霸权话语的、具有本土文化意义的话语，也即“中国话语”。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就是建构自己的研究范式和对“话语权”的关注。当中国的话语融入至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时，“话语不再是一个孤立的范畴，相反，话语成为连接众多问题的轴心”。以此为基点，展开对西方音乐历史的再认识。在这样的一个理论架构中，不仅是使“中国视野”观念研究西方音乐史具有了原创特点，而且也为中国学者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增长点。同时它既有效地保留了中国学者发挥其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也弥补了西方学者所不能企及的批评力度和解构力度。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首先应该破除一切盲从与迷信；其次，要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论立场，实现西方音乐史学科价值的增值；并以谦逊、开放的心态和中国学者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方法，不断地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探寻和审视西方音乐。这无论是在音乐内涵的社会历史研究的层面上，还是在音乐本体研究的层面上，都将形成不同于以往以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音乐史的独树一帜的理论架构和理论品格，进而汇人多元化的、性质各异的西方音乐史学理论潮流中，使之在世界西方音乐史学界中占据一个难以替代的位置。

二、客观条件――独特的文化体系

构成独特的理论视域

构建“中国视野”的客观条件，正是中国独特的文化体系。季羡林认为：“世界上有四大文化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闪族一伊斯兰文化体系和希腊一罗马文化体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四种文化系统的时间最长，影响最大。同时，我也考虑是否可以简化一点，就分作东西两大体系：西，即希腊――罗马文化；东，即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和闪族――伊斯兰文化。”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其主体是禅宗、老庄哲学、孔儒思想和魏晋玄学。它们无不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文化的发展，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发展的特点，这种影响和独特的文化品质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中国视野”理论皆可从中国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中找到祖型与轨迹。当然，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不能抽象论之，必须切入西方音乐实践，根据研究对象做出选择。笔者在此仅以孔子思想中的“中庸”为例。

如对20世纪西方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中的极端化现象进行剖析时，即可以“中庸思想”作为理论的立足点和美学批评尺度。“中庸思想”的“执其两端用其中”(《礼记・中庸》)、“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允执其中”(《论语・尧日》)等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准则和行为规范之一。“中庸”是孔子哲学的基本原则，也是他的美学批评尺度，“在美和艺术中处处都应当把各种对立的因素、成分和谐地统一起来，不要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否定另一方。对立因素的统一，每一因素发展的适度，这就是孔子的作为美学批评尺度的‘中庸’的基本要求……在孔子看来，真正美的、有益于人的艺术作品，其情感的表现应是适度的。”“中庸”之道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形成了一种精神特质与批评方式。其思维方式与研究对象力求较为清晰地层现出理论与实践双向互动的逻辑关系。“中庸思想”作为中国视域，它对西方20世纪两次重大转折时期“新音乐”创新的局限性所做的剖析，对“新音乐”中的极端性现象的批评，不仅超越了传统的哲学思维层面，而且又显现出强烈的现代品质，成为中国学者研究问题时不可缺少的理论视域。这一尝试为中国视域研究西方音乐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为真正实现中西更深层次的对话打开了一个新的思维空间。

又比如：叶秀山教授曾尝试用老子的“功遂身退”思想作为理解海德格尔“提前进入死的状态”这一说法的参考，虽不能完全吻合，但对理解这个“状态”，还是有帮助的。比较而言，我们的说法很平易近人，所以成了千古名言，但如仅作一般道德修养格言来理解，就失之肤浅；然而海氏的说法又显得笨拙而过于玄奥，容易引起误解，此时老子的话，有匡正之功。其实，在形而上的层次来看，他们说的都是事物“从有到无”和“从无到有”，是“同一过程”这个意思。“生”、“死”、“有”、“无”，是“同一过程”的不同说法，老子说是 “同出而异名”。这方面，老子说得很清楚，以此来理解海德格尔，没有多少抵牾。叶秀山教授举的这一例子，作为当下话题的参考，对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应该是有借鉴意义的。

