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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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范文

一、 劳资、经济纠纷的特点

（一）因追索劳动报酬、保险福利、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等经济利益争议居主导地位。劳动关系双方对经济利益的重视程度高于对其他权利的重视程度，由于劳动者处于劳动关系的弱者地位，个人很难为维护权利与用人单位抗衡，因此多从经济利益方面找回损失，而用人单位对违约出走的劳动者，也大多以经济赔偿为由提出申诉。

（二）拖欠工资纠纷案件多。绝大多数劳资、经济纠纷是由于劳动者的基本劳动经济权益被侵害，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而致。劳动报酬是引发劳资、经济纠纷的第一原因，其次是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再次是自动离职或辞职。

（三）集体劳动争议上升幅度较大。主要集中在建筑施工单位和非公有制企业。集体争议呈现突发性强、人数增多、处理难度大的特点。

（四）寻求解决的途径转变很大。弱势一方的劳动者往往不自愿通过正当的法律途径解决纠纷，而是采取集体上访、封堵政府机关，甚至有集体堵塞道路交通的行为发生。

（五）涉及利益的人员多，规模不断扩大。如20__年1月份来访中有11批集体访反映劳资、经济纠纷问题，人员最多的达22人。

二、劳资、经济纠纷产生的原因

（一）经济萎缩，利益矛盾冲突复杂。一些合同无法履行，拖欠工程工资无法兑现。一些企业停产、倒闭矿产，债权难以实现等产生劳资、经济纠纷。

（二）管理监控环节薄弱。如有的企业用工不规范，无用工合同，有的工程是层层转包。

(三)民工自我保护意识较弱。有的民工已半年未付工资，才来申诉，有的没有工资结算单。

(四)承包商为转嫁风险损失。有的承包商以未领到工程款为由，拖欠民工工资，把矛盾推向社会、交给政府。

(五)劳动关系双方法律意识淡薄。有的用人单位忽视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一些违反国家劳动法律、法规、政策的管理制度，并付诸实施；有的用人单位在订立劳动合同时条款显失公平，导致劳资、经济纠纷的发生。

三、解决劳资、经济纠纷的对策

（一）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增强企业经营者和劳动者遵规守法意识。充分运用各种舆论工具和宣传载体广泛开展劳动法制宣传教育活动，促进劳资双方依法履行权利义务，促进用人单位自觉规范用工行为。通过法律意识的增强，使双方在用工时能自觉签订劳动合同，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明确工资报酬数额或计算方法，避免产生劳资、经济纠纷。同时，通过正反面案件的宣传教育，使劳动者认识其采取堵路等极端手段的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消除一些劳动者“打官司跑断腿，不如集体上访、上路拦车讨钱快”的错误认识。注意发挥新闻舆论和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对违反劳动法、用工严重不规范和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等方面的典型案件进行曝光和批评。

（二）切实加强管理，创新快速调解机制，依法高效化解纠纷。要求企业将合同文本送到劳动保障部门鉴证，以便及时检查和纠正劳动合同中存在的问题，指导企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劳动合同。对劳资、经济纠纷发生较多的企业，劳动保障监察部门要予以建档和进行重点监控，并定期或不定期地到这些企业中检查企业执行劳动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情况，特别是在签订劳动合同、工资标准和支付工资、参加社会保险、工时制度、劳动标准以及劳动保护等方面的情况，督促企业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并予以必要的处罚。同时建立职工欠薪保障制度，由相关部门制定实施办法，要求企业每月按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向当地劳动保障部门所属的就业服务管理机构缴纳欠薪保障金，缴费比例标准应与过去和现在企业支付职工工资的有关指标挂钩。如果受保企业职工出现拖欠工资问题，可用该企业缴纳的欠薪保障金向职工支付拖欠的工资，不足部分可通过变现企业资产来筹集。畅通诉讼、仲裁、、调解等渠道，创新健全调解机制，坚持完善下访约访等联系群众制度，及时掌握矛盾纠纷隐患。

第2篇：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范文

原告：郯城县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曾给原告郯城县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过车辆信息服务。2002年8月，被告负责人朱乔明安排一辆在其配货中心登记的冀AK2695号东风运输车，为原告运输小麦。承运车主王立田支付了100元介绍费后，朱乔明开出了派车单。派车单注明：今有我配货中心派汽车去你处装小麦，货到兴福，车号2695，全价每吨50元整。此后，原告业务员张庆带该车到新沂市棋盘镇，将购买的“陕农”229优质小麦380麻袋，净重34200公斤，交付给王立田装运。原告并开出了《发货明细表》一式四联，王立田在该表“承运部门”栏内签名，其中交货联和回执联王立田持有。原告支付王立田1000元运费后，未派人押车。

原告次日与王立田电话联系，王称车已过济南。原告此后与王失去联系，也未再收到该批货物。经查，王立田的身份证、行车证、车牌号均系伪造。原告遂以被告不守商业诚信，严重违反货运合同的约定，提起诉讼。

「审判

法院受理后，认为该案因涉及经济诈骗，遂中止诉讼，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此后，原告撤回了起诉。

