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主义安全观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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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建构主义安全观范文

建构主义安全观是多元化的安全观理论中的一个，其理论视角是基于社会建构主义范式。建构主义学派不囿于单一的因果链条，认为行为产生的解释来自于更加宏观和复杂的因素，建构主义更多地追溯历史、文化、环境和制度中多方面多层次的解释维度。建构主义安全观视角关于国家的出发点是：“国家行为由思想信念、集体规范和社会认同决定。”互联网发展的巨大作用，就是不仅为现实生活提供了便利的条件、改变了生活方式，同时也对精神的塑造、文化的传播和社会交往的方式构成深刻影响。互联网使思想观念的形成与传播、集体规范的达成与生效以及社会共识的共建与稳定等诸多条件和环境都发生了变化，可以说在客观安全是基本物质保障的前提下，互联网对精神、观念和思想方面的塑造能力更值得重视。建构主义安全观认为：“安全属于社会建构的一种，社会建构主义重视建构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并且认为文化对行为体的安全行为具有规范作用。”即安全是一个动态概念，其生成受到结构的影响，同时其变化受到后天行为的规制和约束。以建构主义安全观的视角，网络安全不再指涉单纯的主体安全，同时也包含了结构安全的内涵，不仅将现实安全与虚拟安全之间的影响包含其中，也将安全作为一种共存共生的平衡状态赋于国家结构的互动之中。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主客观的一种互动和相互影响，即“安全”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一个在主客体之间相互定义生成的一种理想状态。互联网时代，安全领域重心发生了转移，如今的格局是实体安全和虚拟安全双重建构的体系，虚拟安全在网络领域，以意识形态和信息安全的方式影响着现实。国家网络安全除了硬件安全保障，同时需要建立具有安全意识的网络公共对话空间。网络安全来自于虚拟安全与现实安全，现实安全要求有扎实的硬件建设和技术开发，而虚拟安全则更多的是来自于网民的安全感和安全意识。建构主义安全观是全面系统并且人性化的安全观，与社会构成强有力的关联，也和日趋网络化的现实发生更多交集。建构主义的安全观符合当前互联网时代赋权、平等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同时也将现实安全与虚拟安全、客观安全与主观安全有机有效地整合在一起。同时，互联网将共识制造的成本大大降低，由于地理因素造成的障碍被克服，对话的条件提升，渠道资源进步，互联网时代的建构主义安全观强调思想和对话的作用，强调结构性的影响和理念的共享与共识的传播。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国家网络安全的内涵

