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的解释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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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宏观调控的解释范文

关键词：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模式；比较；借鉴

作者简介：谢汪送（1963－），男，安徽蚌埠人，安徽财经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114．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309（2008）04-0009-06

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是高效率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构件与关键环节。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对市场经济进行了干预和调控，并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和一些共同的特点，使各国的经济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不断完善和协调发展。因此，实事求是地学习、研究和比较分析国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管理、调节经济的做法和成功经验，不仅有助于对这些国家市场经济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且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运行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作用。

一、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宏观调控模式的比较

（一）美国模式：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有限干预

美国作为自由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具有充分的自主决策权，在市场机制对配置资源上起主导作用的基础上，政府发挥着有限的干预作用，政府干预程度相对较低，直接参与市场活动范围较小。这种市场经济模式一般称为“自由市场经济” 或“市场主导型市场经济”。但美国政府对市场经济活动并不是无所作为的，在自由企业制度下，美国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调节已经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手段，并且还在不断完善。美国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宏观调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限制垄断，消除阻碍竞争的因素，扶持中小企业发展，提高市场竞争程度，创造市场竞争环境。为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美国政府采取了两大干预措施，保护竞争、鼓励竞争。这两大干预措施是：打破市场垄断，维护市场竞争；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以形成充分的市场竞争格局。

在打破市场垄断方面，美国政府采取的首要措施就是立法，使垄断行为无法得到法律支持，对各种市场垄断行为或可能造成妨碍竞争的行为作出明确的法律界定，以防止大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排斥竞争对手、损害消费者权益。美国先后制定了3部反垄断法律，即1890 年的《保护贸易和商业不受非法限制与垄断之害法》（又称《谢尔曼法》）、1914 年的《克莱顿法案》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美国政府保护与鼓励市场竞争的另一个法宝就是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鼓励它们参与市场竞争。这是打破市场垄断的有效办法。因为参与市场竞争的企业越多，垄断自然就越难以形成，所以，美国政府对中小企业关爱有加，从管理上、资金上、技术上给予中小企业全面支持和全方位的服务。首先是立法，1953年，美国国会颁布了成立小企业管理局的法令；1982年，颁布了《小企业创新发展法》，依法保护和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立法的基础上，美国政府又成立了专门的指导、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机构，负责对全国中小企业状况进行调查、统计、分析、研究，制定政策和措施来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在政府的扶植下，美国的中小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如英特尔、微软等。就这样，美国政府一方面使出重拳打破垄断，另一方面又大力扶植中小企业发展，有效保护和鼓励了市场竞争，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活力，使之成为推动美国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强大力量。

2.主要通过财政政策与金融政策来实施宏观调控。美国调控经济活动的财政政策有两个方面：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在财政收入中，政府一般通过税收政策来鼓励和扶持某些在国民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产业和部门，并限制那些不宜迅速发展的产业部门，以推进产业政策和地区政策的实施。增税以解决财政赤字或者紧缩经济活动，减税以刺激投资或消费，刺激经济扩张。政府预算开支的增减也会对国民经济活动产生相应的影响和调节作用。

在金融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主要包括调整法定准备金比率、变更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这些政策措施是通过调节货币的供应量，以刺激或紧缩经济活动来缓和经济周期波动，稳定经济发展。美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短期调节，总是把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结合起来，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动情况加以灵活运用。具体来说，就是采用“逆风向行事”的策略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即在经济过热时期，政府便减少支出，增加税收，提高利率，紧缩银根，以便抑制总需求，抑制通货膨胀；在经济萧条或衰退时，扩大政府支出，减税，降低利率，放松银根，刺激经济回升，减少失业。

3.在实行以自由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产业政策的同时，对基础产业实行以直接干预为手段的产业扶持政策。一些基础性产业，如交通、能源、农业等，由于自身发展的一些特殊规律，往往不受市场价格变动的调节，或不能受市场价格变动的调节。若让市场强行调节，其结果可能不是经济的协调发展，而是经济秩序遭到破坏。基于这一原因，美国在实行以自由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产业政策的同时，实行以克服经济薄弱环节为目的、以对个别产业进行直接干预为手段的产业扶持政策，如对交通运输业和能源业的直接管理，就是这一经济思想的基本体现。

4.特别重视信息在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美国政府，把统计工作当作经济工作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商务部内设有专业的统计部门，负责按期向政府和全国公布包括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进出口贸易、人口、气候等重要统计资料，联邦储备局也定期向全国公布金融、货币、信贷等方面的重要统计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不仅可使管理经济的各个部门及时了解整个国民经济的脉搏，以便及时对某些问题采取措施，而且也可以使各个工商企业及时了解国民经济的波动情况，以便让它们对本企业的生产、投资、销售和存货等问题做出及时的决策。信息灵通是搞好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这也是美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一条重要经验。

（二）日本模式：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计划干预

在日本的市场经济体制中，竞争性市场机制是经济运行的基础，与众不同的是，日本政府有效地发挥了“行政指导”的能动作用。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施强有力的计划诱导和行政干预，这种“市场经济+强有力的政府干预”的“日本模式”，是日本战后经济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其基本特征是：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资源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配置，政府以强有力的计划和产业政策对资源配置实行导向，以实现某种短期和长期的增长目标。日本政府主导型的宏观调控的手段有：

1.指导性经济计划。日本行政导向型市场经济发展的杠杆和政府干预的基本手段是经济计划。战后日本各届政府根据经济发展战略和国内外形势，自1956年开始制定和实施经济计划，至今一共制定和实施了14个经济计划。日本政府制定经济计划的形式有：（1）由中央政府制定的综合性中长期经济计划，主要有两大类：一是经济企划厅主持编制的涉及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二是有关国土开发的长期计划。（2）由中央政府制定的综合性年度经济计划，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是经济企划厅每年年末编制的“经济预测与经济运营的基本态度”，它的基本内容是：对计划年度内经济发展可能呈现的状况做出预测，提出国民经济所面临的或所需注意的政策课题，表明政府对该年度经济运营的基本态度；另一种是大藏省编制的年度财政预算。财政预算虽然未冠以“计划”的名称，但却是实实在在的且极为具体的计划。日本政府的行为，具有极强的计划性，最能体现这种计划性的便是财政预算。（3）各省、厅编制的产业、行业和专项事业计划以及地区发展计划。

日本的经济计划指导性计划，对企业不具有强制性。政府计划为民间企业只提供他们所需的顺利发展的环境，并引导他们向着政府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但是，由于计划的制定是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经过产业界、学术界、舆论界以及工会和消费者团体的共同参与，反复协商制定出来的，使计划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可行性，所以，计划的指标和所规定的任务，对于企业仍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虽然计划对于企业不具有指令性，但它对私人企业的经营决策以及各界的行为仍然发挥着有力的指导、调节和诱导作用。这是因为，国家计划向私人企业指出了国家对未来经济发展的总体蓝图，私人企业只有自觉地把自己的经营目标纳入到国家发展的总体格局之中，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发展，谋取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把国家计划目标和任务弃之不顾是不明智的。所以，日本的经济计划，虽然不具有指令性，但这种指导性计划实际上是把对私人企业诱导性和服务性融为―体，把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结合起来，从而受到企业的重视，对宏观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2.产业政策。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里，用产业政策来调整和保护经济发展是日本的首创，是日本市场经济的一大特色，是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一个有力工具。产业政策是日本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主要通过供给调节机制在产业间重点配置生产要素，来形成一个各产业相互依托的供给结构，以适当保护本国重点发展的产业部门和缺乏国际竞争力的行业，为企业的发展提供保护手段，进而达到调整产业结构、维护产业发展秩序和完善市场机制的目的。

