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经济的主体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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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微观经济的主体范文

针对发改委的批判，在推崇市场化的经济学家里已屡见不鲜，在去年9月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张维迎即指出“自从成立发改委后，中国改革的步伐就大幅放缓”。而此番许小年的“解散发改委”言论，其字面逻辑则显得更为彻底一些。

不可否认，自2003年5月发改委成立以来，其对宏观经济的统筹、区域经济的平衡，以及产业分布的调整上功不可没。而其在快速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带来的冲击过程中的主导作用，更是一度让包括非洲等落后国家、甚至欧美在内的市场化国家奉为榜样。

但是，在承认发改委部分功绩的同时，我们不宜“一白遮百丑”，从而忽视其巨大的负作用。发改委的负作用，最为核心之处即是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不仅主导物价调整、项目投资、产业补贴、企业债发行的审批，而且还参与制定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土地政策，并且直接管理国家粮食局和国家能源局。

发改委对我国经济运行的全面渗透，以致其一直被戏称为“小国务院”。而其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不仅已造成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还大幅增加了整体经济的运行成本，更严重违背了市场经济的本质属性。以与其他职能部门的冲突为例，物价调整本应商务部最具发言权，企业债发行证监会应更具专业性；再以加大经济运行成本为例，当下项目投资走完全部审批流程，最快也要10个月时间；最后再以违背市场经济属性为例，由发改委主导包罗万象的物价审批，尤其是事关食品、消费品等价格的审批，不仅阻碍了市场的充分竞争，而且还使近两年的通胀治理已然进入“治乱循环”的轨道。

从市场主体的事实层面看，正是因为发改委具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且在资源配置的实施中过于向国企倾斜，从而导致当下“国进民退”的日渐严重，而以民资为主体的中小企业群体，自去年以来“倒闭潮”更是频频发生。

从宏观经济的现实趋势看，发改委作为应对次贷危机冲击的主导部门，在其快速应急取得短期巨大成效之后，不仅使当下地方债务（省市县乡村五级政府）高达近20万亿元，而且近年来，我国的通胀水平亦高企在5%上下。

之于发改委经济运行层面权力的过度集中、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参与，以及资源配置对国企的明显倾斜，其实质呈现的更多是“计划”的影子，而非真正彰显“改革”的功能。当然，如果对“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全称进行字面解构，也许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其对市场化改革的事实阻碍，可能在其10年前成立之日起即已注定―通过“发展”在前、“改革”在后的全称解构，不难看出当初成立时“改革”为“发展”服务的逻辑设定，亦即是说，只要“发展”这一终极目的得到实现，“改革”可以相对忽视、乃至阶段性反向行之。

但是，缺乏真正市场化改革的发展，能够长久存在吗？依赖行政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能够不带来隐患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之于当下而言，我国经济增长不仅已趋下行通道、出口顺差更是4年来降幅最大高达47.5%，而且已经形成地方债务、银行潜在坏账率、通胀水平的“三高”困境，更为严重的是，在行政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下，市场自发主体的创新活力已经持续萎缩。此外，过于违背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干预，亦已严重弱化发改委之于宏观调控的核心职能，比如，近年来，其调控通胀，物价却屡屡攀升，其调控房价，房价却企高难降，其调整产业结构，真实成效却微乎其微。

之于当下而言，发改委大一统的权力结构亟须改变，在其提高宏观经济调控水平的同时，应彻底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其与其他职能部门的权力交叉，应逐渐向具体职能部门过渡，其与微观经济牵涉的具体事务，应尽快纵向转移至地方政府、甚至可以转移给市场中介组织具体操作。

第2篇：微观经济的主体范文

【摘要】 目的： 通过对小儿胸腔镜心脏手术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进行改良设计及体外测试，评价其流体力学性能及在临床上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通过建立体外测试台，对改良设计的管道进行体外流体学和气囊内压力测试. 结果： 改良小儿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流量最大可达到6 L/min，两端压力差低于220 mmHg；气囊内与血管腔压力比可达3～4∶1. 结论： 改良小儿胸腔镜心脏手术微创多功能动脉插管具有良好的流体力学性能，能够充分满足临床需要，产品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关键词】 插管/方法；主动脉；体外实验

【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hyd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aerocyst pressure of modified designed minimally invasive multifunctional arterial cannula in thoracoscopeassisted pediatric cardiac surgery. METHODS: The evaluation included modified design， hyd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aerocyst pressure of the minimally invasive multifunctional arterial cannula on the in vitro experiment table. RESULTS: The hydrodynamic experiments showed goo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inimally invasive multifunctional arterial cannula. Maximal flow rate was 6 L/min， and pressure gradient was much lower than 220 mmHg. The ratio of aerocyst pressure to endovascular pressure was 3-4∶1. CONCLUSION: The minimally invasive multifunctional arterial cannula has good hydrodynamic characteristics， and aerocyst pressure meets the requirement of thoracoscopeassisted pediatric cardiac surgery. The modified minimally invasive multifunctional arterial cannula can be further applied clinically and has a bright future.

【Keywords】 intubation/MT; aorta; in vitro

0引言

随着微创观念不断深化和微创技术在心脏外科的推广，电视胸腔镜辅助(video assisted thoracoscopic surgery， VATS)心脏外科手术已发展形成一个新领域，是微创心脏外科的重要内容. 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及疤痕小、术后美观等优点，成为微创治疗心脏疾病的重要手段之一. 目前国内外胸腔镜心脏外科的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小儿的生理解剖特点，所应用的动脉插管等器械也多为常规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器械，缺乏针对性的器械及相关设备的研发. 以往，胸腔镜心脏手术主动脉插管只是实现单一的供血功能，冷灌液的输入和阻闭主动脉血流也需要分步骤完成. 针对现状，为克服现有技术的缺点，我们与广东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合作，以PVC树脂为主，加以特殊的辅助合成材料，自行改良设计研发了集主动脉供血、冷灌液输入和阻闭主动脉血流为一体的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 本实验对小儿胸腔镜心脏手术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进行了改良设计及体外流体力学和气囊内压力测试，评价其流体力学性能及在临床上应用的可行性.

1材料和方法

1.1材料

主要是小儿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的改良设计. 针对胸腔镜心脏手术，我们对临床所用的主动脉插管进行了改良设计. 集主动脉供血、输入冷灌液和阻闭主动脉血流为一体的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包括带有内腔的管身及可配置于管身内腔的管芯两部分. 管身的前端配置一气囊，气囊通过管身侧壁上的输气道与充气管相连通，气囊充满气体直径与插管直径之比为3∶1（图1~3）. 管身的前端还开设有冷灌液出口，冷灌液出口通过管身侧壁上的输液道与冷灌管相连通. 气囊的后侧管身侧壁上设有与内腔相通的侧孔，充气管的另一端与充气指示囊相通，充气指示囊的另一端配置一单向阀. 冷灌管的另一端也配置冷灌指示囊和单向阀. 管身内壁嵌有不锈钢弹簧圈，增加了插管的柔韧性和抗折强度. 每根插管都配置相应的管芯，便于插入到合适的部位.

手术时由股动脉切口插入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通过冷灌管输入冷灌液，冷灌液沿着管身侧壁上的输液道和冷灌液出口导入冠状动脉，使心脏停跳；气体通过充气指示囊、单向阀、充气管，沿着管身侧壁上的输气道导入到气囊，以充满气囊用来阻止血液回流；血液通过插管管身的内腔输入，通过前端所设置的多个微孔把血液导入主动脉，为全身供血，从而建立体外循环.

制作材料为自行研制的医用聚氯乙烯，具体组成配方包括：PVC树脂、Kxt， ESBO， CaST， 液体钙锌、亚磷酸脂、细SiO2等. 临床应用的型号有：18Fr（直径6 mm）， 20Fr（直径6.7 mm）， 22Fr（直径7.3 mm）. 以上改良设计已申报国家实用新型专利，专利号为：微创多动能主动脉插管200620135951.0.

1.2方法

1.2.1分组实验1， 2， 3组采用改良的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型号分别为18Fr， 20Fr， 22Fr，每组各10根.

1.2.2流体力学测试将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接口端经管道（直径10 mm）和泵管连接体外循环机(型号: StockertⅢ)，通过体外循环机的滚压泵连续灌注，测试介质为水，温度为20℃，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进口端接有压力传感器，进口端和出口端都处于同一水平面下（图4），对流量表进行校正，压力表调零. 开始转机，流量取1.0， 2.0， 3.0， 4.0， 5.0和6.0 L/min记录不同流量插管进口端的压力变化，反复测量3次.

1.2.3气囊内压力测试气囊内部安装压力传感器，用5 mL医用注射器通过充气指示囊和充气管向气囊内注气，注气量取1.0， 2.0， 3.0， 4.0和5.0 mL时记录气囊内压力变化.

统计学处理：全部测量数据均属于计量资料，以标准差表示离散度. 测试数据全部经由SPSS11.0统计软件处理. 统计方法采用方差分析及SNKq检验，P

2结果

2.1压力差变化18， 20及22Fr型号改良小儿胸腔镜心脏手术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体外流体力学测试其压力差有变化(表1).表1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不同流量的压力差（略）

2.2气囊内压力18， 20及22Fr型号改良小儿胸腔镜心脏手术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气囊内压力测试各组间有差异(表2).表2气囊内压力（略）

转贴于

3讨论

近年来，微创技术在心脏外科得到了迅速发展，胸腔镜心脏手术作为一种微创的手术方式［1］，已经越来越被广大医务人员和患者所接受. 目前国内全胸腔镜下心脏手术的开展处于蓬勃发展期，国内多家中心都开展了这项技术，手术种类也包括了动脉导管结扎术、房间隔缺损修补术、室间隔缺损缺修补术、Ebsteins畸形矫治术、二尖瓣置换术［2］、双瓣膜置换术［3］、三尖瓣成形术、冠状动脉架桥术等. 由于胸腔镜心脏手术体外循环动脉插管型号的限制及小儿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并发症较高，胸腔镜心脏手术的开展一般以成人患者较多. 所应用的动脉插管等器械也多为常规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器械，没有针对性的器械及相关设备的研发. 国外在婴幼儿心脏手术中应用胸腔镜也以心外非体外循环下的操作居多，一般胸腔镜体外循环转流时间比常规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术下转流时间长25%，如此诸多因素影响着小儿特别是婴幼儿胸腔镜心脏手术的广泛开展［4-6］. 针对这一现状，我们与广东东莞科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合作，自行改良设计研发了适合于小儿胸腔镜心脏手术应用的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为开展各种全胸腔镜下心脏手术提供有利的产品支持.

