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一)人口低速稳定增长,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聚集
关键词:公路交通;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
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是指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要与现行社会经济水平相符,其所承载的运输量要与社会生产力相一致。换言之,交通运输实现产品的“供需平衡”,能够满足社会经济增长所派生出来的运输需求,但又不存在大量交通运输设备长期闲置的情况。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主要表现在规律性、阶段性和可持续性。构建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的评价指标,是确保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笔者结合多年来的工作经验,对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提出了几点思考。抛砖引玉,旨在为我国社会经济和交通运输的进一步发展进上绵薄之力。
一、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概况
研究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有利于充分反映我国公路交通建设现状,确定今后公路交通发展前景及其力度,为公路网发展规划制定提供科学技术。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两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决定了公路交通发展状况,为公路交通发展提供了经济、技术支撑。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公路交通的服务水平、建设质量有着不同的要求。可以说,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直接影响着公路交通发展的速度。而公路交通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构成成分,对缓解我国经济运输压力,提高我国运输潜在能力,促进区域间经济发展,实效经济一体化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二、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分析
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问题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从国内研究报告可以知道,其适应性是指公路交通的规模、空间布局、等级结构及其所投放的建设资金,要与社会经济发展所派生出来的公路交通需求相符,要确保其服务水平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主要体现在规律性、阶段性和持续性三个方面。
(一)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
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指两者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社会经济水平的提升会带动公路交通的改善和发展,两者发展呈正面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加大对公路交通的资金投入,改善交通运输状况,创建良好的交通运输条件,能够降低运输的成本费用,进而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益,促进企业生产规模及其市场范围的扩大。第二,公路运输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其运行服务过程中会创造一定的就业岗位和机会,有利于缓解了现如今就业难的形势,增加就业率。而公路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带动土建工程、钢材器件、工业等领域发展,有利于拉动社会经济增长,带动社会经济的进步。
(二)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公路交通建设和发展的进程和状况,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甚至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公路交通的运输需求、结构质量等方面有着差异和不同,也即是说,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阶段性。根据相关资料可以看出,交通运输历程经历了“水运-铁路-公路、航空、管道-铁路等五种运输方式协调运作”四个发展阶段。其中,水运为主的运输阶段为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铁路为主阶段是在19世纪3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而公路、航空和管道为主的三种运输方式时期为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五种运输相协调运作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现阶段,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的需求越来越突出,其中,公路运输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显著。
(三)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资源的投入和使用,建立节约型公路交通系统。公路交通与资源的投入紧密联系,充足的资源投入是公路运输发展的物质基础。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指要以最低的投入产出最大的建设效益,在满足社会经济对交通运输需求的同时,实现资源投入的最小化。而资源的使用是指要尽可能的确保公路等运输设备出于运作状态,避免出现大量运输设施长期闲置的现象发生,即是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第二,环境友好型公路交通的建设。公路交通作为交通运输的一种,其运输过程往往伴随着一定污染的产生,对道路通行者造成的影响不容忽视。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要减轻公路交通的污染物,降低对环境的破坏性。另外,“适应性”还包括减少公路交通的安全事故,消除其运作的风险隐患,提高交通运输的安全性、可靠性。
三、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的评价指标分析
(一)评价指标选取的原则
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的评价指标是否科学、合理,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两者关系的认识,及其解决两者存在问题和长足发展。因此,要合理有效的选取评价指标,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评价目标一致性。所选取的指标不仅能够反映公路交通的现状,而且能够体现两者内在的互动关系。反映出两者的适应程度。第二,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所选择的指标除了包含能够从宏观上反映两者适应性的指标,还应当具有从微观上体现两者适应性的指标,能够将“适应性”具体化、量化,进而全面反映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现状。第三,可操作性。所选择的指标要具有可操作性,能够让人们清晰的理解其物理和经济意义,能快速地获取数据、资料,并通过分析计算,得出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两者适应性的结论。
(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公路交通与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的评价指标建设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就公路交通而言,其系统就存在多目标、多层次等特点。因此,在遵循评价目标一致性、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可操作性等评价原则之外,为了充分反映和了解两者适应的现状、程度,还应当构建行之有效的评价体系。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对公路交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标准。笔者认为在评价指标体系建设过程中,除了包括基础设施建设、运输总量、服务水平、管理现状之外,还应着重突出两者在环境发展、可持续和安全性等内容。考虑到信息时代的发展要求,根据“木桶理论”在公路交通和社会经济发展适应性分析的运营,还应当考察评价公路网建设发展与社会经济水平的适应性等等。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要明确侧重点,合理划分为主指标和一般指标,提高主指标的评价比重,一般指标作为主指标的补充,要确保其全面性、真实行等。
四、结语
交通运输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前提,交通运输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强化区域经济联系,克服空间距离阻碍,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现如今,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探究其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是交通运输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交通运输长足发展的必然举措。作为一名工作研究人员,在是工作中,要重视交通运输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适应性研究工作,不断学习、参考国外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提高适应性研究工作的成效,为实现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进上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葛广.区域公路交通经济适应性研究[J]. 科技经济市场,2016(04).
[2]庞元红.养护现状及优化措施[J]. 黑龙江交通科技,2016(03).
[3]佚名.《公路与汽运》投稿须知[J].公路与汽运,2016(03).
