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的目标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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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的目标范文
【关键词】精益化管理电力营销目标定位实践
那么如何来理解本文所提到的“精益化管理”呢。众所周知，精益化管理首先产生于日本丰田公司，其核心理念便是以最少的投入实现最大的产出，即追求“产出/投入”比值的最大化。将这一理念应用于电力营销之中，实则就在于促使其中的营销活动应关注经济效益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去看待客户规模的扩张。不难理解，若要实现这一经济效益则需要在营销管理上重视细化要求。
本文首先对精益化管理进行内涵解析，在此基础上展开目标定位;并在目标定位的基础上建立实践路径。
一、对精益化管理的解析
根据百度百科的定义，精益化管理要求企业的各项活动都必须运用“精益思维”（Lean Thinking）。 “精益思维”的核心就是以最小资源投入，包括人力、设备、资金、材料、时间和空间，创造出尽可能多的价值，为顾客提供新产品和及时的服务。从中，可以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具体化解析：
（一）电力营销投入的节约化
电力产品销售主要分为两大板块，工业电力产品和民用电力产品。从电力产品的同质化和不可替代性特点中可以知晓，电力营销将因电力产品的技术和资源垄断性，而有能力节约营销资源的投入。
（二）电力营销效益的最大化
对电力产品营销效益的评价，可以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两个方面来进行。笔者认为，电力产品作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源，将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升区域社会福祉的重要保障。因此，实现电力营销效益的最大化还应关注社会效益的实现程度大小。
二、解析基础上的目标定位
在以上解析基础上，电力营销精益化管理的目标可定位于以下两个方面。
（一）营销成本控制目标
前面已经指出，因电力产品的自然和市场属性，其在营销成本的控制上具有天然的优势。那么在这一目标函数中又具体包括哪些要件呢。具体来说，主要包括：降低会计成本和减少交易成本要件。对于前者而言，可以从传统视域下来进行解读，即降低电力营销中的人工成本和其它业务成本;对于后者来说，则可以理解为减少搜索客户、与客户谈判等成本。从实现营销成本控制目标的难度来说，减少交易成本则是当前的难点和重点。
（二）营销效益提升目标
根据电力企业的资本循环公式G-W-C可知，电力营销活动主要在于拓展电力企业的客户群体，而通过客户群体所形成的市场需求来获得经济效益。从而，这里就需要明确一个问题，即实现营销效益提升的目标与其说是一个客户规模扩张的问题，还不如说是强化客户关系管理，通过技术匹配性来获得客户稳定合作关系的问题。
三、定位驱动下的实践
根据上文所述并在定位驱动下，精益化管理的实践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
（一）深化对精益化管理内涵的认识
电力企业管理层需要深化对精益化管理内涵的认识，特别应从生产领域的精益化管理理念转换到营销领域中来。由于精益化管理追求“产出/投入”的最大化，因此就需要将其转换到如何提升营销活动的“产出/投入”中来。为此，企业管理层需要通过召开营销研讨会、对营销人员进行岗位培训等方式来实施认识活动。
（二）努力减少电力营销的交易成本
通过组建专门针对大客户的团队，在人力和物力上给予专业性的提升，从而改善大客户在获得技术和产品支持上的体验。具体的做法包括，增强相关人员的岗位意识和技能，在制度管理下形成与大客户沟通的长效机制。另外，还需要加大与大客户沟通的电子商务平台建设。这样一来，便于精益化管理理念相契合了。
（三）完善客户关系管理的有效模式
电力营销中的客户关系管理与普通商品营销不同，前者需要电力技术作为支撑。为此，电力企业需要建立营销部门与技术部门的联动机制，该机制需要得到组织和制度保障。可见，这便是实施精益化管理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综上所述，以上便构成笔者对文章主题的讨论。
四、小结
第2篇：微观经济的目标范文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生产者行为理论；企业
沙盘模拟微观经济学教学中主要介绍产品市场的局部均衡理论。局部均衡理论由均衡价格理论、消费者行为理论和生产者行为理论三个理论构成。在局部均衡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中，均衡价格理论和消费者行为理论所描述的情况是学生在生活中经常遇到的，而生产者行为理论描述的是厂商的行为，学生几乎接触不到，造成学习困难。所以，微观经济学的教学需要着重于学生对于厂商行为的感性认识。而企业沙盘模拟课程便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一、企业沙盘模拟介绍
用友ERP沙盘将实训学生分为4～6组，每组运营一个企业，这些企业在起始的时候具有同样的配置，并且面对同样的选择。包括：广告费投入的选择，生产线的选择，原材料采购的选择等。各个企业需要充分考虑本企业的成本和收益，以及其他企业的发展策略对本企业的影响，制定本企业的发展战略，争取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二、企业沙盘模拟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的应用
（一）通过理论加实验的方式合理安排微观经济学课程
高校微观经济学的教学课时基本为48学时，且全为理论教学。这种教学模式无法将企业沙盘模拟引入微观经济学教学。所以，根据企业沙盘模拟运营等环节，理想的教学时间是16学时，故需要将微观经济学48课时划分为：理论课时32学时，实验学时16学时。
（二）调整企业沙盘模拟规则以适应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
在生产者行为理论当中，厂商的行为原则是实现利润最大化。教师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应用企业沙盘模拟时，必须要对企业沙盘模拟的规则进行调整以适应微观经济学教学内容。例如，在完全竞争市场当中，假设有很多厂商，单个厂商的产量只占总供给的一小部分，对于价格没有影响。而厂商实现利润最大化的手段是：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对产量进行控制。生产者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要求厂商的产量要小于需求量，而在企业模拟实训当中，有四种生产线：手工线、半自动线、全自动线和柔性线。而每个生产线的全年产品数各不相同，为保证总供给小于需求，需要对企业进行限产，调整生产线。在教学中运用企业沙盘模拟微观经济时，为使企业沙盘模拟符合微观经济的实际现状，应适当调整模拟规则，进而更好地实现教学内容。
（三）提炼企业沙盘模拟中包涵的微观经济学理论
1.经济人假说。用友ERP沙盘将学生分为六组，每组运行一个企业，运行六年后，以利润多少作为判断胜负的标准，这体现了厂商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而利润最大化目标是微观经济学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说的表现。2.可变成本和不变成本。用友ERP沙盘中将企业中的成本具体化，主要包括：原材料费用，生产费用，管理费用，广告费，设备维护费。教师可以将这些具体的成本进行归类，形成微观经济学中的成本，使学生产生直观的认识。在实验当中，原材料费用和生产费用随产量的增加而增加，属于可变成本。在第一年内，由于只能使用手工线生产P1产品，所以，原材料费用和生产费用都等于1M•q，其中q代表产量。可变成本的公式是：TVC=2•q。而设备维护费，设备折旧等，都不随产量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属于不变成本。3.显成本和隐成本。企业生产的显成本是指厂商在市场上购买或租用他人所拥有的生产要素的实际支出；企业生产的隐成本是指厂商自己所拥有的且被用于自己企业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要素的总价格。4.停止营业点。如下表所示，第一年在广告费用为零的条件下，除数量为7的订单外，其余都是亏损的，是不是应该继续生产？这涉及停止营业点的概念。判断是否停业的标准是收益和可变成本，收益大于可变成本，就应该继续生产。如表所示，每个订单的总收益都大于可变成本，所以，应该继续生产。总之，在微观经济学教学中引入企业沙盘模拟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方法，能够帮助学生了解企业的同时了解企业运行中的相关问题，有助于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提供了帮助。
参考文献：
[1]赵富荣,吴红英.提高高校ERP沙盘模拟实训课程教学效果的措施[J].中国市场,2015(33):132-133.
