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的基础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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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近几年伴随着首都经济的发展，大城市集聚效应日趋明显，北京交通出行环境不断复杂化，交通安全隐患在增多。北京实施“公交优先”战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公交设施得到改善，但在舒适性、可及性方面存在很大偏差。智慧城市、智慧交通则为解决城市交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历史上的城市分割布局导致的交通拥堵及早期修筑道路遗留的问题，是北京交通拥堵无法逃避的根源。在当时国内经济相对不发达、人口和车辆都相对较少的情况下，问题并不突出。可是由于城市不同功能区的叠加，近些年拥堵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北京早期交通线路的设计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考虑到日后北京的高速发展，同时也因为多种原因存在许多不合理的路线。如：西客站周边的道路，公共交通工具很多，拥堵是家常便饭。北京不少立交桥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建国后北京的立交桥在短时间内建成很多，在当时条件下被认为是一种技术进步。但是仓促的时间导致设计上的诸多纰漏，最后造成不少立交桥上不去、下不来、司机见了晕头转向等情况，使得拥堵更为频繁易发。

而当政府对城市交通缺乏有效管理的情况下，新建的道路设施会引发新的道路需求，而交通需求总是超过道路供给。也就是说，不管政府投入多大的人力财力，结果必然导致交通拥堵，“当斯定律”描述的情形对于分析今天北京的交通拥堵问题仍然有效[1]。城市建设应该规避交通设施可能发生的风险问题，同时重新规划不合理线路设计。随着宏观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逐步减小，北京市中心的常住人口在一定时期之后会有所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根据交通承载力，可逐步对不合理的路线等进行重新改建。

二、北京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现状与问题

（一）从人口规模看北京交通现状

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北京市的交通出行量逐年增加。2011年北京市常住人口由2005年的1538万人增加到2018.6万人。人口的绝对数量从两个点导致了或者加重了城市交通拥堵问题：一是公共交通工具和线路相对有限，很大程度上无法满足不断增长的人口的出行需求。二是私家车保有量极高。2011年，北京全市机动车拥有量为498.3万辆，其中私人拥有量为389.7万辆，分别为2005年的1.9倍和2.5倍。人多车多，加之交通线路在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堵车几乎成为北京的“风景线”。

（二）从公共交通发展看北京交通现状

随着北京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交通压力日趋紧张。北京于2006年、2009年先后出台了《关于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意见》和《绿色交通行动计划（2009-2015）》，通过加大轨道交通建设力度、全面更新公交车辆、优化公交线网、实施低票价、设立专用道等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进“公交城市”建设[2]。2011年北京市居民出行中公共交通的承担率突破40%，但与其他国际化大都市60%-80%的公交承担率相比仍显较低。2011年末，全市轨道交通运营线路为15条，运营线路长372公里，比2005年增加258公里；全市公路里程达到21319公里，比2005年增加6623公里，以年均6.4%的速度增长；全市城市快速路达到263公里，干线公路里程达3462公里，分别比2005年末增长14.3%和15.6%，二级及以上公路里程占干线公路总里程的比例从63.5%提高到88.6%；全市公共电汽车运营线路为740条，比2005年增加118条，运营线路长19338公里，运营车辆达2.2万辆，比2005年增加0.3万辆。整体来看，北京公共交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交通压力，但并不能完全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以北京地铁为例，存在有的站点之间间距过大而又缺少其他公共交通补给等问题。

（三）从道路面积看北京交通现状

2011年底，北京市公路道路总里程达到了28446公里，城市道路总面积达9164万平方米，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承载能力得到提升。道路供给总量逐年增加，供给结构也有小幅度调整。但从实际运行结果看，道路交通拥堵现象仍客观存在，城市道路设施仍显脆弱。除道路、车辆及行人之外，北京交通还应考虑行政管理和优化配套公共设施。建议设置更多的公共自行车租赁点，鼓励市民绿色出行。可遗憾的是，机动车经常占据自行车道，有的路段甚至没有自行车道，或者自行车道和机动车道之间没有任何隔离等，这都增加了绿色交通的危险系数。因此，与城市道路交通相配套的诸多公共设施和服务都需进一步完善。

（四）从机动车拥有量看北京交通状况

据《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统计结果显示，北京市的机动车拥有量增长明显，各类汽车的年增长率都很高。如2011年，北京市的机动车拥有量高达498.3万辆，为2010年的103.6%。

三、北京建设智慧交通的理论与实践

（一）智慧交通的形成机理

建立智能交通系统是智慧城市的主要应用功能之一。智能交通系统是指通过道路收费系统、多功能智能交通卡系统、数字化交通智能信息管理系统等多种模式的数据整合，提供基于交通预测的智能交通灯控制、交通疏导、出行提示、应急事件处理管理平台，帮助进行城市路网优化分析，为城市规划决策提供支持[3]。智能交通管理系统的建立实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交通压力的同时，也存在一系列亟待解决的技术难题，例如海量数据存储与处理问题，多信号非接触传输问题、通讯规约问题等。

北京智能交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高速公路电子收费系统、信息系统、一卡通系统、危险品运输监控系统、奥运交通指挥中心、出租汽车调度及浮动车信息采集系统等。以“一个中心、三个平台、应用系统”为框架，涵盖171个子系统的智能交通管理体系，包括指挥调度、交通控制、交通监测、交通信息服务等[4]。近年来建成的北京市交通运行协调指挥中心（TOCC）是全市交通综合运输协调、交通安全应急指挥、数据共享和信息中枢。建成了轨道交通指挥中心一期工程，实现了全部既有轨道交通线路智能化运营调度。拓展道路交通违法监测系统应用范围，首次在公交车辆安装110套移动监测设备，实时监控占用公交车道的违法行为[5]。

随着新技术的出现，在TOCC、智能交通系统的基础上提出了“智慧交通”的理念。充分发挥物联网技术，通过移动计算、智能识别、数据融合、云计算等技术，形成智慧交通系统。智慧交通系统，是指将电子、信息、通讯、控制、车辆以及机械等技术应用于交通领域并能迅速、灵活、正确地理解和提出解决方案，以改善交通状况，使交通发挥最大效能的系统。从智能交通系统到构建智慧交通体系，需要加快推进综合交通服务和管理系统、交通诱导系统、智能出行服务系统、交通应急指挥系统、数字公路综合信息服务系统、出租车与公交车智能服务管理系统、电子收费系统、港口信息管理系统等智慧交通应用系统建设，从而进一步提高城市交通的科学管理和组织水平[6]（图1）。智慧轨道交通行业的发展建立在数字化和控制管理的智能化基础上，“更透彻的感知、更广泛的互联互通和更深入的智能化处理能力”是智慧轨道交通的基本特征，它以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全联网技术和传感技术为支撑，构建和展示“高效、便捷、安全、可视、可预测、环保和智慧”的、高科技和现代化的综合性轨道交通系统[7]。同时发展智慧型的快速公交系统和轨道交通，可以降低碳排放强度[8]，符合绿色经济、生态经济、低碳经济的发展趋势。

（二）北京智慧交通的实践状况

智慧交通在世界上已经有了一些成功实践例子。如，新加坡采用的“智能交通预测系统”，由计算机化交通信号系统、电子扫描系统、城市快速路监控系统、接合式电子眼以及道路计价系统组成，在预先设定的时间段内预测交通流量，帮助交通控制人员预判、管理交通流，防止交通堵塞。瑞典斯德哥尔摩启用新智能收费系统，使交通量减少22%，排放物减少12%-40%。

