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污染防治政策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土壤污染防治政策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范文

关键词：土壤污染；域外借鉴；立法构想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3年10月25日

一、土壤污染概述

农业在我国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粮食生产离不开土地，土地生产粮食又依赖于肥沃的土壤，这是毋庸置疑的。最起码在现在是这样的，毕竟无土栽培技术还不能够大规模的应用于生产实践。因此，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耕地在日渐消失，我们的土壤污染现状形势严峻，仅仅依靠零散的法律规范并不能改变土壤污染的现状。

（一）土壤污染的概念及特征。土壤污染通常指由于人们生产生活而产生的污染物渗入土壤并积累到一定程度，而损害土壤自净能力，引起土壤质量恶化，进而破坏土壤性能的活动。土壤污染是污染物在土壤中长期积累而产生的结果，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具体而言，土壤污染具体以下几个特征：

1、形成的长期性。土壤污染形成的长期性归因于土壤自身的特性。土壤本身具有净化能力，一定量的污染物渗入土壤并不会对土壤的质量等性能造成大的影响，污染物的运动是一个漫长的时间过程。

2、污染的隐藏性。土壤污染是一种渐进的、潜在的形成过程，对于土壤污染的检测往往要依靠对土壤的采样、化验等科学手段。假如一块土地，单凭肉眼都能看出土质的恶化，那么这块土地已经达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

3、污染的难治理性。土壤污染是一个长期污染物积累的过程，对于治理更是一个十分艰巨而漫长的过程。一般的农药等化合物造成的污染，经过几年的时间才可能恢复，但重金属的污染却可能经过几百年的时间仍然存在于土壤中而影响土质。

（二）土壤污染的危害及现状。从土壤污染的特征，我们也能知道，土壤污染是十分严重的环境污染类型，它对于环境的影响不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可以止住的。土壤污染不仅对粮食生产有很大影响，而且对人们身体健康造成的损害更有十分严重的影响。2013年5月出现的“镉大米”事件，就是一记警钟，一些地区人们已经出现了“痛痛病”的病例。土壤污染已经由一个环境问题，上升到民生问题。因此加大对土壤污染的整治刻不容缓，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制定专门的土壤污染防治法，改变立法零散，治理无力的状况。

二、国外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情况

相比来讲，我国的法治进程起步比较晚，为了解决一些现代化过程中的实际问题也需要进行必要的法律借鉴。对于土壤污染的防治立法方面，大体可以了解一下日本和美国的立法情况。

（一）日本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日本开始对土壤污染的重视也是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的。20世纪六十年代，由于重金属镉污染，使日本爆发了“痛痛病”，很多日本国民出现肢体疼痛，无力行走等症状，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事后，日本政府开始着手土壤污染的防治工作，于1970年制定了《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法律》，并根据此法明确将镉、铜、砷3个项目指定为特定有害物质。1999年颁布《Dioxine类物质对策特别措施法》，确立了预防对策和修复对策等一系列措施。

2002年日本制定了《土壤污染对策法》，对调查的地域范围、超标地域的确定，以及治理措施、调查机构、支援体系、报告及检查制度（杂则）、惩罚条款进行了规定，并规定了成为土壤污染调查对象的土地条件及消除污染的土地基准等。该法案运用环境风险应对的观点，对工厂、企业废止和转产及进行城市再开发等产生的土壤污染进行了约束，使土壤污染防治法更加系统、更具有可操作性。

（二）美国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的立法。美国对于土壤污染问题的重视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洛夫运河污染事故”，1977年美国颁布了超级基金法，建立了一套在法律、管理制度以及技术规范方面比较完善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同时，对土壤污染采取“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明确了政府的责任，规定了美国环保局（EPA）根据《超级基金法》实施整治行动时具体程序。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环境反应、补偿和责任法》（即CERCLA），使得土壤污染而产生的纠纷有法可依。CERCLA最大的特点就是确定了“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对于各国立法有很大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日本与美国的立法也正反映了这样的一个立法模式：先有污染事例，再紧急立法治理。别人已经走过的老路，能够指导我们实际的就要积极借鉴，更何况当前我国的土壤污染问题也正是形势严峻之时，个别地区也发生了怪病事例。

三、我国关于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现状

国外许多国家为了治理土壤污染问题，都积极地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形成了系统的、完整的预防、治理和保护体系。而我国的现状却是：缺少土壤污染防治的专门法规，尚未形成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体系和管理机制，我国现行的土壤环境保护标准体系也不完备。仅有的涉及土壤保护的法律法规也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水土保持法》、《基本农田保护条例》及大气、水、固体废弃物污染防治法等等法律法规之中，缺乏系统和可操作性。粗略地了解一下土壤防治法律的规定，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大多是宏观性的或者是浅显的应对对策而已，对于缓解当前我国土壤污染问题形势，解决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安全、民生问题，还是十分困难的。

四、我国土壤污染防治立法构想

国外一些立法模式和具体规则，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种资源，一种能够丰富和完善自己的资源。国家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往往发展中国家也要走，而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就是发展中国家要予以避免重蹈覆辙的老路，因此我国土壤污染防治法就要做到“借鉴+创新”。

（一）域外借鉴

1、划定区域，区别污染地区、污染类型的特点治理。由于不同的污染物造成的区域，采取不同的标准，这同样是毋庸置疑的，如我国盐碱地和红壤地，就需具有不同特点，可能要采用不同方式治理。对于区域的划分，可以借鉴日本做法，根据土壤的应用功能、保护目标等分别划定“农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区域”和“工业用地土壤污染对策区域”。

2、实施土壤污染动态监测评价制度。20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美国开展了土壤环境监测研究。随后日本、英国等国相继展开了土壤环境监测工作，并建立了相关的土壤环境监测系统。我国还没有建立常规性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系统。因此，要加快建立我国土壤生态监测系统，来应对严峻的土壤质量变化形势。

3、建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美国的《超级基金法》就是为了治理土壤污染的信托基金来提供资金支持，而最初资金的来源就是通过向污染企业等相关主体进行征税。我国现实也存在这种对于污染者排放污染物而应支持的对价。对于这种资金，我们不一定非得采取基金方式运作，但国家主导建立一个防治土壤污染的资金支持形式却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自我创新

1、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想治理好土壤污染问题，单单借鉴国外的经验还是不够的，还要与我国的实际相联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把外来的制度本土化。同时，我们应结合土壤污染源普查结果，根据我国土壤污染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对土壤修复技术的研究。

2、划分部门，明确职责。我国当前对于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问题之一就是责任不够明确，往往是“多龙治水”的这样一种状态。因此，在制定土壤污染防治法的时候，要努力建立一整套的土壤污染责任体系。谁的监管区域谁负责监督，谁的污染责任谁负责治理等等明文规定。

3、政策导向，公众参与。在我国商品经济发展加速期，商业的巨大利益诱惑，加上种植业的效益不高，越来越多的农民要脱离土地，从事商业等行业。国家对此采取农户补贴、国家限价收购等政策来支持、引导农民种植粮食等作物，取得一定效果。在土壤污染治理问题上，单单依靠政府一样力量有限，有必要采取政策引导公众参与。此外，土壤污染的发生，除了工业企业外，人们平时的生产、生活对土壤的影响一样很大，故对于宣传科学的生态观，加强人们的环保意识同样意义重大。

主要参考文献：

[1]赵梅.土壤污染防治立法研究[J].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学文献.

第2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范文

受制于权责不明、资金来源不足及盈利模式不清等诸多问题，长期以来，中国的土壤污染治理工作举步维艰。

3月6日，农业部印发关于贯彻落实《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实施意见，要求切实加强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治，逐步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

自2016年5月“土十条”出台至今，中央政府先后颁布《环境保护税法》、《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等多项法规，旨在推动土壤污染治理发展；最新两会工作报告提出，2017年将制定出台《土壤污染防治法》。

有观点认为，伴随环保产业基金的建立以及各项法规的颁布落实，土壤修复市场空间有望进一步得到释放。

万亿蓝海待开发

根据《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中国污染地块分类包括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污染地块、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场地、采油/采矿区和污染耕地等多种类型，大体可划分为城市污染场地、农村污染场地和采油/采矿场地三类。

截至2014年，中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土壤污染物以无机型（重金属污染）为主，有机型（有机污染物）次之，复合型污染比重较小，无机污染物超标点位数占全部超标点位的82.8%。

在所有污染地块中，耕地土壤污染最为严重，点位超标率高达19.4%。数据统计显示，在占全国耕地总面积68%的13.86亿亩耕地样本中，受污染耕地的面积占比约为8%，其中重金属中、重度污染或超标的点位比例占2.5%，覆盖面积3488万亩，轻微、轻度污染或超标的点位比例占5.7%，覆盖面积7899万亩。

根据民生证券测算，目前全国污染地块超过50万块，有待修复的土壤污染面积为3.83亿亩。其中，耕地污染面积约为1.5亿亩，占总耕地面积的8.3%。

2016年5月28日，国务院印发《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下称“土十条”）。根据“土十条”制定的工作目标，到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具体而言，到2020年，中轻度污染耕地实现安全利用面积达到4000万亩，治理和修复面积达到1000万亩，退耕还林、还草面积力争达到2000万亩。

由于土壤类型不同，污染土地的单位治理成本亦由130元/吨至3000元/吨不等，民生证券预计，目前中国耕地土壤污染修复投资需求超过3万亿元，矿区土壤污染和城市土壤污染投资需求分别约为2万亿元和1万亿元，土壤修复总市场空间超过6万亿元。

兴业证券则预计，“十三五”期间，中国耕地土壤修复市场规模约为3960亿元，城市场地修复规模约为7600亿元（不考虑污水灌溉区），油矿区治理规模约为1700亿元，合计1.33万亿元。

目前，国内土壤污染修复成本最低的植物修复法，每亩污染土地平均修复成本约为2万元。假设上述1000万亩均采用成本最低的植物修复法，“十三五”期间，土壤修复的市场规模仍在2000亿元以上。

