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保护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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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未成年保护法范文

最近，在学习完了《义务教育法》之后，我又学习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此谈谈我的几点体会。

如今，面对社会组织形式多样化，未成人保护工作的对象和依托发生了重要变化，未成年人保护事业尚缺乏高效、畅通的反映渠道和及时有效的解决途径。一方面，在未成年人群体中，出现了脱离稳定社会组织、游离于社会边缘的群体。即使是正常接受学校教育的未成年人，由于休息日、节假日的增多，也有更多的时间脱离学校的管理；另一方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失去了单位这一传统的依托，必须寻找新的组织形式。社区虽然日益成为代表和维护未成年人权益的重要场所，但我国社区发展相对滞后，还不能有效承担从政府、企业中剥离出来的社会职能。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只有自己长本事，才能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应该让他们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所以，在加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则十分必要。

学校是对青少年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园地，也就是常言的智育教育。但是，学校还必须更注重向青少年进行道德素质教育，既做学问也教做人，两者不可偏废。棍棒教育与言教身教的关系。“棍棒底下出孝子”，这是中国传统的教子经典。现在有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家长若用棒教，大打出手，是侵犯人权，子女可以将你告上法庭。棒教行不通，还是言教身教靠得住。言教就是像对待朋友一样，平等对待子女，通过交流思想，讲明道理，以理服人，不要居高临下，施以压服。身教比言教更显效果。如果做家长的成天围着麻将转，而要求子女安心写作业；夫妻若成天为鸡毛蒜皮吵嘴打仗，能让子女不受干扰吗？家长如虐待父母，对父母不孝，却要子女敬重自己，只能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凡此种种不良的身教，都将影响子女的道德素质培养。教师也是一样，教师若平时口出脏话，或衣衫不整、随意打骂学生，对学生的一生都影响重大，不但对学生的认知产生了影响，更侵犯了学生的权利。

总之，通过学习使我认识到，要教育好孩子一定要把教育建立在爱和尊重的基础上。

第2篇：未成年保护法范文

通过认真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使我对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知识有了初步的了解，对未成年人有哪些权益受到国家的保护、当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应该怎么办有了一定的了解。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已逐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然而，社会各方面的保护和帮助还要通过未成年人的配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家长、教师和社会不可能时时刻刻呵护着未成年人，未成年人只有自己长本事，才能有效防范来自社会生活中的侵权侵害，应该让他们懂得，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自我保护最有效的措施是求助法律。依法维权不仅能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而且是维护法律的尊严。所以，在加强来自家庭、学校、社会保护的同时，增强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的能力，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则十分必要。

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特殊保护，做好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教师要认真学习教育法制的基本知识，不断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在教育教学中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第3篇：未成年保护法范文

未成年人是人类的希望，国家、民族的未来。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予以特殊保护，做好他们的培养教育工作，是一项具有战略性的，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我们每一个公民，都承担着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培养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神圣义务。因此，我们教师要认真学习教育法制的基本知识，不断增强教育法制观念，在教育教学中自觉地贯彻执行国家的教育法律、法规，正确的履行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不断增强贯彻国家教育方针的意识和能力，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未成年人保护法是我国第一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的专门法律，它具体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指导思想、保护内容、保护工作的原则，对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予以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方法与内容，以及各种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的法律责任，是一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利的基本法。它的颁布和实施，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以及全社会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视和关怀，为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优化少年儿童成长环境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未成年人处于身心发育的特殊阶段，决定了其始终处于一种被抚养、被监护、被教育、被保护的地位。在生活中，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常常受到监护人、教师及其他成年人的侵犯，严重伤害了未成年人的人格和自尊心。如：在一些学校里，侵犯学生权利、伤害学生自尊心的现象时有发生，或多或少存在体罚和变相体罚学生的行为。如有时罚站，有时一个学生违纪全班同学挨批，优待尖子生，有时对后进生态度粗劣等．这些做法不仅违背了有关法律的规定，严重危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因此，我们教师要全面准确地理解自身的权利和义务，关心爱护全体学生，尊重学生人格，促进学生的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杜绝有害于学生的行为或其他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

教书和学习的生活，使我感悟到：教师的人生，还应该有创新精神。年年春草绿，年年草不同。而我们的学生亦是如此，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差异，所以教育既要面向全体学生，又要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因材施教的目的是为了调动每一个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主动性，让每一个学生主动。

第4篇：未成年保护法范文

    第二十八条：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招用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

    任何组织和个人依照国家有关规定招收已满十六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应当在工种、劳动时间、劳动强度和保护措施等方面执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安排其从事过重、有毒、有害的劳动或者危险作业。

 

第5篇：未成年保护法范文

关键词：未成年人权益 司法保护 建议

一、未成年人犯罪的概念

传统观念中的未成年人一般是指不能脱离父母独立生活的青少年。实际上，未成年人是一个法律概念，对于未成年人，西方国家、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一般使用“少年”一词；苏联、东欧一些国家与我国一致，往往使用“未成年人”一词。

法学范畴中，对未成年人这个概念有明确的界定，其内涵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国《宪法》及《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二条的相关规定所使用的“未成年人”就是它的广义概念，即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而狭义上的未成年人，则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少年，犯罪心理学家称这一时期为“危险年龄”段。在我国，狭义的未成年人概念主要出现在刑法的相关规定中。“我国刑法理论中所说的未成年犯罪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实施的危害社会、触犯刑律，并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

同时，在防控犯罪的对策方面，对未成年人实行区别对待。2006年1月23日正式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把未成年人犯罪和成年人犯罪明确区别开来，突出对未成年人犯罪“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司法理念。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认定和量刑，也要求尽量在法定范围内从轻和减轻，这彰显了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关怀和宽容。

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未成年人犯罪，无论在犯罪类型还是在犯罪主体上,与其他犯罪有不同的鲜明特点。[2] 74具体表现在：

1、犯罪年龄低龄化。近年来,刑事犯罪的高发期年龄在18岁左右，其中以14-16岁少年犯罪更为突出，并呈现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据对上海青少年犯罪情况统计，14-16岁的少年犯已占未成年人犯罪的64.2%,尤其是刚达到刑事责任年龄的14岁孩子竟占了其中的15 .1%。如果算上违法情节轻微,或因年纪太小不以犯罪论处的,则犯罪的始发年龄更小，有的11岁、12岁就开始有劣迹，有的13岁、14岁就进行犯罪活动，甚至参与重特大犯罪活动。

2、犯罪类型多元化。过去未成年人犯罪,大多以盗窃活动为主。而目前未成年人犯罪的类型越来越多,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

3、犯罪手段成人化。过去未成年人犯罪一般具有突发性、偶发性的特点,而当前未成年人犯罪大都有预谋,作案前经过精心策划和充分准备,作案后及时毁灭罪证,破坏现场,扰乱警方视线。

4、犯罪成员团伙化。由于青少年生性喜欢结伴而行,团伙作案成为其主要犯罪形式,在某些省市已高达7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出现带有“黑帮”、“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共同犯罪,其中,校园黑帮在未成年人黑帮中占很大比例。在一些大、中学校出现了诸如“虎头帮”、“神鹰会”、“青龙帮”等黑帮。

三、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因分析

未成年人犯罪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大体可归纳为主观原因和客观原因两大类。[3] 313

