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建设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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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社区建设范文

关键词:乡村社区；规划建设；聚落

我国新农村建设受到社会各界关注，从乡村整体规划来看，改善村民的居住空间环境是极为迫切和重要的。当前乡村地区正进行着大规模的建设与改造，但大部分的规划设计与理论都着眼于城市，关于乡村规划的理论与实践很少。因此，农村规划建设多借鉴于城市规划建设的方法，而忽视了当地的地域特征。

1乡村社区的概念

在传统解释上，乡村是指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区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在城乡划分的问题上出现很多争论。从地域、生态、文化、职业等角度都有不同的认识和争论。因此乡村的概念解释具有一定的动态性，本研究主要以行政区域为标准进行划分。社区，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F•滕尼斯提出的。“社”是指相互之间具有关联性和同质性的人群，“区”是指地域范围。因此社区概念是具有相同价值观念和习俗的人口组成的且关系密切的团体或是共同体。而现代学者对于社区的认识又分为两种，一种关注地域的共同性，如城市、村庄、街坊等；一种关注人群的共同性，如共同的社会价值观、习俗等。而城市规划学科关注的是前者。因此，乡村社区是指在一定的场所区域内，人们通过从事相同的农业生产活动和频繁的生活接触并且形成了共同的生活观念和习俗，以此为条件构成的地域性社会团体。

2乡村社区的特征

乡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从地域构成来看，乡村社区以血缘、地缘为主，密度小流动性弱，表现为村落或集镇形式。城市社区以业缘为主，密度大、流动性强，表现为街道或居住小区形式；从人群职业特征来看，乡村社区同质性强，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城市社区异质性较强，以从事第二三产业为主；社会经济特征上乡村社区存在自给自足和市场交换双重特性，城市社区以市场交换为主；生活需求上，乡村社区生活需求少且服务设施匮乏。城市社区生活需求多样且服务设施类型齐全；生态环境上乡村社区以自然环境为主，景观效果不明显，乡土气息浓厚。城市社区以人工环境为主，景观环境较好；地域文化特征上乡村社区具有一定的历史传统和风俗习惯，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较强。城市社区以社会公德为主要文化内容，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尚在建设中。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乡村社区的各个特征都有别于城社区，但社区规划的形式却极其相似。

3乡村社区建设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从总体来看，我国的农村人口呈现出渐趋减少的态势。2019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8484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706万人；乡村常住人口55162万人，减少1239万人。从上述的数据能够发现，在我国，呈现出了明显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趋势，但在农村生活的居民体量依然巨大。相较于城市，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农村在整体建设上是极为滞后的。另一方面，农村的建设需求也是极为迫切的，因为他们更想使得自己生活居住的场所更好、更完美。所以从整体来看，乡村社区的建设是城乡一体化，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保障，是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

4新农村建设中“城不城乡不乡”的现状

传统村落建设是一个自发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聚落演变成一个“生命系统”，其外表“杂乱、无序”，内部却是极其复杂的秩序和关联，特别是村民之间通过地缘、血缘、家族等各种纽带被联系在一起，营造了极具活力的生活场景。但现在的一些乡村却正好相反，外部井然有序，内部却松散无序，村民关系也发生了变化，“熟人社会”正在慢慢解体，村民凝聚力和对村庄的归属感也逐渐淡化。江浙地区乡村的经济发展迅猛，社会变迁也同样剧烈。其中大部份现有建筑已失去传统风貌，但村民的生活方式与生活环境也不算是现代化，这些村庄正处于一种“城不城、乡不乡”的尴尬局面。当下乡村建设，通常容易走两种极端道路：一是向后看，回归“传统”；二是向前看，追求“现代化”。前者多是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后者则多为城市近郊，或经济发展快速的乡村。

5新农村建设中惯用的空间形态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发展，乡村聚落传统的空间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后，新农村规划和建设就迅速发展起来。普遍存在的现象是，各建筑要素严格按照预先规划好的方格网整齐排列，这更像是一个微型的现代化城镇而不是一个村庄。华西村就是这类村庄的典型代表。这种做法忽略了当地的自然环境、村民居住方式和生活习惯等因素，否定了村落是长时间聚集自然发展而来的有机体。乡村从表象到本质都与城市有许多差异化，然而许多村庄在规划之初就被定位为底层的城市住宅区，布局形式多为兵营式或小区式。在同一个城市，乡村社区和城市住宅小区在规划上并没有明显的差异性，在空间序列和组合关系上也完全没有体现出乡村聚落传统空间结构的痕迹。

6新农村建设与传统乡村聚落未建立起充分联系

聚落一般指人类群聚和生活的特定场所，聚落环境是人类根据自身生活需求改造自然所获得的生存环境。早期人类的聚居地一般都选择在地形、气候等自然条件比较优越、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的地点。例如，中国陕西蓝田猿人的遗址，就在一条河流最高的阶地上，当时那里的气候温暖湿润，有较多的动物可供捕猎(考古发现被捕猎的动物种类就有42种)。随着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由热带、温带逐渐扩展至寒带，创造出各种形式的聚落环境。聚落的民居建筑，是当地居民为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和便于从当地取得建筑材料而创造出来的，其不仅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也有显著的地方色彩。因为我国幅员辽阔，文化丰富，所以我国的传统乡村聚落包含了丰富的地域特点和建筑形制。但因年代久远，很多传统村落的发展脉络已经越来越模糊，这就导致村落的发展没有明确的方向性，开始模仿相对成功的城市社区发展模式，导致村落发展出现了“城不城、乡不乡”的现状。很多专家和设计师致力于乡村建筑单体的设计和研究并取得一定的成果。例如，单德启先生在广西融水苗寨芦笙坪所做的改造，把该地本土的木楼房建造成耐火且保温性能更好的瓦房，使该地居民的生活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刘家平先生在云南永仁建设的彝族搬迁项目，结合彝族传统民居形态从而设计出来的新民居，这种民居方式使用起来相较于传统民居更加便捷更加安逸，并且也延续了传统民居的风格特质；谢英俊先生从事于乡村建筑的研究和设计已有很多年了，在中国许多地方，按照各地的民居传统和村民的实际需求，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建筑实践，他的轻钢构造在新民居的节能环保和降低造价方面都具有独特的优势。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的设计师都在尝试着他们的设计实践，为继承传统和提高农村地区人民生活质量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些设计实践多是关于建筑单体的设计与研究，在新村落整体规划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而现在的新农村建设更关注于村落的公共设施方面。对于以社会关系进行空间设计的案例还很少。

综上所述，新农村建设与传统乡村聚落未建立起充分联系。

7结束语

第2篇：乡村社区建设范文

关键词:城中村;社区环境;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中村”这一词汇便不知不觉地被人们所熟知。城中村的出现，可以说是社会发展进化的一个必然趋势。“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置身于城中村的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行为等同样受其社区环境的影响，城中村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任重道远且急需寻找新方法加以应对。

一、城中村社区环境的特点

社区环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环境因素，它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起着外在的教育感化作用。陶行知说过:“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2］城中村是个小社会，是未成年人接触社会的窗口，它的社区环境担负着特殊的教育作用。作为更为复杂的城中村来说，本文认为，城中村社区环境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复杂性。城中村的人员构成相当复杂，包括本地村民、随迁子女、农民工、流动人口等，每天都是来来往往的人流，使得社区环境的影响因素错综复杂。未成年人每时每刻都有机会与不同的人接触、交流，再加上自身的身心发展呈不稳定状态，更加容易受到行色各样的人的影响。第二，渗透性。社区环境与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作为社区中的一员，无一例外会受到其影响，然而，这种影响却是潜移默化的。［3］城中村社区环境会起着隐性的影响，使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行为随着主体和客体的不同发生变化。第三，直接性。城中村社区成员的生活离不开社区环境，所以，这一影响可表现为直接性。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的那样:“单单在儿童上学和回家的路途上他们受的思想教育，就比在学校里呆几个小时所受的教育都要强烈、鲜明得多。”［4］环境往往能够对人的品格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复杂的社区环境影响下，城中村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行为表现等遭受到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二、城中村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跻身于大城市中的城中村，由于多种思想文化的冲突碰撞，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行为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他们的价值观、思维方式会发生变化。基于此，笔者将从整体上把握城中村的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现状。

