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特征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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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

1、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对象

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首先就要确定研究对象的主体。在明确了研究对象之后，才可以根据社会经济的性质提出相应的措施，使社会的经济活动更具客观性和规律性。通过统计学的发展历程可知，统计学起源于人类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数量开始的，并且经过几十代人的努力之下，才形成了当今的社会统计学。在社会经济学的不断发展过程中，也使得当今的社会经济越来越规范。社会经济数量的研究指的就是社会经济总体的数量，并且通过在这些方面研究，使当今的社会经济在规模、速度、效益等等方面都在不断的提升。

2、社会经济统计研究的方法

社会经济统计学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特点有着自己专门的研究方法，其主要有:实验设计、大量观察、统计描绘以及统计推测等方法，各个方法都有着显著的优点。

2．1实验设计即对实验的程序进行合理的设计，使得统计研究对象的原始资料符合统计分析的具体要求，从而得出权威的统计结论。是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对象较为常用的方法，其广泛的适用用工程技术领域和自然科学领域的统计数据收集。

2．2大量观察是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所独有的统计方法，即通过对其研究对象进行足够多的或者全部观察以获取有用信息的方法。社会经济研究对象受着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双重影响，在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总体中，部分个体可能往往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如果仅仅选择偶然因素进行观察，其结论很难表示总体的其他特征，只用应用大量观察法对其进行汇总处理，才可以使得偶然因素的影响降到最小，其意义在于可以使得研究对象总体和个体数量偏差互相的抵消。

2．3统计描述即对统计分析或者调查得到的原始资料进行审核、整理、归类、登记以反映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具体指标，并对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单独抽取出来，应用表格、函数的方式将其表示出来。统计描述是社会经济研究对象的前提及基础，其对统计环节的推断、咨询、决策工作提供必要的保证，其功能是将社会经济研究认识的不断深入，它可以应用归纳整理将散乱的原始资料合并处理，对社会经济内在规律进行研究。

2．4统计推断即在研究社会经济学的总体间的关系时，其范围一般都很大，甚至是无限的，这就导致只能在客观层面对观察的部分进行分析及整理。在一定的条件下，依据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对其总体特征进行估测和预计的方法为统计推断法。

3、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对象统计工作的流程

一般意义来讲，较为完整的统计工作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即设计、调查、整理、分析阶段。一般意义来讲，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对象统计工作阶段的划分只是理论上的，不是绝对的，实际的工作环节可以将其结合以简化繁琐的步骤。(1)统计设计即依据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特征及研究的具体目的，对社会经济统计工作的各个环节进行全面系统的安排。统计设计环节为统计工作的首要阶段，有着很强的重要性，因为缺少科学的统计设计，很难达到社会经济学统计的预期目的，为此在其统计环节展开之前，需进行统计设计工作。(2)统计调查即按照社会经济学研究对象、设计内容、指标体系的具体要求，有规律的对社会经济学统计原始资料进行调查收集工作环节，统计调查是社会经济学定量认识的阶段，社会经济统计研究需要大量科学严谨的数据，管理层需要用其开展决策及管理工作。调查的统计的前提，没有调查就没有权威性，当下其调查方法主要有抽查、普查、问卷调查、统计报表调查等等。(3)统计整理即在明确社会经济学统计研究目的的前提下，对统计调查的资料进行系统的汇总，使得资料的更加具有权威性、说服力，这一工作环节的工作原理就是为了解释资料的整体特点而进行的统计分析整理，在统计整理工作过程中，其与统计设计、统计调查有着一定的关系，社会经济统计整理是定量的认识工作(4)统计分析为社会经济统计学的最后工作阶段，其是在统计整理的前提下，按照社会经济统计的任务和目的，应用科学的分析方式，对统计整理出的原始资料进行科学的分析计算。

4、结束语

第2篇：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教育；经济学；经济效益

中图分类号：F06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0-0185-02

一、 教育经济学的成熟以及宏观教育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教育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其基本标志是人力资本理论的成功。厉以宁(1984)认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在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研究智力投资的经济效果的科学”；或者，“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智力投资的社会经济功能和经济效果的科学”。邱渊(1989)则认为：“教育经济学从教育具有经济性能的角度来观察教育事业的全过程，它把教育过程同时当作一个经济过程来看待，从教育与经济之直接关系中来研究教育经济性能的客观规律性”；“教育经济学是一门研究教育工作的经济功效及其经济条件的学科”。全国教育经济研究会编写出版的《教育经济学概论》(1983)指出：“教育经济学是研究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及教育领域内经济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具体地说，教育经济学是通过研究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作用，从劳动者的智力水平与教育训练关系的角度，从科学知识延续、积累、发展与教育关系的角度，来阐述教育对社会生产发展和经济增长的作用。”

由上述对教育经济学研究对象和范围的界定可以看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成熟的教育经济学分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两部分：一是宏观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教育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的经济关系和相互作用的规律；二是微观教育经济学主要研究教育领域自身的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在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到来时，我国教育界和理论界已经对教育是一种基础性、全局性、前瞻性的产业达成了共识。于是，研究教育产业与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及其规律就是宏观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而研究教育产业自身的经济现象及其规律就是微观教育经济学的对象和任务。在宏观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中，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和相互作用有条件和功效两个方面。教育的经济条件是指教育的可用经济资源，也即经济对教育的投资，体现出教育对社会经济的依存性或社会经济对教育的制约性。教育的经济功效是指教育产生的社会经济效益或收益，也即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体现出教育对社会经济的促进性或社会经济对教育的依存性。教育与经济的相互作用关系如图所示：

在微观教育经济学的体系结构中，教育的投入产出关系、即教育投资的产出水平也即教育产业和教育过程的经济效率或经济效益是核心。用计量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要研究教育投资的成本效率和成本效益。

二、教育的经济效益

1.教育经济效益的定义和内容

宏观教育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教育的经济效益。教育的经济效益是指通过教育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和素质，提高整个社会的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水平，从而在物质生产部门取得国民收入的增长；上述国民收入增长额在扣除用于教育和培训的全部经费之后得到的余额或纯收益，即是教育经济效益的量值。

教育经济效益的概念表明：教育投资并非单纯消费性、福利性投资，而是与物质资料投资类似，甚至效益更大的生产性、建设性投资。

教育的多重(社会、经济、文化等)功能(作用、职能、功效、效用等)，形成了教育的多重效益。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精神上的效益：在人类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功能；二是物质上的效益：在人类物质文明建设中的作用、功能。

