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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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范文

法定代表人有年龄限制，法定代表人要求是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以要是十八周岁以上的成年人。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十八条，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2篇：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范文

关键词：民事责任；责任能力；过错责任；民事法律主体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

（一）关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含义的不同界定

1．不法行为能力说。持此学说的学者认为“然人对其实施的不法行为承担民韦责任的资格或能力、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责任能力。”

2．意思能力说。该认为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其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并且预见其违法行为结果的心理能力，亦即关于违法行为的意思能力。

3．识别能力说。认为民事责任能力是“足以辨识自己的行为结果的精神能力”。

4．广义民韦行为能力说。“通说为，自然人的民韦行为能力是自然人能够以自己的行为行使民韦权利和设定民韦义务，并且能够对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资格。”

（二）作者的观点

本文认为，责任能力的概念应界定为：行为人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资格。这一概念界定包含两层含义：其一、责任能力的适用对象是过失行为，这体现了过错责任主义，无过失责任及公平责任并不适用责任能力制度；其二、责任能力是行为人承担责任的法律资格，有责任能力就应承担民事责任，否则行为人则可免责。其实卡尔·拉伦茨在其著作《德国民法通论》中就已有相似的论述：“不法行为能力或过失责任能力是指对自己的过失行为能承担责任的能力。”

（三）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

关于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学者间存在较大的分歧，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归属能力说，一种是构成说持构成说的学者把责任能力理解为行为是否可以产生责任的能力，有时甚至把责任能力当作过错的基础，认为责任能力解决的是行为人就其不法行为能否成立过失的问题。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在讨论侵权责任能力时，就将之视为侵权行为成立的一个要件一一过失一一的前提。“加害人因故意或过失侵害他人权利者，具主观‘可归责性，，而此项可归责性须以责任能力(归责能力)为前提。此属侵权行为人负有损害赔偿责任的资格，故也称侵权行为能力，在思考逻辑上应先肯定加害人有责任能力，进而认定其有无故意或过失。”归属能力说则认为，民事责任能力用以确定一个人是否对不法行为的制裁取得归属。凯尔森说，为不法行为的能力（在德文中）往往用“归责”概念来加以表示，不可归责，并不是说行为不可归责，在任何情况下，行为总是“他的”行为，这意思就是行为总是归责于他的，不归责于他的只是制裁而已。由此，在归属说之下，责任的成立和责任的承担就被分为两个问题，责任的成立与否由过错来判定，而责任的承担与否则由责任能力决定。

对于这两种学说，笔者认为它们在实际效果上是一样的，都能达到使无民事责任能力人免责的效果，但笔者认为构成说更具合理性。因为从责任能力与过错的关系来看，责任能力制度被看作是过错原则适用的必然逻辑结果。近代民法是理性主义思想支配下的个人本位(或称权利本位)的法律，自然人被看作是理性的主体，能以自身的理性能力认清法律为其规定的活动领域，并有义务在该领域内活动而不侵入他人的领域。如果自然人违背了这种理性认识而超出自已的活动领域进入他人的领域，则具有过错，构成侵权，应承担相应的责任。过错原则下的过错，就被看作是一种背离理性认识而应当受到谴责的主观状态。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无论故意或过失都以行为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为前提，即过错的形成以行为人具有认识能力为前提。这就产生了不具有识别能力的主体其行为效力问题，而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就是民事责任能力制度。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和价值

（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存在基础

本文认为，过错责任制度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责任能力制度是过错责任制度的下位制度，其法律效果及适用范围由过错责任制度决定。责任能力制度仅于过错责任制度中适用，而不能适用于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民法上的法定能力有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及责任能力。从法的表现形式来看，权利能力作为法律概念直接在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民事主体部分予以规定；行为能力也作为法律概念于民法典的总则部分的法律行为部分予以规定；而责任能力则并不是法律概念，只是体现于民法典债篇的相关条文当中。这说明，责任能力是解决责任承担问题的法律制度，而权利能力、行为能力则是主体的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体性条件。所以，我们并不能以对待权利能力、行为能力的思维来分析责任能力，不能从人格的高度来界定责任能力，从而以责任能力为基础来分析责任承担问题，以至使责任能力成为上位概念，而各种责任制度就成为下位制度。责任能力制度的最直接的法律后果模式是：有责任能力者应对其造成的他人损害承担责任，无责任能力者则免责。而有无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是能够辨识行为后果的识别能力。对无责任能力人予以免责，

（二）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的制度价值

1．平衡无识别能力人、受害人及监护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责任能力的首要制度价值就是在于充当无识别能力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分配器，而控制这个利益分配器的阀门就是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责任能力制度之所以如此引起学者的重视，主要在于责任能力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的事件中，对未成年人、其监护人及受害人之间的利益进行调节。法者、司法者可以利用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识别能力这一阀门对三者之间的利益进行调控。如立法者将识别能力之有无的年龄标准提高时，就会使更多的受害人得到监护人的赔偿；反之，受害人的利益可能会因为未成年人的责任财产的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如司法者将识别能力的认定标准作严格解释，就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免责而从监护人那里得到赔偿；如采取较宽的标准，则一样会使受害人因未成年人的财产不足而得不到赔偿。其所适用的归责原则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无过错责任及严格责任制度并不考虑主观因素——行为人的过错，其归责依据是损害事实与因果关系。既然行为人由于不具有识别能力这一主观因素，而被免于承担责任，那么显然是在归责时考虑了主观因素。从而说明，该情形并不是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严格责任原则或公平责任原则，而是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可见，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后果是适用过错责任制度的结果。从中可得出的结论是：过错责任制度决定了责任能力制度的法律效力，而责任能力制度的适用范围只限于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制度就是责任能力的制度基础。

2．进一步丰富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

从1804年第一部资产阶级民法典《法国民法典》颁行以来，权利能力在民事主体制度中就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此时尚未有此称呼。到了《德国民法典》，对民事主体享有的能力进行了具体分类，从此便有了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之别，二者共同构成主体人格制度的主要内容。而责任能力制度发展到今天，不断充实着新的内容，理应与权利能力、行为能力一起丰富主体人格制度。首先，就目的设计而言，权利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享有权利、承担义务的能力；行为能力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设定权利义务的能力；而责任能力则主要考察民事主体独立承担责任的能力。其次，就法理基础而言，权利能力以平等为核心，使各种民事主体均等地享有权利、承担义务，体现了民事主体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的基本原则；行为能力以意思自治为核心，关注的是民事主体能否依自己的行为取得权利、设定义务，体现了民法的自由理念以及自由与秩序的协调；而责任能力最大限度地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以保护他人与社会的利益为目的，体现了民法的公平理念，反映着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平衡。再次，就道德价值而言，权利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平等层面的体现，它赋予每位民事主体以均等的机会进入法律体系之中；行为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自由层面的体现，它允许有意思能力之人自己创设权利义务为自己谋福利，实现法的社会价值；责任能力是民法正义理念在公平层面的体现，为自己行为负责，确保各种法律关系最终都能回归常态。由此可以看出，权利能力、行为能力、责任能力三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彼此依存，共同统一于主体人格制度之中，丰富了民事主体制度的具体内容。[论-文-网LunWenNet]

三、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缺陷和完善

（一）现行规定的不足

1．我国民法对责任能力制度的规定在归责原理上模糊不清。譬如，第133条第1款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她的民事责任。”这一规定似乎与德国法、日本法的规定相似，监护人所承担的是过错责任。但“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只能适当减轻其责任，而不是免除，这又与“没有过错就没有责任”的过错责任主义不相符。再者，如果这一规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不负责任的依据是过错责任制度，那么就应该以是否有过错来判定是否负责任，也就是就以是否有具体的识别能力来决定之，而不是以是否有行为能力来判定。因为限制行为能力人是已满10岁未满18岁的未成年人，这个年龄段的人一般都是有识别能力的。第四，第133条第2款与前一款相矛盾。既然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无责任能力人，就不应该由这两类人承担责任，因为其没有责任能力而不能形成过错，这时应由有过错的监护人来承担；而这一款却因为该两类人有财产而由其承担责任。为了避免该两款在归责原理上的矛盾，只能以公平责任来解释第二款。但是，在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财产时，第二款显然比第一款优先适用，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是公平责任比过错责任优先。这显然又不合理，因为公平责任是在用尽其他救济手段而得不到救济时才能适用，理应是过错责任的补充。所以，本文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可谓漏洞百出。

2．从民事责任能力确立的两个标准来看，反映出立法者在两种价值取向面前的摇摆不定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的规定可以看出，我国民法对于判断民事责任能力有无的标准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双重的：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对行为能力标准加以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对行为人利益的保护。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尤其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使其不因智力、经验的欠缺而在社会活动中受到损害，因此民事行为能力要求的年龄标准较高——18岁。而民事责任能力制度以“行为能力的有无”为判断标准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保护行为人，使其能够以“没有完全的行为能力”这一理由来对抗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体现的是对行为人的特别关注。

但同时法律又确立了财产标准，要求有财产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责任，这里反映的是自己责任原则。让有能力的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体现了法律对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予以保护的倾向。

之所以出现这样看似矛盾的情形，绝不是“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待完善”这一理由就能解释的。若果真如此，就过于简单了。其实我国的立法者在制订这一规定时还是有自己的考虑的：当今世界对民事责任能力判断标准的规定只有识别主义和出生主义两种。前者的问题就是总也无法理清其与过错的“暧昧”关系，理论本身很难圆全；而后者则过于空洞。所以有学者认为，法国民法典对于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新规定不是把它上升为“人人皆而有之”的境地，而是根本就把它抛弃了。两种标准代表了两种价值取向：识别主义表面上似乎是最公平合理的，严格考查行为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能够辩认和控制自己行为者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反之则不负责任。此种规定对行为人的利益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它忽略了受害人和代替其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而出生主义则是完全站在了受害人的立场，认为过错的标准是客观的，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了对“注意义务”的违反即需承担责任，而不考虑行为人是否真正意识到自己行为的意义。此种模式必然导致的结果就是行为人再也不愿意积极为任何行为，因为当过错用采客观标准时，行为人进行活动而完全不影响他人的利益，现实中确实是很困难的。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识别主义还是出生主义，确立的判断标准都是有缺陷的。而我国的立法者为了避免上述偏失，对于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确立了双重标准（一为行为能力，二为财产状况），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此种途径，对相关主体给予平等的关注：

第一，行为人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就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

第二，行为人如果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就可以对自己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而不必考虑行为人具体的民事行为能力状况，这也可以看作是对监护人权益的一种保护方式。

第三，监护人代替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的条件是行为人没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而且没有自己独立的财产，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第四，为了保证受害人的损失能够得到补偿，法律没有规定行为人及其监护人的免责事由，也就是说，在任何情况下，受害人的损失都必须予以补偿，这是法律对受害人进行保护的方式。

根据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立法者这样规定的目的是为了平衡行为人（加害人）、监护人、受害人三者间的利益关系，使三方当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以期达到一种真正的公平状态，这也就无怪乎会有学者认为“此种规定比较公平合理，……”

但这样的规定还是存在弊端的：一方面，以民事行为能力的有无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对行为人过于宽容，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和代为承担责任的监护人的利益；另一方面，行为人与监护人之间谁是真正的责任主体，确认依据不明，二者间的内部责任关系很混乱。

（二）我国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完善

1．我国自然人责任能力制度的模式

（1）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应然模式

第一、抛弃传统意义的民事责任能力理论，赋予其新的内容

其一，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含义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指自然人所具有的对自己的不法行为造成的损害后果独立承担赔偿责任的资格或能力，它是对自己责任原则的一种体现。

其二，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性质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是一种归责能力，这种归责能力是客观的，不属于主观意识范畴，并以此来区别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

其三，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具体内容而言，自然人的民事责任能力不单指侵权责任能力，还应包括违约责任能力和其他具体的责任能力，即民事责任能力适用于一切能够产生责任的领域。

其四，就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而言，会因责任承担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首先，对于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即为行为人的财产状况，此时它的判断标准是具体的，因每次损害赔偿的数额多少而有所不同：其次对于非财产责任，判断标准就是行为人有为一定行为的能力，而此种形式的民事责任能力是每个人都有的。

第二、要把认定责任和承担责任两个环节分立开来，以达到保护行为人（包括其监护人）与保护受害人二者之兼顾

这里要弄清的就是过错、责任与责任能力三者之间的关系。过错是认定责任时所应考虑的问题，归责时采过错责任原则，目的是为了保护行为人的利益。责任能力是承担责任时考虑的问题，有责任，现实中并不一定有承担责任的能力（仅针对财产责任而言），但这并不妨碍责任的认定。对于不名一文的行为人来说，何时有足以赔偿损失的财产（因而具有民事责任能力）则何时承担赔偿的责任，但在这之前，责任的认定已成事实。如果行为人不承担责任，并非因其不具有责任能力（无财产），而是因其无过错，所以不必承担责任。

