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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尝试采用自下而上的方法来评估融资平台的现状。我们构建了包含869家融资平台财务资料的数据库,据此推断这些公司债务的可持续性。这869家融资平台公司都曾在国内市场发行债券,会定期向评级机构披露财务信息。我们数据库的样本涵盖了规模较大的融资平台公司,并且能够有效反映全国融资平台的状况。
我们估计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总债务规模为人民币19万亿元(占GDP的37%),其中带息债务达14.3万亿元。如果没有政府支持,2012年超过一半的融资平台债务可能面临违约风险。如果经济遭遇流动性危机,在没有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可能违约的融资平台债务比例或上升至70%。我们认为政府将稳定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增速。2014年有可能出现融资平台违约的个案,但是短期内融资平台债务出现系统性违约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债务展期的财政成本仍然较低。 当信贷增长减速时,融资平台确实会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问题,这从 2011 年融资平台的首次技术性违约事件便可见一斑。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规模
我们估计,2010年-2012年期间融资平台债务总额累计增长39%,2012年末达到人民币19万亿元(3.1万亿美元),占当年GDP的37%。这一估算既包括银行贷款和债券等典型的带息债务,我们估计为14.3万亿元(2.3万亿美元,占GDP的28%);也包括应付账款和应付工资等无息债务,估计为4.7万亿元(0.8万亿美元,占GDP的9%)。
下面是对19万亿元债务如何得出的详细介绍:
1.估算2010年融资平台的带息债务存量。因2010年的官方资料较为充足,我们将其设为基准年。国家审计署公布2010年末地方政府债务总额为10.7万亿元,从中扣除地方政府应付债券(0.4万亿元)后,我们估算出2010年底融资平台带息债务为10.3万亿元。融资渠道明细数据显示,其中9.1万亿元来自银行贷款,0.6万亿元来自债券发行,0.4万亿元来自信托公司,还有0.2万亿元来自其他渠道。
2.估算2010年-2012年期间带息债务的增长。我们的公司样本中有736家融资平台公布了2009年-2012年历年的债务数据,其带息债务在此期间累计上升了约39%,从2010年底的7.5万亿元增至2012年底的10.4万亿元。
3.据此推断2012年带息债务存量。对于2010年已经存在的融资平台,我们假设其带息债务的增速与数据库中736家融资平台样本一致,这意味着截至2012年底带息债务存量达到14.3万亿元。
4.对无息债务的估算。无息债务包括应付账款和应付工资等项目。我们认为无息债务对于衡量融资平台的财务可持续性是非常重要的,应该纳入债务总量。736家融资平台样本显示,这部分债务通常占负债总额约25%。据此推断,2012年无息债务达到4.7 万亿元。
5.估算观察期间的融资平台债务总额。根据连贯样本的债务变化和国家审计署2011年的报告,我们估算了2008年-2012年期间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额。
目前尚无2012年融资平台债务存量总额的官方估计,但是国家审计署报告显示,2010年-2012年期间36个地方政府的本级政府性债务累计上升了13%。这远远低于我们观察到的736家融资平台带息债务及债务总额同期增长39%的速度。两者的差异可能是由于融资平台样本不同造成的。
我们还估算了融资平台的带息债务结构。根据对20家最大融资平台的分析,银行贷款、应付债券和其他类型债务占带息债务总额的比例分别为73%、16%和11%。这表明截至2012年末银行贷款、债券和其他类债务的规模分别为人民币10.5万亿元、2.3万亿元和1.5万亿元。
虽然全国范围来看融资平台债务与GDP比率是可控的,但债务与财政收入的比率表明融资平台债务仍给地方政府造成沉重负担。我们估计2012年融资平台债务达到了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311%。如果加入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融资平台债务与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比率将下降到179%;如果包括土地出让金,这个比率将进一步下降到141%。如果进一步包括融资平台的营业收入(这已全面涵盖地方政府的各项收入),我们估计债务与财政收入的比率为109%,仍高于许多地方政府设定的100%的临界值。 融资平台公司层面的金融风险
现金流紧张,并且高度依赖借新债。绝大多数融资平台的融资用于长期基础设施投资,因此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收回投资。所以我们认为,现金流是融资平台面临的最大风险。有政府的支持,融资平台的偿付能力一般不被视为问题,因为政府可以动用公共资金提供援助。但当信贷增长减速时,融资平台确实会面临严重的流动性问题,这从2011年融资平台的首次技术性违约事件便可见一斑。2011年政府开始收紧货币政策并打击影子银行活动,融资平台的流动性状况捉襟见肘。4月份以后融资平台的每月债券新发行量大幅下跌,直到年底才重新反弹。
在经历了多年的债务驱动型投资热潮后,我们认为目前中国已经进入了长期的去杠杆过程,预计这个过程将持续到2014年。因此未来12个月可能再现2011年的一幕,而且因为目前经济运行杠杆率更高,风险强度或更大。所以我们将融资平台的现金流作为监控流动性风险的一个重要途径。
偿付能力依靠政府注资。表面上看,样本显示融资平台的杠杆水平(总负债/总资产)在过去四年来似乎有所改善。但仔细分析40家融资平台(资产规模最大的20家公司,以及杠杆率下降最多的20家)的详细资料,结果显示当地政府注资(主要是土地)才是这些融资平台杠杆率下降的主因。
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发现有些融资平全靠政府注资才得以维持偿债能力。例如,156亿元的土地注资才让杭州运河集团的总资产上升到83亿元,2012年的杠杆比率达到53%。如果没有注资,公司可能已经面临资不抵债的风险。遂宁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四川的一家融资平台)也是如此;政府注资(47亿元的土地资产,5亿元现金)使得公司2012年的总资产达到68亿元,杠杆比率下降到29%。
融资平台采取各种方法重组资产负债表的做法也日益引发国内投资者的担忧。最近被广泛报道的柳州市投资控股公司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在2013年初试图剥离资产负债表上120亿元的负债。为其提供信用评级服务的大公公司警告称如果其继续这一“重组活动”,大公将停止提供服务。柳州市投资控股公司最终决定暂时推迟其重组计划。
利润偏低并且迅速下降。融资平台公布的盈利能力偏低并且还在迅速下滑,这意味着其偿债能力令人质疑。股权回报率(ROE)中值从2009年的4.1%下降到2012年的3%,远低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7.5%的中值水平。样本中盈利能力最强的10%的融资平台的盈利能力下降最明显,其平均股权回报率从12.2%下降至7.9%。如果用资产收益率(ROA)来衡量盈利能力,结果依然如此。资产收益率中值从2009年的1.9%下降至2012年的1.5%,远低于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4.3%的中值,而盈利能力最强的10%的融资平台的这个比率也从5.8%降至3.7%。 衡量融资平台的潜在不良债务比率
投资者经常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规模到底有多大?不良贷款问题实际上涉及两方面:1)有多少贷款是平台无需财政补贴有能力自行支付的;2)政府至少补贴多少才能避免坏账的发生?
为衡量融资平台贷款(10.5万亿元,占2012年银行贷款总额的16.7%)的信用质量,我们估算了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NSD)。我们采取“利息保障倍数”方法来衡量融资平台有多少比例的债务如果没有政府补贴就无力自行维持。我们修正失真的财务指标,从盈利中剔除财政补贴,并将资本化的利息费用重新计入财务费用。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银监会的做法,我们假设利息保障倍数低于1的融资平台存在债务违约可能性,并将其资产负债表上的带息债务都归为不可持续性债务。然后加总所有不可持续性债务来计算样本的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银监会的报告都曾采用这一方法来估算上市公司的“潜在不良贷款”。我们认为我们的估算结果更应该称之为“不可持续性债务”,因为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或支持,融资平台的这些债务不可持续。
我们的基本结论是:上述修正后推算的2012年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在53.4%-72.7%之间。哪个数字是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呢?我们认为应该是经过双项会计修正后的ICR-EBITDA 所隐含的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53.4%)。虽然可以改变折旧及摊销来提高盈利,但不能假定所有折旧及摊销都有问题。毕竟这些融资平台要进行长期的资本密集型投资,其企业性质决定了折旧及摊销是财务中很大的一块。
我们认为ICR-OCF所隐含的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2012年:69.7%)给出的是上限。在发生流动性危机的情况下,融资活动现金流入或许会枯竭,极端情况下经营现金流将成为唯一的收入来源。由于现金流指标不容易操纵,我们认为这可以作为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的上限。ICR-EBIT 所隐含的72.7%的不良债务比率可能过高,这甚至超过使用现金流推断的比率。一个原因是大部分折旧及摊销是合理的,不应从盈利计算中扣除。
