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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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教学；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5月23日

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稀缺条件下社会经济主体的决策与选择问题。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微观经济学作为专门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稀缺资源有效配置的学科，已成为高校经济类和管理类学生的必修课。这门课程具有应用性和实践性强的特点，对培养学生经济学特有的分析问题的思维和扎实的财经知识基础、顺利开展后续课程的学习以及提升实际工作的能力等有着重要的意义。因此，对该课程的教学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通过多样化的教学设计，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使其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能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已被诸多高校经济学教师所关注。

一、微观经济学的特点

微观经济学是经济类、管理类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它是一门特点很鲜明的课程。

首先，它的基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课程的基础性。微观经济学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生学好其他学科提供了平台。比如，市场营销学作为一门专业课，是对微观经济学中市场供求理论的深化和延伸；生产管理是对生产理论的深化。二是学生的基础性。微观经济学一般都在大学一年级开设，在学生成长的历程中缺乏对经济活动的了解，学习该领域所需要的知识背景基本是空白状态。从应试教育走出来的学生初次接触到专业课程，总会出现畏难情绪。但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可以培养学生的经济思想，让学生有全新的思维方式理解经济现象，解释经济问题，做出合理决策。三是教师的基础性。微观经济学是一种“舶来品”，起源于对西方市场经济的研究，故这门课程的原版教材或后翻译过来的教材教师初次接触时也感觉存在困难，并且大多数教师缺乏所教专业的实际工作经验，所教授的内容只能停留在表面。

其次，具有抽象性的特点。微观经济学的中心理论是价格理论，围绕价格波动形成了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理论、要素市场理论等。这些理论中结论的成立都包含有相应的假设条件，但往往这些假设又与现实不符，学生缺乏实践经验，理解起来非常困难。与此同时，微观经济学课程中出现诸多图表、模型也让数学基础欠佳的同学觉得非常抽象。

经济学是一门拥有强大的分析工具的学科，其分析方法和逻辑被其他社会科学，如法律、政治和社会学等广泛借用，甚至在工科类专业其产品的推广和销售中也会运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由于它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如何学好、教好微观经济学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微观经济学教与学的困境

微观经济学作为高校经管类专业的重要基础课，笔者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学生普遍能认识到该课程的重要性，也投入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但由于他们缺乏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认识，对经济理论的理解、经济现象的分析只能局限于自身有限的经历，其抽象性和复杂性使得许多学生丧失了学习的兴趣。在他们看来，该课程中所涉及的供求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生产者行为理论等就像一堆支离破碎的理论块无序地堆积在一起，同时课程学习中涉及的知识领域非常广阔，如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生越发觉得混乱和茫然。另外，数学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工具，微观经济学中很注重高等数学的运用，这对低年级的大学生来说无疑又平添了难度。同时，现在学生自主学习方面表现欠佳，很少有人做到课前预习、课后复习，仅仅满足于教师课堂所布置的习题，处于被动学习状态。而微观经济学的学了教材以外，还应该广泛阅读许多参考教材，并能适时地浏览精品课程网站，所有这些对大部分学生来说都是难以做到的。

就教师而言，由于微观经济学较为抽象，尤其在大学授课过程中，缺乏对教学方法和教学模式的研究和选择，还是采取以“讲解为主、教师为主”的教学模式，其讲授也仅仅是知识的简单灌输和死记硬背，学生只能孤立、零碎地知道微观经济学的各个理论。笔者在听课过程中发现，有些年轻教师缺乏教学经验，初始教学没有勾勒出微观经济学整体框架结构，导致学生未能形成对该门课整体内容之间逻辑关系的认识，这样就容易出现“高分低能”的现象。另外，为了活跃课堂教学，教师应理论联系实践，多运用生活中的案例来讨论、解释微观经济理论。但实际教学过程中教师往往受阅历所限，所使用的案例还是沿袭前人使用的，没有创新也没有联系学生实际，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三、多方位设计，趣教微观经济学

培养创新型人才，提高国家自主创新能力，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已成为教育工作者共同关注的重心。微观经济学的教育也应以创新教育为核心，培养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自我更新自我学习能力，从而使其具有持续的竞争力。经济学家凯恩斯认为“经济学理论并不是一些现成的可以用于政策分析的结论。它不是教条，而是一种方法、一种智力工具、一种思维技巧，有助于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微观经济学教学最重要的目的是教会学生经济学的逻辑思维和分析问题的方法。萧伯纳曾说：“经济学是一门使人生幸福的艺术”，而要让学生感到学习的快乐，就需要通过教师精心的设计，完成这门课程的教学。

第2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 边际分析 边际效用 作用

一、边际的含义

经济学中的边际指的是因变量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的程度，即自变量变化一个单位，因变量会因此而改变的量。边际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数学的一阶导数和偏导数的概念。在经济学中根据不同的经济函数, 我们可求不同的边际。如边际成本、边际收入、边际效用、边际消费、边际储蓄等。

二、边际分析特点及对经济学发展的作用

边际分析是马歇尔二百多年前创立的, 它告诉我们人们在作决策的时候, 除了应用绝对量作决策参数外, 更应该运用增量参数进行决策。这种方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边际分析是一种数量分析，尤其是变量分析，运用这一方法是研究数量的变动及其相互关系。这一方法的引入，使经济学从常量分析发展到变量分析。2.边际分析是最优分析。边际分析实质上是研究函数在边际点上的极值，要研究因变量在某一点递增、递减变动的规律，这种边际点的函数值就是极大值或极小值，边际点的自变量是作出判断并加以取舍的最佳点，据此可以作出最优决策，因此是研究最优化规律的方法。3.边际分析是现状分析。边际值是直接根据两个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计算新增自变量所导致的因变量的变动量，这表明，边际分析是对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分析，即属于现状分析。这显然不同于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总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实际上是过去分析，是过去所有的量或过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现实社会中，由于各种因素经常变化，用过去的量或过去的平均值概括现状和推断今后的情况是不可靠的，而用边际分析则更有利于考察现状中新出现的某一情况所产生的的作用、所带来的后果。

边际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对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论基础——边际效用价值论。这一分析方法的运用可以说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的革命，具体说它的意义表现为：

1.边际分析的运用使西方经济学研究重心发生了转变。由原来带有一定“社会性、历史性”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转为纯粹研究如何抉择把有限的稀缺资源分配给无限而又有竞争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边际分析开创了经济学“数量化”的时代。边际分析本身是一种数量分析，在这个基础上，使各种数量工具线性代数、集合论、概率论、拓扑学、差分方程等，逐步渗入经济学，数量化分析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要特征。 3.边际分析导致了微观经济学的形成。边际分析以个体经济活动为出发点，以需求、供给为重心，强调主观心理评价，导致了以“个量分析”为特征，以市场和价格机制为研究中心的微观经济学的诞生。微观经济学正是研究市场和价格机制如何解决三大基本经济问题，探索消费者如何得到最大满足，生产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润，生产资源如何得到最优分配的规律。4.边际分析奠定了最优化理论的基础。在边际分析的基础上，西方经济学从理论上推出了所谓最优资源配置，最优收入分配，最大经济效率及整个社会达到最优的一系列条件和标准。5.边际分析使实证经济学得到重大发展。研究变量变动时，整个经济发生了什么变动，这为研究事物本来面目、回答经济现象“是什么”问题的实证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基础。