(一)集体意识模糊，个人主义日趋盛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国家倡导的价值观，是时代的灵魂。城中村的未成年人对其的认知只是停留在书本层面阶段。对内容进一步认知普遍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极为模糊，只是停留在字面的背诵。某种程度上认知的缺失和行为的偏离是有一定关联的，城中村的未成年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极其模糊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攀比心理却呈上升趋势。对自身的价值表现方式没有清楚正确认知，不少城中村的未成年人集体主义意识淡薄，个人主义意识普遍盛行，部分城中村的未成年人凭借自家的房屋租赁生意和集体产业分红所获得丰厚的经济报酬，滋生骄奢攀比心理，随意挥霍，没有节俭意识。

(二)求学态度不端，厌学成风

在城中村独特环境的影响之下，未成年人的学习氛围普遍不浓。城中村的未成年人在对待学习的态度上，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认知到学习对自己成长的重要性，很多未成人怀着一种哪怕不读书依靠家中的几栋或者几层“出租房”的收入依旧可以过上父母那样物质充裕的生活，且把求学当成父母安排的任务来应付，进而产生厌学的情绪。“厌学、逃学、辍学”三部曲，往往接二连三在城中村的学校上演，学风不浓，缺勤率居高不下，学习成绩相比其他学校普遍差距较大，升学率不高。城中村往往出现“物质上的巨人，文化上的矮子”现象。一些父母认为经商才是孩子出路，读书会认字会算钱就可以了。大部分父母对孩子受教育的目也没有正确的认识，往往持消极的态度，很显然城中村中的大部分家庭和社区没有形成一个文化求知的氛围。

(三)依赖意识增强，自我管理能力减弱

当下社会大多数孩子是独生子女，父母尤为疼爱，城中村的孩子也不例外，父母的疼爱很大程度已经成为溺爱了。城中村的孩子普遍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吃穿住行都要依赖家里人，自我管理能力减弱，碰到问题第一想到的就是找父母来解决而不会自己主动解决。(四)社会问题滋生在城中村的特殊环境里，存在大量涌入的外地人员，且人员结构纷杂，同时城中村里面也充斥着大量非法的娱乐场所，未成年人出入城中村内的娱乐场所容易与社会闲散人员接触感染，养成抽烟喝酒的不良生活习惯，长期以往，思想道德被腐蚀并急速滑坡，导致城中村未成年人犯罪率持续上升并低龄化趋势严重，聚众打架斗殴、吸毒、赌博等各种违法劣径层出不穷，滋生各类社会问题，最终使未成年人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三、城中村社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对策

社区是未成年人实现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城中村的社区环境对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建设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尽管是不自觉中形成，却起着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针对上述城中村社区环境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成年人长期在这样的社区环境下受到的不良影响，优化城中村社区环境，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育人环境是社区工作当务之急，笔者认为可从社区的环境建设方面下手。

(一)优化社区治安环境

城中村社区黑暗角落隐藏的偷盗、抢劫事件屡次发生，解决社会治安问题，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如在南宁的万秀村实践的“城中村”管理新模式———网格化管理。社区网格化管理指的是将社区按标准划分为单元网格，每一个网格都有专门负责管理的人员，实现管理的系统化、精细化的管理方式。［5］政府和社区主要负责人应逐步排查社区不合格网吧，打击黑网吧，强制建设绿色上网场所，应加强巡逻，禁止未成人进入网吧上网，发现应及时对未成年人和网吧管理者进行教育。加强监管文化市场如图书报刊市场等。

(二)优化社区文化硬件与软件设施

政府和社区要加大对社区活动经费的投入，建设社区文化硬件设施。积极开展有效的社区文化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周边资源。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在“精”而不在“多”，应在抓住质量，体现成效。社区可以和高校形成长期的合作，建成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实验基地。此外，还可以利用青少年活动中心、公园等公共设施来因地制宜地组织开展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活动。社区各方可以定期组织开展丰富多彩、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的社区活动。比如文娱类的、益智类的以及传统文化类的等。同时要加大力度整顿社区文化环境场所，塑造有利于未成年人成长的社区文化环境。

(三)社区、学校和家庭三方联动

学校是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主要阵地，社区要加强与学校的密切联系，推动两者的互动，使学校能够充分发挥主渠道的作用。社区可以合理利用学校的资源，结合学校的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教学来引导推动社区导未成年的思想道德的建设发展。同时社区也可进行“手拉手”参与进来，共同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贡献力量。“家庭是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从总体上决定着受教育者社会化发展的方向”［6］社区的工作者要做好家长的思想工作，鼓励家长努力建构共同学习的家庭环境，让家庭充满良好的学习氛围，使父母和孩子两者都养成热爱学习，乐于学习的好习惯。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规范未成年人行为习惯，加强德育教育，只有这样，社区才可能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促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的开展并使其思想道德素质有所提高。

四、结语

未成年人是国家未来的希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对未年成人的品格和素质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探讨社区环境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影响，探析了城中村社区环境的特点，在此环境下的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的现状，并初步提出了优化城中村社区环境的措施。谨希望城中村社区能够充分发挥政府、家庭、学校以及各方能调动的力量来齐心协作，把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落实到实处，共建和谐城中村社区。

作者:梁玉凤 单位:广西师范学院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陶行知教育思想理论与实践［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

［3］陈正良，论社区环境对青少年的德育效应［J］．宁波大学学报，2001．

［4］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第3篇：乡村社区建设范文

苏北陆村的老尹家是村里远近闻名的“五好家庭”，不仅老两口在一起生活几十年从未吵过架，而且和他们共同居住的儿子、儿媳及孙子和他们也相处融洽，婆媳之间从不闹矛盾，孙子活泼可爱，一家子齐心协力，靠着开收割机和办锯木作坊，日子过得早就达到了小康。2004年初，老尹的孙子突发先天性心脏病，一家子急于筹措手术款。当时刚刚成立不久的互助基金会贷给他们家用于治病的无息贷款两千元，让孩子得到了及时治疗，现在早已痊愈。后来，老尹家又从互助基金会那里贷了用于购买收割机的4000元，很快摆脱因给孩子治病造成的经济困难，当年即赢利8000元。

陆村的农村发展互助基金会已经帮助的，远远不止老尹一家人。“互助基金会”成立于2004年的正月初三，至2006年5月2日，资金总量达25万元，绝大部分来源于本村的200个储户，共167人次从中贷款受益，其中既有用于发展小规模农村经营项目的有息生产性贷款，也有用于治病、教育的无息公益性贷款。

农村发展协会与民间金融互助

2003年10月1日，笔者带着数个大学生支农社团的同学们，利用国庆假期回到家乡陆村做支农项目，涉及科技推广、医疗常识推广、义教等领域，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推动村民成立自主的农村发展协会，最少可以开展一些联合提供乡村部分公共产品、互帮互助的活动，尽可能利用现有资源改善农民生存质量，并增强乡村社区认同感与归属感。经过连续几天的宣传、动员和解释章程，村民挺高兴，也挺认同“农村发展协会”的想法。几天后，在一个下雨的午后，200多名村民在村小学的大食堂里采用一户一票的办法，在大学生根据村民意愿征集来的候选人中，严格、规范地选举出了“农村发展协会理事会”。

农协成立后，理事会带领村民做了不少好事，在村庄内平整道路、大雨后抽除村内池塘积水、组织义务体检、为意外去世的村民家庭送花圈送慰问等等。但是，农民是理性的、实际的。农协虽好，可是面对最困扰村民的“赚钱难”、“上学难”、“看病难”、“发展难”等问题如果爱莫能助，村民的参与热情会慢慢减退，农协也很难对乡村发展起到实质性作用。

受茅于轼先生在山西试验成功的扶贫互助基金的启发和支持，笔者把民间金融互动这个项目介绍到陆村。互助基金的资金运作原理很简单，本金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向有困难的农户提供无息贷款的扶贫基金，向其中存款和从中贷款均不计利息，主要社会公益人士向其中存款；另一类是发展基金，存款利息和贷款利息的差额即用于整个互助基金的管理和运作。扶贫基金由于存款和贷款均不计利息，存款量相对较少，目前仅贷给孩子上学、治病等没有经济效益的用途，贷款期限为一年，到期后可以申请再续一年。发展基金的贷款期限为3个月，每笔贷款最高不得超过4000元。目前，陆村内总计167户村民贷过生产基金，用于农产品加工（15户）、养殖（80户）、种植（60户）、运输（6）、村内小商品和农资经营等（6户）领域。

互助基金的组织参与、运作管理和丰厚收益

互助基金的管理者为懂财会知识的农协理事，一名会计，一名出纳，会长宏观把握。如果除去办公费用和人员补贴，互助基金仍有盈余，即归农村发展协会所有，只能用于村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由农协理事会决定具体使用办法。