3.法制手段。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以法制手段调控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日本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也通过法律程序进行，以排除政府部门因人动而产生的随意性。在日本，经济活动事事都需立法、执法、守法。据有关资料统计，日本现有各种法规1万多件，其中经济立法占绝大部分。日本的经济活动，一般都要事先立法。这样做，可以事先把一切经济活动都纳入法制轨道，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程度和需要再加以修改，做到先紧后松，防患于未然。战后，日本政府的经济立法，对经济发展与企业振兴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三）德国模式：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适度干预

德国实行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是一种以私有制为主体，鼓励和发展市场经济，强调个人自由和市场竞争，同时主张宏观调控和政府干预，消除市场缺陷，实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以保证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公平、效率、发展、稳定的经济发展模式，通常也叫作“莱茵模式”。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突出强调以下4个基本理念:（1）财产私有的理念。把私有制看作社会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2）自由竞争的理念。认为自由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的“主要支柱”和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的最好手段。（3）社会秩序的理念。虽然自由竞争是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但是竞争必须在一定的秩序内进行。因此，国家必须制定“秩序政策”，建立“竞争秩序”。（4）社会公正和社会安全的理念。社会市场经济论者认为：在“经济人道主义”制度下，要消灭社会上的贫富悬殊，使绝大多数人都享受到经济繁荣的成果。因此，国家应建立起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雇主与雇员间应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应根据每个人对生产的贡献来进行公平的分配，从而克服贫富悬殊，使人人都有生活保障，达到“全民福利”。

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适度干预具有以下特征：

1.保持适度的政府干预。社会市场经济所提倡的国家干预主要采取符合市场规律的手段，比如通过货币、信贷、财政、税收和外贸等政策进行全面有效的总体调节，尽量避免直接的行政措施。德国政府对于国家干预的态度可以归结为：尽量少干预，但要作必要的干预。干预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竞争，实现公平。在现代德国经济生活中，政府的宏观调控可以说无处不在。在德国，政府干预的范围包括: 一些涉及到国计民生的重要经济部门，受到国家保护，完全不参加竞争，或只是部分地参加竞争。如农业、铁路和城市交通、邮政等。德国给农业以大量补贴，保证收购，并同其他欧盟国家一起，以高关税防止海外农产品的进入。交通和邮政一直享受国家补贴，只是部分地参与竞争。对于竞争地位十分脆弱的传统工业，如煤矿、钢铁等，政府也采取大量、长期的补贴政策。国家也通过对国有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控制和调节，来间接地影响私有企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并按照经济周期的情况来掌握投资，如在高涨阶段减少投资，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国家承担着维持通货的稳定、发展交通运输和人才培训的任务。国家还实行某种程度的收入再分配，如通过财政税收政策，降低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资助赢利较少的中小企业，对失业者和收入最低的家庭进行补助、救济等等。通过这样的国家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人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的不足，能够对市场机制带来的某些不良后果进行校正。但德国政府清楚地知道，这种干预应当适度，政府的经济职能只限于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而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的经营活动。

2.实行独立的中央银行体制。二战以后的德国历届政府，不论党派属性如何，都把稳定货币列为财政金融政策至高无上的目标，毫不动摇。在德国，稳定货币这一重要使命是由德意志联邦银行来完成的。为了使联邦银行充分发挥稳定货币的职能，德国通过立法形式确立了联邦银行独立于政府、奉行不受政府干预的货币政策的体制。联邦银行在行政上与政府脱钩，在货币政策上拥有自，它在制定货币政策和履行其职能时不受制于政府，政府也无权干预其正常业务活动。它可以灵活运用货币金融政策的各项具体措施来干预经济的发展。二战结束以来的德国的实践证明，一个以立法形式保证的、独立于政府的中央银行，是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能起到保证经济健康发展的良好作用，也是稳定币值、抑制通货膨胀的有力手段。

3.实行自治社会保障制度，以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正。二战以后，德国经济能够持续发展，社会稳定是重要的前提，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政府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最重要的手段。德国政府利用行政和立法的手段，建立了以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救济为核心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保障体系为广大居民提供了多方面的保障，为人们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经济建设和各项社会事务中去。德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在以下三项基本原则基础之上的：

（1）不以政府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主导，而是强调“社会自治”原则，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从而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为了使国家和个人二者的负担合理，凡是依靠个人和社会力量能够办到的事情，就坚决不压到国家身上。政府和社会慈善机构主要管社会照顾和社会救济，涉及的资金约占整个社会保障费用的1／3。其余的2／3的社会保障费用是在社会保险方面，而社会保险机构基本上都是自筹资金、自负盈亏的独立单位，与政府无关。政府将社会保险的经营管理权放于民间，主要是加强投保人和雇主对社会保险的认同，同时保险机构对投保人的基本利益也有所认同，从而形成“民众办保险、保险为民众”的社会保险良性互动机制。（2）要有利于发挥市场经济的作用，即所有扩大“社会保障”或“社会公正”的措施，都不得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3）社会保障要保持在收入再分配的合理范围之内，以维护经济效率与社会公正两者的内在统一。所谓收入再分配的合理范围，是指社会保障应不使人们的进取精神有所减弱，以及不对经济效率和市场机制的功能产生消极影响。由于德国的社会保障原则实现了与市场经济的密切配合，因此，它比其它发达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更具有生命力。

二、对完善我国宏观调控体系的启示

通过以上对美、日、德等国宏观调控模式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三国政府调控市场经济的手段、政策各具特色，形成了不同的模式，但其基本的指导思想、调控措施却有许多相似之处，而且很多方面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一）转变政府职能，合理界定政府干预的范围，把握好干预的度

我国所处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所面临的发展任务，决定了政府的宏观调控是十分必要的。而在目前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关键问题是如何转变政府职能，处理好市场调节与国家宏观调控的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应从以下3个方面去转变政府职能，使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得到真正发挥。

1.明确政府职能转换的方向。具体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管什么”的转换，即从竞争性领域、微观领域转到公共领域、非竞争性领域、宏观领域，尤其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政府应逐渐承担起公共服务的职能；二是“怎么管”的转变，即从直接的、行政的、参与式的、人治的、随机式的管理转到间接的、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裁判式的、法治的、规范程序化的管理。这种角色的转变并不意味着政府权威的弱化，恰恰相反，在“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转换中，政府权威和责任会变得更加重大，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会得到真正发挥。

2.明确政府宏观调控必须遵循的原则。要保证国家在市场经济中宏观调控的合理性、有效性，就必须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 国家干预必须以有活力的经济组织为微观基础。（2）国家干预必须有利于弥补市场缺陷，而不能妨碍或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功能。（3）国家干预要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但一般来说应该以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为主体。（4）国家干预的形式应该透明，并实现制度化、法律化，以及把国家干预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

3.合理界定政府干预的范围和把握好干预的度。政府应该发挥作用的领域是：（1）提供公共服务。对内主要包括从事公共道路、治安、卫生、文化、基础产业、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和投资，形成一个安全和谐的社会环境；对外主要是军队建设、维护与独立，努力维持一个有利于国内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国际环境。（2）维护市场秩序。国家通过经济立法和司法来规范各类经济主体的行为，限制各类非正当经济行为，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3）国家运用财政、货币等政策，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要尽快建立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社会保障制度，为各项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条件，防止两极分化，努力实现公平目标。（4）进行制度创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而政府在制度创新方面将发挥重要的作用。（5）通过立法或行政干预，控制环境污染，制止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采等，发挥政府对资源合理利用的监管职能。（6）要把握好干预的度，就是国家制定的经济政策应不能使人们的进取精神减弱，不能影响到市场机制运转的效率。

