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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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

从金斯堡的嚎叫到春树们的“回归”：两种文化的反叛运动

垮掉的一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出现于美国的一群松散结合在一起的年轻诗人和作家的集合体。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一样令人耳熟能详，凯鲁亚克的《在路上》，金斯伯格的《嚎叫》，以及博罗斯的《的午餐》等，可他们的生活却如电影《猜火车》那些主角一样，奔跑、吸毒、抢劫、坐牢……“嬉皮士”们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面世，试图建立新的价值准则，寻找游离于社会主流之外的文化。

2002年北京女孩春树17岁时的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出版，描述了一个青春期女孩从十四岁到十七岁之间坎坷的情感经历和残酷的生活历程：立时引起社会轰动，成为同龄人的“叛逆指南”。2004年2月春树成为美国《Time》的封面人物，美国人称她为“新激进分子”，同时入选的还有韩寒、曾经的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扬，这4人被认为是当年“中国80年代后的代表”。

正如“垮掉的一代”一样，80后身上也散发出了一种追求特立独行，个性解放的反叛精神。网络杂志《80后杂志》曾发表宣言：“这个社会已经习惯了生活的两面性，习惯了一个声音的充斥，习惯了被人代表，习惯了沉默。我们不愿再做沉默的一代，我们不要再依傍这个社会的舌头，我们需要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选择了独立。”这句话虽稚气未褪，但却真切地流露出了80后的自我存在意识和自由意识。

颠覆权威和打倒偶像是“中国80后”和“美国垮掉的一代”的共同路径。2000年韩寒出版《三重门》挂科、退学、藐视传统教育制度的行为敲开了众多中国80后的心声：世界上没有权威与偶像，也没有主宰，我们敢于反抗。

美国“跨掉的一代”有着具体的社会理想：支持精神自由和性解放，涉及同性恋、年龄、黑人权益、男女平等等问题；认为文学写作应该享有充分的自由，不应被政府审查所束缚；反对军事――工业文明；主张普及生态环境保护意识，G・施耐德和M・麦克鲁尔还提出了“洁净行星”的理念。他们关注自身，同样关注这个社会，不仅如此，他们更指出了这个社会的弊病，为解决这些弊病发出号召。

韩寒、春树们会对社会、教育、人生进行调侃，甚至批判，他们反对社会上的功利主义和金钱至上的理念，反对学校的应试教育，渴望与众不同的人生经历，不甘于平庸和碌碌无为，可是这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与个人成长和经历密切相关的。

传统文化下的“逆子”缴械

美国民族历来崇尚思想自由，有产生反叛精神的土壤。早在两百多年前，美国人的祖先清教徒们，为了摆脱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和英国国教的压制，到达了美洲新大陆，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王国。19世纪30年起的超验主义运动中，诸多作家和诗人发出号召，以寻求个性解放，爱默生的《美国学者》演讲带着一种强烈的个人色彩；惠特曼，运动后期的一位浪漫主义诗人，更是尽其一生创作出了《草叶集》来赞颂美利坚民族意识的觉醒。因此，即使在麦卡锡主义最猖狂的时期，这些年轻人也敢于用离经叛道的行为对思想钳制和社会迫害提出挑战。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说丝毫没有自由的空气，只是五千年的历史中有一半被封建专制所笼罩着。儒家思想倡导自身的教化和修养，墨家的“兼爱”、“非攻”，老子的“无为而治”都不提倡以反叛的形式去改变什么，这就奠定了中国人隐忍、平和的民族性格。

第2篇：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

关键词：大学生 责任意识 培养 措施

一、引言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教育呢？爱因斯坦曾说过：“当你把学校教给你的地切都忘记了以后那么剩下的就是教育。”他还说过：“一个人四分之三以上的知识都是在课堂外学到的。”哈佛大学的校门上刻着：“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这也许在某些方面揭示了教育的内涵。

但现在的中国教育在提倡走出应试教育时，却又逐步迈入“人才”到“专才”这个误区。当前，中国高等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独立的生产能力，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的人，就是培养能养家糊口的知识分子。过于严格的分门别类，把学生限制在一个狭隘的专业里，虽能使学生学到一定的专业知识，但同时也使学生丧失了对整个文化的把握，于是造就了一批近乎无用的超级专家。

高校扩招的目的不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只得到一页文凭，而是让更多的人达到就业的要求，但现在社会对大学生的评价有“目空一切”、“懒惰”、“浪费”、“不务正业”、“心存侥幸”等。而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就是就业竞争力的核心内容，他直接影响社会对高校的评价及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评价，折射出高校的办学效益和教育理念。

责任是道德的核心，是道德的高层境界。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应是我们当前教育的重要任务。

二、大学生责任意识现状分析

（一）责任意识淡化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学生的个性独立化程度越来越高，加之不良的社会风气使社会失去了过去那种强大的凝聚力，权力化、金钱化现象也使人们对社会的离心力逐渐增大，个人只要权利，不要责任义务。特别是作为独身子女的学生所追求的人生目标是“为自己”，在人生奋斗目标上表现出日益增强的个人意识逐步取代了整体意识和社会意识，社会责任感淡漠已渐成必然，突出表现为“无兴趣、无所谓、无意义”的“三无”现象。

（二）个人责任与社会责任错位

因学生认识水平的局限及社会交往的贫乏，使之在大学里并未使责任意识的内涵、外延得到扩大和深化，不能把社会责任和个人责任统一起来，过分强调自我的人格缺陷，导致学生责任意识的狭隘和近视，摆不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对人对事都比较冷淡，有些学生以物质享受的多寡为自身的价值取向。当二者发生利益冲突时，更多的强调自我需要，忽略甚至抛弃社会责任，表现出个人责任和社会责任的严重错位。