以往胸腔镜心脏手术建立循环时，主动脉供血、冷灌和阻闭主动脉需要分步骤进行，而且手术操作难度大，影响手术操作视野. 改良小儿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从股动脉切口一次导入，不需要进行胸骨纵劈开，建立微创体外循环. 具有创伤小、恢复快、并发症少及疤痕小、符合美容要求等优点. 且改良小儿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具备主动脉供血、冷灌液输入和阻断主动脉血流等功能于一体，操作简单，可以缩短手术时间，不占用胸腔内操作空间.

一种优良的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必须具有良好的流体力学特征［7］. 目前临床前期对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流体力学性能的评价主要是流量和压力差. 体外试验转流过程中引流输出管道两端的压力差是驱动液体流动的直接动力. 管道两端压力差大，流量也大；反之，对同一管道而言，增加流量，压力差也增大. 出口端压力示为零，压力表的变化即为管道两端压力差. 体外测试结果显示，改良小儿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的压力差随着流量的增加而增加，流量最大可以达到6 L/min，管道两端压力差均低于220 mmHg，能够满足临床需要. 气囊内压力与注气量成正比，随注气量增加而增加，最大注气量为5 mL，最大压力可达620 mmHg左右，气囊内压力与血管内压力比约3～4∶1，能够阻断主动脉血流. 术中应不断连续监测气囊内压力，防止压力过低阻断不完全，或压力过高导致主动脉内膜撕裂，形成急性夹层动脉瘤［7-8］. 综上所述，改良设计的各种型号微创多功能主动脉插管流体力学性能优良，又具有良好的理化性能. 改良设计是可行的，能够充分满足临床应用的需要，产品填补了国内的空白，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基金项目:“十五”国家科技攻关计划课题（2004BA720A12）

参考文献

［1］肖明第. 电视胸腔镜心脏外科发展现状 ［J］.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2004(5): 356-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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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强，肖明第，袁忠祥，等. 胸腔镜主动脉瓣和二尖瓣双瓣膜置换术的动物实验研究及临床应用 ［J］.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2006， (11): 845-846.

［4］段大为， 王晓武. 胸腔镜心脏手术体外循环的建立及心肌保护方法 ［J］. 生物医学工程与临床， 2003， (2): 128-129.

［5］段大为，刘维新，朱海龙，等. 电视胸腔镜在小儿心脏手术中的应用 ［J］. 中国内镜杂志， 2003， (8): 7-8，11.

［6］Vanamo K， Berg E， Kokki H， et al. Videoassisted thoracoscopic versus open surgery for persistent ductus arteriosus ［J］. Pediatr Surg， 2006， 41(7): 1226-1229.

第3篇：微观经济的主体范文

关键词：公共政策评价；微观经济计量学；因果分析；决策支持

基金项目：全国行政学院科研合作基金课题，“十三五”时期企业集团推动创新驱动新突破的路径和机制研究，编号：15HZKT070。

一、公共政策评价的概念和目的

现代公共政策评价是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目的是运用社会科学的实证方法，建立公共政策与实施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与传统的公共政策评价方法（如成本一一收益法）相比，现代公共政策评价理论和方法的重大突破在于运用微观经济计量学的分析方法，将公共政策实施前后的微观经济的主体收益变化，直接归为该公共政策本身的实施效果，排除公共政策以外的其他因素影响，因此能可靠估计公共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并根据实施效果做出继续或终止执行政策的决策，为政府决策和政策调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二、微观经济计量学框架下的公共政策评价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统计学方法和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不断发展，微观经济计量学的理论和分析方法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如大规模随机样本以及随机化实验的运用，使得公共政策评价的研究结论更为科学可信。

1、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分析框架和估计量

（1）主要分析框架。现代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分析框架是鲁宾因果模型，开创了公共政策评价的现代分析框架。鲁宾因果模型认为：因果效应是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实施某项公共政策对某个个体或公司的影响称为事实结果；反之则称为反事实结果）之间的比较，因而无需设定特定的参数模型。经过Heckman和Manski的进一步发展，鲁宾因果模型成为统计学、经济学分析的主流模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使用。该模型认为公共政策评价是研究实施某项公共政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即某个个体或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其实质在于比较实施和不实施该项公共政策两种情况下微观经济主体的收益变化情况，从而得到该项公共政策实施效果的客观评价。

（2）主要估计量。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估计量是平均处理效应。平均处理效应ATE（average treatment effect）指实施某项公共政策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的影响，也是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的差异。微观经济计量学认为，由于无法观测到反事实结果，公共政策评价实质上是缺失数据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是微观经济计量学的重要理论贡献，主要是借鉴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通过构造处理组和控制组，并使用控制组样本作为反事实结果的变量，通过比较事实结果和反事实结果之差，来估计实施某项公共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平均处理效应的估计量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正的平均处理效应说明公共政策的实施获得了可取的结果。同时，对平均处理效应的具体作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能够对其相关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改变，以获得期望的政策实施效果。

2、公共政策评价的主要分析方法

（1）分析方法的主要区别和选择依据。在微观经济计量学分析框架下，对公共政策评价方法的选择取决于对选择性偏差的处理。由于个体之间存在异质性，这使得公共政策的实施效果可能受到个体不同特征的干扰，即产生了估计偏差。微观经济计量学认为，在存在选择性偏差的情况下，平均处理效应ATE的估计结果往往会产生选择性偏差。为保证估计结果的可信性，在估计平均处理效应时，必须满足条件的独立性假设，即保证估计平均处理效应的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不存在差异。在实践中，主要采取随机实验方法和准实验方法来克服选择性偏差，获得平均处理效应的一致估计量。

（2）随机实验方法。随机实验方法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随机化实验通过随机抽取的方法构建处理组和控制组，因而满足条件独立性假设，能较好地克服不可观测因素造成的选择性偏差，在公共政策评价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如在美国，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末期，收入税政策及日间用电定价等政策均使用随机实验来进行政策评价。80年代，随机实验方法成为了美国联邦政府和主要基金会政策评价的主导方法，美国劳工部20世纪80年代中期颁布了工作培训项目的政策评价。美国联邦政府也选择了试验方法来进行家庭子女抚养救助政策改革的评价，劳动经济学者运用随机实验方法对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政策评价。90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也运用了随机化实验研究进行政策评价。

（3）准实验方法。一般认为随机实验方法是最为稳健的政策评价方法，但随机化实验在运用中有很大的局限性，与农业和生物学实验不同，社会实验的参与者和处理的管理机构都是积极和具有前瞻性的人，具有个人的偏好，而不是被动的随机化处理的接受者。控制组个体失去了获取参与处理收益的机会，因而随机分配可能会产生伦理问题。在政策评价文献当中，研究数据往往不是来自于随机化实验，而是来自于非随机的观测研究（observational studies）又称准实验方法。准实验方法主要包括两种，其选择依据主要取决于可以获取的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数据，如果可以获取公共政策实施前后的面板数据，则可以运用一阶差分方法DID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来克服选择性偏差；如果无法获取面板数据，则可以采取横截面分析方法，使用较多的是倾向得分匹配法PSM和样本选择模型。

第4篇：微观经济的主体范文

宏观经济调节——电子政务服务于传统的调节资源流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

微观经济管理——信息网络手段被用于政府对经济行为主体的精细化管理，通过创新管理方式实现政府的企业化管理；

产业结构调整——电子政务建设在创造对IT产业巨大需求的同时，也在促使整个经济产业结构向信息化转移，“以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战略直接带动了软件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电子政务直接促进了政府信息公开与寓管理于服务之中的政府管理理念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提供一个公开、透明、诚信、高效的有利环境。下面即对电子政务的上述四项具体经济职能进行讨论。

一、宏观经济调节

在物理环境下，政府一般通过法律与经济政策，运用利率、汇率、税率、物价以及其他的宏观经济杠杆工具来调节整体经济走向，实现经济稳定发展。这些宏观经济杠杆能够有效地引导社会经济资源流向具有较高经济效益的行业，以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就电子政务的宏观经济调节功能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需求调节作用。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建设为国民经济增加了巨大的有效需求，直接拉动了国内IT产业的发展。当然，从长远来看，政府信息化与电子政务的这种需求拉动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与当前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发展的落后状况密切相关。实际上，当前的信息化主要是硬件设备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这些是信息化建设投资的骨干部分，待这一轮热潮过去之后，政府信息化的投资将归于平缓。因此，电子政务的这方面经济职能不应过分强调。