政策频出 市场空间有望释放

与土壤修复广阔市场空间相悖的是，2015年中国土壤修复合同签约额仅为21.28亿元，较2014年的12.74亿元增长67%，尽管增幅明显，但整体规模仍相对较小。

市场普遍认为，由于法规制定的相对滞后，土壤修复行业一直存在的权责不明、资金来源不足、盈利模式不清晰等问题是导致土壤修复市场空间无法释放的重要原因。

海通证券在研报中指出，环保行业的发展有赖于政策的支持和推动，在中国的环保发展史中，土壤污染问题实际上是和水污染、大气污染一并出现的，但由于一直得不到重视，土壤治理行业的起步和目前的成熟程度远落后于水、大气、固废治理行业。

根据海通证券研报，1984年，《水污染防治法》正式，并于1996年和2008年进行了两次修订；1987年，《大气污染防治法》出台，于1995年、2000年和2015年进行了三次修；1995年，国家颁布了《固废污染物环境防治法》，于2015年进行修订。但截至2015年，土壤污染防治法仍处于制定阶段。

由于缺少具体的法规政策，各责任主体的权责边界亦不清晰，土壤修复的资金来源不足问题始终是制约土壤修复市场空间释放的关键因素。

数据统计显示，2007-2015年，国内总投入达89.78亿元的316个土壤修复项目中，来源于政府财政资金、自筹资金、财政与自筹资金组合的金额分别约为63%、14%和21%。面对土壤修复巨大的投资规模，大部分依靠财政资金无异于杯水车薪。

但需要指出的是，2016年以来，国家先后颁布了诸多政策文件，土壤修复行业整体环境正明显发生改变。

2016年3月，环保部公告，“经中央有关部门批复同意，环保机构编制做部分调整，不再保留污染防治司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设置水、大气、土壤三个环境管理司。”

有分析人士认为，此前土壤防治职责由自然生态保护司兼任，独立成司后，土壤防治成为与水、大气污染防治同样地位的污染治理三大板块之一，行业受重视程度明显提高。

2016年11月，《土壤污染防治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初步确定了土壤污染防治的基本管理制度，包括预防和保护、管控和修复、经济措施、监督检查、法制责任等；同时，意见稿还明确将设立“土壤污染防治基金”，用于详查、风险防控、修复项目等领域。

市场普遍认为，“土壤污染防治基金”有望成为中国版的“超级基金”，对于解决资金来源问题意义重大。

根据相关资料，20世纪后半叶，伴随国内经济的深刻变革，美国经济和工作重心经历了从城市到郊区、由北向南、由东向西的转移。然而，众多企业在搬迁后，留下了包括工业用地、汽车加油站、废弃库房在内的大量“棕色地块”，由于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工业废物污染问题，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形成了严重威胁。

1978年，美国纽约州发生拉夫运河事件，引发公众对“棕地”危害的普遍关注。为解决危险物质泄漏造成污染的土壤修复及其费用负担问题，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环境反应、赔偿和责任认定法案》（CERCLA），该法案因其中的环保超级基金而闻名，因此，通常又被称为《超级基金法案》。

根据《超级基金法案》，超级基金初始金额为16亿美元，其中2.2亿美元资金来自于联邦财政拨款，剩余13.8亿美元资金则来自于对国内生产石油和化学品原料征收的专门税。1986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超级基金修正及再授权法》，提高石油税并新增对50种化学衍生物及年收入200万美元以上企业征收的附加税。此后，超级基金整体规模上升至85亿美元。其中，联邦普通税贡献27.5亿美元，其他来源包括常规拨款、从污染责任者追讨的修复和管理M用、罚款、利息及其他投资收入。

数据统计显示，1981-1995年，超级基金约有67.5%的资金来自于专门税收，政府拨款占17.3%，基金利息和追索资金/罚金占比分别约为9%和6.1%。

参照超级基金的发展路径可以发现，环保税是基金前期资金的主要来源。与之对应，2016年12月，《环境保护税法》经人大审议通过，法案明确“直接向环境排放应税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为纳税人，确定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为应税污染物。

数据显示，2003-2015年，全国累计征收的排污费约为2116亿元，缴纳排污费的企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累计超过500万户。其中，2015年征收额为173亿元。而根据此前的媒体报道，开征后，预计每年环保税征收规模可达500亿元，较2015年增长189.01%。

第3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范文

原因多，修复难

造成土壤污染的原因有诸多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土壤污染综合防治政策研究”课题负责人吴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首先是长期过度施用农药、化肥，以及污水灌溉造成土壤污染，我国每年化肥施用量超过4100万吨，污水灌溉农田面积超过330万公顷。其次，在大中城市及工矿业发达地区，矿石冶炼、燃煤等工业“三废”排放活动是土壤污染的主要原因。再次，南方省份土壤重金属天然含量高，加上耕地土壤日趋酸化导致重金属污染加剧。此外，工业固体废物和城市垃圾向土壤直接倾倒，经过日晒、雨淋、水洗，污染得以辐射状、漏斗状向周围土壤扩散，造成周围土壤甚至地下水的严重污染。铀矿和钍矿开采、核废料处理、燃煤发电厂、磷酸盐矿开采加工等产生的放射性物质，也会对土壤造成污染。

污染土壤修复表现为一个技术问题，但中国环境科学院总工程师李发生在接受采访时多次强调，工程的总体设计需要美学支撑。他指出，场地修复事业中的人文科学，包括人的素质、人文环境，也包括所匹配的政策。“场地修复中的人文问题目前在国内极少被关注。比如修复公司应以承担社会责任的态度去工作，这样许多问题就容易解决了。甚至，我们应该更进一步地去考虑场地修复工作的美学建设、景观恢复问题，采取措施降低能耗等。”他主张美学管理要在第一时间介入场地修复设计，“污染场地到底适合做什么，在一开始就应该统筹规划。国内通常更多地强调使用功能，不会考虑那么深远。事实上，修复是对污染场地的优化过程，要寻求对环境影响最小、视觉效果最好、更加安全的解决方案。”

同时，李发生认为，污染土壤修复产业需要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处理好各方关系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首先是污染企业，其次是政府，然后是参与土壤修复的企业，还有更重要的是老百姓。考虑到很多污染企业是国有企业，在协调利益关系时国家干预也格外重要。”他强调，在协调土地开发商、公众、土壤修复企业、政府关系中，注重顶层制度设计，平衡各方利益，使这项事业健康有序地发展。让和谐的人文之美与先进的修复技术相结合，恢复土壤的生态原貌。

公众参与机制不畅也是导致重金属污染问题难以得到及时有效解决的问题之一，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学院博士生导师程红光认为，信息不对称是治理难的重要原因。因为企业的污染只有企业最清楚，公众并不是特别地了解企业的污染状况，也不具有相关的专业能力和知识水平。他告诉记者，要解决重金属污染问题，关键在于要以人体健康为指挥棒，转变环保相关工作的工作方式和重点，需要规划、产业、环保、水利和卫生等部门齐抓共管，控制重金属污染的暴露渠道。他建议，从提高重金属污染监测的能力、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完善权力分配体制等多个方面完善重金属污染防治体系。

修复产业，迎来初生但空间巨大

第4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范文

困局待解

土壤污染治理乏术

“目前中国土壤污染防治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部分地区土壤污染严重，土壤污染类型多样，呈现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在土壤污染的治理上确实存在困局。”北京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彭应登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目前我国极度缺失支撑土壤污染治理的基础性工作，土壤污染治理陷入困局不足为奇。

目前土壤污染的困局，首要体现为在其治理愈加紧迫的情况下，却一直“治理乏术”。同其他环境污染一样，土壤污染同样陷入了一种“越污染，越治理；越治理，越污染”的恶性循环。

“我觉得，不是‘越污染，越治理；越治理，越污染’，而是环境污染具有的长期性、潜伏性、累积性和传递性。一些污染至少会有20年以上的潜伏期，过去积累的污染经过长期的潜伏和积累，几十年后会爆发，我国当前的营养盐富营养化污染就是这样的例子。”中国土壤学专家、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潘根兴接受笔者采访时认为，现在很多污染治理，还没有切断污染源，就污染事件处理污染，表面的治理治标不治本，这是许多污染得不到解决的根源。

彭应登认为，造成土壤污染治理困局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缺乏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立法。由于缺乏土壤环境保护法，企业对土壤污染没有修复和赔偿的义务约束，所以很难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其二是只看到了农业污染土壤的问题，而工业活动引起的土壤污染问题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其实，工业活动是加重土壤复合型污染的主因。其三是缺乏土壤污染控制标准与土壤修复标准。

“当前的紧迫性是防止新的污染和控制已存在污染的集中爆发。”潘根兴说，流域性污染和传递性污染难于治理是当前环境治理的困局。南方多金属矿区开采引出的重金属污染，通过酸性废水的流失和河流的传输，形成对流域水系和土壤的扩散，造成大面积珠江、长江和赣江流域稻田的污染。

“另外一个困局是，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制定的环境质量标准太宽松，拿这个标准说事，往往掩盖了污染，例如铅的土壤质量标准居然在250mg/kg以上。因而会有土壤污染未超标，但出现食品安全和人的健康安全问题。”潘根兴说。

广大的农村地区正在成为土壤污染的重灾区。笔者在重庆、黑龙江、四川等地调研发现，由于城镇化发展速度快，不少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没有配备完善的垃圾处理体系，大量未处理垃圾被倾倒在周边农村，破坏了农村环境，甚至侵占农田、湖泊河道，引起农民不满。

科学发展

不应盲目追求GDP

“环境问题在我国正处于大规模扩散中。因此，如果只强调发展，不考虑环境的风险，这是对资源和环境的掠夺。科学发展，应先有规划，后有发展。不能盲目追求GDP。”潘根兴说。

潘根兴认为，环境保护在发达国家是任何发展项目所必须考虑的背景问题。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国家经济发展有很多规划，有规定的发展指标，各种改革和政策措施十分强劲，因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但对环境污染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划，特别是产业发展缺乏对当地环境可能影响的多效应和长期效应的评估。

例如，当前正处于产业带向中西部转移阶段，一些中西部省份正在快速崛起，但很少有对当地环境容量和环保的规划，一些村镇正在无选择地承接东部转移的产业，一些高污染产业正在由东部向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土壤质量差，环境容量其实比大部分东部地区低，这是十分危险的。