「评析

本案虽然最终以撤诉结案，但在审理过程中应否中止审理、居间人应否担责等问题较典型，有进一步探讨价值。

一、本案是否符合中止审理条件。

先刑事后民事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通常适用的原则，即当某一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有联系，刑事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否影响民事诉讼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先处理刑事诉讼，再审理民事诉讼。先刑事后民事符合审判客观规律。当刑事审判认定某种事实可能导致民事案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如何承担的情况下，先刑事后民事成为必然。但在具体操作中，不能片面理解该原则，认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民事诉讼都不能进行，这样势必造成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因此，在刑事案件没有侦破或涉嫌犯罪的人没有抓获的情况下，对可以分开审理的民事案件，不应中止审理，应当依据查明的事实，对其他共同致害人、负有连带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先行判决给付。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规定》确认了以下两原则：1、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2、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上述原则实际确立了刑民案件是否可以并行审理的标准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或“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同一的法律事实可能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也由于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在取得方式上的不同，而导致在民事上认定的属于不同法律事实的行为，通过刑事诉讼可能认定为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因此，《规定》确立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仍会出现分歧。

由于先刑后民原则确立的前提是刑事案件的处理与认定会对民事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在适用刑民案件并行审理原则时，应首先考虑这个前提。基于此，笔者认为：案件当事人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当难以明确排除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认定不影响经济纠纷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时，经济纠纷案件应裁定中止审理，待刑事部份处理后再作出相应处理；但是，案件当事人明显因不同的法律事实而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刑民案件可以分别审理。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本案不应中止审理。理由在于：首先，本案民事诉讼主体与刑事犯罪主体不同。本案原告以货运合同违约赔偿纠纷起诉的是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而非起诉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原告并没有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被告涉嫌犯罪，本案被告与犯罪嫌疑人不属于同一主体。其次，犯罪嫌疑人王立田的行为明显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原告之所以要求被告赔款，是其自认为有法律规定被告应先行代为赔偿。原告并不认为被告是和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共谋诈骗。如果本案原告是以被告和王立田合伙诈骗为由起诉，那么本案则是纯粹的合同诈骗，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案范围。再次，本案刑事犯罪与本案民事部分，实质上分别涉及了货运合同与居间合同，两者系不同法律关系，因此刑民可以分开审理。

二、本案是否是货运合同纠纷。

原告认为本案是货运合同纠纷，主张被告依法应代承运车辆先行赔偿。其依据是1996年1月26日交通部以交公路发109号文件的《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管理办法》。该法第2条规定：“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是指服务于道路货物运输的各项经营活动。”；第3条规定：“凡在我国境内从事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均适用本办法。”；第15条规定：“货运受理是指为货主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业务等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各种受理货物托运、联托运、货物配载等均属货运受理。”；第19条第2款规定：“当发生货运质量责任事故，需承托人赔偿时，托运人可向货运受理业户提出，受理业户查清确属承运人责任后，先行赔偿，然后再向实际承运人追偿。”。

笔者认为，原、被告不存在货运合同关系。首先，本案被告以收取佣金为目的，接受了王立田委托，为其联系本案原告货源，通过说合使原告和王立田达成了运货协议。其次，由于承运车辆仅是过路外省空车，王立田只是在被告处登记，委托被告介绍给货主，承运车主王立田和被告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再次，原告并没有将承运费用交给被告而是直接支付给了车主王立田，王立田亦在承运部门栏上签名。因此，本案被告开出的派车单，仅是原告和承运车主达成货运合同的证明，并不是原、被告直接作为货运合同双方达成协议的依据。根据合同法424条规定，被告是为原告和王立田订立货运合同提供了媒介服务，原、被告发生的关系仅是居间合同关系。

本案原告以交通部规章为依据要求被告先行赔偿，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首先，本案并非货运质量事故，规章亦未规定货物丢失责任的承担。其次，根据立法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参照规章。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本案涉及的居间合同和货运合同，均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的有名合同，而原告引用的规章对合同法规定的货运合同的义务主体范围作了不适当扩大，与合同法相抵触。根据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原告援引的交通部规章在本案并不适用。

三、本案居间人是否担责。

有意见认为，由于本案被告对委托人身份及车辆情况的审查存在严重疏漏，违反了居间人义务，向原告提供了虚假情况，为刑事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告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不然，本案被告不应担责。

首先，被告已履行了居间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由于被告系经纪服务行业，根据该行业特殊要求，被告在受本案承运车主委托时，已将承运车辆的相关证明和承运车主身份证在其能力范围内进行审核，并作了全面记录。虽然被告未发现有伪造迹象与以后侦查结果相悖，但作为被告并无专门的设备和认定能力，在接受客户委托时，对有关证件的真假辨别，只能进行一般性的形式审查。被告未发现伪造后果，只是为原告的受损提供了一种可能，并未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3篇：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范文

一、纠纷的主要类型

土地二轮承包中发生的纠纷，有的与一轮承包中发生纠纷相同，也有的是二轮发包过程中新产生的纠纷，还有的是一轮承包纠纷在二轮承包中的继续。主要的纠纷类型有：

1，经济纠纷。土地承包合同是农户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签订的、明确他们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法律性质属于经济合同，适用《经济合同法》的规定。在订立、履行、变更土地承包合同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大量属于经济纠纷。比如，不履行合同而随意提高承包费的纠纷、农户不按规定缴纳承包费的纠纷等等。从司法实践看，农户状告集体经济组织的原因主要是随意变更、终止承包合同；而集体状告农户的主要是拖欠承包费的案件。某县法院今年以来就受理承包合同纠纷案件51起，其中不少是农户状告集体的案件。

