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有耕田者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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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宋人有耕田者范文

1、韩非子寓言故事。

2、原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出自《韩非子?五蠹》

3、译文。

4、宋国有个农民，他的田地中有一截树桩。一天，一只跑得飞快的野兔撞在了树桩上，扭断了脖子死了。于是，农民便放下他的农具日日夜夜守在树桩子旁边，希望能再得到一只兔子。然而野兔是不可能再次得到的，而他自己也被后人所耻笑。

（来源：文章屋网 ）

第2篇：宋人有耕田者范文

领导的理想很丰满，然而现实往往很骨感。怕上火，喝王老吉还是加多宝？半年之前，大家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王老吉，可是现如今，除了广东省试问还有多少人会坚持王老吉？新浪网针对18万人的大调查数据显示，63%的人怕上火喝加多宝，61%的人认为广药经营不好王老吉。就算你想喝王老吉，试问列位看官，在你家附近的超市、餐馆，能随时买到王老吉吗？

笔者曾在5月底撰文《看加多宝活用36计PK广药》，指出加多宝通过活用36计中“偷梁换柱、暗渡陈仓、远交近攻、釜底抽薪、反客为主”这些计策，成功获得消费者支持。近半年来，加多宝与广药之间的战斗却一刻也没有停止。面对旷日持久的凉茶之争，笔者如骨硬在喉，不吐不快。广药虽然赢得了“王老吉”商标，然而其近半年来的市场表现却已俨然输给加多宝，堪称扶不起的阿斗！现列举其几大病症，与列位看官交流。

1、夜郎自大。《史记西南夷列传》：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

广药集团自恃国企背景，全然不把加多宝放在眼里，先是野蛮地要收回商标使用权，以为赢了官司就万事大吉，就能稳坐加多宝打下的江山。然后是搞什么大健康产业，欲掏空王老吉品牌资产，除了现有的红罐、绿盒凉茶，还要搞绿豆爽和固元粥健康食品，未来甚至会出现王老吉牌化妆品和运动器械。面对强敌加多宝，广药如此轻敌，且不顾王老吉之去火凉茶定位，贸然品牌延伸，似已埋下隐患之火种。看楚汉相争、官渡之战、国共争雄，无不是骄兵必败。

2、萧规曹随。《史记曹相国世家》：“参代何为汉相国，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

加多宝时代，王老吉的广告为“怕上火喝王老吉”；及至广药接盘王老吉，加多宝输掉官司，果断启用新广告语“怕上火，现在喝加多宝！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进行狂轰滥炸，而广药所用的广告语仍为“怕上火喝王老吉”，全不懂时移世易、与时俱进之理，以致错失良机，使一部分消费者面对两个雷同的广告发生思维错乱难以抉择，最终在加多宝强大的攻势面前倒戈。

3、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加多宝在凉茶大战中市场反应及其迅速，在官司之初即确定了“去王老吉化”的策略思路，围绕这一核心策略，先是在包装上做文章，在红罐盒子的一面印上加多宝三个大字，其次打出“正宗牌”——“怕上火喝正宗凉茶”，在受到一定的质疑后又果断打出“改名牌”——“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奥运期间“红动伦敦”的互动小游戏吸引了许多人参与，如今再接再厉斥资6000万赞助《中国好声音》节目，“加多宝”三个字对于许多消费者而言也再不发生。

面对加多宝的种种举措，广药静观其变，不仅反应迟缓，而且毫无应对之策，多次错失反攻的绝佳良机，从而其凉茶市场也不断被加多宝蚕食。

加多宝开始启用的广告语“怕上火喝正宗凉茶”有致命的问题，一者“正宗”二字难有明确的标准，二者就算讲“正宗”起码王老吉比后来者加多宝正宗，广药未能予以针对性打击，实为加多宝之幸。而现在加多宝在全国电视、报纸、网络、户外媒体大肆投放的广告，直接将广药王老吉置于死地，且看：“怕上火，现在喝加多宝！”（虽然原来一直喝王老吉，现在开始喝加多宝，为什么呢？）“全国销量领先的红罐凉茶改名加多宝”（因为王老吉改名了！哦，原来如此）“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哦，只是名字改了，配方和味道都没变）。加多宝的这个广告同样有致命的问题，“改名”之说实为一家之言自说自话，且市场上王老吉商标的凉茶仍在合法公开销售，从未改名，但广药显然没有抓住又一次的反击机会。非但没有反击，就连广告声势也远远不及加多宝。现在在央视和多个地方电视台，加多宝广告此起彼伏，甚至在有的电视台，王老吉红罐的广告刚一出现，加多宝紧接着就来个红罐改名的广告，咄咄逼人，争锋相对，王老吉明显处于下风！

