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碳排放管理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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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经过多年发展,碳交易市场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年~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

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消耗国,未来20年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将增加一倍以上,越来越多的依赖从非洲、中东和亚洲其他国家的原油进口。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而现实中,碳交易市场建设的滞后已经使中国丧失了在全球碳交易市场的定价权和主动权。虽然有专家预测,到2012年,全球的碳交易总额将高达1500亿美元,超过石油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中国有望在其中占据3成以上的份额,但有关数据显示,中国碳交易的价格每吨要比印度少2～3欧元,更不及欧洲二级市场价格的一半。

近日,中国74个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正面临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执行理事会(EB)的“特别审查”。这意味着,这些来自中国的CDM项目将被区别对待,面临比正常审批流程更复杂的审查程序。事实上,这已是近几个月来,中国的CDM项目在EB第二次受阻。就在哥本哈根会议召开前夕,10个已经进入有条件注册状态的中国风电CDM项目被EB拒绝通过。

展望碳交易的美好未来,在众多外部不利因素的冲击作用下,中国碳交易前景何去何从还是未知数。有专家分解,“碳交易”之所以能够融入金融经济生产交换领域,其根本属性在于,把一直游离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气候因素重新纳入企业考虑因素,并改变了其收支结构。而其市场的存在又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

因此我们不能否认,“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是这其中的一份子,如何发掘适合国情的碳交易之路,是摆在中国环保产业面前的一大难题。

第2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关键词]绿色就业；动力机制；约束机制；战略转型

[中图分类号]F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6）05 ― 0108 ― 02

十三五规划确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步入经济新常态的中国经济实施低碳化改造成为产业转型与升级的重要趋势，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融合成为可能，经济发展趋势与经济新常态的双重作用使就业绿色转型成为就业的战略选择。

一、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的基本动力机制

低碳经济实质是谋求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安全为一体的经济模式，经济新常态为就业战略转型创造时间窗口，实现低碳经济模式下的就业模式“绿”化成为协调经济结构调整与生态安全的战略选择。

绿色就业战略转型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要求。随着中国逐步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支持社会经济发展的环境承载力已经无法满足工业化的生产方式，环境零价值形成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降低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净福利，根据世界银行的结论，1997年的环境恶化使中国每年付出600多亿美元的代价，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8%〔1〕，为此，中国确立了2020年低碳经济的发展目标：单位GDP能耗比2005年降低40%-60%，单位GDP的CO2排放降低50%左右。降低宏观经济发展成本，与就业是民生之本的话语结合，转变中国经济发展方式需要植入环境与就业两个重要的发展要素，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将社会劳动力与环境进行结合，逐步实现就业的绿色转型不仅可以解决就业与环境之间的矛盾，修复与维护就业与环境之间的平衡，而且为正处于倒“U”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爬坡阶段〔2〕的社会发展寻找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绿色就业战略转型是就业质量提升的内在动力。随着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速度，造成了低就业率的经济增长；同时，中国就业人口长期存在的供大于求的失衡状态形成了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配置培育了人口红利和经济的发展，而劳动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提升其发展地位，就业质量包含的就业性质、就业条件、就业环境、社会保险和劳动关系，与现实的“强资本、弱劳动”产生了冲突，根据统计，截至2014年底，全国累计报告职业病86万902例。其中2010-2014年，每年报告职业病病例均超过2万6000例，尘肺病占总报告病例的87% ～ 90%，苯、铅及其化合物和砷及其化合物为每年引起慢性职业中毒事故最多的化学物质〔3〕；同时，劳动者报酬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劳动者人均报酬增长落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企业与劳动者分配关系不协调、劳动收入负担的增长快于劳动报酬的增长〔4〕，绿色就业战略转型可以促进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实现，解决就业总量的增加和就业质量的提升双重任务，使关系到中国长期面临的不断扩大就业规模与提高就业质量问题得到解决。

绿色就业战略转型是迎接危机挑战的外在动力。2015年全年GDP增长6.9%，城镇新增就业1312万人，同比减少1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05%，就业人员7.75亿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04亿人。部分老工业基地、资源型省份、重点群体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非全日制、短期、兼职、待岗等就业方式增多，就业质量有所下降〔5〕。根据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课题组对林业、电力行业、钢铁行业等与气候变化密切相关的重点部门的测算表明，2005-2020年间，中国主要行业实施低碳发展，至少可创造3000多万个直接与间接的绿色就业岗位；仅2020年中国将至少提供450万的绿色就业机会，而随后几年将提供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同时，根据《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的资料显示，2014年第一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为29.5%，第三产业就业比例为40.6%，劳动力的产业分布的调整仍然有很大的空间。实行绿色就业战略转型将创造就业机会，包括研究开发、环境管理、生态服务、科普教育等相关的服务业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有力地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转化，减少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改善环境质量和就业质量，实现环境质量和就业质量的动态累积性增加。

二、中国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的结构性约束机制

（1）经济结构缺陷。工业化中期的发展阶段需要产业升级与转型，绿色增长还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发展模式，绿色就业岗位的创造和生产的空间仍然无法有效打开。同时，新兴战略性产业的成熟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高新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因其知识密集型的特征而排斥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绿色就业的缓慢增长，并不能够迅速地实现就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因金融危机的冲击成为受损害的行业，但是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仍然是维持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基础，承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的重要职能，但是在缺乏有效低碳技术的支持下，即使进入经济复苏阶段只能是传统发展道路的复制，因此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低碳升级与转型引发的绿色就业岗位仍然无法有效创造。

（2）就业结构缺陷。由于供给侧结构改革形成的失业人口、新增劳动力、农村转移剩余劳动力以及复员人口使劳动力供应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适应经济新常态条件下的就业供求结构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同时劳动人口中低技能或无技能过剩，高技能劳动人口短缺导致低端就业与高端就业失衡，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监测中心2015年第二季度部分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市场供求状况分析，各技术等级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均大于1。其中技师、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高级工的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较大，分别为2.0、1.94、1.81、1.77，就业人口数量与质量的结构性失衡仍将长期存在；由于新兴产业仍然处于培育期，阻碍了传统高碳产业的劳动力的转移，从而抑制了绿色就业的充分就业状态的形成；承担国计民生的国有经济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绿色就业岗位创造失灵，而中小企业在吸收并创造绿色就业岗位的主体地位没有形成，绿色就业战略转型还没有成为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内在动力，国有经济与中小企业在创造绿色就业岗位方面表现出吸纳就业主体失衡。

（3）制度接轨缺陷。首先，由于缺乏碳交易市场，以碳交易为中心的价格改革没有进入企业运营机制，建立市场机制下的减排激励机制仅依靠政府的规范和强制性的措施根本无法产生绿色就业转型的持久动力。第二，碳排放测试系统建设由于理论、技术流程、计算方法、行业差异、排放监管权限等各种因素的存在，测试体系建设处于起步阶段，符合国际标准，方便企业测试和评价的碳排放量标准远没有确立，导致政府监管困难，企业创造绿色就业岗位的动力不足。第三，碳税制度体系目前主要针对二氧化碳，涉及碳税核心的激励与约束机制相互结合的税率设计还处于理论探讨阶段，因此，支持绿色就业岗位创造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生态补偿制度、产品支持认证体系、政府价格补贴和采购制度都存在着完善的空间，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经验，并转化为驱动绿色就业幅度的提升的制度还需要时间的累积。