目前，毕业生选择单位时，一看票子（薪金）、二看位子（地理）、三看牌子（单位知名度），择业期望值居高不下，高校就业率普遍不高，就是二者错位的最具体表现。而且一旦碰到一点挫折，不是在自身上寻找、分析原因，而过分谴责社会，把问题归结于社会不公平、不公正、机会不均等。

（三）道德缺失

少数大学生连起码的社会公德都没有。

一是表现在伦理道德方面的某些缺陷。比如，教室垃圾视而不见、墙上脚印无故出现、桌上涂写、图书撕页、购饭插队、水电浪费等缺乏文明的倾向及乘车无序、待人无礼、随心所欲、自私自利等社会公德的缺失行为。

二是表现在法纪规范方面的意识不够。譬如大学生不知侵入他人电脑是犯法。

三是在道德信仰上，一些大学生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迷失了自我，信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人生信条，为谋求金钱和私利不择手段。

四是心理耐受力、意志力、抗挫折能力较低，不能正视人生矛盾，无力排除人生困境。自杀和伤人事件并不罕见，缺乏健康、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

三、加强对大学生责任意识的培养的途径

（一）对国家的责任——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民族责任意识也是一种文化意识。余秋雨先生认为：“文化的衰落可以也必将促使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觉醒，也或许就能使人民勇于担当起自己的责任，为本民族做些事。”光彩夺目而又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的风霜雨雪却风采依旧，这与中华民族的责任意识是紧密相连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如今又落在我们的肩上，这个责任重于泰山，需要中华儿女们团结其他，共同奋斗。

（二）对社会的责任——坚持养成教育

对大学生进行道德习惯养成教育，也就是要逐渐培养大学生守规矩的良好习惯，是对大学生开展责任教育的重要环节。一旦养成了良好行为习惯、责任习惯，就能够做好本职工作，产生一种积极的进取精神。

第一，大学生必须以公民道德建设为己任，从小事、从自己、从现在做起，既对自己也对别人负责，犯错时不推诿、不找借口，敢于承担责任：讲诚信、重承诺，不说话不算数；尊师崇道和关爱身边的人与事物；对人有礼貌，文明修身，谦虚谨慎，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第二，积极参与和管理校园的各类活动，在承担责任中锻炼自己，养成大处着眼、小事着手的思维方法，“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第三，树立节约意识，从小处着手，从小事做起，节约一张纸、节约一度电、节约一滴水、节约一滴油、节约一粒米、节约一块煤，培养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切不可舍“小”求“大”。

第3篇：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

［关键词］国家认同；长效机制；政治传播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2）02 ― 0008 ― 02

一、问题的提出：国家认同概念的界定

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祖国的历史文化传统、道德价值观、理想信念、国家的认同。就公民个体而言，国家认同指的是个体在主观思想上认为自己属于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之内，从心理上认同自己具有该国一员的身份资格。从国家层面而言，国家认同是政治客体塑造、维持和保障国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增强政治合法性的重要载体和手段。从功能维度来看，国家认同就是指自己属于哪一个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的心理活动。从内容维度看，国家认同是一种主观信仰，表现为政治主张或政治立场。它可分为偏重公民的认同和偏重民族国家的认同两种。〔1〕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文化多元主义”是公民文化认同的典型。而苏联将国家认同高度的制度化、政治化，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典型。国家认同是维护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纽带，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引发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冲击，国家认同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性日趋明显。

概括来讲，民族国家的构建都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制度建构，另一方面是社会成员对国家的认同。由于每一个人从身份上来讲首先是属于某一个民族，所以，民族认同是自然的，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和前提，民族认同从理论和现实生活上都先于国家认同。但另一方面，国家又是保护民族认同的最佳共同体，民族的生存安全、利益发展、价值、理想等都需要国家的保障，离开了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最终也会成为空中楼阁。

二、实践困境：中国国家认同建构历程及其现实挑战

1.地理困境：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文化、国情基础和现实条件都清楚地表明：中国从历史上看一直是一个疆域辽阔的“超大规模社会”，中国国情非常复杂，既是一个人口大国、文明古国，又是一个人均资源小国、人均收入穷国；既是一个历史穷国，又是一个近代弱国。中国在建设国家认同方面面临多民族整合、多元文化并存等诸多挑战。人口基数大、疆域范围广、民族数量多等使得国家认同面临地理及地域挑战。“因此，国家必须重视边疆地区的认同问题，加强认同整合的研究，探索在新形势下实现认同整合的有效路径，妥善地解决国家尤其是边疆地区面临的认同问题，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2〕

2.历史困境：首先，从历史发展来看，中国的国家认同是近代中国面临列强侵略而曲折发展的一个产物。帝国主义的入侵侵犯了国家的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唤醒了中国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感。郑永年认为：中国自秦始皇以来表现为帝国体制。尽管具有当时世界上最完备的官僚体系，但这一官僚体系仅仅用来维持王朝的生存，国家权力渗透社会的能力极其低下。老百姓则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形成了一种政治冷漠心态。老百姓没有任何近代意义上的国家认同感。〔3〕最典型的要算是白鲁洵(LucianPye)，他认为中国只是一个“伪民族国家”的文明共同体。可以说，传统上中国人没有国家认同感，老百姓认同的是皇帝个人，而非国家。中国更像一个缺乏国家认同意识的“文化共同体”。可见，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起步较晚、基础较弱，又是面临入侵和压迫下的被动行为，长期的封建专制帝国的统治、广大公民的政治素养低下等构成了历史认同基础薄弱的挑战。