2，民事纠纷。农户之间发生纠纷、以及农户与村组干部个人之间发生的纠纷多是民事纠纷。主要有在承包过程中，抢种他人承包地而发生的侵犯土地使用权纠纷，因承包中各种矛盾而发生打架、斗殴、损坏财物的人身损害赔偿、财物损坏赔偿纠纷，土地调整后相邻土地的农户因争水、排水、通行等发生的相邻关系纠纷等等。

3，刑事纠纷。因土地承包过程中矛盾激化而发生的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投毒、放火及破坏生产经营案，虽然数量不多，但影响较大。比如某村民小组组长，在二轮土地承包中，因界址丈量方法与一农民意见不一，发生打斗而致人死亡，被以故意伤害罪判刑达13年。还有的因打架造成伤害，被害人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案件也不少，尤其是轻伤害案件。

二、纠纷的主要原因

土地二轮承包是一项政策性、法律性很强的工作，情况复杂，产生各种纠纷也是不可避免的。造成这些纠纷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法律意识不强、发包过程不规范、对政策理解上有偏差造成的。具体体现在：

1，农村干部的原因。有的乡村干部认识上不全面，认为土地新一轮承包就是全部打乱、重新发包，不管原承包合同是否到期，而中央关于延长土地承包期的原意是稳定农村生产关系，鼓励农民追加投入，应该是“大稳定，小调整”，有的干部对此没有理解。全部重分，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容易产生各种纠纷。而且有的村组干部法律意识比较缺乏，没有认识到签订合同双方是平等的法律主体，往往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签订不平等的合同。有的漠视合同的法律效力，由此导致随意对合同进行修改，单方决定提高承包费，随意撕毁承包合同，随意调整承包土地的面积、范围，随意将已经发包的土地又发包给第三者承包。有的承包合同违背民主议定原则，未经群众大会讨论决定，将面积大、土地肥沃、承包费低的土地根据干部个人好恶、亲疏远近擅自进行发包，有的干部个人仗权承包，或者在丈量土地时标准不一，还有的干部违背市场经济规律强令农民在承包地上种植某种作物，引起农民不满。

2，承包户的原因。有的承包户以村组帐目不清、其他农户未交承包费、村组欠其往来款等为由拒交承包费，或者拒绝承担合理的劳务、其他费用。也有的承包户在签订承包合同后，又随意将土地转包、分包给他人，从中获利或帮助没有承包权的人取得承包权。还有的承包户随意改变承包土地用途，在承包地上挖鱼塘、取土甚至烧窑，由此产生种种纠纷。

3，第三者的原因。有的土地起初比较贫瘠，承包费较低，承包户经过多年开发后获得较大收益，引起一些农户嫉妒，要求终止原承包合同。有的农户单独或联合其他农户抢种承包地或瓜分承包地，或者阻止已签订承包合同的农户进行耕种，矛盾激化时甚至发生打斗。

4，情况变化因素。在第一轮承包中，有的合同签订时承包费偏低，目前仍在合同履行期内，村组于是提出要么提高承包费，要么让给价高的其他农户承包，由此产生纠纷。有一件承包合同纠纷案件，签订合同时约定每亩承包费10元，随着物价的变动，明显偏低，法院根据“情势变更”原则进行调解，适当提高了承包费，双方均表示接受。有的地方由集体统一进行中低产田改造后，地力增强，村组要求提高承包费；有的地方土地征用、村镇建设、道路建设影响到承包地时，承包合同双方经常对土地调整、补偿意见不一；还有的农户因人口变动，为增地减地而发生纠纷。这些客观情况，都会导致承包合同纠纷的产生。

5，合同签订不规范。有的承包合同内容简单，主要条款不全，权利义务不具体，一旦发生纠纷，双方就各执一词。有的合同不能体现平等原则，有的直接违背法律规定。比如有一份承包合同规定：“乙方（承包方）在承包期内不管遇到多大的自然灾害，甲方概不负责”，与法律规定的不可抗力可以免责的规定相悖。还有一份合同规定：“乙方不履行合同，罚款40％；擅自取土、烧窑的罚款5000－10000元”，不仅把违约责任错当成“罚款”，而且比例过高，违背公平原则。有的采用不公平的格式合同，不少农户连合同的内容是什么都看不到，发生纠纷时才发现合同条款对其不利。在合同形式方面，有的合同用圆珠笔书写，保存时间根本达不到承包期的要求；有的随意涂改、重签合同，有一份承包合同在两年内就重签了三次。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直接关系到党的政策在农村的贯彻，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影响到农村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只要对这些纠纷引起足够的重视，这些问题又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1，加强法律和政策的宣传。深入广泛地宣传党的十五届三中全全精神以及《农业法》和《经济合同法》的有关内容，使土地延长承包期的政策内容家喻户晓，不断增强村组干部和广大农民的法律意识，宣传长期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的政策，坚定农民长期实行、搞好生产经营的信心。

第4篇：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范文

后，自国家立法以来，已走过半个世纪的苍桑立法历程，至今没有一部专门关于证据的法律。我国司法实践中，不论刑事诉讼还是改革开放后的民事诉讼，以及如今的民商、行政诉讼、劳动争议仲裁诉讼中的问题，证据问题占了较大比例。证据问题不但是诉讼当事人、诉讼参与人都较为头痛的问题，也是法官们感到非常棘手的问题。2002年，经过无数法律工作者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终于以立法的形式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01]33号，2002年4月1日起施行）（以下简称《若干规定》）。自《若干规定》起施行以来，总的来说适应中国国情的发展，诉讼中当事人基本上能及时举证、质证，符合现行法院审判工作的需要。但在适用该规定的过程中，除仍存在一些问题外，还出现了许多新问题，这些都需要进行实际、全面与深入的探讨。