三、中国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的基本路径

（1）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结构低碳化调整为契机，完善产业组织政策、产业结构政策和产业技术政策，创造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空间。通过能耗效率管制重新规划产业链条中的碳排放，控制高碳行业过快增长，限制高碳产业的市场准入，缩短高碳产业链条，降低高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形成包含低碳农业、低碳工业、低碳服务业在内的完善的低碳经济体系，建立和完善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的产业基础；建立高碳产业低碳化就业补偿机制，明确产业转型与环境保护的绿色就业指标，运用政策工具鼓励转型产业开发绿色就业岗位以容纳合理的人力资源量，鼓励自主绿色创业，实施绿色就业援助，降低绿色就业战略转型成本；通过国内清洁技术开发与国外先进技术的整合推动技术进步，推进低碳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的发展，加强节能技术和清洁能源技术研究的投入，发展循环经济技术和低碳前沿技术，在信息、环保、先进制造等领域形成具有低碳经济特征的技术产业群和服务群，为绿色就业战略转型创造新兴产业技术支持。

（2）政府管理创新。首先将低碳管理思想嵌入政府管理系统，对低碳经济战略转型与就业战略转型进行顶层设计，制定科学的阶段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行动方案，通过低碳经济转型促进绿色就业战略转型；其次，建立多元的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的治理机制，在发挥政府为绿色就业战略转型主导作用的基础上，鼓励企业低碳生产和社会公众低碳消费，形成政府主导、与市场和公民社会开展多元合作的治理机制；第三，综合运用包含政府管制、碳税、财政补贴、碳基金、碳排放权交易、标签计划、生态工业园规划等在内各种控制性工具以及经济性工具，完善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的公共政策体系，为绿色就业战略转型创造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实现绿色就业战略转型政策体系的市场化。第四，将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纳入政府绩效管理，根据效率与公平并重、效率与民主兼顾、经济增长与社会同步发展的价值标准为指导，构建一套科学、合理、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绩评估指标体系，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就业转型摆在同等地位，用全面的指标评价政府绩效。

（3）人力资本再造。人力资本再造，提升就业能力是实现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的关键，是人口就业压力转化为科技进步与产业转型的动力。运用劳动预备制度对基础行业和高碳产业分离出的劳动力实施针对性教育培训，为绿色就业创造知识与技能基础；加快高等院校专业调整步伐，建立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共同培养机制，重视与低碳经济相关的专业发展，培养实践性高端人才，满足经济低碳转型的人才需求；建立绿色人才培训和科技资源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创新投入、技术研发、人才资源开发、信息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人才保障服务等高效共享的服务体系，为绿色就业战略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培养载体和服务保障；培育新兴产业与绿色就业战略转型相结合，建立项目、人才、资本、政策四位一体的互动机制，形成绿色就业的集群效应，并以集群效应促进经济低碳化转型。

〔参 考 文 献〕

〔1〕李侃如.治理中国：从革命到改革〔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2〕庄贵阳.低碳经济：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M〕.北京：气象出版社，2007.

〔3〕招嘉虹.图解我国2010―2014年职业病报告〔J〕.现代职业安全，2016，（02）.

第3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中外对话》向国家发改委数位政策人士求证，得到的答复为：不必过度解读。“其实还没最后决策。”中国国家气候战略研究与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对《中外对话》说，“但中国政府和专家走低碳道路的迫切心情可见一斑。”

峰值何时来？

2030年是此前中国学界和政策研究领域对中国排放峰值时间的基本预期。

此次报道提及，发改委正在积极研究，促使温室气体排放峰值提早出现，预计是2025年。中国对自身达到排放峰值的时间，似乎有了更乐观的估计。

这是否与即将举行的气候谈判有关？是不是某种预热？

美国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对《中外对话》说，“至少有一点可以看出：政府在加强研究，原先设定的2030年峰值目标，应该重新研究。它只是可能的情境之一。”

邹骥认为：“指标如果离实际太远，无论是冒进还是保守，都损伤政府公信力和权威；另外，需要把这个指标和承诺谈判的语境适当分离，它们的指向有所不同。”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一直倾向于发出更为保守的声音。

在潘家华看来，大规模的结构调整变化，应该在2020年以后。那时工业、原材料、制造业产能趋近顶峰，不可能大幅再增，在这一水平上保持一段时间，更多的投资逐渐转向服务业，转向提高能效、改进技术的相关产业，到2035年前后，第三产业比重可以达到55%～64%。

邹骥对《中外对话》说，不管峰值何时到来，之后是持续的平台特征还是迅速下降，取决于那个时候的能源结构、产业和产品结构、出口结构、消费特征（特别是交通和建筑方面的能耗）、各主要部门的效率和关键技术应用状况。“今天一定要把十多年或二十多年后的事情确切地定量描述，我不觉得国内外学界已经有了这样的能力。但政府逐步进入峰值管理阶段是必要的。”

面对令不少人感到鼓舞的2025年峰值目标，他认为：中国在“2030年之后达到峰值相对有把握，为此尚需努力并付出代价”。

“碳税”PK“碳市场”

碳排总量控制对于新兴的中国碳市场意义非凡，支持者表示，如果没有这一制度，自愿碳交易只能是黄粱美梦。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引述，解振华的讲话再次强调了低碳省市及其他各类低碳试点工作。

自2010年中国启动首批低碳省市试点，第一批试点省市还在陆续完成规划编制，后来的有些申报城市，已经明确写出自己的峰值目标。在这次谈话中，解振华说：“东部经济发达地区要在全国低碳发展中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争取率先出现碳排放峰值。”

对于碳市场而言，只要不具备总量控制这个前提，自愿交易只能意味着对低碳理念的象征性宣扬，而不具有真实的经济价值。因此，总量控制的实施对于推进碳市场意义重大。

国家发改委积极推动碳市场试点的同时，中国财政部正在努力推进碳税。2013年中国全国两会之前，即有一则来自财政部某匿名官员的消息，称碳税机制在中国呼之欲出。事实上对于碳税，“财政部积极，环保部同意，关键就在发改委。”杨富强如此引述某财政部人士的话。显而易见的是，发改委在各级政策、文件、会议中明显强调对碳市场、碳交易试点的重视，较少提及碳税。发改委与世界银行、欧盟都有碳市场方面的项目合作，额度颇大。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碳税和碳市场，分别成为中国财政部和发改委所代言的不同市场手段，难以避免地被卷入部门博弈。进一步的博弈结果还有待观察。

杨富强认为，碳税和碳市场两种工具有冲突，但并非不可以并存。目前更适用于中国的，还是碳税。

吃不准的GDP

另一个问题则是政府该如何把握碳排量的上限。

如果经济增长不会大起大落、增长率大体恒定在一个幅度内，凭排放强度即可推算出总量指标的范围。所以，“‘十二五’有了非约束能源总量指标，‘十三五’借此提出总量指标也没什么难的。”邹骥对《中外对话》说。

杨富强表达了同样的意思：GDP、碳强度和碳排放总量这三个指标中只要两个是固定的，另一个就是可以推算出来的。中国已经在“十二五”规划中确立了碳强度的指标，而经济水平差异巨大的中国不同区域，将总体GDP增幅压在8%以内，明显是不现实的。可以以此要求中部地区，但对上海这样的地区，就将明显不适用。在今天中国的经济运行中，各地差异巨大的GDP水平，已经是“吃不准、也无法控制的”。

第4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AMD高级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Mark Papermaster表示：“创造低能耗、高能效的产品是我们业务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我们正与客户进行紧密合作，在不断提升性能的同时减少技术带来的环境排放。针对AMD 最新APU开展的碳足迹研究结果也展示出我们帮助消费者和企业不断提升能源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降低运营成本的承诺。”

如果一个企业客户能够将10万台使用上代AMD处理器的个人电脑升级为第六代AMD A系列APU的话，在为期三年的产品使用周期内该客户将能节省大约490万千瓦时的电量，并减少3350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为461个家庭供电所排放的二氧化碳）。