3.一国两制下的政治制度整合困境：在香港，尽管回归已经有十多年，但国家认同感的培养仍面临挑战。在台湾，问题更为严重。近年来，大力推行“去中国化”运动，企图从各层面割断台湾和大陆的血肉关系。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已经具有现代民族的形态，但海峡两岸民族间的融合程度是非常有限的，它们仍然具有相当的独立性。所以现代国家需要不断引导民族认同上升和达到国家认同，使得国内少数民族成员在其原有民族认同的基础上形成并维持超民族的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寻求统一和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政治学家白鲁恂在对中国国家认同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中国的国家认同与政治整合面临五种危机：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参与危机、行政贯彻危机、分配危机。〔4〕

可见，中国要顺利进行现代化建设是离不开各民族对国家的政治认同这一根本前提的。可见，国家认同不仅仅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国家认同关乎中国的政治稳定与民族团结、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进行、关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命运。因此，必须从思想上认识其必要性、从制度建设上增强其有效性，采取各种措施，积极推进国家认同的实效性建设。

三、新路径：政治传播视域下国家认同的长效机制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社会建设进程加快，我党建立在以政治动员和政治宣传手段上的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变得“效果失灵”；党报党刊等权威“平面媒体”在与新媒体的竞争中也有被“弱化”的趋势；新媒体的出现也使得政府控制、垄断和封杀某些消息变得更加困难。“政治学与政治传播学认为，在民主社会，大众传媒是实现政治互动的主要机构，它既是沟通通道，又承担着传播政治信息的任务。”〔5〕因此，它在国家认同意识的培育方面可以发挥较大的作用，也非常适合于人口众多、地域辽阔的多民族进行低成本、高效率的“双向沟通”。这种传播方式对于新型民族关系的建立和巩固，对于提高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对于增强多元市场主体形势下的国家认同感而言，都可以发挥直观的、互动的、富有实效的传播效果。“政治传播研究为政治活动提供方向、原则、技巧和手段，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在广义上，任何一种政治活动都是政治传播活动，都是表达和传递某个政治信息。”〔6〕那么如何利用现代传媒手段更好地实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呢？

第一，借助现代的传播手段，激发起民族地区政治参与热情。通过问题讨论、对话交流、发表群众来信、民意测验等传媒给公民以表达自己政治见解和思想的机会，是现代社会政治沟通、政治中参与和信息传播的普遍手段。“政治新闻传达党派或国家的宣言，告诉人们政治动向，激发人民的政治觉醒，使其卷入政治生活。”〔7〕当重大政策措施出台时，应尽可能让人民知道决策的过程，应采取种种积极的措施，增强人民群众对决策的认同感与执行的自觉性。这样，既传播了国家观念，又强化了公民身份和政治参与效度。塑造公民人格，提高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感和认同感。

第二，完善和细化民族地区的政治制度，为促进少数民族成员国家认同意识创造体制保障。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虽然顺利运行多年，但也存在一些问题，这要求政府及时完善这项制度，并从法律法规方面加以巩固和落实，使少数民族代表不仅仅只具有少数民族的族别身份特征，而真正是少数民族群体利益和意见的代表。正如所说：“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合适，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8〕

第三，通过对各民族利益诉求的回应来增强国家认同。由于我国特殊的国情，各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利益不平等所产生的心理极易诱发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这种心理往往出现在那些民族地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族地区逐渐从原来封闭的状态中走出来，进入一种开放状态。面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格局，如果依然采取缺乏柔性和变通的行政处理方式，易带来冲突。客观上容易使少数民族产生剥夺感，从而导致国家认同的弱化。“苏联解体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境内不同民族对苏联这个国家行为体的不认同、不合作……因此国家认同意识的欠缺，是国家解体的主要思想及政治根源。”因此，必须要通过合理措施调整民族间的利益关系，有意识地强化少数民族对国家的依存关系。

第四，要在宣传和管理中淡化民族身份，强化国民身份或公民身份。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每个民族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地位和身份都应该受到承认和尊重，少数民族的利益应该得到保护。然而这并不等于说在政治宣传、社会管理中，总是要强调社会成员的民族身份。而应通过政治社会化过程传播国家观念，强调少数民族的国民身份或公民身份。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中的“多元”，讲的就是民族平等；“一体”则是作为公民的同一性的“中国人”认同。国民身份和国民身份认同，是国家认同的基础。因此应通过政治传播的各种媒介，强化民族地区居民的国民意识和公民意识。如果国民意识和公民意识牢固地树立起来，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就会得得到巩固。

总之，随着公民主体意识的增强和社会价值观的日趋多元化，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面临诸多挑战，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式化、边缘化、教条化、书本化、符号化等倾向严重，主流意识形态受损，必然会影响到政策认同、政党认同乃至国家认同。对国家的认同往往成为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前提，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则是对国家认同的政治保障，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因此，实现国家认同就必须更新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机制，走政治传播学的路径，实现二者的“完美对接”。

〔参考文献〕

〔1〕吴鲁平，等.公民国家认同的特点及其与对外接纳度的关系研究（人大复印资料）〔J〕.政治学，2011，（05）：48―49.

〔2〕周平.边疆治理视野中的国家认同〔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01）：15.

〔3〕郑永年.中国要建设国家认同〔N〕.环球时报，2004-08-16.

〔4〕Lucian W.pye.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Boston,Little Brown,1966:62.

〔5〕谢岳.大众传媒与民主政治〔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156.

〔6〕宁骚.政治体系中的信息沟通〔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430.