三、主观意识――“中国视野”

观念的提出与实践的尝试

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观念的提出，主要是受文艺理论家谭元亨的经历所启发。香港中文大学黄维梁教授也认为，当今的西方文论中，完全没有我们中国的声音。美国文论泰斗阿布拉姆斯(M.H.Abrams)在论述20世纪的文论潮流和主义时，列举了、心理分析、俄国形式主义、基型论(又译原型论)、新批评、现象学、风格学、结构主义、女性主义、解构学、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读者反应论、接受美学、记号学、言语行动理论、对话批评、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等将近二十种，却没有一种来自华夏之邦。

可见，中国学者用西方范式研究西方问题，其背后潜伏的永远是西方文化的学术逻辑，是很难被西方学者认同的，最终只能导致主体地位的丧失。由此人们开始意识到，西方哲学研究、西方文论研究、西方美学研究、西方文学研究、西方音乐研究也应该以中国人的理解方式来创立自己的学说，运用中国的视域去探讨它。在主观上，尽可能地避免以往这种单一的研究方式或者单方面地将所阅读到的文本完全置身于西方文化语境之中的现象。

为此，笔者认为应该建构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的中国视角，指出“西方音乐研究是否也有本土化的问题?如何挣脱西方研究的模式的束缚，将之与中国研究者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建构自己的方法体系，用中国人自己的眼光来看西方音乐，用中国人的认识方法来认识、研究西方音乐，应成为我们思考的重点，并在各自的研究实践中进行探索，形成各自的特色。”其核心问题是：面对西方人的专利，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是否存在着不同于西方学者研究西方音乐史范式的选择?从学术渊源上讲，中国学者何时才能有充分足够的能力在西方音乐研究的学术层面上与西方学者进行有效的对话?

之后，又进一步提出我国的西方音乐史研究，应该“在学科研究方法特色上以音乐学分析为中心，在追求中国学者研究特色上以中、西视野为两翼，在追求学科发展上以理论创新为原动力，并以揭示西方音乐发展及其演变规律为目的，同哲学、美学、艺术、宗教等文化相结合。力求构成以揭示西方音乐史学研究中国化发展的内在逻辑为主要特色、进而产生由对史学研究对象的统一性认识走向多元性理解的开放性的学科研究方向。”提出以“中西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其主旨是对单一视野(中国视野或西方视野)的补充或超越，更是对狭窄视野和单向度思维模式背后的偏失问题的纠偏，进而在理论创新上为我国学者的西方音乐史研究赢得倾听者与对话者。

杨燕迪、姚亚平等学者，也相继以不同的方式提出“中国视野”，进一步推动了这一理论的进展。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在不同的时间内，不约而同地对“中国视野”在西方哲学、文学、文论和美学研究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进行了阐述，如赵敦华、叶秀山、金惠敏、汤一介、胡伟希、童庆炳、孙绍振的论著。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对西方哲学、西方文论、西方文学、西方美学和西方音乐艺术的理解主要是基于西方文化立场上的观点。由此可见，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文化正在展开一个十分广阔的前景，如较为自觉地把“中国视野”作为理论视域探索的作品除笔者的两部拙著外，还有叶朗的《从中国美学的眼光看当代西方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载《文艺研究》2009年第11期)、吴泽霖的《托尔斯泰艺术情感说的中国文化阐释》(载《文艺研究》2007年第5期)、赵敦华的《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基督教哲学》(载《西方哲学的中国式解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孙绍振的《从西方文论的独自到中西文论对话》(载《文学评论》2001年第1期)等。