阿诺德•沃尔夫弗斯在《冲突与合作》中将“安全”从主客观两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客观意义层面的安全指的是指所拥有的价值不存在现实威胁的状态，重在强调客观事实和结果；而主观层面则更集中于主观的安全与否，指不受价值攻击和威胁的恐惧和不安，强调感觉，重在不安全感和恐惧的形成。理解“安全”也需要理解安全的反面——不安全——也就是威胁和恐惧。安全状态是一种二元结合、相互影响的理想状态。相反，对于威胁的界定和控制能够有效地保证安全状态的存续。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内部威胁和外部威胁也截然不同，“在国际维度上被认为安全的行为，可以是内向的也可以是外向的，换言之，可以是防卫性的，也可以是进攻性的。防卫是对现状的维护，是对自身内部的保护，而进攻则是对现状的改变和对现有格局的突破，是对外的行为。”网络安全包含了两个层面的主旨讨论，一层是“网络”的本体和主旨的描述规划了问题的主要来源和考查范围，另一层是“安全”所隐含的理论背景、发展趋势和本质诉求。“网络”的内涵已经伴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通讯技术、互联网技术、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的不断推动而不断被补充，但是对其“安全”问题的探讨一直是伴随其技术发展重要性不断上升的核心问题。安全问题，就安全的属性而言，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安全是一个具有二元结构的问题，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客观是指外界现状和客观现实，而主观则是对人们心理状态和感觉的强调。”这就将安全问题划入由客观安全和主观安全组成的二元体系。从这个安全观的角度出发，安全问题涉及到从宏观、中观到微观的影响范围，具体而言，就落实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以及个人安全。网络已经深入到国家发展和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其重要作用几乎涵盖了所有方面。所以，当下网络和信息安全就成为安全问题所要讨论的重要部分，其牵涉到技术方面的开发和控制，同时在网络系统和信息传播过程中的环节安全问题也有着重要的影响机制。网络安全关系上至国家信息安全、社会协调，下至民心稳定、个体隐私，对其防御、保护和治理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网络安全因为网络化的进程和网络对现实生活更大范围的介入，使得其安全问题不仅指网上生活的安全，保证网上生活、交易、信息的安全性，同时也拓展到了网下生活的安全，就是与网络关联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安全的，不论个人主体是主动介入还是被动介入。”网络安全的内涵是丰富、复杂并且多元的，其顺着网络发展的触角延伸到了国家运行、社会运转和人民生活的各个层面，它已经不仅是技术开发阶段的安全问题，在其被使用和利用的过程中，以及衍生出的其他和网络相关的问题都属于网络安全涵盖的范畴。“网络安全若从其本质而言是网络上的信息安全。从更广义的层面上来说，凡是涉及网络上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真实性和可控性的相关技术和理论都是网络安全的研究和探索领域。”国务院信息化办公室副主任王秀军从“防护对象”和“维护手段”两个方面定位网络安全问题，她认为：“在不同时期，网络安全的称谓和解释都有所不同，其内涵在不断深化，外延在不断扩展，而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安全包括技术安全、数据安全、应用安全、渠道安全、资本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方面。”网络安全的议题随着时代变迁、技术创新、社会变革和国家建设的步伐，其理论内涵和外延在不断被重构和丰富，对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公共安全、经济建设和社会稳定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成为国家战略选择过程中不能忽视和回避的战略性问题。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在强调了网络安全和信息化的重要作用之后，强调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事关国家安全和国家发展、事关广大人民群众工作生活的重大战略问题，将网络安全视为关乎国家安全的重要命题，也是互联网日益发达的今天，国家安全议题所出现的新挑战、新任务，网络安全甚至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必要安全指标之一。

（一）“网络安全”建构“国家安全”。

网络安全已成为国家安全大议题下众多安全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从客观还是主观层面，我国国家安全理论方面的建设都为国家安全这一重要国家议题提供了丰富的智力资源和理论成果。“国家安全是维护国家和的根本前提，没有国家安全其他无从谈起，而国家安全也是推进国家经济可持续、稳健发展和实现全社会稳定运行的安全基础。”从国家层面出发，安全议题可分为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内部安全始终作为国家系统内的重大安全问题，涉及社会稳定、公共安全以及微观的个人安全等，而外部安全则涉及在全球化环境下国际间竞争，以国家为单位应对外国网络攻击、入侵和信息泄露等问题。网络安全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其行为主体并不再限于国家或者权威机构，而将使用权力下放到了每一个个人，同时将构建网络安全保障国家安全的义务具体到个人。“由于网络世界的非对称性、去中心性和碎片性，网络犯罪主体的追踪范围已经扩大到个人、组织甚至国家。”个人、组织和国家都是通过网络安全来维护国家整体安全的基本单位。宏观的国家安全被划分成不同的领域：“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社会”的安全。目前，我国新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谋求的是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回应当下错综复杂的各类安全挑战。”所以，网络安全对于我国的完整、政治安全等核心安全问题有着重要保障意义，同时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运行和公共安全有着重要的建构意义。

（二）“网络安全”保障“国家利益”。

“杜查希克认为国家利益有五个永恒的要素：①国家实体的生存，主要指国民和国土的存在；②基本价值的生存，如自由、民主、独立、平等；③基本政治制度的维持；④经济的发展；⑤领土和完整。”无论是信息还是网络都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网络安全和信息化是国家重要资源的维护对象和途径。国家利益同样涉及内部利益和外部利益，内部利益是国家实现外部利益的前提和保证，内部和外部利益也相互影响。而网络安全的内涵指涉的是一个全局、全方位和全空间的安全意义，不仅对我国内部国家利益——国家的存在及存在状态以及内部价值的建构、经济繁荣、政治稳定有着提供安全保障的作用，同时对外部的国家利益——比如国际中存在、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的公平和展开有着重要的建构意义。在网络构建空间中，能否能够在意识形态领域获得主动权和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决定我国国家利益的实现。

