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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理念;实践趋势
中图分类号 G71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3)10-0089-05
近年来,在高等教育扩招政策和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经过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的规模发展后,加强体系建设和延伸、提高办学质量、促进改革创新逐渐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政策选择。2011年,教育部颁布《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推动高等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创新,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进一步促进高等职业学校办出特色,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提升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从国际视野看,近年来,为应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及人口老龄化趋势,满足个体和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多元化需求,同时解决职业教育自身存在的吸引力低、学生融通性差等问题,从政策开发、体系建设和教学改革等各个角度加强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成为很多国家和国际组织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重点。以OECD、欧盟、澳大利亚、德国等为代表的众多国际组织及发达国家都对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主要方向和路径进行了研究和实践,对于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创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国际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理念
2007年,OECD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启动了“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创新”的研究项目,该研究对澳大利亚、丹麦、德国、瑞士等多个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进行了案例研究。特别对以下问题进行了调查:创新的概念是什么,不同国家对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创新有什么不同的理解?为什么要促进职业教育体系的创新?OECD国家职业教育体系创新的主要模式是什么?怎样设计和制定创新性的职业教育政策?2009年,这一项目出版最终研究报告《实现变化: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创新》。报告提出,职业教育与培训需要形成一个正式、连贯、有稳固支撑基础的创新系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目标是提高自身的运行效率及相关利益群体的满意度。从中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说,实现职业教育创新对于一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幸福都是非常关键的,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路径是:在政策开发和实践层面都形成明确的支持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政策;形成同时支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创新的政策框架,包括促进新知识产生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发展统一的知识基础,如关于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数据等实证性资料;形成规范性制度,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有效政策和实践中的新知识进行分析和传播,以对现行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提出挑战,形成新的发展方向;在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的相关利益群体间形成持续的基于事实的对话机制;增加投资,加强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创新的监督和评估[1]。
自2002年形成职业教育区域合作与一体化发展的“哥本哈根进程”以来,加强职业教育体系的改革创新就成为欧盟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在此推动下,欧盟设立了“实现职业教育与培训现代化”的研究项目,从实现现代化的角度开展了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研究,自2007年以来,这一研究项目接连了12个研究子报告,并于2009年形成综合研究报告《实现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现代化》。报告指出,职业教育与培训在支持经济发展、促进积极的老龄化、保证充足的技能供给、保持企业创新能力和生产力发展、消除社会排斥及增进社会和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创新的目标是:更加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需求,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能够解决技能失衡和短缺问题,成为青年人和成年人获得职业资格和实现知识更新的有吸引力的教育选择;个人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获得的职业能力和资格应该得到充分认可,同时对于个人、企业和国家是透明的[2]。
201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在中国上海召开了第三届国际职业教育大会。会上题为《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的转型:培养工作与生活技能》的工作报告。报告将加强创新和研究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未来职业教育长期发展的重要目标。报告强调,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不仅要做到顺应需求,还应做到创新;不仅要响应不断变化的外部期待,还要在协助引领变革和适应新环境方面发挥更加自主的领导作用,包括为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提供所需的技能,以及确定如何扶助曾经被边缘化的群体或弱势群体,并为其开办培训[3]。报告在传统经济和社会视角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转型视角,强调从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体系和政策的分析,对目前的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方法能否满足未来劳动力市场和后代人的需求提出疑问,同时探寻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如何更好地支持创新,支持发展绿色和可持续的经济与社会。
作为国际职业教育学者的重要交流平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中心(UNESCO-UNEVOC)的网络论坛上,加强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也成为相关专家探讨的焦点问题,有学者提出了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框架:制定有效的政策,设计定制化的职业教育体系;把职业教育纳入到与就业和人力资源开发相关的社会经济政策中;在企业和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间建立伙伴关系;发展质量和需求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通过模块化的离职或在职培训培养高素质的劳动力,确保职业教育体系是灵活、适应性强,而不是僵化、标准化的;确保学习者的学习环境与其后续的工作是相似的;教师能得到持续的专业发展;把职业教育作为终身学习框架的一部分;加强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间的联系与合作;在经费和人力资源方面持续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支持;加强社区和行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
二、国际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实践趋势
在国际理念的引领下,以美国、德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积极在职业教育机构办学、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探索职业教育的改革创新,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
(一)美国
社区学院是美国开展高职教育的主要机构。近年来,美国社区学院改革实践成效显著。2007年,OECD对美国社区学院改革创新的案例研究发现,社区学院在课程开发和教学实践的改革创新方面取得了重要突破,表现在:以“工作是学习的手段、工作是学习的内容、工作是学习的目的”为理念,在课程开发者、教师和学生与工作场所间都建立密切联系;课程实施中注重让学生参与企业的研究和发展计划或项目;所有学生都有机会获得实践培训,能够确保他们的理论学习有应用的工作场所,并且是任务导向的;重视通过各种途径培养学生的创业技能,这是美国社区学院坚持的一个共同原则,因为创业技能是实现创新的一个关键因素[4]。