教育的经济效益又可分为两大类：

一是社会经济效益：经训练的劳动者，在社会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增加国民收入；

二是个人经济效益：受过教育的劳动者个人能得到更多的劳动报酬。

2.发挥教育经济效益的前提条件

(1)教育发展应与经济发展协调适应。各级各类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应同经济建设的规模和发展速度相适应，两者在数量上要协调发展；教育的层次、专业结构要和经济部门的增业、行业与人才需要结构相适应。

(2)教育质量应有保证：各级各类的教育成果应达到教育目标、确保质量合格。

(3)要有配套的专门人才和劳动力使用管理制度和正常的经济建设环境：如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人事管理制度、劳动工资制度、正常的生产秩序、饱满的生产任务等。

3.教育经济效益的特征

(1)间接性。教育过程并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教育过程首先培养人才和劳动者、开发智力、创造和传播知识、科技文化，然后由经过教育和培训的人才和劳动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创造经济效益。

(2)迟效性。教育的经济效益要等教育过程结束后，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人才和劳动者进入物质资料生产过程后才开始创造和产生出来。

(3)长效性。教育和培训的人才和劳动者将在他们的毕生中不断创造和产生经济效益，因教育而创新的社会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也将对社会经济建设产生长期的经济效益。

(4)多效性。教育既通过其培养的人才和劳动者，也通过其创新和传播的社会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多主体、多层次、多渠道、多维度地创造和产生经济效益。

(5)综合性。劳动者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创造和产生的经济效益总是同其所受的全部教育和培训，以及自身的人生经历和社会经验的总和有关，即永远是一种综合的结果。

三、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

1.教育经济效益计量上的复杂性和艰难性

(1)劳动生产者因接受教育和培训而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于上述种种特征而变得不易计量；

(2)与劳动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相比，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物质资料生产的贡献更难计量；

(3)因教育和培训而创新和传播的社会知识总量和科技文化水平对物质资料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易计量；

(4)存在其他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精神文明水准、职业道德水准、人口控制和健康水平等。

2.教育经济效益的计量指标

(1)劳动生产率的增量

提高受教育者的能力和素质就是提高劳动力的质量：知识、技能；智力、能力、开拓性、创造性；道德品质、责任性、作风纪律等。

直接相关指标类：生产定额完成率；产品质量合格率等。

积极条件间接相关指标：先进生产(工作)者比例；技术水平或等级比例；掌握新工种、新技术、新工艺速率；合理化建议与技术革新的数量及价值比等。

消极条件间接相关指标类：事故率；生产工具、设备损坏率；成本(原材料、能源)消耗率等。

(2)国民收入增量比

这是国际上较流行的考核和计量教育经济效益的综合指标。用报告期和基期比较，考核在某一历史时期的国民收入(全部净产值)增长额中，由于国民教育水平(程度)的提高所作的贡献占有的比率。

(3)教育投资(费用)收益率(回收率、回收期)

考核和计量教育经济效益的又一综合指标，但有较多争议。

Discussing about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Education

CUI Jia-shan

(Heilongjiang Social Science League，Harbin 150001，China)

第3篇：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社会科技得到进一步发展,汽车制造业在欧美国家迅猛发展,这导致了汽车运输方式开始进入社会,并向铁路运输产生冲击与挑战。同时,航空、管道运输也兴起。各种运输方式得到迅速发展。随着运输方式的多样化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对国家经济的影响力已经被人们重视。经济学家开始全面讨论包括铁路、水运、公路、航空、管道各种运输方式的经济问题。交通运输业也已经成为独立的新型产业受到人们的关注。二战以后,各种运输业的发展、变化和经济学理论在宏微观理论方面的进步,吸引了更多的经济学家逐渐加入运输经济研究。从二战前夕到50年代,运输经济理论开始形成,并得到一定的发展。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得到较为全面的发展。由于世界工业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经济发展迅速,虽然受到二战一定影响,但是在二战后欧美国家迅速复苏,推动经济发展。国民经济发展必然对作为国民经济的流动载体的交通运输业提出更高要求;同时,国民经济的增长也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保障。各国铁路、公路建设里程大幅提升,各种运输方式之间在竞争中开始出现一定合作机制,交通运输业形成了初步运输化模式。

    这一时期,交通运输业已经成为社会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重要基础产业、基础结构、和条件设施之一。随着工业化发展,社会经济体系前进必然需要进行更频繁的人与物的空间位移,交通运输业为这些需求提供支持和保障,从最基础的方向确保社会经济的发展,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柱。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一时期的交通运输业主导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就使得对运输经济理论研究变得尤为重要,促进了运输经济理论的系统形成与发展。

    二、运输经济理论的繁荣期

    6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各种运输规划方面的可行性研究和环境影响研究,吸引很多工程专家参加工作,这使得运输经济学在投资和成本———效益分析方面取得了较快进展。这填补了运输经济理论研究的空白,运输经济理论研究进入繁荣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物流业的产生与发展,一体化运输的重视,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运输业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进一步凸显。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理论的研究更加细致全面,产生了一体化运输、运输化理论、运输成本的阀值理论等。这一时期运输经济理论可以说是百家争鸣,国内外经济学家对运输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提出各种运输经济理论。随着一体化运输、运输化、城市交通与区域经济理论等理论在这一时期产生。

    但就我国而言,学者近年来对运输经济问题研究已经不断深入,产生了多种运输经济理论。这些学者对运输经济理论的观点可以从“2007年运输经济理论与政策暨产业经济学发展”学术论坛会议上的报告体现。北京交通大学荣朝和教授《重视基于交通运输资源的运输经济分析》的报告中指出,运输资源理论强调交通运输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对运输业及社会经济运转体系的影响。运输资源理论与运输产品理论及网络经济理论一起,构成了运输经济分析框架的内源性基础内核。国家发改委郭晓培研究员在《综合运输发展政策》中指出,建设综合运输体系有利于减少字眼占用和节约消耗,提高运输效率、降低成本。强调各种运输方式协调发展、综合利用,运输技术的综合进步。从运输业的成本消耗及内部协调方面阐述运输经济问题。其他学者分别对运输业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区域运输经济等方面进行研究。

第4篇：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

1.社会经济地位的概念

所谓社会经济地位（Socioeconomic status），简称SES，一般来说是指，结合经济学和社会学关于某个人工作经历和个体或家庭基于收入、教育和职业等因素相对于其他人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总体衡量。一般来说，社会经济地位可以为成高社会经济地位、中等社会经济地位、低社会经济地位。