笔者获悉，造成生态和环境破坏的原因虽然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污染源头是企业。有数据表明，我国工业企业污染约占总污染的70%，其中工业企业污染中的50%是因企业管理不善造成的。

江苏省小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江苏省省委党校教授冯治认为，有关企业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忽视了对周围环境和群众健康的保护，暴露出企业环境意识薄弱和地方政府责任缺失。从中石油松花江污染，到云南曲靖铬渣污染，再到紫金矿业汀江污染，都反映出自律不足、监管乏力、管理缺失的问题。

冯治指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当人们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食用的粮食、蔬菜和肉类都遭到严重污染时，这种发展就背离了初衷，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需反思产业发展模式，真正落实转变发展方式的战略，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针对当前土壤污染存在的问题，专家指出，要真正把科学发展落在实处，建立有效的环境监管机制，完善土壤保护与修复的相关法律，优化产业和生态布局，走一条科学、合理、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土地污染治理的模式有很多，有些是可以实际操作的，但实行起来为什么很难？”潘根兴认为，污染面积大多是评估出来的，实际的调查却有难度，一些地方不愿意被调查，土壤、水系和农产品的环境质量调查都如此。有很多地方甚至不愿意科研单位去研究污染环境治理，认为污染信息被释放，不利于引资和发展。

彭应登建议，我国的土壤污染涉及范围广，治理难度大，需要改变“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发展模式，克服片面追求GDP的冲动，贯彻预防为主原则，制定严格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技术规范，加强行政引导与管理，强调政府在制订发展规划、利用土地资源时应充分考虑对环境的影响，注意对土壤资源环境的保护，维护土壤自身的自净和修复能力。

政府主导

提升环境文明观

彭应登说，土壤污染由于其隐蔽性、长期性和不可逆性等特点，一旦发生污染，必然会对当代人及后代人产生严重的影响，不利于土壤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了避免这一后果，政府应当承担起防治污染保护土壤环境的责任。

“现阶段只有政府牵头，并按公益性质进行部分财政投入，才能启动土壤污染治理的大任，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和监管型政府的双重价值。”彭应登认为，由于土壤污染的复杂性、长期性、污染主体的多元性等，如果一味采用“谁污染谁治理”原则，可能导致土壤污染治理的困局始终无法突破。

潘根兴也表示，谁污染谁治理，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实际上给企业误导，认为可以先发展，后治理，但发展的实惠被企业拿走，而污染的代价由被污染者承担了。“一些企业带走了发展的利益，留下了污染的包袱，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环境规划和方案，规避和控制在先，追责治理在后。”

“土壤污染普查是制定污染防治规划的基础性工作，只有先做好土壤污染摸底排查，才能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才能发挥资金应有的绩效。”彭应登说。

据报道，2006年到2010年，环保部费时五年耗资10亿元进行了首次全国土壤污染状况大规模调查。但对于此次调查的结果，环保部至今未对外公布。

笔者采访一些地方农业和环保部门时也获悉，多数被污染地区“家底”不清，虽然国家和一些省份进行过相关调查，但具体污染状况目前仍无法确定，亟待完善相关法律细则。

彭应登建议，为了提高防治措施的有效性，首先要加强对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技术的科研力度，对不同污染程度的地区分别实施不同的治理和修复措施；其次是政府要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进行污染控制与治理；同时，通过支持生态农业建设与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大对重点区域农业面源污染的防治力度。

潘根兴强调，在研究层面，环境研究一度追求高科技，但大规模可以推广的技术仍不多。相反，一些常规但实用的技术，例如土壤化学和物理改良技术、钝化技术等却很有效果。例如，化工企业搬迁后留下污染地，污染物剥离转移仍是异地污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对污染土壤进行物理封存和化学固定，可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社会也应有相应的环境文明观，这在我国是十分薄弱的。公民的环境意识差，认为环境是公共资源，多消费环境资源就是占有了较多的公共资源。我们需要全社会合理消费自然资源，合理保护环境，自觉维护，而不是占有。”潘根兴说。

第5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范文

《方案》以2018年、2020年、2030年、本世纪中叶四个阶段提出工作目标。到2020年，土壤污染加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全省土壤环境综合监管能力显著提升，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有效控制，土壤污染防治先行区建设取得明显成效。

到2030年，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稳中向好，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土壤环境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土壤环境风险得到全面管控。到本世纪中叶，土壤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性循环。

《方案》共提出10条任务、38款具体措施，每项工作都明确了牵头和参与部门，便于贯彻落实。

《方案》要求全面落实土壤污染防治属地责任。县级以上政府对本行政区域的土壤环境质量负责，并要于2017年6月底前分别制定并公布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确定重点任务和工作目标，工作方案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作为参与《方案》编制的主要专家，广东省环境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肖荣波博士对该《方案》亮点进行了解读。

明确目标：2020年污染土地安全利用率90%

记者对比发现，与国家“土十条”明确了3个阶段的目标相比，广东《方案》增加了2018年的工作目标――到2018年底，全省土壤环境监管体系基本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投入运行，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进一步查清，建设用地分用途风险管控制度全面实施。

对此，肖荣波表示，广东增加了2018年的短期目标，是因为广东前期在大力实施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积极开展部分地区土壤污染调查、污染土壤治理修复试点示范等方面已开展一系列工作，并取得初步成效。为了更好的延续现有“治土”工作，当前主要着力于补短板和强化土壤污染防治的基础能力建设，以便于《方案》对各地近期工作进行指导和落实。

《方案》还对2020年、2030年的目耸迪置魅妨司咛逯副辍5202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0%以上，韶关市提前一年完成。到2030年，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95%以上。

肖荣波解释，国家也把安全利用率作为土壤污染防治的一个核心指标。土壤污染治理是长期的过程，该指标强调的是污染土壤采取治理措施后，风险得到防控并能安全利用。例如轻度、中度污染耕地可以通过农艺调控、替代种植得以重新安全利用。根据环保部数据，全国耕地土壤点位超标率为19.4%，广东这个比例会更高一些。所以根据实际，把全省2020和2030年的阶段目标分别定在90%和95%。接下来国家和省里会就土壤的安全利用出台一系列技术要求，以具体指导各地的土壤污染治理。

打好基础：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状况

“治土”先要摸清现状，才能有的放矢。对此《方案》把开展“土壤环境详查，查清土壤环境质量状况”放在第一条，并要求建立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2018年底前，完成全省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建设。2020年底前，实现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所有县（市、区）全覆盖。

“此前农业、环保等部门也对我国土壤污染状况做过调查，但存在密度偏低、技术指标不统一等问题。”肖荣波说，《方案》对此提出了更详细的要求，2018年底前，查明农用地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对农产品质量的影响，构建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基础数据库。2019年底前，韶关及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完成重点行业在产企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调查，掌握土壤污染面积、分布及其环境风险情况，其他地区于2020年底前完成。

建立农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和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状况定期调查制度，每10年开展一次。

突出重点：有色金属矿采选等12大行业作为监管重点

“由于不同地区的土壤、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千差万别，这就要求地方‘土十条’的编制要因地制宜，体现区域特色。”肖荣波表示。

例如在土壤污染重点监管行业方面，《方案》结合广东实际，确定了以有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制革、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的12大行业重点监管行业。

与国家“土十条”提出的八个重点监管行业相比，广东的《方案》少了石油开采，根据地方产业及其污染特点，增加了医药制造、铅酸蓄电池制造、废旧电子拆解、危险废物处理处置和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使用等。《方案》对这些重点监管行业从土壤环境调查、环境影响评价、建设用地准入管理、污染防治、加大执法力度等方面都做出了严格要求。

在区域目标和任务设定上，也体现了区域差异化要求，如《方案》针对韶关市涉重金属行业集中、土壤污染突出的问题，提出了在韶关仁化、曲江等矿产资源开发集中区域实行重点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建设土壤修复技术研发评估与工程示范基地，通过省市共建先行区创新土壤污染防治机制；针对珠三角地区工业发达、污染地块密集等特点，提出了珠三角各地级以上市制定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规划，部分城市开展污染地块环境监管试点、率先实施重点行业企业和公用设施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制度。

联合监管：土壤环境要求纳入城市规划与供地管理

近年来，城市楼盘用地的土壤环境状况亦屡屡引起舆论关注。在建设用地责任监管上，《方案》着重将国土资源、城乡规划和环境保护部门的监管责任落实上，进一步明晰细化，着重污染地块再开发全过程环境监管。

“《方案》要求，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肖荣波指出，国土资源部门要合理规划土地用途，结合土壤环境质量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购、转让和改变用途等环节的监督管理，严格建设用地审批。

城乡规划部门要合理规划、科学论证功能布局和用地性质，加强城乡规划的实施、审批管理和污染地块再开发利用建设项目的施工审批管理。

环境保护部门要加强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和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活动的环境监管。

同时，要建立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部门间的信息沟通机制，实行联动监管。

《方案》提出污染土壤的全过程环境监管要求，实行“三备案，一公开”的土壤环境监管制度，即规定污染地块进入用地程序前需要开展土壤环境调查评估、编制治理与修复实施方案、进行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三个环节，相关报告或结果报环境保护、国土资源、城乡规划等部T备案，其中治理与修复效果评估结果要向社会公开。

先行试点：多元试点打造“治土”广东样板

“广东将通过多元化试点示范，打造土壤污染防治广东样板。”肖荣波指出。按照国家要求，韶关市要建设土壤污染综合防治先行区。对此《方案》针对先行区方案编制、涉重金属环境整治以及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重点在土壤污染源头预防、风险管控、治理与修复、监管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探索，逐步改善先行区土壤环境质量。同时，将启动建设粤北韶关土壤环境污染示范基地，开展修复技术研发、评估验证与工程示范，摸索形成成熟的修复技术体系和科学合理的治理推广模式，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土壤修复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第6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范文

摘要为推动解决当前污染场地环境监管难点问题，2014年环保部组织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根据试点目的、工作基础、典型代表性以及资金支持等情况，确定湖南省、重庆市和江苏省的常州市、靖江市为试点地区。本文在对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地区调研的基础上，对试点工作进展及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区管理实践进行阐述，所总结的污染场地监管工作经验，可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顶层设计工作提供实践支撑，对金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体系构建和其他地区的监管具有有益参考作用。