从平均分析进入到边际分析, 是经济学分析方法的一个重大发展和转折, 意义十分重大它表明数学对经济学的渗透迈出了重大一步。希克斯1946年的《价值与资本》与1947年萨缪尔逊的《经济分析基础》全面总结和发展了边际分析阶段的研究工作, 使边际分析达到顶点, 从而成为经济学史上的两部名著边际分析阶段, 形成和发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观经济活动行为理论, 提出了一般经济均衡问题, 建造了一般经济均衡的理论框架, 创立了当今的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垄断竟争理论及一般经济均衡理论的数学基础，因此 边际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　三、边际分析在经济分析中的两个简单应用

1.应用实例：最佳产量的确定

(1)不计税收下,最佳产量的确定

结论：利润在边际收入等于边际成本时的产量水平上达到极大值。此时的产量水平称为最佳产量水平。

例1 某食用油生产厂的收人函数R()=6140-302（元），成本函数C()=102+60+1200（元）,其中为每周产量（单位：吨）, 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边际收入R‘()＝6140-60,边际成本C’()=20+60, 由上结论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优产量76为吨,预期利润为L(76)=R(76)-c(76)=219040元。

(2)赋产量税后, 最佳产量的确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条件下,若每吨产量缴纳t元产量税,求最佳产量和每周预期利润。

解:由已知吨应缴纳 元的税。则该厂利润为：L()=R()-C()-t

由前面结论可得最佳产量为边际利润为零时的产量。即由L’()=0, 解得:。

这样产量税将影响最佳产量水平, 当然对预期利润也有影响, 且赋税越高, 最佳产量水平越低。

2.应用实例——确定白酒储存期

例3 假定有白酒100吨,现价8元公斤,多陈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贮存费每年10000元, 因贮存酒积压资金引起机会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为酒的贮量,p为当年白酒价格,r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这些酒须储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设须贮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数关系；

(1)年增加的总收人函数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贮存总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净增利润函数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时边际收人R’()=2×105,边际成本C’(×)=90000+40000

因为当R’()=C’(×)时利润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驻点唯一,故只有当储存期为2.75年时,企业才能获得最佳经济效益,其最大净增利润为151250元。

由上进一步表明边际分析这种以微积分为工具,以经济现象为内容的数学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经济学中,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第3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范文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国内就有法律人倡导关注法律经济学,©但几乎没有引起多大反响。主要原因在于其所涉议题并非肇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国外法律经济学思潮而是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对于法学研究的意义和作用，其在国内首创“法经济学词，也有点名不副实。②80年代末90年代初，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当代经济学文库”首次译介了一批法律经济学经典,③并很快被经济学界所吸收消化。不过，经济学界擅长用数理工具分析法律制度、法律问题,不乏严谨漂亮的逻辑推演论证之作，但大多缺乏对于我国法制运行状况特别是司法裁判实践过程的真切了解,故仍难免不陷入宏大叙事式的泛泛而论或者类似于科斯所称“黑板经济学”的“黑板法学”窠臼，离开约束条件或者约束条件一旦发生变化，就不能很好地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法律现象，④其功利性诉求也备受垢病，⑤在法律人眼里似乎华而不实、中看而不中用。同时,法律人因受制于传统的道德评判理路以及并不精通数理分析短板的双重影响，不仅对经济学侵入法学领域所带来的革命性变革难以应对，进退失据,而且对法律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以及具体规则也处于似懂非懂、云遮雾障的状态之中，能够深切领会法律经济学开山鼻祖科斯理论真谛的，更属凤毛麟角。笔者曾在先前发表的论文中列举一例©:前些年北京大学苏力教授从案例研究入手的法律经济学论文《〈秋菊打官司〉案、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⑦甫一问世，就在国内法理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但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均大多对科斯法律经济学的原理原则不甚了了，以讹传讹、不得要领的论著随处可见，有的甚至完全背离而浑然不觉。拙文虽曾对此作过仔细分析,但也许偏重文本解读，对于并不熟悉相关文献的读者可能难窥真貌,故迄今仍是应者寥寥。笔者另文涉及公司冲突权利有效配置的命题,则由于部门法理学的局限性，未及充分讨论法律经济学原理原则在法律学界的一般化、普适化问题。®而这正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笔者认为,法律人尽管也都承认科斯对于法律经济学的基础性贡献，但对其两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论文所创新制度经济学包含的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企业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与法律经济学之间的关系恐怕不是十分清楚，对所谓科斯定理的内核也未必真正理解。当然,假如国内大学教育能够养成法科学生精通高等数学和经济学的能力，所有法律人将无须寻找从经济学通向法律学蹊径的法门，而是可以挟数理分析优势坐上最大化诉求的直通车，本文的论题也将失去意义，可惜这并不现实。而且，即使教育部立即改革法学专业课程设置,增加高等数学课程数量，增设一批经济学主干课程，已经走上社会的法律人也无缘直接受益，以彻底改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法律人自我救赎的可行办法似乎需要扬长避短，尽量发掘科斯法律经济学富矿，并将其理论内核推向一般化、普适化。除了着力理解科斯定理的真谛外，有关将资源配置转换为权利配置的原创思想以及总体的、边际的和替代的综合研究方法，张五常对于合约选择局限条件的精妙概括，或许能够引领法律人达到曲径通幽的目的,借此还能在法律经济学与利益衡量论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发挥法律经济学在推进我国法学理论、法制建设科学化进程中的应有作用。

 

本文在以引言导出主题后，首先对法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论的优劣稍作比较，其次探讨科斯经典论文中的法律经济学内核，再次尝试用不含数理分析的科斯原创性法律经济学思想解析本人较为熟悉的典型公司纠纷，最后用结语将前述分析方法扩及当今社会热点法律问题、甚至一般人类行为并结束全文。

 

二、法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方法论的简单比较

 

法律经济学的一大特色是将经济学与法学勾连起来，开拓了法律解释的一番新天地,甚至引起法学研究的一场革命,其根源在于经济学方法论相较于法学方法论的独到优势。尽管上自马歇尔®下至波斯纳对此均有论述,©但仍有必要稍作比较以加深印象。

 

从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经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再到凯恩斯、后凯恩斯时代以来的现代经济学,经济学已经呈现出流派繁多、百花齐放、精彩纷呈的局面，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异军突起，为法律经济学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相较于传统法学在方法论上拥有统一语境及一以贯之的分析工具的劣势，科学化已经得到举世公认的经济学,正是法律经济学彰显其帝国主义扩张本性的根本原因。对此，很多法律人也许并不同意，但确实是一个不争的现实，法律人已经无法熟视无睹，唯有积极应对才是上策。撇开其他论证方法，我们只要随手找几本两个学科的经典读物作比较,就可见一斑。

 

庞德为享誉国际的著名法学家。他在《法理学》(第一卷)中将法学或者法理学归纳为：“有关通过法律或者借助法律达到社会控制目的的科学,详言之，这是一门有关文明社会中以司法及行政机关对人类关系的规范裁决为手段对权益加以保护的科学。”④而英国的丹尼斯劳埃德等则认为,法理学的“工作”之一是提供法的认识论种关于法律领域的真正知识的可能性的理论。①前者仅是对英美判例法的描述，故并不周延，后者不能揭示“法的认识论”的特殊性。据此,我们无法窥见法学或者法理学的真实面貌，即它是干什么的，又能够干什么?国内具有代表性的法理学教材的表述稍微清楚一点。如张文显认为：‘法学是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科学活动及其认识成果的总称。”②葛洪义的解释则是：“所谓法学，就是研究法律现象的知识体系,是以特定的概念、原理来探求法律问题之答案的学问。”®显然，这样的解释仍然无法将法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区分开来,不仅初学者不知所云，即使专业法律人士，恐怕也是不得要领。国内高校600多个法律院系大一开设的法理学课程，能够听懂的学生寥寥无几，有的院系不得不将其移至高年级开设。

