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裁定书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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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经济纠纷裁定书范文

    委托人:彭家政、肖启斌,湖南天牌律师事务所律师。

    赔偿义务机关: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

    法定代表人:周光宇,院长。

    审判机关:湖南省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赔偿委员会组成人员:杜建章、王振初、张良教、庞香严、刘江。

    申请赔偿理由

    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一起经济纠纷案件过程中,把本属于赔偿请求人许祖生的一辆奥拓7080轿车型小客车强行扣押,并作价抵给与赔偿请求人无关的他人营运。许祖生向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决定给予48000元赔偿金。但许祖生认为其实际经济损失至少是72000元加上停运期间的营运损失和利息,遂依法请求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撤销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赔偿决定书,对其实际损失给予足额赔偿。

    事实和证据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经审理查明: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贺鹏诉刘运仁酒家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中,根据贺鹏的财产保全申请,于1995年1月10日作出民事裁定,裁定扣押刘运仁所有的湘d.x0955号奥拓牌轿车型小客车。同月29日,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在未撤销裁定,未扣押到该车的有效证照,也未通知交警部门不予办理该车过户手续的情况下,接受刘运仁以朱湘伟购买的不具备完全产权的房屋作抵押,把所扣车辆交回刘运仁继续营运。同年3月25日,衡阳县人民法院在执行衡阳县集兵信用社诉刘运仁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时,把刘运仁所有的湘d.x0955号奥拓牌轿车型小客车扣押,并以72000元的价格拍卖给许祖生,且于同年4月11日通过衡阳市交警支队办理了车辆过户手续。为使该车的拍卖价款与案件执行标的相一致,裁定书写为“折价人民币48000元”。同年7月5日,许祖生又以69500元的价格把该车转卖给董少阶,但未办理过户手续。董少阶用许祖生原有的证照投入营运。同年8月24日,贺鹏诉刘运仁酒家转让合同纠纷一案的判决发生法律效力。10月6日,贺鹏提出执行申请,要求强制拍卖刘运仁的湘d.x0955号奥拓牌轿车型小客车,以清偿其欠款。1996年1月2日,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把董少阶正在营运中的该车辆予以扣押。董少阶提出执行异议,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以其购车是在该院扣押该车之后为由不予采纳。1月29日,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裁定将该车按衡阳市价格事务所核定价62400元过户给贺鹏。后该车几经转卖,不知去向。1996年4月8日,许祖生、董少阶以错误扣押执行为由,向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提出赔偿请求,遭拒绝。1997年2月26日,许祖生、董少阶又向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提出确认赔偿请求。同年3月20日,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作出(1996)北赔确字第2号致害行为违法性确认书,确认该院扣押、执行已属许祖生所有的奥拓车的行为违法。同时,在与申请人许祖生协商赔偿未果的情况下,于同年7月8日作出(1997)北法赔字第2号决定,支付许祖生赔偿金48000元。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1.1995年1月10日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制发的(1995)北房民初字第3—l号裁定书。

    2.1995年1月28日,朱湘伟出具的为刘运仁提供财产担保书。

    3.1995年1月29日,刘运仁给城北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收条。

    4.1995年3月1日、25日,衡阳县人民法院制发的(1995)蒸集经初字第2号民事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

    5.衡阳市交警支队1996年4月16日给许祖生办理车牌号码为湘d.x0955奥拓车的过户手续。

    6.许祖生证实:该车已转买给董少阶,价格为69500元,未办过户手续。

    7.衡阳市价格事务所1996年1月10日对湖d.x0955号奥拓小汽车价格鉴定证明。

    8.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1996年1月16日制发的(1995)北法执字第126号裁定书。

    9.1996年4月8日、1997年2月26日,许祖生、董少阶两次向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提交的确认赔偿请求书。

    10.1997年3月20日,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制发的致害行为违法性确认书。

    11.1997年7月8日,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制发的(1997)北法赔字第2号赔偿决定书。

    判案理由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认为:

    1.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其他经济纠纷案件中,对案外人许祖生合法购得的小汽车违法扣押、变卖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侵害了许祖生的合法权益。许祖生有依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该案中,董少阶曾与许祖生共同申请国家赔偿,但董从许祖生手里购车未依法办理过户手续,董尚未成为该车的合法所有权人,其财产权并未受到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违法扣押、变卖行为的侵害,董少阶与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之间没有形成司法赔偿法律关系。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未将董少阶确定为共同赔偿请求人是正确的。董少阶的请求可通过民事诉讼等途径解决。

    2.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错误执行了案外人许祖生的财产,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应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3.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国家赔偿原则是直接损失原则,即国家只对直接损失负责赔偿,而不对间接损失负责。直接损失仅指已经取得的利益的丧失,间接损失指可能取得的利益的丧失。本案中许祖生提出的营运收入等显属可能取得的利益,应为间接损失。对此,国家不负赔偿责任。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对自己的违法侵权行为予以确认并决定赔偿直接损失,对申请人许祖生提出的营运收入等损失不予赔偿是正确的。

    4.本案标的物奥拓汽车几经转卖,下落不明,无法追回,应视为灭失。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四)项之规定,应赔偿相应的赔偿金。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采用支付赔偿金的方式赔偿是恰当的,但确定赔偿金为48000元欠妥。理由如下:其一,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将汽车抵偿给贺鹏是62400元,赔偿许祖生却只有48000元,一物同时作两个价格处理,有失公允;其二,根据《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八条第(五)项之规定,财产已经拍卖的,给付拍卖所得的价款。62400元是衡阳市价格事务所在标的物汽车灭失前所鉴定的价格,也是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拍卖抵偿之价格,估价合法合理。故索赔数额应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际价格即62400元。

    定案结论

    衡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三十一条、第十六条第(一)项、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四)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决定:

    1.撤销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1997)北法赔字第2号决定书。

    2.由衡阳市城北区人民法院给付许祖生赔偿金人民币62400元。

    3.驳回许祖生其他赔偿请求。

第2篇：经济纠纷裁定书范文

沉重的村庄

村医吴仲仁引进了新的疗法和一种叫做“灵芝菌合剂”的新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里”的任贵香相信，正是这种药物使她存活至今

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一个北方平原地区的普通村庄，因艾滋病远近闻名。

2011年初春大旱，村子里的麦苗尖叶枯黄，放眼远望，极似燃烧的火苗。一堆堆大大小小的土包在麦田中若隐若现，将郭屯村层层包围。走近一看，全是坟。

因30多年前的“血浆经济”，郭屯村众多贫穷的农民家庭相继感染艾滋病毒，恐慌与绝望的气息曾一度在村中弥漫。

20年来，村子里的艾滋病人陆续在痛苦挣扎中死去。郭屯村防艾卫生所的一本死亡档案中，记录着艾滋病人的死亡人数：2000年6人，2001年14人，2002年上升到25人，2003年无死亡，2004年1人，2005年至2011年，死亡12人。目前，郭屯村尚有137名艾滋病人幸存。

坟圈越来越大，把村子围在垓心。61岁的任贵香抬手一指，露出猩红色的手背，“丁月莱就在那儿。”好像在说一个人的住处。2008年，消化道出血和肝炎在丁的身体内集中爆发，这是由艾滋病引起的并发症。和先前所有死去的艾滋病人一样，在经历数天的病痛折磨之后，38岁的丁月莱匆匆死去。就在一年前，他还受到了国务院总理的接见，兴奋的他向温发誓会“自信生活”。

任贵香正是137名尚存者之一。从大约1985年开始，任与众多村民一起，为了脱贫而踏上了漫长的卖血之路。多年以后，毫无征兆的呕吐、乏力、起水泡使任陷入惶恐中，眼睑也渐渐变成猩红色，2002年，她确诊患症。

据村艾防所所长吴仲仁介绍，起初，这种由政府免费发放的药物并不被信任，直到2005年，随着抗病毒药物的作用，这种颓废势头才得以控制。

2008年，任贵香的两个孩子把她从医院抬了出来，医院宣判了她的死刑。消化道出血、脑瘤等多种并发症即将置其于死地。

是年，村医吴仲仁引进了新的疗法和一种叫做灵芝菌合剂的新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里”的任贵香相信，正是这种药物使她存活至今。

驻马店市卫生局和上蔡县艾滋病防治工作委员会的文件显示，“灵芝菌合剂”属于中药新药，产自山东泰安。“该药能显著提高艾滋病患者的抵抗力，降低机会感染的发生率”，并建议将其列为艾滋病抗机会感染治疗基本用药。