第三、实践中对于过错采用主观判断标准，并结合行为人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的认定和责任的承担

在责任的认定过程中，考察行为人及其监护人双方的过错，此时的过错是一种主观心理状态，只要有一人对受害人的损害结果存在故意或过失就可以认定责任的成立。在责任的承担过程中，需要根据行为人自己的民事责任能力状况来确定责任是由行为人自己承担还是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此时的民事责任能力作为确定行为人与监护人内部责任关系的依据，是一种客观事实。

2．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制度的具体内容

（1）对于过错而言，这里的过错仍然属于主观意识范畴，也就是说，此时的过错仍采用主观判断标准，考察当事人行为当时的主观心理状态。但这种考察不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单独考察，而是考察行为人与其监护人的共同过错，只要有一方满足过错要求，就可以认定责任是确定存在的，行为人和其监护人就需要承担责任。

（2）对于责任主体而言，行为人及其监护人都是责任主体，但二者并不处于同一层面。如果行为人能够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标准之一，则行为人就是责任主体，由其来承担责任；但如果行为人不能满足民事责任能力的要求，那么就应该由其监护人代为承担责任，以确保受害人的损害在任何情况下能够得到补偿。但是监护人承担责任只是暂时的，只要行为人有了足以承担责任的能力（金钱）就需要返还给监护人。因此，二者虽同为责任主体，但行为人是第一位的，监护人是第二位的。

（3）对于民事责任能力而言，仅考查行为人单独的民事责任能力，而它的判断标准是双重的：对于财产责任，以行为人的财产状况为判断标准：行为人有独立的财产，就自行承担责任；没有独立的财产，还需要区分两种情况：如果行为人无过错而监护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承担责任；如果行为人有过错，就由监护人暂为垫付，等到行为人具有民事责任能力（金钱）后再返还给监护人。对于非财产责任，每个自然人都具有这种责任能力。这是因为只要行为人能够为损害行为，就能够采取相应的行为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二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

参考文献：

1．梁慧星．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2．周枬．.罗马法原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3．张民安．过错侵权责任制度研究[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4．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研究[Z]．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

5．[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第3篇：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范文

一、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

这是我国不少学者的观点，认为“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以自己的意思独立进行民事活动，取得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资格。”或称“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法人通过自己的行为，为自己取得民事权利、设定民事义务的能力。”（注：佟柔：《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这些表述从字面上虽略有差别，但其主旨却并无不同，即都认为民事行为能力是指民事主体在具备意思能力的前提下，以其行为取得法律上结果的资格。单纯就此观点看来，其与民法上的“民事行为”，即具有民法意义的行为相对应，似乎也并无不妥。然而如将此观点与权利能力、意思能力、责任能力联系起来看，则并不十分可取。

在民法发展史上，前述四种民事能力的形成及区分是德国法学家在理论研究中不断抽象化的成果。首先，权利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区分，经学者puchta与dernberg的努力，至savigny时始得明确， 前者系一种持有权利的可能，后者则作为人自由行为的前提，被理解为取得权利的可能性。而在此研讨过程中，学者认识到意思能力为行为能力之具备所不可缺的要素并将其形成特定概念，即指认识、分辨事物的能力，并于《撒克逊民法典》第81条、第89条明文规定，无意思能力者无行为能力无行为能力者所为法律行为无效。此后法学家对法律行为研讨更臻精致，认识到行为的法律效果有基于行为人意思而发生的，也有与行为人意思相背，而由法律直接确定的。于是又将原来的行为能力根据与此行为的区分相适应，演化为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两个概念。（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7页。）由此，才使民事能力这一概念精细化为前述四种，而现今大陆法系理论中通行之行为能力概念，即为演化后与民事主体得使其行为基于其意思表示而产生法律效果之能力相对应的行为能力概念，亦谓之法律行为能力。

然而如依我国学者“行为能力”系指有意思能力之主体因其所为之行为而取得权利、承担义务的主张（本文称为“广义行为能力说”），则凡有意思能力，其所为之行为即当然有行为能力，这就难免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即“对法人来说，只要具备民事权利能力，也就在同样范围内被赋予民事行为能力，因此，在自然人要求有民事行为能力，而在法人只须有民事权利能力就够了。”（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9页。）但这种看法是不够确切的。因为，首先，法人的经营范围系对其行为能力的限制，那么依此理论推演，法人于经营范围以外不再有承担义务、享有权利的资格。但是依我国《民法通则》第49条的规定，却要求企业法人对其经营范围外的行为也要承担责任。在民法上，与责任相对的常为债务，“债务是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当事人当为的行为，而责任是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国家强制债务人继续履行或承担其他负担的表现。”（注：崔建远：《合同责任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民法上责任为不履行债务之后果，债务为责任产生之前提。法律要求企业法人承担责任，说明企业法人有行为能力。但若依广义行为能力说则与此结论相矛盾。这是该说不能采纳的一个原因。另外，这种广义行为能力说的看法实际上是否认了德国法学家对行为能力概念后来又作的进一步细致划分的理论价值，而德国法学家的此种划分，尤其是对于“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抽象，几乎可以说是德国民法理论中的精华之一。因此，这种广义行为能力说实际上是一种倒退。

二、合法行为能力说

针对我国《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民法所称民事行为能力，系指进行合法行为的能力。（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当然也有作相反的解释，认为应指广义的行为能力的。但合法行为能力说则无疑为我国一些学者所坚持。

合法行为能力说认为行为能力仅仅是指民事主体所为合法行为的能力，而其所为之非法，或称之为违法、不法行为的能力则一般称之为责任能力或侵权行为能力。这种对民事行为能力的划分，实际上是与民法学者将民事行为分为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观点相对应的。但是，笔者认为，这种区分较之于被广泛承认和接受的德国法学家所称的行为能力，显得不够科学、合理。理由如下：

1、 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划分是与民法理论将民事行为划分为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相对应的。法律行为是指得依其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的效果之行为。事实行为则是指除法律行为以外之不以意思表示为必要之行为。这种区分，尤其是对“法律行为”这一概念的抽象，对于大陆法系来说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意义。按学者的评价，《德国民法典》在总则编规定的几种概念（如人、物、法律行为等），“法律行为”特别动人，民法里有各种行为，如合同、遗嘱、结婚等等，“法律行为”这一概念，把许多种行为概括在一起，从而使整个民法成为一体。《德国民法典》的总则编正是以法律行为这一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注：谢怀轼：《大陆法国家民法典研究》，载《外国法译评》，1994年第4期。）通过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及相应的法律行为制度， 不仅使传统民法中的人法和物法、身份法和财产法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也避免了对于某些一般性的东西一再重复地规定。因此，“这一制度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律行为一般与具体法律形式之间的关系，为不同类型具体法律行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克服了大陆法系各国法制实践中长期悬而未决的矛盾；它解决了法律行为普遍规则与具体规则之间的关系，使民法典避免对各种具体法律行为作出不必要的重复规定；它解决了意思自治原则与合同自由原则之间的关系，确认了法律行为不仅可以产生债法上的效果，而且也可以产生婚姻法、亲属法及其他法上的效果，摆脱了将法律行为规则从属于债法或合同法的传统民法体系。”（注：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3页。）不仅如此，“真正说起来，不单是法的结构，而更多的是总则所表现出的系统化精神与抽象的倾向。”（注：［法］勒内·达维德：《当代世界主要法律体系》，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84页。）这种精神与抽象几乎成了大陆法系法学的最高目标，以至于“大陆法系法学家为他们的法律制度的方法，也为他们在划分法律部门和确定法的概念，并为之作了系统、有效的表述和解释所作的贡献而感到自豪。”（注：［美］梅利曼：《大陆法系》，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所以，“应当认为，法律行为概念乃是欧洲大陆法中，作为对应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私法体系之根基的基本概念。在现代法上，法律行为概念对于私法及法秩序的构成，起了极重要的作用。”（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正是由于法律行为这一概念蕴涵着如此丰富、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私法精神，所以在我国市场经济建设中被越来越多的民商法学者所接受就不足为怪了。比如由学者起草的《合同法（草案）》第一稿中即体现了对法律行为制度的充分重视。既然如此，作为在民事能力问题上与法律行为相对应的行为能力概念，就只能是法律行为能力了。“盖法律为一有机体，部分与整体调和，始能实现其规范之功能。”（注：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版，第170页。 ）而反观合法行为能力说及与其相对应的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划分，则显然不具有前述法律行为与事实行为相区分所具有的理论价值和意义了。就是作此区分者，也未必能举出这种区分较之前述区分有多少益处。

2、就合法行为能力这一概念而言， 应是指一种民事主体在行为之前即应具有之“能力”或“资格”。而行为合法与否，则必待行为发生之后始能依法律规定而判断。则由此必将于理解上发生困难：此种合法行为能力究竟应于行为之前即享有，抑或为行为之后始可享有？使人费解。如于行为前即得享有，则于行为之前既无确定之行为，又如何判断其行为合法与否？如某法人于其经营范围之内而为欺诈行为，难道该法人竟有“合法地为欺诈行为之行为能力”？此等理解显然荒唐。如认为该合法行为能力于行为之后始可判断其有无，则此种判断又有何意义？能力制度的作用又如何体现？现实中行为合法与否，往往是在行为之初即能判断的，如虽有订立契约之能力者，其订立之契约却未必合法者亦不少见。所以，对于能力而言，仅存在有或无之差别，而不存在合法与非法的判断，此为合法行为能力说所不察。而法律行为能力说则不存在这种问题。如依法律行为能力说，赋予民事主体者，不过仅得为法律行为之资格，而对其所为之法律行为是否合法，则于行为之后再作判断。这种理解遵循的是一种与人类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相符合的逻辑，即首先认识、了解事物，然后再对事物作出评价或判断，因此，这种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区分更为合理。

3、由于行为能力的划分， 从根本上说都是与民事行为的划分相联系的，因此，一般说对民事行为进行划分时所存在的缺陷也会相应地反映到对行为能力的划分上。依分类的一般逻辑规则，划分应当能将所有的情况包括进去。但“合法行为”与“非法行为”的划分实际上并不能将所有民事行为的类型涵盖进去，它无法解决有效行为与无效行为、效力不能确定行为之间的矛盾关系。正如拉洽兹所言，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法律行为，“在道德上是中性的”，“此类法律行为并非在所有情况下都不具有法律效力。”科勒则称“如果某一法律行为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要求，则应称为有缺陷的法律行为，法律视其缺陷程度对此类法律行为的有效性规定了不同后果。”此外，我国台湾大多数学者也认为存在此种不能简单地以合法或非法确定的法律行为。（注：董安生：《民事法律行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5页。 ）在与此对应的行为能力问题上，如何作合法与非法的区分，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即使在仅将这种合法行为能力的说法视为在行为之后对行为的一种观念性评价，也同样存在着对民事主体为此类效力不确定或可得撤销行为时为何种行为能力的困惑。即不能认为民事主体在为此类行为时不具有行为能力（在该主体为正常人时），但也无法将这种行为能力归入合法与非法的任何一种之下。因此这种划分就不够周延。而在与法律行为和事实行为的划分相对应的法律行为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划分中，由于这一划分已经穷尽了民法中的两种行为能力的情况，因此任何一种行为都可以在这种行为能力的划分中找到相应的位置。所以，法律行为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划分更为符合逻辑。

4、合法行为能力与非法行为能力的划分， 在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并不多见，主要见于前苏联、东欧及我国大陆这些计划经济国家中。在台湾地区虽有个别学者也作此区分，但就其对行为能力这一概念的理解来看，也均认为行为能力，即指法律行为能力，如史尚宽称“民法所谓行为能力，指法律行为能力而言也。法律行为能力者，依自己之行为，得使其发生其预期之法律上效力之资格也。”（注：史尚宽：《民法总则释义》，正大印书馆1973年版，第268页。）由此可见， 台湾学者所称之“合法行为能力”，亦无非是自行为原因角度而言。但这样的称谓显属不够明了、清晰，不宜采用。而在多数计划经济国家，个人之交易行为基本上不可能允许，交易的主体是各种按计划行事的社会主义组织，即这些组织行为被限定在其经营范围之内，而在经营范围之内依照计划订立和履行合同自然是合法的，其相应的行为能力也就是合法的行为能力了。因此，这种理解是与计划经济的现实相联系的。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但法人等组织为交易之主体，自然人亦为完全能力之交易主体。因此，这种合法行为能力与非法行为能力的简单划分，已经无法谈明问题了。

三、结论

第4篇：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范文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关于民事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一种有力学说。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法院在审判实务中主要依据该学说分配证明责任。我国澳门地区的民法典中对证据的实体部分作了规定，其中第35条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就是按照法律要件分类说作出的。最高人民法院在2001年颁发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该规定第5条在设定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时亦参照了该学说。[1]