自2004年春节陆村的互助基金成立至今，没有一例呆帐坏账，资金整体运作良好，收支平衡，账目清楚。目前互助基金在收支平衡的基础上，用基金收益承担了村庄内路灯的维护费用和电费，并资助当地戏曲爱好者逢年过节时，在村庄内演出地方戏曲“柳琴戏”的传统剧目。由于农村发展协会和互助基金的存在与运行，不仅帮助了大量有需要的村民，帮助他们度过难关、发展生产经营，更重要的是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运作，在提高村民生存质量的同时鼓励村民关心村庄公共事务，激励勤劳的人们互帮互助、诚信处事，促进乡村社会的和谐氛围和文化认同。

陆村互助基金顺利运作的原因

事实证明，一味忽视当地农民“赚钱”的首要诉求，只会令他们丧失对发展项目的热情；而且，离开了经济资源，农村发展协会也无法有效地可持续化运作。互助基金不仅契合当地农民长期的首要诉求，并且发起者在讨论阶段与理事会成员和部分村民详细交流项目理念、项目收益和实施的具体办法，由此互助基金从开始即获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同。

“参与”和“赋权”当然还体现在互助基金运作管理的全过程：管理人员是公开选举产生的农村发展协会理事会成员；互助基金管理办法（即章程）向全体村民公开；贷款的审核、账目管理均是没有任何官职的经选举产生的本土乡村精英来执行；账目公开，接受不定期查账；接收全体成员监督；收益使用办法公开等等。村民在互助基金中的全过程参与最大限度的激发了他们的权利感，所有存款户和贷款户都密切注意和互助基金有关的一举一动。村民中的非存款户贷款户也在密切关注互助基金的运作，因为他们在将来随时有存款和贷款的可能性，更关键的是，最新的经验已经告诉他们，一旦加入，他们针对互助基金的意见能起到作用和影响，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乡土社会中的人际规范在传统村落生活方式尚未彻底改变的情况下仍有很强的作用力。谁家借了邻居的钱却故意不还是一件备受指责的丢脸事，尤其邻居也不富庶，赚来的钱也是辛苦钱的时候。万一发生这样不光彩的事情，当事人本人无法轻易逃脱，而整个大家庭，甚至整个家族都会因此事蒙羞。村落生活方式是对贷款户准时换款的一种有效约束，再加上定期公布的贷款账目形成的强大舆论压力，贷款户普遍存在到期必须还钱，没钱也要借钱还的心理状态。

村落生活方式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社区内个体之间比较熟悉，互相比较了解，所以互助基金的会计和出纳很容易对贷款申请者的个人品行和生产经营能力做出准确评估，这些是任何现代金融机构都达不到的高效率、低成本的状态。

互助基金不是由专业人员操作，运作地点主要在农村决定了互助基金的原理、运行办法、办理手续都要简单易懂，方便大家掌握和使用。办理贷款的简单、快捷还能吸引贷款户，并能降低成本，尤其目前很多地区的信用社为了保证还款率，贷款条件非常苛刻，很多农民不从信用社贷款就是因为太麻烦、太耽误时间。

陆村的互助基金的运作中，有两种类型的乡村精英在发挥重要作用。一种是已经从乡村出去的青年知识份子，但不能忘怀这片土地，有强烈的对乡村的关怀，同时也具有较多的农村发展信息与相关知识；另一种是本土的威望很高的中老年乡村公益人士，他们熟悉长期生活的村庄，也愿意为乡村发展出力，在村民中拥有很强的公信力。由于农村社会整体发展水平的落后，目前长期生活在农村地区的人们从平均水准来看，农村发展知识欠缺，信息量小，社会资源少，确实需要从乡村走出来的人们完全进入城市阶层后再走回去，支援乡村。本土的中老年权威们则负责项目的运作管理，他们熟悉村庄内外的一草一木，得到众多村民的支持，了解村庄的社会规范，可以适时对项目细则提出意见和修改，对项目的日常运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4篇：乡村社区建设范文

【提要】城市化曾经被当作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主要途径，但由之而来的大城市与小城镇的二元结构、城市“漂流族”引起的犯罪等问题，让其饱受诟病。当前，在城乡协调发展深入人心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出现，将使中国城市化进程进入新阶段。

面对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农业生产率低下以及农民普遍贫困的难题，中国政府曾长期把促使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作为一项重要目标。不过，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个目标的出现，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可望进入新阶段。

1957～1978年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从15.4%增长到17.9%，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2.6%。到2004年，城市化的比例达到了约42%，城市人口年均增长率为4.5%。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城市取得显著成效，仅靠城市人口的力量无法带动城市人口的增长，因此农民工成为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导因素。

农民工进城

实际上，从80年代开始大规模涌入城市的农民工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这一直是城市化的显著特征。官方统计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人数超过9000万，但实际人数可能高达1.5亿。

定居模式

虽然农民工的进城对大城市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决不是所有民工都向往大型中心城市。实际上，农村――城市间的流动模式，已形成了以小城镇的兴起和大都市的持续膨胀为特点的独特的城市化建设模式。

目前，中国660座城市中，大约三分之一城市的正式居民不到50万，仅有33%～35%的城市人口超过200万。因此，尽管从80年代以来城市化高速发展，但以国际标准衡量,大都市的人口集中程度实际上很低。

政府面临的问题

奇特的中国式城市化进程，使政府面临二元结构问题及城市化建设格局不均的问题。

1．小城镇。小城镇一般是由农村乡镇发展起来的，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就业机会。从这一点来说，小城镇的发展缓解了农业的经济和社会压力。然而，大量证据表明，与小城镇的企业相比，大城市的公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要求更高，城市规模扩大形成的规模经济提升了工业效率，其主要表现为成本的降低。由于约40%的中国城市还没有发展到最佳规模，在发展更多大城市为目标的前提下，减缓城市化速度,必定会使城市化的功效优于简单地将农村富余劳动力最大程度地转移出去。

2．大城市。尽管政府致力于鼓励以中、小城市发展为城市化建设核心，但大都市对民工仍有很强的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农民工流入这些城市对于缓解农村压力要比农村区域的城市化更为有效。在沿海大城市工作的农民工的汇款保证了其留在农村的家人的消费水准。更难得的是，他们的积蓄促进了农村的投资。

不过，从其他方面讲，民工涌入给已不堪重负的城市管理和社会基础设施,带来了更加严峻的考验。农民工无计划地大规模涌入城市,也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在上海表现的最为突出，由地表水储存枯竭引起地面下陷,正威胁着上海的高层建筑。此外，大量背井离乡、居无定所、没有找到工作的年轻民工，可能会走向犯罪，这对城市的社会安定构成潜在威胁。

深圳

大规模城市化发展最显著的地方是珠江三角洲。78年以前还是小城镇的东莞、佛山、潮州、汕头现已是名副其实的超大型都市。

深圳的发展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许多年来，深圳一直以经济改革成效显著的典范形象示人，但现在越来越受关注的则是因为高速城市化引发的问题。去年8月，深圳市政府决定暂停办理入籍申请，以解决人口膨胀带来的问题。

在西方国家，城市人口从300万增长到1000万通常需要近百年的时间。深圳仅用十年时间就超速完成了城市化转变：深圳80年代可容纳80万人，预计“十五”期间容纳480万人，现在总人口已接近1200万；这些人中获得永久居住权的不到200万人，超过1000万人为流动人口；此外，约一半的深圳人口属于在深圳居住时间不到一年的“漂流族”。

在这种背景下，深圳市政府出台了限制性措施，以防发生下列情况对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土地资源日渐减少;用水及能源供应枯竭;人口过多；环境条件日益恶化。

政策影响

深圳不是唯一面临这些问题的城市。其他的沿海大城市，诸如上海、北京、天津，为了控制城市膨胀，被迫出台了对民工的限制性措施。这种趋势可能会越来越明显，人们不禁会对目前中国的城市化发展战略产生质疑。已经确定的城市化具体目标，例如到2050年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5%,是否会重新调整还有待观察。