河南南阳灵芝菌合剂分销商孙经理说，该药一盒59.9元，颇受艾滋病人青睐。

然而，2010年8月份，该药的供给突然中断。当地经销商反馈称，此药唯一生产厂家因陷入一场债务纠纷而被迫停产。

137名艾滋病人为此陷入焦虑。

每天，任贵香都会踱步到卫生所问吴，药来了没？她的眼眶凹陷，颧骨突出，面容憔悴，好像一层干枯的皮直接蒙在头骨上，猩红色的皮肤即将渗出血。

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停药折磨之后，他们决定去千里之外的山东泰安求药。

为了活命。

求药记

防暴队长用一个比喻表达了他对艾滋病人到泰安求药的不解。他说，“你们到这里要药，就好比我想吃天津狗不理包子，不吃也行嘛。”

2011年1月4日，两名精选的、强壮的艾滋病人刘娜、吴新方邀约吴仲仁和驻马店市卫生局一名官员，坐了一夜火车，抵达山东泰安。远在徐州做建筑工的病人张宝林听说此事，也匆匆赶来。

一起到泰安会合的还有来自东北、河南南阳等地的病人和药品分销商。当日，泰安发生一起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两名嫌犯持枪杀死了三名警察。这对此次求药之行似也蒙上一层阴影。

此前，有各地经销商已经到药品生产厂家山东四维制药公司探寻情况，被门卫阻挡在外，工厂责任人讯无踪迹。遂寄希望于当地政府。

驻市卫生局官员并不提倡直接找政府，“不要给当地政府制造麻烦”，而是先来到泰安市中心，说明缘由。

一行人的需求并未得到中心的足够重视，反而，艾滋病人的敏感身份无意中加剧了双方的紧张气氛。工作人员喝止他们进入办公室，只有驻市卫生局官员、一名药品经销商和吴仲仁获得了许可。一脸农民扮相的吴侧身对着工作人员说出了此行的目的。

除了例行的登记在册，中心暂无法给予任何答复。

数人辗转来到制药公司辖区――泰安高新技术开发区，希望通过政府途径获得药品。负责接送的司机艰难地把病人送到目的地，甫一下车，即刻打开所有车门窗，通风透气。

泰安高新区管委会东区一薛姓主任告诉他们，药厂停产是因为陷入了一场经济纠纷，辖区无法预知复产时间。众人无言以对，遂离去。

2011年1月7日上午8点30分，吴仲仁等人再次来到泰安接访中心，门久叩未开，保安一哄而散。

三个小时后，一队装备“严实”的防暴警察来到中心。一名贾姓队长喊道，“我是泰安市公安局防暴警察，你们谁是艾滋病人？”随后，吴仲仁与其发生争执，吴一气之下，掏出上蔡县政协委员证件，对方语气和缓。

防暴队长用一个比喻表达了他对艾滋病人到泰安求药的不解。他说，“你们到这里要药，就好比我想吃天津狗不理包子，不吃也行嘛。”

双方最终不欢而散。当日，吴仲仁等人返回郭屯村。

由于病情日紧，几天后，2011年1月25日，腊月二十二日，任贵香、张宝林、吴新方、刘娜和13岁的吴毛毛再次来到泰安，以期用下跪的方式，博取同情，求得药物。

在泰安高新区管委会东区薛姓主任的办公室，五位病人跪倒在地，乞求帮助。

薛双手挽起任的手臂，试图劝说众人，未果，薛拂袖而去。众人跟着薛走出办公室后，竟一时手足无措。在管委会办公楼前，任贵香等人再次跪在台阶上，三拜九叩，终不见人理会，失望而归。

他们带来了同样令人沮丧的消息――制药企业陷入经济纠纷，无法生产。

然而，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经济纠纷，迫使艾滋病人使用的药物停产？而病人们所交口称赞的灵芝菌合剂，又是一种什么药物？

诡异的债权纠纷

在众多扑朔迷离的纷争背后，一个清晰的利益目标正逐渐显现。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泰安政府官员透露，四维制药厂及周边土地即将由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届时将价值连城。

山东四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波对灵芝菌合剂的简单诠释是：它不是治疗艾滋病的专门药物，而是配合抗病毒药物服用的基础药，用以整体修复人体机能和提高免疫力。

而在郭屯村，几乎每个患者都能作出上述解释。

早在1992年，四维药厂已经开始生产制造灵芝菌合剂，但当时只作为保健品出售。2002年8月，该产品获得国药批准文号，成为利用生物发酵技术生产的国家中药新药，始在药品市场销售。“这是我们公司的专利，只有泰安生产。”周说。

2008年10月，吴仲仁所长患艾滋病多年的儿媳妇张香花因肝、肾损伤和机会感染，被临床确定无治疗价值，回家等死。此前，吴的一位医界朋友曾向其推荐“抗损伤修复疗法”，并配合该药。吴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如法效仿，5天后，张香花进食如常人，引起不小震动。

上蔡县艾防办遂上报，请求将该药列为艾滋病治疗药物中的基础用药。

然而，在该药初步获得艾滋病人认可时，四维药厂实际已经陷入一场繁杂的经济纠纷。

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济南办事处2009年9月15日的《山东四维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债权竞价公告》（以下简称《公告》）显示，该管理公司拥有四维公司债权本金利息3000万余元，及4000万股份的质押担保。资产管理公司决定以竞价方式转让上述债权。公告还提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人员、政法干警等人员不得参与竞买。”

最终，一个叫李天忠的人以530万竞价，获得以上债权。

2009年12月1日，李天忠申请冻结山东四维公司在山东多力多食品有限公司享有的1875万元股权。山东东平县人民法院裁定支持李的申请，但由于审判员不具备法官资格，原裁定随之被撤销。

2010年1月6日，东平法院再次裁定，宣布冻结四维1875万元股权。

据四维公司总经理周波介绍，四维与多力多公司系是控股关系，四维持有多力多1875万股，占多力多总股本的56%；另四维还与多力多签订了30年的生产经营租赁协议。

然而，在此裁定之前的2009年12月9日，泰安市中级法院就四维公司与另一名当事人李国辉的民间借贷纠纷，裁定“冻结四维公司银行存款150万元或查封扣押相同价值的财产”。12月10日，法院还向泰安工商管理局下达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宣布“查封四维公司持有的多力多公司股份1875万股；冻结期间不得办理股权转让、抵押、质押等手续。”

由于一份股权引发两次冻结裁定，这也导致，一场经济纠纷正变得异常复杂。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潘剑锋分析认为，“东平法院的第一份裁定书，自签署之日就是无效，而不是到裁定撤销才无效”。

此后，2010年1月8日，北京富程投资控股公司竞拍获得1875万股权，12日，东平法院裁定，以上股权归富程公司持有。13日，东平法院向泰安工商管理局下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请求“协助富程公司办理四维公司持有的1875万股权的过户手续。”

周波表示，李天忠系泰安新泰市公安局警察，不具备竞买债权资格；“而多力多公司系大陆与台湾合资企业，根据合资企业股份变更规定，需经商务局批准。”据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泰公安局警察证实，李曾是该局警察，但在2010年左右已辞职下海。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对此案分析认为，“泰安市工商局对于查封冻结期间内的股权进行变更，不仅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查封冻结的有关法律规定，同时也违反了合资企业法实施细则和《外商停止企业投资者股权变更的若干规定》，应予撤销。”

在当事双方争执不下之际，2010年8月19日，一群保安强行占领了四维厂区，药厂停产。

与艾滋病患者同样尴尬的还有四维厂工人。吊诡的是，占领者富程公司虽然声称自己已是公司大股东，但工厂未见任何动工迹象。2011年2月26日，据厂内一名工人透露，工厂被占领后，工人们仍被要求每天上下班，不用干活，可以闲聊、织毛衣，每月领取760元工资。此外，四维公司也秘密抚慰工人，双方还各置心腹，探听对方行动。

记者调查发现，在众多扑朔迷离的纷争背后，一个清晰的利益目标正逐渐显现。一位拒绝透露姓名的泰安政府官员自信地表示，四维制药厂及周边土地即将由工业用地调整为商业用地，届时将价值连城。

然而，远在河南，日渐削瘦的艾滋病人们，成为这复杂商业利益背后的最直接牺牲品。

2011年3月1日，山东泰安高新区东区主任陈涛在电话中告诉记者，关于艾滋病人所需药物问题，政府在协调处理此事。便匆匆挂断电话。

卖血往事

199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30万左右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

今年61岁的任贵香，算是艾滋病人中的长寿者。

她宣称自己是“半截身子埋进黄土里”，轻松地描述起当年卖血的场景，像是在诉说别人的故事――

1985年左右，我35岁，第一次到血站卖血。当时流行的口号是：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那时候的血站还不多，要排上很长的队，就像现在火车站排队买票一样。排上队之后，抽500毫升血，再等医生把血里有用的东西提取出来，剩下的再输回身体里。500毫升血能卖50块钱，吃饭5块，车费4块，还剩41块。