我们还进行了两次融资平台压力测试,来检验在没有财政补贴并且将资本化的利息费用重新计入财务费用情况下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简单的利率变化测试显示,融资平台的偿债能力对利率变化非常敏感。如果有效利率上升100 个基点,2012年ICR-EBITDA所隐含的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已对财政补贴和利息费用做修正)将上升10.4个基点至63.8%。根据我们对融资平台银行贷款额10.5万亿元的估计,10.4个基点意味着不可持续性债务增加1.1万亿元。这是相当可观的,2012年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总额也就是1.5万亿元。ICR-OCF 所隐含的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也将上升5.3个基点至75%。
在第二项测试中,我们假设名义GDP增长率发生变化。与利率变化相比,名义GDP增长率变化对隐含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的影响较小。名义GDP增长率放缓的测试更加复杂,需要估算名义GDP增长率每降低1个百分点,融资平台收入的下降幅度。我们进行了面板回归测试并发现,如果名义GDP增长率下降1个百分点,融资平台的资产收益率(ROA)将下降0.05个百分点。然后我们测算资产收益率的下降对剔除财政补贴后的EBITDA的影响,再据此推算隐含的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结果发现:如果名义GDP增长率下降1个和2个百分点,ICR-EBITDA所隐含的不可持续性债务比率分别将提高2.4个和3.1个基点。 系统性风险分析
我们预计政府将出台一系列政策来应对风险,2014年部分过度负债的城镇或会发生个别的违约事件。我们的基本观点是政府能够避免发生系统性风险或经济硬着陆,但下行风险将持续。
首先,我们认为融资平台债务的系统性风险正在增大。
一、 政府税收大幅减少。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营改增的结构性税改导致2013 年上半年税收收入同比增长不到8%,分别较2012年和2011年同期下降2个和22个百分点。此外,今年税收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房地产政策放松推动房地产市场交易量大幅增长。鉴于明年房地产相关税收的增速很可能不及2013年,这意味着2014年政府收入将面临更大压力。
二、过热的土地财政和房地产市场。土地出让金从2000年的510亿元(占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9%)迅速攀升至2011年的3.3万亿元(占63%),2012年小幅回落至2.9万亿元(占47%)。今年房价回升又推动了土地出让金的飙升,前七个月出让金同比增长49%至2万亿元(占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的48%)。而且融资平台的带息债务余额截至2012年末估计达到14.3万亿元,其中不少是以土地为抵押获得的。许多人认为土地财政完全依赖于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因此不可持续。
三、紧张不安的市场和投资者情绪。今年各评级机构已下调了七家融资平台的信用评级,这种情况过去鲜有发生,说明融资平台的财务状况恶化,而且投资者担忧情绪不断加重。信用评级的下调导致融资成本升高,融资平台维持债务规模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四、市场利率近期的上扬。经历了6月份的“钱荒”后,国债和公司债券收益率在最近几个月再度上升,达到或接近2011年末2012年初的高点。我们预期当前的去杠杆过程很有可能持续到2014年,这意味着2014年利率可能维持高位运行或甚至进一步上升。目前融资平台债务收益率也呈上升趋势,但是仍远低于2012年初的高位水平(低100 个基点以上)。一旦出现个别违约事件引发市场重估,预计融资平台的融资成本将快速上升,而留给融资平台的调整时间将会更加短暂。
如果类似6月份“钱荒”的流动性紧张局势一再出现,这或导致系统性风险的爆发。
另一个导火索可能是较大规模的信用违约事件的发生导致融资平台债务的信用风险被重新定价。在这种情况下,新债发行难度将增大,发生流动性风险的可能性也更大。第三个导火索是房地产市场繁荣预期的逆转,造成土地出让金和财政收入减少,从而压缩地方政府对融资平台的财政补贴,并削弱土地储备作为抵押品的信用有效性。
我们认为中央政府会采取措施避免未来12个月爆发系统性风险,并相信政府能够做到这一点。预计政府需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降低融资平台债务余额、控制融资平台新增债务。
国家审计署今年8月份公示要摸底全国的融资平台债务,这是解决债务余额问题的第一步。一旦各方(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包括银行、信托公司、基金和公众在内的债权人)清楚了解到融资平台的债务余额规模,我们认为第二步便是各方讨论如何分担风险。
预计讨论可能发生在2014年。我们估计政府或采取以下措施:中央政府可能承担部分融资平台债务;地方政府可能需要剥离部分资产来偿还债务(或用组建省级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来完成);政府可能实施债务重组,延长部分融资平台债务的期限;中央政府可能允许个别信用违约发生,以此警示其他融资平台和投资者,同时提高地方政府的市场约束力。
虽然分析了以上风险,但是我们的基本观点是2013年-2014年不会出现系统性风险引发经济硬着陆的情况,因为现阶段政府仍有财政能力避免系统性风险。我们估算了避免融资平台债务发生违约所需要的最低补贴额。对于2009年-2012年,我们首先基于456家融资平台连贯样本的真实利息费用和利息保障倍数估计了其需要的财政补贴金额,随后根据样本债务占总债务的比例推算了总体需要的财政补贴。2012年为支付有问题融资平台的利息费用所需的财政补贴占GDP的0.25%。2013年和2014年所需的财政补贴可能更高,但不可能超过GDP的1%。
[关键词]应收票据;贴现;应收账款;让售;融资
应收票据贴现(以下简称贴现)是指企业将持有未到期的商业票据转让给银行,银行受理后从票据到期值中扣除贴现日至票据到期日的贴现息及其他相关的手续费后,将余额付给企业的一种融资行为。应收账款让售(以下简称让售)是应收账款持有企业(称出让方)将应收账款所有权转让给金融机构(称受让方),即企业通过向金融机构出售自己拥有的应收账款筹措资金的一种筹资方式。贴现和让售都是企业通过转让未到期的应收债权以获得资金的筹资行为。
一、贴现与让售的相同点或相似点
1.贴现与让售的标的物都是信用债权。贴现和让售都是企业通过转让未到期的应收债权以获得资金的一种筹资方式,都是将未到期的应收债权提前变现的一种融资行为,标的物也都是信用债权,是转让远期信用债权,其行为目的基本一致,都是企业为尽快收回现金,将应收债权转移给金融机构,通过转让远期收款权而获得现金,实现债权提早变现以提高企业现金流量及资金利用率的融资方式。
2.贴现与让售都有带追索权和不带追索权之分。贴现和让售均依据是否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分为有带追索权和不带追索权。不带追索权的贴现或者让售,即企业在贴现或者让售应收债权的时候,一并将收取应收债权的风险转移给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终止确认该项应收款项:带追索权的贴现或者让售,即企业让售或者贴现时,企业并未转嫁票据到期不能收回的风险,对到期无法收回的款项需承担连带偿还责任,即在让售或贴现时不终止确认该项债权,且已让售应收账款上发生的任何坏账损失,也要由让售方承担。
3.贴现与让售时的会计处理基本一致。企业在对不带追索权的贴现或让售时,应收款项均满足金融资产的终止确认条件,应冲销此项债权的账面价值,减少时贷记应收款项(金额为应收款项的账面价值)。对于带追索的贴现或让售,理论上都有两种核算方法,但我国会计准则规定带追索权贴现或让售时,应将因其产生的负债单独以“短期借款”科目核算(金额等于贴现款),不应设置应收票据的备抵科目“应收票据贴现”或者“让售应收账款”,即按照实际收到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科目,按实际支付的手续费,借记“财务费用”科目,贷记“短期借款”科目。企业在收到客户偿还的款项时,则借记“短期借款”科目,贷记“应收账款/应收票据”科目。
4.贴现与让售到期偿还时的会计处理基本一致。贴现和让售在应收款项到期偿还之时,不管受让方是否收到足额款项,出让方都应终止确认该项债权。若应收款项到期时,应收款项的付款人足额向受让方支付款项,则企业的连带责任解除,如果该应收款项的付款人于应收款项到期日未能向受让方足额支付应付金额时,出让方则成为了实际的债务人;若出让方存款账户有足够的款项,受让方可以从出让方存款账户中直接扣取,而出让方银行存款账户余额不足扣取且不能用货币资金支付时,受让方将对未予扣取部分作逾期贷款处理。
5.贴现与让售对企业融资有相同的优点和弊端。贴现和让售对企业产生的优点:首先表现为二者的融资速度快,风险小;通过贴现或让售方式融资,不但可迅速筹措到短期资金,以弥补临时性短缺,而且这种融资无需增加企业负债,这样不仅加速了资金周转带来的收益,又可弥补交付的融资费用,其实际成本还往往低于银行贷款。其次贴现和让售都减少了应收款项的管理成本,企业把应收债权交给专门的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可以使企业从应收款项的管理中解脱出来,利用金融机构的专业技能和信息优势收回账款,使应收账款的变现工作更有效,也减少了坏账的风险。因而贴现和让售同时作为解决企业流动资金短缺和转移风险的一种途径,筹资成本低,避险效果更直接、更明显,是企业融资的重要方式。
二、贴现与让售的主要差异
1.贴现与让售时的差异。(1)贴现的融资成本以“贴现息”反映,贴现息=票据到期值×贴现率×贴现天数/360;应收账款让售则在让售时一方面直接收取一定比率的手续费作为代价,手续费一般按扣除最大现金折扣后的应收账款的净额的一定比率计算,比率则根据收回款项的工作量和承担的风险程度加以确定,一般在1%~5%不等;另一方面则在实际收到受让方的款项时,根据实际收到现款日与估计筹款到期日之差计算提前给款的利息,以“财务费用”核算。(2)应收账款让售时,应按协议中约定预计将发生的销售退回、折让和现金折扣借记“其他应收款―应收扣留款”科目,核算应付销售退回、折让以及其他需要减少应收账款的事项,具有保证金的性质,其比率一般不超过应收账款总额的20%,应收票据贴现则不存在此项核算。(3)贴现与让售的可筹款限额计算存在差异。应收票据贴现款=票据到期值一贴现息:票据到期值=应收票据面值+票据到期利息;贴现息:票据到期值×贴现率×贴现天数/360。应收账款让售可筹款限额=筹款实际所得+筹款利息;筹款总额=应收账款面值-最大现金折扣-手续费-扣留款,筹款利息是企业因筹措资金而负担的资金使用费,筹款利息=筹款实际所得×筹款利息率×筹款天数/360。
