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中的危机管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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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

一、公共危机的概念及特点

(一)公共危机的概念。公共危机是指那些突发的、关系公共利益的，对组织、国家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急需管理者快速应对的重大事件。它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潜伏性、不确定性和难预测性等显著特点。

(二)公共危机的分类及特点

1、公共危机的分类。从危机成因来分，分为自然灾害，如地震、台风、水灾、雪灾和人为因素引起的突发事件，如战争、恐怖活动、放射性物质的大量泄漏等；从危机影响范围来分，分为国际危机、国内危机、地区危机等；从危机涉及领域来分，分为政治危机、经济危机、文化危机等。

2、公共危机的特点

（1）巨大的社会危害性。它是对特定社会系统的维系、有序发展产生重大威胁或危害，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大事件”，是对整个社会利益产生损害和威胁的“大事件”，它涉及范围广，如果未进行及时、适当的控制，很可能会造成更大的灾难。

（2）发生成因难辨析。自然原因、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等都可以造成公共危机，并且某一公共危机的产生往往是多种原因的合力，这给人们辨别主因进而及时处理造成难度。

（3）潜伏性和不确定性并存。通常，公共危机在爆发之前，形成危机的源头已经存在，只是没被发现或受重视；同时，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不确定性，一定时间内量的积累可能会产生质的变化，爆发时间不确定，危机常常突然发生。

（4）现有技术不可预测。因现有技术水平有限，有些危机不能提早预见，因而不能早做准备。汶川8级地震，由于未能提早预测出来，截至6月18日12时，已造成69，176人遇难，374，008人受伤，17，415人失踪。

基于公共危机的特点，在危机处理中，政府因其地位、职责所在，必然扮演主角。它在处理危机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如大量的财、物资源的供给，严密的管理体系，强制性的管理机制等。但政府也有其局限性，如层级过多、信息传递不及时、技术不够专业及应对危机不灵活等。而且政府也不可能单独处理所有的危机事务，这个复杂的工程需要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配合和协作，这样才能使公共危机的处理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因此，在很多国家中非营利组织基于自身的特点，已经成为危机管理的参与主体，在应对各种突发事件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二、非营利组织的概念及其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优势

（一）非营利组织的概念。非营利组织是指不以获取利润为目的，以服务大众为宗旨，具有志愿性和自治性的正式组织。它又被叫做“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志愿者组织”、“公民社会组织”等。

我国非营利组织大致分为五类：第一类是社会性团体，如学会、协会、促进会、联谊会等；第二类是经济性团体，如行业协会、商会、工会等；第三类是基金会，如资助型基金会等；第四类是实体性公共服务机构，如学校、养老院、研究所等；第五类是组织，包括中国特有的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

（二）非营利组织的优势

1、具有及时性。公共危机发生后，第一时间的处置最为有效，有利于控制事态扩大，减轻损失。在实际中，政府专业应急人员到达事发现场，一般都需要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内，由当地的非营利组织发起的自救互救，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5月12日汶川发生8级地震后，中国红十字总会立即从成都备灾救灾中心紧急调拨了帐篷、棉被等物资，同时要求各级红十字会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到救灾工作中去。

2、具有群众号召力。非营利组织是一种社会公益性组织，它的成员来自基层社区。在危机发生时，非营利组织的公益性使得它能够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凝聚社会资本，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调动民众的力量投入到危机应对工作中。同时，其志愿性也可以吸引大批的志愿者，这些志愿者可以很好地完成群众疏导和后勤保障工作，弥补政府在人力资源汲取方面的缺陷。地震发生后，中国红十字会联合多家媒体、网站紧急倡议募捐救援震区。5月14日，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号召广大青年志愿者投身到抗震救灾的工作中去，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志愿者响应号召，奔赴抗震第一线。

3、具有专业优势。非营利组织在专业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大多数非营利组织都有明确的目标，并根据自己的目标来吸纳具有相关经验的组织成员。非营利组织术业有专攻，使它们在应对公共危机时可以提供更科学、有效的公共服务。而政府既要处理日常的公共事务，又要应对各种公共危机，这使其无法具备完整的专业知识。地震发生后，心理救助组织召集各地心理专家组成专门小组，为受灾人员尤其是未成年者解决因地震引发的各种心理疾病。

三、非营利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时不能充分参与的主要原因

（一）制度。我国对非营利组织的登记管理实行双重管理原则。非营利组织的登记成立，不仅要得到中央和地方民政部门的许可，还必须挂靠在一个与自身业务相关的业务主管单位上。这样就加强了政府在登记管理方面对非营利组织的管理和限制。这种双重管理原则为很多的非营利组织设置了相当高的门槛，使得大批活跃在民间的非营利组织被拒之于合法登记的门槛之外，难以在社会公共事务中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二）缺乏活动资金。各国的非营利组织都面临着资金不足的问题，对我国的非营利组织来说这个问题更为突出。非营利组织的资金不足，一方面使其难以划拨出专项资金投入到政府的危机管理工作中，即使其有参与政府危机管理的意愿，客观物质条件上也不具备；另一方面资金不足使其难以吸引优秀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相关人才加盟，其活动长期以来都是由志愿者来承担。专业技术人员的缺乏使其难以在危机管理中发挥其专业特长，难以与国际相关专业组织做到良好沟通交流。

四、提高我国非营利组织管理公共危机能力的措施

（一）加快管理体制改革。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大力发展，应加快相关体制改革。要在严格资格审查的同时降低现在过高的进入门槛；实行政社分离，使非营利组织在人、财、物上与行政机关脱钩成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情况和非营利组织的现状，政府要制定统一的发展规划引导其发展；政府要实现从参与者到指导者的转变，从以前的直接管理转到以宏观指导为主。

（二）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资金是任何组织的生命线，非营利组织要发展壮大离不开充足的资金。非营利组织是独立于政府的社会组织，但它的发展不可能仅靠民间的捐赠。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其发展初期，更多的是依靠政府财政的支持。要促进非营利组织的大力发展，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责无旁贷。当然，政府提供支持的方式灵活多样，既可以采取直接的方式，如拨出部分税收用于资助非营利组织；也可以采用间接的方式，如对于向非营利组织捐款的个人和公司提供减免税等；还可以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扶助非营利组织。

（三）完善相关法制建设。完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明确非政府组织的责任主体地位。我国在2006年1月了《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此议案中涉及的主体是国务院及其各个部门，各级地方政府，也包括政府所属的企事业单位等，而对非政府组织等其他主体并没有涉及到，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外在合法性受到影响。因此，要不断完善该预案，把责任主体具体落实到非政府组织身上，明确其法律地位，使得其在应对突发事件时，明确自身的职责，为其参与危机处理提供一个良好的法律支持。

第2篇：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

关键词：非盈利性组织；财务管理；功能；实践

在当前社会组织中存在着一种较为特殊的类型，即非盈利性组织。从字面上来理解该类型组织的业务特点，应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其业务效应具有正外部性的机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该类型组织已成为承担社会救济、协助民政部门处理民生问题的重要支撑。然而，从近年来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中，也多次提到了部分非盈利性组织的财务状况问题，诸如郭美美事件则将这种问题提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且极大的影响到非盈利性组织在筹措资金上的效力。正因如此，对财务管理在该组织中的功能进行定位并展开优化，则是十分紧迫的事情。

与盈利性组织不同，非盈利性组织在业务开展时不存在资金回笼和增值问题，其主要面临资金筹措和资金使用监管问题。正是从这一点出发，则构成了本文立论的基础。

一、对非盈利性组织资金循环的理解

在对财务管理进行功能定位之前，首先有必要对其资金循进行理解。前面已经提到，该资金循环存在着资金筹措和资金使用等两个方面，从而以下也就围绕着这两个方面展开阐述。

（一）资金筹措

一般而言，非盈利性组织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会捐助。这就意味着，以法人和自然人为基础的捐助模式，使得资金在筹措之后的数量信息上存在着模糊现象。特别是自然人方面，因他们个人所捐款项较少，并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爱心或单位组织，这样一来就弱化了他们对非盈利性组织最终筹措资金数量的关注。尽管法人相对而言较为关注些，但基于我国企业捐款行为偏好特征，也不习惯过于关注最终的筹款金额。