第3篇：微观经济的目标范文
关键词：利益分化 矛盾 利益整合 政府职责
社会利益的分化，是体制转轨时期最广泛、最深刻的变化。它涉及每个经济主体、每个社会集团和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决定它们对改革进程和社会变革的态度。利益分化一方面激发了社会要素的活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能否在全面认识利益分化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利益协调，使利益驱动作用得到正确发挥，使利益矛盾和冲突得到正确处理，从而使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能够在彼此协调的基础上稳定快速地得到实现，已经成为摆在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利益分化及其矛盾的产生
利益是人类生存、发展和享受的各种需要的总和。凡一切与人的生存、发展和享受相关的对象都属于利益的范畴，根据利益的社会性质和特征可以归为三大类：物质利益、政治利益、精神文化利益。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都是为了获取利益、维护利益或者争得利益，从而使得社会利益关系一次一次地得以调整和重组，并进而推动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和发展。
分化的含义包含着差别化或者说差别扩大化的意思。在这里，利益分化并不是一般的利益差别，本文所讲的利益分化，主要是指由于社会结构性的变革而使得一种既定的利益关系发生重组并进而使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发生急剧变化的过程。所谓社会利益分化，也就是指社会群体出现了利益差异，利益要求发生了分歧，简言之，就是不同的群体有了不同的利益。在这个意义上，利益分化具有如下的一些基本特征：利益分化表明一种既定的利益关系被打破：一种新的利益关系迅速形成；利益差别迅速扩大。
利益分化促使利益矛盾的产生，利益分化意味着不同的群体有了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要求又会强化群体之间的利益差异，不同的利益要求往往互相冲突，在冲突中各利益群体或者会互相妥协。达成比较一致的利益共识，形成“双赢”或“多赢”的局面。但是，如果群体间的利益冲突不能形成有序的互动，无法达成共识，则会进一步强化利益分歧，最终导致社会结构的崩溃。
总之，对于利益分化我们应该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一方面，利益分化的社会也并不因此而停滞不前，相反，利益分化和利益矛盾甚至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利益分化和由此带来的利益矛盾。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带来一定的难题和困境。但是重要的是后者，我们应看到，利益的过度分化则会给社会带来分崩离析的打击。因此，如何控制利益分化的程度，缩小群体外的利益分化，适当拉开群体内部的收入档次，促使分化向“有序”和“有利”的方向发展。是我国政府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能力的主要目标。
利益分化实际上带来了所谓社会结构的变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层次推进，社会资源的占有状态的逐渐改变，出现了利益重构与利益分化使得利益集团多元化的趋势开始呈现并将继续发展：社会精英集团开始形成；农民阶层的利益将更加面临困境：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由此带来的利益分化过程，城市下岗、失业人员以及农村失去劳动能力的困难户等社会边缘群体不断扩大：利益分化的程度将日趋严重。
二、利益协调的重大意义
尽管利益准则是人类社会的基本准则，因而人们的利益追求是其社会行为的基本出发点，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但是，一个社会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尤其是过度的利益差别和利益分化。是影响社会稳定也是影响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目前由于利益分化所带来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日益严重，面对社会转型所导致的利益格局的变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价值规范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社会要能够得以正常地生存并良好地运转，我们认为当务之急就是进行利益整合。从实践意义上说，没有利益整合。改革就无法推行下去，利益协调对于推进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这是因为：
首先，利益协调是国家治理特别是维护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宗旨的需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高度的利益分化不是其国家治理的根本宗旨。特别是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更要防止两极分化的贫富差别。
其次，利益协调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大锅饭”“铁饭碗”等平均主义的利益分配导向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承认利益差别、拉开分配档次能够激发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但是，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过度的利益分化也会导致劳动者生产积极性的严重挫伤。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很多劳动群众的利益绝对受损或者相对受损的情况下，必须进行利益协调。
最后，利益协调还将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运行。根据的基本观点，尽管生产决定消费，但是如果没有消费，也就没有生产。在一个利益高度分化的社会，其绝少数社会成员掌握并控制着社会的绝大多数资源和财富，在这样一个社会的绝大多数成员购买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社会的消费能力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而这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总而言之，要使社会得以稳定持续发展，有效地避免利益高度分化，实现利益的平衡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
三、利益整合过程中的政府职责
所谓利益整合，就是对社会个体和集团的利益进行调整，消除利益主体间的磨擦和冲突，使其协调和均衡，形成和谐统一的社会利益整体。它包括：肯定和保护社会成员的正当合法利益，约束逐利行为使之规范有序，取缔非法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责任无疑是巨大的。作为一种公共权力，国家或者说国家权力的执掌者一政府之所以产生，正是为了协调社会的利益冲突，解决社会的利益矛盾。当然，政府控制利益、协调利益的责任要通过政府的积极作为来实现，这些具体的积极作为可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三方面来具体分析。
政治方面，政府通过保卫国家的独立和、保护公民的生命安全及其各种合法权益以及保护国家和个人的财产不受侵犯，来维护国家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从而从总体上维护社会的利益格局。
经济方面，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同样需要切实履行其应有的社会经济责任，并且为推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我国政府这种责任应该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责任更加重大。目前，我国正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但是，由于市场的实际运作总是偏离理想设计状态，加之本身的局限性和不可能解决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社会问题，从而也就需要政府的力量进行纠正。为此，政府在协调经济利益的过程中，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第一，政府首先要履行和保护产权。产权是由法律明确
