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诉讼案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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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范文

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一些学者开始将法务会计引入我国。盖地、喻景忠(1999)等人分别从实务和理论两个角度对法务会计进行了解释。他们认为，“从实务角度讲，法务会计是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以法律法规为准绳，以会计资料为凭据，处理涉及法律法规的会计事项，或者以法律法规和相关会计知识审查、监察、判定、裁定、审计受理案件、受托业务;从学科角度讲，法务会计是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以会计理论和法学理论为基础、融会计和法学于一体的一门边缘交叉学科”。李若山(2000)认为，“法务会计是指特定主体运用会计知识、财务知识、审计技术与调查技术，针对经济纠纷中的法律问题，提出自己的专家性意见作为法律鉴定或者在法庭上作证的一门新兴行业”。戴德明(2001)等人认为“法务会计关注会计职业如何更有效地履行法律赋予的职业权利，通过提供现有法律框架内一切有利于规范和保护会计职业界的法律根据，强化规范体系的约束力，帮助会计职业人士或组织主张合法权利，减轻由职业风险而引致的法律责任，支持会计职业界发挥社会(以法律意志为代表)赋予它的角色作用”。

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内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日益增多，其特点呈现为金额巨大、牵涉面广以及涉案人数众多，对此法院在判案时，迫切需要相关专家的支持。同时，自2007年以来，证券交易及民事赔偿诉讼案件明显增加。如宏华公司回购并注销职工股权纠纷案、杭萧钢构虚假陈述证券民事赔偿案、“原始股”民事赔偿纠纷案等证券民事纠纷案件大量涌现。在这些经济案件的审理中，通过法务会计对经济纠纷中的法律问题提供专家意见，或供法律鉴定或作为法庭证供，为案件的审理、判定提供有力支持。例如，红光、大庆联谊、中科创业，银广夏等案件由国家证券监管委员会委托有关审计机关、社会中介机构，对其进行审计调查，取得有关证据，从而保证广大投资者的利益。

总体而言，法务会计在我国的发展还是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有关法务会计的法律规范制度也是一片空白，虽然在实践方面得到了一定的应用，但理论研究方面的文献还是较少。目前，我国法务会计研究的主要内容仍停留在以下几个方面:1．法务会计的产生原因。2．法务会计的定义。3．理论框架的探讨。4．法务会计与其他会计的异同。5．法务会计在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在我国未形成完善的法务会计理论及相关的法律法规，这严重影响了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因此，加强法务会计研究，建立完善的法务会计体系是我国大力发展法务会计的首要任务。本文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研究法务会计，从理论出发，联系实际，探讨法务会计在我国的发展趋势。

二、法务会计在我国发展的迫切性

大量的司法实践证明，法务会计在我国的发展已初具规模。首先，法务会计是经济司法实践的需要。在具体经济领域犯罪案件中，为了查明案情的责任，司法机关遇到无法解决的会计问题时，会去求助具有一定资格的会计人员对有关事项进行审核、甄别、鉴定及必要的解释说明，当会计人员因缺乏法律知识，而无法判断会计事项的法律意义时，法务会计人员就可以发挥他的长处，妥善处理与会计有关的法律问题，为司法机关判案提供便利。但目前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远不能适应当前经济司法实践的需求，因此，促进我国法制建设，保证经济秩序，必须加快法务会计的发展。其次，法务会计在涉及会计专业知识的诉讼中，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法务会计人员运用会计和法律知识，处理诉讼案件，对诉讼的各个阶段具有支持作用。他们不但能发现诉讼案中复杂的财务问题及算清可能的损害，还可以找到可能的虚假信息或被伪造的财务凭证，然后以咨询人员或专家证人的身份在诉讼预备及审理阶段提供法庭支持。如在郑百文虚假财务案中，针对郑百文公司是否于1997年在经营亏损的情况下，采取虚提返利、费用跨期摊提等手段编制虚假财务报表，郑州市检察院和郑百文公司控辩双方，都聘请了法务会计人员来支持己方立场，开创了虚假财务报告民事诉讼法务会计诉讼支持的先河。第三，审计功能的弱化需要法务会计的补充。社会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加重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各利益主体对企业财务信息的需求愿望越来越强。由于企业舞弊技术水平的水涨船高，使审计的鉴证职能受到相当大的限制。而且，注册会计师只对审计失败承担责任，无法对企业自身的经营失败负责的现象，使社会公众的期望与注册会计师的能力相去甚远，同时也导致投资者对现代审计的作用大为失望。而法务会计师可以通过提供查找和防范舞弊方面的服务，弥补审计人员的不足，提高会计信息的可靠性程度，减少公司经营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

三、法务会计在我国发展存在的问题

法务会计在财务舞弊的会计调查和法庭诉讼阶段具有重要作用，但由于我国法务会计的发展时间短，各方面的理论、研究和规定制度还不完善，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法务会计人员专业能力的发挥，并降低了其权威性。结合案例可以总结出法务会计存在以下几点问题:

(一)完善的理论体系尚未建立首先，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尚未形成一套系统规范的理论体系，且现有的研究缺乏原创性。我国的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法务会计的概念、功能、及与其他会计的关系等方面，而且存在一些争议与分歧，尚未达成共识，而且大多数研究还处于多国外理论的介绍和改进层面，没有着眼于我国的国情，缺乏对我国市场经济规律及相关法律的研究。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和意见分歧，造成我国法务会计无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距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务会计理论还有很大距离。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法务会计的正常快速发展。其次，从事法务会计课题研究的人数较少，相关著作及发表的专业性文章屈指可数，更没有专门的法务会计期刊杂志的出版发行。现有的相关论文，多数概要陈述过多，有的甚至是对国外观点的直接介绍和整理，少有突破。由于国情的差异，往往不能直接照搬于我国的实践。这种状况不利于国内理论观点的交流和碰撞。最后，对实践案例的系统研究较为缺乏，尚未看到有完整的法务会计实践案例研究。法务会计理论体系的不完善，又会影响到法务会计人才培养，进而会制约法务会计实践工作的展开。

(二)法务会计制度建设缺失理论是实践的基础，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就谈不上规范的制度体系。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法务会计的制度建设尚不完备，在会计制度与会计准则很少涉及法务会计的内容，在相关民事赔偿制度中，法务会计人员的法律责任也并不明确，甚至一些法律法规的规定过于理论化，缺乏操作性，导致法务会计人员无据可寻。此外，还存在相关人员认定资格未能确定的问题。法务会计各项准则、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法务会计师资格认证制度、法务会计业务操作规范和标准、法务会计人员职业道德规范等法律、法规和准则的建设工作明显滞后，这严重阻碍了法务会计在我国的开展。最后，我们还应注意到，法务会计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并不健全，这就使我国在认证方面存在不足，从而大大削弱了法务会计的作用。

(三)法务会计宣传不到位法务会计涉及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但因其学术专业性，在社会范围内的知悉度并不高。同时，又因为它在国内的发展时间短，理论结构等不完善，导致其受重视程度不高，很多企业和法庭在遇到经济案件时都没有想到聘请法务会计，而这也制约了法务会计的发展。

(四)法务会计实践尚缺理论创新来源于实践，必须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又必须能指导实践，但我国法务会计并没有相应的实践，虽然我国的法务会计在某种程度上已在实务工作中有了一定的适用，但仍存在着服务内容少，范围狭窄的问题。目前，我国的法务会计实践主要集中在司法会计方面，即经济犯罪相关案件的审查，如一些重大经济案件由检察院立案后，聘请审计、税务等相关部门的人员，调查并搜集犯罪嫌疑人有关经济犯罪情况的证据，或者聘请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司法鉴定，为诉讼提供相应的证据。与西方国家相比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因此，要逐步拓宽法务会计的业务种类及服务范围，使法务会计能够在更多的领域为市场经济服务，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作用。

四、法务会计在我国的发展策略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和经济总量的不断增大，涉及财务会计领域的经济案件必定日益增多，这意味着对法务会计的需求会越来越大，推进法务会计建设对于妥善处理财务舞弊案件，维护司法的公正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加强我国法务会计的建设势在必行。为了更好的完成这项工作，当务之急是做好以下几方面:

(一)积极推进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理论是实务的先导，没有理论研究法务会计就成了“无源之水”，加强法务会计理论建设已刻不容缓。首先，政府相关部门和组织应当积极引导会计学界进行法务会计理论研究，借鉴国际经验，注重中国国情，在实践中研究适合我国国情的法务会计典型案例，以理论促实际，通过实践完善理论，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实际的理论体系。其次，通过各种形式进行学术交流，通过交流、辩论，达到学识上的基本共识，从而不断攻破法务会计理论框架的各种问题。再次，加强会计界与法律界的联系与沟通，通过广泛的合作，将会计理论、实践与法律理论、实践进行融合，才能为法务会计的理论与实践取得突破。

(二)建立健全法务会计制度、规范体系一个完善的法务会计市场体系需要良好的制度支撑。为促进我国法务会计行业有序健康的发展，应制定一套系统、全面、操作性强的法务会计制度，使法务会计实际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法务会计工作是一个完整的系统，环环相扣，如法务会计人员资格认定、法务会计专家证人制度、法务会计鉴证制度、逐步法务会计鉴定技术标准、法务会计咨询等。只有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才能规范法务会计工作，保证法务会计的健康发展，才能在市场经济运行发挥其积极作用。

(三)大力宣传法务会计想要更多的人理解支持法务会计工作，就必须从每一个通过认证的法务会计师做起，在工作中扎扎实实做出成绩，让人们认识到法务会计师在经济案件中的重要作用。从认证中心的角度来看，需要大力推动各种媒体对法务会计工作的认知，加强法务会计学术专家的联系交流，尽快成立法务会计师自律协会，加强法务会计师之间的学习交流，带动全社会提高对法务会计的认识。最后，法务会计作为企业财务情况检查、鉴定，并提供法庭证据的专业人士，应被广泛运用于为社会大众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而不仅仅是司法部。

第2篇：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范文

关键词： 恶意诉讼；民行检察；息诉服判

中图分类号：D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46-06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出现，新型法律关系层出不穷，随着法制宣传的不断深入，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不断提高，利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不断增强，对我国司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随着人民群众对于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职能认识的不断加强，一类特殊类型案件在民行检察司法实践中逐渐凸显出来，即当事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诉讼目的是不正当的，而仍然申请检察机关予以监督保护，从而达到个人不正当目的。这一类“恶意诉讼”类型的案件，由于其特殊性，严重影响到当事人的权益，也严重损害了司法机关的权威，因此，在民行检察司法实践中应当予以高度重视。

一、“恶意诉讼”式案件的定义及表现

所谓“恶意诉讼”式案件，顾名思义，就是指当事人明知或应当知道其诉讼目的是不正当的，而仍然诉请保护，以致不正当诉讼发生，侵害对方合法权益的行为。所谓恶意，是指当事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其诉讼目的是不正当的。这是对于当事人案件进入司法机关程序时，主观状态的判断，既包括当事人主观明知，也包括通过案件情况以及其他相关情节可以判断当事人应当明知的推定。

（一）“恶意诉讼”式案件与虚假诉讼案件的区别

“恶意诉讼”式案件不等同于虚假诉讼案件。虚假诉讼案件是指诉讼当事人捏造虚无的法律关系、虚无的当事人或者虚无证据进行的诉讼。尽管虚假诉讼案件和“恶意诉讼”式的案件在手段、方式上存在着一致性，但是不能将虚假诉讼案件等同于“恶意诉讼”式的案件。

1.从概念的外延来看，虚假诉讼案件的范围小于“恶意诉讼”式的案件，虚假诉讼案件往往表现为“恶意诉讼”的一个方面，即手段方面。而“恶意诉讼”式的案件除了利用各种虚假的手段外，还包括利用法律漏洞、恶意串通等多种方法和表现方式。

2.从概念本身看，“虚假诉讼”案件强调对于当事人诉讼手段的描述，不考虑当事人的主观状态，而“恶意诉讼”更多地是强调对当事人主观恶意的描述。

3.从法律效果上看，“虚假诉讼”案件往往更多地是诉讼手段的描述，因此，其结果可能并非非法，也不存在获得不正当利益的可能，作为纯技术手段的“虚假诉讼”案件尽管不为法律所提倡，但也无全盘否定、禁止的必要。而“恶意诉讼”式的案件，由于当事人主观的恶意，决定了其获得的是非法利益，损害了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的利益，因此，其效果具有危害性，应当予以禁止。

（二）“恶意诉讼”式案件的表现特点

“恶意诉讼”式案件最早出现于审判机关的司法实践中，并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在检察机关实践中，由于检察院民行检察工作性质直接指向审判机关的判决，并且具有程序性强制再审效力，因此，近年来，“恶意诉讼”式案件在民行检察工作中也不断出现，并有上升趋势。“恶意诉讼”式案件具有其自身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1.程序位阶的多样性。“恶意诉讼”式案件主要针对诉讼当事人主观方面的考量和评价，与诉讼程序无关，即当事人可能是恶意，也可以是恶意上诉、恶意反诉，甚至是恶意申诉，要求审判机关再审或者检察机关抗诉。

2.针对对象的特定性。“恶意诉讼”式案件仅仅是对当事人启动一步司法程序主观状态的一种描述，而不是对整个案件审查、审理全过程状态的描述。尽管诚实信用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也是我们大力宣传弘扬的社会道德，但是由于强制当事人自证其行为非法不属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也不是民事法律关系的基本原则，因此，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进行的对自己案件真实情况的辩解甚至是狡辩等行为，不能认定为“恶意诉讼”式案件。

3.不针对审判结果的价值判断性。“恶意诉讼”式案件不等同于错案，“恶意诉讼”仅仅是对当事人主观状态的一种描述，并不必然直接导致案件审判的不公正，在实践中往往由于发现及时，使得当事人“恶意诉讼”的目的不能达到，判决结果公正合理。

4.主观目的的恶意性。“恶意诉讼”式案件，当事人的目的“不正当”。普通民事案件，当事人提讼的目的往往是追求对自身有利的判决结果，但是在“恶意诉讼”式案件中，当事人不一定追求案件的有利结果，甚至不追求案件的结果，而是通过启动司法程序达到其他不正当目的。

5.与民行检察工作紧密相关。民行检察是对法院生效判决的监督，并且一旦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将起到终止案件执行的法律效果，因此，“恶意诉讼”式案件与民行检察工作密切相关， “恶意诉讼”式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利用民行检察机关的这一特点，通过向检察机关“恶意申诉”达到不正当的目的。

客观地说，“恶意诉讼”式案件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法律赋予当事人诉权，就是赋予当事人通过诉讼解决争议的途径，诉权也是当事人的一项基本权利。因此，客观上讲，不论当事人诉讼目的是善是恶，只要符合法定诉讼条件，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进行解决。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恶意诉讼”式案件由于当事人目的的不正当性，容易引起其他当事人的抵制情绪，破坏司法机关公正性的权威，造成不良影响，甚至最终演变成缠诉闹访，影响了社会稳定。因此“恶意诉讼”式案件也是检察机关民行检察工作司法实践中所要研究的重点和难点。

