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艺术成就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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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古代文学艺术成就范文

关键词：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古诗词鉴赏;教学方法

古诗词是我国古代的文化精髓，作为文化的载体源远流长。古诗词的创作时间与当前相距较远，为教师的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难度。教材对于学生的要求在于背诵，而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则需要引导学生体会创作的意境与背景。那么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如何才能推进初中语文古诗词的教学，是当前应该重点关注的问题。

一、初中语文中古诗词教学的意义

1. 古诗词的创作手法为学生写作提供借鉴。

初中阶段的语文学习的一个重点就是写作，而古诗词的创作手法能够为学生的写作提供借鉴。古人在创作诗词时，非常注重凝炼字句，将丰富的情感、远大的情怀以及对时事的评析等都在短短数行文字中进行深刻表现，对于写作水平的要求非常高。学生通过古诗词的学习一方面能够模仿学习作者的写作手法，另一方面学生对古诗词的引用能够对文章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学生在完成关于月亮的习作时，便可以引用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的名句“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来升华情感，表达强烈的思念之情。

2. 古诗词的丰富情感能陶冶学生的情操。

古代的诗人与词人常把心忧天下的情感通过作品表达出来，而当前学生的写作很容易就流于空洞，缺乏进步思想与崇高理想的支撑，因此古诗词中对不良风尚、时事弊病的批判以及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歌颂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学生通过学习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能够感受祖国的秀美山川;学习杜甫的“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能够感受心忧天下的愁绪;学习辛弃疾的“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能够感受远离尘世喧嚣的情怀。这些优美的词句对学生有极强的感染力，对于学生思想情怀的塑造具有积极作用。

二、初中语文古诗词的教学方式探究

1. 注重诗词朗读韵律的把握，减少背诵难度。

古诗词在创作时注重韵律美感，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注重学生朗读时的韵律把握，不但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感受诗词的美，还能够切实减少学生的背诵难度。古诗词朗读时赏心悦目、朗朗上口，通过教师带领学生进行声情并茂的朗读，能够将学生引领进诗词所描绘的境界，从而让学生更好地感受诗词之美。教师首先需要对教材中的诗词进行韵律划分，在词句上表明停顿，才能够在具体朗读的时候准确把握。通常情况下，划分的标准有表意义和表音节两种节奏划分方式，前者节奏划分少，后者节奏划分则较多。四言诗采用“二二”的节奏进行划分，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五言诗通常会采用“二二一”和“二一二”的节奏进行划分，如“长河/落日/圆”，“烽火/连/三月”;七言诗则常采用“二二三”进行划分，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完成韵律划分之厚，还要在朗读的时候注重轻重缓急、抑扬顿挫。只有体会到诗词的韵律美，才能使背诵更加顺畅。

2. 通过诗词意境的再现，提升学生的鉴赏能力。

古代诗词的创作创作的过程中，作者非常注重作品的意境，作品的意境作为作者生活与思想状况的统一能够体现出作品的艺术境界，因此通过对诗词意境的再现，能够让学生受到思想的净化、情感的熏陶，激发作者对古诗词的兴趣与深入探索的积极性。例如杜甫的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一诗，作者对秋风、秋雨来临时自己居所的状况进行了的细致描写，表面上看来是对自己当时境遇的慨叹与无奈，而通过对诗歌意境的探究，便能领悟到作者先人后己、心忧天下的博大情怀，以及想要转变当前黑暗时局的决心，千百年来激励着无数的读者。诗词中的画面描写，无论是开阔的还是细致的，都能够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实现感性上升到理性，从而能够更好地体悟诗词中蕴含的深刻的哲理以及高尚的情怀。

3. 联系生活实际，增强古诗词的应用性。

古诗词虽然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瑰宝，但在当前的现实生活中仍然有很强的应用性，只有加强古诗词与生活实际之间的联系，才能更好地提升教学的质量。对古诗词的学习要经历朗读、背诵、理解、鉴赏再到应用的过程。教师在进行语文古诗词的教学中，不能只局限于课堂上，这样会束缚学生的思维和想象力，所以应该更多地带领学生走出去，走进大自然。例如带领学生们爬山，学生们才能更好地领悟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迈和开阔;同学们心情低落时，可以用李白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来鼓励他们。

综上所述，初中语文古诗词教学方式的探究对于提高教学质量与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对诗词单一背诵以及字词解析，不能真正达到诗词教学的目的，而要想真正让学生领悟到诗词的灵魂，还需要从情境演示、情感投射以及目的明晰等多方面进行教学，不但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诗词鉴赏与文学审美能力，还能促进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

参考文献

[1]郑俊池.浅析初中语文古诗词的有效教学[J].考试周刊，2013（67）.

第2篇：古代文学艺术成就范文

中国古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主干课程，“在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专业素养、专业品味、专业特色、专业方法、专业能力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该课程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其总课时以及总学分数量居于各门专业课程之首，更为重要的是，它还要为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美学等课程提供文学资源与思想资源，为古代汉语课程提供语言材料，并且成为世界文学课程教学的重要参照系。此外，它还是新闻学、文秘、播音与主持、传播学等相关专业的文化基础课。而中国古代文学又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民族传统、历史文化、文学艺术等成果的积淀结晶，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教学难度非常之大，这是每位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老师共同的体会。就目前而言，在现行高校扩招的情况下，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三本院校。三本学生的基础普遍较差，三本学校的教学质量也令人堪忧。三本院校如何提高古代文学课程教学的质量？本文就此进行研究。

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1.内容丰富与课时缩短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具有自身鲜明的特点，就是内容丰富。整个中国古代文学从先秦到近代，上下纵贯3000年，经典作品浩如烟海，内容庞杂，头绪繁多。课堂上的讲解内容不仅包括对文学史的诠释，作品的分析，还涉及古典文献学、历史、文艺理论、文化学、哲学、美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运用。而随着我国大学课程的教学改革，各门课程的教学课时量一再压缩，新的古代文学教学大纲由原来六个学期每周6学时的教学时间，压缩为现在的四个学期每周3学时，实际教学时数仅为240课时左右。仅就教材而言，就有四大本文学史和六本历代文学作品选。要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本文由收集整理全部内容，全面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既要让学生系统地掌握中国文学史的基础知识、基本观点、发展脉络，各种文体的产生、发展、流变等情况，各种流派产生的背景、成就以及地位影响等，又要让学生对经典作家、作品有个全面的解读，实在不易。其结果往往造成教师为完成教学任务，在讲授文学史时只能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对于作品的解读更是流于形式，很难深入。

2.难度大与基础差的矛盾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难度大，对于三本的学生来说学习的难度更大。一方面其文本距离我们现代很遥远，留存的作品是千百年前就存在的，其中涉及到古代的一些人物、事件、历史故实、民俗地理等与现代人相差甚远，这些都给学习这门课程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三本学生相对于二本和其他重点、名牌高校的学生来说，入校成绩普遍较低，学生的传统文学文化修养总体偏底，自制力相对来说也较差。与一本、二本的学生相比，学生容易产生自卑心理，学习兴趣难以提高。再加上很多三本院校的老师基本都是二本的，很少有自己独立的教师队伍，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二本几乎完全一样，这样就很难根据三本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取得预期的目标和效果。按照专业目标，通过古代文学和古代汉语等课程的学习，中文专业的学生应能够熟读、背诵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能够借助工具书和注释基本读懂一般的古籍，并能对比较浅易的古籍进行校点，能够运用文艺理论独立地对历代文学现象、文学流派等进行正确的批评，对难度适中的古代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鉴赏。“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为数不少的学生虽然如期拿到了毕业证，但他们甚至对常用文言词汇和句式、常用的典故、一般的文学常识、古代文学的基本发展脉络以及最起码的文化典章制度等都不能很好掌握，至于阅读、校点、分析和鉴赏古籍的能力等，则更是不敢恭维”[2]。