（二）资金使用

非盈利性组织往往出现负面新闻，则主要存在于资金使用方面。从现目前的使用方式来看，有根据专项进行直接拨款的，也有通过采购救济物资来发放的。这个时候就存在着两个问题：（1）资金拨款是否被接受方获得；（2）救济物资是否被接受方获取。相对于后个问题而言，前者更难以评估。

以上两个方面的理解都基于非盈利性组织资本循环特征而言的，其中也包含着可能存在的资金风险。由此，财务管理在功能定位上应通过技术和组织手段，尽力规避这些风险。

二、理解基础上的功能定位

在理解基础上的功能定位，可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设立。

（一）资金筹措方面的功能定位

我国非盈利性组织在开展资金筹措时存在着信息不明晰的弊端，或许这与市场和政府的监管力度不够有关。但在健全该组织业务开展和推动其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下，财务管理需要在资金筹措方面进行功能定位，即根据专项开展资金筹措时，应在财务部门实行专人负责制。惟有这样，在涉及具体的信息明晰上，才能做到责任到头的目的。

（二）资金使用方面的功能定位

资金使用主要通过拨付专项经费的形式来开展，这也就为财务管理提出了一个功能定位，即严格审核项目经费支付申请，并在双方专人负责的情形下完成资金拨付业务；作为规避资金使用不到位现象的发生，需要财务部门与项目资金接受方建立起联动机制，并在该机制上获得反馈信息。

（三）财务内审方面的功能定位

之所以强调财务内审功能，实则在于规避财务部门本身可能出现的失范行为。为此，非盈利组织应在内部审计部门的常规工作下，完成对财务部门专项资金筹措、使用的稽核事宜，并建立部门和个人的绩效考核机制。这样一来，就在财务部门建立起了防范财务风险发生的纠错功能。

三、功能定位下的实践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功能定位下，财务管理的实践模式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

（一）资金筹措功能定位下的实践

根据专人负责的原则，该财务人员首先应在岗位意识上进行加强，并明确该筹措资金所使用的公益范畴。

1.针对法人的资金筹措。由于企业方的单次捐款数额较大，且部分捐款来源于企业职工个人的捐款。因此，可专门为该企业设立二级帐户，从而使资金使用信息能更加明晰的反馈给企业。

2.针对自然人的资金筹措。大部分自然人来自社会，这样就加大的信息反馈难度。但在专人负责制的安排下，可以考虑根据项目资金筹措进度，定期在组织网站上。这样一来，也建立起了舆论监督机制。

（二）资金使用功能定位下的实践

资金使用涉及资金转帐和用于物资采购两个方面，结合前面的功能定位，应建立与接受方的联动机制。这里也需要强调，非盈利性组织也有责任监督接受方对资金和物资的配置情况。为此，可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实践：

1.建立专人联习制度。具体而言，就是建立非盈利性组织财务部门专人与接受方负责人之间的联系，并在物资交接、资金转帐确认等事宜上进行责任切割；同时，跟踪考核该资金使用的实际效果。

2.建立信息反馈渠道。即建立接受方民众的信息反馈渠道，关于联系方式可在组织网站上公布。

（三）财务内审功能定位下的实践

财务内审主要依靠非盈利性组织内部的审计部门开展，该审计部门应与财务部门分离，且人员也应独立组建，并归组织党委领导。建立以项目为单元的审计和以经济年度为节点的审计相结合，及时查找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配合财务人员给予纠正。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诚然，针对本文主题的讨论还可以从其它方面进行，但笔者仍在独特的视角下对文章主题进行了探讨。

四、还应关注的问题

最后，笔者再将目前还应关注的问题提出，以便同行们共同思考。

（一）成本控制方面的问题

就一般性企业而言，成本控制的目的在于增大利润空间。运用表达式，即“产出/投入”比值的最大化。但针对非盈利性企业来说，成本控制的目的却是在多元目标导向下，尽可能的降低与公益性活动无关的成本支出。具体就爱心超市来看，则是降低人工、营业等非必须的成本支出。与一般性企业相似，在企业财务管理中往往出现与成本控制相背离的现象。这样一来，在仅关注资金流向、流量的财务管理模式下，却无法获得资金在使用中的效益目标。

（二）发展基金方面的问题

非盈利性企业需要永续存在，仍面临着对发展基金的要求。该企业发展基金的来源包括社会捐助，也可以是自身经营利润的分配。对于后者来说，财务管理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分配比例的确立，这在企业发展战略目标模糊的背景下是可能出现的问题。

以上问题，属于非盈利性组织内控领域。对它们的解决，将有助于该组织社会公益事业开展的质量。为此，这也是笔者下一阶段着重思考的方向。可见，非盈利性企业财务管理所面临的问题与一般性企业间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五、小结

本文认为，合理定位非盈利性组织的财务管理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实践显得十分必要。根据非盈利性组织的资金循环特点，功能可定位于资金筹措和资金使用、财务内审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实践可围绕着上述三项功能展开。最后，本文权当抛砖引玉之用。

参考文献

[1]邵柏清.加强企业财务审计工作的思考[J]. 中国城市经济，2011，（3）.

第3篇：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

摘 要：随着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目前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本文针对现代企业管理对组织行为学理论应用的误区，基于组织行为学理论对于企业管理的应用意义阐述基础，论述了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积极应用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组织行为学；企业管理；行政管理

一、前言

组织行为学作为目前现代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领域已经广泛应用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采取心理学、管理学和政治学以及经济学等相关学科综合知识对管理活动中的组织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和指导。实际上，组织行为学主要研究的就是企业管理中的员工行为和需要以及群体关系，为企业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提升员工工作主观积极性和创造性进而提升组织效率和效益提供参考和指导。组织行为学理论的积极应用，对于企业科学实施人力资源管理实现组织目标并提高企业绩效具有重要意义。

二、现代企业管理对组织行为学理论应用存在的普遍问题

（一）对组织行为学理论的认识不够深刻

组织行为学理论的引入在我国企业管理和行政管理学术领域已经有不断时间了，虽然很多企业已经逐渐认识到组织行为学理论的意义并逐渐应用于员工行为管理，但是应用的实际效果却并不显著。究其根本原因，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很多企业对于组织行为学理论的认识还不够深入和全面。其实，行为科学和心理研究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企业应用组织行为学理论进行管理应该首先借助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获得员工性格特征和心理需求方面的信息。这样才能根据调研所知的员工信息实现企业岗位和员工能力之间的科学匹配。但是很遗憾的就是由于我国文化的特殊性，大多数人都狭隘的将心理问题等同于精神问题，因此大部分的企业都并没有借助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而是直接就在管理活动中展开组织行为学理论的应用。

（二）对组织行为学理论的应用不够重视

我国的大多数国企和中小企业实施现代化管理起步时间都比较晚，因此对于组织行为学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重视程度都不够。对于国企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终生制的传统人事管理方式，员工只要进入了企业编制以后根本就不会担心因为工作业绩差被企业辞退，这样的管理方式对员工毫无激励作用因此企业效益也就难以实现预期目标；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传统管理方式之下难以充分考虑员工不同方面的需求，因此企业提供的条件和员工需求之间难以平衡导致工作岗位和员工能力不适应、缺乏完善的工作晋升机制和科学有效的激励机制，不但为企业管理带来严重不良影响也甚至成为企业发展之路的潜在障碍。

三、现代企业管理应用组织行为学理论的现实意义

（一）提升员工公平感

实际上，组织都是由群体和团队形成，而群体和团队则是由不同个体的成员组成，所以在群体和团队当中公平感的存在非常重要。假如群体或团队中的个体成员感觉组织缺乏公平感，那么就很容易导致这些个体成员工作积极向和效率降低，严重的情况甚至导致员工愤然离职。但是公平感并不是一些企业管理层片面的认为薪资公平。现代企业管理对于组织行为学理论的应用，更关注不同员工性格特征和心理需求在企业中的行为习惯表现。当员工认为自己在企业中的工作岗位适合自己并且工作付出得到了公平对待时，其实很少会因为薪资原因选择离职。运用组织行为学理论在企业管理活动中提升员工公平感，才能确保员工积极并心无杂念的提高工作效率。