界定的所有权，这种所有权必须明确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者，生产经营权的占有者和收入的获益者，它包括资源的使用权、收入权、转让权等基本权利。在明晰的产权制度下，所有者不会出现“空缺”，每个经济人都为自身的利益而工作，从而使资源配置最优化。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政府不仅要界定和保护公有产权，而且还应该保护合法的私有产权。这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因为它有利于稳定非公有制企业的业主，使他们安心企业经营，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第二，政府要实现对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的管理责任。微观经济，是指国民经济中以经济个体为主体进行的那一部分经济活动。微观经济是整个国民经济活动的基础。是政府管理经济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但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又不能象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企业统的过死，原则上。政府对微观经济应当放开搞活。具体来说，可以采取价格机制、劳动保护、保护和促进竞争基本途径来实现对微观经济的管理。
在宏观经济的管理方面，政府具有更为重大的责任。政府管理经济职能的目标在于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因为宏观经济的稳定是整个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前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为稳定宏观经济可以采取提供基础设施、政策调节的基本手段来实现。通过积极的经济政策，可以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同时也将起到协调利益、平抑利益过度分化的作用。
第三，在社会管理的许多领域，政府具有分配资源、协调利益的责任。这些的责任包括：
1 推进公共教育事业的发展
经济和社会长期发展的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国民素质的提高，而这又取决于教育的发展。在传统的两极社会中，只有少数人受过高等教育，多数人都没有受过正规教育。这使人的发展机会不平等，从而实际上也使利益的分配不平等不公正。在现代社会中，教育被视为人类生存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政府提供平等的公共教育，其本身也就是协调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
2 促进收入分配的公正与合理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者的收入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这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市场经济的体制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倾向，但是也有可能导致收入过分悬殊、两极分化严重的结果。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某种管理性的措施，担负起缓解社会收入分配悬殊的责任。
3 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
社会保障既是对公民基本生存环境的保障，也是对社会经济体制正当运行的保证。一个社会，如果仅仅有激励的竞争机制，而无相应的风险规避机制，也是不行的。一个文明的社会必须有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其成员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活资料。
第4篇：微观经济的目标范文
纠正中国畸形经济必须振兴民营企业
这十年中，中国的实体经济萎缩速度十分惊人，多数高利润行业不是被国有资本垄断导致效率低下，就是几乎完全被外资控制，利润被外资悉数赚取。而民营资本则一直处于夹缝中生存，现在几乎已经完全沦为短期资本，成为资产市场的投机常客。产业空心化、民资热钱化趋势十分严重。故而，在弱周期之下，必须想方设法给民间资金和中小企业创造优质的生存环境。除了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化解融资难题之外，更要处理好国有资本和民间资金的“进退”问题，有利润的行业，大部分都必须让民资以公平的机会进入。
而且，虽然一再被诟病，可在多种条件的制约下，目前的政绩考核体系，还是以GDP为第一目标。地方政府面对所谓的科学发展和眼前利益的选择，总割舍不了一些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以大肆放贷支撑高投资，高投资加速经济畸形。鼓励民资发展的红头文件，也总是被架空，长此以往，最终只能形成死结。
要知道，在中国经济转型中，民营企业一定是主力军。因为所谓经济转型，其实就是产业结构向服务业转，这就要求更贴近市场，而对市场最敏感、贴得最近的，就是广大的民营企业。国内有一批民营企业能够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逆势飞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企业早在几年前就开始转型，不再只是依靠低成本的制造业赚钱，而是试图在服务业、高科技业、环保行业等产业发展。文化产业里如分众传媒、华谊兄弟等，他们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在生产方式的转型上，这些企业做得比别人早、比别人快，也做得比别人要好。
因此，我们需要在经济弱周期到来之际，为中小企业和民间资本的繁荣谋划系统性的振兴思路。政府要支持民营企业转型，推动民营企业向高端化、品牌化发展；不断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发挥民营经济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积极作用。只有如此，萧条的中国实业经济，才可能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复兴。
地方经济“稳增长”必须调动民间资本
在后土地经济时代里，该怎样解决最现实的“稳投资”命题？我们要看到，当前面对的问题是，民间有钱，但政府没钱。而民间的钱却因为种种担忧，宁愿放贷，投金融资产，也不愿投资实业。
在种种担忧里，政府的作用没有很好发挥，一边是国企垄断，众多行业都在上演“国进民退”，国企要么凭借行政垄断挤出民企，要么以各种手段空手套白狼，把民间资本吃掉；另一边则是行政部门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涉，税务、公检法、工商消防，哪个机关都想从民营企业身上挖下一块肉来。近来有传闻称，某些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雁过拔毛”，以罚款充实财政；财政部与国税总局更在两个月中五次强调不要征“过头税”，这从反面印证了各地竭泽而渔的情形。在此种背景下，民间资本又怎么愿意投资实业为“稳增长”作贡献呢？
因此，对于地方政府而言，“稳增长”是“稳投资”，而在后土地经济时代，“稳投资”更是“稳民间投资”，这条逻辑主线要牢牢抓住。为了稳住民间投资，所要做的并不是把项目一个又一个地端出来，敲锣打鼓地打广告，而是要创造适合民间投资的市场环境，更直白些则是，要贯彻实施民间投资“新36条”，约束政府权力，避免行政力量对微观经济的干扰，勿让“新36条”形同虚设。我们相信，只要民间资本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投资项目也足够吸引人，“稳增长”就不会再成为难题。这也是中央“稳增长”与“调结构”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主线的交汇所在。
去除垄断国企的暴利病必须引进民间资本
银行的高利润让人目瞪口呆，其他垄断行业同样让人瞠目结舌。看看利润增幅较大的行业，基本都是被垄断企业所霸占。虽然中国经济增幅连续五个季度下滑，但翻开这些巨头的财务报表，哪个不是赚得盆满钵满？
国有企业除了“垄断”以外，还有另一个赚钱所依赖的制高点。这个制高点，就是国有企业处于并完全占据了产业布局的上游。国有企业占据产业布局上游，意味着国有企业控制了资源能源及水电油气。国有企业为了增加利润，会依赖其占据产业布局上游这个“制高点”，不断提高资源能源及水电油气的价格，资源能源及水电油气价格越高，国有企业实现的利润额越大。
可以说，国有企业依赖其独享的“制高点”所使用的不断涨价“利器”，使其成为全世界只赚不赔的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只赚不赔及利润高增长，却导致了非国有企业尤其民营企业的“赔钱”与民生成本的不断提高。
国企发展红火，公众对国企履行社会责任的期待越来越高，然而国企的表现总是令人大跌眼镜。这些表现从大的方面说，有中海油渤海湾漏油事故，小的方面有南方航空公司给旅客吃过期变质食物。在公众心目中，中国的国企已经残酷地将包裹着层层糖衣的“国有企业社会效益论”砸得粉碎。
由垄断国企的主管部门国资委出面表态，要将垄断国企向公益型国企转身改革，防止企业利用垄断地位损害公众利益，承诺企业社会效益高于经济效益，提高国企透明度，引入价格机制、服务标准，进行成本控制……这些改革倘若能够落地践行，当然是好事。但公众之所以莫名惊诧，并非是改革的初衷与目的不好，而是当垄断企业自身都沉浸于身份与角色的混淆中不能自拔，当长期为垄断暴利提供着合理依据时，这种由垄断向公益国企的转身，恐怕很难收获公共信任。
解决国有企业“中国病”的办法很简单、很清楚――这个办法就是打破行政垄断，取消政府保护，引入民间资本，调整国有经济布局，对自然垄断企业实行严格监管，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市场的力量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国进民退”不改只会让经济改革倒退
中国经济能否摆脱萎靡，取决于它能否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将经济发展由外需导向、生产型结构向内需导向、消费型结构转换。但这一转型的最大障碍在于，既有制度安排和既有利益格局下已经形成的锁定效应和巨大惯性难以被打破，如财税体制、金融制度及其伴生的GDP崇拜、土地财政、所有制歧视、国进民退等。
