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环境承载力

中图分类号： [P6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一、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

可持续发展定义所说：发展要具有可持续性，要不损害支持地球的生命系统：空气、水、土壤，不超出其源于环境的承载能力。这里的环境，我们可以引申为地质自然环境与社会人文，而又不仅仅局限在这个范围，故要求我们必须将发展限制于地质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即保障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承载，这是保障发展可持续性的前提条件。

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作为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日益受到重视，特别是我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各类开发区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且投资密集、起步快，对环境必然产生冲击和影响，亦将直接影响到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进行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评价是促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

二、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生态地质评价体系构建

区域地质要做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处理好“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四大因素的平衡问题，而其中最为关键问题又是合理可持续利用区域资源问题，合理可持续利用区域资源其中包涵有注重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的涵义，资源的利用必须以不破坏生态环境和维系生态环境的自然修复为限度，故可以建立以区域发展过程中对区域资源的消耗为主要断定对象的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评定指标体系是较为正确也是可行的。

生态足迹是一组基于土地面积的量化指标，是指生产一定人口所消费的资源和吸纳这些人口消费产生的废弃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总面积。生态足迹模型应用于区域可持续发展定量评价的关键是生态足迹的计算。在下文中，以山西省大同市这一区域来定量化分析生态足迹及生态承载力的可持续发展评价。

表1 山西省大同市2011年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

由表1可以看到，2011年山西省大同市人均生态足迹比例中，耕地生态足迹占据最大，为41%；其次为煤矿能源等用地生态足迹占用了39%；两项合计占用的生态足迹中的比例约为80%以上，成为2011年山西省大同市生态需求的主要部分，这说明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对耕地的衍生产品和能源需求较大。

从表1人均生态承载力分析来看，它反映的是生态供给的构成，其中耕地、林地以及建筑用地提供的生态产品及服务占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绝大部分，是生态承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可见耕地、林地对生态系统的重要性。具体讲，耕地生态供给占用为56%、建筑用地占38%；林地占4%；而水域、草地和化石能源用地的供给仅分别占1%、1%和0，这部分的生物资源和能源要靠贸易调整来弥补。

表2 大同市2003—2011年人均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

从整体上分析，由表2可知，2003—20O4年的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以及人均生态赤字变化不明显；2004年后，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赤字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大同市2004—2011年人均生态足迹为1.6l01—1.9506 hm2， 基本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平均年增长约10%，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消费能力、消费水平在不断增长，物质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增加直接导致生态需求的增加。2003—2011年大同市都处于生态赤字状态， 最高是2011年，达到1.4698 hm2；最低是2004年，为1.0756hm2。由此可见，大同市9年来都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状态，这可能是由于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造成的。

三、对区域生态地质环境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建议

由以上对山西省大同市这一区域地质的可持续发展过程分析中，我们可知，要想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地质优化对策。首先是发展生态农业，提高耕地生态承载力，优化农业内部结构，调整农业内部产业结构比例，鼓励和扶持有利于改善土地生态效率的高新技术，使农业逐步转变为运用高科技的生态农业，以实现农业的高产、低耗，着重提高耕地生态承载力，继续推进目前已经开展了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积极开垦荒地，着力建设和保护好森林等生态系统，抓好造林绿化和森林资源保护。其次就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调整能源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投入，减少不可再生能源消费，积极探索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最重要的是加强人口管理，提高人口素质，应进一步完善人口生育政策，以消除人口不合理过快增长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引导河南省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结论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调，适度的人文和丰富的资源与良好的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也是区域发展的理想状态。在对区域生态地质环境进行评价中，要针对区域的特征，从区域人口、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相互关系出发，从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概念进行分析，去界定区域社会各个方面、资源储备量和区域地质环境承受能力，把握住生态系统维持和调节自身系统能力的阈值，即生态供给和生态需求的阈值，如果超过了它们的阈值，生态地质系统将失去维持平衡的能力，遭到摧残；反之，生态地质系统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毕晓丽，洪伟.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方法的研究进展[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1，17(2)：122-126．

[2]左伟，王桥，王文杰等.区域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与标准研究[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2002，18(1):67-71.

第2篇：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循环经济；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发展走势

我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正式开启了风险投资事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历程，我国风险投资交易的单笔规模越来越大。这一现象体现出了当前我国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发展具有较强潜力。此外，我国中小板以及创业板市值占据了多层投资的占比，从而实现了许多风险投资机构具备较大的退出容量。所以，从根本上来讲，我国当前风险投资市场能够在较短的发展历程中，成为许多研究学者的研究焦点。

一、我国创新创业市场形成环形的原因分析

(一)创投基金与创新生态体系之间存在较大的关联性从风险投资层面来进行分析，不管是以供给关系来表现，还是体现出相应的需求驱动并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从相关研究成果来进行分析，对于创新创业市场形态的优劣，需要风险资本来提供后盾支持。通过有效的风险资本，才能够进一步提升创新创业实效性，并能够有效地强化企业家精神。

(二)创投基金与多层次资本市场收益与股权增值价值的关联性在风险投资市场中，只有具备较为高效的信息流动及价格发现机制，才能够为整个投资链提供退出保障，并能够为风险投资带来更多收益。为了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企业所表现出的差异化风险特征，需要根据相对应的发展阶段，制定出能够满足风险投资以不同方式的退出需求。同时，还借助多层资本市场为风险投资来提供保障，通过与有效监管体系形成有机的融合。以此来形成风险投资的生态体系。在此过程中，风险投资的加入可以对具有较强发展潜力的初创项目进行筛选，并针对性地提高了其企业的管理水平。同时，在高效的监督管理体系下，能够让整个项目的经营以及研发创新得到有效发展。这样才能够为资本市场项目输入质量得到最大化保障。

(三)创新生态体系成为资本市场的关键职能利用好流动性可以有效地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形成的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企业在实施外部筹资过程中会增加其成本，这样造成了资金供求双方表现出了多元化需求的现象。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针对部分创新研发周期长，具有较高风险的创新创业项目提供全方位的估值评价体系。此外，以这种方式来进行评估，还能够为各投资机构提供分散风险的组合投资，确保所投资的资金对创新创业企业提供较大的支持。同时，还有利于顺利构建具有高效性的创新创业生态体系。通过与不同规模及生命周期创新创业项目的结合，促进创新行为的高效性，能够进一步促进资本市场运作的完善。