其次是决策辅助作用。正确的经济决策有赖于全面准确地把握经济形势与发展趋势，而这就要求建立综合复杂的宏观经济数据库，及时掌握行业发展动态及物价、资金流动、需求变化等主要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这在以往的情况下是难以做到的，因为宏观经济信息的不完全、不充分而导致的“政策失灵”现象经常出现。而在信息网络时代，凭借电子政务系统，中央或省级政府通过整合各政府部门在开展对企业和公众的管理与服务（G2B、G2C）以及在进行市场监管过程中所收集到的经济信息，能够很快地应对市场信号的变化，随时对影响市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实施引导和组织。在这里，有两点非常必要。一是宏观经济决策有赖于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精细化管理（如通过应用客户关系管理技术对重点经济活动主体进行管理与服务），并对来自不同经济领域的微观经济数据进行整理与系统分析，从而得出有价值的政策信息；二是对反映市场形势变化的经济指标能够进行跟踪，及时了解影响其变化的主要因素。而要获得这两方面的信息，必须确保以下两点：一是对中央各职能部门的业务管理信息能够进行整合，并能够及时地汇总各级地方政府的信息；二是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以及管理体制的协调。这就要求克服部门信息孤岛、条块分割的弊端，从政府信息化和电子政务的表现形式来看，这就相当于要求以“金字工程”为代表的垂直业务系统和各级地方政府门户网站在业务协作与管理流程的一体化方面能够逐步“融合”。

中国早在1986年即开始建立国家经济信息系统（SEIS），开设了7个业务应用系统：宏观经济预测系统、企业和产品信息系统、价格和市场信息系统、世界经济信息系统、经济法规系统、国外贷款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政府投资项目管理信息系统。而从实际效果来看，SEIS所发挥的作用其实很有限，除了因为原先的服务计划经济的目的外，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与信息化的要求结合不够紧密、内部运作机制不畅等诸多问题。因此，有必要按照上述要求对国家经济信息系统进行调整与改革，通过体制改革、业务整合以使国家的宏观经济能够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挑战，为国家宏观经济管理与决策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微观经济管理

从管理体制上讲，在物理环境下中国对微观经济的管理事实上存在着“条”与“块”分别管理的现象。从业务来看，“条”的管理主要包括税收（国税）、工商管理、检验检疫、海关等。而且，从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职能管理有日益收缩与集中的趋势，例如，从2004年开始，有关土地管理的权限又上交一级，实行省级直管。在“条”的管理中，又分“全垂直”与“半垂直”两种，“全垂直”是指有关的业务、人事与预算完全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最典型的如海关、国税等；“半垂直”管理是指有关的业务、人事与预算等由地方和中央共同管理，像土地管理、工商管理等。“块”的管理主要包括内外贸易、统计、人事、劳动保障等，在这些职能中，对经济主体及其经济事务的管理职能相对较少，而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服务的职能却比较多，如文化、教育、卫生、交通、水利等职能。

从实施情况来看，上述物理环境下的经济管理格局基本上被搬到了网络环境下的电子政务领域。实际上，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理事务繁杂琐碎、费时费力，因此借助于信息网络技术代替人力从事相关的事务性管理，在电子政务发展初期，确实能发挥提高基层管理机构的工作效率、增加行政透明度、防止腐败的作用。在这方面，工商行政管理领域的电子政务最能体现这种作用，其业务类型包括有关的表格下载、网上企业申请登记、网上年检、资质鉴定、业务申请登记、商标管理以及各类行政许可事项等。其中每一类业务又都包含了不少的工作，如“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名称登记管理”就包括“申请人申请办理企业名称预先核准的”“申请人申请办理企业名称变更预先核准的”“申请人申请办理个体工商户（坐商）及申请名称的个体（摊商）申请名称预先核准的”这样三类工作，每类工作都必须交纳不同的手续材料。由于“条”的政府部门其工作职能相对比较专业，业务内容比较单纯，对其他业务整合的要求不是很高，因此，这些部门在电子政务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阻力相对较少，也容易取得成效。同时，根据2002年的《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的指导意见》（即17号文件）的规定，“条”的政府部门的信息化（以“金字工程”为代表的垂直系统）的建设经费由中央财政承担，建设资金能够得到充分的保证，因而这些职能部门的微观经济监管事务的信息化能够快速建成并取得实效。

而对于各级地方政府信息化建设，特别是政府门户网站及其相应的电子政务互动业务来说就没那么好办了。除了因为网络建设资金的缘故外，更多的则是因为难以真正地开展网络互动业务。其实，就“条”与“块”在为企业提供方便的积极性方面，地方政府比“条”的职能部门更甚，因为企业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影响更大，而对“条”的职能部门来说，并没有多大的利害关系。因此，地方政府在通过门户网站为企业提供互动的“一条龙”服务方面有着很强烈的愿望。现实中也是如此，那些希望实现信息共享的通常总是作为“块”的各级地方政府。然而，对微观经济进行管理与服务的要害环节都已被各“条”的职能部门所分割了，如工商注册登记、税收、海关等，地方政府要真正开展“一网式”服务，就得跟每个“条”的职能部门协商，而其效果却总是难以让人满意。因此，传统的物理环境下的一些制度安排开始与电子政务应用产生了冲突，而且原来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到网络环境下变得更为严重了，如因职能或业务的明细分工而导致的“信息孤岛”现象。这也就是当前政府门户网站的效果不尽如人意的根源。所以，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展开，政府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有必要进行迁移。除了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之外，电子商务则为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提出了又一项严峻的挑战。电子商务的交易方式、交易过程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微观经济管理手段难以应付。电子商务的最大特点是对其他交易环节的配套条件要求更高，如必须具备征信管理体系、网上支付、物流配送体系等做支撑。这就要求对原来的“条、块”分离体制进行调整，从政府管理职能上理顺各方面的关系。

从政策上讲，政府职能要从物理环境向网络环境转换，其关键是要处理好“条”“块”之间对微观经济管理事务的日常管理关系。这可以有两条路径，一是“条”“块”之间共享业务信息，二是“条”的业务权限向“块”的转移。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力关系来看，第二条路径是不容易走通的，因为这会影响中央对地方经济的控制权，从而进一步影响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能力。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利益关系方面可能存在冲突，如果地方管理权限过大，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就往往得不到地方的配合，政策效果也就会大打折扣。虽然也可将部分职能由“全垂直”向“半垂直”转换，但是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总趋势来看，只会有更多的经济管理职能由地方政府向上级甚至是中央转移，而不会发生相反的变化。从职能转变的可操作性来看，第一条路径倒是比较可行的，因为这并没有涉及业务处理过程及其实际管理权限的转移，实施起来阻力会相对较小。

其实施过程可以采取如下形式：在一级政府建立信息资源管理中心（但最好是在地市级；对直辖市而言，只建立市信息资源管理中心即可），将本地区的相关政府信息集中存放；同时，与本辖区内的各相关的“条”的职能业务部门的信息资源库建立逻辑联系，本级政府机关通过政府门户网站获取各类业务所需的数据。这样，该级政府即可自如地根据互动业务的需要而建立网上业务流程。实际上，就电子政务的业务流程重组来讲，“条”的各职能部门仅仅是为企业服务的业务流程上的一“段”，通过政府门户网站将这些“段”经过排列组合而连接成系统完整的业务流程。从技术和理论上讲，如果能够建立完善的政府信息资源目录与信息交换体系，并据此实现信息的完全共享，那么，即使是按照第一条途径也可建立跨行政级别的业务流程，下级政府门户网站也可以依据上级“条”的职能部门所建立的数据库而整合完整的电子政务业务流程。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真正要做到这一点还很难。这里有个误区，也就是这些“条”的职能部门总是将自己所握有的数据信息看作是体现自身权力的代表和象征，不愿意让其他部门共享自己的数据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从国务院的角度颁布与实施有关政府信息共享的行政法规，对有关资源共享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以促进地方电子政务的发展，从而提高地方政府管理与服务微观经济的能力。

三、产业结构调整

电子政务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调整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电子政务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所具有的投资效应。这一点已在电子政务的“宏观经济调节”一节中谈及，这里要强调的是，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在发挥需求调节作用的同时，亦在促进IT产业的发展，直接促进整个产业结构向信息化转型。与此同时，除了电子政务的硬件基础设施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动力外，电子政务的日常运营、管理与维护等也为IT产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市场机遇。实际上，硬件建设只在电子政务发展的初期具有重要的投资拉动作用，随着电子政务的日益成熟，以外包为业务形式的电子政务IT服务将为IT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市场动力。

二是电子政务的业务拉动作用。也就是说，企业和公民为享受到政府通过信息网络提供的管理与服务，必须首先具备能够连接到互联网的终端设备。虽然就某个企业来说，这种要求不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一旦企业应用规模达到一定水平，这种购买力将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市场。与此同时，一些企业会由此而对信息化的应用效果获得巨大的认同，对企业自身管理的信息化也会相应地产生需求，如CAD、MIS、ERP等系统的应用。当然，这种影响是比较缓慢的，它只有在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应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相应的配套条件都已具备的情况下，企业信息化的应用效果才能显现出来。同样，一般公民也可能受电子政务的影响而搭上信息化的快车。可以认为，政府部门的信息化本身会对整个社会的信息化产生重要的拉动作用。因此，2002年提出的“以电子政务带动信息化”的主张有着合理的依据，多年来的发展事实也证明其效果是明显的。

三是政府信息资源对现代服务业的促进作用。根据有关学者的看法，人类社会的发展经历了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现在正在进入信息社会。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丰富的资源，也是最重要的资源；在工业社会，资本是最丰富也是最重要的资源；而在信息时代，信息则是最重要最有价值的资源。从产业结构的分类来看，信息资源服务成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整个服务业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从整个社会的信息资源分布来看，政府信息资源占其中的70%以上，对整个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信息资源服务市场来看，政府信息资源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是信息咨询、市场调查等信息资源增值服务行业的基础，因此政府信息资源政策将能够有力地促进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国家对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非常重视，国家信息化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信息资源开发利用的若干意见》（中办发[2004]34号，以下简称34号文），34号文将信息资源划分为政务信息资源、公益性信息资源以及商业性信息资源三类，并对每类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出了专门的政策意见。不过，就实施来说，34号文仍然显得过于原则性，对一些具体问题并未作出明确的实施政策。如对17号文件中的人口、企业法人、宏观经济、空间地理信息等四个基础信息资源库的性质问题则未做界定，也未对其建设、运营、应用与管理问题做具体的安排，这不能不说是该文件的一大缺陷。此外，该文件在讨论信息资源类型的划分时，用的是“政务信息资源”而非“政府信息资源”，从外延上讲，前者是后者的子集，因此这实际上也限制了政府在促进信息资源服务业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职能作用。

