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范文

陈光中：本案主要涉及由道路交通事故所引起的行政程序、行政诉讼与刑事诉讼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如何处理这一问题，我认为，原则上应遵循刑事优先原则，但不能绝对。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关于处理交通事故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第四条对此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指出：“当事人仅就公安机关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和伤残评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当事人对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或就损害赔偿问题提起民事诉讼的，以及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时，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所作出的责任认定、伤残评定确属不妥，则不予采信，以人民法院审理认定的案件事实作为定案的依据。”我认为，这一规定大体上是合理的。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规定：“从事交通运输人员或者非交通运输人员，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在分清事故责任的基础上，对于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对于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可以由公安机关的交通管理部门将案件移交给刑事侦查部门，由后者进行刑事追诉。本案即属于此种情形。在公安机关认定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之所以不必经过民事诉讼是为了避免同一法院对同一案件事实在民事诉讼、刑事诉讼中作出互相矛盾的认定，同时也为了节省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与此相关联的是，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处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时，应当如何对待公安机关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呢？《通知》第九条也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交通肇事的刑事案件，应当对案件事实、证据进行认真审查、核实……”可见，人民法院（也适用于人民检察院）对全案负有审查、核实责任，其中包括公安机关对事故事实和责任的认定。如果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与公安机关意见一致，即予以认可，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如果认为公安机关的责任认定有误，则不予认可，不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这是由刑事诉讼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刑事诉讼不仅涉及到公民个人的生命、自由，同时还与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刑事诉讼较之其他性质的程序，包括行政程序，要求更加严格，刑事证明标准也要高于其他程序。因此，在行政程序中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在刑事诉讼中不具有当然的拘束力，而应当由人民检察院、法院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中独立判断。

应松年：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能否提起行政诉讼，认识还不统一，实践中各地做法也不一样，但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中曾刊登过作为行政案件受理的案例。本案中，法院对陈某提起的行政诉讼立案受理后，刑事诉讼程序已经启动，所以有必要协调不同系列的两个诉讼之间的关系，即解决哪一个优先的问题，否则容易造成法院不同审判庭之间的裁判相互矛盾。判断的标准是，如果某一诉讼的裁判结果是另一诉讼进行的前提或先决条件，那么作为前提问题的诉讼程序应优先进行，而另一诉讼程序应中止，等待前提问题的裁判结果。

“刑事优先”虽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但在理论和实践中已经作为一般原则适用，这是有其法理基础的。一般而言，刑事诉讼较民事、行政诉讼，其诉讼客体、诉讼结果对公共利益的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相应的其诉讼程序、诉讼制度也更加严格。具体到刑事诉讼与行政诉讼，一般在已提起行政诉讼后，检察机关对相关问题又提起刑事诉讼的，应先中止行政诉讼，等待刑事诉讼的裁判结果。可能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刑事判决无罪，则行政诉讼继续审查是否有行政违法问题；如裁判有罪，则不再继续进行行政诉讼程序。但正如陈光中教授谈到的，“优先”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实践中，可能会因案件的具体情况不同而实行行政诉讼优先，本案正是如此。行政诉讼中，原告对事故责任认定不服，焦点在于原告是否应负事故主要责任。刑事诉讼中对是否构成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行政诉讼的裁判，行政诉讼审理结果是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的前提，直接影响刑事诉讼，因此应当先进行行政诉讼程序。

具体处理意见是：如果行政判决原告败诉，维持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检察机关认为符合条件的应提起公诉，但刑事诉讼中还要全面审查，负事故主要责任不一定构成交通肇事罪，还有必要再考虑其他因素；如果经行政诉讼审查认定交警大队的责任认定不合法、原告不应负主要责任，我主张不必再进行刑事诉讼，因为再提起刑事诉讼已失去基础，且法院的刑事判决不能否定先已存在的行政判决。如果刑事审判庭对行政判决有意见，可以提交审判委员会重新研究，通过内部程序纠正，也就是说在本案原告胜诉的情况下，只有行政判决被依法撤销后，才能再开始刑事诉讼程序。

案例二 2001年10月15日，甲省A市某化工公司报案，称乙省某农药厂在B市的经营部负责人吴某，利用合同诈骗该厂货款11万余元。A市公安局于2002年4月6日对吴刑事拘留，同年4月18日取保候审，同年9月12日，A市检察院批准逮捕（未能执行）。吴在取保候审期间，以A市公安局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和侵犯财产权为由向乙省B市C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A市公安局分别向C区和B市两级法院提出管辖异议，均被驳回。同年9月29日，C区法院判决撤销A市公安局对吴的刑事拘留和取保候审决定，退还保证金，并支付赔偿金及经济损失，在A市和B市两地报纸上向吴发表道歉声明。A市公安局不服，提起上诉。同年12月20日，B市中级法院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陈光中：本案主要涉及对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如何加以制约和救济的问题。对此，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包括逮捕、拘留等活动以及其他强制性措施，如搜查、扣押等均属于刑事诉讼行为，具有司法性质。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得提起行政诉讼。因此，我认为，本案中，B市、C区两级法院受理吴某起诉的做法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也有悖于法理。

然而，现行法将刑事强制措施排除在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外，必然引发以下问题，即如何对公安机关适用强制措施的权力进行制约，以及对因强制措施违法而受到侵害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进行救济。考虑到目前司法实践中借刑事诉讼之名，非法干预经济活动的现象还比较多，而且往往是出于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驱动，解决这一问题更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对此，我的看法，一是强化检察监督，即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八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应当对公安机关提出纠正建议，或者完善立法，赋予检察院以强制纠正权；二是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即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以前，须向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权限的官员说明理由，获得后者的授权，并根据后者签发的令状执行强制措施；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以后，须及时将其带至法官或其他享有司法权限的官员面前，由后者审查确定强制措施的采取是否存在合理理由，以决定将犯罪嫌疑人予以羁押或释放。司法审查制度，不仅为西方两大法系国家所普遍采用，同时也规定在有关国际人权公约中，如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监禁的人的原则》等。

与此相比，扩展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通过行政诉讼来对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行为进行救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问题，但在可行性与有效性方面存在着不足。一方面，两类诉讼同时进行，以行政诉讼制约刑事诉讼，既不顺理成章，也难以奏效，不利于诉讼顺利进行。另一方面，通过行政诉讼进行救济具有滞后性，不利于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此外，另行提起行政诉讼无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公民个人都不啻于一个沉重的负担，不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应松年：本案涉及以下三个问题。首先，对于公安机关以刑事司法行为的名义干预经济纠纷，造成当事人人身、财产权益损害的情况如何处理。目前，在这一问题上存在救济真空。行政诉讼以行政行为作为诉讼客体，公安机关履行行政职能的行为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而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则不能通过行政诉讼渠道审查。实践中，某些公安机关以刑事司法行为名义规避行政诉讼的审查，利用职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情况经常发生，给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侵害。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刑事司法行为都要进行审查，但是必须要进行到相应的程序才有可能纠正并停止损害，此前则没有相应的救济手段，这种事后救济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是不及时、不充分的。

我同意陈光中教授的看法，通过完善刑事诉讼程序解决上述问题。在目前情况下，参考对类似案件的处理办法，建议如下：对公安机关的行为，根据公安部1995年2月15日的《关于严禁越权干预经济纠纷的通知》，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审查该行为是否合法；如果检察机关在同案中已批准逮捕，建议受案法院可以向同级检察院的上级机关请示，如经审查认定公安机关确系利用职权非法干预经济纠纷，则作出行政撤销判决后，由上级检察机关撤销逮捕令，通过内部程序解决。总之，方案的设计要立足于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如何更及时有效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第2篇：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范文

法务会计是一门新兴学科，法务会计是指接受委托或授权的特定主体，以综合运用会计学、审计学、通过对经济业务运行过程中涉及的会计纠纷、法律纠纷的会计证据实施搜集、专业判断并对会计事件进行专业鉴定，进而根据搜集的证据、专业判断和专业鉴定的结果发表专家性意见及提供诉讼证据支持等相关服务的一种中介活动，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在诉讼领域中得到广泛的运用，我国在 20 世纪末期，一方面，人民法院开始受理证券市场中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诉讼案件，在诉讼程序中如何认定同财产报告信息的提供者与信息使用者有关的责任、证据，从而形成法院审判中法官确定诉讼结果的支持证据这一事项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由于很多涉及会计职业的专业判断，大大超出了仅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法官的专业胜任范围，同时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案件的大量增加，使得需要进行司法会计鉴定的任务非常繁重。