二、“恶意诉讼”式案件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

“恶意诉讼”式案件由于其当事人主观方面的不正当性，对司法程序以及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都会造成重大的影响和伤害，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恶意诉讼”式案件可能造成认定事实的错误和适用法律的不稳定。“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是我国司法实践贯彻的最基本的原则。认定事实正确是法律赖以存活的基础，也是公民对法律产生信赖的基石。而适用法律的正确性体现了一个国家立法、执法、司法的水平，标志着一个国家法律秩序的成熟与否。而“恶意诉讼”式案件由于当事人往往采用虚构事实、伪造变造证据、篡改证据等手段，容易造成审判机关在认定案件事实时出现错误、以及适用法律存在不稳定的危险，容易造成当事人对司法行为产生不确定感，不利于我国司法健康稳定的发展。

2.“恶意诉讼”式案件可能造成司法机关公信力的降低。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是司法机关权威的基础。如前所述， “恶意诉讼”式案件有可能造成认定事实错误以及法律适用的不稳定，从而导致审判机关公信力的降低。

3.“恶意诉讼”式案件可能导致诉讼资源的浪费。“恶意诉讼”式案件由于当事人目的的不正当性，因此，大多数“恶意诉讼”式案件都会形成一方当事人申请法院、检察院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情况，有的时候往往造成双方当事人均不服判决，要求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情况。无疑，审判监督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原审判决中的错误，是当事人保障自身权益的重要方式以及重要权利。但是由于 “恶意诉讼”式案件，双方当事人至少其中一方目的“不正当”，因此往往会存在申诉“试一试”的侥幸心理，从而客观上造成了诉讼资源的浪费，当然更有极端的案例，双方均抱有不正当目的，反复纠缠，从而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

4.“恶意诉讼”式案件容易导致当事人出现缠诉闹访的问题。“恶意诉讼”式案件一方面由于一方当事人目的的“不正当性”或者手段的“不正当性”使另外一方当事人产生心理不满，容易造成当事人情绪波动，甚至产生抵制情绪，对于审判机构乃至于法律产生置疑。另一方面，抱有“不正当”目的的当事人，往往主观上存在“恶意”，一方面怀着“侥幸”的心理试图通过欺骗司法机关达到个人目的，另一方面往往在自己的利益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通过其他不正当的方式向司法机关施压。与此同时，“恶意诉讼”式案件往往导致当事人对司法审判机关的不信任，选择通过启动抗诉监督程序的方式主张自己的权利，其诉讼过程较普通诉讼程序漫长、困难，容易激化诉讼当事人的情绪，也容易将当事人的不满情绪转嫁到检察机关，形成缠诉闹访的局面，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

三、“恶意诉讼”式案件产生的原因及特点

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民事法律关系日趋复杂，当事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加剧，“恶意诉讼”式案件在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司法实践中出现频率越来越高。

（一）“恶意诉讼”式案件产生的原因

结合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司法实践所遇到的案例进行分析，其主要原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事人在诉讼请求被法院判决驳回后，希望继续通过民行检察申诉渠道企图原审判决，达到自己不正当目的。比如，天津市检察机关办理的一起民事案件，申诉人明知其与被申诉人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是伪造的，仍然通过申诉，企图通过检察机关要求法院再审而达到自己占有房屋的不正当目的。

2.当事人企图阻碍、拖延生效判决的执行。当事人的“恶意”往往通过多种形式表现出来，启动诉讼程序通过判决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另外，阻碍、拖延生效判决的执行也可能造成对对方当事人不利，使当事人获利。又由于民事抗诉法定的中止原裁判文书的执行，因此，当事人很有可能不是追求再审的有利结果，而是追求民行抗诉到法院再审判决结果之间的时间，从而达到自己的不正当目的。

3.当事人意图给对方当事人、司法机关施压，从而达到搞乱诉讼程序的目的。有的“恶意诉讼”式案件当事人并不一定以追求某种自身利益为目的，而仅仅是怀着“让对方也不好过”的心理，通过使对方当事人不断陷入诉讼的负累，从而达到自己的不正当目的。

4.当事人之间相互串通，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当事人之间互相串通，利用诉讼、抗诉作为手段，抗诉书、判决书作为“工具”，使自己的不合法利益“正当化”，从而损害第三人利益，此类诉讼多见于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案件，类型以婚姻家庭、债权债务为主。该类案件危害性较大，往往是第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自身利益遭受到重大损失，并且此类案件不易发现，给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制造了障碍和困难。

（二）“恶意诉讼”式案件呈现的特点

结合天津市检察机关办理的“恶意诉讼”式案件，发现这一类案件具备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案件涉及的法律关系呈典型性。目前，司法实践中接触到的典型“恶意诉讼”式案件主要涉及建筑合同、房屋买卖、借款合同纠纷等。通过分析，我们发现，典型“恶意诉讼”式案件大都涉及经济往来或者关乎民生的房产交易，或者是对当事人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关系。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①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类经济法律关系越发复杂，各类经济纠纷不断出现，人民群众法律观念逐渐加强，越来越倾向于运用法律来解决争端；②经济纠纷一类的案件，涉及经济关系往往比较复杂，权利、义务关系比较混乱，当事人往往采取虚构事实，伪造、变造证据，篡改合同等“恶意诉讼”的典型手段；③经济案件往往涉及案件执行问题，当事人通过“恶意诉讼”的手段阻挠或者拖延案件执行。例如上文提到的房屋买卖合同申诉案中，申诉人系被申诉人的亲属，被申诉人系外来务工人员，没有取得天津市常住居民户口，按照当时相关政策，无法购买住房，遂利用申诉人的身份买了一处二手房，后申诉人屡次向被申诉人施压，并逼迫被申诉人写下承认房屋为申诉人的字条，意欲取得房屋所有权。在审判机关没有支持其主张的情况下，申诉人持该字条向人民检察院申诉。

2.申请检察机关抗诉率高。“恶意诉讼”式案件由于当事人启动司法程序目的的不正当性，当事人申请检察机关启动审判监督程序的比率非常高。由于“恶意诉讼”式案件的当事人对于其诉讼目的的不正当性是明知或者应当知道的，因此，其对于判决结果往往也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往往会通过进一步申诉的方式来混淆视听，达到自己的不正当目的。

3.案件具有隐蔽性和手段多样性。“恶意诉讼”式案件形式上往往都符合程序法的一般要求，立案审查阶段被发现的可能性很小。即使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因恶意诉讼当事人的精心准备及诉讼技巧，也难判断当事人是否系恶意诉讼。同时，由于民事诉讼本身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自治原则的特点，以及优势证据的举证原则，导致了恶意诉讼当事人进行恶意诉讼的手段也趋多样性，主要表现为：①单方欺诈，如虚构事实，伪造、变造证据、篡改合同等；②非法利用法律程序，如干扰、阻碍、拖延原判决的执行。在天津市检察机关办理的两起典型“恶意诉讼”式案件中，当事人双方系夫妻关系，婚姻关系破裂后，由于财产问题产生纠纷，双方之间为了谋求自身不正当利益，为了给对方制造麻烦和压力，相互多次伪造欠条对方，经审判机关审理后，双方当事人均欲通过检察机关申诉的方式达到自己获得利益的目的，均为当事人通过伪造欠条等证据来达到不正当的目的。

4.当事人履行自身权利、义务往往存在瑕疵。“恶意诉讼”式案件的产生，往往是由于当事人在履行自身权利、义务，或者做出民事行为时有瑕疵，由此给对方当事人或者第三人造成了可乘之机。在天津市检察机关办理的同类型案件中，几乎所有案件都是由于当事人在做出民事行为的时候，或由于盲目自信或由于疏忽大意，没有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完善自己的行为，给对方留下了可以利用的漏洞，从而造成自身利益受损。

5.“恶意诉讼”式案件往往是当事人利用现行法律、制度的漏洞制造事端。由于我国法律体系还在建设阶段，目前许多法律、制度存在不健全的地方，“恶意诉讼”式案件的当事人往往利用这些漏洞，制造事端。特别是在鉴定领域，由于我国目前法律对于鉴定资质、级别、救济渠道等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当事人往往通过伪造合同字据、多方鉴定、重复鉴定的方式，干扰诉讼程序，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上面提到的离婚财产纠纷案件，双方当事人互相多次伪造欠条等证据以对方，并且双方多次找不同的鉴定机构进行鉴定，并利用鉴定结果之间的差异反复申诉，缠诉闹访，严重扰乱了司法秩序。

四、检察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处理“恶意诉讼”式案件的几点建议

如上所述，“恶意诉讼”式案件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一系列不良后果，针对目前“恶意诉讼”式案件数量不断上升的现实情况，为了维护法律适用的稳定性，保证审判的公信力，节约司法资源，结合实践中检察机关处理“恶意诉讼”式案件的实际情况，对于“恶意诉讼”式案件的处理，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一）完善相关制度，遏制恶意诉讼式案件

“恶意诉讼”式案件之所以呈现出逐渐上升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对恶意诉讼者惩戒的法律制度仍不完善，恶意诉讼者的违法成本过低。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规定，恶意诉讼者进行恶意诉讼承担的最严重的诉讼风险是诉讼请求被驳回，其经济损失主要是诉讼费用。即使恶意诉讼当事人被认定为“伪造、毁灭证据，妨碍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依相关规定，也仅处以15日以下司法拘留，1000元以下罚款。除此以外，法律针对恶意诉讼行为再无其他处罚手段。正因如此，许多恶意诉讼人要么怀着侥幸心理，要么“有恃无恐”。加大恶意诉讼当事人的司法成本，是防止恶意诉讼不断扩大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我国应当进一步完善相关诉讼法律制度。

1.完善恶意诉讼的民事法律制裁制度。通过设立相应刑法罪名或量刑幅度，对造成严重社会危害后果的恶意诉讼当事人实施相应的刑事制裁，以刑事惩罚威慑力达到遏制恶意诉讼的目的。

2.完善案外人参加诉讼制度。在诉讼程序中对有证据证明诉讼正在或将要损害其合法利益的案外人，赋予该案外人提讼或参加诉讼的权利。

3.完善第三人申诉制度，准许利害关系人可以向有关机关申诉，或者直接赋予第三人申请再审、申请检察机关抗诉的权利。

4.可以尝试在民事法律中设定恶意诉讼侵权制度，对于恶意诉讼导致对方当事人遭受损害的情形，要追究恶意诉讼人的责任，要求其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该损害赔偿范围不仅包括受害人参加诉讼所有的花费，还应当包括精神损害赔偿。

（二）建立“恶意诉讼”式案件信息共享机制

即对于可能存在恶意诉讼情况的案件，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应当与原审法院合议庭进行沟通。由于“恶意诉讼”式案件具有隐蔽性和手段多样性的特点，因此，在实际的司法实践中，不易察觉和发现，特别是在民行检察办案环节，由于我国民行检察采取事后监督和书面审查的模式，因此，往往对于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诉讼”行为不易察觉。在诉讼实践中，原审法院往往是案件的实际发生地或关联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距离案件的发生、发展以及案件相关当事人均较后序法院为近，并且，在原审法院的诉讼过程中，由于当事人距离纠纷发生的时间近，往往准备不充分，对于案件事实的描述较为客观，比较容易判断出当事人是否存在恶意诉讼的情况。因此，应当建立一定的信息共享机制，促进后序法院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与原审法院审判人员进行充分沟通与交流，有利于充分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判断是否存在恶意诉讼的情况。

（三）完善检察机关民行检察办案制度，加强对“对恶意诉讼”式案件的监督

“恶意诉讼”式案件对于司法机关公正审判具有重大影响，对“恶意诉讼”式案件的监督也集中体现检察机关民行检察部门对于保障当事人权利、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视，是民行检察部门行使法律监督权的重要体现。因此，民行检察部门对于当事人申诉的案件应当予以充分的重视，建立相应的机制，形成制度化，对于属于“恶意诉讼”的案件要坚决按照法律规定进行处理，该抗诉的抗诉，该驳回的驳回，并且要及时发现案件背后可能存在的违法违纪、渎职侵权的问题及线索。具体表现为：

1.要建立“恶意诉讼”式案件预警机制，即承办人在审查案件的过程中，要时刻保持警惕，及时发现可能存在“恶意诉讼”情况的案件，并及时上报。

2.要建立“恶意诉讼”式案件沟通机制，即承办人要积极与原审、后序审判人员及时交流案件信息，了解案件处理的相关情况以及案件背景，分析是否具备形成“恶意诉讼”的原因。

3.要建立“恶意诉讼”式案件集体讨论机制，即对于可能存在“恶意诉讼”情况的案件都要通过主诉会、案务会的形式由全体干警参与讨论、研究决定。

4.要建立“恶意诉讼”式案件类案分析研究机制，对于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恶意诉讼”式案件进行类案研究，总结其内在规律，分析哪些诉讼情况容易发生“恶意诉讼”，从而引起办案人员的警觉和重视。

（四）积极完善、探索对于调解的监督

随着《民事诉讼法》的修改，调解也逐步纳入到民行检察监督范围内。调解系双方当事人在法庭的主持下自愿达成的，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双方当事人互相串通“恶意诉讼”，然后通过调解结案的方式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对于调解结案的案件，民行检察监督目前还处于尝试阶段，应当建立一定的办案机制，在审查过程中，应当予以高度重视，审慎处理，及时与原审法院进行沟通，详细了解案件是否可能存在通过“恶意诉讼”损害第三人利益的情况，并及时予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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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Procuratorial Organs's Handling "Malicious Litigation" Cases

Wang Zijian

第3篇：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范文

诉讼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指双方当事人把他们对请求的主张互相让步的结果在诉讼上进行一致认可的一种结案方式，它不仅能解决纠纷，减少诉累，同时也符合WTO体制的作法，为我国早日与世界接轨打下基础，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和解制度，我国民诉法也有相关规定，但无论是从法学理论还是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诉讼和解中的诉讼中和解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薄弱环节，仅在《民诉法》第51条予以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与此相关的也是有关于撤诉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以诉讼中和解方式结案的案件数量也不多，似乎诉讼和解制度可有可无，即使不规定和解制度也不会给当事人带来的不便。中华民族是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和为贵、忍让一直是我们民族几千年来所追求的价值理念，而诉讼中和解制度的现状恰恰与这种文化历史传统形式有着强烈的反差，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诉讼和解制度特别是诉讼中和解遭此冷落呢？究其原因，法规规范本身的因素和诉讼和解制度上的缺陷无疑是最大理由。

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导致各种纠纷的日益扩张，诉讼中纠纷的解决方式也呈多元化趋势，而仅占诉讼冰山一角的和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判决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故对诉讼中和解制度进行理论研究和运用的探索是极为必要的。

因此，本文就以下方面针对和解制度，就此作一初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各位同仁专家。