在民商事审判过程中对于发现的经济犯罪的嫌疑和线索如何进行处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的一个难题。对于犯罪行为的侦察、与审判，涉及到公安、检察、法院三个部门，而民商事审判又由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庭进行。由于涉及的部门多，认识不一，加之案件自身疑难复杂，给这类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近年来，这类案件有逐年增多之势，且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当事人和社会各届的极大关注。为了公正、及时地处理好此类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通知要求，省法院民二庭在全省范围内就有关问题进行了专题的座谈和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的资料，总结了经验，找出了问题，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现将有关情况总结如下。

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法释（1998）7号《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基本区分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对于正确处理民商事纠纷与经济犯罪的交叉问题，依法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提高民商事审判工作水平，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均处理了一批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由于统计上的原因，有些民商事纠纷案件，虽然涉及经济犯罪，犯罪线索已经移送或发出了相关的司法建议，但由于未影响到案件的审理，故在案件统计上未能显示。有些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曾要求全案移送，但其意见未被合议庭采纳，在民商事案件统计上也未能显示。几年来，我省各级法院审理的涉及经济犯罪嫌疑的民商事纠纷案件的类型主要有：存单纠纷案件、借款担保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案件，涉及非法集资的案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等。其中，在河南省内有重大影响的此类案件如：涉及郑州市城市合作银行的存单、借款担保案、涉及荥阳中行的存款及存单纠纷案、涉及百花集团、三星集团非法集资案、涉及农村“三会一部”的存贷款案件，涉及信托投资公司、期货经纪公司、证券公司及其他金融机构的案件等。这些案件，既涉及到对当事人合法民事权益的保护，又涉及到与公安、检察机关及法院内部刑事审判庭的协调与配合，程序复杂，认识上往往并不一致，给案件的审理工作带来了一定的难度。由于在案件处理上存在中止或移送等情况，致使一些案件审理周期长，直接影响到当事人合法民事权利的及时实现，诱发了一些新的矛盾，当事人反映强烈。《若干规定》对于举证时限一般规定为：第三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在送达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同时向当事人送达举证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应当载明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与要求、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的情形、人民法院根据案件情况指定的举证期限以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可以由当事人协商一致，并经人民法院认可。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自当事人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和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文书样式(试行)》的通知（法发(2003)2号）中规定了《举证通知书》的格式与内容。在民商诉讼中，诉讼当事人都能按照案件管辖人民法院的规定提交证据。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认为简易案件应当快审，一般未通知诉讼当事人协商确定举证期限，而是人民法院确定。此时法院一般希望答辩期届满就开庭，不少案件法院确定的开庭日为答辩期限届满的次日。而答辩期法定只有15日，因此就不顾及《若干规定》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由人民法院指定举证期限的，指定的期限不得少于三十日”的规定，举证期限一般规定为答辩期相同，或开庭日的前一天。这种“简易”作法显然是不符合《若干规定》，如果说，人民法院坚持司法解释属于我国法律范畴，那么这种作法就是法院违法的。对于这类情形，上级法院或一审法院一般不予理会，而是放任程序法官的作法。在司法解释的适用上，法官们往往采取自由实用主义态度，符合法官意志的我就用，不符合的我就不适用。这种情形在各地法院的具体个案中，表现非常普遍与突出。这也是我国不立法，而通过司法解释造法的严重弊端之一。司法解释应对此作限制规定，以程序法来体现公正、公平，来保护诉讼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保障审判的合法性与正确裁决。

关于现行的举证时限的规定，笔者认为以下几点予以明确规定或配套实施细则，以更好地完善我国的相关的证据规则：

第5篇：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范文

在这一年的工作当中，法律中心在诉讼案件、非诉业务、合同审查、纠纷防范以及制度建设和业务研究等方面均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截至200*年12月1日共办理各类案件138件，其中诉讼案件62件，非诉案件76件；共审查起草各类法律文书185件；共清回欠款140余万元；根据集团实际需要依法出具各类法律建议书和法律意见书52份；根据集团内部“立法”要求代为起草规章制度8份；完成三项集团科研课题，发表业务研究类文章二十余篇；受理集团内外法律咨询数百起。

一、案件总数138，基本与去年持平（去年136），诉讼案件62件（去年58件），略有上升，其中新闻官司17件，经济纠纷增幅较大达到19件，占诉讼案件总数的31％，其中劳动争议案件23起，同比有所增加。非诉案件76起，与去年持平。

案件特点：

1.案件总数及案件分布情况与去年大体一样，以新闻诉讼和经济纠纷和劳动争议为主，总体情况与去年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这也标志着法律工作进入一个平稳发展的阶段；

2.经济纠纷数量增加，表明集团多样化经营的深入发展急需市场准则的介入，但是今年19件经济纠纷案件多为经济欠款引发，类型单一且多为历史性纠纷，因为周期长的原因我方胜诉后往往执行困难，而我方被诉则情况相反。