上述论著不仅明确指出要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文化，并在相应学科做出了独特的解读。叶朗从植根于中国美学的这种基本观点出发，对当代西方美学中的自然美、艺术与非艺术的区分、“艺术的终结”及“日常生活审美化”等热点问题进行深刻的阐述。其间，“中国话语”占据了显赫的位置，这种凸显“中国话语”达到的效果甚至显而不彰，既深刻又富有特色。对中国学者当有很大的启示。同样，亦可以从中国古典文化思想出发，对外国文学及作家做研究。如吴泽霖对列夫・托尔斯泰的独特的艺术审美情怀做出了适合中国特殊语境的个性化解读，为列夫・托尔斯泰的“艺术情感说”屡遭人们的指责与批评作了辩护，读者从中体会到“中国视野”研究范式不仅具有新意，而且也依然颇有深意。

有的学者还对中国眼光研究西方文化提出具体要求：认为我们不只是重复外国人的观点，也不只是翻译介绍外国人的著作。中国人需要做的创造性工作很多。比如，按中国人的思想和语言来理解基督教哲学的观念，创造为人们喜闻乐见的表达形式；按中国文化建设的需要来选择、组织素材，使基督教哲学与中国哲学之间的可比性凸显出来；按照中国人的眼光，重新评估和解释一些基督教哲学的理论，使之在中国文化的环境中发生“价值转换”的作用等。

孙绍振进一步提出“中西文论要真正平等对话”，“不能从西方文论成功的地方开始接过话题，应该从西方文论跌倒的、失落的、遗漏的、混乱的地方开始，促使西方文论在某些根本价值取向上发生变异，向中国传统发生交融，产生出新的话语或者派生新的范畴来。”他指出，“如果所有的命题和包含在话题中的方法和价值观念都是西方提供的，我们就只能像中学生那样解难题，永远不会像《东方主义》的作者那样提出问题来刁难一下西方学者。挑战不仅仅是为了洞察对手，而且是为了：在与‘他者’的对话之中更为深刻地了解我们的本质……我们的文化特点只有在与‘他者’对话中才能发现。”这一富有民族独创性的提法，为中国学者摆脱作为“西方文论”研究的附庸角色，打破以往单纯从西方语境人手诠释“西方文论”的趋向，提供了一种途径；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学者认知西方文论的角度，大大丰富了中国学者研究“西方文论”的研究基础与学科内涵，也从方法上拓展了对“西方文论”的探索边界；特别对学界如何挣脱以往在异文化研究中僵化的研究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以中国视域研究西方哲学、文论、文学、美学和音乐艺术，也是中国学者在异文化研究上的贡献。正如巴赫金在阐述外位性思想时说道：“我们给别人的文化提出他们自己提不出的新问题，我们在别人的文化中寻求对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于是别人的文化给我们以答案，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新的层面，新的深层含义。倘若不提出自己的问题，便不能创造性地理解任何他人和任何他人的东西。”

由此可见，中国视野是被许多学者认同了的理论视域。当然，对此亦有不同的看法，有学者不同意“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认为“不对西方文化传统及研究成果作充分了解和吸收，仅仅靠一种想当然的‘中国人视野……’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并举例约翰・凯奇的创作作品用中国的易经，很难被中国人认同，以此为由，进而否定“中国视野”。从理论层面上来讲，中国视野从内涵到外延均属于张力型概念，并非传统概念所能界定，如前所言，它属于方法层面、价值层面和理论层面上的主体意识呈现。因此，将西方音乐作品内含中国题材内容，视为中国视野，这里实际有一个理解误区。约翰・凯奇作品采用中国的易经为题材，这是西方音乐创作中的中国因素，如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中的“茉莉花”就是很有特点的例子。这与“中国视野”不是一回事。我们所提的“中国视野”，其主体是中国研究者，而西方音乐作品中采用中国因素，不属于这个范畴，这种将作品内容与研究视域的混淆，将会误导人们对中国视野的正确理解。即便将西方音乐中内含“中国因素”视为“中国视野”，也不能就因为约翰・凯奇作品中采用了易经为题材而引发争议，就全盘加以否定之。按此逻辑推理，譬如，毕明辉的博士论文《20世纪西方现代音乐中的中国因素》中，所举的所有作品的例子，甚至对毕明辉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其中的“精品佳作”，是否也要加以全盘否定?