第4篇：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

关键词：华侨博物院 华侨华人 陈列 内容设计

不同性质的博物馆有着不同的陈列，一般来说，博物馆陈列的类别主要是按陈列内容来划分，华侨华人陈列，顾名思义，就是客观阐述华侨华人演变历史的陈列，在多数的涉侨陈列中，大多仅以华侨历史作为陈列对象，毕竟，华侨与华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为什么把华侨和华人并列起来展示呢？原因就在于华侨与华人是有着历史的因果联系的，外籍华人是从华侨演变过来的，华侨与华人彼此具有密切的历史、血缘、文化、经济和社会关系，当学者们在以他们为研究对象的时候，往往以“华侨华人”统一称呼，如《华侨华人研究》、《世界华侨华人词典》等，而现在的很多场合，诸如有持中国国籍的华侨与持外国国籍的华人在一起集会或联欢时，一般统一使用“华侨华人”之综合称谓。“华侨”与“华人”并列，“历史”与“当代”并存，这就在陈列内容上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反映了历史逻辑关系的变化，深化了陈列的主题。

博物馆陈列的内容包括两个层次的东西，第一层次是陈列主题所表现的有关学科内容，如历史学的、人类学的、民族学的、民俗学的、考古学的内容等等;第二层次是表现陈列主题所需要的文物、实物以及其他辅助展品，这两个层次结合的好坏，决定着博物馆陈列的优劣，而表现陈列主题所需要的文物实物和其他辅助展品的研究任务，则包括所需文物实物的鉴选，有待征集项目的拟定，所需辅助展品项目及其要求的拟定等。

一个好的博物馆的陈列，应以文物实物为基础，配合以适当的辅助展品，按照拟定的主题、序列和艺术形式组合成的，进行直观教育和传播信息的展品群体。对照以上的标准，一个好的华侨华人陈列，应以文物实物为基础，结合辅展品、有代表性的照片资料、图表资料，以主题陈列的形式，通过对华侨华人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的表现，系统地揭示华侨华人历史发展变化过程及其规律，使观众直观地感受华侨华人历史信息，从而获得生动的华侨华人历史知识。

这个好的华侨华人陈列，应该将通史陈列和专题陈列相结合，就是通专结合体例结合的陈列，它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系统、形象地展示华侨华人走出国门、融入当地、奉献社会的过程应是华侨华人陈列的中心。华侨博物院《华侨华人》陈列，就是由“走出国门”、“侨民公民”、“辉耀历史”三个部分组成，系统、形象地展示了华侨华人走向世界的历史、融入当地的历程和奉献社会的辉煌。“走出国门”是讲述中国人的出国史，包括了梯山渡海、悲辛之旅和谋求发展三个单元，叙述了华侨华人出国的历史动因和特征。“侨民公民”包括华社春秋、谋生创业、传承融合和侨民公民四个单元，反映了华侨华人社会的形成和特征，华侨华人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融合于当地的发展历程。“辉耀历史”是华侨华人的贡献史，它包括缔造文明、热血丰碑、时代精英和赤子丹心四个单元，讴歌了华侨华人为居住国和祖籍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和繁荣创下了不朽的业绩。

第二，华侨华人历史与世界历史、中国历史事件的结合应是华侨华人陈列的重点。把世界史、中国史的一些历史事件对华侨华人历史影响，结合到走出国门、融入当地、奉献社会的三个专题中，做到专题陈列中反映出通史的一些内容。笔者认为，以下一些历史事件，应该要在华侨华人陈列中予以反映（结合世界史、中国史的分期）：

1.古代时期（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16世纪）：华侨产生于已有中外交流的秦汉，唐宋日益发达，随着中外交流的不断发展，华侨从流寓到定居者日渐增多，逐渐形成聚集的村落。明代由于航海技术的不断发展，唐人街已在东南亚出现，结合以上事件，借以说明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久远，延绵不断。

2.近代时期（17世纪至20世纪10年代）：西方殖民者对亚洲、美洲等地的殖民开发，改变了当地的社会性质和经济结构，殖民地开发需要大批的劳动力，明清朝代更迭，更多中国人出洋谋生。而后中国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华侨出国人数猛增，出现了以华工为主的出国。而华侨在东南亚等一些聚集区形成了华侨社会，以上的历史事件说明，近代以来出现的中国人移民海外的，人数之众、规模之大、分布之广，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形成了华侨华人遍布世界的格局。

3.现代时期（20世纪10年代至二战结束）：、两次世界大战、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东南亚，以及亚洲其它地区民族意识的觉醒，使华侨不断卷入现代世界激流，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和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以上的现代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缺少不了华侨的身影，颂扬了华侨华人心系桑梓，竭尽心力推动祖国的社会进步与发展，讴歌了华侨华人为居住国的发展、进步与繁荣创下了不朽业绩。

4.当代时期（二战结束之后）：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殖民地先后获得了独立，成为了新兴国家，华侨绝大多数加入了当地国籍，成为了华人，独具特色的华侨华人文化已成为其所在国家和地区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侨民到公民，使其在国家归属感上发生了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的转变。

第三，历史是在时间中演进，在空间中展开的，华侨华人陈列也要有时间的规定和地域的范围，在华侨华人陈列中更应该体现出时代的风貌和异域的风情，在陈列中要更加注意具有时代特点和地域特色的典型文物实物的重点使用，并应根据内容需要，设计好一些重要的场景，强化直观视角效果，展开对华侨华人历史具像落实和情景辅叙，在形象思维中实现语言的转换，营造出艺术的氛围，使观众处在真实而具体的历史背景、地域特征和人物事物的表现空间中，在“物我合一”中认同于陈列的主题诉求。