北京智慧交通管理系统由交通流自动采集、分析、处理及信息系统、交通信号控制系统、交通指挥调度综合集成系统、交通管理数字化执法信息管理系统、交通事故分析处理与交通安全控制系统、对外交通信息服务系统、交通管理综合业务信息管理及辅助决策系统、交通管理宽带网络及通信系统八个子系统组成[9]。北京市已经开始试点“智能停车位引导”建设，在道路两侧建设引导停车的路牌。另外，为实现“公交优先”原则，北京出台了增加公交车辆和线路、设立公交专用线、完善公交基础设施等一系列专门政策措施。其中公交智能化调度系统的基本目标是解决公交车辆运行中无序、失控与低效的状态，解决与首都公交可担负城市旅客出行的主导地位不相适应的矛盾。把通信控制、卫星定位、计算机网络与运营组织科学地结合，运用系统工程的理论方法进行综合集成，实现集运营指挥调度、综合业务通信、乘客信息服务等为一体的智能化公交管理系统[10]。据调查，北京市顺义区的公交智能指挥调度中心项目总投资386万元，由指挥平台、车载定位系统、车辆和场站监控系统、通信系统组成，目前已在顺义区内的48条线路469辆公交车、4处公交枢纽、16个公交车站安装了指挥监控终端。调度中心通过公交车上安装卫星定位系统（GPS）、在重点站台安装监控系统等措施，实现对运营车辆的实时监控以及车内图像采集。公交智能指挥调度中心能够根据监控各种数据采集结果，判断车辆运行情况，及时发出指令，调度全区公交运行。通过卫星定位和视频监控，指挥中心随时掌握车辆的运行速度、所在位置、是否晚点等信息。此外，系统设置了报警功能，对车辆甩站、超速、严重堵车、首末班车不准时等进行提示。指挥中心人员根据各种情况，通过系统向安装在公交车上的GPS显示器发送短信进行提示，也可通过指挥中心的话筒向司机发出语音提示。每辆车的司机座位旁都安装有一个紧急按钮，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司机可通过按钮向指挥中心报警。智能指挥调度中心运行以来，顺义区境内公交正点率提高近10个百分点，公交服务投诉类纠纷显著减少，市民乘公交出行的意愿明显增强，境内公交刷卡率由86.36%提升到89.47%。

参考文献

[1][3]张永民.智慧城市总体方案[J].中国信息界，2011，（3）：12-21.

[2]庞世辉.北京绿色出行与发展城市新型交通系统的构想[A].北京市交通委，北京交通发展研究中心主编《探寻北京交通—世界城市交通科学发展之路[C].2012，1.

[4]缪明月、高爱霞、戴帅.建设世界城市目标下智能交通管理理念诠释及发展展望[A].段霞主编.2012城市国际化论坛——世界城市：规律、趋势与战略选择论文集[C].2012.

[5]刘小明、王兆荣、陈燕凌，等.提高精细化管理水平 推进交通事业科学发展[A].张耘主编.北京蓝皮书：北京公共服务发展报告（2011-2012）[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6]佚名.“十大应用体系”：让城市充满“智慧”[J].宁波经济，2010：30-31.

[7]曾华燊、朱怀芳.论智慧轨道交通及其系统架构[J].计算机应用，2012，32，（5）：1191-1195.

[8]陈静、张景秋.低碳经济视角下的北京公共交通发展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0，（5）：70-72.

第2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社会成本；环境成本；影响

中图分类号：F2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1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工业化的推进，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进而可持续发展被提到日程上来，环境问题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话题。在企业管理活动必然会对环境造成的影响，所以企业也要对环境做出一些贡献和牺牲，对环境负责，环境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那么企业在对环境要求所付出的代价就是环境成本。通过对它的核算和分析，合理运用企业资源，促进社会可持续发展。

一、环境成本的内容及意义

环境成本可分为三大类：环境检测成本、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损失成本，其中环境损失分为外部环境损失和内部环境损失。有些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和废弃物的排放而产生的成本就是环境外部损失，这些损失分为已支付的外部损失和未支付的外部损失，其中未支付的外部损失就是社会成本。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也日益突出，某些行业的环境成本是一个相当大的惊人数字，需要国家对环境成本问题高度重视，将环境成本列入企业成本，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企业才会采取各种措施加强对环境污染的控制。

二、环境成本核算的分析

1.环境成本的国外研究情况。早在20世纪70年代国外就有了环境成本核算的相关内容，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展开了对环境污染的经济损失研究。他们从宏观上将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当时就有学者提出“生态需求指标”这个指标可以测量与反映经济增长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随后也有些学者提出其他指标，他们希望这样能最大程度的减少环境污染。从微观上将环境成本纳入企业传统成本核算。1998年2月在联合国组织的的《环境会计和报告的立场公告》中重点探讨企业环境会计要素的确认和计量等，舍弃了外部环境成本，强调用会计核算来探讨环境成本。

2.国内环境成本核算的研究。国内环境成本核算立足于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环境价值与社会成本之间的关系，他们对环境成本的核算主要在宏观范围上，比如绿色GDP核算、环境经济学和会计学等。他们提出，环境成本核算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重视，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利用环境成本调整国民总收入，并将环境成本作为绿色GDP的扣减项目来核算分析环境成本。

3.环境成本核算的措施。当前，我国社会成本数额较大，如果在分配社会成本时全由企业负担，企业势必因成本大增而蒙受巨额亏损，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政府引导企业朝控制社会成本的方向的努力，同时国家也可以承担一部分成本，实现成本分配合理化。

在宏观环境成本核算方面，政府可以建立一个独立于其他部门的环境成本核算中心，统筹各地环保、质监、林业、税务、水电、卫生等各部门，负责各地的环境成本核算问题，从环境保护成本、环境检测成本、环境损失成本方面对环境成本进行核算，并定期公布环境成本核算报告，从而更好地服务社会，引导政策制定者决策，引导经济向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

建立一个规范的环境成本核算体系，来实现绿色GDP的模式，这样能够综合反映一个时期内的经济发展情况和资源利用效率。

三、社会成本对环境成本核算的影响

1.社会成本量影响环境成本核算量。当社会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超过环境可承载量之后，一系列的环境问题所导致的成本必将由社会来承担。如：雾霾所导致的人类呼吸系统疾病，在疾病治疗方面由国家统筹的医疗保险来承担，也就是将环境污染的影响转化为社会成本。因此，污染的加剧导致社会成本的增加，社会成本的增加导致环境成本核算量的增加。

2.环境成本核算对社会成本具有反作用。政府组织环境成本的核算，并定期公布环境成本核算报告，将引导决策者对社会经济和区域行业的布局、决策，将进一步引起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将从理念和实践上引导企业主动进行环境污染的治理和控制。

四、社会成本影响宏观环境成本核算的处理

社会成本存在广泛性、复杂性、多变性的特点，因此，对其核算也应当因地制宜，不可简单化、一刀切。

1.明确会计核算期间：由于治理环境的长期性，决定了宏观环境成本核算既要反映短期目标，又要反映长期效果，因此，短期核算应当以一年为一个期间，中期核算应当以一个国家“五年规划”为中期期间，长期核算应当以二个国家的“五年规划”为长期期间。

2.多元化的计量单位：由于环境成本核算的复杂性，决定了环境成本核算既要有货币为单位的计量，又要有以实物单位（如空气质量指数等）为单位的计量。

3.统筹性的核算目标：进行社会成本的计量、环境成本的核算，应当坚持中立地、真实地、统筹地性原则，将社会成本的方方面面（如环境污染影响人类健康所付出的成本、环境污染对经济发展的成本代价等方面）进行综合筛选、考量、计算、转化和核算，以方便政府决策者从社会成本的方方面面进行综合决策。

4.综合性的年度报告：通过以年为单位的环境成本核算，每年政府应当出具一份简明易懂、详细而具有指导性的环境成本年度报告，以向社会公布上一年度的环境成本水平，并提出下一年度的环境成本工作目标。

5.核算年度绿色GDP：在核算全年GDP的基础上，减去环境成本数额，可以得出我国上年经济发展绿色GDP数值，能够让全国民众真正了解我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环境代价、扣除环境成本之后我国创造的绿色经济总量，引导我国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五、结语

总之，环境成本核算应该引起社会各阶层的重视，做好各行各业的环境成本核算，对社会资源进行合理分配，减少污染和浪费，从根本上缩减社会支出成本。处理好这个问题，才能使我国经济健康快速的发展。

参考文献：

[1]于杰.关于环境成本核算的探讨[J].现代商业，2009（35）：198-199.

[2]马自俊.环境规制、企业社会责任与环境成本核算[J].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2）.

[3]陈平，成颖.环境成本核算及账务处理的美国之鉴[J].商业会计，2012（1）：24-26.