二、循环经济背景下我国创新创业生态体系的发展趋势

(一)呈现积极的外在创新氛围相关著作中提出了某个国家的创新力，关键在于人口总数、人口质量、内部交流量和外部交流量这四个层面的要素。我国在实施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作为东南沿海地区的前沿，拥有了非常大的政策优势以及地理优势，从而实现了对外来人才的吸引。随着其人才的流动对其区域的经济、创新创业氛围形成了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二)引导政策和鼓励措施随着我国创新创业外在良好氛围的刺激作用下，国家出台了相应的创新体制，并针对性地对创新服务提供了有效的引导以及扶持。比如：针对创新创业企业给予优惠的财税政策、为相关企业提供创业发展平台、鼓励高校学生创业以及留学归国人员创业扶持等优惠政策。同时，还在相关区域内搭建了国家级创新科技园区，为更多的创新创业项目提供了良好的孵化平台。截至2019年9月，我国已经形成了企业主导并在高校与科研院协助下多个创新体系。并促进了创新专利申请和授予数量的快速提升(如下图所示)。截至2019年7月，从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供数据中了解到，2019年上半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达到了近65万件，同比下降9.4%，共授权发明专利近24万件，同比增长9.9%。随着外在创新创业氛围以及相关优惠政策扶持作用下，在全国范围内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创新氛围，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为整个风险投资产业提供了强大的发展动力，并进一步增强了创业创新力量的积累，形成了输入端的良性循环。

(三)构建多层次资本市场生态随着我国多层次资金市场生态体系的不断健全，为我国的创新创业的风险投资提供了保障。除了沪深主板体系以外，国家还推出了深交所的多个板块，切实将新三板推向了全国的资本市场。此外，全国范围内还积极地发展地方股权交易市场，纷纷搭建了交易所市场、场外交易体系等具有多层次特征的资本市场生态体系。通过这样的发展走势，为创新创业市场风险投资的退出保障提供了有效的条件。自本世纪初，我国资本市场一直以来都存在缺少风险资金退出渠道，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对我国的资本市场结构形成了约束。其主要原因是在此阶段我国的IPO市场，主要是针对国有企业提供服务，还有部分发展趋于成熟的中小型企业。但对于初创以及成长中企业并没有达到当时的上市标准。从另一个层面来进行分析，当时对于国际资本损伤经验并不足，无法实现与国外资本市场的对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本土创投基金的退出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导致了本土基金发展非常迟缓。截至2019年底，新三板市场挂牌企业存量9921家,总市值3.25万亿元。而且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下，我国的IPO市场容量开始向着稳定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为我国风险投资提供了多层次的退出渠道，有效促进了创新创业市场融资及相关投资领域的发展。随着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风险投资基金开始为大量的成长型企业提供资金扶持，进一步提高了资本市场的项目输入质量，提高了资金市场的交易活力，从不同程度上对资金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截至2019年7月，许多创业板企业均取得了风险投资扶持，从而让我国的风险投资与资本市场形成了良性循环。

(四)引导创投基金生态我国风险投资基金最早出现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为我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成立的科技产业提供了一定的资金配置。在此之后，通过风险投资方式对我国的资金活力形成了积极影响，有效提高了当时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随后，在我国市场中出现了外资私募机构，并为我国的基金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管理经验。加上国家所出台的扶持政策，对我国本土创投基金的生态建设起到了有效的强化作用。并在政府主导以及税收调控等层面，对社会资本参与到风险投资中提供了条件。从目前情况下进行分析，我国对于公司制或试点区域内的有限合伙制创投企业投资种子期、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界满2年时，可以根据其企业的投资额度来制定税收调控制度。比如：将其70%的投资额用于抵扣企业应纳税。随后，我国证券协会颁布了《证券公司私募基金子公司管理规范》以及《证券公司另类投资子公司管理规范》两项规范。这也就意味着我国券商股权投资业务开始形成了规范化管理，并促进了其行业趋向于市场化发展。在此发展形势下，可以促进其在风险投资体系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

(五)不断拓展基金募资渠道对于当前我国的风险投资的初始资金，主要是在政府主导下的基金、社会资本以及企业年金等，在一定程度上缺少发达国家较为成熟合伙人市场。从而导致了初期的风险投资基金表现出一种粗放型发展的现象。但在发展过程中，对于风险资本募资渠道形成了一定的限制。同时，还对于创投机构管理的规范化管理形成了阻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证券业协会于2016年的两种管理规范，为券商股权投资业务向市场化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同时，也给我国的科技创新型企业、各类中小微企业以及具有战略性创业产业发展提供了条件。在此之后，中国银监会开始对银行子公司参与到科技创新股权投资的规定进行了重新调整，在一定程度上放宽了准入门槛。此外，通过并表综合算大帐模式，有效解决了投资收益对冲贷款风险损失的问题。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深化，我国创投机构的管理工具也得到了优化。例如：国家发改委主导审批的双创孵化债、交易商协会主管双创专项债等等，不仅有效地促进了证券市场的发展，还有效拓宽了风险投资机构募资渠道。

三、结语

第3篇：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产业结构；生态环境；主成分分析；动态计量分析

0　引　言

早在1991年，Grossman and Krueger就开创性的将经济增长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分解为三种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所谓结构效应便是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变化对生态环境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很多学者对不同范围的区域进行了分析。蔡惠光、李怀政对1991年以来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的时间序列进行分析发现，产业结构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影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比重越高，环境质量越差。另外，赵雪雁、周健等。以黑河流域为研究区，通过建立生态环境质量及产业结构效益指标体系，对黑河流域上、中、下游的生态环境质量和产业结构效益作了综合评价，并对二者的耦合关系进行了定量辨识。其他学者则通过定性地或者典型相关分析、模糊数学方法以及计算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指数等方法，分别以北京市、甘肃省、青海省等为研究背景，分析了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作用，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由于不同的研究者所运用的模型、方法、数据以及研究区域等都存在差别，其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争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拟以湖南省为背景，建立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体系并运用主成分分析和动态计量分析方法，探求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环境质量的动态影响过程，为决策者制定区域产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1　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测算与评析

1.1　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评价体系构建

由于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复杂性，构建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系统的指标体系应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可比性、可操作性、独立性原则。黄晓军、李林等在研究区域产业结构系统时主要考虑三次产业演进规律确定综合指标体系。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专家咨询，仍然依据三次产业分类法来构建产业结构的指标体系，见表1。

本文根据联合国经济合作开发署(OECD)建立的压力一状态一响应模式(P―s―R模式)，并综合考虑湖南省生态环境发展状况，构建了湖南省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1.2　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测算

本文用于分析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的数据主要从各年《湖南省统计年鉴》、中国环境资源数据库以及历年湖南省统计年报和湖南省统计信息网上直接获取或者计算加工而成，数据时间区间为1988～2007年。便于以后的分析，用CYJG表示产业结构综合指数，用STZL代表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STYL表示生态环境压力综合指数、STZT表示生态环境状态综合指数、STXY表示生态环境响应综合指数。本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对两系统综合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由于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数值出现负数，为了便于以后的计量分析，根据统计学中的3盯原则进行坐标平移以消除负数影响，得到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系统各年的综合评价指数(见图1、图2)。

图1显示，产业结构在不断向着高度化、合理化的趋势发展，这说明随着经济发展，湖南省产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变动趋势基本符合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从图2可以看出，从1988年到2007年，湖南省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不断增加，且2003年以后其增幅继续扩大，说明近二十年来，湖南省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其生态环境质量总体出现了逐渐提高的现象；生态环境响应综合指数和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均大于生态环境压力指数，生态环境状态综合指数也一直保持平稳态势。然而，随着湖南省经济快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深入，产业结构变迁必然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更为深刻的影响，未来二者变化趋势是否一致呢?