华侨博物院的《华侨华人》陈列，根据内容需要，设计了几个重要场景，让观众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而以更直观的方式理解展览内容传达的信息。主要的场景有：码头、“猪仔船”、淘金、唐人街、华侨家居、割胶、锡矿、美洲铁路等。同时，将展版、展品与场景有机结合在一起，让观众走进场景，在场景中感受体会，在场景中观看展版和展品。以“猪仔船”为例：“猪仔船”要表现的是十九世纪大量华工象“猪仔”一样被西方殖民者用船贩卖到外国从事苦力，在长达数月的航程中华工受尽非人待遇，死亡率极高，“猪仔船”亦被称为“浮动的地狱”。场景以船舱断面为基本造型，参观通道即是船舱底部，观众走进船舱，即可看到烙在舱底船板上的一个《华工死亡表》，左边是一组华工雕塑，有各种姿势，各种表情，表现华工痛苦、愤怒、绝望、茫然的神态，雕塑多达21尊，场面真实感更强。在群雕的背面，配以同样题材的烙画，油画作品。船舱顶部留出一个安上铁栅栏的“天窗”，右边为展版和展品。场景的灯光以射灯为主，突出重点，整体效果令人震撼，印象犹为深刻。

毋庸讳言，在实际工作上，要达到上述的好的华侨华人陈列的标准，着实不容易，上面说到，华侨华人陈列的对象，不仅包括侨史文物、实物，还包括数量颇多的文字性资料等，华侨华人陈列的对象绝非文物或实物所能概括，把它称为华侨华人陈列材料更符合实际、更确切些。华侨华人陈列的材料，也就是陈列的内容是属于人文学科的范畴，人文学科的研究过程是贯穿着人的意志、人的愿望和努力的，它本质上是人的作用的结果，这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一切自然界的现象是不同的，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并没有人的意志、愿望和努力参与其中，也不是他们作用的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所以，一切的人文学科的发展途径，就只能是会通古今、会通中外，融会贯通，华侨华人陈列内容的研究，就只能遵循人文学科发展的途径，会通古今、会通中外，提炼出华侨华人陈列的主题。

因为陈列内容的设计，必须经过研究大量的一手材料，而真正用在陈列上的材料相对第一手材料会少很多，什么样的材料能用，用多少，我想这就要运用系统论的思想，用好陈列的材料，来表达陈列的主题。系统论思想所昭视的是：组成一个系统中的诸要素不是最重要的，它们以何种形式加以联结决定着系统的质，联结是关键。那么如何运用系统论的方式来处理我们手中的材料才能给观众呈现一个好的陈列展览呢？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辩证法是与形而上学对立的，但人们却往往以形而上学的态度来看待辩证法，就如拿所谓的“精华”和“糟粕”来说，把“精华”和“糟粕”看成是互不相通的两极，而尤其是把两者都看作是事物自身永世不变的客观属性，从而一笔勾销了其间流变不居的互相渗透和转化的关系，确切来说，所谓“精华”和“糟粕”都不是事物本身的属性而言，而是就人的主观而言。如日月星辰、山河大地、花开花落，又如鸦片、寄生虫、禽流感等等，就其本身作为客观存在而言，并无所谓的精华和糟粕之分，所以其本身也就无所谓好坏、优劣、美丑之分，那分别在于我们主观对它如何运用，运用的好，腐朽可化为神奇;运用的不好，神奇可化为腐朽。同一个不龟手之药，善用者可以用它打胜一场战争，不善用者不免于世世萁_。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但越人却断发文身，无所用之。鸦片可以作为疗效很好的药物，也可以作为害人的。糟粕与精华倒不在于事物本身，而在于人们如何运用，而运用之妙则在乎运用者的一心。

第5篇：民族意识的觉醒历程范文

关键词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遗产价值；保护理论；文化遗产保护

一、文化遗产保护中对价值认识的发展

文化遗产是“从前辈那里继承过来的、现存的并将传至后辈的物质遗物及其无形的特征”…，这些物质遗物或无形特征之所以被称之为“文化遗产”，正是我们发现、珍视并希望保护它们所具有、所携带与所表达的价值，使我们与我们的后代能够享用遗产的价值。遗产价值是我们保护遗产的原因，也决定了我们对遗产采取的措施，直接影响保护决策。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历程之中，我们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在不同的社会时期中不断变迁，因此文化遗产保护理论与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根据目前遗产保护学界对文化遗产价值的探讨，可以将遗产价值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是遗产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即一种客观存在；另一种则为人们赋予遗产的价值，不同时代、不同群体能够感知、理解的遗产价值差异颇大，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其实，在我们将某一物质或无形要素定义为文化遗产的时候，我们即将我们的主观判断“强加”给了它们，即使是遗产固有的客观价值也必须通过人们的主观认识才能够得以发现并加以阐释，因此可以说很难做到对遗产价值完全客观的评判，其中必然带有价值评判者的主观意图。价值评判也取决于评判者所具有的知识结构与个人经历，正如梅森fRandaIl Mason）所说，只有通过对遗产的社会、历史甚至空间背景的理解才能真正理解并定义遗产的价值，价值产生于思想与物质的连接关系之中。对遗产价值的认识受到社会背景、学科发展、哲学思潮以及地域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因此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人们对于遗产及其价值的理解呈现多元的状态。

对遗产价值认识的发展促成了我们对于文化遗产概念与范畴的扩展，从原先的“纪念物、建筑群与遗址”扩大为“文化过程”（culturaI process），即“纪念与创造记忆的过程”，体现了有形遗产与无形文化的交互作用，强调文化的延续过程。从对遗产价值的研究来说，不同时代的学者为遗产价值构建了不同的类型框架（表1）。总体来说，研究者对遗产价值的认识从固有的客观价值慢慢扩展为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并重，并将不同群体对遗产的不同认知与利用纳入评估体系，突出遗产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同时相对于此前单纯的价值保护，目前更加关注对于遗产价值的阐释，因而在价值展示中不仅仅展示有形的遗产实体，更加强了对遗产蕴含的无形文化的呈现。