第5篇：乡村社区建设范文

关键词：权力关系； 社区空间； 旅游利益； 泰宁

作者简介： 景秀艳（1970-），女，博士，闽江学院旅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权力关系与空间发展。Timothy J.Tyrrell（1948-），男，博士，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社区资源与开发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可持续旅游发展、旅游开发与社区发展。1序言社区的旅游获利是影响旅游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Choi，Sirakaya，2005），而利益获取归根结底由旅游利益者间的权力关系决定（Murphy，1988；Tosun，2000；Sofield，2003）。因此，为确保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需要审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Cheong，Mille，2000）。Hall（2003）提出，权力关系的非对称性导致旅游社区空间内部的非均衡发展，除了需关注与外来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博弈外，还必须关注目的地内部的社区权力结构对社区参与旅游及居民利益获取的影响。Beritelli和Laesser（2011）等学者从层级权力、知识、过程权力、资产等4个维度来测度旅游目的地行为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的权力关系。权力关系决定着产业网络运作模式和利益分配（Ying，Zhou，2007），社区居民与当地政府关系的不对等使得旅游社区公共利益被当地政府、外来投资者和少数社区精英剥夺（Kols，2008；李文军，马雪蓉，2009；翁时秀，彭华，2010；王剑，赵媛，2009）。空间的控制权对旅游发展和社区利益获取有着很关键的影响（Raymond，Brown，2007；Jurowski，Gursoy，2004）。空间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利益获取有直接关联，接近旅游核心区的居民往往可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和设施福利（Hester，Randolph，1993；Jurowski，2004）。上述研究分别围绕权力与社区居民利益、空间与社区居民利益展开，鲜见有关空间和权力关系之间的关联及其如何影响社区居民利益的研究。本文拟结合福建省泰宁县5个不同乡村旅游社区的实例，以旅游规划对社区空间的权力和利益影响、不同社区空间背景下政府的权力介入方式及其引发的社区利益分配为分析主线，通过探讨旅游规划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在中国乡村引发的空间秩序和利益格局变动，检视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在中国乡村场域的适用性；并通过对比分析不同的政府权力干预和介入机制对社区经济利益和空间权力产生的迥异影响，揭示创建和谐旅游乡村社区的政策立足点，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创新管理实践提供参考。2乡村空间的权力运行机制及旅游利益分配

2.1权力、空间与利益之关联在韦伯（1997）看来，权力代表着统治、镇压、规则，意味着“在一种社会关系里哪怕遇到反对也能贯彻自己意志的任何机会”。与韦伯的宏观权力论相对应，Foucault（1980）的微观权力论认为，权力关系是一种相互交错的复杂网络，权力与利益密不可分。布劳（1988）认为，权力行使的目的就是在交换中获得利益和报酬，由于各方所控制的用以交易的资源极不相称，所以可能生成不平等的、甚至是剥削的权力关系。空间富有“关系”内涵（Harvey，1982），空间渗透着政治关系和意识形态（莱特，雷比诺，2001）。权力的产生和运行在一定的“场域”中实现，脱离不开对空间关系的依赖和控制（景秀艳，2008）。Henri（1991）提出，主导性空间对附属性空间具有支配力量，而对空间生产的规划和控制，就等于控制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进而控制了利益分配。Bamey（1993）提出空间结构是以权力为中心构建而成的，空间秩序是社会利益的体现，空间关系可被扭曲以服务权力。“社区”作为居民生活和生产的特定空间，交织着权力和利益的博弈（Waste，1986）。

Tourism Science旅游科学

权力关系、社区空间与乡村旅游利益获取

2.2乡村权力运行的空间和结构逻辑权力在生产实践中隐匿着一整套的空间策略和逻辑（何雪松，2005）。中国各级政府对乡村治理的等级制和其中的“制度化压力”代表了韦伯所提出的等级制法理型权威。政治和行政力量依据各自的“权力等级”分配内部资源，每一层级的重要性与它所能管辖的空间范围成正比。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社区居民对等级权力反应的理性化和灵活性程度逐渐提高（吴毅，2002），自身意愿遭遇强烈压制时，农民会选择以“上访”的形式跨越空间及行政等级向上一级政府寻求援助。在中国乡村的权力语境中，特定社会行动者不能回避面对亲戚、长辈、朋友、社区能人与民间权威等对象时自身角色的多重性，因此乡村社区作为特定的权力“场域”，存在着自身的微观运行机制。等级制法理型权威因而逐渐与多元化网络型的社区权力结合，治理行动策略则很可能跨越关系网络和行政等级制这两个社会活动领域（刘能，2004）。除去县政府—乡镇政府—村两委的三级等级制外，还常见到政府官员或农民动用社会关系网络，通过感情和面子、民间权威等非制度化资源进行“磋商和劝服”。在处理涉农利益纠纷过程中，常常需要各种权力共同作用，才可能顺利解决问题（赵旭东，2003）。统治有两种尖锐对立的类型：一方面是倚仗利益状况的统治，另一方面是依仗命令的统治（韦伯，1997）。行政村作为基层组织，往往由几个毗邻的自然村（真正意义上的社区）组成。由于人口、土地、宗族力量、凝聚力、经济水平、社会关系网络资源等方面的非均衡性，各自然村的影响力存在差异，占据优势的自然村往往能出村干部。等级制法理型权威与多元化网络型社区权力相互借力，使得村干部所在的自然村往往成为空间权力关系的“中心村”，其他的则是依附于中心村的“边缘村”。中心村在利益获取上往往具有优先权，这种权力和利益合二为一的情况在中国乡村社区普遍存在（仝志辉，2000）。

2.3权力关系、乡村社区空间与旅游利益的关联旅游规划作为政府主导的一种开发工具，将乡村社区转变成旅游消费空间。地方政府通过旅游规划师和专家，引导或控制着农民的生产和生活。乡村空间成为各级地方政府与社区农民演绎权力关系、展开利益博弈的“场域”。依照国家相关法规，乡村社区通过自治组织——村民自治委会代表村民办理村内事务，维护村民权益。然而村长和村支书领导职位的双轨制实际上使得社区受社区权力和国家行政等级权力的交叠影响。现实情况下，许多农民认为村民委员会更多承担着隶属乡镇政府基层机构的角色，不能代表农民利益（刘刚，2008）。乡村社区具有自然和社会双重属性。从自然空间看，社区享有对集体土地（包括耕地、林地、草地、养殖水面等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权。从此种意义上讲，乡村农民应当具有社区空间生产控制权及旅游收益的主动权。然而集体土地的管理机构——村委会受地方政府等级权力的辖制，在农村集体土地征地过程中，往往容易造成政府行政权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严重侵蚀（李建建，2007）。虽然地方政府借助行政力量的“征地、拆迁”等空间转移或置换方式获得了乡村社区的生产控制权，但最终可能造成乡村社区失去旅游收益权，形成空间权力“悖论”。从乡村空间的社会属性看，社区居民的网络关系资源、地方独特的乡规民约、强有力的社区凝聚力可构成独特有力的社区权力与政府的等级权力抗衡（李凡、金忠民，2002），尤其对那些拥有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的特色社区而言，历史文化资源的民间根植性和自在性无疑赋予了社区居民不可剥夺的空间主导权和话语权（王维艳，等，2007；李强，2010）。为此，一些地方政府或为解决民生问题或出于缓解社会矛盾，做出了部分权力让渡，如默许村民以自己方式参与旅游，或为村民参与旅游积极创造机会。部分乡村社区因具有空间优势，搭上政府或旅游企业提供的“顺风车”，在旅游发展中获得了可观的经济利益。此外，旅游发展过程中，旅游资源审美价值的差异化、旅游产品开发及旅游设施布局的非均衡性重构了乡村的生产空间秩序，旅游利益的差别也可能强化或打破乡村社区内部权力结构的“中心”或“边缘”空间分布格局（见表1）。

表1权力、乡村社区空间与旅游利益关联类型权力来源空间关联社区利益影响等级权力社区权力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省—县—乡镇—村的等级治理，政府主导的旅游规划乡村自然旅游资源经营权，历史文化旅游资源所有权，乡规民约的约束性及社区凝聚力法律法规的地方适应性，旅游规划产生空间秩序（旅游设施布局、旅游核心景观空间分布）当政者生产生活关联的社区空间，旅游产品的空间非均衡性，历史文化资源的空间根植性，乡规民约的地方性、社区生产和消费中心重构引发的权力空间迁移或强化社区利益补偿和分享机制（房屋拆迁、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社区旅游参与机制）

3空间与权力关系下的泰宁县社区居民旅游利益获取

3.1调研区域概况位于福建省西北部山区的泰宁县，经过近20年的发展，已成为继厦门、武夷山之后福建三大重点旅游目的地之一，先后获得“世界自然遗产”、“世界地质公园”、“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十佳魅力名镇”等称号。2009年，泰宁以地方政府为主导的旅游业发展模式——“泰宁路径”被中国旅游界推选为全国第五个县域旅游发展的典型模式。自2002年起，为增加旅游行业行政管理的高效性和权威性，泰宁县政府整合了与旅游事务相关的职能管理部门，将其统一归口到泰宁县旅游管理委员会，当时的常务副县长直接担任管委会主任。泰宁G旅游开发公司作为泰宁县旅游管理委员会下属的实体旅游开发公司，负责全县旅游开发相关事宜。泰宁风景名胜区目前共含8个景区，涉及杉城、上青、梅口和朱口4个乡镇、5个行政村、17个自然村，共1729人。经过走访，选取与旅游业发展关联最密切的寨下自然村和水际行政村（包括下坊、店上、瑶边坑、船树岭4个自然村）作为研究样本。