难道加多宝不知“改名广告”所存在的法律漏洞？非也。正所谓兵不厌诈，而且当谎言说了100次就可能成为真理。加多宝的“改名广告”也只是其阶段策略，待到大部分消费者都认为王老吉改名为加多宝了，而广药又通过打官司证明王老吉没有改名之时，加多宝再也不会用改名广告了，而大部分消费者怕上火也不喝王老吉了，到那时广药只不过是又多赢了一场官司而已。

加多宝与广药围绕凉茶的争斗，一个是游击战、运动战，一个是教条战、本本战。加多宝在不停地广药的底线，不断地进攻，而广药守株待兔错失多次反击良机。

4、不预则废。《礼记中庸》：“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自古交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商场如战场，概莫能外。怕上火喝王老吉？去哪里喝呢？现实是，在很多消费者身边的超市、餐馆里，看不到、买不到王老吉。虽然广药一直对外宣称已经与多家食品生产企业、原料和包材供应企业签订生产合作协议，然而其产能究竟何时才能跟上市场需求？这就好比十年前健力宝推出子品牌“第五季”，不惜3100万元投得2002世界杯“央视标王”，名噪一时，然而当消费者满心欢喜地走进超市时却买不到第五季，康师傅、统一的产品已牢牢占据终端。

第3篇：宋人有耕田者范文

这样的自然环境和地理条件，为人类提供了多元多样的生业选择，因而形成了多元混合式经济形态。本区大致可再分为几个亚自然地理单元(亚生态区域):西拉木伦河中下游冲积平原(科尔沁沙地)，大兴安岭南段山前山地，蒙古高原、燕北与辽西山地丘陵，主要分布于赤峰地区南部的黄土苔塬、丘陵谷地等。这些区域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气候又有明显的差异，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各有所别。现今的科尔沁沙地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历史上曾经历过多次扩张与收缩和农牧交替。北部、西部很多地区以牧业为主，其间斑点状分布着一些农耕区。七老图山脉以东、努鲁尔虎山以北、大兴安岭山前山地和西拉木伦河以南地区广布着黄土地貌。黄土可耕作性强，在适宜的气候条件下，适合旱作农业。燕北西辽河地区的黄土地貌以黄土丘陵、台地为主，黄土地貌起伏和缓。这样的地貌比黄土高原更适宜发展旱作农业，这也是该地历史上农业出现多次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南部是赤峰市的主要农区，以山地旱作农业为主。山地作物有谷子、高粱、黍子、豆科作物、玉米及各种杂粮等，在一些河流沿岸、河漫滩种植水稻、小麦等。现今的燕北西辽河地区为典型农牧交错区，大体说来，北部西北部草场与牧业占较大比重，而南部和东南部耕地较多，农业占主导地位。其中，有许多地区农牧相间，或同一地区兼营农牧业。

从人文地理角度看，燕北西辽河地区位于中原农耕文化、东北渔猎文化以及后来蒙古高原的游牧文化的交汇处，必然受到三种文化的影响，经济形态兼具农耕、渔猎、游牧是自然而然的。远自史前时代，东北地区就以渔猎文化著称，由于地理上的近缘关系，这种渔猎文化很容易波及和影响到周围地区，特别是渔猎资源较为丰富的西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比如磁山和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等，同样的原因，这些文化北上西辽河流域，影响和推动着燕北地区农业的发展。考古研究发现，红山文化晚期社会的深刻变化，来自南部仰韶文化的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对此，苏秉琦与郭大顺先生均有论述。夏家店下层文化发达的农业，明显受到南部中原文化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乃是后冈二期文化与当地红山－小河沿文化的继承者及山东龙山———岳石文化系统的因素组合融汇而成［。稍晚时期，西部鄂尔多斯草原青铜文化兴起后，逐渐向东扩及西辽河流域，使这里进入农牧交互演替或农牧并重的时代。可见，正是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燕北西辽河地区容易受到周缘经济文化的影响，并与其自身环境特征相结合，形成了“混合”经济形态。从生态文化学角度看，混合经济形态是对当地自然环境的一种文化适应，在各种经济活动比例适当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可减轻对某类自然要素的压力，从而缓解人类生存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从距今约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到距今约3000多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期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经济形态兼有采集、渔猎、原始农业，以及处于早期阶段的家畜饲养业，尽管其比重也有变动，但多样性始终为这一阶段经济形态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相对均衡的多样化经济形态没有对当地环境造成更大程度的扰动，没有发生后来那种因大幅度农业开发而导致的土地沙化局面，文化持久发展的基础才得以保持，从而出现了兴隆洼文化、赵宝沟文化、红山文化等历时很长的史前文化发展高峰。