为促进政府信息资源对现代服务业的促进作用，应该考虑以下的途径：

一是强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工作。明确政府信息的具体内容、公开与保密的界限，明确信息公开的方式、方法及职责、收费原则。

二是实现政府信息资源的数字化与网络化。长期以来，我们一直习惯于政府信息的物理保有方式，对数字化保存不太热心，这种心理作用严重地阻碍了政府信息资源的价值实现进程。为此，必须从组织、资金和人才保障方面促进政府信息资源的数字化、网络化工作，并将其看作是促进电子政务发展的基础性工程。

三是通过上述四大基础信息资源库的共建共享，实现政府信息资源在各级政府机构之间的资源共享进程。这也是提高政府信息资源市场价值的重要途径。分散割裂的政府信息不仅不利于电子政务的开展，也减低了政府信息的市场价值，因此，必须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规划政府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利用。

四是增加政府对市场信息资源的需求。政府不仅充当信息资源的供给者，也是信息资源的需求者。以往政府在做相关决策的时候，通常凭借过去的经验或是有关的文件，而这对本地经济发展来说政策的效果并不一定好。为此，中央政府一直强调各级地方政府要注意政策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加强对现实经济的研究。因此，各级政府部门应该转变观念，充分发挥信息咨询与市场调研公司的作用，培育信息资源服务业中介市场，以促进整个信息资源服务业的发展。

四、优化经济发展环境

就电子政务优化经济发展环境而言，可以从经济发展的一般状况和电子商务两个层面来分析。

就经济发展的一般层面而言，电子政务的职能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政府信息公开透明以及政府行政管理效率的提高，电子政务既为本地企业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外部发展环境，也提高了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

二是电子政务为构建诚实守信的市场环境提供了新的更为有效的运行环境。在传统的技术条件下，社会诚信除了有赖于历史人文因素外，也需要政府或行业的强制手段或措施，而这样做的成本相对会很高、时间也相对较长久，因而社会与市场诚信一直难以建立起来。如果政府应用信息网络技术建立企业或个人的诚信记录，那么只须较少的社会成本就能很快地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有效规范各类经济行为的诚信网络，为合同执行与其他各类经济交易提供安全保障。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融、财税、工商、质监等诸多政府部门应通力合作、共享有关市场交易信息，为全社会共同构筑一道严实的诚信安全网络。例如，就个人征信信息系统而言，除了包括个人身份识别信息外，还包括商业银行的贷款信息、信用卡信息、非银行信用信息、法院民事判决、完税情况等信息，这就要求共享各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税务机关、商业银行等诸多部门的有关业务信息。实际上，如果这样的征信系统能够建立起来并在全国范围内联网应用，那么就能够轻易地控制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各类炒房行为，为落实国家宏观经济政策提供有力的政策手段。

就网络交易特别是电子商务而言，它所需要的发展条件相对较多，总的来看，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要有良好的法律法规环境。因为电子商务与传统的交易过程、交易形式等有着很大的不同，因此必须就此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而这属于电子政务的法治职能。

二是必须具备良好的网络信用环境。根据国际发展经验，这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是电子签名技术。虽然中国李广乾?论电子政务的经济职能从2005年4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电子签名法》以及《电子认证管理办法》为电子签名提供了法律保障，但是，该法律真正要实施起来还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它尚不能完全地应用于电子政务领域。为此，今后政府的职责就是要尽快完善电子政务领域电子签名的有关规定，通过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来带动电子签名在电子商务领域的应用。

三是网络支付体系的完善，即网上银行的普及。

第5篇：微观经济的主体范文

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实际上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在传统的集中计划体制下，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是按照列宁的“国际辛迪加”模式组织起来的。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决策权，以及人力、财力、物力的支配权统统集中于中央，就业由政府统一分配，财政实行统收统支，物资实行统一调拨。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完全成了政府的附属物，几乎没有自可言；政府的行政审批成了一切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环节，几乎覆盖了全社会的方方面面。这种覆盖全社会的行政审批制度，排斥而不是保护了市场机制，与市场失灵是完全没有关系的；它的主要功能是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中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仍然存在；而且，市场化改革之后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保持了相当大的连续性。以新建企业为例，目前新建企业所需行政审批事项与程序，尽管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所减少，但基本框架几乎未发生变化（李郁芳，2001）。事实上，行政审批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政府在催生市场、扫除市场化改革障碍方面的作用无可替代。有学者认为，“特许式改革”是广东市场化改革的特点。事实上，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指导思想下，“特许式改革”贯穿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各个方面。事情常常是这样进行的：先由企业或改革项目的实施者向政府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再由地方政府向上一级政府及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得到政府有关部门的层层审批、特许后方可实施某项改革。这种以行政手段强制性推动改革的方式，客观上必然强化政府的审批制度，使大量本应由市场本身实现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过程，如企业上市、市场准入等，需要通过层层的政府审查、批准程序方可实现。这样，在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审批制度在形式上发生了变化，由计划经济时期直接指挥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目前通过审批标准来控制微观经济运行中的融资、市场准入等关键性环节；然而，政府行政审批的实质仍与计划经济时期一样，是政府企图控制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工具。

我国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审批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有本质区别。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其目的是弥补市场失灵，保护市场机制；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其功能却是保持政府在微观经济领域资源配置的权力。换句话说，我国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起源，应被理解为保持政府的微观资源配置职能，不需要寻找“市场失灵”或“帕累托最优”方面的原因。二者在性质上的区别可以归结为行政审批制度“为谁服务”的问题。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是政府为市场服务的工具；而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则是使市场机制服从政府意图的工具。

可见，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还带有计划经济的烙印。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政府的公共选择有关。具体说，目前在我国政府的公共选择规则方面，有三个问题使当前的政府行政审批制度长期延续：

1.政府机构和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构。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在行政领域或“政治市场”上，“个人是严格按经济人的方式行动的……当人们改变角色（即从市场交易主体变为公共选择主体——引者）时，并没有变为圣人”。（注：布坎南.自由、市场与国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347。）也就是说，政府并不是公共利益的天然代表，而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下，政府部门在履行管理职责时可以运用行政权力收取各种管理费用，并与本部门的收入和个人利益发生了联系。这就在客观上推动行政机关和公职人员谋求更多收费项目，获取更多审批权力。正由于政府官员的利益结果与审批所带来的收益有关，行政审批由政府的监督、管理职能演变为政府官员追求本部门利益以及个人奖金或福利的行为，形成政府本身不愿放弃行政审批的局面。如不久前广州市清理出的1050项审批项目中，各部门自报要求保留的有949项，占90.4％，自报取消审批的只有10项，仅占0.95％（注：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2.政府规模膨胀。公共选择学派认为，由于政府官员的名誉、地位、权利、酬金经营与其所在的政府机构的规模大小成正比，因此政府官员必然千方百计地扩大政府机构，争取更多的职能和预算。这就在两方面要求行政审批的加强：第一，膨胀的政府规模需要更多的行政开支，在现有“吃饭财政”的状况下，财政难以满足政府机构膨胀的要求，导致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因财政困难而发不出工资，迫使国家不得不默认行政机构审批收费。第二，扩大政府规模必然要求为新增加的公职人员提供工作机会，扩充政府行政审批项目是“因人设事”的简便办法。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规模持续膨胀，从1979年的505万人增长至2001年的1104万人，在国有单位职工总数中的比例由1979年的5.8％增至2001的14.0％（注：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01）［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对政府的行政审批造成较大刚性压力。

3.政府官员的“设租”和“寻租”。如果说审批收费还是政府官员以合法的理由获取个人利益，那么“设租”就是以非法方式获得个人利益了。寻租理论中的租金是指一种由政府官员带来的非生产性收益，它的存在必然刺激人们“寻求租金”，就像利润的存在刺激人们“寻求利润”一样。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制度在许多领域制造了垄断租金（即“设租”），而那些企图进入这些产业获取垄断租金的人会通过游说、贿赂、雇佣官员的亲属等方式去讨好、接近官员，以便通过行政审批获取租金。在这里，行政审批变成了权钱交易的工具，而那些有行政审批权力的政府岗位则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肥缺和争夺对象。这同样使行政审批制度形成长期持续的刚性。

可见，我国的行政审批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政府官员出于个人利益而选择的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政府行政审批的这种性质，产生了与西方国家行政审批制不同的政策后果。如在产业准入问题上，我国的行政审批缺席为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某产业制造了障碍；而西方国家的行政审批制度却是要取消或削弱进入障碍。当然，在西方管制理论中也有关于利用进入限制来防止新企业的“过度进入”而引起“过度竞争”的讨论，但这种讨论的目的同样也是要弄清“过度进入”是否会偏离帕累托最优，与我国行政审批制度企图控制市场机制的精神实质是不一致的。

二、政府行政审批制度的逆向选择效应

我国的政府行政审批制，阻碍了企业的产业进入，这种阻碍是通过逆向选择实现的。政府行政审批制的逆向选择效应，与常规的逆向选择有区别。常规的逆向选择，主要特点是当事人双方存在“信息不对称”，迫使信息劣势方对信息优势方采取一个武断的评价标准，低于此标准即停止交易；这使得高于此标准的信息优势方因不合算而退出交易，从而形成类似于“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效应。而对于政府行政审批制，即使政府审批部门与申请进入市场的企业之间是信息对称的，同样会出现逆向选择现象。产生这种奇特现象的原因是，政府官员为寻求审批收费、租金等自身利益，无论政企之间是否存在信息不对称，也必须为企业制定一个武断的审批标准，以便从企业那里获得符合自己要求的收益，这就将产生阻碍企业进入市场的逆向选择效应。下面我们利用信息经济学根据具体说明这一问题。