在遗产保护理论的发展中，对于遗产价值的关注从使用价值、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保护慢慢转向对于文化价值的阐释之上，突出文化多样性在遗产理解与认识中的重要作用。在方法论方面，转变了“基于物质的保护方法”（materiaI.based approach），形成“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value―based approach），这也是我国目前文化遗产保护策略的制定准则。然而，由于“保护专家”在价值评估中仍占有“强”话语权，未能体现遗产不同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对于价值认识的多元性，也未能将不同的价值认识加以权重，因而被诟病。

2009年，国际文化财产修复与保护研究中心（ICCROM）提出“活态遗产保护方法”（Living HeritageApp roach，简称LHA），将那些“保持原有功能的遗产”定义为活态遗产，突出核心社区（core communitv）对于遗产价值认识与阐释的重要性，成为一支推动文化价值与延续性的遗产保护理论流派，并初步建立起方法论的框架。

二、十九世纪末以来对活态遗产价值的理论关注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虽然出现很晚，但是对遗产活态价值的关注由来已久。

14世纪以前，对建筑遗产的保护多源于建筑的使用功能。文艺复兴时期，古典艺术受到广泛重视，遗产保护开始关注遗产的艺术价值。18世纪下半叶，工业革命带来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怀旧之情使人们更多关注遗产携带的历史信息与记忆信息，转而关注遗产的历史价值。19世纪是欧洲现代保护理论与方法孕育、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不同保护学派的分歧正是由于他们对遗产价值认识的差别。然而，即便是关注艺术价值的勒’杜克（Viollet Le Duc）也肯定了遗产功能延续的重要性，提出“保护建筑最好的方式是赋予其使用功能，最好能够使它完全满足需要而不进行任何改变”13l，但对于使用功能延续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并没有进行更多的讨论。

19世纪末，人们试图解决文物修复（resto ration）与保护（preservation）的争论，首次将过去的建筑作品大致分为已经死去的（dead）与活态的（1ive）两类。克洛凯（Louis CIoquet）将活态纪念物（Jiving monuments）定义为“仍然为社区所使用的建筑”，例如主教堂、宫殿与住房等，使用价值是这种活态纪念物的重要价值，其保护与修复目的在于功能的延续。克洛凯虽然区分出活态的建筑遗产，但对于该类遗产价值的认识与14世纪之前所追求的使用价值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1903年，李格尔在《对文物的现代崇拜：其特点与起源》（The Mode rn Cult of Monuments：Its Character and ltS Origin）一文中区分了“有意为之的文物”（intentionaI monuments）与“历史文物”（historic bu.1dings），前者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建造者创造它时赋予它的纪念性价值，后者从建筑的长久生命中获得了历史价值，这类遗产包括具有艺术与历史价值的建筑。李格尔提出的“有意为之的文物”这一概念意义重大，他从建筑最初的建造目的出发，区分了不同类型的建筑遗产，建造目的的不同可能导致遗产价值的差异，李格尔发现了文化的生命在于文化自身的价值，第一次在理论上强调了遗产具有的文化意义。

李格尔区分了建筑遗产几种不同的价值，如纪念性价值（com memorative va J ue）、历史价值（h isto ricalVaIue）、年代价值（age。value）、使用价值（use―value）以及相对的艺术价值（re Jative art-va Jue）等。他认为历史价值是客观存在，而年代价值突出了对价值的主观评判，融入了文化的阐释。遗产的不同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李格尔认为在不同类型的遗产中，其核心价值不同，因此应该采取不同的保护策略。有意为之的文物的核心价值是建造之初由设计建造者赋予的纪念性价值；对于历史文物（类似于克洛凯的“活态纪念物”概念）来说，其历史价值来源于遗产建造之后不断被赋予的使用功能与文化意义，是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遗产。较之于克洛凯的分类，李格尔虽然没有使用“活态”一词，但强调历史文物在历史发展中获得的价值，更加突出该类遗产的文化意义。

然而，李格尔的分类方式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建筑在建造结束之后的生命历程中，其使用者（而非最初的建造者）可能改变建筑的原有功能与意义，赋予建筑新的价值，造成遗产类型的变化。尤其是某些经历修复、改变原有功能的建筑，从有意为之的文物转变为历史文物，它们可能获得了新的艺术、历史与纪念价值，也获得了新的文化意义。

丹斯拉根（Wim Denslagen）延续了李格尔关于历史建筑的称谓，然而其划分依据与涵盖范畴却有所不同。在《西欧建筑修复：争议与延续》（Architectu ral Restoration in Western Europe：Controversy andContinuitV）一书中，他回顾了自1 8世纪末期到20世纪80年代西欧（英格兰、法国、德国与荷兰等国）对纪念物与历史建筑的保护历史，将李格尔的“历史建筑”进行再次分类，将其中具有卓越美学成就的建筑作品区别于一般历史建筑，前者突出的是艺术价值，而后者关注历史信息以及活态延续。他认为历史建筑的保护应该不同于纪念物与艺术品的修复，后者主要是通过修复来恢复其原先光辉灿烂的面貌，前者应该更关注历史变迁过程，从而仅仅维持建筑现状，并通过人类富有创造力的增建等积极的活动来赋予其活力。丹斯拉根更关注遗产建造之后获得的价值，突出一般历史建筑的发展历程与活态的文化意义。与此类似，厄尔（John Earl）将具有纪念价值与艺术价值的纪念物归入一类，以区别于其他建筑遗产。前者被赋予了象征性意义，或多或少的想要保持永久，或至少应被看作是艺术品。有些建造目的并非纪念性的纪念物建筑，有时也可归入此类，突出遗产在整个生命历程中的意义所在，不同于李格尔对最初建造目的的强调。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类学对遗产保护的影响广泛显现出来。活态遗产的概念是受文化人类学“活历史”的启发，“活历史”是指“今日还发生着功能的传统”，这有别于前人创造而现在已失去功能的“遗俗”。雅布尔（AIan JabbOUr）阐释了建筑史学与人类学对于文化及遗产保护的不同理解：建筑历史学倾向于用一系列术语来描述建筑连续的时代风格；民俗学者与文化人类学者的研究工作起始于以描述“活态文化模式”（1iving cuItural modeI）的概念来描述文化，倾向于平衡历史与今天的观点，坚持关注“活态文化”（Iiving cultu re），处于当下的人是研究的焦点，过去是现在的背景，文化是活态的、有机的现象，历史是理解现在的重要途径，或者通过现在来对过去进行阐释”…。人类学的研究视角突出遗产的延续性与文化意义以及遗产对特定人群所发挥的文化认同作用，遗产可作为对文化多样性的表达，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对遗产文化意义有着不同的解读方式。