从长时段来看，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演变有一个重要特点，这就是它的易变性或不稳定性。如前所述，夏家店下层文化有发达的农业，但到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距今约3000～2300年)，本区经济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畜牧比重明显增大。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创造者即文献记载中的山戎。上层文化遗址中发现有大量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武器及牛羊骨骼、马具和马车等，说明该文化存在着相当比重的畜牧经济。《史记•匈奴列传》载:“唐虞以上有山戎……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迁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这反映了山戎以畜养马、牛、羊为主，其活动有一定的流动性。自山戎至辽代以前，游牧业一直是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导生业。辽金两朝，农业又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之一。不过，有学者研究发现，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的核心区域经历了数次变动，辽初来自中原与渤海等地的移民，首先在以辽上京为核心的地区从事农业开垦，并形成辽王朝的经济中心。这一经济中心地位维持了近100年，至辽中期有10余万农业人口从辽上京地区迁往辽中京地区，并推动着经济中心与农业开发的核心区迁移到这里。辽中京农业开发核心区的地位维持了100多年，至金代中期再次向金兴中府转移。辽金以后，本区农业再度衰落。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是蒙古族，他们从事游牧活动，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其栖居地被称为蒙地)。自明末清初，内地汉人开始向燕北蒙地移民垦殖，逐渐改变了当地的经济结构。到20世纪初，燕北西辽河地区成为一个典型的农牧并存、农牧交错分布的地区①。对于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演变的上述特征，可以从气候变迁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民族文化和其它社会政治因素等几个方面给出解释。综合学界已有研究结论，总体上看，燕北西辽河地区距今8000多年至3000年左右为全新世气候宜人期①，此间该地温湿度和水热条件较好，适合采集渔猎和原始农业。据孔昭宸等人研究，燕北赤峰地区距今8000～3500年间为全新世大暖期，从植被带变化与水热因子的关系推测，与现今相比，当时年均气温高2℃，1月气温高3℃以上，年降水量至少要高100毫米。期间的气候发生了几次大的波动，这种波动对人类生产活动造成了很大影响，并直接导致经济形态发生变化②。距今5500年前后，本区发生一次降温事件。这次降温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了很大压力，迫使其加大农业比重。距今5000年以后，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强降温事件，自此本区气候明显转向温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距今4000年左右。大致5000年以后，辽西气候明显干凉。气候变迁对应着红山文化的消失，说明两者是有关连的。距今约4000～3000年间，西辽河流域为暖湿气候。以此为前提，加之技术的进步和来自南部农耕文化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出现了史前农业的第一次繁荣。

