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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创立任务为本分,增强组织指导。一是成立了以区委书记任政委、区长任批示长,区四买办子相关指导为副批示长,区委办、区当局办、区委宣传部、区建立局、区卫生局等20多个部分首要指导为成员的高规格的区创立批示部,下设批示部办公室。二是组建了宣布道育督察组、“五小”门店整治督察组等9个任务组,树立了区级综合督导、专业督导、做事处督导三级督导系统。构成了日有简报、周有暗访、月有点评、双月有联评和对问题有建议、对建议有落实、对落实有督查、对先后有奖惩的一整套长效机制。三是各街道各部分以及各社区、各底层单元也辨别树立了创立指导组织和做事机构,构成了创立一致批示、上下协调的组织收集。四是成立了创立绩效考评办公室,在全区经过公开测验选调得力干部,增强专门的创立督察考评任务力气。五是执行2个月一次的创立任务新闻会准则,至今已到46次。
二、以长效管用为准则,狠抓准则建立。出力经过树立和完美各项规章准则,完成了日有暗访、周有反省、月有点评、双月有联评和对问题有建议,对建议有落实,对落实有督查,对先后有奖惩的一整套长效机制,确保创立任务安康有序、扎实有用展开。一是执行了联席办公会议准则。四买办子指导、督察组长、各街道指导参与,按期现场观摩办公,点评传递发展,研讨处理问题。二是进一步树立和完美了首位担任制,督查暗访制,限时办结制,日督查、周例会、月点评制,媒体公示制和责任追查制等监管机制,树立了创立任务区绩效综合督导、各专业督导、做事处督导三级督导系统。三是管理重点,树立任务台帐,执行倒排工期和任务发展日报、周报、月报准则;执行县级指导代替事处、科级干部包路段、机关社区干部包天井(门店),树立了“五个一”(建立一个阵地,完美一套准则,树立一支步队,构成一个收集,落实一套责任)的治理形式和“五定”(定岗、定人、定义务、定规范、定责任)、“五包”(包硬化、包绿化、包卫生、包治安、包次序)的标准化治理准则,然后包管了目的运转的延续性,消弭了目的运转中的脱节景象。四是把创立任务作为审核干部政绩的一项主要内容进行考评,执行创立任务“帽子工程”。双月联评第一的创立单元首要担任人,在创立任务新闻会上作经历引见;双月联评排名末位的创立单元首要担任人,在创立任务新闻会上作亮相谈话。昔时双月排名末位累计两次的创立单元,赐与黄牌正告,累计三次的对该单元主管副职予以夺职,累计四次的对该单元党政正职予以夺职。对年度总评末位的创立单元,行政正职在年度创立任务总结会上作亮相谈话,并作废昔时单元及党政正职、主管副职的评先评优资历。还,加大物质奖罚力度,区财务拿出专项奖励资金,对双月联评前三名的创立单元辨别奖励现金10000元、5000元、3000元。对双月联评排名末位的创立单元经济处分5000元,罚款直接从区财务划拨到区创立任务绩效考评办公室专户。五是为充沛调动底层单元和任务人员的创立积极性,对社区居委会、公厕保洁人员、环卫工人每双月也进行一次综合评选列队,奖优罚劣,从基本上处理了“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问题。
三、以群众称心为基本,施行绩效考评。面临艰难的创立任务新情势、新义务,区委、区当局不时立异任务思绪,以群众称心为规范,连系全区实践状况,树立了一套将创立任务和经济奖惩、干部任用融为一体的绩效考评机制。一是立异组织,完美收集,完成了“暂时义务”向“日常任务”的改变。为从基本上改动创立人员不专职、在岗不尽责、落实不得力等情况,彻底消除群众“创立任务没户口,指导调动跟着走”的思维顾忌,我们从立异组织完美收集动手,在全市领先成立了区创立任务绩效考评办公室,在全区局限内施行群众监评,量化民意测评后果,作为双月考评的主要内容,在此根底上,对全区创立任务进行绩效督察和综合考评排名。绩效考评办公室成立后充沛发扬“中枢神经系统”的本能机能效果,有力地推进了创立任务的深化展开。二是立异内容,科学建构,完成了“主观考评”向“量化考评”的改变。起首,出力考评方法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使整个考评进程做到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其次,平常考评和年度总评相连系。年度总评以平常双月联评名次得分为根据,名次联评得分相加从高到低排序,即为年度总评名次,岁尾不再独自考评。对年度总评排名第一、第二、第三位的创立单元,辨别予以现金奖励,促使创立单元不只双月要抢先进,并且即便在掉队的形态下也要奋勇赶上,也要争夺年关有一个比拟好的成果。其三,细化条理进行考评。把创立单元划分为三个条理,把各主创单元、区直参创单元、参创社区之间的义务、职责捆帮在一同,分条理考评。三个条理的创立单元把全区创立任务的责任落实到边到沿,涵盖各个角落,各主创单元、区直参创单元、参创社区之间相互联络、相互共同、相互制约、荣辱与共。三是立异载体,明白重点,完成了“平推任务”向“以点带面”的改变。创立任务需求处理的问题良多,假如不分主次,眉毛胡子一把抓,势必会捉襟见肘,难以到达预期的创立目标,绩效考评也会因而落空应有的意义。因而我们依据市委、市当局的要求,连系我区本身实践,明白创立任务重点,并环绕重点,立异载体,特征,合理装备“四城同创”治理资本。经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立异,进一步激起了创立单元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自动性,有力地推进了创立任务的深化展开。
四、以创卫为打破口,进步城市档次。一个城市创立任务搞得好欠好,起首看卫生。市容情况卫生程度是城市文明水平和城市治理程度的主要标记之一。还,优越的情况卫生相貌对振奋人的精力,熏陶人的情操有着主要的效果。近几年来,我们针对影响市容情况卫生、群众反映较为的问题,发起和组织有关部分和广阔干部群众,集中展开有气势、有力度的专项整治。先后有方案、有步调地展开了肃清各类聚积渣滓专项整治,展开了市容市貌、除“四害”、农贸市场、修建工地、城郊连系部和城市收支口、“五小”门店等30多个轻易反弹的问题的专项整治,使城市情况卫生的综合程度获得较为分明的进步。与此还,积极落实响应的办法,促进效果的稳固,促进长治久洁。一是抓好卫生治理步队建立。树立了城建监察步队、社区保洁步队、河流打捞保洁步队、除四害专兼职步队等,使城市卫生治理有了一支不变的步队。二是完美配套设备。在全区各个居民小区、天井等建起了2000多只渣滓搜集箱,在新村小区和企事业单元具体施行了渣滓袋装化,建立了一批渣滓中转站,增添了一批环卫保洁机械设备,完成了渣滓搜集、清算全掩盖。三是加大治理力度。展开精密化治理示范街道、文明卫生红旗社区等评选运动,树立了对修建工地、农贸市场、行业单元卫生等十个专项的按期反省考评排名等准则,逐渐使城市卫生较好步入依法治理的轨道。
五、以完美功用为目标,抓好硬件建立。城市根底设备是城市文明水平的主要标记。我们依据城市开展的需求和人民群众不时增进的物质文明需求,起劲抓好城市根底设备建立。一是积极承当市城建重点项目建立义务。如帝豪路、滨河游园、天宝路西段工程、107国道改线区工程、东关大街两侧革新、衙前街拓宽革新等。二是鼎力推进老城区和城中村革新。完全运用市场化运作伎俩,建成了魏武帝广场及周边贸易开拓、高桥营小区等一批老城区、城中村革新工程。在此还,连系旧城革新和地下管网铺装,建筑、翻建和拓宽了一批路途和桥梁,不时完美城市的交通路网,有用缓解了城市交通拥堵的情况。三是积极施行碧水蓝天工程。设立了区环保局,封闭了一多量小造纸、小档发等“十五小”企业,具体完成排污口截流义务。四是不时完美城市设备。对市区公厕进行具体革新,改善公厕的外观和内部设备;建成了市第二污水处置厂和雄伟污水处置厂,出境水断面坚持全年达标。五是连系创立优异旅行城市,建筑了魏武帝广场、帝豪广场等一批前史文明设备,使城市的文明内在获得进一步开掘和有用的展现。六是深化展开全民绿化活动,经过清脏补绿、拆房建绿、见缝插绿、地块造绿,不时进步绿地掩盖率和人均公共绿地据有率。