因此，学生在上课前如果不预习，不去读一些代表作家的作品，仅凭上课时教师的讲解，虽然也能对文学史的脉络有个大体的把握，但大多是一知半解。因为教师在课堂上不可能有时间对很多经典的作家、作品一一进行解读，有的只能简单地提一下，学生如果没有读作品的话，基本没有什么印象。其结果往往造成学生对这门课程产生疏离与隔膜，无法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3.就业压力与学习无用的困境

随着高校的一再扩招，高校学生的就业普遍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与难点。即便是重点、名牌大学毕业的学生就业都很困难，何况是三本的学生，他们在择业时往往受到歧视。而很多三本的学生在进校时之所以选择汉语言文学专业，大多数是被调剂过来的，他们为了能读一个本科，很无奈地被迫选择了这个专业。因此他们多数对此专业并不感兴趣，语文功底也比较差。很多学生认为：“学习古代文学远不如学习法律、经济管理、财务会计、公关营销等课程实在而更能顺应人才市场的需求导向，多背几首唐诗或宋词也远远不如多熟悉掌握几条计算机命令更能获取就业择业机会。”[3]因此他们更愿意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各种考证与社团、社会实践活动上，这样可以增加他们在就业中的筹码。因此，对很多学生来说，学习古代文学就是钻故纸堆，坐冷板凳，对以后的就业没有任何作用。所以，在市场经济社会下，在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的压力下，学生心浮气躁，学习日趋功利化，许多传统学科面临尴尬的处境，而古代文学更甚。当然，要改变这种思想观念，并不能仅仅靠从事古代文学教学的教师一朝一夕所能改变的，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与重视。

二、进行的探索与实践

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这门课程时，对课堂教学实践进行积极有益的探索和实践，并初步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针对本门课程的特殊性，指导学生如何预习教材，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课堂上激励学生积极思考、主动参与，提高其兴趣。课后要求学生主动进行延伸学习，加深对课程的理解。

1.课前预习的指导与探索

针对当前古代文学课时量缩短，课程教学内容丰富，三本学生专业基础相对较差等，积极指导学生进行课前有效预习，这是保证课堂教学效率的前提。在每一次课后都布置学生预习下次课的相关内容，包括文学史的通读、作品选的阅读背诵、资料的查找等等。为了克服三本学生的自制力差、不能按时完成预习任务等，积极督促学生的预习，并进行定期的监督检查。如每次课前抽查个别学生背诵经典作品的情况，上课时通过提问、讨论等进行检查预习情况，并把这些作为平时成绩纳入期末综合考核中。实践证明，这样能有效地督促学生进行课前预习，背诵经典作品，为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打好了基础。

2.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实践

课堂教学最主要、最常见的教学方法就是讲授法，如何讲授才能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值得探讨，笔者近年来主要采用多媒体教学与文献资料辅助法相结合的方式来提高堂教学效率。随着现代信息科技的推广，课堂教学采取多媒体辅助已经很平常。它有许多显而易见的优点，可以借助直观形象的画面、声音、视觉艺术来生动地展现教学内容，还可以创设一定的情境来增强学生的理解能力。比如古典诗词中的意境比较抽象，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示出来，更好地促进学生去体悟理解。古典文学牵涉的内容广泛，涉及到史书的记载、前人对于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一些代表性的作品，这些可以通过ppt展示出来。为了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免去学生忙于记笔记而忽略听课，教师可以把每次上课前所需的文献资料、作品补充、每一章的精读与阅读篇目、思考练习、推荐阅读书目等，提前给学生打印复印，人手一份，这样在课堂上需要引用到某一文献资料或补充作品时就非常方便，也为学生课后预习、复习提供了资料。另外，在课堂教学中要注意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针对不同的教学内容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如研讨式[4]、启发式教学法、情境教学法、演讲辩论法、参与表演法、研究性教学法、分类教学法[5]等，通过互动，让学生积极参与其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提高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热情。

3.课外学习的指导与探索

第3篇：古代文学艺术成就范文

关键词: 中国古代文学 大学生素质教育 内化

大学阶段是一个人从青少年向成年发展,从校园向社会过渡的重要转型时期,是其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与确立时期。在这个时期,大学生自然对理论教育、对学习如何做人有强烈的内在需求,那么提升大学生素质教育中的“内化”――在思想观点上与他人的思想观点相一致,自己所认同的新的思想和自己原有的观点、信念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统一的态度体系,将是保证大学生素质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高等教育人文学科中的一门基础学科,它浓缩着千百年来我国传统的优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华积淀,承载着中国文化的精神,具有浓厚的教育作用。我国学生从小学到中学直至大学,在学习过程的不同阶段都在接受着我国古代文化传统教育,因此,其对于学生的素质教育的“内化”,即对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有着其独特的作用。

一、素质教育“内化”的现实需要

一方面,当今大学生身处社会的变革期,面临一个多元文化交织碰撞、信息资讯高速传递的时代,各种各样、形形文化价值观冲击和影响着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在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浪潮中,对于有着如何做人的有强烈内在需求大学生来说,他们惊喜、好奇,又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如不能加以正确的引导和教育,极易使他们产生盲从、焦躁、颓废、不安等思想情绪波动。例如:偶像崇拜的异化――从“芙蓉姐姐”到“犀利哥”、就业观念的急功近利、社会责任感的单薄冷淡、承受力的脆弱等,都是这种思想情绪的不同侧面的反映。大学生素质教育中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帮助他们从不安的思想情绪中走出来,对自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有一个科学正确的定位。

另一方面,在很长时期内,我国中小学教育基本上都是以应试教育为主,它就造了文科生对自然知识的孤陋寡闻,理工科生对社会科学接近木纳,文化知识丰富而身体素质低下,等等,个体全面发展缺失的现象极为严重。许多大学毕业生拥有较高的计算机、外语、数学等基础理论和业务能力,对于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的鉴赏能力却粗浮、浅显,缺失了“真”、“善”、“美”的人文文化,仅是一个精通各类技术的技术人。如此,极易造成个人成就感和社会责任感的背离,智商和情商的不平衡,更令人担忧的是随着这种背离和不平衡的进一步发展,极大地影响到大学生人格思想的扭曲,甚至变态的人格品质也会随之出现。

对于上述诸多现实,我认为有效地提升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内化”,将是应对此类现象的有效手段之一,而中国古代文学在其间亦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著名学者张岂之对于“素质”,将其界定为:“人在思想上、道德上、心理上、文化上必须具备的条件。思想上的必备条件是有国家民族观念。道德上的必备条件是有承担各种义务的自觉性和享受权利的正确态度。心理上的必备条件是有承受各种困难和挫折的耐力,并有勇气去克服。文化上的必备条件是有较高的文化基础和较渊博的知识。”

中国古代文学是我国千百年来灿烂文化的集结,其特色的语言文字艺术、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充满智慧的哲学宗教、深刻的道德伦理等丰富的人文文化内涵,以及所蕴含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将长久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从中感到一种强烈的文化震撼和文化浸润,从而生成一种深厚的民族情感与爱国情怀。尤其是一些古代文学作品中所表达出的思想品质,例如:“自强不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等,对当今的大学生在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有着重要的影响。可见,中国古代文学对于大学生无论是在思想上、道德上,还是在心理上、文化上都有其独特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同时,对于从小就开始接触传统文化教育的学生来说,中国古代文学无论从感情层面还是接受层面上来说,都有着先天的、得天独厚的优势。

因此,中国古代文学在对于提升大学生素质教育“内化”中有着独特而又重要的作用。

二、对提升素质教育“内化”的作用

1.爱国主义熏陶

爱国主义是人们长期凝结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道德感情。它表现为对生于斯、长于斯的父母之邦的忠诚,对祖国山河土地的眷恋,对祖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对祖国命运前途的关心等,是人们最崇高的情感。崇尚以国家利益为重,以爱国、兴国为己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所在,亦可以说是贯穿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内涵。如《战国策・西周》中的“周君岂能无爱国哉”,荀悦《汉纪》中的“亲民如子,爱国如家”论述,再如屈原、杜甫、文天祥等具有爱国主义情怀的的文学家,还有岳飞、杨家将等爱国主义的文学形象,他们皆体现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强烈责任感与捍卫民族尊严、维护祖国利益的崇高品德,最为能引起共鸣。