2.贴现与让售后到期收回时会计处理的差异。(1)贴现一般都有固定的到期日,贴现天数是指自贴现日起至票据到期前一日止的实际天数,其由固定到期日前一日倒推至贴现日便可得,一般票据的付款人都要于汇票的到期日向贴现银行足额支付票款;让售则不存在固定的款项收回日,筹款天数为自资金筹措日至收回账款前一日的实际天数,一般是预先估计借款天数,习惯上人们把最后现金折扣日以后的10天作为估计的账款收回日。(2)让售到期收到款项,出让企业应根据实际发生的销售折让、退回金额,借记“主营业务收入”及相关税费,贷记“其他应收款一应收扣留款”,以及实际发生的坏账准备,冲销多提或补提少提的坏账准备,直接冲减或者是计入“其他应收款”;应收票据贴现不存在此项核算。(3)已贴现的应收票据逾期不能收回时,企业首先应注销应收票据,再将其转为“应收账款”,重新将其作为对该票据付款人的债权,对应科目则为“银行存款”或者是“短期贷款”;让售的应收账款逾期不能收回时,企业仅是重新收回了对该项债权的收款权而已。
3.贴现与让售行为的可操作性存在差异。总体来讲,我国目前让售的可行性低于贴现。应收账款融资法律制度尚未完善,企业间运用应收账款作为融资方式的情况并不多,银行等金融机构也出于谨慎考虑,一般仅与操作规范、应收账款回收有保障的大企业开展融资业务;贴现则不同,不少银行认为票
据贴现业务风险相对较低,可基本保证银行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因而贴现的可行性较让售而言,可操作性大大提高。
三、从贴现与让售现行会计处理得出的启示
1.通过“预计负债”核算带追索权的贴现与让售。(1)设置“预计负债―票据贴现”核算带追索权的贴现。带追索权的应收票据贴现存在两种会计处理方法,第一种是单独设置“应收票据贴现”科目,作为“应收票据”的备抵科目,这种方法会导致企业的负债总额低估,不利于报表使用者进行分析和决策;我国会计准则规定采用第二种方法,即将企业贴现票据时所承担的或有负债作为一种现时负债“短期借款”来处理,我们认为将企业贴现产生的负债作为现实负债处理有不妥之处,且报表使用者也难以通过报表单独了解企业因票据贴现产生的负债。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或有事项》第四条规定了或有事项相关义务确认为预计负债的条件,我们可以单独设置“预计负债一票据贴现”科目反映企业由于贴现而承担的预计负债。贴现时,借记“银行存款”,贷记“预计负债―票据贴现”;到期时,付款人不能支付或足额支付票据本息时,一方面将付款人到期无法支付的票据转为应收账款,处理方法同前:另一方面将原预计负债转化为现时负债,作银行存款的减少或作为向银行的短期贷款,借记“预计负债―票据贴现”,贷记“银行存款或短期借款”。(2)设置“预计负债―应收账款让售”核算带追索权的让售。带追索权的让售在我国的会计处理方法跟应收票据贴现相似,都将因应收债权融资引起的负债以现实负债来确认。
2,贴现基数应为贴现所得额而非贴现到期值。以票据的到期值为贴现基数计算贴现息,虽然计算简单,清晰明了,但对持票人而言,既缺乏理论依据,也有失公允,更无法准确地体现出资金占用费的内涵,改为以持票人的实际贴现所得即票据贴现所得金额为贴现基数比较准确、合理,我们认为计算公式可以做如下调整:(1)贴现息=贴现所得额×贴现率×贴现期:(2)贴现所得额=票据到期值-贴现息。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虽然相差不大,但显然以票据的贴现所得金额为贴现基数计算出的贴现息更准确科学:其一,从票据贴现的实质看:票据贴现是持票人融通资金取得银行借款的一种行为,贴现率实际上就是贴现银行的同期贷款利率,贴现息是持票人因有偿占用资金而付出的资金时间价值,是有偿占用资金的体现,贴现所得金额是持票人实际筹集的资金额,是持票人以票据作质押向银行申请的贷款额,以持票人贴现所得金额为贴现基数计算贴现息,能真正体现出贷款人为此付出的资金使用代价,因此,以票据的到期值为贴现基数计算贴现息显然缺乏理论依据。其二,从资金成本的内涵看;贴现息实际上是持票人贴现时向银行支付的资金占用费。既然是持票人在占用资金过程中实际支付的资金占用费,就应该以实际筹到的金额为基数计算,一般实际在银行筹到的金额都小于票据的到期值,常规的计算方法对持票人来讲不够公平,没有准确地体现资金成本的内涵,也不能真实地反映贴现企业因贴现占用银行资金所付出的代价,不符合等价交换的原则。
本文在国内外已有规范研究的基础之上,从公司特征层面,就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形成的影响因素提出相关假设并做出检验。
假设一:资产负债率与股权融资偏好正相关。企业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有赖于负债的最优配比,这种对比关系是融资结构安排的最终结果。负债在全部资本中所占的比例过高和过低都不利于最佳资本结构的形成。如果资产负债率高就会倾向于股权融资。
假设二:公司的流动性与股权融资偏好负相关。根据自由现金流理论,对流动性缺乏的公司最好的长期融资方式则是权益融资。流动性缺口大表明公司缺乏长期资金,有短借长投的倾向,而短借长投又加剧公司的流动性缺乏。
假设三:公司规模与股权融资偏好负相关。规模大的公司多倾向于实施多元化经营或纵向一体化。因此大企业更为稳定,具有较低的预期破产成本。可以更多地负债,运用较少的股权融资。
假设四:公司的资产的有形性与股权融资正相关。公司的有形性较高的企业其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根据信息不对称理论,公司应该发行权益而不是债务。
假设五:公司盈利能力与股权融资偏好负相关。当企业获利能力比较强的时候,公司就有可能保留较多的盈余。内源融资的比重会加大,而且具有更强的负债能力和信誉,从而降低股权融资的比重。
假设六:公司成长性与股权融资的偏好正相关。成长性强的公司在一定时期内所需投资的资本比较多,即使获利水平不低,由于成长性强的公司的投资速度快于利润增长速度,因此需要大量的融资。而且迫于资金压力,公司倾向于公司股权融资。
假设七;公司经营风险与股权融资偏好正相关。当公司的经营风险很大的时候,高的杠杆率会导致公司面临较高的财务危机成本。因此公司风险越高,越倾向于股权融资。
假设八:公司的独特性与公司股权融资的偏好正相关。公司的独特性可以理解为公司资产的专用性,公司的资产的专用性越强在变卖的时候只能获得越低的价格,所以专用性越强,获得贷款就越困难。
假设九:非债务税收庇护与股权融资偏好正相关。折旧、投资税收优惠、税务亏损递延等非付现费用可以形成非债务税盾,其可以替代一部分债务融资税盾。公司如果拥有较多的非债务税盾,就可以较少地使用债务融资。
假设十: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占股权融资的比例与股权融资偏好正相关。许多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剥离出来的优质资产上市的,而将剩余部分组成集团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控制,这种制度导致了许多公司靠上市来养活。因此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份额越大的公司越倾向于股权融资。
假设十一:内部人控制度与股权融资偏好正相关。因为融资等重大问题决策由董事会作出的,当独立董事比例越大时,公司的融资策略更为理性,不过分地偏向股权融资。
假设十二:高级管理人员平均持股数量与股权融资偏好负相关。如果高级管理人员平均持股数量较大,考虑到股权融资会稀释高级管理人员的权利,因此他们的决策将趋于理性,现实情况下,高级管理人员应该抑制股权融资偏好。
二、研究背景
企业融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寻求最佳的资本结构是所有财务专家共同研究的内容,西方经济学家从不同角度考察了企业融资的问题,并且得出比较一致的结论:企业融资应首选内源融资,其次是债权融资,最后才是股权融资。但许多学者在对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结构的分析中却发现了截然不同的融资偏好,最明显的区别是中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与“啄食顺序理论”严重背离的现象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
到目前为止国内许多学者就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的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和理论的探讨。赵守国、王炎炎(1999)从配股参与者的角度分析了上市公司偏好于股权融资存在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缺乏对大股东人的监督、大小股东之间存在的信息不对称以及由此产生的流动性溢价在分配是问题产生的关键所在。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是大股东的人凭借所掌握的对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作出的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文宏(1999)、袁国良、郑江淮(2000)、黄少岗和张钢(2001)等认为股权融资实际上的低成本是上市公司偏重股权融资的主要原因。上市公司除了税收强制缴纳以外,几乎其他所有的融资成本都是一种软约束,这种软约束使得上市公司实际融资成本很低。
苏利平(2005)认为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是一种务实的选择。我国上市公司偏好股权融资具有深层次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缺陷,股权融资成本实际上比债券融资成本低,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结果,上市公司经理人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机构投资者和经理的信息不对称、政策导向引发顾全融资热。