2012年,美国社区学院协会题为《重新实现美国梦——社区学院及国家未来》的政策报告。报告提出,为确保社区学院在实现美国梦中发挥重要作用,需要重新设定社区学院的作用及其工作方式。报告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重新设计、改造和安排,其具体含义是:重新设计学生的教育经验,重新设定社区学院这一教育机构的作用,重新为社区学院这一教育体系建立伙伴关系和激励机制,促进学生和教育机构的成功。基于此,报告提出了社区学院在教学实践方面改革创新的方向。见图1[5]。
现状 改革方向
图1 美国社区学院改革创新的方向
(二)德国
德国一直以其高效的双元制的职业教育体系闻名世界。但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人口及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其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着企业培训位置减少、提高教育层次、促进社会融合、适应新兴经济领域发展等诸多新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从2006年开始,德国推出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两个创新性行动。
第一个是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创新循环行动(Innovation Circle on VET),这一行动的主要目标是改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结构和衔接,使职业教育政策更加适应新的人口、经济、科技和国际发展趋势。2007年,研究小组《职业教育与培训现代化和结构改进十条建议》,建议包括:增强职业培训的成熟度;加强弱势群体的培训;完善学生在学校、企业及各层次和类型教育间的转换路径;增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灵活性;拓宽培训基础,实现对培训的有效利用;确保学习者获得就业能力和职业技能;加强“第二次机会”教育,促进青年和成年人获得相关资格;增强开放性,提高学习者的流动性和认可度;提高双元制培训的国际化水平;加强行业、科学和政府部门间的合作[6]。
第二个是继续教育与培训的创新循环行动(Innovation Circle on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Training),这一行动主要是推动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教学实践的改革创新,其主要目标是:进一步发展、实验和评估自我管理学习和合作性学习的教学理念;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中充分运用现代信息通信技术;发展实践导向的方法,建立现代学习文化和组织,在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中促进自我组织学习和合作学习;加强教师能力培训,培养组织文化[7]。
(三)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具有较强的革新意识,注重依据经济社会需求的变化进行改革更新。近年来,为应对全球经济竞争及劳动力市场结构的变化,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和各州开始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系统变革,并把目光投向实践层面具体教学的改革创新。2007年,澳大利亚国家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确立了“追求职业教育与培训实践创新”的研究项目,2009年题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教学创新——国际视角》的研究报告,报告从工作本位学习、信息通信技术在职业教育教学实践中的运用、教师员工专业发展、合作网络建设、学生学习任务、学生个性化学习、与其他教育机构的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实践创新的趋势。与此同时,报告还对国际职业教育的创新性实践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国际职业教育实践创新的趋势,并把其与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实践创新进行对比,见表1[8]。
三、比较与借鉴
近年来,在以《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的推动下,提高质量、加强特色和示范性建设,走内涵式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以此为指引,我国高职教育在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改革、实习实训基地建设、集团化办学、示范院校建设方面也进行了多种改革创新的实践。比较来看,虽然我国与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背景、传统和历程存在差异,但在实现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目标、价值导向、趋势和理念上还是存在很多共同之处的。
首先,国家政策引导是推动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关键力量。美国、澳大利亚和德国的高职教育改革创新主要是由政府政策启动的,我国“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改革发展理念及示范性院校建设和集团化办学实践也是在教育部及相关部门政策的推动下得到迅速推广的。由此可见,只有政府充分重视高职教育的改革发展,并为其提供充分的政策和经费及人力资源等方面的支持,高职教育的改革创新才能实现。
其次,加强工学结合、校企合作,实现工作本位学习是世界高职教育教学改革实践共同关注的核心领域。国际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包括美国的以“工作是学习的手段、工作是学习的内容、工作是学习的目的”为出发点的社区学院课程改革,以及澳大利亚需求导向和德国实践导向的职业教育改革,其核心都是以加强工学结合、实现工作本位学习为目标的。从我国高职改革实践来看,“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已经成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方针,而以示范性院校建设为代表的高职院校改革创新实践也多是以工学结合或校企合作为突破口,在课程、学生实习或教学等方面进行改革,突出强调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
第三,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效率及适应性是世界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根本目标。我国近年来以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为主要途径的高职改革创新的最终目标是提高高等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实现高等职业院校的内涵式发展,其中,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适应性强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这一目标的核心体现。而德国、澳大利亚的高职教育改革也是质量本位的,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是OECD和欧盟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第四,加强教育机构与企业及教师员工间的合作与网络化是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重要趋势。加强区域内及区域间高职教育机构间及与相关企业的合作,通过战略联盟或集团化的形式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已经成为我国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而从表1国际职业教育实践趋势来看,加强职业教育教师员工及机构间的联系、合作及网络化也是国际职业教育实践的重要趋势。
第五,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主要战略和关注点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背景、办学者及管理者的教育观念有着密切关系,而且紧密依存于当地高职教育发展实际。如欧盟所提出的以“实现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研究,主要是针对欧盟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技能人才供求提出来的。德国的两个职业教育创新行动也是针对其本身面临的企业培训位置减少等问题启动的。
在这些共同改革趋势的基础上,国际高职教育改革创新的基本理念、所强调的主要策略、措施及途径等方面都存在一定差异,对于我国未来高职教育改革创新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从宏观角度看,国际社会更注重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角度促进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如UNESCO提出的通过职业教育发展引领整个社会实现转型、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欧盟、澳大利亚和德国提出的通过加强职业教育对处于不利地位人口的培训,充分发挥高职教育在促进社会融合与包容中的作用,以及各国普遍强调的加强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及其他教育类型的合作等举措,都值得我国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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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Colleges. Reclaiming the American Dream: Community Colleges and the Nation’s Future——A Report From the 21st-Century Commission on the Future of Community Colleges[R]. 2012.