西方音乐史研究虽然是产生于西方“语境”中的学问，但它又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西方音乐史研究也不是秘传暗语，它也具有超越国度状态的学术效应。当然，或许在部分有识之士看来，“西方音乐研究在西方以外地区，也应以西方分析者的音乐观念为尺度，反对以他国音乐观念对西方音乐创作进行评析。但是在今天，任何一门人文学科的研究，企图以单一视角对客体进行评析终将被各种视角的交织所颠覆。况且。音乐作为‘国际性的语言’早已被国内外大多学者所认同，音乐也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综合象征。‘国际性的语言’这一音乐观念，也蕴含着被各国各取所需的多种含义。从这个意义出发，西方音乐具有被他国听众无所不在的‘听’与无所不在的‘评’所制约的特性。”否则，西方音乐史上的大师作品就不可能成为人类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只有弄清这一道理，我们才能理解在西方音乐史研究中，“中国视野”的可行性之特点。

四、践行“中国视野”

――还须讨论与之相关的

“误读”理论之内涵

虽然以“中国视野”研究西方音乐史已得到了部分同行的肯定，但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历史时空的时代性差异，“中国视野”作为一种理论视域、价值层面等问题，也不可能排除在西方音乐研究中有“误读”的现象产生。对此，必须讨论“误读”的内涵是什么?究竟如何来认识这一问题?这与当下西方音乐史研究中运用“中国视野”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根据解构主义理论视域说，美国著名的误读理论专家哈罗德・布鲁姆已经较为完整地概括了“误读”这一理论内涵。他认为，阅读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因而实际上阅读几乎是不可能的。解构主义认为，“文学的文本是语言的文本，而语言的意义是不确定的，能指与所指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对应关系，只有能指之间永无止境的意义转换、播撤、延迟，而这一切只发生在阅读过程中。因此，文本意义是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它同作者原先写作文本时的意图是不可能完全吻合的，它总是一种延迟行为和意义偏转的结果。所以，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阅读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写作，就是创造意义。”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那么，今天作曲家创作的作品就应该由作曲家自己为自己的作品加注，这样也就无须后辈理论家再去找寻今天作曲家创作的踪迹与文本创作的意图，那么，也就没有评论家、历史学家的立足之地了。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对于西方音乐研究中的某一问题的理解是否只有一种模式、一种标准?是否就不能有不同的理解?是否从不同的视域对某一文本进行阅读时，其答案也只能是一种?

如果“寻找文本原始意义的阅读是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观点不能被大家所认同，我们又如何去解释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孙绍振所指出的：“同一对象在艺术家看来，其主要特征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变异的。如果不同艺术家看待同一个对象，像科学家那样看到的主要特征是一元化的，就是艺术的毁灭了。如果面前横着一条大江，在李后主看来其主要特征是溢满了忧愁的，而在坡面前，其主要特征则是时间永恒地淘汰着英雄，浪涛中有豪迈的壮志和生命苦短的心灵搏斗。可以设想，同样是这条江，横在辛弃疾面前则应有辛弃疾式恢复中原的慷慨，如果横在柳永面前则应该有柔情似水的特征。如果所有四位诗人都像地理学家那样用一副标准的面孔关照这条大江，可以想象，必然是艺术形象转化为概念。”

大多数学者认同西方音乐史研究的目的是揭示音乐作品的内涵与意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更不能把它作为是对唯一结论、统一模式的追求，如果它是唯一的结论、统一的模式，则可能意味着是拾人牙慧。因为“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对音乐作品理解的价值旨归，究竟是以概念为先还是以主体对艺术形象的独特理解为重?这个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深入探索。