2　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环境质量影响的动态计量分析

2.1　协整分析

协整分析前首先采用ADF方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CYJG与STYL、STZT的一阶差分在l％显著水平上为平稳序列，STZL与STXY的一阶差分在5％水平上显著，说明CYJG与生态环境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其次，我们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进行协整分析。协整检验结果如下。

由表3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与生态环境状态存在两个协整关系，与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生态环境压力综合指数以及生态环境响应综合指数存在一个协整关系。可见，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各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

2.2　脉冲响应分析

根据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在VAR模型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广义脉冲响应分析，进一步探索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对生态环境各变量的动态影响过程。给定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一个标准冲击，得到了生态环境各指数的脉冲响应函数值，见表4。

由表4可以看出，当期给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一个正的标准冲击，生态环境压力立即同向反应，且不断增大、具有较长的持续效应。这说明，湖南省当前产业结构综合水平的不断提高总体上会给生态环境带来长期压力。生态环境状态在当期受到产业结构综合水平一个正冲击后，亦出现正向反应，并在第5期正向脉冲值达到最大；从第5期以后开始缓慢下降。说明当期产业结构综合水平提高会在短期甚至中期使生态环境状况改善，但在长期内对生态环境状态的影响逐渐减小。当期产业结构综合指数一个标准正冲击给生态环境响应指数带来同向反应，具有持久性。说明湖南省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生态环境反馈效应不断增加、具有较长的持续性。总之，湖南省生态环境变迁对生态环境压力与生态环境响应都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工业化的深入必然使得大量耕地被占用、水资源和大气受到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污染和破坏，从而给环境带来很大压力，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技术进步以及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升也使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清洁技术得到应用等。因此，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环境起到“双刃剑”的作用，但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呈现不同的特征，需要进一步通过对生态环境综合质量的变动趋势进行判断。

受到产业结构综合指数当期一个标准冲击后，湖南省生态环境综合质量指数立即表现为负向反映，而且从长期来看，负向冲击效果增加的幅度和

速度在不断扩大。说明尽管湖南省环境保护、污染治理的努力一直在进行着，但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生态环境压力却使生态环境质量在不断下降。这可能因为，湖南省目前正在由传统的农业大省向工业大省迈进，以重化工业为特征的产业结构是湖南省资源环境压力大的主要因素。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仍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显然，湖南省经济发展对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正处于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

3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在构建湖南省产业结构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系统的基础上，运用基于VAR模型的动态计量方法就湖南省产业结构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产业结构和生态环境综合指数的测算发现：近二十年来，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步伐不断加快，这说明湖南省就业结构与产值结构的变动趋势基本符合产业结构的演变规律；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响应以及生态环境综合质量稳步提高，但随着湖南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工业化的不断深入，生态环境压力仍然比较大。

第4篇：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范文

由于环境生态的破坏,全球变暖及雾霾现象的日益严重,各国在国际贸易中渐渐开始重视生态保护问题,生态学开始被融入到国际贸易当中。国际贸易生态化被提出,生态化贸易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国际贸易生态化未来将成为国际贸易发展的必然趋势。国际贸易生态化的科学内涵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资源协调发展,实现人、社会、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和谐统一。全球经济发展与国际贸易生态化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因为在经济发展及贸易活动中避免不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如何有效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实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成为了各国学者研究的课题。我国想要在国际贸易中占据不败地位,必须顺应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的趋势,提高对生态化发展的重视,加强生态化建设,国际贸易生态化是实现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生态环境与人类密切相关,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生态环境一旦受到人为因素干扰和破坏,超过了生态系统自我调节能力而不能回复到原本比较稳定的状态时,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就会遭到破坏,将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难,如:生物多样性减少、海洋污染、噪音污染、大气污染等等。我国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工业企业及其他的外来污染十分严重。国际贸易中生态环境的破坏是人类追求超额回报过程中付出的惨重代价。因此我国必须提高国际贸易生态化意识,实现绿色发展国际贸易,以此保障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在人类的传统观念中环境是被人利用和改造的对象,以往国际贸易活动以盈利为活动中心,通过对环境的利用换取一时经济利益的增加,这是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人们却没有考虑到,生态的破坏、自然资源的减少,人类生存、经济、社会发展都会遇到阻碍,没有自然资源做为基础,经济将无法发展,人类将无法生存,目前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环境保护必须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提倡绿色生存和绿色消费,建设生态化和可持续化经济发展策略。目前国际贸易法已开始呈现“生态化”发展趋势,随着各国生态保护及生态化贸易意识的提高,国际贸易中贸易争端不断,所以世界贸易组织法和国际贸易条约开始对贸易中涉及到的生态保护问题进行明确的规定,从生态保护到资源保护不同角度对国际贸易进行了限制,保障了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的方向。目前已经的《卫生和动物检疫措施协议》及《技术性贸易壁垒协议》等相关协议中都对生态保护问题进行了声明和规定,对国际贸易中涉及到的生态问题做出了限制,有效减少了国际贸易中对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我国想要在国际贸易中得到更好的发展,必须紧紧跟随国际贸易生态化可持续发展趋势的步伐。

二、我国贸易贸易生态化及可持续发展中与国际贸易间存在的矛盾

国家经济发展及全球经济发展都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利用基础上,来实现在各个国家区域之间资源与金融贸易的交流,在这种交流中来满足各国人民的不同需求,使资源可以在全球各个国家中得到最合理的配置,实现对各个国家经济发展的促进。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应建立起生态化意识,采取相关生态保护措施。但是现今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下,我国经济增长与国际贸易生态发展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矛盾。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基础上进行的,目前我国国际贸易与生态化发展及可持续化过程中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现今的国际贸易中,并没有考虑到地域差异,使得很多国际的经济和资源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国家之间的资源问题。尤其是我国,我国是资源出口大国,但我国实际自消耗资源量却不及发达国家的一半,许多国家为了缓解本国资源压力,即出于保护本土资源的目的,采取以国际贸易的方式进口资源,很多发达国家虽然资源消耗量远远高出发展中国家,但多数资源来自进口,本土资源并没有过度的开发,而是储藏了起来。我国正是资源的主要出口国,这导致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存在着过度开采本土资源而出口国外的现象,资源的过分开发,对我国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破坏,这种做法并不利于我国国际贸易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经济活动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想要实现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的基本条件是经济与自然资源共同发展,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减少排放,减少污染,才是我国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目前我国资源的出口已经远远大于我国的自然资源供应,我国必须形成国际贸易生态化意识,国际贸易生态化不仅能实现自然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保护了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三、我国国际贸易生态化及可持续化发展优化策略