然而，这一备受实务部门青睐的学说在理论上是存在较大争议的，批评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学者总是通过对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妨碍要件区分的质疑来批判、否定该学说。[2]那么，这两类要件的区分是否真的存在问题呢？这一问题可以说既关系到法律要件分类说的根基，又关系到审判实务中有关法律行为效力的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败诉后果的负担。以下两个例子可突出说明是否承认权利妨碍要件在实务上将产生截然不同的裁判结果。

案例1：甲向法院主张已就某贵重电器与乙订立了买卖合同，依据合同要求乙交付电器。乙在诉讼中并不否认双方就该买卖曾协商一致，但又向法院陈述说自己患有间歇性的精神障碍，主张订立买卖合同时正处于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状态，故所订合同无效。甲则向法院陈述订立合同的当时乙精神状态良好、头脑清醒，主张合同有效。在此案例中，法官应当要求甲对乙精神正常提供证据证明还是应当要求乙提供证据证明由于间歇性精神病发作自己当时已处于无能力状态？如果乙的行为能力问题在诉讼中无法澄清，法官应判决哪一方当事人败诉？

案例2：甲向法院主张遗嘱继承，并提出被继承人生前所立自书遗嘱为依据。被告乙虽未对遗嘱的真实性提出争执，但向法院主张被继承人立遗嘱时，神志已处于混乱状态，该遗嘱应属无效遗嘱。而甲则向法院陈述被继承人虽然患重病住院，但立遗嘱时神志清醒。在该案件中，应当由哪一方当事人对被继承人立遗嘱时的精神状态进行证明？假如法官审理后对遗嘱人立遗嘱时究竟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无法形成确切心证，将如何作出裁判？

这两个案例提出的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即在因民事行为效力引起的诉讼中，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是由主张法律行为已有效成立的一方负证明责任呢，还是由否认法律行为有效成立的一方负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不同分配不仅涉及就行为能力发生争执时哪一方当事人首先提供证据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涉及由于证据不足，法官对法律行为实施时当事人究竟有无行为能力无法形成心证，法官将判决哪一方当事人败诉。

二、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与有效

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指导法院分配证明责任的主流学说。法律要件分类说是把实体法的各个要素分为不同的要件，然后再根据这些要件在实体法上的不同作用来分配证明责任。所以，要研究证明责任中的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妨碍要件，首先需要分析民事实体法上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

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无疑有着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对于一份已生效的合同来说，其成立是毫无疑问的，但对于一份已订立的合同来说，我们还不能简单地说它已经对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的约束力。因为有些合同，虽然从外观上看已经成立，但由于订约的当事人欠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合同的内容违反了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或者合同的内容有悖社会的公序良俗，合同的效力处于未定状态或者根本就不能发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力。遗嘱的情形也是如此，已经立下的遗嘱未必一定有效。这表明，衡量法律行为是否成立与民事行为是否有效在法律上有不同的标准，两者具有不同的要件。一个有效的民事行为既要具备成立要件，又要具备有效要件，也就是说有效的民事行为需要更多的要件来支持。正因为如此，在民法学教科书中，都是把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把成立要件与生效要件分开来进行分析和论述的。

法律行为是表意行为，以意思表示作为其要素。意思表示是行为人以一定的方式把欲进行某一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心的效果意思表达于外部的行为。它是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因为“对于所有的法律行为产生的构成要件，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至少要有一个人宣告如下意思，表示他要想取得某个特定的法律效果（法律后果）。”[3]在许多情况下，意思表示是可以与法律行为划等号的。[4]有时只要一方当事人作出意思表示，法律行为即已成立，如被继承人写了自书遗嘱。有时则需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法律行为才能成立，如合同均因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有些法律行为仅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尚不能成立，还需要行为人交付标的物后才能够成立，这被称作实践性法律行为或要物的法律行为。

因此，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主要是意思表示。对单方法律行为来说，判断法律行为是否成立，一般是看行为人是否已经作出了明确的意思表示。如果行为人对免除债务、追认无权、放弃继承权等已经作出了明确的表示，便可认为法律行为已经成立。而对于双方的法律行为来说，双方作出的意思表示是否一致，是衡量法律行为是否成立的标准。当然，对于实践性法律行为而言，除了意思表示以外，标的物的交付行为也是其成立要件。

我国一些民法学者曾对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作过更细致的分析，他们认为成立要件可分为一般成立要件与特别成立要件。一般成立要件包括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中必须包含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意图；意思表示中须完整表达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变动的必需内容；行为人须以一定的方式将自己的内心意图表示于外部。特别成立要件是指要物和要式法律行为中的交付行为和意思表示的特定形式。[5]

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是指已成立的民事行为能够按照意思表示的内容而发生法律效果应当具备的条件。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亦可区分为一般有效要件和特别有效要件。一般有效要件是指一般的法律行为能够产生法律效果应具备的共同的、普遍性的条件。特别有效要件则是指某些特定的法律行为产生效力所需要的特别条件。需要具备特别要件才能生效的法律行为，并不是说只要具备特别要件即可生效，而是说除了需要符合一般要件外，还需要具备特别要件，这类法律行为实际上需要具备更多的要件。

在民事法律行为中，合同是其核心部分和主要部分，在我们的生活中，民事法律行为多数表现为各种各样的合同。除合同外，民事法律行为主要表现为遗嘱。

《民法通则》第55条对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按此规定，民事法律行为须具备三个必要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真实；（3）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这三个条件是关于一般有效要件的规定。与《民法通则》不同，我国《合同法》未对合同成立的一般要件作出完整的规定，仅在第二章“合同的订立”中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当事人采取要约、承诺的方式订立合同，要约的意思表示应当符合内容具体确定（第9条、第14条）。我国的民法教科书认为一般有效要件应当包括四个，即除了《民法通则》规定的三个外，还应当包括行为的内容须确定和可能。[6]

大多数法律行为只需要具备一般有效要件即可产生当事人所预期的法律效果，但在少数情况下，民事行为虽然既成立又具备了一般有效要件，其效力仍然不能发生。欲使之生效，还需要满足某种特定的条件。这种特定条件被称为特别有效要件。特别有效要件可以由双方当事人约定，如双方就法律行为的生效约定了延缓条件或始期限，也可以由法律作出规定，如遗嘱人死亡所立遗嘱才能生效。

在实际生活中，当事人实施了民事行为，该行为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但因行为人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不真实等原因，不符合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对这类行为，法律必须对其效力和引起的法律后果作出规定。我国《民法通则》将这类行为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另一种是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将欠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欺诈、胁迫等规定为无效的民事行为；将显失公平和重大误解规定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我国《合同法》则将欠缺有效要件的合同分为三类：无效、可撤销和效力未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无权人订立的合同、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被归入了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即该合同是否有效，取决于监护人、被人、所有人是否追认。如果作出追认，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

对于合同诉讼的证明责任分担，我国的民事实体法并未作出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称《证据规定》）第5条中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第i、2款）。当事人通过合同进行民事活动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所以《证据规定》从合同关系的发生、变更、消灭三个层次对这类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规定。

在法院每年受理的民事案件中，合同案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我国过去一直没有规定这类案件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所以《证据规定》所确立的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对指导审判实务，统一法律的适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是，对这一分配原则，也还存在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余地，这主要表现在合同效力的证明责任分配上。有人认为，按照《证据规定》，主张合同权利的当事人既要对合同成立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又要对合同有效的事实负证明责任。[7]《证据规定》虽然未涉及遗嘱继承案件的证明责任，但鉴于遗嘱也是法律行为的一种，从关于合同案件证明责任的分配中，也可以得出应当由依据遗嘱对遗产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对遗嘱的成立和有效负证明责任。

那么，从最高法院上述规定中，能否找到关于合同效力证明责任分配的答案呢？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其实并未解决这一问题。在《证据规定》第5条中，用的是“生效”而非“有效”，[8]这意味着，在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已经订立无争议，但对合同是否生效存在争议时，应当由主张合同已经生效的一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虽然就多数合同而言，其订立与生效是在同一时刻发生的，但对有些合同而言，则可以明显地区分订立与生效的时间。如一份需要主管机关批准后方能生效的合同，总是订立在先，生效在后。一份附延缓条件的合同、附始期限的合同，在条件成就、期限到来之前，并不能产生对双方的拘束力。对那些需要批准的合同、附延缓条件、附始期限的合同，由主张合同权利的一方对合同生效的事实负证明责任是适当和合理的。

但是，合同案件中的争议不仅仅是合同是否订立和已经订立的合同是否开始生效，已订立的合同是否有效也是常见的争议之一。在原告依据合同要求被告履行义务时，被告提出合同无效的抗辩也是诉讼中经常发生的事，本文探讨的无相应民事行为能力便是这方面的抗辩事由之一。既然《证据规定》仅对合同“生效”而非“有效”的证明责任作出规定，关于“合同是否有效”的证明责任的承担也就是法律上的一个“空白”或“漏洞”，对此显然有研究的价值和必要。

三、证明责任分配学说的考察

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民事诉讼中一个极具实务性的问题，当待证事实在诉讼中无法确定其真伪时，证明责任的不同分配直接影响到法官对案件的裁判结果。证明责任也是极具理论魅力的问题，它吸引着众多的民事诉讼法学者和民事实体法学者。学者们通过长期研究，提出了林林总总的学说。就19世纪末以来大陆法系国家提出的各种学说而言，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为待证事实分类说；另一种为法律要件分类说。前者专就待证事实本身的性质来分配证明责任，如根据该事实是消极事实还是积极事实，是内在事实还是外在事实来分配证明责任。后者则把事实与实体法联系起来，根据事实与实体法要件的关系，事实所引起的实体法效果来分配证明责任。[9]待证事实分类说尽管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但由于它割裂了事实与实体法的关系，对司法实务的影响力远不如法律要件分类说。

法律要件分类说也包含着多种学说，在诸多的学说中，罗森贝克的“规范说”[10]可谓一枝独秀，影响巨大而深远。罗森贝克是德国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早在1900年，他年仅20岁时就出版了成名之作《证明责任论》。在该书中，他根据对法律规范相互关系的分析，把法律规范分为四种：（1）权利形成规范，该规范规定了权利形成所必须具备的条件；（2）权利妨碍规范，该规范规定了妨碍权利发生的情形，即一旦出现了这些情形，即便具备了权利形成规范所规定的条件，权利也不发生；[11]（3）权利消灭规范，该类规范规定了导致权利消灭的各种情形；（4）权利排除规范，该规范规定了阻碍或者排除权利行使的各种情形。与这些规范相适应，案件中的事实也相应地区分为四类：权利形成的事实、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消灭的事实、权利排除的事实。在这四类规范和事实中，权利形成规范和事实在诉讼中是请求权的基础，其余三类要件和事实都是与请求权相对抗的。

罗森贝克认为，法官在诉讼中的任务是把客观的法律适用于具体案件，而法律规范又采用要件与后果的结构方式，即在存在或者具备一定要件时就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于是法官在诉讼中为了能够适用法律就需要先确认与法律要件相当的事实是否存在，如果要件事实存在，就可以适用特定的法律作出判决，否则就不能适用特定的法律。当事人在诉讼中是依据特定的法律来主张权利或否认权利，要求法官适用其希望适用的法律来支持其请求或者抗辩，所以，每一方当事人所希冀适用的法律能否得到适用对当事人来说关系重大。另一方面，对裁判具有重要意义的要件事实最终无法确定的情形会时有发生，而此时为了解决纠纷法官并不能拒绝裁判，对于法官来说此时也需要寻找裁判的规则。证明责任正是这样的裁判规则，即“证明责任规范的领受人是法官，因为该规范指示法官将某个特定的证据结果作为裁判的基础。……证明责任规范涉及的是真正的法律规范。该规范性质的作用结果是：法官受该规范的法律后果的约束并且不允许出于衡平性的理由而违反该规定。”[12]

在诉讼中，如果某个要件事实的存在未得到证明，或者说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法官就会认为该要件未得到满足，就不会适用当事人所要求适用的对其有利的法律规范，就不会确认与该要件相对应的法律后果D[13]于是，罗森贝克得出结论说“不适用特定的法律规范其诉讼请求就不可能有结果的当事人，必须对法律规范要素在正式的实践中得到实现承担主张责任和证明责任。”[14]将这一分配原则具体化便是：主张权利存在的一方当事人必须证明权利形成的事实，而否定该权利存在的当事人必须证明权利妨碍的事实、权利消灭的事实、权利排除的事实。

在《证明责任论》一书中，罗森贝克还特别分析了法律行为的效力发生争议情况下的证明责任，他指出“主张合同权利的当事人，只要证明当事人通过相对应的意思表示，对所有重要条款达成一致即可，当事人尤其不需要证明，存在其它的前提条件，即法律行为由于缺乏它就无效的前提条件。相反，主张法律行为无效的对方得对该法律行为无效的要件特征承担证明责任。”[15]