赵峻岩(2005)采用统计分文章版权归文秘写作网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析的方法,从2002年深沪股市中参与配股增发的上市公司A股中选取了29家作为样本,运用SPSS统计软件就公司规模、获利能力、成长性、国有股比重等可能影响股权融资偏好的统计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并运用综合因子分析法就变量代表性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公司的股权结构(国有股)比例、资产负债率、公司获利能力、内部人控制度四个方面影响股权融资偏好的力度比较大,而公司的规模、成长性、现金流和高层管理人员平均持股数的影响不甚显著。
以上学者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偏好的影响因素,但是对各个因素的影响力度没有比较确切的描述,因此其政策建议也泛泛而谈。赵峻岩尽管用统计的方法进行了实证分析,但是由于样本量较小,因此对其结论还是值得商榷。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1、研究程序
本文采用统计分析方法,从在深沪股市上市公司中选取42家公司作为样本,运用SPSS软件就公司资产负债率、公司流动性、公司规模、公司获利能力、成长性、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比重等可能影响股权融资偏好的统计指标进行回归分析,采取标准参数检验方法以确定其显著性。
2、数据选取
数据资料主要来源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网站。我们选取的数据主要来自各公司的年报数据。有些数据直接取得,有的通过计算整理得到。为了剔除特殊行业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回避了投资、金融类的股票。同时也剔除了ST、PT类公司。本文对所有自变量均用2002~2004年3年的平均值,以减少由于变量的年度波动引起衡量的误差。
3、变量定义与计算方法
(1)因变量的选择:
关于股权融资偏好的度量本文采用当年股东股本值占总资产的比例。受数据来源所限本文所用的变量都是用帐面价值衡量,考虑到我国上市公司中绝大部分股份是不流通的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所以用帐面价值衡量也是比较合理的。
(2)自变量选择:
结合西方融资理论和我国实际情况选取一下自变量。
①.资产负债率,资产负债率X1=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②.公司流动性缺口,流动负债率X2=流动负债/总负债
③.公司规模,公司规模X3=Ln总资产
④.公司资产的有形性X4=期末固定资产净值/总资产
⑤.公司盈利能力X5=息税前收益/总资产
⑥.公司成长性,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X6=本年主营业务收入/上年主营业务收入-1
⑦.公司经营风险,息税前收益标准差X7表示公司经营的不稳定性。
⑧.公司独特性,由于年度报表中研发费用没有单独列示,我们采用销售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来衡量。公司独特性X8=销售费用/销售收入。
⑨.非债务税收庇护X9=累计折旧/息税前收益
⑩.国有股和国有法人股比重X10=非流通股/总股份数
?.内部人控制度X11=内部董事/董事会人数
?.高级管理人员平均持股数X12=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总数/高级管理人员的总人数
4、多元回归模型
Y=a+?1x1+?2x2+?3x3+?4x4+?5x5+?6x6+?7x7+?8x8+?9x9+?10x10+?11x11+?12x12+μ(1)
其中μ为随机变量。
假设上述各个解释变量对股权融资偏好有显著影响,那么在给定的显著性水平下,回归结果中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都不应该等于零。
5、研究的局限性。
(1)本文主要从公司特征角度对公司股权融资偏好进行考察,对其他的影响因素:行业因素,宏观经济因素、市场波动等因素未进行考虑,这使得该模型的解释能力受到一定的影响。
(2)各个影响因素的衡量至今没有一个比较公认的指标,本文只取了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衡量,其指标的解释力度没有进行确实的考证。从而影响该模型的解释力度。
(3)本研究的样本量尽管超过了30个,但是样本量还是有限,可能会影响模型的说服力。
四、实证结果的描述与解析
1、变量描述
2、基本统计结果及分析
为避免多重共线的情况,本研究采取逐步回归法建立因变量Y与自变量X的多元回归方程,逐步剔除不够显著的变量,并在不包含常数的情况下的回归结果更为显著。最终结果如下表:
从上三表我们看出,该回归方程可以描述为:
Y=-0.338X1+0.143X2+0.390X11(2)
(R=0.910R2=0.829)
F检验:F=62.87(回归显著性的置信概率为95%)显著性水平为0.000。
DW检验:DW=2.001我们可以断定该模型没有自相关现象。
从(2)可以看出该模型的R值比较理想,拟合优度较高,在检验水平a=0.05条件下,变量Y与X显著相关较大,而自变量X1,X2,X11对股权融资偏好程度Y有较大影响。
从上述统计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1)X1与Y成负相关关系,与假设1相背离。公司的资产负债率比较高的情况下,公司一般倾向与股权融资。样本的资产负债率平均值大致在48.3%左右,然而2002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则在58.72%左右,显然长期以来形成的单一的融资体制导致了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问题,增加了企业还款付息的压力和出现财务风险的可能性。而企业经过股份制改组取得上市资格后,通过发行股份和配股后直接降低资产负债率,但是目前过低的负债比率也反映出上市公司没有充分利用“财务杠杆”,进一步举债。资产负债率过低的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的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导致了公司的严重受到负债融资的约束,另外一点是国有银行改革后,不良资产的产生和国有银行的商业化意识的增加,自2000年起造成了银行“惜贷”的信贷紧缩政策。而这部分资金空白则只有通过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来填补。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了出现了与假设相背离的情况。
(2)X2与Y成正相关,验证了假设2成立。公司在融资期与投资实现期的中间期会存在资金匮乏期,公司为了应付经营支出需要外部资金的注入。公司此时就会受到外部和内部的流动性冲击。外部流动性冲击下,公司最好有一定的流动性储藏;而内生的流动性冲击是公司自身行为造成的。此时破产是约束公司流动性需求的最优机制。但是中国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很难破产,因此国有企业没有多少激励保有一定的流动性储藏。同时由于中国国有企业的经理是政府官员而不是资本家任命的,经理的升迁主要取决于官员的偏好,经理人没有激励努力缩减投资成本以提高盈利。因此企业内生的流动性冲击也得不到控制。而且我们发现上市公司的流动负债率非常高,表明上市公司缺乏长期资金,有短借长投的倾向。而这样做又会使公司更加缺乏流动性。由此我们可以推论中国的上市公司的流动性缺口比一般企业要大。而传统上,一直依靠国有银行融资的国有企业,在很难按期偿还已有的债务的本金和利息、以及银行本身的商业化改革的情况下,寻求政府支持下的股票融资是一种更为合理的选择。因此流动性越是缺乏的企业,越会倾向与股权融资。
(3)X11与Y成正相关关系,也验证了假设十一。我国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后,董事会主要由内部董事和独立董事组成。在国有股和法人股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国有股和法人股会派出自己的代表担当持股公司的董事。在本研究调查中发现,我国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占总股份的比例平均高达60%。而且一般企业都是采用配股的方式来增发股份,国有股和法人股并不会因为增发股票而受到权利稀释的损失,反而能够获得非常大的收益。作为投资者来说,总是要追逐利益的。尽管在理论上来讲,股权融资的成本是最高的,但是股利发放是个软约束,在现有的股市,非常少的公司会发放股利,另外名目繁多的税收优惠待遇弱化了负债的“财务杠杆”效应,使得负债的节税能力大打折扣。因此综合考虑,股权融资的成本是最低的。因此国有股和法人股的董事代表必定代表他们的意志,积极要求股权融资。
(4)公司规模,公司资产的有形性,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成长性,公司经营风险,公司独特性,非债务税收庇护均不显著。可能有数据选取、影响因素的度量指标选取与我国资本市场弱势有效等方面的原因。作为我国许多上市公司都是国有企业剥离出来的优质资产上市的,而将剩余部分组成集团公司对上市公司进行控制,这种制度导致了许多公司靠上市来养活。在这样的一个特殊背景下,不管公司的规模多大,是否有大量的可抵押资产,公司的经营风险是否大,公司是否独特,公司都是非常大的欲望采用股权融资的方式进行融资。2001年证监会公布的最新的配股条件,规定最近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对增发股票的公司的获利能力也做出了规定。但是我们采用总股本占总资产的比例来衡量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而且样本公司在2001年后增发股份的比较少。尽管达不到政策要求的公司不能增发股票,但并不代表这些公司没有股权融资的偏好。因此公司的盈利能力和成长性对股权融资偏好的解释并不显著。
(5)比较值得研究的是国有股和法人股的比重不显著的问题。因为不管从实际还是从理论上讲,中国上市公司的特殊背景,我们可以预计该指标应该与融资偏好有比较大的相关性。但是结论却耐人寻味,唯一的解释可能是:该指标与内部人控制指标有比较大的相关性,该指标可以用内部人控制指标来解释。为了避免多重共线性,SPSS将该指标剔除了。