要实现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则不能再走政府按照计划经济思维圈定战略新兴产业的老路，而需要政府解除对要素价格包括资本、土地、能源等的管制；真正落实形同虚设的“非公36条”，将金融、电信、石油等高利润行业向民营资本开放；并通过资本市场公平有效地将国有资产社会化。此次经济改革的操刀者依然是既有利益格局的最大得益者政府部门。这一次它如何选择，将决定中国经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跻身发达国家行列，抑或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第5篇：微观经济的目标范文
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家政府对一定范围内经济总体进行管理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是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是宏观经济决策的首要内容。从我国社会制度、经济体制和目前的国情出发，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总的概括应是：在有利于发挥市场基础调节作用和企业自主经营、增强活力的情况下，通过正确发挥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以达到不断取得较好宏观效益、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的目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有四个方面的内容。
一、经济稳定目标
（一）经济总量平衡
主要是指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在总量和主要结构上的基本平衡。其中，总量平衡主要是指一定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和国外商品、劳务输入与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的平衡。结构平衡主要是指投资品与投资需求、消费品与消费需求的平衡。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总量能否平衡是一个主要矛盾。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把总量控制住，就不会造成大的经济波动，以引导整个国民经济健康运行，为微观经济创造一个合理顺畅、公平竞争的宏观经济。从我国近些年的经验数据分析，我国社会总供需差率一般要控制在5％左右。
（二）国际收支平衡
主要是指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全部货币收入与货币支出持平或略有顺差或逆差。货币往来是指经济交易。国际经济交易按其性质分为自主易和调节易。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深入贯彻，我国经济对外联系日益扩大，使对外经济关系出现了新变化，主要表现为国际收支平衡与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国内经济平衡与国际收支平衡存在着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国内经济可以把不平衡的矛盾适度转移到国际收支环节，以利于维持国内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增长。例如，当国内供给不足出现通货膨胀时，从国外增加输入商品和劳务，扩大进口，可在短期内通过国际收支渠道缓解国内经济供不应求不平衡的状况。国际收支矛盾也会反过来给国内经济稳定增长带来影响。例如，国际收支出现逆差，国家外汇储备减少，出现赤字，必须大力缩减进口；国际收支出现较大盈余，国家持有的外国货币过多，会使本国货币、汇价有上涨趋势，从而影响国内产品的出口，对国内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三）物价稳定
物价稳定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指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二是指主要商品特别是某些主要消费品物价总水平的稳定；三是指物价上升水平稳定地低于居民平均收入增长的水平。保持物价总水平的相对稳定，其衡量的主要指标是物价总指数。我国市场经济的价格机制决不是政府对价格撒手不管。物价总指数的上升趋势，使各种商品的比价在动态中变化，有利于价格体系的改革，有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但价格改革必须在国家宏观调控之下，以防引起通货膨胀。只要物价上涨的幅度是在社会可容忍的范围内，不超过3％－5％的年率，即认为物价稳定。
二、经济增长目标
宏观经济管理不仅要稳定整个国民经济，更重要的还要促进其不断发展。
（一）适度投资规模
这是影响经济增长的直接因素。所谓适度，就是既能满足一定的经济增长需要，又充分考虑一定时期内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
（二）合理的产业结构
产业结构合理，经济良性循环，经济效益提高；反之，经济运行阻滞，经济效益下降。调整产业结构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调整投资结构，通过增减对某种产业的投资而影响其发展速度；二是改变现有企业的生产方向，促使一些企业转产。
（三）科学技术进步
要促使经济增长，必须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
（四）资源合理配置
资源配置是指通过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社会经济资源的管理调配，实现资源结构的合理化，使其得到最有效的使用，获取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一定社会中人们可以利用的资源总是有限的，要求人们必须合理利用所拥有的资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社会资源的配置采取两种方法：市场和计划。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存在某些缺陷。首先，许多社会公共需要不是经过市场来满足的，其次，市场调节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盈利少或亏损的部门和行业就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导入必要的资源。政府参与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实现主要由财政进行分配和调节。
三、宏观效益目标
宏观经济管理所追求的效益是指宏观效益。
（一）宏观经济效益
宏观经济效益既表现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加，又表现为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内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总体提高。宏观经济效益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各单位微观经济的综合。因此，在一般情况下宏观经济效益与微观经济效益是统一的，但在有些情况下也存在矛盾。因为有些经济活动在局部看来是合理的，但在全局看来是不合理的，因此其局部经济效益的提高就不会促进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政府就要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引导其行为，使微观经济效益与宏观经济效益尽量达到统一。
（二）社会效益
指在经济发展中，某些经济行为如产品的生产、利润的增加、技术的采用等，对整个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主要表现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如果某些经济行为对社会发展和进步，对人类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作用和影响，称为正社会效益，否则就是负社会效益。宏观经济管理不仅要追求较好的宏观经济效益，而且也要追求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生态效益
指经济发展对生态平衡、环境保护所产生的影响。现代化生产为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创造了条件，但是也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平衡的破坏提供了可能。环境保护、生态平衡是关系资源再生和人类生存的大事，因此在宏观经济发展中不仅要追求经济的快速发展，先进技术的采用和劳动效率的提高，而且要注意生态效益，使经济发展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
四、生活水平目标
不断满足广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最高目标。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经济稳定、经济增长和宏观效益的提高都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前提条件。