尽管德国学者莱昂哈德对此持不同观点，[16]但罗森贝克的学说为德国的法院所青睐并长期适用。罗森贝克的学说后来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对该学说提出质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关于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妨碍要件的区分。从法律关系的产生和发展看，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消灭要件、权利排除要件有产生先后的顺序，总是权利发生要件在前，其余两个要件在后，他们在时间上能够作出清楚的区分。但权利发生要件与权利妨碍要件就不同了，这两个要件所涉及的事实在民事活动中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如当事人在进行意思表示时就存在行为能力问题。既然在时间上同步发生，为什么不把权利妨碍要件所涉及的事实作为权利发生的条件来对待呢？如把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产生权利的要件呢。

对于实体法来说，无论是把当事人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法律行为有效的要件，还是把欠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法律行为无效的要件在结果上并无二致。它只是告诉人们，行为能力是法律行为获得预期效果所不可缺少的。只有具备了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法律行为才能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后果。至于这一意思用具备行为能力法律行为有效还是用不具备行为能力法律行为无效来表达是无关紧要的。因为在实体法的世界里，对一个进行民事活动的当事人来说，只存在两种情形，要么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要么无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有则在其他要件具备时法律行为有效，无则即使其他要件具备法律行为也无效。

但是，在诉讼法的世界中，情况要复杂得多。在诉讼中，法官面对的是双方当事人存在严重争议的事实。有争议的事实经过当事人举证、质证、辩论，经过法官对证据的调查和审查判断后，既可能确定其是真或者是伪，也可能无法形成其真或伪的确信。也就是说，在诉讼中事实除了被判明是真或伪之外，还存在着第三种情形——真伪不明。出现真伪不明时负担裁判职能的法官并不能拒绝裁判，为了作出裁判，法官此时必须求助于证明责任的规则，即根据该规则来确定究竟哪一方当事人对处于真伪不明状态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具体到行为能力这一要件来说，是由主张权利发生的一方负证明责任呢，还是由主张未发生的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可见，一旦出现了事实真伪不明，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证明责任就极其关键。如果由主张权利的一方负证明责任，由于行为能力存在的事实并未得到确认，他就会败诉；反之，如果证明责任在对方当事人，对方当事人就会败诉。

所以，从实体法作为行为规范的视角看，从正面还是反面规定行为能力问题是无关紧要的。但是从诉讼法的角度、从实体法的裁判规范的功能看，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对行为能力的问题从正面还是反面规定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会有完全不同的蕴意。如果规定为具备相应行为能力人法律行为有效，就把这一规定看成是关于意思表示的原则规定，要由主张法律行为有效的一方对行为能力的具备负证明责任。而如果规定为“无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无效”，就会把这一规定看作是关于意思表示的例外规定，由否认法律行为效力的一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因此，从诉讼法的视角看，是否承认权利妨碍要件对证明责任的分配至关重要，这一要件正是出于合理分配证明责任的需要而设置的。

正因为如此，尽管权利妨碍要件曾一度受到质疑，但德国“现在的学术研究越来越承认。从法的目的性角度来看，权利妨碍要件应当保留。”[17]从已经翻译过来的一些几乎是最新版本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教科书看，[18]在对法律要件进行分类时，仍然是分为四个要件，权利妨碍要件仍然是其中之一。

除规范说外，法律要件分类说通常还包括发生事实说、因果关系说、特别要件说、最低限度事实说等，其别要件说也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最低限度事实说在日本成为一种后来居上的有力的学说，日本不仅有相当多的学者支持这一学说，而且日本大审法院许多判例也采用这一学说分配证明责任。[19]

特别要件说把实体法上引起法律效果发生、变更或消灭的要素分为特别要件和一般要件两大类。前者是指与权利发生、变更或消灭直接相关的要件，如订合同、立遗嘱、变更合同、免除债务时所做出的意思表示。后者则是指普遍存在于权利发生与变动时的要件，如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等。主张权利或法律效果者，应就引起权利或法律效果发生的特别要件负证明责任，而对权利或法律效果发生的一般要件的欠缺，则由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主张权利消灭或变更的当事人，也只需就引起权利消灭或变更的特别要件负证明责任，一般要件的欠缺同样由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20]

最少限度事实说把实体法上的要件分为权利发生要件、权利障碍要件与权利消灭要件，然后在此基础上分配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的具体分配是，主张权利发生的当事人，应当对实体法上权利发生要件的最少限度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如原告依据买卖合同主张给付价金，应就双方当事人就买卖标的物与价金达成一致负证明责任。至于做出意思表示时存在重大误解或者一方当事人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则属于权利障碍要件，由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主张权利存在障碍或者曾经发生的权利已经消灭的当事人，也只需就权利存在障碍或者已经消灭的最低限度的事实负证明责任。[21]

以上两种学说尽管分配证明责任的依据不同，但从分配的结果看，则完全相同。就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而言，都是由否认权利的对方当事人承担。这一分配结果与罗森贝克的规范说也是殊途同归。在法律行为是否有效发生争执时，之所以各种主流学说都认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只需要对权利发生的要件事实（特别要件事实、最少限度事实）负证明责任，是由于“从表面上看，按照证明责任分配基本规则的要求，对某个请求权实现所有的前提要件都必须进行证明。而实际情况正好相反，法律总是要求（先）证明一小部分，亦即只证明基于各种理由属于请求权核心的那一部分要件。立法者认为，只要核心的要件事实存在，那么，就应当支持所提出的请求权。”[22]

四、比较法考察

（一）德国

法律行为的核心要素是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当事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需要有民事行为能力，这在各国的民法中是具有普适性的，德国也不例外。但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典》在规定法律行为的时候，既未给法律行为下一个定义，也未从正面规定法律行为生效必须具备的条件，而是从反面规定“无行为能力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无效”；“在无意识或在暂时的精神错乱状态下进行意思表示的，其意思表示无效”（第105条）；[23]未成年人并非仅为取得法律上的利益而作出的意思表示，须取得法定人的同意（第107条）；未成年人未取得法定人必要同意订立合同的，合同的有效性取决于法定人的追认（第108条）。由于是从反面规定，所以，“这些规定的适用要求其前提条件的具备，也就是说，需要证明的不是行为能力的特征，而是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特征。只要对是否存在这样的特征产生怀疑，就必须排除适用第104条及以下几条的规定，因此，这样不利于被告。”[20]这与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不同，我国《民法通则》先从正面规定了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又从反面规定哪些民事行为无效和得撤销。

《德国民法第一草案》曾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如下规定：主张请求权者，应就发生该请求权所需之事实为举证。主张请求权消灭或主张请求权效力受制者，应就发生消灭所需事实或发生受制所需事实为举证（193条）；以排除通常效力之特别事实为理由，否认法律构成要件之法律效力者，应就该特别事实为举证。尤其为法律行为，主张欠缺行为能力，真正意思与表示意识欠缺一致，因欺诈或胁迫而欠缺意思自由，或主张法律行为指定特别形式者，应就欠缺之事实或指定特别形式之事实为举证（194条）。[25]《德国民法典》通过时，尽管没有采用《第一草案》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但德国学者认为，《第一草案》第193条规定的是证明责任分配的基本规则，“虽然民法典没有将该条明确加以规定，但人们认为它是有效的。”[26]

（二）法国

《法国民法典》在第三编“关于契约或约定之债的一般规定”中首先对契约有效成立的要件作出规定，根据该法第1108条的规定，契约的有效成立应当具备四项根本条件：负担债务的当事人的同意；其订立契约的能力；构成权利义务实体的确定标的；债的合法原因。在该第五章“债的消灭”中，才对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作出规定。根据有关规定，胁迫、欺诈、错误、未成年人和受保护的成年人订立的契约，均为请求宣告无效或取消之诉的原因。

对以无行为能力为由提起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究竟由提起诉讼的一方应对订立契约时受自己监护的一方无行为能力负证明责任，还是由对方当事人对行为能力的存在负证明责任，《法国民法典》并未作出明确规定。但该法典专门对债务争议的证明责任分配作出了规定，即“请求履行债务的人应当证明债之存在。与此相对应，凡主张其已清偿债务的人，应当证明其已经进行清偿或者证明有引起债务消灭的事实”（第1315条）。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国民法典》中，“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是作为第7节规定在“债的消灭”这一章中的。由此可以推论，当监护人提起请求宣告契约无效或取消契约之诉时，应当由监护人对受其监护的人在订立契约时为未成年人负证明责任。

（三）意大利

《意大利民法典》在第六编中分五章专门规定了“权利的保护”，其中第二章规定了证据问题，这在各国民法典中是颇具特色的。在证据这一章的第一节“一般规定”中规定了证明责任问题，即“在法庭上提出权利的，必须证明形成该权利基础的事实。主张该事实无效，或者该权利已经改变或者消灭的人，必须证明反驳所依据的事实”（2697条）。《意大利民法典》规定，对经常处于精神失常状态而不能处理自己事务的成年人和解除亲权的未成年人设定了禁治产制度；对精神失常状态尚未严重到必须进行禁治产宣告的成年人、严重浪费的人、酗酒成性的人、吸毒成瘾的人设定了准禁治产制度，规定这些人应当被宣告为禁治产人或准禁治产人（第414、415条）。并且规定，对禁治产人和准禁治产人完成的行为，可以根据监护人、禁治产人和准禁治产人、他们的继承人以及享有相关财产请求权或其它权利的人请求撤销（第427条）。在遗嘱继承这一章中，《意大利民法典》规定未成年人、因精神病受到禁治产宣告的人无遗嘱能力，尽管未被宣告为禁治产人但如果能够证明在订立遗嘱时行为人无论何种原因不具备辨认能力和意识能力，即是暂时无遗嘱能力的人；并规定利害关系人自遗嘱执行之日起的5年内可以对无能力的人所立的遗嘱提起主张遗嘱无效的诉讼（第591条）。

从上述规定看，由于法律在一般原则中规定否认权利的一方应当对其主张的形成权利的基础的事实无效负证明责任，在具体规定中又把禁治产人、准禁治产人进行的民事行为作为得撤销的行为，把无遗嘱能力人所立的遗嘱作为通过诉讼来确认无效的遗嘱，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应当由请求撤销或宣告无效的一方当事人负担应当是十分清楚的。

（四）日本

《日本民法典》亦设专章对法律行为作出规定，但与《德国民法典》不同的是，该法典并未规定无行为能力人进行的意思表示无效。《日本民法典》第5条、第13条分别对未成年人的行为能力、准禁治产人的行为能力作出了规定，明确规定这两类人违反行为能力规定实施的行为，是可以撤销的行为。

在法律中，无效与可撤销是存在重大区别的。无效的民事行为自始不发生效力，也无需任何人去主张其无效。但可撤销的民事行为就不同，尽管存在着撤销的事由，但行为成立时法效力就产生了，并且只要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不主张撤销或者未在除斥期间内主张撤销，法律行为的效力就会持续下去。这意味着，要使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失去其效力，一定要有人行使撤销权，如果发生争议，就需要通过诉讼来解决。而既然有撤销权的一方当事人向法院请求撤销，那么存在撤销事由的证明责任由其负担便不会有任何歧义。

按照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惠积重远等人的解释，无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应当由以无行为能力为理由而否定法律行为效力的当事人负担。[27]

（五）美国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8条对“诉答问书的一般规则”作出规定。按照该条的规定，原告在诉状中，应当简明地陈述法院管辖权依据、表明有权获得请求的救济、所要求的救济判决的请求。被告则应当以简明的措辞对对方当事人提出的每一个请求作出抗辩并且自认或否认对方当事人的事实主张。被告可以提出欺诈、强迫、违法以及其它构成无效的积极抗辩。该条文虽然没有明确地把无行为能力作为积极抗辩的事由，但从它把欺诈、强迫、违法作为无效的抗辩事由来看，把无行为能力作为造成无效的其它抗辩事由是顺理成章的。

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专门制定了《加州证据法典》，这部法典专门对证明责任、举证责任、推定和推理作了规定。在“证明责任”这一章中规定“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当事人对事实有证明责任，该事实的存在或不存在对于主张救济或其声称的抗辩是必不可少的”（第500条）；该章还对“特定问题上的证明责任”作出规定，其中第522条专门对“主张某人过去或现在神志不清”作出规定，即“主张任何人，包括他自己，过去或现在神志不清的一方对此问题有证明责任。”根据法律修订委员会的解释，“第522条使一个判例中经常视为推定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成文法化。”[28]

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合同案件的证明责任是这样分配的，原告在诉状中只需主张要约、承诺、约因及违约，如果还要求其他损害赔偿，原告还应陈述和证明对方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被告则需要对订立契约能力欠缺、欺诈、胁迫、代物清偿等事实负证明责任。