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问题是我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所面对的重要问题。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主旋律的把握,是新闻传媒与社会经济之间相互促进的必经之路。[1]发展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前提要素,经济的和谐发展是发展国家经济效益的保障性因素。市场经济的活跃度是社会发展情况的主要衡量指标。市场经济的分配不均是公民之间利益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与人有关的因素成为了发展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从科学发展观的有关内容来看,全面协调可持续成为了我国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则。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从多方面入手进行建设和完善,是促进经济环境、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发展的重要措施。科学发展观的全面性和协调性要求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设过程中,要对各个方面的发展进行协调。发展的可持续性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发展模式的合理性的主要表现。高污染、高能耗的发展模式已经不再适合国家未来的发展需求。[2]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新闻媒体需要对现代社会的真实情况进行反映。信息宣传和传播任务是新闻传媒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承担的主要任务,对和谐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从新闻传媒的发展情况来看,维护公平正义、坚守社会道德,是新闻宣传工作最基本的要求。
二、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与新闻宣传的共生关系
(一)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支撑作用
新闻传媒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重要连接纽带。新闻传媒的宣传导向作用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方向有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新闻传媒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信息进行播报。[3]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环境下,新闻媒体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在互联网行业不断发展的现代社会,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新媒体已经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载体。和谐的社会发展环境可以为新闻传媒的资金因素和资源要素提供一定的保障。信息产业的蓬勃发展,也可以为新闻传播工作提供更为广阔的信息发展渠道。因而,和谐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对新闻宣传工作的支撑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和社会大环境方面。
(二)社会经济对新闻宣传工作发展的制约作用和引导作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是传媒业的整体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与新闻传媒业的发展水平之间存在着一种正相关性的关系。[4]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生产力水平是新闻传媒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的主要影响因素。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可以为新闻媒体和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提供一定的基本条件。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规模的扩大,生产分工的细化和生产部门之间联系的强化,让人们开始对社会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信息进行关注。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让信息加工条件和信息采集条件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为了使产品的生产成本、交换成本和流通成本得到有效降低,工厂开始向道路交通较为便利的地区集中,这就为工业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新闻传播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从我国新闻传媒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受众市场、资本市场、广告市场和新闻来源市场在相关报纸媒体的新闻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5]从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市民阶层是在社会经济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可以为报纸媒体提供一个广阔的读者市场;市场经济繁荣,可以为新闻媒体提广告市场;城市生活所表现出来的丰富和多元化特点,为社会新闻、文体娱乐新闻提供了来源市场;资本市场的发展,则为新闻传媒提供了投资市场。于是,新闻来源、读者群体和投资市场成为新闻宣传工作的基本要素。这样,从社会整体的角度来看,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成为了新闻传媒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大小的主要影响因素。改革开放来,我国专业财经媒体的纷纷创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创刊的《市场报》可以被看作是我国当代财经类传媒的开端。20世纪80年代末创刊的《中华工商时报》等刊物则是国家出于经济体制的改革需要而创建的财经传媒,其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国际商报》等报纸和广播电视财经频道的出现,让财经媒体在专业信息传播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进入新世纪后,《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和在互联网兴起以后所出现的一些门户网站、新闻网站中的财经证券频道,成为了宣传财经新闻的重要载体。传媒的产生与发展,是市场经济全面推进的产物,也是在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的过程中产生的。
(三)新闻传媒及宣传对社会经济进步的主要影响
新闻传媒自身具有一定的价值。由于新闻宣传工作的功能与社会经济现象传播过程中的舆论导向存在着一定的关联性,因而对新闻宣传工作经济价值的量化分析工作并不是对其最终价值进行衡量的有效方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社会热点问题、焦点问题和社会大众的需求声音是新闻媒体关注的三大重要内容。新闻媒体对一些热点事件的持续关注,可以让这一事件得到有关部门的妥善处理。新闻宣传工作是对居民生活需求进行转播的重要方式,可以让社会信息的传播速度和范围得到有效提升和拓展,从而发挥新闻媒体的引导作用。新闻传媒的广告传播行为可以为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这就让新闻宣传工作给企业带来的积极影响成为了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产业的角度来看,新闻传媒业是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行业。社会民众对传媒产品的消费情况和企业广告的支出情况也可以被看作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而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传媒产业经济的繁荣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传媒产业经济的繁荣也会让新闻宣传工作表现出多样性的特点。在现代经济领域,广告可以被看作是传媒产业发展状况的反映。因此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新闻媒体的广告总额也表现出了高速增长的特点。信息沟通在社会经济系统的整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财经新闻宣传对经济信息的传播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它可以在经济领域对市场经济所涉及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要素产生积极影响。新闻宣传机制对社会经济的热点和焦点的传播工作有着积极的影响。一些与社会热点有着密切联系的经济报道是促进传媒经济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措施。金融市场、房地产市场和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人民群众所关注的重要问题。在新闻宣传工作中,只要新闻媒体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新闻宣传工作往往可以达到相对较好的传播效果。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敏感问题,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工作可以发挥出信息预警的功能。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企业也可以对经济活动的未来进行了解和预判,进而在对自身发展战略进行调整的基础上,提升经济效益。传媒产业与地域经济系统之间的融合,可以为某一区域的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帮助。在一些西方发达国家,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传媒组织和一些与新闻媒体相关联的创意组织已经在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表现出了集群现象。从我国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情况来看,这种集群趋势在我国也已经有所体现。对于与新闻宣传有关的传媒业和文化产业而言,信息流、人才流、资金流和物资流之间的交叉和渗透,是这些产业进行自主创新的动力因素。基于地缘因素的信息体系与知识因素和资源要素之间的融合,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于文化产业而言,区域内各个产业相关要素之间的不断作用与融合的过程,是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关键。传媒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融合,既可以为区域经济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帮助,也可以在对区域空间的契合度进行提升的基础上,推进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6]
三、新闻宣传推动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策略
(一)对新闻传媒发展模式进行创新
新闻传媒发展模式的创新主要设计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新闻宣传硬件设备的更新;二是新闻宣传内容的创新;三是新闻传播方式的创新。新闻宣传工作中,媒体的硬件设施设备的更新,可以让新闻信息的宣传质量得到有效的提升;对和谐社会的经济传播要求进行充分的了解,可以让新闻宣传在时展要求下进行内容和形式的不断转变。值得重视的是,新闻传播形式是推动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信息化时代,互联网是新时期新闻传媒的重要传播媒介,应加以有效利用和善于利用。
(二)对新闻宣传的自身价值进行重视
新闻价值是新闻传播活动中的重要价值。和谐的社会声音可以为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一定的舆论保障。新闻宣传就是发挥这一保障作用的重要方式。从新闻传媒的宣传价值来看,它可以在借助新闻宣传向人们传递多方面信息的基础上,发挥出对普通百姓的思想进行引导和保障的作用。在对我国媒体行业的现状进行探究以后,我们可以发现,对新闻传媒自身价值的重视,可以让新闻宣传成为对各种价值进行协调的工具,这就可以有效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在遵循国家政策要求的基础上,关注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就成为了新时期新闻宣传中所要遵循的原则。[7]
(三)对平民情怀进行展示
在新闻媒体领域,平民情怀主要指的是新闻媒体在对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行关注的基础上,对广大普通民众所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平民情怀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必须秉持的工作态度。在自身利益的影响下,不同阶层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会表现出差异性的特点。在新闻宣传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对不同阶层人民的声音的倾听,可以让国家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战略更好地维护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新闻传媒是对平民阶层的信息进行传递的重要机构,新闻宣传工作也是对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进行展示的主要方式。平民情怀的展示,对新闻传媒的长远发展有着一定的促进作用。
四、结语
维护人民的利益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出发点。新闻宣传在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文化需求和精神需求的基础上,推动社会主义建设,让人民群众共享社会发展成果。在充分了解新闻传媒及宣传工作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开展新闻宣传工作,对和谐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者:谢国勇 单位:万州区广播电视台
参考文献:
[1]许琳.论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共生关系[J].新闻传播,2016(01):110-111.
[2]孙见泰.新闻传媒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共生关系探讨[J].中国报业,2016(14):22-23.
[3]潘骏晖.新闻传媒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的重要意义[J].科技资讯,2014(32):210.
[4]孙超.基于和谐社会视阈的新闻宣传创新路径探究[J].理论月刊,2007(09):85-87.
[5]姚江龙.论新闻传媒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J].黄石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6):51-53.