（三）“网络安全”建构“空间安全”。

网络是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已成为世界共识，网络建设属于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环节，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倘若涉及国计民生的基础性设施被控制、威慑、攻击或者破坏，从结构主义的观点出发，这个国家整个运行系统必然面临威胁。新《国家安全法》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维护国家网络空间”。网络，已经成为新的空间要素而客观存在，“信息”是在巴西演讲别提出的概念，是继陆、海、空、天之外的国家第五大空间，网络空间的保护和管理，是对连接这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空间的总体关照，同时，网络空间也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安全、传播先进文化、促进国际交流的主导动力来源。我国将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将网络建设升级至国家层面的议题，此举标志着中国这个世界上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拥有最多的网民数量、运行最庞大的互联网应用市场、具备最强大的科技发展动力，树立从网络大国到网络强国的发展目标的矢志不移的决心。国家首先要充分认识到网络安全议题的重要性、关键性和紧迫性，再以网络安全为原点辐射和管理逻辑起点，促进国家其他安全问题的落实和跟进——完整、信息公开、隐私保护、经济稳健、政治稳定和公共安全以及全民安全。

三、我国国家网络安全的战略分析

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网络自身的特性，2014年是中国进入互联网世界的第20年，并且多项针对网络安全与发展的政策和措施相继出台、落到实处。中国要以2014年为发展元年，确定中国网络安全国家战略六点基本原则：（1）法律底线——保护公民隐私及国家到个人最基本的权益，发挥法规和市场规律的力量；（2）合作先行——鼓励合作，国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合作，国际上寻求积极合作机会；（3）职责明确——明确各部门的义务和责任，也明确各安全责任主体的责任和义务；（4）遵循规律——尊重互联网客观特点和发展规律、市场经济规律、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特征，不能将网络建设视为割裂之要素，更不能反其道而行之；（5）制造共识——群众基础培养和意识形态基础，为主观安全的构建而努力，建立一种全新的安全防护及管理机制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网络安全状况；（6）应对灵活——尊重网络空间规律和特点，提高灵活性，部门建制要符合需求，增加垂直纵深力度，减少层级和多部门分散。在以上六点原则基础上，结合我国互联网发展水平、现实社会的发展特点，在思想与对话并重、现实与虚拟并驾的前提下落实我国网络安全的发展战略。

（一）整体观念，要树立总体国家安全发展观。

对我国而言，网络技术的全球范围普及和发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出现了新的发展契机，但同时也使国家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复杂，网络空间的无远弗届让个体网民的信息安全风险加大，在全球化大局的驱动和全世界各国齐头并进的格局下，加强网络空间治理成为国家的重要议题和国际间各国新的博弈。“从进入20世纪以来人类的空间实践来看，人类社会空间的转换集中体现在三个维度：城市化空间、全球化空间和网络空间。”我国网络发展面临的国际局势可描述为：存在竞争关系，在寻求合作的背后是资源的争夺、技术的博弈和实力的对抗，而且国际形势并不乐观，网络攻击和控制始终存在。而国内形势则是：地区发展不平衡，政策覆盖不平衡，受互联网影响大，数字鸿沟始终存在，网络安全问题频发而且呈现形式多样，例如网络诈骗、网络流言甚至是网络犯罪等。“国家不可能是一种完全独立的权力，应该在经济方面寻找它的基础，而为了不陷入经济主义，又必须借助于‘多元决定论’去考察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国家权力机构正是具有这种“相对自主性”的特点，从中国国家本身出发，“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对内对外双向建设和治理中的概括性战略，是作为国家权力的高度将“安全”议题多元化，将“网络安全”作为整个国家安全总战略的一部分，“总体国家安全观”既面向国内大局，同时也以整体的形式防御和应对外部国际局势。“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将“网络安全”纳入到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打造国家安全“命运共同体”。2014年4月15日，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总体安全观从国家角度确定网络大安全范围，从政治治理和国家角度规制了网络安全。“贯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既要着眼于实现全体人民的安全，又要体现到保障每个人的安全上。”