（二）合理制定和运用国民经济计划，注重计划的“诱导性”，使之成为经济均衡发展的有力保障

日本的经济计划对我国的启示和借鉴意义，首先体现在计划对国民经济的“诱导性”方面。日本的经济计划并不是强制性的计划，但却成功地发挥了对经济的诱导性作用。这种“诱导性”经济计划的特点是，由计划提出量的增长值，并把经济总体和各经济领域的优先发展方向，以及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公布于众，给民间经济力量提供一种遵循的方向，从而调动各方面力量朝经济的总体目标发展。其次，日本的经济计划，虽然是自上而下贯彻的，但在制定过程中却是自下而上、通过集思广益形成的。这样的计划制定方式，有利于调动各方积极性和协调各方利益。

我国自建国以来，一直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如今正在执行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要不要计划手段，而是采用什么样的计划手段和如何运用的问题。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生活中，行政命令性的计划手段仍然较多，而对经济发展有诱导性作用的指导性计划却相当薄弱，计划制定在协调各方利益方面也不太完善。这些都阻碍了计划作用的合理发挥。其实，计划应该突出宏观性、战略性、预测性和指导性，并且要实行分类管理，其中指令性计划仅在于规划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环境污染方面；调控型计划在于规划土地利用计划和公益性、基础性行业，如铁路、供水、港口及教育、医疗等投资计划方面；指导性计划重在发展第三产业和竞争性行业，如轻工、纺织、电子等方面。今后，为适应计划职能的转变并保证计划的实施，计划调控手段也应做相应的转变，主要是要重视信息手段的导向作用，把政策性投融资作为国家实施产业政策的重要手段，把国家订货、国家储备、国家投放作为国家计划对市场供求即期调控的物质手段。

（三）要更好的发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最主要手段的作用

各发达国家都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规范的财政体系和发达的金融体系，这为政府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创造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如在财政方面都实行了分税制，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和事权相统一；在金融方面却实行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相分离的制度，并有结构完整、功能齐备的金融市场。这样，国家才可能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对经济进行有效的调控。今后，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仍然是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我们要进一步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一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在抑制经济衰退、促进社会有效需求方面的导向作用，同时要注意各种财政政策工具的协调配合。具体说，就是要做到“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二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总体上，要保持币值稳定，保证国民经济健康稳定的运行，防止部分领域、行业投资过热，防止出现通货膨胀。要完善间接金融调控机制，改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促进货币信贷的平稳合理增长；坚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原则，发挥好信贷政策在促进结构调整中的作用。

（四）建立健全宏观调控的法治体系

西方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体系，都是建立在法制轨道基础上的。美、日、德等国都是悠久的法治国家，他们制定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通常由政府提出，经过可行性论证，提请立法机构审议，一旦通过，就以法律形式公布。一经公布，任何人必须遵守。因此，健全的法律体系，是保证市场竞争有序开展的可靠保证。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较短，宏观调控的法律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法律体系不健全，抓紧时间制订、完善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是当务之急。法律一经颁布实施，还要有效地加强和完善执法和执法监督工作，强化法治意识，提高执法水平。

参考文献：

［1］ 熊文景.日本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启示［J］.经济视角，2007，（8）.

［2］ 马焕明.日本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与运营［J］.日本学论坛，2006，（2）.

第2篇：宏观调控的解释范文

从经济法学教材编写体例来看，虽然各位学者对经济法学科的具体构成存在不同看法，如杨紫烜将其经济法体系编排为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市场监管法、宏观调控法；漆多俊将其经济法体例编排为总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宏观调控法；李昌麒将其经济法体例编排为经济法的一般理论、经济法主体制度、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经济监管法律制度、经济法责任与司法救济等。但总的来看，经济法学的体系至少包含市场监管（规制）法和宏观调控两部分的观点得到了所有学者的认同。但在价格法究竟属于市场监管法抑或宏观调控法上，不同的学者出现了明显分歧，以杨紫烜、漆多俊、李昌麒等为代表的学者主张价格法属于宏观调控法的内容，而以刘文华、符启林为代表的学者则主张价格法属于市场规制（监管）法的内容。

二、价格法在《经济法》课程体系中体例归属差异之原因分析

同样的价格法，为何在不同学者看来有如此巨大的差异？是否是由于各位学者对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解释有所不同呢？笔者通过仔细分析，发现绝非如此。实际上，所有上述学者关于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监管）的解释虽然存在小异，但其根本含义却趋于一致。如上述杨紫烜、符启林两位学者分别将价格法置于其主编教材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监管法部分，但其相应教材中有关市场监管与宏观调控的定义却并无实质差异。既然不同学者关于市场监管与宏观调控的基本定义趋于一致，那么其对于价格法的不同定位应该是其他原因形成。经过对比分析，价格法在不同学者经济法教材、教学体系中分别置于市场监管或宏观调控部分的根本原因可能是因为价格法本身的内容设定而形成。1997年颁布的我国现行《价格法》，共有七章四十八条内容，其中除第一章“总则”、第六章“法律责任”、第七章“附则”外，其他几章内容分别是第二章“经营者的价格行为”、第三章“政府的定价行为”、第四章“价格总水平调控”、第五章“价格监督检查”，其中第二章有关经营者价格行为的规定主要以微观规制为主，第四章的价格总水平调控则明显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畴，而第三章和第五章有关政府定价行为和价格监督检查的规定，则兼具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的特性。应该说这样的体例安排和内容设定，在我国整体经济法律体系中也较为特殊。而正是这样的特殊性，导致不同学者在理解价格法的内容时，可能出现不同的侧重，部分学者主要从价格法的微观规制内容出发，将其归依为市场监管法；而另外一部分学者则从价格法的宏观调控内容出发，将其整体归并入宏观调控法。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忽视了价格法的另外一部分内容，如杨紫烜将价格法归入宏观调控法的范畴，但其在具体介绍价格法的内容时，仍然介绍了经营者的不正当价格行为等微观规制内容；符启林将价格法列入市场监管法的范畴，但其在介绍价格法的内容时，也仍然没有遗漏价格总水平调控等价格法中的宏观调控内容。