（二）提高组织凝聚力

现代企业的高速发展必须以组织高凝聚力的发展作为基石，因此大部分拥有市场竞争优势的企业都十分看重员工的团队协作意识。例如华润励致公司成都分公司曾经在招聘的时候，大版面的招聘广告中对员工要求之一就是“团队”。现代企业管理对组织行为学理论的应用，其理论精髓应用就是“人本意识”的管理发挥。凝聚力来源于人心的一致，来源于精神的汇聚，应用组织行为学理论的现代管理满足了员工的人本需求，因此有助于现代企业提高组织凝聚力从而实现企业高绩效和高生产率。

四、组织行为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积极应用的具体措施

（一）充分了解员工的真实需求和工作态度

员工的真实需求是否得以满足，以及员工的不同性格特征都会影响到员工的工作态度，而员工的工作态度又直接关系着其工作绩效进而影响组织目标的实现。在现实社会当中，大多数的人都会因为忙碌于工作和家庭之间难以避免两者间的矛盾冲突。但是如果是员工对工作拥有较高的责任感以及组织归属感，那么通常都会和其对家庭的归属感发生抵消作用。擅长应用组织行为学理论的管理者会充分意识到这种矛盾冲突产生的可能性，在管理过程中采取有效预防措施让员工的家庭和工作两者之间得以平衡并和谐存在。所有的管理行为，如果能够建立在对员工真实需求和性格特征的充分了解基础上，对其工作态度的客观分析识别和客观判断基础上，通过对员工组织行为的有效管控才能为企业留住更多人才并让人才尽心服务于企业。

（二）根据员工不同特点和情况进行工作安排

管理者只有充分掌握员工的性格特征才可以预知员工在特定环境下有可能采取的工作行为，这样才能对其工作进行合理的安排。据人力资源相关研究表明，对于员工的性格特征可以从外向型、宜人型、稳定型、开放型、责任型这五种不同类型进行描述。几乎每个员工都具有这五种类型性格特征，只是不同个体对于不同性格特征类型的表现强烈程度不同。不同的性格特征适合的工作类型也各不相同，而且性格特征也直接影响员工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中的效率产出。现代企业的管理者，最重要的一项管理任务其实就是充分了解所管理员工的性格特征并最大限度的将员工安排再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做他们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样才能让员工发挥每个人的最大潜能为组织提供劳动。

（三）构建学习型组织通过学习提高企业竞争力

任何企业如果想要提升员工的认知水平，培养知识性的管理者，通过企业知识共享实现知识创新就必须重视学习型组织的构建。现代企业要提高企业竞争力，无论是组织还是个人都必须通过不断的学习在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应用组织行为学理论进行现代企业管理，组织持续学习让员工在学习型组织中有效学习企业内外知识并获得知识共享资源，更有利于提高个人和企业的竞争力。在对员工的认知实施管理的具体过程中，作为管理者应该随时反思实践效果并引导员工针对实践中的错误行为反思原因并加以改正，但需要注意避免让员工担忧受罚。

（四）管理过程中注意采取科学有效的压力管理

在构建学习型组织的过程中，一些员工可能支持也有一些员工反对，个体的性格差异下的不同态度会对组织行为产生影响。而员工的组织行为差异化个性表现包括压力和压力来源。尤其是在面临重要工作时，员工经常会因为产生一定压力于是情绪失控，这样的压力也容易导致挫折感和焦虑感。但是如果面临压力的时候感觉自己所拥有的组织资源可以顺利解决问题，那么压力反而会变成动力取得成功。管理者应该定期展开组织培训，并尽可能的为员工提供更舒适的工作环境和更便捷的工作条件来舒缓员工工作压力，这样才能让员工在组织中最大化的发挥个体所拥有的知识技能为企业服务。

（五）增强组织行为理论在企业管理中应用的力度

现代企业管理对组织行为理论的应用力度应该取决于本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企业管理者所具备的能力素质。虽然现代企业管理应该重视对组织行为学理论的应用但不能贪功冒进而是需要循序渐进，根据本企业状况指定计划按步骤有序展开应用实施。增强组织行为理论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力度不代表在时间和空间上跨越应用，这样才能让组织行为理论的应用为企业管理发挥最大作用。

五、结语

综上所述，组织行为学理论在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应用对于激励员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进而促进组织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作用，这对于企业管理提高绩效不但是新机遇也同时是新挑战。因此，现代企业管理应该积极应用组织行为学理论有效协调企业组织关系，保证企业内部竞争公平性有效激励员工的同时促进企业健康发展。（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MBA中心）

参考文献：

[1] 王聪.浅谈组织行为学在企业管理中提高绩效的作用.中国外资・下半月.2011，11.

第4篇：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

【摘要】 目的 探讨迷走神经中枢孤束核在针刺“足三里”对胃运动障碍大鼠胃内压影响中的作用。方法 采用神经电生理学方法，用微电极细胞外记录大鼠孤束核单个神经元的活动，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及经血管注射抑制胃运动的药物阿托品或促进胃运动的药物胃复安后，观察针刺“足三里”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及胃内压的影响。结果 在正常生理状态下，针刺“足三里”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并明显促进胃运动。静脉注射阿托品后，孤束核神经元背景放电减少，但针刺对放电的影响与药物前相比变化不大， 静脉注射阿托品后针刺“足三里”仍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且静脉注射阿托品后针刺“足三里”能明显促进胃运动。在静脉注射胃复安后，孤束核神经元背景放电增加，但针刺对放电的影响与药物前相比，变化也不大， 静脉注射胃复安后针刺“足三里”仍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而且静脉注射胃复安后针刺“足三里”更明显促进胃运动。结论 针刺“足三里”对胃功能的调节作用以促进胃运动为主，其调节作用与孤束核神经元的激活密切相关，且针刺“足三里”引起孤束核相关神经元放电增加幅度不受周围胆碱能受体阻滞剂阿托品及多巴胺受体拮抗剂胃复安的影响。

【关键词】 孤束核；足三里；针刺；胃运动；大鼠

Abstract：Objective To research the function of the vagus nerve center nucleus of solitary tract (NTS) in the influence of gastric pressure by acupuncture at “Zusanli” in rats with motility disturbances of the stomach. Methods Adopting electrophysiological methods， the extracellular discharge signals of neuronic action in NTS were recorded with glass microelectrode.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and gastric pressure responding to the acupuncture at “Zusanli” point were observed in normal status and the condition of Atropine or Metoclopramide intravenous injection. Results In the normal status， acupuncture at “Zusanli” activated the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and promote the gastric pressure remarkably. After Atropine intravenous injection， the background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decreased. There was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discharges responding to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before and after Atropine administration. And the gastric motion reinforced obviously by acupuncture at “Zusanli” after Atropine administration. But afte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f Metoclopramide， the background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increased. There was also no statistical difference in the discharges responding to the effect of acupuncture before and after Metoclopramide administration. Moreover， the function of promoting gastric motion by acupuncture at “Zusanli” got more obviously after Metoclopramide administration. Conclusion The function of adjusting gastric motion by acupuncture at “Zusanli” point has close relation to the activation of NTS neurons， and the increasing amplitude of the discharges of NTS neurons wasn’t influenced by cholinergic receptor blocker Atropine and dopamine-receptor antagonist Metoclopramide.