（二）强制与认同并行，国内与国外并重。

1.“强制”与“同意”：“葛兰西把国家看作是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结合，是强制和同意的结合。”由此在践行网络安全执行的主体讨论中，“强制”和“同意”是网络安全在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双向核心即政治层面的执行力，“政治统治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同时，来自市民社会的“同意”反映出网络安全意识形态层面的民意基础和舆论基础。在网络安全治理过程中，问题复杂，层级重复而且建制部门之间的职能也有重合和覆盖，这时，国家的建制和从政治高度出发、从市民社会微观表现议题都规定了网络安全防御、维护和合作的要求。

2.“国内规制，国际塑造”是指在网络安全的战略考量中需要考虑的“国内”和“国际”的双向维度，也是综合大环境要素和全球化的趋势：以国内安全带动国际安全。“吉登斯认为不能将全球化仅仅视为经济方面的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涉及到全球的军事、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它甚至深入到个人的行为、思想和日常生活。”即使是在全球化的巨大浪潮和国际间加强交流的语境之下，问题和归属问题都是不能忽视和妥协的关键问题，而网络和归属也直接关乎国家的网络安全水平。网络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总体战略的一部分和重要基础安全，一定要建立“统一领导，多维治理”的战略部署格局，国内以规范和治理为主，国际上则是合作与防御并存。中国的国家网络建设需要在国际上获得合法性、国际认同和国际地位，中国的网龄尚轻，在国际舞台上还有很大塑造空间，现在是定义中国国家网络地位的阶段，所以，国际视野中以“塑造”战略为主，同时加强自身防御能力，开展有条件有范围的国际合作和共享，既分享网络治理经验和理念，同时也要加强核心技术保密和网络系统安全不被攻击和胁迫，确保在去边界、去中心的网络空间中保持独立自主同时开放包容的角色和定位。

（三）从“防御”到“自生”再到“引导”的多层级战略防御。

防御是我国网络安全战略的执行前提，是最为基础的目标；自生是在防御基础上提出的新要求，就是要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减少对大国技术生产的依赖；引导是中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最宏大的目标，从国内内部安全的角度而言，内部引导是规划国家内部网络建设建制，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大国乃至超级大国，才会有这样的需求和意识。将国家权威投射在网络空间范围内，并努力将整个国际网络空间纳入到本国的控制系统。从“目标界定与威胁认定”的角度出发，“威胁认定究其本质说是一个‘归因’过程，换言之，这是一个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过程，而非纯粹的客观判定。‘归因’之于威胁认定，就是‘科学地找到令人满意的威胁来源’”。放眼全球化和自身建设，实现防御、自生、引导三个层级的目标。实现“保护我国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安全及自身防御能力、提高自身的自主研发和技术开发能力，网络安全的设备安全和技术安全、规制国内安全网络和在国际关系中获得话语权和主动权”三大层次上的战略目标。