要不是穷得没办法，谁愿意去卖血，毕竟名声不好。但后来村民们都去卖血，也就习惯了。

那时候，我家4口人种了6亩地，每亩地最好的时候产400斤小麦，小麦2毛到4毛钱一斤，再刨去化肥种子钱，一年种地收入大约600块钱。但那时的税费高，每年的农业费、杂费就160块钱，再加孩子上学、计划生育罚款，根本不够日常开销。

到了1990年，血站到处都是。一到钱紧的时候，我就去卖血。平均一个月卖1次，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卖过10次血。

卖血不能连续几次在一个地方卖，身上没用的血多了，人家不愿意要。我去过驻马店、上蔡、汝南、西平、吴集、许昌，跟村民搭伙坐三轮车，流动着卖。

村子里的规矩是，两口子只能有一个去卖血，剩下一个劳力还得干活。只有在最困难的时候，才能两个人一起去卖血。

我记得有一回，家里一分钱都没有了，我跟丈夫去卖血，血站给了2个小面包。那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包，舍不得吃，给孩子留着。现在想想，面包哪有啥营养啊。

1990年代初期，河南省卫生厅官员倡导“血浆经济”，实施“单采血浆”，诱使15岁到60岁的农民投入到“以血致富”的运动中。

所谓“单采血浆”，是指把采到的人血用离心机分离，取走血浆后再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使其能很快恢复体力。基于这个操作过程，一旦采到的血液里有个例存在艾滋病毒，那么就很容易使得血液被大面积污染。

这一短视且血腥的发展模式，付出了沉重代价。

据北京佑安医院医生张可著述的《河南艾滋病五年调查报告》显示：1990年代中期在河南出现的大规模有偿献血共造成约30万左右的艾滋病感染者，直接经济损失将超过一千亿元人民币。

此后，河南声名大累。

1996年3月开始，河南省紧急关闭了几乎所有的单采血浆站。如今，当年制造“血浆经济”的官员们已经各赴前程，而因血致艾的患者正在病痛中渐渐消逝。

“血浆经济早已叫停，但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依旧呈上扬趋势，多以性传播为主。”从事艾防工作达20年之久的驻马店市卫生局官员贾同新说。

这同样给中国的艾滋病防治体系带来极大考验。

艾滋病防治困境

如今，吴仲仁已经成为当地艾防工作的“标杆”。但正是这满身荣誉，同样给他带来烦扰。作为主力防治机构，村医疗所仍面临资金困难、医务人员保障不足等多重难题。

2011年2月24日上午，天气晴暖。

河南上蔡县邵店乡郭屯村艾滋病防治卫生所，65岁的吴仲仁坐在院子里，嘴里嘬着一根香烟，静静地聆听着什么。卫生所紧邻村小学，正值课间休息，传来一阵阵清脆的唧唧喳喳声。

吴的四名助手，张贵阳、张海威、吴胭、徐科举，都是几年前从郑州大学或驻市卫校毕业的大学生，正准备这一天的发药计划。看到记者拍照，吴胭笑着问，不用穿白大褂了吧？

村医吴仲仁从医30余年。1999年下半年，他接诊了一名出现口腔溃疡、发烧等症状的男子，男子很快死去。这是吴第一次接触艾滋病。

此后，整个河南地区陷入死亡的恐慌中。吴同样陷入不幸。他的儿子、儿媳先后因艾滋病死去，留下唯一的孙子吴毛毛，同样也是艾滋病患者。

10年间，吴仲仁共收治艾滋病患者达3000余人，获得了“全国优秀乡村医生”、“河南省艾防先进工作者”等荣誉。

如今，吴仲仁已经成为当地艾防工作的“标杆”。但正是这满身荣誉，同样给他带来烦扰。作为主力防治机构，村医疗所仍面临资金困难、医务人员保障不足等多重难题。

“我65岁快干不动了，但是他们不希望我退休。我每月工资700块加50块钱管理费，退休也没保险和退休金。”吴说。四名年轻的大学生月薪同样700元，私下里也偶有抱怨，“还不如出去打个工”。

吴曾试图改良这一局面。2007年春节，吴在上蔡县宾馆参加总理的座谈会，努力了很久，也未敢说出提高待遇的需求。此后，作为县政协委员，他两次提案要求改善村基层艾防人员待遇，无果。吴又壮胆给总理寄去一份书信，未果。2011年的县政协会上，吴没有提案，“保持沉默”。

“领导很关心，就是不知道我们啥情况。”吴笑着说。

2月24日，任贵香再次找到吴仲仁，打听药的情况。“都在想办法哩，快了。不行再去看看。”吴仲仁说。

第3篇：经济纠纷裁定书范文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是指仲裁机构或仲裁庭依据法律的规定，在当事人约定的某种情况发生时对某一特定的争议享有审理并做出裁决的权利，是国际商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有权对特定的国际商事争议进行审理并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的依据。

管辖权异议就是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审理案件并做出裁决的权力提出抗辩，以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管辖权问题是仲裁程序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否存在仲裁管辖权，对于仲裁庭和当事人都是十分关键的问题，它是仲裁程序进行的基石和条件。管辖权的问题没有处理好，没有管辖权，即使做出了裁决书，也可能被法院撤销或者拒绝执行。

对仲裁管辖权的异议，按照异议所针对的对象划分，可分为针对仲裁机构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和针对仲裁庭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前者只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后者既可能发生于机构仲裁中，也可能发生于临时仲裁中。

如果按照所提异议是否涉及仲裁管辖权之根本所在，也可将管辖权异议分为两类：一类是部分异议，一类是完全异议。对提交仲裁庭的仲裁请求或反诉请求中的某些问题是否属于仲裁管辖范围而提出质疑，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部分异议。如果从根本上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进行有关仲裁活动的权力，则属于对仲裁管辖权的完全异议。

如果按照所提出的管辖权异议的内容来划分，可以分为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的异议和仲裁庭行使管辖权不当的异议。第一种情形是指当事人认为根本就没有订立仲裁协议或协议无效等原因使得仲裁庭根本就没有管辖权；后一种情况指仲裁庭有管辖权但没有恰当行使，包括仲裁庭超越管辖权和裁决并未解决当事人所提交的全部争议，即通常所说的超裁和漏裁。

二、管辖权异议的依据

（一）裁决程序中

概而言之，仲裁管辖权来自于当事人的协议以及法律规定对该协议效力的限制。从立法和实践来看，仲裁机构或仲裁员以及法院在确定仲裁管辖权时主要考虑下面三个因素：一是当事人之间有无签订有效、可执行的仲裁协议；二是争议事项是否具有可仲裁性；三是提起仲裁的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机构或仲裁员的受案范围内。而如果一方当事人试图否认仲裁管辖权，理由也主要出在这几方面，使仲裁管辖权足以成立的每一个因素和环节反过来都有可能成为当事人抗辩的理由，即：否认仲裁协议的有效性或可执行性、否认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否认争议事项属于仲裁机构/仲裁员的受案范围。

1，对仲裁协议的异议

仲裁协议是指双方当事人愿意把他们之间将来可能发生或者业已发生的争议交付仲裁的协议。它是确定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被称作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仲裁协议具有法律拘束力，一方面，仲裁协议是任何一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仲裁的依据，一旦发生仲裁协议范围内的争议，当事人不得单方就同一争议向法院；另一方面，仲裁协议也是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受理争议案件的依据，是仲裁机构取得管辖权的必要条件之一。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4条第3款明文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时必须提交仲裁协议；1976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第3条规定：申诉人提交的仲裁通知书应包括所根据的仲裁条款或另行规定的单独仲裁协议。可见，仲裁协议的核心作用是确立、保障仲裁管辖权。

对仲裁协议的异议主要是当事人提出仲裁协议是无效的或不可执行的。例如，在申请人东方电力安装股份公司与被申请人辽宁对销贸易公司的案件中，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双方没有约定明确的仲裁条款。双方在合同中约定的争议解决的条款为“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议，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如不能解决，可通过被告国对外贸易仲裁机关裁决。”被申请人认为对仲裁机关约定不明确，根据仲裁法第16条，该仲裁条款是无效的。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CIETAC）于2000年11月做出裁定认为，《仲裁法》第16条关于仲裁协议应当具有“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不仅包含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明确写明了仲裁机构的名称这种形式，还包含双方虽未写出仲裁机构的名称，但可以根据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合理确定出特定的仲裁委员会这种情况。否则，许多在实践中可操作的仲裁条款将因其措辞不够规范而无效，影响当事人实现以仲裁方式解决纠纷的愿望。本案中尽管双方当事人的所在国俄罗斯和中国目前都有多家涉外仲裁机构，但在本案合同签订的时候，即1995年3月和6月，中国的涉外商事仲裁机构只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一家，因此尽管仲裁机构的名称在仲裁条约中没有明示，但通过申请人提起针对中方仲裁的行为已将仲裁机构特定化，从而符合仲裁法第16条关于“选定的仲裁委员会”的要求，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具有管辖权。