2014年，AMD宣布了一个宏伟目标：到2020年，公司移动式APU的标准应用能源效率要达到2014年的25倍。要想实现这一25x20目标，就必须使用全新的电源管理功能和创新设计来加快能效提升的步伐。实现这一目标所要提升的能源效率要比摩尔定律预测的历史能效趋势高出至少70% 4。这意味着，到2020年，一台计算机完成一项任务所需的时间将是2014年的五分之一，然而平均耗电量还不到2014年的五分之一。如果拿汽车作比喻的话，这种能源效率提升速度就像在六年的时间里，将一辆每30英里耗油一加仑的100马力汽车，改装为一辆每150英里耗油一加仑的500马力汽车。

第5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摘 要：文章基于城市化视角，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了1995-2013年浙江省碳排放与城市化、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出口贸易的现实关系。研究表明：城市化、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和贸易开放对浙江省碳排放存在长期正向关系。因果关系上，城市化、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是引起碳排放变化的Granger 原因，但碳排放不是引起城市化、能源消耗、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变化的Granger 原因。文章对实证结果逐一进行了解释并提出了相应对策建议

关键词 ：浙江 碳排放 城市化 实证分析

基金项目：2013CDM赠款项目“基于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约束下的浙江转型发展对策研究（2013058）”。

1、引言

人类活动影响是造成20世纪中叶以来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1]。城市是人类生产和消费活动重要场所，占世界面积2% 的城市排出了世界75% 的CO2[2]。而城市化不仅是个世界性的现象，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据联合国人居署预测，2030 年世界城市化率将达到60%，2050 年将达到70%[3]，届时城市化带来的碳排放比例将进一步增加。

关于城市化和碳排放之间关系，已有研究成果大致有城市化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4]、城市化增加碳排放[5]、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不显著[6]三种观点。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人口规模、经济水平、技术进步、对外贸易等，如Zha 等研究认为人口的增加无论对城市或农村均导致碳排放的增加[7]，Dong等研究提出碳排放增长因GDP的增长而增长[8]，Stern认为以能源强度下降为代表的技术进步是推进碳排放降低的主要原因[9]，张友国研究提出贸易规模的增长使我国成为碳净输出国[10]。

浙江作为我国沿海发达省份，目前正处于全面提升工业化、信息化、市场化、城市化、国际化水平的关键时期，能源资源需求和碳排放仍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增加。根据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我国要实现“在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的控碳目标，采取更加严格的减碳措施势在必然。2013年，浙江省万元GDP能耗为0.53吨标准煤居全国前列[11]，进一步提高能源效率压力巨大。因此，在日趋严格的减碳形势下，开展城市化进程中碳排放驱动因素研究，不仅能为浙江转型发展探寻有效对策措施，也可为沿海发达地区的可持续发展积累有益经验。

2、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2.1 模型设定

为探讨城市化、经济增长、能源消费、贸易开发水平对浙江省碳排放的影响，本文借鉴Dietz 等在IPAT 模型基础上建立并得到广泛应用的STIRPAT模型[12]，构建如下模型：

为消除各变量的异方差对方程进行自然对数处理，得到如下线性回归方程：

上式中，PCO2为人均碳排放量，EC为能源消费强度代表技术进步，PGDP为人均GDP代表经济发展水平，EX为进出口总额占GDP比例以表示贸易开放水平，UR表示城市化水平；δ为常数项，α1、α2、α3、α4为估计系数，ε为随机误差项，t为年份。

2.2 数据来源与处理方法

本文样本区间为1995-2013年。GDP、人口和进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省统计年鉴》，其中，为消除价格因素带来的误差，本文把历年GDP数据折算成1995 年价；为真实反映浙江作为我国吸纳外来人口大省的客观实际，在计算人均碳排放量、人均能源消耗、人均GDP时采用常住人口；进出口数据用同期的美元汇率进行折算，汇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由于官方统计机构还没有碳排放的数据，本文采用《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所提供的参考方法和历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数据对浙江碳排放进行估算。具体方法为，先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公布的八种化石能源(包括煤炭、柴油、汽油、煤油、原油、燃料油、焦炭、天然气) 的折标煤系数将各种能源消费量折算成标准统计量，再乘以《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提供的碳排放系数，得到八种能源消费的碳排放量，加总后即为浙江碳排放总量。

本文所使用的计量分析软件为Eviews 6.0。

3、浙江省城市化和碳排放的特点分析

3.1 城市化发展特点

浙江城市化进程自1995年以来持续快速推进，城市化率从1995年的32.6%增长到2013年的64.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53.73%的10.2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约3.82个百分点。城市建设日新月异，城市功能不断得到发挥，城市化发展已进入从中期加速阶段向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后期阶段，城市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日益显著。

图1描述了1995-2013年浙江省城市化发展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1995-2005年是浙江省城市化快速提升阶段，城市化率从32.6%提升至55.0%，年均提高5.98%；2006-2010年城市化持续快速提升，城市化率从55.0%提升到61.6%，年均提高2.29%；2011年后，仍以每年接近1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

3.2 碳排放特点

图2描述了浙江省1995-2013年人均碳排放变化情况。从图中可以看出，浙江省人均碳排放总体呈现快速增长态势，年均增长6.9%。从不同时间看，人均碳排放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95-2003年人均碳排放缓慢增长阶段，年均增长5.6%；第二阶段2004-2011年人均碳排放快速增长阶段，年均增长11.0%；第三阶段2012-2013人均碳排放呈现下降趋势，这一现象是否说明浙江省的人均碳排放开始拐点性下降，仍需进一步分析探讨。

4、实证研究

4.1 单位根检验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一些非平稳的经济时间序列可能存在虚假回归或伪回归现象。本文构建的是面板数据模型，包含时间序列数据。为避免伪回归现象的发生，确保估计结果的有效性，必须对各面板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为提高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判断各序列的平稳性。根据变量序列的折线图，本文选择检测方程类型包括常数项和趋势项，得到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检验结果表明，浙江碳排放量、人均GDP、能源强度、城市化和外贸开放的水平序列在5%的显著水平下均存在单位根，不是稳定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后的服从I (1)过程，满足构建协整模型必要条件。

4.2 协整检验

本文涉及多个变量之间协整关系的检验，因此采用 Johansen 检验法。Johansen 协整检验是一种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检验，检验之前必须确定 VAR 模型的结构，最为重要的是确定最优滞后期。本文就lnPEC、lnPGDP 、lnUR、lnEX对lnPCO2检验并进行判断，并依据 AIC 最小值原则，最终确定 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期为 2。在此基础上，得到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可知，采用迹统计量检验在 5%的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变量间存在 2个协整关系的原假设，由此可判断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一个协整方程为：

lnPCO2=1.58956lnEC-0.83376lnUR+0.933642lnPGDP+ 0.390417lnEX

标准误差=（0.07156） （0.10542） （0.01937） （0.04542）

从协整方程看，能源强度系数为正且最大，说明浙江省能源消费是刺激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结论与周葵等[6]、董美辰[13]的研究结论一致。本文认为，这与浙江长期以来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特点相吻合。根据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从1995年至2013年浙江省碳排放系数最大的煤炭长期占一次能源消费的60%以上，其中2003年之前更是维持在65%以上的高位。同时，浙江省能源效率虽然居我国前列，但能源强度却是同期德、日、韩、美等发达国家的1.73~4.63倍，能源效率仍需进一步提升。

城市化水平系数为负，说明浙江省城市化水平与碳排放呈现均衡的负相关，赵红和陈雨蒙研究一致[14]。这可能与城市化水平的提升形成了环境保护规模效应，有利于建立起对环境保护的激励与约束机制，使碳排放水平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抑制有关。