三、价格法在《经济法》课程体系中体例归属合理定位之建议

价格法在经济法学教材中合理定位，不但对于宣传、学习、普及价格法有重要意义，也对正确理解和运用价格法，促进我国市场价格竞争和政府价格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具有重要作用。鉴于目前学术界就价格法在经济法学科体系中地位归属存在的差异，笔者认为首先应当正确看待，同时也要积极为价格法寻求一个更加合理的学科定位。所谓正确看待，即必须认识到学术界关于价格法定位存在的客观差异，不能视若无睹。现行不同教科书对于价格法的不同体例安排，可能会使不同的读者产生不同的解读，进而可能影响到不同社会群体对价格法的正确理解和执行，因此必须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同时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但遗憾的是现在许多学者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问题。正确看待的另一层含义是要客观认识此种差异产生的原因，不应过分夸大差异。如前所述，实际上不同学者关于价格法的差异定位是因看待价格法的侧重点不同，并不等于他们完全否定了价格法所同时包含的另外一种法律属性，即将价格法定位为宏观调控法的学者并没有否定价格法在市场监管方面的作用；而将价格法定位为市场监管法的学者，也没有否定价格法本身所具有的宏观调控功能。在正确认识问题的基础上，如何为价格法在我国高等学校法学专业经济法教科书中寻求一个科学定位呢？笔者认为，必须正确厘清价格法既有宏观调控，又有微观规制的双重属性，摆脱将一部法律仅归属为一种体系的传统僵化作法。价格法既有关于经营者价格行为的规范，如关于明码标价的规定、关于经营者价格权利的规定、关于经营者不正当价格行为的规定等，均属于典型的微观规制内容，这些内容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所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和垄断行为并无二致，完全应当将其归入到市场规制法的体例之中。也有关于价格总水平、价格总水平调控的经济手段、价格总水平调控的价格手段（如价格调节基金制度、重要商品储备制度、保护价制度、价格干预措施和价格紧急措施以及价格监测制度）等内容的规定，毫无疑问属于宏观调控法的内容，应当将其等同于经济法中的税收、财政、产业政策等一并归属到宏观调控法的体系当中。而价格法中关于政府定价行为的规定，虽然具有微观规制和宏观调控的双重属性，但考虑到在经济学上此类内容基本属于政府监管的范畴，将其整体归入市场规制法内容当中似乎更为符合学术界的传统，也更易为社会公众所接受。

四、结语

第3篇：宏观调控的解释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

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第4篇：宏观调控的解释范文

论文关键词：经济学原理，经济学，资本论

 

改革开放以来，高校经济理论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学的地位下降，研究市场经济的西方经济学成为高校学生学习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学在内容和形式上创新不足，这需要我们理论工作者长期不懈努力去探求。同时，我们也应纠正对西方经济学“一边倒”，排斥经济学的错误倾向。

为了在经济理论教学中坚持，我于2007年编写了一本颇具特色的高职高专教材《经济学原理》（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试图在宣传经济学方面作一些探索。下面把我的尝试向各位同行汇报经济学论文，以求得到指点。

一、增加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内容

当前我国很多高职高专院校的经济学理论教学，只开设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而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使用的绝大多数教材，其内容全是西方经济学。这样，高职高专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就只学习西方经济学，学不到经济学。我认为这是不妥当的。把西方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原理》（或《经济学基础》）教材的全部内容，会使教材内容与课程名称不相符。经济学不等于西方经济学。在经济类的课程中，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不同的课程，其内容不应该相同。经济学原理应该包括比西方经济学更多的内容。尤其是在我国，经济学应是经济类大学教育不可缺少的内容。在不开设政治经济学课程的院校，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不应缺少经济学的内容。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基础）课程包括经济学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我编写的《经济学原理》有意在改变这种不正常状况方面作些尝试。本教材既以西方经济学的资源配置理论为主要内容，又包括了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有关理论（特别是经济制度理论和价值理论）。在本教材中，经济学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地方，一是第一章第二节（经济制度），二是第三章（商品价值）；其他章节也有经济学的内容。

本教材不是把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作简单的拼凑，而是尽量进行有机的结合经济学论文，避免出现理论上的矛盾，坚持经济理论的科学性。例如：用价值规律来解释均衡价格；归纳了“资本”的五种含义；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来解释利息的产生；用货币流通规律来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用生产力发展来解释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等等。

二、在具体内容上的改进

把以《资本论》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学融入本教材中，我在具体内容上作了以下的探索。

1．“社会人”范畴（第一章）。第一章包括资源配置（第一节）和经济制度（第二节）两部分。在经济制度部分提出了与资源配置部分的“经济人”相对应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讲的“社会人”，不是美国行为科学家梅奥提出的管理学的“社会人”范畴，而是研究制度的“社会人”范畴。本教材按照的观点，给“社会人”下了定义：“所谓社会人，就是与社会相联系，受社会影响和制约的经济主体。”同时指出：“研究经济问题，特别是研究经济制度，必须以社会人为前提。不研究经济主体的社会关系，就不能深入揭示经济现象的本质。”

2．狭义的生产关系和广义的生产关系（第一章）。本教材从狭义和广义来介绍生产关系范畴，提出：“讲生产关系，一般是指生产资料所有制，可以说，这是狭义的生产关系。从广义来说，除了生产资料所有制这个最重要的内容，生产关系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等。”同时还对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市场交换关系、企业治理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了说明。

3．制度变迁的原因（第一章）。本教材不仅讲了制度变迁的直接原因经济学论文，还讲了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而且运用观点来解释，指出：“制度变迁的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就是生产力的发展。”

4．供求决定价格（第三章）。有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导学生这样的观点：供求只是影响价格，不能决定价格。其实，这种观点既与现实不符，又与经典作家的观点不符。本教材引用马克思的原话，对供求决定价格的观点作了明确的表述：“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者和卖者之间的竞争即需求和供给的关系决定的。”①

5．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在解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含义时作了这样的表述和说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指在供求平衡的市场条件下，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供求平衡下全社会生产某种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的平均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包括劳动者在生产中平均耗费的劳动时间，又包括正常使用生产资料所平均耗费的生产资料中已凝结的劳动时间，这两种不同的平均劳动时间分别决定了商品的新价值和旧价值。”与流行的说法相比较，本教材增加了两个新摘要劳动时间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决定商品的旧价值，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中提到过的。

6．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含义（第三章）。本教材用劳动的智力成分来解释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教材中指出：真正决定人类劳动本质的东西是智力劳动②；智力劳动的含量决定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区别，决定了各种复杂劳动的复杂程度的不同。

7．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第三章）。在我国流行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价值规律和均衡价格是脱节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不讲均衡价格经济学论文，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不讲价值规律。本教材把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用价值规律解释均衡价格。教材写道：“价格趋向均衡价格变动是价值规律作用的表现形式。……只有按照代表价值量的均衡价格进行商品交换，才能实现买卖双方的利益平衡。也就是说，价值体现了利益的平衡。而在价格偏离均衡价格的时候，买卖双方的利益就失去了平衡。这时，为了经济利益而开展的竞争就会引起供求变化，从而导致价格回到代表价值量并体现利益平衡的均衡价格上来。……价值有一种力量，把价格拉向代表价值的均衡价格，这就是价格变动的必然趋势。”

8．收入的来源和分配制度（第七章）。本教材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专讲收入分配的第七章开始时就指出：“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但是，收入如何分配取决于生产条件，按生产要素分配是现实社会普遍存在的分配制度。”大多数同类教材都没写“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这个的结论。

9．资本的含义（第七章）。学生们会接触到不少“资本”概念，如“资本家”、“资本主义”“国有资本”、“资本金”、“资本与负债”、“资本品”、“资本市场”等，可能会对“资本到底是什么”迷惑不解。应如何解释资本的含义？本教材的解释是：在经济学中，“资本”是个多义词。它在不同的场合使用时，表示的含义是不相同的。资本的含义主要有以下几种：①资本是靠剥削雇佣劳动而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体现着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生产关系。②资本是能够带来价值增殖额的价值。③资本是企业中属于所有者的价值。④资本是被生产出来又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生产的物品。⑤资本是长期资金的特征。

10．利息存在的原因（第七章）。不少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讲述利息存在原因时，分别对资本主义利息和社会主义利息进行分析经济学论文，没有从一般意义上来分析撇开制度特性的利息。西方经济学解释利息存在的原因所运用的是“时差利息论”和“迂回生产论”，没有讲到本质上。本教材对利息存在原因的说明，以《资本论》中的利息理论为基础，同时抽掉其中有关资本主义性质的内容，指出：“利息存在的最重要原因，是资本具有价值增殖的本质属性。”对此，从资本供给者和资本需求者两方面来进行分析。