诉讼和解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由于和解能及时解决纠纷，大量减少诉累，故世界各国民事诉讼法大都规定了和解制度。我国民诉法亦有相关规定，但过于简陋，短短一个条文难以涵盖诉讼中和解的所有内容，从而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纠纷也随之增多，导致诉讼中纠纷的解决方式亦呈多元化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体现当事人双方合意的诉讼中和解从某种意义上说具有裁判所不能比拟的优越性。因此，探讨和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现特此浅论如下：

一、 我国民事诉讼和解的概念及分类

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当事人和解制度即指双方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互谅互让，自愿达成协议，从而终结诉讼的一种制度，它体现了当事人双方独立解决纠纷的意愿。具体来说，诉讼中分为两部分，一是诉讼中和解，二是执行中和解。执行程序作为审判程序的继续，其功能是实现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对于执行中的和解，民诉法第211条已作了相当明确的规定：“在执行中，双方当事人自行和解达成协议的，执行员应当将协议内容记入笔记，由双方当事人签名或者盖章；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对方当事人的申请，恢复对原生效法律文书的执行。”该项制度已颇为完整，无需详细叙述。而对于诉讼中和解，《民诉法》仅在第51条予以规定：“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但对于和解的方式、和解的时间以及和解协议的效力未作具体规定，导致对该制度的运用缺乏引用规则。故本文拟针对诉讼中和解的一些问题略加探讨。

二、 我国诉讼中和解制度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我国民事诉讼实务中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程序上一般是当事人申请撤诉，终结诉讼程序；在实体上，和解协议则重新确立了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要求当事人按照和解协议全面履行。但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和解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只能重新，而不能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目前这种状况笔者认为存在不少弊端，首先使和解的规定流于形式，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其次这既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减轻当事人诉累，也影响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严肃性。

1. 法律条文简陋。首先，我国传统民诉国家干预性太强，因此，漠视当事人在实体和诉讼权利上的意思自治。虽然民诉法第13条规定，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但给当事人的处分行为设定“法律范围”，正是代表国家的法院进行干预的表现，处分权是当事人所专有的权能，即只有当事人才能请求一定内容的判决、变更主张或取消请求等形式行使这项权能。法院不能依职权自己去寻找纠纷、主动开始诉讼程序，此即为“不告不理”原则。不仅诉讼程序的开始和审理对象的内容只能由当事人来决定，而且当事人也有变更诉讼、诉讼中进行和解等。当事人能够通过这些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来决定程序的进行，法院原则上必须受这些行为的拘束。但在我国传统的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更为强调法院的诉讼指挥权和依职权处理当事人诉讼事务的主动性，当事人的处分权未能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因此，民诉法在诉讼中和解制度设计简单。

2. 诉讼中和解制度与调解的区别及适用分工不细，透明度不高。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自愿就民事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从而解决纠纷所进行的活动。法院调解有两层含义：其一，法院调解是一种诉讼活动；其二，法院调解亦是一种终结诉讼的方式。我国历来重视法院调解，民诉法将其确定为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作出了颇为详尽的规定。相比之下，诉讼中和解制度在民诉法中的地位显得“微不足道”。在法院调解颇为盛行之时，有人似乎认为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功能已调解制度所吸收，无须再详加规定，从而使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功能退化到仅作为当事人撤诉的一种理由。但诉讼中和解和法院调解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诉讼制度。诉讼中和解是双方当事人就他们各自的主张相互让步并且在诉讼上进行相一致陈述的行为。而所谓调解，指的是具有中立性的第三者通过当事者之间的意见交换或者提供正确的信息，从而帮助当事人达成合意的一系列行为的组合。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国家审判权的一种职能活动，而和解则是当事人双方对自己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进行处分的活动。两种制度皆有其存在和适用的空间。故两者在我国民诉法中的区别及适用空间存在着上述缺陷。

3. 诉讼中和解制度的运用范围太窄，表现在我国立法并未明确规定诉讼中和解制度具有终结诉讼的功能，也未赋予和解协议内容以强制执行的效力，而对于调解制度的规定则正好相反，因此，当事人一方基于对另一方在撤诉后不履行和解协议而使其只能重新的考虑，更倾向于用调解的方式来终结诉讼，从而使诉讼中和解的存在和适用空间大为缩小，甚至被调解功能所吸收。在实践中，有些地方的法院对上诉案件中发生的和解问题，采取让当事人双方在和解协议中约定，如一方撤回上诉后另一方不履行和解协议，则按原判决执行；或者要求当事人就和解协议的内容履行完毕后才可以撤回上诉的做法，诉讼中和解的制度就显得可有可无了。

三、 我国诉讼法中和解制度的社会功能

在现代社会中，纷繁复杂的民事纠纷要求注重纠纷解决的社会效果，诉讼制度的多元化无疑可缓解或消除这种矛盾。随着传统审判制度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日益为人们所熟悉，其功能上的局限性也渐趋明显。面对审判花钱费时和一刀两断式的判决方式未必能真正、完全地解决纠纷的缺陷，故此期望诉讼中和解作为弥补这两个功能局限的有效手段之一，充分发挥其简易迅速和根据纠纷的实际情况灵活多样的社会功能加以解决的作用。因此，诉讼中和解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制度倍受重视。其作用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 诉讼中和解的作用是由当事人双方合意这一本质要素所决定的，与第三者作出有约束力的判决，无论当事人意愿如何都必须加以贯彻的审判不同。诉讼中和解由于给予当事人自主决定的权利，因此可以不必在通过证据的审查逐一认定事实和法律规范的辩论解释上花费时间，也可以尽量少花钱请律师来处理复杂的程序问题，当事人能够立即进入系争问题的核心，以求纠纷的圆满解决。此外，与审判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范的普通标准不同，在诉讼中进行和解时，当事人含意的形成基本上以其关于是否有利、是否有理的评价标准为基础，达到的解决方案能够更贴切地反映当事人所处的实际情况。如果诉讼中和解在纠纷的解决成本和解决内容两个方面，都能充分发挥其通过合意来解决纠纷这一固有功能，则可能期望带来判决所无法达到的良好社会效果，从而成为与之并立的另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制度。

2. 我国地广人密，民事纠纷的繁多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有限的审判机关和四级两审的审级制度，以及单一化的审判制度已不堪收案锐增和存案积压的重负。司法制度的改革日益呼唤审判模式的变革和纠纷解决制度的多元化。传统的审判制度花钱费时的弊端已是有目共睹；调解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纠纷解决的进程，且渗入了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因素，但该项制度极易被滥用的特点也不容忽视，尤其在当前各级法院大力提倡加快办案进度、压缩存案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此，重整我国民诉法中的诉讼和解制度，并使之与其他审判制度相辅佐，充分发挥其解决纠纷的固有功能与作用，从而调整并强化我国的民事纠纷解决制度的诉讼效益和社会效果，理应提上司法制度和诉讼制度的改革日程。

四、 完善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综观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除法律规定的特殊案件外，当事人有权通过和解解决他们之间的民事纠纷，但对于诉讼中和解的时间、方式和效力等的规定却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我国虽已有较为完备的法院调解制度，但与其相辅佐的诉讼中和解制度的完善亦不容忽视，因此，在我国民事诉讼实践的基础上，总结以往的经验，并借鉴相关先进立法例，对我国民诉法上的诉讼中和解制度从立法上或司法解释上予以完善是极为必要的。

1. 诉讼中和解的时间，法律规定的和解，应是指诉讼当事人在诉讼开始之后，法院作出判决之前的任何时间，通过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终结诉讼的活动。即和解是当事人用以结束已发生的争执或防止将发生的争执的契约，因而没有时间限制，既可以在诉讼过程中进行，也可以在诉讼发生之前进行。但我国民诉法第51条并未明确规定诉讼中和解的时间限制，而在第211条中所规定的执行中和解显然有其特定的和解时间，因此，应对第51条的诉讼中和解的时间作限制解释，规定为后，判决作出之前。

2. 诉讼中和解的方式。和解方式大致来说有两种：一种是经法院主持或核准的和解，即和解可以由当事人自动或在法官的建议下进行，和解协议应以书面形式形成。和解达成协议后，双方当事人可以提请法官确认和解协议，或当事人双方可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和解，记入法庭笔录，由当事人签字认可，并由审判长和书记官签名，另外也可认为和解方式在诉讼进行的任何阶段，法院可以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和解协议可以载入案卷。在形式上和程序上，此种和解同我国法院的调解有些相似之处，比如有法院主持或参加。但两者最根本的一点区别是，法院对当事人的和解方式、和解条件和和解内容不能干预，而我国的法院调解则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国家的职权干预。在美国和英国，和解一般不由法院主持。但在所有当事人都同意的条件下，当事人可以要求法院对他们之间达成的和解协议加以核准，并按照和解协议的内容作出判决，这种判决被称为：“同意判决”。第二种是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即当事人双方可以在法庭的主持下，自行达成和解协议。这类和解称之法庭外的和解。

就我国而言，当事人庭外自行和解的情况虽然存在，但庭外和解的现象居多，而且在实践中大都记入笔录，尤其在上诉案件中更是如此。此外，实务中还有一种情况值得注意，即民事纠纷的当事人为达成和解的合意，往往需要法院予以适当的引导，其原因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并不具有较高的法律意识，对民事诉讼的各项制度缺乏了解，因此，法院在诉讼过程中促使当事人达成和解，充当合理的信息传递人，并接受当事人有关法律问题的咨询。当然，这种情况与法院调解过程中的法院主持调解还是有所不同的，法官并不参与当事人之间的和解方式、和解内容等。本文认为，我国民诉法可将诉讼中和解的方式规定为：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必须记入法庭笔录，并经由法院核准，而无需再由一方当事人撤诉。这实际上是将诉讼中和解明确为终结诉讼的一种方式，从而避免产生诉讼中和解制度有名无实的非正常现象。

3. 诉讼中和解的效力。因和解方式不同，和解协议的效力也有所区别。诉讼中和解的效力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终结诉讼的效力；二是与确定判决有同等的效力。有关国家法律规定，经法院确认或核准的和解协议法律效力较高，表现为：一是具有终审判决的效力；二是具有执行文书的效力。有的和解具有终审判决的效力，经法官确认的和解笔录的摘录能够作为执行文书。有的国家规定，诉讼中和解在程序上可以直接终结诉讼程序，在实体上则重新确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可以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英国法规定，以“同意判决”方式达成的和解，具有一般判决的执行力。“同意判决”一旦作出，即使有错误，也不能由同一法院撤消，除非所有的当事人都同意可以延期执行或变更判决内容。另外，除经法院同意，不得对该判决提出上诉。日本法规定，载入案卷的和解协议，具有同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按一般确定判决的效力，有形式上的确定力和实质上的确定力两种。所谓形式上的确定力，指当事人不得以上诉的方法，请求将该判决废弃或变更。所谓实质上的确定力，即诉讼标的在确定的终局判决中经裁判后，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再行，此称之为既判力。

对于就诉讼标的外的事项或与第三人合并成立和解，亦可跟诉讼中和解有同一的效力。德国民诉法只承认其具有执行力。但我国现行民诉法并未明确规定诉讼中和解具有终结诉讼的效力，故亦谈不上既判力和执行力的问题。而上述效力正是该项制度存在并得到充分运用的真正价值所在。目前我国司法实务中之所以对诉讼中和解制度的理解和运用产生混乱，原因主要就在于民诉法缺乏这种规定。因此，我国民诉法应对诉讼中和解的效力作明确规定，既赋予其既判力，当事人不得对其提出上诉；亦赋予其执行力。这样其终结诉讼的效力也就成为必然结果。同时，对当事人就诉讼标的外的事项或第三人参与合并成立的诉讼中和解，亦应使其具备与确定判决同等的效力。

4. 和解协议的内容。诉讼中和解是以解决双方当事人系争法律关系为内容的陈述。和解要求以双方当事人互谅互让为基础，因而无条件肯定对方当事人的主张，属于放弃或承认对方的诉讼请求而不属于和解。但互谅的程序法院并不过问，如承认对方当事人的债权并得到延缓履行期限，也算是和解。系争法律关系的内容属于诉讼中和解的范围自无疑问，但诉讼标的之外的事项是否能够列入其中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有两个典型的例子能说明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和急迫性。例一，原告诉请被告偿还借款，被告承认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提出延期偿付，原告要求其提供担保。后原、被告之外的第三人为被告与原告订立保证合同。该合同属于原诉讼标的之外的事宜。以此保证合同作为双方当事人相互让步的条件，从而解决原来诉讼上的争执，可以和原诉讼标的合并成立诉讼中和解。例二，甲乙两公司因产品质量问题，出现经济纠纷，甲方使用乙方产品，甲方组装产品后，产品卖给第三方，第三方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质量问题，要求甲方退货并索赔，甲方以乙方质量缺陷为由，停止支付乙方货款。乙方以超过合同时效期为由，将甲方告之法院，请求支付货款，因甲、乙双方都没有足够的证据驳倒对方，因此在法官的多次协调下，达成和解协议，共同让步，事情圆满解决。

我国民诉法并未具体规定诉讼中和解的内容或范围，但鉴于我国民事纠纷繁多的现状，扩大诉讼中和解的范围，充分运用和解来实现多纷争一次性解决的目的是可行的。故在完善诉讼中和解制度时，也可对和解范围作出较为宽泛的解释。诉讼当事人之间的诉讼标的外的事项亦可列入诉讼中和解的内容。至于涉及到第三人的和解，应视情况而定，如果和解协议规定第三人必须承担某种责任的，那么该和解协议的达成必须得到该第三人的书面同意或参加，否则，该和解协议不生效力；如果和解协议使第三人受益，则无须经该第三人同意。此点可由最高法院运用司法解释或判例予以明确。

5. 和解协议的效力缺陷及其完善思考。诉讼中和解一经成立，与确定判决有同等的效力，故当事人不得再以上诉或抗诉方法对之表示不服，更不得以该法律关系为标的，再行，受诉法院亦不得对该案再作任何裁判。但如果当事人对于和解的效力有所争执，即当事人主张诉讼中和解有无效或可撤消的应承，或者是有解除的原因而请求解除和解协议时，此争执该如何处理颇值讨论。对此，学理上有不同的解决方法：一是申请受诉法院指定期日。和解有无效或可撤消的原因，当事人可以申请受诉法院指定日期，继续就原来的诉讼标的进行审判；二是提出新诉，就争执加以裁判。申请指定日期和提起新诉是两个竞合的请求权，当事人有选择的权利；三是完全以诉讼中和解代替判决。所以和解有无效或可撤消的原因时，比照提起再审之诉的方法，对于该和解提起再审之诉。

笔者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在解决和解的效力缺陷及其解决途径时，可以对诉讼中和解协议有无效或可撤消的原因的，通过再审程序予以解决。

总之，诉讼和解制度在我国没有获得应有的法律地位和应有的重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国民诉法规定了一个与众不同的法院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制度引导着中国民事诉讼法朝着一个与WTO接轨的西方发达国家民事诉讼发展不同的方向发展，正是这种发展方向上的与众不同，仅法院调解在实践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致使我国法院调解制度备受青睐，而笔者认为，中国民事审判方式及过程中，作为与调解同等重要的诉讼和解也应该作为民事诉讼改革发展的一分子，这样符合当今民事诉讼的发展潮流，才能弥补调解制度造成的弊端。