六、以载体运动为抓手,营建浓重创立气氛。注重连系创立各项要求,积极举行各类方式的载体运动,以群众脍炙人口的方式,逐渐进步城区居民的文明认识、卫生认识。一是从准则上指导。将宣传报道作为考评的主要内容,鼓舞各创立单元经过举行运动、新闻报道等方式宣传创立。二是从法律上增强。经过展开避免私搭乱建、袭击无照运营、取缔不合法摊点等专项运动,构成气势,教育群众。三是从指导参加上立异。为充沛发扬社区居民自我治理、自我教育、自我效劳功用,发动社区组织在效劳城市、治理城市任务中积极展开居民本身运动,树立当局治理与社会监视相连系的城市创立长效任务机制,成立了创立任务群众监视团,构成人员553人,成员由老党员、老干部、老工人、意愿者等构成,充沛发扬群众监视团的效果,进一步激起了社区的创立运动。四是从扩展掩盖上出力。注重组织各黉舍终年展开以创立为主题的“小手拉大手”“青年意愿者”等各类运动,注重在车站、广场等大众场合展开适合的大型宣传运动,注重在周末、夜晚等适合工夫展开文艺性宣传运动。注重在方式上不时丰厚。应用新闻媒体开拓专栏,在区管街道设置公益告白、安康教育长廊,在单元天井、居民楼院和病院、商场等设置安康教育专栏,展出宣传版面、出动宣传车集中宣传,展开安康教育常识讲座,组织专业培训、岗前培训,展开主题晚会、发放公开信等。经过以上办法,营建了浓重的创立气氛,强化了广阔群众的文明认识、卫生认识,使“城市是我家,创立靠人人”成为广阔市民的共识和盲目举动。
回忆11年的创立任务理论,我们以为与以下几点密不成分:
一是创立任务必需以报酬本、为民投机。党的十七大指出,构建社会主义调和社会,必需以处理人民群众最关怀、最直接、最实际的好处问题为重点。我们的创立任务也不破例,只要最大限制地依托群众、发起群众、为了群众,让群众称心,我们任务的根底才干打得更牢,才干愈加久远。因而,需求从基本上树立群众的事无小事的创立理念,俯下身子、放眼底层,为人民群众实真实在地处理存在的问题;需求把对各个单元创立任务展开的黑白的评判权交给群众,驱除某些指导或小我官本位认识,只要如许,才干获得群众的信赖、调动群众参加的积极性,完成群众支撑、社会参加的共建场面。
二是创立任务必需求真务实、标本兼治。创立任务应该把重点放在处理问题、进步本质、建章立制上。经过整合治理资本,优化治理要素,标准治理行为,改善运作方法,力图在处理问题、进步文明卫生本质、提拔任务效率、优化开展情况等方面获得成效,起劲提拔人民群众对创立任务的称心度。需求避免方式主义,不搞花架子,不做外表文章。需求勇于打破,勇敢地打破制约任务开展的一切欠好的条条框框,构成“先干不争论、先试不谈论、先做不谈论”的习尚,才干扎扎实实地推进,才干有打破性的发展。
三是创立任务必需各方联动、构成合力。创立任务不只需求各个部分间同舟共济、相互共同,愈加需求社会各界积极共同、人民群众普遍参加,只要经过漫山遍野的宣传、无孔不入的发起,构成人人抢先的气氛,我们的任务才干获得好的结果。如在社区建立任务中,我们就充沛发动,积极争夺,市委、市当局给了我们有力支撑,很多市直单元和人民群众无私捐助,甚至无偿供应房产,使43个城市规范化社区如期建成,走在了全省前列,极大提拔了城区形象,便当了人民群众。
四是创立任务必需健全准则、完美机制。要想包管创立任务顺畅展开,就要树立一整套鼓舞干事、维护立异的创立任务机制,靠机制去支撑、去运作、去推进。经由多年的理论和探索,我们树立完美了组织指导、目的责任、属地治理、新闻、资金保证、审核奖惩等较为齐备的创立任务机制,充沛发扬广阔创立单元和小我的主观能动性和发明性,不时获得创立任务的新成效。
情况的改善、经济的开展、人的文明本质的进步存在着互相促进的辩证关系,三者的协调开展和良性互动是构建调和社会的主要内容。
一是城市人居情况的改善,促进了经济社会疾速开展。优越的城市情况已成为市的“金字招牌”,也成为我区扩展开放、招商引资、加速开展的助推器和新优势。2011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布景下,全区出产总值、财务收入、固定资产投资同比辨别增进16.1%、19%和52%,其它各项经济目标也均呈两位数增进,工业、农业、对外经贸蓬勃开展,区域经济步入提速开展的“快车道”。
二是区域经济的疾速开展,反哺城市建管的力度不时加大。近年来,我区对环卫设备投入也不时加大,先后投入很多资金置办环卫车辆、增设果皮箱和渣滓背箱等设备,进一步改善了城市卫生情况,完美了城市功用,这些改善反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的疾速开展。
一、临沂专业批发市场概况
临沂曾经是一个“舟车不通,上货不出,外货不入”的闭塞山区。自1980年代中期开始建设“临沂西郊批发市场”,至今己形成各类专业批发市场101个,经营业户5.7万户,从业人员20余万人,口客流量30余万人次,拥有小商品、五金、建材、板材、园林机械、劳保用品等25大类、6万多个品种,交易辐射全国及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3年,临沂商城完成交易额2019亿元,年交易额过10亿元的专业市场有32个,其中14个进入全国同类市场前20位。用区位商(LQ)表示临沂专业市场的集群程度,临沂专业市场的区位商高达4.08,远高于山东平均水平(LQ =0.99),也超过专业市场发达绍兴(LQ =3.75)。
二、临沂专业市场集群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一)资本和人才等高级生产要素短缺
尽管临沂在地理区位、交通条件和人口支撑等初级要素方面具备初始优势,但从基础设施、资本条件、专业知识和专门人才等方面看,临沂专业批发市场的高级生产要素还比较短缺。与江浙专业市场尤其与义乌和绍兴相比,临沂专业市场还没有打通证券市场的通道,本地金融市场对专业批发市场的支撑尚不完善,外资渗透率较低;同时,分散性批发商缺乏现代商业的前沿知识,高等教育不发达,知识引进不够,缺乏现代化商业专业人才和中高级管理人才。
(二)新兴商贸业态发展相对滞后
截止2013 年底,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10.2 万亿,同比增长29.9%。电子商务与传统商贸业的融合趋势正在加速,融合范围已蔓延到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及其他各类专业批发市场。义乌市场上的商户已经在普及电子商务了,约40%的经营户已经拥有网络电脑,近一半的网络商家开展电子商务。与全国电子商务发展趋势及义乌等相对发达专业市场相比,临沂专业市场在利用电子商务等新型商贸业态发展方面相对落后。
(三)经营业户规模散小,缺乏自主品牌,管理手段落后
临沂市场上的批发商大部分是分散性个体经营,经营规模小,拥有批发商自主品牌的商业企业少之又少。由于批发市场上的产品品质不高,经营主体恶性竞争导致很难诞生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大连锁批发商,这将影响临沂批发业的发展层次。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一些现代大连锁超市的兴起及分级制度的逐步形成,小规模、档次不高、分散经营的批发商将逐渐失去竞争优势。
(四)上游产业发展滞后,配套产业支撑不足
一方面,临沂批发市场上的当地产品占有率低。地产率即当地生产的产品在当地市场上占全部商品的比重,地产率越高表明当地工业对批发市场的支撑能力越强。临沂市场上的山东地产率约为 40%,临沂地产率不到 30%;而义乌市场上浙江地产率为 72.05%,义乌地产率为 42.54%;吴江(东方丝绸市场)的两个比例也分别达到 65.5%和 50%。临沂地产品率低反应出专业市场与本地制造业的关联程度相对不高。另一方面,会展、金融、电信、地产、酒店等相关产业欠发达。在偌大的临沂批发市场,除了临沂商业银行之外很少有其他大银行在批发区内设置营业网点,单一的城市商业银行无法满足每日上亿元交易的批发市场的需求,大量的现金交易存在巨大的交易风险。
(五)市场辐射范围相对较小
调查发现,当前临沂批发市场上的产品约有 70%左右流向鲁豫苏皖地区,其中约有 40%左右流向临沂下属九县三区,其他30%分散流向全国各省市地区。从纵向数据对比看,临沂市场上的产品在 2002 年前后有超过 50%的产品流向鲁豫苏皖以外的全国各地。可见,临沂市场的影响力逐渐趋向本地和鲁豫苏皖地区集中。
三、促进临沂专业市场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打造资本和人才等高级要素支撑体系
在统一规划批发业发展布局的前提下,积极推进投资主体和资产组织形式的多元化,营建适应市场需要的新型批发商业。可以采取下列措施:一是充分吸收民营资本进入批发业;二是鼓励外资参与国有商业企业改组,激活传统批发业;三是积极稳妥地对国有批发企业进行集团化、公司化和股份制改造。
(二)鼓励批发商实施自主品牌战略