从世界遗产体系来看，随着人类学主题的深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简称UNESCO）对活态遗产的关注开始于1990年代。1994年的全球战略中提出了“所有活的文化”的概念；同年对《实施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指南））的修订中，评价世界遗产“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标准3认为世界遗产可以作为“活的文化的证据”，标准6认为世界遗产具有“活的传统”的联系；世界遗产体系分别在1984年、1992年新增的遗产类型历史城镇与文化景观均凸显了遗产的活态性。活态遗产虽然未作为一种遗产类型纳入世界遗产研究框架之中，但被视为一种对遗产保护与价值阐释的方式。

对于遗产活态文化价值的关注也体现在1990年代以来的遗产保护理论著作之中，如沙利文（Sha ron Sullivan）认为遗产地最重要的元素是它的精神价值（spi ritual value）以及活态传统创造者所关注的价值。这些理论也肯定了遗产功能延续在文化意义中的作用，关注人与遗产地之间的密切联系，为活态遗产保护方法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活态遗产保护方法的构建

ICCROM于2002―2003年开启了“活态遗产地项目”（Living Heritage Sites Program，简称LHSP）。此前的二十年中，ICCROM有很多项目已关注到遗产中的活态因素，如1 996―2005年的“区域城镇综合保护”

fIntegrated Territorial and Urban Conservation，简称ITUC）项目。LHSP承接ITUC项目，LHA是对这些保护实践的总结，对已有保护理念的修正。

在2009年版《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手册》（Living Heritage Approach Handbook）中，活态遗产被定义为“由历史上不同的作者创造并仍在使用的遗址、传统以及实践，或者有核心社区居住在其中或附近的遗产地”，它是“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中，对精神与物质需要的表现，这种表现持续影响着社区居民的生活”。活态遗产即仍在使用之中的文化遗产，它的使用功能必须得到延续，它的保护策略侧重保持遗产的延续性。

我们应该认识到，活态遗产所强调的使用价值与14世纪之前人们所关注的使用价值有所不同。14世纪之前所说的使用价值是建筑遗产作为一种独特功能的物理空间；活态遗产的保护对象是囊括有形空间与无形传统的文化整体，强调核心社区与遗产之间的联系，核心社区拥有遗产的使用权与管理权，社区对物质遗产的使用是对地方传统的阐释，通过对空间功能的延续而延续遗产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活态遗产保护方法实则是将遗产视为文化过程，社区与空间的互动过程构成了遗产本身，也达成了对文化价值的阐释。

活态遗产保护方法是一个基于遗产社区的、自下而上的遗产管理途径，其首要目标是保持核心社区与遗产联系的延续性。遗产社区即与文化遗产具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人群，根据遗产社区与遗产联系的紧密程度可分为核心社区、社区（peripheraI community）与保护专家（conservation professionals）三类（图1）。核心社区是生活在遗产空间中（也可能不居住在其中的文化群体，这一人群与遗产存在直接的、持续的联系，遗产对他们具有特殊的意义，他们是遗产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在遗产的文化阐释中扮演重要角色。LHA试图通过确保核心社区参与遗产保护与管理来延续他们与遗产的联系，并在保护策略制定中赋予核心社区决定权。遗产的延续性（continuity）既包括功能（function）与空间（space）的延续，也包括了传统关怀（traditional care）与社区参与（community’s presence）的延续，它们共同确保了遗产文化价值的延续。

相对而言，活态遗产的社区在遗产决策中的权重较低，他们是指核心社区与保护专家之外的其他利益相关者，他们与遗产的联系是间接的、非持续的，可能需要通过核心社区与遗产发生联系。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应当考虑他们的权益，鼓励他们与遗产建立并维持联系；但在冲突时，他们的利益可能要让位于核心社区。保护专家与遗产的联系也是间接的，他们需要借助核心社区对遗产进行保护。保护专家在活态遗产保护中的作用更多是协调性的与促进性的，他们全面考虑不同社区与遗产的联系，尊重核心社区的文化选择，维护核心社区的利益。

LHA的首要目标是保持遗产的活态性，因此保护不是停止变化，而是对变化进行管理，因为变化是延续过程中必须接受的问题，正是这种变化表达着随着历史而不断发展的文化意义。与基于物质以及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相比，LHA强调遗产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更多表现在无形的文化意义与社区的认同之中，而不是物质实体之上。LHA突出核心社区在遗产保护中的能动作用，以核心社区的利益为遗产决策的根本，保护专家仅在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持。LHA将有形与无形的遗产要素通过核心社区的文化阐释统一起来，物质形态的变化往往被忽视。

在实施层面上，LHA的工作流程进大致可以分为识别、建立合作、调查、评估、决策与行动以及定期检查等几个步骤。在将遗产地识别为活态遗产地之后，必须对遗产的核心社区进行识别并与之建立合作关系，在对遗产的调查、评估与决策之中，核心社区都发挥着很大的作用，他们对遗产的传统管理方式应当予以接受并延续，规划策略也应当将社区未来的发展考虑在内。