（一）主观原因

1、好奇、好胜、爱寻求刺激缺乏自我控制能力，总的来说，青春期中的未成年人精力充沛，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模拟，对丰富而复杂的大千世界充满了求知的欲望，但由于各方面的压力，群体心理处于波动不定的焦虑状态，所以一方面他们心理极为脆弱，另一方面又可能铤而走险。

2、缺乏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水准低下，有的青少年是文盲和半文盲，有的未成年人平时不注重陶冶自己的道德情操，道德标准低下，对自己放任自流随心所欲，以至违法犯罪。

（二）客观原因

1、不良的社区环境和不良文化是未成年人犯罪的直接诱因，不良的社会环境容易使未成年人形成不良习惯和不良的社会心理素质。

2、家庭负面因素的影响和学校德育的软弱无力也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家庭负面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在孩子面前发牢骚说一些前途无望的话；二是不健康家教模式的影响；三是父母离开的影响，父母离异会严重影响孩子的心理、感情的正常发展；四是有的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思想品德教育工作流于形式。

四、我国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现状

未成年人在生理上和心理上还不成熟，他们很容易成为被侵害的对象，而在他们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又无法像成年人一样可以采取有效的自我保护措施，通过社会认可的途径来解决问题，有的未成年人只能忍耐，有的未成年人则受情绪的影响，采取过激的方式进行报复，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更大的伤害。当前，未成年人犯罪日益成为困扰世界各国的严重问题。专家们在调查中发现，引发未成年人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保护造成的。我国在1991年就颁布实施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并确立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随后在1999年又颁布实施了《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另外，最高法、最高检等部门也制定了有关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解释，这一系列的法律及司法解释，都充分体现了我国对违法犯罪未成年人的特殊关怀。

（二）我国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1、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律数量少。我国虽有大量法律确实涉及到了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问题，但真正以未成年人为保护对象的法律只有两部――《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其他法律基本上只有个别条款涉及。因此，虽然我国有关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法律已经初具体系，但由于法律数量少，规定粗糙，在内容上仍存在不少空白。[4] 176

2、权益保护不完整不全面。我国法律虽已初步形成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体系，但这个体系并不完善；法律虽然为未成年人规定了广泛的权利，但是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因此导致对未成年人权利的保护缺乏操作性和执行力度。定。

3、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的法律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以及执行力度不够。我国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立法的核心《未成年人保护法》不是完整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缺乏可操作性。

4、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职责不明确，未能真正落实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现实生活中对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护问题与政府等相关职能部门履行职责有关。

5、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不够。无论何种法律，都需要具有相当素养的人去正确适用和执行。如果执法者不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和思想道德水平，法律是很难以有效地实施。应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引导公检法部门甚至全社会的人员进一步增强保护未成年人意识，形成全社会关心、爱护未成年人的良好氛围。

6、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有待加强。未成年人权利的实现和保障仍不够理想。应补充关于自我保护的规定，加强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自我保护，强调未成年人在保护自己权利中的地位与作用。

五、完善我国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建议

（一）建立相应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司法保护制度

1、建立社区矫正制度。社会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仅是我国非监禁刑完善和发展，更是我国法制进步和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我国目前状况，建立社区矫正制度势在必行。

2、建立暂缓制度。暂缓制度，又可以称为附条件的不或犹豫，作为便宜主义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在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尚无明文规定。[5] 423从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司法保护的实际需要出发，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规则并增设专门适用于未成年人的暂缓制度，对于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的刑事检察制度，强化未成年人权益的刑事司法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3、建立对未成年犯附条件的消除刑事污点制度。未成年人判刑后，其刑事污点将伴随其终身，受到社会的歧视和升学、就业的压力。

（二）检察流程中的教育与帮教

1、对于基本符合条件的未成年嫌疑人尽可能地适用不

办理未成件人涉嫌犯罪案件，应坚持“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原则，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点，从有利于教育、挽救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

2、对未成年人要采取适当的强制措施，贯彻保护性刑罚原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没有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制定专门适用的强制措施。在检察工作实践中，要针对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遵循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人的保护性刑罚思想和教育挽救方针，对失足未成年人从审查批捕、审查时起就实施司法保护，尽量避免给一时失足的未成年人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3、实施“帮教感化”、“积极挽救”，积极矫治未成年人犯罪

在审查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过程中，要在查清犯罪事实，核准证据的基础上，着重实施帮教感化，激发他们的悔罪心理，树立其改过自新的信心。

（三）审判流程中的教育与帮教

1、庭前组织工作贯彻“教育为主、帮教感化”理念

首先，审判人员的组成要从未成年人的心身特点出发。未成年人具有心理上的依赖性、人格上的缺陷性、行为上的盲目性，需要温情、感化、引导。因而，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时，在审判人员的配置上应有别于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应确定女法官审理未成年人犯罪。其次，要加强庭审前的走访了解，找准未成年被告人的突破口再次，要加强提审中的教育。走访审前，通过阅卷和走访所了解的情况，对未成年被告人的犯罪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掌握。

2、庭审过程中坚持“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原则

未成年被告人具有两重性，即一方面其犯罪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危害，理应惩罚；另一方面，其身心正处于成长发育阶段，世界观尚未形成，理性判断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都比较差，具有很大的可塑性。

开庭前，法官可以和公诉人、辩护人就庭上如何开展教育交换意见，以求庭审的教育取得实效；保证未成年人被告人的父母或监护人参与诉讼和未请辩护人的未成年被告人得到义务的法律援助；庭审教育注重联动，发挥诉讼参与人的作用，全方位地开展庭审教育。

庭审中，审判人员、公诉人员要语气和缓、有耐心，用启发、疏导的方法进行教育，态度平缓又不失严肃，让未成年被告人在情绪相对稳定的状态下交待和陈述，营造较宽松的法庭气氛。同时，把庭审教育阶段确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之后，因为未成年被告人在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等程序后，应当对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等有一大致了解，这是进行法庭教育的基础。

3、审后延续“帮教感化、巩固效果”理念

实践中，未成年犯罪人在宣判后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判处缓刑的未成年人有盲目乐观、自以为万事大吉的心态，而判处实刑尤其是较长刑期的未成年人则消极悲观、心灰意冷。这两种情况都不利于未成年人的教育与改造。此时，审判人员应加强这方面的思想疏导工作，注重对未成年犯罪人的前途教育，帮助未成年人克服盲目乐观与过于消极两种思想。

一方面，要加强与少年犯管教所的联系，进一步落实少年审判后续工作。积极参与对判处实刑的服刑少年犯的教育改造工作，要教育他们安心劳动改造，树立信心，争取减刑，以早日回归社会，重新做人；努力为改造中的犯罪少年提供一个接触社会、感受阳光的窗口，使他们在迷航的人生中重燃希望，找到新的前进方向。

另一方面，要建立缓刑回访制度，使管教落到实处。对适用缓刑回放到社会中改造的缓刑少年犯，我们更应注重回访考察，敦促其循规蹈矩、悔过自新、勿重蹈覆辙，尽量减少重新犯罪率。在缓刑考验期内，承办法官要加强与未成年人所在地的公安派出所、家庭、学校、社区的联系，每季度安排一定时间走访相关单位和当事人家庭，和民警、家长、老师及当事人交流，了解缓刑少年犯的思想动态、生活状况和改造情况并记录在案，建立缓刑少年犯档案，确保其不重新走上犯罪道路。

参考文献：

[1]范文舟.《试论宪法与程序》［M］.法学杂志.2006.