关键词 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实践；环境风险；土壤污染防治；修复治理

相对于大气、水的污染防治而言，场地污染防治目前正处于起步阶段，面临法规标准缺乏、责任义务不明、资金筹措不畅、技术支撑薄弱、认识能力不足等诸多困境。对于新兴领域而言，管理上的问题尤显急迫。而我国污染场地数量多、潜在环境风险高，管理形势又十分严峻。为推动解决当前污染场地环境监管难点问题，2014年8月环保部启动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旨在通过在试点区域有组织、有指导地开展探索创新工作，以形成一些行之有效的制度供全国借鉴参考，同时发挥试点引领示范作用，系统地促进全国场地污染防治工作。

环境保护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管理技术中心对试点地区和开展污染场地监管较好的地区进行了系统调查研究。当前，在“土十条”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编制的关键期，及时整理总结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的成效及北京、上海、浙江等非试点地区的管理实践经验，可为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顶层设计提供实践支撑，对全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体系构建和其他地区的监管具有有益参考作用。

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实践内容及目标

为落实《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通知》（环发[2012]140号），指导地方加强对污染场地土地流转、再开发利用及竣工验收等关键环节的环境监管，推动解决监管难点问题，2014年8月环保部了《关于开展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的通知》（环函[2014] 182号），根据试点目的、工作基础、典型代表性以及资金支持等情况，考虑省、直辖市和地、县级市不同的管理特点，确定湖南省、重庆市和江苏省的常州市、靖江市为试点地区，开展为期三年的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

试点工作总体目标是通过试点，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增强科技支撑能力，拓宽资金投入渠道，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夯实工作基础，提升管理水平，切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突出的污染场地环境问题。任务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要建立规范的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全过程管理模式，理顺相关体制机制，出台管理制度和政策措施。二是制定有利于污染场地环境监管的金融、税费、价格等经济政策。利用债券发行、贷款、合同环境服务、土地利用置换政策等手段，探索多元化资金筹集模式。加大省市财政配套，有效推进政策出台。三是完成环保部门全过程监管的修复示范工程，包括实施行业准入制度，规范相关调查、评估、修复企业行为等。

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进展污染场地排查工作稳步推进

重庆市开展了主城区搬迁场地的调查评估，摸清了主城九区污染场地现状。湖南省对城区或城郊涉重污染行业工业企业、偏远地区涉重污染行业且运行年限5年以上的工业企业及园区、涉重废弃场地（历史遗留生产区、在用或废弃堆渣场）和面积大于l平方千米（1500亩）采矿区共四类场地进行了排查。常州市从2009年起逐年开展关停重污染企业的场地调查评估并建成常州市土壤污染防治环境管理信息系统，实现了与国土、规划等部门的信息共享。靖江市对化工、电镀、涉铅等行业已关停并转、破产、搬迁和即将搬迁的企业进行了全面排查，基本摸清了本市工业企业场地污染概况。

污染场地监管制度逐步建立

在政府层面，重庆市将土壤污染防治纳入了《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市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强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通知》，对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的对象范围、基本要求、责任主体、监管措施和部门职责等进行了明确；靖江市政府出台了《关于对拟挂牌土地拍卖前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所有土地在挂牌上市前必须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和评估，重污染场地必须实施场地修复后方可挂牌上市开发利用。在多部门联合上，常州市环保局会同规划局、发改、国土局联合印发了《市区经营性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阶段环境影响预评价工作办法》，明确了污染场地重新开发编制控规时，必须进行环境调查。常州市环保局联合国土局、规划局印发了《污染场地土壤修复环境管理暂行办法》，规范了对污染场地环境影响预评价、调查与评估、治理与修复，以及监督管理等方面的工作，明确了部门职责和各当事人及法人主体的责任。在环保部门管理上，常州市环保局印发了《常州市污染场地环境管理工作流程》和《常州市关于加强企业搬迁过程中污染场地开发利用环境监管的通知》，明确了管理范围、工作流程、备案材料及其文件格式等内容，规范了全过程管理。

地方技术标准陆续出台

重庆市了《污染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试行）》，即将印发《污染场地环境风险筛选值》《场地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及竣工验收技术导则》《污染场地治理修复环境监理技术导则》4项地方性标准。常州市了《常州市污染场地调查和评估技术指南》，正在编制《常州市农田土壤调查技术指南》。靖江市编制了《电镀工业遗留场地环境调查操作指南》，湖南省正在起草《湖南省重金属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标准》。

修复示范工程持续开展

重庆市以綦江赶水农资仓库杀虫剂存放点和永川化工片区为对象，开展场地治理修复示范，以运行中的长寿工业园区为对象，建设示范园区土壤污染预防预警体系。常州市以“三江口地块”为对象，采用“异位一资源化利用十局部区域隔离”的修复方案开展全过程监管的修复示范工程。靖江市选取典型重金属场地进行详细调查示范，选取电镀行业场地进行普查示范，选取有十多家电镀企业的西来电镀中心进行区域示范，选取4家零散分布的电镀企业和铅盐企业场地进行企业示范，开展治理修复示范。湖南省选取湘潭竹埠港化工园区关停、拆除和治理工程为环保部门全过程监管的修复示范工程。

治理修复资金筹措方式多样

重庆修复资金主要依靠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和创新市场化投入机制来筹措，市政府专门成立重庆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设立了10亿元的环保产业股权投资基金，采取PPP等模式参与污染场地整治等环保污染治理，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常州市拟出台《常州市污染场地修复治理融资管理指导意见》。靖江市成立了国资独资的靖江市生态建设有限公司，对全市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和场地污染修复工程实施统一管理，对用于生态环保建设的财政资金进行全程监督管理，探索污染场地管理的金融机制。湖南起草了《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污染场地修复投融资的指导意见（建议稿）》，开展了重金属污染治理专项债券和PPP融资模式用于场地修复的探索工作。

典型地区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实践

由于搬迁工业场地再开发的大量实施，从2004年宋家庄地铁施工工人晕倒事件后，污染场地的环境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各地针对辖区内面临的污染场地环境管理问题，先行先试，因地制宜，摸索出许多行之有效的污染场地地方管理实践，为全国的污染场地监管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本文选取北京市、上海市、浙江省为典型地区。

北京市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实践经验

北京市环保局与市土地、规划主管部门达成共识，初步建立联合监管工作机制，实行工业场地再开发利用前的评价制度，没有开展场地环境评价或治理修复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不能批准开展下一步工程开发。北京市实行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复技术方案、施工方案及验收备案，对治理修复过程制定了多项监管制度和污染防治举措，包括：定期检查制、工程进展周报制、污染土壤转移联单制度、治理现场视频监控、第三方监理制度等一系列监管制度。通过这些制度的实施，保证了治理修复过程不造成二次污染，确保了治理修复效果。北京市先后了4项地方标准，还有10项技术规范或导则正在编制中，初步建立了适宜北京市污染场地开发利用特点的地方标准体系。

上海市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实践经验

上海市环保局会同市规土局、市经信委、市建管委印发了《关于保障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再开发利用环境安全的管理办法》（沪环保防[2014]188号），构建工业及市政项目场地再开发利用为敏感性建设用地的土壤环境监管机制，督促场地责任方在土地出让或划拨前对土壤污染进行治理修复。在国家相关标准规范的基础上，上海市环保局结合上海实际，制定并试行了6项地方技术规范，2项地方标准规范正在制定中，初步构建全过程环境监管的标准规范体系。上海市环保局印发了《上海市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环境保护领域专家评审工作管理办法》《上海市工业企业及市政场地再开发利用场地环境调查评估、治理修复单位考核评估管理办法》．规范专家评审行为及第三方机构从事污染场地调查评估、修复、监理、验收监测的行为。

浙江省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实践经验

浙江省建立了省、市两级职能部门土壤污染防治联席会议制度，形成了环保、国土和农业等职能部门齐抓共管的合力。2013年，省环保厅、国土资源厅、农业厅、经信委、住建厅和财政厅6部门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工业企业污染场地开发利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浙环发[2013] 28号）（以下简称《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各部门的分工职责。在省环保厅系统内部，明确了由省固管中心牵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污防、建设、法规、生态、监信、总队、固管等多部门参与。浙江省环保厅出台了《浙江省工业企业关停搬迁及原址场地开发开发利用污染防治监管工作方案》，按照“控制为主、预防优先、底数清晰、责任到位”的要求，推动关停搬迁及原址污染场地有序开发利用，明确污染场地风险评估与治理修复的执行范围与程序，明确了责任主体与三级环保部门的监管责任。这些制度和措施，在杭州、台州等地市都得到了良好落实。推进我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的建议

继续深化试点地区污染场地环境监管

结合试点工作进展及典型先进地区管理实践，针对在试点工作及实际污染场地监管工作中面临的问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是强化试点工作制度建设。试点地区应高度重视，围绕污染场地管理，加强污染场地多部门联合监管机制和治理修复资金筹集的经济金融手段探索，从制度设计上保障搬迁和修复后的监管，提出闲置场地风险管控要求，规范示范工程监管，并“边做边说”，及时总结试点经验并争取早出成果，为“土十条”和“土壤污染防治法”的编制做好实践支撑。

二是加强科技支撑，避免过度修复及修复不到位。试点地区应在污染场地环境监管试点工作进程中，加大科技投入。结合试点地区示范工程，边试点边总结，建立涵盖搬迁环节污染防治、场地风险管控、治理修复技术筛选、验证评估、修复过程二次污染控制和修复后长期监测等全过程的场地环境管理技术规范体系，开展场地修复长期效果评估及经济有效性研究，防止修复不到位或过度修复两种现象发生。加强试点工作中事故防范意识，杜绝污染场地风险事故发生。

三是搭建交流平台，加强对试点地区的工作指导。搭建全国污染场地监管与技术交流平台，借鉴北京、上海、浙江等先进地区行之有效的经验，进一步加强专家队伍对各区域试点工作指导。结合试点工作进展，及时整理总结工作中的问题及经验，注重试点区域污染场地环境管理工作成效的制度转化，加强宣传推广，供全国借鉴参考，充分发挥试点工作的示范带动作用。并加强对管理人员及从业人员的培训，提升行业能力建设。