从LHA的实践来看，可以应用的遗产类型颇多，包括历史城市、乡土建筑、宗教遗产以及文化景观等等。从已有的实践案例来看，这些遗产地主要集中在东南亚、非洲与拉美国家，LHA也是从这些地区的保护实践而总结、提炼出来的方法论与操作程序。自201 1年起，lCCROM将活态遗产项目更名为“活态遗产――促进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方法”（Promotingpeople―centered approaches to conservation：LivingHeritage），突出遗产保护与管理中对遗产社区的尊重，也表达了对遗产社区主观能动作用的肯定，希望通过社区参与遗产保护来更好地展示遗产的文化价值。

四、活态遗产保护方法评析与启示

全球化构成了LHA产生的时代背景，人们重视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关注那些脆弱的、受到现代化进程威胁的传统文化，LHA可以说是地方与民族文化复兴的产物。LHA关注本土文化对遗产的阐释，它是基于亚洲、非洲与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地区以及土著居民生活地区的实践总结，表达了非西方世界针对西方主导的现代保护理念的质疑与补充，也是对已有遗产保护理论的反思与改良。

建筑遗产作为过去留传下来的物质遗存，既是我们从理性角度认识过去、记载历史的物证，也承载着我们与祖先的情感联系。自文艺复兴以来，文化遗产保护的推动力都是这种试图与过去发生联系的努力，无论是对历史上某种艺术风格的崇敬，还是对建筑遗产历史信息的尊重，归根到底，是我们想建立与过去的联系，通过发现历史而更好地认识自我，认识现在。后现代主义观点将文化遗产理解为社会建构（sociaI construction）的过程，认为文化遗产的创造从很大程度上说是“源于人们记忆、组织、思考方式与利用过去的意愿，以及物质文化如何作为媒介来达到这一目的，这种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记忆联系对遗产保护理论发展的影响颇深。

试图与过去建立联系的情感可以称为怀旧之情（nostalgia），《牛津英语词典》对nostalgia的解释是“对熟悉环境的强烈向往”或“对过去一段时间的情感渴望或遗憾的记忆”。美国学者博伊姆fSvetIana Boym）区分了两类怀旧之情，一是修复型怀旧（restorative nostalgia），其含义更多取自nostalgia一词前半部分nostos，意为返乡，指重建失去的故乡，修补记忆的缝隙；另一种为反思性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取自nostalgia词尾algia，表示一种伤痛，一种失去与渴望，因此是一种不完美的记忆过程。第一种怀旧更多表现为群体记忆，记忆激发了民族或地区的热情，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复兴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辉煌的历史纪念物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试图通过恢复代表民族文化的纪念物来建立与增强这种民族自豪感。第二种怀旧更多指向个人的经历与文化记忆，试图将细碎的遗存保留下来，展示那种伤痛的过去，保持废墟状的遗迹面貌。亨廷顿分析了当今全球的现代化进程，认为随着非西方社会权力的增长，本土文化以及植根于历史的习俗、语言、信仰与体制正处于全面复兴之中。在这种地方与民族文化复兴的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倾向于修复型怀旧，试图通过对建筑遗产的修复（即改变遗产的物质形态）来重塑民族精神，建立与过去的联系。推动LHA的情感基础正是这种修复型的怀旧之情。因此LHA抛弃了基于物质、基于价值的保护方法中对有形遗产真实性的考量，认可核心社区的复建活动。

文化多样性原则构成了LHA的思想基础。工业化与现代化最初发展于西方世界，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变化使欧洲学者们意识到历史传统的重要性，艺术家们用文学作品、绘画等多种形式呼吁人们关注历史建筑。与关注身边的传统的艺术家不同，早期人类学家更愿意到未知的世界中记录那些尚处于“野蛮”与不发达地区的文化与传统，20世纪初人类学者走向田野，记录下工业化侵染之前的“土著”文化。然而这一时期的田野考察受到线性史观、西方中心论影响，带有强烈的达尔文主义色彩。后现代主义思潮出现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科学自诩的学者开始审视其学科的发展历史，尤其体现在艺术与人文社会科学中。西方学者开始批判后殖民主义式的研究方法，反思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的关系，将话语权回归至被调查者本身，强调主体问性，强调本土居民对自己文化的文化阐释，赋予本土居民较多的话语权。受该思潮影响，LHA在遗产保护决策中整合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视角，赋权于核心社区，尊重他们的文化选择，将之视为文化多样性的表达，这正是LHA区别于先前保护方法的关键。

LHA不是由西方学术团体推动建立的，非西方的力量在活态遗产运动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20世纪末，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与民族意识的觉醒，非西方社会的学者以独特的视角揭示着本土文化，为自己的民族传统争取话语权，质疑以欧洲为主导的现代保护理论的普适性。西方世界也逐渐认可了地方传统与文化在遗产保护中的表达，1 999年（（奈良真实性文件》即很好的例证，以东方保护传统扩充、修正西方主导的现代遗产保护理论，遗产保护以促进文化多样性为目标，尊重不同文化对遗产的不同理解，尊重当地社区的文化阐释。LHA产生于非西方世界遗产保护的实践之中，ICCROM搭建起国际交流的平台，西方学者逐认可了LHA的原则与标准。

从遗产类型上来说，LHA应用对象仍以建筑遗产等传统遗产类型为主，但遗产构成不仅限于物质形态的空间，而是将有形的建筑遗产、无形文化特征与社区的能动作用相融合，保护对象即这种活态的文化本身。通过遗产社区的实践来延续文化，几乎完全抛弃了对物质遗产本身变化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