11．利润产生的原因（第七章）。本教材没有采用“利润的来源”的提法，因为这提法容易造成误解。在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一般讲利润有三个来源：创新、承担风险和垄断；而根据观点，各种形式的收入都是劳动创造的，利润也不例外。关于利润产生的原因，我认为，承担风险只是与创新活动相伴的一种行为，它本身不会产生出利润。因此，本教材只讲创新和垄断这两个原因，重点讲述创新，分别叙述了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市场创新、营销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等活动是如何产生出利润的，由此得出结论：“创新利润是由于创新活动使产品价格高于成本而产生的。”本教材重视企业家在创新中的作用经济学论文，指出：“创新的关键人物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劳动是高级的复杂劳动，在同样时间内比普通劳动创造更多的价值。”

12．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第十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讲货币流通规律一般是在关于货币职能的部分，而不是在通货膨胀理论部分。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中的通货膨胀理论一般不讲货币流通规律。本教材把二者结合起来，用货币流通规律解释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并用一个与货币流通规律有联系的、表示货币供给量对通货膨胀作用的总供求平衡公式来说明。这公式是：价格水平×流通商品量=货币供给量×货币流通速度。

13．宏观调控的必要性（第十一章）。本教材对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作了较多的论述。教材中首先说明：“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各市场经济国家实行宏观调控，是因为市场经济自身的缺陷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加剧。”通过分析这些矛盾，从四个方面说明宏观调控的必要性：①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②经济稳定要求宏观调控；③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要求宏观调控；④社会稳定要求宏观调控。在论述第一个必要性时指出：“生产社会化的发展与市场对宏观经济调节失效的矛盾，是现代市场经济实行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14．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第十二章）。一般的教科书在讲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时，只讲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科学技术四个因素，本教材增加了第五个因素——制度。本教材指出：“从根本上说，制度是通过影响人的经济利益从而影响人的经济行为来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

注释：

①马克思：《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38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②此观点来自何明著：《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及数学化——关于完善劳动价值论的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第5篇：宏观调控的解释范文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制度,政策效应

当前,我国虽然由于部分行业投资扩张较猛,但我们的劳动力不紧张,失业率还在增长;资金不紧张。银行存差很大;生产能力不紧张,大部分特别是制造业、工业消费品能力宽松甚至过剩,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9%-10%。现在实际增长率仅及潜在增长率的下限,未到上限。不过碰到的瓶颈制约应当引起重视,因为它影响发展的全局。本文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浅谈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效应

从宏观开放经济的角度来看,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中国政府选择了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自由流动(或加速放松资本管制)的某种结合。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一国如果出现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或两者之和为顺差),本币汇率将会升值并导致经常项目逆差减少和国际收支平衡的恢复。

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消除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导致的本币升值压力,中央银行必须买入外币卖出本币。流通中本币数量的增加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压力的增加。如果经济处于通货收缩时期,中央银行可以不必对增加的货币供应进行对冲。但是,对于一个存在结构性国际收支顺差的国家来说,当经济处于通货膨胀(或出现通货膨胀危险)时期,中央银行维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中央银行克服通货膨胀的目标往往发生矛盾。

为了防止(或抑制)通货膨胀,中央银行必须提高利息率和(或)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如果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中央银行就必须对因干预外汇市场而释放出的货币增量进行对冲。但是,任何国家中央银行的对冲能力都是有限的。事实上,早在中国经济走出通货收缩之前,为了控制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人民银行就一直在从事对冲操作。经过多年的对冲操作之后,人民银行已面临“无(国债)券可用”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推出了“央行票据”这一金融工具。但由于商业银行对央行票据的需求是有限的,因而这种方法也无法无限使用。当然,基础货币数量的变化、银行信贷的变化和广义货币数量的关系是复杂的。基础货币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货币供应量的相应增加。但是,由于存在大量超额准备金,商业银行随时都可以相应增加信贷发放,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形势恶化。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

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

当前的中国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脱胎而出的,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不是以市场交易为基础的,整个社会被组织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单一企业。在那里,信用只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微不足道的辅手段,以避免资源配置的自发性为理由,企业之间的商业信用是被严格禁止的。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着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

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

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

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

二、宏观调控政策对市场经济的影响

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

第6篇：宏观调控的解释范文

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亚太首席经济学家

陶冬

GDP的大幅修正，对经济的直接影响并不明显，但影响到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判断，甚至影响到在投资、消费和人民币汇率方面的未来政策。至少在以下三个环节，这次数据调整可能导致经济学家认识上的改变，甚至影响到未来的政策方向。

首先，中国的整体投资规模未必像以前想象的那样过热。37％的投资比率，使中国近期内加大对投资、房地产调控力度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其次，中国高达40％的储蓄率也随着GDP数据的调整而回落了近7％。中国的极高储蓄率一直是一个谜。退休、养老、医疗、教育保障的不健全是一个原因，大量的灰色收入是另一个原因。这次普查将这部分收入曝光，导致储蓄率相对下降。政府将刺激消费当作今后工作的一个重点。不过中国人的储蓄率未必那么高，消费可进一步提升的空间也未必有想象的那么大。

最后，中国经济规模的增大，必然会加大国际社会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呼声。中国政府在选择调整人民币汇率的时机、力度上拥有话事权，但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进一步汇率调整在所难免。

中国出口进入低迷期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 谢国忠

2006年，中国进入出口低迷期，将减少房地产投机的资金来源和银行系统的流动资金。中国经济要避免硬着陆，就必须保持很低的利率、旺盛的房地产需求，并以强劲的出口增长来保证资金流动性。我们预测2006年出口增长率为15％，甚至更低。

中国的出口在人民币汇率去年7月微调之前，就已显现疲态。许多出口行业那时已开始表现出利润问题;其主要原因是成本挤压，价格竞争也带来了严重的利润问题。

另一个原因是生产转移已达到饱和。今后这种转移还会在相当范围内继续，但相信其步伐相对以前会放缓。

除了成本和制造业转移因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全球经济周期也在冷却。我们预测明年全球增长将放缓10％，这意味着全球贸易可能下降20％。

我们预测2006年中国出口增长率15％，是2005年预期出口增长率的1/2。然而风险仍在下行。我们认为，2006年中国出口增长率甚至可能降到单位数百分率。

穷人穷不是因为素质低也不是因为懒

当代中国(北京)发展战略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卢周来

农民到底为什么穷呢？舒尔茨认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存在对农业部门的歧视。这些国家将迅速工业化作为发展的重点，从而在设计政策时给予工业与城市以优先权。而将农业部门定位为为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原料来源以及廉价劳动力来源。于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歧视的共同压力下，农业已成为这些国家经济计划中的薄弱环节，农村发展与城市发展存在严重的不平衡，这是农业部分落后与农民贫困的主要原因。

这种观点对于中国农民为什么穷也有足够的解释力。为什么中国90%的穷人都集中在农村？为什么农民即使进了城市干着最苦最累的活仍然无法摆脱贫困的命运？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实现经济起飞，要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必须使其资本积累达到一定规模。而中国现代化进程是在世界体系已经形成的历史背景下开启的，中国不能像欧洲那样靠当年的海盗行为或殖民，靠农业部门与农民承担资本积累是重要途径之一。改革开放前，通过压低农业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以“工农业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资金支持，这种政策一直维持到1990年代中期。