 

以民法解释学为代表的法学方法论(包括法律逻辑学中的三段论)对于训练法律人的思维意义重大，只是有时显得过于机械,往往无法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现实，解释不了新的法律现象;发源于德国的利益法学派无疑对传统的法律解释学具有很好的补充作用，但难免有点抱残守缺、捉襟见肘;近年译介到国内的拉伦茨的〈法学方法论》和阿列克西的〈《去律论证理论》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上述局面;®日本的利益衡量论影响日广，也是时势所然。⑤后者在具体应用时，多少会接触到经济分析，但重点显然不在用经济学方法取代法学方法,且似乎与科斯理论毫无渊源，故难以入流即无法达到能够用规范的经济分析进行科学化表述的程度。举例而言，涉及我国社会制度改革话题，经济学界长期处在独步天下的显赫地位,法律人几乎没有多少话语权。法学学科优势不及经济学,进而出现经济学界可能解释所有法律现象、法律制度，而法律人无力侵入众多经济(学)领域的局面，或许是这一现象背后的一个深层原因。

 

经济学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只要是正规的经济学教科书,对于经济学的定义均是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在此仅举近年译介到国内的几部:如罗伯特S平狄克、丹尼尔L鲁宾菲尔德的〈微观经济学(第7版)》认为:微观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其进一步解释道:在现代经济中，消费者、个人和企业在配置稀缺资源时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和多种选择。微观经济学描述消费者、个人和企业所面临的权衡取舍(trade-ff),并且解释这些取舍具体是怎样做出的。⑥曼昆的〈宏观经济学(第5版)》将微观经济学定义为“关于家庭和企业如何作出决策以及这些决策者在市场上如何相互作用的研究。”其中心原理是最优化一他们在给定的目标和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尽其所能做得最好。⑦他在《经齐学原理一微观经济学分册(第5版)》中，则更是将经济学简化为“研究社会如何管理自己的稀缺资源。”⑧另一部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即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的〈微观经济学(第19版)》对此稍作拓展:经济学研究的是—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⑨诺奖得主贝克尔的解释更为具体详尽。根据他的观点，经济学定义广为流传:稀缺资源如何在各种可供选择的目标之间进行分配。今天，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经济学的特点在于，它研究问题的本质，而不是该问题是否具有商业性或物质性。因此，凡是以多种用途为特征的资源稀缺情况下产生的资源分配与选择问题,均可纳入经济学的范围,均可以用经济分析加以研究。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全部人类行为。我确信,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研究方法。最大化行为、市场均衡和偏好稳定的综合假定及其不折不扣的运用便构成了经济分析的核心。①1988年出版的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则在借用罗宾斯有关经济学定义(经济学，就是对如何安排人类目标与多种用途的稀缺资源之间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研究。)后，认为“这个定义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研究人类选择的学科”。更进一步而言，由贝克尔归纳的经济学本质一最大化其效用的理性选择研究方法‘运用于分析动物行为就毫无问题”。

第4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城市经济学；发展现状；未来展望

1.城市经济学概述

1.1 城市经济学的含义

城市经济学是研究城市在生产、成长、城乡融合的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及其规律的经济学科。在现代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也从单纯的经济研究扩展到与经济相关的其他领域中。发现城市产生、成长、城乡融合的规律、探求城市经济活动中各种生产关系，是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研究目的。

1.2 研究城市经济学的意义

在生产力高速发展的今天，城市成为人类社会最主要的结构，城市发展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生活质量，还决定了城市环境中的个体发展的可能。研究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探求城市发展的规律以及生产关系，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对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除此之外，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能够评价和预测城市的“生命力”，能够为我们选择生活环境提供帮助；另外，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还有助于揭示城市生态发展中的自然与人类生活的关系，这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一致的。要探讨人类生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的发展，就必须进行城市经济学研究。

2.城市经济学的发展现状

2.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城市经济学于上世纪中期成为西方工业国家社会研究的重点学科，城市功特殊功能区的划分使城市经济学开始对城市郊区化、都市化、城市发展的结构以及城市的区域特征进行研究；城市区域的不断扩大使得城市更新、城市土地利用、交通规划、对城市公共设施和城市环境建设进行研究也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到了20世纪晚期，我国开始对城市经济学研究加以重视，除了以上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之外，全球城市经济学研究呈现出三个共同的特征：首先，由于城市的不断增长，由于社会生产生活造成的污染成为人类生活中的巨大问题，研究城市化和自然生态的协调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内容；其次，城市发展使人口流动加剧，进而引起城市就业、消费和人力资源利用等问题，这也是现代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最后，经济全球化发展带来城市文化的交流，使国际都市的发展对比和竞争力研究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2.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科学研究需要有严谨的研究方法作为指导，才能够在研究过程中保证研究手段和研究结果的客观性，才能够使科学研究为真实生活提供指导和建议，城市经济学也是如此。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总结为两大类，一类是使用区位分析的方法，即对城市中的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例如对城市内部商业区的建设、居民住宅区的规划、城市设施建设等进行研究，此类研究常用问卷调查、访谈、个案分析、对比分析等手段进行研究；另一类是从宏观层面探讨城市经济问题，忽略城市内部的空间结构特点而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例如对城市人口发展的研究、生态问题的研究、资源利用的研究等，此类研究多应用各种元分析方法对研究目的进行探讨。无论采用何种路径和研究方法，城市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原则始终是：客观、严谨、适用。

2.3 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论

我国城市经济学研究发展至今，在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上都得出了十分符合我国国情的结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在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研究城市化进程中的道路与城市圈进化问题，认为城市圈和城市发展以道路的形成主要原因，这使得我国的道路建设一度成为城市发展中的重点内容；研究城市化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现我国经济结构发展的不均衡是导致城市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得出了“城市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互动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之根本”的结论；探讨城市化水平的测量问题，发现城市常住人口量是城市化测量的重要指标；在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中，解释城市经营管理中的问题，所得的结论包括不同城市区域的土地使用和经营管理权力划分对城市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城市规划应遵循艺术性和科学性的原则、城市生态环境建设对城市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进行城市生态重构、发展“城中村”等行为对城市发展的促进作用、城市建设规模失控、土地资源枯竭、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加重企业负担会影响城市的健康发展等。

2.4 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很多社会学领域都存在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脱节的问题，这也是城市经济学发展中出现的最主要问题。首先，城市经济学理论研究始终是薄弱的，很多研究结论是基于当前城市发展状况的，因此，当城市行政管理人员将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搬用到城市管理上的时候，研究结果对城市发展并不能起到十足的促进作用，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否定和忽视就此产生，这在城市经营当中尤为明显。不恰当的城市经营观也是城市经济学应用中的弊端：有人将城市视为超企业的经济实体，进行城市产业发展和建设发展的经营比比皆是；还有观点认为城市经营就是经营城市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城市产品以满足城市消费者的需要和欲望，这成为城市经济发展和文明发展的主线，这实际上是不符合城市经济学研究结论的，“畸形”的城市也因此产生。

3.关于城市经济学的未来展望

3.1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

追求城市经济学研究的前瞻性，使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指导作用，规避城市发展的风险，是目前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主要目的，这就意味着城市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将进一步细化。除了继续在目前的宏观城市和微观城市的研究路径中继续发展之外，探索文化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内在机制，解释城市发展、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是以后城市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内容。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同城市的文化风格不同，经济发展状态不一，城市发展历程必然有区别，城市发展趋势也不相同。无论是在宏观城市经济研究还是在围观城市研究领域，将城市经济研究细化到探讨文化元素方面，将对预测城市发展以及为城市发展提供预测性建议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3.2 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创新