距今约3000年前后，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一个新的降温期，气候日趋干冷，温性森林减少，草原面积扩大。距今3000年后本区为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此段孢粉组合中蒿科花粉增多，藜科花粉也占一定优势，反映了当时气候温干。距今2800年以来，本区气候整体上处于大暖期后的波动降温阶段，降水量较前期减少。气候干冷使得西辽河地区的水热条件愈来愈不适合农业，这导致人们在经济上日益增加对干冷的草原环境有一定适应力的畜牧业和狩猎经济的依赖。这样，从夏家店上层文化时期开始，燕北西辽河地区进入了以畜牧业为主的时期。从距今约3000年至10世纪之前，我国的气候(主要指温湿度)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一趋势在燕北地区表现得更明显。从匈奴称雄北方广袤草原的秦汉时期开始，直至唐代以前，生活在这里的北方民族如匈奴、东胡、乌桓、鲜卑、契丹等均以狩猎、游牧为主要生业，从事游牧经济，同时兼具少量农业。根据文献记载③，综合学界已有研究，我们大致可把辽代(公元916～1125年)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气候等自然环境状况概括如下:辽代前期(大致在公元10世纪)气候较温暖湿润，水系较发达，植被较好。《旧五代史》《五代会要》和《辽史》等历史文献提供了不少信息。这在公元10世纪使辽的胡嶠所记中也有所反映。辽代后期(主要在11世纪)以后气候转向冷干，11世纪宋人使辽对此多有记载，宋人使辽语录和使辽诗多处提及辽地的寒冷气候和沙地景观。辽代前期，以暖湿气候为前提，加之辽王朝统治者的积极推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再度繁盛。之后直至明末，燕北地区的气候以低温干燥著称，元明两代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徙，长期从事游牧经济，农业基本不见。到了清代，伴随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和蒙垦运动，西辽河地区迎来了第三次农业发展的高峰。由上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史前及历史时期经济形态的变动多以气候变迁为背景，这说明经济形态的演变与气候变迁有很大程度的关联。西辽河地区是典型的生态脆弱带，其生态系统很容易因自然(特别是气候变迁)或人为因素的扰动而发生剧烈变化，从而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进而出现幅度较大的波动，并对人类的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西辽河地区的生态脆弱性体现在土壤、植被和降水量等方面。土壤的脆弱在科尔沁沙地和赤峰南部的黄土丘陵地区很典型。科尔沁沙地属沙质土壤，腐殖质少、黏土含量较低，容易发生风蚀，干旱气候条件下尤为明显。史前和历史时期，科尔沁沙地曾有过多次扩张。伴随着沙地的扩张和收缩，其经济形态也经历了农耕和游牧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变动。赤峰南部和东南部黄土丘陵地带的土壤非常脆弱。黄土土质疏松，湿陷性强，遇水后易溶蚀。这一地区植被稀疏，易发干旱、多风，加上过度耕作，都易导致水土流失。西辽河地区属干旱半干旱气候，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少，降水年季变率大，风沙天气多，蒸发快，植被差，地表涵水能力低，这易导致地表径流和地下水储量减少，进而加剧水资源的匮乏。西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属草原植被，草原比森林等其它生态系统抗干扰能力差;加之本地多属沙质土壤，植被根系较脆弱，植物生境不佳，一遇干旱，植被极易发生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导致其抗干扰能力较差，每遇重大气候变迁，其经济形态都会发生很大的变动。除了气候、自然环境变迁外，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变动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特别是与统治阶层的思想意识和政策选择也有关联。以历史时期为例，从夏家店上层文化至辽金以前，生活在燕北地区的主要是北方草原民族，即东胡、匈奴、乌桓、鲜卑、契丹等，这些民族向来以游牧、渔猎为生，他们据有西辽河流域之后，自然会将其传统的经济文化扩及这里。辽代虽然农业经济也很发达，但其农业主要由汉人、渤海国人经营，辽王朝的建立者契丹人仍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业。元明两代，生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的主要民族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蒙古族，他们在这一地区长期从事游牧经济。统治者的政策选择也会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生业方式的结构与类型，辽清两代就是典型例证，在这两个时期西辽河地区的农业发展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王朝的政策选择。

通过对燕北西辽河地区经济形态的特征、历史演变及其成因的考察与分析，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规律。一般而言，环境决定生业，有什么样的自然富源，就会有什么样的生业结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史前社会尤其如此。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燕北西辽河地区的渔猎资源丰富多样，这就决定了渔猎经济在西辽河流域长期居有重要地位，成为当地居民的重要生业。相当长历史时期内，燕北西辽河很多地区是一个植被茂盛、湖沼密布、野生动物活跃的地方，历史上曾有“平地松林”“千里松林”以及“辽泽”等称谓，反映了这里植被和水系的发达。正是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其渔猎经济才经久不衰。西辽河流域拥有大片含水沙地和黄土地貌、起伏不大的山地与缓坡、河谷与河漫滩等，在适当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下，也适合发展旱作农业。因此，自距今8000年的兴隆洼文化开始，这里就兴起了旱作农业，并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长期成为燕北地区重要的经济模式之一。如前所述，西辽河流域很多地区，尤其是在其北部和西北部分布有成片或点状的疏林草原、灌丛草原及山林草原等，这些地区在历史时期都曾成为北方民族从事游牧经济的乐园。可见，燕北西辽河地区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多样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从而造就了当地史前和历史时期多元“混合”的经济形态特征。