（一）提高民族素质，适度控制人口
要使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必须要一方面通过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控制人口的增长，提高民族素质。否则，如果人口增长速度超过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那就意味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的下降，意味着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降低。
（二）充分就业
通常指凡有能力并自愿参加工作者，都能在较合理的条件下，随时找到适当的工作。一般把失业率低于3％－5％看作该社会能够充分就业。市场经济下可以有失业，可以有下岗，优胜劣汰。但是，下岗不是目的，政府通过再就业工程，通过培训，使下岗职工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并使其有竞争压力。我国劳动就业问题比较突出，必须认真对待，它不仅关系到经济的发展，而且是实现社会安定的重要一环。
（三）公平分配
市场机制不可能自动实现社会公平，它只能在等价交换意义上实现机会均等的平等精神。我们一方面是利用市场机制，把利益得失作为竞争的动力，鼓励一部分人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推动社会进步；同时也要重视我国目前还处于低收入水平阶段，必须把社会各阶层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要通过税收等政策手段消除由于客观条件所造成的苦乐不均现象，防止地方、企业及个人收入之间差距悬殊，并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低收入阶层的基本生活。
第6篇：微观经济的目标范文
在关于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经济学思想流派中，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关键词：
经济非均衡二次调节所有制改革转型发展道德调节
引言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第7篇：微观经济的目标范文
多位商务部系统内的人士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对高虎城未来的表现有所期待，他务实且做事严谨，履新之前是中国首位正部长级的国际贸易谈判代表，谙熟国际事务。
有媒体分析认为，这时选择在国际贸易上深谙合纵连横之道的高虎城上任，不但有强化中国在国际上发言权的意味，更可能希望透过贸易谈判强手来增强中国的优势。
然而除了对外贸易层面的工作，高虎城还要面对更大考验，即商务部如何真正转变政府职能，改革当下不合理的国内流通体制，并为中国进一步的开放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老外贸”出发
高虎城是一位彻头彻尾的“老外贸”。
1987年，他在中国驻刚果使馆商务处工作，之后在外贸系统直管企业任职，包括中国机械进出口总公司和中国华润总公司，随后进入商务部前身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先后任司长和部长助理。中间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在地方任职，随后又回到商务部任副部长。
外经贸领域的历任部长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包括素有“铁娘子”之称的吴仪。资料显示，吴仪任内的五年，高虎城在外经贸部先后任财务司司长和部长助理等职，被吴仪重用。高虎城的工作风格，同样务实且果断。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复杂多变。多哈回合谈判进入第十二年，却一直陷入僵局，各国纷纷把精力转向双边或区域贸易协定。美国借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拓展新的贸易投资规则，而日本也已在3月15日正式宣布加入TPP。
中国一方面在积极推进多哈回合的“早期收获计划”，另一方面也在加紧推进中日韩等多个自贸协定的签署。
高虎城在履新后第四天就会见了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拉米，也恰恰说明这方面将是商务部未来工作的重点之一。
除了国际谈判，中国外贸领域的工作还存在不少挑战。
2012年中国外贸增速6.2%，这是多年来中国外贸目标首次由两位数降为一位数，原商务部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商务部驻上海特派员张国庆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如何有效地转变贸易发展方式，是新一届领导需要考虑的。
对于商务部将着力推进的领域，安邦集团研究部研究员刘枭分析认为，中国在附加值更高的服务贸易领域将有很大发展空间，从IT到文化产业，再到金融、咨询，都可成为服务贸易的一部分。
从战略上看，商务部需要高度重视新兴市场，尤其是非洲市场的价值。这些市场的体量虽然还不大，但增长速度惊人，有望成为新的增长极。中国企业可以从中享受到充分的好处。
内贸挑战
谙熟外贸的高虎城一上任，首先面对的挑战就是深化内贸流通体制改革。
当下中国出口和投资增速放缓，需要释放消费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国内消费增长并不尽如人意。
今年1-2月，中国国内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12.3%，比去年同期放缓2.4个百分点。
商务部国际贸易研究院院长霍建国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不是国内消费上不来的问题，而是消费环境不好、成本过高的问题。
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的体制，造成中国流通领域的发展严重滞后于国际水平。
多年来，中国物流总成本占当年GDP的比重一直保持在18%左右，而西方发达国家同类指标是8%到10%，中国物流行业与西方国家在标准化、信息化水平方面差距明显。
2012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下简称《意见》），这一领域的改革已成为压在商务部头上的紧迫任务。
履新后第二天，高虎城在商务部部党组扩大会上提出“近期要重点抓好十项工作”，首要就是贯彻落实《意见》。
而对于商务部该如何做好内贸流通工作，有商务部人士对记者表示，首要的就是要改变当前的工作方式，减少对微观经济领域的干预，而从政府服务和制度建设上下功夫。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当前商务部仍然把很大一部分的工作精力放在解决农产品的“卖难”上。
3月份商务部的例行会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公开表示，商务部发现近期多地水果蔬菜出现不同程度的滞销，便迅速启动农产品卖难应对工作机制，“最终我们使这些滞销情况得到有效缓解，”沈丹阳说。
而在上述商务部人士看来，这种对微观经济的干预，从短期来看似乎帮助了农民，但是从长期看，干扰了市场的供求关系，未来可能带来更大的问题。商务部应该把精力放在市场的信息搜集和提供，降低流通成本，以及农产品公益性网点的布局上，而不是花精力在个别产品的积压和卖难上。
除了需要超脱微观的经济干预，商务部还需在监管方式上“革自己的命”。
比如在商务部规定特许经营和连锁经营等领域的企业需要到商务部登记备案，但是有些时候这种备案被当作了管理手段，成为“假登记，真审批”。
与此同时，一些示范项目和工程也隐含着变相审批和寻租的因素。
对于高虎城来说，“放手微观经济，简政放权”虽然方向明确，但是长期的路径依赖并非一日可以打破，内贸改革堪称不小的挑战。
研究整体开放战略
3月27日至29日，新任国务院总理前往江苏、上海考察，提出要以扩大开放释放改革红利。
如何进一步开放，成为摆在中国面前的重要选择。
霍建国在接受《财经国家周刊》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务部来说，与内贸流通领域的改革并重甚至更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进一步推动开放。
商务部需要从目前外贸、外资的管理里边超脱出来，综合宏观地考虑整体对外开放的工作。具体提出一些开放的设想，甚至具体的路径、方法和时间表。
接近商务部的人士表示，未来进一步的开放可以通过几条主要路径来实现，包括多哈回合谈判中的工业部门关税减让和服务贸易的进一步开放、投资保护协定谈判、加入WTO框架下的政府采购协定（GPA）以及自贸区（FTA）谈判等四个方面。
该人士表示，对于多哈回合谈判来说，中国如果能在机械、电子和石化等焦点部门作出关税减让的承诺，同时进一步放开服务贸易领域，将对陷入僵局的多哈谈判带来很大希望，新的多边贸易体制将使中国经济更加开放，也为中国企业打开更大的国际市场。
其次，中国正在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进行的投资保护协定谈判，主要涉及到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的承诺，如果这一承诺完成，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现有的投资体制，最核心的就是取消投资审批制度。
而加入政府采购协定，将使中国政府部门的资金使用受到监督，很大程度上推进政府部门的改革。
最后，中国正在推进的与海湾合作委员会、澳大利亚、日韩等国家和区域的自贸区谈判，也需要一些部门实质性关税减让措施，推进区域贸易自由化。