采用问卷调查、实际访谈等方法进行微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采用对比研究、文献分析等方法进行宏观的城市经济学研究，仅能满足目前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要求，在未来的城市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研究方法的创新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具有前瞻性的作用，进行跟踪调查、进行不同年代的城市发展总相比对研究、探求城市发展的共性，进行空间上的横向对比研究，是模拟化的“实验研究”方法，这能够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预测性的研究结果。另外，在城市内部的不同区域进行对比性的实验研究也成为可能、进行试点性的城市发展行为研究成为以后研究的主要方法，这些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的使用，都能够为城市经济学研究提供动力。

3.3 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作用范围更广

现代城市发展受到全球信息化和知识经济发展的影响，便捷而快速的信息交流不仅使城市经济学的研究手段更加先进、研究更加高效，也使得研究结果的作用范围更加广泛。在信息化的支持下，针对一个城市的发展研究结果会很快被其他国家和城市经营者接收到，比对当下城市发展的状态，并采用其他国家和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继续完善城市发展和建设的手段，成为城市经济学研究结果的作用方式之一；另外，跨国公司已经成为当前大多数城市的经济发展动力之一，这使得城市经济学的研究结果从单纯的“对政府经营城市提供帮助”逐渐发展为“为相关经济体的发展提供帮助”，跨国公司和连锁企业的发展也需要借助城市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这也是城市经济学研究作用范围扩大的表现。

3.4 城市经济学研究受到政府大力支持

城市经济学发展对城市发展、社会文化发展、经济发展乃至自然生态发展的重要影响，使世界各国和各级政府更加重视对城市经济学研究本身的建设。我国确定城市经济学的二级学科地位，允许全国各高等院校设立城市经济、城市管理等本科专业、大力发展城市经济学研究生教育，在条件具备的大学和城市，设立城市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将城市经济学的学科重点基地建设纳入教育部哲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设规划中就是政府大力支持城市经济学研究的表现，随着城市经济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投入将不断增多，城市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将逐渐由边缘学科向学术研究的中心靠近。

结语

综上所述，城市经济学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领域，城市经济学研究在内容、方法上都在不断发展，即使城市经济学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但研究结论已经为我国城市发展起到帮助，除了城市经济学本身的不断发展进步之外，政府对城市经济学研究的支持，终将使城市经济学发展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核心内容，城市经济学研究也将为我国乃至全球城市发展起到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第5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信息经济；网络信息经济；网络信息资源管理

一、信息经济与网络经济

在经济理论中，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申农把信息定义为不确定性的减少，这便是信息经济学的起点。而作为网络经济的起点，计算机网络是以能够相互共享资源的方式互联起来的计算机系统的集合。

信息经济是以高技术为物质基础，信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识、智力的一种新型经济。对于网络经济的含义分为两类：第一类认为网络产业即为网络经济，网络经济就是以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群；第二类认为网络经济包括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在内的一个总体经济的概念。二者都是对新经济形态的描述，表达的对象是一致的，主要是看问题的角度和强调的重点有区别，信息经济强调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在经济中的重要性，而网络经济强调信息及其技术与经济的网络化特征和效应。

二、网络经济的内涵

从经济形态和规律角度来看，网络经济是一种新经济形态。作为信息经济的产物，与传统物质经济不同，网络经济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基础经济形态和结构。网络经济更关心信息商品、版本划分、网络效应、路径依赖、锁定、正反馈、电子版权、竞争与合作、信息政策等这些在传统经济领域和信息经济初期没有的新事物、新规律。

从产业经济的发展变化来看，网络经济的主体是网络及其相关产业。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CREC）1999年的研究报告把以因特网为核心的网络经济分作：网络基础结构层（Internet Infrastructure）、应用基础结构层（Internet Applications Infrastructure）、网络中介服务层（Internet Intermediary）、互联网商务应用层（Internet Commerce），每一个层次都有其代表产业和公司。

从商业模型的角度来看，网络经济促生了电子商务和虚拟市场。一般来说，电子商务就是指计算机与电子网络基础上，利用现代电子设备和软件实现商业交换和业务管理的全过程。虚拟市场是伴随着因特网和电子商务的发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的市场环境，是网络环境的产物。在虚拟市场中既有对现实市场的模拟，又有全新的交易规则和交易体验。根据梅特卡夫原则，因特网的价值会随着用户的增加而呈平方级的增加，所以网络经济对社会实际的经营活动影响潜力不可估量。

三、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

网络经济对经济理论的影响源于网络改变了社会信息交流的模式，进而改变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运动规律。在这些改变中，较明显的有2个方面。

（一）挑战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工业社会中，边际收益递减是普遍的经济规律在网络经济中边际收益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而显现出递增趋势，这种特征来源于信息的共享性和信息产品与信息服务消费的非竞争性。网络经济的主要产品是信息产品，它可以零边际成本大量复制生产，而每一份信息产品的价值并不因此而降低，从而在信息产品生产领域，网络经济表现出强烈的边际收益递增特性。

（二）对市场均衡、垄断等产生重大的影响。信息产品和信息服务有着特殊的成本结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产出规模越大，平均成本越低。在网络经济中，供求难以均衡或即使均衡也不稳定的特点不仅使市场充满了不稳定性和风险，也增加了确定信息产品和服务价格的难度，产品的价格更多地由市场的需求曲线和市场结构所决定。

四、国内外网络经济学学科发展综述

国外网络经济学研究起步早，并且已经取得了许多阶段性成果。谢伊提到网络经济产品区别于传统经济产品的四个重要特征：互补性、兼容性和标准；消费外部性；转移成本与锁定；生产的显著规模经济性。他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按产业类别讲述了软件产业、硬件产业、电话、广播、信息市场及其它网络产业。

国内学者将网络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了比较。纪玉山等指出网络经济是一种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不会改变和取论经济学揭示经济本质的规律，但在经济现象形态上会拓展应用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周朝民针对网络经济这一新兴现象进行理论探讨。他认为网络经济学较之传统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有其独特的理论基础。黄宗捷等（2001）介绍了网络经济和网络经济学、网络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网络经济与传统产业的关系、电子商务、网络经济的十大瓶颈等。濮小金、司志刚介绍了网络经济的概念、特征、基本理论，网络产品生产、营销、网络垄断和竞争，网络经济对社会的影响及网络安全问题等。

五、存在问题

没有将网络经济学与网络实务区分开来，大部分学者的著作内容有关网络实务，不讲隐藏在网络经济背后的经济规律和原理，网络经济学学科内容与名字相去甚远。

已有的研究是零散的，没有系统化。个别教材或教学也讲了网络经济学原理，但宏观的多，微观的少，不系统、不完整。宏观知识多，微观知识少，并没有形成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和概念体系，也不适应经济形势发展需要。

我们应把与相关学科交混、粘结在一起的网络经济学从这些学科中剥离出来，确定网络经济学独特的研究对象、目的、任务、方法和理论框架应该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针对国内外网络经济学教材偏重实务、很少讲原理的现象，国内外学者应抽出隐藏于网络经济背后的规律、定理和原理。研究中要更侧重于微观，并且重点应放在西方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未探讨或未做深入探讨的问题上面，对网络经济产品的特征进行详细论述。网络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内容、定理、规律等，是不可能在短期内规范出来的，需要在长期的实践和学术争鸣中形成。因此十分有必要介绍解释网络经济现象的不同观点。