还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和效力并无异议，但是对仲裁协议的当事人有异议的。申请人共荣火灾海上保险相互会社与被申请人青岛金岛海珍品养殖有限公司一案中，被申请人与三协会社于1996年6月签订了销售合同。后因货物有问题，申请人按照保险合同陪付给三协会社8，087，155日元，并取得代位求偿权。申请人因此依据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向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理由是被申请人与申请人从未签订过仲裁协议。

本案中，双方当事人对被申请人和三协会社之间存在仲裁条款没有异议，双方争议的问题是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在取得代位求偿权之后是否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对被申请人提起仲裁。本案的管辖权问题则转化为已取得代位求偿权的申请人能否享受原债权人所有权利，包括仲裁解决纠纷的权利。

仲裁委员会认为，合同债权转移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要保证原合同的当事人在合同中的地位不因某一方当事人的行为而得到改变。如果允许受让人在接受合同中其他权利的同时排除接受仲裁条款的管辖，则导致被转让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无法行使原合同中通过仲裁的方式解决纠纷的权利，因而改变了其在原合同中的地位，也违背合同法关于权利转移的基本原则。因此，在转让合同其他权利的同时唯独将仲裁条款排除在外是没有道理的。因而仲裁委员会认为，仲裁条款随着根据贸易合同和保险合同转移的追索权而转移，仲裁条款不仅约束原贸易合同的当事人，而且约束代为行使贸易合同中追索权的保险人和原贸易合同中相对于转让方的另一方当事人。在本案中，销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同时约束作为保险公司的申请人和销售合同的另一方被申请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都有权依据该仲裁条款提出仲裁申请。因而仲裁委员会对本案有管辖权。

2，对可仲裁性的异议

国际商事仲裁只适宜于一定特性的争议，这是各国仲裁法及相关国际立法都认可的原则，也就是说，对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的争议，并不见得都可以由仲裁员行使实体管辖权，仲裁员或法院首先必须确定有关争议事项是否在仲裁范围之内，可否通过仲裁方式解决，这就是所谓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问题。概言之，可仲裁性问题实际上是国家对仲裁范围施加的一种限制，即一些争议可以仲裁解决，而另一些争议却不能通过仲裁方式解决。1923年日内瓦《仲裁条款议定书》将仲裁协议事项限制在“商事问题或者其他可以用仲裁方式解决的问题”。1958年《纽约公约》则规定有商事保留条款。其缔约国可以声明“本国只对根据本国法属于商事的法律关系，不论是不是契约关系，所引起的争执适用本公约”，从而把非商事争执排除在适用《纽约公约》之外。大约37%的缔约国包括如美国、加拿大、韩国和中国这样主要的贸易国家采用了此项保留。可以看出，这些普遍性条约对可仲裁性与非可仲裁性的界限并未作具体划分，这是由于可仲裁性的背后是一国的公共政策，争议事项可仲裁性的概念实际上是对仲裁范围施以的一种公共政策限制。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出于本国公共政策的考虑，决定哪些问题可以通过仲裁解决，哪些问题不可以通过仲裁解决。根据仲裁制度本身特殊性和目前国际上通行做法，各国在确定仲裁管辖范围时，已形成几项原则：（1）仲裁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必须是平等主体；（2）仲裁事项是当事人有权处分的实体权利；（3）仲裁事项是民商事争议，一般表述为“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争议”。

关于可仲裁性问题，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纠纷，可以仲裁。”第3条规定：“下列纠纷不能仲裁：（一）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这两条分别以概括和列举排除方式界定了中国商事仲裁的适用范围。

涉及犯罪的刑事案件显然是不可以仲裁的，在CIETAC受理的案件中，就有当事人以此为理由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在申请人新博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KindFullLtd.一案中，申请人称其已向被申请人支付了303，000美元货款，但未收到合同项下的货物，因此要求被申请人退还其货款，并赔偿相应损失。被申请人认为，是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伪造提单和品质证书，骗取货款，已以诈骗案向洛杉矶警方和美国联邦调查局报案。因此，本案是一刑事案件，不是经济纠纷，不应提交仲裁处理。

仲裁委员会经审理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所订的是货物买卖合同，双方之间是货物买卖的民事法律关系；被申请人所称的货物装船人、交单人并非本案申请人或被申请人，并且，美国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是对货物的装船人、交单人的诈骗行为进行侦讯，而不是对本案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因其货物买卖合同所发生的争议进行审理。因此，这不能成为否定仲裁委员会依据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签订的买卖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而对他们之间在履行上述合同过程中产生的本案争议的管辖权的理由。因而仲裁委员会具有管辖权。

另外，《仲裁法》第77条又规定：“劳动争议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另行规定。”也就是说，将劳动争议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排除在商事仲裁范围之外，不适用仲裁法有关制度和规定，对此类纠纷适用另外的非商事仲裁制度。这主要是因为这两类纠纷与一般意义上的商事仲裁相比较具有特殊性，表现在：第一，对劳动争议的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一般都不需要事先签订仲裁协议，只要当事人一方申请，即可进行仲裁。第二，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的仲裁实行地域管辖原则，而不像商事仲裁当事人可以不按行政区划，任选一个仲裁机构受理案件。第三，劳动争议仲裁和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实行的是先仲裁后审判制度，当事人不服裁决，还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人民法院提讼，而不像一般的商事仲裁实行一裁终局制度。

3，对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异议

现代国际商事仲裁主要是机构仲裁，各国的仲裁机构可谓形形，机构林立。所有这些仲裁机构，出于种种原因，有的只受理国际或涉外的案件，有的只受理非国际或涉外的国内案件，有的则受理全部的国内、国际案件；有的把自己的受案范围限制在某一专门领域如专事海事、油脂与咖啡等农产品或工程等方面争议的仲裁，另一些机构则是综合性的，只要是可仲裁的争议均可提交其解决。仲裁机构在决定其对某一案件是否有管辖权时，必须要考虑到受案范围的问题，法院在决定是否强制执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时，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这个问题。

对这一问题，在仲裁立法中予以明确规定的国家并不多见，大多数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对本机构的受案范围则有所规定。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1条限定国际商会仲裁院的职能是以仲裁方式解决国际性的商事争议，但根据仲裁协议，仲裁院也处理非国际性商业争议；1994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仲裁中心仲裁规则》未规定受案范围，该中心不仅可受理国际上私人间的知识产权争议，也可以受理其他争议。

仲裁机构应当遵守自己的受案范围，即使该范围是仲裁机构自己划定的，对其仍有强制力。仲裁机构受理了权限以外的争议，对方当事人有可能认为该争议对该机构来说是不可仲裁的，该机构不具有管辖权。根据《纽约公约》第2条、第5条或有类似内容的法律，对这种裁决法院可拒绝承认和执行。

中国曾经是实行双轨制的仲裁制度：CIETAC受理涉外或国际性经贸争议，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专事处理海事争议，而其他三千多个国内仲裁机构主要受理无涉外因素的国内纠纷。而1996年6月8日国务院办公厅的《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1996〕22号）打破了仲裁的双轨制。其第3条规定：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受理国内仲裁案件；涉外案件的当事人自愿选择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仲裁的，新组建的仲裁委员会可以受理。这意味着新组建的仲裁机构的受案范围扩大为综合性的，涵盖民事、经贸、海商等纠纷，无论是国内的还是涉外的。在这种情况下，CIETAC也开始谋求成为综合性仲裁机构，在它的2000年仲裁规则中，其受案范围也扩大到“当事人协议由仲裁委员会仲裁的其他国内争议”。可见，尽管对此褒贬不一，中国仲裁制度的双轨制已在事实上融合。

上述三点是法院或仲裁员确定仲裁管辖权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但这并不是绝对的，确定仲裁管辖权时，根据争议的具体情况，可能还有其它的一些实际因素需要考虑，比如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也是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一个重要依据。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二）裁决做出后

在裁决做出以后，当事人对裁决提出异议要求撤销时，或者要求承认与执行仲裁裁决时，法院同样要考虑管辖权的问题。这一阶段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依据除了上述理由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仲裁庭没有恰当行使管辖权，出现了超裁或者漏裁的情况。仲裁庭超裁，意味着仲裁庭虽然有权仲裁某一纠纷，却以超越权限的方式对某些事项做出裁决。比如，仲裁庭就当事人未交付仲裁的事项或者虽提交仲裁但在仲裁协议范围之外或仲裁范围之外的事项做出裁决，或者仲裁庭没有按照当事人的授权及法定的权限做出裁决；仲裁庭漏裁意味着仲裁庭只是部分地解决了当事人提交的争议，还有部分仲裁请求没有获得解决。