[6]Federal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en Guidelines for the Modernization and Structural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Innovation Circle 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R]. Bonn, Berlin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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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Richard Curta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nnovation and Globalization[R]. National Center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search, 2009.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Views and Practical Trends
LI Meng-me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ejiang University of Industr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2, China)
迈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坚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向,进行了两次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改革,贯彻以往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制定和出台了具有显著意义的国家战略以及发展报告。如2003年底出台的《塑造未来――澳大利亚2004―2010年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战略》(Shaping our Future: Australia's National Strategy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2004―2010,以下称《国家战略》)提出要依托职业教育增强澳大利亚工商业的国际竞争力、获得全球性的知识和技能、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全纳性社区。在此战略下,2005年澳大利亚教育、科学与培训部(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cience and Training,DEST)出台了《构建技能型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新方向》(Skilling Australia――New Direc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2006年,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了批准后的国家改革议程,旨在通过加强各地区、政府与产业间的合作来提升澳大利亚劳动力的能力。但是此次改革目标并未实现。2014年4月,由澳大利亚工业部领头的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启动,将职业教育提升到了国家经济发展中心的高度,并了《工业创新和竞争力议程――澳大利亚强盛的行动计划》(Industry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genda-An action plan for a stronger Australia,以下称《行动计划》),为新一轮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改革进行规划。笔者拟主要分析这两次改革的产生背景、演变过程、主要特征,以期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一、《国家战略》的提出背景
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受到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澳大利亚经济包括传统的制造业、采矿业、农业开始出现衰退,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逐渐加深。20世纪70年代,澳大利亚着手建立新一轮的国家认证系统,主要由TAFE学院负责进行实施,当时存在着与行业脱轨的现象,青年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缺乏合理的路径。因此在之后的政府报告中逐渐形成解决问题的路径,在《澳大利亚重建》(Commonwealth Reconstruction Training Scheme)以及《澳大利亚技能》(Skills for Australia)的报告中重视与行业、企业的紧密联系。特别是1992年,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Australian National Training Authority)成立,承载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艰巨任务,对发展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起着促进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后,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大发展,参加职业教育与培训的人数不断增长,同时雇主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升。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多样性通过多种培训方式得以体现,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措施得到强有力的贯彻执行,并在世界上起到了标杆的作用。
进入21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面临较为严峻的挑战。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对职业教育与培训呈显著正相关相关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早期,澳大利亚经济发展势头较好,失业率开始下降,至2007年全球经济危机时,失业率才开始回升。在失业率低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所需的人才缺口增加,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压力加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工业的全球竞争力下降,部分缘由是传统产业部门代表的纺织、鞋类和服装行业的国别转移,同时在传统产业部门面临技能和劳动力短缺的问题;虽然自1998年起,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倡导和推广各个行业的“培训包”,并将此作为TAFE课程开发的依据,但是企业、行业及职业教育机构缺乏对“培训包”重要性和灵活度的明晰的认识;不同区域内的职业教育存在着差异性;土著人群、妇女、残疾人等特殊人群的职业教育存在公平实施与保障的问题;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存在融通的问题等等。这些都制约着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发展。
为此,澳大利亚政府和国家培训局出台了《塑造未来――澳大利2004―2010年职业教育与培训国家战略》提出了解决以上问题的愿景;2005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新方向》作为指导性文件,构建澳大利亚的国家培训体系;2006年,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颁布改革议程,以期通过加强各地区、政府、产业间的合作提升劳动力的技能,为客户群体提供优质的成果,为客户提供获得决策信息的能力。该项改革赋予各州和自治区灵活使用资金的权利,旨在精简并改善现行的体系结构和产品以便更好地满足需要,改革效果较为显著。
二、《行动计划》的演变由来
但之后对拨款、沟通、质量保证机制的评估结果显示,此次改革并没有给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未能达成预期目标。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在满足商业需求的培养人才过程中,满意度和信任度下滑。为此,2011年,澳大利亚技能委员会颁布了《技能促进繁荣――职业教育路线图》(Skills for prosperity――a roadmap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以下简称《路线图》),提出全面改革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创造优秀的职业教育反哺服务,继续贯彻以客户和企业为中心,以提高职业教育信息的透明度。同时,由于自2008年后经济下滑,制造业比重逐渐低于服务业。与此相适应,澳大利亚政府强调人们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 or Math,简称STEM)领域的坚定基础,以满足市场需求的“可迁移能力”。据2013年底经合组织的“2013技能展望――成人技能首次调查结果”报告显示,在数学和高技术环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评比方面,澳大利亚明显低于所测国家的平均水平,由此可以窥见职业教育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伴随着经济下滑出现了居高不下的青年失业率,几乎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这种情况对青年个人、社会都产生了负面影响。