(一)国际贸易生态化与经济协调发展策略通过以上分析讨论不难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才是保障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我国应在国际贸易中应将生态保护作为主流,把可持续化发展作为前进的方向。在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只有尊重生态环境的产品才能站稳脚跟,将生态环保融入国际贸易当中,生态化国际贸易,已经成为时展的趋势,我国国际贸易发展过程中必须遵守经济与生态化共同发展的根本要求。

(二)对国际贸易中的各个环境严格监管想要有效实现我国国际贸易生态化可持续发展,法律规范适当的监督控制必不可少。我国必须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协调完善国际贸易生态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通过法律监督控制国际贸易生态化发展。制定相关规则,对国际贸易中各个环节进行管理,明确责任分配,加大对有害产品的流通控制,对有害物质进行严肃打击处理。维护我国生态环境,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化发展建设目的。另一方面,发挥政府部门的职能,加大对企业控制和监督力度,避免企业生产中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三)适当控制资源开采目前我国在世界上属于资源短缺国,很多资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资源是有限的,如果过度开采,那么未来,子孙后代难以生存,想要保障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化发展,控制资源开采势在必行,过度的资源开采会对生态系统产生严重破坏,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必须意识到这一点,适当控制资源开采,降低资源出口量。

四、结束语

第5篇：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范文

1.1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根据、计算得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f(E)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指数f(C).可以看出，1996—2012年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都呈曲折缓慢上升态势.其中，生态环境系统指数在2008年出现了一个峰值，这与2008年青岛市作为奥运会分赛场，政府加大环境治理投入有关.经济系统指数经历了“九五”（1996—2000年）期间的缓慢增长后，从“十五”初期（2001—2003年）开始，山东省经济综合发展指数开始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为了更清楚地反映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在时空上的特点，根据表2绘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度演化图（图2）.可以看出：1996与1997年山东省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协调耦合度处于区域Ⅰ，经济和生态环境相互影响极低，处在低级协调阶段.1998年开始一直处于区域Ⅱ，经济和生态环境处于协调发展阶段.其中，1998—2001年，0°<α≤45°，说明系统处于协调发展阶段，经济与生态环境相互影响，共同发展.2002—2012年，45°<α≤90°时，1<tgα，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快于生态资源系统的演化速度，生态环境为了满足经济发展，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超过经济发展速度，生态环境开始制约经济发展.两系统协调耦合度于2011年缓慢到达最大值，随后出现缓慢下降趋势.

3结论及政策建议

3.1结论

1）山东省的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之间没有呈现完整“倒U型”曲线关系，而出现“倒U型”的前半段，但该省近几年加大了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力度和投资，2011年耦合度数到达了顶点，2012年出现了下降趋势，也就是拐点已经出现，表明环境与经济系统的演化速度更加适宜，开始从生态环境制约经济的发展（45°<α≤90°）向环境经济共同发展的方向转变.

2）山东省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往往处于“不进则退”的相持阶段，现阶段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其重点在于控制环境排放和加强环境治理上.经济排放不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污染排放的冲击对经济增长产生负效应，说明山东省在发展经济时，不应该采用粗放式发展模式，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

3）经济增长是环境治理的格兰杰原因，环境治理却同样产生负效应，这与许多研究提出环境治理会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不一致，产生这个结论的原因是：第一，山东省现阶段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推进对治理环境的设备、资金投入，环境治理依然是被动地受限于经济系统，环境治理投入短期内表现为消耗经济发展的成果.第二，环境治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具有一定的门槛效应.耦合分析认为，山东省在研究期内主要处在资源消耗速度大于经济发展速度的阶段，长期以高速消耗资源、污染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环境治理水平相对较低.这就造成了环境治理的投入和效果实际上没有和经济增长的演化速度相适宜，从脉冲分析的结果看，达不到许多研究者得出的环境治理促进经济增长的响应效应.

3.2政策建议

1）处于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容易形成经济系统演化速度高于生态环境系统演化速度，如果不对经济与生态环境进行合理的控制，很有可能走向两个系统崩溃的结果.虽然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长期处于协调发展的状态之下，两系统间的内在作用情况也是十分复杂并没有固定规律，所以，为了使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制定其宏观政策与治理方式要因地制宜.

2）经济发展会带来污染物的大量排放，提高生态环境质量首先就是对“三废”进行合理的控制，然而，单纯的控制一方面增加了环境承受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浪费了资源.所以，对“三废”控制并加以利用可以改善环境质量.

第6篇：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资源型区域 生态经济 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7）05-079-03

一、.前言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国内外经济、经济地理、生态及环境学界关注的焦点，尤其是关于资源型区域的研究，学者们（尤其是山西的学者们）早在21世纪初就已经在做了大量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学术论文，呼吁资源型城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兼顾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但是，目前山西省还面临着政治、经济、民生和生态的“立体型困扰”，面临着破解“资源型经济困局”的重大课题。山西转型之路走的艰难而缓慢，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动态跟进研究山西省11个地市的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状态对山西省政府部门深入了解山西省11个地市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是否协调以及是否可持续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同时也为制定促进山西省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相关政策提供理论依据。我们在研究资源型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基础上，建立了协调发展评价的指标体系，使用熵值法确定了各指标体系的权重，同时建立了协调度模型，利用该模型对山西省11个地市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

二、资源型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内涵

我们所提到资源型区域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是指资源型区域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子系统和生态子系统都健康、有序地增长。主要包括三方面：经济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增长，有序发展；生态子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协调有序发展；经济子系统与生态子系统各要素之间协调有序发展。对于资源型区域经济子系统在增长过程中往往对生态子系统造成了很大的破坏，经济子系统的发展制约或者破坏了生态子系统的增长。尤其是山西省“一煤独大”的局面没有扭转之前，经济的发展必然要牺牲生态环境，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没有完全转型之前，我们只要把经济子系统发展对生态子系统的破坏预防或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得假以时日生态环境能够自我恢复，即在生态环境的承载力之内，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即认为是协调发展的。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1.资源型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生态环境也越来越好，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们对生活很满意，此时，我们认为该地区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是协调发展的。

2.资源型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同时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态环境，生态环境通过自己的造血功能，可以自我恢复，对人们的生活水平没有造成影响，人们更多地感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优越性。此时，我们也认为该地区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是协调发展的。

3.资源型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但是经济的增长严重破坏了生态环境，这种破坏超过了生态环境自我恢复的范畴，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恶劣的影响，降低了当地人民的幸福感。此时，我们认为该地区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是不协调的。。