调整政策十分重要。因为“穷人更穷、富人更富”还不只是个社会公平问题，也妨碍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而落实这一政策，也不仅仅有利于社会公平，还能促进中国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

2006:迎接下行期的考验

国资委宏观部部长 赵晓

在经历了几年的经济过热和宏观调控之后，值得担心的可能是中国经济不要降速太快。目前宏观调控还在名义上继续，但基本上不再有大动作，经济则保持了比较平稳的增长，但想要继续平稳快速增长则越来越有难度。许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将从2006年开始进入本轮经济的下行期，宏观调控取向也将在2006年发生较大的变化。

在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目标下，中央同时提出了“要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关键是要努力扩大国内需求”。这样的政策动议非同寻常，在过去3年宏观调控中可以说是闻所未闻。想一想，最早的“扩大内需”的提法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经济下行期提出的，难道2006年也将面临同样的经济下滑的严峻局面吗？局势未必如此严重，但政府不将增长寄托于外需显然是未雨绸缪的明智之举。可以设想，尽管货币政策空间不大，但在“新农村运动”等旗帜下，政府已完全具备重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的空间，并将继续刺激消费。如在住房和汽车方面改变宏观调控中过于严厉的消费政策，这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便是意味着宏观调控的终结和新的调控取向的启动。

即使这样，宏观经济要保持像过去几年同样的经济增长，肯定是越来越难了。相反，经济下行的可能性几乎是必然的。

怎样解释中国的经济增长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张军

第7篇：宏观调控的解释范文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 房地产市场 基准贷款利率

从2005年7月21号起，中国银行实行汇率改革，人民币开始持续升值。在人民币升值这样一个特殊的经济背景下，高房价也成为境外投机者逐利的动机之一，短期投资又进一步推动房价的涨幅。为了稳定房价国家进行了宏观调控，但这其中涉及一个问题，人民币目前还在持续升值，在宏观调控抑制房价的同时，要如何平衡升值带来的行业发展和政策调控的行业过热，即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市场的具体影响。

模型的设定与分析

人民币升值通过存款准备金率、基准贷款利率影响房地产市场的供需。虽然人民币升值对房地产很多分支市场例如租赁市场、销售市场等都有一定影响，但数据零星分散而且影响也不是主要的，无法采集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这里我们主要分析人民币升值后汇率对房地产成本市场的影响情况，成本市场中土地价格是国家制定的，不因为本币升值而改变，在此也不列入实证分析。而上面几个利率指标虽然具体代表性不同但是在房地产业来说既能表示投资开发商融资成本指标，又能表示个人消费者投资者信贷买房的依据，是房地产成本市场的典型经济指标。为了统计方便，我们选用央行的基准贷款利率作为本次模型的被解释变量Y建立和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X的一元线性关系。升值后央行主要公布了2006、2007、2008数据，但是2008年下半年全球爆发金融危机，很多数据变化值经过了国家宏观调控操纵，没有2006、2007年数据稳定。在此我们暂截取2006年至2007年数据分析，如表1所示。理论分析知道，如果汇率值增加，货币贬值，则国家为了扶持行业就会下调基准贷款利率；反之就会上调基准贷款利率，它们之间有绝对值反向变动的趋势。

作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X）和基准贷款利率（Y）的散点图分别如图1、图2、图3所示。从散点图大体可以看出不论是6个月以内、3-5年期的基准贷款利率（Y）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X）大体成线性关系，同样，5年期的也成线性关系，所以建立的计量经济学模型为：

Yi=β0+β1 Xi+μi

（一）估计参数

本文使用的eviews4.0对以上表格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在此，仅以3-5年期利率和汇率的参数估计为例，代表分析。经过软件操作后，出现表2那样的回归结果。

在本次分析中，参数估计的结果为：

i=25.70025-2.431501 Xi

（1.983852） （0.258268）

t=（12.95472） （-9.414655）

R2=0.936599 F=88.63572 df=n-2=6

（二）模型检验

1.经济意义检验。所估计的参数0=25.70025是样本回归方程的截距，表示不受汇率影响的3-5年期利率自发变动行为，1=-2.431501是样本回归方程的斜率，表示3-5年期基准贷款利率每变动一个单位，就会引起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反方向变动2.431501个单位。0和1符号相反，和我们之前假设的汇率值的改变引起利率反方向变动一致。

2.拟合优度和统计检验。拟合优度的度量：由表2看出本例中可决系数为0.936599，说明所建模型对样本整体拟合程度较好，即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绝大部分差异做了解释。

对回归方程的F检验：针对H0：β1=0，在给定α=0.05的置信水平下，在F分布表中查找出自由度为k-1=1和n-k=6的临界值Fα（1，6）=5.99，由图3结果可知F=88.63572 >Fα（1，6）=5.99，应拒绝原假设H0：β1=0，说明回归方程显著，即方程中2006年到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对3-5年期基准汇率有显著性影响。

对回归系数t的检验：针对H0：β0=0和H0：β1=0，由表2还可以看出估计回归系数0的标准误差和t值分别为：SE（0）=

1.983852，t（0）=12.95472；1的标准误差和t值分别为：SE（1）=0.258268，t（1）=

-9.414655。取α=0.05查自由度df=6的t分布表的临界值t0.025（6）=2.45。因为t（0）=

12.95472>t0.025（6）=2.45，所以拒绝原假设H0：β0=0；因为|t（1）|=9.414655>|t0.025（6）=2.45|，所以应拒绝原假设H0：β1=0。这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成立，此模型中应包含常数项。剩余两个模型分析结论相似，在此不单独做分析。

（三）回归分析

以上模型的数据均截取自2006到2007年央行官方数据，下文将以2008年对应的数据为例做进一步分析，如表3所示。按照模型，通过Eviews回归计算出2008年9月16日，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为6.8203时分别对应的6个月以内基准贷款利率应该是7.49；3到5年期应该是8.88；5年期以上是9.06。但是实际从表3可看出并不是这样的，而且相差很大；继续预测2008年10、11、12月的利率，发现也是如此，模型均不能表达实际。

所以这里要对前面只选取2008年以前的数据做模型分析的原因进行解释。表1和表3共同表示了2006、2007、2008这三年的基准贷款利率和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的变化，但是经过粗略的线性作图估计发现它们之间不是直接的直线关系，而且2008年9月16日的数据是一个明显的拐点，那么这就和之前理论分析中得出的“人民币汇率和代表房地产融资成本的基准贷款利率之间有影响”的结论形成了一个明显的矛盾。

经过我们上面的对2008年以前数据的实证分析，明显看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和基准贷款利率是成线性相关的。之所以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主要由于2008年下半年开始，世界引发了美元次级债的经济危机，作为美国最大的债务人，中国也卷入这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作为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中国房地产业受到巨大的打击。为了稳定国内经济，避免重蹈日本经济衰退的覆辙，政府采取了大力度的宏观调控，基准贷款利率被控制在内，用以保护和维持我国内行业的发展。从时间上可以看出2008年2月，利率涨幅已经放缓，经济开始出现萧条的先兆，政府为了经济快速回暖，2008年4季度三降利率，鼓励消费，减轻投资贷款负担。此时的经济呈现出明显的政策性，政府对经济调控的权限超过市场的自有调节，尤其是房地产这个受政策影响大的行业，这时汇率和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就不能再用以上经济模型进行分析了，所以把2008年以后的经济数据做一个单独解释。