3.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反弹，这说明劳动人事制度仍然存在深层问题需要解决，仅仅通过个案的处理不能全面解决问题。23起案件中1起是物业管理公司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1起为新闻大厦所属人员产生的纠纷，其他均为老报业发行公司产生的纠纷，这说明老报业发行公司前期的用工存在较大问题。上述案件除新闻大厦的案件正在处理外，其余的均作了妥善处理。

4.非诉案件成为法律中心工作的半壁江山，非诉业务成倍增长，非诉纠纷和公司改制、注册等业务增多，个案的复杂程度明显上升，很多已经超过诉讼案件。法律咨询成为日常性工作的重要部分，受理集团内外各类法律咨询数百起。表明法律中心的职能已经由简单的处理纠纷转变为纠纷防范和全面服务。

二、合同审查

截止200*年12月1日，共起草、审查合同等各类法律文书185份，比去年同期（150件）增长23.33％，涉及标的额246，286.00（仅限于有标的额的和较易统计的法律文书）；涉及分社（记者站）、子报刊、物业管理公司、发行公司、信息产业公司、新闻大厦、办公室、物品采购部、基建处、计财处、审计处等我方送审主体。

特点：

1.在起草、审查法律文书的同时，还积极参与相关的招投标活动以及合同纠纷的和解谈判活动，体现了全面参与的原则，在最大程度上保障了报社（集团）的权益。

2.继去年公布第一批合同示范文本后，今年又公布了关于知识产权方面的十余份合同示范文本，对集团各部门、单位规范签订有关合同提供了依据，同时也提高了签约效率。

3.为强化监审力度，我们制定了《收查已审查合同一览表》，在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着重对重要部门、重要事项的重要合同进行了跟踪收查。该项工作的开展，保证了《若干规定》的全面实施，开始逐步体现合同审查的权威性和严肃性。

三、清债工作

今年清债办的工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欠款的移交数量低、债权质量差，费用特别紧张。但经过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回款额达到了140万元，基本完成预定工作任务，减少了报社的损失，对报社相关部门的规范经营起到了促进作用。

四、法律建议和内部立法

为了实现中心对内法律监控、法律服务的职能，今年的工作加强了法律建议书的范围和作用，针对各种实际问题和形势发展，先后法律建议书52份，根据集团内部“立法”要求代为起草规章制度8件。强化法律把关和监督职能，加强对案件的预防和法制宣传教育，对集团发展中一些重大情况及时提出了建议和对策，强调法律工作提前介入，避免和减少了纠纷的发生。

第6篇：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范文

    关键词:民事诉讼 简易程序 若干问题 调查思考

    我国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是指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审理简单民商事纠纷案件所适用的一种简便易行的诉讼程序[1]。近年来,各基层法院为解决或者缓解案件数量与法院人手不足的矛盾,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司法解释和《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对民事案件采取了许多"简易化"或"扩大化"措施,这对于提高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及人民法院的讼累,实现司法为民,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无易起到了臣大的促进作用,并业已成为各基层人民法院的一种重要的诉讼制度选择。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在提高效率的价值导向下,由于简易程序立法模式的原则化和粗放化,司法解释既多又杂,导致司法实践中各地基层人民法院的作法不尽一致,特别是在处理具体案件时表现出任意性、随意性,出现较为混乱的现状。由此,作者拟结合审判实际情况,对民事诉讼简易程序进行重新审视和检讨,并在此基础上就民事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立法完善问题谈一点浅见。

    一、适用简易程序的基本情况和现状

    民事诉讼简易程序作为现代法治社会的一般趋势,是与普通程序并存的一个独立的诉讼程序,它作为一种高效、快捷的民事纠纷解决机制,是民事诉讼法"两便原则"的集中体现。据调查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法院显示,2002年该院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1589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1013件,占结案总数的63.8%,适用普通程序审结576件,占结案总数的36.2 %; 2003年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1551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1051件,占结案总数的67.8%,适用普通程序审结500件,占结案总数的32.2%; 2004年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1474件,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1041件,占结案总数的70.6%,适用普通程序审结433件,占结案总数的29.4%;2005年元至8月共审结民事一审案件741件, 其中适用简易程序审结526件,占结案总数的71%,适用普通程序审结215件,占结案总数的29.1%。我们从以上的数据来看,在该院一审民事案件在逐年减少的情况下,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却出现一个逐年增多的趋势。在这里应当说明的是,该院这三年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结的1724件中有50%左右是受限于审限三个月的规定而由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排除这个因素,该院三年多来可适用简易程序审结的一审民事案件占结案总数的比例在85%左右。据了解,相邻几个基层法院的情况略低于这个比例,但也都在80%以上。有的为提高审判效率,有些地方的基层法院审理一审案件,99%适用简易程序,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比例不超过20%。

    另据报载, 2004年,北京市海淀区法院300名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年审结3.5万起案件,在离市区较远的密云县人民法院,去年69名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结案10023件。从北京市整体来看,1993年,北京市法院一年审判案件7万件,到2004年已经突破30万件。一线法官的年均审案数由31件增加到167件。而这11年来,全市法官数量只增加了99名。又比如,2005年1月至7月5日,北京市朝阳法院的立案数已经达到31000件。该院有177名法官,平均每个法官每天审案6至8件,有的法官甚至达到10件。据介绍,该院面对这种收案数量 "井喷"式的增长现象,除了内部"挖潜"外,目前又实行了三步棋:法官助理可以在庭前准备阶段进行调解的制度、聘任特约调解员制度和律师和解制度。这三步棋迅速有效,立竿见影,使法院处理纠纷的多元化解决机制更加丰富。法庭上,不少当事人在很短的时间里相峙而进,相拥而出[2]。这种利用速裁程序解决纠纷的机制为我们真正解决我国局部地区出现的"诉讼爆炸"难题提供了好的范例,也为我们对民事简易程序的立法完善和改革注入了新的理念和活力。