[2]高铭暄.《刑法学原理》（第二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

[3]赵秉志.《犯罪总论问题探索》［M］.法律出版社.2003.

第6篇：未成年保护法范文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因特网的普及，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网络化的信息时代。信息社会在带给未成年人快捷与便利的同时，也对未成年人的隐私权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是指未成年人在网络中（包括局域网、广域网、互联网）享有的个人信息，网上个人活动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犯、知悉、收集、复制、公开、传播和利用的一种人格权。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受侵犯有以下特征：

（一）侵权主体的广泛性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用户不再只是网络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正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每天有大量信息上传到网络上，其中不可避免地混杂着一些未成年人的隐私，这些信息有些是网络管理者自行上传的，有些是网络用户上传的。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主体十分广泛，不仅包括个人和网络经营者，还包括商业公司、软硬件设备供应商和黑客。①

（二）侵权客体的特殊性

传统隐私权的客体是隐私，一般是指仅与特定人的利益或者人身发生联系且权利人不愿为他人所知晓的私人生活和私人信息。而网络隐私权客体的范围有所扩大，包括了传统经济活动下不属于隐私的内容，例如姓名、性别、年龄等，即未成年人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切个人信息都属于信息时代网络活动中隐私权的内容。未成年人的个人数据资料、网络通信内容、个人网络生活和个人网络空间都会成为侵权的客体。

（三）侵权对象的特定性

在网络环境下，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对象是未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这一群体，个人信息被披露会对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困扰。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未成年人越来越多地融入网络，他们在学习先进科技，吸取丰富知识的同时，也面临着隐私权被侵害的危险。为了有效地保护社会经验不足、维权意识淡薄的广大未成年人，法律界应将未成年人隐私权研究摆在重要的位置上。②

（四）侵权行为的多样性

在互联网中，未成年人的信息资料通常以数字或数据的方式表现，其数字化特征，为他人收集、复制、传播、利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网络隐私侵权行为呈现出多样性特征，主要有对未成年人数据的非法收集、恶意散布、非法利用、非法交易等。未成年人信息常常可以轻而易举地为他人获得，甚至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被泄露。

我国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的不足

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披露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对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隐匿、毁弃；除因追查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依法进行检查，或者对无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的信件、日记、电子邮件由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代为开拆、查阅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开拆、查阅。”第69条规定：“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侵权责任法》第2条明确规定隐私权为该法保护的民事权益，第36条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2009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七）》，在《刑法》第253条后增加1条，作为第253条之一：“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第1条规定：“国家保护能够识别公民个人身份和涉及公民个人隐私的电子信息。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侵权责任法》第36条，是我国首次以法律形式对公民隐私权的具体人格权地位予以确认，意义重大，填补了我国民事权益保护的法律空白。《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的出台，更是加强了对公民网络信息的保护。但是，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保护仍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对于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刑事责任不明确。《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9条规定了侵犯未成年人隐私的行政责任。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并没有明确情节严重的具体表现。第二，《侵权责任法》第36条规定得比较笼统，可以进一步细化。这个条款规定的是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侵权责任。网络服务提供者有多种类型。他们所采取的侵权行为的表现方式不同，对于未成年人的隐私权侵犯的程度不同。在特殊情况下，不同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可以被部分或全部地免除民事责任。

加强我国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立法保护

（一）明确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中没有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有学者认为，在未来的司法解释中，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数量较大的；多次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或者因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受过行政处罚两次以上，又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手段恶劣或者形成公民个人信息非法购销组织网络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造成严重后果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获利较大或者销售金额较大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虽未达到上述数量标准，但接近且已达到该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并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情节严重”：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用于实施违法活动的；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使之流向境外的；非法获取公民个人的金融交易、疾病医疗、婚恋情史等重要信息的；非法获取残疾人、非婚生子女的个人隐私信息的。③

未成年人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们的行为能力受到限制，不能独立、完全地行使自己的民事权利，对行为的性质和后果不能够完全认识。未成年人属于弱势群体，从法律角度来看，保护弱势群体的本质，就是体现宪法和法律的公平和平等原则，也是对法律正义本质的具体实现。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之上，对弱势群体实行有差别的倾斜保护，以矫正形式正义的不足，体现法律对实质正义的追求。笔者认为，非法获取未成人网络隐私信息同获取残疾人、非婚生子女的个人隐私信息性质一样严重。非法获取网络隐私信息未达到可以认定为“情节严重”数量标准，但接近且已达到该数量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者，可以视为“情节严重”。

按照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以效益最大化作为标准，法律的根本宗旨在于以价值最大化的方式分配和使用资源，或者是通过法律的参与使社会财富达到最大化的效益目标。运用效益原理中财产规则和责任规则对青少年隐私权的立法保护进行分析，如果运用财产规则能够带来效益最大化，那么，应该选择财产规则；当财产规则不能产生效益最大化，只有责任规则能够产生效益最大化时，那么，就应该选择责任规则。如果对侵犯未成年人网络隐私权的行为给予严重的处罚，对于侵犯者来说，就不会选择责任规则。

（二）细化民事责任

欧盟在2000年的《电子商务指令》中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三种类型，规定了不同的免责条款。

首先，为用户提供信息传输服务或网络连线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符合下列条件时不需为传输信息负责：未发起该传输；未选择传输接收人；未选择或修改传输信息。

其次，对信息进行自动的、媒介的、暂时的存储行为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下列条件时，不为这种存储行为负责：未修改信息；遵守接收信息的条件；遵守工业广泛承认并使用的信息更新规则；没有干涉合法使用被工业广泛承认并采用的技术去获取信息使用的资料；实际知悉信息的最初来源已被删除或屏蔽，或者法院、行政机关命令删除或屏蔽时，应立即删除或屏蔽该信息。

最后，为用户提供信息存储服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符合下列条件时，不为所存储的信息负责：未实际知悉违法信息或活动，并且在有关损害赔偿的请求上，未察觉该违法信息或活动具有显而易见的事实或情况；在实际知悉或意识到之后，立即删除或屏蔽该信息。

我国的立法应效仿欧盟的法律规定，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不同的类型，规定不同的免责条款。这样不仅保护了网络用户的隐私权，而且保护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合法权益。《侵权责任法》第36条的规定不具体，应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从而增加法条的现实可操作性。国务院2006年制定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提供网络接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缓存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和提供搜索及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四类，规定了不同的免责事由。

笔者认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不仅包括技术服务提供者，还包括内容服务提供者。技术服务提供者，主要是指提供接入、缓存、信息存储空间、搜索以及链接等服务类型的网络主体。技术服务提供者如果主动实施侵权行为，如破坏他人技术保护措施、利用技术手段攻击他人网络、窃取他人信息等，就要承担侵权责任。内容服务提供者，是指主动向网络用户提供内容的网络主体，应当对所上传内容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如果提供者提供的内容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就要承担侵权责任。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应该将网络服务提供者分为不同的类型，规定不同的免责条件，特殊的情况特殊对待，从而提高法律的可适用性。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2012～2013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信息时代青少年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3YB157）成果】