(6)高级管理人员平均持股数不显著,这是因为高级管理人员的人均持股数非常少,经过计算,样本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平均持股数仅为6036股,最高的持股数为113171股,最低的为0股。对于全部股份来讲微乎其微,目前很难发挥作用。
五、政策建议
(1)大力发展我国的债券市场。
从研究结论来讲我国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低的情况导致了公司更倾向于股权融资。资产负债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公司的融资渠道单一。债券市场发展的严重滞后约束了企业的负债融资。我国债券市场由于流通性差,市场缺乏统一性和有效风险规避机制和债券利率没有市场化等原因,使得企业债券市场滞后,没有能和股票市场获得同步发展。应努力加快债券市场的发展,增加债券市场金融工具品种的开发,拓展债券融资渠道,逐步放宽对债券融资额度的限制,并放开设立各种投资基金的限制,培育企业债券市场的机构投资者,建立包括柜台交易在内的多层次交易平台,为创建发达的债券交易流通市场提供支持。同时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信用等级评估体系,建立企业信用档案,规范债券市场,吸引更多投资人购买。
(2)建立强有力的上市公司退市机制或破产机制。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倾向较大的流动性缺口,导致了对股权融资的偏好。流动性缺口主要由公司的外生和内生流动性冲击产生的。在外生的流动性冲击下,公司最好有一定的流动性储藏,有一定的变现资产或金融机构的授信额度。而约束内生性的流动性冲击最有效的是建立强有力的上市公司退市或破产机制,以最有效地约束流动性需求。完善和健全的破产制度能起到给予经营者惩罚性债务约束和有效保护债权人利益的双重功效。但是新的破产法出台后,效果并不理想。新破产法在我国的顺利出台和有效实施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转变观念。企业的优胜劣汰是社会资源不断优化配置的必然规律,健全的破产制度在市场经济中并非是消极的善后处理制度,而是一项建设性的制度安排。第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是破产制度改革的基础,应不断推进失业、医疗、养老、住房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为新破产法的有效实施提供基础条件。
(3)建立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特殊背景,只有建立完善的独立董事制度才能更有效地减少董事会作出股权融资的盲目决策,减少内部人控制的消极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制度建立的关键,是要把独立董事制度的建设与公司治理结构的创新结合起来,营造独立董事发挥其作用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保障,否则独立董事制度则会流于形式。
近年来,伴随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汇改力度加大,人民币汇率呈现双向波动,且波幅变大。而由于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加之美元进入加息周期,人民币从2014年初起,整体呈现贬值趋势。对于进出口企业,外汇风险显著增大,尤其是进口企业,人民币贬值形成的汇兑损失给经营带来较大压力。如2015年8.11汇改到当前一年的时间,人民币兑美元贬值达到8.9%,即1亿美元一年损失5000多万元人民币。
D企业为中国铜加工基地之一,由于自有矿不足,主要依靠进口铜原料,人民币贬值对该企业造成较大影响,汇率成为影响该企业经济效益的一个重要变量。汇率不仅影响进口原料成本增加,也影响到外汇融资结构,继而影响整体融资成本的增加。
二、D企业外汇风险分析
D企业外汇风险主要来自3个方面:一是进口原料过程中的汇率风险;二是来自外汇融资的外汇风险;三是境外投资的外汇风险。由于该企业外汇投资相对较少,外汇风险主要集中在进口原料锁价和外币融资中的外汇风险。其中进口原料过程中的外汇风险主要是进口原料到单付汇前,企业进行“双锁”,即进口原料作价,而同时通过产品销售或期货保值锁定售价,而汇率没有锁定,这时存在汇率的波动风险。而外汇融资则主要是该企业利用信用证进口3-6个月押汇或美元流贷,汇率贬值将造成后期还贷多支付本币的汇兑损失。
D企业整体外汇风险状况及特点如下:一是美元负债头寸较大,短期美元敞口大。美元负债占该企业带息负债总额30%左右,且主要是一年内负债,特别是3个月以内的居多,占70.41%,汇率如不锁定,短期内的汇率波动对企业影响较大。二是外汇风险操作难度大。外汇头寸集中为3个月到期的短期头寸且每天滚动到期,单笔头寸相对小而分散,外汇汇率锁定相对不好操作,而且短期锁汇保值成本高。因而,长期以来该企业均未做汇率锁定。三是风险控制体系未完整构建,风险控制目标和策略不明确。该企业外汇风险管控的制度还欠缺,针对汇率变化的应对机制、决策程序、控制手段、部门联动等控制体系还未建成。四是缺乏外汇管理专业人才。
三、外汇风险管理一般方法
外汇风险管理的方法较多,通常有如下几种:
1.选择或搭配结算币种。如外币升值,本币贬值,通常选择本币计价,不涉及到货币兑换和外汇风险。或者选择有利的外币计价,基本原则是“收硬付软”。
2.平衡头寸对冲法。即在一笔交易发生时,再进行一笔与该笔交易在货币、金额、收付日期上完全一致,但资金流向相反的交易,使两笔交易面临的汇率变化影响抵消。
3.合同保值条款法。即在签订合同中加列保值条款,同意在贸易合同中加列分摊未来汇率风险的货币收付条件,或采取加价保值和压价保值等。
4.进行外汇衍生业务的操作。如做外汇远期、外汇期货、外汇期权等。
四、D企业外汇风险应对措施建议
1.制订外汇风险管理办法,明确外汇风险控制决策机构和程序,建立外汇风险控制体系。制订《外汇风险管理办法》,包含外汇风险管理工作原则,外汇风险管理机构设置及分工职责,涉及外汇业务管理、外汇头寸统计与管理、外汇衍生工具使用的管理等。明确外汇风险控制策略,以及可容忍的风险度,如规定外汇风险敞口头寸额、外汇汇率锁定比例及远期锁定的成本线,如按即期汇率上浮0.5%锁定汇率。
2.全面识别企业各个环节的外汇风险,建立操作模型和预案,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操作方案。如企业建立进口原料双锁的外汇操作模型,针对信用证到单付款前和付款后、不同市场比价情况下,分别采取不同的外汇操作方案。对于外汇融资,判断汇率走势,根据汇率所处的高低位置来进行外汇头寸的调整和外汇衍生工具的应用。
3.选取外汇风险管理顾问,做好外汇走势预测。借助外部力量,如D企业选择1-2家外资银行、1-2家中资银行、1家投行作为顾问机构,解决企业外汇专业性研判能力不足的困境。
4.建立整体和前瞻性的头寸管理,在业务层面与融资层面考虑减少外汇敞口头寸带来的外汇波动风险。在整体效益测算的前提下,加大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汇对冲现有外汇头寸。改变进口原料支付方式和手段,减少汇率变动损失以及换汇成本,如与原料供应商洽谈,尽可能使用跨境人民币结算。逐笔进行本外币融资成本测算分析,在考虑汇率风险成本的前提下合理选择本币还是外币融资;也可以与银行协商采取汇率锁定的综合成本报价的外汇融资方式。
5.合理选择结售汇时点,获取外汇收益或减少外汇汇兑损失。有时对部分美元流贷可以采取展期或以新的美元贷款替换到期的美元贷款,达到延迟还汇的时间,而避免即期汇兑损失。择机选择有利汇率锁定或根据市场汇率情况选择性购汇还贷。还可以借助银行短期理财品种,开展无风险存贷理财获取收益或货币互换等,以净收益冲抵汇率损失。
现在拥有的钱才最值钱
LILY 33岁 外企销售总监
LILY至少有两百万的身家,但令许多人不解的是,她看中一套精品外销公寓,100余平米,总价80多万,本来完全可以一次性付款,还可以因此得到房产开发商2%的优惠,但她却偏偏选择了按揭,而且还是8成20年!对于别人疑问的目光,LILY只是淡淡地笑笑,心里却为自己的精明暗暗自得。
LILY的经验与心得:虽然从表面上看按揭贷款比一次性付款所付出的总额要多,尤其是利息,更让许多人觉得冤枉。但是真正的理财智慧是要以发展的眼光从长远看:1、按揭将现在要付的大笔资金分解为以后长期的小额资金还贷,不会对现在的生活及理财计划产生任何影响;2、作为一种理财手段,用现在的一笔购房首付款,延缓余款的缴付日期,其实等同于投资行为中用一笔小资金控制了一个大项目;3、如果赶上房价飚升,等于给贷款者创造了一笔额外利润;4、如果再把通货膨胀的因素算进去,货币逐步贬值,虽然所需偿付的本金没有变化,实际上,本金的“含金量”已大大降低,实际还款额逐渐减少;5、当房子的租金价位高于银行按揭还款额时,通过以租养楼的方式也是很好的投资渠道。
把自有资金用作其它投资项目
ARRON 30岁 高级软件设计师
在北京中关村打拼了7年,加上拥有公司的股份分红,ARRON已有一百多万的积蓄。但他决定买下一套70万的房子时,还是办了8成15年的银行按揭。对于别人“明明可以一次性付款,干嘛要去背利息”的疑问,ARRON自有一套自己的理财计划:房子首期只用付出14万,这样比一次性付款在目前要少拿出50余万元。就可以拿这50多万去做其它的投资项目,比如炒金、炒汇,或干脆用按揭的方式再投资几套房出租,以租养贷。
ARRON的经验与心得: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力,虽然可以一次性付清全部房款,但是办理住房按揭贷款仍然是合算的。因为,只要能取得高于贷款利率的投资收益,借款人可以把自己自有资金用作其他投资项目。从投资角度说,办按揭购房者可以把资金分开投资,把拥有的资金用于多项投资,资金使用灵活,才能使收益达到最大化。
通过按揭,取得最低的融资成本
张蕾 35岁 私企老总
张蕾身为一家资产上千万的私企老总,买房子却没有豪爽地一次性付清,而是跟公司的小职员一样选了按揭的方式。原因是她想通过这种按揭的方式,来以较低的成本融资,发展自己的事业。而这种投资回报,可比按揭贷款的利率高多了。
张蕾的经验与心得:有些人可能是因为不愿承担利息支出,不想负债,而一次性付清了房款。可是从融资的角度看,这样是不划算的:比如一套100万的房子,可以从银行最多贷到80万,以贷10年看,其10年期的贷款利率为5.58%;如果不是用按揭的方式,而是直接向银行贷款,可以申请信用贷款或住房抵押贷款,但却要承担期限贷款利率,其10年期的贷款利率为6.21%同样是融资,后者的利率比按揭贷款利率高0.63%,以80万元贷款为例,10年里将少支出利息30288元。
由此可以看出,个人住房贷款的利率远低于普通贷款,因此在购房时,不妨对自己的资金和投资行为要有一个全面长期的计划,而通过申请个人住房贷款,取得最低的融资成本,何乐而不为呢!