4.资源型区域经济增长滞后，人们的物质生活得不到满足，生活水平不高，幸福感很低，无论生态环境是否被破坏，此时，我们认为该地区的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是不协调的。

三、山西省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研究

（一）指标体系的建立

构建山西省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对山西省各地市构成经济、生态坏境的内部各因素及各因素之间的关联结构有深入而细致的理解和客观的分析，才能科学地选取指标建立指标体系。山西省作为典型资源型区域，评价指标的选取应多考虑煤炭的开采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比如水资源破坏、空气污染等。我们根据指标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原则、适用性和可操作性原则选取所有指标。我们选取经济系统的约束层由经济规模、经济结构、经济效益三个模块构成，经济系统的指标层由生产总值、人均生产总值、固定资产投入、农村居民收入、城镇居民收入、第三产业比重、农民消费支出、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等构成；选取生态环境系统的约束层由生态资源条件、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保护三个模块构成，生态环境系统的指标层由水资源、森林覆盖率、绿化覆盖率、空气达标天数、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大气污染综合指数、污水处理率、城市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构成，最后形成的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二）数据的来源及标准化

按照以上所述的熵值法，分别计算出各个指标的相对权重，如表2。从计算结果来看，山西省个各区域经济系统的指标体系和生态环境系统的指标体系中，权重相差不是很悬殊，表明各个指标对系统耦合演化的贡献程度大致相当。

（四）耦合协调度模型的建立

为了反应山西省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我们构造了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模型。该模型既可以评判出不同地方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之间交互耦合的协调程度，也可以反映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相对高低。该模型计算出的协调度数据越大说明该地区的经济与生态系统协调性越好，并且发展水平越高。

首先计算各地市区域经济子系统、生态环境子系统以及系统整体的“总贡献”，分别用X、Y、T来表示。

其中，我们取n=2，显然，X、Y、Dt的值均在0-1之间。

显然，该模型中的协调度函数值Dt综合了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以及两者所处的发展水平，既避免了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水平都低时，得出两者协调行好的的假信息，又能相对准确反应二者之间的协调性，以及发展水平。此模型既适用于不同区域之间协调度的对比分析，也适用于同一区域在不同时期区域经济与经济耦合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与比较，具有较强的操作性。协调度函数值Dt越大，经济子系统与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程度越好，既表明区域经济和生态环境发展的水平越高，也表明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关系越和谐。

（五）2009年-2015年山西省11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的比较

我们将山西省11个地市各指标数据经过标准化后，带入模型计算可得，2009年-2012年11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平均值为0.62616667，2012年-2015年11地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平均值为0.62206345，变化不大，处于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相对较高协调度。具体来看，山西省区域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协调度发展水平呈交替波动状态。可见，区域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以2009年、2012年、2015年为例，2009年-2012年11地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度发展，阳泉市、晋城市、朔州市、忻州市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运城市、吕梁市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太原市、大同市、长治市、晋中市、临汾市在波动中几乎没变。从表3和表4中也可以看出，2009年山西省各地市协调度排名为：太原、长治、朔州、晋城、大同、阳泉、晋中、吕梁、临市、忻州、运城。2012年-2015年11地市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水平波动较大，晋中市、运城市、临汾市、吕梁市在波动中呈上升趋势，大同、阳泉、长治、晋城、朔州、忻州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太原市在波动中几乎没变。2012年山西省各地市协调度排名为：太原、朔州、晋城、长治、阳泉、大同、晋中、忻州、临汾、吕梁运城。2015年山西省各地市协调度差距相对缩小，大同、阳泉、长治、朔州、晋城、晋中，协调度基本处于同一水平，太原依然遥遥领先，运城和吕梁最差，忻州、临汾处于同一水平。排名为：太原、朔州、阳泉、晋城、长治、大同、晋中、临汾、忻州、运城、吕梁。

四、结果分析

由2009年、2012年和2015年的山西省11个地市经济总贡献和生态环境总贡献（如表3）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山西省几乎全部地区都处于生态环境滞后型阶段，生态滞后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阳泉市、大同市、长治市、朔州市、晋中市、运城市、临汾市、吕梁市为例的工业污染严重导致生态环境滞后型发展的地区；另一类是以太原市、晋城市、忻州市为例的区域经济快速发展，远高于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地区。对于山西省来说，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经济与环境共处于经济发展与生B环境大系统中，两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经济发展是主导，是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物质条件，生态环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面对资源存量锐减和生存环境恶化的双重约束，推进山西省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可持续发展成为一项必要措施。生态文明的建设、生态环境的保护已经成为了山西省改革的重要目标。

[基金项目：山西省科技厅2015年软科学研究项目（2015041018―2），大数据时代资源型区域经济与生态耦合发展研究]

参考文献：

[1] 徐建中，赵红.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01（3）

[2] 朱明峰，洪天求，贾志海，等.我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与策略初探[J].华东经济管理，2004

[3] 田霍卿.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思考[M].人民出版社，2000

[4] 周海林.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以攀枝花为例[J].地域研究与开发，2000

[5] 张秀生，陈先勇.中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

[6] 张耀军，成升魁，闵庆文.全球化背景下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探讨[J].地理科学进展，2002

[7] 朱明峰，冯少茹，贾志海.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城市建设[C].2004“生态安徽”博士科技论坛论文集，2004

[8] 任菊香.山西省煤炭资源型城市的发展态势及对策――以朔州市为例[J].资源科学，2008

第7篇：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移人退地；生态护育；探索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S157 文献标识码：A

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处祁连山东段，属于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3大高原衔接交汇地带，属大陆性高原季风气候，气温低，光照不足，生长期短，降水较少，冰雹、霜冻、干旱、山洪等自然灾害发生频繁。天祝县是一个林业大县，境内森林资源丰富，地理位置特殊，生态区位重要，是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严酷的自然环境决定了其森林资源破坏容易恢复难；同时天祝县也是一个农牧业大县，人口众多，牧业生产基本处于散放散养的原始状态，山大沟深，海拔高，交通不便，农、林、牧矛盾突出，森林资源保护和生态建设难度大，随着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加剧。

为了切实保护天祝县这一特殊的生态环境，使祁连山东端生态环境得到修复，从恢复生态、保护环境、发展经济出发，通过移人退地的方式，将长期生存在环境脆弱地区的农牧业人口整体迁移到新的安置区域，使生态脆弱地区实现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使迁移农牧民改变交通、通讯和生产生活条件，实现脱贫致富。