无论是在国内仲裁法中，还是在国际商事仲裁公约中，仲裁庭恰当行使管辖权，不得超裁或漏裁都被置于重要的位置。在法国，当事人在法国法院可对仲裁裁决提出异议的不多的几条理由中，有一条即为“仲裁员未依照其任务进行裁决”。中国1994《仲裁法》第58条中规定“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当事人可以向法院申请撤销。美国联邦仲裁法中规定的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也有一条就是“仲裁员超越权力或者没有充分运用权力”。德国、英国、俄罗斯等许多国家的仲裁法均有类似规定。1958年《纽约公约》中也规定，如果证明：“裁决涉及仲裁协议所未曾提到的，或者不包括在仲裁协议规定之内的争议；或者裁决内含有对仲裁协议范围以外事项的决定”，可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和执行该项裁决。公约还进一步规定，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内事项的决定，如果可以和对于仲裁协议范围以外的事项的决定分开，则该部分的决定仍可予以承认和执行。

三，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

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庭的管辖权提出异议，由谁来裁判这一异议呢？这在提起仲裁申请阶段和裁决做出后的阶段都比较好判断，因为这两个阶段都属于司法阶段，当事人通常都是直接向法院提出有关仲裁管辖权的异议。例如，一方当事人在另一方当事人提起仲裁时，因对仲裁管辖权有异议而拒绝参加仲裁，且直接向法院要求法院对异议做出决定；在裁决做出后，当事人也可能以仲裁庭不具有管辖权为由，向法院提出撤销裁决之诉。在这两个阶段当然只能由法院来行使管辖权。但在裁决进行过程阶段就比较复杂了，是由仲裁庭本身、仲裁机构，还是由管辖法院来判断呢？这就是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管辖权问题。大多数国家的仲裁立法都采取了管辖权/管辖权理论，即由仲裁庭来决定自己对特定案件有没有管辖权。在中国，情况就要特殊一些了。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分两个层次，一是司法程序和仲裁程序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二是仲裁庭和仲裁机构各自权限的划分问题。

（一）管辖权/管辖权，司法程序还是仲裁程序

中国仲裁法中的有关规定只有第二十条：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或者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做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这个法律规定还是有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中国仲裁法中没有明确提到管辖权异议，而代之以对仲裁协议的异议，这是不全面的。如果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本身没有异议，但就争议事项的可仲裁性，或受案仲裁机构的权限而提出管辖权异议，如何处理似乎从《仲裁法》上找不到依据。在这个问题上，CIETAC加以了补救，其仲裁规则关于管辖权抗辩使用了“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的用语，显然是同意仲裁案件管辖权的抗辩不仅仅是仲裁协议的效力问题。即使是只谈仲裁协议，仲裁法第二十条也是不完整的，它只规定了当事人可以请求就“仲裁协议的效力”作决定，而没有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所产生的异议问题做出规定。第二，从这条规定的本身来说，它也规定得过于简单，不具备应有的操作性。它表明，目前中国的法律制度承认仲裁机构有权决定自己对特定仲裁案件是否有管辖权，但同时认为法院的决定具有优先的效力。这实质上是一种折衷方案，而且没有具体表明折衷的结合点和分界点。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法释〔1998〕27号）《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所反映的也是这种折衷的思路，但操作性更强一些。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三点规定：

“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机构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另一方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如果仲裁机构先于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并已做出决定，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如果仲裁机构接受申请后尚未做出决定，人民法院应予受理，同时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

这一司法解释的第四点规定：

“一方当事人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申请仲裁，另一方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请求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并就合同纠纷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人民法院受理后应当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仲裁协议有效或者无效的裁定后，应当将裁定书副本送达仲裁机构，由仲裁机构根据人民法院的裁定恢复仲裁或者撤销仲裁案件。

人民法院依法对仲裁协议做出无效的裁定后，另一方当事人拒不应诉的，人民法院可以缺席判决。原受理仲裁申请的仲裁机构在人民法院确认仲裁协议无效后仍不撤销其仲裁案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

该司法解释的用意是要解决仲裁机构与法院之间可能出现的决定管辖权的管辖权冲突，以及两者就同一管辖权争议的决定的实质性冲突，弥补仲裁法规定之不足。但是，试想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仲裁地在外国，且为临时仲裁，但案件被申请人是中国国内公司，该被申请人在国内法院要求确认有关仲裁协议无效，人民法院将如何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裁定书副本如何送达哪一个仲裁机构？由此可见，该司法解释针对的主要是国内仲裁和机构仲裁。在纷繁复杂的经济贸易交往中，我们不能也不应只考虑到国内的机构仲裁而无视临时仲裁和其他国家特别是西方仲裁业发达国家的国际仲裁。

（二）管辖权/管辖权：仲裁机构还是仲裁庭

在机构仲裁中，出现管辖权纠纷，是由仲裁机构还是由仲裁庭来决定呢？尽管仲裁机构与仲裁员的出发点和利益是一致的，都是要公平合理地解决争议，包括程序问题的争议。在机构仲裁中，当事人约定提交仲裁机构解决的争议都最终是由仲裁员来处理，两者之间是同一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两者作为不同的法律主体，又有各自独立之处，比如，仲裁庭独立公正审理案件时，尤其是审理实体问题时，仲裁机构无权干预，因而两者之间也有不完全同步的地方。所以，究竟应由仲裁机构或仲裁庭来对仲裁管辖权争议做出决断，也是存在争论的。大多数国家都承认仲裁庭有权调查对自身提出的管辖权异议，其原因是这是仲裁庭固有的权力，是仲裁庭能正常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基本权力。如《欧洲国际商事仲裁公约》第5.3条规定，仲裁庭能够决定仲裁协议是否存在，有权对自己的管辖权做出决定。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16条第1款规定：“仲裁庭可以对其自身的管辖权包括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或效力的任何异议，做出决定。”相比之下，中国规定由仲裁机构来决定对管辖权的异议，是比较特殊的。

《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委员会做出决定；CIETAC2000年规则第4条也规定，仲裁委员会有权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以及仲裁案件的管辖权做出决定。

中国的这种独特做法遭到国内外法学界和仲裁界的广泛批评。

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也有其合理的一面：首先，由仲裁委员会来做出管辖权决定，能够保持一个机构内所有的关于管辖权问题的决定的一致性，避免不同的仲裁庭对相同或类似的情形做出不同甚至矛盾的判断和结论；第二，在仲裁庭组庭之前，当事人很可能就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问题。这时候，当然只能由仲裁委员会就这一问题根据表面证据做出决定，以使仲裁程序能够继续进行下去；第三，组庭之后，实际操作中，都是由仲裁庭对实体问题做出审理，仲裁委员会都是在仲裁庭实体审理的基础上，按照仲裁庭的意见，以仲裁委的名义做出管辖权决定罢了。既不会出现仲裁委“难以或无法”做出决定，也不会出现仲裁委的决定和仲裁庭“自相矛盾”的情况。

四、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的提出

（一）管辖权异议提出的主体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异议由谁来提出？当事人毫无疑问是提出异议的主体。在仲裁程序中，通常是被申请人提出管辖权异议，否定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管辖权。裁决做出后，在裁决的异议和撤销阶段，通常由撤销申请人提出；在裁决的承认与执行中，通常由被申请执行人提出。

问题是在双方当事人都未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情况下，仲裁机构或仲裁庭可否主动依职权提出管辖权异议，主动否定自己的管辖权？

实践中有过这样的案例。在“地球洋”轮定期租船合同争议案中，双方约定在上海提交仲裁，CIETAC上海分会向申诉人说明海事争议应向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但申请人坚持在上海分会仲裁，被申请人应诉且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CIETAC还是以租船合同纠纷属于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管辖为由指令上海分会撤销该案。中国政府曾规定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是受理海事纠纷的专门机构，虽然理论上经济贸易争议包括海事争议，但习惯上CIETAC不受理海事争议。虽然当事人没有提出管辖权异议，但争议的可仲裁性及仲裁庭或仲裁员行使管辖权不得违背仲裁地、裁决执行地的公共政策不因当事人无异议而可以改变，上海分会越权管辖所做出的裁决完全有可能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为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劳动，也出于维护仲裁机构和仲裁庭的声誉考虑，仲裁机构和仲裁庭应当可以主动提出管辖权异议，中止仲裁程序的进行。

（二）管辖权异议提出的时限

国际商事仲裁程序开始后，无论是申请人还是被申请人，如果对仲裁机构或仲裁庭的全部或部分管辖权有异议，应及时提出，这是大多数国家仲裁法和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所要求的。毫无疑问，当事人及时抗辩管辖权的权利，有助于保证仲裁程序在尊重当事人意愿及法律规定的基础上进行，也有助于仲裁庭及时确定自己的管辖权，以免无谓地浪费当事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概括来说，当事人提出管辖权抗辩的时限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第一次实体答辩之前，瑞士《关于国际私法的联邦法》第186条规定，对仲裁庭管辖权的任何异议必须在任何实体答辩前提出。