参考文献

1. 刘晴、路昭君主编《民事诉讼法实务与案例分析》下册，中国工商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

2. 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主编》第248页，法律出版社，1992出版。

第4篇：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范文

调解是我国传统法文化的精髓之一，被世界法学界誉为“东方经验”，以调解为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即 ADR[1]）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行政调解作为调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优势在于：对比民间私下调解，行政调解基于法律性和中立性，能够最大限度地使得当事人达成的协议合法有效；对比法院调解，行政调解可以降低当事人诉累和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并可以在面对专业纠纷时发挥专业技术优势。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容易将行政调解与行政诉讼调解相混淆。行政诉讼调解是指行政机关与原告在行政诉讼中进行调解，其实质是一种诉讼调解[2]。我国尚未正式引入和建立行政诉讼调解机制，《行政诉讼法》第 50 条规定，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适用调解。而行政调解是指由行政机关出面主持的，以国家法律、政策及相关专业技术认定为依据，以自愿为原则，通过说服教育等方法，促使双方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达成协议、消除纠纷的诉讼外活动[3]。我国虽未建立统一的《行政调解法》，但已有相关司法解释与部门规章。因此，行政调解与行政诉讼调解有着本质区别。本文主要探讨国内研究较少的行政调解的应然效力，不涉及行政诉讼及行政诉讼调解。

一、行政调解协议效力不确定的法益损害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9 年 7 月 24 日了《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纠纷解决若干意见》），规定依法作出的行政调解协议具备民事合同性质，但《纠纷解决若干意见》第 8 条仍规定了“当事人不服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民事争议所作的调解、裁决或者其他处理，以对方当事人为被告就原争议向人民法院的，由人民法院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或以“非自愿”或“重大误解”等理由向法院提出诉讼,该调解协议将因司法审查而陷于效力待定状态。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不确定性和非强制执行性，在实践中直接或间接地产生了以下问题：

1.增加了权利人的诉累

对于义务人不履行行政调解协议的行为，目前并无任何法律法规予以规制，义务人单方不作为无须付出任何成本，即可导致权利人只能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包括判决生效后的申请强制执行），明显地增加了权利人的负担。行政调解基本都是各行业主管机关在其管理的专业范围内，对纠纷成因、损害大小、责任比例等进行专业技术性检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双方当事人，由当事人权衡上述因素并决定是否达成调解协议。如因义务人不履行协议进入诉讼程序后，双方争议焦点也往往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法院无法判断部分关键证据的真实性及证明力，只能要求举证方（一般是权利人）进行司法鉴定，进一步加重了权利人的诉累。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权利人纠纷解决周期延长（一审审限简易程序3 个月、普通程序 6 个月、二审审限 3个月，且疑难案件经批准可延长）、诉讼成本上升（诉讼费、律师费、交通费、鉴定费等）、诉累增加。

2.义务人利用诉讼转移财产违背全面赔偿原则

即使权利人经历了立案、一审、二审等漫长的程序，顺利拿到生效判决书，但如果被判决书确定的权利不能实现，再完美的判决也只能是一纸空文。根据毕玉谦等人所作的调研资料显示：在“执行难，当事人得到的往往是空头判决”项目下，共计有60.1%的被调查者认为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4]。S 省A 市 B 区近三年的强制执行案件中，执结率虽然达到 92.3%，但排除反复恢复执行的情况，执行到位率仅为 21.9%。如图 1 所示，S 省 A 市 B 区在某司法为民活动调查问卷中关于执行的一个问题，反映了执行难的主要原因：高达 32.8%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案件无法顺利执行的主要原因是“被执行人转移了财产”；此外，23.4%的“被执行人没有偿付能力”一项中，也不排除部分被执行人因为转移了财产而导致没有偿付能力。由此可见，被执行人转移财产的情况相当严重，在部分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的行政调解案例中，义务人之所以在没有充分理由、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选择另行，并非为了胜诉，仅仅是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转移财产（房屋转卖、股权转让、大额存款提现等等都需要一定的时间），从而以低廉的诉讼费用换取“实质意义上的胜诉”。因义务人的违约行为使权利人承担更大的法律风险（如义务人拖延时间并成功转移财产导致执行难），权利人即使胜诉也没有补偿或补偿很小，违背了全面赔偿原则[5]。

3.义务人违约成本低廉加剧了诚信危机

义务人不履行调解协议约定的义务，绝大多数并非对调解程序和协议本身的合法性有异议，往往仅是签订调解协议后认为自己吃亏了想反悔，部分则是暂无履行能力或打算拖延时间逃避债务。现代信息渠道的畅通，使得义务人可以充分了解到行政调解的不确定性（特别是经历过行政调解的义务人），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惩罚机制及义务人自觉履行鼓励机制的缺失，使义务人很容易产生“行政调解，签字捺印都只是儿戏，反正履不履行都一样”的想法。权利人维权成本高、义务人违约成本低，导致社会公众对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的信任度降低，认为反正早晚要去法院，不必浪费时间参与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这种错误认识使得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无法发挥其在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中应然的作用，也间接加剧了社会诚信危机。

4.加剧行政资源、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

行政调解劳而无功现状的加剧，不仅增加了权利人的诉累，对行政机关的调解积极性也产生较大的消极影响。在现行制度中，作为行政机关职能之一的行政调解只具有单向服务功能，在行政调解的各相关法规中均规定达成的调解协议“由双方自觉履行”或“不履行可向人民法院”，加之本文前述的义务人拒不履行协议惩罚机制的缺失和行政调解协议司法审查制度的规定，导致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或出于觉得浪费精力，或出于怕承担法律责任，在工作中往往对行政调解积极性较低，或建议当事人直接向人民法院，违背了我国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发展理念。根据不完全统计，在 S 省 A 市 B 区法院某年共受理的2400 余件民事案件中，有 60 件是诉请确认行政调解协议效力或讼争焦点达成过行政调解协议的案件。《纠纷解决若干意见》规定“行政机关依法对民事纠纷进行调处后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或者作出的其他不属于可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后，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但我国缺乏统一的《行政调解法》，各单行法规对各种行政调解的合法程序往往语焉不详，导致行政调解是否依法作出不易判断，其民事合同性质也难于认定。同一争议，经过行政调解达成协议后，还要求法院作为新案件审查其相关事实和证据，实乃对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双重浪费，于法于理均有不妥。

5.行政机关专业技术优势无法发挥，不利于矛盾纠纷的最优解决

笔者归纳部分常见的行政调解如下：《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八条规定，已确定为医疗事故的，卫生行政部门应医疗事故争议双方当事人请求，可以进行医疗事故赔偿调解；《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安机关处理交通事故，应当在查明交通事故原因、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确定交通事故造成的损失情况后，召集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对损害赔偿进行调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五条规定，对于因民间纠纷引起的打架斗殴或者损毁他人财物等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情节轻微的，公安机关可以调解处理；《产品质量申诉处理办法》第二十二条规定，负责产品质量争议调解的技术监督行政部门经调解使双方达成一致意见的，应当制作《产品质量争议调解书》，由申诉人和被申诉人自觉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一条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请求，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监督管理部门、机构调解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六十条规定，进行处理的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应当事人的请求，可以就侵犯专利权的赔偿数额进行调解；《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第二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调解合同争议；《仲裁检定和计量调解办法》第四条规定，计量调解是指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主持下，就当事人双方对计量纠纷居间进行的调解等。如图 2 所示，以 S 省 A 市 B 区法院某年 60 件诉请确认行政调解协议效力或讼争焦点达成过行政调解协议的案件为例，行政调解基本都是各行业主管机关在其管理的专业范围内，对纠纷成因、财产损失大小、人身伤害程度、责任比例等进行专业技术性检验、分析（如卫生、交通、工商等部门）或调查取证（如公安部门）后，提出调解意见或解纷方案，由当事人基于专业技术因素权衡是否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特定行政机关对于特定纠纷的事实认定与证据采集更具专业性，有利于纠纷的圆满高效解决。如因一方当事人肆意不履行协议导致进入诉讼程序，由于双方争议焦点专业技术性较强或调查取证困难，法院往往无法认定关键事实或判断关键证据的真实性、证明力，因此而进入司法鉴定程序的案件，既可能导致司法鉴定结论和行政专业技术鉴定“撞车”，又导致权利人纠纷解决周期延长、诉讼成本上升、诉累增加，当事人对专业技术鉴定的“黑匣子”愈加怀疑、诉怨激增。

6.司法实践中各法院处理方式矛盾

司法实践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对行政调解协议相关案件的处理方式比较混乱。有的法院认为：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行政调解协议的效力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规定法院有权审查行政调解协议的合法性或确认其效力。一方当事人反悔并到法院，法院应当受理并应依原纠纷的事实和证据进行审理和判决[6]。有的法院认为：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行政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法院只审理协议本身的合法性和程序正当性，即双方当事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是否真实，调解协议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侵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符合上述要件的调解协议应视为有效合同，法院判决双方按照调解协议履行各自义务①。还有的法院则认为，行政调解协议只需经过司法确认程序就可以直接生效并进入强制执行阶段，引导当事人持行政调解协议及身份证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当天立案当天确认，不给予义务人举证期限[7]。不同法院处理行政调解协议的方式不一致，难免引发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合理怀疑，不利于法院公信力的提高。

二、行政调解协议之应然效力———基于效力位阶、政治文化基础的分析

为了妥善解决行政调解协议效力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上述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效力位阶、政治传统、文化传统的视角探讨行政调解协议的应然效力。

1.行政调解协议之应然效力位阶法理分析

人民调解协议、公证债权文书、仲裁调解书是三种常见的非诉讼调解协议，三者的主持者、获得强制执行力的方式各有不同。其一，人民调解协议的主持者是人民调解委员会，根据《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协议仅有民事合同效力，不具备强制执行力。其二，公证机构是公证债权文书的主持者，因其与司法行政机关的隶属关系，其性质尚存争议，笔者较认同其事业单位性质[8]；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债权人依照《公证法》规定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其强制执行力实际源于债务人自愿接受强制执行的承诺。其三，仲裁委员会是仲裁调解书的主持者，由市、区政府设立，（1995）44 号文件认定其为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仲裁调解书与裁决书具备同等法律效力，《仲裁法》第62 条规定，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权利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其强制执行力源于法律规定。群众性组织主持的人民调解协议，尚有许多学者主张赋予其强制执行力[9]；事业单位身份尚存争议的公证机构和仲裁委员会，其主持达成的公证债权文书及仲裁调解书，由法律赋予强制执行力。行政机关在其主管范围内对其熟悉领域的争议，主持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效力位阶理应高于公证债权文书及仲裁调解书。但现行法律、法规未明确协议性质或赋予强制执行力，也没有明确人民法院如何审查行政调解协议的内容及确认其效力，不得不说是一个立法空白。既然单行法律、部门规章规定了行政机关的调解职责，理应在确认调解协议合法性的前提下，赋予其约束力和强制力（如德国行政程序法第35 条规定，行政行为是由行政机关为调整具体事宜作出的，对外具有直接法律效力的任何处分、决定或措施）[10]。有学者认为，行政机关在行政调解过程不具备行政单方意志、不能违背当事人自身意愿，因此行政调解不是行政行为，且因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敬畏心理容易导致违心接受调解，故不能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11]。笔者认为，该观点是值得商榷的。首先以司法调解为对照，《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司法调解过程必须遵循自愿原则，不得违背当事人意愿，并不影响调解协议通过法院确认其合法性并赋予其强制执行力；也绝不可能因为当事人对法院的敬畏心理而削弱甚至剥夺司法调解协议的效力。再从行政调解本身的程序看，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纠纷，当事人首先要求行政机关对损害进行处理，行政机关在接到检举或报告后，依照法定职责的范围，对纠纷成因、财产损失大小、人身伤害程度、责任比例等进行专业技术性检验、分析（如卫生、质监、环监等部门）或调查取证（如公安部门）并作出结论，这是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行政行为。从行政法理论上讲，这是一种行政确认行为。行政确认是一种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的具体行政行为。基于行政确认作出的行政调解，一方面是基于当事人自愿接受调解，另一方面也是行政机关基于行政职责的行政管理行为，只要当事人有调解意愿，行政机关就必须履行其调解的法定职责。因而，仅由《纠纷解决若干意见》规定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具备民事合同性质，是不符合非诉讼调解的效力位阶的，也不符合行政调解的行为本质。正如法官运用法律专业知识促使当事人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由法律赋予了强制执行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基于行政确认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运用相关专业技术促使当事人达成的行政调解协议，在确保其行政确认公正、行政程序合法和双方自愿的前提下，也理应由法律赋予相应的强制执行力。

2.行政调解协议之应然效力的传统政治基础

纵观我国法制史，行政权对民间纠纷的处理较之司法权一直处于强大的优势地位，例如《史记•五帝本纪》就记载了远在上古时期，舜调解历山和雷泽两个地方的民间纠纷的故事。行政调解作为行政处理的一种重要方式也不例外，我国行政调解早在唐代就已初具规模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种依赖行政机关调处纠纷的倾向，尤其在“偏远地区或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和“自律解决问题能力较低的阶层”更为明显[12]。时期，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基层人民政府都负有调解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的职责。建国初期至改革开放之间，行政调解的形式逐渐多样化，除基层政府调解一般民事纠纷和轻微刑事案件以外，法律法规还规定某些国家行政机关负责调解特定的民事纠纷和经济纠纷，行政权相对于司法权仍处于相对强势地位。上世纪80 年代以来，我国大力推行法治建设，过去依靠行政权力解决的许多纠纷转变成法律问题甚至演变成诉讼（权利救济要求过泛化或司法大众化即是其典型表现）。特别是随着 2006 年《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对诉讼费用的显著降低，当事人遵循经济人假设①逐渐舍弃各类诉讼外纠纷解决方式（特别是没有强制执行力的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和收费昂贵的仲裁）。理论上，通过诉讼解决纠纷、救济权利无疑是最正当的；但实际上，法院审判“只关心权利义务的法定界限,往往排除了本来应该从纠纷的背景以及当事人的关系等纠纷整体出发寻找与具体情况相符合的恰当解决这一可能性。而且，由于强调权利绝对的排他的归属，所谓依法的判决常常导致当事人之间发生不必要的感情对立，引起当事人之间的长期不和”[13]；另外，由于近年诉讼案件激增，司法资源不堪重负可能导致部分判决与客观真实的偏差，诚信体系缺失也可能出现“有判无执”的结果，仅凭借现代法治理论便过于依赖法院有矫枉过正之嫌。而基于专业技术认定和取证的行政调解，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达成，可以缓解司法资源不足的窘境并相对较好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无论是在西方传统的三权分立与制衡理论中，还是我国政治体制历史及其改革中；无论是立法中心主义的改革方向，还是司法中心主义的改革方向，都没有认为法院对争议的认定效力必然高于行政机关[14]。因此，立法赋予实体公正、程序合法和双方自愿的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是符合我国传统政治基础和我国当前国情的。