Key words：nucleus of solitary tract；Zusanli；acupuncture；gastric motion；rat

“足三里”是足阳明胃经五输穴中的合穴，是四总穴之首。临床和实验研究均表明，“足三里”对胃功能和疾患有显著的调整和治疗作用[1-2]，但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周围神经系统的作用，而对中枢的作用研究甚少。因此，本研究旨在观察针刺“足三里”穴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的影响，探讨脑的低级中枢延髓孤束核(nucleus of solitary tract，NTS)在“足三里”穴调节胃运动中的作用机制。

1 材料与方法

1.1 动物

健康成年Sprague-Dawley雄性大鼠32只，体重300～350 g之间，中国中医科学院实验动物中心提供，为清洁级动物。测量胃内压实验前禁食12 h，饲以5%葡萄糖盐水。手术及实验过程中动物体温用计算机温度时间控制仪维持在(37±1)℃。

1.2 仪器及药物

脑立体定位仪(日本)、微电极操纵器、微电极推进器(PF5-1，日本光电)、微电极放大器(MEZ-8301，日本光电)、载波放大器(AP-601G，日本光电)、生物放大器(AB-621G，日本光电)、双线记忆示波器(Vc-10，日本光电)、刺激器(SEN-7203，日本光电)、隔离器(SSl02J，日本光电)、双芯玻璃毛坯(长度100 mm，外径1.5 mm，内径1.2 mm，南京)、玻璃微电极拉制仪(Model P-97，美国)、压力换能器(yp200，北京)、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爱德公司，澳大利亚)、华佗牌针灸针具(苏州)、计算机温度时间控制仪(STARC ST-360，日本)、台式牙钻车(307-6，上海)、37 ℃液体石蜡、0.5 mol/L滂胺天兰醋酸钠溶液、0.2%肝素、0.01%阿托品、0.1%胃复安、0.3%中性红水溶液。

1.3 孤束核细胞外记录手术

在室温条件下，大鼠称重后用10%乌拉坦腹腔注射麻醉(urethane，1.0～1.2 g/kg)。大鼠头部用耳棒固定，头顶部剃毛，沿正中矢状线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刮除骨膜，暴露前后囟，将前后囟调至同一水平。根据大鼠脑立体定位图谱(Paxinos和Watson，1998)，在孤束核(A-11.3～-14.3 mm；L 0～2.3 mm；H 4～7 mm)所在颅骨部位用台式牙钻车钻孔，手下有落空感即停止。显微镜下分层剥离硬脑膜和软脑膜，暴露的脑组织用温的石蜡油覆盖。在记录孤束核实验中，大鼠俯卧，将大鼠头部用耳棒固定于脑立体定位仪上，下齿钩挂在鼠头夹中，口鼻部用鼠头夹压紧。

1.4 血压记录手术

动物仰卧，于颈部中线偏左侧一字切口切开皮肤，分离皮下组织和肌肉，暴露左侧颈静脉、颈总动脉。用动脉夹在颈总动脉中段夹住血管阻断血流，注意松紧适度以免夹伤血管。将颈静脉、颈总动脉的远心端用手术线结扎，眼科剪将血管剪开一斜口(大约为直径的1/2)，将静脉插管和动脉插管分别向心性插入颈静脉、颈动脉内约8～10 mm，注意不能太深以避免动脉插管对颈动脉窦的机械刺激。动脉插管内预先充满0.2%的肝素，排除悬浮气泡。动脉插管通过三通装置与注射器和压力传感器相联，注射器内留置2 mL 0.2%的肝素，动脉血管堵塞时少量推注。静脉插管直接与注射器相连，以备静脉用药。

1.5 胃内压记录手术

动物仰卧，上腹部剃除毛，于剑突下腹正中矢状线偏左侧5 mm一字切口切开腹腔，以温和的生理盐水纱布推开肝脏暴露胃幽门部及十二指肠上段。将套在塑料导管一端，导管前端与之间留有一定空隙，在距离前端1 mm处用外科线结扎将两者固定，制成直径为20 mm的胃内留置气囊。胃囊内及插管内充满双蒸水，排除气泡。在十二指肠距胃窦部1.5～2 mm处，避开肠壁上可见的血管，在肠系膜的对侧做一个2～3 mm左右的一字型切口，将气囊放入胃窦部，切口处荷包缝合固定。插管另一端通过三通装置与注射器和压力传感器相连。

1.6 孤束核神经元细胞外记录

在记录孤束核的实验中，根据大鼠脑立体定位图谱，通过微电极操纵器控制微电极推进器，将玻璃微电极由颅骨孔经小脑插入孤束核，探查记录神经元放电。玻璃微电极参数选用外径1.5 mm，内径1.2 mm，尖端1～1.5 μm，阻抗10～20 MΩ。当诱发或自发的神经元放电信号出现时，上下调节推进器位置至信噪比较大，停止推进，使电极尖端停留在放电神经元处，待其放电稳定后开始记录。神经元放电信号经微电极放大器、Vc-l0生物物理放大器(AVB-10)二级放大后显示在示波器上，并输入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

1.7 血压记录

手术后连续记录30 min动脉血压，待动物血压平稳、波动小于5%范围的情况下开始实验。动物颈总动脉血压由动脉插管经三通装置输入压力换能器，将液体压力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经载波放大器放大，输入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管道堵塞时经三通装置推注少量0.2%肝素。

1.8 胃内压记录

手术后连续记录30 min胃内压，待动物胃蠕动波稳定后开始实验。记录不到基础蠕动波时通过注射器经三通装置调节胃内水囊大小。胃内压由插管经三通装置输入压力换能器，将液体压力信号转变为电信号，经生物放大器放大后，输入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

1.9 实验程序

出现神经元放电信号时，上下调节推进器位置至信噪比较大，停止推进。完整的神经元放电记录的程序为：记录15 s背景放电后，进行针刺程序，刺激时间为30 s，刺激停止后再记录15 s背景。

针刺下肢“足三里”穴观察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血压、胃运动的影响，针刺自始至终由同一个人操作，采用平补平泻手法，垂直进针，均匀地提插捻转，顺时针捻针时插入，逆时针捻转时提出，手法平和，不轻不重，频率不快不慢。正常大鼠的实验程序结束后，静脉推注0.01%的阿托品(0.18 mg/kg体重)或0.1%的胃复安(1.8 mg/kg体重)，待药物引起的血压波动及胃基础波动恢复平稳，重复上述针刺“足三里”程序，继续记录神经元放电、血压和胃内压的变化。

1.10 记录部位的组织学定位

单细胞记录结束后，用刺激器通过隔离器经微电极放大器向玻璃微电极通以20 μA的逆向直流电，将玻璃微电极内的醋酸滂胺天兰电极液导入脑组织以记录位置。留取动物心脏灌流固定，取脑组织冰冻切片，做中型红染色观察，参考大鼠脑定位图谱确认记录电极所在的位置，将记录部位在孤束核以外的数据删去不用。

1.11 统计学方法

PowerLab计算机数据采集系统及Chart5.0 for Windows分析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分析，数据采用SPSS13.0统计软件进行处理。观察正常生理状态下和静脉注射阿托品或胃复安后针刺大鼠“足三里”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胃内压的影响。神经元对刺激的反应有三种情形：兴奋、抑制和无反应，刺激后频率变化增加15%为兴奋，频率变化减少15%为抑制，频率变化在15%内为无反应。各组针刺前、针刺后及差值(针刺前－针刺后)做描述性统计表示为x±s，针刺前后数值做配对t检验，以观察针刺对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胃内压的影响。用药前后相应组做针刺前后数值配对t检验，观察药物对针刺效应的影响。各统计均以P

2 结果

(见表1、图1、图2)表1 针刺“足三里”对不同状态下大鼠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及胃内压的影响（略）注：与针刺前比较，*P

3 讨论

“足三里”属足阳明经脉，四总穴歌记载“肚腹三里留”，一直是古代医家和现代临床针灸医生治疗胃肠疾病的首选穴，具有健脾和胃、扶正培气、通经活络、开降气机的功效，对胃功能障碍有显著的调整和治疗作用。针刺“足三里”可同时影响中枢及周围脑肠肽的变化，共同参与对胃肠功能的调整作用[3-4]。

本实验研究在正常生理状态下及经血管注射抑制胃运动的药物阿托品或促进胃运动的药物胃复安后，针刺调节胃运动的穴位“足三里”对中枢核团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及胃内压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正常生理状态下，针刺“足三里”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并明显促进胃运动。静脉注射阿托品后，孤束核神经元背景放电减少，但针刺对放电的影响与药物前相比，变化不大，阿托品后针刺“足三里”仍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且阿托品后针刺“足三里”能明显促进胃运动。在静脉注射胃复安后，孤束核神经元背景放电增加，但针刺对放电的影响与药物前相比，变化也不大，胃复安后针刺“足三里”仍有效激活了孤束核神经元放电，而且胃复安后针刺“足三里”更明显促进胃运动。阿托品是乙酰胆碱M型受体-毒蕈碱受体阻滞剂，能松弛许多内脏平滑肌，可抑制胃肠道平滑肌的痉挛，降低其蠕动的幅度和频率而抑制胃运动。胃复安为中枢及外周神经多巴胺受体拮抗剂，因其能拮抗多巴胺受体并增加肠肌神经丛释放乙酰胆碱而具有促胃动力的作用。针刺“足三里”对胃功能的调节作用以促进胃运动为主，其调节作用与孤束核神经元的激活密切相关，且针刺“足三里”引起孤束核相关神经元放电增加幅度不受周围胆碱能受体阻滞剂阿托品及多巴胺受体拮抗剂胃复安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常小荣，严 洁，林亚平，等.电针足三里对兔胃粘膜损伤细胞保护作用的观察[J].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2，9(7)：26－27.