在中国加入WTO阶段，有些承诺是“被动的开放”，而现在中国急需从被动开放走向主动开放，并意识到开放对国内改革的巨大促进作用。
第8篇：微观经济的目标范文
关键词：企业投入产出表；编制方法；实际应用
中图分类号：F2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1096(2003)01-0081-03
一、
问题的提出
投入产出法是以有关经济理论为基础，利用高等数学和电子计算机综合考察有联系的各经济 活动之间数量依存关系的方法。自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列昂节夫提出投入产出法 以来，由于它的科学性、先进性和实用性，世界各国纷纷研究和编制投入产出表，研究投入 产出数学模型的应用。1968年联合国经济社会事务部公布市场经济国家采用的《国民经济核 算体系（SNA）》把投入产出表作为其中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我国政府也非常重视投入产出法的研究和应用。1987年3月，为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需要， 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行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的通知》，决定从1987年开始每5年编制一 次全国范围的投入产出表。在国务院全国投入产出调查协调小组的领导下，我国已成功地编 制了1987年、1992年和1997年的投入产出表，现在正着手编制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
应该强调的是，投入产出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宏观经济分析（在这一方面，人们研究得比较多 ，方法也比较成熟），而且也可以应用于微观经济的分析与研究。例如在一个企业内部，各 生产环节之间都存在较复杂且有序的联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般的会计方法、统计方法都 不便于全面考察这种联系。而编制企业投入产出表确实是研究企业内部微观经济现象的有效 手段。但是编制企业投入产出表又存在诸多技术上的问题，又没有现成的答案可供参考。笔 者在教学过程中经常考虑这方面的问题，现在把这些思路整理出来。
二、研究编制企业投入产出表的原则
在研究如何编制企业投入产出表的过程中，我们主要遵循了如下三项原则：
（一）符合投入产出法的一般原理
"投入产出法"有三层含义，即投入产出表、投入产出数学模型和投入产出数学模型的应用 。投入产出表不同于一般的统计表或财务报表，它要系统反映企业的各生产环节、各种"产 品"（这里所说的"产品"是对于各生产环节而言，实际上是企业的半成品）的内在联系， 还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平衡关系，满足建立数学模型以至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需要。
（二）符合企业的实际需要
通过编制企业投入产出表，能满足企业多方面的需要，如：
1测算企业内部产品的结算价格；
2对自产产品和外购产品进行预测、规划和控制；
3预测目标利润、本・量・利分析、控制成本及对成本的构成进行因素分析等。
当然，通过我们的尝试，仅仅通过一张投入产出表想满足企业各方面的需要是困难的，应该 根据不 同的目的有多种编表方案可供选择。每一种编表方案都有一个主要功能和一些次要功能，这 是可行的。
（三）与现行企业统计、企业会计等资料相衔接
编制企业投入产出表涉及企业的各个方面，工作量较大。如果现行企业会计、统计资料能直 接(或经过稍微加工)为编制投入产出表采用，就会极大减轻编表工作量，使企业投入产出表 在企业推广开来，并成为一项经常性的管理活动，从而提高了投入产出表的时效性和应用价 值。
三、各种编表方案的优劣比较
这是一张传统的投入产出表。该表的优点是：对研究、分析和预测企业各种自产产品的需求 量与构成、研究、分析和预测各种外购产品的需求量与构成，起到较好的作用，同时还便于 计算各种产品的增加值等。该表的缺点是：表中项目的内容与现行会计核算资料不配套。如 "外购产品"不仅包括"直接材料"的外购，还包括了"制造费用"、"期间费用"中有关 材料的外购。而"直接材料"、"制造费用"是构成产品成本的项目，"期间费用"不构成 产品的成本，这样就对分析和测算产品的成本带来了某些不方便。再如"固定资产折旧"、 "劳动者报酬"等项目也存在同样的问题。
（三）方案三：测算企业内部产品结算价格的投入产出表（实物型）
这是专门为测算企业内部产品（或服务）的结算价格而设计的投入产出表。在市场经济的条 件下，企业内部各责任单位之间贯彻经济责任制，转移中间产品或提供服务都要进行严格的 经济核算，以评价各自的经营业绩，明确各自的经济责任。然而这时的经济核算是否合理， 关键就在于其中间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是否合理。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发生"买卖" 的双方的经济利益。合理的价格会使企业内部具有协作关系的各责任单位之间等价交换，使 之各得其所，从而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否则，就会使"买卖"双方苦乐不均，同时造成不 合理的连锁反映，不能正确评价各自的业绩。
在现行工作中，企业内部产品的结算价格是这样确定的：
1参考市场价格。但是由于是企业内部的产品，实际上是企业的半成品，因而往往市场上 没有相应的产品价格作参考。
2协商价格。就是各责任单位之间转移产品或服务的"买卖"双方共同协商，确定一个双 方都能接受的价格。但在协商过程中双方易于出现讨价还价的现象。由于争执不休，造成矛 盾。
3双重价格。即同一种产品"买卖"双方采用不同的价格："卖方"可按较高的价格确定 其收入，而"买方"可按较低的价格确定其购买成本。
4成本加成。即以产品或服务的成本为基础加上合理的利润为内部结算价格。然而，这个 作为基础的"成本"又是怎样确定？它易受各责任单位占用资产多少、消耗原材料多少以及 购入前一道工序的产品的价格是否合理等因素的影响。
总之，目前确定企业内部产品结算价格的方法缺乏客观性，带有主观性。要解决这个问题， 编制下面所示的投入产出表可发挥其独到作用。
设Pi为第i种产品的结算价格。这是以企业附加成本为基础确定的产品价格。所谓附加成 本 ，是指产品在企业内部各环节生产过程中由于追加活劳动（包括直接和间接）而增值的部分 。以企业附加成本 为基础确定产品的结算价格可以不受企业外部条件的影响，也不受企业 内部各生产环节占用生产资料和消耗生产资料等条件的影响。所以，以此作为企业内部结算 价格的基础，评定各环节的产品的数量和质量，就比较客观合理。
"以企业附加成本为基础确定产品的结算价格"，就是在考虑了附加成本的基础上，又考虑 了各产品应负担企业利润及上交的税金。因此，这种结算价格等于单位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消 耗的其他产品的用结算价格计算的价值和新追加这种产品上的活劳动及利税额。测算产品结 算价格的投入产出模型为
P=(I-A)-1([AKV-]＋[AKW-]＋[AKM-]＋[AKT-]＋[AKR-])
式中，A为实物型直接消耗系数矩阵，[AKV-]、[AKW-]、[AKM-]、[AKT-]、[AKR-]均为系数 矩阵（列向量）。
方案三的缺点是没有考虑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的划分，不能为核算各产品的边际贡献、从而 用变动成本法进行核算和分析提供方便。
（四）方案四：按"成本性态"编制的企业投入产出表
这种投入产出表的第I、II、III、IV象限结构同方案二，"自产产品"用实物单位，" 外购产品"用成本价之外，第V象限的项目应分别列出"直接人工(Vj)"、"其他直接支 出（Hj）"，"制造费用（Kj）"其中，"变动制造费用（Kbj）"和"固定制 造费用（Ngj）"分别列出，"期间费用（Nj）"其中，"变动期间费用（Nbj ）"和"固定期间费用（Ngj）"也分别列出，"税金（Tj）"和"利润(Rj) "等项目。
这是考虑到按成本性态分类而编制的投入产出表。这种投入产出表的优点是：所提供的资料 完全与现代管理会计中把成本按性态分成变动成本和固定成本相适应。可为测算各产品的边 际贡献、测算各产品的盈亏平衡点、预测各产品的产量和利润提供方便。因而可以用现代管 理会计的专门方法对各责任单位进行规划、控制和业绩评价。
所要说明的是，以上4种方案实际上后3种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存在进一步改进的问题。编 制企业投入产出表的方案也不只是这些，还可以在坚持编表的原则下，根据企业管理的目的 和要求，设计出其他形式的方案来。
参考文献：
［1］钟契夫，等投入产出原理及其应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 2
［2］国家统计局中国1997年投入产出调查及编表方案［Z］(内部)
［3］徐兴恩管理会计学［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
Research on Input-output table of enterprise
Hu Guo-qiang1，Chen Fu-chang2
(Henan Institute of Finance and Economy, Zhengzhou,450002,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problem that how the inpu t-output table serves enterprise economic management, and develops three kinds o f input-output tables, respectively input-output table based on cost function, in put-output table determined enterprise internal product price and input-output t able based on cost habits.