经济形态因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这也是环境决定生业的重要表现。由于燕北西辽河地区属草原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具有明显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或易变性，这使得人类对食物的需求与资源短缺的矛盾在某些时期可能较中原黄河流域更突出，对人类生存构成的压力也更大，这一矛盾也必然促使人类不断调整其生业方式，以适应环境的变化。本地旱作农业的起源可能就是这样的机理。赵志军认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具有过渡性与脆弱性两大特点，生态环境的过渡性为人类开发和选择更为广泛的食物资源种类提供了条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给人类选择食物种类的趋向造成一定压力，迫使人们将食物种类的选择范围不断扩大。在环境因素影响下，人类开始把目光转向某些原本不喜好或看起来不适宜食用但却大量分布的动植物种类上，其中就包括那些对脆弱多变的环境有较强适应能力、籽粒细小但产量较高的耐旱植物，比如黍、粟这两种小米的野生祖本植物，于是小米就成了人们首选的旱地栽培作物。植物考古学为此提供了不少证据。进入全新世以后，本区气候波动剧烈，距今8900～8700年和距今7700～7300年西辽河地区曾发生过两次强降温事件，暖温带落叶阔叶林景观带南移到燕山－努鲁尔虎山一线。这样大幅度的降温，肯定对这个地区古人类的生业模式产生过重大影响，迫使人类拓展生业途径。

另一方面，通过考察我们也看到，人类在自然面前能够选择。一个特定的生态区域在特定历史时期可以给人类提供发展多种生业方式、经济类型的可能，人类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和知识进行选择。比如辽金时期和清代，出于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和解决社会问题等诸方面的考虑，辽王朝和清朝的统治者在发展牧业的同时，做出了鼓励和促进农业的政策决定，由此出现了本区历史时期的两次农业发展高峰。除了因社会缘由做出的选择外，还有一种特殊的选择，即环境压力下的选择。以红山文化为例，距今5500年左右，东北地区发生了一次降温干旱事件，在气候变迁的压力下，红山文化的先民们依靠技术积累和生产进步，做出了加大农业比重的选择，将红山文化的农业推向了一个新的水平。因此，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取决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因素。一方面，自然环境决定生业模式，经济形态随自然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另一方面，人类对经济活动能够主动选择，这种选择往往对经济形态产生重大影响，从而决定着经济结构的特点及发展趋向。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史前及古代社会，自然环境对生业模式的影响程度更大一些;而在生产力水平较高的中古和近代社会，经济形态更多地决定于人文和社会因素。红山文化以前，燕北地区采集、渔猎、原始农业并存的经济形态，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当地资源的禀赋特征;而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辽金及其以后，经济形态的结构更多地取决于民族文化和社会政治因素。回顾历史，我们发现，每当北方草原民族成为该地区的主体居民时，游牧经济往往居主导地位，而当中原地区的汉民族及农耕文化北上之时，本区的农耕成分则明显上升。人类的生产活动会对自然环境造成影响，这种影响的程度与人类对经济形态的选择及经济活动的强度有很大关系。顺应自然环境特点的选择能够减轻和降低人类对自然的干扰与破坏，违背自然规律的选择会导致环境退化，削弱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如前所述，燕北西辽河地区属生态脆弱带，其经济活动方式的选择尤须慎重，这是有历史教训的。一般而言，相对于采集、渔猎和游牧经济，农业对自然的干扰强度更大，由此引发的生态问题也更严峻。在燕北西辽河地区，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农业垦殖，这就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辽代和清代。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农业相当发达，无论农业生产工具的制作水平和种类、发现的粟黍等作物遗存和储藏粮食的窖穴、耕作面积、遗址密度和数量、人口规模等方面，都反映出这是一支以发达农业为基础的史前文化。在有些地区，其村落密度甚至超过了现代。过渡的农业垦殖以及由此导致的环境恶化是夏家店下层文化衰落的重要原因。辽代前期在燕北推行的农业开发，同样加重了环境的压力，辽晚期和金代，其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经过元明两代的恢复，至明末清初，燕北西辽河地区的自然环境重现生机。清代民国时期，来自内地的民众在西辽河地区进行农业垦殖，将大片草场和荒地辟为农田;为建造房屋、烧饭取暖而大量伐木取草，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植被，进而破坏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或生活环境，造成水土侵蚀和沙漠化加重，导致风旱洪涝等自然灾害增多，这一切反过来又危及当地农牧经济的资源和环境基础，形成了恶性循环。清代以来燕北蒙地农业多为粗放式生产方式，具有短期掠夺性特点，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尤为严重。在汉人影响下，以及清廷在蒙地实施“教之耕”政策的引导下，一些蒙古牧民也转营农业，并确立了以农业为主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进一步加重了自然环境的载荷。明清以来，我国的气候迎来一个新的干冷期，这种干冷变化在燕北西辽河地区是比较明显的。在气候变化的情况下，叠加了人类不合理的、过度的农业开发，结果导致这一地区内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