让银行为房产项目把关,降低投资风险
田倩 28岁 公司部门主管
田倩和丈夫现在住的房子是当初结婚时父母赠送的,虽说在市中心,但就是小了点,只有60多平米。现在两人已有近80万的积蓄,田倩便四处物色着再买一套大house,最后看中了一套带空中花园的复式单位,是期房,总价50多万。父母主张干脆一次性付款得了,免得背利息,还有长期还贷的压力。
但田倩最终还是选择了按揭供楼。对此,她有自己的想法:购买房产特别是期房要避免风险,除非对其房产项目有相当了解,包括建筑质量、开发商技术和资金实力等,这就需要购房者有相当的技术专业水准,而普通人是无法达到的。办借款是向银行借钱,所以房产项目的优劣银行自然关心,银行除了审查你本身外,还会审查开发商,为你把关,自然保险性高。
田倩的经验与心得:对于购买期房的人来说,一次性付款可能加大你的购房风险,一次性付款之后所产生的诸如工程延期、造价上涨资金追加等问题,都是购房者所无法掌握的。如果开发商没有按期交房,甚至工程“烂尾”,那么你就有可能损失更多的利息,甚至全部打了水漂。同时,通过申请贷款,银行已帮借款人对房地产项目做了初步的调查和审查,而且完善的个人住房贷款操作,无形之中为借款买房人把了一道房地产买卖和房地产抵押的政策关、法律关,因为对于银行来讲,为某个项目提供按揭贷款支持,定会对房地产开发商和房地产项目进行深入调查,而且银行提供按揭的前提是有效的买房合同,银行发放贷款的前提是有效的抵押。
选择按揭,也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赵凌 30岁 高级保险人
多年努力工作的结果是30岁的赵凌有了近百万的家底,可能做保险就有一种忧患意识吧,赵凌很想将积蓄保值增值,最后选择了房产投资。她看中了靠近市中心商圈的一套公寓房,40多万。拿出这笔钱一次性付清,赵凌也想过,但慎重考虑后还是办了按揭。
对此,她解释说:“还有太多的生活规划我想去实现,比如陪父母游历欧洲,添一部奥迪A6的车,辞职好好休息一年充充电,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游学……如果一次性付款,虽说没有问题,却会影响我的这些生涯规划,比如买车就会延后,辞职更是不可能马上实现,因为我会为了补上这块“资金空”,而让自己再拼几年;而办了按揭就不一样了,每月还款的额度对我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压力,不会影响我的任何计划,可以从现在就尽情地享受生活。
赵凌的经验与心得:许多人害怕用按揭的方式买房,觉得无端要多付给银行许多利息,感觉不舍得,于是一切让位于房子,其它的计划以后再说。可是只想到若干年后轻松,为什么不想一直轻松呢?相较于轻不轻松和划不划算,我选择轻松,我认为选择按揭方式就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GRACE提示:
按揭贷款,理财专家的三个建议
对于有经济实力金领族来说,选择按揭买房其实是他们的一种时尚理财方式。如果你是其中一员,不妨看看下面这些购房专家给出的建议:
1、首付越少越合适
在负债能力范围内,选择最高的抵押率,最小的首付款,让钱能更好地生钱是最佳之举。
2、还款时间15年到20年最恰当
利用按揭的方式来融资,使自己的总投资收益最大化,但并不是期限越长越好,合理的还款期限应该是15年到20年。
一、财务风险管理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
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是指企业在充分认识其所面临的财务风险的基础上,采取各种科学、有效的手段和方法,对各类风险加以预测、识别、预防、控制和处理,以最低成本确保企业资金运动的连续性、稳定性和效益性的一项理财活动。
(一)有利于为企业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生产经营环境
据统计:1980年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率为18.7%,1993年上升67.5%,1994年底,国有资产管理局对2万户国有企业进行清产核资调查,企业资产负债率约为79%,2002年,900多户中央企业及三级以上子企的企业资产负债率平均为76.4%,略有下降,但目前企业资产负债率又有所回升,已经高达80%。事实表明,企业对财务风险没有十分重视,防范意识差,高负债给企业带来严重的财务危机,因此只有加强财务风险管理,建立相应管理机制,才能为企业创造安全的生存环境。
(二)有利于企业全面、经济和有效管理风险
企业进入市场,如若对市场风险认识不足,无法把握市场变化,必然使经营风险加大,举债经营的财务风险也会随之上升。例如,片面追求盈利性强的产品,而不考虑市场变化,往往造成该产品前期畅销,后期产品积压、资金过分沉淀,使资金周转困难,财务风险上升。
(三)有利于稳定企业财务活动,加速资金周转,使资金具有安全性、完整性和盈利性
资金沉淀对企业而言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资金的使用表现为各种资产,但是做为一个高效运转的企业,应加速资金周转,缩短资金沉淀时间,防范资金沉淀过程中的不良财务风险,如购货方无故拖欠企业应收帐款,这样有利于保证资金的安全、完整和获利能力。
二、企业财务风险产生的原因剖析
这里主要从负债与收益的关系进行分析。企业实行负债经营而借入资金,会给企业的财务成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企业由此获得财务杠杆利益或承受财务风险。而财务风险的大小可通过财务杠杆系数指标衡量,它反映了财务杠杆的作用程度。一般而言,财务杠杆系数越大,企业的财务杠杆利益或财务风险越大;反之,则越小。财务风险大小的定性因素,取决于全部资本利润率是否大于债权资本利息率,关键在于企业的获利能力。债权资本与股权资本比例的确定是否适当,与企业财务上的利益和风险有着密切的关系。在财务杠杆的作用下,当全部资本的利润率大于债权资本利息率时,企业扩大负债规模,适当提高债权资本的比例,就会增加企业股权资本的收益率;反之,就会导致权益资本收益率的降低,严重的则因资产负债率过高或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导致资不抵债而破产。同时,负债规模一定时,债务期限安排是否合理,也会给企业带来财务风险。因此对于负债经营的企业来讲,其还本付息的资金最终来源于企业的收益。如果企业经营管理不善,长期亏损,那么企业就不能按期支付债务本息,这样就给企业造成偿还债务的压力,也可能使企业的信誉受损,出现再筹资困难,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由此笔者认为影响企业财务风险的因素除了资本结构外,最根本原因是资本运用的有效性问题。
三、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对策建议
企业财务风险防范实质上是企业财务风险管理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里把它单列出来进行详细谈论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大部分企业都在风险防范上做得不够,缺乏事前控制的习惯。笔者认为,要有效地进行企业财务风险管理或防范,应做到以下几点。
(一)灵活应对外部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
企业应确定适合自身的最佳的现金持有量,以获得最大的利润,并滞交易性、预防性和投机性的需要。套期保值应对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时期,货币贬值,市场物价水平提高,企业此时可以使用套期保值等办法以减少损失。积极把握利率的变动给企业带来的机会。以当前较低的利率发行长期债券,可节省资金成本,减少未来偿债压力;在预期利率会下降时,按固定利率计息的债券价格会上下增长,这时企业出售已购入的长期债券则会获得较预期更多的现金流入。
(二)针对内部各因素,管理和防范财务风险
一、中小企业负债融资风险表现
(一)中小企业自身融资风险 具体如下:
(1)财务风险。企业进行负债融资,所投资项目的收益必须大于资本成本,一旦企业投资决策失误,或信用政策过宽,不能足额或及时地实现预期的现金流入量以支付到期的借款本息,就有可能出现收不抵支或发生亏损的情况。在负债数额不变的情况下,亏损的越多,企业资产偿还债务的能力就越低,财务风险也就越大;在同样负债规模的条件下,负债的利息率越高,企业所负担的利息费用支出就越高,巨额的利息,也会降低企业的安全性和竞争能力;还有,如果还款期限比较集中,短期内要求企业筹集巨额资金来还债,也会影响企业资金的周转和使用。
(2)机会成本风险。企业负债必须承担还本付息的合同义务。如果企业负债过多,无法偿还,则负债融资不仅可能给企业增加巨额的债务,而且可能会消耗企业大量的自有资本。在这种情形下,企业即使面临良好的投资机会,也只能望而却步。消费者可能因此会对企业的生产能力和服务质量提出质疑,最终放弃使用该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供应商可能会拒绝向企业提供商业信用,比如对于部分依靠应付账款进行负债融资的企业,如果应付账款长期挂账,则会失掉在销售方心中的信誉,导致以后在赊购环节销售方提供更紧的信用政策;同时由于增值税抵扣政策的存在,部分销售方采取不结算资金不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形式销售,对于购买方来说,得不到增值税专用发票则无法抵扣进项税,在销项税一定的情况下,会导致增值税过早流出企业,使企业的再融资变得十分困难。再比如过度依靠内部负债融资的企业,如果存在迟缴或欠缴各种税费和“五险一金”的现象,职工权益得不到很好的保障,部分职工可能选择跳槽,由此引起高技术人才外流的风险。所有这些机会成本都不表现为企业直接的现金支出,但给企业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并且随着企业负债额的增加,这种影响会越来越显著。
(3)破产清算或被兼并风险。中小企业举债不当、经营不善,同样会引起破产清算或被兼并风险。一方面,负债的本息一般要求以现金偿还,如果企业的盈利状况良好,但预期的现金流入量不及时、资产的整体流动性较差,风险就较大。很多企业破产清算或被兼并的实例证明,该企业破产清算或被兼并并不是没有资产,而是其资产的变现能力较弱,不能按时偿还债务。另外一方面,当企业主要采取短期贷款方式融资时,如遇到金融紧缩、银根抽紧、负债利息率大幅度上升,也会引起利息费用剧增,利润下降;更有甚者,一些企业由于无法支付高涨的利息费用而破产清算。再加上金融市场利率、汇率的变动,有时负债融资也会成为企业破产清算或被兼并风险的诱导因素。
(二)外部相关企业连带风险 主要包括:
(1)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作为资金的供应方,负责对中小企业资金的提供,当借款企业陷入财务危机无法偿付借款本息时,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不良资产增加,呆账增多,影响以后的贷款和运营。另外,我国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完善的破产清算制度,银行作为债权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当企业资不低债时,一部分得到消息的债权人采取诉讼手段,取得债权,提前受偿,而银行的债权则往往在进入破产程序后才开始受偿,造成严重损失。这样,借款企业的风险转移到银行和其他金融结构,引起此类企业的经营风险。
(2)担保企业的经营风险。部分中小企业因资信等级低、缺乏抵押资产、融资成本高等原因,在难以得到银行支持的情况下,就会通过同行间或内部融资解决所需资金。同行之间互相担保申请贷款或互相拆借时,一旦一家公司因经营不善而蒙受损失,则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此时若担保企业短期内急需资金,外部融资渠道又受限,则只能通过内部融资的方式或民间高利贷来解决。这无形之中又加剧了担保企业资金周转的困难,提高了经营费用。
二、中小企业负债融资风险成因分析