人才技能短缺问题一直制约着澳大利亚的产业发展和就业稳定,虽然使雇主投身到行业中的政策极大地刺激了人们关注技能短缺的问题,2010年,澳大利亚政府也持续关注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并将焦点转向关键技能领域人才的短缺,但是对于吸纳缺乏技术的工人或者新工人进行培训,企业雇主仍有部分持犹豫的态度,这必然不利于人才技能短缺问题的解决。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但要适应当下市场的人才需求,同时还要具备通过教育引领经济发展的前瞻性。据乔斯?米克斯对2020年澳大利亚人口的预测,到2020年,15~64岁的工作人口比例将会由2002年的占68%降至占62%,老年人口相对2002年而言将增加4%,达到占16%。对于职业教育而言,必须思考并调整培训的类型、培训者、评估者以及培训的内容,以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职业教育的低质量问题、青年的高失业率及对教育的新的时代要求使得澳大利亚官方认识到职业教育改革势在必行。2014年,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Council of Australian Governments,COAG)和行业技能委员会(Industry and Skills Council)着手进行职业教育改革,确定了改革的六大目标,其改革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更完善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以提升澳大利亚的工业产能,增加就业岗位,促进经济的繁荣发展。行动计划的改革议程包括以下四个目标:降低成本营造合理的商业竞争环境;培养具备更强技能的劳动力;拥有更好的经济基础设施;落实促进创新和创业精神的产业政策。
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主要特征――基于政策衔接分析的角度
在《国家战略》、《职业教育发展新方向》、《路线图》以及《行动计划》这些政策文件的具体目标和内容中,均注重高技能人才的培训以及良好经济环境的建设。从基于政策实施衔接的角度分析,可以窥见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改革的特点。
(一)发挥行业的引领作用
虽然行业引领是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显著特色,但是在职业教育系统的运行中,政府与培训机构仍旧是其发展的生力军。为了扭转这一态势,保证行业、个人在职业教育系统中心地位的确立,在颁布的《国家战略》中,澳大利亚着重强调增强企业与个体对相关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加强培训机构与企业的紧密合作,满足行业企业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需求。具体措施包括在澳大利亚国家培训署中重视发挥行业代表的作用,在TAFE学院的课程设置、课程内容及教学评价上,使行业发挥领导作用。在《职业教育新方向》中提出确保行业从国家层面为职业教育出谋划策,在国家研究的重点方向上,就行业企业的研究为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提出建议。
2014年的职业教育改革为了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构建满足不同雇主需求的国家培训体系,以便进一步发展经济,在当年的8月25日,澳大利亚成立了职业教育与培训顾问委员会(VET Advisory Board),意在加强各行业与技术部门之间的联系,为政府提供各行业、部门改革的反馈信息。2015年,澳大利亚公布了产业培训、产品发展的新模式,新模式将行业置于核心地位。这表明政府致力于高质量的、为工作提供真正技能的培训,同时也是政府尊重行业的领导地位和“去管制化”政策的进一步体现。
(二)强化国家职业资格制度
为了应对新职业群的涌现,适应新时期能力结构的变化,提升职业教育的学习层次,满足产业发展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澳大利亚在国家资格框架中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等级由原先的6级增至8级,目前最高级别为职业教育研究生文凭,相当于普通高等教育中的研究生文凭,由此使职业教育体系高移到研究生层次。在与普通高等教育进行融通时,符合条件的学生或人员可以依据国家资格框架中的各级各类证书与文凭,并结合自己的先前经验,选择自己的学习起点接受职业教育与培训。这一改变提升了职业教育的层次,从本质上区分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推动了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的形成。除此之外,自20世纪90年代从英国引进以能力为本位的培训开始,以能力为本位的教育培训在澳大利亚得到广泛发展,现在澳大利亚所有的培训机构(RTOs)在国家认证的课程中都使用以能力为本位的培训课程。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资格证书在不同州或地区的互认,提升了行业所需要的资格能力,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各州、各地区资格与证书不能互认的现象,也是国家强化资格体系的一项重要行为。但是近年来,大量报导显示,在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中缺乏提供高质量的、以能力为本的教育培训以提升培训人员的专业知识水平。
在新一轮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改革中,为了提高培训质量,提升公众对培训机构的信任度,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监督局加强了对培训的监督与管理并对培训机构和监管机构制定了新标准。培训机构(RTOs)新标准的变化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通过提出强化培训要求,由培训机构做出对相关行业的承诺,从而知晓其所提供的培训和考核方式,由此确保行业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通过强调针对市场要求设置培训课程,保护培训消费者(雇主、学徒、学生等)的利益,为培训消费者提供相关信息,从而使他们能对培训进行全面思考和抉择。第三,坚持注册培训机构对任何第三方安排负责,第三方安排包括对学生的培训、考核、评估和雇佣,并应从学生的利益出发考虑其安排。第四,向培训方、考核方和培训与考核资质的评估方传递更强的行业资格要求。对监管机构的新标准明确了监管机构所应承担的职责,新标准要求对培训机构提供的指导教育和引导教材加强监管。这将会提高监管机构的透明度和责任感,也可为培训机构更好地理解监管机构的指示提供方便。
(三)重视学徒制的商业适应性
自20世纪80年代后,疲软的经济引起澳大利亚改革者对初级培训体(主要是学徒制和培训体制)的关注,1998年澳大利亚开始实行新学徒制。2006年以“澳大利亚学徒制”取代了原先的“新学徒制”,但是澳大利亚技能人才短缺问题依然严峻,学徒的完成率下滑,学徒制的管理系统复杂等一系列问题的出现,制约着学徒制的健康发展。2010年成立的专门小组分析了面临的挑战,其后出台了《共同的责任:面向21世纪的澳大利亚学徒制》的报告,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参照此报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逐渐形成了以能力为本位的培训与完成认可,以加强学徒体系的灵活性;同时开展了学徒激励项目,包括基础性激励项目、针对性激励项目、雇主激励项目、个人补助项目、成人学徒支持项目等五类;改善了支持服务,关注学徒的需求,投入2.01亿澳元进行学徒制的改革,其中近一半费用用于学徒指导项目与学徒咨询项目。在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下,澳大利亚的学徒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商业学徒/学员从2010年3月到2014年3月的数据显示呈现出缓慢波动性增长。
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改革继续发展澳大利亚学徒制。其具体措施:一是组建澳大利亚学徒支持网络(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 Support Network),为学徒和雇主提供支持。新网络于2015年7月1日开始运行,取代了原有的国家学徒中心网络,为企业雇主和年轻学徒提供更多的信息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将很快部署新的现代在线服务,自动执行许多参与澳大利亚学徒进程的手册和文件。澳大利亚学徒管理系统(Australian Apprenticeships Management System,AAMS)作为一个新的当代IT系统,将成为新的澳大利亚学徒支持网络投入运行。二是设立学徒商业助学贷款。贷款将向符合条件的学徒提供生活费和学费等实质性帮助使其完成学徒培训,每个符合条件的学徒最多可以申请2万澳元贷款,而要成为符合条件的学徒,必须满足商业支持贷款优先名单上的职位或资格要求,优先名单上的职位包括水管工、电工和钳工以及某些农业/园艺等职业资格。完成学徒培训的学徒在贷款上可享受20%的借款金额折扣,与专项学生贷款类似,只有当学徒的收入超过5万澳元后,贷款偿还才正式启动。三是建立学徒协调系统。学徒协调系统是一项微观经济改革,旨在为国家提供合格的、具可操作性的学徒制和培训制,目前在这一系统中约有477名学徒和实习项目得到协调,另外还有253个实习项目正在进行中。学徒协调系统对相关各方都有益,各地区间的学徒协调安排,可以减少学徒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降低企业成本。
(四)强化培训的质量把关
2001年,澳大利亚推出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保证体系,在《国家战略》之后,引进更加精简的质量保证方法,并将风险管理的概念运用到培训质量评估和以结果为基础的审计活动中,允许注册培训机构更加灵活地展示他们为客户服务所达到的质量结果。培训质量保证体系包括注册的基本的和优秀的条件及标准,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仍然面临一些困境,2009年,澳大利亚政府委员会宣布加强对质量保证体系的可行性和费用保障条件的干预,以保证学生的利益。同时宣布通过立法的方式进行监督机构的完善,于2011年制定了《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监管法案》。在《职业教育发展新方向》实施中成立了澳大利亚政府和州培训部门的CEO委员会,以推动职教培训政府间的合作。