参考文献

第6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范文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第7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范文

一、西方经济学教学面临的问题

首先，教学管理制度机械、僵化。当前各高校在教学管理方面，普遍追求模式化、齐一化、量化式管理模式。不论是对教学计划的制订、设计，教学过程的监督，还是对教学质量的评价等等，广大教师都被排除在外，成为被动的行政命令的执行者。体现在西方经济学教学上，即教师受学校制定的教学大纲和考试标准的限制，授课时只能照本宣科，满堂灌，考试时，由于教学覆盖面的要求，只能是面面俱到，缺乏特色。学生学习过程也只能是死记硬背，不求甚解。这种只注重完成教学和考核任务而不顾教学质量的应试型教学模式，是当前高校机械式管理模式的直接结果。

其次，教学方式陈旧、呆板，难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由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多是通过比较抽象的理论模型和数学推导来加以论证，加之受课时和教学考核要求填鸭式的灌的限制，导致许多教师都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授课，着重理论阐述，不能也没时间和精力联系实际和补充课外的信息。特别是这种教学方式忽视了学生在教学中的主体地位，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思想交流，从而使原本应该是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课堂，变成了教师的独角戏，由于不注重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教师即使把有关理论解释得再细致，公式推导得再熟练，也达不到好的教学效果，学生听得满头雾水。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除了会死记硬背一些知识性的概念和纸上谈兵外，别无所长。

第三，理论脱离实际，教学缺乏针对性。

经济学理论是来自于生活并指导生活的理论。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使用的教材，其内容是以西方国家的具体经济体制和具体经济实例为依据的，研究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经济，书上讲述的例子大多是西方社会的经济现象，而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许多经济现象不同于西方社会，也不能照搬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因此，这就要求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将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紧密结合，有的放矢地阐述经济学理论。但在实际教学中，一些教师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研究，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新模式、新思想把握不透，不能紧密联系实际阐发经济学原理，导致理论与社会现实相脱节，教学缺乏针对性。以致学生学习了经济学的课程之后，谈起欧美等西方国家的经济体制运行方式头头是道，论起中国的经济运行机制，则茫然不知所措。

二、改进和提高西方经济学教学效果的基本思路

首先，改革僵化的教学管理模式，实施管理创新。

当前，传统的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以集权制、行政命令式和强制性的教学管理模式，已经成为高校推进教学改革深化的重大阻碍，因此，突破旧的管理模式，实施管理创新，是改进和提高高校教学质量的首要选择。具体说来，就是要使教学管理者从传统的大权独揽转变为加强引导和服务，将教学管理权下放到院系，充分发挥一线的教学管理人员、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管理积极性，促进教学管理的良性和高效运行。同时，应依据不同专业、不同学科的自身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教学计划。就西方经济学教学来看，应允许教师针对不同专业、不同学生，因材施教，在保持必要的统一性的前提下，注重教学的个J哇化要求，这样才有利于学生的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其次，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实行多样化教学。

授课方式僵化，教学手段单一，是当前西方经济学教学中的主要弊端，也是学生反映强烈的问题。为此，必须通过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的创新，提高学生对西方经济学课程的学习积极性和认可度。具体的教改方式可以通过情景化教学、研讨式教学、多媒体运用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在网络技术日益发达的今天，教师要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加强与学生的交流，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可以运用QQ群、博客和微信等网络工具，直接进行网上答疑。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网络来安排作业，学生可以用电子邮件回答教师的问题。运用这些信息手段，可以强化学生的科学思维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对理论问题的理解和把握程度。

第三，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提高教师授课水平。

改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工作的关键在于提高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当前，从事西方经济学教学的中青年教师，多是在应试教育模式下培养出来的知识型人才，他们从校门到校门，理论功底扎实，但社会经验缺乏，不善于把理论问题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显示出完全的不适应性，照本宣科成了他们教书的主要方式。因此，必须采取有效措施提高他们运用中国经济实例阐述西方经济学基本原理的能力。同时，要注重教师课堂语言的使用技巧训练，使其在教学过程中能熟练运用经济学的生活语言，营造趣味昂然的课堂氛围。要善于用生活的语言阐释经济学道理，并能熟练地将生活语言和经济语言进行比较和转换，使学生们从生活中品味经济学，这样可使抽象的经济学概念变得比较形象、直观，易于学生理解，获得更好的教学效果。

三、西方经济学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

首先，教学内容的改革。

对于经济管理类专业的学生而言，西方经济学从最基本的层面阐述在理想状态下的经济学理论，使学生在思考过程中形成考虑经济问题的思维模式。因此西方经济学的教学应结合不同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特色教学，对课程的教学区分、侧重知识点，有针对性地应用于不同专业课，与专业课核心知识衔接起来。

国际贸易专业应主要注重宏观经济部分，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而言，在西方经济学理论教导方面，重点侧重宏观经济的知识教导和应用，着重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尤其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国内外经济波动和国际间贸易的影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包括的理论内容、措施实施等。使学生在宏观经济政策下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和把握，并能在现实经济中趋利避损。

财政学专业应着重向学生介绍微观经济学中的企业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及宏观经济学部分的宏观经济政策等等内容，并为学习其他专业课奠定基础。

金融学专业的教学内容的重心放在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分析及政策内容、通货膨胀理论及经济增长理论上。一方面为其他相关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另一方面，通过掌握这些知识使学生能够独立地对经济形势的变化做出正确的判断，以适应将来复杂的经济社会。

会计和财务管理专业应着重讲授微观经济学中的均衡价格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理论和要素理论，使学生能够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学到足够的基础理论，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真正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以面对未来复杂的工作环境。

工商管理专业应重点讲授与管理经济学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其中的需求理论、生产理论、成本理论、市场结构和战略理论、博弈论等，使学生掌握一定的经济理论基础知识，具备一定的自学能力、知识更新能力、信息获取能力和创新能力，以适应未来不同的工作。

其次，注重互动教学，提高学生的理论兴趣。

为了达到高效教学的目的，在教学过程中使学生被经济学的魅力吸引，应改变以往以教师为中心，代之以从学生学习的主体出发，确定教学方式。教师可根据学生特点，对一些重要章节采取讨论式教学。教师可列出讨论纲要发给学生，让学生广泛收集资料，要求学生进行小组资料准备、观点交流，提出疑难问题最后共同探讨。这种教学方式的优点是，学校真正把课堂还给了学生，体现了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作为教学的引导者，帮助学生答疑解惑，提高其理论水平。这样的学习方式能够使他们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明显增强，思考问题的深度增加，语言表达更为流畅，达到事半功倍的理想教学效果。

第三，本着够用、管用、适用的原则，合理选用教材。

第8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范文

关键词:产权革命;放松管制革命;货币主义革命;理性预期革命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示码:A

芝加哥学派是指以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为主体并因此而得名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罗纳德・科斯、罗伯特・卢卡斯和加里・贝克尔等。

自从马歇尔时代以来,经济思想的许多重要发展刺激了经济中更多的政府干预,或者至少将更多的政府干预合理化。庇古税思想、张伯伦-罗宾逊的垄断竞争模型和梅森-贝恩的SCP分析范式,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主张迅速被主流吸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新正统。但20世纪七十年代的经济事实使人们对新经济学正统的几个方面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革命在此背景下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革命实质上是通过重建亚当・斯密的“无形之手”来反击政府的“有形之手”,即通过市场方法在微观领域解决由外部性、垄断引起的市场失灵问题,在宏观领域解决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并存的“滞胀”问题,从根本上反对上述政府干预经济的推理思路。