3.2调研对象及方法课题组于2010年3月下旬进行初步调研，2011年7月中旬开展深入调研。调研方式以深度面谈和实地观察为主。课题组走访了泰宁县旅游管理委员会、政府部门官员、相关村长以及代表性的旅游家庭旅馆、旅游商店、旅游商品加工厂、游船公司大股东及普通村民员工近50人。主要调研内容：（1）旅游规划空间与社区空间的关联；（2）旅游开发前社区对旅游资源的拥有量和利用方式；（3）政府在旅游开发中的权力影响与作为；（4）自然村在所属行政村中的权力地位；（5）社区农户参与旅游的意愿及方式；（6）政府及社区等利益关联者的旅游收益分配等。

3.3调研内容

3.3.1寨下（自然）村（1） 寨下村社区空间及权益博弈寨下（自然）村位于泰宁县城西北15公里处，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家称为“世界丹霞类地质公园的榜样景区”，现为泰宁世界自然遗产、泰宁国家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原来寨下村除1户村民居住在现有停车场入口处外，其余32户居民全部居住在峡谷入口处（现核心景区内部）。大峡谷景区旅游空间与寨下村社区生产生活空间几乎重合。寨下大峡谷被规划成保护区和风景区后，对社区空间及权力造成的影响有：一方面，社区空间因拥有核心旅游资源，社区权力得到明显提升；另一方面，由于遗产保护要求和旅游开发需要，全村民房被要求整体搬迁，村民的农田、菜地、竹林地被征用，村民进入大峡谷景区伐木、采药等活动被禁止。社区原有空间价值被提升的同时，村民却面临着被迫转移居住权和生产权的局面。寨下自然村隶属际溪行政村，与行政村内的其他自然村相比，经济长期较为落后，该社区属行政“边缘”村。依照相关法规，农民承包的土地（水田、旱地、竹林）属（行政村）集体所有，村委会需出面维护村民权益，但村长和书记均不居住在此自然村，与旅游开发无直接利益关联，也不愿得罪具有深厚官办背景的G公司，因此G公司与村民发生纠纷时，村委会、镇政府以及县级其他相关政府部门集体“失语”。加之，实施了多年的承包责任制以及男性村民等外出打工，导致社区自身凝聚力较弱，最终使征地和补偿协商成为G公司与每个社区农户的谈判。由于在利益补偿及分享机制上缺乏共识，寨下大峡谷开发引发了G公司与部分社区居民的诸多矛盾。经过多番“讨价还价”，社区居民放弃原先入股分红的要求，以每年领取与旅游未开发时销售农产品所得基本相当的收益款为条件，出让寨下大峡谷的山林收益权等权利。然而在民房拆迁和补偿方面，大部分村民和G公司存在较大分歧。G公司在动用行政执法力量的同时曾采用“变通”办法，即，对一部分村民采用动员其亲朋好友出面说服的做法，但该做法又使其他村民怀疑这部分人可能比自己多得了“补偿款”，社区内产生严重的“信任危机”，凝聚力进一步被削弱。一批住在景区内部（指售票入口以内）早期接受拆迁条件的几家农户由政府出面协调，在景区售票处外侧空地上盖起了新房。盖新房的农户通过开办农家旅馆成为旅游开发中社区最大的受益者，但由于几个家庭旅馆经营户没有联合经营，而是各自招徕客人，竞相压价，整体效益不够理想。旅游规划的法规性制约效力以及G公司的直接干预便拒绝签订拆迁协议的农户拿不到房屋翻盖许可证，而旧民房的条件又太差，无法开设农家旅馆，因此这些农户只能在自家门前或原村广场（景区内部）兜售土特产，虽然影响景区秩序，但G公司为了缓和与村民的矛盾，被迫默许。由于物价连年上涨，村民看到G公司经营寨下大峡谷的收益可观，加上先期签订协议的农户已占据了经营家庭旅馆的最佳位置，因此未签订协议的农户更加坚决地拒绝拆迁。村民的抵制拆迁行为迫使G公司中止景区后续开发计划。（2） 寨下村居民的旅游利益获取目前寨下村居民被动参与旅游的项目主要为家庭旅馆、农家餐馆、土特产销售等，社区总体旅游收入约为49万元。G公司目前在寨下景区经营项目仅为门票收入。2010年因泰宁突发洪灾，客源非正常减少，故以2009年正常年份计算，门票收入473万余元，寨下村居民旅游经济收益仅为G公司门票收入的10.32%（见表2）。

表22009年寨下村社区农民旅游经济收益参与项目家庭旅馆（含餐饮）农家饭菜土特产销售景区清扫户数810301收入（万元）36.339.72.420.36注：社区调查所得。收入按毛收入计算，下同。

3.3.2水际（行政）村水际村地处泰宁国家风景名胜区核心景区——大金湖之畔，共有下坊、店上、瑶边坑、船树岭4个（自然村）村民小组，共139户522人，全部属于库区移民村。旅游开发前是省定贫困村，村民多以捕鱼、耕种或外出打工为生。2000年，泰宁县政府将大金湖渔业养殖权进行整体拍卖，规定居住在大金湖湖畔的专业渔民拥有优先权，居于湖滨的下坊和店上两村的许多居民由此成为了大金湖渔业公司股东，为后来成立游船公司奠定了基础。（1） 水际村社区空间、权力关系与旅游参与2002年，新恒基集团作为外来投资商，与泰宁县政府签约开发大金湖景区，下坊自然村位于大金湖码头所在地，门前络绎不绝的游客让农民发现了商机，经历短时间的无序竞争后，由社区“能人”牵头，全村所有农家以“泰宁县下坊农家度假山庄”名义实行联营，统一对外招徕客人。近几年经过重新规划，大金湖码头升格为泰宁风景区的副管理中心，更带动了社区农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目前全村98%以上的村民从事旅游业。店上自然村虽位于大金湖湖畔，但由于距离大金湖码头尚有3000米左右的距离，居民早期除入股游船公司和渔业公司外，并未经营其他旅游项目。但随着大金湖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旺季时下坊村农家旅馆接待能力不足，于是店上村仿效下坊村，新建农家小别墅，联营开设家庭旅馆，目前95%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瑶边坑自然村距离旅游规划中的风洞码头（主码头之一，仍在建）仅600米左右，具有一定的空间优势。旅游开发之前，村民主要是外出打工，极少数村民依托原先拥有的专业渔民捕鱼权入股游船和渔业公司。随着大金湖旅游的快速发展，一些外出打工的村民逐渐返乡，进入下坊村的旅游企业。由于风洞码头建成后瑶边坑空间区位将明显改善，且大金湖客流逐年增多，因此，目前社区村民都在贷款建农家别墅，期待将来能够更多地分享大金湖旅游发展带来的利益。相比之下，船树岭自然村虽然距瑶边坑村仅500米，但已远离大金湖水域。村民也非专业渔民，在大金湖游船和渔业公司中没有股份。此外，处于泰宁风景区规划边界之外，制约了社区参与大金湖旅游开发。村民曾经想过迁往湖滨，但由于自然村之间存在利益分歧，村支书和村长分别在下坊和店上自然村，本村居民缺乏有影响力的社区“能人”，加上旅游规划和自然遗产保护客观要求逐步减少遗产区内常住人口，因此船树岭居民想迁入风景区湖滨地带的愿望无法实现。旅游规划后大金湖景区内的山林成了保育林，船树岭居民丧失了山林采伐权，经济收益受到影响。目前除十几人在下坊自然村担任船工、保洁员时，大多数村民家庭收入来源仍主要依靠外出打工，社区内主要是留守老人和儿童，与大金湖旅游空间关联最弱。同时，旅游业带来的物价上涨也对社区居民收入造成了不利影响。与其他3个社区村民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社区权力也日渐衰微。（2） 水际村社区居民的旅游利益获取借助新恒基公司的市场营销和大金湖自身的资源吸引力，大金湖的游客人数为泰宁各个景区之最。依照合同约定，船票收入（每人75元）由本地游船公司收取，门票收入归新恒基公司所得，但新恒基公司当年需向泰宁县政府缴纳资源有偿使用费、管理费、营业税等27%的门票收入。以下坊和店上村民为主体的股东们占游船公司50%的股份。2010年泰宁洪灾使旅游业非正常波动，故本文以2009年到访的游客人数计算。大金湖旅游门票收入中，新恒基旅游公司获利1560.7万，泰宁县政府获得577.3万，水际村获利1726万（见表3）。若考虑新恒基在大金湖景区投入的设施建设和营销及运营等相关成本，水际村尤其是下坊和店上2个自然村已成为泰宁大金湖旅游发展的主要受益群体。