2.社会经济地位的操作定义

从操作定义上来看，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可以由家庭的收入、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父母的职业等来界定。

家庭的收入表示家庭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和子女可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是社会经济地位中的最为稳定的指标;职业体现了个体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而且有时候职业还象征着个人的社会地位。社会经济地位还包括客观社会地位和主观社会地位。

3.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方法

在研究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时，研究者常常让儿童提供家庭经济地位的信息。这虽然提高了研究的效率，但是儿童提供的信息的可信性显然是比较低的。尤其在中国，儿童常常不能接触到父母收入状况之类的信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Currie等（1997）开发了家庭富足量表（FAS）， Wardle等后来（2002）也开发了相类似的家庭富足量表（HASC）[1]。

二.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发展的影响

1.对儿童身体发育的影响

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儿童身体状况明显差于家庭社会地位高的儿童。2007年，卫生部、科技部和国家统计局对我国6-17岁学龄儿童少年营养与健康状况的调查表明，随着家庭人均年收入的降低，学龄儿童少年营养不良率提高，家庭收入最低组儿童营养不良率比最高组的儿童高70%。[2]

2.对儿童社会情感及社交技能的影响

很多研究表明，低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在情绪适应、同伴交往以及自尊方面都有不良的影响。从情绪健康程度上看，长期的贫困会影响儿童的社会性情感健康，使儿童更容易出现消极的社会情感。居住区域的社会经济地位与青少年的抑郁症状呈负相关，居住在低社会经济地位地区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症状的可能性更大。从社会交往技能来看，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儿童更少参加课后集体活动。

三.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儿童发展的理论

从目前研究趋势来看，研究者们的关注重点逐渐从实证研究转向理论研究。但是，目前的理论依然很少。

1.中介模式

中介模式理论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并不直接影响儿童的发展，而是通过一些中间因素起作用，而这些因素之间也会相互作用来影响儿童。主要的因素有，儿童本身、家庭环境、学校和生活环境等。

从儿童自身角度来讲，有研究者将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的影响分为因素：压力，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可能会遭遇更多的应激源;从家庭角度来说。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家庭占有的社会资源较少，所以儿童本身的物质需求就难以满足，对于儿童精神生活的需求就更难以实现。

2.调节模式

调节模式理论是指，儿童在同样的社会经济地位条件下，可能会发展成不同状况。研究者目前已经确定了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健康发展之间的若干调节因素并且强调了那些能帮助儿童应对与低社会经济地位相关的逆境的因素，主要包括三种：一是人格素质上的特点;二是家庭特征;三是有可利用的外部支持。

第5篇：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

一、研究内容

区域经济史研究是在一定时空坐标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状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区域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归纳，以使我们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史现象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区域经济研究为例，目前学者们对区域经济研究的内容主要关注在如下几个方面；（1）经济中心南移问题。所谓经济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来全国经济中心自北向南的转移，使得江南地区成为全国经济的中心。这个论题最初由张家驹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进一步扩充（注：张家驹：1942年，《宋代社会中心南迁史（上）》，商务印书馆；1957年，《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有一定发展，郑学檬的著作可为代表（注：郑学檬：1995年，《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岳麓书社。）。近来有关的研究，已经深入到了诸如经济中心南移的阶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等问题。（2）地区性的个案综合研究。地区性个案研究自80年代起进入，选题范围多集中在当时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杨德泉、荀西平对北宋关中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专门论述（注：杨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关中社会经济试探》，《宋史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义信对宋代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如对高技术与高生产、高技术的传播对生产的影响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认识（注：斯波义信：1988年，《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译本。）。以及对不同经济部门的个案研究，如关履权的《宋代广州香药贸易史述》，指出宋代广州的香药贸易作为中国历史上一种贩运性的商业活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是变态的繁荣（注：关履权：1982年，《宋代广州香药贸易述论》，《宋史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认为在宋代两浙区域市场，产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商品生产比重小，区域内的专业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为基础，与外地市场的联系稀疏，缺乏全国性市场的配合（注：龙登高：1988年，《宋代东南市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吴旭霞的《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认为宋代江西农村中农作物大量投入市场，农民与市场联系加强（注：吴旭霞：《宋代江西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江西社会科学》，1990年第6期。）。韩茂莉的《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通过对宋代川峡地区人口密度和土地垦殖率两项指标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峡地区农业生产发展的重要时期（注：韩茂莉：《宋代川峡地区农业生产述论》，《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关论著数量不少。（3）对全国经济区域性不平衡现象的分析。80年代，漆侠最早通过对宋代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东”的结论（注：漆侠：1987、1988年，《宋代经济史》（上、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经济研究》具体阐述了漆侠的这一论述。包伟民的《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则从宋代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的区域性差异的角度，来分析由此造成的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注：包伟民：2000年，《宋代赋税征发区域不平衡性略论》，张其凡编等《宋代历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学者都对宋代区域经济作了相当深入的探讨，大大超迈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们在史识上的独具慧眼，但也应该看到，在区域经济史领域仍有一定的学术空间可供拓展。在新世纪之初，对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内容进行反思与改进是必要的，尽可能地拓宽区域经济史研究的领域，是我们目前面临的任务。

如何划分区域经济史的“区域”，进而确定具体的研究范围，是从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问题。对此，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等不同领域的研究者们都分别立足于自己的学科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提出过各自的划分标准。归纳而言，经济史学界曾提出了三种不同意见：（1）传统上以行政区划为主要标准，理由主要是“我国现行经济体制，也是以行政区划为基础，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鉴作用得到发挥。”（2）按自然经济条件划分，“因为经济的发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区域硬性划分所能割裂开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依据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条件的优劣提出了“基本经济区”这一重要概念。施坚雅在《的城市发展》一文中，按分水岭将中国划分为地区，颇有见地，但此说的着眼点是市场系统理论（市场系统与河川流域有密切关系），因此对于市场系统相对成熟的清代中国来说，比较适宜，但对于处在10至13世纪的宋代而言，情况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开始，学者们越来越倾向于采取多元标准，既可以按行政区划，也可以按山脉走向、江河流域、市场网络和人文风俗的不同来确定（注：以上参见宋元强：《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进展》，《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页。关于冀朝鼎的论述，参见冀朝鼎《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页；关于施竖雅的论述，参见李伯重《斯波义信“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评价》，《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页。）。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注：粟冠昌：《宋代的广西社会经济》，《广西师院学报》，1981年第4期。）、陈伟民的《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注：陈伟民：《宋代岭南主粮与经济作物的生产经营》，《中国农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注：雷家宏：《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宋史研究论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龙登高的《宋代东南市场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论著，都持这种观点。另外，80年代末，斯波义信在施坚雅“地文地域”说的基础上，提出“地文—生态地域”新说，即将生态环境的概念纳入中国古代经济区域划分工作之中，使之更为全面。当然，区域的划分也是与不同社会的不同背景相适应的。原始社会以山川自然的形势进行划分：夏商周时期，总体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区域进行划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时期，在中原以郡县（后为州县）划分，并逐渐地推广到少数民族地区。在这个有序的发展过程中，区域划分的内容越来越充实。