2，第一次开庭之前，中国《仲裁法》第20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如前所述，管辖权问题不仅仅局限于仲裁协议的效力，这一规定缺乏完整性。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有所改进，其第6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及/或仲裁案件管辖权提出抗辩，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

3，分别异议类型规定不同的时限。以《示范法》为典型，其第16条规定，有关仲裁庭无管辖权的抗辩不得在提出答辩书后提出，但有关仲裁庭超越管辖权的抗辩，应在仲裁过程中知悉出现越权的事情后立即提出。

4，不规定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限，如国际商会仲裁院1998年仲裁规则中就没有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存在、效力或范围提出异议的时限。

试观中国仲裁法的规定，“对仲裁协议的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对不开庭的案件怎么办？仲裁法第39条后半段规定，“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可以根据仲裁申请书、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做出裁决”。对这种不开庭而书面审理的案件，当事人提出管辖权异议的时间问题就不能适用仲裁法第20条来解决了。

对这一问题，CIETAC2000年仲裁规则的解决办法是，要求当事人在第一次提出实体答辩前提出管辖权异议。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如果当事人(被申请人）不提交书面答辩，甚至也不提交任何书面意见的，它是否有权在仲裁程序尚未结束之前任何一个时间点提出管辖权异议呢？已有的明文规定似乎不能阻止他这么做。

笔者认为，关于管辖权的问题只宜一次性解决，不应因为当事人的要求或仲裁员或仲裁机构的原因而得到重新考虑，更不应变更过去的决定。司法程序中，有很多关于程序问题的决定是不允许上诉的，因为有的程序决定是针对程序步骤的时限的，一旦做出，必须立即生效，不可能延后生效，因为时间本身是永不停息前进的，而且允许上诉会使程序的总时间不可避免的延长，而且可能造成程序的混乱。仲裁程序和司法程序作为两种解决纠纷的方式来说，无论选择哪一种，其实体裁判不应该不同，当事人的实体权力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即使少数管辖权决定是值得怀疑的，也不会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造成任何损害。相反，如果允许当事人可以不停地找出新理由对管辖权决定提出挑战，要求反复作决定，其后果只能是程序权力被滥用，正常程序被延误，当事人遭受额外经济和时间方面的损失，不合理地增加解决争议的成本。

《仲裁法》第58条、63条、70条和71条规定，没有仲裁协议（仲裁条款），或者裁决的事项不属于仲裁协议的范围或者仲裁委员会无权仲裁的，也就是说，没有仲裁管辖权的，仲裁裁决将被法院撤销或不予执行。这就意味着仲裁程序结束后，当事人（主要是败诉方）还有机会对仲裁管辖权提出异议。这在事实上是抵消了关于管辖权异议的提出的时间上的限制。只要当事人愿意，就能利用这种条款产生拖延实质争议解决的作用。英国法律谚语中由“延误的公正等于不公正”（Justicedelayedisjusticedenied)之说，这种做法似乎和各国民事程序法理论所强调的效率目标是相矛盾的。但是包括纽约公约在内，各国立法都赋予仲裁地法院和仲裁裁决执行地的法院审查仲裁管辖权纠纷的最终权力，无论其他机构或仲裁庭是否审查过这一问题，还得重新再审一次。这种审查，意味着诉讼程序的重开，意味着当事人和有关机构的人力、精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

参考书目：

朱克鹏著《国际商事仲裁的法律适用》，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宋连斌著《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宋航著《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赵健著《国际商事仲裁的司法监督》，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韩健著《现代国际商事仲裁法的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版

杨良宜著《国际商务仲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张艳丽著《中国商事仲裁制度有关问题及透析》，中国工人出版社，2000年版

《国际商事仲裁文集》，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98年版

赵秀文编《国际经济贸易仲裁法教学参考资料》，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高菲著《中国海事仲裁的理论与实务》，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谭兵主编《中国仲裁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

第4篇：经济纠纷裁定书范文

关键词：民事诉讼；限制出境；执行

一、民事诉讼视角下限制出境的制度定位

民事诉讼中的限制出境是指在民事诉讼中，为保证民事案件的顺利审理和将来生效裁判的顺利执行，人民法院应当事人的申请，对有未了结民事案件的当事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依法决定限制其在一定期限内不得限制出境的一种措施。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限制出境措施的性质。

（一）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制度适用于整个诉讼阶段

从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55条的规定看，限制出境制度是针对被执行人而采取的，即相关民事诉讼已结束，或判决或调解，案件已进入执行阶段。根据该条规定，法院不能据此在诉前或诉中采取限制出境。但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第二十三条第二款以“有为了结民事案件”为由限制外国人出境的规定，“未了结民事案件”显然是以案件正在进行为前提的。结合最高院及其他部门联合的《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问题规定》来看，在案件立案后，人民法院也有权决定限制出境。在实践中，对于法院是否可以允许诉前申请限制出境的做法，实践中理解不一，显然，在法律的规定中找不到依据，笔者认为，从实践需要出发，参照诉前财产保全、海事强制令的做法，如果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其权利将会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应当允许其在诉前申请限制出境。由此可见，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不限于执行阶段，应适用于整个民事诉讼中。

（二）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措施是执行措施

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措施是执行措施，而不是执行依据或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首先，现行民事诉讼法将限制出境规定在执行措施一章，很明显执行阶段的限制出境措施属于执行措施的范畴；其次，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是指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过程中为保障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对实施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所采取的强制手段。从目的来看，两者都是为了保障民事审判和执行活动的顺利进行。但两者的区别也很明显：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是法院依职权而采取的，而限制出境措施的采取一般是以当事人的申请为原则；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可针对任何妨碍民事诉讼的人，限制出境措施一般只针对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民事诉讼明确列举了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并没有提到限制出境，而是在执行中单独将限制出境列为一条，可见，限制出境与妨碍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也有所区别。

（三）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措施不同于诉讼保全措施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港澳台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6条在“关于诉讼保全和其他强制措施”中对限制港澳当事人出境作出了相应规定，但该条并没有将限制出境归类为诉讼保全措施，而是将其作为诉讼保全之外的其他强制措施。可见，其与诉讼保全措施不同。

1.限制出境与财产保全不同。两者存在指向对象的区别，限制出境是针对被申请人的出境行为作出的，而财产保全是针对被申请人的财产作出的，显而易见，限制出境不属于财产保全的范畴。

2.限制出境与行为保全不同。（1）行为保全是指法院根据利害关系人的申请，或依职权，强制被申请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强制措施，被申请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义务来源于法律或当事人约定，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并没有关于行为保全的规定。而限制出境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案件的顺利审理或将来有效裁判的执行，对被申请人限制出境只是达到此目的的一种手段，不以被申请人负有不得出境的法定或约定义务为前提。（2）行为保全措施的采取将使当事人双方争议的法律关系处于暂时确定的状态，而限制出境措施却不能产生当事人之间争议的法律关系暂时确定的效果。（3）对于行为保全措施，即使当事人拒绝履行，申请人仍可以通过法院的强制行为来达到目的；而对于限制出境措施，如果没有被申请人的主动配合，其目的就难以实现。

笔者认为，民事诉讼视角下的限制出境是一种间接地保障案件顺利审理和裁判有效执行的措施，其形式具有裁判性，目的具有保障性，应将其定位为兼具保全措施和制裁措施特征的一种特殊的强制措施。

二、民事诉讼中限制出境制度的立法缺失

（一）对限制出境措施法律依据现状的评价

现行民事诉讼法第255条的规定确立了我国民事诉讼执行程序中的限制出境制度。但是该条只规定了在执行程序中，当事人可以申请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对在民事诉讼的其他程序中是否也可以限制出境没有规定。且该条只是原则性的规定，过于简单，缺乏可操作性。

此外，《关于依法限制外国人和中国公民出境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审理港澳经济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及《关于转发公安部的通知》等法规，从司法解释的角度对限制出境制度的程序作出了相关规定，部分解决了限制出境适用的程序问题，但其法律效力层次相对较低。且《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规定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司法解释，不能作为限制出境措施适用的主要依据，只能作为程序上的参考。

可见，我国法律、法规和相关司法解释对限制出境的规定比较零散，且过于原则和笼统，对限制出境的法律性质和必要的程序没有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实践中做法比较混乱，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不仅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性与严肃性，并且容易造成外交争端。

（二）我国法律关于限制出境的规定存在的问题

1.被限制出境的人员范围不明确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入境出境管理法》没有具体规定被限制出境的人员范围，司法实践中，公安、边防机关只是根据法院的通知对有关人员限制出境。在案件当事人是自然人的情况下，对其限制出境没有争议。但是，当案件当事人是法人或其他组织时，就会产生分歧。