在这种情况下，1985 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大连召开了全国检察系统刑事技术工作座谈会，通过了《关于检查机关刑事技术工作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在省、市两级人民检察院中设置司法会计岗位，并且把它纳入检察机关刑事技术工作。1990 年 10 月 15 日，吉林省长春市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司法会计鉴定所———长春市司法会计鉴定所，它的建立标志着“法务会计”在中国的世纪诞生。

二、法务会计在诉讼领域研究的现状

（一）法务会计诉讼支持业务的内涵和领域。

诉讼支持是对正在进行的或悬而未决的法律案件中具有会计性质的问题进行确认、分析，并提供专家意见的一种法律服务。在诉讼日益增多的年代，会计师事务所咨询领域的诉讼支持业务也迅速增长。法务会计诉讼支持业务主要与诉讼程序相关联，是在司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一个新会计服务领域，它是通过对特定经济犯罪、经济过失和经济纠纷案件进行会计计量与反映，对特定的经济事项或案件提供会计分析，从而为法庭对有关经济案件最终裁决提供重要的依据，它是为法庭和诉讼当事人提供的一种专门服务。也就是说，法务会计是对正在进行的或悬而未决的法律案件中具有会计性质的问题进行确认、分析，并提供专家意见的一种法律服务。

法务会计诉讼支持业务的领域非常广泛，最初阶段法务会计诉讼支持提供的服务和建议主要用于经济损失量化的问题，现在已经发展到进行复杂的调查和分析，甚至建立诉讼战略等层面。常见的需要法务会计提供诉讼支持的领域包括：舞弊的民事补救、股东纠纷、商业估值、保险索赔、婚姻纠纷、人身伤害索赔、违约、产品责任、建筑索赔、版权事物、法庭任命、损失判决、所得税纠纷、不正当或正当的解雇等。

（二）法务会计在我国诉讼领域内的研究现状。

法务会计在诉讼实践中的应用方式与一国的诉讼模式密切相关。我国等大陆法系国家实行职权主义诉讼模式，相应设立了处理财会专门问题的会计鉴定人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法务会计人员充当会计鉴定人（类似于英美法系的会计专家证人），被视为法官的助手，以其专业特长弥补法官知识的不足。因此，大陆法系的鉴定人由法官依职权或经当事人申请而指派或聘请，处于中立地位（即独立于当事人各方），其提供的专家意见称为鉴定意见或结论，一般视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证据。鉴定人通常应出庭宣读和说明鉴定意见或结论，并接受法官、各方当事人或其人的质疑，但一般没有质证权。

三、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中的应用

法务会计在不同诉讼中所提供的支持是不同的，在同一诉讼的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同的。法务会计在我国诉讼中的具体应用可以分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和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应用两个大的方面。

（一）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中证据收集的应用。

在我国，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以当事人为主的证据收集模式，但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收集证据的权利及其程序保障则未设专门规定。我们在收集证据时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1.客观性问题。不管采取那种方法收集证据，都要以客观性为前提，千万不能篡改、伪造证据。

2.必要性问题。所谓收集证据的必要性，就是举证责任的问题。

3.及时性问题。及时性就是说收集证据一定要讲求时效，早比晚好。如果收集证据不及时，当事人就可能因举证时限和诉讼时效的规定而败诉。

（二）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审判中证据认定的应用。

法务会计是一项会计咨询服务，为案件审理提供重要的依据，所得结论可作为诉讼证据使用。当前我国法务会计的主要任务：

1.为认定犯罪事实提供科学依据。在一些犯罪中，如贪污罪，虚报注册资本罪，走私罪等，需要对涉案的会计事项进行调查分析，做出科学鉴定结论，为司法诉讼、审判认定被告的犯罪事实，以及定罪和量刑提供科学证据。

2.为解决经济纠纷提供科学依据。在一些经济纠纷中，需要法务会计对会计事项进行分析鉴定，做出科学的鉴定结论，为司法机关正确处理经济纠纷提供科学依据。

3.为维护企事业单位自身权益提供有力保护。企事业单位在做出重大决策时，有相关法务会计人员参与，就会了解哪些行为合法、哪些行为违法，以避免风险，最大限度维护企事业单位利益。

（三）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证据支持的应用。

法务会计人员在收集证据时由于我国尚无专门的证据法，根据现行的相关规定，法务会计人员可以以鉴定人、专家辅助人的身份提供诉讼支持。

1.鉴定人。鉴定人的产生方式有三种：一是由一方当事人自行委托；二是由双方协商确定；三是如果协商不成，由人民法院指定。鉴定人依法出具的鉴定结论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之一，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

2.专家辅助人。专家辅助人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制度的一个重大突破。专家证人的主要权利有两个：一是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并接受审判人员的询问；二是对鉴定人进行询问。鉴定人作出的鉴定结论是结论性意见，除足以反驳外，人民法院应当采信。与鉴定人不同的是专家辅助人的作用仅是阐释和说明，帮助委托人弄清专业问题，找出鉴定结论存在的问题，与对方专家或当事人质证，最终目的是使法官在审判过程中达到对专业知识的厘清，形成有利于委托人的判断。

四、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证据支持中的不足与改进

（一）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证据支持中的不足。

1. 在我国对于民事案件主要采取不告不理原则，只有当事人到法院起诉，法院针对那些符合条件的案件进行受理，不符合条件的案件法院不受理且不主动受理。而绝大多数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少涉及法务会计服务领域，其业务还停留在审计、验资等传统业务领域和少量的税务筹划等业务中，仅有少数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相关机构的授权下初步开展了司法会计鉴定工作。有些会计师事务所虽然从事了相关业务，但由于公信力原因，不仅业务量少，权威性也受质疑，并且业务范围过窄，注册会计师普遍缺乏法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影响了所获证据的针对性和判断结果的准确性。

2.法务会计准则、资格认证制度、鉴定制度、诉讼支持制度、业务操作规范和标准等基本空白，传统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对法务会计还没有涉及，对于如何认定信息的虚假问题、故意与过失行为的判定、帮助当事人计算赔偿范围与损失以及对当事人遵守法律法规情况的认定等既没有相关的鉴定标准，也没有具体的行为准则作为指导，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3. 我国民事诉讼成本制度既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也没有确立基本的遵循原则，现有的一些规定和作法基本建立在自发的传统习惯之上，已远远背离了社会发展现实的需要，给司法实践带来不良影响，主要表现在：公民的诉权得不到有效保障，正当权利未能得到有效保护；部分诉讼当事人利用诉讼成本制度的缺陷恶意损害对方当事人的利益，浪费司法资源，增加了全社会的诉讼成本总量；申请执行案件增加，执行程序耗费的社会成本急剧上升；正常的社会秩序未得到有效保护，司法机关形象受损。

（二）法务会计在民事诉讼支持中的改进。

首先，我们应提高法务会计诉讼支持的认知度、推进法务会计诉讼支持理论研究、增强法务会计专家支持诉讼的能力、拓宽法务会计诉讼支持的业务领域、统一法务会计技术鉴定标准、明确执行诉讼支持业务的法务会计专家的法律责任、构建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等，从理论上对法务会计诉讼支持的正当性基础进行详细论述，紧密联系实际，采用多学科的方法，对法务会计诉讼支持进行了详细分类，并对法务会计在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中提供的主要服务的具体内容、现存问题及改进意见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推进法务会计事业更好的发展。

第3篇：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范文

    一、虚假诉讼的主要表现形式

    1、原、被告之间不存在民事经济纠纷,为达到转移财产或侵害第三人合法权益的目的,虚拟法律关系,故意制造诉讼。

    2、在涉及企业或其他组织资不抵债的民商事案件中,当事人与第三人串通提起财产纠纷诉讼,虚构债务或转移债权,意图在破产清算或法院执行分配中减少债务的清偿。

    3、双方当事人实际为同一主体,为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而虚构劳动争议或普通债务纠纷。

    4、房地产纠纷案件中,为规避行政职能部门的管理而虚构诉讼。

    5、执行案件中,双方并无争议,只是因为通过正常途径无法办理某些手续,企图利用审判机关的强制执行的职能实现其非法目的。

    6、执行案件中,双方并无争议,通过达成仲裁和解协议,申请法院执行仲裁裁决,从而规避房地产税收征管制度。

    二、虚假诉讼的主要特点

    1、案件类型多为财产纠纷。主要以借贷纠纷、房屋权属纠纷、离婚中的财产分割纠纷等最为常见。当事人往往希望通过诉讼途径得到法院对财产权利的确认或变更,继而达到对自己企图逃避债务、转移财产、规避法律的目的。