开发和发展批发商自主品牌对批发商来说是一种重要战略性转变。批发商创建和使用自己的品牌,同样也能给企业带来许多利益。批发商自有品牌商品一般采取定制的方法,由批发企业选择专门的制造商进行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批发商要与供应商详细约定产品质量、规格、型号等条件,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定制合同,并进行专门采购,以便更好地对商品的生产进行控制,保证商品的品种、规格、质量等方面更加符合消费者的需求。
(三)完善物流体系,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和电子商务物流
当前,临沂市物流企业规模小,布局散,管理能力弱、技术装备水平不高,物流服务功能单一。当前应重点做好:(1)构筑和完善物流运输平台。以铁路、航空、海运、公路枢纽为核心,形成铁路、公路、航空和管道运输配套设置的流通格局,提高临沂现代物流的集疏运能力。(2)依托商贸优势,发展第三方物流。一是以现代商贸城建设为契机,重新整合现有物流资源,完善市场物流配套设施,提高运作效率。二是以物流基地建设为依托,加快培育优质、高效、便捷的物流配送、运转体系。三是大力发展企业物流,把发展大型企业物流作为现代物流的重点。(3)发展电子商务物流,建立全市物流公共信息平台。把当前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产业结合起来的最佳途径就是发展电子商务物流。
(四)提升本地制造业集群竞争力,为专业市场提供有力支撑
通过财政、金融手段大力扶持一批重点产业集群,为专业市场和现代物流繁荣奠定基础。财政手段上,市财政安排支持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要重点向产业集群倾斜,重点支持产业集群龙头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共性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链延伸。金融手段上,要积极推进银政企合作,逐步建立政府搭桥、银企对接、合作多赢的机制,支持产业集群项目建设和企业生产经营。
关键词:跨国企业;资源配置;资源协调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0594(2013)08-0077-15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已经基本形成一个从沿海到内地、由南向北、自东向西、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区域格局和市场竞争格局。伴随对外开放而来的经济规模及其扩张速度、内外部体制改革推动中国释放出举世瞩目的经济活力。2013年1月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告称,201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核实为47.3万亿元。十年来(2002~2011)经济实现年均增长10.7%,经济总量继2010年以来继续位居世界第二位,货物进出口总额年均增长21.7%,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如此巨大的经济体量和强劲的增长速度蕴含着巨大的商业机会。
目前全球500强企业几乎悉数进入中国市场并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助推作用。早在2008年,仅占全国企业数3%的外商投资企业就已经创造全国29.7%的工业产值、21%的税收、55.3%的出口,直接吸纳就业4500万人。然而,2008年下半年以来欧美经济以及全球经济受到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继发于欧洲的债务危机的严重冲击,日益市场化、工业化和国际化的中国市场也不例外。在各国普遍推出大规模市场需求刺激计划应对金融危机却屡遭挫折、难以复苏以及普遍关注环境社会问题的大背景下,我国“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以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远目标尤受关注。值此时机,志在长远发展的在华跨国企业开始回应中国市场新形势和新诉求,重新反思和评估自身母国优势和战略在华的有效性,并采用新的思路优化资源配置和加强资源协调。
一、中国市场新形势
(一)更加苛刻的市场竞争要求
伴随着我国巨大市场潜力的逐渐释放,我国的市场竞争要求却更加苛刻。在海外市场上,我国的商品出口面临层出不穷的非关税壁垒的限制。不管其中带有多少政治上的博弈和考虑,技术标准、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方面的广泛应用凸显出国际市场需求的苛刻性。在国内,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和低水平的市场供求平衡日益难以维持下去。建国50多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多倍,矿产资源消耗却增长40多倍。根据国家环保局的统计,我国环境污染损失约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近年来全国范围日益突出的雾霾天气、不断爆发的水资源污染问题等等时刻敲打着既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及相应的企业发展模式。
由此,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重点不得不逐渐从经济增长转变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上来。新农村建设、和谐社会、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资源节约型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自主创新以及新型城镇化等策略的提出就反映了这种重要的趋势。环境保护、资源节约、生产和食品安全、通过并购促进产业整合更加受到中国市场的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环境日益改善,产品服务质量的监测技术手段不断改进,反垄断法已经颁布实施,新的《劳动合同法》增添了以前相关法律所没有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的内容。
另外,中国具有悠久、深邃、独特而又丰富的文化积淀和传承,开发中国市场吸引力必然面临不少文化层面“软性陷阱”的重重挑战。我国人均GDP从2002年的1135美元增长到2011年5432美元。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超过50%达到51.3%,2002~2011年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2倍,2011京、沪、粤、浙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超过3万元,而且随着全国更加统一的13亿人口大市场的逐渐形成,未来10~20年内还将出现大量富裕人口,其生活水平和品位的提高将为世界提供巨大的却又要求更高的商机。这些高端消费者一边对品牌的选择有了更多、更成熟的主张和意识,另一方面其不少财富却来得过于容易、灰彩较重,难免不被社会上升到道德层面去加以审视、议论甚至批判。这反映出我国国内市场竞争要求更加挑剔和苛刻的趋势,高度重视和回应这种趋势的企业才可能持续受到市场的青睐。
(二)来自本土竞争的现实挑战
来自国际同行的外来竞争日益加剧。通过30多年的外资引进,我国已经多年成为全球第二大、新兴市场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东道国。到2009年,中国连续18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2年10月24日的全球投资监测报告披露,2012上半年中国吸收外资超过美国,首次成为全球最大外商投资目的地。近几年来中国每年新批准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都在四万个左右,在华跨国企业必然面临国际同行日益增强的竞争压力。