假定存在欲进入市场A的企业i，它预期进入市场后将获得利润R；但如果企业i选择进入其他市场，可获得平均利润S，即企业i进入市场A的机会成本是S。假定S是一个常数且R＞S，即企业i进入市场A后将获得高于平均利润的利润率。这一假定意味着，由于政府通过行政审批对市场A的进入管制，使市场A出现了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租金R—S，吸引新企业进入该市场。但企图进入该市场的企业未必就能够得到垄断租金R—S，因为企业i在进入市场时必须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行政审批，这种行政审批将使企业i的成本增加W个单位，增加的成本包括三个方面：政府审批机构的收费；因行政审批而耗费的时间；寻租过程中的成本。由于这些成本纯粹是在进入过程中遭遇行政审批而产生的，因此可视为进入成本。政府审批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将选择一个符合自己收益的审批标准，这个标准将使企业i付出进入成本W。在这种情况下，企业i是否选择进入市场A，将取决于R—S是否大于W，即进入市场后获得的垄断租金是否足以抵偿进入成本而有余；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不进入；如果R—S＞W，则企业i选择进入。

不过，除上述垄断租金、机会成本和进入成本因素外，企业i是否进入市场A，还需要考虑企业进入市场后成功的概率。如果成功概率过低，则企业将无法获得足够的垄断租金甚至亏损，它还是要选择不进入。而成功的概率则与企业的预期收益R有关，因为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是，高收益的项目蕴含着高风险（即低成功概率）。假定企业i存在连续多个投资项目，每个投资项目有两种可能的结果：成功或失败；成功的项目产生收益

从（4）式可以看出，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越高，企业i的进入成本越高，则企业i所选择的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越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随着政府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企业要进入市场将不得不付出更多的审批收费和寻租成本，耗费更多的时间，这就要求企业在进入市场后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或垄断租金来加以补偿。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拥有高收益项目的企业才会进入市场。只有低收益项目的企业，随着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将因为不合算而逐渐被淘汰出局，放弃进入市场的尝试。但在市场经济中，高收益就意味着高风险和较低的成功概率。行政审批标准的提高，实际效果将是越来越多的低风险企业选择不进入市场，而越来越多的高风险企业选择进入市场，从而企业投资项目的平均成功概率将因此而逐步下降。这就是的形成机制。可见，政府的行政审批标准在这里导致了“高风险的企业驱逐低风险的企业”，因此具有逆向选择效应。在这种体制下，优质企业有可能因为进入成本过高而不愿再与审批部门纠缠，放弃进入市场的努力；而只有那些拥有高风险项目的劣质企业才舍得花功夫和成本继续向行政审批部门“公关”。显然，政府行政审批制的这种效应，在提高了企业进入市场的难度的同时，也使进入市场的企业的质量发生了下降。从长期来看，这是极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做法。

三、政府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出，要解决企业产业准入问题，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是必要的。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失灵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管制，即政府的行政审批制是不可缺少的。问题是我们目前的行政审批制不仅没有弥补市场失灵，反而在制造市场失灵，亟需通过改革，使其由政府控制微观经济资源配置的工具转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的工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效仿的蓝本。但是，在目前政府行政审批制长期持续的深层次原因尚未解决的情况下，直接照搬西方的经验不现实。目前要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需要对政府本身进行改革。

1.重塑政府机构及官员的利益结构。据施蒂格勒对美国管制收费的研究，1969年美国的反托拉斯司、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关税委员会等基本不收费，其他管制机构的收费也很低，仅占总开支的0.022％—0.229％不等。这些费用只能弥补一些变动成本和手续费，政府官员的主要收入来源是财政拨款。这种利益结构足以保证官员不把审批收费作为“创收”的目的。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实际上就是官员的利益结构的改革。政府官员的收入只能来源于财政拨款，不能与审批收费挂钩。如果做到这一点，就可大大消除审批项目的冲动。这就要求通过财政拨款适当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收入水平。

2.缩减政府规模。如果政府规模持续膨胀，财政开支就难以满足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需要，“因人设事”的现象也难以避免。如果仅仅取消审批事项，而机构和人员编制不作相应调整，行政审批制早晚会卷土重来。所以，缩减政府规模也是改革行政审批制的一个必要条件。目前我国的困难是事业单位规模、人员膨胀，占用的财政开支过多，使财政缺乏提高政府官员收入水平的能力。这就形成了一个链条：要改革行政审批制，需要缩减政府规模，而后者又要求缩减事业单位规模，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事业单位市场化改革。

3.建立制约政府行为的力量。改革政府行政审批制度，说到底是要约束政府行为。但由于政府本身所具有的政治强制力和内在的扩张冲动，只靠政府自身改革难以奏效，前述广州市的审批项目改革就是例证。所以，改革行政审批制还需要建立外部的制约机制，即建立超越于市场和政府之上的力量。这就是法治。只有把政府行政审批制纳入法治的轨道，真正做到依法审批，才能从根本上控制和遏止行政审批项目的扩张。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实现政府行政审批的法制化，进而为实现法治社会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丹尼尔·史坦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李郁芳.关于政府审批制度的思考［J］.管理世界，2001，（4）：197—208。

［3］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4］BAUMOL,W.J.,ANDR.D.WILLIG.Fixedcosts.SunkCost,EntryBarriersand

SustaimabilityofMonopoly［J］.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95,August,1981,405-431.

第6篇：微观经济的主体范文

关键词：管制；规制；监管；干预；调控；市场监管法；市场规制法

1管制、规制与监管

管制、规制与监管都是英文“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对于日本学者的著述倾向于将它译为规制，如金泽良雄在《经济法概论》一书中第一编第四章所谈及的问题就是“经济法中的规制”，植草益的《微观规制经济学》等。对于英美学者的著述则更倾向于使用管制，如丹尼尔•史普博的著作是《管制与市场》，施蒂格勒的《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等。而在国内的经济学著述中，管制与规制的运用也无统一的规范，如王俊豪所著《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马昕等所著《管制经济学》，谢地所著《政府规制经济学》，王雅莉所著《公共规制经济学》，张维迎的《管制与信誉》等。在经济法学著述中，结合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学者们大多数使用的是市场规制，如漆多俊在《经济法基础理论》第十章所述内容即是“市场规制法原理与制度体系”，监管在经济学领域很少见，但是在法学领域，有的学者将市场监管法和市场规制法并列为微观经济法范畴，是干预市场微观领域的不同手段。如卢炯星认为，市场监管法与市场行为规制法同属于微观经济法范畴，但两者却各有不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与法律密切联系的层面上，管制、规制与监管并无本质区别，既包括与此相关的政策，也包括为实施政策而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学者认为：管制原意是指有系统地进行管理和节制，并含有规则、法律和命令的基本含义，通常理解为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管理和限制，要比监管的范围大的多，监管只是管制的一种，是从维护安全，降低风险角度进行的管制。管制与规制并无不同，只是“regulation”的不同翻译而已，无论管制更多的适用于政策性讨论也好，规制侧重于管制法律表现形式也好，这些区别对于实质性研究并无意义，因此我们的研究重点不应该是刻意追求到底是该用规制还是用管制，而是应当着眼于经济运行的整体来掌握适用的范围以及与其他经济管理方法的区别。

1.1管制（规制）的性质

丹尼尔•耶金在他的一书《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中》写到的管制（规制）在战前与战后被接受的程度和内容有非常大的差别，这是什么原因呢？在查看了相关资料后得出这样的结论：战前的管制（规制）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管制，政府的手伸向市场的各个微观领域，因此它指的是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直接监督和管理。而凯恩斯主义则将政府从微观拉向宏观，主张管理总体经济而不是具体的市场运作。因此，凯恩斯主义被赋予了另外一种名称“政府干预”，用与区分政府管制（规制）。丹尼尔•史普博认为管制是由行政机构制定并执行的直接干预市场配置机制或者间接改变企业和消费者的供需决策的一般规则或者特殊行为。金泽良雄认为规制可以理解为是对于一定的行为规定了一定的秩序，而起到限制的作用，经济法规制的对象就是经济生活涉及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经济循环的全部过程，并包括与此有关的金融、运输等。维斯卡西认为，政府管制是政府以制裁手段对个人或组织的自由决策的一种强制性限制，政府的主要资源是强制力，政府管制就是以限制经济主体的决策为目的而运用这种强制力。植草益认为，政府管制是社会公共机构依照一定的规则对企业的活动进行限制的行为。我国学者王俊豪则将管制定义为具有法律地位的、相对独立的政府管制者（机构），依照一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主要是企业）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因此，管制（规制）的性质是对微观经济领域和主体的干预。