根据美国学者摩根的解释，之所以这样分配证明责任，是因为法院从审判经验中获知，订约能力欠缺等事实，并不是在每一诉讼中都会成为当事人争执的对象，因此出于公正、便利等方面的考虑，将这些事实的证明责任分配给否认原告主张的被告，由被告方对此负主张和证明的责任，被告方如不主张，法院将作出有利于原告的假定，认为这些事实不存在。[29]

（六）英国

在英国的合同法中，双方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也是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而对于行为能力，英国法律的基本原则是，在法律上推定每个成年人均有行为能力，除非它属于某些行为能力受到限制的情形。

在英国，未成年人没有订立合同的能力。对一方当事人为成年人，另一方为未成年人订立的合同，“普通法的基本原则，是未成年人的合同可以由他强制执行，但不可强制他执行。制定这项原则的理由，是没有经验的青年人需要保障，不致受不择手段的、富有经验的、贪婪的成年人所害，也不致受他本人鲁莽所害。”[30]就效力而言，英国合同法中未成年人订立的合同分为三类：（1）对未成年人有约束力的合同，包括未成年人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合同等；（2）未成年人可以撤销的合同，主要有购买或租用土地的合同、购买股票的合同、婚姻合同、合伙合同；（3）经追认才有约束力的合同，除了上述两类合同外，其余合同都需要未成年人成年后追认才对它有约束力，在追认前不能对未成年人强制执行。[31]这类合同大多是与买卖有关的合同。在英国的民事诉讼中，未成年既是一项请求撤销的理由，也是一项抗辩对其强制执行的理由。所以在发生争议时，要由未成年人对其订立合同时未成年的事实负证明责任。

除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合同外，一个患有精神病或者喝醉酒的人，只要他能够证明在签订合同的当时，他并不能理解协议的内容，并且对方当事人也意识到这一点，就可以不受合同约束。“这表明，精神不健全者请求法院解除合同或者不受合同约束的，必须承担双重的举证责任。其一，他在签订合同时精神不正常，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其二，对方当事人知道他处于精神不正常的状态。”[32]

（七）原苏联

原苏联的学者在研究证明责任时，也是从法律事实的分类人手的，他们将影响当事人之间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事实分为四类：（1）产生权利和义务的事实，如合同诉讼中签订合同的事实、侵权诉讼中造成损害的事实；（2）终止权利和义务的事实，如履行合同义务、抵消、时效届满等；（3）变更权利和义务的事实，如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4）妨碍产生权利和义务的事实，这类事实是指能够使法律行为无效的各种事实，包括违反法律、违反国民经济计划、无行为能力、胁迫、欺诈、误解、虚假的合同等。[33]

原苏联学者认为，当事人之间分担证明责任的原则是，每一方当事人都应当证明其主张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也就是说，“原告人应当证明那些作为他提起诉讼理由的情况，而被告人应当证明那些作为他的反驳理由的事实情况。”[34]

原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于1994年10月陆续颁布了《民法典》，该《法典》第9章专门对法律行为作了规定。在规定中，法典未就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加以规定，而是专门用一节对法律行为的无效作出了规定。依照法典第171条和第172条的规定，无行为能力的公民实施的法律行为，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实施的法律行为原则上是无效的。《法典》第177条还规定，不能理解自己行为意义的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公民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对实施法律行为后才被确认为无行为能力的公民，如果能够证明实施行为时已处于无行为能力状态，可请求法院确认实施的法律行为无效。

从上述规定看，在俄罗斯涉及合同效力的诉讼中，不是把行为能力的具备作为产生合同权利的必要条件，而是把欠缺行为能力作为合同无效的条件。

（八）中国香港地区

中国香港地区仍适用英国的合同法，所以在这一问题上适用英国法的规则。未成年人、精神病人、酒醉人欲使自己不受已经订立合同的约束，需对其订立合同时未成年或者精神不健全负证明责任。

（九）中国澳门地区

根据我国澳门地区的民法典，未成年人为无行为能力人。因精神失常、聋哑或失明而显示无能力处理本人人身及财产事务之人，经其配偶等申请后，法院将他宣告为禁治产人。未成年人、禁治产人实施的法律行为，是可撤销的法律行为，可由其监护人、财产管理人等申请法院撤销。

《澳门民法典》中设专章规定证据问题，在关于证据的一般规定中，专门就举证责任的分配作出了规定。即“（1）创设权利之事实，由主张权利之人负责证明；（2）就他人所主张之权利存有阻碍、变更或消灭权利之事实，由主张权利所针对之人负责证明；（3）如有疑问，有关事实应视为创设权利之事实（第335条）。”

从法典的上述规定看，当事人欠缺行为能力，是作为阻碍权利发生事实的，因而主张合同关系存在的当事人，无须主张和证明订立合同时双方为有行为能力之人，而要由否认合同权利、要求撤销合同的一方负证明责任。

（十）中国台湾地区

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设有原则性规定，该法第277条规定：“当事人主张有利于己之事实者，就其事实有举证之责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依其情形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在对行为能力的规定上，台湾民法与德国民法相同，也是把无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未经法定人允许所实施的单独行为作为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来规定。

台湾学者认为，《民事诉讼法》第277条只规定了分配举证责任的原则，并未规定分配的具体标准。因此在审判中，法官需要参照各种分配举证责任的学说，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形，来确定个案中举证责任的分配。台湾法院主要是根据法律要件分类说中的特别要件说来分配证明责任。[35]特别要件说认为：

凡主张法律关系存在者，应就该法律关系发生所须具备之特别要件负举证责任，如当事人主张买卖关系存在，只须就买卖契约成立之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就当事人于订约时是否有行为能力毋庸举证。反之，凡主张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者，应就该法律关系变更或消灭所须具备之特别要件负举证责任。如当事人主张买卖契约成立后，因契约之更改或解除，而不负出卖人或买受人之义务，只须就契约更改或解除之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就当事人于契约更改或解除时有无行为能力，毋庸举证。[36]

台湾的民法学者也指出：“实务问题的解决上，主张契约有效的当事人，不需要积极证明自己与相对人皆有行为能力，更不需要证明在意思表示时，不是处于无意思或精神错乱的状态。反之，主张契约因行为能力欠缺而不生效力的当事人，负举证责任。”[37]

上述资料表明，从比较法的视角看，两大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以及俄罗斯和我国的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均是由主张法律行为无效的一方当事人对不具备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负证明责任。

五、结论

尽管从民法理论上说，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法律行为产生效力的必要条件，但是从民事诉讼的角度看，依据法律行为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只需对法律行为成立的事实负证明责任，而不必对行为能力存在的事实负证明责任，对方当事人对法律行为的效力有争执的，应当把欠缺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作为抗辩事由提出并对此负证明责任。以上关于证明责任分配学说的分析和比较法的研究都支持这一结论。

由否认法律行为有效的一方当事人负担证明责任的理由在于：（1）大多数民事法律行为是由有相应行为能力的人实施的，欠缺行为能力是例外情形，因此从概率上说，行为能力存否不明的场合，让否认权利的一方负举证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对争议事实作出认定，符合真实的可能性大；[38]（2）有利于维护交易的安全。在诉讼中，主张权利的一方依据的是已经订立的合I司，而否认权利的一方并不否认双方已经订立合同的事实，是在承认已经订立合同的前提下主张因欠缺行为能力等事由而否定合同的效力。可以认为，否定合同效力的一方是想改变现状的一方，而合同一旦订立，就不允许轻易否认，即不允许随意改变这一现状。更何况，只有在行为能力有无真伪不明的情况下才会适用证明责任下裁判，如果由主张合同有效的一方负证明责任，法院就只能判定合同无效，这样既不利于维护已经形成的合同关系，也不符合合同法鼓励交易的目的。[39]（3）有利于双方当事人证明负担和证明风险的平衡。在诉讼中，原告作为主张权利的一方，需要首先对权利的发生进行证明。但如果要求原告对权利发生的所有要件进行证明的话，其证明的负担就会很重，未能证明而败诉的风险就会很大。把权利发生的要件一分为二，一部分作为妨碍权利发生的要件，由否认权利的被告负证明责任，就可以避免双方当事人证明责任负担和风险的失衡。（4）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如果证明责任由主张法律行为有效的一方负担，那就意味着该当事人不仅要对法律行为已经实施的事实，而且要对法律行为有效要件一一进行主张和证明，这显然会增加用于证明的时间和费用，不如把无效的事由作为抗辩事由让否认法律行为效力的一方负证明责任来得简明、快捷。

证明责任由哪一方负担归根到底是一个实体法问题，所以法官在适用证明责任下裁判时，首先会考虑到实体法的规定。就实体法而言，在涉及证明责任问题时如何做出规定非常关键，德国的理论和实务界均认为应当由主张无行为能力的一方负证明责任，与德国民法典中欠缺行为能力意思表示无效的规定有相当大的关系。

行为能力的证明责任由哪一方当事人负担存在疑问同我国《民法通则》与《合同法》对这一问题的规定有很大关系。我国法律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规定行为能力问题的，既把它作为民事行为或合同有效的必要条件，又把它作为民事行为无效或者效力待定的条件。而恰恰是这种看似全面的规定模糊了立法者的意图，使人看不出到底是应当由主张合同和遗嘱有效的一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还是由主张其无效或效力待定的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

证明责任的分配，实质上是民事实体法作为裁判规范在民事诉讼中的适用。虽然我们不能要求立法者在民事实体法中每设定一个实体规范时就同时做出一个证明责任的规定，[40]但是在可能的条件下，尤其是在证明责任的负担会产生歧义的情况下，立法者还是应当尽可能通过适当的方式，就证明责任问题为法官提供明确的指引。

注释:

[1]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释《证据规定》第2条时说“我们在司法解释中，在《民事诉讼法》第64条‘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的基础上，借鉴了法律要件分类说的基本观点，明确了举证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参见主编：《民事诉讼证据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页24。

[2]权利发生要件是指法律中引起权利发生的必要条件，即只有当该要件所规定的事实存在，权利才能够产生。权利妨碍要件是指法律中妨碍权利发生的必要条件，只有当该要件规定的事实不存在，权利才能够发生。也就是说，某项权利的发生是以权利发生要件存在而同时又以权利妨碍要件不存在为条件的。

[3]（德）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294。

[4]《德国民法典》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使用了法律行为这一概念，在第三章中专门对此作出规定。后来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多使用了这一概念。在《德国民法典》第三章中，尽管标题用的是“法律行为”，但在具体条文中，则是交替使用“法律行为”和“意思表示”这两个概念，《立法理由书》对此解释说：“就常规而言，意思表示与法律行为为同义之表达方式。使用意思表示者，乃侧重于意思表达之本身过程，或者乃由于某项意思表示仅是某项法律行为事实构成之组成部分而已。”（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页：190。

[5]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页150—152。

[6]马俊驹、余延满：《民法原论》，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页247—252；江平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96—202。

[7]在诉讼实务中，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是否有效是不同的争议事实。由于合同成立是合同发生效力的前提和基础，对合同效力进行争执就意味着已经承认合同订立，所以当事人一般不可能同时对合同是否成立与合同是否有效进行争执。

[8]生效和有效的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为法律行为生效在逻辑上必然意味着它是有效的，而法律行为有效在一般情形下也意味着它是生效的。正因为如此，我国有的民法教科书用的是“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如马俊驹、余延满编写的《民法原论》），但多数教科书用的是有效要件。尽管如此，从民事诉讼的角度，还是能够把“生效”和“有效”作适当的区分的。

[9]陈荣宗、林庆苗：《民事诉讼法》，三民书局2001年印行，页613—614。

[10]罗森贝克认为《德国民法典》的法律规范本身就包含着分配证明责任的原则。他通过分析法律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提炼出证明责任分配的规则，所以其学说被德国学者称为规范说。

[11]罗森贝克认为权利发生规范与权利妨碍规范是原则与例外的关系，即当存在权利发生规范所规定的事实时，权利原则上便发生。但同时存在权利妨碍规范所规定的事实时，作为例外，权利又不发生。所以，他在对实体法进行分析时，常常以原则与例外为标准来识别这两类规范。

[12]（德）汉斯一约阿希姆·穆泽拉克：《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周翠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页276。

[13]在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法官原则上应当拟制该事实不存在，以要件未实现为由拒绝适用相关的法律规范，这一原则在德国被称为消极性（否定性）基本规则。普维庭：《现代证明责任问题》，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页162。