区域经济史研究应关注多学科交叉与渗透的问题。经济学、地理学、人类学、人口学、社会学、生态学、民俗学等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应予吸收。这种跨学科的新史学的最早尝试可追溯到法国史学家H·贝尔在1900年创办的《综合历史评论》。但使这一方法赢得学术声望的是L·费弗尔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创办的《经济社会史年鉴》和由此得名的“年鉴”学派。他们反对西方传统史学专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总体历史”；反对纯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主张运用跨学科方法，开展综合研究。“年鉴”学派对我们的启发是应该从多个角度、立体地考察区域经济。

检讨近几十年来的国内区域经济史研究，本文以为一个显著的弱点是缺少概念的创新。相比之下，西方学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倾向明显。从表面上看，“社会科学化”色彩过于强烈，大量的相关社科词汇的借用，似乎给人以流行时尚的感觉。但新概念的提出极有可能标志着一次方法论转换的完成，并为下一步的转换积累了讨论的前提，尽管这种转换和积累的幅度不尽相同（注：参见杨念群：《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与中国史研究的现实处境》，《历史学》，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须时刻处于运动和发展之中，它需要史学工作者不断努力与探索，同时还需要信心和勇气。如在研究区域经济史的过程中，可引入经济学中用以描述区域间的经济扩散和极化效应问题的“发展极理论”（注：参见张培刚主编：《新发展经济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区域专业化问题的“禀赋优势理论”（注：参见周起业等著：《区域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以及像“专业化产业区”、“集聚效应”（注：“专业化产业区”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之上的，专业化地生产其具有优势的产品的区域。“集聚效应”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产生的联合需求，促进专业化分工和中介组织的兴起。）等一系列在区域经济学中经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逻辑性地分析区域经济变化进程。当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时可以带来深入探讨之效，有时却未必，只是产生新瓶装旧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现，决非易事，必须建立在扎实的研究基础上。

应该说，迄今为止的区域经济史研究基本上以对大量史实的考察作为依据，就不同经济类型的个案研究结论而言，有相当的科学性。但大多数学者或是仅仅停留在个案结论的阶段，或是在试图将其上升为普遍性规律时往往出现一个逻辑断档，即在由个别到普遍的扩展过程中，缺乏逻辑的必然性。如施坚雅根据中心地理论，在其对长江上游区域经济结构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业竞争、运输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约，使得各商业中心互相间处于相对均衡的距离中，因而形成一个近似六角形的市场结构模式。近年来，不少学者对六角形模式进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们展示了理论模式与历史实际之间存在的显著差距（注：包伟民：1998年，《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第44页。）。

要切实把握区域特征，勾勒区域经济发展概貌，需要进行不同区域间广泛的互比，即通过横的观照与纵的比较两条线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气候、物产资源、交通条件等差异，造成地方经济不平衡发展的事实，对地方经济的区域性显著特点有相互比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义信的《末代商业史研究》（注：斯波义信：1968年，《宋代商业史研究》，（日）风间书房。），通过对西北和东南两大区域市场的经济的详细比较，说明两宋商业发展的层次性。后者是由于时段不同，区域经济具体的发展状况也不同。一般来说，时段愈短，区域经济变化就愈小：时段愈长，区域经济变化愈大，所呈现的“历史学”的特征更为浓厚。如斯波义信的《宋代江南经济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时间上限，远者上溯至秦汉，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则近者及于明代，远者延至民国，在这样的时间范围里，宋代的特点才显现得比较清楚（注：参见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页。）。当然比较研究要注意客观与辩证性的统一，防止扬此抑彼。

目前，对区域特征动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环节又是难点、热点。它包括经济的，也包括超经济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从地理环境的演变过程中考察人与自然的动态和辩证的关系。这不仅体现了对人类的生存和未来命运的关怀，而且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空间异同的关心。因为地理、气候、动植物等自然环境因素对经济社会运动起着隐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义信的论文《宁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钱塘江河口航道恶化对于宁波港所起的影响，并指出这是在地理环境上宁波港能够获得发展的关键性条件之一（注：参见斯波又信：2000年，《宁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第470页。）。后者包括家族关系、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历史上长期起作用的要素，对历史进程有重大影响。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对某个要素的分析，缺乏对地理空间内各要素对区域经济发展交互影响的总体认识。另外，区域经济特别是小区域经济，一方面是社会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现实，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性认识”。近年来，不少学者试图以充分的地方经济的描述来体现社会经济发展的特征与动因。但是，这种尝试可否用来体现分化鲜明、类型多样的社会经济，引人深思。

二、关于方法论

任何科学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论问题，可惜在区域经济史的分析框架中，关于方法论问题的学术积累显然不够丰富。

目前看来，至少就宋代区域经济史的研究而言，虽然其研究对象是跨学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历史学的框架里面，主要是历史的分析方法。历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叙事与论理。以往的研究多侧重于白描，试图复原历史，理论创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谓的“理论”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现象陈述之后的归纳与总结，缺少逻辑的检验。如漆侠的《宋代经济史》，认为宋代生产力的不平衡发展表现在精耕细作的地区几乎达到封建时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资本主义因素在这些地区脱颖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经济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与陕西两地经济顽强的发展为例及人口增长率高的现象，试图说明该时期北方经济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南方，因此北宋时我国的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这些都只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某一侧面的叙述，从而归纳出一定的“理论”，却缺乏整体的逻辑检验。例如对应该如何界定封建时代社会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见有理论性的讨论：又程民生的论说，显然只是就北方而论北方，未能从南北方整体比较出发来看问题。（2）具体与一般。没有抽象就没有科学，任何历史首先都是具体的，但是作为历史科学，在力图描述历史的具体性的同时，必须要有一般的抽象含义，否则，历史分析将永远沉沦于叙述过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区域经济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现实启示以及在更大区域范围上的解释能力。（3）假设与实证。历史学的研究传统一直排斥假设，直至20世纪初，人文科学在方法论上开始青睐于实用主义。从一定的假设条件出发构建逻辑自洽的理论，再从历史中寻找实证，比起在没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对历史时间的复原性描述而言更显理论的魅力。在区域经济史的研究中，应该通过借鉴实用主义方法论，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实的具体性而无法一般化阐述比较的困境。