人均GDP系数为正，说明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均衡的正向关系。根据统计年鉴计算，浙江省在研究期内的人均 GDP 年均增长率为9.98%，而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增长率为6.95%，两者相差3.03个百分点，说明浙江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呈现 “弱脱钩”的发展特点，这与刘其涛[15]、员开奇和董捷[16]等的研究结论一致。

贸易开放水平的系数为正值，说明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存在均衡的正向关系，这与张友国研究结论一致[10]，也与浙江出口以纺织、家具、服装、机电等劳动密集型商品为主和进口以原材料资源性商品为主，以及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处于比较低端的加工环节的客观实际相符。

4.3 Granger因果检验

在确定上述变量之间均衡关系的基础上，进一步用Granger 因果检验确定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用“≯”表示符号前面的变量，不是引起符号后面变量变化的Granger 原因。检验结果见表4。从表4可以看出，能源强度、贸易开放、城市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是引起碳排放变化的Granger 原因，但碳排放不是引起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经济增长和出口贸易变化的Granger 原因。

5、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研究根据1995-2013 年间的统计数据，通过协整分析与Granger因果检验，对浙江省城市化进程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观察。经研究发现，浙江省碳排放（被解释变量）与能源强度、人均GDP、贸易开放等四个解释变量之间存在均衡的正向相关，而与城市化水平存在均衡的负相关。从Granger因果检验看，能源强度、城市化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和对外贸易是引起浙江省碳排放变化的Granger原因，且仅存在单向影响机制。

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在能源方面，针对浙江现阶段能源结构不尽合理和使用效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的特点，要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推进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积极开发海洋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安全发展核电，推进一次能源结构、电力装机结构清洁化、低碳化。同时，加大低碳技术研发和推广，构建低碳技术评价认定体系，形成低碳技术遴选、示范和推广动态管理机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源头上控制因能源结构不合理和能源效率不高引起的碳排放。

在经济发展方面，尽管浙江省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呈现一定程度的“弱脱钩”现象，但经济增长依然是推进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尚未实现碳排放负增长和经济增长的“强脱钩”，因此，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的条件下，要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汽车、物联网、新材料、海洋新兴以及核电关联产业等碳排放强度低、产业带动强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同时严格控制高碳行业发展，加快淘汰落后产能，进一步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减少生产过程碳排放。

在城市化发展方面，要实现《浙江省城镇体系规划（2011-2020）》提出的到2020年城市化水平为72%左右目标，浙江在2020年前每年需提升城市化率1.14个以上百分点，继续推进城市化仍将是今后的重点任务。因此，尽管城市化水平是浙江省碳排放的负向驱动因素，但在今后推进城市化的进程中，要继续以新型城市化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为指导，构筑以省域中心城市建成区为中心、县城和中心镇为节点、综合交通为骨架的城市空间形态，深入推进城镇结构的低碳化。同时，要在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方面坚持绿色低碳理念，推广绿色建筑，优化交通组织，提高城市建设质量，进一步减少城市碳排放。

在贸易开放方面，尽管对外贸易是浙江碳排放增长的驱动因素，但这并不意味着盲目地控制出口规模的增长来减少出口含碳量。“两头”在外是浙江经济的先天基础，外贸在促进浙江快速发展和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不管是当前和将来，强化对外贸易仍是浙江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和扩大国际影响的重要途径。因此，理性对策应是转变出口增长模式，优化出口产品结构，通过出口产品结构变化控制碳输出，其中，重点是要鼓励出口附加价值率高而能源强度较低的产品或服务，并对能源强度高的产品通过适当的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加以限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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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第6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关键词：碳金融；发展体系；构建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碳金融发展面临的问题

（一）定价权缺失，在国际碳交易市场中处于被动地位。我国碳排放资源居全球第二，市场前景广阔。作为未来国际碳市场产业链上最有潜力的卖方，却没有实际掌握定价权。主要原因是不具备CDM定价权，因此中国处于国际碳市场及碳价值链的低端，导致中国在全球碳金融交易体系中没有话语权。更为严重的是，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增长方式的惯性和2012年承担全球节能减排责任的日益临近，我国很有可能从碳交易的卖方变成买方，定价话语权的缺失必将严重影响我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二）我国现有碳交易中心功能单一，尚未形成统一的碳金融交易市场体系。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多个地方性的碳交易所，但由于这些碳交易所规模有限，其功能比较单一，主要集中在项目交易，而不是标准化的交易合约。目前，这些交易所只能进行节能减排技术及其设备的转让，尚不能转让CDM项目中最关键的核定减排量（CERs）。这就导致我国缺乏有效的统一的碳交易平台，没有形成标准化的碳交易产品和核心技术，使企业碳交易的成本增加，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碳金融交易体系。而且由于欧盟在全球的单一最大买家地位，使得CDM市场在长期倾向于一种买方市场，这就导致了我国以CDM项目为核心的碳金融交易市场面临严重的发展困境。

（三）我国碳金融外部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目前，我国对于碳金融的发展缺乏一整套完整的发展、财政、监管、风险承担等政策支持体系和法律支持体系，现行的有关行业要求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国内的专业中介机构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项目，同时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信息披露、尤其是环境信息披露机制尚不健全，大量环保信息并未进入征信管理系统，目前信息采集成本较高；缺乏碳金融相关业务的自主行业准则、业务标准，缺乏专业人才储备，熟悉碳金融业务的本土组织机构和专业人才十分短缺。

二、构建我国碳金融发展体系设想

（一）建立符合国情的碳金融发展框架，为我国碳金融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第一，应当将碳金融发展纳入国家气候变化、防灾减灾和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使碳金融成为节能减排和推动我国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应当进一步完善碳金融支持政策，营造较为宽松的碳金融发展环境。第二，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尽快制定投资、税收、信贷等方面的扶持政策，引导社会资本向低碳产业聚集。在财政扶持方面，应当通过财政拨款成立专项基金，为CDM项目贷款提供利息补贴。在货币政策方面，应当对节能减排项目等给予信贷倾斜。在监管方面，可以采取扩大CDM项目贷款利率浮动范围、降低CDM项目贷款资本金要求等差异化措施。另外，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也应当优先发展低碳经济企业的上市融资需求，支持企业发行债券融资。在税收方面，应当通过降低CDM项目有关税率、适当延长免税期，提高项目经济强度；对金融机构开展碳金融业务的收入实行税收优惠。此外，还应积极推进人民币在碳交易计价中的国际化进程。

（二）健全我国碳交易市场体系，构建完善的交易平台。我国应当借鉴国际碳交易机制经验，通过建立环境产权交易所、能源交易所等多元化、多层次碳交易平台，为碳排放权供需双方搭建沟通和议价场所，实现定价公平合理；尽快制定碳市场交易规则，建立类似于欧盟排放交易机制下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进一步探索排放配额制度，发展排放配额交易市场，有效配置环境资源；促使我国逐步拥有碳市场定价权。定价权决定了银行在这一新兴市场上的话语权和主动地位。CDM项目往往需要两个甚至多个国家的金融机构之间密切合作，中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借此提高参与国际业务的议价技巧，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往来，不断积累国际化经营的经验。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减排义务不能参与排放贸易，但目前CDM和欧盟排放贸易体系（EUETS）等市场的交易规则并不排斥发展中国家直接参与高级市场交易。我国商业银行则可以拓展业务，通过申请欧洲交易所席位或委托在交易所拥有固定席位的经纪公司直接进行CER二级市场交易。