Keywords: input-output table of enterprise, compilation, applic ation
第9篇：微观经济的目标范文
一、国有企业具有双重经济效率的内涵
所谓国有企业具有双重经济效率，指的是国有企业不仅具有微观经济效率，更具有宏观经济效率。所谓经济效率就是指社会利用现有资源进行生产所提供的效用满足的程度， 因此也可一般地称为资源的利用效率。它是需要的满足程度与所费资源的对比关系。因此，它首先是一个效用概念或社会福利概念而非物量概念。一般来说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资源的生产效率、资源的配置效率和资源的动态效率。从微观经济效率来说，则是企业或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与产出的比率，一般用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它实物性指标来衡量，为了便于比较，这些指标都是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而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在许多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家看来，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最为重要的定位在于宏观经济效率。 W・布鲁斯(1998，pp．4―10)在其经典著作《从马克思到市场》中对社会主义宏观经济效率的首要性做出过论述。他说“在马克思看来，在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的基础上，把互相分离的经济活动单位一体化为一个社会整体在这里起着首要的作用。奥斯卡・兰格一直特别注意社会主义的这种属性，认为它会提高从个体到社会规模，或者换句话说，从微观水平到宏观水平的合理行为的标准。这种联合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外部性的内化”，即不仅仅在于有可能把微观单位活动的成本和收益计算在内，而且在于可以消除由于追逐只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看才合理的目标而引起的宏观范围
无效率。”因此“通过把合理行为的标准从微观经济水平提高到宏观经济水平，社会主义被假定应当显示出较之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Bnuce，1998，p，11)。因此，按照经典理论的解释，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定位的立足点就不仅仅在于微观的资源配置， 更为重要的是要克服微观经济组织配置资源的非效率问题，从整体上达到社会资源配置的最优，获得社会经济的宏观经济效率。
二、国有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并非低于私有经济
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不佳已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但是我们是否就能够由此推论出国有企业效率一定比私营企业低， 国有经济必然私有化?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1．在宏观经济低迷时，非国有企业亏损状况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低迷时，不是只有国有企业的微观效率指标恶化，而是所有企业的微观经济效率都普遍恶化。从下表我们可以看到， (见下表)
自1996年以来，国有企业亏损面的绝对数较大，但是从亏损企业数和亏损面来看， 国有企业的表现并不是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一一只有国有企业亏损而私营经济和其他非国有经济一一直健康发展。从表中可以看出两点：一点是从亏损企业数的增长速度来看，私有经济、股份制经济和外商投资经济远远高于国有经济，分别达到134％、85．9％、144％；二是从亏损面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央国有企业总体上要低于其他经济成分，其中私营经济和股份制经济要远远高于其他经济成分，达到71，7％、15．2％。事实充分证明，企业亏损原因并不是所有制。私有制企业并非总是高效率的。
2．国有企业私有化还会使经济效率继续恶化。俄罗斯是“私有化”进展最快的转轨国家之一，而在1990年至1996年间，全国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急剧下降，如以1990年为100，1996年只为22．6，并且，企业的亏损面迅速扩大，到1996年亏损企业已达全部企业的一半以上，许多企业在实现“私有化”以后，经济效率继续恶化。
3．国内外统计数据证明现有公有制企业具有高效率。这里主要分两段分析。即从建国以后到改革开放以前和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的总量水平有较大提高。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 1952-1978年的统计资料表明：这一时期按可比价格计算的社会总产
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7．9％、8，2％、 6，0％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高于世界水平，即使与经济发展较快的韩国相比也不低多少。而且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在国家的重点并没有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情况下创造出来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就开始迅速起飞。世界银行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表明1980-1991年期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9．4％和78％；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年增长率为 5．7％、11％和11．2％，都显著地高于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中高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因此我国公有制的效率并不低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私有制的效率，而且肯定比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私有制的经济效率要高。
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国有企业也并不是效率低下的代名词， 它与私有企业一样同样也有高效率的记录，象新加坡的国有航空公司竞争力名列前茅，新加坡的国有电子公司的盈利率也高于私有制企业，韩国的国有浦项钢铁公司的生产率也大大高于日本5家最大钢铁公司。所以国有企业并非注定就是低效率。
4．国有企业亏损，并不是这些企业没有创造新价值，有些是利益转移了。以工业新增价值为例，国有企业新增价值并不低，国有工业增加值率由1991年的29．3％上升到1995年的30．2％，与同期非国有工业增加值率24,4％和24，6％相比分别高出4，9％和5．6个百分点，1978-1998年国有和国有控股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7％，资产总额年均增长16．8％，上缴税金年均增长12 3％，显示国有企业效率并不太差，但由于国企新增价值的分配问题导致利率低，“八五”期间国有企业流转税年均增长 14 9％，折旧年均增长27．3％，工资年均增长20 7％、利润年均增长 13，2％、社保等其他项目年均增长 18．5％，可见，新增价值在初次分配中折旧和工资增长最快，包括了社会保障体系支出在内的其他项目增长也很快，税金增长较慢，而利润则更慢，即盈利水平低，其中的国有工业收益转移到了折旧、流转税和其他各项税费、融资成本、各种社会福利中去了。可见，国有企业的综合效率远大于非国有企业的效率。
三、国有企业具有私有企业无法具有的宏观经济效率
评价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状况不能单纯依赖于对其微观经济效率的判断，而更要看到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从当前我国所处的时期来看，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体现在作为“技术模仿”和“技术扩散”中心。从世界各国发展的经验来看，落后国家在完成初步工业化体系进入知识经济实施“后赶超战略”时，都将面临“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的两难问题，我国目前就处于这一时期，对于我国来讲，高新技术模仿、移植和发展的特点决定了解这一两难问题的出路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即在市场机制和政府计划管制之间寻找一种协调性的制度安排一一国有企业，一方面把国有企业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另一方面，利用政府对国有企业趋向性的技术投入和固定资产投资控制，来调和上述的两难问题。所以，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转型时期的重要定位目标之一，就是担当“技术模仿、技术移植、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的中心，这种定位的宏观经济效率可以从国际比较中体现出来。