1 生态地位及重要性

环境是长期积淀的多种要素构成的复杂的人类生命支持系统，对它的破坏也是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人类不合理的开发利用是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人类不加限制的大规模的垦殖、毁林毁草、捕掠野生动物等生产活动，最终导致生态环境的破坏，引发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处黄河和石羊河源头，是一个森林、草原、湿地资源丰富的生态大县，境内水源涵养林占整个祁连山总面积的40%，是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源于县境内的2条外流河（黄河流域的大通河、庄浪河）和6条内陆河（石羊河流域的西营河、金塔河、杂木河、黄羊河、古浪河、大靖河），年径流量10.24亿m3，丰富的水资源是下游地区赖以生存的命根子，被誉为绿色保姆和绿色水库。近年来冰川雪线上升、林草植被严重退化，森林涵养水源功能减弱、水土流失面积日益扩大，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河川径流量急剧减少，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加剧，已成为天祝县生态建设面临的主要课题，生态现状与其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和形势发展要求极不适应。

2 项目区的基本情况

2.1 基本概况

天祝藏族自治县以保护生态、改善民生为出发点，将常年居住在深山老林、交通不便、条件艰苦、生态脆弱地区的农牧民迁移到新的集中安置点，使他们发展生产，对迁出区加强生态治理。近年来通过县内安置与县外安置相结合、下山与入川相结合等多种渠道，分别于2009年对哈溪镇脑皮沟和茶岗、

2010年对大红沟乡南泥沟、2007年对朵什乡旱泉沟、2011年对祁连乡岔山5个区域进行了整体移民搬迁，迁出人口10040人，退出耕地2012hm2、草原8155hm2、林地6327hm2。

2.2 生态与经济概况

地形地貌复杂，自然条件恶劣，人畜饮水、取暖供电、卫生医疗、子女上学等方面的问题十分突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差，生产生活方式落后，经济发展缓慢。农牧民对祁连山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依赖严重，形成了以畜牧业为主的单一生产生活方式，养殖规模总量不断扩张，严重超出了林草资源的承载能力。森林、草原等陆地生态系统人为破坏严重，农牧业生产低而不稳，已经陷入了“贫困一环境退化一贫困加剧一环境退化加剧”的恶性循环，急需加强生态治理和生态建设。由于长期的超载放牧、人为砍伐、开矿挖药和开荒种植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严重，总体呈现出沙漠向绿洲推进，农田向草地推进、牧区向森林推进、雪线向山峰推进的趋势。生态环境恶化趋势见图1。

3 项目区的治理措施

3.1将移民搬迁区的所有的土地由政府收回

按照宜草则草、宜林则林、科学规划、有序实施的方法，着力恢复加强生态建设力度，减缓区域生态压力，保护水源涵养林，实现了生态、经济、社会3大效益的共赢。

3.2将移民搬迁区通过实施封山育林6327hm2

封山禁牧16494hm2，有效保护区域生态环境，保护现有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增强水源涵养效能。

3.3按照因地制宜、宜林则林、宜草则草的原则

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种草绿化活动，人工造林800hm2，人工种草563hm2，通过人工措施强力度恢复生态植被，实施移民区流域综合治理和生态恢复，提高林草覆盖度，增强水源涵养效能。

3.4全面实施禁荒、禁牧、禁猎、禁采和禁止人员活动

消除人畜活动对森林、草原等生态资源的影响，使生态环境得到快速治理和迅速恢复。

4 项目区生态状况

4.1 移民前生态状况

移民前5个区域共计有天然林乔木林面积1436hm2，平均郁闭度0.54；共有天然灌木林面积4891hm2，灌木平均高24.3cm，灌木平均盖度45.5%，一般灌木林和宜林地天然更新不良；共有草原面积8155hm2，草本盖度68.8%，生长不良，且有明显的退化迹象；有耕地面积2012hm2。

4.2 移民后生态状况

移民搬迁后，截止2012年10月，5个区域共计有天然林乔木林面积1436hm2，郁闭度平均0.59；共有未成林造林地800hm2，苗木生长良好；共有天然灌木林面积4976hm2，灌木平均高40.1cm，灌木平均盖度57%，一般灌木林和宜林地天然更新明显提高；共有草原面积9282hm2，草本盖度90.4%，各类草本植物生长良好。

4.3 移民前后对比

表现为天然乔木林面积无变化，但郁闭度明显提高，生长旺盛；天然灌木林面积略有增大，灌木平均高度和覆盖度增长幅度较大，一般灌木林和宜林地内天然云杉幼树随处可见，草原面积有所增加，盖度增大，耕地通过种草种树全部转化为未成林造林地和草原，移民搬迁后生态植被恢复良好。详见表1。

5 治理效果

5.1 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治理成效逐步显现

现有森林面积和生态资源将得到有效保护和发展，并不断扩大，生态环境得到改善，环境恶化趋势会有根本扭转。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效能稳定增强，为天祝县及黄河和石羊河流域下游地区工农业的稳步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水源，为石羊河流域综合治理提供良好的生态保障和水资源保障。森林资源质量不断提高，生态环境面貌得到彻底改善，水土流失严重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得到有效保护。可改变小区域气候，减轻自然灾害对农作物的危害，为农牧业生产发展提供保障，促进农牧业增产增收，促进区域经济持续发展。

5.2 为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建设提供了新思路

移人退地工程实施后，迁出区和安置区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并有效解决搬迁群众的贫困问题，使农民群众有了脱贫致富的新途径，为其他区域的脱贫致富和创业发展起到示范带动作用，使常年深居深山、依靠传统生产方式、依赖森林等生态资源生产生活的农牧民群众从根本上转变观念，提高他们对生态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对推进祁连山水源涵养区生态建设，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5.3 提高了全社会对保护生态环境重要性的认识

加深保护水资源、湿地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森林资源以及草原等绿色资源等生态系统与我们自身生存关系的了解和认知。并以此为契机，达成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存与发展空间的基本共识，进而转化为保护生态环境的自觉行动。实施移民后，通过减轻生态压力，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促进生态环境永久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实现生态良好、民族团结和谐、社会生态文明。

5.4 实现了农牧民的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农牧民群众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础设施落后、自然条件极差的偏远山区搬迁到县城和乡镇附近地势平坦、生产生活条件相对优越、生态环境条件良好的区域发展生产，从根本上改变了吃水难、上学难、就医难、行路难等诸多问题。通过从事旅游服务、商贸交易、民族手工艺品的加工销售、日光温室红提葡萄种植、舍饲养殖、高原无公害疏菜生产等特色产业，可成倍增加农牧民收入，改善居住环境和提高生活水平，促进农牧民脱贫致富。

第8篇：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范文

利用2009～2013年相关数据，在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同时引入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计算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并结合耦合度阶段与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研究表明:从综合指数看，云南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波动较大，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化比较平稳，且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幅小于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幅;从耦合度看，云南出现由农村生态环境滞后向城市生态环境滞后的转变，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度经历了从磨合阶段到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变化，两系统间的发展方向越趋有序，关系越趋稳定;从协调度看，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从低度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并最终呈现良好协调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城市生态环境;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云南省