    二、民事简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的缺陷和弊病

    通过对近年来基层法院民事简易程序的反思与检讨,当前我国民事诉讼简易程序在司法实践中主要存在以下缺陷和弊病:

    (一)、立法内容上的粗简稀缺性和司法解释的位价性导致司法实践中盲目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制定与其他法律相似,遵循的是"宜粗不宜细"的立法原则和技术。迄今为止,我国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法律条文共5条(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42-146条),而关于民事诉讼简易程序的司法解释条文确多达73条[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以8个条文对简易程序作了规定;1993年最高人民法院了《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有25个条文;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中亦有一条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2003年9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共有34个条文]。不能否认,以上共73条规定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近年来基层法院将近80%左右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就是最好的证明。但上述过简的立法规定和过多的司法解释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亦暴露了一些问题。目前我国简易程序制度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简易程序立法滞后。我国目前民诉法中关于简易程序的规定只有5个条款,仅就诉讼阶段进行了简化,而其他未作规定的方面,仍然依照普通程序的规定处理。这导致基层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较大。二是司法解释囿于效力的限制,执行起来大打折扣。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各级法院和结合审判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出台了《若干规定》,这虽从法律解释层面对简易程序进行了完善和补充,起到了一定的觅补作用,但由于其在法律位价上存在矛盾。也就是受到效力位价的限制,使得简易程序还没有建立起相应的地位,执行起来大打折扣;同时,有些条款已突破民诉法的规定,导致当事人的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尊重。三是司法解释之间存有矛盾,使得各地法院在贯彻落实司法解释时无所适从。这主要表现在各地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对司法解释的引用不统一,虽然《若干规定》第33条规定了"本院已经公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但哪些司法解释与该规定不一致,并没有明确地予以界定和说明,比如《若干规定》与《经济纠纷案件适用简易程序的若干规定》中有许多规定不一致,法官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时,应该引用哪个司法解释中的条款?《若干规定》是否可以规范经济纠纷案件等。由于司法解释之间内存矛盾,立法上的滞后性与审判实践中将近80%以上的案件用简易程序审理的现象使得各基层法院间的司法割据现象仍较严重,这种"头痛医头"的盲目性举措导致"审判后综合症"时有发生,也使得近年来一些无谓的申诉上访呈上升的趋势。因此,尽快从立法上修改完善和补充民诉法中的简易程序部分已势在必行。

第7篇：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范文

笔者认为，应改变以诉讼标的为标准划分级别管辖权的做法。

第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民、商事纠纷的增多，将这些纠纷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划分级别管辖已经与司法高效理念不相适应。

第二，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推进，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不断扩大，争议标的额的大小不再是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普通程序的分界点。司法实践中，以争议标的额的大小来界定案件是否疑难、复杂的情形已被突破，几百万甚至几千万元争议标的额的民商事案件由中院或高院受理后，由审判员独任审判的情形屡见不鲜。而随着国家统一司法考试的举行，法院的“门槛”越来越高，基层法院法官的素质也将大大提高。既然可以由中院或高院审判员独任审判，基层法院应当有能力对此类案件有管辖权，没有必要硬性规定此类案件由中院或高院管辖。

第8篇：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范文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人们对经济法的认识越来越接近其本质，对于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和实施机制也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本文拟就经济法的法律责任及实施机制相关问题作以下探讨。

一、经济法的法律责任

（一）经济法律责任的概念及特征

“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双重含义：一是指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指因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而应承担责任的过失。由此可见，在责任的双重含义中，前一种含义表示责任的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一种含义表示责任的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但它们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法律责任虽然是责任中的一种，但其本身不具有责任中的积极含义，它属于消极责任。它是指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笔者认为，经济法律责任是指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社会经济过程中因主体违反经济法律、法规而依法应强制承担的否定性、单向性、因果性经济义务。经济法律责任具有以下特征：

1.经济法律责任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法律义务，具有否定性。法律责任是一种法律义务，但并非所有的法律义务都是法律责任，因为法律义务既有积极的，又有消极的，既有肯定的，又有否定的。法律责任只是一种消极的、否定的法律义务，而不能同时包含积极的、肯定的法律义务。经济法律责任也同样具有这种消极性和否定性。

2.经济法律责任是一种单向的、非对等的法律义务，具有单向性。从法律上讲，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义务和义务也是对等的，但经济法律责任只是违法主体的单向义务，不存在对等性。

3.经济法律责任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具有法定性、强制性。纯粹法学派创始人凯尔森认为：“法律责任的概念是与法律义务相关的概念。一个人在法律上对一定行为负责，或者他在此承担法律责任，意思就是，如果作相反行为，他应受到制裁。”从现代汉语上看，义务一词主要表示按法律规定应尽的责任。从一定意义上讲，责任和义务是相通的。因此，经济法律责任同其他法律责任一样，从本质上讲，它们都是一种法定的强制性义务。它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具有法定性；同时，它是由国家强制行为人接受的，又具有强制性、不可替代性。此外，行为人也是不能放弃履行这种强制性义务的。