因此，“误读自然被看作是从自身角度出发对交流对象有意识或无意识的选择和操纵，是以用‘他者’的‘有’来弥补自身的匮乏，或者借助他者之境，从不同角度观察自身。”这也体现了对西方音乐文本进行多元解读的可能性。

如果从解构主义理论视域还不能说服“误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不妨也了解一下后现代解释学理论对误读的理解。

第7篇：传统文化现象举例及分析范文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案例本土化研究现状 

在“西方经济学”的学习上，理论是具有一般意义的，即通用的，其本土化内容在于理论指导实践方面，要将学科理论与我国经济发展中现实存在的事物结合起来，更清晰地认识理解经济现象，遵循经济规律进而促进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们学习“西方经济学”的最终目的。因此，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中，案例本土化至关重要，关系到对学科理论、意义的理解和掌握，也关系到学生学以致用的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 

当前，很多经济学学者和高校一线教师都关注到了“西方经济学”教材中的案例脱离中国国情的问题，并对“西方经济学”案例本土化现状进行了分析，同时给出探索性的建议。如崔继红（2014）认为国内当前经济学本土化案例资源匮乏，多是生搬硬套的国外经济发展中的实例。她对本土化案例教学改革提出了两点建议，分别是课堂举例与综合案例相结合以及小组案例讨论与个人案例分析报告相结合[1]；杨国才等（2013）在分析了案例教学的特点之后，指出“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本土案例重视程度不足，并提出了三点本土化案例资源开发途径，包括从传统文化典籍中挖掘、在经济实践中提炼和在经济理论创新中提炼[2]；付泳等（2005）探讨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案例教学的客观必然性，提出课堂讲授与课外教学实践活动相结合的本土化案例教学的对策建议[3]。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国内的“西方经济学”教学大多重视理论教学而轻视案例教学，而案例教学仍然是以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案例为主，本土化案例显得不足。他们分析了案例教学的必要性，提出了案例教学实施的环节、步骤，方法等，很多學者也提供了本土化教学案例搜集、获取的可行渠道[4-6]。目前推广本土化教学案例的观点基本被一致认可，但是理论上的探讨比较多，鲜见具体的本土化案例的详细分析，在实践操作中的经验总结比较少，似乎在方法的贯彻实施方面不够充分，抑或是需要假以时日。其实，任何一种教学改革都需要实实在在落实到教学实践中去，否则再深入的方法理论探讨都仅仅是纸上谈兵，没有任何意义。 

二、“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案例剖析 

（一）机会成本的本土化案例 

机会成本概念是“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成本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指的是生产者所放弃的使用相同的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用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收入[7]，可 

以理解成是生产者做出了当前选择而付出的代价。在更加广阔的视角下，经济主体对任何经济活动进行选择都存在相应的机会成本。以本校学生选择读大学的机会成本为例，计算该机会成本需要学生考虑读大学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学生们基本都会想到的是学费，以大连财经学院当前每年1.5万元的学费计算，4年就需要6万。除此之外，读大学付出的其他代价还有什么，有的学生会想到还需要缴纳一定数额的住宿费和生活费用，然而，这些费用并非是上大学带来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读大学选择去工作，也需要住宿费用和生活费用，因此不能被认定为读大学所付出的代价。其实，还有一项最重要的机会成本内容，这是大多数学生考虑不到的，即如果高中毕业选择工作而不是继续读大学，就会获得相应的工资报酬。假设高中毕业生可以选择的工作有三种：一是公司文秘，月薪2000元；二是宾馆服务员，月薪3000元；三是快递派送员，月薪4000元。则三种工作四年里可获得的收入分别为9.6万元、14.4万元、19.2万元，我们计算机会成本时计算的是所放弃的所有选择中代价最高的一个，也就是从事快递派送员工作所收入的19.2万元。这笔收入由于我们选择了读大学而没有得到，因此是为读大学而付出的代价，应该计入读大学的机会成本中。由此，读大学的机会成本总计应该为6+19.2=25.2万元。 