(一)负债利率影响 负债利率存在固定利率和浮动利率之分。如果中小企业不能根据经济业务的发展和环境的复杂多变合理应用不同的利率策略,则很有可能使负债融资缺乏灵活性。除了增加财务风险外,进一步造成被兼并的风险。事实证明:许多被兼并的企业并不是因经营不善而导致利润大幅下降被兼并,而是过高的利率导致支付大量的利息费用而造成账面利润亏损,因此增加了被兼并的风险。因为,如果兼并企业信誉好或抵押品流动性强,则通过谈判仍然可以争取到较低的利率。一旦实现了兼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兼并企业少支付的利息费用正好等于增加了同等金额的利润,为兼并企业提供了利润成长的空间。
(二)负债期限影响 通常,长期负债的利率高于短期负债的利率,负债期限越长,所付出的利息费用就越多,反之,则越少。如果企业大量举借短期资金用于长期资产,则当短期资金到期时,可能会出现难以筹措到足够的现金来偿还短期借款的风险。反之,如果企业大量举借长期资金用于短期资产,则会加大利息费用,造成不必要的资金闲置或浪费。一旦贷款利率降低,损失的机会成本可能更大,进一步造成企业经营的风险。另一方面,在负债结构中,如果短期债务负担过重,也会对偿债能力带来负面影响。因为从负债的偿还顺序可以看出,企业首先要偿还短期负债,其次才是长期负债,而长期负债在其到期之前要转化为短期负债,与已有的短期负债一起构成企业在短期内需要偿还的负债总额,形成企业的偿债压力。
(三)负债规模影响 负债规模是指企业负债总额的大小或负债在资金总额中所占比例的高低。由于负债的利率一般固定或相对固定,这就为企业利用财务杠杆效应创造了条件。但是运用财务杠杆获得杠杆利益的同时,企业也要承担相应的财务风险。如果企业不能将负债规模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财务杠杆系数越大,承担的财务风险也就越高。换句话说,负债规模越大,企业的财务杠杆系数越大,企业经营利润的下降幅度比产销量的下降幅度更大。股东收益变化的幅度也随之增加,财务风险就越大。
(四)经营水平影响 现代中小企业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负债经营有利于扩大企业的经营规模,获得规模经济效益,降低产品的单位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但是如果企业经营不善,负债资本使用不当,既无法培育核心获利产业,也不能正确把握资金投入和回收的风险来控制和抵御企业风险,则会出现负债融资项目预期报酬率低于借款利率,营业利润不足以支付利息费用现象。为此,企业的信誉与财务形象将受到损害,再融资的资金成本将大大提高,存在被兼并的潜在风险。一定程度上还会使企业丧失偿债能力,引起被迫宣告破产的风险。
(五)决策者对待风险态度的影响 人们对待风险的态度有三种:追逐风险、厌恶风险、无视风险。风险偏好者喜欢寻觅风险,在预期收益相同的情况下,他们会选择风险较高的项目,他们认为风险越大,项目越优;风险厌恶者会选择预期收益相同而风险较小的项目,他们认为风险与收益应当均衡;无视风险者则不关心所选择项目的风险,总是把项目的收益与其他因素去比较而不是与风险去比较,他们认为收益越大,项目越优。如果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不太愿意承担财务风险,则因本企业债务资本比率较低,融资风险相对较小。反之,如果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都是风险偏好者,又不愿使企业的控制权分落他人,则较多采用负债融资,债务资本比率相对较高,融资风险相对较大。
(六)财务管理环境影响 表现为:一是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最突出的是所得税政策以及对税金的抵减政策,由于企业的负债会给企业带来税收利益,所以有条件的企业尽量利用外部借款而不是自有资金。但由于借款担保制度不够健全,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力度有待完善,部分中小企业的负债风险依然存在。二是金融市场的影响。金融市场是资金融通的场所,企业负债经营要受金融市场的影响。企业在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时,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导致实际结果与预期效果相偏离的情况是难以避免的。三是经济发展周期的影响。一般来讲,不同的经济发展周期会对企业负债融资产生很大的影响。在经济起飞和繁荣期,各种需求旺盛,企业产品能够及时出售,货款也能及时收回,负债融资风险较小;在衰退和萧条期,整个宏观经济不景气,企业销售不畅,造成产品产量下降,单位产品成本上涨。再加上大量应收账款无法收回,企业面临资金的困境十分严峻,负债融资企业还本付息的压力变大。另外在经济衰退期,破产企业数量不断增加,企业经营风险加大,而银行为了避免出现坏账,往往又制定更加苛刻的贷款标准,使企业贷款融资雪上加霜,企业负债比重更小。四是市场竞争的影响。从行业的竞争程度确定:如果企业所在行业的竞争程度较低或具有垄断性,营业收入和利润可能稳定增长,其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比重可较高。相反,若企业所在行业竞争强烈,企业利润有降低的态势,应考虑降低负债,以避免偿债风险。
三、中小企业负债融资风险防范对策
(一)根据利率走势,制定合理负债计划 目前来说,我国尚未实现利率的完全市场化,银行仍旧只愿意贷款给国有企业,而不愿意贷款经民营企业。因此,一方面要尽快创造条件,实现利率市场化,让资金价格来调节资金流向,实现资金供求平衡;另一方面针对由利率变动带来的筹资风险,应认真研究资金市场的供求情况,根据利率走势,把握其发展趋势,并据此做出相应的筹资安排。在息税前利润一定的条件下,负债的利息率越高,财务杠杆系数越大,企业资金利润率的变动越大。所以为节约筹资成本,减少利息费用,企业一定要充分利用利率的变化适当调整负债融资的规模、期限和数量。在利率处于高水平时期,应当尽量少筹资或只筹急需的短期资金;在利率处于由高向低的过渡时期,也应当尽量少筹资,不得不筹的资金应采用浮动利率的计息方式;在利率处于低水平时,则筹资较为有利;在利率处于由低向高的过渡时期,应积极筹集长期资金,并尽量采用固定利率的计息方式,降低负债利息率。
(二)根据经营需要,确定合理负债期限 如果负债的期限结构安排不合理,例如应筹集长期资金,却采用了短期借款或者相反,那么都会增加企业的筹资风险。原因在于:如果企业使用长期负债来筹资,利息费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将固定不变,但如果企业用短期方式来筹资,则利息费用会有很大幅度的波动。此时,若债权人由于企业财务状况差而不愿意将短期借款展期,则企业有可能被迫宣告破产。而且,举借长期资金的融资速度慢,取得成本较高,还可能会有一定的限制性条款。
(三)确定适度负债规模,保持合理负债比率 企业负债经营是否适度,一方面指是指企业的权益资金和负债资金的结构是否合理,另一方面指负债资金内部结构是否合理,通常指短期负债在整个负债资金中的比例。在实际工作中,如何选择最优化的资金结构,是复杂和困难的,常用的静态判断指标有负债临界点、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等。另外,由于流动资产变现能力较强,在实际确定负债结构时,还可以引进现金流量这个动态指标。
在实际操作中,在运用以上量化指标的同时,还要结合自身情况灵活调整。过高的负债率会使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增大破产风险;而过低的负债率又将影响企业价值的提升;合理的负债率就是由于企业负债率上升导致的企业价值增加与同时引起的企业破产风险增加和债务成本上升导致的企业价值下降在边际上相等。所以,对一些生产经营好、产品适销对路、资金周转快的企业,负债比率可以适当高些;对于经营不理想、产销不畅、资金周转缓慢的企业,其负债比率应适当低些,否则就会使企业在原来商业风险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筹资风险。
(四)加强负债资金管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 企业利用负债经营加速发展,就必须从加强管理、加速资金周转上下功夫,努力使企业按市场需要组织生产经营,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销率,降低应收账款,增强对风险的防范意识,避免由于决策失误造成财务危机,把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管理水平提高了,销售和盈利状况较好,企业就能较多地负担固定的财务费用,金融机构就会提高对企业信贷的资信等级评定;同时财务杠杆会发挥正面作用,提高权益资本的持有者收益。所以在营业收入稳定且有上升趋势的企业,可以提高负债比重。相反,如果企业营业收入时升时降,则其现金的回流时间和数额也不稳定,企业的负债比重应当低些。
(五)采取积极风险防范措施,建立有效风险防范机制 具体为:一是企业方面要有计划培养和培训高素质财务管理人才。市场经济下企业的竞争就是高素质人才和市场的竞争。目前,高素质财务管理人才培养和配备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实现:企业内部定期培训;派相关人员外出学习;公开招聘具有实践经验两年以上的高级财务管理人才等措施。这些措施的落实,将从源头上对融资风险进行了防范。二是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要继续完善中小企业贷款信用风险评估机制。2009年在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中,国家要求各大银行成立中小企业部,通过各种指导,向中小企业贷款。然而,由于中小企业自身的信用缺失和对中小企业贷款信用风险评估机制的缺乏,中小企业的贷款难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因此,银行要继续深入研究当前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估存在的主要问题,建立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风险评估体系。必要时候,要利用中小企业数据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建立中小企业贷款违约风险的预测模型,解决授信环节对信用风险的识别、衡量问题,以最大限度降低贷款风险,减少中小企业带来的不良资产。三是要继续利用和整合现有资源,完善已有担保体系。国务院国发[2009]36号文件明确要求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设立包括中央、地方财政出资和企业联合组建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融资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提高担保机构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担保能力。这在政策上提供了理论支持。实践中为提高中小型企业的综合竞争力,国家还应该有条件地开放民间金融,鼓励、支持和规范民间担保公司的发展,使其更好地为民营企业融资服务。近年来小额贷款公司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和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最近部分银行推出的供应链融资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现状。除此之外,借鉴国内外先进的担保经验,继续发展和完善已有的担保体系,真正缓解中小企业同业担保的负面影响,减少或消除同业担保的后顾之忧。河北省国控担保集团公司的成立,标志着河北省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迈上了新台阶,对担保机制的完善也是一个很好的借鉴。
参考文献:
一、需关注的问题
1、贷款企业与提供担保的保证人或抵押人债务纠纷频发