第3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核心价值体系是实现经济和谐的重要支撑

和谐社会不仅是指利益层面的和谐，也包括价值层面的和谐。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同时进行，生活方式、利益诉求、价值取向等出现多样化趋势，不同区域、阶层、代际之间的认识差异日益明显。建设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加强社会团结和睦，增强国家的竞争能力至关重要。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振中教授认为，实现社会和谐必须使得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而且必须强调文化、道德与精神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一个国家核心的价值体系。形成有利于凝聚人心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对于维护经济社会的持续和谐发展有重要作用。

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目标和核心价值。中国人民大学张宇教授认为，任何社会公平的观念都不是抽象的、绝对的，而是历史的、具体的。我国现阶段由于存在着多层次和多形式的经济社会关系，因此，反映这些关系的公平原则也必然包括多方面的含义：一是作为市场经济基本规范的等价交换的公平，这种含义的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保证；二是与社会主义人权原则相适应的权利的公平，要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特别是把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发展权放在首位；三是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相适应的劳动的公平，这种含义的公平既强调要消灭剥削和两极分化，又强调劳动者之间利益的差别；四是收入分配结果的平等，即收入分配的均等化，这种含义的公映了不同社会阶层或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在国民收入再分配后形成的收入差距的大小。

和谐社会的微观组织基础需要不断发展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我国企业微观主体的再造与政府职能的转变已基本完成。但在市场与政府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空白地带需要其他微观组织来填充，这就是自发性的经济组织（如行会、商业协会、消费者协会等）和社会组织（如各种民间组织等）。南开大学周立群教授认为，这些组织没有地域边界，是以新的业缘关系网络替代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网络，这必然打破原来依靠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低层次的组织关系。这些新兴社会组织的发育可促进社会团结,其由无序向有序的发展是经济市场化和社会民主化的重要标志。

中国社科院钱津教授论述了国有企业作为社会主义微观组织主体与公营企业的区别。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非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公营企业，不存在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直接结合，公营企业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间接结合；国有企业主要设立于竞争性领域，公营企业主要设立于非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的改革要求是政企分开，公营企业的基本特征是政企不分；国有企业属全民所有，公营企业归属各级政府所有；设立国有企业的目的是创建新的社会制度，设立公营企业的目的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调节收入分配是实现经济和谐的重要途径

第4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 社会政策经济学  社会健康保险政策  养老金经济学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Personnel Bureau,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bstracts] Professor Rosner uses the set of microeconomic concepts and tools to analyze the      cause of social policy, the extent of social policy, the objectives of social policy, some political science aspects, and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licy. It provides a new paradigm for the analysis of social policy. We introduce the findings to Chinese scholars.

    [Key Words] Economics of Social Policy, Social Health Policy, Economics of Pensions 

    前言

    社会政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社会政策针对贫困、失业和社会供养等等问题规划蓝图,因而能让人们对未来充满希望。社会政策的制度设置应当被视为对具体社会问题的回答,要理解一项社会政策制度设置的应力,我们必须理解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家的制度选择要考虑它的历史传统、政治体系和社会结构。对于探询在不同制度结构下,社会政策产生什么样的后果,经济理论是一个有用的分析手段。维也纳大学经济学系罗斯那先生(Rosner,2003)[1]的专着《社会政策经济学》,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对社会政策的研究基础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为社会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笔者将其中主要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内学者,以期拓宽我们社会政策研究的视角。

    1、社会政策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和计量方法

    1.1社会政策的范围:

    社会政策范围不仅覆盖资助贫困人口,还包括帮助人口中的其他社会弱势群体。从实践上讲,社会政策的内容应当包括:(1)健康保险,(2)退休人员和老年人的供养,(3)帮扶失业者,(4)有关家庭的政策,(5)贫困。这种限定不是基于任何理论界限,而是基于需要限定和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制度安排。

    1.2社会政策的目标:

    为了评价社会政策的效果,我们必须清楚所提出的社会政策计划的原因,否则,我们无法评价社会政策的福利效果。社会政策的目标有:(1)反贫困,(2)防止意外事件(保险),(3)再分配,(4)规定有利于弱势群体的契约结构(例如,劳动法、租金管制)。

    不同的社会政策计划,其目标的重要性是不同的。反贫困计划不是为全体人口提供公共健康保险的主要目的,尽管反贫计划对减少贫困有贡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非常重要。基本养老金是反贫非常重要手段,但几乎不适合防止风险的计划,特别是对于私人退休供养。我们并不清楚建立社会保险计划的原因,个人要面对许多风险,其中一些风险可以通过商业保险避免,如防止火灾、汽车被偷等等。社会政策计划则不涉及防止火灾和汽车被偷遭受的损失。但大多数国家针对一些不测事件,建立了社会政策计划。因此,我们将思考,为什么一些风险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而其他的则没有被纳入。社会保险计划赖以设立的最重要的风险有:(1)失业,(2)疾病,(3)残疾,(4)与退休有关的财富损失,(5)寿命超过个人资产和财富承受力,(6)照料需求。

    “再分配”概念通常指从富人征收财富转付给穷人,这个概念太狭窄,不能很好地说明社会政策计划的范围。我们需要区分四种再分配类型:(1)垂直的:由于不同水平的收入和财富,在个人或家庭户之间进行的再分配。(2)水平的:在相同收入水平的群体内,根据个人或家庭户的具体特征进行的再分配。(3)个人所处的生命周期阶段:将个人或家庭户在某个时点的钱挪到相同个人或家庭户另一个时点上使用。(4)在不同的同批人之间的再分配:如果在某时刻出生的人必须支付给先于他出生的那些人多于(或少于)他从之后出生的人得到的,这是有利于先他出生(之后出生)的同批人的代际再分配。第一、二、四种类型是人与人之间的再分配,第三种类型是个人自身的再分配。

    1.3社会政策的经济学方法 

    经济学家们用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社会政策。这种分析的基本要素是:经济学家探讨人们面对不同的选择,将如何行动。经济学家把社会现实看作是个人选择的结果。但社会政策涉及到不可忽视的危险局面,在这种局面下,理性个人不可能做出连续的选择。而且,对于一些人,理性选择假设不适用,例如,精神有障碍的人。限制选择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例子是法律框架,尤其是社会政策的背景。

    社会政策分析使用微观经济学的概念和技术分析工具。它假定在某些限制下,家庭户效用最大化。这些限制包括预算限制和现存的管制。例如,最长工作时间限制。形式分析使用适当的数学,即受约束的最优化技术。如果做一般的了解,图表分析通常足够了。

    1.4政治科学方面的问题

    就社会政策来讲,存在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按照个人受影响的方式进行区分,社会补助金有:(1)只针对贫困或首要针对贫困的社会援助计划;(2)对所有那些主要通过与工资收入相关联的支付缴费款的人员的计划;(3)针对所有公民的计划。如果第一种方式是社会政策的核心,减少贫困是它的主要目的。这种类型社会政策的意图可以与自由思想相联系,即支持穷人,把其他的事情交给市场。在第二种方式社会政策中,保护工人的收入是重要的目标。第三种类型的社会政策希望为每一个人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同时,保护工人的收入。有人认为,社会民主思想支持这种类型的政策。20世纪90年代,这三种类型政策的区分越来越模糊。当评价不同社会政策体系的实际运行情况时,这些区分就更加模糊了。

    我们同样需要对国家作为社会政策的管理者和国家作为社会政策计划的组织者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区分不同的社会政策的组织结构:(1)国家组织健康服务等活动。国家按照中央或地方的水平,直接提供服务。如果服务的平等性被认为是必不可少的话,国家组织活动是一种切合实际的供给方式。(2)国家为社会政策建立特别机构,使之为社会政策提供基本的框架。这些机构通常有法律限定的组织领域和活动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机构之间不存在针对顾客或活动领域的竞争。这些的机构通常按照职业界限来划定。(3)国家强制公民操心自己的福利,并可能补贴付款,但把组织的机构留给市场。

    2、社会政策的经济学分析

    2.1一般均衡、帕累托有效与福利经济学定理[2]

    讨论社会政策计划的效果,必须提及比较的标准,否则,不可能阐述一项计划的引入以及它的实施范围是否有利于或者减少福利。

    前面已提过,人与人之间的收入再分配是社会政策一个重要的目标,经济学家的任务是发现如何用最低成本实现这些目标,以及这样的政策的效果是什么。但其它社会政策计划怎样呢?用保险防止不测事件和确保个人自身的再分配?人们能自我照料吗?社会政策对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意的、必要的补充。为了理解这种背景下社会政策,我们需要探讨介入市场体制的运行。第一个问题是:商品和服务只通过市场分配给个人,这种经济的后果是什么?这是一般均衡理论所探讨的。有两个问题需要提及:(1)有均衡吗?均衡是价格的向量。(2)如果有,这样的均衡从社会想望的意义上讲,是件好事吗?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对社会政策特别有意义,在一些情况下,自愿合约不被社会接受,不被法院受理,如卖身为奴。在什么情况下,认识均衡在特殊意义下是件好事,这就需要引入“帕累托效率”概念。