在具体的研究方式上，近年来由于受新经济史学的影响，为摆脱旧史学模式的束缚，区域经济史研究开始主张用科学主义来规范史学的分析。如区域人口消长、生产增减、税赋变化等许多问题，可采用数理统计，抛弃举例式研究，以提高历史结论的科学性、说服力。然而作为一种研究手段，这种计量史学的方法并不能包罗一切，尽管在形式上由于数理方法的运用有助于摆脱历史分析中的过分主观的判断，但事实上由于受资料的限制，统计通常很难达到高度精确的水平，只能对历史运动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来，许多研究者对区域经济的考察不约而同的走入了过分依赖统计数字的误区，忽略了对历史本身演进逻辑的思考，以至认识上有失偏颇。新经济史家要想尽可能掌握历史复杂的真实情况，就不能过份依赖他们的几何学。

制度经济学的兴起，被认为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实际上它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法学、政治学和史学等一系列相关的社会科学领域。制度经济学强调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引导人们将制度因素作为考察经济行为和绩效的重要变量。如新经济史学家R·托玛斯和D·诺斯在研究欧洲从14世纪到18世纪的产业革命的四百多年兴盛史时发现，不同的国家（地区）面对相同的经济问题时，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最为典型的是当面对战争所需的财政问题时，英国、荷兰采取了不同于法国、西班牙的制度而导致了后来长达几个世纪的兴盛。制度经济学的从制度层面寻找经济发展根源的研究方法无疑对研究区域经济史有巨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制度经济学的另一个方法论的意义在于较好的结合了实证分析和规范分析、具体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这正是区域经济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经济学强调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寻找“真实世界”的经济学，这同时也是历史学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必须运用一定的理论框架来加以分析和解释，并从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检验的理论来（注：参见周其仁：《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科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及其在中国的实践》，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号。）。因此，区域经济史的研究就是要在历史的“真实世界”中寻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较的基础上将事实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检验的理论来。

第6篇：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生态经济；生态足迹； 生态理论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9-0263-03

前言

工业时代到来之后，经济学家们关注的越来越多的是GDP/GNP这些数字的增长，而往往忽略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依赖，当前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新科技的发展必然能够找到自然资源的替代品。然而，全球生态环境出现严重的危机对这些错误观点敲响了警钟，全球环境问题直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众多经济学家协同环境学家、生态学家共同致力于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越来越注重环境的保护。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于2009年12月7—18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即2012—2020年的全球减排协议。2012年十报告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进行了阐述，将生态经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从国际国内综合来看，生态经济时代已宣告到来。

一、国外学者对生态环境相关问题的研究

国外学者对生态经济的研究较早而且较为全面，早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就已经蕴含了生态经济的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鲍尔丁首先使用了“生态经济学”这个概念之后，对生态经济的研究日益丰富，观点也各不相同。

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自然观中就蕴含着丰富的生态经济观点。其中包含了四方面的主要内容：自然生产力观、生态发展观、生态科技观、生态消费观。深入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经济观，是人们树立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的理论要求，对于人们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规范人类经济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ric A.Davidson在《生态经济大未来》中指出，全球变暖化效应持续恶化、生物灭绝加速以及贫穷和人间惨剧不断增加，人类在保护自己的居住环境免于恶化方面是失败的。人们正在利用生态学与经济学所提供的工具，来为环境所面临的挑战找出解决之道。生态法则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力与政治力，面对环境的恶化，保护地球资源成为各国迫不得已接受的现实。Eric A.Davidson从成本效益分析法、将外部性内部化、追求永续发展等角度告诉我们如何从地球获得更多的资源并做到最好的境界。

彼得·巴特姆斯主要针对当前生态经济学家们所推崇的一些指标提出质疑。首先是对生态足迹，即生态可持续性，表示一国环境承载能力承载的环境压力的减少，与承载能力成反比。《重新定义进展》（1994—2004）将生态可持续性定义为“在普遍使用的技术水平下，生态系统进行资源生产和吸纳废物所需要的土地面积和水体面积”。因此，该指数用面积当量将人均自然资源利用、废弃物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与国家的生态承载力联系起来。有关数据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的集体生态足迹突破了可持续性的界限，对自然资源的使用大大超出了其再生能力。同时，作者在书中同时提出了对生态足迹的批评：（1）忽视了技术的力量，忽视了环保型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的替代作用。（2）考虑的环境影响范围有限，忽视了难以或无法转换成土地面积的环境影响。（3）等量土地面积衡量的是环境压力，而不是这些压力所产生的生态和健康损害。（4）忽视从其他国家或地区“进口”可持续能力的可能。（5）将环境服务利用不超过全球人均生态承载力水平作为一个国家的目标。

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提出质疑。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设的提出者发现国民收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环境污染上升，国民收入处于较高水平时环境污染下降，即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如上图所示）。而许多学者明确反对这一假设，有研究发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关系只针对地区空气污染物，且在污染控制成本很低的条件下成立，而对于全球污染物，这一假设不成立。有些学者使用物质流总量作为对环境压力的综合检测变量，从而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检验，这些验证大部分否定了其假设。

二、国内学者对生态经济的各个角度分析论述

20 世纪80 年代初，许多结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大大地拓展了生态经济的领域，研究角度也各不相同，主要从整体的角度、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角度、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角度、制度约束的角度对生态经济作了论述。

徐中民、程国栋（2011）在强调从整体的角度辨析，总结了生态经济学基本思想是正确的定位和扩展的视野，核心观点是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即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视为局部，生态系统视为整体。主要问题在具体处理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关系时，人类社会发展需要面对的三个问题：（1）规模问题，要求将全社会的发展限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范围内；（2）分配问题，要求社会限制市场的不公平性范围，保证不同个体间资源的公平分配；（3）配置问题，要求经济系统高效率地利用自然环境中的物质和能源，并尽量减少向环境中排放废弃物。并详细论述了生态经济学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宗教、生态学、经济学和生态经济学中的学科演替，生态经济学在新兴领域及未来研究主题中体现的整体性视角。系统地总结了整体性视角在生态经济研究中的作用，有助于弄清理论之间的联系，开拓新的领域和研究方向，从系统的角度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