3.行政调解协议应然效力的传统文化基础

中国素有调解的传统，纠纷调解之所以发源并盛行于中国传统社会是有着深刻的文化、哲学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以“仁”为本、“天人合一”、崇尚和谐与中庸、追求无讼等思想全方位地体现着调解在消解纠纷中的重要文化基础，并被西方法学家作为东方经验之一加以推崇。诚然，我国纠纷解决机制理想的发展趋势是培育社会自我消解纠纷能力[15]，但在我国目前社会自治组织还较少且因其主持达成效力的不确定性缺乏群众信任，故而培育社会自我消解纠纷能力并得到民众的广泛文化认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在日常管理工作中对其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民商事纠纷主动解决，为当事人双方提供沟通的环境、专业技术依据，对没有暴露出来的纠纷也可积极的事前干预，是较为现实可行的方式。建国至今，在纠纷调解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背景下，部分民众认为对方让自己到法院应诉是非常丢脸的事，被诉至法院后往往对立情绪严重，导致法院调解的困难；相对的，许多民众形成了“有矛盾纠纷找街道、找派出所、找妇联、找工商”的思维定式，我国行政机关调解处理了大量的轻微民商事纠纷，而通过调解的许多纠纷，双方当事人往往也自觉履行。改革开放带来的思潮大转变，对行政调解的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行政调解的社会效果，是直接与当事人对行政机关的信任感、敬畏感相关的，如果当事人明知达成的协议对对方没有任何约束力，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和司法权力来保障其履行，对行政机关的信任度难免日渐降低，对行政调解的接受度也会越来越小。可以说，行政调解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它组织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为调整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稳定，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都曾起到并且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起到重要作用。立法赋予实体公正、程序合法和双方自愿的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是符合我国传统文化基础和我国民众思维习惯的。因此，我国应立法赋予程序公正合法的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以弥补当前行政调解最大的软肋，对缓解诉讼压力、提高定息止纷效果、构建和谐社会有着积极的作用。

三、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制度保障建议

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无疑提高了对行政调解制度的程序性要求。作为立法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前提条件，笔者试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供未来的《行政调解法》立法参考。

1.完善行政调解的程序以增加其公正性和信任度

我国设定了行政调解的法律法规绝大部分没有设立具体调解程序。实践中行政调解主体往往依照其他行政程序或自创调解程序进行调解，保留着较强的行政化色彩。程序是公正、合理、及时解决纠纷的有力保证，对于当事人而言，相关的纠纷处理程序缺乏必要的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容易导致当事人对行政调解的公正性和合法性产生质疑，影响行政调解机制的亲和力，进而使当事人对行政调解协议依法强制执行产生抵触和合理怀疑。虽然立法机关已对部分领域的行政调解程序进行了完善，例如《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调解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期限为10日”；《合同争议行政调解办法》规定，“当事人发现调解员与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不能公正处理案件的，有权申请其回避”等等；部分行政机关对其领域内的行政调解程序进行了改进，例如上海市南汇公安分局规定“，公安行政调解只进行两次，限两周内进行”等等[16]。但行政调解的原则、受理条件、具体方式、调解时限、回避条件、检验程序、协议要件等仍有待《行政调解法》进行增补和统一。笔者认为，在完善和规范行政调解程序的进程中，目前仍被忽视的两点为：一是完善和规制专业技术争议的行政确认程序。应当参照司法鉴定的相关法规，规范提取证据和检验资料的程序；一方当事人接受检验或提交检验材料应通知另一方到场；检验、分析、取证前应向当事人告知相应的法律后果；实行检验人负责制，避免权力寻租等等。最大限度地保证检验、分析、取证的结果客观公正，才能保障行政调解进行的合法性。二是规范调解协议的形式，以起到最好的定纷止争效果。调解协议应当写明争议的事实、争议的请求和调解结果。在行政调解过程中，调解人员应明确向双方解释签署协议的法律后果，在取得双方自愿同意的前提下，行政调解协议中，可以参照公证法的相关规定，载明义务人不履行义务或不完全履行义务时，义务人自愿接受依法强制执行的承诺；并载明权利人自愿放弃调解结果以外的其他争议请求。

2.加大对行政调解的制度保障和投入

笔者认为，首先必须对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进行调解培训和定岗定责，因为行政机关负责调解的工作人员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行政调解的程序公正和实体公平。很多行政调解协议，由于调解员的疏忽大意，导致权利人难于要求义务人履行甚至给权利人到法院带来很大困扰，例如，没有在协议中写明履行期限，没有要求义务人提供身份证明和联系方式等。其次是改变行政调解的“重调解轻履行”的媒体舆论导向，从全国各省市与行政调解相关的报道、数据分析中不难看出，我国的行政调解重视的是行政调解组织的数量、配备的行政调解人员、调解矛盾纠纷总数、签订调解协议的成功率，唯独忽视了行政调解协议的后续履行情况。最后，加强行政调解的资源保障，如设立社区警务室、农村警务室、社区劳动调解委员会等，并加大对基层行政调解组织和人员的经费保障。我国很多行政机关都设有机构，《条例》明确规定，机构的职责之一是协调处理重要事项，当然也包含对平等民事主体进行的调解，因此可以将机构纳入行政调解体系。

四、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的程序建议

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绝非一蹴而就，应在司法解释、法律法规中逐步完善。笔者试提出以下的程序性建议：

1.区分义务人不履行行政调解协议的不同情形

义务人超过约定期限不履行行政调解协议，应当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义务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履行调解协议，或仅以暂无支付能力为由拖延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立法应当赋予行政调解协议的权利人直接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法院立案部门对该行政调解协议是否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处分了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进行形式审查。另一种情况是当事人对行政调解协议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例如当事人认为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调解的过程中采取了以压代调、强迫当事人签字画押等不适当的手段，违背当事人意志主持调解。部分学者认为，行政调解不具备强制性，因此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徐继敏等认为，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属于非强制行政行为，也受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审查[17]。笔者同意后一种主张，认为当事人质疑行政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而不应继续像目前这样提起民事诉讼。经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审查，行政调解协议未违反意思自治原则进行强迫，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且未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的权利人可直接申请强制执行。提出异议不应是无限期的：协议有履行期限的，应当在履行期限内提出异议；没有履行期限的，建议可以参照法院判决裁定的异议期，给予15 日或 30 日的异议期。可能有人会质疑，这样的模式还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换汤不换药。实际上，绝大多数行政调解协议不能得到履行都是第一种情况，因我国诚信体系缺失和自然人身份地址难以认定，导致义务人避而不见或拖延时间逃避债务。任何行政或司法行为都应当受到监督，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提出证据证明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同样可以依法申请审查。

2.引入质疑行政调解协议的风险保证金机制

鉴于目前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调解的实践中，还存在少部分以压代调、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形，不宜完全剥夺调解协议双方质疑行政调解协议合法性的权利。笔者建议引入风险保证金机制，即如果当事人对行政调解协议的合法性、公正性提出异议，经法院审查认定该行政调解协议系当事人自愿达成的合法协议，根据公平原则，质疑行政调解合法性并拒不履行调解义务的当事人，则要补偿对方当事人因此支付的诉讼费用和合理的交通费等其他损失。这一机制，既促使协议双方当事人审慎地思考行政调解协议的公正性和合法性，权衡能够为自己带来的精神、物质利益与付出之间的比例；又可以使得权利人因义务人随意增加的诉讼成本（如律师费、交通费、误工费）得到一定程度的补偿，最大限度地维护公平与正义。风险保证金机制可以避免当事人滥用诉权，也维护了行政调解协议的信赖度，避免行政资源和司法资源的平白浪费。

第5篇：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范文

一、我国果汁企业反倾销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食结构的变化，对健康的重视，果汁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健康饮品。再加上近几年，在混合果汁、蔬菜汁以及啤酒中勾兑苹果汁日益成为国际市场的消费时尚。因此，世界各国对浓缩苹果汁的消费量逐年呈上升趋势，我国浓缩苹果汁年产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1600吨增至目前的80多万吨。应该说，我国的浓缩苹果汁加工业赶上了一个发展的好机会。预计在未来5年内果汁饮料的市场需求空间将每年增加8-10万吨左右。美国市场是国内浓缩果汁最大的出口市场，约占全国出口量的40%-50%，由于个别企业不熟悉国际规则，在争夺市场时竟相压价，造成国内产品销售价格一直徘徊不前，利润空间小，对美国苹果种植业主和浓缩苹果汁加工企业带来很大的冲击，使中间商从中获取暴利。

在美国苹果种植业主和浓缩苹果汁加工业的联合压力下，美国农业协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国家的浓缩苹果汁提出反倾销诉讼。该案件在美国商务部立案后，初拟对中国浓缩苹果汁征收91.84%的反倾销关税，同时展开了调查。我国许多出口产品在反倾销中屡屡败阵，损失惨重。为此，中国食品土畜产品进出口商会呼吁和指导有关企业积极应诉。国内50多家浓缩苹果汁出口企业中，只有10余家企业联合，共同聘请了国际上具有丰富反倾销办案经验的美国律师应诉，其余40多家同行放弃了应诉，也等于放弃了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市场。

二〇〇四年初，美国商务部作出终裁，我国10余家应诉企业的反倾销平均关税率为14.88%，其中有六家企业继续享受“零”关税，此次战役的胜利可以看做是中国浓缩苹果汁加工企业的一次合力作战，成为中国企业应对反倾销的经典案例之一。未参加应诉企业的关税率为51.74%。这对于未参加应诉的企业来说，产品在美国市场全线萎缩，发展严重受挫，无形中增加了产品的成本，降低了市场竞争力。

我公司是一家浓缩苹果汁加工股份制企业，参加了2001-2002年反倾销应诉工作，于2003年9月11、12日两天接受美国商务部的实地核查，核查结果是当年全国参加应诉的几个企业当中最成功的一家，同时也是我省果汁企业唯一一家参加反倾销应诉工作的企业。

目前，全球浓缩苹果汁加工主战场已经从欧美等发达国家整体转移到我国，基本处于垄断地位。从2004年开始至今，由于行业内竞争加剧以及国际市场需求上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浓缩苹果汁的价格持续一路攀升，然而在这样有利的条件下，各加工企业却纷纷抱怨利润空间不大。这主要由于几年前中国浓缩苹果汁大量出口，各企业互相压价使得国际果汁价格“缩水”近一半，进而造成美国提起反倾销诉讼案，给企业造成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消耗和损失。

二、我国果汁企业反倾销的对策：

自1995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0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国遭遇的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特保措施“两反两保”案件235起，涉案金额达61.30亿美元，其中反倾销案183起，涉案金额达50.70亿美元，涉案数和涉案金额分别占全部“两反两保”案件的77.90%和82.70%。在反倾销中，欧盟、美国等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未完全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对从我国进口产品正常价值的计算采取第三替代国价格作为比较依据，并对我国涉案产品适用总体倾销幅度和单一反倾销税率。这样，中美经贸关系的主要矛盾将从年度审议正常贸易关系转变为美国是否认定中国遵守世贸规则。双边贸易摩擦将从政府对政府，扩大到企业对政府、企业对企业。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成立专门机构，监督中国严格履行双边协议，启动监督、仲裁、制裁机制。有关专家指出，由于这一机制具有多元性和多重性的特点，今后中美贸易摩擦和诉讼案件可能呈上升势头。美国对我国企业实行反倾销调查的有关情况已经暴露出诸多问题：有的被调查企业统计数据不连贯；统计资料不齐全；分类帐和总帐多页、少页情况屡见不鲜；企业应诉人员业务不熟练无法回答技术细节，管理人员对企业组织机构不能准确、细致的回答等等。

针对上述情况，结合我公司在2001年在长达十二个月的应诉反倾销中所做的大量工作及反倾销核查小组对我公司进行实地核查的亲身经历，自己就我国果汁企业在应诉反倾销中谈几点对策：

、各企业应尽快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财务报表、统计口径、统计方法和内部审计制度。如果在应诉当中出现统计数据前后不一，帐表不符，产、供、销数量不适，与上报数据有丝毫误差，核查人员将不会采用，以处理。实际上等于我方企业败诉，不仅前功尽弃而且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影响我国企业的整体国际信誉。所以，在向美国商务部上报数据资料工作当中慎之又慎，计算准确，复核认真，平时工作当中注意细节的连贯性，一个标点符号也会影响整个核查工作的成败。

2、在反倾销调查期内，我们更应该认真对待，仔细研读美国商务部最新发给我们律师的调查提纲，充分掌握调查步骤和内容，认真部署接受核查时的方方面面，包括准备好支持答辩书陈述理由的一切资料、文件，诸如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股东认购文件、利润分配方案文件、管理层任命书、股东会决议及相关联的帐表，无涂改痕迹的原材料、半成品、产成品、辅料的出、入库原始数量记录，车间生产记录等。组织好正式核查时开场白的讲稿（不宜过长，一般在5分钟左右，如果过长，核查人员认为是有意的拖延时间，而造成不好的印象），核查期间核查人员的吃住安排要妥当，尽量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少接触，因为在这期间核查人员可能会咨询一些尖刻的问题，这都关系到整个核查工作的成败。

企业副产品的销售是核查成本的减项，必须做好发票、合同等的证明材料，比如：果渣的销售，尽量按照配比的原则做好原始记录，它可以冲减产品的生产成本，否则数据无效会弄巧成拙增大产品成本。

3、企业要积极参加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工作。要保证产品质量，企业就必须自上到下严格执行质量体系认证标准，做到每一道工序都有检测记录、当班者的亲笔签字、意见、建议；人事部门有每位员工的整套档案资料；车间和班组的例会、总结、分析等，确保产品质量过关。原始记录的涂改现象，对我国来说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核查人员认为有作假嫌疑。所以，原始记录一定要保证清洁、完整、系统、连续。

4、作为果汁企业，应当充分利用有利的信息条件，及时获取、处理并掌握世界各国同行业生产、销售、研究、开发的各类信息。只有这样当反倾销原告采集到我们数据后，用第三替代国价格进行核定成本时，我们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及时调整并提供准确、有利的证据，以维护我们自身的经济利益。

5、政府应为企业在咨询、统计、会计、审计及法律方面与国际接轨提供支持，大力加强与生产贸易有关的各类中介机构，如：资信评级、预测分析等机构，以改变我国目前对外贸易、竞争和诉讼中孤立无援的艰难处境。为此，首先要迅速培养一大批既懂经济、通法律，又精贸易、会管理的国际型高级专业人才；其次，在处理涉外经济纠纷中，要提高我方熟悉生产、技术、财务和法律的专业人员的参与权和发言权的地位。另外，可考虑邀请或聘用有声誉的国外律师、专家协助应诉。