1.1熵值法和耦合协调模型耦合是复杂系统通过各子系统或要素相互作用与影响,促进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的过程,并且决定着系统相变的特征与规律[2]。耦合度反映区域各子系统或要素协调程度,它刻画了某一时点区域系统之间、系统各要素之间交互胁迫、交互依存关系的演进趋势[9]。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利用和改造也更加积极和迫切;而由于生态系统支持能力的有限,反过来制约社会经济超速发展。生态经济协调论指出,一定区域发展的实质就是区域生态支持系统与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相互胁迫、相互作用、由低级协调共生向高级协调演进的过程。耦合协调模型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主要有熵值法、层次分析法和主成分分析法等,而熵值法能够深刻地反映出指标信息熵值的效用价值,其给出的指标权重值比层次分析法和专家经验评估法更具可信度,适合对多元指标进行综合评价[10]。因此,选用熵值法确定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耦合协调模型的各指标权重。
1.2指标体系和评判标准根据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区域特色,参考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中国学者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以及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2-11],确定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表1)。评判标准是衡量区域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的尺度参考。社会经济发展必然会消耗自然资源,给生态环境带来一定的压力,但这并不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必须以破坏自然生态支持能力为代价。高水平社会经济可以通过发展新技术,开发新能源等,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依赖,更可以对自然生态进行一定程度的保护和修复。因此在两大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的划分中,既要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也要考虑经济发展水平。为了更准确地反映两大系统的耦合关系和发展水平,以生态支持能力综合指数(F)、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G)和耦合发展度(D)为基础,提出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系统耦合发展评判标准(表2)
2结果分析
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整体呈波动减弱趋势(图1),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每年降低0.02,其中R2=0.78,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近13a,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平均值为0.494,2000年生态指数最大,为0.655,最小值出现在2009年,仅为0.290,极差0.365,进一步表明处于干旱区的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环境脆弱,稳定性低。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生态支持能力变化,大致可划分为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4年生态支持能力缓慢减弱,主要原因为研究区降水量下降和工业废水废气排放量增加;第2阶段:2005—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快速减弱,生态支持指数平均每年减小0.07,远高于近13a的平均减少速率,且R2=0.92,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2009年生态支持能力指数出现极低值的原因主要是该年研究区的废气排放量剧增,由2008年的1.17×1011m3激增到2009年的1.61×1011m3,尤其是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加速了局地小气候的变暖趋势,影响区域降水,增加极端天气发生的概率,进一步扩大该段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第3阶段:2009—2012年先增强后缓慢减弱。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断提高(图1),由2000年的0.049上升到2012年的0.362,平均每年增加0.02(R2=0.85,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分析2000—2012年研究区社会经济发展变化,大致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7年社会经济相对低速发展,研究区该时间段人均GDP、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和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由3240元、66亿元和72亿元上升到9077元、304亿元和193亿元;第二阶段:2008—2012年社会经济相对快速发展,年增长速率(0.05)较上阶段的0.01增加了4倍。该时段人均GDP则突破了万元大关,增长至31199元,全社会固定投资资产也达到了1105万亿元。
2.2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
2.2.1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演变由图2可以看出,2000—2012年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整体不断提高,由2000年的0.15上升到2012年的0.61,平均每年增加0.04(R2=0.97,通过了α=0.0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尽管该区域的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不断增加,但最大值(2012年)0.61仅达到低水平协调发展标准。按表2的评判标准,研究区2000—2012年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经历了3个阶段。第1阶段:2000—2007年严重失调发展阶段,且其g(y)/f(x)均小于0.8,因此属于经济损益型,即经济发展滞后,勉强保持在生态承载力阈值内;第2阶段:2008—2009年轻度失调发展阶段,g(y)/f(x)小于0.8,属于经济滞后型;第3阶段:2010—2012年低水平协调发展阶段,仅2012年的g(y)/f(x)大于0.8,属于经济发展与生态同步低水平协调发展型,其他年份仍属于经济滞后型。
2.2.2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耦合度空间分布对f(x),g(y)和D,g(y)/f(x)值进行分析,可将丝绸之路东段生态经济耦合发展类型划分为4类: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图3)。其中,甘肃省兰州、武威和定西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生态损益型,耦合度D分别为0.56,0.56和0.58。这些地区人口较多,经济发展超过了自然生态的最大支持能力,有限的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相对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生态支持能力和社会经济发展不调和,系统落后,如果长此发展,该地区经济和生态必将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甘肃省酒泉和平凉地区属于轻度失调发展磨合型,虽然整体发展缓慢,但是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支持能力处于相互适应磨合的调整阶段,短时间内可以促进二者共同发展;甘肃省张掖和陕西省的咸阳、西安地区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同步型,这些地市g(y)/f(x)值在1附近,生态压力不大,社会经济发展尚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二者处于低水平协调状态;而天水市和宝鸡市则属于低水平协调发展经济滞后型,其F值大于G值,生态环境对经济发展的约束作用低。经济发展滞后,基本保持在生态支持能力范围内,生态环境压力小,社会经济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总体来看,丝绸之路东段生态支持能力不断下降,且耦合协调类型多数为生态损益或滞后型,表明该段生态支持能力无法满足目前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快速工业发展模式,给该段经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3讨论
生态文明建设不只是生态、环境领域一项重大研究课题,而是人与自然、发展与环境、经济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协调、发展平衡、步入良性循环的理论与实践,是人类社会跨入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对于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干旱区,尤其是承担复兴西部经济发展,解决东中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丝绸之路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更是重中之重。从丝绸之路东段现实情况出发,当前最紧要的是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第一产业,加快发展第三产业,适当调控第二产业;实现由主要靠物质(资金、资源、环境)投入向主要靠知识和技术进步加快发展的转变;调整优化经济区域布局,按照不同生态功能区确立发展方向、重点;坚持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民生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发展。本研究采用耦合协调模型对丝绸之路东段的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表征。但是,本研究以值域标准来进行刚性划分耦合基本模式评判标准的方法,势必会带来一定误差[12]。另一方面,由于个别数据为插值以及数据标准化的原因,计算结果具有一定的相对性[13],因而在反映生态支持能力与社会经济的协调耦合方面尚有不足,有待今后进一步研究和深入分析。