在新一轮的职业教育改革中进一步规范培训机构,具体措施包括延长培训机构的有效期,由原先的5年延至7年,在一定程度上使培训机构简化了程序。改革强调澳大利亚技能质量监督局重点监管风险高、质量差的培训机构的注册期。与此同时,进一步加强培训机构规范化的新法律建设,2015年3月16日,澳大利亚议会通过了《进一步规范无良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法律修订案》,即2011年制定的《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监管法案》的修订案。修订案强调确保澳大利亚政府制定出新的标准,解决现存的对学生和个人培训上的质量问题和完整性问题。此外,为了进一步严把质量关,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建立了国家培训投诉热线,为消费者简化举报投诉,该热线保障了各地区培训机构的消费者以及学生的利益,他们可以就职业培训方面的问题直接向有关部门进行投诉,对培训指出问题并提出建议。强有力的消费者反馈可以帮助澳大利亚官方剔除劣质的培训机构和人员,保证培训机构的质量。
(五)更具针对性的资金使用
《国家战略》的实施策略中指出,澳大利亚政府为TAFE学院和其他培训机构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同时在拨款上有选择性地进行投资,主要希望有助于激发对重点领域的兴趣,并倡导可持续发展的多元资金以满足对未来技能培训的要求。《国家战略》强调进行基础设施的建设,倡导低投入、高产出的资金利用。由此可见,澳大利亚政府在有意识地进行资金的管理与应用。
新的职业教育改革进一步加强了资金的针对性使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设立产业技术基金。从2015年1月1日起,将有共计4.76亿澳元的基金投入,可提供20万个培训岗位和培训支持服务,同时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型企业参加培训计划,支持企业进行培训模式创新。在基金的支持下进行青年试点项目(Industry Skills Fund-Youth Pilot Programs),包括提供就业培训奖金(Training for Employment Scholarship)和拓展青年就业途径(Youth Employment Pathways)两方面的内容。就业培训奖金是澳大利亚政府为满足雇主需求并确保青年完成特定职业相关培训的新型试验性培训奖金。二是改进职业培训资助(VET FEE HELP)。加大联邦政府对于各类证书、高级文凭和辅修学位证书的支持。政府要求从2016年1月1日起,对高等教育贷款项目进行改革,取消职业培训资助20%的贷款限额,放松对终身贷款的限制,以确保对贷款学生的公平性。同时,在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中,将实施分步执行的方案以消除滥用职业教育与培训经费的现象。
2012年度全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视频会议近日在北京召开。会议交流总结了2011年的工作成果,进一步明确了“十二五”时期推进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改革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研究部署了2012年的工作。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鲁昕出席北京主会场会议并讲话。
鲁昕指出,2011年,职成教战线根据中央的总体要求和教育部党组的具体部署,全面启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健全职业教育国家制度政策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国家办学机制建设,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体系,加强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提升职业教育信息技术能力,部署和推动职教师资队伍建设,完善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政策,努力保证职业教育办学规模,积极扩大职业教育对外开放,全面部署新时期继续教育工作,为做好今年乃至今后几年的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鲁昕表示,在今年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12年要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全国职成教战线要重点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实体经济、区域经济发展、保障民生、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构建合理教育结构八个方面提高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服务能力。
鲁昕要求,2012年,职成教工作要紧紧围绕服务国家改革和发展大局,以体系建设为引领,以提高质量为重点,以深化产教结合、校企合作为主线,进一步完善基本制度,深化关键领域改革,整体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和继续教育改革发展,推动中高职衔接取得实质成果,提升行业指导职业教育的能力,加快推进校企合作的制度化,加强职业教育国家制度和标准建设,加强和改进职业学校德育工作,大力提升“双师型”教师队伍素质,加快发展面向农村和民族地区的职业教育,加大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力度,全面推进继续教育改革发展,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大力提升职业教育科研工作水平。
会上,来自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江苏省教育厅、浙江省教育厅、广西自治区教育厅、中国供销合作总社、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校、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的9位代表进行了大会交流发言。
对于如何推进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公报中用两句话作了概括。一句是“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一句是“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这28个字,可视为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各领域改革的总体逻辑。
上世纪80年代以来,职业教育就是在改革中不断发展,在发展中不断改革。其中取得了成绩,也走过一些弯路。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号角。遵循上述逻辑,在新的改革进程中,职业教育事业要避免走入一些误区。
一是谨防全部市场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公报中,特别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此前的表述,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两字之差,区分出来的是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新定位。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表述,更加强调市场作为资源主要分配者的地位。据此,有人担心,是否要把职业教育全面推向市场,政府不再扶持和保障。按照国务院“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精神,政府要切实履行发展职业教育的职责,把职业教育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这是因为,职业教育既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力支持,也承担众多家庭教育和基础教育失败者的补偿教育的重任。当下的职业教育,在本质上具有强烈的民生性、公益性。而三中全会隐含的强烈信号是,政府应该习惯于在公共服务领域担当主要供应者的作用,为民生托底。所以,职业教育新一轮改革,重在发挥政府的有形之手和市场的无形之手二者的合力,而不是向市场一推了之。
二是谨防全盘碎片化。
政府和地方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文件,大大促进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制度与机制建设取得新进展,在校人数及招生规模也取得了很大的突破。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的颁布,形成了以《职教法》为核心、地方配套法规为支撑的职业教育法规体系。2004年10月,教育部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等成为了规范和指导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纲领和行动指南。2005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中做出了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深化教学改革等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7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共同编制的《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规划(2005~2010年)》指出重点加强一批中等职业学校,使其在深化改革、创新机制、学校管理等方面起示范作用,成为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骨干力量。2008年颁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见》,从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教育教材、实习等方面提出了对中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意见。2010年7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正式,成为了今后一个时期指导全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纲要提出要全面提高中等职业教学质量,加强职业教育保障体系的建设。2011年的《国家教育督导报告:关注中等职业教育》显示,近年来先后出台了促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把中等职业教育摆到更加突出、重要的位置,制度与机制建设取得新进展。