2.人格品德培养

苏格拉底说:“人有了人格的尊严,必不甘堕落为禽兽,而品德也必自然提高。”可见,人格品德能影响到一个学生形成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孔子要求“见利思义”,“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主张“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提出的“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这些关于“义”与“利”的经典论述,对于当代大学生而言,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在义利问题上出现的道德偏差、道德无序,以及心理上的道德困惑问题,树立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的价值取向,自觉抵制极端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与行为的侵蚀。

如,屈原在《离骚》中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坚贞高洁的光辉形象,表现出奋发自励而醒世独立的高贵人格,体现了个体对理想的执著追求,同样也是其高尚人格的外在显现。司马迁在给任安的信中称,“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其间表现出的俊洁人品和伟大精神,可谓字字血泪,声声衷肠,气贯长虹,催人泪下,对于大学生坚韧不屈的人格培养,有着积极的影响,为大学生的人生价值观树立了坐标。

3.情感礼仪教育

大学生在思想上已趋于独立,对待爱情,他们更是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但如何理智地对待爱情,较好地处理爱情与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绕大学生的普遍问题。《诗经》中有大量反映婚姻爱情的诗作,其中的《郑风・子衿》中的“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写出了女子对男子的思念,《郑风・出其东门》中,由男子的“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虽则如云,匪我思存”,直接说出了对爱情的执著专一。还如《莺莺传》、《霍小玉传》、《桃花扇》等小说、戏曲作品等,都对大学生的爱情观起到了正面的引导作用。

当今大学生基本上都是以独生子女身份成长起来的,或多或少的都染有自私、偏执的毛病,在与人相处中一般只考虑个人利益,很少作换位思考,缺失礼仪的教育。《左传》将“礼”比作国家的躯干,并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记・冠义》把“礼”当作区分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认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不仅是国家的基石,而且也是个人立身处世的必备条件。孔子对此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物动”。“礼”作为一种道德规范,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中相关篇章的学习,在提倡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谦和礼让,无形中可以培养大学生与人和谐相处的处世观,大而言之,也有利于社会的安定。

当今市场经济时代,使人们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这种主体要具备现代人全面发展、完备的人格素质,也就是要有知识性、独立性、创新性、社会性、规范性、道德性,等等,而要达到这些要求,就离不开我们对大学生的素质教育。因为,当代大学生并非生活在世外桃源,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也会吹进学校,如:金钱至上,追逐物欲,急功近利,实用主义,自由散漫,个人主义,等等。要清除这些消极因素和丑恶现象对于大学生的侵蚀,就必须加强在素质教育过程中的“内化”教育,而以中国古代文学在基础学科中的特殊地位,必定要肩负起重要的责任,这亦是我们传承和弘扬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

参考文献:

[1]张岂之.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J].高等教育研究,1996,(5).

[2]苏宝梅,侯启海.论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素质教育的意义[J].济南大学学报,1997,(3).

第4篇：古代文学艺术成就范文

其实应该在肯定经济对文学艺术发展的决定作用的同时，注重从文化、哲学、宗教、社会心理及科学等诸多环节来探讨外国文学史的流变，并要特别突出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西方文学与文化互为依存，密不可分的。西方文化从特质上来看属于酒神文化、太阳神文化。这种文化从源头上根源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古希腊先民是个海上“商业民族”，独特的生活方式，促使古希腊初民形成了乐观、自由、活泼、个性解放的性格特征和文化心态。这种民族心态表现在文学上，就形成热爱生活，以人为本，执著现世，无视来生，积极进取，勇于追求的文学精神。

而这种人文精神滋养了整个西方的民族文化，使整个西方文学史始终贯穿着人生价值观念和人学母题。外国文学课程的教学目的，不仅仅是了解单一的国别文学发展的线索、阅读作品，做一些例行的赏析，而是承担着教育人、引导人的神圣责任，通过对异域文化在感知世界、认识人生、表达情感、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学习与比较，从更高层面上感知异域文化，发展、完善、提高在本民族文化传统基础上形成的人生观、价值观、文化观。文化和文学本来就是互相渗透、互相依存的两个重要方面。我们应该强调文化因素的作用，教会学生在漫长的文学史中去体会文化的传承，特别注意把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与文学融为一体，使学生在学好外国文学知识的同时，提高其文化素养，达到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目的。

优化教学体系，丰富文学史的文化因素优化教学内容，改善教学效果。外国文学囊括了中国以外的全世界所有国家民族的文学，面对这样浩繁的内容，教师在教学中如果处理不好，就很难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按照传统的教学观念，就整个外国文学的发展史而言，古代是起点，近代是重点，现当代是难点。欧洲近代文学成就尤其突出，是重点讲授的部分，而现当代文学却作为选修课来讲，显然不是教学重点。至于东方文学就更不入流了。

这种传统的教学内容往往偏重于西方，并且厚古薄今，远详近略。作为专业基础课，教学内容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系统性，这对学生学习知识，形成技能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但如果在教学中忽视现当代重要的研究成果和文学思潮，就会使学生对西方20世纪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和现代派文学知之甚少，对新的文本解读方法也很陌生，影响学生的创新能力的培养和广阔学术视阈的形成。因此，在外国文学教学改革研究中，对教学内容进行整体精选和优化势在必行。在讲授欧洲近代文学的同时，要增加对20世纪文学的讲授。

第5篇：古代文学艺术成就范文

摘要　中国古代文论家对汉赋的评价颇不一致。本文试从古代文学审美批评标准入手，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以及对汉赋应采取的正确评价标准。

关键词　审美标准　汉赋　评价标准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489(2007)06-0070-03

古人对汉赋的评价颇不一致。汉代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王充非之为“虚妄之言”，唐柳冕批评汉赋“置其盛明之代，而之音”；与此相反，汉代班固赞汉赋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近人王国维更把它奉为“一代之文学”。为什么对同一种文学样式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差别呢?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文艺批评标准的不同而造成的。

文艺批评标准的核心是审美标准，文学的审美批评标准是衡量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尺度。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早就提出了真、善、美的审美批评标准。

在中国古代最早将“美”和“善”分开，并将“美”“善”标准用来评论文学艺术的是孔子，孟子继其后。孟子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孟子·尽心章句下》)这是孟子在评论人格美时说的话，后来移用于文艺。同时，庄子说的“真”和“美”也被移用于文艺。用当今的文艺观点来看，“真”是指作品的真实性，即内容能表现出客观事物自身的规律性；“善”是指作品内容的倾向性，即作品内容能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正确的政治伦理观念和美好情操；“美”是指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审美性，包括艺术形象的可感性、情感性、典型性，艺术形式的完整性、多样性、独创性等等。真、善、美三者密切联系而又相互区别。对三者内涵的不同理解，对三者偏重的不同，造成古代文人对汉赋评价的不同。

一、真——作品内容的真实性

作品内容的真实性是“美”“善”的基础，没有真实也就没有“美”“善”。“真”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常用“诚”、“信”、“实”、“核”来表达，含义很广，包括言辞、事物、景象、感情的真实和艺术真实等等，如“修辞立其诚”(《易·乾·文言》)，“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信，辞欲巧”(《礼记·表记》)，“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庄子·渔父》)等。王充作《论衡》，开始在文学上明确使用“真”这个概念，指出“文有真伪，元有故新”，阐明《论衡》的目的是反对“虚妄之语”，“立真伪之不平”，汉赋就是他所认为的“虚妄之语”的代表。但是，他的集焦点在于：文人史家笔下所叙述所描写的是不是符合事实，是不是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事件。他所说的“真”，强调的是客观事物的“真”，认为只有正确地认识、把握、再现客体的“真”才有主体的“精诚由中”，这大致是对的。但是，他还不能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区别。