（三）进一步创新碳金融参与模式，拓展多样化服务，建立不同模式以满足不同需要。我国应当借鉴国内外碳交易发达银行的先进做法和模式，应以满足业主需要，风险可控原则为基础创建适合我国实际的模式，积极将CDM项目要求和金融工具联系起来。同时，CDM项目中蕴含着对金融中介服务巨大的需求。目前，国内CDM市场十分混乱，各类中介机构鱼龙混杂，甚至可能隐藏着国际骗子。由商业银行来从事这项中间业务，对于国内企业来说更为可信而稳妥。比如，银行可以与一些国际大公司联合，帮助国内企业联系国际买家。另外，商业银行可以通过提供资金账户管理、融资租赁、财务顾问、基金托管等业务拓宽中间业务收入来源，逐步优化商业银行的收入结构。如，开发与碳排放权挂钩的理财产品；联合国际专业机构，提供CDM项目开发、交易和管理的“一站式”金融服务；开展以CDM项目现金流为主要还款来源的CDM项目融资；利用所属金融租赁中心，为CDM项目提供设备融资或融资租赁服务；凭借信息优势，为CDM项目业主提供合理CER报价等咨询顾问服务；商业银行还可以借助其海外分行推荐买方，进而带动银行的海外业务发展。不断探索建立为碳管理服务和低碳技术投资的碳基金，开展碳掉期交易、碳期货、碳证券、碳基金等各种碳金融衍生品的金融创新。

（四）规范碳金融风险防控机制，防范可能的风险。应当建立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以加强CDM项目风险识别、衡量与控制。CDM金融产品除了具有其他金融产品的基础风险（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风险，即政策性风险。因为，后京都时代，国际上具体的制度安排，如我国在全球碳金融领域中的角色、定位都不确定。这些政策风险将直接影响我国商业银行开展碳金融业务的积极性。国内银行可以通过签订免责合同条款保障自身利益。金融机构要健全风险防控机制，通过银团贷款、分期投入资金等方式，降低信用风险；实行套期保值，防范汇率风险；完善合同条款，转移政策风险；通过聘请国际化律师，规避法律风险。此外，应当由监管部门与环保部门合作建立碳金融业务操作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设置金融准入门槛，建立银环信息共享平台和沟通机制，将环保信息作为金融支持的重要参考指标。由监管部门出台相关风险控制标准，开展风险监测和现场检查，督促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开展碳金融业务。

（作者单位：1.河北金融学院；2.保定二中分校）

主要参考文献：

[1]Jose Salazar.Environmental Finance：Linking Two World[J].Slovakia，1998.

第7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关键词：绿色物流；运输体系；优化

中图分类号：F5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绿色物流是指在物流过程中抑制物流对环境造成危害的同时，实现对物流环境的净化，使物流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绿色物流是以降低对环境的污染、减少资源消耗为目标，利用先进物流技术，规划和实施运输、储存、包装、装卸、流通加工等物流活动，其实质就是追求环境与人类和谐生存和发展。在物流运作过程中，运输成本所占比重最大，运输成本占了物流总成本中的40%～50%，也是碳排放量最大的作业过程。从世界范围看，交通运输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领域之一。我国是当今世界第一交通增长国，目前我国交通运输费用占GDP的比重高于发达国家，运输是影响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树立绿色物流思想，优化运输体系刻不容缓，关系到人与环境的和谐生存与发展。

二、现代物流运输体系的构成及特点

按照运输设备、运输工具及线路的不同，物流运输方式主要分为公路运输、铁路运输、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其特点如下：

1、铁路运输。铁路运输是陆地长距离运输的方式，其优点主要是稳定、安全、节能，对环境污染小。据测量，铁路运输中二氧化碳每公里排放量是公路运输的一半、是短途航空的四分之一，可以说铁路是运输方式中当之无愧的低碳绿色交通；其缺点是不能进行门到门服务，货物滞留时间长，不适宜紧急运输。

2、公路运输。公路运输一般使用汽车，目前我国货运汽车仍然保持大型货车和小型货车相结合的汽车运输体系。其优点是灵活、便捷，已成为物流运输中不可缺少、且越来越重要的运输方式，公路货运越来越成为现代物流系统中的支柱性运输方式；其缺点是能量消耗高、废气排放高、运输利用率低，是各种运输方式中最不环保的一种运输方式。

3、水路运输。航运被认为是最具低碳效率的一种运输方式，其优点是水运能耗少，污染小。据国际油轮独立船东协会的研究报告，航运业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占全球总排放量的6%，并且在大批量和长距离的运输中价格便宜，可以运送大型超重对象；但缺点是航行速度比较慢，货物装卸搬运费用比较高，无法实现“门到门”运输。

4、航空运输。航空运输的货物多为高价、急需物资，其优点主要是速度快、时间短；但缺点是运输费用高，运输重量小，而且航空运输消耗大量的石油，造成的巨大噪音困扰着机场附近的居民，同时其排出的大量废气直接对大气造成很大的污染。

三、绿色物流思想下运输体系优化的措施

为降低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恶性后果，涉及交通运输的各方均应积极地寻找对策。在我国，运输成本占物流成本的50%以上，因此寻求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效益（包括经济、社会、环境效益）的物流运输体系，对物流活动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1、建立和规划高效低碳交通系统。为了减少因交通造成的碳排放，建立和规划高效低碳交通系统，加强物流园区的开发，公路、铁路、民航、港务等各部门都要统一协调规划，避免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通过高层次的物流园区统筹规划，实现区域内物流园区的协调发展。

2、物流运作与节能管理相结合。实现低碳物流策略不仅需要技术创新，而且需要管理创新，尽量实施联合一贯制运输。在选择运输方式时，必须对运输方式所具有的特性进行综合评价。通常是在保持运输安全、环保的前提下，尽量实施联合一贯制运输，通过运输方式的转换可削减总行车量，包括转向铁路、海上和航空运输。联合一贯制运输是物流现代化的主要形式之一。

3、开发高级智能交通管理系统。高级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可以将通信、计算机、物流技术融为一体，网上车、货的动态信息，使货主通过因特网方便地查询拖运货物的动态信息，还能够与企业现有的调度、财务和仓储等系统集成，实现物流管理一体化。

4、加大对绿色运输工具的开发与生产，重视物流装备的低碳化。绿色运输工具是绿色物流的基础，运输业使用燃料所释放的气体是造成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交通运输领域应大力发展电力机车，研发利用太阳能和电力相结合的混合动力机车等；在物流设备方面，设备的省力化、清洁化技术水平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在包装材料及包装方式的处理上，要进一步提高材料的可重用性、可降解性。

毫无疑问，绝对的绿色运输是不可能实现的，偏爱公路运输和空运的运输产业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性之间的矛盾几乎不可调和。然而，在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压力下，发展绿色运输也是大势所趋，可以相信，通过各方的努力，绿色运输的前景依旧光明。

（作者单位：江西蓝天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夏春玉，李健生.绿色物流[M].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2005.8.