注释：

①华颉：《网络时代的隐私权――兼论美国和欧盟网络隐私权保护规则及其对我国的启示》，《河北法学》，2008年第6期

②冉妮莉：《青少年网络隐私权及其法律保护》，《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第7篇：未成年保护法范文

【关键词】未成年人；保护；完善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希望，国家的未来，由于身体、心智方面均不成熟，未成年人明显处于弱势群体地位，其权益极易受到侵犯，也极易成为各种违法犯罪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发展，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犯罪也越来越严重。刑法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不受各种犯罪的侵害，另一方面保护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人权，使之不受非法的刑事追究。然而现行刑法尽管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充分保护的法律精神，但仍有不少缺陷之处，有待完善。

一、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的立法保护现状

（一）我国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主体的保护

在刑法上，作为犯罪主体的未成年人是指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公民。处于这一年龄时期的人，虽然有一定的辨认、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但因生理、心理等都还处于发育之中，思想观点并不像成年人那样成熟和稳定，可塑性大，容易接受教育和改造。《未成年人保护法》第38条明文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坚持适用刑法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能要照顾未成年人的特殊性，定罪、量刑、行刑方面都不能等同于成年人，然而现行刑法在这些方面仍存在着一些不足。

1、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非犯罪化，是指对于那些虽然符合刑法规定，但情节轻微，没有较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的行为，能不作为犯罪处理的，就不作为犯罪。比对现行刑法的这一政策，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对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该撤销案件，或者不，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因此，对于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情形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人民检察院有权作出不的决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能作为治安处罚的就不作为犯罪追究；人民法院不认为其犯罪的则不定罪。公、检、法三大系统全面协调贯彻对未成年人定罪过程中的非犯罪化政策。

我国现行刑法第17条第1、2款明文规定了刑事责任年龄不满14周岁的，不能成为犯罪主体，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可以成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罪的犯罪主体，未满16周岁可以成为任何罪的主体。由此可见，此上述八种罪的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和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这两类未成年人在定罪方面等同于成年人，没有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特殊保护的刑事政策，也没有体现从宽的政策，这应该是立法上的不足之处。虽然2006年1月份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了可以不认为其犯罪的几种情形，弥补了刑法法条里的许多不足，但远远还不够。

总之，在定罪方面，要尽力贯彻好对未成年人犯罪主体的非犯罪化政策，立法上应规定对未成年人从宽处理的原则，并予以明确界定。

2、量刑过程中的减免处罚政策

刑法第17条第3款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第49条规定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在量刑方面对未成年人减免处罚的总脉络，不仅充分体现了对未成年人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刑事政策，而且与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的规定相符合，《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规定：“缔约国应确保儿童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的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对未满十八周岁的人所犯罪行不得判以死刑或无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除此之外，对未成年人来说，在刑法总则中就没有关于量刑方面的其他规定了，这就给司法实践带来诸多的麻烦，理论上也存在诸多争议，特别是对未成年人的适用缓刑规定，免予刑罚处罚规定，自首和立功方面。

（1）对未成年人适用缓刑是量刑过程中减免处罚政策的一大表现

缓刑作为国家控制犯罪的重要刑事政策，被认为是除了刑罚，保安处分两个控制犯罪支柱外的第三个支柱，是特殊的刑罚手段。这一特殊的刑罚手段对促进罪犯改过自新，预防罪犯再次犯罪起着很大的作用。由于未成年人可塑性大，容易偏离生活正常轨道走向犯罪，但也容易认识错误改造自新，因此，缓刑的适用对于预防未成年人再次犯罪以及重新回归社会的作用更为显著。刑法第72条第1款规定：“对于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犯罪分子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可以宣告缓刑。”这是我国现行刑法对缓刑适用条件的界定。另外，第74条规定累犯不适用缓刑。

根据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特别保护的精神，对需要判处刑罚的未成年人，只要符合刑法第72规定的缓刑条件的，一般都应适用缓刑。这样做，有利于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教育、挽救和改造，可以避免和防止在监狱或劳改场所的交叉感染，最大限度地发挥刑罚的功能。但是，在如何判定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以及在掌握未成年罪犯“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的条件时，刑法并没有作出有别于成年罪犯的规定。未成年人可塑性大，正因为这点，才要求法律对其给予特别保护。

（2）对未成年人免于刑罚处罚是量刑过程中减免处罚政策的另一表现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是“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立法者这样规定是考虑到未成年人的认知与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较成年人而言有所减弱，其法律上的可责难性小，因此，基于主体年龄的因素，可以从宽处理。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已满14岁不满16岁的人被胁迫、诱骗参与犯罪，被教唆犯罪或者属于犯罪预备、中止、未遂、情节一般的，可以免除处罚或者不认为是犯罪。既然司法解释都规定了免予处罚的情形，司法实践中也适用免除处罚，那为什么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的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原则不能涵盖免予处罚这一原则呢？这也是刑法对未成年人立法保护在量刑方面不够完善的地方。

另外，依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7条关于“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的规定，未成年人的年龄情节已经被视为适用免刑的条件之一，而且也得到司法解释的确认。解释规定，未成年犯罪中的初犯、偶犯，如果罪行较轻，悔罪表现好，属于预备犯、中止犯、防卫过当、避险过当，共同犯罪中的从犯、胁从犯，以及犯罪后自首或有立功表现的，一般应适用《刑法》第37条的规定免予刑事处分。

3、行刑过程中的从宽处理政策

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是刑法三大原则之一。与适用刑法人人平等相对应的是执行刑罚人人平等。罪行轻重不同，主观恶性不同，改造难易不同而给予差别处理，这是行刑中的应有之义。但由于未成年人的主观恶性、改造难易程序明显不同于成年人，对未成年人给予区别对待，体现了司法公正的精神，这不违反行刑人人平等的原则。恰恰是行刑平等的实质体现，诠释了司法公正的精神。我国刑法中对这种区别的待遇的规定并不明确，在减刑、假释的规定中，也没有明文规定未成年人应该放宽。1997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规定》第13条规定：“对犯罪时未成年人罪犯的减刑、假释，在掌握标准上可以比照成年罪犯依法适当放宽。”立法的不足不能仅用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补救，而且这一司法解释规定的是“可以比照”，而不是“应当比照”成年罪犯适度放宽，行刑平等原则是要切实保护发未成年人的利益，而实行实施中，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无形中被缩小了。

另外，刑法第81条第2款规定，因暴力性犯罪而被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不得假释，这一规定对未成年人因突发或偶然暴力性犯罪而被判重刑来说，是不公平的。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被害人的保护

1、直接规定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犯罪

我国刑法直接规定以未成年人为侵害对象的罪名主要集中规定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利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具体是指刑法第237条规定的猥亵儿童罪，把儿童作为犯罪对象的，从重处罚。第241条规定的拐卖儿童罪和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罪，第242条第2款规定的聚众阻碍解救被拐卖的儿童罪，第262条规定的拐骗儿童罪，即“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把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规定为该罪的犯罪对象，从而体现对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第359第第2款规定的引诱罪，把“引诱不满十四周岁的的”，单独列款，并规定相关的惩罚，以示对未成年被害人的特殊保护。第360条第2款规定的宿罪，对“宿不满十四周岁的的”，与一般该行为相比，其处罚更为严厉，“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这些罪名都把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并且刑法分则将其作为专有罪名规定，或单独成条或单独成款，并且制定了更为严厉的处罚，或从重或加重，以示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