注：由于下坊和店上的家庭旅馆、商店多属家庭经营模式，工资收入一并计入家庭收入中；总收入中未计算投入成本。

3.4调研发现对泰宁5个乡村社区的对比研究发现，寨下自然村处于村一级基层行政组织权力的边缘村，土地集体产权的弱势加之自身社区凝聚力不强，在与强势地方政府博弈中丧失了先天优越的生产空间控制权，导致社区在旅游业利益分享上处于劣势。隶属水际行政村的下坊、店上、瑶边坑和船树岭4个自然村在旅游开发前社区经济方式和收入水平并无明显差异，但由于旅游规划对旅游空间等级的分割以及社区等级权力的影响，4个社区旅游利益获取出现明显分化：下坊村凭借得天独厚的居住空间、旅游生产空间、社区权力中心和早年政府赋予的渔业经营权等优势，拥有了空间资源的生产控制权；区位条件稍次的店上村凭借社区基层权力的中心性以及资源主导权（渔业参股权）也获得了较好的旅游收益；下坊和店上的成功也反衬出丧失空间生产权对寨下村社区利益造成的直接负面影响；而水际行政村的瑶边坑和船树岭2个自然村处于旅游规划空间和社区权力空间的双重“边缘”，在旅游发展中获取的利益最少（见表4）。

4结论与政策建议

4.1结论（1） 旅游规划作为一种控制工具，决定了旅游产品、设施和游客人流的空间分布，进而决定了社区旅游产业的空间生产秩序，利益分配也围绕着核心旅游产品和设施在空间上次第展开，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得到印证。（2） 乡村旅游开发作为一种经济利益获取渠道，除受福柯式的“场域网络权力”影响之外，更多地被韦伯式的“政府等级权力”规制着。政府权力与社区权力之间、社区权力各主体内部之间在乡村空间展开博弈，引致社区权力空间和旅游利益分配非均衡发展。

4.2政策建议（1） 政府单方面主导往往造成乡村目的地社区旅游规划参与权、旅游经营参与权缺失，进而激发政府与社区之间的矛盾。为此，旅游发展需充分尊重社区权力，将乡村社区视为旅游发展的主体之一，建立社区参与旅游的政策机制，才能真正促使旅游业与乡村目的地社区和谐发展。（2） 旅游规划可能加剧社区权力和旅游利益空间分布的非均衡格局。在旅游规划开发之初，有必要创新管理方式，调节和引导乡村社区内部建立较均衡的旅游参与和利益分配机制，构建和谐乡村社区。致谢：调研得到泰宁县旅游局局长江茂求、泰宁县旅游管委会经济发展局副局长陈宁璋、三明学院罗金华副教授等领导和朋友的大力协助，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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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乡村社区建设范文

昔日，全区各村大街小巷清一色凹凸不平的土路砂石路，污水横流，里出外进有高有低的院墙，柴草随意放，脏乱差便是当时大多各村真实写照。

“一免数补”后农民物质生活提高了，不交提留、免了税费，农民腰包鼓了，而村里的公益事业难搞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已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绊脚石”。

怎样破解制约农村公益事业，让农村美起来，亮起来。时任郊区区委书记邱士林在两年前率先提出建设秀美郊区和生态文明郊区的“美丽规划”。

如何让蓝图变成现实，区领导带队兵分几路走出机关大院，走进农家小院，唠起了农家嗑，与农民面对面掏心窝子对话――

“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谁不想在干净敞亮的环境里生活？问题是这个美丽的草图老是你们自作主张给我们画，可往往有时候对俺们老百姓并不实用。”

“有时候当官的提倡什么，我们就反对什么。你们越是摁着我们的手拽着我们干，我们口服心不服，我们的事情应该由我们做主。”

“美丽乡村建设，是给老百姓带来好处的事情，好事也要讲究好的方法，成熟一批建设一批，先难后易，最后就成了。如果不管生熟就往桌子上端，就可能吃夹生饭。”

农户逆耳的建言和建议，让区领导定下调门，政府转变角色唱配角，做好服务，让农民当美丽乡村建设主人。

为了让美丽乡村建设不走样，郊区组织召开建设动员大会，制定下发了《郊区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由区级领导包扶乡镇、区级部门帮建乡村、乡镇干部驻村指导等制度。

针对农民对美丽乡村建设存在着的顾虑，调动农民建设的积极性，组织村干部及村民代表到率先“美丽一步”的村屯参观学习，让农民身临其境地感受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巨大变化，让感受燃起了农民的热情。

郊区选择了一些群众热情高、村屯基础好、村班子能力强的中心村，建设美丽乡村试点。区财政筹集的补助资金不拨付到乡镇及村屯，直接由区里统一组织集中采购沙子、水泥、边沟U型槽、道板砖等建筑材料，并按工程进度统一配送到各村。村内公益项目建设不请工程队，全部由村干部带领村民自己干、自己监督，所有环节都公开透明。区直部门和乡镇干部离开板凳直接驻村，配合两委班子解决建设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加强监督管理，防止出现“一言堂”等问题。

夏日，记者顶着烈日带着欣喜和好奇，走村入户感受美丽乡村带来的变化。

绿树环绕的西格木乡草帽村，曾是全区有名的埋汰村。如今整齐的民房排排矗立，栽种的各种树木和花卉，随风摆动，花香沁鼻。

小村一家一景，处处香的自然美让来到这里的人驻足，一幅美丽生态乡村新画卷映入眼帘。

“就像做梦一样……”记者随意进入一户院落，丈余高的葡萄架遮荫处，主人正在采摘自家种的蔬菜，兴奋谈起村里前后变化的感受。

“那时，全村没有一朵花，没有一棵树，村里当中就一条‘水泥’路，两边是蒿草，柴草垃圾满大道。”村民戏谑的话语道出当时草帽村的环境。

“村里过去是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去年5月美丽乡村建设启动后，仅用3个月时间，村里的11条土路变成柏油路，47个小厕所全部拆掉，家家户户门前栽树种花，修建1.6万平方米的休闲广场，560平方米的综合娱乐室，由电影院、图书室和活动室组成，村民足不出村就可看到流行的电影大片。”村支部书记杨明太介绍说。

短短三个月，何以发生翻天地覆的变化？杨明太有着自己的见解：“全村占地面积65垧，底子薄，建设美丽乡村面临很多困难，为了更好地调动村民的参与热情，发挥村级自治组织作用，村里因地制宜制定了一些土政策，对出工出劳积极性高，参与美丽乡村建设主动性强的村民，村里在泥草房改造、协调贷款、机动地发包等方面，同等条件下给予优先考虑。政策一出立竿见影，农民争着干、比着干、孔鸥伞！

“光清运村里的垃圾就有6万方，用四轮子拉出有三万多车。”

62岁村党支部书记杨明太，找来36名亲戚朋友出义务工，每12人为一班，3班倒了9天，先行修出样板路面1000多延长米。感动的村民都说，“咱要再不干可就对不起老杨这份心了。”在清障拆迁和保证建设质量上，村里的党员干部及亲属全都做到带头走到前头，村村都是规划先行，统一建设标准，都有老党员老干部老村民代表组成的义务质量监督小组，全程监督，未出现一处跑粗路段。

农民想要过上幸福生活的激情，被美丽乡村建设美好愿景点燃了，昔日脏乱差的草帽村一跃成为全区美丽乡村建设速度和质量最先达标的标板村。

记者在走访西格木乡平安村、望江镇东升村和平安乡荣新村、群英村、双兴村，所到之处，一条条水泥路前后通连，一个个农家院落干净整洁，一幢幢民居清雅别致，构成了一幅田园诗般的新农村景象。

开工第一年有25个村跻身“美丽”村，村村大街小巷全硬化，全新修U形槽边沟，全铺设道板砖，新安路灯，新建广场等公益基础设施，共完成硬化道路35.5万平方米、边沟23.6万延长米，铺设道板砖12万平方米，安装路灯400盏，村容村貌焕然一新。在抓好全区统一建设的基础上，部分乡镇又自筹资金，发动村民出工出劳建设了11个村屯。区财政以料、以奖约6000万元，却完成了1.2亿元的工程量。