1引言

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资源、人口、经济发展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关系日益显著。人口和经济的迅速增长，刺激了对资源的需求，同时也诱发了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了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带来一系列城市污染问题［1］。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生态环境也面临一系列污染问题。国内目前在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多集中于城市或工程项目的生态环境研究，对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较少，且多侧重于治理或管理，对农村生态环境评价涉及较少。同时，以城市生态环境评价或农村生态环境评价单方面研究为主，缺少对二者之间协调关系的定量研究［2～4］。而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对促进城乡协调发展，推进城市文化与农村文化互动发展有着重要意义。鉴于此，我们拟通过构建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同时引入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计算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并结合耦合度阶段与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云南地处我国西南部，位于北纬21°9'～29°15'，东经97°31'～106°12'，全省土地面积为39．4万km2。改革开放以来，云南城市化水平与工业化水平有了较大提高，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均得到较快发展［5］。在人口和经济迅速增长的同时，对资源的不合理开发与利用随之而来，城市与农村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在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态进行科学评价，以期在促进云南城乡协调发展与新型城镇化建设中提供决策参考。

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方法

2．1．1数据标准化处理由于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评价指标存在数量级、量纲和正逆指标的差异，因此有必要对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数据标准化处理的方法主要有总和标准化、标准差标准化、极大值标准化和极差标准化［6］。本研究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生态环境指标存在正指标与逆指标的区别，故在用极差标准化法进行数据处理时，对不同性质的正指标和逆指标采用不同的标准化处理方式。具体如公式(1)和(2)所示。式中:x'ij为第i个年份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maxxij与minxij分别为原始指标的最大值与最小值。

2．1．2权重的确定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主要有层次分析法(AHP)、德尔菲法(Delphi)、变异系数法、主成分分析法、熵权法等。其中，熵权法通过指标信息熵的计算确定指标权重，是一种客观的赋权方法，较好地消除了人为因素对指标权重确定的影响，使得权重的确定具有更高的可靠性［7］。因此，本文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采用熵权法。其计算过程可分解为以下三个部分［8］:①计算标准化处理后各年份指标值占整个研究时段指标值的比值Zij，具体见公式(3)。式中:x'ij为第i个年份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②计算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Pj与信息效用值Qj，具体见公式(4)。式中:P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m为研究年份数;Zij为标准化处理后各年份指标值占整个研究时段指标值的比值;Q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③计算第j项指标的权重Wj，具体见公式(5)。式中: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Qj为第j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

2．1．3耦合度模型耦合源于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运动形式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的现象［9］。本文引入耦合度模型，把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两个系统通过各自的耦合元素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现象定义为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耦合。通过耦合度的计算，测定要素双方相互作用的强弱程度。耦合度越大，要素之间的发展方向越有序，关系也就越趋于稳定［10］。耦合度阶段划分如表1所示［11］，耦合度计算如公式(6)所示。式中:u1和u2分别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x'ij为第i个年份的第j项指标的标准化数据;Wj为第j项指标的权重;C为耦合度，C∈［0，1］。

2．1．4耦合协调度模型耦合度只揭示系统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程度，无法反映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态。因此，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测算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状态。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如公式(7)所示，协调度类型划分如表1所示。 式中:D为耦合协调度;T为反映城市生态环境和农村生态环境的综合指数;u1和u2分别为城市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α与β为待定系数，是城市生态环境和农村生态环境对区域发展的贡献程度，我们认为上述两者的贡献度不分彼此，因此取α=β=0．5［12］。

2．2数据来源云南省多年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相关数据均来源于《云南统计年鉴》(2010～2014年)。获取以上基础数据后，建立多年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基础数据库。采用极差标准化法对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

3讨论与分析

3．1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本文借鉴曹连海、王平等人的研究成果［13，14］，结合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发展现状，遵循科学性、综合性、层次性、代表性、可操作性等原则［15］，选取16项指标构建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按照公式(1)和公式(2)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运用熵权法由公式(3)、公式(4)和公式(5)计算指标权重(见表2)。

3．2耦合协调度测度

3．2．1耦合度评价在经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利用熵权法确定的权重，按照公式(6)分别计算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u1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u2，在此基础上计算两者耦合度C，并结合表1耦合度阶段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度的阶段进行划分(见表3)。从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u1的变化可以看出，研究时段内，云南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波动较大，其中2010年为最大值，达0．691，2011降至最小值，仅为0．265，之后逐年增加，但增幅小于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长幅度;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u2的变化则比较平稳，呈逐年增长趋势，且增加幅度大于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长幅度，仅2009年和2010年呈现农村生态环境滞后状态，之后时间段，均为城市生态环境滞后状态。耦合度C在2009年为0．686，属于磨合阶段，其余年份均大于0．8，属高水平耦合阶段。综上所述，2009～2013年，云南出现由农村生态环境滞后向城市生态环境滞后的转变;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度经历了从磨合阶段到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变化，两系统间的发展方向有序，关系也趋于稳定。

3．2．2协调度评价在耦合度计算的基础上，利用公式(7)计算综合协调度T和耦合协调度D，并结合表1耦合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度类型进行划分(见表3)。从综合协调度T和耦合协调度D的变化可以看出，研究时段内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从低度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并最终呈现良好协调的发展态势。

4结论

在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基础上，运用熵权法确定指标权重，同时引入耦合度模型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定量计算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的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并结合耦合度阶段与协调度类型划分标准对两者间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定量评价，结论如下:

4．1从综合指数看，云南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波动较大，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变化比较平稳，且城市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幅小于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指数增幅。

4．2从耦合度看，云南出现由农村生态环境滞后向城市生态环境滞后的转变;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耦合度经历了从磨合阶段到高水平耦合阶段的变化，两系统间的发展方向越趋有序，关系越趋稳定。

4．3从协调度看，云南城市生态环境与农村生态环境协调度呈上升趋势，耦合协调类型从低度协调转变为中度协调并最终呈现良好协调的发展态势。

参考文献

［1］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323～325

［2］高彩玲，高歌，张现文．基于P－S－R模型的郑州生态城市建设评价［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3，32(2):79～83

［3］李强，李武艳，赵烨，等．农村生态系统健康的基本内涵及评价体系探索［J］．生态环境学报，2009，18(4):1604～1608

［4］钱翌，王灵，陈敬锋．乌鲁木齐城市生态系统健康模糊综合评价［J］．水土保持研究，2008，15(6):128～132

［5］童彦，朱海燕，施玉．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度分析［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4，33(6):96～98

［6］徐建华．计量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123～125

［7］林珍铭，夏斌．熵视角下的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分析［J］．经济地理，2013，68(1):45～47

［8］杨洋，王晨，章立玲，等．基于国家规划的新型城镇化状态定量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及应用［J］．经济地理，2015，35(7):51～58

［9］孙东琪，张京祥，张明斗，等．长江三角洲城市化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耦合关系［J］．地理科学进展，2013，32(7):1060～1071