6、遵守政府部门的严格管理。果汁企业的原料大部分是直接从果农手中收购，我们代开发票，帐务处理凭国税部门印制的《农副产品收购发票》。由于凭此发票可以抵扣13%的进项税，国税部门对此项工作抓的非常紧，我们执行的彻底、认真，因为反倾销工作正好迎合了国税部门的政策，如果我们的进项税增加的话就无形中增加了产品的直接成本，正中反倾销工作的下怀。所以谁要在原料采购和成本核算上为了蝇头小利，那就肯定会在美国反倾销调查中栽跟头。因此，企业要想适应世贸规则，就得实实在在依法照章纳税，接受政府执法部门的严格管理。

第6篇：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范文

【关键词】 法务会计; 理论与实践; 不足; 对策

一、理论研究上的缺陷

近年来,国内公开发表的法务会计方面的相关研究文章有380多篇,但真正有深度、有见地、值得重视的文章不超过20篇,专著可以查到的有7部,有几部还称为“教材”,但多是抄译国外。总体来讲,这些论著对于法务会计的概念、目标、假设、对象、职能、原则、内容以及人才培养等都有所涉及,提出了许多学界未取得共识、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表明我国已有学者对法务会计给予了关注。其在论述上多采取两种模式:一是谈我国法务会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继而提出对策;二是谈我国发展法务会计的必要性,然后提出建议。两种模式一般都要先谈一些相关的基本理论,所提出的对策大都是加强理论研究,促进人才培养,完善法规制度,加大宣传力度。此外,还有较多的文章专门谈队伍建设和人才培养,有少数文章谈及国外法务会计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状况,另有较少文章专门研究法务会计的理论框架或者其中的某一方面如法务会计报告、特征、原则等。

第一,不仅没有形成专门的理论体系,在一些基本概念、基本理论的认识上分歧还很大,不乏错误、片面的观点。

第二,概要性陈述过多,甚至是对国外观点的直接编译整理,内容也显得空洞。

第三,理论与实践脱节,研究主要集中于法务会计基本理论问题上,对实务操作、实践案例的应用性研究缺乏,很少看到完整的体现法务会计应用特点的实例解剖。而缺乏实证基础,研究结论也就流于无效。

第四,在研究方法上,规范性研究的文章较多,实证性研究的文章很少。

第五,由于缺乏一套逻辑严密的理论系统,对法务会计的执业准则等的研究,只能借鉴国外经验,难有中国特色。

第六,研究不够深入,浅尝辄止。部分学者写一二篇法务会计文章后就不再探讨,不能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和系统研究,因而有深度的力作不多,文章的质量和数量都不足。截至2008年12月初,能从中国期刊网上检索到的有关法务会计的学术论文只有388篇,与其他会计研究文献相比,法务会计文章数量甚少。

第七,目前已出版的法务会计书籍,多是两种理论模式:一是抄袭美国舞弊审计学的理论体系及主要理论内容;二是抄袭中国司法会计学的理论体系及主要理论,是用舞弊审计学、司法会计学拼接所形成的“法务会计”。

二、实践上存在的不足

从中国目前来看,法务会计某种程度上已在实务工作中得到一定的开展,但主要限于经济犯罪领域有关案件的审查,除了国家公检法机关和有资质的司法会计鉴定所开展的业务是否属于法务会计存在争议以外,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也开展了零星的法务会计相关业务,但服务内容单一。目前我国的“法务会计”热还仅限于学术界(主要是会计学界),也没有形成具有内在关联性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纸上谈兵”,实践层面乏善可陈。

(一)人才匮乏

高校专业设置、师资、教材短缺,注会缺乏法律知识和开展相关工作的能力,法律工作者又普遍不懂会计。由于理论上欠缺,使得法务会计人才培养没有较为明确的方向,有些高校虽已开设法务会计专业及开展相关尝试,也还处在起步阶段,还没有很好的典型可供其他院校参考。

(二)社会认识存在误区、盲区

社会认知度较低,大部分专业人员不了解甚至还未听说过法务会计。我国大部分企业还未认识到公司内部的法务会计在调查雇员舞弊、解决企业经济纠纷领域的突出作用,未意识到法务会计人才处理这些问题的优势和业务能力。

(三)服务项目范围狭窄

法务会计实践主要集中于保险赔偿、海损事故理算等较为典型的业务以及有争议的司法会计上,而有关企业纳税及债权债务的会计、社会公正会计、物价理顺会计、基金会计等法务会计的实践基本上处于空白。

(四)绝大多数的会计师事务所很少涉及法务会计服务领域

绝大多数的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还停留在审计、验资等传统业务领域和少量的税务筹划等业务中,仅有少数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在相关机构的授权下初步开展了司法会计鉴定工作。有些会计师事务所虽然从事了相关业务,但由于公信力原因,不仅业务量少,权威性也受质疑,并且业务范围过窄,注师普遍缺乏法律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影响了所获证据的针对性和判断结果的准确性。同时,虽然从表面看国内一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遍重视法务会计业务,并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宣传,但其广告意味大于实际业务开展程度。此外,执业注册会计师的专业素养虽然相对较高,但在法律知识和调查技术上比较欠缺,而且大多还在从事其审计主业,并没有特定的法务会计人员资格和身份,人员安排上随意性较大,这使其往往只是将法务会计作为一项兼任的工作,难以全身心投入法务会计实践中,更不会进行较深入的研究总结。

(五)制度建设滞后

法务会计准则、资格认证制度、鉴定制度、诉讼支持制度、业务操作规范和标准等基本空白,传统的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对法务会计还没有涉及,对于如何认定信息的虚假问题、故意与过失行为的判定、帮助当事人计算赔偿范围与损失以及对当事人遵守法律法规情况的认定等既没有相关的鉴定标准,也没有具体的行为准则作为指导,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六)相关的教育培训较为混乱,盈利目的性较强,滥竽充数现象明显

各种民间培训机构举办的所谓“高级法务会计师培训班”、“注册法务会计师资格认证”,无不自称是国内“首次”或者“首家”。有的高校开设“司法会计”专业后,在不改变专业课程的情况下,却随潮流改称“法务会计”专业。正规财经院校在开设相关专业上还比较慎重,而一些“非主流高校”则比较“前卫”,众多高职院校纷纷开设会计学的法务会计专业方向,其师资是否能保证值得怀疑。法务会计教育需要多学科、复合型的教学人才,但是既熟悉法务又精通会计学的教学人才非常少,科班出身、高学历层次的几乎没有,多是草台班子,拼凑的人马。另外,在专业归属上也不尽一致,既有把法务会计专业方向放在会计学里面的,也有放在法学里面的。

(七)法务会计的理念不普及

法务会计的理念主要靠一些学者发表不系统的论文、出版几部专著来进行传播,社会影响相当有限,而官方以及业内少有提及。

(八)缺乏专业性权威机构的指导

目前,全国还没有一个专业机构对法务会计进行规范指导,更没有其下属委员会负责法务会计工作。

三、完善法务会计理论研究与推进相关实践的思路

(一)理论层面

1.梳理国际法务会计研究成果,进行比较和借鉴,着重研究美国的法务会计实践,并明确我国与西方国家法务会计的差异。我国香港的法务会计发展较快,其绝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法务会计业务,很有借鉴价值。

2.加强对有影响的会计诉讼案例的研究,如银广厦、深圳原野、红光实业、琼民源、东方锅炉等造假案例,安然、施乐和世通公司、麦克威尔通讯公司等舞弊案件,以及有“中国证券民事赔偿第一案”之称的“大庆联谊案”等。通过对案例的研究,分析经济纠纷中涉及会计和法律的深层次的问题。特别在理论研究不足的情况下,研究案例对开展法务会计制度设计和实务操作有事半功倍之效。

3.厘清法务会计与财务会计、独立审计、司法会计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明确法务会计是经济服务活动还是会计服务活动,对其进行合理定位。

4.研究当会计准则、会计制度、审计准则等行业规范与法律规定不一致时,如何协调调整,以适应解决法律问题的需要。

5.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规范和明确我国法务会计的概念、目标、要素、对象、原则、程序和方法等,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务会计理论结构和框架体系,以指导法务会计实践,并通过实践不断完善其理论体系。有学者认为,法务会计理论体系可分为以下几个层次:(1)基础性学科,包括法务会计概念、基本原理、依据、标准及主体等内容,以此确定基本内容和理论框架;(2)职能性学科,如具体的方法、程序等;(3)部门性学科,如海难赔偿责任会计等。这种分类的理论体系既有层次,也便于分块研究。

(二)实践层面

1.建立注册法务会计师资格考试制度。对具有舞弊审计从业经验的专业人员可以适当放宽考试标准,以便在短期内缓解我国法务会计人员短缺的压力。在正式推行法务会计师资格之前,鼓励具有律师资格的人员参加注册会计师的“会计”和“审计”两个科目的考试;对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加试相关的法律科目,待其取得了合格证之后,连同原资格一起来认定其法务会计师资格,以利于尽快形成一支法务会计师队伍。

2.制定法务会计准则。主要包括法务会计一般准则、法务会计具体工作准则和法务会计报告准则。具体工作准则如法务会计执行业务的技术标准、执业准则和道德准则。这种准则是会计和法律两个职业的联结纽带,它既不能代替会计准则,也不能、不应该被会计准则所代替。可以考虑将法务会计准则置于中国独立审计准则体系之内,以实务公告和执业规范指南的形式建立法务会计准则体系。

3.明确会计师事务所的主体地位。我国目前还不允许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法律业务,这是事务所拓展法务会计业务的最大障碍。国家应该出台有关办法,允许会计师事务所从事法务会计工作,允许一些有条件、有实力的事务所在其内部设立专门的部门开展法务会计业务,扩大其执业范围,提升竞争力。另,笔者建议取消公安、检察机关以及法院内部从事有关法务会计鉴定的技术部门,而将法务会计行使的权力归于会计师事务所,因为司法机关设置法务会计人员,他们在从事法务会计鉴定时,依据的是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制度,而没有统一的技术鉴定标准,这必然影响法务会计鉴定的准确性,同时也不符合独立性原则,自审自鉴影响判决的质量,也容易产生司法腐败。因此,应借鉴国际惯例,将法务会计的任务交给会计师事务所,鼓励事务所开展法务会计业务。有关机构比如中注协可选取一些有资质的事务所进行培训与认定,颁发法务会计资质证书。

4.建立法务会计面向社会服务的工作规范。该规范应至少包含以下规定:(1)成立机构或开展业务的主管行政部门审批规范;(2)从业者执业资格规范,包括资格认证和年检;(3)委托和受理规范,建立统一的法务会计鉴定技术标准,如:法务会计鉴定证据的确认标准、法务会计鉴定证据的定量计量标准、综合判断标准、鉴定结论出具标准等;(4)收费规范。

5.成立法务会计行业管理机构。西方国家的法务会计组织和机构比较成熟,如注册舞弊审核师协会(ACFE),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属的法务和诉讼服务委员会(FLS Committee),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下属的调查与法务会计专家联盟(CA・IFA)。依照通行做法,我国的法务会计行业管理委员会可以从属于注册会计师协会,在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下设立法务会计专门委员会,该委员会接受中注协的管理,对协会理事会负责,专职对法务会计业务进行管理、指导、监督。中注协应加强与中国律师协会的沟通、协调、合作。

6.修订《注册会计师法》,增加法务会计方面的内容。

7.逐步扩展法务会计的运用范围。有学者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即我国目前可以有选择地推广运用企业税务会计、司法会计、保险赔偿责任理算会计、海损事故理算会计等法务会计,这几个方面在我国实务中具有一定的基础,至于社会福利保障会计、物价理顺会计、债权债务理算会计、社会公正会计、基金会计等,由于客观条件不甚成熟,可待条件相对成熟后再予以推广。

8.人才培养。通俗地讲,法务会计人才既要懂财务、会算账、能查账,又要熟知法律规范、证据规则与诉讼程序,完全属于复合型人才。培养法务会计人才是发展法务会计的当务之急。措施上基本分为3种:(1)对本、硕、博学生的学历教育;(2)对有注会、注税、司法资格人员的职业教育;(3)各种培训班性质的社会教育。有学者提出,国家教委应尽快组织法务会计本科专业的申报,鼓励那些已开设了会计学、审计学、经济法或其他法学专业的高校积极申报法务会计专业。可以先在二十所CPA高校中进行试点。

【主要参考文献】

[1] 李若山.法务会计――二十一世纪会计的新领域[J].会计之友,2000(1).

第7篇：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范文

【关键词】 或有事项； 确认； 清查调整； 估值； 披露

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发生的经济行为经常面临某些不确定情形，因此在会计核算中需要作出分析和判断。其中有些经济情形的最终结果以未来事件的发生或不发生来加以证实。如：企业对已出售商品在一定期限内提供售后担保，如发生质量问题，企业将无偿提供维修服务；企业因生产产品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而被，如无特殊情况公司很可能败诉，但案件尚未审结等。这类造成企业在未来要承担的不确定的义务情形，即为或有事项。并且这一特定的经济事项已越来越多地存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在实质上影响了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尤其是在评估实务中，更需要关注或有事项的清查和调整，因为在资产负债表日如不对已存在于企业的或有事项区别对待进行分类反映，将会影响企业损益的真实性，从而致使评估价值不能合理反映企业的现状，造成财务信息不真实，从而使报告使用人不能全面了解企业情况。

一、或有事项的特征

1.或有事项是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一种状况，是资产负债表日的一种客观存在。如未决诉讼，它虽是正在进行中的诉讼，但它是企业因过去的经济行为其他单位或被其他单位引起的，是现存的一种状况，不是将来要存在的某种状况。

2.或有事项具有不确定性是指或有事项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比如，企业对出售商品提供售后担保，如发生质量问题，企业将无偿提供修理服务，从而会发生一些费用，至于这笔费用是否肯定会发生；即使会发生，但金额大小则取决于将来发生修理请求以及修理工作量的大小；而这些事项在资产负债表日尚未发生，其对企业的影响有多大，只能由未来发生的事件加以证实，现在尚不能完全肯定。

3.或有事项的结果只能由未来发生的事件加以确定。在或有事项发生时，大多数或有事项的结果是难以证实的。比如未决诉讼，其最终结果只能随着案情的发展，由法院判决结果来证实。随着事态发展和时间变化，影响或有事项结果的因素也会变化，最终使不确定的事项趋于肯定，而使或有事项转化为确定的事项。

4.影响或有事项的不确定性因素不能由企业控制。这从侧面说明了影响或有事项结果的不确定性因素不能由企业所控制。如果企业能加以控制，那么它也就不是或有事项了。

但是企业在日常会计处理过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事件并不都是或有事项。例如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虽然也涉及到对残值和使用年限进行分析和判断，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折旧是企业已经发生的损耗，其结果是确定的。因此，对固定资产计提折旧不属于或有事项。同样的道理，未来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未来可能发生的交通事故、未来可能发生的经营亏损等事项都不构成企业的或有事项。

常见的或有事项有：未决诉讼、未决仲裁、企业对售后商品提供担保、附追索权的票据贴现、企业为其他单位的债务提供担保、由于产品生产污染环境而可能发生治污费用或可能支付罚金以及在发生税收争议时，有可能补交税款或获得税款返还等。