结论

在房地产这个特殊行业里面，大额的资金需求促使房地产业和金融市场的关系联系紧密，利率的变化牵动着地产投资者的成本命脉。人民币升值后，房地产市场呈现出发展过热的状况，从实证分析结论可以看出在升值大幅的2006、2007年，汇率的变动和利率之间存在此增彼消的关系，人民币的升值抑制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快发展。

数据在2008年产生了一个拐点，经过分析我们得知：当经济呈现出特殊情况，例如经济危机时，汇率和利率之间的关系不再遵循模型结论，而是由国家宏观调控适应突况，这也说明了中国房地产行业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不能单独的靠市场调节去适应经济突况，而要和宏观调控相结合。

现有汇率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建议

由于我国房地产行业发展不成熟和我国特殊的土地制度，国家宏观调控是目前影响地产行业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主要只能通过一些政策传导机制对房地产行业成本市场有一些局部的规范影响。要从本质上规范房地产业发展，抑制过高房价，预防房地产经济泡沫的出现必须要完善我国土地制度，具体表现为在土地买卖的一级市场中，建议政府应该减少土地行政划拨和协议转让，多采用公开竞价的方法规范地方政府行为，抑制地价，控制房价。

2008年下半年全球进入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大银行的利率纷纷下调，国内人民币升值幅度也因经济形势相应放缓。基准贷款利率是国家重要的经济杠杆，如果我国基准贷款利率太高会影响危机中的地产行业发展，超过外国的基准贷款利率又会造成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同时，人民币升值会增加国内通货紧缩的担忧，高利率也会打击国内的需求。所以，未来应在协调利率和汇率的政策下，谨慎的使用利率政策调节房地产市场。

在面临国际游资对我国房地产可能产生冲击的情况下，应该稳定汇率预期，不能放松对汇率预期的监管，尊重市场的同时采取必要的措施，拉长人民币升值的时间。如果人民币升值时间拉长，对于国际游资来说套利的机会成本增加，有利于“挤出”国际投资，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发展。

1.周金奎.中国房地产泡沫与非泡沫—以投机理论为基础的实证分析[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4，26

第8篇：宏观调控的解释范文

土地财政似乎成了解释房价困境的终极杀器。只要一祭出这四个字，人们就似乎洞察了中国房价的奥秘，连开发商都学会了骂土地财政。供求规律、竞争规律，似乎都得在土地财政这四个字面前让步。

然而，土地财政推高房价只是个似是而非的说法。

的确，土地卖价越来越高，但这并不是地方政府追求土地财政的结果。

上世纪90年代，张维迎教授提出地方竞争推动市场进程的观点：地方在财政压力下将被迫向市场让步。此后，钱颖一教授指出，中国的财政体系实际上是财政联邦制。本世纪初，张五常教授大力宣扬地方竞争的好处，指出，很多地方政府低价甚至免费向企业提供土地，这不是做亏本生意，而是精明，因为企业投资会提供稳定的税源，吸引的投资越多税源越广。

根据他们的理论，地方竞争的结果，只应该是土地、房屋更加便宜，而不应该更贵。是理论错了，还是现实变了？解释土地财政现象要从2005年、2006年的房地产调控说起。

2004年底，中国外汇储备增加2000亿美元，达到6099亿美元。与此相应，央行至少应放出4万多亿人民币。当时，全球初显货币泛滥之苗头。多发的货币，首先推动房产、能源等价格上升，地价自然也上升。那时就有指责土地财政的声音，但不是很强烈，因为房价上升很慢。

2005年，出台了“国八条”调控房价，其要点之一是紧缩土地供应，以免给不良开发商赚钱的机会。此后，北京房产均价从每年上涨几百元一跃变成每年上涨几千元。2006年又出台了“国六条”，土地供应更加紧张。经过几番调控，地方的供地量的审批权被收到国土资源部。国土资源部不直接审批地块，但进行量的控制，其机制大致类似于银监会对商业银行的额度控制。

在2005年调控之前，地方政府根本就没有抬高住宅地价的动机和行为。当年地方官员中一个非常流行的词叫“经营城市”。他们需要引入大量的资金来进行城市改造，以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如果他们紧缩供地，他们就会赶跑资金。

即使在宏观调控之后，地方政府仍有加大供地的动机。在那时，如旧厂改造等腾出来的土地，是可以不计入土地计划的，很多地方政府就利用这一点来加大供地。可以说，土地财政完全不是地方政府有意识追求的结果。正是对土地的总量调控造成了土地财政。

第9篇：宏观调控的解释范文

一、实证检验模型

（一）数据说明

本文数据均来自WIND数据库，数据处理使用Eviews5.1软件。文章旨在检验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因此，在货币政策方面，选用了不同层次的货币供给量M0、M1、M2作为研究对象；在房地产市场方面，选用了房地产投资额Y作为研究对象。

（二）数据平稳性检验—ADF检验

为避免非平稳的经济变量在回归分析时带来的伪回归问题，本文对上述经济变量采取ADF检验，分析各个变量是否具有平稳性，ADF的回归方程式为：

其中，Yt为变量的一阶差分，t是时间变量，Yt-i用以消除变量自相关的影响。

（三）Engle—Granger协整检验模型

对于非平稳的时间序列，如果以差分方法使其变为平稳，会使隐含在其中的长期信息丢失，回归分析会失效或降低价值，协整检验提供了一种检验变量间是否有长期均衡稳定关系的方法。对双变量进行协整检验时，一般采用的是Engel和Granger的二阶段分析法。

首先用OLS方法估计下列方程：

然后用ADF检验εt的平稳性，如果为平稳序列，则YtXt是（1，1）阶协整的，如果是一阶单整，则YtXt是（2，1）阶协整的，以此类推。

（四）误差修正模型

根据Granger定理，有协整关系的变量之间一定存在误差修正模型，它反映了变量之间的短期动态影响关系。通过差分把非平稳序列变换为平稳序列时，不仅经济变量关系的长期信息会丧失，还会导致回归模型的序列相关性，使回归分析失效。而误差修正模型则可以克服这些问题，不仅能够保留变量关系的长期动态信息，而且能够保证回归分析的有效性。

对于一个ARDL（1，1）模型：

代表的是两个变量之间关系对长期均衡的偏离或误差，是“误差修正项”；a=β2-1是修正系数，反映Y对均衡偏离的修正速度；Yt代表被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Xt为解释变量的短期波动，该模型意味着，被解释变量Y的短期波动可以由解释变量X的短期波动和两个变量长期均衡的误差et-1两部分来解释。通常β2是小于1的，因此修正系数a通常小于0，这就意味着当前一期X对Y解释不足，有正的误差时，et-1会减少Y的正向波动或增加负向波动，反之如有负的误差时，et-1会增加Y的正向波动或减少负向波动，可以看出，该模型有一种对前期误差的自动修正作用。同时，如果修正系数

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我们就可以知道Y在一个时期里的失衡有多大的比例可以在下一期得到纠正。

（五）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模型

本文采用Granger双变量因果关系检验法，建立二元变量自回归模型以分别探讨我国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投资额之间的因果关系。Granger检验假定有关Y和X每一变量预测的信息全部包含在这些变量的时间序列中，要求估计以下的回归：

其中，X和Y分别表示两个不同的变量，在模型（1）中，假定Y与其自身以及X的过去值有关，如果X的系数显著异于零，则说明有X到Y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变量X引致Y，同样的道理，在模型（2）中，若Y的系数显著异于零，说明有Y到X的单向因果关系，如果两者都显著异于零，则说明变量Y、X有双向因果关系。