    帕累托有效分配不必是一种值得想望的分配,它可以是一种极端不平等的分配。关于“帕累托效率”,一般均衡理论的有一个强有力的定理:在某种经济状态下,市场均衡是帕累托有效。我们从一般市场均衡理论导出福利经济学的两个定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不可能使某人改善而不损害他人。第二定理:在稍加严格的条件下,通过再分配资财可以实现每一个合理的帕累托有效分配,而把其它的分配叫交给竞争的市场。第二个定理能用于社会政策的背景吗?这有一个很大的益处,因为这样,国家可以把它的活动限定在再分配。这个命题的基本内涵是政府征税,以资助特殊群体。不幸的是,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大多数情况下,征税和转移支付产生大量的分配效应,因此,没有任何分配效应的再分配是不切实可行的选择。

第5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客源地；出游力；因子分析；三角图解法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6－0018－06

引　言

雷珀(Leiper，1979)将旅游系统分割为3个地理要素：旅游客源地(generating-rekion)、旅游通道(transit route)、旅游目的地(destination-region)。因此，基于地理学视角的旅游研究则应相应存在7个范畴①，出游力属旅游客源地出游研究范畴。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63)、威廉姆斯(Williams，1970)、米塞克(Miossec，1976)、格里和沃尔(Greer and Wall，1979)、修诺特(thurot，1980)、布里顿(Britton，1980)、霍维克(Haivik，1980)、戈曼森(Gormsen，1981；1997)、朗德格仁(Lundgren，1982)、皮尔斯(1987)、希敦(Seaton，1997)、吴必虎(1994；1997；2006)、张捷(1999)等国内外旅游地理学家，针对客源地出游的研究集中于出游的距离衰减性、相互流动性、集中性、等级性、核心边缘关系等空间特征，除吴必虎(1997)、史春云(2006)分别就旅游个体出游特征及其影响要素、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影响要素进行研究以外，基于区域宏观的视角研究客源地出游力则不多见。

客源地出游力侧重从宏观尺度研究游憩活动客源产生地，关系到星级饭店、旅行社等旅游生产力的区域合理化组织，旅游基础服务设施是否得到合理利用，客源地出游力是预测旅游流的基础，关系到旅游目的地如何定位其旅游腹地及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因此，本文以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为研究对象，侧重省际地理尺度，主要阐述两个问题：①客源地出游力的影响机制是什么?②中国省际国内旅游出游力呈现怎样的地域空间形态?

1　假说的提出：客源地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

史密斯(Smith，1995)认为可将旅游看作是一种社会行为、一种地理现象、一项产业，并针对年龄、性别、职业、婚姻状况、收入，以及受教育年限等社会经济变量对个体旅行的影响，作了系统的综述分析。国内学者定性指出旅游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吴必虎，1999；保继刚，2002)，分析了年龄、收入、职业、教育程度和家庭结构等特征对个体出游力的影响。

社会经济属性对出游力的影响已为国内外所关注，但侧重从微观尺度研究社会经济属性对旅游个体出游力的影响。宏观尺度上，是否客源地出游力的大小取决于其相应的社会经济属性?遵循从“假设”到“验证”的假说研究方法，以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为研究地理尺度，假设客源地的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

2　数据来源

皮尔斯(Pearce，1995)系统总结了国内游客出行的基本规律，指出人口分布对游客出行模式影响极大。简森・维必克(Jansen-Verbeke，1995)利用旅游客源指数TOI(tourist origin index)，同样研究发现客源地产生旅游流的能力受人口潜力分布影响。吴必虎(1999)认为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收入水平、交通状况和消费水平。阿萨纳瑟保罗斯(Athanasopoulos，2007)通过回归分析，建立了经济统计变量与国内旅游需求的关系。

通过以上文献回顾，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构指标体系中，选取城镇人口比重、就业人员数、年底人口数、国民生产总值、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等21个社会经济变量，描述2005年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社会经济属性。

应用SPSS10，0统计分析软件对其进行因子分析，以主成分分析法作为因子提取方法，经过方差最大旋转，以特征值大于1为因子提取标准；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对各省份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因子综合得分；将因子综合得分定义为各省份的出游力，在此基础上，研究中国省际出游力的影响机制及地域空间形态。

3　因子分析与假说的理论、数理验证

3.1　因子分析与假说的理论验证

相关系数矩阵计算结果显示选取的21个社会经济变量相关性显著，KMO值和变量共同度平均值分别为0.812和0.913，适合进行因子分析。提取的3个代表性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8.76％、26.28％和6.26％，累计方差贡献率91.30％，解释了21个原始社会经济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效果显著(表1)。

因子1在年底人口数、就业人员数、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旅游周转量、运输线路长度等10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主要反映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可概括为社会经济规模因子。

因子2在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居民消费水平、城镇人口比重、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等6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可概括为居民生活水平因子。

因子3在接待入境旅游人数、国际旅游外汇收入等5个变量上因子载荷大，可概括为对外联系水平因子。

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及居民生活水平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85.04％，是影响中国省际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与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一致。如希尔和朗德格仁(Hill and Lundgren，1977)在研究加勒比海旅游影响时发现，在国际旅游流流动层次上，城市化水平高的国家构成了旅游流发生的核心，发展中国家则形成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形成国际旅游“核心一边缘”综合体；威廉姆斯(Williams，2003)研究发现发达完善的旅游基础设施，包括交通、住宿和旅行社等，相当规模的就业人群，使得西欧一直是传统的国际旅游客源地；而据世界旅游组织、世界银行2005年统计资料，国际旅游花费总额前20名国家(或地区)有17个人均GDP超过20000美元。

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中国省际出游力的次要社会经济属性。对外联系水平高的地区居民，因 旅游者示范效应，往往形成良好的出游传统和消费价值取向。食品、饮料、地方文化、当地服务业、纪念品、以及其他所有旅游区内向游客出售的商业享受，会在当地居民中间，树立起比传统生活水准更高的物质享受风气。同时这些地区因旅游开发较早，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完善，游客出行极为便利。

3.2　假说的数理验证

将各因子方差贡献率对各省份因子得分进行加权平均，得到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因子综合得分(表2)，并将因子综合得分定义为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因省际绝对出游数据缺乏，本文将2005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旅行社组团国内旅游人数与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进行Spearman相关分析，相关系数为0.916，显著性水平为0.01，呈现高度相关性。因子分析结果可信，“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客源地出游力大小”的研究假说得到验证。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

4　中国省际出游力影响机制与地域空间形态

4.1　三角图解法――中国省际出游力因子分解

引入三角图解法，将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国内旅游出游力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等3个维度上进行分解，阐述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在省际地理尺度上的区域差异。3个因子的刻度线均起于左侧，向右侧增大；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在3个因子上的得分之和为100；图中圆圈大小代表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大小(图1)。

绝大多数省份集聚在三角图中江苏点的周围，出游力在3个因子上的分解普遍呈现“6：3：1”的比例分割形态(图1虚线部分)，即约60％的出游力由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决定，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影响比例占30％，对外联系水平因子则仅占10％。

史春云(2006)通过因子分析研究中国城市出游力发现，因子1主要反映城市经济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2主要反映城市规模辐射能力，因子1和因子2影响作用大致一样，城市客源地出游力呈现出区别于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的影响机制(表3)。

对比推断如下：客源地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出游人次取决于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出游花费取决于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城市旅游产业链完善，居民出游意识强，旅游消费水平高，较少受空间距离束缚，表现为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均偏高；城市客源地出游力由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共同决定。2005年各省份人均GDP最低是贵州为5306元，最高是上海为51486元，均超过400美元。依据国际经验，国民普遍产生旅游动机，全国各省份旅游需求旺盛，但主要表现为大规模出游人次，出游消费偏低，如2005年中国国内旅游出游总人次为12.12亿人次，出游率为92.7％，但人均总花费仅436.1元；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由3个因子共同支配，其中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占主导。因此，社会经济规模因子是影响中国省际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导性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重要性次之，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最低。