    2、当事人关系较为密切。原、被告多为夫妻、父母与子女等近亲属关系,或者是关联企业、上下级单位,甚至双方当事人就是同一主体。

    3、案件往往涉及国有或集体资产,被告通常存在经营情况恶化并伴随有其他纠纷,资不抵债。如恶意欠薪案件中往往是企业财产已严重资不抵债,财产全部被法院查封或拍卖,将被其他债权人执行。

    4、证据往往存在瑕疵。当事人所提供的证据往往不能完全证明整个案件事实。如虚假欠薪案件往往不能提供原始的劳动合同、相关的考勤表及工资发放记录;虚假借款案件无法提供所借款项的资金来源、支付被告款项的渠道和方式的相关证据。

    5、诉讼标的额较大且不合情理。如虚假欠薪案件标的额高达几万或几十万元,平均月工资明显超过市场工资的一般水准,与原告职业状况不符。

    6、案件办理周期较短。由于虚假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已事先合谋串通,当事人之间配合默契,实质上并不存在矛盾对立的情况,法院很容易促成双方当事人调解。案件绝大多数以调解方式结案,办理周期比其他案件要短。

    三、虚假诉讼的成因分析

    1、民事诉讼的性质导致虚假诉讼的可能。

    民事诉讼的主要目的在于解决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纠纷。与刑事诉讼、行政诉讼相比较,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拥有更多的自主权,法院在诉讼中的地位更为中立和消极,并且在诉讼中必须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诉讼标的的处分权,依据当事人提出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判。因此,民事诉讼的性质为虚假诉讼留下了缺口。

    2、民事诉讼的规则为虚假诉讼提供了空间。

    首先,由于法院作出的判决有对世效力和强制执行力,判决一旦生效后,如果发现有虚假诉讼的可能,也只能通过再审程序这种事后救济手段来救济,同时由法院承担误判的责任,使欺诈主体逃避了责任和必要的惩罚。

    其次,民事诉讼证据规则规定,自认可以免除对方的举证责任。因此,在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已达成共识的情况下,法官往往只注重当事人之间的合意表达而忽略了合意的真正动机,使当事人进行虚假诉讼有了可乘之机。

    再次,在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下,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和权力大量缩减,即使怀疑有诉讼欺诈的存在,也难以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3、制裁措施乏力助长了虚假诉讼的发生。

    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具体规定虚假诉讼的民事责任,更没有相应的刑事责任规范。惩罚机制的缺位使得对于虚假诉讼的惩戒力和威慑力严重弱化,当事人违法无需成本,助长了当事人因违法成本低而不择手段制造虚假诉讼。

    4、社会诚信道德缺失,法律意识淡薄。

    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良好的诚信体系,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部分公民价值观、利益观发生扭曲,虚假诉讼可能获得的巨大利益迎合了部分人的需求,导致虚假诉讼案件呈增多趋势。

    5、查处虚假诉讼难度大。

    由于部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制假、造假行为隐蔽、形式多样,且往往是恶意串通,而法院相应的查证手段有限,单纯通过法官的分析、辨认难以辨清真伪。

    四、遏制虚假诉讼的对策

    1、强化法院职权,完善制度建设。

    遏制虚假诉讼现象的产生,首先应完善法律、法规相关内容,并通过制度建设来强化法院职权,堵塞立法漏洞,减少产生虚假诉讼的可能。一是完善第三人诉讼制度。扩大有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适用范围,将对诉讼标的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诉讼结果将损害其利益的情形包括进来。二是建立立案特别审查制度。包括原告身份是否真实、原告与被告是否存在亲属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原告起诉的事实、理由是否明显不合常理;原告的诉讼证据是否存在伪造可能等。三是完善民事调解制度。在民事调解合法、自愿的原则上,增设“真实义务”,以诚实信用原则禁止虚假诉讼的发生。四是建立当事人信息查询机制和诉讼通报制度。建立系统全面的案件信息库,对怀疑虚假诉讼的,要主动通过信息库检索当事人涉案数量、受理法院、案件进展等信息,初步查明有无损害第三方利益的情况。发现该案涉及第三人或者诉讼参加人可能损害第三方当事人的利益时,将案情通报给利益相关人,由其决定是否提起或参加诉讼。另外对有虚假诉讼嫌疑的案件和当事人进行登记、备案,供法院系统搜索查询。

    2、建立惩治虚假诉讼者的完整体系。

    依靠党委政府、公安、检察等部门的协同配合,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各部门在制裁措施上的衔接与统一,形成民事制裁、行政处罚、追究刑事责任等有机结合的多方位、多层次的制裁体系,从而形成打击合力,在全社会营造共同遏制虚假诉讼的良好氛围。

    3、强化法官防范虚假诉讼的意识。

    通过业务培训、典型案例分析等,增强法官防范虚假诉讼的意识,增长法官的审判经验和技能,提高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

    4、加强对法律工作者的监督力度。

    司法部门、律师协会应加强对律师、法律工作者的教育监督,提高其执业操守,净化执业队伍,对于发现帮助当事人制造虚假诉讼的法律工作者,加强惩戒力度,及时处理并公示通告。

第4篇：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范文

    关键词:民事诉讼 简易程序 若干问题 调查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简单民商事纠纷案件所适用的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1]。近年来,各基层法院为解决或者缓解案件数量与法院人手不足的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民事案件采取了许多"简易化"或"扩大化"措施,这对于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实现司法为民,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无易起到了臣大的促进作用,并业已成为各基层人民法院的一种重要的诉讼制度选择。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提高效率的价值导向下,由于简易程序立法模式的原则化和粗放化,司法解释既多又杂,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基层人民法院的作法不尽一致,特别是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表现出任意性、随意性,出现较为混乱的现状。由此,作者拟结合审判实际情况,对民事诉讼简易程序进行重新审视和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就民事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立法完善问题谈一点浅见。

    一、适用简易程序的基本情况和现状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般趋势,是与普通程序并存的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它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民事诉讼法"两便原则"的集中体现。据调查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显示,2002年该院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1589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1013件,占结案总数的63.8%,适用普通程序审结576件,占结案总数的36.2 %; 2003年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1551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1051件,占结案总数的67.8%,适用普通程序审结500件,占结案总数的32.2%; 2004年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1474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1041件,占结案总数的70.6%,适用普通程序审结433件,占结案总数的29.4%;2005年元至8月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741件, 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526件,占结案总数的71%,适用普通程序审结215件,占结案总数的29.1%。我们从以上的数据来看,在该院一审民事案件在逐年减少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却出现一个逐年增多的趋势。在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该院这三年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结的1724件中有50%左右是受限于审限三个月的规定而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排除这个因素,该院三年多来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占结案总数的比例在85%左右。据了解,相邻几个基层法院的情况略低于这个比例,但也都在80%以上。有的为提高审判效率,有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审理一审案件,99%适用简易程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比例不超过20%。

    另据报载, 2004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300名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年审结3.5万起案件,在离市区较远的密云县人民法院,去年69名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结案10023件。从北京市整体来看,1993年,北京市法院一年审判案件7万件,到2004年已经突破30万件。一线法官的年均审案数由31件增加到167件。而这11年来,全市法官数量只增加了99名。又比如,2005年1月至7月5日,北京市朝阳法院的立案数已经达到31000件。该院有177名法官,平均每个法官每天审案6至8件,有的法官甚至达到10件。据介绍,该院面对这种收案数量 "井喷"式的增长现象,除了内部"挖潜"外,目前又实行了三步棋:法官助理可以在庭前准备阶段进行调解的制度、聘任特约调解员制度和律师和解制度。这三步棋迅速有效,立竿见影,使法院处理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更加丰富。法庭上,不少当事人在很短的时间里相峙而进,相拥而出[2]。这种利用速裁程序解决纠纷的机制为我们真正解决我国局部地区出现的"诉讼爆炸"难题提供了好的范例,也为我们对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完善和改革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

    二、民事简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缺陷和弊病

    通过对近年来基层法院民事简易程序的反思与检讨,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缺陷和弊病:

    (一)、立法内容上的粗简稀缺性和司法解释的位价性导致司法实践中盲目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其他法律相似,遵循的是"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和技术。迄今为止,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法律条文共5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42-146条),而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条文确多达73条[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以8个条文对简易程序作了规定;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了《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有25个条文;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中亦有一条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2003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有34个条文]。不能否认,以上共73条规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基层法院将近80%左右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上述过简的立法规定和过多的司法解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亦暴露了一些问题。目前我国简易程序制度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简易程序立法滞后。我国目前民诉法中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只有5个条款,仅就诉讼阶段进行了简化,而其他未作规定的方面,仍然依照普通程序的规定处理。这导致基层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二是司法解释囿于效力的限制,执行起来大打折扣。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级法院和结合审判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出台了《若干规定》,这虽从法律解释层面对简易程序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起到了一定的觅补作用,但由于其在法律位价上存在矛盾。也就是受到效力位价的限制,使得简易程序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地位,执行起来大打折扣;同时,有些条款已突破民诉法的规定,导致当事人的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三是司法解释之间存有矛盾,使得各地法院在贯彻落实司法解释时无所适从。这主要表现在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司法解释的引用不统一,虽然《若干规定》第33条规定了"本院已经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但哪些司法解释与该规定不一致,并没有明确地予以界定和说明,比如《若干规定》与《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规定》中有许多规定不一致,法官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时,应该引用哪个司法解释中的条款?《若干规定》是否可以规范经济纠纷案件等。由于司法解释之间内存矛盾,立法上的滞后性与审判实践中将近80%以上的案件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现象使得各基层法院间的司法割据现象仍较严重,这种"头痛医头"的盲目性举措导致"审判后综合症"时有发生,也使得近年来一些无谓的申诉上访呈上升的趋势。因此,尽快从立法上修改完善和补充民诉法中的简易程序部分已势在必行。

第5篇：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范文

论文关键词 民间融资 金融犯罪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2012年5月21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经重新审理后对被告人吴英集资诈骗案作出终审判决，以集资诈骗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其个人全部财产。至此，这起长达6年的吴英案似乎划上了句号，但其带给金融界和法学界的讨论仍在继续。早在3月2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就已经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实验区，这是否意味着吴英案的结束正标志着我国民间金融改革的开始？

一、民间融资困境下的法律障碍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我国民营企业越来越需要更多的资金支持。但由于计划经济遗留下的金融体系十分僵化，民营企业很难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获得资金支持，所以“非法集资”的现象十分普遍。造成现今民间融资难的困境纵然有多种因素，但其中法律的障碍却是重要原因。

（一）罪名立法上的不明确性

从我国民间融资的现状看，不论是2003年的孙大午案、2006年的德隆案，还是2012年的吴英案都引起了社会关于我国刑法对民间融资行为的规制的讨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一度成为公众质疑的对象。其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犯罪主体的不确定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从行为主体看当然包括自然人和单位，即不具有吸收存款业务的自然人和金融机构才可以构成本罪。但问题是具有吸收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能否成为本罪的行为主体，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

2.“公众存款”的模糊性

对“公众”范围存在的不同理解，其包括哪些人和单位，法律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结合个案的经验判断。因此学界也存在不同观点：一种观点持不特定且多数说。另一种观点持不特定或多数说。不论是“不特定”还是“多数”都仍然是模糊的概念，只有具体结合行为对法益侵犯的范围、程度以及吸收对象的延散性、不可控性和广泛性等诸多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接近对“公众”范围的把握。

其次是对“存款”的争议。“存款”按照我国《储蓄管理条例》的规定所谓“存款”必须是存入银行的资金，其相对应的是“贷款”。然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的“存款”因为犯罪主体本身不具备银行的资格，因此也就无所谓的“存款”，可见法条中将“存款”和“资金”的概念混同。为此不少学者建议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修改为“非法吸收公众资金罪”。

3.“扰乱金融秩序”的误解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中所谓“扰乱金融秩序”一句也存在较大误解。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本身就可以认定为扰乱金融秩序？还是必须要求有造成扰乱金融秩序的严重后果才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存在争议。换句话说就是，“扰乱金融秩序”的规定到底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行为还是结果？这一点法律并没有规定清楚。

（二）法规、司法解释上的矛盾性

我国《刑法》第176条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罪状表述，既不是简单罪状，因为其犯罪特征并不被众人所知，无需描述；又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空白罪状，因为其没有指明参照的其他法律、法令。如此一来，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构成的解释则各执一说，甚至前后矛盾标准不一，严重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

1997年刑法修正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入律，之后第一个也是运用最广的法律解释就是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但该解释并没有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和合法的民间借贷行为区别开来，其实质是对吸收社会公众资金的行为严格管控，不失有打击“扩大化”之嫌。

正因为以上弊端的影响，因此2010年最高法出台《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用三个条文细化规定所谓“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但过于苛刻的犯罪特征事实上又限制了对该罪的认定。

（三）司法适用上的随意性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入罪带有很强的刑事政策性，特别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司法实践中存在动用刑事法律手段介入民事纠纷的情况。例如一些个体老板大量借债后无法归还，而被借款人诉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同时也存在不少侦查人员假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插手民事纠纷的情况。

二是司法实践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大多迫于刑事政策。例如社会上民间借贷、吸收资金的行为比比皆是，即使违法只要能按时按息归还一般司法机关都不会主动追究，只有当大量债务无法偿还引发借款人上访、缠访等群体性事件后，才迫于形势而追究债务人的刑事责任，以平民愤。这种事后追究的方式确实带有较大的随意性。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解构

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四个特征来理解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一）吸收公众存款的非法性

概括起来，其非法性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主体非法，即无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单位或个人，不管其是否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吸收公众存款，也不管是否采取了其他变相提高利率的手法，亦或是以实物或物质性利益的方法，只要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就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是主体合法但行为非法，即具有吸收公众存款资格的金融机构，以不法提高利率的方式或是变相提高利率的方式吸收存款，严重扰乱金融秩序，也可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二）吸收公众存款的公开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二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须具备“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的公开性。笔者认为，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理解不应当过于严苛，而要结合具体案件的实际情况把握，否则就会出现放纵犯罪的可能。例如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实际上也能起到公开宣传的效果，因此不应当排除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可能。

（三）吸收公众存款的高额回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三款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还应具备“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如果以利息数量来衡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就肯定构成“高额回报”。但司法实践中由于地区经济差异，案件具体情况的不同，所谓“高额回报”不能完全按照以上标准，而要视具体情况而言。

（四）吸收公众存款的不特定性

所谓“不特定性”是指非法吸收存款的对象的不特定，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四款规定：“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未向社会公开宣传，在亲友或者单位内部针对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不属于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其言外之意似乎是单位内部或是亲友属于特定对象，那么如果是向单位内部集资而职工又向其亲友吸资是否还是“特定”？亲友又向亲友吸资是否还算“特定”？因此吸收存款的对象是否特定，应当结合具体案情把握，而不应严格划分。

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对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把握，不仅要从法律条文上知悉其犯罪构成和特征，而且要在司法实践中正确适用，才能达到刑法惩罚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以下就以司法实践的角度正确把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适用。

（一）正确区分其与民间借贷之间的关系

在笔者看来，两者最大的区别其实就是两点：

1.是否存在公开宣传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必定会通过各种手段公开地向社会公众进行宣传，其公开宣传的方式可能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也可能通过“口口相传”，“推销、传销”等方式。但合法的民间借贷，一般都不会采取公开的方式，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一是不愿公开进行；二是借款的对象也是有选择的，并非来者不拒，往往就是一对一地进行。

2.借款对象是否特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犯罪嫌疑人之所以对外“大张旗鼓”地宣传借款信息，其目的就是扩大借款对象的范围，可见犯罪嫌疑人在吸资前对借款对象的人数、范围、构成等因素上并没有明确的要求。但民间借贷由于目的性明确，所以其选择借款对象往往需要考虑人数、范围、亲疏程度、安全系数、利率高低等等因素，因此最终符合条件的借款人必然是相对特定的对象。

（二）防止运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

在正确区分金融犯罪和民事纠纷的关系外，还需要在实践中防止以下行为的出现：一是当事人因为民事纠纷解决不当，而控告另一方当事人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二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利用经侦职权，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插手民事纠纷，人为提高立案率。笔者认为，对于第一种情况应当加强法院对民事纠纷的定纷止争作用，只有法院抓住关键，有效地解决双方的纠纷，就能防止矛盾的激化。对于第二种情况，应当正本清源加强对侦查人员的职业道德建设，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同时结合实际制定合理的考核标准，才能发挥其正确的导向作用。

（三）宽严相济地适用刑事手段

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方面需要规范民间融资行为，为民间合法融资提供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也要严厉打击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相比较1998年国务院制定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和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言，笔者认为只有宽严相济的适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刑事手段，才能在保障合法的民间融资的基础上，打击破坏金融秩序的违反犯罪行为。