另外，《刑法》修正案（四）第4条规定的雇用工从事危重劳动罪，《刑法》修正案（六）第17条规定的组织残疾人、儿童乞讨罪，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儿童乞讨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把侵害未成年人作法定的加重情节

刑法第236条规定，奸的以罪论处并从重处罚，同时，该条第3款规定，具有奸节恶劣或奸多人或者二人以上的，或致使被害人重伤、死亡或造成其他严重后果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该条把犯罪对象作为从重、加重的一个因素，是因为行为对以后的身心健康及思想发展都将产生很大的影响。法律理应制定更为严厉的处罚，对他们加以保护，给予宽慰，帮他们树立自信。刑法第239条第2款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即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其死亡或杀害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240条规定，以出卖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237条第3款规定，猥亵儿童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即属于第1款规定的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应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属于第2款规定的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儿童的，应在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量刑幅度内从重处罚。刑法第347条第6款规定，利用、教唆未成年人走私、贩卖、制造、运输，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的，从重处罚。使其不受的侵害。刑法第353条第3款规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的，从重处罚。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心智方面均不成熟，辨别能力也较低，极易受唆使，容易被利用。前两款的规定既可以对不法分子起到更大的威慑作用，又可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刑法第358条第1款规定，组织、强迫不满14周岁的的属于组织罪、强迫罪的情节严重情形，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刑法第364条第4款规定，向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传播物品的，从重处罚。从思想和精神上给予未成年人更为干净的成长空间。刑法第29条规定，教唆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应当从重处罚。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夺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抢夺数额较大，并且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从重处罚：抢夺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财物的。

从上述刑法的有关规定及司法解释中可以看出，刑法对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或以未成年人作为侵害对象的犯罪进行从严制裁，体现了国家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宽容与保护。但是这并不表示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已尽善尽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形势的发展，刑法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不足日益显现，亟待完善。

3、特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对未成年人渎职犯罪的规定

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刑法第416条第1款规定，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及其家属的解救要求或者接到其他人的举报，而对被拐卖、绑架的妇女、儿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罪。刑法第416条第2款规定，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的，处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二、我国刑法对未成年人保护的立法完善思考

（一）关于《刑法》中某些条款的完善思考

1、对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刑法第138条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而不采取措施或者不及时报告，致使发生重大伤亡事故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条罪名为教育设施重大责任事故罪。享受教育权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校舍、教育教学设施的安全理应得到保证，社会各界各部门应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地保障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但是，根据刑法的这一规定，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采取了措施而没及时报告，或者虽然没有采取措施，但只要及时作了报告，即使是事故的主要责任人员，也不构成犯罪。法条条文里一个“或者”，就留下了很大的空子可钻，使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倒塌事故发生时，主要责任人员就有了推卸责任的借口和余地。只要将校舍等设施潜在危险做过报告，不管以何种形式，也不管向上级哪个部门，只要报告了，自己就不会构成犯罪，或者在明知校舍或者教育教学设施存在危险，随便采取一点措施就算完事，或者在采取措施和及时报告二者中，选择最容易最省事的。这样的做法显然是违背立法愿意和初衷的，它不是督促责任者主动采取措施，而是督促责任者及时报告，把危险和问题转移上交，自己的责任推脱得所剩无几。因为责任者在二者选择中，一般都会避重就轻地选择转嫁责任。这是对未成年人生命安全权的极大漠视，这样立法根本不能起到惩罚犯罪和预防犯罪的作用。这样的条文若不加以修改完善，就不能引起有关人员的足够重视，从而使他们对校舍、教育、教学设施存在的危险视而不见，对广大在校学生的人身安全漠不关心。

建议立法部门在对本条的修改时，着重突出行为人认识并采取措施情况对本罪构成的影响，清晰明确责任者应负的责任程度，尤其要特别强调，对学校或者教育单位有关负责人在明知校舍、教育、教学设施有危险的情况下，能采取措施而不采取，或者无能力采取措施又不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的行为严厉惩处，从严治罪。

2、对拐骗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我国刑法第262条规定，“拐骗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根据法条规定，本罪的侵犯对象是“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而实践中拐骗十四至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但因刑法无明文规定，故致使处罚无据。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应将拐骗儿童的保护对象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扩展到整个“未成年人”，把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纳入此罪的保护范围，而不再使这一部分未成年人游离于法律保护范围之外。相应地，本罪名也应所改变，应确定为拐骗未成年人罪，或者仍定为拐骗儿童罪。只是这时的“儿童”不再是我国传统语言上的“儿童”，而是指与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的“儿童”的范围一致。

3、对收买被拐卖儿童罪的立法完善思考

刑法第241条第1款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本条第6款还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儿童，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我个人觉得刑法的这一条规定的法定刑过低。收买被拐卖儿童，事实上起着给拐卖儿童“销赃”的作用。买卖是对向性的，给“买”方市场以严厉的刑罚打击，有利于从源头遏制、杜绝拐卖儿童的发生。“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足以对拐卖儿童的犯罪分子产生威慑作用，建议提高法定刑的起点，同时规定情节轻微的，可以酌情从轻处罚。另外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则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规定，显然不利于打击收买儿童的犯罪，更不利于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建议对其进行轻微的刑事处罚，以示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二）关于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处罚方法的完善

未成年人由于身体、心智等各方面均不成熟，他们的行为偏差与成年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形成明确犯罪意图支配下所实施的犯罪有着明确的差异。因此，现代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均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追究，目的应当重在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现代法治国家大多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各种各样有效的非刑罚处罚方法。非刑罚处罚方法可避免未成年人因被判处实刑而在监禁场所受到交叉感染，降低再犯的可能性；可以在一定强制条件下矫治未成年犯罪人违法犯罪的倾向，医治其不健康的心理，使其成为合法守纪的公民；可以对虞犯少年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使其约束自己的行为，防止其犯罪的可能；以形式上的惩罚平息被害人和社会的公愤，使被害人从犯罪造成的痛苦中慢慢解脱出来，达到补偿安抚的目的。

我国现行《刑法》第十七条第四款规定“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第三十七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建议予以行政处罚或行政处分等五种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实践运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未成年罪犯实施非刑罚处罚方法，既减轻了监狱的压力，减少了国家司法的负担，又让未成年罪犯避免了短期自由刑的弊端，有利于未成年罪犯顺利回归社会。但随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发展，上述五种非刑罚处罚方法显得过于单一，切缺乏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与先进法治国家相比，我国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未整合社会资源共同实施，要么由政府承担，要么由个人承担，未能充分发挥综合治理的优势；缺乏量刑阶梯，难以体现对一般不良行为与严重不良行为、一般违法行为与严重违法行为的区别对待和不同程度的警示作用，以致造成司法实践中两种极端：要么升格处理判处刑罚，要么降格处理免除刑事处分一放了之。因此，借鉴世界各国的法律规定，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已势在必行。