[2] 周国平，严 洁，常小荣，等.电针足三里对胃黏膜损伤家兔 EGF、NO的影响.中国中医药信息杂志，2005，12(7)：39－40.

第5篇：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

脑卒中的发病率、致残率、病死率、复发率都很高，严重危害人类健康和生命。国内资料统计表明，脑卒中后80%~90%的患者都有肌张力障碍[1]。肌张力异常升高制约肢体运动功能的恢复，日常生活能力明显下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笔者对脑卒中后肢体高肌张力状态患者，采用血府逐瘀汤结合平衡针刺治疗进行临床疗效观察，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根据全国第四届脑血管病会议上通过《各类脑血管病诊断要点》，并经过CT或MR检查确诊，选择符合脑卒中诊断的患者70例，男性46例，女性24例，年龄在48~77岁，平均年龄67岁，病程最短1个月，最长7个月。认知功能良好，Ashworth痉挛评价量表1~4级。应用随机数字表，将纳入对象按治疗方案的不同分为三组，其中A组和B组各20例，C组30例。经统计学处理，各组在年龄、病程长短、病情程度等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

2 治疗方法

2.1 减味血府逐瘀汤：

当归、红花、川芎、生地黄各9g，桃仁12g，枳壳、赤芍、桔梗、牛膝各6g，甘草3g。水煎制方法：用YF-40微压循环煎药机煎制，分装150ml两袋，分上下午服用。每日1剂，每周6剂，4周为1疗程。

2.2 平衡针刺法：

每例治疗前后均进行经络电位测定。经络测定由浙江大学李江教授改良的中谷义雄的良导络测定法[2]。患者在平静的情况下进行，取下身上的金属物体，选手六经的输(原)穴，运用直径为10mm探头触碰穴位，采样频率为1KHZ，采集5秒钟并取平均值。左右经络电位差的计算如下：记身体左侧的6个穴位的电流值依次为L1-L6，身体右侧的6个穴位的电流值依次为R1-R6，则左右经络电位差=| Li―Ri |。根据所测经络电位，选择两侧电位差最大的两条经络线作为治疗重点，选每条经络线的输(原)、经、合三穴，捻转提插法，输(原)穴电位高者，三穴均用重刺激，低者均用轻刺激，每穴施1分钟，留针30分钟，每日1次，疗程同上。

2.3 传统针刺法：

痉挛拮抗肌侧取穴。只屈不伸选肩、曲池、手三里、外关、合谷；只伸不屈选尺泽、曲泽、内关。均采用捻转平补平泻法，留针30分钟，每日1次，疗程同上。

2.4 运动疗法：

由康复治疗师为患者进行肢体各关节活动范围训练及肢体屈伸肌的持续静力牵张，每日1次，疗程同上。

2.5 分组治疗方案：

A组，血府逐瘀汤内服加平衡针刺法加运动疗法；B组，平衡针刺法加运动疗法；C组，传统针刺法加运动疗法。

3 疗效观察

3.1 观察指标：

所有患者治疗前后均有第3者进行Fugl-Meyer评定、Ashworth痉挛评级。治疗前后进行手六经输(原)穴电位测定。

3.2 疗效标准：

痉挛程度用Ashworth分级0级~4级评定。显效：降低2级肌张力；有效：降低1级肌张力；无效：肌张力无改善。运动功能用简化 Fugl-Meyer评价(FMA)。

3.3 治疗结果：

分述如下。

3.3.1 3组疗法对Ashworth评分的影响及缓解肢体高肌张力状态的疗效比较：见表1与表2。

3.3.2 3组疗法对脑卒中后高肌张力患者肢体运动功能状态的影响：见表3，治疗前后对比，三组疗法均能改善患者肢体运动功能，经统计学处理都有显著性差异(P

3.3.3 3组疗法对患者肢体双侧电位差的影响：各组治疗前经经络电位测定后，取双侧经络电位差最大的2条经络治疗，共治疗肺经11例，心包经9 例，心经16 例，小肠经11例，三焦经14 例，大肠经9 例。A组和B组治疗前后，两侧的手六经脉的电位差均有明显减少。A组治疗前后分别为3.68±0.49和1.49±0.31，B组相应为3.94±0.53和1.68±0.39，C组相应为3.81±0.52和3.02±0.82。A组、B组自身比较，P

4 讨论

脑血管病的肢体瘫痪在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几乎都会出现瘫痪肢体肌张力增高或痉挛，出现在痉挛期和联带运动期[3]。上运动神经元损伤后脊髓反射活动增高，以牵张反射活跃为核心的α-γ环路功能失衡是其根本原因[4-5]。制动、废用、误用和过用等多因素参与脑卒中后肌肉的不自主过度收缩，肌张力的异常增高[6]。“痉挛控制”是偏瘫恢复的全过程中的核心问题。

此病多属本虚标实，侧重在本虚，其标为血瘀和痰浊，虚风挟瘀血、痰浊上扰脑窍而致诸证。拘急痉挛之症多始于恢复期，此时浊邪渐去而未去，阻滞经脉，肢体经脉运行不畅，本虚之象渐显，精血不足，筋脉失荣，发为拘急痉挛。

血府逐瘀汤具有活血祛瘀、疏筋通络作用。课题组前期研究发现，血府逐瘀汤对缺氧复氧所致乳鼠心肌细胞有良好的保护作用[7]。通过测定心肌细胞LDH溢出量来反映心肌细胞损伤程度，通过测定心肌细胞内SOD的活力间接观察氧自由基的产生。发现血府逐瘀汤有抗自由基毒性作用。从临床观察结果也可以看出，血府逐瘀汤能改善脑、瘫肢的血液循环，降低肌张力。

人体经络具有动态非线性低电阻特征和低流阻信道特性，且双侧经络具有对称性的特点[8]。《针灸大成》云：“邪客于经，左盛则右病，右盛则左病，亦有移易者，左痛未已，而右脉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灵枢・官针》云：“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这是一种左病取右，右病取左，左右交叉取穴施治的方法。平衡针刺疗法在巨刺的基础上，结合经络动态低电阻特征，对双侧经络进行治疗，对电位高侧实施重刺激手法，低电位侧采用轻刺激手法。通过对健侧和患侧经络状态的调整，改善双侧经络电阻的不对称性。

血府逐瘀汤结合平衡针刺法从活血化瘀、通经活络的两个角度去治疗脑卒中后肌张力增高。通过对目前可信度与有效度较高的Ashworth与FMA评分等指标观察，显示血府逐瘀汤结合平衡针刺疗法能有效改善脑卒中后痉挛肢体的肌张力和运动功能，其疗效优于传统单侧拮抗肌针刺疗法。

5 参考文献

[1]南登昆.康复医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211.

[2]龚燕，朱国祥，曾友华.平衡针刺法治疗中风后上肢高痉挛状态疗效观察[J].针灸临床杂志，2008(6)：15-17.