所谓艺术真实，是指形象地反映了事务本质特征的真实，需要更多的从作品的象征意义和感情体验方面去领会真实，不能拘泥于其所言事物本身是否合乎常理。但直到南朝刘勰作《文心雕龙》才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他在《情采》篇中指出：“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丽而烦滥。”这里所说的“写真”，就是指通过景物的描写来抒发真情实感。当然，汉赋运用了大胆的想象和夸张，有诸多不符合生活真实之处，但这正是艺术真实高于生活真实之处。如司马相如《大人赋》为我们创设了一种虚无缥缈、扑朔迷离、若有若无、令人神往的神仙世界；扬雄的《甘泉赋》则提供了高度夸张、生动形象的描绘……而有些文论家，如王充等人，对这些动人的艺术描写不仅不欣赏、不认可，反而痛斥为“非”，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不能接受任何驰骋云天的想象以及与现实不符的描绘，总是以生硬死板的客观真实的标尺来衡量文学作品，对具有象征意义和夸饰性质的文艺持否定态度，结果把汉赋作品中夸张虚构的浪漫主义手法也纳入“虚妄”的范畴。这是对“真”的一种曲解。

二、善——作品内容的倾向性

作品内容的倾向性，与政治功利、道德情操密切相关。“善”是“美”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先秦时往往“美”、“善”不分。在中国美学史上，孔子首先把“善”和“美”区分开来，作为两个不同的标准来使用。如他在评论《韶》和《武》两种乐舞时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这里，“善”指思想内容而言，“美”指艺术形式而言。就思想内容来说，则有“尽善”与“未尽善”之别。因为，《韶》乐表现的是舜接受尧的“禅让”而继承王位的内容，这符合孔子的“礼让”思想，故称之为“尽善”；《武》乐表现的则是周武王以武力征讨商纣王而取天下的内容，故称之为“未尽善”。从孔子的评论来看，他对“善”的要求是很高的，“尽善尽美”的提法，应该说是美善统一，但实际上，他还是偏重于“善”。这种美善结合、以善为主导的思想，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中，影响深远。“善”这个功利性标准，包含着政治思想、伦理道德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常常通过与“文”相对的“道”来体现，如所谓“明道”、“载道”等，主张一切言谈论说必须合乎“道”、宣扬“道”。“道”泛指作品思想内容。但不同时代不同学派所谓的“道”，其具体内容有所不同，体现在汉赋评价中，就是强调其讽谏作用。扬雄、班固等对汉赋的评价均受孔子这一美学思想的影响。

扬雄在《法言·吾子》中说到：“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日：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批评汉赋铺陈事物、雕绘辞藻，有如学童雕琢虫书、篆写刻符，是小技末道，壮夫不为。扬雄是从儒家所强调的文学的教化作用的观点出发，认为写赋本来是要对统治者发挥讽谏、批评作用的，但是，汉赋“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的艺术形式，使它产生“劝而不止”的作用，甚至已经失去了讽谏作用。但事实上，没其讽谏之义的并不是侈丽闳衍之词，而是当时的帝王及后世的读者。文学作品是需要读者的共鸣及再创造的，如果读者不能与作者、与作品产生共鸣，不能领会其创作意图，那作品也只能被湮没。

班固认为汉赋“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又认为汉赋“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极力推崇这种歌功颂德的文体，并要求赋“抒下情以通讽谕”，体现的仍是儒家崇尚实际的功利主义文学观。

可见，儒家以“善”为根本、强调文学的教化作用的文学观影响着人们对汉赋的评价。

三、美——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审美性

“美”以“善”为基础，又与“善”密不可分，而且在中国古代常常是“美”“善”不分，以“善”代“美”。但是，文学作品都有它自身的特征和符合美的规律，否则它就不成为文学作品了。文学作品体现其自身特征和美的规律的程度，就是判断其艺术性高低的标准。

汉赋之所以被王国维称为“一代之文学”，至少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它显示了汉王朝的宏大气象和时代精神；二是它代表了汉代文学的最高成就；三是它是一种具有独立品 转贴于 格的文学样式，具有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一般说来，汉赋是具有铺张扬厉、辞藻华丽、描写细致、散韵相杂、结构宏伟等特色的我国特有的文学样式，而其最根本的审美特征是“以大为美”。

关于汉代赋家的以大为美，前人早就注意到了。据《西京杂记》：“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相如日：‘合组以成文，列锦绣以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苞括宇宙”是指在赋家的笔下，时间是无始无终，空间是无边无际的。刘勰在《文心雕龙·通变》中也认为“楚汉侈而艳”，而“侈”有夸大、张大之意。正是由于看出了赋家的以大为美，刘勰才准确把握了《七发》“独拔而伟丽”、《洞箫》“穷变于声貌”、《二京》“宏富”、《甘泉》“深玮”的特点。对这种特点，班固认识的也很清楚。他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其后宋玉、唐勒、汉兴牧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闽衍之词。”这都充分说明，汉代赋家追求的是“大美”的艺术效果。

汉代赋家的这种追求，后世多受非议，因为很多人忽视了汉赋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忘记了汉赋是为了充分适应汉代的社会而产生、而存在的，是为了满足汉代人的审美追求而存在的。

这种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我们只能从历史发展中去找原因，因为“文变染乎世情，行废系乎时序”，“每一时代的美都是而且也应该是为那一时代而存在的，它毫不破坏和谐，毫不违反那一时代的美的要求。”汉代，作为秦以后又～个大一统的时代，它的疆域比秦时更加广阔，这个大国的统治者，难免要踌躇满志，比如他们建筑上的追求是“无令后世有以加”，追求大的东西，以大为美。同时，“繁荣的经济，强盛的国力和四海一家的政治形势，为文学家提供了优越的创作条件，使之得以用彩绘之笔歌颂帝王物质享受之富庶，描绘苑囿建筑工艺之精细，赞美祖国山河之壮丽，赋予作品伟大的气魄。”另外，疆土的扩展，中外文化的交流，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眼界，人们在审视自己面对的世界、面对的生活时，有了极强的开放性、并蓄性、包容性，有了一种傲视天下的豪情，从极度满足之中产生出一种夸诞的心态。在这种心态支配下，赋家自然喜爱用铺张扬厉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生存的环境，正像刘勰说的，在雕画现实时，“莫不因夸而成状，言饰而得奇。”赋家也把自己追求大、描写大、张扬大，认为是极为自然的。只有汉代人才能深刻理解他们生存的时代，才能理解赋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即使像王充那样认为汉赋是“虚妄之语”的文学家，也认同了赋家追求大美的合理性：“汉室治定久矣，土广民众，义兴事起，华叶之言，安得不繁?”(《论衡·定贤》)

综上所述，古人对汉赋评价不一致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所采用的文艺批评标准的不同，如从“真”的角度出发(主要是客观真实)，汉赋被认为是“虚妄之语”；从“善”的角度出发，汉赋被认为是“雅颂之亚”、“炳焉与三代同风”等等。本人认为，不仅是对汉赋，对任何一种文学样式都要采取客观、公正的评价标准，既要重视其功利性，更要重视文学自身独特的艺术特征。汉赋作为汉代成就最高的文学样式，符合文学创作的“美的规律”，是真、善、美的高度统一，应给予充分的肯定。

参考文献

[1]刘勰：《文心雕龙·时序》。

[2]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与美学》。

[3]徐中玉：《秦汉散文发展概况》。

[4]李宝龙：《真与美的悖反统——兼论前人对汉赋的误读》，《东疆学刊》2003年7月。

[5]张毅：《关于汉赋的“丽以”与“丽以则”》，《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5月。

[6]李泽厚、刘纲纪主编：《中国美学史》(第1卷)，1984年版。

[7]曹胜高：《汉赋“大美”的构成与渊源》，《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12月。

第6篇：古代文学艺术成就范文

关键字：中国园林；景观设计；发展轨迹

中图分类号：P901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园林设计既可以遵从中国古典园林设计手法，也可以借鉴西方借鉴建筑的构图手法的表现形式，两者都不排斥。中国景观园林的历史非常悠久而且业绩辉煌，全世界都承认中国古典景观园林设计是独树一帜的体系，它对世界园林艺术发展有着巨大贡献，园林设计居民生活息息相关，要做到真正以人为本的设计。