1、社区矫正

社区矫正在我国是一种与监禁相对的行刑方式，即是法院判处罪行较轻的犯罪人，在一定时间内，必须为社会提供无偿劳动，通过此种方式，达到服务社会、矫正犯罪心理、改过自新之目的，完成罪犯之改造任务。首先，由于未成年人接受的社区主流文化较少，社会化程度不高，因而对许多问题缺乏正确的区分和判断能力。若对其进行监禁，极易受到监狱环境中负面的影响。其次，未成年人犯罪往往是由于一时的冲动，激情犯罪的较为常见，其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不大，将其放在社区中加以矫正，在亲情的感化和社会的监督下，他们往往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从而摈弃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真正做到改邪归正，重新做人。据统计，最早每年大约有五万个社区服务性案件。依照英国的法律，判处社区服务的时间最少是四十小时，最多为二百个小时。被判处社区服务的罪犯每周要有五至二十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时间。社区服务的项目包括各种不同的劳动项目，如让未成年罪犯去粉刷社区的墙壁，清楚乱写乱画的东西，打扫公共场所等。如果未成年罪犯，不按时到社区服务，第一次监管人员要警告他，第二次要提出严厉的批评，第三次将被送回法院，重新判决入狱。香港《社区服务令条例》规定，法庭可以对被宣告构成可以判处监禁刑罪行的十四岁以上的人适用社区服务处罚，并要求违法者在一定时间内从事不超过二百四十小时的有益于社会的无报酬工作。

2、监管令

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监护人发出监管令，这也是对未成年罪犯教育和改造的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监管令是指人民法院少年法庭在刑事案件的判决或暂缓判刑的决定生效后，对未监禁或已解除监禁的失足少年及其监护人发出的，要求他们在一定的期限内必须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规定的书面指令。监管令的时间一般为1－6个月。在监管令规定的期间，公安机关负责对未成年人的生活行为依据监管令的内容进行监督，法院的法官负责未成年人的帮教考察。具体而言，监管令的内容包括要求未成年人：不得游荡社会，夜不归宿；不得脱离监护人单独居住；不得吸烟酗酒；不得进入营业性网吧、歌舞厅、迪厅、洗浴城等不适合未成年人进入的场所等。要求监护人不得让监护对象单独居住，发现擅自外出、夜不归宿的，应及时查找并向公安机关报告；在生活、交友等方面严格要求监护对象，防止其不良行为的发生；积极指导和帮助监护对象读书学习、及早就业等。为了矫正失足少年的不良习惯，帮助失足少年真诚悔过，预防其重新犯罪。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少年法庭自2002年7月以来，率先作了有益尝试，并且在全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因此，建议在不断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将监管令这样一种非刑罚处罚方法不断加强并完善，逐渐上升为法律规定。

（三）关于刑法中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与其他相关法律有效衔接的思考

《宪法》第4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我国宪法以抽象的条文阐释了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受教育权也是未成年罪犯的合法权益。我国《义务教育法》第21条明确规定，对未完成义务教育的未成年犯和被采取强制措施的未成年人应当进行义务教育，所需经费由人民政府予以保障。《监狱法》第75条规定，监狱应当配合国家、社会、学校等教育机构，为未成年犯接受义务教育提供必要的条件。上述法律规定是有关未成年罪犯受义务教育权的保障。

未成年犯的思想和性格的可塑性较强，虽一时失足犯罪，但人生之路还很长，完成义务教育可以弥补他们的缺失和遗憾，能提高他们的认知水平、自控能力和综合素质，大大巩固改造效果，能使他们更好地回归和融入社会。但是，刑法中对未成年罪犯受教育权的保护与相关法律呈脱节状态，甚至处于空白阶段。

第8篇：未成年保护法范文

一、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

从1980年到1996年，我国先后修改、修订、补充和新出台的《婚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教师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款，这些法律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全面、系统的法律保护网络。其中关于我国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主要是现行《民法通则》中的相关内容。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感到，在现行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中，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原则、离婚后应当如何依法履行监护权利，以及如何处理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在履行监护权利的过程中遇到影响其正常行使监护权的问题等，均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离婚时子女监护权归属及离婚后因未成年子女监护发生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有的甚至还因此引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成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因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法规可依据，在处理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结果各异。如果对以上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造成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最终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

涉及未成年人产生的纠纷，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法规不完善，立法滞后等原因造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归属及如何监护等无明文规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9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据此表明，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教育、管教、保护均为监护内容之一），均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由于父母离婚，父母双方已不能同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行使及其他权利义务和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父母面临决定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及行使方式问题，即子女监护权归属于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问题。从以上法条可推知，我国法律主张由离婚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子女监护权。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未能反映出父母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监护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未成年子女只能随一方共同生活的特点。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制约，造成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无法行使监护权：一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与子女共同生活，无法进行具体的随时哺育、教育、监管，也无法承担责任；二是离婚父母一方因种种原因如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三是易引起纠纷，离婚后一律赋予双方均有监护权，这样离婚的父母对子女抚养问题因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常有发生，只好诉到法院，这样极不利于子女的教育成长。而立法有关监护权只采用双方行使原则的规定，是导致上述情况发生的重要原因。

（二）缺乏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规定。虽然我国法律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中含有离婚后父母对子女探视的权利，但对这种权利如何行使、如何保护及其内容，法律均没有明确规定。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法院只能根据父母的经济情况、生活环境，判决子女随条件较好的一方生活，而对子女来说仅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是不够的。在审理中发现，离婚后有的与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以种种理由拒绝对方探视子女，对方不能与子女见面，更谈不上对子女履行教育、监督、保护等监护权利义务；而有的与子女分居的离婚父母一方，频繁看望子女，影响到双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有的因双方对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等与对方发生矛盾；在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或是侵害他人民事权利引起诉争时，双方产生矛盾，如未成年人父母作为法定人进行诉讼时，因如何处分未成年人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双方产生相反意见而发生矛盾等。对上述种种产生诉讼的情况，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的法律法规中，均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些情况使离婚父母之间发生纠纷，既增加讼累，也影响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和身心健康成长。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官了民不了的情况，即当事人在法院的民事案件已经审结，但是当事人之间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产生的纠纷，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从而严重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三）协议离婚程序简单，草率离婚现象增多。据北京市海淀区工读学校统计，1／3的学生是离异家庭的子女。离婚对于未成年子女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特别是因夫妻协议离婚行政程序过于简单，双方对子女的抚养未予明确的确定，甚至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调解中，考虑更多的是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而忽略了子女的利益。

（四）未成年人抚养费标准难以确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中规定：“离婚后，父母对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负担，可根据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负担能力和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定。”在具体操作上，《意见》又作山规定：“即有固定收入的，抚育费一般可按其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例给付。负担二个以上子女抚育费的，比例可适当提高，但一般不超过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有特殊情况的，可适当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按此规定，确定抚育费数额应以子女的实际需要，父母的给付能力和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为前提，这对有固定收入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和有固定收入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来说，法院只要参照《意见》的规定即容易操作，当事人对此已无争议。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单位效益的波动，职工收入的增减，《意见》规定的尺度就难以掌握，部分单位效益差，只发给职工基本生活费，部分单位工资、奖金跟效益挂钩，收入波动幅度大。另外还存在着高收入阶层子女抚育费的确定，是否仍按《意见》规定的标准，以及个体经营者或”下海“经商者隐形收入更难确定等问题，如果这些新情况、新问题不加以研究和解决就难以切实运用法律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因有关对抚育费内容未作具体规定，双方对子女负担的费用上产生争议。对于子女入学投资费（资助费）如何分担，及随着私立学校、自费学校增多，这些学校不仅要交公费还要增加额外的赞助费或自费上学费用。法院在处理这些问题上也存在争议。