第8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关键词 低碳消费；低碳化；路径选择；实现机制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02－0012－05

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助推了低碳消费时代的来临。中国在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前夕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源消费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实现低碳生产和低碳消费。低碳消费作为低碳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实现低碳经济的重要环节，是指以消费低能耗产品（劳务）和低排放（主要是CO2）、低污染为特征的消费行为。它是继绿色消费、生态消费、可持续消费之后提出的新的消费理念和消费方式，是人类消费方式的高级形态，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环境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最佳形式，也是应付全球气候变暖的迫切要求。低碳消费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低碳消费是指低碳生活消费，广义的低碳消费包括低碳生产性消费和低碳生活消费，这里指狭义的低碳消费。本文试对低碳消费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

一、低碳消费的路径选择

从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来看，消费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也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人的消费行为和生活方式对能源消耗[1]和CO2排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此，大力推动低碳消费，对于实现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最终消费包括居民的个人消费和社会性消费，而居民的消费包括衣、食、住、行、用、娱乐等基本形式，因此，低碳消费的路径选择包括居民穿衣、饮食、居住、出行、家用、娱乐休闲和办公低碳化等多种途径。

1. 穿衣低碳化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不仅购买服装的数量增加，而且服装制作加工的工序也增加，从而生产服装伴随的碳排放也随之增加。首先，从服装的面料来看，棉、麻等天然织物消耗的能源和产生的污染物相对较少，而化纤面料的服装因需从原油中裂解、提炼、加工而成，耗能较多。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研究表明，大麻布料对生态的影响比棉布少50%，用竹纤维和亚麻做的布料也比棉布在生产过程中更节省水和农药。其次，从生产过程到使用过程来看，一件衣服从原材料的生产到制作、运输、使用再到废弃后的处理，都在排放CO2。根据环境资源管理公司的计算，一条约400克重的涤纶裤，假设它在中国台湾生产原料，在印度尼西亚制作成衣，最后运到英国销售。预定其使用寿命为两年，共用50℃温水的洗衣机洗涤过92次，洗后用烘干机烘干，再平均花两分钟熨烫。这样算来，它“一生”所消耗的能量大约是200千瓦时，相当于排放47千克CO2，是其自身重量的117倍。据英国剑桥大学制造研究所的研究，一件250克重的纯棉

T恤在其“一生”中大约排放7千克CO2，是其自身重量的28倍[2]。研究表明，一件衣服60%的“能量”在清洗和晾干过程中释放。因此，实现穿衣低碳化，一是要多穿天然面料少穿化纤面料的服装；二是要用温水而不要用热水洗衣服，而且一定要把洗衣机塞满再洗，衣服洗净后，尽量让其自然晾干，这样可以减少90%的CO2排放量[3]；三是要少买新衣，改造旧衣，多穿可循环利用的服装；四是解下领带，应季穿衣。

2.饮食低碳化

中华传统饮食文化鼓励吃五谷杂粮，多吃果蔬、豆腐,辅之肉蛋的饮食结构，不仅有利于身体健康，而且有利于饮食的低碳化。但是，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出现了粗粮越吃越少，动物性蛋白和油的摄入量越来越多的趋势[4]。这种饮食结构的变化，蕴含着饮食的高碳化发展趋势。研究表明：人吃1千克牛肉后，所排放的CO2为36.5千克；而吃同等分量的果蔬后，所排放的CO2量仅为该数值的1/9[5]。因此，如果改吃蔬菜不吃肉，每人每天就可以减少4.1千克的CO2，等于180棵～360棵树一天的CO2吸收量。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报告：全球10.5亿只牛，是温室效应气体的最大元凶，牛群排的气和排泄物所排出的CO2，占全球总排放量约20%。牛群排的气和排泄物会排出100多种污染气体，其中氨的排放量就占全球总量的65%；其热能上升效应是CO2的296倍，而氨正是导致酸雨的原因。养牛业，在牧草种植、肥料制造、运输处理等过程中，释放的CO2又占了9%，较汽车、船舶、甚至飞机等的总排放量还多，畜牧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比高于交通部门的13%和工业部门的19.5%[6]。因此，在饮食结构上，应提倡多吃素食少吃荤食。另外，应提倡吃粗加工或不加工的食品，如多吃新鲜水果，少吃果汁和碳酸饮料，因为，把水果制作成果汁，撇开果汁含量不说，从果实到工厂处理、灌装、运输、销售，消耗了很多不必要的能源，制造了很多不必要的温室气体排放，容器还可能是不可降解，造成污染。

3. 居住低碳化

从茅草屋到土坯房再到现代大都市高楼大厦的变迁，折射出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和居住条件的极大改善，但同时也伴随着CO2排放量的增加。据联合国政府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统计，每建成1平方米的房屋，约释放出800千克CO2[6]，而且越是现代建筑，耗能水平越高。比如100多年前建的清华学堂，一年每平方米能耗34度电；20世纪90年代初建的中央机关办公楼，每平方米能耗113度电，增加了3倍；上海金茂大厦，每平方米能耗215度电；美国办公楼每平方米能耗356度电[7]。目前中国城乡民用建筑面积约为400亿立方米，建筑能耗占总能耗20.7%。

与国外建筑相比，我国建筑的保温能力较差，造成大量能量损失。中科院院士吴硕贤指出，如果推行生态住宅设计，一栋节能建筑和不节能建筑相比，空调能耗差4倍～5倍。建筑若合理采用节能设计，可获得50%~60%的节能效果。按生态住宅标准建造的节能建筑，可让一个三口之家一年节能58%，节水25%。因此，如果从现在开始严格推行生态住宅标准，预计20年后，在总建筑面积增加150亿平方米的情况下，与不搞生态住宅相比，可节约建筑用电3，500亿度，相当于4个三峡电站的年发电量[8]。实现居住低碳化，应从住房的设计开始，按生态住宅标准进行设计、建造和管理。

4. 出行低碳化

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带来了交通的大发展和人们出行的极大方便，但是，交通工具尤其是汽车消耗大量液体燃料，不仅加剧了宝贵石油资源的快速消耗，而且带来了CO2大量排放。根据有关资料：汽车平均每燃烧1升汽油，要释放出2.2千克CO2；公共汽车每百公里的人均能耗是小汽车的8.4%，电车是小汽车的3.4%～4%，地铁是小汽车的5%[9]。可见，目前中国3，501.39万辆私人小汽车是交通运输业中的能耗大户。统计资料表明：中国交通运输石油消耗量占全国的48%，而中国50%的石油依靠进口，相当于全部进口的石油，特别是石油、煤油、柴油都用于交通运输。据测算，交通运输一辆车一公里的能耗，公路是铁路的18倍，集装箱卡车高速公路运输是铁路的18倍，是水路的22倍[7]。因此，出行低碳化的方向是大力发展铁路和水路交通，城市要大力发展公交和轻轨，要严格限制小汽车的发展规模。

5. 家用低碳化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的普及到升级换代再到个人电脑、手机的普及，家用电器消费出现了电器化、智能化、网络化的趋势，但这一趋势的背后伴随着用电量和能源消耗、CO2排放的大幅增加。据统计，家庭中75%的用电都耗在电视、电脑和音响等保持待机状态上。如果一台电脑每天使用4小时，其他时间关闭，那么每年能节省约500元人民币，且能减少83%的CO2排放量；因为电器关机不拔插头而导致全国每年待机电量浪费高达180亿度，相当于3个大亚湾核电站年发电量。在同等条件下，节能灯的发光效率大约是普通白炽灯的3.5倍～4倍，假如全国都不使用白炽灯，改为使用高效照明产品，那么，一年可节电600多亿度，接近于三峡电站现在一年的发电量；全国减少10%的塑料袋，可节省生产塑料袋的能耗约为1，200万千克标煤，减排31，000万千克CO2；用传统的发条式闹钟代替电子钟，每天可以减少48克的CO2排放量；不用洗衣机甩干衣服，可减少2.3千克的CO2排放量[10]；用传统牙刷替代电动牙刷可减少48克CO2排放量；把在电动跑步机上45分钟的锻炼改为到附近公园慢跑，可以减少将近1千克的CO2排放量；改用节水型沐浴喷头，不仅可以节水，还可以把3分钟热水沐浴所导致的CO2排放量减少一半[11]。家庭节能有很大的潜能，因此家庭消费品低碳化势在必行。