1.2监管及市场监管法

监管，有学者将其解释为监督和管理，但其并不是监督和管理的内涵的简单相加，而是有特定的含义。国外有学者认为：监管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经济个体自由决策所实施的强制性限制。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监管就是由监管者为实现监管目标而利用各种监管手段对被监管者所采取的一种有意识的和主动的干预和控制的活动。卢炯星给监管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监管就是市场运作的条件下，以矫正、改善市场机制为目的，政府对市场经济行为的干预和干涉，或者说，监管就是政府根据法律制定与执行规章的行为，因此，市场监管就是监管主体制定各类市场的行为规则，并通过执行这些行为规则来减少市场失灵、构建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权益、促进市场竞争及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市场监管法作为经济法需要研究的一个新兴领域，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政府与市场的矛盾不断加深，而逐渐进入法学家们的研究视野中。目前学界关于此方面系统化、专门化的研究不多。但是，市场监管法在微观经济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是调整市场在运行过程中，监管主体对市场主体及其市场行为进行监督管理所产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总和。市场监管法不仅是市场主体进行市场运营的准则，也是市场监管主体依法监督、持续审慎监管、有效监管的依据，对于保障市场的安全与秩序、维护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保障市场公平有效的竞争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对市场监管法进行研究的学者们一致认为，它是属于经济法，而且应当是经济法的独立组成部分。它与市场规制法虽然都是调节微观经济的法律，但是作用的领域却各不相同。经济法学界注意力普遍集中在体现调整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的宏观调控法和维护市场竞争的微观市场规制法，对于市场监管法很少提及，这在各个法学著述中可以发现大多学者将经济法的内容分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如漆多俊的《经济法基础理论》、《经济法学》，邱本的《自由竞争与秩序调控》等。有的则用市场规制法包含了市场监管法，但是对于两种微观领域的调控措施又没能很好的协调两者的差异。在研究微观经济立法时，没有必要区别市场规制与市场监管，因为微观经济活动的配置应该交给市场，政府只是在市场失灵时的一个次优选择，所以微观经济领域的立法就应该本着少管，间接管理的原则。当需要管理一项经济事务时，根本不用区别是规制范畴还是监管范畴，我们的着眼点应该是什么时候管以及如何管的问题。

2干预与调控

干预一词在国家与市场的博弈过程中似乎历来就被视为国家或者政府的一项权力，在读了丹尼尔•耶金的《制高点——重建现代政府与市场之争》一书后发现，在英美国家，管制与干预有过一次巧妙的交锋，而分水岭就是1929年的经济危机。此后大多数文献都使用的是干预，以区分危机前的管制。探究其中的原因，是凯恩斯和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所引起的变化。众所周知，经济危机后，美国民众强烈呼吁政府出来“主持大局”，他们一方面迫切希望政府能够利用自己的权力增加就业、降低通货膨胀、恢复市场等，而另一方面，特别是曾经一度控制市场的资本家们，害怕政府的介入会影响到他们的活力和发展，不想再回到20世纪初那种被管制的时代，更不需要一个什么都管的政府。因此，在这种踌躇中，管制逐渐淡出美国人民的经济生活，政府发现他们试图再次激活管制的计划有些力不从心。调控一词在西方很少被使用，而在我国的经济学和经济法学领域被使用的频率很高，特别是当与另外一个词——宏观一起使用时，就构成了通说认为的国家调整经济的两大手段之一，即宏观调控。调控与上述的干预在特定语境下有着同样的内涵，就是国家对宏观经济生活的管理与监督。

2.1干预

即使是对政府干预最具权威性的斯蒂格利茨的著作《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中，也没有对干预一词进行解释。但是他有一段形象的描绘来说明政府干预是对的，这对于理解干预有一定帮助：保险公司不能完全区分高风险与低风险的客户，对同样巨额财产保险收同样的保险费吸引的往往是高风险的客户，低风险的家庭买保险的可能性比较小。有那么多高风险客户，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巨大，所以公司进行“干预”限定保险范围，不让人们想保多少就保多少，这样做可以激励人们安装防火系统或者采取其他措施来降低火灾风险。又如劳资关系，纯市场体系，假定雇主掌握每个雇员的大量信息，那就可以经常调整工资以便使每个人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偷懒的工资少于勤快的。但是雇主并不掌握所有这些情况，所以走捷径采取某些“干预”，如补贴午餐费，以提高积极性从而提高平均生产效率。从中文词义来讲干预的意思是过问别人的事情。干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影响，市场有着自身的运作机制如供求机制、价格机制、价值规律等，政府对其进行干预的确是一种外来权力的干涉，相对于政府来说，市场的确是“别人的事情”。在看看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发展历史，由于过度的竞争导致垄断妨碍了自由的市场环境，于是政府通过制定法律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先有市场和市场失灵从而产生了经济法。这也足以说明，在私有制度国家，使用干预一词是非常的贴切，虽然即使学者们也没有做如此的区分，如马克•波尔曼在他的文章《美国联邦政府的历史演变与国家的经济角色》中谈到19世纪末政府的经济政策时使用的是：干预的加强，并没有使用当时流行的词语管制。在国家与市场不断协调的今天，用干预来表示宏观领域的调节，用管制来表示微观领域的管理更加符合经济发展的方向。

2.2宏观调控

漆多俊给宏观调控的定义是：国家用以调节经济的各种引导促进方式发达并形成系统后的综合体现，是国家运用引导促进系统调节经济的基本方式，国家从社会经济的宏观和总体角度，运用国家计划、经济政策和各种调节手段，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活动，以调节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由于国家经济调节的本质是宏观和总体的，作为国家调节基本方式之一，国家所运用的引导促进方式也主要是对社会经济宏观和总体上的引导和促进。国家引导促进的主要着眼点和目的是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所实施的措施重在影响社会经济的全局，而不仅仅触及某些局部和个体。宏观调控的作用方式具有指导性，并非强制干预或者直接参加经营活动，而是按照宏观规划目标和方向，给社会经济活动者以指导、鼓励、帮助和服务，引导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调控本身具有内在力量自发作用于外在的意思，中国政府相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来说是一个内部的力量，是政府建立了市场，并且运用自身的权力来规范市场运行。可以说是自己建立自己管理。因此用调控代替干预来说明政府在宏观领域的调节更加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历史和国情。

3我国的选择——以规制（监管）为重心的探索

中国经济政策的选择和发展方向以及经济法的制定，应当有自己的特点，不能一味的效仿英美国家或者采用单一的手段，而应该是：立足宏观调控，微观领域重在研究哪些规制（监管）是现阶段必须但是长远要“退出”的，哪些无论是现阶段和长远都要“退出”的，哪些现阶段很“弱”而长远需要加强的，哪些是现阶段和长远都是必须的。并且完善和发展宏观调控法、以及市场规制（监管）法，明确二者的界限，发现二者的联系，从而能够灵活的运用于实践当中。

在研究经济立法时，我们要有这样一个逻辑起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活动和经济立法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徐杰老师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语——互动。首先要考虑政府经济活动及其变化是如何影响法律体系的建构和运转，其次是法律的制定和适用又是如何影响政府管理经济秩序的形成。在经济立法研究过程中，应当把政府规制（监管）视为研究的重心，这不仅因为宏观调控的理论研究远远丰富于对微观经济领域的研究，更重要的是，政府规制（监管）是直接作用于各个市场主体和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旦政策有所偏差，市场参与者将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微观经济运行和资源配置，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是主导，所以对于市场规制（监管）的研究更侧重于个案的分析。我国有着很深的计划经济传统，如何将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规制（监管），这也是为什么政府规制（监管）确实应当成为经济法研究重心的深刻的体制原因。

有了这样一个逻辑起点，我们的研究应该遵循这样的逻辑不断深入：(1)国家规制（监管）市场经济的度；(2)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如何影响经济立法；(3)我国经济法应该有怎样一种体系框架。

3.1确定政府规制（监管）的度

理论界对于这方面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可是并没有太大的突破，因为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活动，要作一个定量分析是非常困难的，而且这个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在受许多因素影响下，不断维持这一种动态平衡。

3.2规制（监管）程度对经济立法的影响

法律规范对政府规制（监管）权限的界定以及对政府取得、行使规制（监管）权程序的规定，在加大了政府管制成本的同时，又对政府管理活动形成了监督，因此在防止政府过度规制（监管）或者滥用规制（监管）权方面具有提高政府管理效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政府规制（监管）要发挥作用主要还是依赖政府机构主动行使权利如处罚权，因此规制（监管）的效率又会因这一制度安排而降低，在这些情况下，甚至会导致政府规制（监管）失败。因此，我国经济立法应当一方面加强对政府权力的限制，防止权力寻租的出现如将行政垄断纳入反垄断法调整范围，另一方面在一个个具体经济法律关系中努力发掘传统法律救济的资源，关注行政处罚、私人诉讼以及公益诉讼等多种救济手段的有效结合。

3.3我国政府规制（监管）发展前景

在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上，理论界普遍认为，应当放松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笔者认为，加强社会性管制是不置可否的，因为社会性管制涉及劳动保障、消费者安全健康卫生、环境保护、公共物品的提供等方面，这些都是与社会利益息息相关的领域，所以加强社会性规制（监管）是增加社会福利的有效途径。对于经济性规制（监管）是要放松还是加强，可以从事情的本原即政府规制（监管）的原因来入手，分析是否需要管制、管制多少的问题。当一项经济活动需要政府干预的成本大于收益，或者政府干预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那么在此领域就可以放松规制（监管）或者让政府放手而完全交给市场。在有些领域，并不是一概而论是放松规制（监管）还是加强规制（监管），应当结合市场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环境来考虑。例如，电信行业属于自然垄断行业，传统理论认为自然垄断行业由于存在定价悖论、效率悖论、负外部性以及信息不对称等缺陷，所以现阶段政府进行规制（监管）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中国加入WTO，电信市场的开放势在必行，允许国内外新企业进入，强化市场竞争力量对经济效率的刺激作用，从而使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成为一种普遍规律。电信行业是一个需求弹性很小的领域，基于对公共利益的考虑，电信市场的放松规制（监管）是一个慢慢放手的渐进过程。

参考文献

［1］金泽良雄，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2］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3］吴弘.市场监管法的基本理论问题［J］.经济法论丛,2006,(5):29.

［4］丹尼尔•史普博.管制与市场［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9.

［5］金泽良雄,满达人译.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6］王俊豪.政府管制经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7］卢炯星.经济法中的市场监管法若干理论研究［J］.经济法论丛,2006,(5):2830.