（五）在赔偿案件中未成年人致人损害的赔偿责任难以认定。由于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特殊性，成年之前基本是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其致人损害的现象时有发生。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给予赔偿。该司法解释为处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类纠纷提供了适用依据。但对限制行为能力人就学期间的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现行法律及司法解释均未作明确规定。由于上述条文并未明确学校与监护人之间内部责任如何分担，各自所应承担份额或比例大小，仅规定学校有过错的，应适当给予赔偿，对受害人保护不利，从而亦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

（六）未成年人受家庭成员伤害的情况难以处理。因受传统的封建家长制的影响，家长在家庭中的权威性胜过法律，子女始终被视为家长的财产，家长对子女拥有绝对的控制权。因此家长虐待未成年子女，甚至致伤致残，异姓旁人不愿插手，“官不管，民不究”。虽说我国目前有专门的未成年人保护立法，但在家庭保护这一环节上相关的规定过于概括，缺乏相应的法律责任的规定，同时也未设立专门机构从事这方面的监督工作，因此难以约束监护人的行为。

造成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很多，但关键在于我国法制还不完善。因此，要使未成年人权益从根本上得到保护，必须从立法上予以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若干建议

（一）增加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单方行使原则。

在父母离婚时，将抚养子女的一方确定为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赋予另一方对子女抚养与教育的监督权（即探视权），在抚养子女一方不履行监护职责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撤销原裁决，由自己来担任监护人，抚养子女。从世界各国立法看，离婚时兼采取一方行使监护权的很多，如法国民法典1987年改为：“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共同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我国香港特区的未成年人《监护条例》中规定，父母离婚时，可以确定未成年子女归哪一方监护。一方监护，不影响另一方对子女履行抚养义务和享有探视的权利。因此，在确定离婚父母谁为未成年子女监护人时，我们认为应明确以下内容：

（1）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则下，依父母协商决定监护权由父母一方单独或双方共同行使，如由双方共同行使监护权的应以书面形式认定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以何种形式参与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

（2）如果父母协议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据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则判决。

（3）如果父母达成的关于子女监护权协议不利于子女的，人民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本人、其他利害关系人、未成年人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请求或依职权改定。

（二）明确规定关于未成年子女监护权的确认原则。

立法在明文规定由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监护权时，应考虑基本情形及便于审判人员执法操作。既防止自由裁量权被滥用，又可指导离婚双方依法处理其监护权行使问题，减少诉争和讼累，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根据最高法院1993年《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中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结合司法实践可增加规定为：离婚时，法院在确定监护权归属父母何方行使时，应根据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抚养成长的原则，综合考虑以下情形：1　子女的年龄、性别、人数及健康状况；2　10周岁以上子女对父母的选择愿望、人格发展需要及子女生活环境、学习环境；3　父母在监护权行使上的愿望及其对子女的感情状况；4　父母的思想品德、职业、住房、经济条件、健康状况、照料子女的特殊情形；5　父母一方或其近亲属有无优先行使监护权的特殊情形；6　未成年子女保护机关或监护机关的意见。转贴于

（三）增设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制度。

现代社会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明确规定，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或未行使监护权的父母一方，有权同子女来往和有权探视子女并进一步规定具体内容及限制条件，如：《德国民法典》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保留与子女个人交往权，请求告知子女的个人情况权（以符合子女的利益为限）及对子女财产利益必要时承担财产照顾权之全部或一部；还规定无人身照顾权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顾权人不得为任何损害子女与他人的关系或造成教育困难的事由。结合我国实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体现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笔者认为，应增补关于离婚父母一方对子女的探视权立法，可考虑增加以下内容：

一是确定探视权人范围。考虑到目前我国已有一些虽未离婚，但因感情不和事实上分居的夫妻，其中与子女分居的一方事实已停止行使监护权，所以探视权人还应包括，因夫妻分居未与未成年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

二是确定探视权的内容。从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原则出发，停止行使监护权一方，除对子女有探视权或交往权外，还应享有参与教育子女权，监督子女抚养权等，以防止对方滥用监护权，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三是对如何探视子女及探视子女的方式，时间、地点、周期、能否与子女短时期共同生活（包括周末、节假日、寒暑假）等，有原则性规定。对此离婚双方应达成书面协议，规定以何种方式适当履行对子女的上述权利。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利益判决。

四是制定一系列相应的保护措施。对不具有探视资格的人，如可能伤害被探视人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有故意伤害其子女的应从法律上剥夺其探视权，对一方探视权行使可能妨碍对子女的正常教育或对子女产生不良影响时，则法院可在一定时期内限制其与子女的交往。

五是在刑法和治安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明确对侵犯一方探视权或另一方监护权的行为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拒不执行法院裁判，以暴力等非法手段从对方家中或幼托学校及其他场所强行抢（接）走未成年子女，使子女脱离对方监护范围的行为，有关法律应明确规定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对离婚后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无故刁难，阻挠或拒绝对方当事人按照法律文书的规定行使探视子女的行为，或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将子女藏匿，使他人较长时期见不到子女的，有关法律也应作山明确的制裁措施。对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父母一方或双方故意不履行监护权利或义务，造成子女生活或学习受到重大影响的，如无固定住处，基本生活没有保障，无法接受正常的义务教育，或身心受到严重侵害的，有关法律法规也应明确应当由有关机关作为其监护人向人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四）严格规范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协议离婚制度。

（1）实行离异程序的分级管理。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异，须经诉讼程序，而不适用行政登记协议离婚程序。对于夫妻一方在狱中服刑5年以上或被法院宣告为失踪的人，对方可适用行政程序离婚，而不受子女是否为未成年人的限制。尽管协议离婚更能体现当事人的自由离婚意志，但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只有十多个国家确立了协议离婚制度。法院要求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通过诉讼程序离婚，可以保障法官有效行使调解手段来改善夫妻关系，争取弥合夫妻的婚姻裂痕；有缓冲期使得当事人“冷处理”相互的矛盾，慎重考虑何去何从；即使婚姻关系破裂已无可挽回的夫妻，在法官的主持和裁判一下，不纠缠婚姻破裂细节，心平气和地达成有利于充分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能够有效执行的离婚调解协议，也是极为必要的。

（2）无论行政或诉讼程序离婚，均须给当事人设立1个月的慎重考虑期。离婚不仅改变了当事人的夫妻身份，而且改变了子女亲权的行使方式，因而应慎重行使。在立法技术上，很多国家规定了当事人在申请登记离婚后，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考虑期，以使其理智冷静且慎重地考虑离婚行为的后果。在双方达成协议时，父或母均无权拒绝对方给付子女抚育费。

（3）对于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在协议随何方生活时，也应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见。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虽系限制行为能力人，但在其行为能力范围内有准确的表达随父还是随母的意愿，也有一定的识别能力，故应尊重他们的选择，保护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因此，《意见》有关“父母双方对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随父或随母发生争执时应考虑子女的意见”的规定，只限于父母对该问题发生争执时行使是不全面的。即使达成协议也不排除父母在协议时带有个人“急于离婚”或“惩治对方”等目的，故笔者建议，在立法上应明确夫妻离婚时对年满十周岁以上的子女随何方抚养问题上均应征求该子女的意见。