1.中国园林具有景观的独特魅力

东方园林源出于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文明和光辉灿烂的哲学思想，具有特殊的伦理价值观及艺术审美观。儒家朱熹说：“天即人，人即天。人之始生，得之于人也；即生此人，则天又在人矣。”崇尚的是“天人和一”观，把美学建立在“意境”的基础上，并借助于文学，绘画和建筑诸艺术于一体，这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宝库中的一支奇葩。

1.1“意境”——中国园林景观的内涵。“意境”是中国传统园林风格的核心。

所谓“意境”，意是寄情，境是借物，景情交融而产生意境。

古人说：“情与景遇，则情愈深，景与情会，则景常新。”所以“意境”赋予艺术以灵魂，灌注以生气，化景物为情思，变心态为画面，对景观产生意象含蓄，情致深邃，具有飘然于物外之情，玄外之音，画外之境，味外之致的特殊魅力。在审美活动中，高度发挥了意想思维的能动性，激发心灵创造出比之于实际的景物远为丰富的艺术情趣。在体察感受中，让游者从身入心入情入至神入，心领神会中引人入胜，耐人寻味，提高到深层性崇高的精神世界，这是中国园林艺术传统中的审美心理结构，都是建立在内心境界的基础上的“心物感应”和“兴到神会”的审美价值，而西方园林文化唯独缺乏“意境”这一灵魂的审美内涵。

1.2“诗画园林”——中国传统园林景观的诗意特色。

中国古代文学中，中华园林景观成为古诗人写景寄情的主要内容，成为诗中不可缺少的“景”与“物”，而每一位大诗人，都可堪称中国古代园林最富鉴赏水平与设计水平的设计大师。盛唐时期出现的，以诗人画家自成一派的“诗画园林”以来，深深地影响着后人在园林设计的创意及布局构景，也影响和推动着后人对中国古代园林艺术文化遗产的憧憬与学习、研究和借鉴。奠定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园林景观所谓的“无声的诗”和“立体的画”这一重要的美学基础。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变迁，而历代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民间山水，巨富庄园，也无不从中国文学，绘画中得以借鉴，这种自古以来的互为表里，彼此借鉴，交互引发，相资为用，构成了中国文学艺术与园林景观艺术相得益彰的，独具风格的传承文化遗产，按诗情画意而创意组合的园林类型，犹如中国画咫尺千里的山水画立轴或横幅手卷，成为众多当代艺术家，设计师创作始初的灵感和动因。

中国山水画，追求“咫尺之内而瞻万里之遥，方寸之中乃辨千寻之峻”。边走边赏边构思的民族传统的方法，表现在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任其高低远近，角度和视点的自由观察，集大自然之精美于方寸之中。中国山水园林犹如画幅一样，集大自然之精美于一园。在组织时间和空间的游览路线中，任其高低远近、角度和视点的转变，都观赏到如诗似画的中国古代园林景观。

1.3“路回峰转”——中国古代园林景观的面壁布局构思。

大至皇家园林、苏杭景观，小至水乡农舍，在设计时首先体现的是一个完整的审美系统。借鉴于文学艺术的立主题，分段落，讲究起、续、转、高、结的程序组合。因借在园林的规划设计布局构景中，坐落在潍坊市的“十笏园”便是以“石”与“竹”为主景、配景，划分景区、景点，讲究游览路线在组织景区中的序幕、连续、转折、和结尾的系列组织程式；犹如诗歌中的抑扬回转，富有韵律节奏感。园内水木清华，建筑布局新巧。在仅有的2000平方内，建有楼、台、亭榭、书斋、客房等67间，曲桥回廊连接，鱼池、假山点缀其间，小巧玲珑，匀称紧凑。春雨楼、漪览亭、水帘洞、小瀑布等，虽出人工，宛如天然。壁上镶嵌“扬州八家”郑板桥、金农等人真迹石刻。清代潍县县令，著名书画家郑板桥书画真迹和碑刻陈列在园内。在中国“四大名园”中，无不体现出设计者的独具匠心，园林中的一个景区引向另一个景区，由封闭到开敞，从路回峰转到柳暗花明，又好似运用章回小说中的一波三折、隐喻等手段，引向主景，悠然意尽，噶然而止，令人产生余音绕梁，意犹未尽的意境情趣。

中国古代园林艺术形式因借于文学和绘画，景观富于诗情画意，便是中国古代园林东方民族形式独具的风格和特色。这些宝贵的艺术形式和手法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充分借鉴，仔细研究和发扬光大。

总体说来，植物景观在我国古典园林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园林基本功能发挥和艺术水平的高低。同时，园林植物景观营造的力度和方式也代表了其所处时代的园林艺术发展水平。植物造景要与园内的总体布局相一致，与环境相协调，保持好园林植物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对于指导当代中国的风景园林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中国景观园林设计发展现状

2.1 传统园林

传统园林是中国原产的，完全按照中国人对自然的一贯态度，即保护而不破坏的原则，在相对自然的地理位置上，以情感的和主观想象或者叫做写意的艺术方式，以风景名胜、官员官邸、有文物保护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寺庙、历史遗迹等为服务对象的景观理论与实践。它在形式上有别于西方的landscape（指从事景观美化或园艺工作）, 而更接近于scenery（更强调自然景观）。它的建造指导思想是“虽由人造，宛自天开”。中国传统园林一般区分为北方的皇家园林和南方的官僚文人和富商大贾们的私家园林两类。地形地貌、水文地质、乡土植物等自然资源构成的乡土景观类型以及乡土材料的精雕细作、园林景观的意境表现，是中国传统园林的主要特色之一。

2.2 现代园林

现代园林指后来由西方传入的，有别于中国原有的传统造园形式，主要采用与现代建筑相匹配的对称和几何形状等方式，以注重理性和科学分析为特征，以现代城市广场、道路、公园和居民住宅小区等现代建筑为服务对象，讲究人工改造的造园理论和实践。随着时代的发展，小区建筑多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外立面现代简洁，即使有仿欧式小区，也完全不同于中国古典园林建筑，通过传统园林手法的适当运用，小区园林意境有了新的延伸与体现。园林中的意境可以借助于山水、建筑、植物、山石、道路等来体现，其中园林植物是意境创作的主要素材，园林植物产生的意境有其独特的优势，它可以不受各种设计风格的影响发挥作用。这不仅因为园林植物有自然优美的姿态、丰富的色彩、沁人的芳香、美丽的芳名，而且园林植物是具有生命的活机体，是人们感情的寄托。居住区园林的名贵树木的栽植，不仅为了绿化环境，还要具有欣赏画意。

3.结语

发展阶段的不同，决定了发展现状的差异和发展水平的高低，人们对历经破坏和久已消失的自然美景和乡村情调，一方面是刻骨铭心地怀念，另一方面又从行动上不顾一切地恢复，这种崇高的愿望加现代化的手段打造出来的景观成就，自然能够代表世界的最高水平。如果说，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的转变代表了世界的发展趋势，那么，像西方一样追求自然、朴实、美丽和谐的景观效果，必然也是中国景观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王姣.园林设计现状及问题思考[J].现代商贸工业,2010,(02).

[2]邓华,杜威.关于城市景观园林设计的现状与改进对策[J].民营科技,2011,(03).