［10］吴文恒，牛叔文，郭晓东，等．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6，21(6):853～861

［11］张明斗，莫冬燕．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的耦合协调性分析———以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例［J］．资源科学，2014，36(1):8～16

［12］崔木花．中原城市群9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注［J］．经济地理，2015，35(7):72～78

［13］曹连海，郝仕龙，陈南祥．农村生态环境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评价［J］．水土保持研究，2010，17(5):238～243

［14］王平，马立平，李开．南京市城市生态环境质量评价体系［J］．生态学杂志，2006，25(1):60～63

第9篇：生态环境发展的趋势范文

关键词：绥阳县 生态建设 环境保护

中图分类号：X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13）05-0145-01

一、研究区概况

绥阳县位于贵州省北部，介于东经106°57′―107°31′，北纬27°49′―28°29′之间，东邻湄潭，西接桐梓，北靠正安，南连汇川区和遵义县。绥阳县地势西北部高，中南部低，东南部又稍高，海拔多在800―1200米之间，最高海拔1802米，最低海拔540米，海拔高差悬殊。境内地形复杂，坝地较多，耕地集中连片，有4个万亩大坝，5个千亩大坝。2009年，绥阳县土地总面积2546.40平方公里，占贵州省总面积的1.45%，辖15个乡（镇）。2010年末，绥阳县总人口51.2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3.47万人，城镇化率26.30%。

二、绥阳县区域生态环境现状

绥阳县各区域之间的生态环境存在差异性，按照绥阳县《贵州省绥阳县国家级生态示范区建设总体规划》，结合绥阳县自然资源环境、社会经济系统和生态系统生态环境现状与发展目标，可分为北部、中部和南部三个区域。

（1）北部

该区域包括太白、青杠塘、黄杨和宽阔4个镇，属清溪河流域。地处县域北部，属于高山峡谷地貌区，海拔高低差较大。土地利用上处于林业区向农业区过渡的农林区。该区域由于早期砍伐和陡坡毁林开荒严重，森林面积减少，生态功能和质量下降，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少，涵养水土的能力减弱，土地贫瘠、荒漠化、石漠化较重；加之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土地肥力下降，土地退化严重。该区交通较为闭塞，土地利用率不高，工业污染少，生态经济发展水平滞后。

（2）中部

该区域包括枧坝、茅垭、旺草、温泉和坪乐5个乡镇。地处芙蓉江流域中山、丘峰谷地区，是绥阳县主要的旅游区域。区域内有喀斯特地貌出露，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居全县首位，人均耕地和林地为全县中等。该区农田水利设施和交通条件较好，是绥阳县发展生态农业和畜牧业的主要地区之一，但由于区内资源开发利用较晚，加之人口多、放牧和垦荒等原因导致水土流失加剧、森林面积相对减少，荒山、裸岩较多。

（3）南部

该区包括洋川、风华、浦场、郑场、小关和大路槽6个乡镇，全区属于湘江流域。区内丘陵平坝及台地连片，交通方便，资源利用充分，农业发展水平较高，经济较发达。但是，人多地少，森林资源贫乏，水土流失较为严重，土壤污染普遍。该区是生态型农产品加工业，生态农业和城镇工业经济重点发展区，城镇、工业、人口集中，是全区环境污染主要的控制区。

三、绥阳县生态用地现状分析

1997年―2010年绥阳县土地资源时空变化的总体特征是：总体土地利用结构好转，质量相对下降，耕地结构性减少，牧草地退化严重。具体表现在：建设用地和生态保护用地（林地、湿地）稳步扩大，生态退耕成效显著，土地利用结构有所改善。从2000至2010，生态用地呈逐步上升的趋势， 由150933公顷增加到23312公顷，增长了23312公顷。其中，林地面积总体呈上升趋势，到2010年林地面积增加了4122公顷；园地面积在2003年达到510公顷，而到2010年园地面积减少了18公顷；牧草地减少216公顷；水域面积与未利用地面积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到2010年分别增加了47公顷与19378公顷。

四、主要存在的环境问题

绥阳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片面追求经济的高速发展，忽略生态环境的保护，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目前绥阳县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几个生态环境问题，主要为：

（1）水土流失与土地退化

根据《绥阳县水土保持生态环境建设规划》资料，绥阳县水土流失面积951.35平方公里（包括坡耕地流失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37.08%，其中，轻度水土流失面积49945公顷，中度水土流失面积43217公顷，强度水土流失面积1628公顷，极强度水土流失面积345公顷。水土流失导致耕地面积减少，土地质量降低，土层薄弱、土壤肥力低下，土地投入―产出效益低，影响了作为农业大县的绥阳县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的发展。

绥阳县人多地少，土地垦殖率较高，耕作土壤贫瘠，其中低产田土面积64.52%，由于普遍使用化肥造成土壤板结、土力枯竭现象普遍，使得土地退化严重，退化草地约占宜牧草地面积的10.00%。

（2）石漠化

绥阳县喀斯特石漠化主要分布在喀斯特地貌发育强烈的地区，石漠化土地南北分布较均匀、东西差异不大，北起太白镇的太坪，南至蒲场镇的七九，西起宽阔镇的中瑭，东至坪乐乡的大垭等，均有不同等级的石漠化分布。其中，旺草镇的石羊，大路槽乡的长阳和金坪等的石漠化较为典型。喀斯特地区往往形成以石漠化为核心恶性生态循环，主要表现为：生态系统退化～水土流失～自然灾害发生～区域贫困，较为严重的可威胁到人们的生产生活。

五、保护和改善土地生态环境的措施

（1）加强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的综合防治

应实施芙蓉江、清溪河流域水土保持生态环境示范区建设和绥阳县生态修复工程，探索喀斯特地区水土保持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联系，深入研究产业结构调整与生态修复的促进作用，因地制宜采取植树造林、封山育林、退耕还林、坡改梯和小流域综合治理等生物与工程措施，综合防治水土流失和石漠化，增强水土涵养能力。

（2）加强土地利用空间管制，因地制宜改善生态环境

针对不同分区，切实制定差异化的区域政策，因地制宜地改善生态环境，严格执行国家污染物排放和环保标准，严禁改变禁止建设区域生态用地用途，严格控制三废排放和生活排污，强化国家级省级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等自然文化遗产和重要水源地保护，推进城镇公共绿地、绿色通道及城郊绿化工程建设，因地制宜改善生态环境。

（3）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诗歌比赛、公益广告、学校教育等方式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立全社会关注、参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机制，相关部门设立举报箱、举报电话，方便公众对违法占用林地、耕地，破坏土地生态环境等活动进行举报，对此项工作要常抓不懈。

参考文献：

[1]喻廷，但新球，吴协保.石漠化土地综合治理模式探讨[J].中南林业调查规划，2003，22（3）：18―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