一、微观领域的经济学革命

1、科斯的产权革命。庇古提出了解决由外部性导致市场失灵的传统观点:建立强制约束的排污标准(即庇古税制度)。庇古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思路是:在受害者有权力不受污染、制度安排上存在良好的法律制度使受害者有权向污染者索赔的前提下,政府通过向污染者征收一笔税让他承担(至少部分承担)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之间的差额费用,从而使污染者的私人成本接近社会成本,重新恢复个人效用最大化决策的社会最优性质。概括来说,庇古税的思想基础就是“谁污染,谁付费”。

庇古的外部性思想暗含着政府能够通过选择性税收改善资源的配置。科斯对庇古关于外部性在本质上是单向性的假定提出了挑战。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认为庇古税没有考虑到外部性的相互性质,并且庇古税又蕴含交易成本为零的假定,而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条件下,外部性问题可以通过当事人的私下协商来解决,并能实现最优的结果,从而不需要政府强制性的排污标准。因此,“谁污染,谁付费”的政策是无用的,也是无效率的,它只会使社会污染越来越严重。通过分析一个空气污染的例子,科斯提供了解决外部性的一般思路,斯蒂格勒称其为科斯定理。科斯定理的核心见解是在一个谈判成本为零的世界中,法律上的权力无论指定给哪一方都是无所谓的,无论是厂商还是消费者,所有空气都将存在一个确定的均衡产量水平和与之相应的污染水平。科斯论证,如果司法体系做出适当的权利分配(即分配给相对于外部性的低成本的一方),市场力量和刺激也许足够产生对于外部性问题的有效率的解决方案。

如果在某种特定情况下,交易成本或定义与实施一种所有权体系的成本巨大,结果将怎样?在这种情况下,一系列的解决办法可以并且已经在尝试。这些办法包括对外部性实行税收或补贴(如庇古税或庇古补贴),政府向污染企业出售“污染权”(这在理论上能使污染者将污染减少到最优水平),或通过要求厂商安装某种类型的控制污染设备和其他设施对厂商简单地实行直接管制。由于这些解决办法在很大程度上涉及到政治过程,故而它们没有一个可能是最优的。有时,简单地撇开不完全的市场解决办法可以取得由各种不完全的解决办法相结合形成的最好解。在所有各种情况下,科斯定理都为分析外部性问题树立了一个里程碑。

2、斯蒂格勒的放松管制革命。哈佛学派是最早出现的产业组织理论派别,其代表人物贝恩以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为基础,采用实证截面的分析方法推导出了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存在一种单向的因果联系,即集中度的高低决定了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而企业的市场行为方式又决定了企业市场绩效的好坏。这便是产业组织理论特有的“结构―行为―绩效”(SCP)分析范式。按照这一分析范式,行业集中度高的企业总是倾向于提高价格、设置障碍,以便谋取垄断利润,阻碍技术进步,造成资源的非效率配置。为此,要想获得理想的市场绩效,最重要的是要通过公共政策来调整和改善不合理的市场结构,限制垄断力量的发展,保持市场适度竞争。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趋于下降,经济中出现了“滞胀”现象,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将导致经济不景气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哈佛学派所主张的强硬的反垄断政策。芝加哥学派对哈佛学派的批评主要包括五个方面:(1)认为垄断竞争理论中关于下降的需求曲线的分析在理论上不准确,因为如果说相互竞争的企业生产的产品是“相近的替代品”或“有差别的产品”的话,就意味着各个企业的平均成本是不一致的,它们的需求曲线的倾斜度也必将因替代程度的不同而不一致,但张伯伦却假设竞争企业的单位成本相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2)认为张伯伦引入“有差别的产品”这一概念,混淆了“产业”和“市场”的划分界限,使“产业”的范围变得无法定义;(3)认为垄断竞争理论将企业规模的扩大与垄断势力的提高视为等同是不对的,因为企业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度的提高完全可能是由技术因素或规模经济的内在要求决定的,并不单纯是为了获取垄断利润;(4)认为哈佛学派提出的SCP范式过于简单武断,事实上企业的市场结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绝非是一种简单的、有其一必有其二的单向因果关系,而是双向的、相互影响的多重关系;(5)认为哈佛学派只是对政府管制的方法和手段提出建议,而并未对政府管制的实际效果、政府管制的动机和成本等问题作系统研究。这种将政府政策看成是影响经济活动外生变量的方法会忽视“政府失灵”的现象,因为政府管制政策是受行业集团的利益影响而形成的,而这些管制政策又反过来影响着行业的经济活动。因此,政府管制应当是影响经济活动的内生变量,这意味着政府也会失败。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认识,以斯蒂格勒为首的芝加哥学派提出产业组织问题还是应该通过完全竞争理论而不是垄断竞争理论来加以说明:一方面对于企业规模而言,他们用“规模经济”理论来为企业规模的扩大进行解释,认为由于企业的规模经济范围是随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逐渐扩大的,因此企业规模的扩大不仅不会损害资源配置的效率,反而会因平均成本的下降带来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他们认为,只要企业规模的扩大与技术水平提高的要求相一致,就是自然的和合理的,政府不应该加以干预和管制;另一方面对于市场集中度而言,他们则用“可竞争市场理论”来加以说明,认为只要潜在竞争者在进入和退出市场方面是完全无障碍的,市场上现有的厂商――不论是仅有一家企业还是有许多活跃的厂商,就总面临来自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而为了避免引来更多的竞争者,原有企业的定价和产量选择将总是被迫处于一种“无显著超额利润的均衡约束下”。由此,并不像哈佛学派所言的那样,大厂商可以任意确定价格,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规模经济理论”和“可竞争市场理论”说明,企业规模的扩大或集中度的提高并不意味着垄断程度的提高和竞争程度的下降。在上述两方面分析的基础上,芝加哥学派提出不能以规模的大小和集中度的高低来判断企业的垄断性,不应该毫无区别地对大企业实行强硬管制,主张应将企业绩效的好坏作为判断标准,放松对大企业的不必要管制。芝加哥学派放松管制的政策主张极大地影响了同时期美国的产业组织政策。

二、宏观领域的经济学革命

1、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革命。20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被西方各国政府奉为是摆脱经济萧条和刺激经济增长的“灵丹妙药”。凯恩斯学派的最显著特征是:坚信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是居首位的,甚至说“货币无关紧要”;进而指出,如果政府当局以相机抉择的方式而不是按照某些简单规则的约束来运用政策工具的话,就可能得到更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然而,凯恩斯主义不能解释自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出现的高通货膨胀和高失业率并存的“滞胀”现象,在此背景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革命应运而生。

弗里德曼能够成功地瓦解凯恩斯主义的前提是他为自己的理论发掘了缜密的经验证据。弗里德曼在他早期的学术研究中致力于技术性的学术研究工作,特别是,他用数学分析方法支持他的理论,对凯恩斯主义模型和货币数量论进行经验检验。奥地利学派的经历已经证明,纯理论,无论多么睿智与复杂的逻辑,也不足以撼动凯恩斯的一统天下的局势。因此,需要可靠的数据、数量分析和复杂的数学技术检验经济学的各种理论,才能区分经济学的良莠。弗里德曼从西蒙・库兹涅茨、卫斯理・米切尔以及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的其他名人们那里学到了这个道理。