李周（2008）对中国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作了全面的阐述。中国的生态经济学研究始于1980年，生态经济学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以维护生态平衡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二，以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第三，以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研究阶段。经过这三阶段的发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中国生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并为用生态经济学理论指导实践提供了更有力的基础。中国生态经济实践研究进展主要表现：从政府和公民两个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度建设；生态建设提上各级政府工作的议事日程，生态省建设本着以人为本的宗旨，运用生态学与生态经济学原理，对核心产业、结构调整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形成经济布局合理，环境承载能力不断提高的产业体系，把生态优势转变为生产力，促进区域内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文中提出生态补偿研究的方法来解决生态经济问题，但同样提出来其难点是补偿标准确定、补偿资金来源、被补偿者识别等问题。

吴建寨、李波、张新时（2007）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角度出发，把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功能作为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问题的定量评价方法，运用生态系统类型及其价值系数，利用生态经济协调度，研究区域生态经济发展的协调水平，指出区域经济已处于协调水平的边缘。 生态环境约束着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生态环境容量是有限的，超越环境容量是不可持续发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约束性的重要因子。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区域环境容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因此，要有对应的生态系统服务来适应，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促进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以最终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

张谊浩（2007）系统总结了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该方法论是多学科、多技术集成下的综合性方法，具有价值多元论、生态人假定、边际分析的替代性方法、不确定性的独特解决路径、市场价值和社会选择的严格区分、生产本质的新界定等特征。新兴的生态经济学提出了在整体上替代标准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和价值一元论的多维决策标准，这种政策分析方法考虑更多样化的相关信息，适用于针对多维度决策问题的选择、评价和权衡。其价值是建立在考虑效率、公正和稳定等多样化标准之上的，是典型的价值多元论观点，允许对多样化标准之间的替代和互补关系予以更现实的评估。生态经济学的主体行为假定可以被认为是更现实、更一般化的“生态人”假定，即符合有限理性、满足物质利益和精神享受平衡和追求人与环境（经济、社会和自然环境）收益最大化这三个特征，以生态意识、生态良心和生态理性为内涵的一种主体假定。生态经济学采用复杂适应性系统分析方法：在存量和流量频繁地发生变化的条件下，认识到天然资本的损耗作为一个负的流量，有利于政府监管部门重视天然资本的恢复和保持广义系统边界的稳定性。

丁开杰、刘英、王勇兵（2006）从生态文明的角度阐述了其对生态经济的重要性。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在改造自然并造福自身的过程中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所做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果，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种进步状态。生态经济是生态文明的物质保障，生态经济系统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自然生态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存在和运行的前提和自然物质基础。在功能上两者是相互影响的，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起到基础和制约作用，社会经济系统中的活动会直接影响或干扰自然生态系统的现状和运行规律。生态经济建设中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基础地位，适度发挥社会经济系统的主导作用，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文明对保证生态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刘克英（2005）对生态经济发展的前沿性问题着重进行了阐述。文中指出为了保持人类—自然界—社会发展的一体性，保持地区经济良好的运行轨迹，必须促使生态经济学成为前沿性科学，同时，又必须与高科技和高新技术相融合，借鉴其他学科发展的积极成果。同时文中阐述了生态经济学新的发展主线及其走向：首先，生态经济学与高科技的融合日趋紧密，融合度越来越大；其次，生态经济学与高新技术的有机结合加快了生态经济系统的优化，在优化中不断创造出新的奇迹；第三，生态经济学与伦理学、美学的结合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独辟蹊径的科学；最后，当代生态经济学成为全球关注的科学，在吸收其他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迅猛发展的态势。文章最后总结，当代生态经济学保持前沿性的发展才能有力的面对全球性问题，担负起保护生态环境、促使生态资源再造，实现经济良性循环、持续协调发展的历史重任。

王孔雀、胡仪元（2004）从制度约束的角度论述了生态经济开发必须建立健全完善的制度机制。生态经济的制度机制主要包括五大类：法律约束机制、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市场价格机制、生态补偿机制，并对每个制度机制分别进行了阐述。最后得出了五大制度机制的相互关系：法律约束机制，是整个制度机制的依据；生态转移支付机制、区域协调机制和市场价格机制，是整个制度机制形成和实现的手段；生态补偿机制是最终目标，生态经济开发就是要实现生态资源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

三、研究的不足以及演化趋势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围绕“生态经济”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也存在着诸多亟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1）在概念界定方面，对于生态经济概念的表述并未完全统一，特别是关于生态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的界定也并未明确，但尚没有一个定义能得到学术界广泛认同。如何凝聚共识，需要进一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2）在研究领域方面，学术界基本上还停留在生态经济的概念界定、方法论、基本理论问题等理论层面和宏观层面。因此，要注意拓宽研究的领域，不只是要从宏观层面去研究，还应从中观、微观的层面进行更为广泛的、具体的研究。（3）实践方面，需要紧密联系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来研究生态经济。根据党的“十”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这极大调动了人们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因此，如何把生态经济理论研究和建设生态文明的实践结合起来，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参考文献：

[1] Eric A.Davidson.生态经济大未来[M].奇立文，译.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

[2] [德]Peter Bartelmus.数量生态经济学[M].齐建国，张友国，王红，译.北京：社会科学文化出版社，2010.

[3] 徐中民，程国栋.生态经济研究中的整体性视角[J].冰川冻土，2011，（3）.

[4] 李周.中国生态经济理论与实践的进展[J].江西社会科学，2008，（6）.

[5] 吴建寨，李波，张新时.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在生态经济协调发展评价中的应用[J].应用生态学报，2007，（11）.

[6] 张谊浩.生态经济学的方法论[J].经济学家，2007，（5）.

[7] 丁开杰，刘英，王勇兵.生态文明建设：伦理、经济与治理[J].与现实，2006，（4）.