4.经济法律责任是因经济法主体的违法行为所引起的因果性、后续性义务，具有因果性。经济法律责任不是凭空产生的消极义务，而是与经济法主体的先前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它既是后续义务，又是因果义务，没有经济法主体的违法行为，就不可能产生经济法律责任。因此经济法律责任的消极性和否定性是因其经济违法行为的消极性和否定性所决定的。同时，经济法主体违反经济义务产生经济法律责任，而经济法律责任又必然使违法者产生了法定的第二义务或后续性义务。

5.经济法律责任是在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经济管理过程中产生的经济义务，具有经济性。经济法律责任同其他法律责任的主要区别或者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是在国家干预和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产生的责任。这决定了经济法律责任的内容具有经济性。

（二）经济法律责任与其它法律责任的区别

法律责任一般可以分为经济法律责任、民商法律责任、行政法律责任和刑事法律责任等。经济法律责任与其他法律责任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

1.产生的依据不同。经济法律责任产生的直接依据是行为主体的经济违法行为。经济违法行为是指经济法主体在国家干预和调控经济的过程中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经济法律、法规，并依法应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行为。民商法律责任产生的直接依据是平等的民商事主体的民商事违法行为。民商事违法行为是指民事主体、商事主体在民事、商事活动中故意或者过失地违反民商事法律、法规，并依法应承担民商法律责任的行为。行政法律责任产生于行政法主体的行政违法行为。行政违法行为是行为主体违反了国家行政法律、法规的行为。刑事法律责任产生于刑事违法行为。虽然有些经济违法行为具有经济违法和刑事违法双重属性，但一般经济违法行为和严重经济违法行为（刑事违法行为）的界限应当是明确的。只有刑事违法行为才会产生刑事责任，同时，刑事违法行为也并非只能产生于经济领域。

2.产生的过程不同。经济法律责任产生于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管理的过程中。在市场运行过程中由于市场调节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不能归结为经济法律责任。民商法律责任则是产生于民商事主体在进行平等的民商事活动过程中。两种活动过程的区别主要在于需不需要国家直接或间接进行干预和调控。刑事法律责任除了可以在此领域和过程产生之外，还可以在其他非国家干预经济的过程和领域内产生。只要发生严重侵犯国家、社会、个人权益，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就可以产生刑事法律责任。

3.内容不尽相同。虽然经济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具有多样性和非财产性，虽然经济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也并非都具有经济性，但经济法律责任应主要是一种经济责任，这是因为其产生的依据具有经济性。民商法律责任虽然也具有经济性，但因民商事违法行为的多重性，也就决定了其法律责任的内容必然具有多样性，其中，非经济性的人身责任就是重要的民事责任形式。虽然经济法律责任和行政法律责任都是在国家机关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过程中产生的，但其活动的内容存在较大区别，因而由此活动所产生的法律责任也必然存在很大差异。经济法律责任主要是一种经济责任，而行政法律责任则是非经济性或者说主要是非经济性的。

4.实现的方式不同。经济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是经济制裁、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但以经济制裁和行政制裁为主。民商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是民事制裁和刑事制裁，但以民事制裁为主。行政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包括行政制裁和刑事制裁，但以行政制裁为主。其中行政制裁又可以分为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刑事法律责任的实现方式包括刑罚处罚和非刑罚处罚，但以刑罚处罚为主。

5.追究责任的程序不同。经济法律责任的追究程序主要是行政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此外还包括行政复议、国家赔偿等程序。民商法律责任的追究程序是民事诉讼程序和仲裁程序等。刑事法律责任的追究程序主要是刑事诉讼。

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

（一）我国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

法律实施机制是指法律实施系统中各要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对法律实施系统所起作用，尤其指法律实施系统各构成要素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和方式。法律实施机制构成有四个要素，即守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

我国现行经济法的法律实施机制是沿用民商法、行政法的实施机制。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受损害的个体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但对于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害的却没有办法提讼，即只有对特定主体造成损害的才能提讼，如对处罚不服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犯罪的可以追究刑事责任。总之，对于违反经济法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应追究民事责任适用民法的法律实施机制，追究行政责任适用行政法的法律实施机制，追究刑事责任适用刑法的法律实施机制，没有自己的特色，所以也就没有自己独立的实施机制。

我国现行经济法没有独立的法律实施机制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忽视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法之本位，即蕴含于法的基本出发点、基本目的和基本功能之中的精神或理念。私法奉行个人本位，公法奉行国家本位，社会法所奉行的则是个人社会化、行政社会化和法律社会化过程中由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演化而来的社会本位。经济法的社会本位观集中体现在：1.崇尚社会公共利益。一个国家内的利益体系由既彼此冲突又相互依存的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所构成，其中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寓于社会公共利益之中，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应是大多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不同集团利益的协调化。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则既可能吻合也可能不一致。经济法把社会公共利益（该利益体系中的各种利益形式）都纳入经济法的利益结构，而社会公共利益则被置于其中的最高地位。例如，反垄断法就是通过限制占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的利益来实现以公平竞争秩序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就是要实现以经济持续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为内容的社会公共利益。2.追求社会公平。现代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公平，既包括基本利益层次上无差别意义的公平，又包括非基本利益层次上有判别意义的公平。这两个层次的公平都受到经济法的重视。例如，竞争法通过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保障实力不同的竞争都有公平的竞争权；产业政策法通过有选择性的限制、扶持、鼓励等措施，来保障强质产业和弱质产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都有公平的发展机会；消费者权益保障法通过偏重保护消费者，来保障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公平交易。由于现行经济法的实施机制没有重视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所以也就与民法、行政法产生了混同，致使其没有独立的实施机制。其二，忽视了经济法保护的权利与民法、行政法保护的权利的区别。由于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所以经济法主要保护社会权利，而民法主要保护个体的权利，行政法则主要保护国家的权力。