加快推进全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

做好土壤污染防治领域的顶层设计，为落实“土十条”和“土壤污染防治法”各项制度措施奠定基础，加快推进全国污染场地环境监管工作，应从以下方面着手。

尽快开展场地排查，确定优先管控对象。掌握污染场地分布、数量、污染及环境风险状况是科学有序开展场地环境管理工作的重要前提。全国应针对在产及拟搬迁企业场地和已关停、搬迁、破产企业场地，尽快分类、分步开展场地环境污染状况排查，形成潜在污染场地清单，构建污染场地动态管理信息系统，评估确定污染场地优先管控名录，集中资源对环境风险较大的场地优先采取管控措施。

明晰污染场地分类分级管理模式。按照场地使用状态，对在产、闲置和再开发场地实施不同的分类管理措施。即在产场地侧重于污染预防，闲置场地侧重于风险管控，再开发场地侧重于治理修复效果保障及二次污染防治。按照环境风险高低，构建污染场地分级管理体系，确定分级管理要点。对于尚存在的具体执行层面问题，需进一步明确管理层级、管理流程、监管环节及监管手段。充分吸纳地方实践经验，将污染场地异位处理土壤转移联单、场地修复领域评审专家管理及从业机构管理等行之有效的做法以制度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

落实部门责任，建立联合监管机制。已有的污染场地管理实践表明，保障污染场地再开发的环境安全必须要多部门齐抓共管，建立联动机制。通过法律法规、政府发文或者多部门联合发文等形式，理顺污染场地调查评估、治理修复、场地收储和场地流转的前后关系，明晰污染场地搬迁、修复、收储、流转、再开发等过程中环境、规划、国土、工信等政府部门的管理责任，加强统筹协调，有效保证“净地开发”。

第7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范文

关键词：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立法体系；法律制度；启示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我国土壤污染事件，如湖南郴州土壤砷污染事件、湖南大米镉含量超标事件等频繁发生[1]，直接威胁着我国农产品品质与食品安全以及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稳定。因此，土壤环境保护工作已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重要工作之一。为应对当前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下降，土壤污染对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构成的威胁，以及土壤环境保护形势严峻等问题，国家加强了综合预防与治理重金属污染土壤的工作。2011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复了我国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2]。根据该规划的要求，到2015年，全国重点区域铅、汞、铬、镉和类金属砷等重金属污染物的排放量比2007年削减15%。在土壤环境保护法规体系建设方面，2011年12月15日国务院在《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指出，完善环境保护工作的政策措施之一是加强法规体系建设，即“研究拟订污染物总量控制、饮用水水源保护、土壤环境保护等法律法规”[3]；2013年1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2013〉7号）中将“研究起草土壤环境保护专门法规，制定农用地和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土壤环境保护，新增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被污染地块环境监管等管理办法”等作为相关工作的保障措施之一[4]。因此，在这种时代背景之下，进一步深入开展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研究工作已迫在眉睫。

与此相对，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其中，作为采取独立立法模式代表性国家的德国，已构建了以欧盟相关土壤保护指令和政策为指导，以《联邦土壤保护法》为核心，以《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联邦污染控制法》、《肥料法》和《土壤评价法》等联邦法律为配套，以地方各州土壤保护法为补充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此外，从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实质内容来看，德国在注重土壤自然功能保全，农业用地土壤肥力的保持和恢复，以及水土流失面积的控制等的同时，也加强构建了污染场地修复、可疑场地的调查、监测和控制等法律制度，为我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提供了宝贵的立法经验。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为中心，对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进行系统研究，总结德国土壤保护立法的成功经验，为我国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提供借鉴。

二、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的立法体系

围绕欧盟法规指令、德国联邦立法、州立法，以及国家环境政策和经济刺激计划等，德国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学者盖伊等人在2009年的一项关于可持续农业和水土保持的项目研究中指出，德国当时有43项关于土壤保护的法律和政策。尽管德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但与其他欧盟国家相比，该数量仍属相当多之列[5]。具体而言，德国有关对土壤保护问题进行规制的法律文件主要包括《联邦土壤保护法》、《土壤评价法》、《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等。此外，作为欧盟硝酸盐指令（EU-Nitrates Directive COM 1991）在国家立法层面的体现①，德国于1996年1月26日制定了《肥料法》来规范农业生产中肥料的正确施用，土壤附加物质，栽培基质，以及根据良好农业规范原则（GAP）的植物救护，尽可能地提高肥料养分利用率和最大限度地避免因养分流失而造成的环境污染[6]。作为德国土壤保护领域较为普遍适用的激励机制政策，德国实施了“农业环境计划（AES）”[7]。

从总体上而言，德国已逐渐形成以欧盟相关土壤保护指令和政策为指导，以《联邦土壤保护法》为核心，以《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肥料法》、《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联邦污染控制法》和《土壤评价法》等联邦法律为配套，以地方各州土壤保护法为补充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

（一）欧盟法规和指令

欧共体于1972年颁布的《欧洲土壤》首次将土壤列为需要重点保护的环境要素。自欧盟成立以来，土壤环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目前仅有九个欧盟成员国颁布了针对土壤保护（特别是土壤污染）的专门立法。有多项欧盟政策（如有关水、废弃物、化学品、工业污染预防、自然保护、农药、农业等政策）对土壤保护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制定此类政策的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土壤保护，不能确保欧洲所有土壤得到相当程度的有效保护[8]。为了加强对欧洲土壤的保护，应对日益严重的土壤污染及退化问题，欧盟委员会于2006年9月22日通过了《土壤主题战略》，2007年11月由欧洲议会正式通过了《土壤框架指令建议书》。2012年2月13日欧盟委员会通过了《土壤主题战略的实施报告》，较为详细地汇报了该土壤主题战略从2006年通过以来的实施情况和目前正在进行的活动。该报告指出，2004年全欧盟27个成员国投入资金约52亿欧元，用于对土壤进行修复治理，其中德国占比重达21.6%，为所有成员国最高；而欧盟预计于2007-2013年间投入31亿欧元作为工业场地和污染土地的修复费用，匈牙利、捷克和德国是获得配额最多的国家，分别为4.75亿、3.71亿和3.32亿欧元[9]。

在农业土壤保护方面，于2005年9月的《欧盟农村发展条例》鼓励成员国采取特定行动保护土壤②。根据《欧盟农村发展条例》的规定，欧盟成员国可依照农业环境计划为支持农业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各类措施提供资金投入；各成员国可自由选择农业环境计划的适用层级。德国根据《欧盟农村发展条例》的规定，制定农业环境计划，将该计划作为全国农村发展计划的一部分，并允许各州根据自身需要选择和指定具体措施[10]。

另外，依据欧盟2003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要求，德国于2004年颁布了《直接支付义务法案》。该法案包括环境、食品安全和动物福利标准等内容。具体而言，在土壤保护方面，要求保持“良好农业和生态环境”（GAEC），如果农民违反相关规定，则会减少其农场补贴，甚至须支付罚款。此外，根据《直接支付义务法案》第2条规定，为减少水土流失，在每年农地收获后一定时期内，禁止40%的可耕地耕种；为保持土壤的有机质，须通过至少三种作物的轮耕轮作并进行年度土壤测试[11]。另外，该法在2011年修正案中强调了对土壤中有机物质的保存和土壤结构的保护[12]。

（二）全国性土壤保护立法

1.《联邦土壤保护法》。

《联邦土壤保护法》是一部旨在规范垃圾填埋场、工业场地等土壤污染问题的国家级正式法律规范，是德国唯一的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单独立法。作为德国土壤环境保护领域的基本法，该法主要包括总则，原则与义务，关于污染场地的补充规定，农业土地利用和最终条款等5部分共26条。其中，第一部分是总则，主要就该法的立法目的、定义、适用范围进行了规定。

第二部分是原则和义务，主要就预防原则，当事人修复被污染土地的义务，土壤物质参数值，风险评估和调查命令等进行了规定。根据预防原则，财产所有人、场地占有人和可能致土壤特性改变的行为人应当对其使用场地的行为或造成影响的行为负有防止土壤有害转变发生的风险预防义务。关于污染场地的识别及修复参数，该法第8条规定了启动参数值、行动参数值、预防参数值等三类，并明确规定在联邦政府组织有关当事人听证之后，经联邦参议院同意，应当就此颁布法定条例，明确各参数值③。

第三部分是有关污染场地的补充规定。本部分就污染场地的识别，补救的调查和规划，有关部门的监管及企业自我监控等内容进行了规定。具体而言，该法第11条规定“州法律可以关于污染场地和可疑污染场地识别的规定”并将权利下放至各州。第13条规定主管部门可以要求第4条的修复义务方进行必要的调查，并提交包括风险评估和补救调查的概要，预补救土地当前使用情况和未来使用计划、对补救对象及相关必要的净化措施，安全防范措施，保护限制措施，自我监控措施，相关措施的实施计划日程表等内容的修复计划。此外，主管部门也可以要求第18条规定的专家作出修复调查和补救计划。在计划未制定，未在规定期限内制定，以及制定的计划不符合要求等特定情况下，主管部门应当增补补救计划。

第四部分是农业土地利用的规定。该部分仅设第17条明确规定良好农业规范，即要求州法律规定的农业主管机构应当传达良好农业规范的有关适合场地方式利用土壤、保全或改良土壤结构、考虑土壤类型和土壤湿度、保存土壤自然结构要素、避免水土流失、轮耕轮作以保全土壤生物活性等理念原则，并详细阐明良好农业规范的表现。

第五部分是最终条款，明确了本法前文所提到专家调查主体、听证、州法律制定的授权等内容，以及欧共体决议的遵从，国防的特殊规定，费用的承担，价值补偿和有关罚款的规定④。

2.《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

根据《联邦土壤保护法》第6、8、13条的规定，联邦政府于1999年7月17日颁布了《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该条例共14条，主要就可疑场地的调查和评估，土壤不利转变和污染场地的补救，水土流失引起土壤不利转变的预防，土壤不利转变形成的风险预防等内容进行了规定。 此外，立法者还制定了四项规定具体事项的实体性附件，以执行该条例内容。附件1规定了有关污染场地、可疑场地、土壤退化的调查过程中取样、分析方法和质量保证的内容；附件2详细规定了行动参数值、启动参数值、预防参数值，以及允许的附加污染额度；附件3规定了补救调查和补救计划的具体要求；附件4规定了在调查和评估因水土流失引起的土壤不利变化时的相关要求，运用水土流失预测模型，做好水土流失易发区的土壤保护预防工作[13]。