依据表1、表2和图1，山东、河南、四川、河北、湖南、湖北等成为出游力大省，源于其数量巨大的人口、相当规模的就业人群和普通高校在校学生数，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上得分偏高，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在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偏低，出游花费不高，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近域特征明显，旅游活动行为主要为基本层次游览观光。如陆林(1996)和钟士恩(2007)研究发现，黄山、庐山等山岳型风景名胜区游客出行空间距离限制性门槛为400公里，超过400公里游客分布呈现距离衰减，主要客源市场集中于本省及周边毗邻省份，游客出游就近分布特征明显。而据2006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游览观光占出游目的比例高达44.9％，远高于其他出游目的。

上海、北京、天津等传统重要旅游输出地，虽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上得分偏低，但因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质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出游率高使其仍表现为大规模出游人次，出游花费大使其较少受空间距离束缚，游客出行不但钟情于短程游憩，更将旅游足迹遍布全国各大特色旅游地，在全国各大旅游地客源市场比例排名中较为靠前。

浙江、江苏两省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和居民生活水平因子上得分均偏高，源于除城镇居民生活水平高、旅游需求旺盛外，农村居民的出游率和出游花费在全国也均位居前列。广东在对外联系水平因子上得分极高，历史原因和示范效应使得广东居民形成良好的出游传统，良好的旅游基础服务设施又使得游客出行极为便利。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青海、等省份居民国内旅游需求不旺盛，出游人次和出游花费均偏低。根据以上分析，得到如下结论：国内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出游花费偏低，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全国各大旅游目的地、组织或团体，客源市场定位和市场营销应重点针对本省、周边毗邻各省及远距离出游力较强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等5省、直辖市；客源地旅行社应侧重推出中、小尺度游览观光型旅游线路。

4.2　出游力等值线――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

将各省份出游力数值赋予对应省会地理坐标点，采用hreGIS9.2样条曲线插值法(spline)，标出值分别为－0.8、－0.4、0、0.4和0.8的5条中国省际出游力等值线，探讨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图2)，结果显示：

(1)全国尺度上，中国省际出游力地域空间形态整体呈现“三级阶梯状”，与中国三大阶梯分界线大致吻合，值分别为－0.8和0的等值线是两条重要的出游力分界线；各省份出游力值经过极差标准化处理，计算三级阶梯出游力从东到西为近似“7：3：0”的比例分割形态，累计70％的旅游出游力集中在第三阶梯；居民出游力区域差异明显，从东部到西部，总的趋势是出游力表现为明显的距离衰减。

(2)区域尺度上，累计约60％的出游力集中在“四大旅游输出地”：冀鲁豫、苏浙沪、鄂湘粤和四川。冀鲁豫、苏浙沪客源地是我国最主要的旅游输出地。源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淮海平原、四川盆地都是我国乃至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地区，长三角经济圈、珠三角经济圈、环渤海经济圈是我国的经济重心，如上所述，社会经济规模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导性因子。

(3)省际尺度上，依据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出游力值，通过组间平均链锁距离进行Q型层次聚类分析，将中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分为4种类型：①出游力强的山东、江苏、浙江、广东和河南；②出游力较强的四川、河北、上海、湖南、湖北、北京、辽宁和安徽；③出游力一般的福建、江西、黑龙江、天津、陕西、广西、重庆、山西、吉林、内蒙古、云南、贵州等；④出游力差的新疆、甘肃、海南、宁夏、青海和。前两类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后两类则主要分布于我国西部地区。

5　结论与讨论

(1)研究假说成立，客源地社会经济属性决定其出游力大小；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是影响客源地出游力的主要社会经济属性。

旅游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经济现象，客源地不同的社会经济属性、发展阶段及其对出游力的支配性，为科学预测客源地出游力提供了数据和理论依据。

(2)将客源地出游力在社会经济规模因子、居民生活水平因子和对外联系水平因子等3个维度上进行分解，结果表明不同地理尺度客源地国内旅游出游力的影响机制不同。

针对不同尺度的客源地出游力分析应区别对待。省际客源地出游力影响机制区别于城市客源地出游力，源于同时包括农村居民出游力和城市居民出游力。农村居民出游具有极大潜力，对外联系水平成为旅游发展重要瓶颈。乡村旅游的开发除加强城市、农村交通联系水平外，更会因旅游者示范效应，有利于农村居民出游价值取向、出游习惯的形成。

(3)中国国内旅游出游力主要表现为出游人次规模大，出游花费偏低，游客出行多为短程游憩。旅游地客源市场定位和市场营销应重点针对本省、周边毗邻各省及远距离出游力较强的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天津等5省市。

第6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摘 要 自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大量外资不断涌入，外贸出口不断攀升，经常项目与资本金融项目双顺差导致中国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巨额的外汇储备是一把“双刃剑”，不断增长的外汇储备反映了中国强大的经济实力，但也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困扰。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巨额的外汇储备如何有效管理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关键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外汇储备 人民币国际化

外汇储备是一国政府所持有的国际储备资产中的外汇部分。外汇储备的主要用途是支付清偿国际收支逆差，还经常被用来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本国货币汇率的稳定。在探索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外汇储备经历了快速增长的过程，截至2010年11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27678.09亿美元。使中国官方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一位。外汇储备的多少是一国经济实力强弱的体现，并且可以稳定一国货币的币值和增强投资者信心，但过多的外汇储备会带来一定的风险和隐患，不利于中国经济平稳快速地发展。巨额外汇储备如何有效管理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中国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问题

（一）汇率风险及人民币升值压力

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巨额的外汇储备会带来一系列的风险和问题。目前世界上外汇储备主要是美元、英镑、日元、欧元以及黄金。综观中国的外汇储备中60%多是美元，这种单一的结构增加了外汇储备的汇率风险，进行币种调节的空间有限，更谈不上外汇储备资产的风险分散化。中国大量外汇储备增强外界对人民币的信心，进一步增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从而更多的热钱流入到中国，促使外汇储备进一步增多，又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逐渐陷入一种“滚雪球”的困境，从而造成人民币升值的恶性循环。人民币升值会降低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对中国的就业和经济增长会造成不利影响；导致本币资产价值攀升，容易形成资产泡沫化；进而加大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在国际上，中国商品面临着不断增加的反倾销压力和贸易壁垒等，导致中国成为国际贸易争端和摩擦的众矢之的。

（二）通货膨胀的压力

在外汇管理上中国实行强制结售汇制，即企业取得的外汇很大一部分都要到银行换取人民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长期双顺差局面助推外汇储备增长迅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巨额的外汇储备促使人民币具有升值的压力。为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货币当局只好在市场上投入更多的人民币来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市场上的基础货币投入量就会比实际需要的多，导致流动性过剩，基础货币投入过量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不断加大。外汇占款是央行收购外汇资产而相应投放的本国货币，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企业、居民获得的外汇绝大部分只能兑换成人民币，所以外汇占款构成了中国的基础货币。外汇占款的增加，在市场上直接增加了基础货币的投放量，再由货币乘数效应，造成了货币供应量成倍的增加，形成通货膨胀的压力。对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打击都将是非常巨大的。巨额的外汇储备还会削弱央行货币政策的调控能力，影响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三）巨大的外汇储备成本

巨额的外汇储备造成了很多不必要并且很大的成本，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外汇储备资产价值缩水，根据“特里芬难题”我们知道美元必然会贬值。自这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元贬值，外汇储备中的美元实际价值降低很多，由此产生上千亿美元的损失；二是收益率低下，中国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大部分是美国国债和机构债等，投资年收益率在2.5％左右，在投资回报上可以说是很低的；三是外汇储备的机会成本大，外汇储备是资金存放在国外或购买外国债券，而没有投入到本国的实体经济领域，从而增加就业促进一国的经济增长，而外汇储备则放弃了这种收益的机会；四是巨额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失去使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优惠贷款，依据IMF的规定，外汇储备充足的国家不能享受该组织的优惠低息贷款，进而影响中国对国际优惠贷款的利用，不能不说是一种成本。

二、如何有效的管理巨额的外汇储备

在世界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巨额的外汇储备已不是简单地通过市场的手段就能解决的。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因为它本身还有许多功能性缺陷。为了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必然要科学地管理巨额的外汇储备资产。