第7篇：古代文学艺术成就范文

1古典文学作品为传统医学提供传播载体

上古之人，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的认识，还没有形成理性意识，文化呈现原始综合态势，这种态势成为古代孕育各门知识最初的摇篮，中国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的融通关系就是在这种原始态势的影响下孕育起来的。当传统医学还没有从原始综合文化体分离出之前，最早的文学样式民歌、民谣，就已经成为医学的重要文字传播载体。成书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可谓是一部以诗传医的早期佳作。《诗经》汇有诗歌305篇，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也较广泛地记录了阴阳、五行、脏腑、疾病、药物、治疗、保健等医学内容。《诗经》记录各种花草约有149种，可以作为药物的约60种，如芣苢，即车前子;蝱，即贝母。其中木本药物约20种，如桐、柏、梨、槐等;虫类药物约90种，如蟾蜍、虿(全蝎)、蛇等。《诗经》对疾病也有了广泛的认识和记录。如《国风•卷脉唯从肉上行，如循榆荚似毛轻，三秋得命知无恙，久病逢之却可惊”［2］，短短四句把浮脉的脉位、脉象、临床意义表述得很清晰。采用歌赋体裁用以解说中医药知识，使诗歌和医理互融，于是枯燥的医学知识变得容易理解和掌握。历史上许多医学古籍本身就是有重要文学价值的作品。当我们阅读这些中医古籍时，体验到的是林间漫步的怡然，以及与智慧和自然对话的深邃。譬如现存中国古代第一部经典医著《黄帝内经》就是以对话文学为体裁编撰的，其开篇“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节，起居有常，不忘劳作，故能形与神俱，而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用古典文学浪漫主义手法陈述了传统医学天人感应，阴阳合一的医道。

2古典文学作品蕴涵传统医学知识

自《诗经》以来，中国古典文学创作中涉医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中医药各方面的知识。举凡疾病诊疗、中草药知识、针灸，乃至气功、养生之道等等，无一不在古代文学中得到充分的描写。中国古代的士大夫文人大多通晓医道，有些人还亲身从事过医药实践。由于具备医药的知识背景和人生经历，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中的医药内容，往往有科学或经验的依据，真实可信。先秦时期《左传》、《庄子》、《吕氏春秋》等书都可见到不少医药寓言故事。在《三国演义》、《金瓶梅》、《红楼梦》、《醒世姻缘传》、《老残游记》等名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医学思想更是举世罕见。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就曾多次借用书中人物之口，描写了刘备的痢疾，姜维的心绞痛，司马昭的中风，曹操的头疼等等。文学对医学知识的灵活运用，反映出不同时期医学思想在市井的普及情况，也使得文学作品更加再现了生活的真实性。小说《镜花缘》写了17个医方，或为作者李汝珍所自拟，或为民间验方，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清代医家陆以湉《冷庐杂识》［3］尝谓:“《镜花缘》说部征引浩博，所载单方，以之治病辄效。”有人作过统计［4］，《红楼梦》涉及疾病114种，方剂45个，药物约120种，书中用大量笔墨描述了弱不禁风的林黛玉的病情和诊断过程，“两弯似蹙非蹙柳叶眉，一双似情非情含情目”的林妹妹在中医看来就是肺肾阴虚。这些有关疾病医疗的描写，不仅从一个侧面着实形象地反映了黛玉的性格和命运，也生动阐述了大量的医理，推动着性格与情节的发展。有的情节甚至直接表达出了作者的医学观点和见解。书中八十三回描述了贾府保健医生王太医给林黛玉的诊疗过程:“六脉弦迟，素由积郁。左寸无力，心气已衰。关脉独洪，肝邪偏旺。木气不能疏达，势必上侵脾土，饮食无味，甚至胜所不胜，肺金定受其殃。”一部《红楼梦》就有如此丰富的医药内容，由一斑而窥全豹，可见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所蕴涵的医学知识之宏富了。传统医药素材丰富了古典文学的内涵，为古典文学注入了活力，提升了古典文学的社会价值，成为传统医学与古典文学融织的结晶。与此同时，中国古典文学所反映的丰富的医学素材，实质也反映出现实生活中传统医学的丰富内容，可以看到传统医学对人们防病治病、养生保健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兴盛所做出的贡献。同时也体现了传统医学广泛地浸透到不同时代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思想、心理、行为和风尚。

3传统医学作品承载文化内涵

在中国古代，文学是医学的基础，是习医者必备的文化素养，历代名医无不运用文学来编纂和撰著，以阐明医理。中医学很多宝藏，都保存在历代文献里，通过书面语言保留下来。医学家没有一定的文学水平便不能很好地把它继承下来，更谈不到整理、提高、发扬。可以说凡医学之有成者，无不娴熟于文学，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优美的文字语言，促进医学的发展。中医家历来将文、史、哲作为治学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是很难深刻领悟医道的。清代医家陆以湉［5］说:“医非博物不能治疑难之症。”明代李梃在《医学入门•习医规格》写道:“盖医出于儒”，正说明文学为医学家构筑文化底蕴，文学可以帮助医学家加深对“人”的体验，对人的社会性的认识。医儒不分，由儒而医，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一种文化现象。纵观中医发展史上，不少著名医家是从饱读经书的秀才走上医学道路的，在中医史上，医学家兼通医学与文学是十分普遍的事情，而集医、文、史、哲之大成者，不乏其人，如被称为“中医针灸学之祖”的魏晋著名学者皇甫谧，在文史方面很有成就，写有《帝王世纪》、《高士传》等文史著作，后因病中年瘫痪，愤而学医，所撰《针灸甲乙经》成为针灸学奠基作之一。在这样一部医学巨著里，我们可以窥视到他的哲学观点，他在《针灸甲乙经•精神五脏论》［6］中指出:“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而生也。”体现了气是构成万物生命的根源这一哲学观点。东晋著名医学家葛洪精通文学和哲学，他的文学代表作古记小说集《西京杂记》被鲁迅先生称为“意绪秀异，文笔客观”。而他的著名理论著作《抱朴子》是研究我国晋代以前道教史及思想史的宝贵材料，这部著作不仅论述了神仙、炼丹、符箓等道家思想，其中如《抱朴子内篇•仙药》中对许多药用植物的形态特征、生长习性、主要产地、入药部分及治病作用等，均作了详细的记载和说明，对我国后世医药学的发展更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北宋范仲淹倡导“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人生理想，曾对一部分文人的人生观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有不少文人学士皆通医道。如白居易、苏轼、司马光、沈括、陆游、元好问、蒲松龄、刘鹗等文学家虽不以医名世，他们皆有关于医学的论作。以博学和才情著称的苏轼，就曾写有《人参》［8］一诗:“上党天下脊，辽东真井底。玄泉倾海腴，白露洒天醴。灵苗此孕毓，肩股或具体。移根到罗浮，越水灌清泚。地殊风雨隔，臭味终祖祢。青桠缀紫萼，圆实堕红米。穷年生意足，黄土手自启。上药无炮制，龁齧尽根柢。开心定魂魄，忧恚何足洗?糜身辅吾生，既食首重稽。”诗中生动地描绘了它的形态、特性，介绍其服法和功用。文、医皆通的东坡居士，将诗兴与学识及人生感悟熔为一炉。文学家把在文学中关注生命，崇尚生命的思想转向对医学思想的审视。医学家通过文学艺术来体验病痛、孤寂和疾病的可怕，通过文学作品了解诸如人们抵抗病痛时个人和社会的反应，了解不同的人以及他们在不同的背景下的心理、思想和情绪，从而加深对人的认识。可以说古典文学奠定了医学家坚实的生活基础，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储备，使得传统的医学著作有不少都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性。

第8篇：古代文学艺术成就范文

一、制定应用型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包含培养目标、培养要求、课程设置、实践实习等要素。培养目标是教育理念的具体体现，它反映了高校对这个专业的认识与理解。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要求常常被述为“本专业培养具备一定的文艺理论素养和系统的汉语言文学知识，能在新闻文艺出版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学评论、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以及文化、宣传方面的实际工作的汉语言文学高级专门人才。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学方面的基本知识，受到有关理论、发展历史、研究现状等方面的系统教育和业务能力的基本训练。”显然，这种培养目标强调的是知识的系统性，淡化了对学生将来实际工作能力的养成训练，培养的是学术型、科研型人才或是“万金油”式人才，没有特色，没能准确地反映社会对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时新之求。根据学生就业岗位能力的要求，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必须构建一个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目标，而非以知识体系为中心的培养目标。我校将其表述为“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掌握汉语言文学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具有运用汉语言文学知识处理语言文字材料的能力，能够在中等学校进行语文教学工作以及在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管理、新闻宣传等工作，具有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高素质应用型专门人才”。该目标强调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毕业生在专业方面应该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知识、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而非掌握该专业的系统知识；该目标把原来的一个培养方向分成了中学语文教学、文秘管理、新闻采编三个方向，着重培养毕业生的语文教学能力、文秘管理能力和新闻采编能力。这种以能力为中心的培养目标各高校表述不一，但应包含两个关键要素：应用型、高素质。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来说，就是在掌握基本的汉语言文学知识的基础上，培养其在实际的工作岗位中的语文教学能力、新闻采编能力、谈判沟通能力、管理能力等等。