[3]陈丽仪，郭元琦，凌楠.针灸为主综合干预治疗中风偏瘫的研究[J].中医药学刊，2004(3)：173-174.

[4]公维军，张通，孙新亭.脑卒中后痉挛性偏瘫的研究现状[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8，14(3)：212-213.

[5]Ivanhoe CB，Reistetter TA.Spasticity：the misunderstood part of the upper motor neuron syndrome[J]. Am J Phys Med Rehabil， 2004，83(10 suppl)：s3-s9.

[6]黄永禧，徐本华，黄真.运动再学习方法的新进展[J].中国康复理论与实践，2000，6(3)：97-101.

[7]丁志山，高承贤，楼兰花，等.血府逐瘀汤对大鼠缺血再灌注心肌损伤及心肌细胞凋亡的干预作用[J].中国中医药科技， 2003(3)：24-25.

第6篇：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

关键词：地方政府；协作管理；公共危机

1政府危机管理的概念界定

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增多，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时刻都要面对不同程度的危机，而政府处理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畴的，被称为公共危机。所谓的公共危机是指“由于内部和外部的高度不确定的变化因素，对社会公共利益和安全生产严重威胁的一种危险情况和紧急状态，那么能够引起这种危机情况的紧急状态的事件就是公共危机事件”。学界通常对“政府危机管理”和“公共危机管理”作为等同的概念，不做严格的区分。

但是以张小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政府危机管理具有双重意义。政府作为一般的社会组织和其他的组织一样也会面临自身体系内外的一些危机状况，比如财政危机、生存危机或人力资源危机等，关于应对这些危机的管理活动是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一层含义。政府作为社会的管理者这个身份行使社会管理职能时，政府应对的危机是属于公共范围的，是对公共危机的管理，这属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层含义。文中使用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与“政府危机管理”不做区分，且是从政府危机管理的第二个层面出发研究政府的公共危机管理。由于公共危机普遍是由地方开始引发和蔓延的，地方政府在预防、遏制公共危机中处于主导地位，本文强调从地方政府的角度分析协作式公共管理在政府危机管理中的存在状况。

2地方政府协作式管理普遍存在的原因分析

协作性公共管理“描述了在多组织安排中的促进和运行过程，以解决单个组织不能解决或不易解决的问题”。协作性公共管理从方向上可以分为纵向协作和横向协作。纵向协作强调政府组织内部层级间的协作活动，政府部门直接，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合作；横向合作强调政府和非政府直接的联络和合作，通过伙伴关系、网络、契约关系、结盟、委员会、联盟、公会和理事会，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管理者代表其组织共同制定战略，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本文侧重于研究地方政府的横向协作管理。

奥图尔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为何跨越组织(例如组织间网络的管理)，普遍存在且有可能增加的五个重要原因。协作性公共管理普遍存在于地方政府的管理之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公众的需求多样化和政府失灵的矛盾以及协作主体的成长造成的。

处理艰巨或者复杂问题的政策可能需要这样的结构来执行。政府面临的公共危机和问题越来越复杂。问题的环境更加恶劣，单个部门已经不可能独立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更不用说严重的公共危机，协作成为了政府管理的必然选择。

基于政府直接干预范围上的局限性鼓励而不是抑制了基于网络的解决方法。随着社会和市场的发展，公众偏好政府提供更多的服务和产品而同时要求政府减少干预。此外。政府失灵一个重要的体现就在于不能为公众提供个性话的公共产品，为了满足公众的这些需求，政府只有与非政府组织和公民协作才能做到。

政治驱动力诱导出需超越因政策目标而可能必要的联网；行政管理者经常必须平衡清晰集中的项目权威的技术需要与要求包容和更宽广影响的政治要求。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管理意识的增强和途径的增多，为政府横向协作管理提供了可能性；组织网络的建立和信息技术的现代化为政府间纵向协作提供了平台。

3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协作主体分析

3.1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除了政府和企业之外的所有社会组织；狭义的非政府组织是指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文中采用的是狭义的非政府组织的概念。非政府组织从产生开始就与政府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由于非政府组织非营利性的特征，在我国政府成为非营利组织获得经费的来源之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协作形式主要是采取合作和赋权的方式，关键是利用非政府组织在专业技术方面的优势，取得在危机管理中的更好效果。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发生时起到了很好的社会整合作用，由于非政府组织提供的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以公共利益为所有活动的最后依归，能够得到公众的信任，以最快的速度和号召力整合社会闲置资源为地方政府解决危机提供协助。此外，非政府组织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社区中的活动频繁，为地方政府解决公共危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国家诚信机制的缺陷和公民志愿精神的缺失成为非政府组织走不出的困境。公共危机的管理中，政府仍然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公共危机管理的参与主体起监督和指导作用。然而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甚至不能避免组织内部的寻租行为，更不用说能很好地监督和避免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谋取私利。

3.2营利性组织

营利组织主要是指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组织，在地方治理理论中，企业作为政府协作的对象，主要以外包和委托的形式纳入地方政府管理的领域。营利性组织活动的最终目的是利润最大化，提供的是多样化的私人物品。营利组织的高效性和对环境变化的高度适应性是区别于政府低效、反应迟钝的特点。现代政府面临的是更多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不仅要对公共危机事件作出快速的反应还要解决手段陈旧的问题。营利组织在这方面的优势弥补了政府的不足。公共危机管理是有一个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危机发生前和发生中更多的是依靠政府和社会的力量，但在危机发生后的重建阶段，政府需要营利组织通过契约和合同的形式将政府的部分工作外包给企业去完成。政府将危机管理的部分职能转移给企业，并不意味着放弃所有的监督管理权。与政府的协作关系并不能改变营利组织追求私利的特性，为避免营利组织的外部不经济行为，政府应该建立起完善的协作模式，以达到社会利益最大化的目标。我国政府在管理中往往重结果不重投入，就会出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对等的结果。

3.3公民

政府与公民的协作关系主要体现在公民和政府协调合作共同创造社会安全文化和在应对危机意识和能力上的提高。群众的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应对危机的能力是影响地方政府危机管理的重要因素。公民是公共危机的直接受害者，社会安全文化是需要在政府的管理下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在公民的广泛和积极参与下形成的，反映了一种社会的伦理和文化。在预防公共危机的管理中建设安全文化有三层次的要求：一是观念意识，主要是社会管理者和民众一起培养起来的安全意识和安全理念，只有在观念上形成了预防公共危机的意识才能最大限度地预防公共危机的发生，很多危机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生的；二是行为文化方面，行为文化是观念的反映，同时又作用于观念，“公民社会”的发展使公民增强参与政府管理的积极性和增加了参与社会管理的渠道，公民行为文化的发展为公共危机管理中快速动员社会提供了基础保障；

三是制度文化方面，政府在长期的安全文化的培养和管理中形成有效地管理制度，为创造良好的社会安全环境提供制度的保证，为社会的安全创造良好的环境，出现社会、政府与公民的良性互动协作关系。

4地方政府协作管理的困境

4.1公共危机协作管理的责任问题

责任是一个控制问题，明确责任是协作管理的难题。在官僚制体制内，组织的层级结构极其严密，严格规定了不同层级和职位的职责。而在协作性管理中纳入的主体本身是处于体制外的组织。这些政府组织外的组织要承担政府在处理公共危机中的部分职能的时候必然存在责任的分配问题。政府不管与那个协作主体合作都要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其他主体是否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要的话责任的大小如何分配，这是协作管理中需要探讨的重要课题。

多组织条件下的责任丧失出现在合同关系中，现在已经大量存在。最让人担忧的是合同组织的雇员会追求与政府不一致的目标，实际上也存在这种不一致的现象。凯特尔描述了合同关系中的这种不一致的情况，他认为合同外包的哲学假定是，政府与承包人的基本关系是委托关系，受委托的主体是在政府的有效监督下进行管理的。现在存在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委托关系的双方达成一个不受政府约束和监督的内在的隐性的关系，致使行政监督和委托关系发生断裂。在法律和制度健全的发达国家会出现这种情况，中国同样也会出现这样的困境。由于体制上的漏洞，为政府管理者的寻租行为找到了机会。政府重结果轻投入的导向性为协作的破裂制造了更大的可能性。