弗里德曼通过四部策略机智地废黜了凯恩斯主义:(1)提出永久收入假说来否定绝对收入理论。弗里德曼阐明了凯恩斯的消费函数与历史事实不吻合。政府支出的增加能够带来充分就业,是凯恩斯消费函数的重要内涵。凯恩斯认为,居民的消费支出与居民的现期收入之间存在着短期稳定的关系。按照凯恩斯的模型,政府支出通过乘数效应可以增加家庭收入(进而增加消费支出)。但是,弗里德曼基于美国家庭的消费数据,看到家庭是根据长期的、永久性收入的变化来调节消费支出的,而丝毫不去关注转移支付的特征。因此,凯恩斯的消费函数存在根本性的缺陷,政府支出通过乘数效应的影响比预期要小得多。(2)复活费雪方程来重新阐述货币数量论。由于凯恩斯及其追随者的有效破坏,货币数量论在当时已被抛弃。他们的中心论点是:货币需求和名义收入之间不是一种比例关系(在方程式Md=kPY中,“剑桥学派的k值”不是不变量,而是受利率水平影响的可变量)。弗里德曼在重新论述货币数量论时,把凯恩斯的批评列举出来,用这种简单的办法恢复了货币数量论的可接受性。弗里德曼从根本上把货币数量论作为一种货币需求理论,换言之,作为一种k的决定因素的理论重新定义。弗里德曼进而再次借助费雪的资本理论导出一种(假定为货币数量论的)货币需求分析,这种分析把货币需求决定置于一系列更广阔的选择关系中,它不仅包括债券收益(如在原来的凯恩斯流动偏好函数中),也包括股票、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以及预期通货膨胀率,因而比凯恩斯原来的假设更为成熟。(3)引入“自然失业率”概念来反对菲利普斯曲线。凯恩斯主义者利用稳定地向下倾斜的菲利普斯曲线来为灵活的财政政策提供依据。对他们来说,如果通货膨胀意味着低失业率,那么它是可以容忍的。一种“轻微的通货膨胀”不会有害,相反还会大有益处。弗里德曼对此表示反对,他认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间只有短期的替代关系,不存在长期的替代关系。”因此,任何把失业率降低到“自然失业率”以下的努力都必将导致加速通货膨胀。而且,“降低失业率的惟一方式是通过不可预期的通货膨胀”,这很难实现。弗里德曼得出结论,通货膨胀的加速最终将带来更高而不是更低的失业率。因此,通过扩张的政府政策来减少失业的努力在长期中被公众预期到后,只会事与愿违。到20世纪七十年代晚期,通货膨胀与失业共同上升,使菲利普斯曲线无法识别,这一事实证明弗里德曼是正确的。(4)使用单一规则取代相机抉择。凯恩斯主义者指出,相机性的货币政策用以阻止货币流通速度的非稳定变化是重要的。弗里德曼反对这种提法,他和安娜・J・施瓦茨根据多年的统计资料证实了货币流通速度在长期中是稳定的。因此,弗里德曼建议联邦储备局应遵循按照每年3%～5%的比率逐月地增加货币存量的规则。在弗里德曼看来,这个幅度的增长率是与美国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与此相连的物价稳定相一致的。弗里德曼在倡导用“规则取代权威”时,曾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联邦储备局过去的表现不能说不像是一个正在学习驾驶汽车的紧张不安的十几岁少年。当踩到加速器上时(即增加货币存量),我们这位初学者经常给油门加得过大;而当踩刹车时(减少货币存量),他又常常刹得过急。与沿着一条经济增长路线平稳地行进相反,经济面临着间歇式的运动――通货膨胀或者萧条,结果在这个过程中使个人受到伤害。

弗里德曼在他的畅销书《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写道:“那只看不见的手对进步的有效作用大于那只看得见的手对退化的作用”,由此可见,他是亚当・斯密“无形之手”信仰的捍卫者。弗里德曼通过恢复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成功地发起了一场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声势浩大的革命运动。

2、卢卡斯的理性预期革命。如果说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革命瓦解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信条,那么真正动摇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大厦根基的则是卢卡斯的理性预期革命。理性预期革命形成的理论派别被萨金特称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从理论到政策全面地批判凯恩斯主义,它几乎对凯恩斯主义这一清单上的每一个项目都提出了反对意见。

理性预期革命就其本质而言,是用现代数学工具“复活”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这从两方面可以体现:(1)全盘接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前提假定,例如:理性人假定、市场出清假定。其“新”的特色是理性预期假定。卢卡斯认为凯恩斯主义的前提假定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彻底抛弃。其原因如下:一是凯恩斯经济学中的当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为目标,这就同微观经济学中关于理性人最大化原则相矛盾;二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同一经济人在不同函数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为,这就失去了一致性;三是凯恩斯模型的关键取决于名义工资刚性的假设,而这种假设是武断的;四是凯恩斯虽然也反复讲到预期,但是他的预期只是适应性预期,并且是随机的,难以用理性加以解释。适应性预期的缺点在于:只是汇集了被预期变量的过去值,忽略了与所测变量高度相关的同时期的各种信息,存在着信息的浪费。这种预期同微观经济学是矛盾的。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假设,追求最大化的经济人是理性人,会以最经济的方式来获得关于经济变量未来变动的所有信息来预测未来,而不是朴素地根据过去推测未来;(2)始终如一的政策无效观。在政策分析中,试图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证明政策的无效性。卢卡斯的货币经济周期理论和萨金特、华莱士的货币中性定理都试图证明货币政策的无效性,而巴罗通过对“李嘉图等价定理”的复活证明了财政政策也无效,政府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不过多地卷入经济是最好不过的了。

理性预期革命(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在抨击凯恩斯主义的过程中建立了自己的声望,引导了为宏观经济学寻找微观基础的潮流,破除了凯恩斯主义处方可以祛除西方经济百病的神化。

三、结束语

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革命为芝加哥学派赢得了巨大的声誉,使芝加哥学派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典型代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革命的理论成果绝大部分被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所吸收:宏观经济学教科书已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理性预期、长期垂直的菲利普斯曲线和短期总供给与长期总供给的讨论;关于外部性的科斯定理是公共财政和环境经济学教科书予以论述的内容;而放松管制政策是产业组织理论教科书的重点章节。

芝加哥学派通过立足学术界,积极发展市场理论,用强大的经验事实支持模型,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相信他们的立场和观点的正确性。目前,从著名期刊的引用情况和最高级学术奖项的获得情况来看,芝加哥学派对经济思想和原理占据了统治地位。正如乔治・斯蒂格勒所说:“芝加哥学派是导致美国经济学研究繁盛起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应该是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主要参考文献:

[1]K・卡什伯特逊.新剑桥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学派关于宏观经济政策的争论.中国经济出版社,1988.

[2]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3]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商务印书馆,2006.