1．调整外汇储备资产配置结构。在外汇储备快速增长的背景下，除国债之外，高信用等级的公司债券和国际金融组织债券等可以作为投资的方向。正如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指出：把所有借债国的资产负债表合在一起看，就好像是新兴市场以较高的利率从发达国家借钱，然后以国库券和其他低回报率证券的形式把大部分钱再借给发达国家，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怪圈，称之为“斯蒂格利茨怪圈”。实际上我们已经陷入这个怪圈之中，很多外汇储备存放在国外而没有投放在国实体经济领域，不能不说是一种憾事。在资产配置结构方面，逐步降低美元资产的比重，我们可以用外汇储备增加矿产、天然气等战略储备资源，拓展国内的能源供应渠道，保障国内未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能源供应。比如这次俄罗斯通过石油管道向中国提供石油，可以缓解国际资源价格上升对我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鼓励“企业走出去”战略，中国政府可以通过扶持和培养跨国企业，放眼世界跨国企业掌握着全球资源配置的主导权。加强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兼并与收购，比如中石化以24.5亿美元收购西方石油公司阿根廷子公司100%股份及其关联公司。我们可以将外汇储备转变成能源储备、人才储备等。

实现外汇储备币种的多元化，进而达到合理的货币结构比例，有利于储备资产的管理。在币种结构上，我们可以得知中国外汇储备中60%多是美元资产，在金融危机背景下，美元贬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价值蒸发了不少。可以适度减少美元资产的持有而增加欧元等其他币种的储备比例，达到优化外汇储备币种结构的目的。从而可以分散外汇储备资产币种结构单一的风险，把外汇储备资产的损失降到最低。

2．外汇储备资产持有主体的多元化。绝大部分外汇资产都集中于中国政府手中，由于中国实行外汇管制，企业、个人等只能在限定的条件下持有外汇资产。巨额的外汇储备给中国政府出了难题，如果抛售过多的美元资产，有可能导致国际市场上美元资产的市场价值下降，进而影响手中持有的美元资产，不抛售美元资产，近期的美元贬值使中国的外汇储备资产价值已经缩水了很多。为了改变这种被动局面，放开严格的外汇管理已是当务之急。可以鼓励个人、企业持有外汇，实行藏汇于民间、形成非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比如中国政府打算在温州开展个人境外直接投资试点工作，在资本项目上迈出了实质性的一大步，不仅可以减少政府由于巨额外汇储备带来的压力，还可以使中国民间资本实行投资的多元化以及外汇资产收益最大化。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外汇储备并不是越多越好，适当控制外汇储备资产的规模很有必要，使外汇储备资产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的发展。

3．外汇资本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可以鼓励国内一些有实力的企业到国外投资。把超额的外汇资产给专门经营外汇的投资公司，中司作为长期从事外汇资金投资管理业务的企业，是全球最大财富基金之一。中司利用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活动，促成中国外汇储备资产投资渠道的多元化，进而提升中国在世界金融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可以借鉴学习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的成功经验。中司近期的投资收益不近人意，比如投资摩根士丹利亏损好几亿美元。比如它的11名董事会成员都来自政府部门，那么它的投资必然会过多受到来自政府层面的压力，而不能自主的作出投资决策，导致企业的绩效下降。把它改革成更现代化的企业，那么它就能更自主地进行投资决策，放松对中司的投资行政性约束，使它用外汇储备发挥更大的作用，促使外汇储备保值、增值等。

在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一是改变以往的强制结售汇制度，今后应该过渡到意愿结售汇制，官方外汇储备资产就不会那么高，民间资本也可以进行投资的多元化；二是调整国际贸易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产品进口以及国内企业走出去战略，可以加快本国企业的技术升级换代和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而不只是鼓励出口、限制进口；三是在外汇管理体制上进行改革，很多原有的外汇管理体制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外汇管理，从而需要更加科学的外汇管理体制。比如外汇储备立法，为外汇储备的科学化管理提供法律上的帮助。

4．人民币国际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不仅可以获得铸币税，还能减少其它外汇资产的持有，降低一国的交易成本和汇率风险。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国提供了新的融资渠道，并且因使用外币而引起的财富流失降到最少。由于中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和中国国情，可以在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实行货币互换、限额的人民币自由兑换，先人民币区域化后国际化，甚至全球化。比如中国央行和阿根廷中央银行签署了700亿元等值人民币的货币互换框架协议。中国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试点，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近日世界银行宣布将首次发行人民币债券等值5亿元。虽然数额不多，但是看得出来，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快速发展，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加上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增加了人们对人民币投资的信心。世行发行人民币债券有助于加快人民币在全球市场上使用步伐。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并且需要很多配套服务设施来保障它的实现。

三、结束语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与世界经济密切往来，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增长来源、功能等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国际化是最终解决中国外汇储备问题的很好途径，可以增强中国国际收支调节能力以缓解中国经济内外失衡。外汇储备过多是中国的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不合理，调整中国的产业经济结构；目前中国的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改变中国以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从根源上解决问题，深化和落实改革开放政策，并且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只有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又好又快地长期发展。

参考文献：

[1]黄达.金融学(精编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李扬,余维彬,曾刚.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外汇储备管理体制改革.国际金融研究.2007(04).

[3]王翠.外汇储备过多蕴藏多少风险.经济论坛.2005(04).

[4]叶东秀,王霞.我国外汇储备现状.合作经济与科技.2010(11).

第7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大学生课外素质教育的魅力就在于它将项目参与者（学生）、大学知识、指导教师、大学（学院）等科研机构及其服务机构整合在一个区域内，这些主体之间联系不是松散的，而是形成个紧密的创新网络，在每个网络结点上，都会有知识溢出的影子，各个构成集群的主体都将从集群中的知识溢出中获得好处。课外素质教育项目的开展将本科生的教学、科学研究训练、创新能力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使命结合起来，使大学从一个培养人才和生产科研成果的社会次要支撑机构向领导性社会主要机构转变，即从研究型大学向作为一台引擎为知识社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的创新型大学转变。

一、知识溢出效应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Mac Dougall （1960）年提出知识溢出这一概念以来，关于知识溢出的研究经历了时间和空间不同维度扩展的过程。自20 世纪60 年代起，知识扩散和知识溢出一直是经济地理学界和区域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而后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由罗默（Romer 1986）和卢卡斯（Lucas 1988）做出了开创性的研究，随后形成了新经济增长理论，此理论把人力资本与知识溢出看作维持经济持续增长、克服规模报酬递减的动力源。知识溢出成为宏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和创新经济学等学科的研究热点。关于知识溢出的最新研究逐渐深化和细化，研究方法趋于多样化，涉及范围越来越广泛，基于经济学交叉学科如教育经济学的成果也逐渐浮现。

教育学视角与知识溢出方面的研究，现阶段主要集中在高校研发对企业创新以及地区经济之间的影响方面。现阶段，教育学视角与知识溢出方面的研究并不多，而且研究结果主要表明高校研发对相关产业的促进、提升和改造，尚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国内外很多学者对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大多数都只是把知识溢出作为一种结果，而忽略了知识溢出作为一种过程的研究。

本研究着重于以云南省某师范大学的学生视角――从知识溢出的顺序和效果，从知识传播过程和使用过程，研究大学生课外素质教育能使拥有者及他人提高知识水平，增加知识积累，具有正（积极）溢出效应，不仅对其自身、对大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它还能够带动大学所驻地社区的经济和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研究将从三个层次：大学生课外素质教育项目参加者的个人知识学习、项目组内的组织学习和组织间（指导教师、学院、学校）学习阐述知识溢出对各个层次的影响，更多的关注知识溢出造成的模仿行为与创新的旋进式前进的关系。

二、“云南省某师范大学学生课外素质教育项目”实施现状

学校于2005年设立了“大学生课外素质教育项目”，主要目的是学生课外素质教育活动的深入开展，增强学生创新能力、科研能力、组织能力和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推动校园文化的健康发展。凡属学校校在职的从事学生工作的教师与管理人员、在校的全日制本、专科学生均可申报项目。8年来，分别有1063个项目（其中校级219）和711个项目立项，近55223名学生直接参与项目，项目经费53.29万元。

批准立项的项目参照活动开展的内容、意义及工作量分为重点项目、特色项目和一般项目三种类型，分别给予3000元、1500元和1000元的经费资助，项目中期检查后，对进展情况较好、学生参与面较大、影响度较广的重点项目，学校将追加资助，使其培养为学校学生课外素质教育的精品项目。