6. 娱乐低碳化

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娱乐休闲的需求也不断地增加。但是，娱乐休闲的许多项目却是高耗能的，如网吧、KTV、酒吧、迪吧都是高耗能的场所，洗浴、足疗等则是高耗水的场所，因此，开发低碳娱乐休闲项目，是娱乐低碳化的发展方向。

7. 办公低碳化

从普通的办公到办公自动化，从油印、铅印公文到针式打印机再到个人电脑、激光打印机的普及，从办公用纸少量消耗到大量消耗，从全国各地进京开会到电视电话会议再到互联网办公，应该说，随着科技的进步，办公条件不断改善，办公效率不断提高，但同时办公用纸和用电也在不断攀升。因此，多用电子邮件、MSN等即时通讯工具，少用打印机和传真机；在午餐休息时和下班后关闭电脑及显示器，可将这些电器的CO2排放量减少1/3。夏天空调设定温度升2度，可以节省不少电；用过的打印纸背面重复使用，可以减少树木和草的砍伐（割）量，进而可以吸收更多的CO2。办公低碳化要从点滴做起。

二、低碳消费的实现机制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居民的消费是基于工业化的成果，即产品的生产主要建立在高碳能源消耗基础上，产品的消费又带来CO2的大量排放，因此，要实现高碳消费方式向低碳消费方式的转变，是一个巨大的复杂工程，也是一项长期的重大任务，需要政府、市场、行业协会、企业、居民共同努力，发挥宏观调控机制、自发调节机制、协会自律机制、低碳消费品生产机制和低碳消费文化引导机制的积极作用（见图1）。

1. 市场自发调节机制

市场是商品交换的场所和交换关系的总和，不仅低碳消费品（产品、劳务）的获得需要通过市场，居民对低碳消费品的需求也是通过市场传递给生产企业的，因此，市场是低碳消费品的交换场所和低碳消费需求的媒介，市场机制通过需求诱导、价格导向、竞争助推来调节低碳消费。（1）需求诱导。居民的低碳消费需求属于最终需

求，最终需求会派生出中间需求，因此，人类需要什么种类和需要多少低碳消费品，决定了企业生产什么样和生产多少低碳消费品。换句话说，人们对低碳消费品的需求结构决定着低碳消费品的生产结构。随着人们对低碳消费品需求的增加，生产结构必然随之发生改变。（2）价格导向。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要素都要通过市场来配置，所有的低碳消费品也要通过市场来实现“惊险的跳跃”，而价格是引导资源配置和低碳消费品流动的方向标，哪个行业需要资源，哪个地区、哪种低碳消费品供不应求，则该要素或低碳消费品的价格就上扬，反之则下跌。要素或低碳消费品价格的这种变化引导要素或低碳消费品的流动。（3）竞争助推。竞争有利于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增强竞争力。在竞争中，高能耗、高排放的企业将会被淘汰，因而市场竞争对企业形成压力，不断推动企业开发出低碳技术和低碳消费品。

2. 政府宏观调控机制

市场机制本身有缺陷，因此，大力发展低碳消费需要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而在当前人们习惯于工业化时期高碳生产与高碳消费的条件下，推动低碳消费的主要动力和主要责任落在政府身上。从图1可以看出，政府宏观调控实际上是对生产行为、交易行为和消费行为进行控制，以实现低碳消费。为此，政府宏观调控机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1）制定低碳消费的扶持政策。一是对购买低碳消费品的消费者给予财政补贴，针对目前市场上低碳消费品比相同功能的普通消费品价格要高出许多的现实，政府应出台低碳消费品的补贴政策，使得消费者更愿意购买低碳消费品；二是对生产低碳消费品的企业给予减免税收政策优惠，并鼓励企业进行规模化生产，从而降低低碳消费品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使低碳消费品在市场上有竞争力；三是建立低碳技术研发基金，支持企业开发低碳技术，突破低碳生产的瓶颈。（2）实施惩罚性措施。一是对排放CO2企业或个人征收碳排放税，碳排放税实行从量计征，多排放多交税；二是实行差别化的能源税，对能耗大的企业征收较高的能源税，以降低能耗；三是实行阶梯电价制度。对不同用电量实行不同的价格，用电量越多，价格越高。（3）建立有序的低碳消费市场规则。建立包括低碳消费品的国家标准和认证制度、高碳消费品的退市制度等，严禁高碳产品进入市场，同时要加强市场监管。（4）构建良好的低碳消费环境。良好的消费环境有利于扩大低碳消费，为此，政府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件事：一是抓好生态环境治理，严控环境污染，大力发展生态产业；二是大力发展低碳物流，促进低碳消费；三是抓好低碳消费制度体系建设，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营造诚信的低碳消费氛围；四是抓好低碳基础设施建设。

3. 行业协会自律机制

行业协会属于中间组织，是除了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方力量，它能够做政府不能做、做不好而企业又无能力做的事情，对于弥补市场与政府双失灵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行业协会的自律作用表现在：一是制定行业规范。通过制定低碳行业公约、行业标准、行业规则或惯例等规范企业行为，实现低碳生产。二是进行行业监督。通过成立监督机构，及时进行行业性的检查、验收、认证、资质审查，定期和不定期地开展质量检查与抽查，督促企业节能减排，严厉打击高能耗、高排放、高污染行为，限制企业生产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三是保护消费者利益。通过消费者协会来保护消费者低碳消费的合法权益。

4. 低碳消费品生产机制

企业是低碳消费品的生产者和提供者，低碳消费能否真正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能否生产并提供满足消费者需要的低碳产品。低碳生产的实质，是贯彻节能减排和循环再利用原则，从生产设计、原材料选用、工艺技术与设备维护管理等社会生产和服务的各个环节实行全过程低碳化控制，从生产源头减少能源消费和CO2排放，促进资源循环利用。企业低碳生产机制包括低碳设计、低碳工艺、低碳生产、低碳包装和资源回收利用五个方面。低碳产品设计是从产品生命周期的角度，从产品设计阶段就考虑产品生产时如何节约原料和能源,少用昂贵和稀缺的原料，在产品使用过程中和使用后如何做到节约能源和减少CO2排放，以及如何有利于产品使用后的回收、重复使用和再生；低碳工艺是在产品生产前预先设计好节能的工艺流程与设备，选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选用节能原材料，以减少化石能源使用和CO2排放；低碳生产是在生产过程中尽量减少各种危险性因素,如高温、高压、低温、低压、易燃、易爆、强噪声、强振动等；低碳包装是在保证商品安全和美观的条件下，尽量节省包装材料或者使用可回收利用的包装材料；资源回收利用是对生产过程中的废水、废渣、废气及余热的回收利用和利用回收材料作为原材料，以节约资源投入。因此，通过实施生产全过程的低碳化控制，从生产源头和生产各环节减少能源消耗和CO2排放。

5. 低碳消费文化引导机制

低碳消费文化是只看不见的手，它通过建立低碳消费的价值观体系、低碳消费的行为规则和低碳消费物质文化（文化标识、口号等）来引导人们实现低碳消费。

（1）树立低碳消费的价值观。首先，树立低碳消费是一种高级消费的理念。从原始社会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态消费，到农业社会的传统消费，再到工业社会的高碳消费，人们的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消费水平不断提高，消费内容不断丰富，消费能力不断增强。但在工业社会，人们更注重物质形态的消费和消费的便捷性。这种消费方式，一方面造成了化石能源的加速消耗和CO2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另一方面，大量消费工业品造成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进而对人类自身造成伤害，使消费质量大打折扣，因此，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和低碳消费理念应运而生。从本质上讲，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和低碳消费都是强调人类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都是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都是高级的消费形式，不过，低碳消费是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可持续消费、绿色消费理念基础上提出的新的消费理念。它不仅要求消费上实现代际之间和代内之间的公平，而且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关键是提出了减少有限的化石能源消耗和CO2的排放，具有更好地可操作性。其次，树立低碳消费是一种美德的理念。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历来是中华民族的高尚美德。从某种意义上说，低碳消费是一种节约型的消费，是一种美德。当然，低碳消费提倡适度、节俭和清洁的消费，反对“面子消费”、“奢侈消费”，并不是说要降低生活质量和水平，而是要通过改变消费结构来提高生活质量。

（2）自觉养成低碳消费的行为习惯。生活中的小事，看似不起眼，但却在不经意间浪费大量的能源，并直接或间接地排放大量的CO2。因此，实现低碳消费，需自觉养成节约能源的良好习惯，从小事一点一滴做起。

（3）积极宣传倡导。要通过各种媒体，广泛宣传低碳消费的意义和方式，培育民众的低碳消费意识，做生态文明的使者，做低碳消费的实践者。同时，通过各种标识、徽章、口号来提醒民众的消费，形成低碳消费的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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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晓江.转向低碳经济的生活方式[J].社会观察，2008（6）：19-22.