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也在加剧。在首批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眼中,应对本地竞争者似乎根本不成问题。例如,麦肯锡公司2009年6月下旬进行的一个全球性调查表明,世界跨国公司中77%的高管认为,中国企业竞争力主要源于低生产成本,并且相当大比例的跨国公司认为中国企业还是“一个无力的竞争对手”。如今善于学习和自主创新的本地竞争者逐渐从弱势地位发展到足以挑战外来跨国企业。中国科技部已经提出在201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GDP的2.2%,到2020年实现占GDP2.5%的目标。据中国科技部2012年10月15日公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8610亿元人民币,增幅21.9%,与科技投人大幅增加相对应的中国科研产出亦大幅增长,其中仅发明专利授权量一项就达到17.2万件,增长27.4%,居世界第三位。2011年2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也表示,中国目前已跃居世界第四大国际专利申请国。其中中兴通讯、华为公司分别位居国际专利申请总量第二位和第四位。除此之外,我国的rr产业、啤酒行业、移动电话制造业以及洗涤剂生产业等领域的外来跨国企业也不得不正视来自本土竞争者的现实挑战。市场调研公司Dell,Oro的统计数据显示,到2009年第三季度止,华为在全球移动设备市场的份额已经从2008年同期的11%上升到了20%左右,成为电信市场第二大移动设备商。渠道方面,在华跨国企业还不得不与全国性的渠道商(苏宁、国美等)、渠道下沉的大型制造商以及扎根当地灵活性强的区域性连锁企业等多方力量竞争。
(三)对外开放政策大幅度调整
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张以及对外开放的深入,对外开放政策将面临大幅度调整。首先,引进外资弥补发展资金和发展技术缺口的理论基础已经消失。30年来我国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不断增加,早在2007年底,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就达17.3万亿元,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高达2.399万亿美元。而随着国内大量本土企业日益壮大以及金融危机过程中西方跨国企业诸多问题的出现,国内对通过吸引外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做法也日益谨慎。其次,利用外资的一些问题日益引人关注(钟伟,2002)。例如,外资过于集中在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增长过度依赖外资——西方跨国企业控制着家电等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核心技术,外资企业完成我国88%的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和74%的机电产品出口。大型跨国企业在华全面展开系统化投资,针对我国行业、地区龙头企业和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企业的并购投资日益频繁,针对中国企业的“专利斩首”频频出现,市场垄断、产业安全以及品牌保护、人员安置等问题突出。一些跨国企业还将污染严重、资源消耗多的企业或生产环节转移进中国,在钢铁、有色金属、电力、建材、造纸和化工六大高耗能产业投资的比重持续增长,成为中国污染问题的一大诱因。另外,近年来跨国公司在华行贿事件不断曝光,也日益引起我国上下的关注。在该背景下,绿色经济、产业升级和区域协调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外资政策将转向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由此,提高外资质量和转变发展方式将成为今后利用外资的重要方向(崔凡,2007)。我国将进一步推动利用外资从“量”到“质”的根本转变,将利用外资的重点从弥补资金、外汇切实转到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高素质人才上来。更加注重市场公平、国家经济安全、生态建设、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与综合利用。同时,对“走出去”的关注度与政策支持力度也将与日俱增。这对那些不符合政策导向的外资企业无疑是巨大的挑战。
(四)国际市场持续萧条带来挑战
国际市场持续萧条给在华外向型跨国公司带来严峻的挑战。早在1987~2006年间我国对外贸易就高速扩张,商品出口、服务出口、商品进口、服务进口分别年均扩张18%、17%、17%、22%,贸易依存度已经高达70%以上。而且外资企业进出口已经成为我国外贸增长的重要带动因素。例如,1986~2007年,外资企业进出口额占当年贸易总额的比重从4.0%增加到57.7%。其中外资企业出口额比重由5.8%提高到57.1%。2007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进出口总额的50%以上都由外资企业创造。2009年中国超过德国成为当年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国,但六成来自外资控股企业。而且中国出口的机电以及高新技术产品大多是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所生产。但是就在2008年11月、12月,由于欧美国际市场的萧条,高度依赖国际市场的中国进出口连续两月同比下降,在华外资企业的国际贸易也面临出口增长停滞、部分企业关闭甚至破产的考验。直到2011年9月初,欧美经济不仅迟迟没有复苏,而且仍然面临二次衰退的巨大挑战,全球经济还面临震动状态下的滞胀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和企业都将逐渐改变过度依赖国际市场的做法,将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多转向内需市场的开发。随着我国区域性发展规划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的颁布实施,在华跨国企业面临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随着我国消费政策日趋完善、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升,在华跨国企业面临更加庞大的市场潜力。事实也表明,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最终消费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已经从35.3%提升到39.4%。2011年和2012年前9个月,内需的拉动作用已经超过105%,其中消费拉动的作用已超过投资(消费占55%,投资占50.5%)。面对这种转变所需要的产业升级和企业转型,蜂拥而入的跨国企业必须在嵌入当地的本土化市场洞察力、预见力、创新力等方面做好更加充分的准备。
二、跨国企业在华面临“价值陷阱”
不少进入中国市场的跨国企业总是对通过向华转移母国既有的竞争优势获取巨额收益寄予厚望,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在中国市场新形势下这种厚望面临着尴尬的“价值陷阱”。
(一)转移母国优势被寄予厚望