第7篇：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

关键字：危机管理 参与机制

一、公共危机管理里的主体——政府

公共危机管理的主体是政府，危机事件对公共安全构成最直接的威胁，而政府作为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和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它必然要承担危机管理的职责；而且政府拥有大量的社会资源，这使得它在整个危机管理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部门主要应该由政府投资建设、管理、使用，政府应把危机管理意识灌输到全社会，要把危机管理上升到一个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认识，把这作为政府的使命和责任之一。宪法授权政府具有危机管理权力，并限定了其职责；同时政府专门出台了危机管理法，把各种危机的管理都纳入到统一的程序和制度当中。国家为了提高危机管理的有效性，成立专门的危机管理机构。政府在社会危机处理的一般机制中处于核心地位，政府作用是否得到有效地发挥直接决定了危机处理的成败。

二、公共危机管理中的营利组织

营利组织是危机管理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突发性事件往往发生的地点就在某一营利组织所管辖的区域内，这是营利组织作为危机事件的第一目击者和第一应急者，在做好和政府以及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通报的同时，理应自己首先组织抢险救灾工作。重大突发性事件发生后，受灾地区的营利组织作为灾害的直接利益相关者，他们自身的危机管理素质和抗逆水平直接关系到是否能够有效减少灾害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而受灾地区以外的私人组织作为社会资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必要的时候，也应该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向灾区提供各种资金、物资、技术设备、人员等各方面的帮助。在危机管理活动的各个阶段，不仅是政府的危机预警、监控机制和快速反应机制的建设和运转，而且在日常的社会危机意识的培养、民众技能的训练以及在之后的恢复重建工作中，都需要各种类型的营利组织积极配合。

三、公共危机管理的重要手段——媒体

作为一个独特的公共资源和社会力量，大众媒体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人类的社会环境、生活方式、思维模式、价值观念、文化结构、教育发展、精神世界等等各个方面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媒体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公共色彩，使得它承担着舆论导向和稳定社会的责任，成为社会心理状态的指示器。特别是在社会突发性危机事件的处理应对中，由于报道内容的特殊性和信息传播带来的巨大社会扩散效果，更需要危机管理者与媒体做深入的沟通、社会动员的措施，唤起社会对危机管理主体应对危机所作出努力的支持和认可。在危机潜伏期的事前管理阶段、危机爆发期的危机过程管理阶段、危机恢复重建期的善后管理阶段，危机管理主体都应当建立完善良好的危机沟通系统，主动寻求与媒体合作，建立与媒体之间畅通的交流渠道。

四、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合作力量——国际组织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国际交往日益增强，这也对现有各国独立的政府危机管理职能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加强全球合作、利用国际力量应对各种全球危机也就显得极为迫切。当前各国政府面对的很多危机，起因和后果往往都具有国际型，因此加强国际合作一方面各国间可以获得更多谅解，有效消除危机，恢复社会秩序，重建文明世界；另一方面通过各国协同努力，可以提高危机救灾效率、降低救灾成本。

五、公共危机管理中的社会公众

危机事件不仅是对政府能力的挑战，更是对社会整体能力的综合考验。一般情况下，社会公众都是危机事件的直接威胁对象。因此，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是公共危机管理最为重要的内容，而社会公众自身危机意识，危机预防能力和应对能力就决定了危机管理的质量如何。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如何发挥公众的作用，挖掘公众的参与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公众是社会危机预警的发出者。另外，公众也是很多危机处理的直接参与者。不仅如此公众还是最可靠的危机反馈者，他们能够帮助政府及时掌握危机动态、参与救援、反馈信息、总结经验。

六、以社区为平台促进公众参与

那么如何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危机管理的组织化程度，就成为了公众参与能力发挥有效性的决定因素。当代社会，个人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特别是像危机处理这样对协调水平要求非常高的管理活动。这就需要民众个人通过各种组织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合力，使这个整体的力量大于每个人力量之和。对于公众来说，参与危机管理的程度关键在于组织化的程度。随着当前社会网络的不断交织，人们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而这种联系更多地体现在一定的组织形式上。公众可以通过参加专业组织和民间社团、工青妇等群众性组织、志愿者组织、支持民间基金会、当然还有作为各种社会体系末梢和终端的城镇社区和村民组织。

第8篇：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

关键词:公共危机治理;政府;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作为日渐崛起的重要社会力量,在多次公共危机事件中已凸显其独特优势。因此,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探讨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依据

(一)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社会必要性

非政府组织作为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第三部门,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等特点。这与政府公共机构的公共价值目标相同。两者在为社会提供高质量、多样化、高水平的公共服务方面,是不冲突的。突发公共事件的管理,具有非常明显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市场在提供公共产品时会出现“市场失灵”的问题,因此,公共产品主要提供者应该是政府。但是政府也存在“政府失灵”,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时可能出现低效与寻租的情况。所以,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可以进行互动合作,实现政府危机治理能力的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生存空间正是以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存在为前提。在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重大突发事件过程中,非政府组织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同时还能极大减轻社会管理的成本。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特有优势

1.行动灵活。当出现公共危机时,政府组织往往由于严格的层级体系或某些政治原因、价值因素使得其反应缓慢。与政府体系相比,非政府组织作为一种社会自治机制,决策是分散而独立的,它可以即时作出反应,迅速渗入事件的各个环节,并根据各种既定的条件来确定自己的战略、策略和计划,灵活调整工作内容和工作方式。

2.专业性。虽然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现在专业性还很不足,但是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性是它的一个特点。大多数非政府组织在成立之初就将自己的目标定得非常具体明确。例如,关注某类社会问题或救助某些弱势群体,然后根据自己的目标设定标准来吸纳组织成员,最后形成了专业特色鲜明的人员组合,并长期从事社会或科研最前沿的工作。

3.民间性。政府在处置一些危机事件时,往往是从自上而下的角度作为外部角色去对待,而非政府组织是以水平的角度、平等的眼光在与群众的交融中去对待,其工作手法特别注重通过有效沟通来引导社会公众的参与,与社会成员打成一片从而为问题的解决做好铺垫。它们上接政府,下联基层群众,社会触角和成员基础十分广泛,具有很强的民间性[1]。

二、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现实困境

(一)非政府组织官办色彩较浓

现实中,中国大多数的非政府组织是由政府的职能部门转变过来的,或者是由政府部门直接建立的,它们在组织、职能、人事、活动方式和管理体制等多方面严重依赖政府,甚至仍然作为政府的附属机构发挥作用。非政府组织对政府的过分依赖,一方面助长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直接干预,削弱了组织的自主性,另一方面也严重束缚了非政府组织的活力,妨碍了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优势的发挥。

(二)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健全

一是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法规不健全。目前中国还没有一部统一的、完整的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非政府组织在社会上的地位和作用缺乏明确法律规定。二是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权利和途径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确定。据统计,中国目前已经制定涉及突发危机事件主要是针对整个国家应急管理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步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了完善。但是在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各级应急预案中对突发事件中非政府组织权责的规定并不明确,缺乏可操作性的配套规定。

(三)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公信力不够

据统计,目前中国非政府组织中的职员主要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专职工作人员;二是兼职工作人员;三是志愿者。其中,专职工作人员的规模一般都不是很大,相当多的组织雇佣兼职人员,较少使用志愿人员。缺乏志愿者大概是中国非政府组织与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在人力资源方面的最大差异。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缺乏广泛、深层次的社会认同,社会公信力不够。这就使得非政府组织在组织群众应对危机时,很多工作都无法顺利进行。

(四)非政府组织与政府缺乏沟通协调机制

长期以来,“全能政府”的管理理念使政府几乎包揽公共危机事件所有阶段的全部工作,表现在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主要依靠的力量还是政府部门及事业单位、部队和相关的组织工作人员,在整个应对过程中与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协调机制基本没有建立起来。一方面,在公共危机事件应对过程中,政府部门与非政府组织之间或是疏于联系,或是政府部门仅以传统行政命令的方式传达其决策,彼此之间缺乏互动沟通;另一方面,在公共危机事件治理中,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分别应该承担哪些职责、具体负责哪部分工作,或是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一起又应该承担哪部分工作等情况,在中国的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五)非政府组织自身发展受限