一方面，对于司法实践中已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犯罪嫌疑人可以适用诸如“附条件不批捕”，“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如果可以达成刑事和解，犯罪嫌疑人能够及时返还所借款项或是制定还款计划，将社会危害降到最低点，则可以作为从轻、减轻甚至是免于刑罚的情节。如此，“宽”的一面不仅可以减少危害行为造成的损失，而且可以避免引发新的矛盾产生。

第6篇：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范文

市场上各种主体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在我国经济体制转型过渡时期，竞争法律制度更是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自1993年12月1日起施行反不正当竞争法以来，国务院岁也曾颁布过一些竞争法规，但是，在WTO的脚步声日益临近的今天，在知识经济以及经济全球化正在以前所未有之势撞击着我国经济运行的时代背景下，各种各样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限制竞争行为以及垄断行为对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愈来愈严峻的挑战，完善我国竞争法律制度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课题。2001年7月13日在由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研究所举办的经济法学研讨会暨海峡两岸经济法学术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法学专家、学者，对我国竞争立法的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其中既有碰撞，也有认同；既有对竞争立法指导思想的争论，也有关于竞争立法具体内容、行政执法机构的设置权限、法律责任等问题的探索，同时亦有欧洲共同体以及西方发达国家竞争法律的先进经验评述。我们特此采摘其中的精彩片断以呈读者，并期望中国的“经济宪法”早日臻于完善。）

我曾经反复表达了这样一种意见，即：要在中国真正地、更好地反行政垄断的话，就应赶紧放弃“行政垄断”的提法，别再区分什么经济垄断与行政垄断了，因为这些都是不科学、不合实践要求的。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学术的发展，如今这个问题已日益凸现出来了。

一、反垄断法为何拒绝“行政垄断”的概念

首先，行政垄断或行政性垄断与经济垄断、国家垄断、合法垄断、不法垄断等，是不可等同或区分的。譬如我国的铁路客运垄断，就既是行政垄断、经济垄断、国家垄断，又是合法垄断，同时又要防范其滥用优势地位搞不法垄断。

国家的合法经济垄断和诸多公用事业经特许在一定范围内的垄断，都需要以行政权来实施并加以保障，这种行政权实施的合法或非法，不可能以法律形式事无巨细地事先予以明定，已为行政和行政权本身的性质和特点使然。任何主体在法律和行政授权范围内实施的市场垄断、特许垄断经营、价格垄断、限制性行为和干预行为等，应属合法、正当的行政垄断；而有关行政垄断是否在合法权范围之内及其是否对竞争构成损害，则需由反垄断执法机构和法院依法予以认定。

经济垄断则不单是个别主体的、私人的非行政垄断，它也包括国家和国有主体的行政性的经济垄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国有主体在经济生活中占主导地位，无论其是否具有自然垄断或法律特许垄断的性质，抑或完全和私人企业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分割、支配市场，滥用交易实力，采取不公正交易方法等“经济性”垄断行为，都不是西方国家所谓的私人垄断，多有“行政”在背后支持。

其次，“行政垄断”并非中国特色。强调“行政垄断”，主要在反垄断法规定“行政垄断”，言下之意西方国家的反垄断法并无反行政垄断、国家垄断的任务，它所反的仅是私营部门经济性的垄断和限制竞争。这种潜意识不符合国际上反垄断法的实际情况。

传统上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的确只反私人垄断，而不反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垄断。然而一方面，适应经济市场化发展和改革国企弊端的需要，西方国家的国有企业在私有化过程中多已改组为政府控股的竞争性股份企业，甚至直接适用商事公司法或注册公司法，如果不适用反垄断法，则在多数私有化了的国有企业中，政府毕竟还是控股股东或唯一大股东、第一大股东。这些企业以政府为后盾从事经营活动，与私营企业开展竞争，对后者来说不公平。另一方面，全球化的趋势，导致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在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背后都不难见到政府的身影，市场规律要求国家以行政或政权的力量直接或间接参与市场竞争时，也不得扭曲市场关系，搞不公平的竞争，因此要求对国有企业、政府和任何公共团体无例外地适用反垄断法暨竞争法。

最后，“行政垄断”的另一潜台词是“行政”行为的特殊性。对这种垄断与一般市场主体的垄断不应一视同仁，其结果就造成了在竞争和竞争法面前的不平等，这和市场经济首先是竞争经济的本质相违背。

那么误区究竟从何而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古典资本主义的公与私、民事与行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截然分离，水火不容的观念在作祟。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今天固守过时的观念，在观点和行为上表现出两种极端：一是盲目反对国家、政府参与经济，视为大逆不道，竭力要把它隔离于“民、商”和经济之外；二是当蚍蜉撼不动“经济国家”的大树时，则立即把它推向“公”的“行政”的一边，不敢把公主体当作经济关系的平等主体来对待。

二、如何反“行政垄断”

关键是确立经济法理念，明确政府和任何公共团体可以依法从事经济或“民”、“商”事活动，但是在市场关系、市场规律、公平竞争的要求面前人人平等。在从事此类活动时，它们有何违法行为，依法该承担何种责任就承担何种责任；其经济或“商”活动中包含着行政决定，或者通过行政决定来从事或涉及经济或“商”行为的，千万别以“行政”相对待，而应以调整相关经济关系的法所规定的责任或制裁形式补救之，譬如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该赔礼道歉就赔礼道歉，该赔偿就赔偿等。

要让政府和各种公主体在竞争法面前与其他主体一律平等，有效地反“行政垄断”，分工、分权制约是法宝，靠的是法治，科学的行政和司法是题中应有之义。

第7篇：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范文

论文关键词 民事诉讼 检查监督制度 加强 研究

民事诉讼中的检查监督制度就是在民事讼诉活动中以人民检察院为主体而形成的法律监督制度。检察机关根据特定的民事案件而提起民事诉讼，是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大部分国家从立法的形式上授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权利。在社会快速发展和进步的过程中，我国的各项经济活动也变得更加活跃，由此产生的各种经济纠纷也在不断增加，各种新类型案件的出现，导致办理的困难也在增加，检察机关面临的案件数量也在不断的增加。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也开始更加重视民事讼诉中检查监督制度的发展，关于民事检查工作的作用也表现得更加明显。在我国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在维护社会稳定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过程中，民事检查监督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民事检查监督制度的介绍

（一）民生监督监督制度的概念

制度就是大家应该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者行动准则，同时也表示在一定的环境中形成的各种规范或者规则，制度是一个比较广泛的概念，就是指在特定的社会范围中统一用来调节人们相互之间社会关系的一系列法律、规章、道德、习惯、以及戒律等的总称，它是由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以及实施机制组成的。民事检查监督制度就是指检察机关监督民事诉讼活动的法律制度，它主要包括了民事检查监督制度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作用、地位、监督程序和方式等。民事检查监督制度和刑事检察监督制度一样是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民事检查监督制度的特点

民事检查监督制度的特点主要包括监督性、强制性以及程序性。监督性就是检察机关只能够通过法定的方式来监督人民法院在民事讼诉活动中的一系列违法行为，并不能对当事人双方之间存在的实体纠纷进行裁判。检察机关只是一个监督者的身份，当事人双方在进行民事讼诉活动时还是根据法官居中裁判、当事人平等对抗的模式来进行的。我国宪法给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也就决定了检察机关只是民事讼诉活动中的法律监督者。强制性表现为民事检查监督主要是根据法律法规来监督民事讼诉活动，这是一种专门和法定的权利，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就会表现出一定的强制性。程序性是指民事检查监督并没有权利对实体的权利和义务作出裁判，只有引起相关法律程序的程序性权利，所以民事检查监督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程序性，同时这也是和其他国家法律的最大区别。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检查监督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让独立审判原则受到了影响

如在裁判有误时检察机关提出了抗诉，让法院再次行使自身的审判权，在抗诉提起之后，虽然检察机关没有代替法院进行审判，但是这个时候法院的审判权行使却是被迫接受，不再是中立和消极的，检察机关其实已经分割了法院部分的审判权，最少是控制了审判的提起权，这个时候法院审判权的独立性受到了影响。另外检察机关通过自身对法院裁判的批判，发起抗诉和再审，就将导致案件徘徊在正确和错误之间，这种情况将会和独立审判原则的实际要求发生一定的冲突，同时也会对法院审判权的独立行使原则带去一定的冲击。

（二）让司法公正理念受到一定的误导

检察机关因为不会亲历诉讼，所以他们就没有条件去判断法院的裁判是否公正，在这种情况下检察机关就只能够想办法去挖掘和发现客观事实和法院裁判不同的地方，从而去找出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地方。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将人们对司法公正的批判引入到了一个客观结果公正的认识误区中，在一定程度上会加深人们对司法不公的错误认识。