（四）上达国家下至个人的多主体多层级的有序安全体系建设。

从划分安全主体的分层级战略出发——相对于本国而言的国外势力主体、国家、企业和个人。这项战略有助于细化责任归属，切实提高治理效率。第一层级，即最高层级，也是安全问题的核心主体。网络安全的最高层级首先是国家安全，具体也包括一些核心机构和重要职能部门的安全。随着国家网络化的程度越来越高，网络被应用到生活和管理的更多方面，从而也对网络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蕴藏的风险也更大；其次是全球化语境中相对于自身国家而言的外国主体，即和国家本身既是竞争又是合作的关系的主体，他们在网络安全领域的身份具有二重性：网络安全的主要威胁主体和国际环境中的合作主体。第二层级涉及企业安全。互联网改变了企业的运营模式、组织手段和服务方式，网络化的程度越来越高，同时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和发展，使得各个移动终端、移动手机和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等都成为一个网络入口，管理成本更高，终端碎片化，也就大大增加了攻击企业内网和信息外流的风险。如此这般，对企业层级的保护也需要被纳入到网络安全议题的日程上来。互联网时代每个位移范围的手机都可以变成一个Wi-Fi，对企业的网络攻击可以绕开防火墙，从攻击员工个人入手，再对单位发起攻击，这同样需要网络安全解决方案的保护。第三个层次则是个体安全。以上提到的移动互联网技术和终端的发展使网络的入口变得极其复杂和多样，智能手机、移动终端、可穿戴设备和人工智能以及物联网技术，用户信息通过各种能够感知和不能感知的渠道和方式被无处不在的终端搜集、传输和处理，一旦被攻破，个人隐私便会泄漏，对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就存在威胁。同时，个人也是网络空间中散落的个体和小的传播媒介，个人力量也有在网络空间制造威胁和巨大传播流、传播话题的能力。这三个层级的主体战略提供了一个从宏观到微观的战略层次：对网络空间和信息化流程中的各责任主体进行规制、引导和保护，他们受到的安全威胁与能够制造的安全威胁同样值得重视。与此同时，我国国家网络安全战略还要提高应对灵活性和预案预警能力，建设国家规格的网络安全数据库，强化数据保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丰富和演进，不断提高国家适应网络发展但是又不受制受控于网络技术的应对能力和技术水平；硬件发展的同时国家的软实力也要相应支持跟进，加强人才队伍的培训和建设；运用垂直纵深的管理模式，寻求政策平衡、区域平衡和国际平衡三者之间的平衡点。网络安全的度要拿捏把握，在保护安全的前提下不能限制了网络使用，压抑了网络本身的发展潜质，这不只是权利获取问题，也不只是信息使用问题，更是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从国家宏观治理的角度出发，减少政策性和可避免的鸿沟的出现，以免出现其他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决策者的认知对于决策的制定至关重要，认知变化成为政策变化的主要动力，研究国家网络安全问题要树立“问题导向”的思路——威胁存在的可能性和形式以及评估体系，建立相应的安全相应系统，安全意识的培训和疏导，提高抵御风险和威胁的能力，国家层面的安全保护以及国际网络安全合作，既驾驭全球网络技术发展的东风同时也辩证理性地看待这其中伴随的裹挟和冲击。“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树立国家网络安全的危机意识。网络世界日新月异，也为国家的治理和调控提出挑战，如何应战、利用、协调和维护对于国家、政府、企业和个人都任重而道远。首先技术开发方面即不能受制于人，要掌握充分自主和驾驭空间：将主动权和对技术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本国能力可及范围，硬件、软件都不再受制于人，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网络安全预警系统建设先行，降低安全威胁。提升国民网络素养，筑起网络安全的高墙。“我国要举国家之力动员全民共同努力最终建立起多边、民主、透明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共同构建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空间。”经过五年技术研发、调试和攻关，我国自主研发的“网络身份证”技术等大规模服务技术难题已被悉数攻克，网络安全的客观安全要求有过硬的技术支持和坚实的管理系统。在网络安全的硬件执行力和网络身份管理方面，已经建立起全国唯一的“公安部公民网络身份识别系统”。这是中国公安部针对网络虚拟的社会管理，为切实保护公民网络安全而采取的重要安全举措。建立网络身份管理的基础框架，是构成网络社会法治化的管理基础，是形成中国网络信任与身份管理体系的有益探索，这也是建立互联网治理有效的数据库建设以及后续跟进的长期有效的基础保障。同时，我国已经连续两年举行网络安全周活动，切实将网络安全作为公民教育的一部分落到实处，从个人层面抵抗网络安全风险和威胁，增强网络安全与自我保护意识，树立网络安全观念，建设最具有群众基础和社会共识的网络安全保护网，引导公众健康使用网络，共建健康文明的网络大环境，实现网络安全从上至下的分层布局和有序管理。

四、结语

第2篇：建构主义安全观范文

【关键词】儒学创新 文化安全 国家安全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安全，是一种客观状态，亦是一种属性，即“安全”主体没有威胁、危险，相对稳定的状态。从符号学层面来看，“安全”是由现象能指与本质所指构成的统一体，而“安全”就存在于这个系统的关系之中。古往今来世界范围内，小到部落，大到国家，其“安全”看上去无外乎是大同小异的意符，就是稳定、不存在威胁和危险的状态，而“安全”的深层结构所指，则是不同社会背景下各安全主体系统性的考量，镌刻着时代烙印。正因如此，国家安全观才革故鼎新历经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安全观等分别有所倚重的体系架构，尤其是当前我国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作为非传统安全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社会事实而存在，因为它是一种符号现象，它的社会性就是它的一个内在特征。