培养要求是培养目标的具体表现。在培养要求方面，我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新的培养方案明确提出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专业基本知识和能力：1.掌握文学艺术、语言学、中国文化基础知识，具备运用文史哲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2.掌握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写作学基础知识，具备运用汉语言知识处理古今语言文字材料的能力；3.掌握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及文学批评基础知识，具备解读和分析古今中外文学作品的能力；4.掌握汉语言文学和教育学、心理学基础知识，具备在中等学校从事语文教学的能力；5.掌握文秘、新闻等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专业基础知识，具备在企事业单位从事文秘管理、新闻采编、广告策划的能力。应用型课程设置是实现应用型培养目标的具体保障措施。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课程设置模式多为专业必修课加专业选修课。这种传统的课程设置模式典型地体现了学术型、科研型的培养目标。专业必修课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中外语言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外国文学史、文学概论、马列文论、中国古代文论等。专业选修课的设置各高校可谓五花八门，但设置的原则是“以教师为中心”，关键看教师的研究方向，我校原来共开设了49门选修课，诸如鲁迅研究、三国演义研究、圣经研究等等。那么这些专业选修课对学生未来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有何作用？效果如何呢？跟踪调研时几位毕业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选修课无论对语文教学还是做秘书没有什么直接作用。既然对学生未来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没有什么作用，那就必须“下课”。在设置应用型课程体系时我们充分考虑了这一点。首先在设置模式上改变了专业必修课加专业选修课的模式，实行“平台加模块”的模式。其中平台包含了通识教育课程平台。专业教育课程平台又分为学科基础课程、专业基础课程、专业核心课程。由于原来的专业必修课对保证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性质和学生应用能力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进行课程体系改革时，我们把原有的专业必修课保留到专业教育课程平台中，同时，还保证这些课程有足够的学时。部分学校削减或整合这些课程，笔者觉得这种涸泽而渔的做法不足取。但这些专业必修课不能再沿袭原来的教学方法，语言类课程不能过分注重语法知识的传授和语言理论的构建，而应着重培养学生分析具体语言现象的应用能力，文学类课程不能只注重文学史的传授，而要重点培养学生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能力。在设置模块课程时，我们根据学生未来的就业岗位，设置了专业方向课程模块、创新创业教育模块、个性化拓展课程模块。在专业方向课程模块中设置语文教师、文秘管理、新闻采编三个方向，分别开设了相关课程。个性化拓展课程模块既要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又要考虑与专业方向课程模块的衔接，在这些模块中我们开设了自然科学、语文师资、企业文员三个方向的课程。原有的49门专业选修课被整合为现在的4门课程。改革课程体系时，我们在保证“文味”的基础之上，重点思考如何设置“应用性”的“模块”课程。

二、加强实践教学，创新实践性教学模式

各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有的培养方案往往只注重理论知识的“批发式”讲授，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只有理论体系，缺乏实践能力的构成。目前，地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教学安排大致如下：国防教育、劳动课、毕业论文写作、教学实习（师范性质）、教学见习等。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而言，只有毕业论文写作、教学实习是实实在在的，国防教育、劳动课、教学见习等基本形同虚设，既无具体的实习内容，又无有效的组织形式。这种实习安排对于毕业生形成语文教学能力不无帮助，但对于其他岗位工作能力的形成就没有多少作用了。根据学生目前的就职领域，在新的培养方案中我们加强了以下几方面的实践教学。其一，增加实践课，注重实效，改革实践课考评办法，改变理论教学为主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实践课的开设旨在提高学生将来的从业能力，围绕前文述及的三个模块，我们在教育实习、毕业实习的基础上增设了应用文写作实训、文秘实习、新闻采编实习。在实践课组织形式方面，过去多采取学生自找实习单位，自主实习的形式，学院满足于发一纸文件，收一份实结，不检查也不好检查，学生到哪里实习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这样的实习只能流于形式。在新的培养方案中我们对实习方式做出了明确说明，实习时间、实习地点、实习内容、指导老师及管理办法都落实到位，这样就保证了实习效果，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在考评办法方面，要调动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常熟理工学院丁晓原教授在《论应用型本科院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能力的培养》一文中介绍了该校人文系对学生能力的测评方法值得借鉴。对于教师指导实践课程应该给予理论教学同等待遇。其二，加强仿真性和真性实习基地建设。仿真性即岗位模拟，真性即岗位介入。岗位模拟和岗位介入是提高学生应用能力的有效途径。岗位模拟需要建立相关的实验室。当前一些高校已经建立了文科综合实验室。实践证明，这种做法效果良好。在实验室中可以开展电子政务、网络编辑、应用文写作、秘书实务等课程教学。岗位介入则必须建立相关的校外实习基地。实习基地的建设往往面临诸多困难。一方面，囿于工作性质、工作场所的限制，许多单位不愿接受毕业生的实习；另一方面学校本身受限于教学统一安排，学生众多等因素，也很难集中安排实习。但各校可以结合实践教师的聘用，充分利用学校所在地的教育、政府、企业、新闻媒体等社会资源，与地方上述单位建立稳固的产学研合作关系，从而建立稳定的校外教学实训基地。其三，实践教学与职业技能鉴定相结合。

第9篇：古代文学艺术成就范文

【关键词】中国当代文学；思想性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学似乎越来越边缘化了，我们不得不承认如今的当代文学确已走人了发展的瓶颈期。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埘于当代文学的批评之词也逐渐多了起来。一个最集中的问题就是认为当下的文学创作缺乏思想性，与时展严重脱节。在许多学者和读者眼中，“中国当代文学已经日益丧失思考的能力和表达的勇气，丧失了对现实生活的敏感和对人性的关怀，文学已经逐渐沦为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无关的小圈子游戏”，当然反驳此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 一、最坏的时代 笔者认为，从现在的文坛状况来看，中国当代文坛的成就仍然无法比肩中国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至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再出现引领文学方向的扛鼎之作。其外部环境原因在于：首先，全球化和商业化的经济大潮，加剧了文学边缘化的速度。写作似乎已经不再被严肃对待，而出版的商业倾向更浓。在现今的环境之下，渎者需求决定文学创作和作品生产，也就是说渎者想要看到什么题材的作品，作家便创作什么作品，这已形成了文化产业链条，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趋势，因此一切都是精心策划并且要大力营销。市场导向决定写作倾向，规范和指导作家写作，作家在生产链条中似乎已是无足轻重的一环，他们只承担生产者的角色，而不是思想的提供者了。因此八十年代末期深受读者追捧的先锋文学放在当下的文学市场中来看，它的生存空间只会越来越窄，因为先锋文学已经超越了普通读者的既定阅渎习惯。

其次，由于日常生活、娱乐活动的多样化，普通大众对文学已不感兴趣，或者说已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看文学作品。巾于互联网的发展，网络文学得以在此生根发芽，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参与到文学创作中来。网络越来越多，渎者群也在逐步扩大，但作品虽多，质量却良莠不齐，那些易于阅渎的、趣味性强的小说更易受到追捧。因此每年网络文学的出版物也越来越多，充斥着文学市场。网络文学作为一种“快餐文化’，使得文学作品从细细品味变成了匆匆阅览，强调故事性、刺激性，而忽略了文学的思想性。浅阅渎的受欢迎导致许多作家为了生存只能研究市场迎合大众口味进行创作，这样的读者群环境使许多作家们步履维艰。 二、精神的缺席 在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中中，或是感悟人生，充满了强烈的生命意识；或是心忧天下，背负着沉重的社会责任。但在许多当代文学中，这种文字背后的精神却被抽空了。渎完一部作品，极少能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感悟，也缺少一种精神的存在。这个时候，现代作家的优势却尽显出来，技巧或不如当代作家那般华丽，但是他们的文字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精神世界为之输血，作品也就超越了文字表面的意义，呈现出的是另一个丰富的世界。作品少了精神支持和不懈的精神探索，就会变成一个没有血肉的空壳，对琐碎生活的描写只会使作品堕入庸常。