1999年提出了《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1999年工作要点》,以此为契机,教育部每年都会提出当年的工作要点,把中等职业教育放在很重要的位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2010年工作要点》提出要切实把中等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强基础能力和制度建设,推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中等职业学校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等。《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2013年工作要点》中更是指出要加大力度巩固职业教育招生规模。此外,教育部研究制订了《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若干意见》,改革中等职业教育办学、人才培养、教学、评价模式,重点推进符合职教特点的教学环境、专业设置、课程体系、教材建设、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制度等创新。在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工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关于加强和改进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意见》精神,修订《中等职业学校德育大纲》,研究制定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守则和日常行为规范。教学改革方面,颁布新的《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完善专业管理,制订专业设置标准,开发教学指导方案,促进专业建设规范化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大大促进了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规模
“人才是第一生产力”,这些政策相继提出,可以看出国家对中等职业人才教育的重视,在相关政策的促进及各个部门的重视下,中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大力的发展。通过对2001~2012年的我国中等职业学校①招生人数及在校生数的整理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扩招情况及发展趋势。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人数从2001年的397.63万人持续增加,2009年的招生人数达到868.5万人,增加了2倍多。2001年的在校生数为1164.23万人,到2010年达到最高,达到了2238.5万人,增加了将近一倍。在政府各部门相关政策的促进下,中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很大的促进。但是从2010年起招生规模出现下降趋势,2012年的招生规模降至与2006年规模接近,在校人数也有所下降。
三今后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澳大利亚职业教育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启示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现在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为澳大利亚培养了大量技能型人才,为推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体系的成功办学经验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实践的深化提供了有效的借鉴和启示。展现了更为明朗的改革方向。
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概念
澳大利亚职业教育是融合了北美、英国、德国等许多国家的办学经验而形成的一种比较成功的办学模式。在近一个世纪的发展中形成了鲜明的职业教育特色:
(1)提供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机构有三大类,主要有公立性院校、社团类培训机构、私立学校和企业内部培训机构。这三类教育机构中以公立院校为多数,也是我们常见的技术和继续教育(TAFE)学院。TAFE(Technical andFurther Education)是澳大利亚义务教育阶段之后最大的教育和培训组织。在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2)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办学体现以市场为导向,按照市场需求来进行专业设置、课程制定以及教学的评定。基于市场的需求导向下。根据人才市场的变动适时地进行课程修订,以国家能力标准框架为准,实行校企联合保障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
(3)澳大利亚职业教育重在行业主导教育,体现在职业教育应该与行业的需求一致。要适应行业就业。真正做到为行业服务,让行业参与到办学中。TAFE教育的办学理念就是以行业需求为准则。以行业标准来制定办学操作规范,支持实训基地建设,学习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等都直接与行业挂钩,使教育符合行业的各个标准,真正体现行业的主导功能。
(4)注重能力的培养。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课程、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是围绕行业能力获得为目的的。TAFE教育中注重对学生能直接对接行业岗位的能力的训练,使他们能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和岗位的需求。在教学过程中突出实践教学,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岗位适应能力、体系能力的特色教育。
二、国内高等职业教育现状分析
(一)主要成绩
1.规模扩大,办学布局日趋完善。
近十年我国高职教育规模迅速扩大,在招生规模、在校学生数、毕业生数量等方面都比以往要有提升。2014年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达337.98万人。占高等教育招生的46.9%,高等职业教育在校生数首次突破千万,达1006.63万人。据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6年,高职(专科)院校1280所,比上年增加34所。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10197人,其中,本科学校14444人,高职(专科)学校6336人。高职教育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培养了大量高等职业技术人才。
2.明确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办学思路
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对职业教育的性质、地位、作用以及方向、任务、措施等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提出了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建立初等、中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问题。2000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说明高职高专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适应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需要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到目前为止,基本已经形成了“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展道路”的我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思路。
3.高等职业教育社会地位提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高等职业教育招生遭到歧视,很多人认为高职教育不如本科教育。但是随着中国市场人才需求的变化,随着大量技能型专门人才需求的出现,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一方面丰富了高等教育结构体系,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越来越多的高等职业技术人才受到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青睐。这也说明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在明显上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二)存在问题
1.国家对高职教育的支持力度还有待加强
从招生人数和高职院校数量与政府投资的比例而言。高职教育远比不上本科教育。高职教育资金投入C制还很不健全。虽然近年来国家已经加大了对高职教育的资金投入,但仍不能满足其发展的需要。另外,还存在一些对高职教育毕业生的不利政策,比如在人才录用、干部聘任等方面,许多政府机关、国企在公务员考试中都明确规定学历要求。
2.师资力量不强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发展
相比本科院校,许多高职院校由于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的局限,教师没有培训和进修的机会。还有部分民办高职院校聘请退休教师,临时教师,甚至是社会上其他非教师人员,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职教育的健康发展。
3.专业设置不合理。不利于高职教育职业特色发展
很多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普通本科院校一样。都偏重理论学习,而忽视职业技能的培养,这与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理念不一致。许多专业由于受制于实训条件,不能让学生更多地锻炼其动手能力和职业技能。因而不利于高职教育职业特色的发展。