据统计，25个美丽村共出工筹劳12.3万人次，按每日每个标准工150元折算，相当于筹集资金1838.7万元；出车12876台次，按每个车工每天300元折算，相当于筹集资金386.3万元，全区出工出车累计筹资达2225万元，同时节省工程利润和费用3030万元。

“以前我们羡慕城里人，一心往城里跑，村民出行观天气，遇着雨，只有穿上水靴才能对付得了村里的‘水泥路’”。群英村村民曹殿礼不敢相信这短短几个月的工夫群英村变了样。

“路灯安上了，道也平了，环境变美了。现在穿拖鞋都能散步了，以前从村子里走出的村民都要回来。”

“俺自家开个食杂店，年收入2万元左右，政府扶持在自家后园种了4分地红树霉，能收入三四千元，再加上自家承包地，发包给村里的种地大户，啥也不操心，日子过得提滋润的”。曹殿礼老汉感叹地说。

今年又有30个行政村进入“美丽”行列。仅仅二年时间，55个村美丽成“星”，占全区一半行政村。全都是自觉自愿出工出劳，扒障子拆围墙刨旧居无一户有怨言。

平安乡双兴村支部书记陈维中带头拆掉几家亲属占道的院墙，不因一家一户耽误全村建设而成为农民的共识。村民主动拆扒，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在今天成为现实。

另外没搭上“美丽”班车的村，也都纷纷提出申请。

美丽乡村建设，让村民生产生活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的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文明素质。

同行的区委宣传部干部给记者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几个月前，外地参观取经的到平安村时，一帮“烟民”急三火四下车聚拢在一起过烟瘾，吸完烟后烟蒂随手扔在道路上，村民看后逐个拾起扔到垃圾箱内，让参观者汗颜。村民说，自己建设的，都知道珍惜。

“过去，一到晚上没地方去，要么摸着酒壶不撒手，搂着麻将不下桌，抱膀缩脖东家长李家短扯闲篇。如今，一到晚上都往广场聚，跳舞做操，舒心活体。”双兴村村民孙波兴奋地对记者说。

“生活富裕了，环境美了，出门就看花草树木，去年买了台轿车闲暇时领着媳妇溜达，日子滋润着呢。”

美丽乡村建设带来的是由外向内的蜕变。

农民的事农民办，郊区在建设美丽乡村建设中解开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难题，将“民”字写大，把主动权交给了农民。

“三分建，七分管。”建好了美丽乡村，后续管理和维护是关键，它的资金从哪里来？郊区招招中的，从土地上要效益，反哺美丽乡村建设后的管理资金不足。经过市场前景论证，引种经济作物红树莓。区里“硬杠”要求每个乡镇的美丽乡村，村集体不低于50亩土地种植红树莓。乡乡想高着，村村想办法。平安乡率先成为首批“样板区”，在双兴村进行300亩土地流转，以夏莓为例第三年达到盛果期，亩产可达1000公斤。按每公斤8元的回收价格计算，亩产值达8000元，扣除成本亩纯收入可达到6000元左右。

平安乡乡长程宇涛介绍说， “用这些收入来补贴乡里的3个美丽乡村建设后期管理和维护的资金的不足，同时也解决乡里的财政支出，成为‘造血’的摇钱树。也更激发没有‘搭’上美丽乡村的农民看到后劲。”

第7篇：乡村社区建设范文

西郊乡党委以建立“一制三化”的工作机制为立足点，以健全组织，完善制度，规范运作为着力点，以凝聚干部创业之志，一心一意谋发展为落脚点，在全乡推行了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活动，提高了各村级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促进了全乡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进步。1、抓好试点，树立样板，示范带动打基础。

去年11月份，我乡被区委确定为全区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试点之一，在区委组织部的具体指导下，我们顺利完成了6个试点村的规范化建设任务，取得了明显成效。花园庄村充分发扬民主，为广大群众办了几件实实在在的大事儿；小屯村两委精诚团结，村容村貌展新颜；王邵村各村级组织抢抓机遇，利用地理优势，大力招商引资；小庄村狠抓干部学习培训，大家政治思想素质普遍提高，村干部主动让出安钢招工指标；北士旺村委会在党支部的领导下，钢材市场建设步伐加快。这些显著变化，真正使广大群众得到实惠，也真实反映出规范化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证明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试点工作的成功，极大的调动了我们推进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在全乡深入开展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按照区委、区委组织部的安排，今年3月份，我们西郊乡党委在全乡将此项工作全面推开。我们利用1个月的时间，在全乡广为宣传，广造舆论，为统一村“两委”干部的思想，我们组织他们到新乡刘庄、耿庄参观学习，对照先进找差距，定方向，调思路，鼓干劲；为调动广大党员和村民代表参与的积极性，我们分村按片召开党员、村民代表座谈会，广泛征求意见；为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配合，我们利用标语、板报、宣传车在全乡广为宣传，形成了浓厚的氛围。

2、健全组织，完善制度，两点齐进固保障。

建立健全村级各种组织，进一步健全完善各项村级规章制度，是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开展的基础。我们从“抓好各组织队伍建设，做到有人干事；抓好各项制度建设，做到有章可循；抓好人员教育培训，做到依法办事”这三个重要环节入手，为村级组织规范化建设健康开展奠定了扎实基础，提供了坚强保障。一是配齐配强村级组织。我们进一步强化村党支部、村委会、村民代表会议的建设，重点对没有推选成立村民代表会议的村进行组织推选，新推选出村民代表会议2个；进一步健全共青团、妇联、民兵、民调、治保、红白理事会、公共卫生等村级配套组织，并切实保障他们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依照各自章程充分行使职权；进一步健全了党员议事会、村务监督小组、民主理财小组等民主监督组织，让党员和群众参与和监督农村重大事务。二是健全完善各项规章制度。我们对照《殷都区村级制度汇编》，结合我乡实际，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党员发展工作制度、重大事项民主决策制度、两委联席会议制度等近30项制度、职责，并制定出台了《村干部工资评定办法》，将村干部工资分为基础、绩效、考勤、民主评议四块进行综合考核评定，受到了区委组织部的肯定。三是做好各支部工作人员培训。乡里以培训“两委”干部为主，片上以培训村级组织人员为主，村里以培训党员、村民代表为主，全乡共组织举办30多次培训班。学习培训内容以规范化建设有关资料为主，突出民主决策、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程序这个重点，同时辅助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各项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培训，收到良好效果，各村、各村级组织都做到了组织到位，人员到位，职责明确，制度明确。

3、规范程序，严格操作，各项工作上台阶。

第8篇：乡村社区建设范文

    【摘要】文章在阐明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的基础上，指出了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基本途径，并针对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存在的三大问题，提出了一些参考意见。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湖南；乡镇社区体育

 

随着“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贯彻实施，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又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乡镇社区体育作为社会一项公共事业，它不仅涉及到乡镇社区文化、医疗、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与农民的体质状况和健康水平息息相关。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对于增强广大农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丰富乡镇社区业余文化生活，移风易俗，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有着重要作用。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

（一）总体目标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湖南乡镇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基本任务

贯彻国家有关体育和乡镇社区工作的法规及方针政策，发展体育事业，增进湖南农民的身心健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紧紧围绕发展经济、建设小康的目标，全面落实全民健身计划，大力倡导和推广适合湖南乡镇社区特点、科学、文明、健康的健身方式，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健全业余训练体系，发现和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加强乡镇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管理，改善和提高群众体育健身的物质条件；发展适合湖南乡镇社区特点的健身产业，培育和发展体育市场。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基本途径

（一）建立健全乡镇社区体育管理模式

乡镇社区体育作为农村社会一项公共事业，政府是发展农村乡镇社区体育的第一责任主体。政府要从站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高度上，统筹兼顾、分级管理，明确责、权、利，建立健全符合湖南农村实际的乡镇社区体育管理模式。

1．政府宏观调控，依法治体。各级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依照体育相关法律法规，发展和管治乡镇社区体育，积极引导和组织农民参与体育健身，使体育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体育行政部门明确职能，加强领导。体育行政部门是政府管理体育工作的机构。体育行政部门要肩负发展乡镇社区体育的重任，对乡镇社区体育进行投入、组织和管理。县级体育行政部门要赋予乡镇文化站管理体育的职能，在越来越多的乡镇建立文化体育站，配备文体专干，为乡镇社区体育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

3．基层体育组织专人分管，重在落实。发展乡镇社区体育，必须加强农民体育协会、农民体育俱乐部、农民体育指导站、农民体育健身点等基层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健全乡镇文化体育站，进一步完善县级全民健身活动的组织体系，特别是与社区联系最为紧密的乡镇干部中要有专人分管体育工作，乡镇体育俱乐部、指导站、健身点等要专人管理，并配备体育指导员，做到工作有计划，活动有组织，锻炼有场地；有条件的社区要建设好文化体育室。