第9篇：微观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范文

(一)逻辑体系严密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学的核心基础课程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为主干。微观经济学是从个体的公理性假设出发,对所研究的问题和给定的条件有明确的定义,从前提到结论之间的推论合乎严格的形式逻辑规范,以揭示经济个体的行为规律为其核心要义。宏观经济学则侧重于对总体行为进行考察,同样以理性主义的假定为前提,提示总体行为的规律。[1]

(二)数学模型众多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数学模型越来越广泛地被应用于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之中。借助严谨的数学模型,可对经济现象进行更精确细致的数学推理和精确描述,从而有助于分析者更好地理解各经济学变量的内在关系。在经济学的研究中,常借助数学工具逻辑上的抽象推理特点,运用众多的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演绎各种经济行为,如一般均衡论、线性规划、投入产出分析、博弈论、模糊数学和非线性科学领域的诸多模型在经济学研究中均得到了广泛运用。

(三)分析方法多样

在经济学中,分析问题的方法是多样的,主要有: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方法;长期与短期分析方法;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方法;均衡分析与非均衡分析方法。借助灵活多样的分析方法,可以更好地把握经济学的相关定义、理论假设和原理。

(四)理论思维抽象

经济学理论的研究目的是基于观察大量的经济现象,通过建立假设前提条件,剔除一些可以排除的因素和现象,剩下“内核”,然后建立一个理论分析框架。[2]而要提炼、归纳经济学理论就需要通过抽象的思维。同时,经济理论的提出、分析亦离不开严谨的数学模型,从而使得理论思维抽象成为经济学教学的一大特点。

二、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济学课程作为高校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基础课程之一,其重要性已得到普遍认可。然而,经济学课程的概念、原理和特征往往比较抽象,对于学习者而言常常会造成晦涩难懂的印象。鉴于我国高校经济学课程的特点,结合教学实践,笔者将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考核方式三个方面剖析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教学内容

经济学具有很强的理论性,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教师授课的时候,常常是注重若干重要的理论的讲解,而忽视如何促进学生利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教学内容常常滞后于经济现实,往往停留在理论本身,学院气息很浓,易于造成与现实世界的隔膜,缺乏足够的实用性和现实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降低了教学实际效果。[1]经济学教材中的理论主要是以西方国家为研究对象的,是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一般抽象和概括,与我国国情和历史背景差别较大,如何与我国现实情形相结合,帮助学生理解中国发展中出现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关键性问题。

公共管理类专业的学生对人文知识较为熟悉,对定性分析比较感兴趣,偏重于感性认识。在学习经济学课程时,对于经济学家的生平、渊源等项内容,学生比较感兴趣,但对逻辑推导、图表、公式、数学证明等内容则难以接受。对数学基础比较薄弱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学生而言,如遇教师在授课时强调理论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则往往如坠入云里雾里,对于所学的知识难以理解和掌握,进而对经济学学习产生畏惧心理,更不用提用经济学思想去分析和解读现实中的经济问题了。

(二)教学方法

传统的经济学教学模式是教师为主,学生为辅,这样很容易造成教师为完成课时任务,采用满堂灌式教学方式。老师作为“演讲者”,处于中心位置,讲课时间居多;学生只能被动听讲,记笔记,处于被动、机械式的学习状态,难以形成师生互动的课堂气氛,影响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另外,经济学课程本身与严谨的数学模型联系紧密,定量分析相对较多,这种满堂灌式的教学方式,容易造成课堂教学沉闷枯燥,使学生失去兴趣,难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学生只能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记住知识点和数学模型,孤立掌握一些经济学原理,不利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观察归纳能力、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考核方式

目前经济学课程的考核方式比较单一,一般是由期末考试成绩和平时成绩组成。平时成绩一般是由课堂出勤率和平时作业成绩组成,所占比重较低。占较高比重的期末考试成绩一般采用标准试卷闭卷考试的方式,侧重考核学生对经济学理论知识掌握情况,忽视学生分析、解释现实经济问题能力的考察,这样很容易造成“考前突击”的现象。一些学生平时不上课或者不做作业,考前临时抱佛脚,突击看书、看课件、甚至背习题,只要及格就行,从而易导致教学质量低下、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能力薄弱,“高分低能”的现象较为普遍。

三、公共管理专业经济学本科教学的创新思路

公共管理专业本科经济学教学的主要目标是引导学生运用经济学思想和理论观察、分析乃至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提升学生知识积累、运用的综合能力。鉴于教学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笔者认为在教学内容上应理论联系实际,体现公共管理的特点;教学方法可采用提问式教学、案例教学和互动式教学;考核方式可以灵活多样,科学准确地评价学生们的学习情况,以达到促进学生学以致用的理想目标。

(一)教学内容创新

教师在课堂上要结合经济发展现实有重点地补充介绍当前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前沿问题,如实验经济学、博弈论的最新进展等。在各部分理论的讲授过程中,要侧重其在实际中的应用,引导学生运用理论来分析实际问题。[3]如讲到经济政策中的货币政策部分时,可以结合我国近期对于银行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加以解释,使课堂上的理论讲解更为贴近现实。

对公共管理类专业本科教学而言,经济学课程的内容设置应该在保持其基本内容体系的基础上,体现公共管理的特色,适当增加公共政策分析、政府规制、公共产品供给、公共资产管理等方面的内容;可以侧重于阐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机制如何,以及如何更好地理解政府所出台的财政、税收、货币、金融、产业等各类经济政策,加大对价格理论、效用理论以及国有资产管理与区域经济政策理论等的解释力度,促进学生深刻理解其内涵和原理,能运用其灵活分析现实生活中的经济问题和现象。这样不仅有利于学生掌握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有利于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同时在设置课程内容体系时,要考虑到公共管理类学生大多人文知识丰富、数学基础较弱的特点,在授课时可以对模型较多的章节有针对性地加以合理调整,尽可能采用文字和图形对理论内容加以辅助讲解,以便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相关学习内容。

(二)教学方法创新

1.提问式教学

可以采用提问式方法来教授经济学课程,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参与到授课过程之中,而非机械地被动式学习。课前提问,一方面可以使学生带着问题投入到课堂学习中,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学生复习上次课的知识点,有利于学生更为牢靠地掌握相关知识点;课中提问,对新知识内容进行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活跃课堂气氛。在讲授过程中可适当注重语言的生动性,如在讲解信息不对称理论之前,可以通过“从南京到北京,买者没有卖者精(明)”等诙谐语言的运用,引导学生思考信息不对称发生的原因,体会其包含的经济涵义。

2.案例教学

通过案例教学与理论教学相结合,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提升学生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认识和解决现实经济问题的能力。一方面,可以采用以教师为主的案例教学,先讲解理论知识,然后再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课堂讨论使学生加深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也可以在讲解新知识点的过程中穿插、结合案例,让学生明白知识点的运用。[4]另一方面,可以采用以学生为主的案例讨论教学,通过分组讨论、组间辩论等形式,通过讨论得出结论。在案例讨论结束后,可作适当总结。总结时可指出学生的优点和其讨论过程及所得结论的可圈点之处,同时亦应着重剖析其欠深入、不够确切的地方。

案例要进行精选,有时代性,分析过程及拟实现的目标要有系统方案,案例要反映最新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给学生提供一个广阔的学习空间,突出经济学的学科实用价值。[5]可以让学生讨论经典的经济学案例,如效用论涉及的“钻石和水”、外部性涉及的“蜜蜂和果园”等。同时,教师也可以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设计相应的教学案例,如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中所折射出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演变、凯恩斯学派对我国经济政策制订的影响、大学生就业与我国就业及社会保障政策的关系、新制度经济学及产权理论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影响等。

3.互动式教学

传统的教学采用的是“满堂灌”方式,学生与老师的互动机会少。互动式教学方法,则是在转变传统教学理念的前提下,在老师与学生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达到教学相长、共同提高与进步的目的。[6]教师可以在每次课结束时,提前告知学生下次课要学习的内容,留下相应的问题让同学们预习。在下次课课堂上可以与学生共同探讨,针对学生预习遇到的问题,教师可以在授课时进行讲解。如讲到需求弹性的时候,可以问学生“谷贱伤农”的经济含义。

(三)考核方式创新

改变当前单一的期末考核方式,除了平时作业成绩、出勤率和期末考试卷面成绩外,还应将平时在课堂互动情况、案例讨论情况等方面的表现纳入总成绩评定之中。平时的作业不仅仅是教材课后的题目,还可以是以案例分析、经济问题评析、对经济理论的分析理解等为主的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