立项后，云南师范大学通过项目化、精品化、活动化的管理提升大学生课外素质项目的品质，通过立项答辩制、活动顾问制、验收观摩制，加强项目的立项评审、中期检查、结题验收等过程管理，从而使学生课外素质教育从单纯的课外活动，向科研项目转变。

三、“云南省某师范大学学生课外素质教育项目”的知识溢出过程分析

大学生课外素质教育具有正（积极）溢出效应，不仅能使拥有者及他人提高知识水平，对大学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它还能够带动大学所驻地社区的经济和文化相关产业的发展。

（一）知识溢出参与主体

大学生课外素质项目的参加者及其相关者，是这个项目集群内的知识溢出参与主体，因为学生课外素质教育项目的知识溢出造成的模仿行为与创新的旋进式前进的关系，是知识溢出的动力保证。2006年指导教师有70人，参加学生562人；随着该项目的推广，在学生中引起较好的反响，参加的教师和学生呈迅速增加的趋势，截止2013年指导教师有313人，参加学生超过万人达到11850人。8年中，共有1546人次的老师指导学生完成项目，55223人次的学生直接参加项目，是近年来参与学生最多的课外活动。

（二）知识的扩散与集聚过程

知识的扩散，会引发集聚过程，吸引未参加项目的同学进入，从而再引发新一轮更大规模的知识技能的集聚。其中比较显著的是体育学院的2010年《校园交谊舞培训及推广》以及2011年《阳光校园――健身操推广项目》、《阳光校园――武术推广项目》，这几个项目引导学生走向操场、走到阳光下，倡导科学、健康的健身和运动理念，提升大学生的身体素质和综合素质，促进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协调发展。大学于2012年3月起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阳光校园健身推广活动，活动包括校园华尔兹、校园健身操、校园武术、迎青奥长跑等系列体育项目，参与人数近2000人，通过健身操、武术等项目的推广，充分展现了师大学子的风采，打造了浓郁的校园体育锻炼氛围。

（三）知识溢出的方向

学生课外素质教育项目的最终是要出成果， 那么在学生课余的有限时间里，素质教育项目的方向选择必须和学生生活的大气候大环境相融合，所以学生们课题大多选择身边范围，以便能够顺利完成。同时，由于理论研究的要求更高，学生更愿意选择应用性的研究，从2006年到2013年平均84%的学生选择应用研究，甚至在2010年94%的学生选择了应用研究。同时在这期间，有4%的学生课外素质项目来源于指导教师的课题研究，由指导教师指定项目研究内容。

（四）知识溢出的传导路径

尽管知识溢出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但畅通的传导路径，包括：包括培训、交流、合作、组织间学习、创业等将使集群中的知识溢出效应有效发挥。

1、高开放性的知识培训与交流

云南省某师范大学学生处每学期都会针对课外素质训练进行专门培训，并且每年组织结题优秀的项目组，开交流会，请下一届的同学观摩和交流。

2、突破性的创新

大学生课外素质教育不仅仅体现在课堂内外积极引导学生重视科学研究、追求学科前沿，努力营造浓厚的专业化校园文化氛围；更重要的是以此为基础，学校每年组织开展大学生科技节及各类课外学习科技活动，并遴选出优秀项目，精心指导和组织大学生参加全国、全省的各类学习科技竞赛。如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的同学，以大学生课外素质教育项目为蓝本，参加省级和国家级比赛，分别获得省级“挑战杯”一等奖，国家级“挑战杯”三等奖。

3、延伸性的组织学习

组织学习是建立在指导教师基础之上的项目内成员的学习，不是个人学习的简单延伸或加总。因为，组织是由其项目成员组成，但组织不是其成员的简单加总。由于组织内每个成员的学习效果和收获各不相同，在项目完成过程中，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各种观点和智慧相互碰撞，组织学习常常能够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远超过个人学习的效果叠加。在这个过程中，项目组成员组织不仅仅被动地接受个人学习的结果， 同时也在主动地影响着个人学习的过程。

4、结合性的课题与社会实践

鼓励和提倡学生和指导教师带项目、带课题参加实践，鼓励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与专业知识学习相结合，与课外科技活动相结合。在实践中学习和提高，多出成果、出大成果，与服务地方经济建设相结合，产生了许多有较高学术价值、实际应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的社会调查报告和论文。

（五）通过知识共享对驻地经济文化建设的贡献

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大学服务于社会的职能进一步深化，大学除了起着传统的提供训练有素的人员和基础知识的作用外，还是信息、技术和地区发展的源泉。大学是一个地区知识网络建设的核心，是经济组织与文化建设的中心，通过高校的有形和无形影响，其驻地会自然形成一个具有该高校特色的文化生活圈，它对于该驻地的知识流动、知识创新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云南省某师范大学的学生课外素质教育项目及其实践活动，近几年来共计有27项课题研究对象是驻地呈贡地区的经济文化等，占整个校级项目的13%。

这些项目通过指导教师和参与学生的实践活动、各种调查，一方面提高其所在地的教育水平，另一方面，对驻地社区提供政策、法律、技术等多方面的指导与咨询，对于高校所在地区知识网络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是改善该地区经济发展基础的重要途径。

第8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经济增长，三期生命周期，生育率，人力资本，储蓄

两期生命周期的世代交叠模型是研究许多经济问题的优良工具，Diamond [1] （1965）提出了个人生命分为两时期的世代交叠模型。该模型的优点是简明、便于数学处理，主要缺点是回避了收人预期问题。在该模型中，个人工资收人只存在于生命的第一期，此工资收入对个人来说是已知数，因此个人消费决策不涉及工资预期问题。而在实际经济中，在职者的消费决策都涉及未来工资的预期问题。如何预期未来工资收入对经济系统的功态有重要影响。为了反映预期的作用，需要将个人生命为多个时期，至少分为三个时期，在此基础上建立三期生命世代交叠模型，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比之两期生命人模型的特点在于，在引进了教育及人力资本因素并且使教育及人力资本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的基础上，考虑了工资收人的预期问题，使得模型更具说服力。

1 理论模型

假设一个单一产品的无限时期的经济体，并且假设是三期生命周期的人模型。人在同一代际是确定的，他们在年轻时学习，年老时退休，在中年时具有一个单位的劳动时间。假定下角字母 t表示当期的时期，上角字母t代表当代人出生在 t-1，并且Lt代表在时期t的中年人人数。每一个中年人具有个孩子，并且必须投入v（固定的）的时间来养育一个孩子（这里），并且nt是对男女都适用的生育率。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中年人的效用是 Vt，一个中年人的消费是，老年时的消费是 ，孩子的数量是 nt，并且，每一个孩子的效用是 ：

由式（14）和式（15），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率与对孩童教育的时间、收入投入以及储蓄率成正相关，但是却与生育率成负相关。从式（9），正如Barro[2] （1974）指出的：如果遗产是有效的，那么，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与储蓄率无关，相反，就是Feldstein[3] （1974）指出的：如果遗产是无效的，那么，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将减小储蓄率。根据式（8），可以得出，如果如果对孩子福利的偏好足够强，那么遗产将是有效的；并且，社会保障增长率的增加将使得遗产与收入的比率提高（如果有效的话），因为，，这里社会保障对储蓄与遗产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与先前在未引进遗产有效性的模型中，社会保障的相关影响很难判断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的来说，社会保障与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经济增长率的相互影响关系是比较复杂的。一般地，社会保障增长率的提高将对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影响。关于生育率，遗产的增加将提高社会保障税率，这意味着养育孩子的成本提高了，关于这个问题，在Becker 、Barro （1988） 以及其他研究者之间发生了争论，无论如何，社会保障税率的提高将减小税后工资率（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减小），这将导致生育率提高。从式（8），（9），（10），以及（11），当且仅当，时，，注意不等式成立的条件是α在增加，因此，当且仅当对孩子福利的偏好α比对孩子的数量偏好ρ强时，生育率将减小社会保障税。由于社会保障税率提高将降低税后工资率，这将减小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因此社会保障将对人力资本投资产生伤害。

从式（12）和（13）中看出，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对孩子质量与数量之间存在替代效应，如果在有效遗产的条件下，社会保障税率的上升导致生育率减小，那么投资于每个孩童的人力资本投资将上升。而当遗产是无效的时候，无论如何，社会保障税率的上升将减小每个孩童的养育成本，因此将提高生育率而减小投资于每个孩童的人力资本投资。