3.《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

于1994年9月27日颁布的德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1996年10月7日生效，其后多次补充修订），是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总纲领，它把资源闭路循环的思想推广到生产部门，规定废弃物处置的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循环利用―无害化处置的优先顺序。其中，该法涉及土壤环境保护的条文有第8条、第10条、第36条。即第8条是有关要求农用地土壤利用中物质循环及废弃物管理的规定；第10条关于 “废弃物处理应当不使公共利益受到损害，表现为不使水体和土壤受到有害影响……”的规定，体现了废弃物处理的基本原则；第36条关于“当有合理理由怀疑某垃圾填埋场会引起土壤有害转变，或对其他个人或公众带来危险时，则应当按照《联邦土壤保护法》相关条款的规定对其进行污染土壤的识别、检查、评估和修复”的规定，是对联邦土壤保护法的具体落实⑤。

4.《土壤评价法》。

于2007年12月20日由德国联邦议院通过的《土壤评价法》（2008年1月1日正式生效）的主要立法目的是，从税收的角度创立一个对农业土地进行评价的统一基础，建立一个土壤信息系统，以发挥保护土壤的作用。该法共分为总则、土地评价的特殊规定、程序性条款、评价委员会和最终条款等5个部分共20个条文。2012年2月23日颁布的《土壤评价实施条例》对该法进行了具体细化和补充⑥。

5.其他涉及土壤保护的规定。

在德国其他单行法中，也大量包含了对土壤保护的相关规定，对德国土壤保护专门立法规定进行补充。如：德国于1977年颁布的《肥料法》规定其立法目的之一为保持和改善土壤肥力，特别是土壤腐殖质的保护；2009年1月9日联邦议院通过了新《肥料法》，继续强调保持土壤肥力的立法目的，同时对土壤环境进行保护和保全的条款几乎贯穿全法，如第1条立法目的，第2（1）（6）（8）条对肥料、土壤调理剂、生长媒质等相关术语的规定，第3条适用范围，第5条市场流通，第10条科学咨询委员会等条款，都对土壤环境保护进行了规定⑦； 2009年德国《联邦自然保护法》（2009年8月6日颁布，2010年3月1日生效，）第1条第3款规定，为了维护自然生态长久平衡……土壤应当在生态平衡条件下以实现其自身功能保全的方式加以保护……[14]此外，德国其他涉及到土壤保护的全国性法律主要还有：1998年1月1日生效的《空间规划法》第二条关于空间规划的基本原则的规定⑧、《垃圾处理法》、《联邦大气污染防治法》、《联邦森林法》、《联邦自然保护法》、《肥料法》、《化学品法》等⑨。

（三）州和地区土壤保护立法

为贯彻落实《联邦土壤保护法》并对该法的内容进行进一步丰富和补充，德国各州分别制定了地区性土壤保护法，主要包括《下萨克森土壤保护法》、《巴伐利亚土壤保护法》、《萨尔州土壤保护法》、《萨克森-安哈特土壤保护实施法》、《不莱梅土壤保护法》、《图林根土壤保护法》、《巴登-符腾堡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法》以及《莱茵兰-普法尔兹土壤保护法》等⑩。

三、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经验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从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的发展及其内容来看，笔者认为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中的相关经验值得我国在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时借鉴。

（一）采取独立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模式，构建完整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体系

采取独立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模式，对土壤污染防治相关制度进行系统规范， 有利于一国系统规制土壤污染防治制度，有效预防和治理被污染土壤。

从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模式与体系来看，德国采取的《联邦土壤保护法》独立的立法模式，并辅之以其他相关法律规范进行系统调整，对土壤保护发挥了积极作用。从德国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法律渊源来看，在欧盟相关法规、指令及政策的指导下，德国通过制定国内法律法规或相关政策以加强土壤保护，各州政府则又根据联邦法制定州法律，以确保联邦法和其他上位法在地方各州的适用，构建了以欧盟相关土壤保护指令和政策为指导，以《联邦土壤保护法》为核心，以《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联邦污染控制法》、《肥料法》和《土壤评价法》等联邦法律为配套，以地方各州土壤保护法为补充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在德国完整的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之中，《联邦土壤保护法》对土壤保护发挥的积极功能尤为显著。德国联邦议院和德国农业协会等高度赞扬该法是处于土壤保护法律体系架构的最顶端，发挥统帅作用[15]。作为德国土壤环境保护基本法的《联邦土壤保护法》，调整范围比较全面广泛，覆盖到了工业污染场地的修复、垃圾填埋场地的治理、农业土地利用等基本内容，规定了预防原则、污染者负担原则、公众参与原则、协同合作原则等基本原则，在十多年的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在欧洲其他国家，如比利时和英国，很多科学类出版物均以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作为模版，以探求其立法的发展。

当然，该法有些条款如关于良好农业规范（GAP）条款的规定较为模糊，并未明确规定强制机制保证良好农业规范的实施，因此，该条款更像是参照而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从而被联邦环境部称为“无牙的老虎”[16]。

与此相对，我国目前有关土壤环境保护的立法主要散见于《环境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法律，以及《基本农田保护条例》、《水污染防治实施细则》、《农药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矿产资源法》、《水法》、《森林法》、《草原法》等与土地生态安全相关的法规法律之中，尚未形成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这种现状的显著缺陷是，一方面国家因缺乏专门针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的立法而影响政府有效遏制土壤污染的步伐；另一方面，我国这种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采取附属于其他法律法规的立法模式，不仅导致我国有关土壤环境保护与土壤污染防治法律规范因缺乏系统性而不利于系统规制有关土壤污染控制措施，而且还造成我国目前有关土壤污染防治行政管理主体林立、职责分散而不利于集中、统一管理，从而出现了“新老污染物并存，无机有机复合污染的局面”[17]。有鉴于此，我国应尽快借鉴德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经验，着手制定中国的《土壤环境保护法》，系统对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土壤治理等相关制度进行规范，并以此为基础，重点加强有关落实《土壤环境保护法》关于保护土壤和防治污染土壤措施的相关立法，逐步构建中国土壤环境保护立法体系。

（二）加强配套性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的制定，推动《土壤环境保护法》的真正落实

根据《联邦土壤保护法》第21条关于各州需制定各州的土壤保护法律规范的规定，德国联邦各州纷纷制定了各州的土壤保护法，为实现《联邦土壤保护法》奠定了有力保障措施。如下萨克森州于1999年2月19日颁布与实施的《下萨克森土壤保护法》，就信息报告和公示义务、土壤计划区域、污染场地索引、环境卫生咨询部、土壤信息系统、土壤保护主管部门以及费用与处罚等进行了规定；此外，该州于2010年4月29日制定了《下萨克森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专家和主管部门条例》对州立法进行了补充。巴伐利亚州于1999年2月23日颁布实施的《巴伐利亚土壤保护法》（2011年4月14日修订）就土壤有害转变和污染场地的登记、监测、危险预防、土壤信息系统、主管部门和其他政府办事处的职权与职责、资产负债表与财政管理、最终条款等进行了规定。此外，德国《专项基金条例》与《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专家条例》等对其进行了补充。萨尔州于2002年3月20日颁布实施《萨尔州土壤保护法》（2007年11月21日修订），就总则、土壤信息系统、特殊条款、数据保护和数据传输与费用、责任部门、监督和处罚等进行了规定。萨克森-安哈特州于2002年4月2日颁布实施《萨克森-安哈特土壤保护实施法》就总则、特定土壤保护、土壤和污染场地信息和数据保护、赔偿金、补偿金、索赔请求、费用、主管部门、技术监督等进行了规定。不莱梅州于2002年8月27日颁布实施了《不莱梅土壤保护法》就总则、土壤的保护、有关土壤质量和污染场地的信息系统、赔偿金和最终条款等进行了规定。图林根州于2003年12月16日颁布实施的《图林根土壤保护法》（2007年12月20日修订）就立法目的、信息报告和公示义务、土壤有害转变的补充规定、专家和研究所、关于土壤质量的信息系统、关于污染场地的信息系统等进行了规定。柏林州于2004年6月24日颁布实施《柏林土壤保护法》主要就立法目的、相关部门义务、信息公示的义务、通行权、土壤有害转变的补充规定、主管部门采取的措施、关于土壤质量的信息系统、数据处理系统、专家和检查机构、处罚等进行了规定。巴登-符腾堡州于2004年12月14日颁布实施的《巴登-符腾堡土壤保护和污染场地法》（2009年12月17日修订）。就总则、土壤保护区、土壤信息、调查和监测、赔偿金、费用、主管部门、处罚等进行了规定。此后该州《评估委员会条例》（2010年7月19日）对其作进一步补充。莱茵兰-法尔茨州于2005年8月3日颁布实施《莱茵兰-法尔茨土壤保护法》就总则、特定地区的土壤保护、土壤信息、数据保护、主管部门、处罚和最终条款进行了规定B11。从各州相关土壤保护法的内容来看，各州法律规范的内容主要是对联邦法的具体补充和细化，并就实施程序进行了具体规定。此外，针对联邦法规定的土壤保护制度，各州根据其州土壤保护法建立了更为完善的土壤质量信息系统与污染土地调查与监测制度，确保了土壤信息的公开、传输及各州在土壤保护方面的交流合作B12。

德国这种加强联邦与州之间共同实现土壤保护与污染防治的立法经验有利于实施《联邦土壤保护法》，最终实现土壤保护与土壤污染防治目的。一方面，联邦政府充分发挥其联邦制国家优势，在联邦层面制定统一的专门性保护土壤和土壤污染防治的《联邦土壤保护法》，从总体上规范有关土壤保护的基本原则、基本制度和措施，为各州实施土壤保护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指明方向；另一方面，联邦政府又通过将政府权力下放至各州，各州根据《联邦土壤保护法》制定符合各州具体实际情况的土壤保护法，最终形成全国土壤信息系统和配套制度，较好地保证了联邦法律和州法律在各州的实施。另外，德国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小组（LABO）、州环境部长会议（UMK）等机构，则保障了联邦法律在全国的统一实施，也为各州土壤环境保护法律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交流平台B13。