（二）企业总收益与商品价格弹性关系的本土化案例 

企业总收益等于商品单价与销售数量的乘积，如果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大于1的，则降价对于企业而言可以增加其总收益。在当今网络化的社会，互联网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网络购物以便捷、实惠等优势成为被广大消费者喜爱的消费方式。对于网络上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是非常的敏感和关注，在电商降价促销时，会出现各种抢购风潮。根据需求定理，商品的价格与需求量之间是反向变动的关系，价格如果下降，需求量就会增加。在一年一度的双“十一”活动中，各大商家通过降价促销，都获得比平日翻倍甚至更高的销售数量。如天猫商城在2016年双“十一”的订单总量达到了5.31亿，交易额达到首次突破千亿的1207亿元[8]，赚得钵满盆满。由于电商销售的多为服装、家电等需求价格弹性大于1的商品，根据企业总收益与商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关系，商品价格下降带来了销量更大幅度的增加，企业的总收益是增加的，利润在此期间必然伴随着销量的暴涨而提升。因此，在短期来看，电商降价促销使消费者得实惠，厂商获利，实属是一种双赢的销售策略，这也是众多电商参与双“十一”促销活动趋之若鹜的原因所在。如果电商降价是一种长期策略，则价格必然形成稳定趋势，就不可能出现一定时期内的降价刺激，无须抢购，消费者的购买行为也趋于理性，对于商品的需求量的变化遵循需求定理在合理的幅度内调整，虽然企业的收益也会增加，但是长期来看，利润空间是要下降的。所以，电商更喜欢的是在短期内将大范围商品价格不同程度的降低，期限一过即恢复原价，以此来刺激销量和利润的增长。

    （三）总需求、总供给与均衡产出的本土化案例 

宏观经济学中，全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共同决定了社会的均衡产出，如果两者之一发生变化，均衡产出随之变化。全社会在一定时期内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通常以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来衡量。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发展的新常态，GDP增长率由以往10%左右的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转换，在2015年降为6.9%。究其原因，国内以往长期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等需求相继出现历史峰值，国外对中国产品的高需求也由于国内要素成本和汇率的上升而难以为继，因此总需求的增速回落。虽然供给侧的重化工業也开始调整，但调整速度远不及总需求回落的速度，于是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即总供给大于总需求，没有实现理想的社会均衡产出。供需不匹配导致企业产品没有销路，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其中煤炭、钢铁、铁矿石、石油、石化、建材等行业过剩最为严重，在PPI和利润下降中占到70%以上的份额。在这种情况下，在刺激总需求增长的同时，供给侧的改革是极为必要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通过实质性的改革措施改善当前企业产能过剩、利润为负的现状，也要迎合消费者的需求，生产出真正被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平衡供需关系。具体而言要进一步开放要素市场，打通要素流通渠道，优化资源配置，全面提高要素生产率。大力度的减产能，加快产业升级转型，关闭“僵尸企业”，淘汰低效、落后产能企业。同时将有竞争力的、创新的要素引进来，培育创新环境，强化创新机制，提升产品的质量，增加产品的多样性，生产出消费者满意的多样化质优产品，从供给侧角度推进总需求增加。 

三、推进“西方经济学”教学案例本土化改革的建议 

（一）建立、维护本土化案例库 

一个成熟的案例不是一蹴而就的，更不是信手拈来的，而是需要经过搜集、整理、分析、校验的全部过程。因此，课堂上使用的案例一定要有前期的储备，如果能够建立“西方经济学”本土化的案例库，就会为课堂上案例的使用提供极大的方便。案例的来源可以有多种渠道，一方面教师要在平时的备课及生活中积累适合的案例，经过反复斟酌、讨论、完善后纳入到案例库中备用。另一方面，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根据某一理论布置相应的案例分析作业，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发挥众人的力量搜集案例材料，课上一起进行分析和讨论，课后教师将比较好的案例重点整理纳入案例库。此外需要注意的是，建立案例库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事情，案例库中的案例应该处于一种不断更新的状态，要根据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进行修改，补充进最新、淘汰出过时的案例，吐陈纳新，使案例库始终处于与时俱进的状态，具备时效性，保证其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 