[14]罗森贝克：《证明责任论》，庄敬华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页104。

[15]同上注，页268。

[16]莱昂哈德于1904年出版了《举证责任》一书。他在该书中提出，主张法律效果成立之当事人，就发生该法律效果所必须法律要件的一切有关事实，应负主张和举证责任。对方当事人则应对法律效果变更或消灭所必须法律要件的一切有关事实负举证责任。显然，莱昂哈德反对把产生权利的事实一分为二或一分为三的作法，他认为这些事实都属于产生权利的事实，都应当由主张权利的一方负举证责任。莱昂哈德在建立自己的学说时，也注意到了如果在诉讼中要求主张权利的一方对产生权利的全部法律要件事实主张并证明。诉讼将变得异常复杂，诉讼效率会因此而大为降低。他试图通过区分客观举证责任和主观举证责任处理这一棘手问题。他提出，主张权利的一方只要主张并证明产生权利的特别事实，至于具备相应的行为能力等一般要件事实，是被默示地认为其存在，不必主张和证明。而否认权利的一方如认为不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等，则应在诉讼中提出并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但该方当事人此时所负的仅仅是主观的举证责任（即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举证责任（败诉风险）仍然在主张权利一方，若法官最终仍无法确定行为能力是否存在，承担败诉后果的仍然是主张权利者。由于莱氏主张在诉讼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须对产生权利的全部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所以他的学说在德国被称为“全备说”。关于全备说的详细内容，可参见日本学者雉本朗造著：“举证责任的分配”，载王锡三译：《民事举证责任著作选译》，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印。

[17]普维庭，见前注[13]，页418。

[18]这些教科书包括尧厄尼希的《民事诉讼法》（第27版，2002年修订）；汉斯一约阿希姆．穆泽拉克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基础教程》（第六版，2002年修订）；罗森贝克等的《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6版，2004年修

[19]如日本著名民诉法学者兼子一、三个月章均采此说。日本的最高法院的前身即为大审法院。

[20]参见骆永家：《民事举证责任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页76；陈刚：《证明责任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页180—182。

[21]杨建华等：《民事诉讼法新论》，三民书局总经销1981年版，页374—375。

[22]普维庭，见前注[13]，页414—415。

[23]《德国民法典》涉及意思表示无效的一些表意行为，均是从反面作出的规定，如第116条关于真意保留的表示无效、第117条第1款关于通谋的表意无效、第118条缺乏真意的表意无效。

[24]罗森贝克，见前注[14]，页351。

[25]转引自陈荣宗：“举证责任之分配”，载《证据法论文选萃》，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页230。

[26]普维庭，见前注[13]，页396。

[27]骆永家，见前注[20]，页163。

[28]何家弘、张卫平主编：《外国证据法选译》（下卷），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页958。

[29]（美）摩根：《证据法基本问题》，李学灯译，台湾教育部出版，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经销，页44。

[30]转引自何欢美：《香港合同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版，页351。

[31]（英）阿蒂亚：《合同法概论》，程正康等译，法律出版社1982年版，页116—127。

[32]何宝玉：《英国合同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308。

[33]（苏）特列乌什尼科夫：《苏联民事诉讼中的证据和证明》，李衍译，西南政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编译室印，页43。

[34]（苏）阿·多勃洛沃里斯基主编：《苏维埃民事诉讼》，李衍译，法律出版社1985年版，页201。

[35]姚瑞光：《民事诉讼法论》，大中国图书股份有限公司经销2004年版，页430—431。

[36]吴明轩：《中国民事诉讼法》，2000年版，页838。

[37]陈自强：《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72。

[38]这样分配证明责任也符合“盖然性说”这一新的学说，“盖然性说”以待证事实发生盖然性的高低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主要标准，当待证事实的发生或存在率高时，主张事实发生或存在的一方当事人无需负证明责任，要由主张该事实未发生或不存在的对方当事人负证明责任。

第5篇：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范文

法律依据：

2021年1月1日生效的《民法典》第十三条

自然人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

第十四条

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

第十八条

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第五十九条

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

第六十条

第6篇：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范文

对于手写合同，只要同时符合对方有关民事行为能力、内容合法的规定，并由对方亲自签名确认的，具有法律效力。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三条：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第7篇：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范文

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

共同侵权行为是指加害人为2人或者2人以上共同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共同加害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的侵权行为。共同侵权行为首先是侵权行为，其构成应当符合某一特定侵权行为的要件，一般而言需要有加害行为、损害、因果关系和过错这四个要件。此外，共同侵权行为还需要一些特别要件，才能构成“共同”的侵权行为，加害人也才因此而承担连带责任。

1.主体的复数性

所谓主体的复数性，是指加害人为2人或者2人以上的多数人。这些多数人均为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主体，而不存在雇主与雇员之间的关系或者其他替代责任关系。同一企业的数个雇员在执行职务时对第三人造成损害也不属于共同侵权，因为承担责任的不是这些雇员而是他们共同的雇主。

2.意思联络或者行为关联

一般说来，各国民法典并不直接规定数个加害人之间就加害行为有意思上的联络或者行为上的关联。所谓意思上的联络是指数个行为人对加害行为存在“必要的共谋”，如事先策划、分工等。这种主张共同侵权需要意思上的联络的学说称为“主观说”。主观说作为一种较早的共同侵权行为理论，反映了早期立法者和司法部门严守过错责任原则和限制连带责任（与中世纪的株连责任相反）的指导思想。

在较晚近的各国（地区）判例中，法官们开始确认即使多数加害人之间没有意思上的联络，其共同行为造成损害的，也为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是共同侵权行为的“客观说”。该说认为“民法上之共同侵权行为与刑法上之共犯不同，苟各自之行为，客观上有关联共同，即为足已。”（史尚宽《债法总论》，第166页）

主观说害怕扩大共同侵权及连带责任之适用而加重加害人的负担；客观说则试图寻求对受害人更有力的保护与救济。二者均有可取之处以及相应的法理，但是各执一端难免失于偏颇。我们认为采取“折衷说”更为妥当。折衷说的具体要求是：构成共同侵权，数个加害人均需要有过错，或者为故意或者为过失，但是无须共同的故意或者意思上的联络；各加害人的过错的具体内容是相同的或者相似的。这里举一事例就可以说明折衷说的意义：设某小河上架有木桥。村民甲盗窃桥桩若干，此后不久村民乙又盗窃桥桩若干。由于桥桩被盗过多终导致木桥坍塌。村民甲和乙盗窃桥桩并没有意思之联络，但是有相同或者类似的过错，即导致木桥坍塌，故认定其共同侵权行为和连带责任比较合理。否则，仅仅判决甲和乙分别对其盗窃的柱子负责，显然是不合理的。

3.结果的统一性

结果的统一性是指共同侵权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是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它有两层含义：其一，损害后果构成一个整体，受害人为同一主体，受到侵害的民事权益是同一类别或者相似类别的，损害后果在事实上或法理上不具有独立性。其二，共同侵权行为与作为一个整体的损害后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用“必要条件规则”的检验方法可以排除不属于共同侵权行为的其他行为，因为即使没有这种行为之存在，损害后果也会出现。

共同危险行为

1.共同危险行为的概念、立法例和实例

共同危险行为也称为“准共同侵权行为”，是指2人或者2人以上共同实施有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危险行为，对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不能判明谁是加害人的情况。在立法例上有以下几种模式：（1）不区分共同侵权行为与共同危险行为，将共同危险行为完全纳入共同侵权行为的调整范围，作为共同侵权行为之一种。英美侵权行为法采这一模式。（2）在民法典中对共同危险行为明确作出规定，最典型的是《希腊民法典》第926条第2款：“如果数人同时或者相继实施一行为，而不能确认谁的行为造成损害，则所有的与此有关的人承担连带责任。”《德国民法典》第1款第2项和《日本民法典》第719条第2款有与此类似的规定。（3）民法典中不规定共同危险行为，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将共同侵权行为的规则适用于共同危险行为，法国的情况即如此。我国民法通则没有规定共同危险行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没有涉及这一问题。考虑到我国长期受大陆民法文化的影响，同时考虑到共同危险行为在构成要件和抗辩方面的差异，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投诉无门”的情况，我们认为，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等方法确认有关共同危险行为是十分必要。

人们对共同危险行为常举的例子是所谓的“打猎案”：数个猎人同时向同一方向开枪，受害人被一颗子弹击中，但是无法确认是哪个猎人射击的子弹击中的（德意志德国最高法院1909年1月11日的判决，载JW1909年，第136页。法国最高法院1968年3月6日的判决，载Bull.civ.1968年第2册，第76号）。在我国，打猎的情况不多见，但是发生共同危险的情形还是有许多，如数人向受害人投掷石头，其中一块石头击中受害人的头部，但是不能认定是谁扔出的石头击中了受害人；数人在同一地点分别燃放鞭炮，其中一爆竹炸伤一过路人的眼睛，受害人无法确定是其中哪一个人燃放的鞭炮炸伤了自己；二人穿过林间小道，均向路边扔了烟头，其中一烟头引起森林火灾，但是最后无法确认到底是哪一个人扔的烟头引起了火灾……这样的案件均属于有关共同危险行为的规则所规范的对象。

2.共同危险行为的构成要件

除了需要具备侵权行为的一般要件外，共同危险行为还需要具备以下特别要件。只有具备了侵权行为的一般要件和相应的特别要件，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构成共同危险行为的，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的民事责任。

（1）数人同时或者相继实施加害行为

如果加害人只有一人或者虽然有数人但是其所实施的行为不是同时的或者相继的，不存在任何时间上的关联性，则不构成共同危险行为。加害人的复数性以及行为的同时或相继性是共同危险行为的要件。

（2）数人的行为均具有危险性

无论是同时向他人所在的方向射击，还是在同一林间小道上扔烟头，抑或在路边燃放鞭炮，这样的行为都具有危险性。这种危险性表现为：它所威胁或将要损害的或已经损害的客体是受到民法保护的他人的民事权益；这种危险是现实存在的，而不仅仅是一种可能性或者盖然性。

（3）加害人的不可确定性

与共同侵权行为不同，共同危险行为实质上只是部分行为人的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而另一些行为人的行为并没有造成损害。但是由于认识方面的主客观限制，无论是受害人还是法院都无法确认到底是谁的行为造成了受害人的损害。真正的加害人是共同危险行为人中的一个（或者一部分），但是无法确认到底是哪一个（或者哪一部分）。

既然加害人具有不确定性，就存在是否允许部分被告提出证据证明自己不是共同危险行为人的问题。理论界对此有肯定说和否定说。我们认为，既然“共同加害人”是推定的，就应当允许其中的人证明自己没有实施加害行为或者自己的行为与受害人的损害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进而免除其责任。进行这种反证，无须证明他人为真正的加害人，也无须解决其他加害人不确定的问题。不能进行这种反证的剩余的加害人被认定为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

（4）共同过失与结果的统一性

共同过失要求每一个共同危险行为人都具有过失，但是无须故意，也无须他们之间的意思联络。过失的内容是相同的，如在“打猎案”中，数个猎人的过失都是对他人生命、健康权利的忽视；在“山林火灾案”中，数个扔烟头的人的过失都是对山林安全的忽视。与共同侵权行为一样，共同危险行为也要求结果的统一性。共同危险行为造成的损害应当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一损害后果是共同危险行为作为一个整体原因所导致的结果，而不考虑其中某一行为人的个别行为对损害有无因果关系。

共同侵权的主要形态

1.“共同正犯”

“共同正犯”是指在实施加害行为时所有共同加害人都处于同样的地位，都实施了具体的行为，其作用相当或者大致相当。在实践中，“共同正犯”是共同侵权的最常见、最典型的形态。在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行为中，不同的加害人承担不同的任务不妨碍其都被认定为“共同正犯”。

2.教唆者、帮助者

教唆、帮助他人实施加害行为的，教唆者和帮助者与行为的实施者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人，此为各国通说。教唆者，即造意者，指鼓动、唆使或策划他人实施加害行为的人。民法通则没有对教唆、帮助他人实施加害行为作出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了教唆、帮助他人实施加害行为的三种情况：（1）作为原则，教唆、帮助者为共同侵权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2）教唆、帮助无行为能力人实施加害行为的，教唆者、帮助者为侵权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3）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帮助者通常是指为加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提供必要条件的人。提供这种条件的时间通常是在加害行为实施之前或者加害行为进行之中。帮助窃贼提供作案工具、为其把风等无疑属于帮助实施加害行为，盗窃完成之后帮助销赃也可以认定为帮助实施加害行为，因为销赃是侵害受害人所有权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加害人提供精神支持，是否属于帮助实施加害行为呢？学界对此缺乏深入研究。德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予以认可，它在一个判决中认为“通过予以心理上的支持，协助和教唆空中交通控制人员”足以构成空中交通控制人员协会的连带责任（1987年1月31日的判决，载BGHZ70第277页）。德国最高法院在另一个案件中也判决未扔石头但是为攻击警察的骚乱学生呐喊助阵的支持者（也是学生）承担连带责任（1974年10月29日的判决，载BGHZ63，第124页）。德国最高法院的这两个判决值得参考。