4结论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我国区域经济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发展差异,中国不同区域的发展特征及其差异性随之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点[1-5]。长期以来中外学者不断通过对东西方共同经验的总结与遴选,根据中国国情展开了一系列多元性、系统性的学术研究:不少学者把区域经济发展特征归纳为经济总量、经济增长总量、增长速度等方面或是经济在总量、增长速度、经济结构等所有方面的特征,从而在测度区域经济发展特征的指标选取上也存在单项与复合性指标的不同[6-7];研究尺度不断由省域、三大地带的中观尺度转向县乡区域单元的微观尺度上;中外学者从区域角度来探讨区域政策、经济发展基础、产业结构、投资规模、区位条件和政府作为等复合因素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普遍认为1990年以来无论是省份之间还是四大地区之间区域差异都不断趋于拉大,并且经济在几大都市圈地区集聚的趋势加强,不存在显著的收敛趋势,导致中国欠发达地区与相对发达地区并存的格局[8]。
鉴于以往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省内(际)、三大地带之间的发展特征分析上,而中国西部省际之间县域单元发展研究较少,对于该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特征与内部差异的深层次研究更为不足,本文试图对目前全国经济格局下的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以此回答以下问题:理论上,空间极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始动力也是地区内部发展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空间极化发展现状如何?增长极与所导致的地区内部差异呈现何种格局,其影响因素是什么,今后发展趋势怎样及应该采取的发展策略。
二、数据采集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采集。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是指日月山以东,西秦岭末端以北,屈吴山以西,达坂山、乌鞘岭以南的青海省和甘肃省所在地区;属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地势西北高,东南低;气候以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为主。行政区划包括青海省的西宁市、海东地区,甘肃省的兰州市、白银市、定西市(除漳县、岷县)、临夏回族自治州等6个地级行政单元,以及青海省的尖扎、贵德两县,区域面积8.36×104km2,占甘青两省土地总面积的7.11%。2007年底,密集区总人口1.39×107人,占两省总人口的44.09%。本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8×104元,农民人均纯收入2194.23元,城市化水平30.53%,分别只有全国平均水平的57.33%、53.00%和69.32%,为我国典型的欠发达区域。
本文选取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31个县级行政单元(包括市辖区、县、县级市,以下简称“县”)为研究单元,利用2008年的统计年鉴,统一选取22个统计指标,包括:城市化水平(%)(X1)、年末城乡居民人均储蓄存款余额(元)(X2)、人均GDP(元)(X3)、人均财政收入(元)(X4)、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万元)(X5)、农民人均纯收入(元)(X6)、第二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7)、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人)(X8)、万人中学生数(人)(X9)、GDP增长率(%)(X10)、第一产业产值(万元)(X11)、化肥施用折纯量(T)(X12)、农作物总播种面积(hm2)(X13)、农业机械总动力(KW)(X14)、人均耕地面积(hm2)(X15)、农村用电量(万KWH)(X16)、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X17)、社会销费品零售总额(万元)(X18)、年末电话用户数(户)(X19)、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人)(X20)、人均基本建设固定资产投资(元)(X21)、城镇建成区面积(km2)(X22)等。在指标的选取上,在考虑数据可获得性的基础上,注重指标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力求能够从社会经济实力、结构及活力等多方面全面反映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状态。
(二)研究方法。在研究社会经济发展时,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得到每个主因子对各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各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指数值,以此作为依据比较评价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再运用断列点模型分析各县与社会经济发展辐射范围,运用方差分析评价县域之间及其内部发展差异特征。
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的计算
应用SPSS软件对2008年的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进行因子分析,选取KMO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形检验,设定提取特征值大于1主因子,采用方差极大法旋转,把因子得分作为新变量保存在数据文件中,得到经济社会主因子载荷矩阵。结果显示:KMO值为0.728,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值大于0.6,说明变量间的相关性很小,适宜进行因子分析[9]。经过方差极大法旋转后,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4个主因子,其累积方差贡献率是79.591%,包含了22个指标的大部分信息。由主因子载荷矩阵可看出: 第一主因子与X1、X2、X3、X4、X5、X6、X7、X8、X9、X10有较大的正相关,根据其意义判断出是经济发展水平因子;第二主因子与X11、X12、X13、X14、X15、X16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一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三主因子与X17、X18、X19、X20有较大的正相关,是第三产业发展水平因子;第四主因子与X21、X22有较大的正相关,是固定资产投资发展水平因子。
因子分析解决了原有22个社会经济统计指标有较大相关性的问题,得出的4个主因子涵盖了约80%的原有信息,并生成了4个主因子对31个县域的得分,以旋转后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与各主因子得分的加权求和得到各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数,以此作为依据分析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分析与评价
(一)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中心城市为强增长极。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为了便于与中心城市发展水平相比较,以22个指标为基础,加入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构成34个县市,进行因子分析,得到各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得分,以此仅作为第4节第1小节的评价依据),利用断裂点模型[10]求各县市社会经济辐射圈,辐射圈的大小代表了县市发展水平强弱。
兰州市区、西宁市区、白银市区的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均在其它县域的2倍以上,辐射范围是其它县域的4倍以上。其中,兰州市区的辐射范围是实力最强县域红古的11.75倍,其与红古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差异是县域之间最大差距7.87倍,兰州市区成为密集区发展的强力增长极,仅其石油化工、有色冶金两种产业的产值占到密集区工业总产值的41.08%。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有红古、永登、平川等17个县,占县域总数的54.84%。从社会经济辐射圈来看,17个县的辐射圈半径变化于14.02km―24.28km之间,辐射圈面积变化于617.82km2―1851.84km2之间;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变化于14.8%―356.8%之间,平均比重为60.7%;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比重最高的是红古,是唯一辐射圈面积超过县域土地面积的县域。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有陇西、贵德、会宁等14个县,占县域总数的45.16%。14个县社会经济辐射圈半径都小于13.25km,辐射圈面积占县域土地面积的比重平均仅为16.53%,比发展水平较高县域的平均比重低44%。
(二)工业主导县域经济发展的地位缺失。通过因子分析,发现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几个主因子是经济、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等,第二产业发展水平没能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实际上,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发展以第一产业为主,绝大多数县域为农业大县;第三产业则以基本的贸易、服务行业为主,发展层次较低;第二产业基础较弱,起步较晚、水平较低[11]。这与崔权醴、崔向阳分别把甘青两省列为“前工业化社会”[12]和“工业化不发达社会”[13]的结论是相符的。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二三次产业发展滞后,没能主导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是本区处于城镇密集区初级发展阶段[14]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县域之间社会经济水平和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严重失衡。通过对标准化后数据的方差和极值比分析来说明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状况,方差和极值比越大,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越严重。结果显示: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人均GDP等8个影响县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的极值比大于15,方差大于0.739,反映出县域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较严重。而国有及限额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的方差和极值比都是最大,说明工业发展状况是导致县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首要因素。从31个县来看,各县各指标值方差都大于0.261(方差平均值减一个标准差),红古、平川、永登这3个发展水平最高的县各指标方差大于0.905(方差平均值加一个标准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大于0.583(方差平均值),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各指标方差都小于0.454。由此得出,各县域内部各行业发展普遍失衡,而县域发展水平越高,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大;县域发展水平越低,其内部发展失衡程度越小。以上两点与三次产业发展的一般性规律结合,可以得出: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县域工业发展整体水平虽然较低,但其在部分县域的快速发展已是影响县域之间和县域内部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因素。