［8］现代汉语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第7篇：微观经济的主体范文

郭复初教授长期从事财务会计与国有资产管理的理论研究，在科研上取得重要成果。郭复初教授在其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国家财务理论（1986年）、财务机制理论（1986年）、大财务论（1983年）、本金投入产出论（1993年）和本金基金分流论（1997年）等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国家财务论，明确界定了国有资本与国家财政资金的性质区别，提出由财政统管国有资本的危害，主张设立独立的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国有资本，这一原创性理论对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有促进作用，为实际部门所采纳，并为后来学术界的“宏观财务论”和“财务分层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财务机制论，首次将财务的功能拓展到对微观与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为后来学术界的“财务中心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本金基金分流论提供了通过资金的分流控制规范政府各部门职能的政策建议，对推行公共财政和促使政府部门职能转变有重要作用。

郭复初教授的财务理论体系是由三大理论构成的，一是基本财务理论，二是国家财务理论，三是财务机制与财务调控理论。

基本财务理论建立在一个最基本的财务范畴本金之上。所谓本金是直接为商品生产和流通活动而垫支的货币资金，具有循环周转和增值性的特点。本金是资金中处于物质生产流通领域之中的部分，而处在物质生产流通领域之外的财政资金、保险资金只是货币资金而非本金。从本金这个范畴出发，郭复初教授把财务的本质描述为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及其所形成的特定的经济关系。由于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的主体不同，国有经济财务包括国家财务、企业财务和个人财务等层次，前者为宏观财务，后者为微观财务。本金的投入与收益决定了财务的职能是筹资、调节、分配和监督。财务的本质和职能决定了财务管理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和本金扩大化的理财目标，财务管理必须遵循计划性、真实性、责任性、权益性等管理原则，并运用一系列现代财务管理方法，形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基本财务理论框架。

国家财务理论由五个具体理论构成：（1）国家财务独立论，包括国家财务存在的客观性、国家财务与财政的关系、国家财务管理体制的独立构建等内容。其中，国家财务和国家财政关系的合理区分是国家财务独立论的核心。（2）国家财务筹资论，包括国家财务筹资的主体、目标、渠道、方式和风险等内容。（3）国家财务投资论，包括国家财务投资的主体、范围、结构优化、项目评估、投资资金的使用效益以及投资风险的控制和考核。（4）国家财务分配论，包括国家财务分配的目的、内容、特点以及收益分配的结构和模式选择。（5）国家财务控制论，包括国家财务控制在国民经济宏观调控中的地位、调控的方式、重要经济参数的运用等。在这“五论”中，最重要的是国家财务独立论。

第8篇：微观经济的主体范文

关键词：知识经济；会计；挑战；创新

21世纪以来，知识经济已经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会计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传统的旧工业环境向知识经济环境转变，对传统会计理论提出了挑战。只有在分析知识经济含义以及其对会计行业的影响的基础上，对会计行业进行创新发展才能适应新时代知识经济环境的要求。

一、何为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又称智能经济，是指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基础上的经济。知识经济是人类知识，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以及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增加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又是新的信息革命导致知识共享以高效率产生新知识时代的产物。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适应当代知识经济环境，才能更好地发展。

二、知识经济对会计行业的挑战

第一，知识利用产业化对会计体系的挑战。工业经济下的会计体系是以实体资本（包括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为基础的，不确认智力资本，也就是知识资本。在传统会计体系下，企业的全部资产都属于企业的债权人和企业的投资人，总是实体资本出资者享有剩余价值，而企业员工，作为企业生产的重要支撑，却不享有剩余价值，这显然不利于提高企业员工的生产兴趣，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生产能力。当代知识经济要求在新的会计体系中，应该要反映智力资本的中心地位、使智力资本所有者与非智力资本所有者共担企业风险、共享企业权益。

第二，知识经济对会计计量的挑战。计量是会计系统的核心功能，传统的历史成本会计计量在20世纪60-80年代间一直受到会计界和企业界的尖锐批评。知识经济的出现又开始威胁传统会计计量，在知识经济中知识和信息成为经济发展的首位资源，若按历史成本计量，许多知识资源的真实价值就不能充分表现，甚至得不到确认。因此，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和智力的重要作用要求我们加强对智力资本和人才智力资源的计量研究，这势必对现有的会计计量理论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知识经济的无形化对会计内部控制系统的挑战。在传统的实物经济形态中，微观经济主体从事经济活动的主要生产资料是其所拥有、控制的机器设备、厂房、存货等各种有形资产，是会计反映和控制客体的中心。而在新的知识经济形态中，有形资产的作用减弱，而知识、人类智力资源等无形资产的作用得到强化，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共同构成了微观经济的主体，其中无形资产占中心地位。因此，会计反映的中心自然也要由有形资产转为无形资产。

第四，知识经济对会计人员素质的挑战。首先，知识经济时代需要会计人员有广泛的知识结构，有运用知识和创新知识的能力。其次，知识经济环境下会计人员不仅要做好会计核算，而且要参与经济管理，要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再次，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和应用，会计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计算机知识和计算机网络知识。最后，会计人员应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质。

三、会计创新，应对挑战

第一，会计体系的创新。传统的以资本为中心、资本雇用劳动力、债权人和投资人拥有企业的模式，将逐渐转变为以知识为中心，用知识来管理资本，债权人、投资人和知识员工共同拥有企业的模式。在新的会计管理系统内，知识和人才已经成为企业组织的一项重要经济资源，知识劳动者不但获得自身价值的补偿，还将以所有者的身份参与剩余价值的分配。

第二，会计计量的创新。传统的计量手段无法适应知识经济要求，因而在计量手段上需要革命性的变化。首先，可以在会计系统中采取多重计量手段，这是科学而现实的正确选择。其次，要合理计量企业的无形资产，扩大资产确认和计量的范围，改变无形资产价值的计量方式，增加无形资产投资价值比重。另外还要以劳动力市场为基础加强人力资源会计计量的研究和应用。我们把会计计量的创新作为适应知识经济的手段的同时也可以将会计计量的创新作为会计发展的契机，它会给传统会计带来强烈的冲击，把会计带入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三，会计反映的中心转向无形资产。知识资本的核心地位，提高了无形资产的重要性。在知识经济中，知识是资本的主要构成，知识已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之一，并且是唯一在使用过程中不被消耗的资源，其作为生产投入的作用越来越大。而知识本身就属于一种无形资产，因而对无形资产的占有状况就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企业的竞争能力。因此，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跟得上时代的发展，其反映的中心应该由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转变。

第四，加强对会计人员素质的培养。首先，要求会计人员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来充实自己。就目前而言，从事会计工作的人，不少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会计缺少相应的学历。但是只要他们有刻苦学习的精神，不断更新知识，不断充实自己，就可以继续学习来获得相关的证书，得到知识的营养补充。其次，加强对会计人员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职业道德修养，一方面依靠自我教育；另一方面还要依靠社会教育来强化。因此国家应该尽量为会计的职业素质培养提供各种各样前提条件，并建立职业道德素质评价体系，加大奖惩力度，提高会计人员的从业积极性。

人类社会正步人一个以智力资源为主要依托的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点。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必须不断地从各方面进行创新来适应知识经济环境带来的挑战。

参考文献：

1、刘平良.知识经济时代下的会计创新[J].管理观察,2008(9).

2、黄和发.对知识经济时代会计创新的思考[J].时代经贸,2007(8).

第9篇：微观经济的主体范文

在中国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的以渐进式制度变迁为特征的市场化进程中，歧见纷纭的经济学家们以其各自的知识背景和社会立场为我们展示了丰富精彩的经济改革理论，形成了众多的思想流派，使得经济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中最为繁荣活跃的领域。这些思想，映射着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深刻反省传统经济体制和理论范式的基础上所经历的艰辛而勇敢的探索轨迹，携带着鲜明的时代转折的印记；尽管这些思想家们也许并未形成缜密而成熟的理论体系，然而他们独特的理论进路和富有创新色彩的思想必将在经济思想史上留下值得珍视的篇章。事实上，中国经济学家在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增长理论、比较经济体制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等方面的卓越成就正在受到国际学术界越来越多的关注。

如何对中国从集中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极具民族特色的变迁路径进行合乎逻辑的理论阐释，如何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寻求和选择一种社会成本最低的推进战略，一直是中国经济学家们试图解决的两大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在理论前提、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张上迥然相异的思想派别。其中有以强调价格体系的全面改革从而建立竞争性市场机制为理论核心的“协调改革派”，有从中国非均衡的经济现实出发、强调企业改革优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而重塑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的“所有制改革派”，有把改革宏观管理体制作为研究重心、把转换政府职能作为改革中心环节的“宏观改革优先派”，有以稳健见长的、主张把双重体制模式的转换和双重发展模式的转换相互衔接有机协调的“宽松学派”，有以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两权分离理论为其理论基础的“经营权主导改革派”，有将如何明晰企业产权作为研究重点、主张通过产权制度变革改造传统体制、重塑适应社会主义市场机制需要的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派”，有借鉴西方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工具和范畴、从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视角来研究改革的“制度学派”，不一而足。这些极具政策意味的改革理论经历了学术上的激烈纷争和与现实经济的碰撞摩擦，在大浪淘沙般的甄选和淘汰之后，有些理论被淡忘了，而有些理论却日渐被中国改革的实践所证实和接纳，从而奠定了它们在经济改革思想史中的不朽地位。

厉以宁先生是所有制改革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在西方经济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国民经济管理学、经济改革理论、经济转型理论、比较经济制度理论方面均有很深的造诣，形成了独特而系统的思想体系，历来被论者认为是沟通中西、治学谨严、体系恢宏、独树一帜的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学的学术发展以及中国经济改革的政策趋向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厉以宁先生著述宏富，视野开阔，在许多领域都进行了富于独创性的研究，要对他的经济思想进行一番科学梳理并进行恰当中肯的评价，殊非易事。本文拟从六个方面评述厉以宁先生的主要经济思想：（一）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二）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与资源配置方式；（三）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四）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五）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六）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非均衡的中国经济：经济改革的现实条件和理论起点