（二）我国现行经济法法律实施机制的完善与创新

1.实行独立的经济诉讼的必要性。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多年来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但对作为其实施支撑的程序法则重视不够，所以本人认为作为经济法实施机制的完善和创新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完善它的救济机制———实现经济诉讼。“有权利必有救济”，“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真正的权利”。经济法律、法规有权利义务而无诉权，判断倾向于行政而不是司法，导致了行政与司法的混同现象，使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轨道。尽管经济生活中离不开行政管理，并可能引发行政纠纷，最后导入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程序，但行政诉讼争执的焦点不是经济利益关系，而是行政管理关系；同时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极受限制的，无法涵盖经济纠纷的全部内容；另外，由于经济纠纷案件的被告人多非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显然处理经济纠纷案件是不能完全适用行政诉讼程序的。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极少有反映经济法特殊性的程序法规范，造成一直以来经济纠纷案件在本质上是民事纠纷案件的错觉。另外，经济审判庭的职能事实上与民事审判庭的职能也别无二致。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诉权理论的不发达或者根本就没有被重视。经济诉讼，是一种复合型诉讼，独具特色。由于经济关系的日益复杂化，经济冲突越来越趋于综合性，同一经济冲突往往兼具民事、行政及刑事诸方面的不同性质。要对这种冲突按照人们主观划定的框框逐一分解，然后依不同程序加以解决，不仅成本甚高，而且几乎没有可能和必要。如果在单一的经济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刑事和行政三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作出三种不同制裁和处理，可以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

2.实行经济诉讼应注意的问题。在经济诉讼中，一要扩大原告的范围，不仅受害人有权，而且其他一切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也享有权，经济诉讼带有公众之讼的特性。二是要把被告的范围也扩大，包括一切对社会经济整体、全面及长远利益构成威胁或造成损害的组织和个人。它不同于行政诉讼只将被告严格限定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三是案件性质多样化。既有自诉案件，即受害人向法院提起的经济案件，也有公诉案件，即监督检查部门依职权向法院提起的经济案件，还有共同诉讼案件，即公诉人和自诉人共同参加的诉讼，多个自诉人或多个公诉人共同提起的诉讼。四是调解原则的适度适用。这一原则一般仅适用于请求损害赔偿的自诉案件。由于公诉案件直接涉及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所以不能适用调解原则。五是举证责任应主要由被告承担。原告只需列举发生经济冲突的现象，法院即可立案并责成被告举证。若被告举不出反证，则可判定被告行为违法，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因为作为一般公民个人自身能力有限，要求其举出被告违法的充分证据显然不切实际，否则就会使许多案件因缺乏证据不能成诉，从而导致经济基诉权的落空。六是对胜诉原告实行奖励，尤其是对其中胜诉的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原告给予重奖，以资鼓励其检举揭发控告经济违法行为，从而把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原则落到实处。

参考文献：

[1]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0。

[2]杨紫煊主编。经济法。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1。

[3]颜运秋。论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及弥补。经济法网，2003.5。

第9篇：经济纠纷案件的范围范文

这些问题，不仅严重违反有关法律规定，侵犯相关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且助长了执法、司法腐败，影响到法制的权威和执法、司法机关的公信力。解决这些问题，—方面，需要完善有关立法及司法解释，针对不同类型的民刑交叉案件，明确规定相应的处理方式和程序要求;另—方面，必须加强对执法、司法机关的监督制约，及时发现和纠正民刑交叉案件处理中的—些违法及不当问题。在监督方面，除强化执法、司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外，当前更为重要的，是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职能和作用，进—步强化对相关执法、司法活动的法律监督。这种监督，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对公安机关执法活动的监督

对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活动，检察机关有诉讼监督权。在立案活动中，对于公安机关接受控告、报案或人民法院移送案件后“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检察机关有权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的理由;经审查，认为公安机关不立案的理由不成立的，应当发出《通知立案书》，公安机关接到《通知立案书》后应在15日内立案。对于公安机关滥用立案权，“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虽然刑事诉讼法并未将其纳入立案监督范围，但根据人民检察院对刑事诉讼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的原则和职责，此时，检察机关仍可以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要求公安机关撤销不应当立案的案件。对于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职权，实施的其他“以刑止民”、“以刑助民”等违法活动，检察机关基于其法律监督职责，也有权发出口头或书面通知，要求予以纠正。

为保障上述监督活动有效实施，在制定和完善我国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的立法、司法解释时，应明确以下要求:—是在人民法院发现相关民商事纠纷案件涉嫌刑事犯罪，而向公安机关移送案件时，应同时通报给相关人民检察院，以便检察机关掌握情况、实施监督;二是对于公安机关应当立案而不予立案的，报案人、控告人或相关人民法院，都有权要求人民检察院实施立案监督;三是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活动中的其他违法行为，相关公民及人民法院均有权向检察机关反映，要求实施监督、依法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