二、或有事项在评估实务中的确认

作为与会计行业联系紧密的资产评估业，目前对或有事项的评估确认和估值尚无明确规定，客观上增加了实务操作难度，形成了评估业务依据空白。评估实务中长期以来对或有事项的处理，一般不在评估价值中反映，只要求评估师引起足够重视，查明原因，逐一列出，并说明所关注的或有事项的性质、金额及与纳入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和负债的关系。其实质是采取了将或有事项作为报告的补充信息予以反映，达到提醒报告的使用者注意，评估人员即履行告之义务，尽了责任。这种处理的原则是采取列举事项、重点说明，以不影响评估价值为基础的提醒方式。以至于使评估人员对或有事项这一经济事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假如企业在评估时不进行申报，而评估人员在对企业价值评定时不够严谨细致，就有可能在对企业进行清查调整时使或有事项这一经济事件产生遗漏。

或有事项的确认所涉及的问题是，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义务应在符合什么条件时确认为负债。评估中，如果遇到与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我们应将其确认为一项负债：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1.该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是指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义务是企业承担的现时义务，而非潜在的义务。例如，甲股份有限公司与乙股份有限公司发生经济纠纷，至资产负债表日，经调解无效。甲股份有限公司已于评估基准日前向法院提讼，法院已进行调查，但尚未宣判，法庭调查表明，乙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违反了国家的有关经济法规，应承担违约责任。故该种情况，对乙股份有限公司而言，一项现时义务已经产生，它是由发生于评估基准日前的交易事项形成的。因此，乙股份有限公司应于资产负债表日就该事件确认一笔或有事项，应于企业评估时向评估人员进行申报并说明情况。

2.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是指当企业履行因或有事项产生的现时义务时，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超过50%，但尚未达到基本确定的程度。企业因或有事项承担了现时义务，并不说明该现时义务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

例1：甲股份有限公司与乙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协议，承诺为乙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年期银行贷款提供全额担保，对甲股份有限公司而言，由于担保事项而承担了一项现时义务。这项义务的履行是否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需依据乙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等因素来确定。如果乙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良好，有能力于银行贷款到期时偿还本息。此时，如果没有其他特殊情况，一般可以认定乙股份有限公司不会违约，从而甲股份有限公司履行承担的现时义务不是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如果乙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状况恶化，且没有迹象表明将于银行贷款到期前可能发生好转，这种情况会导致乙股份有限公司到期无力偿还贷款本息而违约，从而使甲股份有限公司履行承担的现时义务将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因此，我们可以了解企业承担现时义务与该义务的履行很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3.该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是指因或有事项产生现时义务的金额能够合理地估计。由于或有事项具有不确定性，因此其产生现时义务的金额也具有不确定性，如果我们要将某项或有事项予以确认，则其相关现时义务的金额应当是能够可靠地估计。

应注意的是：该项金额能够可靠地估计，是指在评估实务中估计的金额是依据相同或类似的案例得出的一个经验数据。

例2：甲股份有限公司涉及一桩诉讼案件，根据以往的判例推断，甲股份有限公司很可能败诉，相关的赔偿金额也处于一个范围区间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认为甲股份有限公司因该项未决诉讼承担的现时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估计，从而可以对该项未决诉讼确认为一项负债，在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但是如果甲股份有限公司涉及的诉讼没有以往的判例推断可与该项未决诉讼案件可比，又无明确的法律条文作确切解释，那么即使甲股份有限公司败诉的可能性很大，通常也无法推断出其因该项未决诉讼承担的现时义务的金额能够可靠地估计，从而不能对该项未决诉讼确认为一项负债，而只能在报告中披露说明。

综上所述，在资产评估实务中，评估师对或有事项确认为一项负债时，必须对与该或有事项相关的义务按上述三个确认条件进行认真细致的分析研究，将同时符合三个条件的或有事项引起的现时义务，在评估时确认为负债，体现在企业评估资产价值之中。

三、或有事项在评估实务中的估值

或有事项的估值所涉及的问题是，哪些事项应归入或有事项反映，企业评估申报有无不恰当、不合理之处。当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义务符合确认为负债的条件时，应以多少金额确认，而评估人员以何种方式给出相应合理的估值。根据或有事项准则规定，因或有事项而确认的负债的金额，应是清偿该负债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此外，如果企业因履行或有事项所形成的义务，而又可以从第三方或其他方获得补偿，则此补偿的金额只有在基本确定能收到时，才能作为资产单独列入资产负债表中反映，且认定的补偿价款金额不能超过确认负债的账面价值。因此，或有事项的估值对于资产评估师而言，属于评估的作价方法，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或有事项的清查调整、最佳估计数的确定、预计可获得补偿的处理。

1.或有事项的清查调整。评估人员在收到企业的评估申报表时，应仔细地进行分类阅读分析，看有无或有事项项目申报。如果企业已经进行了审计工作，还应对企业会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各项预计负债进行关注了解，以使评估人员获得充分、详细的有关或有事项信息。企业因多项或有事项确认了预计负债，那么在资产负债表中一般只需通过“预计负债”科目进行总括反映。在将或有事项确认为负债的同时，应确认一项支出或费用。这项支出或费用在利润表中不应单列项目反映，而应与其他费用或支出项目（如“营业费用”“管理费用”“营业外支出”等）合并反映。例如：某企业因产品质量保证确认负债量所确认的费用，在利润表中，应作为“营业费用”的组成部分予以反映。因此，在资产清查时评估人员应向企业相关负责人就该事项进行了解，查明或有事项形成原因、性质、可能存在的结果；是否还存在其他遗漏的或有事项，并书面记录访谈情况由被访谈人签字，单位签章作为一项工作底稿备查。评估人员应以企业申报的或有事项类别按评估程序进行认真清查，全面细致地分析研究可能与或有事项有关的会计科目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在清查中应执行的评估操作程序如下：

（1）核对预计负债清查评估明细表与企业明细账、总账和会计报表余额是否相符。

（2）着重了解各项或有事项的种类、发生日期、性质和情况以及可能出现的结果。

首先向相关事件当事人或有权管理部门函证或登门拜访了解或有事项业务内容、发生日期、形成原因、很可能发生的结果；其次选择重要或有事项项目，调查企业估计确认的或有事项金额是否合理，有无不恰当之处，严重脱离事件可能发生结果的估计，属于企业滥用会计估计，应提醒企业重新申报评估清查明细表。

（3）实施必要的替代程序，查阅有关协议、收付款收据发票等原始凭证。

（4）关注评估基准日前后其他应付款的支付情况，了解各项其他应付款的发生日期、形成原因。

（5）了解预提费用的明细内容和计提依据；抽查大额预提费用提取、转销的记账凭证及相关文件资料，关注长期未转销的预提费用的原因。

（6）关注评估基准日前后其他应收款的明细账，有无计入企业因或有事项收到的其他公司赔偿款项等，同时查看营业外收入科目，有无收到与或有事项有关的收入款项。

（7）查营业费用、管理费用科目，查阅其明细账，看有无已经计入当期损益的诉讼费用，而企业仍然按未决诉讼确认为或有事项的情况。

（8）清查营业外收支科目，查阅其明细账，看有无已经计入当期损益的赔偿和罚款支出等费用。

（9）预测或有事项对企业资产状况及价值的影响及影响程度等。

评估人员在按以上程序进行清查调整后，如发现企业的或有事项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评估基准日前企业已经实际支付或法院已经判决生效的与账面计提的负债有差额，按以下情况处理：

（1）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前，依据当时实际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合理预计了负债，在评估基准日，应当将当期实际发生的损失金额或支出金额与已预计的相关负债的差额，直接调整计入当期营业外支出或营业外收入。

（2）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前，依据当时实际情况和所掌握的证据，本应当能够合理地预计损失和支出，但企业所做的估计与当时的事实严重不符（如：未合理预计或不恰当地多计或少计），应当视为滥用会计估计，在评估基准日评估人员应提请企业按照重大会计差错更正的方法进行会计处理。

（3）评估基准日后至评估报告交付日之间发生的或有事项已有了实质性结论的或有事项，评估人员应在报告特别事项中予以披露说明。评估人员按调整后的企业评估清查明细表的数值确认申报，同时实施下一步的评定估算，即最佳估计数的确定。

2.最佳估计数的确定。企业因或有事项而确认的负债的金额，应是清偿该负债的所需支出的最佳估计数。

（1）当清偿因或有事项所确认的负债需支出存在一个金额区间范围，则最佳估计数应按该区间的上、下限金额的平均数确定。

（2）当清偿因或有事项所确认的负债需支出不存在一个金额区间范围，则最佳估计数应分情况处理，按以下方法确定：涉及单个项目时，最佳估计数按单个项目的最可能发生金额确定；涉及多个项目时，最佳估计数按各种可能发生额及其发生概率计算确定。

至于最佳估计数的金额区间范围、单个项目的最可能发生金额、多个项目的各种可能发生额及其发生概率等数据指标的搜集。如果企业有历史资料可参考，且各年出入不大的可由企业相应负责人提供，如产品售后担保；如果企业无类似的案例，而外部资料搜集也未发现同类或类似的判例，如未决仲裁、未决诉讼等，评估师可以依据本人的职业判断来进行或借助于其他专业人士（如律师、企业法律顾问、法官以及与事件相关或知情的相关人等）的职业判断或经验数值，力争得出一个较为有说服力的估值结论。

例3：某股份有限公司2004年共销售某产品120 000件，销售收入360 000 000元。根据公司承诺的产品质量保证条款，产品自出售后一年内，如果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公司将负责免费维修。企业按以前年度的维修记录和参考历史资料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了一项预计负债。在评估基准日后评估师在进行资产清查时，应对该项负债做专门记录，问询相关部门责任人，以及公司历年来的费用发生情况，包括抽查凭证、技术人员访谈笔录等，经对公司技术部门的费用预算分析评定后，得出以下结论：产品发生较小质量问题，维修费用约为销售收入的1%；发生较大的质量问题，维修费用约为销售收入的2%。且根据公司技术部门对工艺检测和产品质量测试后得到本年度销售的产品中，85%不会发生质量问题；10%可能发生较小质量问题；5%可能发生较大质量问题。

据此，在评估基准日，某股份有限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中确认的预计负债的评定价值为：

360 000 000×（0×85%＋1%×10%＋2%×5%）＝720 000元

3.预期可获得补偿的处理。评估中，如果评估师对某项或有事项所引起的义务确认为负债后，发现企业因清偿该负债所需的支出全部或部分预期由第三方或其他方补偿时，则补偿金额只能在判定基本能收到时，作为资产单独确认，且确认的补偿金额不应超过所确认的负债的账面价值。应引起注意的是：补偿金额只有在“基本确定”能收回时才予以确认，且确认的金额为基本确定能收回的金额，并作为一项资产项目在资产负债表中单独列示。同时，如果企业基本确定能获得补偿，那么企业在利润表中反映因或有事项确认的费用或支出时，应将这些补偿预先抵减。只有这样，才能真实、完整地反映或有事项对企业评估价值的影响。

通常，预期可能获得补偿的情况有：发生交通事项等情况时，企业通常可以从保险公司获得合理赔偿；在某些索赔诉讼中，企业可以通过反诉的方式对索赔人或第三方另行提出赔偿要求；在债务担保业务中，企业在履行担保义务的同时，通常可以向被担保企业提出额外追偿要求等。

四、或有事项在评估实务中的披露

评估实务中对或有事项的披露，应区分几种情况，一是已经作为资产或负债作价，则只需在评估报告特别事项中做简要说明，说明形成的原因、可能存在的影响等；二是不符合资产或负债的确认条件，但是或有事项确实存在，而对企业的影响程度却无法预测，只有等事件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后才能知晓，对此类事项只要在特殊事项中说明过程进行简要描述。

1.或有负债的披露。或有负债披露的基本原则是，极小可能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或有负债一般不予披露。对某些经常发生或对企业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较大影响的或有负债，即使其导致经济利益流出企业的可能性很小，也应予以披露，以确保报告使用者获得足够充分和详细的信息。如已贴现商业承兑汇票、未决诉讼、仲裁以及为其他单位提供的债务担保形成的或有负债。有时充分披露未决诉讼、仲裁形成的或有负债信息可能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预期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则在报告中不需要做详尽披露，但至少应披露事件的形成原因。

例4：沿用例1资料，假如乙公司在贷款到期后未清偿，银行诉甲公司负担保责任，甲公司负有全额清偿的责任；预计甲公司除支付本金和利息还可能支付罚息和诉讼费用，此例如无特殊情况，银行很可能胜诉，案件正在审理中。年末甲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中预计了一笔负债。因此在评估报告中应对甲公司作如下披露：甲公司因承诺担保乙公司某笔银行贷款，乙公司于贷款到期日财务状况恶化无力偿还，银行追诉甲公司担保责任，甲已于年末预计了一笔负债，经与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了解，甲很可能败诉且甲公司的估计相对合理可信，因案件尚在审理中，本次评估采信甲公司的估计数，待案件审结后，如实际支付的金额与预计有差额，可能对企业的损益产生影响，因此提请报告使用人关注该或有事项的事态发展。

2.或有资产的披露。一般情况下，或有资产不需要披露，而企业已经申报确认的或有资产在其基本能收到时评估人员已经评定作价。因此，对或有资产在很可能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时，在特别事项中做出说明，通常只说明或有资产的形成原因、预期对企业产生的财务影响等，披露时用词应准确谨慎，不能让报告的使用者误认为或有资产肯定会流入企业。

通过对以上或有事项在评估实务中的分析，可以使我们对或有事项这一经济事件有初步的认知，掌握或有事项的确认、估值和披露，便于我们在实务中开展工作。

【参考文献】

第8篇：经济纠纷诉讼案例范文

按照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检察机关如何在科学发展中进一步“关注民生，走近群众”，最根本的就是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深化对检察工作特点和规律的认识，增强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贯彻落实到检察工作的各个环节。最近一段时间，我深入各检察联系点、走进群众，采取座谈、征求意见等方式，对检察机关如何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关注民生，走近群众”做了一些调查与思考，现报告如下：

一、我院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关注民生，走近群众”的基本情况

如何坚持检察机关的人民性，使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科学发展，贯彻检察工作的群众路线，提高检察干警群众工作能力是检察工作机制创新的重大课题。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以来，我院始终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关注民生、走近群众”作为检察工作科学发展的一项基础工程来做，通过探索实践，取得了一定成绩，其基本情况：

（一）明确思路，迅速部署。王雁飞检察长指出要把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做好检察工作的结合点和切入点，把履行检察职能和关注民生问题更好地结合起来。我院党组深刻领会精神实质，认识到位，把科学发展，关注民生，服务群众，化解矛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举措进行部署，结合优化司法环境活动的开展，向社会公布了检察机关服务群众的“承诺”，让人民群众在维权中安心放心。自治区检察院部署在全区检察机关开展“关注民生，走近群众”主题实践活动后，我院又积极行动，制定了“关注民生、走近群众”的实施方案，细化了工作目标，明确了工作责任，落实了工作措施，保证活动的深入开展。