一是资金不足。现阶段的非政府组织正处于一种从政府领域向公众领域的过渡时期,一方面政府提供的拨款数量大幅下降,另一方面政府也鼓励非政府组织财政上争取独立和自负盈亏。物质资源和财政资源是危机管理的基础,而目前非政府组织在资金筹措和运作能力上普遍能力不足,以至公共危机事件发生后的救助捉襟见肘。二是人才不足。这使得中国非政府组织在应对突发公共事件时所应该具备的技术和专业能力,包括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的组织架构的设定,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的确立,社会资源的整合,专业资源的挖掘,自身形象的塑造等各方面,还有在善后处理中对非政府组织自身的监督,绩效的自我评估等能力,都显得明显不足。

三、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作用的建议

(一)从政府层次,应重视和加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第一,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发展非政府组织。不能简单地把非政府组织作为其管理和执政的助手,要充分认识到与非政府组织合作的重要性和长远意义。要将培育和促进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作为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一项重要任务,尊重非政府组织,努力在平等的基础上同非政府组织进行沟通、协调和合作。第二,要健全对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一是根据中国社会的发展情况,适时制定《非政府组织法》,完善非政府组织管理模式,同时要在非政府组织法律框架中明确规定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为其活动的开展提供便利条件。二是要在有关公共危机管理法规中明确非政府组织的责任,同时对非政府组织的运营实行必要的法律规制,在法律上对非政府组织处理危机事件的行为加以保障和规范。第三,要加大对非政府组织的资金支持力度。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普遍资金匮乏,尽管有些非政府组织有一定的收入,但经费的来源通常是其成员交纳的会费或提供的服务性收入。针对这种情况,政府应当拨付一定的款项作为资金支持,并通过制定优惠的税收政策或是项目引导等方式创造条件,为非政府组织提供资金和物质基础。第四,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合作互助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首先要成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组织协调机构,由政府部门官员和非政府组织的领导、骨干组成,工作人员以兼职方式任职,平时不在位,危机时刻则立即组合到位,具体负责统一调度指挥分散的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为危机解决提供组织保障。其次,要搭建两者之间强有力的危机沟通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推进电子政务建设,通过应急平台等方式,建立二者之间实时联动的危机信息沟通渠道。再次,政府在常态管理中要加强对非政府组织危机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使它们的工作安排与政府的各级应急计划相互衔接,避免出现脱节漏洞或职责不清[2]。

(二)从自身角度,非政府组织应加强自身能力建设

首先要加强理念建设。对于一个非政府组织,理念或使命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灵魂,代表组织的目标和方向,也是它取得社会资源的基本依据。确立非政府组织的使命,实际上就是确立它的社会理想和社会责任,为它的未来发展定位。其次,要提高专业素质。一方面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开展科学化、规范化的组织操作,建立“决策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三位一体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要引进专家和学者,积极开展有关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的运行模式、发挥作用的程度、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绩效评估等公共危机理论与政策的研究,从而不断提高非政府组织的专业化素质[3]。再次,要完善管理制度。包括制定危机处理的基本程序,明确相关人员的责权范围,利用各种手段来完善自身的运行机制等内容,对其微观行为进行规范。

(三)从社会层次讲,提高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认同度

从社会层次上推进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管理中作用的完善主要是加强公民文化建设,提升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外在合法性。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公民应具备良好的参与意识,积极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作为公民社会的主体,公民还必须充分明了自己的权利与责任,知道如何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积极地承担监督和参政的责任。第二,培养公民的志愿精神。非政府组织“志愿性为公”的性质,决定了人们参与其中的激励依靠是人们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由于应对公共危机具有一定的危险性,这种超然物外的激励与权力、金钱相比就显得较为脆弱。所以,培养社会的独立性、自主性的同时培养社会的公德心、使命感就显得格外必要。

参考文献:

[1]沈荣华.非政府组织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J].新视野,2005,(5).

第9篇：组织中的危机管理范文

一、慈善组织及其特点

1．慈善组织慈善组织则是以慈善为目的对他人进行帮助的非营利组织。它不同于政府机构，以发扬人道主义为宗旨、弘扬社会传统美德为使命，救助社会困难群体，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目标，依法成立非营利性社会组织［2］。

2．特点(1)非营利性。慈善组织的目标是对他人，尤其是弱势群体进行救援和帮助，而不是为了个人或组织的盈利，多由有实力的爱心人士所领导，所获取的资金进行合法的管理，用于救济困难的人或群体，因此具有非营利性的特点。(2)独立性。慈善组织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不受其他部门所约束和管辖，根据组织内的规章制度进行日常工作的开展，不隶属于任何行政部门，具有一定的自治权利。(3)自愿性。慈善组织一般没有会员，不会专门提供会员服务，力在参与，群众参与度高，全凭自愿，不带有任何强制性的色彩。(4)组织性。慈善组织是按照国家规章制度，依法成立的组织，是国家法律系统下一个系统的集体，具有组织性，受国家相关法律的管理和约束，具有民事责任［3］。(5)社会性。慈善组织辅助解决政府所不能解决的各类事情，面向社会公众，提倡社会群众自愿参与，独立于政府组织，具有一定的社会性质。(6)公益性。慈善组织服务的人群是社会群众，通过募捐等途径，将一定的资金或财务收集，来解决各类公共危机事件，如山洪暴发，地质灾害、地震以及爆炸等，目标在于扶贫救弱，属于公益事业。

二、我国慈善组织形象塑造的必要性

1．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塑造良好的慈善组织形象，能够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维护社会稳定。具体而言，当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信息一时间难以全面，公众很容易发生恐慌，而加大对公共危机事件舆论的负面传播。而慈善组织若此时具有良好的形象，其公信力就会比较强，慈善组织在此时协助政府处理公共危机事件时，帮助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缓解社会紧张情绪，使得人们保持镇定，积极地参与到援助工作中，从而有效辅助公共危机事件的解决，维护社会稳定［4］。

2．赢得公众支持和信任，号召公众参与公共危机事件发生时，情况复杂多变，若只靠政府和慈善组织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慈善组织若具有良好的形象，则能够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的信任，激发群众扶贫救弱的志向，号召公众通过各种形式参与，如提供信息，捐钱捐物，指挥交通、医院献血等，帮助政府和慈善组织缓解救援压力，提高公众危机事件的解决速率。

三、公共危机管理视域下慈善组织想象塑造的策略分析

1．建立健全慈善组织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系在公共危机管理视域下，塑造慈善组织想象，首先应该建立健全慈善组织的各项规章制度，完善管理体系，具体而言，慈善组织通过健全的组织规章制度，有效地对组织内的工作人员、财务进行管理，提倡各部门相互监督，对任何侵权与失当行为进行问责，并依法进行处罚。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和肯定，保障公共危机管理中公民的知情权与监督权，从而有效塑造良好的慈善组织形象［5］。

2．加强慈善参与者的培养，提高全面素质水平公共危机事件具有复杂多变的特质，这就要求慈善组织者具有更高的事件应变和处理能力以及服务能力。另外，在公共危机的应对中，慈善组织提高自身的公共关系能力也非常重要。慈善组织的专业能力、素质水平和服务能力提高后，则能够提高公众对于慈善组织的信任和支持，有效地促进慈善组织良好形象的塑造，社会公众的信任度和参与度无形中也得到提高。

3．构建信息化平台，加强沟通与协作公共危机管理视域下，慈善组织应该通过构建信息化平台等其他沟通渠道将公共危机事件的处理进展、解决办法以及物资收集配发等情况及时的进行公布，以便公众在第一时间了解到事情的真实情况，判断需要救援的对象和范围，吸引公众进行关注和参与，通过募捐等方式进行救援，同时注意加强同其他慈善组织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另外，应该加强同政府的沟通与协作，了解政府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利用互联网建立共享的公共危机信息库［6］，有效协助政府处理危机事件。

四、讨论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