（三）让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平等对抗机制遭到破坏

在我国现行的民事检查监督制度中存在监督对象的不当性，从而就使得检察机关的监督时机存在事后性，监督方式存在唯一性，检察机关只有通过自身的调查权去收集相关的证据，找出抗诉的切入点，然后出席再审法庭，宣读抗诉书，对裁判有误的地方进行论证。虽然检察机关进行监督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纠正裁判的错误，但是如果从找寻抗诉一方当事人的视角来分析的话，它其实已经获得了国家公权力的支持，不管最终的抗诉结果如何，对于另外一方当事人来讲都是处在一种不公平的地位中，导致诉讼的平等对抗权遭到破坏。

（四）让民事诉讼资源遭到浪费

当检察机关提起抗诉之后，然后进入到再审程序，不仅法院和当事人需要再次投入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就连检察机关也需要投入更多的成本和资源。

（五）让那些玩弄民事诉讼的人得到了很好的机会

部分诉讼当事人因为一些不正当的动机，比如为了逃避交纳上诉费，因为抗诉再审不收取诉讼费，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国家公权力的支持，实现裁判终局的目的，这些诉讼当事人就可能会在原审诉讼中有意隐藏一些证据，不进行辩论，当裁判生效之后再申请检察机关进行抗诉纠错，最终就会让法律设定的审级变得混乱，让诉讼成本增加，让对方当事人的上诉权被变相的剥夺。

三、加强民事诉讼中检查监督制度建设的意见

（一）立法的建设要不断加强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宪法已经比较明确的对保护国有财产不侵犯进行了明确的规范，但是在对检察机关的职能进行界定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还需要进一步地对这方面进行明确，这样才能让检察机关在行使民事公诉权时得到有效的保障。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检察机关在民事诉讼活动中的地位和如何监督民事法律的统一、有效实施等，同时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也没有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在保护社会公益、国家财产以及其他利益方面可以直接提起诉讼的规定，这样就会导致检察机关在开展这方面活动时显得有心无力。在司法文件立法还不完善的时候，根据实际情况的需要，可以通过相关机关部门来联合通知，让各级地方机关遵照执行，从而初步建立起民事公诉制度。

（二）明确监督目的

民事检查监督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法院根据程序法的相关规定审判民事案件进行监督，从而来实现在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实现实体的公正，并不是对法院的裁判结果进行监督去实现客观结果的公正。所以民事检查监督的目的应该为实现程序正义保障下的实体公正，这样也才能为民事检查监督创造出可行的基础。

（三）确定监督对象

在改造监督对象时需要考虑对象本身以及监督标准这样两个问题。在明确了监督目的之后可以发现，民事检查监督的对象应该是审理行为本身，而不是实体意义方面的裁判行为，只有当抓住了监督法官程序行为之后，才能抓住整个诉讼程序监督的重点。另外法官的审判行为应该要符合程序法中的相关规定，当法官的行为和作法违反了程序法时就应该要进行监督。正当和合理的程序规则应该要遵守司法权的特点，也就是裁判者的中立性、被动性、亲历性以及裁判的及时性。当法规的行为违反了上述的程序行为，检察机关就应该要及时依法进行监督纠正。

（四）改善监督方式

检察机关在实际的监督过程中，应该要监督诉讼的整个过程，监督的方式也应该是检察机关工作人员亲历诉讼、通过观察和调查，确认裁判是否违反制度，然后在提出纠错。亲历诉讼就是检察机关的监督人员应该要亲自参与到诉讼中，去了解诉讼中发生的事情，这样才能更好的去发现法官在诉讼中存在的不端和违法行为。观察调查就是监督人员在参加诉讼时，要仔细观察法官在诉讼中的程序职能活动，做好记录，接受当事人双方因为法官的违法行为提出的控告，通过自身的调查去收集相关的证据，这样才能为监督纠错做好良好的准备。确认违法就是如果在诉讼中检察官发现法官存在程序不当行为，就应该依法进行分析和判断，对于可能会对公正裁判产生影响的行为要及时作出确认。提出纠错就是如果在确认了法官的违法行为后就要及时制作纠正违反通知书送交法院，最终由法院来决定是否进行纠错。

（五）监督时机要及时和适当

监督时机应该是事中性，可以分成发现时机和提起时机。发现时机就是监督人员应该在什么时间去发现被监督者的违法行为；提起时机就是监督人员在发现违法行为后应该在什么时间提起纠错的意见。检查人员可以在法官审理的过程中去发现，当发现法官的违法行为时就应该要及时提起监督。

（六）建立完善的监督保障机制

第8篇：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范文

论文摘要 近年来，采用“跟帖靠”方式索取债务的方式大嚣尘上。它有别于为索债非法拘禁，也不同于采用暴力方式追债。这种方式称之为“软暴力”。即不动口也不动手，但是一直尾随着当事人，通过公开盯梢的方式给当事人及其家庭施加精神压力。“软暴力”追债行为游走在法律边缘，触及法律盲区，难以规制。一些债务人雇佣讨债人员对债务人公开盯梢，但行为并未违法，民警难以插手。本文拟从完善刑事立法，民法规制和行政责任等方面扫除软暴力追债行为的盲区，塑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论文关键词 软暴力追债 非法债务 隐私权 刑法立法 行政责任

张焕文于2006年11月成立专门的讨债公司，2008年10月22日，张焕文交给于长海一份委托授权书，上写着“我因向吕€讇鬃诽止こ炭钍掠桑厥谌ㄎ杏诔ずN业拇砣耍ò炖泶碜诽终瘛弊盅8萏ㄉ搪老壬拿枋觯好刻欤加屑父鋈俗际弊嫉闼嫠焦荆父鋈嘶嵯癖o谝谎驹谒陌旃颐趴冢凰党雒虐焓拢嵊辛搅境邓媸备僮坊鳌F扔谖弈危老壬蕉缺ň5旖酱脚沙鏊释昵榭龊螅鲇诩扔械恼窦拔泻贤讲缓貌迨志镁婪祝缓萌八堑椒ㄔ航饩鼍婪住5优沙鏊丶业穆飞希诔ずR廊徊灰啦蝗牡囟月老壬硎荆煲材魏尾涣怂恼庵中形？

一、案例分析

在本案中出现的追债方式是近年来新型的追债方式，它有别于为索债非法拘禁，也不同于采用暴力方式追债。这种方式称之为“软暴力”。即不动口也不动手，但是一直尾随着当事人，通过公开盯梢的方式给当事人及其家庭施加精神压力。软暴力的特点具体表现为：（1）易被感知。无论软暴力行为是公开进行还是秘密进行，相对人很容易感知到行为的真实存在，并能准确理解行为背后的迫切“含义。（2）非武力性。行为人使用非武力造成对方精神上的压力。（3）心理压迫性。软暴力行为的强度或程度以达到令相对人产生“恐惧、恐慌、无助、无奈”等压迫心理为限。（4）行为目的的两面性。软暴力行为既可以为实现合法目的，也可以为实现非法目的。

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关于寻衅滋事罪的规定：“随意殴打他人或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或者强拿强要、任意毁损，占用公私财物，或者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刑法修正案（八）增加了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内容。本案中，债权人为讨要债务，雇佣他人对债务人进行尾随跟踪，这种方式确实没有限制其人身自由，也没有对其进行暴力威逼，并且也未阻拦吕某报案。其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故不构成寻衅滋事罪。

显然，在本案中寻衅滋事罪是不成立的，甚至以任何刑事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都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对这种“软暴力”行为放任自流，势必又会对债务人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困扰。而在实际操作中，公安机关一般不会立案，检察机关做不起诉决定，更多地倾向于当作个人的经济纠纷进行调解。在法律上应当如何规制债务追逼问题，值得我们探讨。

二、面临的问题

（一）“软暴力”行为游走在法律边缘，触及法律盲区，难以规制

一些债务人雇佣讨债人员对债务人公开盯梢，但行为并未违法，民警难以插手。 盯梢人员的主要任务就是尾随当事人，不论当事人在单位还是在家。有时盯梢范围还会扩大，除盯梢当事人外，还会盯梢当事人的家人，让其整个家庭陷入恐慌。公开盯梢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盯梢人员尾随期间，绝不能和被盯当事人搭话，更不能动手，一旦被质问，盯梢人员要坚决否认自己在盯梢，这么做的目的就是确保公开盯梢的合法性。