三、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对中国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还在不断发展。为了应对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本文结合澳大利亚先进的职业教育理念和成功的办学经验。为我国职业教育改革提出了几点建议:
1.行业企业需求主导的职业教育
行业企业在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中的作用举足轻重。行业主导着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培训的内容、方法、专业等。如TAFE教育中。行业培训顾问委员会根据政府的委托.基于职业教育规范内容来设置各地区的教学评估机构,以此来保障TAFE学院职业教育的教学质量。在中国,《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强调要“调动行业企业的积极性”。同时,2010年教育部批准成立43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这些政策都表明了国家在加大实施以行业为主导的职业教育的力度。要做到以行业为主导。就要制定行业主导职业教育的宏观政策.主导高职教育的教学内容、教学标准、教学评估等,根据行业的变化而进行相应的职业教育内容的变化。
2.校企合作的深化改革
澳大利亚TAFE职业教育突出表现在校企合作上,通过建立学校和企业的良性互忧帕骸N将来的岗位就业提供良好的基础。其次,TAFE教育在不断的合作中改进,提高了教育资源的利用率,提高了企业的效益和人员素质水平。另外,TAFE教育增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这不仅促进了学生的就业率,也让企业对学生的满意度大大增加。因此,借鉴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特色,我们应加大对高职院校的资金和政策投入,增加对校企合作方面的投入。允许企业和行业等相关机构参与到学生的学习教育培训中来。加大学校和企业之间的学习和沟通。早日实现类似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一、产学研合一、车间课堂合一、学生员工合一的“四合一”目标。
3.特色办学。找准定位
2016年全国高职院校的数量已经占据整个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随着招生人数的下降,其竞争愈来愈激烈。要想在高职教育市场中发展壮大起来,必须学习澳大利亚职业教育的办学经验,找准自身发展定位,办出特色,才能吸引学员。
目前许多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等照搬本科院校的办学经验,缺乏自身的特色。高职院校必须基于市场需求的考虑,应当在教育和培训市场中不断锻炼,尽快学会根据市场变化(而非行政命令)独立管理、独立决策、独立经营并独立承担后果。
高职教育的教学品质来源于办学的特色,来源于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的融合性。来源于是否能服务于社会的能力。TAFE学院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设置模板,以校企合作的办学方式,以岗位职业经验丰富的人员为教师队伍,以行业监督教学的评估方式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4.市场需求导向的专业设置和职业技能培训
有很多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上喜欢跟风。什么专业“热”,就办什么专业,完全不考虑市场的需求。高等职业不同于中职教育,也不能跟本科相比,因此高等职业教育要体现技术起点较高,需要及时追踪高新技术的发展。能及时反映社会发展。体现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动态发展,同时也是最终为了满足社会对各类学员的短期技能培训的需要。学习借鉴澳大利亚先进的职业教育办学经验,同时注意结合我国国情。这不仅丰富了我国高职教育的理念。更是推动我国高职院校办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
一、职业教育应保持“教育理性”发展
“服务发展、促进就业”,是在现阶段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之下,对职业教育办学方向的科学定位,即职业教育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既要在解决社会就业总量和结构矛盾方面发挥作用,也要促进社会成员就业创业和职业生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体现了职业教育在个人与社会发展中的特殊职责。从一定程度上讲,职业教育的出现与发展是与社会经济形态、社会分工程度、社会文明进程等因素相生相伴、相互促进的。社会经济发展得越成熟,职业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越紧密,与此同时,职业教育自身系统发展得越成熟,却又往往需要保持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与自觉性。鉴于此,如何兼顾职业教育系统内外部的价值选择平衡?从职业教育系统的内部关系看,由于职业教育与生产活动之间的天然紧密联系,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既要考虑到教学活动本身的规律,同时也要兼顾生产活动与教学活动各自的独立性与特殊性,不能简单地为了迎合生产活动的目标而刻意改变教学活动的次序和过程,这不仅会使教育理性的生命力受到扼制,而且也会阻断实践理性的后发之力。从职业教育系统的外部关系来看,职业教育能否满足利益相关群体的各种需求,是决定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能否最大地获得各种社会资源支持的关键所在,也是教育理性最容易受到实践理性混淆与影响的关键点。越是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节点,实践理性在经济发展中的应用功能越容易被强化,人们越容易接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与制约,从而扭曲了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科学方向。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速度适度放缓、产业结构调整、经济方式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新常态”,职业教育也应以一个“新常态”的思维做出相应改革与调整,以实现终身教育与可持续发展理念。例如,我们时常会听到社会对职业教育提出“应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产业的需要、岗位的需要”的要求,这一价值预设本身无可厚非,然而如果只一味地追求这一功能的实现,忽略了作为职业教育的主要服务对象的发展愿景,则会受到严重的束缚。因此,保持职业教育活动应有的“自由”与“自治”精神,以“职业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职业教育的最大诉求,也是职业教育系统发展变化的重要动力,同时,它也为职业教育本身的吸引力提供了有力佐证,为职业教育的纵向衔接、横向沟通提供了可能。
二、职业教育应理性定位培养目标
新世纪以来,我国对于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有三种表述:一是“培养一大批生产、服务于第一线的高素质劳动者和实用人才”﹙2002年﹚;二是“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2005年﹚;三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2013年﹚。“技术技能人才”主要是指掌握技术并能应用操作的人才,是既“会”又“懂”,知行合一的人才,是能够持续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表述上的变化,既是社会经济发展、科学技术革新的需要,也是教育理性在职业教育实践中不断自省的过程。“个体”接受“职业教育”,在于通过增强某种“职业能力”促进社会融入,从而在“职业生活”中赢得社会的认同、他人的尊重和生活意义的实现,获得最大的“幸福”,以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和生活本身的意义。但是,随着社会机制的日益发达,特别是现代经济社会的生产、分配方式,科技的迅猛发展以及对于稀缺资源的占有方式,使人们将职业教育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功能扩大化了,职业教育将所培养的“个体”机械地安放在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各个岗位上,忽略了“个体”的非工具性发展,导致个人生活的真正意义被淹没在一系列的表面绩效和量化利益之中。因此,如何更好地发挥职业教育的“中介”作用,将职业教育的衍生物———技术和职业人,既输送到经济基础领域,也以渗透到社会系统的任何一个部分为目标。在强化职业能力的同时,将职业道德、职业认同感、职业荣誉感、钻研精神、务实精神、创新精神、创业能力、身心健康的“职业人”的培养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更好地发挥人力资本在诸多经济和社会资源中的重要功能。这就对现阶段以强化“技术技能”为首要目标的职业教育提出了要求,人文教育的缺失将使职业教育自身沦为技能培训,使所培养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空有一双技能型的双手,而缺少对其职业的热爱与欣赏自己本领的内心。