与德国的土壤保护制度相比，我国当前不仅缺乏全国性的专门规范土壤环境保护与污染土壤防治的专门立法，而且地方性法规及政府规章，如2006年3月浙江省颁布的《浙江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规定对污染土壤要实行环境风险评估和修复制度），2007年1月北京市环保局印发的《场地环境评价导则》（规范了在北京市范围内从事场地环境调查，评价的工作程序和技术方法），2007年5月重庆市颁布的《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的有毒有害原料或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2008年6月重庆市印发的《关于加强我市工业企业原址污染场地治理修复工作的通知》（提出了要严格执行污染场地的风险评估），2007年6月沈阳市环保局、沈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局联合印发的《沈阳市污染场地环境治理及修复管理办法（试行）》（对污染场地的评估与认定进行了规定），2008年《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土壤污染防治工作的意见》（环发[2008]48号），2009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南京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被污染土壤的处置和修复费用，无明确责任人或者责任人丧失责任能力的，由同级人民政府承担），2010年上海市制定的《展览会用地土壤环境质量评价标准（暂行）》（对展览会用地环境质量进行规定），2011年1月1日《鞍山市环境保护条例》（生产经营单位在转产或者搬迁前，应当清除遗留的有毒、有害原料或者排放的有毒、有害物质，并对被污染的土壤进行修复）等相关规定，也仅仅是针对污染场地进行的相关规定，无法发挥全面保护土壤环境的积极作用。此外，由于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全国性土壤环境保护法律，也容易造成各地有关土壤保护与污染土壤整治的相关立法随意性大，操作性不强等缺陷，无法满足全国土壤保护大局需要[18]。有鉴于此，借鉴德国有关土壤保护立法的经验，我国应在制定一部专门性《土壤环境保护法》的基础上，要求各省市结合其自身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地方性规章以贯彻落实《土壤环境保护法》，并建立全国性土壤信息系统，保证土壤环境保护基本制度的统一实施，接受全社会广大公众的监督。

（三）确立健全有效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是土壤环境保护法发挥土壤保护功能的保障，因此，在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系列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19]。如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第9条和第13条明确规定了土壤污染调查和风险评估制度，主管部门在有充分怀疑表明土壤有害转变或污染场地存在的情况下，有权要求土地所有人或占有人、污染行为人及继承人就相关污染物的类型、扩散或总量进行必要的调查和评估；该法第2条及第11条规定了污染场地识别和登记制度，并由各州土壤保护法对污染场地位置、类型、污染程度等内容进行详细的补充；该法第15条明确规定了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统计制度，主管部门应当监控污染场地和可疑污染场地，并要求相关义务人采取自我监测措施；该法第19条规定了土壤环境信息公开制度，联邦政府设立全国性土壤信息系统，各州政府在其辖区设立和运营土壤信息系统，将有关主体对特定区域土壤的物理、化学、生物特性及土地利用状况调查数据收集并公布，以供政府决策参考及社会监督；该法第4条、第13条规定了污染场地修复治理制度，明确了土壤修复的责任主体包括状态责任人和行为责任人，要求相关义务人采取净化措施、安全防范措施、保护限制措施等，制定修复计划[20]。这些制度的确立和各州立法的具体细化与落实，对德国土壤环境保护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比德国完善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我国的土壤环境保护法律制度还存在土壤污染调查及监测方法不规范、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不完善、土壤污染治理修复措施力度不够、土壤环境保护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等诸多问题。有鉴于此，我国在制定《土壤环境保护法》时，应在坚持“保护优先、风险管控”和“分区、分类和分级原则”的基础上，明确规定土壤环境保护规划制度、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制度、土壤环境质量调查制度、 土壤污染管制区制度、土壤污染监测与应急预警制度、土壤污染治理修复制度、土壤环境保护补偿、土壤环境保护法律责任制度等基本制度，以实现保护和改善土壤环境质量，保障人体健康，促进可持续发展之目的。

注释：

① 除了硝酸盐指令外，欧盟涉及到土壤环境保护的指令还有水框架指令（2000/60/EC），关于环境保护，尤其是污泥农用时保护土壤的86/278/EEC指令，关于废物的75/442/EEC指令，关于废物填埋的1999/31/EC指令，关于废物焚烧的2000/76/EC指令，关于城镇污水厂废水处理的91/271/EEC指令等。参见胡必彬的《欧盟土壤生态环境现状及保护战略》一文，《北方环境》2004年第5期，第52-58页。

② 《欧盟农村发展条例》是由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项目于2005年9月，参见欧盟官网关于欧洲农村发展农业基金项目的简介，网址：http：∥europa.eu/legislation_summaries/agriculture/general_framework/l60032_en.htm。

③ 根据该条规定，《联邦土壤保护与污染场地条例》附件二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即只有首先确定合理的土壤质量标准参数，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不同程度不同类型污染场地的识别和登记，针对不同类型污染场地，确定当事人责任的大小，采取措施的程度、资金分配的多少。

④ 德国《联邦土壤保护法》，参见德国环境部网站http：∥bmu.de/en/service/publications/downloads/details/artikel/federal-soil-protection-act-and-ordinance/[2013-1-17]。

⑤ 1994年德国《循环经济与废弃物管理法》于1994年9月27日颁布，1996年10月7日生效，其后多次补充修订，参见http：∥iset.ge/old/upload/German_Closed_Cycle_Act.pdf[2013-1-17]。

⑥ Germany： Soil Valuation Act。参见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法律办公室数据库，http：∥/cgi-bin/faolex.exe？database=faolex&search_type=query&table。

⑦ 1977年《肥料法》于1977年11月15日生效，2006年12月9日修订，2009年1月9日被新《肥料法》（Fertilisation Act）废止。http：∥/cgi-bin/faolex.exe？rec_id=068706&database=FAOLEX&search_type=link&table=result&lang=eng&format_name=@ERALL[2013-1-17]。

⑧ 德国《空间规划法》第2条：大空间和跨地区的剩余空间结构应予以维持和发展。剩余空间对有效的土壤、水资源保持、动植物环境及气候的功能应得到维持或恢复。

⑨ 参见杨枫编译的《联邦德国的土壤保护和土壤保护法》，http：∥/websnapshot？ie=utf8&type=bin&url。

⑩ 除了勃兰登堡州，德国其他所有的州都颁布了自己的土壤保护法。参见Stephan Mitschang.Soil Protection Law in the EU. International Verlag der Wissenschaften Frankfurt am Main 2008，206。

B11 主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法律办公室数据库，见网站http：∥/。

B12 早在1983年，德国一个政府间合作平台就已经存在，即土壤保护信息资源特别工作小组。1991年，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小组成立，这是德国州环境部长会议的一个下属委员会，小组成员包括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的最高土壤保护机构，主要讨论政策范围、解决方案并且提出建议。LABO为各州进行土壤立法及土壤保护经验交流提供一个平台，它的主要任务即确保土壤保护法在全国的统一实施，并且为该法的修订起草建议书。参见德国环境部编写并的《德国联邦政府土壤保护报告》，详见Federal Ministry for the Environment， Nature Protection and Nuclear Safety. German Federal Government Soil Protection Report，2002（6）：14。

B13 德国联邦政府在环保部长会议下面设了一个联邦/州土壤保护工作组，工作组实行理事会/全体会议制度，下设3个委员会，分别负责法规制订、预备性土壤污染调查以及历史遗留污染调查。按照字母顺序，由各州轮流担任理事会会长，任期两年。委员会向理事会报告需要处理的议题，理事会对议题和当前重要问题开展讨论并形成报告，环保部长会议对理事会报告进行审议和批准。参见《德国如何防治土壤污染？》一文，中国环境报2012-08-14第4版。

[参考文献]

[1] 李俊杰. 湖南郴州土壤砷污染事件凸显土壤治污困境[J]. 望，2011（22）：21.

[2] 周文颖. 周生贤在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视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决打好重金属污染防治攻坚战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和社会稳定，[EB/OL].[2011-02-21].http：∥/zhxx/hjyw/201102/t20110221_200992.htm.

[3] 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环境保护‘十二五’规划的通知”（国发42号）[DB/OL]. （2011-12-20）[2011-12-20].http：∥/zwgk/2011-12/20/content_2024895.htm

[4]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近期土壤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工作安排的通知〔2013〕7号[DB/OL].（2013-01-28）[2013-01-28]. http：∥/zwgk/2013-01/28/content_2320888.htm.

[5] Gay S H，Louwagie G，Sammeth F.Final report on the project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and Soil Conservation （SoCo）”[R].Luxembourg，European Commission. 2009.

[6] 胡云才，Urs Schmidhalter.德国施肥法的特点和对我国的启示[J].磷肥与复肥，2005，20（3）：6-8.

[7] Caroline Schill.German soil legislation and landcare in Australia and Germany lessons learned for effective soil conservation in Iceland[J].Garoarsholmur Project，Reykjavik/Husavik，2011（6）：1-27.

[8] European Commission.Soil Environment[DB/OL].（2012-11-27）[2013-1-17].http：∥ec.europa.eu/environment/soil/index_en.htm

[9] European Commission.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oil Thematic Strategy and ongoing activities[R].Brussels，2012， OM（2012）46 final.

[10] Louwagie G，Gay S H，Sammeth F，Ratinger T.The potential of European Union policies to address soil degradation in agriculture[J].Land Degradation and Development，2011，22（1）： 5-17.

[11] Prager K，Hagemann N，Heyn N，Schuler J.Incentives and enforcement：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policy mix for soil conservation in Brandenburg （Germany）[J].Land Degradation and Development，2011，22（1）：111-123.

[12] Caroline Schill. German soil legislation and landcare in Australia and Germany lessons learned for effective soil conservation in Iceland[J].Garoarsholmur Project， Reykjavik/Husavik，2011（6）：1-27.

[13] 秦天宝.德国土壤污染防治的法律与实践[J].环境保护，2007（5）： 68-71.