社会化的反复造就了人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并内化为一种价值观念、生存范式，如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儒学因其独特的哲学体系而备受历代统治阶级推崇，绵延两千五百多年，早已内化为世代中华儿女的集体无意识，其内容囊括社会生活、伦理道德、哲学理念、政治思想等。面对当前“地球村”文明交汇交锋，新轴心时代争鸣，处于守势的中华文明能否在繁花锦簇中不被消解，开出一支文明独秀显得尤为紧要。因此，在与其他文明的交往中，中国儒学亟需返本开新，为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提供有力保证。

中国儒学革新历程与特征

儒学的开创可谓集上古尧舜禹文化和西周乐感文化之“大成”，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基础。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也，金声而玉振之也。”依孟子看，孔子当属与时俱进，集大成者，其思想学说尽善尽美。近代学者王国维也曾论孔丘的集大成，称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实践躬行之学也。上至三皇五帝，下至夏殷周诸圣贤之学说，无不集合而组织之，以大成儒教；……古今东西，未见其比”。正是这一集大成之特质才使中华文明历经数千年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①

从文化创新的视阈来看，中国儒学发展历经先秦元创期、两汉奠基期、魏晋南北朝发展期、隋唐深化期、宋元明清造极期和现当代创新期。②一是以先秦孔孟荀为代表的原始儒学。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之时，孔子以追求和平、统一为目标，开创具体的“士”文化，以人性自觉修身、治国，其继承者孟、荀各树一帜，是一种回归自然、理想化、精神层面的学说，某种程度上与当时烽烟弥漫、富国强兵的社会需求脱节，并未得到列国统治者致用。二是两汉时期以董仲舒、《白虎通义》为代表的政治和经学儒学，儒学在此阶段首次得以充分发展并奠定其后世文化主流地位。经历了秦王朝统一全中国、严苛的法家律法、民不聊生的时局后，汉初当权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汉武帝时社会稳定，“独尊儒术”，大儒董仲舒借鉴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思想革新原始儒学，后期更是将民间巫史融入其中，使儒学与谶纬结合走向宗教化，以“天、君、臣、民”“天人感应”模式为统治者服务，导致政治层面的实用理性消解了原始儒学纯粹的精神诉求，也为第三阶段魏晋时期思辨性义理为典型特征的玄学儒学出场留下空白，玄学是崇尚老庄，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哲学思潮。及至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发展如火如荼，儒释道部分因其共有“巫”性而融合，形成“佛家治心，道家治身，儒家治世”局面，促成终极关怀的道统儒学。进入宋明清时期，形成以程、朱、陆、王等为代表的性理之学，不仅强化了政治功能，而且关注修身养德之社会功能，但并没有对此划分严格界限，“法”“理”不分，走上了空谈心性的道路。近代以降，西方入侵、，迫使有识之士经器物、制度层面摸索，最终在观念层面――为抵制“五四”新文化“去中国化”的极端之风，以梁漱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第一批当代新儒家在汇通中西文化基础上，重新诠释儒学，旨在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发扬传统民族文化。

由此，可看出宏观上儒学自产生以来的发展是一脉相承，与时俱进，阶段性特征较明显。如孔子身后，子思《中庸》将做人、治国原则系统化，荀卿在集成基础上，提出征服和利用自然的思想。之后随时代变迁，儒学经化、理化、西化革也，不得不说是进化论视角下儒学的革新与适应，是“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螺旋式向前发展。从微观层面来看其内容以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知行统一贯穿始终。孔子建立了我国思想史上第一个“仁学”思想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人学。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思想，更表现出对人的重视，对人当世的看重，是以“以人为本”为出发点的“王道思想”的政治观。其后整个儒家学派皆继承这一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倾向的仁学传统，并发扬光大。二曰以德治国。《大学》核心思想“八目”意在说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个体是家的基本元素，家是国家的最小单位，只有个体以身作则、“齐家”方能“治国”，因此在后世思想的发展中才有清初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号召，有了人人对“家和万事兴”的期冀。三曰知行统一。实践是知识和道德体现的统一体，是重熔为生活体验的智慧，创始人孔子，继承者荀子、程朱理学派、心学派王阳明等无不着重“行”之价值。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历经三个转折点