3.团伙成员

一些较早的民法典没有对团伙成员（gangmember）的共同侵权行为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但是1992年实施的新《荷兰民法典》第6：166条作出了专门规定：“如果一个团伙成员不法造成损害，如果没有其集合行为则可以避免造成损害的危险之发生，如果该集合行为可以归责于这一团伙，则这些成员承担连带责任。”第6：99条对此作出了补充：“在损害可能产生于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各自应当承担责任的事件时，如果能够认定损害至少产生于此等事件之一，这些人中的每一个都对赔偿承担责任，除非他能证明损害不是由于他所负有责任的事件造成的。”这是个全新的规范，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适当借鉴。西班牙一家法院曾作出这样一个判决：一名埃塔恐怖组织成员制造爆炸事件造成他人损害，但是警方未能抓获肇事者。受害人或其家属无法对加害人提起民事诉讼。但是原告对并未参与这次爆炸行为的埃塔恐怖组织另一个成员（一个律师）提出赔偿诉讼，法院判决原告胜诉。

认定团伙成员对团伙行为的连带责任无疑有利于对受害人的保护，也有利于对团伙不法行为的控制（尽管这不是侵权行为法的主要功能）。但是需要界定的是：（1）团伙的定义；（2）集合行为的定义。我们的初步认识是：犯罪集团、犯罪团伙、违反治安法规的团伙、黑势力帮派、组织、其他自发组织等可以界定为团伙。这些团伙的集体行为或者惯常行为可以认定为其集合行为。团伙成员无论是否具体参与了某次加害行为，均对该加害行为承担连带责任，除非他能证明该加害行为不属于团伙的集合行为。

共同侵权人的责任

1.作为共同侵权之责任原则的连带责任

共同侵权人的连带责任，在国外也称为“共同的和分别的责任（jointandseveralliability）”，其意思是说：共同加害人作为一个整体对损害共同承担责任；共同加害人中的任何一个人对全部损害承担责任；在共同加害人之一人（或者部分人）对全部损害承担了责任之后，他有权向其他未承担责任的共同加害人追偿，请求偿付其承担应当的赔偿份额。而从受害人的请求权角度来看，他既可以将全部加害人作为被告，请求他们承担对全部损害的赔偿责任；他也可以将加害人中的一人（或者部分人）作为被告，请求他（或他们）承担全部赔偿责任。一旦加害人中的一人（或者部分人）赔偿了全部损害，也就履行了全部赔偿义务，受害人不得再对其他加害人提出请求；反之，如果受害人的请求没有得到实现或者没有完全得到实现，他则可以向其他加害人请求赔偿全部损害或者赔偿剩余的部分损害。

基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受害人的损害更容易得到赔偿。法院判决数个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时，原则上不得在判决书中分割各加害人的赔偿份额。在执行判决时，可以全部执行一个或者部分加害人的财产，而在其财产不足时也可以执行其他加害人的财产，直到判决确定的赔偿义务强制执行完毕为止。

在实践中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受害人是否可以免除部分共同加害人的赔偿责任而向其他共同加害人主张全部赔偿责任呢？各国法律对此缺乏明确规定，依据一般法理，受害人不得免除特定共同加害人的赔偿责任，如果作出这种免除责任的意思表示，他就无权向其他共同加害人主张全部赔偿责任；否则，这对其他共同加害人就不公平。当然，受害人只部分加害人而不其他加害人，并不能推定其免除其他加害人的责任。

2.加害人之间的追偿

在一个或者数个加害人清偿了全部赔偿债务后，在共同加害人之间还进行追偿，即支付了赔偿金的加害人有权请求其他共同加害人支付一定的金额以补偿其承担全部赔偿责任而受到的损失。

共同加害人之间如何进行追偿，或者说如何在他们之间分配赔偿责任呢？笔者以为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比较过错原则，即对数个共同加害人在实施共同侵权行为时的过错进行比较，过错较大的最终分担较大份额的赔偿金额，过错较小的最终分担较小份额的赔偿金额，过错不相上下难以比较大小的，原则上平均分担；（2）比较原因力原则，即对数个共同加害人在实施共同侵权行为时各自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所起作用重要的最终分担较大的赔偿额，所起作用较小的最终分担较少的赔偿额，如果每个加害人的作用不相上下原则上平均分担；（3）衡平考量原则，该原则也称为公平考量原则或者司法政策考量原则，是指在共同加害人之间最终分担赔偿份额时适当考虑各加害人的经济状况和其他相关因素。

需要指出的是，加害人之间的追偿在程序上不能与共同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相混淆。共同加害人对受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不以共同加害人之间进行追偿是否有困难作为考虑的前提。就实务而言，在涉及连带责任的案件中，法院只需判决共同侵权行为人或者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即可。是否追偿以及如何追偿，那是以后的事情（也许并不会发生纠纷）。只有在后来追偿过程中发生纠纷，相关人员诉诸法院，法院才有必要作出裁判。

3.作为连带责任之例外的分别责任

虽然共同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是共同侵权的一个原则，但是在有特别需要时，尽管数人的行为构成共同侵权，法律也不规定连带责任，而是规定分别责任或者规定不同当事人承担不相等的赔偿份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三款就是这样一条规范：“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这一规定一方面认定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加害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另一方面又突破共同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则，规定教唆者、帮助者承担主要责任即承担大部分赔偿额。依据这一规定，法院在对相应的侵权行为案件作出判决时必须确定教唆者、帮助者具体赔偿份额，也必须确定被教唆、帮助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共同加害人的具体赔偿份额。

最高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无疑是要加重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教唆者、帮助者的赔偿责任而适当减轻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被教唆者、被帮助者的赔偿责任。从一般情况看这样的规定是公平的，但是如果出现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教唆者、帮助者无赔偿能力而被教唆、被帮助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有赔偿能力的情况时，受害人则处于较不利的地位，很可能得不到完全赔偿。因此，我们认为，在适用这一规则时也应当遵循上述衡平考量原则。未来似乎可以考虑以适当的方式对这一款司法解释作出补充：“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侵权行为的人，为共同侵权行为人，应当承担主要责任。”“但是教唆、帮助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缺乏赔偿能力的除外。”

结论性意见

数人具有相同或类似的过错实施具有关联性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数个加害人为共同侵权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数人具有相同或者类似过失同时或者相继实施一加害行为造成受害人损害的，如果不能确认谁的行为造成该损害，该数人为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部分被告得反证自己的行为没有造成受害人损害而不承担责任，于此情形剩余的被告（为2人或者2人以上时）仍作为共同危险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

第8篇：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范文

关键词：优等悬赏广告；悬赏人；应征人

引论

在我国，悬赏广告至少在秦代就已经出现了，《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吕氏春秋成，悬诸东门，谓有能更动一字者，赐以千金。”而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社会以悬赏广告方式来实现个人或政府之目的，已是越来越多，由此引发的悬赏广告纠纷也是与日俱增。而《合同法》对悬赏广告的规定条文简陋，过于原则化，对优等悬赏广告更是只字未提。而“相关的制度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早已有之，日本、德国、台湾等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英美法系也在普通法中确立相关法律原则”。[1] “对于优等悬赏广告，原则上虽可适用于悬赏广告的规定，但其要件和效力，则多少存别”。[2]因此有研究之必要，本文拟对这个问题做个简要的探讨。

一、优等悬赏广告的性质

对于优等悬赏的概念有着不同的表述：“优等悬赏广告，谓就完成广告中所指定行为人中，惟对评定为优等者给与报酬之广告” [3].台湾民法典的定义是：“以广告声明对完成一定行为，于一定期间内为通知，而经评定为优等之人给与报酬者，为优等悬赏广告”[4].梁慧星教授主持制定的《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以下简称梁《建议稿》）将其定义为：“广告人在悬赏广告中声明仅对完成指定行为的人中的优胜者给付悬赏金额的，仅该优胜者有受领悬赏金额的权利”。[5]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首先在德国法中得到立法的确认，后来逐步被其他国家借鉴，并在民法典中予以专门规定如日本民法典。

优等悬赏广告是一种特殊的悬赏广告，因此，要研究优等悬赏广告的性质，应首先对悬赏广告的性质加以研究。对于悬赏广告的性质，由于各国立法及司法解释不同，造成学者们对其性质认识不一。而且这种争议由来已久，“在罗马法上，悬赏广告被认为是一种合同，而在日耳曼法上，则认为其系一种单独行为”。 [6]但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学说：一为契约说，二是单独行为说。

契约说，又称要约说。该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广告人对于不特定人的要约，应征人完成指定行为承诺意思的实现，因而成立契约。例如《日本民法典》采契约说，将悬赏广告定于契约总则中。英美国家也采契约说，一般也认为悬赏广告为公开的要约，并将其纳入契约法律关系予以调整。可见，采契约说的国家在处理悬赏广告纠纷时，以契约法及其原理作为处理依据。我国学者彭万林等持这种观点。[7]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学者历来有契约说和单独行为说之争论，通说见解认为以单独行为说为宜，但修正后系采契约说[8].

单独行为说认为，悬赏广告是广告人一方的意思表示负担债务，在行为人方面无须承诺，以一定行为的完成为债的成立。“悬赏广告法律性质之争论，严格言之，是一个法律学方法论上之问题：假若吾人能够舍弃形式推论而改采实质之解释标准，则现行法上之悬赏广告应属单独行为无疑”。[9]例如，德国和意大利立法采用单独行为说，我国学者王利明、崔建远、方流芳、。张新宝等倾向于这种观点。[10] [11] [12]]此外，梁《建议稿》亦采用此观点，在第三编债权总则第21章单方允诺规定了悬赏广告。

上述两种主张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是同时二说在理论上又都存在一定的缺陷。要约说无法解释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订约能力问题、合同成立的时间问题，是否适用同时履行抗辩权等问题，而单独行为说则无法解释诸如悬赏征集作品等广告中，悬赏人与应征人之间确实存在的合同性质的权利义务关系等问题。

悬赏广告作为一种法律现象虽然有其共性，但不同种类的悬赏广告又具有不同的特征，因此，就其法律性质而言，很难一概而论，而应当做些具体分析。就优等悬赏广告而言，其在成立程序上明显与其他悬赏广告不同，主要表现在：其他悬赏广告只要应征人完成广告中的指定事项，就可以取得报酬给付请求权，悬赏人即应承担给付相应报酬的义务，而“优等悬赏广告又是一种竞争性法律行为。与普通悬赏广告相比，优等悬赏广告有自己的特殊性，不仅以指定行为完成为条件，要求行为人发出应募通知且须行为评定为优等者，优等悬赏广告才生效，行为人才享有报酬请求权，因而具有竞争性”。[13]因此，我们认为优等悬赏广告在性质上似应视为特殊的要约邀请更为妥当。其法律特征主要表现在：

1、优等悬赏广告是悬赏人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邀请

在优等悬赏广告法律关系中，悬赏人是特定的，而应征人是不特定的，应征人应征视为向悬赏人发出要约悬赏人经评优确定为优等后视为承诺，对其他落选者则视为未接受行为人的要约。此合同的成立时间为悬赏人公开评奖结果或应征人收到入选通知书。这样，才能解释落选的应算者不发生报酬给付请求权的现象。才能解释某些优等悬赏广告中。特等奖或-等奖空缺的情况。若采要约说，则应征人应征即视为承诺，合同即告有效成立，那将难以解释落选的应征者为什么不能取得报酬给付请求权，更难以解释若特等奖或一等奖空缺，为什么不能构成悬赏人违约。

2、优等悬赏广告为特殊的要约邀请

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此类悬赏广告相对明确、具体，依其内容不仅可以确定与合同相关的条件，并且可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不像一般的要约邀请那样含糊。

（2）此类悬赏广告对悬赏人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主要表现在依诚信原则，广告一经发出，悬赏人即应接受应征人的要约，并按照规定的或合理的程序对应征人的成果进行评审。如无正当理由，不得擅自撤销广告，而不像一般的要约邀请对发出人毫无拘束力。

二、优等悬赏广告的成立要件

优等悬赏广告是悬赏人向不特定人发出的特殊要约邀请悬赏人具有一定的法律约束力，故其成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成立要件主要有：

1、须以广告的方法对不特定的人发出意思表示

优等悬赏广告属于民法上的表意行为，应当以意思表示为构成要件，并必须具备意思表示的各项构成要素，才能成立。发出广告的具体形式多种多样，可以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也可以使用互联网等新兴的媒体，还可以采用张贴海报等大众方式。总之，必须采用使不特定人知道有此悬赏的方式进行。否则，如果仅将悬赏征集的意思通知特定的人，则不能视为悬赏广告。

2、须有指定完成的事项

悬赏人在广告中指定事项的范围一般认为并没有特殊限制，只要不违反现行法律和行政法规，不危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及公序良俗均可。不问其种类如何，一般都可以成为优等悬赏广告指定的事项。完成指定事项的行为通常是积极作为，但完成该指定事项能否给悬赏人带来经济利益，应在所不问。

3、须有被评定为优等才会给付一定报酬的表示

优等悬赏广告不同于普通悬赏广告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悬赏人仅对完成该事项并被评定为优等者承担给付报酬的义务，否则，即为普通悬赏广告。因此，评定出优等者是悬赏人的义务，评定既可以由悬赏人自己评，也可以由悬赏人指定有关专家或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具体评定人，悬赏人确认最后评定的结果。