第7篇：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案例教学法 师生互动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2）07-0043-01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内容涉及到社会经济运动的本质、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理论性强、学术流派多、是学生觉得比较难学的一门专业基础课。在教学实践中，借助多媒体平台实施案例教学，丰富了教学手段，有力地促进了学生对抽象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掌握和理解、提高了学生运用经济学理论认识和解决社会经济运行问题的能力。

案例教学是在教师的指导下，结合教学内容和教学要求，组织学生对案例进行分析、思考、讨论和交流，帮助学生理解经济范畴和原理，提高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能让学生在案例的思考、分析和讨论过程中，逐步培养起完整而又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从而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教学方式。

2007年底我们着手进行贵州省高教处设立的“案例教学法在政治经济学教学中的运用”课题研究，课题组老师多次深入企业、乡村，寻访公司管理人员和田间农民，了解企业、乡村的生产经营活动和管理运行机制，并借助网络、电视媒体收集大量文字、视频资料，经过精心筛选，编辑了“关注价格”、“关注中国制造” 等七个专题的案例，广泛收集国内外专家从不同角度对各个专题进行深入详实分析的视频资料。例如，“关注价格”这个专题，涉及近几年倍受关注的猪肉、粮食、大豆、石油四类商品价格，注重从点到面，从局部到全局分析的特征，帮助学生理解有关价格这个经济学的核心概念和原理。“猪肉价格”侧重从价格波动背后分析供求对价格的影响；“粮食价格”侧重从价格波动中分析合理的农业产业结构对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础性作用；“大豆价格”侧重从价格波动中分析面对外资大举进入国内市场，中国如何保障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和独立；而“石油价格”则侧重透过价格波动，分析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中国经济应该如何布局，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应对，通过四类商品价格问题的分析，让学生对价格理论的理解逐步深入，知识能力得以提升。2008年中国步入奥运倒计时，奥运会引起了众多中国人的关注，根据这一情况我们收集了奥运经济专题，从洛衫机奥运会的扭亏为赢、奥运经济现象的兴起，到各国借举办奥运带动经济发展，企业借奥运商机做大做强的具体案例，透过当事人的分析、企业的具体经历，让学生更好地理解了“发展经济”源何成为经济增长的新亮点。随着中国经济，特别是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国内国外媒体给中国经济戴上无数的光环，为了让学生保持清醒的头脑，正确看待“世界制造中心”、“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等美誉，了解“中国制造”的伤痛，我们整理了“关注中国制造”专题，讲述了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历史沿革、存在的问题、发展的潜力，并与八十年代的“日本制造”进行比较，寻找如何打造“中国制造”竞争力的途径，帮助学生正确建立对中国经济的信心。2007年4月2日美国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引爆了殃及全球、持续数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次贷危机”这个中国人非常陌生的概念，越来越成为众多人关注的焦点，于是我们又整理了“美国次贷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专题，收集媒体对国内外专家的访谈、评述，对次贷危机爆发的背景、原因、对美国和世界金融领域的影响，可能引发的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以及后危机时代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介绍，使学生能够比较清醒地了解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并逐步形成自己对经济形势的见解，让教学不仅成为知识传播的途径，更变成能力培养的舞台。在收集整理案例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案例要尽量保持完整、涉及的问题要有启发作用，要有利于学生对案例所涉及知识形成完整的认识和理解，这样的信念使案例教学法在教学中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第8篇：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社会经济发展；环境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作者简介：罗洎（1977-），四川理工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环境与灾害经济、经济与金融计量分析。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7.03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7-06-03

历史发展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与客观环境存在相互制约又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会产生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和大量消耗物资能源，由此会导致环境污染和破坏生态环境，随之环境恶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会促进科技进步和社会环保意识的提高，进而有利于改善环境。近年我国一直提倡发展绿色GDP，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可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是值得人们关注的探究议题。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是对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水平进行定量分析的重要工具，它是由美国环境经济学家Grossman 和Krueger等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根据经验数据研究而提出的。该理论假定，环境污染水平会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国民收入增加而提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后，随着国民收入增加，环境污染水平会下降。如果在二维坐标系中，横轴表示经济增长指标，纵轴表示环境污染指标，那么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关系曲线呈“倒U”形，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然而国内外许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并不是任何国家或地区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都呈“倒U”形，由于不同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差异也会导致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存在一定的差异性，还可能存在U、N、W、水平、上升或下降等形状特征。四川省作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受益者，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系备受社会关注，但目前对两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甚少，因此本文将基于相关理论通过计量分析软件进一步阐述探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及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同时结合研究结论提出一些宏观政策建议。

一、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状况

自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从1999年到2011年，名义GDP增长5.76倍，年均增加36.63%，1999年人均GDP仅为4540元，到2011年已上升至26133元，年均增加36.5%。三次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三种产业产值比由1999年的25.4：41.9：32.7调整为2011年的14.1：52.5：33.4。依据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划分理论，从城镇化水平、人均GDP、三次产业产值比、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等方面来综合判断，可以看出四川省产业结构调整取得较大成功，已经步入工业化中级阶段，但目前第三产业比重偏低，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工业化中级阶段主要依赖于制造业尤其是重型工业的高速增长。目前，四川省已形成矿产金属开采洗选加工制造业、食品加工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制品制造业、纺织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等几大支柱产业的工业体系。2011年四川省共有工业企业单位13706个，其中重工业就有8942个，总产值为15613.92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67.45%。

产业结构重型化也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发展前期，四川省工业废水排放量上升趋势明显，直到2005年达到122590万吨的排放量最高峰后才得到有效遏制。2011年工业废水排放量虽然比2010年下降了0.9%，但仍有80428.6万吨。从1999-2011年四川省环境统计数据来看，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随着经济发展而逐年增长，工业废气排放量由1999年的4671亿标立方米上升至2011年的23171.85亿标立方米，增长了4.96倍，比2010年增加了14.7%；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由1999年的4396万吨上升至2011年的12684.47万吨，增长了2.89倍。在工业化加速发展进程中，环境污染物排放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对环境污染问题加以重视，加大对防污治污的投资力度，走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发展道路，才能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定量分析

（一）研究指标选择

为了探析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之间的相互关系，本文选取四川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作为社会经济发展指标（X），工业废水排放量（Y1）、工业废气排放量（Y2）、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Y3）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Y4）作为表达四川省环境污染状况的指标。其中人均GDP的数据来源于《四川省统计年鉴2012》，2000-2002年、2011年的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1-2003）》和《2011年四川省环境统计公报》，1999、2003-2010年的环境污染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上公布的环保统计专题数据。

（二）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曲线模型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以四川省人均GDP人均（X）为自变量，环境污染指标（Y）为因变量，利用EVIEWS5.0软件建立1999-2011年四川省的环境经济计量模型。一般形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方程表达式为：，式中y为环境污染指标，x为经济增长指标，模型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但对上述变量分别进行二次和三次曲线方程拟合，结果表明三次曲线方程拟合效果更佳，所以在上述方程中加入一个三次项：，式中β3为三次项系数，其他参数含义不变。由表1可知，在1%显著性水平下，各曲线方程均通过R2、F值检验，说明曲线模型拟合效果很好。