初期进入中国的跨国企业无不具有可资利用、当地企业非常稀缺的明显的母国优势。这些母国优势主要体现两个方面:关于特定产业的技术、诀窍、创新能力和理解能力:确保一条强大有效的一体化的价值链管理能力——例如,营销、品牌塑造、财务管理和信息技术管理。母国优势反映了特定区位(母国)的比较优势。区位优势意味着在某些全球最佳地点从事某项价值创造和实现活动而拥有明显的经济优势。例如,在日本的汽车和家用电器生产,在美国的化工、医药、生物制药、金融服务、信息技术产业。同时,一些最出色的产品来自最出色的企业才干。例如丰田汽车生产能力——出色的生产和原材料管理保证了高品质、优质设计和低廉的价格,P&G的开发和营销知名消费产品的能力。当然,这些出色的才干及其创造的产品可替代性越低,全球扩展的获益潜力也就越大。转移母国优势中的核心能力是跨国企业获取全球扩展收益的重要手段(Bartlett and Ghoshal,1998)。中国市场及其变革确实也为此提供了大量商机。许多跨国企业紧盯中国市场,期望通过激进的资源承诺取得在市场份额、销售收入和利润方面的爆炸性增长。普华永道2013年对全球各大洲不同国家及企业227位CEO的调查显示,中国仍是全球投资的首要目的地。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受访跨国企业中70%以上计划在未来5年内增加其在华的投资规模。例如,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决定从2012到2015年将在中国陆续投放10款以上的新车型和全新改款车型,到2015年销量要较2011年翻番。在奥美,中国客户带来收入已占45%-55%,中国现在是奥美在美国、英国之后全球排名第三大的市场。在陶氏,2011年中国区收入占到陶氏全球收入的7%,中国是仅次于美国本土和德国的全球第三大市场,计划通过加大投资将陶氏中国市场收入从2011年的45亿美元提升到2015年的70~80亿美元。
(二)“价值陷阱”致使厚望落空
在面临越来越多本土国内外竞争、更加苛刻的市场竞争要求、外资外贸政策大幅度调整以及国际市场持续萧条、内需市场更加重要的背景下,很多跨国企业如同沙漠里失望的寻宝者,明知下面蕴藏着巨大宝藏,耗费了大量的金钱和人力却收获寥寥。这就是很多跨国企业在华遭受到的“价值陷阱”。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很多公司的初期成功往往建立在母国和中国大城市最富裕消费者的基础之上,随后它们指望拷贝同样的模式普遍适用于中国这样的新的地区、新的消费人群(普拉哈拉德等,2004)。中国固然是一个充满潜力并富有活力的市场,但是如果不能很好地契合中国市场的特定需求,其中的陷阱也会很多。例如百思买、万得城等外资家电零售商在华通过现金买断获得整个卖场的主导权(并控制售后服务的定价权和收益权)的模式就面临“水土不服”的困境。这样一来,企业投入资源的期望与实际获得的收益严重不配。例如,根据《环球企业家》2003年4月30日的分析,大多数跨国企业从中国获得的收益占其全球收益的比重还仅仅在1%~5%之间,远远低于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的地位和它们自己对这个市场的期望。
(三)突破“价值陷阱”障碍重重
生存合法性是任何公司能够长期获取利润的根本前提,而本土化经营才是谋取合法性生存的基本手段。通过本地化经营建设本土化的竞争优势和能力才是发挥和增强母国优势突破“价值陷阱”的根本途径。不少在华跨国企业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但是要想真正在华建立当地化的竞争能力和优势方面却面临不少障碍。
1.总体市场尚不成熟。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在快速推进,但是总体上还有许多市场尚不成熟。我国30多年来的改革基本方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目前来看,“效率优先”成绩非常出色,但是在眼下外需不振、内需待发的情况下我国在确保对经济持续增长十分重要的适度均等的收入分配及促进消费贡献方面却面临巨大挑战。2012年推出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报告称中国已成全球贫富两极分化最严重国家之一,全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从1988年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整体来看,企业收入分配中给予劳方的一直处于很低的水平。例如,根据国家发改委的一份调查报告,从1997~2007年,中国劳动者报酬占GDP之比从53.4%降至39.7%。于是很多“穷忙族”为经济增长做出巨大贡献,但是并没有相应比例地享受到工业化、城镇化、改革开放的成果。从增长速度上看,1978-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但是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年均实际增长7.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仅年均分别增长6.3%和5.9%。
由此,仍然多达10亿多的中国消费者只有基本需求支付能力,而且地区间消费者对产品存在多态需求,对于企业类消费者而言也是如此。一个庞大的、定价格外低廉而质量却可以接受的中低端市场不容小觑(Orit Gadiesh、Till Vestring.2006)。目前的经济减速、物价上涨以及打击腐败更是对此推波助澜。这个“够用就好”(Good-Enough)的市场冲击着跨国企业原本想将中国作为低成本加工中心或者向中国不断走向富裕的消费者销售优质产品和服务的想法。这样一来,在华跨国企业不但要抵御快速变化的强劲的跨国竞争对手的规模和技术优势,还要同没有多大名气的中国本地企业进行价格和成本竞争。
2,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2013年1月22日在上海举办的“长三角区域化-的新红利2013企业与政府对话会”上,与会不少人士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红利”将成为推动该地区及城市群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源。早在2008年,我国中央政府和江浙沪地方政府就开始通过合作交流政策推进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目前,覆盖该地区的地方政府协调机制已经建立,一体化的高密度的快捷交通网络正在形成,工商行政领域统一的市场准入正在实施,统一的环境管理体系正在形成。尽管地区性的经济一体化似乎是如火如荼,但是因为诸如体制性的原因,依然存在的市场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做法使得开发尚不成熟的中国市场困难重重。例如,长三角一体化的实质性推进就还存在相当多的障碍。在既有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利益难以协调;缺乏统一规划和法规;缺乏实质意义上的统一行政协调;地理距离依然存在;长三角区域内各省(市)发展条件还很不平衡等。随着2010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长三角区域规划》,江苏无锡、上海、浙江嘉兴之间就在物联网问题上出现近距离激烈竞争。这将给上海服务业向周边扩张和提升辐射力带来极大挑战。
其实即使是在上海市内,竞争性的区域规划也遍地开花,区域合作也面临困难。例如。近年来随着上海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和生产业功能区建设,中心城区发展服务经济的意识不断增强,借势发展各种商业商务集聚区的热情高涨,中心城区商务区出现多元化发展布局态势。然而,各区县仍按“摊大饼”的传统理念对区域内商务区进行外延拓展,导致整个中心城区商务区体系缺乏层次性,相互间缺乏有效互动,并出现了形态相似、功能雷同和同质竞争等问题。