(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由中心城市向外呈圈层结构递减。与兰州市相邻的县域有红古、永登、榆中、皋兰、临洮、永靖6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1、2、6、12、13、17;与西宁市相邻的县域有大通、互助、平安、湟中、湟源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4、5、7、8、14;与白银市相邻的县域有平川、榆中、景泰、靖远、皋兰5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分别为3、6、10、11、12,可以看出,中心城市周围的县域发展水平普遍较高。而离中心城市较远的县,发展水平普遍较低,如离白银市较远的会宁,离西宁市较远的循化、化隆,如离临夏市较远的广河、康乐等,这些县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都在20位以后。
(五)交通干线沿线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在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境内铁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18位的17个县;境内高速公路穿越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前23位的13个县。由此可见,交通干线沿线县域发展水平较高。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最后14位的县中,广河、和政、康乐、积石山、循化、化隆、尖扎7县境内既没有国道,也没有铁路,更没有高速公路,交通干线的欠缺是这些发展水平较低县域的一个共同特征。
(六)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教育发展水平相关性较强。对各县万人中学生比重(万人中学生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与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与密集区县域平均值的比值)的商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进行回归,发现县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位与‘万人中学生比重/每万中学生拥有教师数比重’呈现较强的负相关,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域学生比重大于教师比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域学生比重小于教师比重。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县,教学水平与质量相对较高,选拔教师的要求高,吸引来就学的学生多,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低;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县,受百姓的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等因素影响,学龄少年失学严重;另外,这些县域多处于相对地广人稀的地区,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规模较小,教师平均负担学生数量较少[15],共同导致师生比例相对较高。
五、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兰州―西宁城镇密集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评价,总体看来,除去中心城市对县域评价更能反映区域发展特征。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县域自一些增长中心向外扩延,逐步形成铁路和高速公路经济增长轴。这种经济空间扩散现象印证了“增长极”和增长“中心地理论”中的扩散效应,以及据此引伸的“点-轴”发展模式[16]。具体而言,第一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子,非农产业发展水平较低,直接导致县域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固定资产投资成为主因子表明县域社会经济发展外延增长的依赖性高,促进了部分县域工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工业对县域发展的影响。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县域中学布局分散,学校规模小,竞争力和吸引力弱,而教师数量相对富足,需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实施集中办学,提高办学效益。
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看出,密集区“点-轴系统”发展模式还未完全形成,还处在“点-轴系统”模式的初级发展阶段:中心城市呈强增长极态势,与各县域产业发展关联效应差,缺乏有效的承接与融合,形成中心城市自成一体的“孤岛式”发展[17],导致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总体水平较低。
对于密集区未来的发展,需要做到如下几点。①中心城市应改变物质性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增强R&D产业、信息产业、金融业、现代物流业等现代产业发展力度,通过三产引导经济增长。②各县域加强政府主导,优化公共资源环境,培育新兴增长空间,以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为主提高工业化水平和就业保障能力[18],实现二产引导区域增长。③全区域需要实施以通道为主要内容的网络化建设,提高通道等级和不同通道的协作联动性,加快生产力自由流动和生产要素地域分异,促进中心城市长期积累的生产力优势向周边辐射与传递和高级要素向高级城镇集中,通过新区开发、城镇体系调整以及与区域外部空间相互关系作用的变化[19]等共同促进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
注释: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4XJL003)。
参考文献:
[1] C. Cindy Fan and Mingjie Sun. Regional Inequality in China, 19782006[J]. 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2008,49(1):1-20.
[2]刘荣添,叶民强.中国大陆区域经济差距变动趋势研究[J].生产力研究,2007,(10):61-63.
[3]梁春阳,吴向华.中国区域发展的竞争性与不平衡性趋势分析[J].宁夏社会科学,2008,(4):41-47.
[4]伍世代,王强.中国东南沿海区域经济差异及经济增长因素分析[J].地理学报,2008,63(2):123-134.
[5]李小建,乔家君.20世纪90年代中国县际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J].地理学报,2001,56(2): 136-145.
[6]韩瑞玲,路紫.论区域经济地理基本特征的描述系统[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7,31(6):825-829.
[7]徐建华,卢艳,岳文泽等.区域可持续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排序计算模型研究[J].干旱区地理,2002,15(1):44-49.
[8] 陈惠娟.欠发达地区的科学发展之路[J].领导科学,2008,(11):8-10.
[9]孙姗姗,朱传耿,李志江.淮海经济区经济发展差异研究[J].地理学报,2008,64(8):924-934.
[10]李敏,杜志伟,李伟等.小城镇经济辐射区定量分析---以重庆大足县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3,22(4):54-58.
[11]邵波,陈兴鹏.中国西北地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现状研究[J].干旱区地理,2005,28(1):136-141.
[12]崔权醴.中国三大区域经济类型及其发展战略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05,14(1):73-80.
[13]崔向阳.中国各地区工业化水平分析[J].经济纵横, 2003,(6):14-17.
[14]刘荣增.我国城镇密集区发展演化阶段的划分与判定[J].城市规划 ,2003,27(9):78-81.
[15]张周光.欠发达地区基础教育现状及对策[J].教育探索,2005,(9):35-36.
[16]陆大道.论区域的最佳结构与最佳发展---提出“点-轴系统”与“T”型结构以来的回顾与再分析[J].地理学报,2001,56(2):127-135.
[17]刘宝玲.区域发展差异与区域协调发展关系思考[J].经济问题,2007,(4):109-111.
[18]杨荫凯,谢湘明.我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实施与构想[J].宏观经济管理,2008,(2):22-25.
Abstract: Regional comprehensive strength reflects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of an area. The analytic approach of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can decrease indexes, and can cut the losing amount of initial data, greatly simplify the structure of the data, determine objectively the weight, which avoids subjectivity. Through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it can appraise the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social economic system of an area and the gap with other areas.