图1-4分别是1999-2011年四川省人均GDP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关系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图。由图1可知，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与理论上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一样成“倒U”形，其中2005年是转折点，此前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成正相关，随着经济增长而增加，此后则与人均GDP成负相关，随着经济增长而下降。造成这种曲线特征的主要原因在于西部大开发前期四川省过分追求工业发展而忽视了环境环保，走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道路。2003-2005年四川省加大了环境保护的治理投资力度，各年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分别占当年GDP的1.09%、1.17%、1.06%，同时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的显著提高也促使了排放量的明显下降。由图2和图3可知，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没有出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变化轨迹，反而是随着经济增长略有波动，这说明四川省曾一度在工业废气排放和固体废物产生方面加大投资治理力度，措施较为得当有效，但就所研究年份来看两者仍呈明显的上升趋势。随着环保生产科技发展，2011年四川省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已提高至57.5%，工业固体废物的贮存量和处置量也明显增加，因此，从图4可以看出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可知，在四川省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只有工业废水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倒U”形特征，四川省经济增长与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成显著的负相关，与工业废气排放量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成显著的正相关。西部生态环境较为脆弱，所以要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四川省应该从宏观上采取以下措施来促进经济增长与环境关系的协调发展：

第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继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不能延续过去“高消耗、高增长、高污染”的社会经济发展路径，摒弃“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思想，把社会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转变为集约型，走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经济发展道路。逐步淘汰和取缔高耗能、高污染、工艺落后的企业，对污染源企业进行规划选址布局，重点发挥区域优势逐步建立以旅游服务业和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

第二，发挥市场机制对环境污染治理的调节作用，推动环保科技发展，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排污权交易及收费制度引入到环保工作来，强化排污申报和征费工作，坚持“污染者付费、利用者补偿、开发者保护和破坏者恢复”的原则，让社会经济主体成为环保投资的主体。先进的生产技术不但可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还可以提高废弃物的综合利用率，所以应继续加大对环保人才的培养和技术设备的开发研究，走循环经济工业化发展道路。（下转第46页）

第三，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资力度，进一步完善环保监管体系，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根据发达国家经验，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环保投资要占到 GDP 的1%-1.5%，才能有效控制环境污染，达到3%才能使环境质量得到明显改善。虽然近年四川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增加明显，但环保投资占GDP的比重都在1%以下，且呈下降趋势。政府是环保监管的主体，但也要发挥社会公众与舆论的监督作用。应加强对矿产金属、化工纺织、造纸印染等重点污染行业企业的排污监管，监管要做到公开透明、严格高效，防止出现监管真空。

参考文献：

[1] 沈满红、许云华.一种新型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浙江省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研究[J].浙江社会科学，2000，（04）：53-57.

[2] 吴开亚、陈晓剑.安徽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关系研究[J].重庆环境科学，2003，（06）：9-11.

[3] 陈华文、刘康兵.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关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经验分析[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2）：87-94.

第9篇：社会经济学特征范文

[关键词] 商品经济 市场经济

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不断地向自然界宣战，通过劳动利用和改造自然资源以满足自己不断增长的多方面需要，这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这种经济活动要采取什么形式进行,不少思想家和经济学家都进行过考察和研究,而马克思的论述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1858年草稿) 》中阐述到: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发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一道发展起来。这段论述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的发展轨迹: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产品经济三个历史阶段。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选择的,而是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程度和改造能力,即生产力发展水平。当生产力的发展十分低下时,人类只能依靠“人的依赖关系”来战胜自然，满足自身的需要,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自然经济”时期。当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社会分工，同时伴随劳动成果有了剩余而产生私有制以后，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关系就要建立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式上，即人们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来实现满足自身的需要，随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形式也就进入了“商品经济”发展时期；当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劳动将成为人类生活的第一需要,私有制也随之消亡,个人得到全面发展,那时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形式就不需要通过“交换”的形式来实现,也就不需要“价值”插手其间,而是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形式来满足自身的需要,从而进入产品经济的发展阶段。

产品经济形态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阶段，或者说“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模式”,而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这可从三个方面证明:第一,在历史上它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批判的基础上,作为商品经济的否定形式而提出来的,并且由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以试验的方式实行过。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并非产品经济形式本身的错误,而是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还没有达到可以否定商品经济的程度。第二,当代世界某些发达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实践足以证明,它们所实行的大量“福利”经济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经体现出产品经济形态的痕迹。第三,如果从分配的角度运用抽象法来考察一个家庭内部的经济活动(不考虑它与外部的经济联系方式),也可以得到证明:当其收入水平较低时,父母要以计量的形式对家庭成员进行消费品分配,而当收入水平较高以后,因为消费品的种类和数量可以得到不断补充,所以父母就不再以计量的方式进行分配,而以“各自按需索取”的形式来满足家庭成员的需求。这一点已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家庭生活水平的提高所证实。以小喻大,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商品经济形态的发展终将被产品经济形态所代替,这在人类社会经济形态发展史上只是个时间问题。

经济形态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有一个由产生到成熟、由初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而会体现出不同发展时期的阶段性。商品经济形式的发展也不例外,以中世纪的结束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确立为标界,大体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后一阶段为复杂商品经济,即市场经济发展时期。简单商品经济也称为小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产生和培育时期,它的交换是以直接获得所需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是作为自然经济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存在。因此,它只存在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自然经济的夹缝之中,处于从属地位。复杂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的成熟和发展时期,这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再以获取使用价值为直接目的,而是以盈利为直接目的,并且成为社会居主导地位的经济形式。“市场”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枢纽和中心环节,是商品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突出特征。因此到19世纪末,开始有学者把这种复杂的商品经济称之为市场经济。可见,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发达起来以后的一种成熟的表现形式。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得出以下认识：第一,商品经济是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的基础在生产力方面乃是社会分工引起的劳动社会化，在生产关系方面则是生产资料归不同的经济主体所有(起初是私有制)。因此它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出现的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种组织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商品经济是一种“自发”产生的社会经济制度。第二，市场经济在本质上就是商品经济,是商品经济形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以“市场”为核心，以市场机制为纽带来构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系统,通过市场把社会各个经济主体紧密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网络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