于是,这些障碍会使得大幅度沉淀资源的在华跨国企业难以通过协调获取规模经济和分摊高昂的固定成本。尽管中国政府前几年已经针对大陆市场经济秩序进行过专项治理和整顿,地方官员的交换也有望对此有所裨益,但是如果没有专门性的经济法规的制约,单靠行政性的措施和对策难以根本性地解决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3.仍显低效的基础设施。近年来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已经取得明显进步,但是地区间的效率差异仍然很大,效率方面仍然存在诸多瓶颈。主要表现在:不少地区缺乏发挥先进的营销和品牌塑造技能必不可少的高质量专业的本土市场研究机构;缺乏用以高效送达高品质产品、服务并且教育当地消费者理解产品、服务中的价值内涵的强大的分销渠道;缺乏高效确保关键投入所需要的强大的当地供应商;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建设快速但是管理滞后,物流成本高企,交通拥堵令人犯愁;不断膨胀、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网络因为地方保护主义和“最后一公里”而“肠梗阻”重重;效率低下的司法体系(政府干预、缺乏独立性);不完善的金融系统(间接融资比重长期畸高、直接融资体系仍很落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财务信息系统不完善:落后的内部控制系统和制度;以及亟需健全的社会诚信体系等。以交通运输设施为例,除了民用航空航线里程年均增长10%(其中国际航线年均增长10.7%),沿海主要港口货物吞吐量1985-2007年均增长12.2%,1978~2007年铁路营业里程仅年均增长1.4%,公路里程年均增长仅4.9%,管道输油(气)里程仅年均增长6.7%,远滞后于国民经济的扩张速度。中国欧盟商会2011年商业信息调查报告也声称,22%的在华欧盟企业正考虑将投资转向中国以外的市场,其中监管存在不确定性、追求成本更低及更有吸引力的新兴市场就是重要的具体原因。另外,不少跨国企业都认为提高透明度对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至关重要,不过近年来中国监管机构和政府的态度正在积极改变。
4.灵活性缺乏与成本上升。缺乏经营灵活性和成本上升同跨国企业全球一体化的竞争标准、高声誉度以及本地成本大幅度上升有很大关联。例如在总体监管环境还不完善的情况下,公司治理和环境保护方面执行更高的国际经营标准的公司短期内将导致相对于当地竞争对手的巨大劣势。针对中国的业务往往采取双重(母公司总部和地区总部)汇报系统,但是在快速变革的中国市场上却更需要迅速及时的决策,显然,全球一体化经营以及子公司之间、母子公司之间的严格协调会阻碍决策的效率。例如,与灵活快速的本土企业相比,许多跨国企业的汇报层级至少要比对手多两层,而市场销售力量却远远弱于本土公司,很难到达省级中心城市以下的地区。
在本地成本方面,人口红利减少、土地租金上涨尤为关键。国家统计局2013年2月2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首次绝对减少。截至2012年9月底,全国有18个省份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平均调增幅度为19.4%,20个省份2012年度工资指导线,基准线普遍在14%左右。然而,2011年波士顿咨询集团就报告称,预计到2015年中美制造的产品的净劳动力成本水平将持平。而安永2012年9月25号《势在必行:提高中国生产率》报告也指出,中国生产率增长正趋于下降,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从2001年至2007年的4.7%下降到2008年到2010年的2.8%。在土地租金方面,主要因为消费额增速比租金上涨的速度要慢,家乐福、沃尔玛等国际零售商正计划放缓扩张步伐,家得宝打算关闭在中国的大型仓储超市,而乐购则将关掉4家业绩欠佳的门店。
三、跨国企业在华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协调
尽管跨国企业突破在华“价值陷阱”障碍重重,但在我国调整收入分配强化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统一、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以及加强企业社会责任规制等措施作用下,在华跨国企业开始更加主动和乐观地未雨绸缪,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战略远见,明确中国市场新诉求并在资源配置和资源协调思路和对策方面做出重大调整以培养出能尽快跳出“价值陷阱”并持续获利所需的敏捷、强悍、效率与耐心。
(一)明确中国市场新诉求
对于在华跨国企业而言,快速、大幅度变革的中国市场蕴藏着很多商业机会,但是诸多跨国企业却遭受难以突破的“价值陷阱”。这意味着在华跨国企业必须非常了解中国市场的最新进程、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对自身的新诉求并不断创新商业模式和提高管理水平才有可能获取更多的商业机会和回报。
尤其关键的是,在华跨国企业为了在中国新市场格局下更有效地生存和发展,开始转变竞争逻辑,将能力竞争尤其是本土化能力的竞争放在胜于市场份额竞争的地位之上,从通过价格竞争扩张市场份额转变到通过差异化增强获取溢价的能力(孙本芝,2004)。也就是说,即使是具有很强母国优势的跨国企业,也开始从利用母国优势转变到开发新优势(from advantages exploiting to advantages exploring),深刻理解当地投入市场、商品市场以及基础设施欠缺带来的制度“真空”。保持持续创新建设边际性的本土化能力以补充和利用现有的能力基础,这包括降低成本、提高收入和对冲风险的能力。例如Convergys公司能够将在北美、欧洲的计费、匹配融合项目成功地推展到中国之外整个亚太地区,但是因为成本结构的巨大差异,对于中国市场这种模式并不适合中国。同样,百思买买断经营在本土服务消费文化欠缺以及缺乏门店数量支撑的情况下很难促进销售和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为此,在华外资企业需要配置更多的研发资源打造适合中国的商业模式。
当然对于外来跨国企业而言,这本身还是面临很大劣势,因为很难甚至不可能购买到对当地消费者的理解,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经常互动(当地嵌入)也不是简单的市场交易的过程,而是要准备耗费大量的时间。这种嵌入在于端正对中国市场的态度、注重自身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品牌文化的传播以及品牌形象的塑造,而不在于热衷产品和技术层面的竞争以及对所谓的“理想生活生产方式”的程式化说教。
(二)推进资源配置的优化与协调
早在2008年3月,上海美国商会联合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对66家在华经营的外商独资和外商合资制造型企业的《2007~2008年中国制造业竞争力》调查报告就显示,将中国作为其全球供应链中一环的外资公司远比那些将中国视为廉价劳动力市场和资源市场的公司成功得多。报告建议在华外资制造企业超越以上传统观点。重新定位“中国制造”在全球制造网络中的角色。深刻认识到中国正逐渐成为产品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的孕育基地之一。由此,在华跨国公司开始高度重视回应中国市场新诉求,以优化资源配置为基础、加强资源协调为导向,在研发、企业、品牌和管理等方面夯实本土化的资源和实力,力求尽早摆脱在华“价值陷阱”带来的困境。
1.优化资源配置为基础。
(1)实行“两条腿”走路。以前,跨国企业眼中的中国不是用于采购的制造基地就是用于开发的销售市场,如今这策略有所调整。一方面,纵向投资方面生产基地规模国际化以充分发挥中国市场的供应潜力。例如,中国是GE医疗设备集团全球第三大市场和最重要的制造基地,70%以上的产品用于出口。它们投资2600万美元兴建一个新的工业园,并将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再提高两倍。另一方面,将采购和销售相结合,发挥横向投资效应。例如,IBM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一直在亚洲采购物资,但采购主要满足的是其硬件制造业务的需求;现在该公司希望扩大在亚洲的采购范围,增加对软件产品及其规模居全球第一的服务部门的供应。有研究发现(李平,2008),在华同时进行采购及销售的外资公司平均利润率为29.6%,远高于仅在华采购或者仅向华销售的外资公司平均利润率(17.8%)。