关键词: 主成分分析;指标;地区综合实力;子区域
Key words: principal compoents;index;regional comprehensive strength;sub area
中图分类号:F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6-0160-02
0 引言
地区综合实力是综合国力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地区资源、经济、科技、教育实力和地区发展战略、政府组织管理能力与办事效率、社会文化建设诸种要素组成的各种实力的综合反映,是一个地区的整体实力[1]。它不等同于综合经济实力,它是评价一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是本地区范围内改造客观世界,促进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效能、影响和作用的综合能力。正确认识和评价地区综合实力,对制定地区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长远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正确进行地区综合实力及其构成要素的比较分析,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地区差距,增强地区综合实力等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个地区是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地区综合实力应当由许多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子系统组成,形成一个具有一定功能的总体。研究地区综合实力必须考虑到影响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各个指标因素。这些指标因子的数量比较多,用人为的方法给每一个因子给定一个权数,无法突出主要指标的作用,不能对多变量系统进行最佳的综合与简化,不仅增强了主观随意性,而且加大了评价的工作量,还会使大量的有用数据丢失,减小评价的准确度。主成分分析法正好能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因而是评价地区综合实力的一种有效方法。为此,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地区综合综合实力进行评价,以便客观而准确地衡量一个地区社会经济系统的发展水平。
1 主成分分析法
如果记原来的变量指标为x1,x2,x3…xn,主成分分析后的综合指标——新变量指标为z1,z2,z3…,zm,他们是x1,x2,x3…,xn的线形组合(m≤n)。新变量z1,z2,z3…,zm构成的坐标系是原坐标系经过平移和正较旋转后得到的,称z1,z2,z3…,zm构成的空间为m维主超平面。在主超平面上,第1主成分z1,对应于数据变异(贡献率ei)最大的方向,对于z2,z3…,zm,依次有e2≥e3≥…≥em。主成分分析法的具体步骤如下:
①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x■■=(x■-■■)/?滓■(i=1,2,…,n;j=1,2,…p)。
②根据标准化数据表(x■■)■,计算相关系数矩阵R=(rij)■,其中:rij=■■(xki-■■)(x■-■■)/?滓■?滓■
③计算R的特征值和特征向量。根据特征方程R-?姿I=0,计算特征根?姿i,并使其从大到小排列:?姿1?叟?姿2?叟…?叟?姿n,同时可得对应的特征向量u1,u2,…,un。它们标准正交,u1,u2,…,un称为主轴。
④计算贡献率ei=?姿i/■?姿i和累计贡献率Ej■?姿j/■?姿i
⑤计算主成分Zj=■■uijx■■
⑥综合分析。一个m维主超平面究竟以多大的精度来近似代替原始变量系统,才能确保尽可能多的原始数据信息?这可以通过求累计贡献率Ej来判断。一般取大于80%的最小m(m>n)即可。
2 青海东部地区综合实力分析与评价
地区综合实力反映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应该全面的从各个领域去选择评价指标。本文选择了以下24个指标:x1人均耕地面积(hm2),x2有效灌溉面积占耕地面积的比重(%),x3人均农林牧渔业增加值(元),x4劳均农用机械总动力(w),x5劳均农村用电量(kwh),x6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kg),x7国内生产总值(万元),x8地方财政收入(万元),x9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元),x10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元),x11人均各项税金(元),x12农业劳动力占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x13第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x14每百万人中中学生数(人),x15每个教师负担学生数(人),x16每万人口拥有的医院、卫生院床位数(张),x17人均储蓄余额(元),x18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x19职工平均工资(元),x20多年年平均气温,x21政府驻地海拔高程(m),x22年平均降水量(mm),x23旅游总收入(万元),x24旅游人数(人)。以青海省的西宁市区,以及所属西宁市的三个县和海东6县为评价区域,进行主成分分析。
①对10个地区的24个指标共240个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得到标准化数据表(x*ij)(i=1,2,…24;j=1,2,…10)。
②根据(x*ij)24×24,计算得到相关系数矩阵R=(rij)24×24。
③用雅可比方法求解R的特征值λi和特征向量ui。得到特征值矩阵(表1)。
④根据λi可得贡献率ei和累计贡献率Ej(表1)。
⑤得出主成分因子得分系数载荷矩阵(表2)。
⑥从表1累计贡献率一列可以看出,前4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84.61%>80%。所以只选用前4个主成分就可以了。因为损失的数据信息只占原来的15.39%进一步计算得到主成分zj(表3)。表3中列出了第1、第2、第3、第4主成分。
⑦从表1累计贡献率一列可以看出,前9个主成分的累计贡献率为100%,代替了原始因子所代表的全部信息,使数据结构大为简化。在第1主成分中含盖了55.143%的信息,主要反映国内生产总值,旅游人数,劳均农用机械总动力,每公顷耕地化肥施用量,每万人拥有的医院、卫生院床位数,旅游收入,地方财政收入等指标。在第2主成分中含盖了14.584%的信息,主要反映多年平均降水量、多年平均气温和政府驻地海拔高程等指标,可以归结为自然条件指标。主成分3反映了人均储蓄余额和职工平均工资两项指标。主成分4、5、6、7、8、9所包含的百分数很小。通过以上分析,根据主成分z1,z2,z3,z4和对应的客观权数e1,e2,e3,e4之积Z1-4=■eizi计算,得到各区域的综合主成分Z1-4及其排名(表3)。从表3可以看出,西宁市和大通县的综合实力最强,分别排在第一和第二位。民和县的综合实力最弱,排在最后一位。
3 结论
①主成分分析方法是确定地区综合实力的一条有效途径,通过主成分分析,可以全方位地了解各个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及其差距。②通过分析得出,在区域综合实力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起着致关重要的作用。③可以看出,民和县和乐都县区域综合实力落后,其中乐都的第一产业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民和的区域优势、门户优势也没有充分发挥。④对区域综合实力而言,子区域经济的不和谐发展会滞后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和提高,并对区域社会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产生阻碍作用。
参考文献:
[1]赵昌昌.对陕西省综合实力的总体评价.当代经济科学,1999,(5).
[2]冯利华.地区综合实力的ANN分析.经济地理,2003,23,(01).