当代我国文化安全问题的产生。国家文化伴随国家的发展而日臻完善，历史上，除元朝和满清时期外，历代国家文化无不随军事、政治等架构陨落而亡，并未得到过特别重视。及至近代，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才真正出现。从近代中国人为维护国家、民族独立对文化进行探索到当代文化安全观的转变，历经三个转折点：“五四”运动、冷战结束和21世纪社会信息化。

首先，开启了西方列强侵华大门，虽然国人通过、早期改良派、、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国家安全问题。“五四”爆发，触及了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下，以梁漱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释本开新，维护了中华传统文化之延续，开启了中国社会重建模式。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给全球文化带来巨大影响，西方大国竞相在零和博弈中制定国际规则，国家间的竞争与较量逐渐向非军事领域转移，非传统安全开始凸显。美国大力提倡自由、民主，标榜文化美国化，推出“普世主义”、“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思想体系，加紧制定文化战略，以“和平演变”为旨归，加强基督教文化价值观输出，在各国屡屡制造。相应地，我国文化安全的建构以文化产业建设、文化霸权应对研究为主。进入21世纪，全球化推动下的信息化深入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领土和边界划分的国家被削弱，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以美元主导的国际秩序日趋解体，知识集团将成为世界的主导，整个世界体系因此出现重组。③国家文化利益日益成为核心战略利益，富有民族性、世界性、先进性、多样性的文化创新成为大国竞争的筹码。

文化安全问题是实践的产物，当前国家文化安全已摆脱冷战时狭义的意识形态安全之维，是整个文化系统内各个要素的安全，包括文明传承、价值观认同、文化产业链健康发展等各个领域，“国家文化安全”已演变为一切文化行为的基点与归宿。一方面，随着世界秩序扁平化，各国人民交往无国界化，价值观传播碰撞频繁化，本国人民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对社会稳定具有实际价值，社会稳定突出的表现是具有较强凝聚力，具有对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高度认同，而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文化特质的凝练。此外，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在国家统一基础上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以我国文化安全是维护主流文化和多样性统一的民族文化的世代传承，是故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是谓有继承才会有发展。

另一方面，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正发生深刻变化，我国“一带一路”倡议本着达成共识、多边协作理念，促使亚欧非地区互联互通，加快沿线国经济再增长。G20杭州峰会亦将不同文明间包容和发展提高到新水平，呼吁打造合作新平台、共促世界经济腾飞。问题是中华文明如何“走出去”为产业合作牵线搭桥？这离不开文明对话。文明对话不是文化产业、机构、平台数量层面的简单复制、照搬，而是引领时展潮流文化质的创新和其他文明对其价值观的认同度，这才是一种软实力。说到底，是一种赢得国家间政治信任的国家行为。所以，从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供可靠文化环境的角度来看，我国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中华文化特质的延续性与创新性。

当代儒学创新与文化安全的辩证统一性

首先，当代儒学创新是文化安全的必要准备。创新是文化发展的动力，缺少文化发展和创新会使中国守成文化很难“走出去”。在深层结构上，当代国家的一切创新性需求和动因，也都是以安全为基础。儒学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产物，其话语体系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结构，一定程度上是无法解释当代中国问题，无法有效地服务于经济发展。所以发扬儒学在现代生活中的价值，必须以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前提。倘若儒学创新一举成功，不仅为我国文化安全提供战略支撑，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软实力，而且对国际新秩序构建资以有力借鉴。

其次，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时代要求激励当代儒学创新。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子系统，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目的是国民安全，无论政治、军事安全等何等重要，国民安全才是核心。信息化时代，人的安全受多种因素影响，包括内在价值塑造和外在环境影响，从孔孟到程朱陆王的心性之学“是中国文化之精髓所在”，是人之内在精神生活的哲学。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倒逼以人学研究为主的儒学创新为国民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价值引导，保障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另一方面，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就是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在世界文明冲突与对话中，中华文化如何复兴、崛起是当前和今后文化安全面临的核心问题。毋庸置疑，其先进性越高，安全度亦越高，是故维护国家安全的时代要求呼唤当代儒学与时偕行。