从来就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贷款企业由于自身抵押不足,需要找保证人或抵押人,但贷款由第三人担保从近几年的实际情况来看,绝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有偿担保。担保人往往以资金周转困难的名义,找贷款企业无息借款或收取担保费。一般是在提供保证或抵押的同时,要求被借款人即贷款企业支付一笔担保费(约1%),或借支一笔金额不小的现金才同意担保。而贷款企业这部分资金来源要么就是向社会高息融资;要么就是承诺贷到款后,马上支付款项。虽嘴上说是借款,实际上从开始借款到贷款到期归还后再续贷,所借出去的款项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很少有守约归还借款的。贷款行、贷款企业与担保人之间的所形成的三角债务,无疑进一步加重了企业的经济负担,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周转资金,致使本来就困难的企业更加雪上加霜。笔者调查张家界地区21家民营企业,其中,全部属于贷款企业自有资产担保10家,涉及有第三人担保11家。截止2009年12月末,第三人担保金额为13205万元,占21家民营企业担保金额22005万元的60%。11家第三人担保目前已有6家曾经发生过经济纠纷。如:湖南省西部万农生物有限公司的三个贷款担保人,在贷款担保过程中,除了收取担保费外,还曾先后多次向公司法定代表人私下借款,且大部分在案发时仍未归还而引起经济纠纷,便是其最好的佐证。由于民营企业大多为家族式管理居多,未建立起科学有效的内部管理及控制体系,财务制度不健全,借款手续非常简单,借款人一般都是没盖公章,而由个人签名的白条子。被借款企业法定代表人为逃避银行监管,将借款由个人保管而不入公司帐,借出去的资金也是以其它名义支取,造成财务数据严重失真,贷款被转移用途,风险隐患进一步加大。
2、企业融资成本攀升,利润与生存空间变窄
目前,大多数民营企业,由于融资渠道单一,资金缺口较大,对贷款的依赖程度较高。要想取得贷款,在自身有效抵押担保物不足的情况下,只好硬着头皮,以支付担保费和外借资金的代价找第三方作贷款担保人。有去无回的借款,挤占了企业生产经营流动资金,加大了贷款企业的财务负担,超过了企业的经济承受能力,留下了流动资金缺口,造成企业生产经营资金周转困难,无法持续维持正常生产。同时,企业在获得贷款之前,还得向资产评估机构和抵押登记部门支付一笔不菲的评估费用和抵押担保办理费用(一般约为抵押物价值或交易额的5%左右),高额的评估费用和抵押登记手续办理费用,更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在企业因超过其授信额度,无法再取得信贷支持的情况下,一些企业法定代表人只好左支右绌,私下向社会高息融资,借贷月利率一般都在5%以上,远远高于同期人行基准利率,加大了企业融资成本,减少了企业生产经营利润与生存空间。一些企业生产经营无利可图,持续亏损,社会债务不断增加而引发经济危机,其法人代表被迫弃厂出走,造成企业停产,贷款逾期收不回,最终形成不良,国家信贷资金面临较大风险。
3、贷款产生风险后第三人担保的“保障性”不强
担保的“保障性”是指担保债权的如期实现,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保证人能完全履行保证责任或抵押权实现的最终价值。保证人、抵押人及其抵押物在担保有效期内,随时可能因经济形势或其他变化而导致其债务清偿能力降低,信用状况出现恶化。不少贷款行在担保贷款发放后,更多地是关注借款人是否按期还本付息,而疏于跟踪监管提供担保的保证人或抵押人的债务清偿能力和抵押物在债权存续期间有无变动或发生重大风险事项等异常情况。结果一旦保证人的资信状况糟糕,代偿能力降低,或抵押人涉及重大经济纠纷,财务状况恶化,抵押物价值贬值,或担保品变现困难,则贻误了担保债权实现的最佳时机,贷款的第二还款来源的保障性也随之降低。实践中,类似情况及后果已屡见不鲜。要么是因一些保证人发生分立、合并、股份制改造以及其他经营机制或组织结构等方面的变化,不及时告之债权人,造成人民法院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所取得的数额不足以代偿全部债务;要么是因一些抵押人在其抵押物处置时,借口经济纠纷,多方设置障碍,造成担保抵押品拍买流拍,根本无法进入执行程序。
二、形成原因分析
在保证贷款行即债权人的债权实现上,贷款企业即债务人与第三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下同)的立场与行为是截然不同的。贷款企业作为债务人,是为自己的生产经营利益,以自身的财产物品设立抵押担保关系。生产经营的好坏与自己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资金的借贷、财产的抵押、资产的使用和收益等方面都具有同一性。当债务到期不能按期履行时,必然要以自己的财产清偿债务。一日债务不履行,这种抵押担保关系,就一日不能解除。企业想长久得到银行的信贷扶持,生产经营想保持持续发展,就不得不维护自己的信誉,就不得不顾忌与银行的信用关系。
在还款来源上,我们之所以强调注重贷款企业第一还款来源,而不完全依赖第二还款来源,是因为第三人担保情况很不一样。它是以自己合法的财产为他人之债提供保证担保或抵押担保。按照合同约定,如借款人未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时,第三人是要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所以,第三人提供担保后,在其资金使用、财产收益上与债务人不尽相同。为分散担保风险,第三人除了收取担保费外,还要考虑向债务先借支部分资金供自己使用。至于需不需要归还,什么时候归还,到时看情况再说。当债务人无力足额清偿债务即债不履行时,第三人出于对自己财产将要产生损害的考虑,必然会千方百计地盘算如何解除担保关系,阻碍抵押权的实现。于是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找种种理由,处心积虑设置种种障碍,逃避责任,拖延时间,混淆视听,干扰法院对贷款合同纠纷案的审理,阻挠法院拍卖、变卖抵押财产清偿债权。如果面临此类局面,贷款企业却会不理不睬,置身事外。因为它的全额保证或抵押担保为第三人,不少企业法定代表人的个人资产并未相应办理抵押,所以它可以理所当然地袖手旁观,坐山观虎斗。
三、相关对策建议
1、完善管理方式,保全贷款债权
农发行总行最近下发了新整合的16项信贷制度和《信贷业务操作手册(试行)》,对于进一步提高信贷管理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增强担保贷款管理的合法性和可靠性,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和操作依据。我们一是要认真学懂弄通,不断熟练掌握,加深对合规办贷管贷的思想认识。纠正过来重贷轻管、重企业第一还款来源、轻第二还款来源的认识偏差。二是要全面核实企业各类流动负债,特别是个人及社会集融资金。无论是申请借款人,还是选择保证人或抵押人,对其有参与社会高息融资的,均应高度关注,审慎接受。三是要根据企业的风险承受能力发放贷款,实行严格的风险管理。注意完善担保手续,规范担保合同内容,增强贷款担保的管理责任,努力提高依法办理担保贷款的能力,为实现业务持续有效发展真正发挥其保障作用。
2、坚持“审慎”原则,恰当选择担保方式
与其他商业银行一样,信用风险仍然是农发行所要坚持不懈地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的主要问题。对信贷风险的有效管理是全面风险管理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应该从近几年风险管理的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中国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担保管理办法》第六条关于贷款担保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审慎选择,严格审查,动态监控,合法处置,合规操作”。因此,我们在贷款担保方式使用时,应优先考虑有利于补偿贷款风险的担保方式,应将借款人自己提供的抵押(或质押)担保作为首选担保方式,对保证担保方式和第三人财产抵押担保方式应尽可能少用或不用。即便要用,其贷款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和股东都应与贷款行签订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合同,并将其个人资产办理抵押担保。就是第三人担保抵押已足额,也应作为贷款条件来要求,以防范企业法定代表人和第三人的道德风险。
3、核实资信情况,注重偿债能力
中小银行有“六难”和“五瞒”
光大银行董事长唐双宁指出中小银行有“六难”:
存款难。由于成立时间短,机构网点少,中小银行吸存能力明显弱于大型银行。2011年2月份以来,连续20个月负利率,更加剧了中小银行的“存款难”;2012年,一些中小银行存款甚至出现负增长。“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中小银行现在是为拉存款而“消得人憔悴”。
存贷比难。中小银行的存贷比长期高于大型银行,近年季末存贷比普遍高于70%(“冲时点”更是掩盖了日常数据),逼近监管红线。存款的不稳定性更加大了中小银行存贷比控制的难度。
流动性难。2010年以来,由于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中小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已达19.5%,加之“三高”即存贷比高、保证金存款占比高、中长期贷款占比高,导致中小银行缺乏机动头寸,资金链越来越紧。2011年9月5日起,由于保证金存款纳入准备金上缴基数,对中小银行更是雪上加霜。
资本补充难。长期以来,中小银行主要依赖资产扩张带动负债和各项业务的发展。与大型银行相比,中小银行对资本金的依赖程度更高。随着监管要求的不断提升,资本补充正在成为中小银行发展的“紧箍咒”。
风险管控难。中小银行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表现为中小企业客户占比高,客户稳定性差,信息渠道少,行政干预多,这使其更容易受到宏观、地区和行业经济波动的影响。如果经济下行,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平台贷款和房地产贷款风险将对中小银行形成更大压力。
效益提升难。多数中小银行存在“两高两低”问题,即零售客户占比低、中间业务收入占比低,成本收入比高、融资成本高,造成规模经济不明显,制约了中小银行整体效益的提升。
唐双宁指出,长期以来,中小银行为了生存而徘徊于违规边缘上,违规的作法归结起来有“五瞒”:
一瞒存款大战。负利率效应以及存款准备金率不断上调加剧了中小银行对存款市场的争夺。监管机构虽三令五申,但仍有不少银行为了生存只能以拉存款为第一要务,存款大战或明或暗,时隐时现,“犹抱琵琶半遮面”,诸如高息揽存、“手拉手”贷款、违规积分奖励,以及对“资源型人才”的“挖墙角”等等。中小银行也有难言之隐,既生之,需活之,为了不饿死,只能这样办。
二瞒理财乱象。银行理财对于丰富产品与服务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在当前流动性日益趋紧的环境下,理财很大程度上已成为银行揽存和满足存贷比考核的工具,超高利率、超短期限的理财产品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人为制造的“一日存款”怪像。现在银行理财产品收益率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个别银行为了“血拼”,甚至收益“倒挂”。理财正脱离“代客”属性,而日趋成为“自营”业务。相当多的理财产品在规模、期限、利率上与标的物不相匹配,这无疑将进一步加大银行体系的系统性风险。
三瞒信贷腾挪。就是将本应在信贷科目反映的资产移出,通过“技术处理”满足存贷比监管要求,或者利用监管“盲点”和监管滞后,将信贷资产在金融机构之间腾挪,以“躲猫猫”游戏逃避监管,制造“影子银行”。还有不少银行将信贷产品包装成理财产品,再以投资名义直接持有,理财俨然成为银行的“第二信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