[3]张超,杨秉庚.计量地理学基础.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5,145-153.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水资源管理水利规划量化研究方法
0引言
随着社会的发展,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可持续发展作为“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唯一出路”已成为世界各国之共识。水是人类生存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在世界许多地区产生了水资源污染、水资源短缺等严重问题。如何使有限的水资源满足不断增加的需水要求,同时又不导致水质恶化呢?这就给研究水资源的学术界提出了一个十分严峻又富有挑战性的课题。199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水文计划工作组将“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定义为“支撑从现在到未来社会及其福利而不破坏它们赖以生存的水文循环及生态系统完整性的水的管理与使用”。这是针对现行水资源管理提出的新的思路,即在可持续发展思想的指导下。但是,如何去量化研究它?以及如何在定量上来寻找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的水资源规划与管理决策?还是一个难题。
本文从量化的角度,提出一套定量研究方法,主要内容包括: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利规划与管理的量化研究方法以及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并给出在可持续发展思路指导下的水利规划研究方法步骤;最后给出一个具体应用实例。
1水利规划应该以可持续发展为基本指导思想
1.1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内涵
关于“可持续发展”这一术语的定义,目前有许多种。最常被引用的定义仍是1987年brundtland夫人等在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上提出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指“人类在社会经济发展和能源开发中,以确保它满足目前的需要而不破坏未来发展需求的能力”[7]。
综观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和论述,可以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概括为:⑴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但可持续发展所鼓励的经济增长决不是以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而是力求减少消耗、避免浪费、减小对环境的压力。⑵促进社会进步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可持续发展鼓励经济增长,但短期的经济增长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的,提高生活质量、促进社会进步才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⑶可持续发展以资源、环境为基础,社会进步、经济增长必须同资源环境可承载能力相协调。⑷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以适宜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为条件,必须有全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
1.2可持续发展——水资源~生态环境状况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综合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利规划目标,是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源源不断的水资源。实现水资源在当代人之间、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以及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公平合理的分配。因此,水利规划研究的对象系统应该界定在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复合系统上。在这个复合系统中,社会经济、水资源、生态环境三大子系统相互作用与影响,构成了有机的整体。
(1)生态环境系统和水资源系统是社会经济系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它们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不断的自然资源和环境资源。
(2)社会经济系统在发展的同时,一方面通过消耗资源和排放废物对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进行污染破坏,降低它们的承载能力;另一方面又通过环境治理和水利投资对生态环境和水资源进行恢复补偿,以提高它们的承载能力。
(3)水资源系统在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之间起到一条纽带作用。它置身于生态环境系统之中,是组成和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因子。同时它又是自然和人工的复合系统,一方面靠流域水文循环过程产生其物质性;另一方面靠水利工程设施实现其资源性。
1.3现行水利规划面临的挑战
就现行的水利规划而言,主要考虑的是:经济效益(economicbenefit)、技术效率(technicalefficiency)和实施的可靠性(performancereliability)。尽管它们仍然被应用,但已经不能满足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从《21世纪议程》要求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高度,已迫切需要逐步转变到新的行为准则。需要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来研究和制定水利规划。具体地说,现行水利规划面临以下挑战:(1)不仅需要考虑经济效益,而且迫切需要考虑社会效益、环境效益;(2)需要站在可持续发展的高度,考虑社会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考虑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协调;(3)不仅需要研究水资源、水利工程建设等问题,而且要研究社会经济系统发展变化以及与水资源-生态环境间的协调问题。(4)不仅仅要考虑水资源的供需平衡,而且要考虑不同区域、不同时代人(现代与后代)用水间的平衡。以谋求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
2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利规划方法量化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使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在文[1]中,作者曾对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进行了度量,引进了发展综合指标测度dd。它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综合指标eg与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标li的集成,计算式如下:
它是一个涉及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两大方面、且在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系统中运行、满足一定约束条件、要求总体效益最大的优化模型。该模型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多阶段非线性优化模型,其求解比较困难。对此,作者在文[3]介绍了采用计算机模拟技术的方法,求得模型的近似最优解。这样可以大大减少计算工作量。
3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利规划研究思路与技术路线
基本的研究思路和过程介绍如下:
(1)根据研究区的具体实际,制定水利规划的依据、具体任务、目标和指导思想。重点要体现可持续发展的思想;
(2)了解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建立社会经济主要指标的发展预测模型,对未来不同规划水平年的发展状况进行科学预测;
(3)分析研究区水资源量和可供水资源量,并建立水量模型,以作为研究的基础模型;
(4)综合社会经济系统和水资源与环境系统之间的联系,建立“水资源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作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的基础模型;
(5)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量化方法,并建立面向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优化配置模型;
(6)通过优化模型的求解和优化方案的寻找,来制定水利规划的具体内容。
4应用实例——新疆博斯腾湖流域水利规划与水资源管理研究
博斯腾湖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是目前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泊。它既是开都河的尾闾,又是孔雀河的源头,兼有开都河来水的水资源调控、孔雀河流域农田灌溉、工业及城乡生活用水、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向塔里木河中下游紧急调水等多种功能。在水资源十分珍贵的新疆南部地区,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流入博斯腾湖的常年性河流只有开都河。开都河发源于西部积雪的高山(天山中部),由冰雪融水补给,也是天山南坡水量丰富的河流之一。在宝浪苏木处,该河流又分为东、西两支,东支注入博斯腾湖大湖,西支注入博斯腾湖小湖。以开都河为界(宝浪苏木分水枢纽以下,以东支为界),把开都河流域分成左、右两个灌区。灌区从开都河引水进行农田灌溉,并不断向大、小湖排水(盐)。经过博斯腾湖的调节,从大湖出口——西泵站、小湖出口——达吾提闸汇入到孔雀河,肩负着孔雀河流域农田灌溉、工业及城乡生活用水等重担。
如何协调该区工业、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如何协调上游灌区(即开都河灌区)发展规模与下游灌区(即孔雀河灌区)发展规模的关系?目前该区发展态势如何?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保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等等。这些都是急待回答的问题。
由于在博斯腾湖流域,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水资源,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是保证该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作者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水利局合作,开展了《博斯腾湖流域可持续水资源管理应用研究》。
首先,进行水文学、生态学基础研究、社会经济系统动态变化系统研究,得到全流域水量水质生态耦合系统模型和社会经济发展预测模型;
论文关键词:土地生态,分区,生态经济
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是当前国土资源开发与保护的主要内容,土地生态环境安全是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础。本文以江苏阜宁县为例,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特征、土地利用状况、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全县的土地生态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并根据不同生态环境条件提出不同的生态经济发展类型,旨在为阜宁发展生态经济提供参考。