（五）提高有关抚育费标准。

一是应明确抚育费内容，不仅包括《婚姻法》规定的基本抚育费，还应包括子女入学赞助费等正常的教育费。

二是当事人可以在离婚调解协议书中约定，一方不遵守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未成年子女抚育费给付及住房腾退等协议时，应承担支付一定数额违约金的民事责任。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法院执行庭可予以强制执行。

三是离婚时，夫妻共同财产中应分出一部分作为抚养子女的保证基金。有关法律只在夫妻财产均分时考虑到子女住房等利益，但对父母离婚后因突发事件又如何解决抚养费问题，法院并无明确规定。所以保证基金可以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维持未成年子女利益。

四是明确“月总收入”的范围。应包括：基础工资和工龄工资、职务工资、奖金和各种补贴以及属于企业单位职工的浮动工资。在确定收入数额上可参照以下标准：

（1）对收入相对稳定的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波动不大，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工资收入会不断增加这种情况可以按照最高法院《意见》判决按月收入百分比给付，这不仅防止了今后物价上涨形成新的要求增加抚育费，减少诉累，而且在实际执行中也容易掌握，所在单位按法律文书确定的百分比每月从职工工资中代扣给抚育方。

（2）对个体经营者以及其他隐形收入较大，诉讼时一方对另一方的收入不能举证，法院又难以查明真正收入的，应当尽量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可根据夫妻双方上年总收入确定一方的收入或参照同行业的年总收入，再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但最高数额不得高于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倍，对经营亏本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3）对单位效益不佳，企业面临倒闭，单位只发生活费的，如一方从事第三产业，收入又无从查实，可比照档案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比例判决确定数额；对不参与第三产业的，可参照其基本工资，按照最高法院《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比例高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比例给付，比例低于当地生活水平的，按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给付。

（4）对单位效益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而浮动的，可按照意见规定的百分比判决给付，由单位按照其每月所拿工资、奖金从中代扣。效益好的，父母一方收入增加，子女的抚育费也相应提高；效益差的，下浮工资拿不到，也不影响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费。

第9篇：未成年保护法范文

汪建成：从宏观来看，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手段暴力化、主体低龄化、财产犯罪比例上升，并且在组织形式上呈现出日趋团伙化的趋势。

具体到未成年人在娱乐场所的犯罪而言，首先，犯罪行为类型及其牵涉到的罪名主要为寻衅滋事、聚众斗殴、诈骗、抢劫、、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罪名。而这其中又表现出聚众犯罪的倾向。其次，涉案的未成年人绝大多数处于失学、失管状态，社会闲散人员和农村籍未成年人比例较大，这些未成年人中有不良行为者居多。另外，部分未成年人进入娱乐场所务工或兼职，但对于娱乐场所的性质和危害认识不足，在从众心理和经济诱惑影响下，容易在同学、朋友等朋辈群体中引起连锁反应，竞相效仿，形成“亚文化”群体。

《检察风云》：未成年人对于事物的认识能力有限，面对诱惑和不良影响时的意志也较为薄弱，这些都是未成年人容易失足的主观原因。那您认为未成年人犯罪背后是否还存在更深层的社会原因？

汪建成：我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社会成因的分析应该区分两个群体各自加以讨论。

对于处在正常成长环境和教育环境的未成年人来说，国民基本素质教育的缺乏是导致其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和不良影响时应对能力不足的原因。目前我国的教育系统在未成年人思想品德的培养上偏重抽象、空泛的理想教育、政治教育，而一些诸如公民责任意识、安全意识、合作意识以及预防突况的应对常识等国民基本素质教育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这导致了未成年人在初涉社会时欠缺足够的判别是非和保护自我的能力，因而增加了其实施犯罪行为的风险。而对于具有不良行为或者已经涉嫌犯罪的未成年人，尽管我国早已在立法上出于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考虑而确立了教育感化为主的方针，但社会各界对待未成年人犯罪的心态和观念却远远落后于立法的变化。在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法律的规范作用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另一方面，社会对此类犯罪所持的不宽容态度，也容易导致诸如标签化等社会问题，从而使得涉罪未成年人重新融入社会的过程受到阻碍。这种立法与社会观念之间所存在的究竟以感化为主还是惩罚为主的冲突，表明在妥善解决未成年人犯罪问题上还有待社会心态的宽容和观念的更新。

《检察风云》：未成年人犯罪不仅在我国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难题，而且在世界范围内都普遍存在。您是否可以结合国际社会的实践经验来谈谈新修订的刑诉法中的相关规定？

汪建成：事实上，早在1985年中国就作为发起国和缔约国促成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并因其1984年于北京召开的“青少年犯罪与司法”专题专家会议上经讨论、修改而定稿，故又称《北京规则》。《北京规则》的宗旨，要求会员国采取的社会改革应努力促进少年的福利，尽量减少司法干预，对触犯法律的少年给予有效、公平、合乎人道的处理，既保护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又维护社会的安宁秩序。该规则的制定本身就集中了各国青少年立法的成功经验，因而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和支持，对促进会员国建立和健全少年司法制度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国新修订的刑诉法中专门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这是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彰显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重视以及对未成年罪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和改造”的方针。然而，对比《北京规则》，我们依然要承认目前的立法成果与公约的要求存在差距。

例如，这次修订中确立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就还有改进的空间。诚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消除未成年人前科记录的不利后果奠定了基础，是刑事诉讼法在未成年人犯罪领域的一次进步。但同样不应忽视，“前科封存制度”并不等同于“前科消灭制度”，后者的重点在于“消灭”，即在一定情况下，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予以销毁。如此，被国家审判机关依法宣告有罪或者判处刑罚的法律事实不再存在。《北京规则》第19条和第21条均确立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这一处置将产生多重后果：

一是刑事法上的效果，即在实体法上不能构成累犯、可以适用缓刑、保释；诉讼法上不得作为较轻的程序处置的障碍，且不得将其作为品格证据在法庭上出示等；二是其他法律上的效果，即未成年人不承担因前科造成的民法、行政法上的资格丧失，在就业、学习等方面也不受歧视等。

目前，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规定不仅与国际公约的规定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而且与我国现行的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司法中的一些规定及司法实践中的一些改革成果也有一定距离。

从犯罪记录封存的角度看，在本次修订中将其限定在被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范围也过于狭窄。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封存的价值是保护未成年人的名誉、促进其尽快回归社会，并免受因已经接受过惩罚的犯罪行为再次受到社会的歧视。在决定是否封存时，未成年人的利益始终是价值衡量中需要考虑的首要因素，这也是国际公约关于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的要求。与此相比，未成年人已然犯罪的危害程度或其人身危险性并不是这一制度的主要考虑因素。也就是说，并不因为未成年人被判更重的刑罚，其犯罪记录就更有被公开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其他国家的立法例，都没有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封存上，作轻罪和重罪的区分。

《检察风云》：您对于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有什么期待和建议吗？

汪建成：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应该予以重视并落到实处，从司法制度的角度来说，未成年人犯罪特别诉讼程序领域或许可以成为我国司法文明和进步的突破口。例如可以先在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试行律师讯问在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