（二）建立健全乡镇社区体育运行机制

乡镇社区体育的运行机制是开展乡镇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程序。国家体育总局总结多年来农村体育活动的经验，在《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以镇为龙头，村民委员会为基础，农民体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针对目前湖南乡镇社区的实际状况，乡镇社区体育的运行机制可概括为：以政府行为为主导，建立小城镇、乡镇、社区三级运行网络，以小城镇为龙头，乡镇为中心，向社区辐射。

1．发挥各级行政部门的主导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因此，国家理应侧重保持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维护农民的切实利益；政府应当转变态度，站在服务与保障的双重立场，为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排忧解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应采取“一个为主四个依靠”的政策，即以政府行为为主，依靠各部门，依靠基层，依靠各协会，依靠企业和个人资助。要通过宣传、试点示范、经验总结和逐步推广等措施，推动乡镇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的逐步开展。

2．建立和完善乡镇社区体育组织网络。开展乡镇社区体育活动，必须首先建立健全乡镇社区体育组织网络，充分发挥农民体育协会、农民体育俱乐部、体育指导站等基层体育组织的作用。有条件的县可以建立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乡镇社区可以建立体育指导站。县、乡镇、社区要适时建立和发展体育健身点。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体育指导站、体育健身点应根据当地条件安排场地设施，制定工作计划，结合其他文化体育工作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安排一定的活动经费。县级体育主管部门和乡镇社区应当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体育指导站和体育健身点的管理，并为其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特别是要以乡镇文化体育站为中心，发

挥其阵地作用，以体育积极分子为骨干力量，带动乡镇社区体育发展。

3．发挥农民体育协会的纽带作用。农民体育协会由于其组织的自发性、业余性，有相当的积极性和号召力，体育行政部门在组织农村体育活动时，要充分尊重农民体育协会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去组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农民体育协会要主动争取县级体育行政部门的指导，把自己的活动纳入统一规划，使活动更具影响力和号召力。

（三）探求科学的乡镇社区体育运作方式

乡镇社区体育活动应当坚持与乡镇社区生产劳动、文化活动相结合，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以及科学文明的原则，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1.  认真贯彻执行《体育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关政策，在场馆、经费等方面，保证对乡镇社区发展体育的投入。开展好体育先进乡镇和体育先进社区的评选，以先进带动后进，不断提高“四大件”体育设施的标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加，各级政府应相应地增加对乡镇社区体育设施的投入，加大修建体育设施的支持力度，把体育设施建设统一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去。新兴集镇的体育设施建设必须与集镇总体建设相配套。

2．开展调研，探索适合农民特点的体育活动方式。积极开展乡镇社区体育实地调查研究，把握乡镇社区体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乡镇社区开展体育活动要照顾农民的生产生活特点，一是要仔细研究他们生产劳动中身体运动和生理负荷的特征，开发出适合他们的运动项目。二是要因时、因地、因人、因项制宜地开展乡镇社区体育工作。因时就是要区别农忙与农闲、春夏与秋冬以及平时与节假日等；因地就是要考虑湖南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因人就是要开展适合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等特点的体育活动；因项就是把农民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体育项目结合起来，只要农民喜欢、有积极性的项目，就要鼓励、支持和发展。

3．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做好乡镇社区体育工作。湖南乡镇社区地区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开展乡镇社区体育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富裕地区，如长、株、潭等，要鼓励农民自己投资，帮助他们树立“花钱买健康”思想，建立体育团体，走体育社会化、产业化路子。贫困地区要根据当地实际，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开展体育活动，帮助农民改变传统观念，立志、立教，促进扶贫开发。对湘西地区要加大扶持力度，尽快贯彻实施“雪炭计划”。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亟需解决的三大问题

（一）人力问题

1．体育人才匮乏。目前，湖南乡镇社区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体育工作一方面留不住体育人才，另一方面专业体育人才不愿意来，以致乡镇社区基层体育工作队伍人才奇缺、比例失调，有的工作人员甚至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技术技能培训。

2．体育人口稀。体育是整个社会在温饱问题完全得到解决之后，尚有余力去寻求发展的一个领域。据最新研究资料表明，湖南现阶段乡镇社区78%～85%的农民仅仅局限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根据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要，他们不可能主动参加体育活动。加之，农民知识层次低，他们对体育的本质和功能认识不足，甚至错误的认为他们所从事的体力劳动完全可以代替体育锻炼，根本没有必要再进行体育活动。

（二）物力问题

物力问题是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必须正视的问题。近年来，虽然国家利用“体育彩票”等多种方式加大了“全民健身工程”的投入，但对乡镇社区体育方面的投入仍远远不够。与城市相比，湖南乡镇社区的体育设施严重缺乏，特别是湘西地区，农民根本就没有从事体育活动的体育器材和场馆。绝大部分地区除了学校有一些最为简陋的篮球场和乒乓球台外，就没有其他任何公共体育设施了。

（三）财力问题

财力问题于湖南乡镇社区体育来讲是一个苦涩的现实。众所周知，体育发展程度和社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体育被看作是一种余暇度过方式，有闲有钱才可能有体育。由于政府行为的影响，城市与农村严重的二元分割，使得我国农村自1995年后发展速度一直比较缓慢，国民生产总值的飞速增长主要在城市和工业，而且其代价正是广大农村和农民的贫困。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的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形同无米之炊，无源之水。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基本对策

（一）增强农民体育意识，扩大乡镇社区体育人口

    虽然在现阶段湖南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对体育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但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还比较差，加之，目前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发展还未完全纳入市场，所以，乡镇社区体育的发展仍然要靠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各级政府要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了解当地农民对体育的态度和需求，制定出切合实际的乡镇社区体育人口发展规划。同时，应加强宣传力度，多渠道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并形成体育健身习惯，

从而扩大乡镇社区体育人口数量。

（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壮大乡镇社区体育队伍

乡镇社区体育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因此要立足本土，走自主培养道路。要加快乡镇社区的体育人才培养步伐，逐步形成体育人才培养制度；要充分重视学校体育教师、军队复员退伍军人、初高中毕业回乡青年及其他体育爱好者的骨干作用，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管理，联络相关教育培训部门，采用“送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体育人才，面向乡镇社区，服务乡镇社区。同时加强带动工作，一级带动一级，壮大体育人才队伍。 

（三）多方筹集发展资金，完善乡镇社区体育体系

一是国家财政。湖南各级政府要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契机和根据全民健身计划二期工程关于“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要求，充分利用体育总局体育彩票公益金实施“雪炭工程”的机会，加大对乡镇社区体育的资金投入力度。

    二是社会资金。湖南乡镇社区体育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走产业化道路，使各种有利于乡镇社区体育发展的社会积极因素形成合力，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发展资金。

    三是自筹资金。广大农民群众自筹资金是（下转第47页）（上接第20页）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重要财力来源。乡镇社区体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等经济发展了、靠政府投入了”再来发展的“等、靠”基础上，广大农民群众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资金富足了，乡镇社区体育才有了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我们才能逐步建立和完善“三位一体”的乡镇社区体育组织网络体系、体育服务体系和体育保障体系。

五、结语   

体育是经济的产物，乡镇社区体育扎根于农村经济，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发展程度与湖南乡镇社区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湖南乡镇社区体育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由于 “三农”问题是我国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以致乡镇社区体育的发展不仅仅是体育系统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长期努力。乡镇社区体育，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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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先英，杨磊，沙磊．农村体育：制约湖南群众体育发展的“瓶颈”[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10）．

第9篇：乡村社区建设范文

摘要： 防治违法建设是搞好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

>> 城乡结合部城市化问题研究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探究 合理征用城乡结合部土地 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 城镇化进程中城乡结合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城乡结合部农村社区的突出问题与防治建设 城市化进程中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研究 城乡结合部环境景观规划与建设问题初探 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研究 浅谈城乡结合部新农村社区规划建设 北京城乡结合部地区建立城市新型社区的路径研究 城乡结合部垃圾污染问题与研究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城乡结合部社会治理问题研究 西北地区城市社区、城乡结合部、农村金融服务现状的调查 快速城市化进程中“村改居”社区建设问题研究 城乡结合部与乡镇社区体育建设探析 城乡结合部社区管理的问题及对策 北京市城乡结合部社区商业发展研究 城乡结合部组织建设探究 从解决城乡结合部地区问题看城市发展阶段转型 城乡结合部耕地保护问题探讨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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