使用经济增长方程式（14）做实证研究，初始值为第0期，我们将式（14）表达如下：

（10）

此方程的一个特别的困难是不能对人力资本进行直接的观察，在这里我们用人力资本的自然对数值（教育水平）近似的逼近人力资本；我们也将逼近单位资本收入值的对数值（），使用y和y2的线性组合：，这里和（因为是y的增函数）。另外，我们近似地取。实证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探讨系数d是正的，零，还是负的。实际上，一些其他的可以影响经济增长跟其他变量的因素，如政治稳定和其他类型的政府支出并没有包括在我们这个简单的模型里。因此，当初始变量为社会保障支出时。

社会保障税率τ的上升将使得式（10）中的产出的长期增长率上升。如果对孩童的福利的偏好强于毒剂孩童数量的偏好，该条件将成立。也就是说，如果对孩童福利的偏好足够的强那么在式（8）中，给定初始收入以及初始股本，社会保障将提升均衡经济增长路径以外的经济增长率。

总而言之，社会保障对经济增长及其变量（生育率、储蓄以及教育投资）的影响稳定的依赖于对孩童数量以及福利的偏好的相关强度对比。当对孩童的福利偏好较强时，遗产成为正，并且社会保障增长率的上升将通过不变的储蓄率减小生育率提高教育投资的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率。相反，当对孩童的福利偏好足够小并且使得遗产为无效的时候，社会保障的增加将提升生育率，减小储蓄率、教育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率。这些不同的预期实际效果都有相关的实证研究作为证据。

2 实证模型研究

本文前一部分详细介绍了三期生命周期人模型的假设条件、推导过程以及模型的结论，其后在此基础上多位国外经济学者建立了实证模型研究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别是Giorgio.B，Carlotta.B（2000）[4]分析20个工业化国家的；Jie Zhang [5]（2004）使用1960-2000年的跨国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

Giorgio.B，Carlotta.B（2000）分析20个工业化国家的社会保障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模型，其模型如下：

1.Giorgio.B的模型中以自杀率代表社会稳定性，社会保障的基本功能中包括社会的“稳定器”，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应当降低自杀率，而自杀率应当有损于经济增长，但是在我国自杀率的数据很难搜集，本文舍去对社会稳定性的影响分析。

2.Jie Zhang的模型中以革命和骚乱以及暗杀代表社会稳定性，我国社会政治状况一直处于稳定状态，所以关于革命和暗杀也舍去。

3.考虑到我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份额，模型中应当加入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占比变量，用以研究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以下面三个方程来模拟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方程（16）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投资形成额、从业人员初中教育以上占总从业人口比重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经济增长，为负则相反。

方程（18）中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投资形成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投资增长，为负则相反。

方程（19）中的系数，，分别表示社会保障支出对数值、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以及财政社保保障支出与人力资本的关系，为正值则促进人力增长，为负则相反。

若和与同时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支出通过提高资本积累水平而促进经济增长；若与同时为正，则说明社会保障支出通过提高在职人力资本技术水平而促进经济增长。

3 结论

本文对社会保障支出影响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及实证模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三期生命周期模型将经济增长、生育率、人力资本投资以及储蓄作为内生变量，模型具备更强的解释力。大多数先前的理论研究都聚焦于社会保障和实物资本积累的关系上，好像它是社会保障影响经济增长的唯一渠道。但是最近的经济增长模型强调了生育率与人力资本的重要性，本文的模型也显示出社会保障通过生育率和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与先前的大多数研究不同，本文的研究近似的是基于包括了影响社会保障的遗产、储蓄、教育、生育率等变量的两部门叠代经济增长模型。

参考文献

[1]Diamond .P，National Debt in a Neoclassical Growth Mode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J]，1965，（55）：1125-1150

[2]Barro RJ，Are Government Bonds Net Wealth？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1974，（82）：1095-1117

[3]Feldstein， M. S.，Social Security， Induced Retirement， and Aggregate Cap ital Accumulatio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 1974，（82）：905 - 926

第9篇：社会经济的基础范文

关键词：社会保障　农村　消费增长

1.扩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完整性和覆盖面

1.1完善和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项目和内容

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内容主要是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社会优抚和社会福利，而其它内容如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等都没有建立，这就造成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口，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势必会造成居民受保障面不全和保障力度虚弱。

因此，需要从实际出发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体系内容，通过立法丰富和完善社会保障项目，使得农民在面对各项生活困难时都能够有法可依，有保障可依，逐步消除对未来生活不确定性。

1.2建立农民工城乡社会保障制度对接机制

进城务工农民越来越多，这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的趋势。而农民工这一群体相应的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等却没有与同一空间城镇籍劳动者所能享受到的各项权益同等享受到。这就要求社会保障制度亟待与时俱进有所改进，以满足当前我国二元制社会结构下的平衡。按照社会保障的不同项目进行责任归属调整，还是按照同期城镇水平予以保障，是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确定和调整的。

2.改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合理性

2.1对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项目的侧重点进行调整

如上文所述，从农村居民需求来看，养老保险基本上能够从传统的两种保障中获得满足，反而是医疗方面，其不确定性预期过大，因此国家应将对农村社会保障的重点从养老保险转移到医疗保险方面，并且适当加大医疗保险偿付水平，保证居民能够“病有所医”，而不是只有大病重病才能够给以报销，确保居民卫生保健项目的同等享受。我国农村居民对医疗保险的需求大于对养老保险的需求，而我国新农保政策一出台就将养老保险自动设置为重心项目，偏离了实际情况。由此看来，在做农村社保体系的政策调整时，应该听取民意，而非想当然的进行决定。

2.2加强对农村居民承诺的预期保障力度

首先，将社会保障费用的收取落到实处，建议落实到县、镇级，以明晰责任。由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各个环节都是自上而下的执行，权力下放时难免将责任自然打折扣，效率降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关乎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二居民福祉的巨大事业，必须使其在具体落实中有责可查。

3.加大政府对社会保障的投入和支持力度

3.1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支出

我国城乡社会保障所获得的支持力度不同，存在巨大差异。根据卢盛峰和刘穷志[2]分析建议，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并未起到预期的收入再分配的作用，城乡之间表现为城乡收入并没有缩小，反而有进一步拉大趋势，城乡经济二元化更加严重。根本性原因在于社会保障资金运用上，国家偏重于城市地区，而农村地区并没有很好的从中受益。所以，国家经济协调发展，首先要做的一点就是，统筹城乡社会保障支出，给予农村地区居民以同样的国民待遇，不能顾此失彼，这也是最基本、最低层次上要求。给予农村同等享受权利甚至农村可以获得高于城市更优厚的条件，才能为防止差距拉大奠定良好基础。

3.2设立农村社会保障专项资金

由于行政体制上的原因，对农村地区各项支出在下达过程中，最终真正到达农村居民手中的数额是有限的。通过设立农村社会保障专项资金，能够很好的保证用于农村地区的资金专款专用，保证足额落实。同时，仅仅是低水平上的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资金还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加大农村社保资金的投入，才能够实现改变城乡经济二元化的现状。

3.3统筹各地区社会保障

中西部由于其地理位置和资源拥有方面都处于劣势，居民收入也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因此其消费层次还处于最初级的阶段。因此若对全国所有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政策都一视同仁，本质上就是在加重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的“高级消费”。因此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状况，可以制定“阶梯式”财政扶持政策，先将重心从城镇转移到农村，然后再将重心转移到农村地区的中西部。

4.提高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的接受程度

4.1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宣传力度

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的信息获得主要经由村委会。由此，宣传方面应尽量直接由乡镇级单位作为中央政策下达的第一级，避免权力下达中的效力削弱问题。建议将村委会作为社保制度宣传方面的基本单位，可以开展相关的集中学习和咨询答疑等活动，为农民提供更好的了解学习平台。

4.2加强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替代力度

鉴于农村居民对家庭和土地的保障精神依赖，可以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方面来加强农民对其的信服和接受度。这就需要逐步加强对这两方面保障的替代力度和出路，如调整政策，增加未来支付力度。这样就能够解决农村居民对社会保障制度接受过程中最重要的阻碍：“家庭保障”和“土地保障”的替代性和替代力度。

参考文献：

[1]姜百臣、马少华、孙明华.社会保障对农村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机制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0（11）

[2]卢盛峰、刘穷志.中国社会保障财政支出对城乡二元经济收敛效应研究——基于中国宏观数据的计量分析[J].法制与社会，200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