二、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ADF检验结果

表1是对房地产投资额与不同层次货币供应量进行ADF检验的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房地产投资额与M0、M1、M2的水平序列均没有通过数据平稳的H0假设，是不平稳的，而一阶差分序列通过了H0假设，是平稳的，因此这些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进行变量间的协整检验。

表1ADF检验结果

变量

ADF检验值

检验类型（C，T，N）

临界值

Y

-2.383748

（C，N，0）

M0

-0.879882

（C，N，0）

M1

0.603866

（C，N，0）

M2

0.327916

（C，N，0）

Y

-6.320815

（C，N，0）

M0

-7.062382

（C，N，0）

M1

-9.227762

（C，N，0）

M2

-5.964672

（C，N，0）

注：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单位根检验方程常数项、时间趋势和滞后阶数，N指不包括时间趋势；﹡﹡表示临界值是在5%显著水平下得到的。

（二）协整检验结果

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投资额与M0、M1、M2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Y=-10324.63+0.824750M0（1）

（2.378530）

Y=-12426.17+0.203323M1（2）

（3.365515）

Y=-5431.810+0.047464M2

（2.475597）（3）

方程（1）至（3）为两变量间的协整方程，即变量间长期均衡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表明，货币供给量与房地产投资额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货币供给量与房地产投资额正相关，扩张的货币政策能够推动房地产投资额的增加，紧缩的货币政策能减少房地产投资额，货币供给量对房地产投资有重要影响，房地产投资受资金约束较强。

（三）误差修正模型

采用EVIEWS5.1软件，可以得到相应的误差修正模型：

Y=-67.50149+1.046664M0-0.516992et-1

Y=-1593.993+1.448276M1-0.389285et-1

Y=-1269.818-0.299699M2-0.435178et-1

协整方程描述了变量间的长期关系，误差修正模型描述了变量之间的短期关系。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确定变量间相互调整速度和短期互动影响力。

从模型中可以看出，如果M0变化1%，会引起房地产投资变化1.047%，误差修正系数为-0.516992，符合反向调整机制，当期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偏离有51.7%会在下期得以调整。如果M1变化1%，会引起房地产投资变化1.448%，误差修正系数为-0.389285，符合反向调整机制，当期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偏离有38.9%会在下期得以调整。如果M2变化1%，会引起房地产投资变化0.3%，误差修正系数为-0.435178，符合反向调整机制，当期短期波动与长期均衡的偏离有43.5%会在下期得以调整。因此，我国房地产市场对货币供给量的变化是敏感的，货币供给量的变化通过直接的资金效应影响房地产市场的投资额。

但是，需引起注意的是，当M2变化时，会引起房地产投资额发生反向变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与我国目前房地产市场的供求状况有关。在供给方面，受政策因素影响，土地投放量减少导致房地产企业的拿地成本大幅提高，从而使市场的房地产供给减少；提高准备金率、加息等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以及紧缩信贷政策的出台，也增加了用于房地产开发的资金成本，而这些增加的成本必然要转嫁到购买者身上。在需求方面，投资性购房并不是购房的主要动力。受中国人口结构以及传统习惯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国内老百姓购房主要是为了解决自住需要，因此，对自住性住房的需求非常强劲，而且这种需求具有刚性，政府对刚性需求的调整是没有意义的，老百姓在很多时候是不会由于贷款利息增加、贷款手续难办而放弃买房和办理住房贷款的，这就好比“春运”期间老百姓是不会由于客运票价上浮而不回乡探亲。因此，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房地产市场的供给下降得更快，而需求则下降得有限，房价以比原来更快的速度上涨，房地产的投资收益可观，财富效应吸引大批投资者将原本投资于股票、债券等其他金融市场工具的资金转投到房地产市场。而房屋预售制的存在使得开发商有了大量的资金用于房地产开发，房地产投资额持续上升。

（四）Granger检验

对经济变量两两进行Granger检验的结果如表所示：

表2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零假设

样本数

F统计量

概率

M0不是Y的Granger原因

32

3.35998

0.04977

Y不是M0的Granger原因

32

15.3502

3.5E-05

零假设

样本数

F统计量

概率

M1不是Y的Granger原因

32

4.39606

0.02225

Y不是M1的Granger原因

32

0.38427

0.68461

零假设

样本数

F统计量

概率

M2不是Y的Granger原因

32

5.62080

0.00910

Y不是M2的Granger原因

32

3.27780

0.05316

通过因果检验可以看出，M0、M1、M2均为引致Y变化的Granger原因，而Y是引致M0变化的Granger原因，因此，在Granger意义上，货币供应量与房地产投资额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复杂的循环。即一方面，货币供应量的变化会引起房地产市场资金的变化，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资金的变化也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变化，这表明货币政策和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三、政策建议

从以上的实证分析可以得出，货币供给量是影响房地产投资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可以通过实施适宜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由于在长期中货币供给量对房地产投资具有正向影响，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可以抑制房地产投资的过快增长，而稳定的货币供应增长可以避免房地产价格和投资增长过快，有效稳定房地产市场。同时，受中国特殊国情的影响，在短期内，货币政策实施的效果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背离，因此，除了通过实施货币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外，国家还有必要采取适当的辅助措施，以强化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具体而言，有如下几点：

第一，控制住房贷款规模和结构。货币供给量的较快增长会导致住房贷款的增加，从而增强对房地产开发的投资需求和投机需求。特别是住房贷款门槛限制的降低，会刺激投机需求，引发房地产价格的新一轮攀升。因此，监管部门必须加强对住房贷款数量和结构的控制，抑制房地产的投机性需求，提高住房贷款的质量，这样既可以抑制房地产市场的过热，也可以降低贷款风险。

第二，要加强“窗口指导”，建立和完善房地产市场的预警和统计指标体系，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流向，避免信贷资金过度集中于房地产市场。应加强房地产信息的统计、处理和公示制度，建立和完善科学的预警与监测体系。一方面，要定期公布当地商品房开发投资、新开工、竣工、销售、空置等信息，为开发商提供市场供求信息，引导开发适销对路的商品房；另一方面，通过信息披露、政策解释和问题剖析，引导消费投资趋向理性，普及公众的风险意识，促进房地产市场有序健康发展。

第三，调整住房供应结构，加大中低价住房的供给。我国住房市场存在较为严重的住房供给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表现为中高档住房开发过多，而适应一般老百姓消费能力的中低档住房供给太少，虽然这可以通过市场自发调整得以改变，但这一过程很长，政府可通过经济手段和改变市场规则等方式进行调整。经济手段主要有税收和货币手段，如对不同用途的开发项目实施不同的税收标准，对高档住房征收较高税率的消费税和土地增值税，对低档房则不征收消费税和土地增值税。改变市场规则的手段如严格实施土地荒废两年后可以被土地主管部门无偿收回的政策，以解决开发商囤积土地的现象；将一次性收取的土地出让金改为分年度收取，以降低住房开发成本。

第四，改善投资环境，拓展投资渠道。当前，投资渠道不畅，事业投资收益率低，是资本纷纷卷入投机市场、民间资本大量外逃的根本原因。我国投资环境亟待改进，政府的政策应着力于优化投资环境、规范市场秩序、完善公共服务，减少与民争利的政府投资，为社会资本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同时，积极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间接融资市场，通过规范上市企业以及证券商的行为、加大信息公布的透明度、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等措施，让其他投资领域重新成为各种投资者所接受的投资渠道，从而分流房地产市场内充斥的投机资本，减轻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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