(2)实施“大脑”工程。两条腿走路需要更多来自总部及其延伸的资源支持。随着规模扩大和投资重心的转移,跨国企业纷纷在华设立地区总部,协调、整合和管理在华业务。地区总部是母国总部在海外延伸,也应是所在地区的“大脑”。《财富》杂志的一项早期调查显示,92%的跨国企业计划在华设立地区总部。截至2012年10月底,上海已累计吸引跨国公司地区总部397家、投资性公司261家和研发中心350家。
同时,跨国企业地区总部的职能定位也在转换。过去绝大多数跨国企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只是扮演政府关系、法律和投资服务等角色,现在需要承担起开发市场和在华采购两项战略任务。一些跨国企业的中国区总裁已经开始召集跨部门会议,参与业务部门的战略制订、人事安排甚至并购行动。例如英特尔总部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国工作委员会,全球CEO可能一年要来两次,听取业绩汇报。借助地区总部,在沪跨国企业日益走出褊狭的技术竞争和小区域竞争,意图通过网络化协调形成跨地区的产业链(网)竞争优势。
(3)扩张市场范围。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格局正在改变。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以及人才培养、生态环境保护等都取得很大进展,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长期形成的“东快西慢”的区域增长格局已被“颠覆”。取而代之的是东部省份经济多以一位数增长、中西部省份两位数增长的新现象。于是。在华跨国企业的经营已经从第一阶段的投资为主转变到以市场为主(王钦,2003)。在以市场为主的阶段,跨国企业还在不断下沉市场重心以扩张市场覆盖范围。体现在:从高端“利基市场”到中低端主流市场;从发达的沿海地带到欠发达的中西部地区(尤其是布局相关新兴产业);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从大城市到二线、三线城市。例如,日本政府2009年11月在《通商白皮书》中提出要改变依赖向欧美出口的贸易结构,强调要开拓面向中国中等收入阶层的市场。宝马公司开始在华推出终端的A、B型轿车。制造业吸收外资向中西部转移成大势所趋。2011年2月17日商务部在例行会上称,1月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5.1亿美元,同比增长81.1%,增速远高于东中部地区。对要素成本敏感的外资生产经营活动纷纷向中西部转移。服务业吸收外资的规模快速扩大。2011年1月我国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6.9亿美元,同比增长31.8%,占同期全国总量的46.8%。二、三线城市备受青睐。美国商会2010年4月上旬在北京年度商务环境调查显示,近80%的美国在华企业计划在2010年增加对中国市场投资,大部分在华美企已把目光锁定中国二、三线城市。28%的美国企业计划在2010年完成在华拓展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的目标。2010年11月奥美整合行销传播集团与西南地区整合营销机构成都阿佩克思“联姻”,携手设立合资公司,成都成为奥美进军二三线城市的首站。显然,外资企业在华市场的下沉将给本土的中端品牌带来双重挤压,例如李宁、安踏、匹克、中国动向、特步等本土运动品牌在国际运动大牌耐克和阿迪达斯的这种挤压下存货高企、举步维艰。根据2012年年报统计,这五大国产运动品牌关店总数接近5000家。
(4)创新组织管理。主要体现在一些跨国企业开始打破复杂矩阵管理系统束缚。建立以中国市场为主的目标管理系统和跨部门协调机制以增强在华业务反应的速度和有效性。例如,三星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对中国市场的多样性还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各事业部纷纷在中国建厂,设立了遍及中国的销售网络,产品范围包罗万象,然而几乎整个90年代,三星在中国的业务均出现巨额亏损。亚洲金融危机后。三星逐步认识到公司的资源有限,确立了效率化、集中化原则。公司开始加强三星投资中国总部的地位,关停并转一批工厂,从“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竞争力、在华投放一流产品,正确规划、细分市场,树立数字品牌新形象”等方面人手,使三星重获生机,1999年以来三星在华所有12个法人都实现扭亏。到2012年,三星电子大中华区销售额达到143亿美元,同比增长51%,三星电子在手机、显示器、平板电脑、电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均排名第一,冰箱、多功能打印机等产品进入前三名。其中,在中国市场售出3006万部智能手机,销量增长近2倍,市场份额较2011年提高5.3个百分点至17.7%,首次登上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榜首。2011年4月,奥美集团宣布在奥美纽约总部成立中国业务部,并任命《中国日报》美国公司前副总裁和前总经理曹青出任奥美中国业务部副总裁。本田今后将变革事业运营体制,进一步扎根中国。本田将专门针对中国研发车型,并探讨成立本田中国设计中心。
(5)推进人员本土化。外资背景、彻底本土化成为越来越多跨国企业在华成功获取当地知识的关键。其中研发和管理人员本土化主要源于本土存在大量廉价而能干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我国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以上)的人口绝对数位居世界首位。中国、美国和欧盟三巨头各约占全球研究人员数量的20%,远远超过了日本的10%、俄罗斯的7%和印度的2.2%(周立群、李伟华、李京晓,2012)。研发人员本土化方面。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前,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研发中心只有200多家。根据2006年12月11日北京社科院的《2006~2007年:中国总部经济发展报告》,截至2005年,跨国企业在京设立的各种形式的研发中心有239家。累计已有170家跨国企业研发中心落户上海。而到2009年下半年就已超过1000家。研发人员本土化不仅利于降低成本,还有利于增强产品和服务满足当地消费者需求的可能性和提升进入市场的速度,又有助于跨国企业与中国同行和政府官员建立关系。例如,卡特彼勒早在2003年就在徐州建立设计中心用于产品改进。2005年就在青岛建立研发中心用于在中国的产品和流程开发。为给在华及亚太地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公司还将加强在华研发力量,建立卓越技术中心,提高技术支持力度。
管理人员本土化方面。打造本土化的领导管理团队是在华跨国企业本土化的重要内涵。例如在英特尔(中国),除了总裁之外,几乎百分之百本土化。GE公司9000多名员工中,只有20多个西方人。管理人员本土化不仅有利于降低成本,还有利于提升本土管理的有效性和水平,从而利于改善与当地政府及其社区的关系。如今,在华跨国企业从产品概念、包装设计到营销策划针对中国消费者采取越来越多本土化的“亲善”举动,从而将自己从某种外部嵌入元素,转变成为嵌入本地并与本地社会系统高度共振的融合力量(往往需要经常放弃自己的经典和核心做法)。比如,2010年新茶上市的时候,星巴克就开始卖起包括碧螺春在内的九款原叶茶品。可口可乐开始采用穿肚兜的中国娃娃做外瓶包装,宝洁频频举牌争夺央视标王,吉列效仿蒙牛冠名电视平民选秀活动。
2.加强资源协调为导向。