2.限制出境的文书形式混乱

由于对限制出境没有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各地法院适用的文书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法院认为限制出境属于保全措施，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必须经过合议庭评议并适用裁定书的形式；还有的法院使用通知书、决定书的形式，甚至还有法院使用强制令来限制出境。

3.缺乏对被申请人的救济

限制出境涉及到被限制出境人的人身权利，如错误适用可能对其合法权益产生损害，而现有法律并未设立相应的救济制度来保障被限制出境人的合法权益。

三、民事限制出境制度的完善

（一）把握好限制出境的适用原则

由于限制出境，特别是限制外国人出境涉及到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被限制出境人多数会寻求本国驻华使领馆的干涉，导致限制出境掺杂了政治因素，因此对限制出境的采取应当慎重，从严把握。应坚持两项原则：（1）严格依法原则。限制出境是限制人身自由的一种强制措施，应严格适用，依法采取，从严掌握。要依法审查申请人的申请是否符合限制出境的适用条件。（2）及时有效原则。实践中，很多外国当事人在境内停留的时间很短暂，因此法院应及时采取限制出境，以免贻误时间。

（二）明确限制出境的适用条件

限制出境措施的适用应具备以下条件：首先，申请人对案件有胜诉的可能性；其次，被申请人在大陆境内没有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对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如果资不抵债，应按照我国公司法及有关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规定处理，不应对其采取限制出境。再次，必须情况紧急，如不采取措施，将导致案件无法继续审理或判决无法执行。最后，当事人申请的，应提供有效担保。担保数额，应以被申请人可能遭受的损失为限。

（三）明确限制出境的人员范围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关于涉外经济审理若干问题的意见》（粤高法[1999]56号）规定限制出境人员的范围是当事人（含第三人）或者当事人的法定代表人、业务主管人员或非法人组织的业主、负责人。该意见规定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泛的。笔者认为：由于限制出境涉及人身自由，如果适用不当，可能引发外事纠纷，宜从严把握。应当尽可能缩小其范围。但也要考虑法院采取限制出境的目的，即为了保障案件顺利进行审理和判决的有效执行，所以，可限制出境人员的范围应不限于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是负责人。对于在我国境内无可供执行的的财产，又不能提供担保，且法定代表人又不在我国境内的单位或者其他组织当事人，可以对该单位或者其他组织的其他成员，如股东、董事、主要业务经办人员及承包经营人采取限制出境措施。

（四）完善限制出境措施的救济

若适用限制出境出现错误时，可能会导致被申请人遭受损失，因此，应完善救济制度，保障被申请人的合法权益。首先，申请人在向法院提出限制出境的申请时，应当提供必要的担保，担保数额应当以被申请人可能因错误的限制出境而遭受的经济损失为限。申请人拒绝提供担保的，法院有权以口头或者书面形式驳回申请人的申请。以口头形式作出的，应当记入笔录。但是，如果情况紧急，申请人确有证据证明被申请人抽逃出资，转移公司财产或者其他足以影响案件审理执行的，申请人可以申请缓缴保证金。其次，在法院决定采取限制出境措施后，被申请人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全部债务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解除限制出境措施；被申请人提供充分、有效的担保或者经申请人同意的，人民法院可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解除限制出境措施。最后，财产保全、海事强制令等均允许当事人复议，而限制出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身自由，更应当赋予被申请人申请复议的权利。笔者认为；被申请人可以在收到限制出境决定书起三日内向作出决定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法院复议期间不停止决定的执行。

参考文献：

[1]邓锐：《涉外民商事诉讼中限制出境措施的采取及完善》，山东法院网，2011-10-18。

[2]杜以星：《关于限制出境的调研报告》，顾问律师网。

[3]许俊强：《限制出境在民事诉讼中的理论与应用》，中顾法律网。

[4]周雄：《执行中适用限制出境措施存在的问题及建议》，汕头法院网，2007-11-15。

[5]胡晓东，熊燕：《对当事人提出限制出境申请应如何审查》，人民法院报，2010-2-10。

[6]杜利军：《民事执行限制出境制度探析》，郑州法院网，2010-8-26。

第5篇：经济纠纷裁定书范文

执行案件“三清理”活动的工作报告

马国伟刘金刚

为了贯彻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和全国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长座谈会确定的工作任务，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在全国法院开展“执行案件三清理”活动，以切实解决执行积案逐年增多、执行率逐年下降的问题。对此，我院从讲政治、维护司法公正的高度，以确保社会稳定为前提，在进一步推进人民法院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的同时，不断规范执行秩序，进一步加大执行力度，强化执行措施，积极开展工作，最大可能地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实现，取得了初步成果。为更好地接受人大的监督，现将我院前阶段执行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阶段执行工作基本情况

⒈制度先行，规范运作。按照上级法院关于“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工作的部署和要求，我院积极组织干警学习、研究有关规定和文件，参照《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权内部运行机制改革实施方案》和《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权运行机制操作规程（试行）》，结合我院执行工作的实际情况，于××年末制定了《勃利县人民法院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实施细则》及项相应的规章、制度。今年，我们对这些规章、制度又进行了修改完善，使之在执行工作中更具操作、更具合理性。在执行新的执行机制同时，我们按照上级法院的统一部署和要求，今年又集中清理了未结执行案件、执行款物及执行案卷，制定了《勃利县人民法院执行局集中清理未结案件、款物及案卷活动的方案》和“三项清理”工作推进表，并成立了以张涛副院长任组长、马国伟局长任副组长的“三项清理”活动的领导机构，重点对实体未结的执行案件，进行了分类、梳理，以庭为单位，分片包干，集中会战。另一方面，对重点案件，难点案件，报请市中级法院执行局申请提级、交叉、公告执行。

⒉充实力量，提高素质。院党组充分考虑了执行队伍的配备结构，本着审判和执行并重，加强执行队伍建设的原则，对执行队伍进行了充实和调整。目前，我院执行局在编干警人，内勤人，司机人，共人。设置了执行一庭和执行二庭。配置了三台警用车辆，装备了四套微机、两套打印机和一部传真机。使执行队伍的人员结构和装备基本达到了执行工作的要求。为了能胜任执行工作，我院在组织全院干警集中学习政治理论和业务知识的同时，执行局还自行利用每周五下午，组织执行干警学习执行工作的相关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讨论个案的执行方案，以确保执行干警在工作中能够准确地运用法律规定，合理地使用强制措施，依法开展执行活动。

⒊规范管理，严肃纪律。我院对申请执行的立案，规定由立案庭统一受理，实行微机管理。立案庭的接待人员在办理申请执行立案时，向申请执行人送达、解释《勃利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风险告知》和《执行程序当事人举证须知》，填写流程管理信息表，将案件移送执行局。由执行局的内勤对所移交来的案件进行登记，填制执行案件审批表，分别建立执行实施案卷和执行裁决案卷，执行程序“双轨运行”模式开始。按着被执行人的住所地和执行案件的辖区划分，实施案卷分转执行一庭或执行二庭，裁决案卷则分转到执行二庭或执行一庭，由庭长签批给承办人。即同一个案件的实施权和裁决权分庭、分人行使。按着“实施细则”的规定，负责裁决案件的执行员和庭长，均有义务协助局长监督执行实施案件的进程；规范执行实施操作程序；审查执行实施案件的报结；债权凭证的发放和卷宗归档等工作。执行实施案件不再是承办人一人说了算，而是在本庭庭长、同一案件裁决承办庭和局长的监督之下执行。每一位执行员，即承办实施案件，接受监督，又在承办另一个庭的裁决案件，并对其实施案件进行监督。与此同时，在对案件采取强制措施方面，严格了审批把关制度和法律文书“签批”制度，将执行工作管理逐步推向了规范化和制度化。

⒋调查分析，摸清底数。今年月份，我院执行局组织专人，在局长马国伟的领导下，将今年月末以前的实体未执结的债权凭证案件、类重点案件，执行款物和案卷进行了清理。年以前执行局共受理案件件，法定事由中止件，其余件执结、归档，执行款物均已结算，案卷无丢失；年度受案件，执结、归档件，未归档件，其中法定事由中止件、债权凭证件，执行款物均已结算，案卷无丢失；××年度受案件，执结、归档件，未归档件，法定事由中止件、债权凭证件，执行款物均已结算，案卷无丢失；××年度受案件，执结、归档件，未归档件，其中债权凭证件，仅（）勃法执字第号案件执行回款万元，因为有佳木斯市中级人民法院意见函，尚未支付申请执行人，案卷无丢失；××年截止十月份，受理案件件，结案件，含债权凭证件，未结件。在摸清了底数后，我们一方面进行梳理、分类，一方面组织干警集中会战。对件涉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件涉乡镇政府和村委会案件、件涉法访案件，院长重点过问，主管院长总体抓，执行局长亲自抓，层层负责。院党组提出，执行积案不管因何种原因造成的，均不得隐瞒不报，否则，一经发现，严肃追究责任。全局干警积极行动。