中国公安大学教授孟昭阳说，因为盯梢人员是在公共场合，而且没有实施妨碍行为，既没在工作单位扰乱工作秩序，也没有非法侵入住宅，所以法律上很难处理。但清华大学教授余凌云指出，首先要确定从事盯梢的行为是职务行为还是个人行为。如果是职务行为，即被公司派出盯梢他人，那么，盯梢行为就是违法行为。公安部曾下发《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其中规定：“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任何形式的民间调查所及类似性质的私人侦探所等。”所以说，“盯梢公司”并没有侦查权，所以他们的行为是非法的。另外，这种公司，肯定没有取得合法的工商登记资格证，所以他们的招聘也是非法的。如果是个人之间的行为，即朋友间相互介绍，那就不违反行政处罚法。所以说，民警有义务对盯梢进行盘查，确定盯梢人员的行为性质。

（二）“公开盯梢”追债的债务为非法债务，如何处理

对于非法债务，债权人采取雇佣闲散人员或者专业追债公司进行公开盯梢，法律应当如何规制。非法债务指不符合法律规定的、不受法律保护的债务，常见的有赌债、高利贷等形式。可见，非法债务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对于不需要偿还的债务，债务人仍受债权人的盯梢，严重扰乱自己及其家人的生活，考虑到非法债务的社会危害性，在适用法律上是否应该比合法债务更严格些。滁州市王€讇缀谏缁嵝灾首橹滋於哉袢私舾砩细袢送浴。哉袢嗽斐筛叨染窠粽藕筒涣忌缁嵊跋斓淖刺卤埔呃投恼8米橹纺恳笫窒露云浣羝遥闷湮薹ㄈ淌堋Mü弥址绞礁米橹群蠖？0多人逼要高利贷、赌债。长则一个月，短则数小时，有的人被逼无奈，逃往外乡不敢回家，甚至有的人欲喝药自杀，后变卖房产还债。实践中对于大多数“滋扰”行为都没有法律根据进行打击：对于单纯依靠跟踪、盯梢等方法讨要高利贷、赌债的人员，由于现行法律在高利贷、讨要赌债是否犯罪行为未做明确规定，也未对此种追债行为予以法律界定，再加之实践中讨债人员大多持有被害人亲书借条，讨要行为以债务经济纠纷形式出现。针对这种情形，司法机关无论是打击其行为目的，还是打击其行为本身都进退两难。

三、问题的处理

软暴力与暴力行为的本质区别在于不使用暴力或者仅使用轻微武力（以达不到法律惩戒为限），这也是软暴力的核心属性。软暴力行为有其特定的目的性。利用软暴力手段追债可以是追讨合法债务，也可以是非法债务。正是其目的的两面性决定了刑法调整时，不能一概而论，而要根据其目的设定不同既遂标准，区别打击。对于为实现追讨非法债务的软暴力行为，宜重点打击其目的或结果；对于为实现合法目的而采取的软暴力行为，宜重点打击其软暴力行为。

（一）软暴力追债纳入刑法规制

由于《刑法》对大多数软暴力行为都未界定为犯罪，或虽界定为犯罪但因情节显著轻微的因素影响，实践中往往难以认定为犯罪，无法打击。软暴力行为不仅严重扰乱公民的生活安宁，破坏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而且往往因缺乏打击依据，造成打击不力，引发人民群体不满，损害司法公信力和社会稳定；更使得软暴力讨债行为有恃无恐，大打法律“擦边球”。

1.建议修改“寻衅滋事罪”，增加“以其他方法扰乱他人生活安宁，情节恶劣的。”的定罪情节。

2.建议修改《刑法》非法拘禁罪，将第三款修改为“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或者采取跟贴靠手段变相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二）民法规制

立法完善是漫长的过程，《刑法》对软暴力追债行为的惩罚是十分有限的，民法上可不可以规制此类行为，首先需要分析涉及民法上的相关权利。跟贴靠讨债行为滋扰他人生活，扰乱他人私生活安宁。这已经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分析如下：

在美国，隐私权常常被认为是独处的权利； 1960年，美国的普洛塞教授归纳隐私权的内容，其所总结的四种情形，首先就是所谓的侵扰个人生活安宁，包括窃听私人电话、跟踪尾随他人、偷窥他人行动等一切足以干扰他人私生活安宁的行为。我国台湾地区著名法学家王泽鉴先生也将隐私权定义为个人独处不受干扰、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 私生活安宁的概念较为笼统，对个人隐私权提供概括性保护的一项兜底性内容。将私生活安宁纳入隐私权范畴，有利于促进个人在私生活领域的自治和自决，维护个人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有利于尊重彼此的私生活领域，形成一种健康有序的人际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因此，从隐私权的私生活安宁内容来看，讨债人的“软暴力”行为已经严重扰乱了当事人的生活安宁，对其人身自由也是变相限制。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已经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应该追究其民事责任。主要包括：（1）停止侵害。当事人发现讨债人的紧迫盯梢行为，可以直接阻止其侵害行为，也可以请求有关部门和人民法院令其停止侵害。（2）赔礼道歉。有些讨债人尾随被害人到工作单位，对其名誉造成不良影响，侵害了他人的隐私权，理应向被害人赔礼道歉。（3）赔偿损失。这里所说的赔偿，主要是精神赔偿，是对违法侵权人的民事制裁，也是对受害人精神伤害的一种抚慰。

（三）行政责任

1995年，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立即停止办理“讨债公司”及类似企业登记注册。2000年，国家经贸委、公安部、国家工商局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时至今日，禁令依旧高悬。现在很多债权人在投诉无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聘请专业讨债人员追讨债务。专门的追债公司是不合法的，一经发现或者举报，必须依法取缔。对于在追债过程中出现的非组织性的由个人实行的泼油漆、恐吓等追债方式属于违法行为，至少违反了治安处罚条例。公安机关必须依法惩处。

第9篇：民事经济纠纷如何起诉范文

开庭审理，是一审民事案件（含经济纠纷案件）必经程序，也是整个民事诉讼中一个最基本的、重要的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在人民法院主持下，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的程序，对案件进行全面调查，审查核实证据，分清是非责任，正确适用法律，确认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最后作出公正的裁判。通过开庭审理，对于贯彻民事诉讼法的各项基本原则，保障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接受人民群众监督，宣传社会主义法制，加强法官的责任心，保证正确处理及裁判的顺利执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案件，开庭审理以多少次数为宜，民诉法没有作出限制性规定。由于每个案件情况各异，复杂多样，因此一个案件是一次开庭结案，还是二次甚至数次开庭结案，应当从实际出发，因案而异，具体案件具体对待。但是，对凡是能够一次开庭结案的，应尽量作一次开庭结案处理，以最低的诉讼消耗取得最佳的诉讼效益。从当前审判实践中来看，有为数不少的案件不应该多次开庭审理的现象仍较为普遍，致使案件审理周期长、超审限、积案多、效率低下。本文试对多次开庭审理产生的原因进行剖析并研究其对策。