[14] Federal Law Gazette 2009，part I，no.51，p.2542ff[EB/OL].[2013-10-17].http：∥bmu.de/fileadmin/bmu-import/files/english/pdf/application/pdf/broschuere_bnatschg_en_bf.pdf.

[15] Caroline Schill. German soil legislation and landcare in Australia and Germany lessons learned for effective soil conservation in Iceland[J].Garoarsholmur Project，Reykjavik/Husavik， 2011（6）：1-27.

[16] Prager K，Hagemann N，Heyn N，Schuler J.Incentives and enforcement：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and policy mix for soil conservation in Brandenburg （Germany）[J].Land Degradation and Development，2011，22（1）：111-123.

[17] 陈 伟，夏保强.“刮骨疗毒” 土壤污染治理困局待破[N].经济参考报，2012-06-14（5）.

[18] 王树义.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的几点思考[J].法学评论，2008（3）： 73-78.

第8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范文

中央全面保护落实农民工权益

据悉，国务院办公室近日发出通知，为进一步加强对农民工工作的组织领导，国务院决定成立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作为国务院议事协调机构。通知明确，其主要职责是组织拟订和审议农民工工作的重大方针、政策、措施，组织推动农民工工作，督促检查各地区、各部门相关政策落实情况和任务完成情况，统筹协调解决政策落实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30亿元公益金建设农村幸福院

近日从民政部获悉：经国务院批准同意，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将从2013年起连续三年累计投入30亿元，支持建设10万个农村幸福院，以破解农村养老难题。

保监会鼓励农业保险产品创新

中国保监会近日《关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农业保险条例）做好农业保险工作的通知》，鼓励保险公司进行农业保险产品创新，不断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风险保障需要。对新型产品，保监会将开辟绿色通道，优先接受报备。

 

国家扶持“一县一特”加快现代农业建设

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日前《2013年国家农业综合开发扶持龙头企业带动产业发展和“一县一特”产业发展试点项目申报指南》，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提升农业竞争力，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我国力推农业信息化发展

从农业部日前召开的全国农业信息化工作会议上获悉，为加快促进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融合，今后我国将强化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领域、政务管理领域、经营领域的应用和创新，完善农业综合信息服务体系，加强农业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中科院用新技术处理小麦种增产5.85%

6月14—15日，中科院南京分院专家组对盐城新洋农场小麦现场实收测产，利用冷等离子体技术处理后的小麦种子百亩试验田增产幅度达5.85%。在农作物播种前用冷等离子体种子处理装置处理种子，可在瞬间（≤18秒）提高种子的质量，使得种皮通透性增强、酶的活性提高，进而种子的发芽率明显提高，促使作物根系发达、长势旺盛、养分吸收能力和抗逆能力提高。该项目已申请3项国际专利、4项国家发明专利、3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其中已授权1项国家发明专利、2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全国食品标准清理工作启动

据报道，长期以来，食品卫生、食品质量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总体数量多，标准间既有交叉重复、又有脱节，个别重要标准或者重要指标缺失，严重不能适应食品安全监管和行业发展需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近日启动了我国5000多项食品标准的清理工作。预计到2015年，我国将建立起唯一强制施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农发行1400亿元支持夏粮收购

当前，夏粮收购即将全面展开。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全力以赴做好夏粮收购资金供应管理工作，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已备足1400亿元收购资金，比去年增加100亿元。

 

全国约1.5亿亩耕地受污染

第9篇：土壤污染防治政策范文

关键词：土壤；重金属污染；危害；防治

引言

由于人类活动致使土壤中的微量金属元素超过土壤环境质量的标准值或土壤背景值的上限值[1]，导致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和土壤环境恶化，从而对人体健康、其他生物、水体噪声危害的现象[2]，称之为土壤重金属污染。2013年年底中国国土资源部副部长王世元在土地调查新闻会上指出，中国内地中重度污染耕地大约为5000万亩；宋伟等对全国138个典型区域土壤污染案例的分析表明，我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比重占耕地总量的1/6左右[3-5]，造成国家经济效益的损失达200亿左右，可见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形势并不乐观。文章结合我国土壤污染的现状，系统的提出防治措施，为今后土壤修复、治理等工作提供参考性建议。

1 我国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

1.1 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

土壤中的重金属元素主要指的是汞（Hg）、镉（Cd）、铅（Pb）、铬（Cr）、锌（Zn）、铜（Cu）、镍（Ni）、砷（As）、锑（Sb）和铋（Bi）这十种元素。影响土壤中重金属元素含量发生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方面是在自然环境的作用，成土母质风化过程中自然积累的含量（本底值），之后在风、水等外力作用，经过物理和化学过程而改变其含量；另一方面，也是影响最大的方面，就是人类活动，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化学工业制造、金属矿山开采、生活废水排放、农药化肥不科学施用及污水灌溉等是重金属污染的主要来源途径。

1.2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特点

隐蔽性：土壤污染需要人为对土样进行采集，检测并分析才能够得出是否存在隐患；不可逆性：重金属对土壤的污染基本上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受污染的土壤可能需要花费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够慢慢消除；长期性：将重金属存于土壤中，往往是呈垂直递减分布；难治理性：土壤污染需要通过物理、化学、生物等各种修复方法进行综合治理，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治理效果。

1.3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危害

土壤中的重金属虽然能够被作物自身吸收，但这并不会影响到作物的生长和发育，但经过食物链的富集作用，进入人体对人体健康存在极大的威胁；我国本来土地利用资源紧张，加之现在又受污染，使原有的形势更加紧迫，更威胁了子孙后代的生存；由于土壤污染具有长期性和不可逆转性，严重危及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国民经济水平的持续增长。

2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措施

要想对土壤重金属污染得到有效的修复，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预防，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制定法律法规切断污染源；二是治理，面对已经存在重金属污染的土壤，采用科学友好环境的方法综合治理。

2.1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预防措施

2.1.1 加大环境监管和治理力度。首先政府部门应该组织相关科研单位和技术人员筛选出有助于治理环境的修复技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污染地进行修复技术的应用，为治理更大范围的重金属污染区积累经验；其次监督部门应加大环境监管力度，从污染源入手，杜绝重金属对土壤产生污染，严格控制城市生产生活废水直接进入农田，杜绝污水灌溉农田；再者加强农业环境的监测，尤其是土壤污水灌溉区的动态监测，充分了解土壤中金属成分、含量的变化，做好预防工作。

2.1.2 倡导科学的农业生产种植。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就是农民，他们对一方土地进行管理与规划。政府部门应该积极引导农业管理者科学的管理农药、化肥及除草剂等农用化学品。提倡有机化肥与无机化肥的并施，同时采取积极的预防措施，不仅能够有效减小土壤污染，还能够促使作物茁壮成长。大力发展低毒、高效、环境友好型的农药，严格控制农药的使用量、使用次数及使用时间，杜绝高残留高重金属农药的使用，因此发挥农药的积极作用。倡导地膜使用后，要积极及时的回收，防止其残留对土壤造成进一步的污染。

2.2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治理措施

2.2.1 土壤物理修复技术。土壤物理修复技术主要是根据土壤自身理化性质及重金属性质，通过物理方法治理土壤中的重金属污染。最常见的方法，第一种就是客土、换土、深耕翻土，但是需要耗费较大的人力、物力及财力，并没有从根本实现重金属污染的治理；第二种是电动修复法，其利用电池原理，在电场作用下重金属离子开始迁移，使重金属离子富集到电极处在土壤表层就得以去除；第三种是固定/稳定化修复，常用来清除无机污染物质，使用成本低、设备易移动、稳定性强，但是因为许多技术的联合应用可能会致使土壤污染面积增大。

2.2.2 土壤化学修复技术。化学修复是将修复剂加入到污染物，其发生一定化学反应，实现土壤的毒性被去除或降低的效果。化学修复法有很多如土壤淋法、原位化学氧化修复技术、溶剂浸提法等。土壤淋洗能够用于大面积的轻质土和砂质土重金属污染治理，但是对于渗透系数较低的效果不好，也会造成植物必需营养元素的缺失；原位化学氧化修复技术是利用化学氧化剂（双氧水、高锰酸钾等）与污染物发生氧化反应，迫使污染物浓度降低，但是其不利影响就是可能产生气体，有毒副产物。

2.2.3 土壤生物修复技术。土壤生物修复技术是利用生物的生命代谢活动减少土壤环境有毒有害物的浓度，治理过程中花费成本较低、管理技术简单。生物修复技术包括微生物修复、植物修复及动物修复。近年来主要放在动物修复的研究上，对土壤动物蚯蚓进行了相关研究[6]，蚯蚓对重金属有一定忍耐和富集能力，通过不断吞食有机质土壤，经过其自身酶系统的作用，产生利于土壤环境的有机无机复合肥，促进了土壤重金属形态的转化，加速了土壤养分的循环。

2.2.4 农业修复技术。农业修复技术指的是改变耕作制度或利用农艺措施调节重金属对土壤的危害。改变耕作运行模式需要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选择能够抵抗土壤污染的作物或植被。利用合理的农业措施进行修复，主要是通过合理的深耕措施及增施有机肥调节土壤的理化性质，从而调控污染物所处的污染环境。

3 结束语

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防治是环境监测的重要任务，是保障我国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的根本，是促进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推力。采取科学有效的土壤污染防治措施，能够有效改善土壤结构，提高土壤肥力，降低土壤环境的污染。在未来的环境监测和农业生产中，政府和人民更应该携起手，爱护我们共有的生存土地，让重金属污染事件不再发生，远离人民群众，实现环境友好型的生存环境。

参考文献

[1]高锦卿.土壤重金属污染及防治措施[J].现代农业科技，2013，1：220+225.

[2]郭笑笑，刘丛强，朱兆洲，等.土壤重金属污染评价方法[J].生态学杂志，2011，5：889-896.

[3]宋伟，陈百明，刘琳.中国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概况[J].水土保持研究，2013，2：293-298.

[4]樊霆，叶文玲，陈海燕，等.农田土壤重金属污染状况及修复技术研究[J].生态环境学报，2013，10：1727-1736.

[5]黄益宗，郝晓伟，雷鸣，等.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技术及其修复实践[J].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13，3：409-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