经过我们的努力实践，以执行权改革和“三清理”活动为重点的执行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执行权受到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执行裁决权与执行实施权的分权行使，改变了传统运行模式中案件由个人决定、执行权力过度集中，缺乏有效监督和制约的弊病。二是执行程序进一步规范。执行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管理方面迈出重要步伐。从制度上预防和杜绝了随意执行、违法执行的可能性，切产体现了执行活动的公开、公正、文明和高效。三是执行效率得到了明显提高。年初以来，执行受案件（含上年旧存），执结年，执行率为，同比提高个百分点。四是执行队伍整体素质得到了提高。执行法官能够集中全力研究法律和适用法律，队伍职业化建设得以推进。实行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后，调动了执行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形成了你追我赶的良好工作态势。五是执行效果进一步增强。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了执行程序环节，执行工作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和关注。执行为民的各项措施受到了普遍欢迎和肯定。

二、目前法院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及遇到的困难

经过我们认真地研究分析，认为形成执行难的局面，从主观方面来看，不排除执行人员队伍中个别的同志业务水平尚不能完全适应执行工作的需要，执行方式、执行艺术、适用法律和措施以及工作灵活性欠缺。这方面通过自身的努力能够得到较好地解决。从客观方面来看，由于受经济大环境的影响，执法环境不好，加之立法滞后，部分当事人法律意识淡簿等等，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因素。从我院执行局执行积案统计分析来看，年度案件实体结案率是％，债权凭证和中止案件占受案％；××年度案件实体结案率是％，债权凭证和中止案件占受案％；××年度案件实体结案率是％，债权凭证占受案％；××年截止月份（不含上年旧存案件）案件实体结案率％，债权凭证和未结案件占受案％其中：涉及乡镇政府、村委会的案件，机关、厂矿为被执行人的案件逐年增多。法院的裁判文书执行不了，成了一纸空文，演化成法院打白条子，失信于民，更严重的是法律丧失了尊严，给法院形象造成极大的损害。长此以往，人民群众对法律不信任，对党和政府不满意，后果十分严重。

从我院实际执行工作中，我们认为造成执行难的客观因素突出表现在：

（一）被被执行人属于自然人的执行案件。

这类案件大多是民间借贷案件、损害赔偿案件、离婚案件和劳动争议仲裁案件。

⒈被执行人走死逃亡。在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及仲裁机关的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后，被执行人失踪、逃匿的现象十分普遍。他们的的财产在肇事后，案件受理前被转移、变藏、隐蔽、私分。在进入执行程序后，被执行人失踪、逃匿，有意逃避法院执行人员。即使被法院执行工作人员找到，处以行政拘留后，再次逃匿，法院无处可找。申请执行人情绪激烈，怨声很高，甚至吵闹、漫骂，上访告状，而法院又无法马上解决，因此造成社会不稳定，这类案件在积案中所占的比例很大。

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这是指被执行人故意使财产转移合法化，以逃避法院的执行。例如××年我院刑事审判庭处理一起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被执行人宋连成以低债的形式，在事故后、诉讼前，将自有的平方米砖木结构的房屋过户给了他的亲家梁严献，一段时间案件不能执结，申请执行人在法院吵闹、漫骂，并到处上访。××年市中级法院民事一庭改判的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也是在事故后、诉讼前，被执行人与妻子办理了离婚，并把私有房屋过户给其姐姐低债，被执行人郑子君也把自己的房屋过户给了儿子郑绪刚，规避执行。该案到我院申请立案，进入执行程序后，致使高达万余元的赔偿款无处追偿，受害者终日瘫患于家中，妻子整日以泪洗面，家境非常凄凉，儿子还在上学，多次来院哭闹、上访。

⒊当事人钻法律空子。尽管法律对拒不执行法院生效裁决的当事人规定了严格的处罚措施，但当事人隐匿财产后，任凭法院予以拘留也有钱不给，法院又调查不到可供执行的财产，造成无法执行。这种现象十分典型。

⒋仲裁机关的裁决过于草率，仲裁结果脱离实际。如我院执行局有这样一个案件，一矿工井下作业因公受伤，仲裁机关审理后裁决该矿赔偿矿工医疗等费用万余元，由于矿方未及时提起民事诉讼，致使仲裁裁决书发生法律效力，矿方意见经查亦合理合情，但执行的依据是仲裁裁决书，双方争议较大，给执行工作带来了困难。

（二）被执行人是企、事业机关法人、乡镇政府、村委会的执行案件。

这类案件多为经济纠纷案件。

⒈资金体外循环，不入帐户。例如有一案件，被执行人是某电机厂，我院执行人员在该厂所在地银行查询其帐户，均未查到资金。根据当事人举证该厂资金雄厚，但法院查遍各银行，均未查出帐户存款。后经该厂内部人员暗中透露，该厂的几个帐户均设在哈尔滨市内。本地银行帐户只是该厂的空头帐户。他们利用资金体外循环达到抗拒法院执行的目的。

⒉法律意识淡簿，不配合法院的工作。有义务协助法院执行工作的单位、个人不配合、不协助，暗地串通，庇护被执行单位。例如我院执行局派员在一银行查询某厂帐户资金时，在执行人员对该银行行长说明来意，要求行长在协助查询通知书上签批时，此行长却借故将此信息透露其下属，几分钟后，某厂帐户的几百万元一扫而空。金融部门为企、事业单位及个人通风报信很普遍，他们也很自得

⒊被执行人单位领导有个别的是人大代表、党政官员，特殊人物，再加上特殊身份，由于本位主义严重，考虑小集体利益，对待生效法律文书，采取消极蔑视态度，软硬不吃，拒不执行。

⒋法律不完备，有关部门配合不够，造成案件无法执行。如一交通肇事担保案件，在交警队担保文书写明只在交警队有效，而案件到法院判决后移交执行时，保人却不负责，当事人又逃走，致使案件执行不了，造成申请执行人上访、闹访。

上述客观因素只是造成执行难的主要原因。

三、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的安排

为进一步很好地解决执行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确保司法公正，维护社会稳定，为我县招商引资发展非国有经济提供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借全国法院开展的执行权运行机制改革和执行案件“三项清理”活动的契机，我院将采取以下工作措施：

⒈要牢固树立司法为民、执行为民的理念。将亲民、便民、为民贯穿于执行工作全过程。恤民情、体民意、解民忧，充分兼顾各方当事人和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选择运用最恰当的执行方式方法，切实提高执行的质量和效率，力争做到“三个最大限度”，即最大限度地实现债权人的债权，最大限度地降低权利实现的成本，最大限度地依法维护执行案件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⒉进一步加强执行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把制度建设放在规范执行秩序、改变执行队伍形象的高度认识，并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执行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来抓。要建设执行指导制度、执行案件的查询和说明制度，执行财产的中报审计制度，规范以案件流程管理制度、催办和定期上报制度、执行救济制度等。

⒊进一步加大执行工作力度。运用多种手段采取超常措施，实施更加强有力的办法解决“执行难”这一突出问题，集中警力，加大执行力度，利用舆论媒介公开曝光，采取提级、交叉执行，对被执行人施以强大压力，促使其履行义务。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对于被执行人违反公告期限、拒不履行义务的行为，一经发现或举报查实，依法予以严厉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公安机关追究其拒不履行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书的刑事责任。在全县范围内向被执行人发出通告，限期执行，超过法定或指定期限拒不履行者，运用一切必要手段，依法强制执行。副局长、庭长分片包干，具体案件任务落实到承办人。对执行积案按干警的工作能力，案件疑难程序，实行包干执行。及时总结分析典型经验，以点带面，促进执行。

⒋努力营造良好的执行环境。执行工作牵涉面广，社会反映强，我院要积极依靠党委领导，自觉接受人大监督，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执行环境，确保执行工作顺利进行。将协助配合执行工作做为依法、依法行政和综合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要求各有关单位、部门的负责人在增强法律意识、自觉遵法守法的同时，以协助、配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为己任。对不协助、不配合法院执行工作的，对拒不履行义务的，给予必要的追究。调动起申请执行人主观能动性，拓宽执行工作渠道，提高办案效率，做到早受理，快结案。

⒌进一步加强执行队伍建设。提高执行人员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加强教育培训、业务交流和理论研究，不断提高执行人员的职业道德休养。一如既往地把抓好廉政建设作为重中之重。针对执行荼高难度、高风险、高诱惑的特点，从严教育、从严管事、从严监督，既要注意树立先进典型，弘扬司法正气，也要加强整体教育，做到警钟长鸣。严格执行《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纪律处分办法》和《关于严格执行＜法官法＞有关惩戒制度的若干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