对于新世纪文学的成就，笔者并不是报以全盘否定的态度。在多数没有血肉的作品中，仍有一些作家坚持着有思想的书写，笔者认为阎连科的《受活》便是这样一部直指人心的震撼之作。《受活》中，阎连科一如既往地保持着一颗悲悯的心，关注底层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了他们生存的困境，描绘了一群身有残疾的村民向世俗权力屡屡抗争、愈挫弥坚的绝境抗争图，唱出了一曲哀婉的悲歌。作者运用超现实手法，将苫难者的绝境展现在世人面前，对现代化进程需要牺牲底层人民的利益表示质疑，对社会的权利体系进行批判，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 三、关于思想性 谈到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这个概念常常被误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作家在写作之前首先会给作品确立一个具体的思想倾向，根据思想进行文学创作，这种主题先行的作品目的性明确，主题单一，也就称不上是优秀的作品了。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思想性不是政治结论，不是演绎哲学观点，而是一种精神的探索。八十年代的文学之所以受到渎者喜爱，同然是有外部环境的原因，但更为重要的是，作者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用自己的思考表达对人生对生活的认识，并且在思想上启发激励了一代人。文学在当时的精神指导作用是巨大的，启发民众心智和思想。但是精神的缺席让当代文学不断萎缩，人们除了从中能够渎渎故事、消磨时间、窥视隐私之外，文学似乎与大家的关系若即若离。如果作家们能够勇敢地承担起维护思想丰富性和创造性的神圣使命，那么，文学仍然会成为当今社会中最好的心灵庇护所和精神柄息地。

文学的思想性，不是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实证性考察，不是对社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给予措施性的解决意见。文学要面对人心，人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如何看待生存与意义，如何体会自己的内在性和社会性，如何看待荣耀和耻辱，如何在复杂的境遇中坚持他的道德体验，如何在千差万别的行动和选择中汪明和践行那些正当的价值，这一切需要文学家们以深邃的思想去认识和表达。是否关注作品的思想性，决定了作家作品的高度和创作的生命力。作家的思想应是活水源头，而不是死海荒原。时时保持思想的活力，具有独立的个人思考和价值标准是作家应当具备的素质；用文字治愈人，用思想引导人是作家的责任。今天的作家们不能放弃，更不应放弃思想。

四、于最好的时代重振思想力

在我们谈论思想的时候，不能忽视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文学的基础特性仍然是文学性、艺术性，离开文学艺术性谈思想性也是不行的。文学不能直接呈现思想，思想蕴含在语言文字、结构、写作技巧等各种文学肌理之中。忽略了精神层面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迷恋于技术，是新时期文学本体苏醒之后愈走愈远的倾向。

1、底层叙事

重振思想力最有效的方法仍然是介入现实、介入生活。任何每一部长篇小说都是在人生的体验与想象的结晶。没有人生的体验是很难写出贴近民众的艺术之作。所谓介入现实、介入生活，不是描述生活的表象，呈现生活的原生态，而是从生活中提炼人生的哲学。近几年底层文学受到相当重视和好评，正是因为这些作品观照现实、观照苦难的底层生活，引起无数人的共鸣与同情。但是底层文学无力扛起复兴当代文学的大旗，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当下已经出现的底层文学，其道德价值远远大于文学价值，部分底层文学甚至陷入对苦难的描写而不能自拔，一味地进行苦难叙事，呈现的只是生活的表象。这种同情心与悲悯情怀的泛滥影响了作者的叙事节制与理性思考。文学固然应该关注公共领域事件和群体，但却不能只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样简单的模式，不然便陷入了“问题小说”的模式之中。真正的底层文学，应当如《受活》一样，从故事本身来说，《受活》的情节是虚拟的，想象的，不现实的，但就在这真真假假的情节中，作者对那段历史的表达却是出奇地真实，甚至比纪实性的写作更给人以震撼。同样是书写底层，无论从写作技巧还是题材来

讲，阎连科的这部作品超越了以往所有的底层写作，让人在大笑之余又忍不住落泪。

2、乡土文学与都市文学

现代文学中，中国的都市文学首先产生于上海，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城市叙事也是领先于乡土文学的。但是纵观历届的茅盾文学奖，获奖的都市文学作品只占了十分之一左右，归根结底来说，中国当代的城市文学发展是非常薄弱的。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的都市生活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除了记录乡村生活、底层生活，是不是还缺少一种题材来记录当下的城市生活?

从美学上来说，从十七年文学开始，城市已经作为一个被贬抑的对象被书写于不同的乡村题材小说之中。从《三里湾》、《创业史》、《艳阳天》、《风雷》等作品中可以看出，城市因为集合了资本主义的因素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逃避城市的凡俗和物质，回归乡村以获得崇高似乎成了大多数作家的价值观了。“在某些作家眼里的乡村基本是过去式的、记忆式的，乡村在当下的写作中已经被理想化、道德化了，成为一种家园和寄托”。

同时影响城市文学发展还有建国后的一些历史政治原因。但是就如乡村一样，城市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也是值得当代作家书写的。当代的城市文学作品数量虽多，但是从成就上说仍然不如乡村文学。也就是说作家对城市文化的发掘仍然不够。新的城市文学应表现城市生活的本质，表达出城市人独特的生存状态，尤其是灵魂的追求和挣扎。随着中国城市的不断发展，城市文化也将越来越丰富。作家应当打破传统道德体系对城市的误读，让读者通过作家的描写，从全新的角度认识理解城市的多元化和复杂性。

3、以个性姿态介入生活

文学作品仍然强调的是个性。因此应该基于创作者本人对人生、社会、自然的内心体验，追求个性的张扬，在个性的基础上观照所处时代的风貌。不是每个作家都熟悉农民工生活，所以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去书写底层。只要作品是对生活体验的思索和提炼，都蕴藏了丰富的思想性，因为文学的写作最终仍是要指向人性的。多元化地表现社会不同风貌，与时代与社会有关的一切皆可成为写作的内容，底层、中层乃至高层皆是写作的对象。

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因为文学创作受到诸多限制，文学被越来越边缘化；这又是一个最好的时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各种问题中应当存在着非常丰富的写作资源，也是最容易出“思想”的时代。但是我们却很难在作品中寻找到那些新鲜的、尖锐的观点，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当时时具备怀疑和追问精神。比如：我该如何生活下去?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关于这一点，谢有顺谈道：“当这些问题提出来，思想可能就开始成为一种世界观和认识论，会在写作中发生作用，使你对所要书写、表达的当代生活有一种辩论的欲望，在其中发现和呈现新的可能性。生活不仅是这样的，还要追问生活可能怎样。”也就是说，作家应当有一种追问精神，一种思想的责任。面对着这个时代急剧变化、千差万别的复杂生活，我们要有足够的思想力量。所以我认为要重新获得思想，应当从体验生活的角度切入，重新获得新的生活甚至生命体验，并产生疑问，产生思想。

参考文献：

[1]《思想界炮轰文学界一一当代中国文学脱离现实、缺乏思想?》，《南方周末》，5月12日.

[2]《孙甘露谈“城市文学”》，《东方早报》，2009(8).

[3]陈竞，《当代作家有点太过软弱文学如何重振思想力?》，文学报，2009(12).

[4]王尧：《重建文学与精神生活的联系》，文艺争鸣，2009(4).

[5]陈应松，《我们需要文学吗?》，文艺争鸣，2009(2).

[6]雷达，《原创力的匮乏、焦虑，以及拯救》，文艺争鸣，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