我国的研究与开发支出占 GDP的比重只有0．482％，而所有转型国家的这一比重的平均为 0．91％。但是，我国的科技国际综合竞争力指数却远远高于俄罗斯和东欧等转型国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研究开发支出额占整个研究与开发支出的比重远远高于其他转型国家，达到了65％。该数值与日本相当，而俄罗斯仅为16％。这也是我国1994- 1998年国际竞争力从世界第34位提高到第24位的关键。具体原因在于：一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把科技活动的中心从原有的国家主导的研究院所和高校向国
有大中型企业转移；二是在转型时期， 国家的重点在于提供转型制度和改革，难以有物力和财力承担所有的技术赶超任务，而非公有制的企业在利润最大化和市场的引导下，不愿意提供技术开发等公共品，而想为具有及时利润效应的技术移植者。东欧转型国家近十几年来科技竞争力下降，关键的原因就在于国家职能转换的同时，没有在市场中建立技术公共品的提供者。在我国近几年的技术交易中， 国有企业间的技术交易占总交易仅仅20％多一点，而国有企业转向非国有企业的技术交易达到近60％。也就是说，国有企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已逐渐成为“技术扩散中心”。比如，我国的国有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系数是直线上升，而其他经济成分的固定资产投资系数直线下降，其中的差距证明了移植、技术赶超和技术扩散中心的地位，其中技术扩散主要途径包括：国有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有形资产的流失， 以及国有企业与非国有经济间的廉价技术交易等。这也是中国在经济增长上优于其他转型国家的关键因素。
国有企业的宏观经济效率体现为国有企业是社会福利的提供者。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承载着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拥有全社会 1／3病床、开办1，7万所中小学、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近年来，国有企业用于职工养老、失业补助、医疗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的支出，已占职Tm资总额约45％左右，国有企业为承担社会功能付出了效益代价。根据世界银行1994年的抽样调查和国内专家调查资料，国有企业的平均冗员达到20％，根据同期的国有企业的平均工资水平，我们可以计算出国有企业的冗员工资负担和冗员负担指数。国有企业的冗员负担远大于其利润总额，冗员的财务负担指数逐年增加。相对而言，非国有企业就可以减少这些负担。1993年全国的下岗职工超过300万，各级财政负担和企业直接支出的下岗费用就达300亿。根据刘源等人的统计，国家对 1998-2000年3月的下岗职工支付的生活费用就需要888亿。如果严格按照市场配置资源的原则进行富余人员的分离，这笔费用将达到 1，000多亿，如果国家财政来承受这些负担，那么国家财政政策在协调宏观经济和控制改革进程方面的能力将会受到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现在有的经济结构和财政约束下，巨大的社会福利负担和转型成本负担将使政府面临崩溃的危险。
综上所述，国有企业在宏观经济方面是富有效率的，因此，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应当充分考虑宏观经济效率状况，依据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能力、市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各种非国有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宏观经济形势和技术发展状况因素，进行国有企业结构与规模的调整，而不是令其私有化。
四、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充分而又公平的竞争环境是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而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相联系。有的经济学者认为， 改变国有企业效率低的唯一出路是私有化，只要实现了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就可以实现高效率地增长。但是英国经济学家马丁和帕克通过对英国务类企业私有化后的经营绩效做了综合广泛地比较后发现：在竞争比较充分的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率有显著的提高；在垄断市场上，企业私有化后的平均效率改善不明显。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充分的市场竞争是所有企业有效率地配置资源的前提。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任何一个企业都能在垄断的市场上攫取到高额利润，这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会缺乏动力和压力，而使他们趋于低效率地运行。这就是同是中国国有企业的彩电工业的效率很高，而电信部门的效率却相当低的原因。
2．清晰的产权制度是提高企业经济效率的重要条件。从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来说，并不仅仅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
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企业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企业的效率。也就是说，要有清晰的产权制度。许多国内外经济学家认为产权模糊是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原因。但究竟什么是产权模糊呢，一般来说产权模糊有两种情况：一是产权归属关系不清；二是指财产在营运过程中各权能主体与义务不清晰，即各主体之间在占有权、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分解不清晰。而对我国的国有企业产权来说其归属关系， 即企业的所有权在《宪法》上被界定得十分明确，属于全民财产。因而说我国企业产权模糊应当是指上面第二种情况， 即各主体之间在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方面的权利与义务分解不清晰，从而导致国家作为财产所有者不能有效地保护其财产的权利。那么什么样的国有产权制度安排才算是清晰的：(1)通过明确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注册资本及其相应的权益，界定企业产权归属主体； (2)产权主体吻合“经济人”假说，即产权主体追求资产的保值和增值；(3)明确界定产权归属主体享有的权益及承担的责任；(4)企业产权具有排他性，即企业法人拥有可以自由支配和自由转让的产权；(5)在所有权与控制相分离的条件下，应形成一个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使产权经营主体在利益动机的刺激下能自主地支配和转让企业产权，又使出资人能对产权主体的行为实施有效地监督，从而在企业内形成出资人、企业经营者、生产者三者之间互利制衡机制；(6)法律制度能对产权实施有效的保护。只要国有企业的产权安排符合以上结构特征，就可以被认为是产权清晰的。
3．高效率运作的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有效地保护是国有企业有序运行的保证。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认为，通向自由市场大道是由国家铺就维持其畅通的。意思就是说，在自由市场经济中，政府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著名的新经济史学家诺思也认为国家必须对一国经济效率负责。因为国家界定产权结构， 因而国家最终要对造成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的产权结构的效率负责，所以国家并不是“中立”的，国家必须对国有企业实施和保护负责。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对国有企业实施有效地保护，那终将损害到国有企业的效率。可以说，国有企业的效率从根本上说反映的是政府的管理效率。在一个高效率的政府管理下， 国有企业一般说来是有效率的，新加坡、德国、新西兰等国家国有企业的高效率运行无疑说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