(1)驱动产业整合。驱动产业整合的直接初衷主要在于获取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降低本土化的经营成本。这反映在两个方面。在内部驱动方面已经出现独资化浪潮。早在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特别是在近年内,在华跨国企业的直接投资就体现出合资企业独资化、新增投资独资化的新动向(薛求知、侯仕军,2005)。例如,早在2001年,中国宝洁就在与广州肥皂厂的合资中就频频增资扩股,显示出独资化的倾向。2011年8月下旬,一汽大众开始大规模地清理北上广深等30多个城市的二级经销商网络,计划筹建自己的物流和销售渠道,这可能意味着跨国车企在华发展进入全面收权的阶段,中方企业正有逐渐沦为跨国车企代工厂的境地。
在外部驱动方面,主要通过收购国有企业促进中国的产业整合。例如,杜邦同时有6到7个本土团队在全国寻找谈判合适的收购目标。根据瑞银华宝的数据,在2003年总额为510亿美元的对华投资中,用于购买中国国内资产的外资就占到1/5。在外部收购方面,跨国企业往往非常强调三个“必须”的硬性标准即“必须控股、必须是龙头企业、必须年投资收益率达到15%以上”,这给我国的反垄断工作提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湛柏明,2004)。同时,并购总会承袭以前遗留下来的流程、员工观念和制造方法,混乱无序的竞争和业务环境,工厂里的浪费现象,低效率的分销网络,缺乏严格管理的采购流程,毫无新意的市场研究等都难以在短期内得到改善。
(2)完善分销渠道。在中国零售业放松管制的情况下,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通过新建或者并购直接介入分销和零售领域完善自己的分销渠道以提高市场沟通和反应的有效性。例如,佳能早在2002年底开始调查整个中国的道路特别是高速公路状况,并在全国选择大约40个配送地,增设仓库和配送中心。2011年年底,百胜与中石化签署全国合作框架协议,百胜将通过中石化位于全国的3万多座加油站、高速公路服务区等物业开设餐厅,预计5年内,餐厅数量将达到50家。2012年5月9日,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与苏宁电器在南京签署全国策略联盟合作协议,百胜集团将在苏宁遍布全国的商业物业内开设肯德基等品牌餐厅,并制定未来5年开设150家的战略目标,联手打造“购物一餐饮生活圈”商业模式。一些著名的跨国食品饮料企业也在积极介入中国冷链物流设施建设,意在大力延伸市场辐射范围。
(3)强化知识产权。强化知识产权源于中国本土企业强大的制造和学习能力给在华老牌跨国企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彩电、手机、电脑和电信设备等领域涌现出更多令跨国企业坐卧不安的竞争对手。跨国企业一方面向中国等地转移生产和研发资源,另一方面加强专利布局和营造控制地位。一些跨国企业通过抢注加快在华专利布局,通用电气、松下和IBM等企业建立起专门的知识产权维护机构。针对中国日益崛起产业的著名企业的知识产权纠纷屡见不鲜。再一方面,将竞争的焦点从制造和技术环节提升到专利、品牌等知识产权领域,采取“专利屠宰运动”赢取改变竞争模式的领先地位。随着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美国优势企业(联盟)针对中国企业启动了一系列以专利、商业秘密法律诉讼为主要形式的“专利屠宰”运动。例如,根据《知识产权报》2009年9月1日的报道,联想2009年1月1日至7月20日卷入9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其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36%:华为公司2009年1月1日至7月15日卷入2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华为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66%;中兴通讯2009年1月1日至7月15日卷入3起美国专利诉讼,占其历史上在美卷入全部专利案件的75%。
(4)聚焦降低成本。聚焦成本降低以适应我国总体人均国民收入仍然难以支付高额溢价以及欧美市场萧条的现实。例如,按照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徐一帆2006年10月9日所提供的数据,2005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1703美元,仅相当于美国的1/25,日本的1/21,世界平均水平的1/4,位居全球110位。尽管低工资水平和机制会带来成本优势,但是又不可避免地会压制自己和行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同时,社会进步背景下廉价劳动力的持续性面临挑战,富士康事件以及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的产业转移困扰就是例证。如今即使是在作为世界廉价优质劳力最大供应地的中国,各省市也开始纷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且国内外工会机构开始联手在国际范围内向跨国企业争取权益以“削弱跨国公司对全球的压榨”。
因此,在新形势下一些跨国企业开始采取新的成本逻辑聚焦于大幅度降低成本,主要体现在转向通过加强资源协调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尤其是近年来低端制造业加速向外转移。例如2012年由广东转移到中国境外的投资项目以纺织服装和鞋帽等劳动密集型项目为主。耐克等国际大企业也将部分代工业务从中国转移至东南亚等地。
另外,受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的欧美发达国家开始重新审视国内产业结构、探索实体经济重振之路,尤其是鼓励高端制造业留在国内或者从国外回流。例如,福特汽车公司就宣布准备在美国本土制造某些汽车零部件,在此之前他们则首选中国建新厂。上海美国商会2013年2月底的调查报告就指出,约有15%的美国企业称已经撤离或计划撤离在华生产。在母国货币走软、在华成本上升、欧洲企业越发关注品质并希望缩短供应链等因素的影响下,英国对离岸外包的兴趣也在降低,英国食品生产商Symington's 2013年就计划将面条生产基地从广州迁回英国本土。
(5)管理社会责任。承担社会责任、成为本土优秀企业公民已经成为诸多知名跨国企业在华塑造最佳雇主和市场品牌以及获取商业利益的重要手段。早在2008年2月,上海市对外服务有限公司和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就一项调查称,近年来中国公众更为重视跨国公司实质性、长效性竞争力(亲和力、社会责任感以及回馈社会的行为),日益反感跨国企业实施垄断、转移污染、肆意扩招或者裁员的行为。为反映和开发各种社会问题对企业的重要价值,一些跨国企业通过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将社会问题纳入企业战略之中。他们的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不再是规避政府管制和社会批评的“救命稻草”,而成为一项塑造责任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行为。这种战略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不仅仅涉及减少排放或者投资于当地社区项目。还涉及将企业社会责任整合进入企业核心业务及其战略。例如,陶氏化学公司先后于2005年及2006年启动与国家环保总局以及与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的为期3年的合作项目,分别致力于支持在中国推广与发展清洁生产以及提高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水平,两个项目在经济和环境方面都已取得极大效益。为展示其对于可持续发展的承诺,陶氏化学还在中国启动了其全球范围内的“人元素”品牌战略,旨在通过提高人们对于可持续性发展问题的关注。
(侯仕军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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