阜宁县地处江淮腹地,位于江苏省盐阜平原北部,南北长52.5千米,东西宽48千米,总面积1439.33平方千米,西枕黄河故道,与淮安市的涟水县隔河相望,东濒射阳县,南北分别与建湖县、滨海县接壤,地处东经119°27’~119°58’,北纬33°26’~33°59’。田园秀美,沟河纵横,素有“江淮乐地“的美称。阜宁县现有20个镇,1个开发区,全县共有人口106.66万人,土地总面积143933.7公顷,人口密度为741人/平方千米。
1评价与分区方法
1.1评价指标体系
本研究将土地生态环境评价因素分为生态负荷、污染负荷、生态敏感性、经济发展状况等四类要素,在各评价因素下面又分不同的子指标来表征,见表1
表1土地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
因 素
权 重
子指标
权 重
生态负荷
0.33
生态绿地比例
0.63
耕地比例
0.37
污染负荷
0.15
土壤盐渍
0.41
土壤侵蚀
0.59
生态敏感性
0.32
弱质生态空间(规划)比例
1
经济发展状况
0.2
建设用地比例
0.35
1水生态承载力研究概述
20世纪70年代末,人口、经济、水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不断加剧,水环境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应运而生。国外大都将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与可持续发展理论相结合,很少对其进行单独研究,通常将水生态承载力用作衡量可持续发展的标准。我国对水生态承载力的相关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末由新疆水资源软科学课题研究组率先开展。2004年,高吉喜在《可持续发展理论探索———生态承载力理论、方法与应用》一书中详细叙述了生态承载力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2009年,李靖等将系统动力学模型与隶属度相结合,综合运用构建的水生态承载力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分析模拟了叶尔羌河流域不同方案下的水生态承载力;2011年,李新等建立了洱海流域水环境承载力多目标优化模型,并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不同指标对研究区水环境承载力的权重。由于研究角度和方法的差异性,导致国内外对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至今仍未形成一个较为科学、系统的理论体系。随着相关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水生态承载力涉及到了很多领域,其研究方法也在不断完善和创新。但迄今为止,能够综合描述水生态承载力复杂性和动态性的模型还比较缺乏,也没有专门研究水生态承载力的方法和模型。由于水生态承载力与水资源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生态承载力间联系紧密,因此,可以借鉴其方法和模型对水生态承载力进行评价研究。目前,水生态承载力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法、多目标优化模型法、系统动力学法、常规趋势法等。
主成分分析法是将多个复杂的相关变量转化为少数具有代表性的主成分的统计方法,可以在数据信息最大保留的情况下,将多个指标科学合理地转化为少数几个综合指标,并客观地给出各指标的权重,极大程度地避免了人的主观随意性,较为符合水生态承载力的评价原则;多目标优化法不追求单个目标的最优化,而追求水资源、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整体最优,通过模型确定区域水资源的承载能力。在处理社会经济系统一类的复杂的多目标群决策问题上比较适用,但是该模型方法在求解技术、规划目标的选取上还存在一定的难度;系统动力学法是一种计算机实验仿真法,可以对水生态承载力进行定性与定量有机结合的分析,适合对系统的结构及其动态行为进行分析,但在模拟长期发展状况时的参变量难以掌握,容易产生不合理的结论,因而,其多用于模拟事件的中短期发展;常规趋势法计算简单且直观,可以估算某些承载力因子潜力的大小,但是其不能够很好地考虑到各承载因子之间的相互关系,只能从供水量和需水量方面对供需平衡作简单的分析,不能很好地反映水生态承载力。由于水资源、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间关系复杂,且影响因子较多,因此,水生态承载力的各种方法均存在不足之处,还需对其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研究。本文在权衡各个研究方法后,选取主成分分析法对晋西北水生态承载力进行研究。
2研究区概况
右玉县位于山西省西北端,隶属于山西省朔州市,境内四周环山,南高北低,主要有苍头河、源子河两大河流。苍头河属于黄河水系,是右玉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主流全长95.5km,流域面积2103km2,多年平均径流量为9.23×107m3,清水流量0.3m3/s;源子河属海河水系,是位于右玉县南部的一条季节性河流,河长110km,流域面积为2083km2,多年平均径流量为1.756×107m3,清水流量为0.2m3/s。右玉县具有半干旱气候特征,属于典型的大陆性季风气候,全县多年(1957—2010年)平均降水量420.15mm,降水多集中在7,8,9月,由于研究区降水集中且强度相对较大,而且径流快,导致区域水土流失严重,该县降水量不仅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匀,在丰、平、枯水年也有较大差异,一年内差异悬殊。右玉县农业发展较快,属于全国的小杂粮基地县之一,2011年,全县人口总数达到了112782人,其中,农村人口大约为62281人,大约占总人口的1/2以上。右玉县具有“国家水土保持生态文明县”的称号,多年来,全县大力开展退耕还林还草,不仅促进了林草业发展,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3研究方法
水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为了更加深入地研究和应用水生态承载力理论,必须对其开展量化研究。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得出应该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数学理论和方法找出影响水生态承载力的各个因素间的关系,以便对特定时间的水生态承载力进行定量分析。水生态承载力的研究涉及到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等各个方面,因此,其影响因素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水资源的储量、质量及开发利用的水平;科技发展水平;生产力及消费水平;人口和劳动力水平;政策、法律法规和其他资源的开发利用潜力等方面。水生态承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体系,它不仅是评价水生态承载力大小的依据,同时也是水生态承载力的决策工具[25]。所以,建立水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体系应遵循以下原则:(1)水生态评价指标体系应该既能够很好地反映水生态承载力的理论内涵,又能够度量水生态承载力的大小;(2)水生态承载力的指标体系应该在避免指标之间重叠的基础上,对系统的总体特征有一个全面的概括;(3)水生态承载力指标体系须易于操作,体系中的评价指标应该尽可能地简化,并且数据容易获得,对于准确数据较难获得的,可以用能够间接反映其特性的综合指标来代替;(4)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应尽可能地合理、清晰。
4结果与分析
4.1水生态承载力的主成分分析在整理了右玉县水利局提供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查阅《朔州市水资源公报》、《右玉统计年鉴》得到人口、水资源及社会经济状况等相关数据,根据计算和研究需要对其中的部分数据进行相应的处理。选取右玉县水生态承载力17个指标,其相应数值如表1所示。运用SPSS21.0软件对右玉县水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得到驱动因子的相关系数矩阵(表2)、水生态承载力评价指标的主成分的特征值和贡献率(表3)。从表2可以看出,选取的17个水生态承载力指标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并且许多指标间都具有高度相关,这是进行主成分分析的基本条件,也表明了进行主成分分析非常必要。由表3可知,根据累计贡献率达到85%的原则,前3个主成分累计贡献率达88.89%,超过了85%,认为3个主成分可以较好地反映右玉县水生态承载力变化的驱动因子,基本可以代表全部因子对右玉县水生态承载力的影响,因此,选择前3个主成分进行分析。主成分载荷表示主成分与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右玉县水生态承载力主成分载荷矩阵如表4所示。第一主成分主要与总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工业产值、农业产值、工业用水量、农业用水量、城镇生活用水量之间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与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和地表供水量之间具有较强的负相关关系;第1主成分基本包含了人口、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和地表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的主要因子;第2主成分主要与地下水供水量和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有较强的正相关,可以认为第2主成分主要代表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水平,可见地下水开发利用水平也是影响右玉县水生态承载力的关键因子之一,因此,应提高地下水的开发利用水平;第3主成分主要与工业产值用水量有较大正相关关系,可以代表工业用水效率。3个主成分包含了需水主体、供水和用水等主要指标,能较好地代表晋西北右玉县的水生态承载力驱动因子。随着人口和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水资源的需求量也急剧增加,同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污水,对水生态承载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的出现使得水资源的开发利用率大大增加,污水处理及回用能力也得到增强,这些发展和进步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研究区的水生态承载力。2003—2011年右玉县人口呈现出持续稳定增长的状态,对生活用水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同时人口的增加又加剧了水污染程度,对水生态承载力产生很大的影响。
4.2主成分综合得分分析根据各主成分贡献率和主成分得分对2003—2011年的水生态承载力进行了综合评价,计算可以得出各年水生态承载力综合得分,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对于水生态承载力的综合得分而言,其综合得分值越大,说明水生态承载状况相对越好,反之承载状况较差,综合得分出现波动状态可以展现水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变化情况。由图1可知,2003—2007年水生态承载力存在明显的波动变化,对表1中右玉县水资源统计数据加以分析得出,统计年份中2004年总用水量最大,且农村生活用水量明显高出其他年份2倍左右,而研究区2007年地下水开发利用率和地下水总供水量在所有统计年份中最低,对水生态承载力产生较大的影响,因此,2004,2007年水生态承载力出现明显的降低;2008—2011年研究区水资源承载力基本呈现逐渐增长的态势,由数据资料可知,右玉县的人口和经济逐年增长,但其总用水量明显低于前5a,说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大大增加。
5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