结构性重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与儒学创新的价值路径选择

程亚文教授曾指出，现有西方知识体系及制度框架已无法处理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各种国别性或全球性问题，中国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度揉合一切文明成就来推出新文明。中国自身文明的建设首要也应该是儒学创新，儒学是周代社会危机之时，有识之士关于仁、礼为核心的探讨，即内在与制度言，是内圣外王之道。国家文化安全语境下的文化包含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因此其安全对应地由此三个层面为主要构成④。

构建中国特色的儒学核心价值。核心价值反映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并指导精神文明建设。“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既是时代价值，也是儒学核心价值。仁者，爱人。儒学最大的成功在于建立了深刻的人性哲学。制度与文化会因时而变，但人性基本上亘古不变，“人皆可以为尧舜”，成己爱人、敬天惜物、宁俭勿奢与当代中国梦并无根本性冲突，对于当代民众个人修养、道德建设仍不乏重要启示。解放思想，坚定文化自信，基于自身儒学话语体系的创新重新解释中国，解释世界。譬如，张立文“和合学”，蒙培元“情感儒学”，牟钟鉴“新仁学构想”和陈来“仁学本体论”等。

构建与其他文明的共享价值。国际政治秩序日益脆弱，国际贸易反弹无力，国际社会尚未制定出一套可靠的制度与政策来确保更加安全的未来。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崛起，中国应积极参与推动建立新的国际制度安排和全球治理模式，携手他国，以史为鉴，探索创造一种区别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文明形式，尤其是文明层面形而上的变革和创新。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交流并非单向渗透的霸权之道，而是宽容语境下取长补短、去粗存精。如罗素所说：“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被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在儒学核心价值观基础上发展出世界性的共享价值，将其调和进中国本身的主流核心价值观。只要我们扎根中华大地，立足中国国情，呼吁和谐的发展理念，弘扬“和而不同、”的儒学精神，秉持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这个文明对话就是开放、包容和进步的，儒学就能够为中国和世界提供突破国际秩序困境的天下秩序观。以诸侯知识谋天下，乃是“霸道”；以天子知识治天下，乃是“王道”。据统计，历史上曾受儒学传统影响的族群，现总人口超过17亿。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越南、日本、东南亚华人与全球华侨，都是受儒学影响很深的区域或族群。⑤由此，儒学共享价值的构建更是有了广泛的国际基础。

构建本民族的大众价值（即世俗化、大众化）。儒学传承数千年，是一种依附性、入世的，以王权为核心的文化。清末以来，由于科举制的废除、学校的兴起，儒学在民间已失去繁衍生息的土壤，只能在学术界和经院范围内保留生机。⑥民间儒学的发展是儒学本位的回归，使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儒学核心价值贴近百姓，指引百姓学习、生活，实现立人、达人的价值目标极为重要。儒学从士阶层的教育到普通老百姓的教化，如“常思己过，莫论人非”“君子上达”，人生应积极向上等信条，都是儒家的教化回归，从个人空间到公共场所，儒学亦有最基本的民众文明教育和规范，《礼记・经解》曰：“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这是先儒对六经教化作用的高度肯定。当前在社会转型关键期，面对多元纷杂的新价值观，民众普遍感到迷惘与失落，难以找到人生的意义与方向，有人抑郁自杀，有人热衷网络直播，某些直播内容甚至毫无信息、知识含量，反而误导青少年养成错误的价值观。这些文明大国中的反常现象固然需要从制度层面寻求改善，但同时也是价值导向失效之象，有赖文化方面疏导。使儒家文化大众化，让全体民众的思想中有一个明确且正确的价值观可能比其他一切都重要，因为它会消除思想中对未来的疑虑，给人们带来信心，如此社会才会有共识，人心齐国家兴。

创新儒家文化不仅是当代中国文化安全的重要保证之一，而且将促进中华民族的复兴。如何使传统文化革新造福于中国、造福于世界，则是时代赋予当代儒学者的使命，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

【注释】

①淦铭，王燕：《王国维文集》（第三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

②张立文：《论儒学的创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第143页。

③④韩源：《国家文化安全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战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10页，第29页。

⑤吴展良：《寻找核心价值：儒学与现代社会的价值困境》，http：///content/06/0530/15/2311_125113.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