三、以教育理性助推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随着职业教育体制改革的张力逐步加大,社会对于职业教育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所能发挥的作用赋予了更多的期待,职业教育的利益相关者增多,利益诉求呈现出多元价值取向,正确把握职业教育的理性发展方向,以何种方式有效地强化校企融合、协同育人等决策的制定更显重要。强化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办学主体角色,改变以往简单地将企业作为职业教育“参与者”的姿态,让企业有机会广泛、深入地参加到职业教育的教育、教学及管理的过程之中;同时,强调发挥行业的作用,突出行业的指导、评价和服务功能,有效地解决人才培养的针对性问题以及职业教育所培养人才的就业问题。此外,进一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明确要求符合条件的企业应设有专门机构或人员实施职工的教育培训、对接职业院校,设立学生实习和教师实践岗位,并将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纳入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中。着力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职业教育,引导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职业教育,通过改变职业教育的既有资源配置方式,高效地解决职业教育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因此,办学机制、保障机制的变迁是促进职业教育改革的一种有效手段。在此变迁的过程中,改变了职业教育在原有的资源配置方式中的一系列规则和秩序,通过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形成一种新的资源配置与组合方式,使现阶段职业教育存在的问题能够在不断的实践中得以逐步解决,职业教育系统自身也能够得到稳步发展,对于社会发展的助推能力也能够得到显著的增强。
四、实现职业教育人的理性追求
为全面落实教育规划纲要,深化职业教育体制综合改革,遵循经济社会发展规律、教育教学规律和人的成长规律,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建立广东特色、国内一流、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11月6日,《广东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20年)》(下简称规划)正式公布,为未来5年广东省职业教育发展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
2020年实现职业教育强省建设目标。规划指出,到2017年,广东要基本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到2020年,要建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高等职业教育纵向衔接、职业学历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横向贯通、学校企业社会相互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成一批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高水平职业院校,各类职业人才培养水平大幅度提升,全面建成我国南方重要的职业教育基地和职业教育强省。
规划除了明确未来5年广东省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基本原则,还就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重点任务,实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五大工程”及保障措施作出明确规定,为构建职业教育强省指明改革发展路径。
作者:臧玉 娄自强
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压力空前,职业教育如何发挥自身优势在保障经费来源的前提下,着力提高办学质量,提升毕业生的就业创业能力是其必须认真面对的现实问题。面对职业教育深化发展的新形势、新问题,职业教育引入集团化发展的理念,吸收社会资本参与到职业教育中来,把职业教育推向市场,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职业教育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能力,提高自身办学效益;另一方面,有利于解决职业教育市场适应能力不足的问题,开创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局面。可以说,从我国职业教育本身所面临的问题来看,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是在职业教育领域进行的符合职业教育办学规律的创新,是实现职业教育“第二次飞跃”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突破职业教育发展瓶颈,实现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的现实要求。
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离不开宏观环境支撑,政府政策的支持引导,职业教育集团自身的积极实践探索和成功经验的借鉴和吸收。从目前职业教育发展的现状来考察,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宏观环境、政策导向、实践探索和经验借鉴等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并逐步走向成熟。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宏观环境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职业教育在一国经济崛起,掌握经济发展主动权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以德国为例,大学毕业生占同龄人比例仅为20%,有近80%的年轻人接受的是职业教育,德国甚至自称职业技术教育是其发展经济的“秘密武器”。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总理2011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都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凸显了职业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位置。目前,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这一转变对职业教育人才的数量、质量和层次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可以说,政府的高度重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环境。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政策导向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推进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政策文件,主要包括:《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号)、《教育部关于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的意见》(教职成[2005]1号)和《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号)等,有力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2009年年初,原教育部长周济在海口主持召开了“2009年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暨全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经验交流会”,重点研究和部署了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工作,会上发表了题为《用科学发展观指导中等职业教育又好又快发展》的讲话,明确指出:“大力推进集团化办学,创新职业教育发展模式”,“大力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切实发挥职业教育集团的效益”。随后,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若干意见》,职教集团建设在全国范围蓬勃兴起。此外,教育部年内将研究制定《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出台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扶持细则。创造有利政策条件实现学校和企业合作,必将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起到有力助推作用。正是在国家政策的引导和推动下,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
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积极实践与探索,一方面取得了明显的实践成效;另一方面又实现了理论上的突破和创新,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成熟的理论总结为职业教育集团化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的经验借鉴国外职业教育集团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有资料显示,巴西的大型私立学校连锁机构Objec-tive/UNIP成立于60年代中期;Pitagoras学校集团诞生于1966年;津巴布韦的Speciss前身NCA建立于1965年;美国的阿波罗教育集团创始于1973年;巴基斯坦的私立教育网络Beaconhous学校系统创建于1975年。这一时期的教育集团数量不多,且多为私立学校连锁网络,也局限于一个国家和教育系统内部。进入60年代以后,早期建立的教育集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教育集团的数量急剧增多。如,美国的职业生涯教育公司、阿波罗集团;德国的双元制、跨企业培训中心、技术转移中心;荷兰的农业职业教育集团、鹿特丹航运中心(STC.Group)等等。国外职业教育集团发展的经验、教训为我国职业教育集团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改革的需要和职业教育自身的改革对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提出了客观要求;而宏观环境的支持、政策的导向、职教集团的实践探索以及对国外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经验教训的有益借鉴,为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可以说,我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发展是客观必要性与现实可能性的辩证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