课堂教学中案例能否讲解得生动，分析得透彻，真正起到辅助学生更好地掌握理论、活学活用的目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取决于教师本身的讲授水平。只有教师对案例理解得清晰深入，才能够准确地将信息传递给学生。而有的教师备课只备书本，基础理论以外的东西就一知半解，对于经济发展时局的关注度也不够，本身就缺乏分析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这样如何能够引导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所以，当前高校“西方经济学”教师任务艰巨而繁重，不仅要吃透书本中的理论精髓，同时还要时刻关注全球、国家以及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动态，保持敏锐的经济洞察力，有运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现象的能力。这就要求教师在平时一方面要注重理论的学习，另一方面要多读、多看，多思考，多切磋，通过报刊、网络等媒体上的经济专栏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与同行们沟通意见、交换心得，不断提升自身的知识储备和专业素养，使自己能够胜任新时期教学岗位的要求，做一名合格的高校教师。 

（三）改变教学方式，融入本土案例 

本土化案例使用的最根本目的是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知识，因此，最重要的环节依然是课堂传授。如何将理论更好地灌输给学生，达到预期的教学目标，是每个“西方经济学”一线教师都要认真思考的问题。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大多数的高校依然是教师在课堂上以理论讲授为主，填鸭式教学，枯燥乏味，教材中的案例几乎都是欧美等国家20世纪的国情分析，时间的久远和地域的遥远令学生们觉得遥不可及，与自己的生活完全没有交集，就有一种事不关己的心理，故而缺乏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在授课过程中，从学生们身边的事情入手进行分析，效果则大为不同。学生们会对与自身息息相关的事情格外关注，大多数学生对于家乡、学校所在地区乃至国家的整体经济形势都非常的感兴趣和关心。教学中若融入我国或本地区的本土案例讲授，必然会调动学生听讲的兴致，同时充分鼓励学生参与讨论，鼓励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在这样的状态下，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传授的知识才能被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也就达到了预想的教学效果。 

（四）总结经验，不断改进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从产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本土化案例教学也要经过不断探索、总结、改进，最终才能够完善。案例的使用从最初的搜集资料，到案例的分析整理，再到课堂讲授和讨论，这一过程的每个环节都需要精心安排、设计，最终的实施效果通过课堂上学生们的反馈得到检验。教师应该认真总结每一个案例的使用效果，是否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了相关理论，是否增强了学生们分析问题的能力，是否调动了他们对“西方经济学”学科的学习兴趣，等等。对于效果不太理想的案例，要分析其原因何在，是案例本身不符合教学要求，还是课堂教学环节设计上对于引入案例的时机、案例分析的展开等需要调整，这些都需要教师在实践中不断的总结经验。一线教师们可以利用每周三的教研时间进行切磋，或成立案例库小组定期总结汇报，也可以在网络上建立案例库经验交流群与校内外乃至不同地区的同行们互通有无，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推进案例库的建设和案例教学改革，使本土化案例越来越成熟和完善，案例教学也能够更好地开展，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教学手段。 

参考文献： 

[1]崔继红.西方经济学案例教学的本土化探索[J].科教导 刊：上旬刊，2014，（11）. 

[2]杨国才，张支南.西方经济学经典案例教学特点、问题与 本土化路径[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3]付泳，林军.对西方经济学本土化案例教学的思考[J]. 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3）. 

[4]黄乐.本土化视角下《西方经济学》课程案例教学模式研 究[J].中国管理信息化，2014，（5）. 

[5]温晓慧.经济学教学本土化问题研究[J].煤炭高等教 育，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