第9篇：高级碳排放管理范文

2011年底，国务院了《“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了“探索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加快构建国家、地方、企业三级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工作体系，实行重点企业直接报送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费数据制度”等要求。造纸和纸制品业是中国的能耗大户，涉及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废水厌氧处理等多类温室气体排放机理，因此必将成为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及碳排放交易的重要参与行业。

在国家发改委的组织下，清华大学与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合作，开发了《中国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是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中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合理分配企业的碳排放权、保证市场的公平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方法学的技术概要

（一）核算边界

本方法的温室气体排放核算边界，是以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为主营业务的独立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单位。

（二）排放源

企业核算边界内的关键温室气体排放源包括：

1、燃料燃烧排放：煤炭、燃气、柴油等燃料在各种类型的固定或移动燃烧设备（如锅炉、窑炉、内燃机等）中与氧气充分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2、过程排放：指工业生产活动中，除能源的使用以外所发生的物理变化或化学反应，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所涉及的过程排放主要是部分企业外购并消耗的石灰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发生分解反应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

3、废水厌氧处理的甲烷排放：制浆造纸企业产生工业废水，采用厌氧技术处理高浓度有机废水时会产生甲烷排放。

4、净购入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指企业净购入电力和净购入热力所隐含的燃料燃烧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此类排放实际发生在其他企业所控制的发电和供热设施上。

（三）量化计算方法

企业的温室气体排放量是其各项排放源的排放量之和，按公式（1）计算。

EM = ΣEMi （1）

式中：EM―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EMi―企业核算边界内某项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i―排放源类型，包括燃料燃烧、过程排放、废水厌氧处理、外购电力和外购热力等。按照以下内容核算各类排放源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1、燃料燃烧排放

燃料燃烧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是企业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加总，按公式（2）计算：

■ （2）

式中：

E燃烧―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百万千焦（GJ）；EFi ―第i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i―化石燃料类型代号。

燃料燃烧的活动数据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的消耗量与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按公式（3）计算：

ADi=NCVi×FCi （3）

式中：

AD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i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数据，单位为百万千焦（GJ）；

NCV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i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采用本指南附录二所提供的推荐值；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吨（GJ/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百万千焦/万立方米（GJ/万Nm3）；具备条件的企业可遵循《GB/T 213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GB/T 384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GB/T 22723天然气能量的测定》等相关指南，开展实测；

FCi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第i种燃料的净消耗量，采用企业计量数据，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GB17167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要求；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位为万立方米（万Nm3）。

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4）计算：

■ （4）

式中：

EFi ―第i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CCi ― 第i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百万千焦（tC/GJ），宜参考附录二表1；OFi ―第i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宜参考附录二表1；■―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

2、过程排放

过程排放量是企业外购并消耗的石灰石（主要成分为碳酸钙）发生分解反应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5）计算。

E过程 = L × EF石灰 （5）

式中：E过程―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过程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L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石灰石原料消耗量，采用企业计量数据，单位为吨（t）；EF石灰―煅烧石灰石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吨石灰石（tCO2/t石灰石），采用推荐值0.405吨二氧化碳/吨石灰石。

3、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购入的电力消费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6）计算：

E电=AD电×EF电 （6）

式中：E电 ―购入的电力所对应的电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AD电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是企业购买的总电量扣减企业外销的电量，活动数据以企业的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也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电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EF电 ―根据企业生产地及目前的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南方电网划分，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的相应区域电网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兆瓦时（tCO2/MWh）。

4、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企业购入的热力消费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7）计算。

E热=AD热×EF热 （7）

式中：E热 ―购入的热力所对应的热力生产环节二氧化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AD热 ―核算和报告年度内的净外购热力，单位为百万千焦（GJ），是企业购买的总热力扣减企业外销的热力，活动数据以企业的热力表记录的读数为准，也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热力费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EF热 ―年平均供热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百万千焦（tCO2/GJ），可取推荐值0.11tCO2/GJ，也可采用政府主管部门的官方数据。

5、废水厌氧处理的排放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废水经厌氧处理导致的甲烷排放量计算公式如下：

■（8）

式中，EGHG_废水―废水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当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甲烷的全球变暖潜势（GWP）值，根据《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取21。

■ （9）

式中：■―废水厌氧处理过程甲烷排放量（千克）；TOW―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千克COD）；S―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千克COD）；EF―甲烷排放因子（千克甲烷/千克COD）；R―甲烷回收量（千克甲烷）；活动水平数据包括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TOW）、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S）以及甲烷回收量（R）。

（1）废水厌氧处理去除的有机物总量（TOW）数据获取

如果企业有废水厌氧处理系统去除的COD统计，可直接作为TOW的数据。如果没有去除的COD统计数据，则采用公式（10）计算：

■（10）

式中：W―厌氧处理过程产生的废水量（立方米），采用企业计量数据；CODin ―厌氧处理系统进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千克COD/立方米），采用企业检测值的平均值；CODout ―厌氧处理系统出口废水中的化学需氧量浓度（千克COD/立方米），采用企业检测值的平均值。

（2）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S）数据获取

采用企业计量数据。若企业无法统计以污泥方式清除掉的有机物总量，可使用缺省值为零。

（3）甲烷回收量（R）数据获取

采用企业计量数据，或根据企业台账、统计报表来确定。采用公式（11）计算排放因子：

EF=Bo*MCF （11）

对于废水厌氧处理系统的甲烷最大生产能力Bo，优先使用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如果没有，则采用本指南的推荐值0.25千克甲烷/千克COD。对于甲烷修正因子MCF，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开展实测，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或采用本指南的推荐值0.5。

三、关键问题及解决

（一）中国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是否涉及碳酸钠分解的排放

国外可能有少量碱法制浆企业采用纯碱（碳酸钠）作为原料，发生碳酸盐分解反应，排放二氧化碳，因此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与核查指令中包括了这种排放类别。但我国的碱法制浆企业基本不采用碳酸钠作为原料，在生产工艺和原料方面与国外存在较大差别，不会导致此类过程排放。

（二）如何考虑废水处理所导致的氧化亚氮排放

造纸和纸制品生产企业废水处理所导致的氧化亚氮排放不足企业总排放量的1%，因此本方法予以忽略。

（三）本指南所提供的石灰石分解排放因子推荐值为何略低于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和欧盟缺省值

IPCC和欧盟缺省值为石灰石原料纯度和分解率均为100%情况下的理论值；但经企业调研和专家咨询，了解到我国石灰石原料纯度和分解率达不到100%，企业生产记录数据在95%左右，因此本指南根据我国实际生产情况进行了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