一、多次开庭审理的原因

民事案件多次开庭审理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法定原因，又有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方面的因素构成。 1、法律规定可以延期开庭审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民诉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延期开庭审理：（一）必须到庭的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有正当理由没有到庭的；（二）当事人临时提出回避申请的；（三）需要通知新的证人到庭，调取新的证据，重新鉴定、勘验，或者需要补充调查的；（四）其他应当延期的情形。 2、法律赋于当事人的权利在开庭前没有行使的。根据民诉法规定，①当事人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诉讼人而坚持要求委托人参与诉讼的；②一方当事人要求变更或者增加诉讼请求，提出反诉，而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要求答辩或提供新的证据的；③必须共同进行诉讼的当事人没有参加诉讼，需要追加当事人的；④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或者第三人虽然没有独立请求权，但案件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可以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的。 3、因证据问题而多次开庭审理的。发现证据有问题，需要再次开庭的，主要有：一是当事人无限期举证。当事人庭前不举证或举证不能，庭审中由于证据不足，要求休庭补充证据；有的当事人采取“挤牙膏”式的方式，每次开庭都要求补充新的证据；还有的当事人举证无重点，庭审中大量举证，提供多个证人线索和有关材料，使当庭无法质证。二是当事人不提供证据原件，庭审时，一方当事人对对方提供证据的复印件有异议，要求与原件核对，而另一方当事人没带证据原件，需要重新开庭对原件进行核对和质证。三是怀疑证据的真实性，且当庭无法判断，需作现场勘验或司法鉴定，否则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必须对勘验的情况和结果以及鉴定结论重新开庭质证才能认定。四是当事人及其诉讼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取集证据，需要由人民法院调查收集，或者当事人提供的证据相互矛盾，无法认定的，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应当由自己收集的其他证据。 4、因庭前准备不足而多次开庭审理的。审理前的准备是民诉法规定的法定程序，但有的法官片面强调“直接开庭”、“一步到庭”，而忽视庭前必要的准备而盲目开庭，主要表现在：①对诉讼文书的送达不符合法定要求的；②对当事人的诉讼手续是否齐全或授权是否明确未进行审查的；③没有认真审核诉讼材料，依当事人的申请没有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或者庭前能够调解解决而未进行调解的；④未能指导双方当事人依法进行诉讼，围绕自己的主张举证的；⑤对本案的诉讼主体有无漏列、错列现象审查不细，未能及时要求当事人更换、追加诉讼主体，或者依职权通知当事人参加诉讼的；⑥合议庭成员不了解案情，不明确自己在庭审中的职责与分工的；⑦疑难、复杂案件未进行庭前听证，或者召集双方当事人及诉讼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帐目的；⑧双方当事人对标的物的价格、质量、数量、结算方式、损害程度等分歧较大，需要委托有关专业技术部门作出审计、估价、鉴定或现场勘验而未采取的；⑨答辩期未届满而一方当事人尚未提出答辩意见并且不愿意放弃书面答辩的情况下强行开庭的；⑩盲目将所有案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使很多案件在审限内不能结案，后不得不转入普通程序，而导致再次开庭的。 5、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偏低。审判实践中，由于法官受自身业务素质的影响，驾驭庭审能力还较弱，尚未达到得心应手的程度，出现不少两庭、甚至多庭审理才能结案的情况，主要表现有：一是审判方式改革的力度不大，对改革没有压力和紧迫感，庭审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回到老一套上去，习惯于老规矩、老框框行事，开庭流于形式，走走过场；二是有的法官对案情不熟悉，不研究，案件中存在的多重法律关系认识不清，听任当事人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纠缠不休；三是有的法官对双方当事人争执的焦点、难点、疑点没有充分预见，不能围绕重点去引导当事人进行举证、辩证和质证，庭审中盲目性较大；四是有的法官当庭认证、说理上不充分，随意性大，缺乏分析、判断能力，导致庭审结束，当事人也搞不清那些证据被采纳，采信与否的理由是什么；五是有的法官驾驭庭审的心理素质欠佳，庭审中如遇到当事人在庭上纠缠时缺乏沉着、冷静，或者遇到突发事件时不知所措，反应不灵敏，处置不果断。

二、解决多次开庭审理的对策

民事案件出现多次开庭审理（法律规定以及必要的再次开庭除外）有悖于公正、高效原则，既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牵扯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增大了诉讼成本，人为地延长了办案周期。这既不利于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也不方便当事人的诉讼。这样长期下去人民群众是不会满意的，必须引起高度重视，采取以下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一）依法维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应当赋于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可以延期再次开庭审理的，是否准许，由法官根据具体案件情况作出决定。如果当事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并有正当理由的，应再次开庭审理，以确保案件的质量，不能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当然，也要防止有的当事人滥用诉讼权利，造成反复开庭，重复劳动，拖延了办案时间，审限内不能尽快结案。对于不符合法律规定且无正当理由的，确无必要延期审理的，应当驳回当事人的申请。     （二）充分做好庭前准备工作。首先要解决好认识问题。审判方式改革之所以强调“直接开庭”，是针对以往有的法官在审理案件中已经习惯了陈旧的，老一套的诉讼模式。“直接开庭”并不是毫无准备地盲目开庭，也不是忽略做好庭前准备而“一步到庭”，而是在做好一系列必要的准备工作以后直接开庭。案件的庭前准备是开好庭的前提条件，是法定程序。因此，庭前准备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只有充分做好庭前准备工作，才能减少开庭次数，保证庭审质量，提高办案效率。其次，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庭前准备。民诉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和《第一审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普通程序开庭审理的若干规定》等对如何做好庭前准备工作已作了明确的规定，必须坚决执行，不能忽略，不可逾越。如果是法官由于忽视庭前准备工作而重复、多次开庭导致超审限的，应当追究其相应的责任。再次，庭前准备工作具体操作由立案庭（或书记官处）和审判庭按照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并密切配合，协调运作，不能相互推诿，要扎实地做好庭前准备工作。     （三）建立限期举证的法律制度。我国法律对当事人举证时限未作明确规定，但这又是审判实践中尤其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深入而必须解决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九十六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一时不能提交证据的，应根据具体情况，指定其在合理期限内提交。当事人在指定期限内提交确有困难的，应在指定期限届满之前，向人民法院申请延期。延长的期限由人民法院决定。”这个规定在审判实践中也难以把握，如 “合理的期限内”的期限以多少日为宜？“申请延期”是申请一次还是数次？当事人不按该规定的期限执行，应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均不甚明了。由于举证的期限没有限制性规定，就没有严格的法律意义上的约束力，所以当事人并不认真执行甚至故意保留重要证据，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造成对方措手不及，为其收集对抗证据制造困难，或者在二审、再审期间再提交新的证据，这有损司法权威和审判工作的严肃性。笔者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限制当事人的举证时间，作出明确的举证期限，以利各级法院统一执行。     （四）推行庭前听证和证据交换制度。民诉法对庭前听证未作规定，仅要求审判人员在审理前“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开庭前，合议庭可以召集双方当事人及其诉讼人交换、核对证据，核算帐目。对双方当事人无异议的事实、证据应当记录在卷，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确认。”根据这些规定，笔者认为对较为复杂、疑难的案件一般均可适时安排当事人庭前到庭听证或交换证据，由双方当事人出示支持各自主张的证据原件，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庭前听证或交换证据，可以固定庭审中的证据，理清双方争执焦点，明确庭审重点，还可以对当事人提交不足的证据给予举证指导，或对当事人提出的申请或由法官依职权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以及进行鉴定、勘验和审计等，避免因当事人在庭审中提出的新证据，需核对而多次开庭的情况，既可大大缩短庭审时间，减化庭审程序，又能防止当事人搞突袭举证，做到庭审“一堂清”，提高一次开庭结案率。笔者建议民诉法修改时应将庭前听证和交换证据加以规范并作出具体规定，使之成为一种诉讼制度。     （五）实施审判流程管理。审判流程管理主要内容是直接排期开庭和审限跟踪，分离审判权和程序控制权，是以立案庭为中心枢纽，以各合议庭为支点的审判管理机制。实行审判流程管理，增加了审判工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及时了解掌握审判动态，又使合议庭工作有计划、有规律地进行，避免开庭的随意性和拖拉，发挥审判流程中监督和制约作用。具体操作上，一是排期开庭，立案庭在案件立案后，可根据案件不同类别，繁简程度，法定期限，合议庭存案情况，排定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开庭日期、开庭地点等，并予以公告，然后将案件移送审判庭。二是审限跟踪，由立案庭统一制作一案一表的“案件流程管理情况表”，对案件各个环节由承办法官填写，立案庭汇总，并每个月向全院通报跟踪情况。审限到期前一个月，由立案庭对尚未审结的案件进行催办，促使法官速办快结，可有效地控制其开庭审理的次数。     （六）加快提高法官队伍的业务素质。庭审是一门艺术，必须要有坚实精深的专业知识，丰富的审判实践经验，才能娴熟、从容地驾驭庭审。针对当前法官队伍业务素质参差不齐的现状，为提高庭审质量和效率，必须要创造条件，采取多种形式，着力提高法官专业技能和水平，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首先，加强法官的业务培训，是提高法官业务的基本途径，是尽快提升法官驾驭庭审能力的前提条件。业务学习和培训方法是多方面的，除坚持平时业务学习制度外，还应鼓励和支持法官参加自学考试、专升本函授、法律院校进修等，不断优化法官学历层次和文化结构；还可以集体组织法官参加各级法院的业务培训、专家授课、专题研讨、业务会议等，在实践中提高法官法律专业知识。其次，选拔一些审判业务素质好、庭审经验丰富的审判长多开示范庭、观摩庭，可由院、庭长或优秀的审判长先行一步，率先垂范，并组织法官旁听、观摩，庭后组织讨论评议，以期达到以点带面、相互交流、共同提高。再次，推行审判长、独任审判员选任制度，促使一批审判业务骨干脱颖而出，实现审判资源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审判长、独任审判员在庭审过程中的组织、指挥、协调作用，真正履行好其职责，带动全体法官整体素质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