（二）形式多样，突出实践特色。主题实践活动开展以来，我院大胆探索，突出实践特色，采取多种形式走近群众。一是开通民情检察直通车搭建为民执法的“连心桥”。为使检察工作，更好的服务群众，方便群众，我院在扁担沟镇召开“检察工作联系点暨民情直通车”启动仪式大会。开通的民情直通车每月至少深入各联系点一次，通过面对面的与群众交流，现场解答群众提出的问题，接受群众控告、申诉和举报，疏导化解矛盾，实现 “零距离”服务。民情检察直通车已定期深入到各联系点20多次，此举为广大群众申诉、举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等提供了便利、迅捷的途径，同时使广大群众能够更好的了解、监督和支持检察工作。二是实施“农村检务工程”，为更好地服务群众搭建平台。为了克服和解决检察制度设置、职权配置在客观上造成的检察机关的“腿短”和“悬空”缺陷，我院深入各乡镇开展“农村检务工程”，目前，已在各乡镇已聘任检察联络员9名，建立检察工作联络点9个，设置检察信箱9个。截止目前，共开启信箱20余次，受理举报线索1件。三是向社会公布了反贪局长、反渎职局长电话，方便群众控告、举报、申诉、投诉和咨询，已受理短信举报线索2件，正在初查中。四是以查办和预防涉及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为着力点，切实维护民生。积极开展查办涉农职务犯罪、、查办危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渎职犯罪专项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五是开辟“绿色通道”。 针对群众上访难、打官司难的问题，我们对涉及民生、需要快速办理的案件，优先受理、优先立案、优先办结。同时建立“解决合理诉求”的接访机制。转变以往“息诉罢访”为目的的接访机制，对案件多办少转，达到案结事了。同时在民事行政检察科，建立了弱势群体的民行申诉案件优先受理、优先立案、优先办结等规定，切实解决群众的合理诉求。下一步将开通“民生服务热线”，派专人接听，及时倾听群众民生需求。

（三）加大宣传力度，增加了检察工作透明度。组织干警进社区、进机关、进企业、进乡镇、进学校，开展了“关注民生，走近群众”举报宣传活动。发放“关注民生，走近群众”宣传材料3000余份，《民情调查表》1000余份，提供法律咨询30余人次，接受群众举报和法律咨询，密切了检察机关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也增加了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的关注程度。

（四）深入开展“察民情、识民意”活动。积极服务新农村建设，深入到同心县韦州镇、__区扁担沟所包扶的村上，对包扶对象问寒问暖，党组成员积极到村委座谈，了解情况，集中精力解决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和迫切需解决的实际问题。积极开展扶贫帮困捐助活动，尤其是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号召全院干警踊跃捐款。先后捐款捐物达5万余元。

二、主题实践活动取得的初步成效

结合“关注民生，走近群众”主题实践活动的开展，新一届班子狠抓队伍管理和作风建设，先后制定并推行各种制度30余项，队伍的精神面

貌彻底好转，凝聚力、战斗力和向心力明显增强，推动了检察工作全面发展。刑事检察工作有效维护了社会稳定。截止3月底，共受理批捕案件68件116人，批捕66件113人；受理移送案件90件172人，76件147人。受理案件线索上升。反贪工作在去年立案9件，全市检察系统考评第一的基础上，继续加大工作力度，已受理涉农案件线索5件，立案侦查涉农案件线索2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1万余元。积极开展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召开了涉农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联络员座谈会，发《预防建议》4份。重点就土地流转与非法转让的界限举办了村干部法制专题讲座，真正做到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延伸到农村基层。诉讼监督力度明显加大。针对公安机关捕后变更强制措施、撤案、取保候审直诉案件监督不到位的情况，制定了制度，首次实现了对刑事案件从立案到提起公诉的全程监督。追捕犯罪嫌疑人11人，超过了去年全年的总和。办理立案监督案件1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2份。积极改变“刑事检察院”形象，加大民事行政检察工作力度，主动与律师事务所建立了工作联系制度，拓宽了案源。书面审查法院民事裁判文书280余份，对可能存在问题的21份判决书重点进行审查，并制作了《民事行政判决审查表》，细化了审查内容，规范了审查方式。受理申诉案件2件，立案1件。积极开展旁听庭审工作和对执行活动的监督，与法院签订了《关于对民事行政诉讼活动及执行工作实施检察监督的暂行办法》，首次将法院的执行工作纳入我院检察监督的范围，已现场监督法院执行案件一件。目前我们又同__区法院协商，在法院增设“检察申诉信箱”，进一步拓宽群众申诉渠道。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实现了春节、“两会”期间涉检上访为“零”。认真开展检察长巡回接待群众来访工作，已巡回接访8次。开展自治区级文明接待室创建活动，推出便民利民措施10余条，目前争创活动正在深入开展中。

三、影响检察机关“关注民生，走近群众”科学发展的瓶颈与制约因素

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我院检察工作虽然在“关注民生，走近群众”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由于受体制、机制和人员素质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检察工作的科学发展在“关注民生，走近群众”上仍然受到制约。

一是思想认识不足，部分检察业务在服务民生上较为薄弱，缺乏主动性。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有的干警思想上存在模糊认识，认为检察机关不是包医百病的救世主，导致对涉及民生问题案件监督意识不强，监督水平不高，监督手段不多，监督力度不够，严重制约了法律监督工作的开展；职务犯罪查处力度不够，与上级的要求还有差距。

二是宣传力度不够，社会对检察工作性质、职能知晓率不高。群众一般认为检察机关只是一个依法代表国家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公诉机关，社会各界对检察工作职能缺乏认识和了解。重打击轻保护，使检察机关的宣传大多集中在刑事检察业务上，对民事、行政检察工作的宣传不够。当前，各种经济利益纷争矛盾凸现，人民群众对司法不公反映强烈，但部分群众既不知道还有检察院这条救济途径，申诉群众不懂得通过检察院这个途径进行维权，造成案源少，不利于科学发展。

三是法律不够完善，制约了检察机关对涉及民生案件监督工作的开展。法律的规定过于简单和原则，比如在民行检察工作方面，民事诉讼法总则规定了广泛的检察监督权力，而分则仅规定了单一的抗诉监督手段，而且缺少必要、具体的操作程序和规范，对监督范围、抗诉期限等法律均未作出规定，检察院从接受群众申诉到立案审查，直至向法院提出抗诉，经历时间过长，监督的效果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期望。对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法院必须依法再审，但对一些事实清楚的案件，检察机关如果采取检察建议的方式对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既可以提高办案效率，也可以节省司法资源。然而，法律对于检察建议却缺乏明确、具体、可操作性强的规定。法律的不完善制约了检察机关行使法定监督职责。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司法解释规定检察机关不能对执行案件和破产案件提出抗诉，检察机关只能采取检察建议的形式进行监督，影响了检察机关对此类案件的监督成效。

四是管理机制不规范，基层检察院各种保障不够有力。目前检察机关实行“双重领导”的领导体制和“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在队伍管理、机关建设等方面仍然沿用行政管理模式，缺乏与检察官法相配套的改革措施；在办案、监督制约方面，人的主观因素较重，缺乏一套科学、严谨的规范化管理机制。在财政管理体制方面，办公条件差，装备落后，信息化建设滞后，办案、办公经费与专项经费不能合理利用的困难现象十分突出。在干警政治生活待遇方面，与经历相似的其他行政部门干部相比差别大，影响了工作积极性。

五是队伍整体素质不高，法律监督能力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不相适应。由于受地方条件的限制，引进高学历的法律专业人才十分困难，出现新老检察官接替不上；干警的文化专业结构不合理，学历教育旨在拿文凭，文凭与水平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导致执法手段单一，执法方法比较简单，经验化现象突出。

四、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关注民生，走近群众”创新发展的思路

（一）充分认识“关注民生，走近群众”对

检察机关的重要意义 首先，“关注民生，走近群众”是检察机关性质和地位的本质要求。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维护公平正义是检察工作的永恒主题和执法办案的最高价值追求，也是检察机关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民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检察机关只有站在关注民生的立场上，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深入分析研究实际情况，创造性地开展工作，才能保证执法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的统一，才能充分体现检察工作的人民性。

其次，“关注民生，走近群众”是落实执法为民宗旨的具体体现。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检察权来自于人民的赋予，这就必然要求检察机关必须确立关注民生、执法为民的理念，在执法实践中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关注群众需求，缓解民生矛盾，破解民生难题，切实贯彻好、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从而保障检察工作正确的政治方向，保障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

最后，“关注民主，走近群众”是实践检察工作方针的具体内容。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检察工作的基本方针和工作原则，只有关注民生，走近群众，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才能更好地发挥检察机关职能作用，完成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使检察工作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只有关注民生，走近群众才能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通过自身的执法工作惩治犯罪，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也才能提高人民群众的法制意识，促使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沿着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

（二）以认真履行职能为主线，着力在“关注”上做文章

人民检察院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把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关注民生，走近群众”，作为自身的一个重大职责来看待，尽职尽责抓落实。今年市委、政府明确提出全市经济工作要突出“抓投资、上项目，调结构、促增长”，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特别要在优化司法环境上抓深化，在维护公平正义上见成效，这既是检察机关服务和保障民生的基本要求，也是实现“民生检察”的客观需要。

__区检察院要以保障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为首要任务，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第一责任，突出优化司法环境和平安建设两大重点，全面履行检察职能。在服务和保障民生中，进一步提升服务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一是以打击各类刑事犯罪为重点，努力维护社会稳定。要牢固树立大局意识、服务意识和稳定意识，“保增长、保稳定、保民生”，紧紧围绕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突出问题，围绕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社会问题，进一步突出打击重点，加大对涉及民生刑事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多发财犯罪和犯罪，努力维护社会稳定。积极参与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确保经济健康发展。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二是以查办和预防涉及民生领域的职务犯罪为着力点，切实维护民生。要深入开展查办民生领域职务犯罪专项工作；开展查办涉农职务犯罪专项活动，保障国家支农强农惠农政策的有效落实；特别要突出查办涉案金额大、涉案范围广、涉案人员多的大案要案、窝案串案；特别要注重查办发生在基层或者案值不大但人民群众高度关注、反映强烈、影响恶劣的职务犯罪，坚持大案要查，小案也要查，有效震慑和遏制危害民生的职务犯罪。结合办案，加强对典型案例发案原因、特点和职务犯罪行业、领域犯罪态势的分析，及时帮助有关行业和单位健全制度，堵塞漏洞，预防犯罪。要组织人员举办村干部法制培训班，真正将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向农村延伸。

三是强化对诉讼活动的法律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立案监督方面，要切实监督应当立案而不立案和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解决打击不力和保障无辜者不受追诉的问题；在侦查监督方面，要切实监督纠正违法侦查、违法取证、刑讯逼供违法插手经济纠纷等问题，最大限度的在追究犯罪的同时，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在审判监督方面，要切实坚持执行实体法与执行程序法并重的原则，在监督审判机关依法审判的同时，对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错误导致量刑畸轻畸重等问题坚决行使法律监督权，力求保护公民在适用法律上的平等权；在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方面，要坚决对法院确有错误的判决和裁定提请抗诉，对法院正确判决要认真做好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工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四是要竭尽全力做好控告申诉工作，关注法律实施中的公平正义。要从加强监督、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出发，积极做好控告申诉工作，对人民群众的举报、控告、申诉案件，要及时办理，对所有举报案件，要做到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声，取信于民。

（三）以畅通诉求渠道为主线，着力在“走近”上寻途径

检察机关要在关注民生上实现科学发展，必须创新走近群众的长效机制来弥补法律上的不完善，努力畅通民意诉求渠道，使检察机关真正成为群众感情上的贴心人，呼声上的代言人，权益上的维护人。

一是增设乡镇派出机构，加强基础工作。检察机关的基/！/层组织是县级检察院。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乡镇工作和企业和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现行体制造成了检察工作悬空的局面，不适应检察工作的发展，在一些重点乡镇设置派出机构，是必要的，有利于检察工作的开展。

二是认真解决群众诉求。群众利益无小事，只有切实地解决人民群众的诉求，维护人民群众利益，才能真正体现检察机关“关注民生，走近群众”的核心价值。因此，一定要带着对群众的感情关注社会矛盾和法律问题，在处理各种矛盾和事件时，要坚持以人为本，分清矛盾性质，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对诉求合理的做到解决到位，对要求过高的做到说服到位，对无理纠缠的做到教育到位，对触犯法律的做到处置到位。努力从细节入手，改进执法作风，提高执法效能，使检察工作成为彰显公正、排解民忧、化解民怨、维护民权、赢得民心的过程。

三是妥善处理涉及民生问题案件。一方面，检察机关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做好群众工作，要带着感情、带着政策、带着法律、带着责任，认真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用真情劝慰，用法律劝导，用情理劝止，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更好地帮助群众解决他们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有力地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另一方面，在执法办案中，检察机关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人要作换位思考，以人性化的关怀感化他们，做到处置问题不产生震荡。

四是创新受理民生案件的工作机制。健全举报电话和网上举报平台的应用机制，加强举报宣传，对举报案件的受理、流转、办理、回复等程序严格规范，落实举报职务犯罪属实的依法予以重奖和实名举报的书面说理答复制度，确保群众诉求渠道畅通。规范检察机关内部民生案件信息的流转和处理机制，明确责任，确保信息资源得到整合利用。建立联系制度，延伸工作触角，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旁听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庭审活动制度，着力解决对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软”的问题。

五是提高民生案件的办理效果。严格把握民生案件办理的法律政策界限，办案中，把解决法律问题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一起抓，特别注重加强对被害人权利的保障，努力为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积极探索对因犯罪行为导致生活困难的被害人的司法救助制度。

（四）以推动检察工作发展为主线，着力在“成效”上求突破

一是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在工作机制上求突破。通过开通民情检察直通车、建立检察服务点、旁听民事行政案件庭审、设立举报箱等诉求渠道，建立完善以控申、民行检察业务为支撑，检察机关内部全员参与的接访工作机制。落实并推行检察长全天候接待的承诺，形成领导带头、全员参与、责任明确、高效便民的接待处理新模式。做到信息畅通、各负其责、处理迅速、

群众满意。 二是创新宣传载体，在提升检察工作知名度上求突破。深化检务公开，创新工作模式，组织开展检察“开放日”活动；推行变被动接访为专项服务、定期走访的工作机制，大力宣传检察工作职能，定期下访了解社情民意，以实际行动让人民群众认识、了解检察工作性质，为人民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尽心竭力解难题。

三是努力促进检察工作科学发展，在探索管理机制改革上求突破。机制建设是从根本上解决“关注民生，走近群众”的治本之策。因此，在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过程中，要大胆探索检察工作管理体制、机制，按照检察官法的规定，推进管理体制改革。合理解决干警职级待遇问题，充分调动检察干警的工作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