悬赏人在广告中一般应指明评定程序、评定办法、具体评定人和评定结果的公布。广告中未指明评定程序、评定办法和评定结果公布的，应依诚信原则定之，务求保还评审结果的公正性和评审结果能为应征人所了解。优等者可以为一人，也可以是数人。优等者为数人时，可以并列，也可以再分等次。

4、须有应征期间

《德国民法典》第661条第1款规定：“以悬赏应征为标的悬赏广告，仅在广告中对应征规定期限者，始为有效。”《日本民法典》532条规定：“完成广告所定行为者有数人，而只能给予其中优等人以报酬时，以定应征期间者为限。该广告为有效。”因为优劣相比较而定，若无时间限制，则永无优等之评比。对广告中虽没有明定期间，但依其内容可确定者，应为有效。如果没有明定期间，且依其内容又不能确定的，则该悬赏广告当视为无效。

5、须有应征的意思表示

行为人不仅须完成指定的事项，而且应向悬赏人做出应征的意思表示。至于行为人的范围，既包括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又包括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否则，以行为人主体不合格而不给予评优，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显然是不公平的。应征方法，除广告另有规定外，可依指定事项的性质或习惯来确定。将行为的结果通知或送交悬赏人，可视为应征的意思表示，但应征的意思表示，应在应征期间到达悬赏人。逾期的意思表示不生应征效力，倘若悬赏人依逾期的应征表示将该项成果评为优等，作为利害关系人的其他应征者可以主张该项评定无效。

三、优等悬赏广告的撤销

“悬赏广告系以意思自治而设立，因而各国立法均允许其撤销”。[14]但是优等悬赏广告作为特殊的要约邀请，一经，悬赏人即受其约束，无正当理由不得撤销。否则会使应征人陷入极为不利的地位，甚至蒙受损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悬赏人撤销已的优等悬赏广告。否则，也往往会使悬赏人陷入极为不利的地位，不利于对悬赏人利益的保护。这是诚实信用原则对优等悬赏广告的基本要求，也是为维持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以及当事人与社会之间利益平衡的客观需要。因此，应赋予悬赏人特定条件下的撤销权。对于这一点梁《建议稿》忽视了悬赏广告和优等悬赏广告的区别，并没有单独规定，[15]也就是说，优等悬赏广告之撤销，当援用悬赏广告撤销的规定，似有不足。

特定条件一般是指悬赏人意志之外的原因使广告丧失期望利益或使广告目的不能实现。如不可抗力等，优等悬赏广告一经撤销。即视为自始无此广告，行为人即使已经完成广告事项，悬赏人一般也免除或减轻支付酬金义务。撤销的通知也应当在广告相当的范围。“关于悬赏广告撤销之方法，为保护行为人之利益，原则上应以与悬赏广告同一方法为之”。[16]不具备上述条件而撤销，给应征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有过错的悬赏人应当赔偿应征人因撤销广告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道错的，按过失相抵的规则，视过错程度或行为对损害后果原因力的强弱，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四、优等悬赏广告的效力

优等悬赏广告一旦以广告形式公开化。立即生效，悬赏人无正当理由不得随意撤回。优等悬赏广告在评定优等之后，优等者即取得报酬给付请求权，悬赏人即承担此项给付义务。一般情况下最终评定出的优等者不会超过悬赏人预定的名额。

在优等悬赏广告有效存续期间，若悬赏人拒绝评优，或者违背诚信原则无正当理由使各奖项空缺，或者违反广告规定的程序、办法、条件、规则评优等，给应征人造成损失时，虽因合同尚未成立，不能追究悬赏人的违约责任，但在悬赏人有过错时，无疑应承担缔约上的过失责任。

应征人的异议权问题，这是优等悬赏广告中的特殊问题。悬赏人违反规定的程序、办法进行评定，或违反规定的条件、规则进行评定，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征人有权提出异议。“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的人，对判定人所作出的判定，不得提出异议。但违反悬赏广告中声明的判定程序的除外” [17].若利益受到损害的应征人行使异议权，而悬赏人拒绝纠正的，该应征人应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撤销悬赏人的评定结果，或直接要求其承担缔约上过失责任，以求救济。“评定，一面为广告人义务之履行，应依诚实及信用方法为之，违反此原则，应为无效”。[18]

五、应征人撤回或撤销应征意思表示的权力

因为优等悬赏广告在性质上属于特殊的要约邀请，而应征人发出应征的意思表示则视为要约。因此，应征人撤回或撤销应征意思表示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依据《合同法》第17条之规定，优等悬赏广告应征人可以撤回应征的意思表示，但撤回的通知必须在应征的意思表示到达悬赏人之前或同时到达悬赏人，方能发生撤回的效力。

依据《合同法》第18条的规定，应征人可以撤销其应征的意思表示。但根据《合同法》第19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征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其一，应征的意思表示规定了评优期限的，在其规定的期限内不得撤销；其二。应征的意思表示明示其不可撤销的；其二，悬赏人有理由认为该项应征的意思表示不可撤销，并已为实施该项成果做了必要准备的。应征的意思表示一经撤销，则自始不发生效力。

六、对数人同时完成悬赏行为之探讨

对于普通悬赏广告，数人先后完成悬赏行为的，只有最先完成悬赏行为的人有受领悬赏金额的权利，而优等悬赏广告，只有在实施行为人中评选出的优胜者有受领悬赏金额的权利，当然各优胜者间还可能存在等级，这些都不存在争议。

对于数人同时完成悬赏行为的，一般认为应由各行为人以均等比例分配悬赏金额。（依悬赏性质或悬赏广告中明示只能由一人受领是悬赏金额，以抽签确定的除外）。这对于数人属于同一类型、起同一作用的行为是适用的，如征文广告征得同一类文章。但对于不属同一类型、不起同一作用行为，若仍机械地由各行为人以均等比例分配悬赏金额，必然显失公平，因各人所起的作用有大有小，因此，应当由悬赏人具体考察各人的贡献大小以确定悬赏金额分配比例。

参考书目：

[1][13]宋小林。试论优等悬赏广告[J].安徽大学学报，1997，（4）：44-48。

[2]徐泉。悬赏广告的法律问题探微[J].现代法学，1997，（6）：62。

[3][18]史尚宽。债法总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41-43。

[4]台湾民法典（2002修正）第165条第1款。

[5][15][17]梁慧星。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第682－684条。

[6]张广兴。债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60。

[7]彭万林主。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489。

[8]台湾民法典（2002修正）第164条。

[9]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M]（2）。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59。

[10]王利明。郭明瑞。方流民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8，374。

[11]王利明。崔建远合同法新论o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154。

[12]王利明。中国民法案例与学理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166。

第9篇：民法典的民事行为能力范文

【关键词】遗嘱执行人；立法构想；理由分析；继承法

我国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民法典，而《继承法》也正在进行修改，以便被进一步完善后纳入民法典之中。遗嘱执行人制度是继承法上的重要内容，但我国1985年《继承法》并没有建立完整的遗嘱执行人制度。笔者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结合我国实际，综合近几年学术界关于遗嘱执行制度的理论成果，试拟我国遗嘱执行人制度的立法建议稿，并对立法理由予以分析说明，以供我国立法机关参考。

1.我国民法典中应当设立遗嘱执行人制度

遗嘱执行，是指遗嘱生效以后，为实现遗嘱内容所进行的一系列必要的行为。遗嘱执行人则是指为了遗嘱执行而指定或选任的人。 为何在我国今后的民法典中应当规定遗嘱执行人制度？笔者认为，其必要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说明：

1.1遗嘱执行人制度是近现代继承法的重要内容。在罗马法上，遗嘱原则上由继承遗嘱人人格的继承人执行；在例外的情形下，依死后委任的方法委托继承人以外的人执行，但当时并无遗嘱执行人制度。在欧洲中世纪遗嘱执行为人只是作为遗嘱人的中介人或受托人。遗嘱执行人是近现代民法上规定的制度；是近现代继承法中的重要制度，各国立法大都专章专节规定了遗嘱执行人制度。

1.2设置遗嘱执行人制度是遗嘱本身基本属性的要求。按照继承法的基本原理，遗嘱于遗嘱人死亡后才能发生效力。因此，遗嘱人自己不可能执行自己的遗嘱，而须由他人来执行。而且，由他人执行的“遗嘱”，是否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须首先依一定程序予以确定。所以，各国继承法大都规定：继承开始后，必须经过遗嘱检认和开启程序，以确定遗嘱的真实性；经过检认的遗嘱，只能由特定的人才能执行。遗嘱执行人的重要意义在于：借助于遗嘱执行人，可以使遗嘱人的意志得到真实的体现，使遗嘱内容得以实现；借助于遗嘱执行人，可以使遗嘱继承人和受遗赠人的合法权利得到有利的维护；借助于遗嘱执行人，还可以使那些因某种原因而无法亲自接受遗产的权利人的利益获得保护。显然，我国民法典也应当确立具有这些功能的遗嘱执行人规则。

2.对遗嘱执行人制度设计构思的解释与论证

2.1遗嘱执行人的确定方法

如前所述，遗嘱人自己不能执行遗嘱，而须由他人来执行。但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执行遗嘱，遗嘱执行人须按照特定规则确定。一般而言，遗嘱执行人由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定，同时，遗嘱由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定的人执行也最为适宜。因为遗嘱人自己最了解谁能执行其遗嘱，所以由遗嘱人在遗嘱中指定的人执行遗嘱，最能够充分尊重遗嘱人的遗愿。

2.2嘱执行人的处理

我国现行继承法对遗嘱执行人的资格问题未作明确规定，构成立法漏洞，未来民法典应当予以补充。笔者认为，遗嘱执行人的资格涉及到两个方面的理论问题：一是遗嘱执行行为本身的法律性质，这个问题决定遗嘱执行人所需的行为能力；二是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这个问题决定自然人中的继承人、法人及其他组织能否作为遗嘱执行人。当然，规范遗嘱执行人的资格还需考虑实践中的做法或习惯，这是由继承法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1）遗嘱执行的性质。遗嘱执行是一种重大而复杂的民事法律行为，这已是不争的事实。既然如此，遗嘱执行人应当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就成为当然的要求，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的为能力人不具有担当遗嘱执行人的资格。值得探讨的是，按照我国法律规定，以自己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也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种人能否作为遗嘱执行人呢？对此问题，学者存在不同看法。笔者认为，这类未成年人虽具有行为能力（包括遗嘱能力），但不宜作遗嘱执行人。因为，遗嘱执行人不是对自己的财产作任何处分，而是根据法律要求，执行他人所立的遗嘱。因此要求遗嘱执行人应具有处理各项复杂事务的能力，才能保证遗嘱的正确执行。

（2）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关于遗嘱执行人的法律地位，在立法和学说上有不同的观点，大体上可分为固有权说与权说两大派别。固有权说又包括机关说、限制物权说、任务说等几种主张。权说主要有被继承人的说、继承人的说和遗产的说等三种观点。

2.3遗嘱执行人的权利、义务与责任

一般认为，遗嘱执行人的职责有：制作遗产清单；管理遗产并为执行上必要行为；继承人妨碍的排除；为执行的必要可为独立的诉讼主体；管理遗产、履行职务，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态度对待等。

2.3.1遗嘱执行人一般权利和义务

遗嘱执行人有何职责，各国立法均有不同，但自遗嘱执行人制度产生以来，英国法中权限有扩大的趋势，而大陆法中则有缩小的趋势。 关于遗嘱执行人的任务，史尚宽先生的观点颇为精当――“一般遗嘱执行人之任务，止于监督遗嘱人最终意思之执行，保障其实现，然其任务非仅为继承人之利益，并应顾及遗嘱受益人之利益，关系此等受益人之权利义务所必要之一切行为，执行人均有为之权利与义务” 。比如，在遗产分割以前遗嘱执行人有管理遗产的职责。遗产管理的目的是为了保存遗产，避免损失，为遗嘱执行准备条件。遗产管理包括事实上的管理和法律上的管理。

2.3.2遗嘱执行人制作遗产清单的问题

制作遗产清单的目的是为了确定遗产状况，为遗嘱的执行提供基础。制作遗产清单是正确执行遗嘱，保护继承人、受遗赠人和遗产债权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合法权益的重要程序。日本民法典第1011条、法国民法典第1031条、德国民法典第2215条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1214条都规定了遗嘱执行人制作遗产清单的义务。虽然我国现行继承对此并无规定，但无论从理论认识和司法实践上看，还是从遗嘱执行人完成其任务的需要上看，制作遗产清单都应当是其首要的职责。有学者认为，“如果遗嘱人在遗嘱中对自己的有关财产，都有明确的处理意见，依照遗嘱的规定完全可以顺利执行的，则可以不必编制遗产清单” 。我们不同意这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