一般均衡理论自1874年瓦尔拉《纯粹经济学要义或社会财富理论》发表以来，已经有一个世纪的历史，到20世纪的50年代，阿罗和德布鲁等人完成了一般均衡理论的现代化阐释工作。一般均衡理论所要回答的，一是经济均衡的存在及其稳定性，二是经济系统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以及经济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相互关系。一般均衡的哲学基础是相信自由竟争的市场机制是一个精巧的装置，经济主体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和效用最大化行为使得市场自动产生供求的均衡，分散决策的市场行为下面存在着一般均衡结构，均衡价格把市场秩序强加于可能发生的市场紊乱之上。这种以理想主义的完善的市场结构和灵敏的价格体系为基本假设前提的均衡理论是长期以来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基本起点。而非均衡理论在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以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学假设逐渐得到了主流学派的关注和认同，非充分就业均衡和市场缺欠作为经济学研究中的常识被人们所接受。60年代后期，克罗沃（Clower）和莱荣霍夫德（Leijonhufvud）有关宏观经济学的微观经济学基础的研究开创了现代非均衡理论的新时期，并产生了以帕廷金（Patinkin）、克罗沃、莱荣霍夫德、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等人为先驱的非均衡学派，此后的经济学家更是把非均衡理论从单一的市场经济领域扩大到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领域，贝纳西(Banassy)的非瓦尔拉均衡模型和波茨(Portes)的计划经济非均衡理论对社会主义经济研究都有深远的影响。与西方经济学中非均衡理论发展演变的轨迹相似，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研究中，以巴罗内和兰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一般均衡理论出发，主张中央计划当局借助“试错法”达到模拟市场的目的，形成均衡价格，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合理配置，这种乌托邦式的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被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现实运行的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偏离瓦尔拉均衡状态的非均衡经济，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Kornai）甚至认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经济体系的共同特征，在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和《反均衡》中，他认为短缺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正常状态，并从这个观念出发试图建立以说明现实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为基本内容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他的开创性研究，正如他在《短缺经济学》的中文版前言中所希望的，对处于深刻变革之中的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厉以宁先生是较早对非均衡理论进行系统研究的国内经济学家，他在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尤其在汲取科尔内等现代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主义非均衡经济运行的学说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的内在本质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解析，指出中国经济的非均衡性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探讨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现实起点。早在80年代初期撰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时，厉以宁先生就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的问题，即社会主义经济中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失衡问题，并认识到失衡或者说非均衡是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现实状态。而社会主义经济所追求的均衡，是一种相对的动态的均衡，不是一种静态的绝对的平衡；在此基础上，他探讨了社会经济的动态相对平衡和社会发展战略的动态相对平衡。根据动态相对平衡的观点，厉以宁先生认为，从我国现阶段以及从更长远的时间来看，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状况是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而且为了实现预定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为了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率，需求略大于供给的相对动态的失衡是对经济发展较为有利和现实的状况。这就是他提出的“以平衡为分析的出发点，但不以平衡为必然达到和必须达到的境界”的著名命题。这些早期的思想奠定了他以后的“均衡非目标论”的理论基础。

80年代末期撰写的《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被厉以宁先生认为是最能代表自己关于中国经济的学术观点的著作，在这部专门论述中国经济运行的体制特征的著作中，他从中国目前的非均衡经济现实着手分析，以说明资源配置失调、产业结构扭曲、制度创新的变型等现象的深层次原因，并进而合乎逻辑地提出中国经济改革必须构建具有充分活力的微观经济主体的政策主张。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的提出，是厉以宁先生对于非均衡理论的重要发展和突破，也是他全部所有制改革理论的根基所在。何谓两类不同的经济非均衡？西方的非均衡理论所考察的是市场不完善、价格信号不能起到自行调整供求关系的条件下的经济运行过程，而厉以宁先生观察中国的经济现实所看到的情形是，中国固然存在着市场不完善以及价格信号不灵敏的经济非均衡状况，但是，中国非均衡经济运行中隐藏的更为严重的非均衡现实是缺乏具有充分活力的、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具有独立市场决策权利的企业或者厂商。换句话说，经济的均衡状态固然以市场的完善和价格的灵活为前提，但是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基本的前提是微观经济单位的充分活力的存在。由此，厉以宁先生作出了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第一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但是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却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有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自由选择权，他们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第二类非均衡是指，市场不完善，价格不灵活，超额供给或超额需求都是存在的，供给约束或需求约束也都存在着，不仅如此，参加市场活动的微观经济单位并非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它们缺乏自由选择投资机会和经营方式的权利，也不自行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这样的微观经济单位尚未摆脱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厉以宁先生认为，发达的成熟的市场经济所出现的非均衡属于第一类非均衡，而在传统的和双轨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之下，由于企业并没有摆脱国家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所以这种非均衡属于第二类非均衡。而经济改革的首要使命，是建立一种新型的经济运行体制，重新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有投资与经营自并相应地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独立商品生产者，从而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

厉以宁先生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时期双轨运行体制的最核心的本质特征上的深刻洞见，澄清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路径选择的优先次序上的许多模糊认识，中国在举步维艰的改革初期所遭遇的众多经济陷阱，诸如产业结构调整的迟滞，国民经济的非正常剧烈波动，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微弱等，都与中国经济所处的特殊的非均衡状态有关。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经济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完成企业运行机制和企业产权关系的改革，培育具有充分自和活力的市场主体，而不是首先进行大规模的价格体系的调整，也就是说，中国经济改革必须以现阶段的经济非均衡作为出发点，而不应当迷恋完善的市场体系和灵活的价格体系；从我国特殊的非均衡状态出发所得到的有关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构想只能是，企业体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正是由于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因此双轨运行时期的资源配置方式就不能只依赖价格调节和市场调节，而应该将数量调节和价格调节、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加以有机整合，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从而使得商品市场配额均衡的实现对于经济由第二非均衡向第一类非均衡的过渡产生积极影响。可以说，两类经济非均衡的区分，是厉以宁先生全部经济改革理论的基石，他的所有制改革优先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都是非均衡理论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和拓展。

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新经济体制和资源配置方式

资源配置是全部经济学理论的最终指归，也就是说，由于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解决如何有效地把经济中有限的资源配置于各种不同的用途，以便用这些既定的资源达到最大的社会物质产品和劳务的产出。自从古典经济学时代以来，在资源配置的研究方面大致有两种不同的趋向：一种趋向认为，市场机制是能够完善地、合理地在社会有限资源条件下配置各种资源的唯一有效的机制，因此资源配置学说无非是一种市场经济自发进行调节的学说，其实质是相信竞争性的市场价格机制能够导致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另一种理论趋向认为，从资源配置过程和效果来看，市场机制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或者反映于对社会资源的利用不善，从而造成资源闲置或者浪费，或者反映于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之间的不协调。这种理论趋向强调政府调节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主张政府调节应当与市场调节在不同程度上结合起来以克服市场失灵的弊端。古典学派之后的新古典学派、凯恩斯学派、货币主义学派、供应学派以及理性预期学派，在资源配置的研究上，无不是这两条理论进路的发展和演化，他们的理论分歧，实质上是对市场机制作用的估计程度的分歧，或者说对政府调节效应的判断的分歧。厉以宁认为，尽管西方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资源配置的理论对研究我国资源配置模式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我国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西方经济学的现有理论不可能成为适用于解决我国资源配置失调的现实可行的对策。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实质性问题是寻找一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这种资源配置方式包含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的含义。宏观层次上的资源配置是指资源如何分配于不同的部门、不同地区、不同生产单位，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使每一种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于最适宜的使用方面。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是指在资源配置为既定的条件下，一个生产单位、一个部门、一个地区如何组织并利用这些资源，其合理性反映于如何有效地利用它们以达到最大的符合社会需求的产出。厉以宁先生指出，这两个不同层次的资源配置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最关键的区别在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实现的途径不同，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可以在不转移生产要素的前提下，通过生产技术措施或组织管理措施来实现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而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实现，通常要涉及生产要素的流动、产权关系规范化、固定资产的转让、宏观经济调节手段的运用、宏观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等问题。通过区分较高的宏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和较低的微观层次的资源配置，厉以宁先生认识到，与两个层次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合理化相应的是两个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较低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由此使得企业变得充满活力，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将更加关注自身的经济效益并更好地发挥经营中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而较高层次的企业体制改革是改革企业的经济地位，使企业由过去作为行政机构附属物的地位转变为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使企业的产权关系明确化，使企业成为承担投资风险和经营风险的投资主体和利益主体。因此，经由对资源配置理论的研究，厉以宁先生顺理成章地得出了他的关于经济改革顺序的基本选择，即：要使资源配置由不合理趋向于比较合理，经济管理体制和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是必要的，而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必须以赋予企业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地位作为突破口，明确产权关系，实现政企分离，培育和完善市场，在此基础上实现市场定价的格局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价格改革既不是唯一重要的改革，更不可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经济转轨时期的资源配置合理化的这种路径特征，是由我国经济的非均衡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厉以宁先生的资源配置学说的最大特色，或者说他对资源配置研究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从中国的经济非均衡的独特状态出发，从经济体制变革的角度，从微观经济基础和宏观经济调控相互协调衔接的角度来研究资源配置。

按照厉以宁先生从资源配置角度所设想的新经济体制的目标框架，这种体制将是一个企业具有充分活力，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和重新组合的经济体制，企业的内部经营机制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经济体制之下的情形，较低层次的资源配置将因企业对自身利益的关注而趋于合理；同时由于产权关系规范化和生产要素有可能在社会范围内重新组合，资源在社会上不同使用方向之间的合理配置亦将成为事实，于是较高层次的资源配置目标将得以实现。但是这种达到资源合理配置的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作离不开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有机结合，离不开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在厉以宁先生关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的结合以及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的协调方面的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观点，可以归结为一个准则，即：对于经济运行（包括资源配置）来说，在运行目标上，宏观目标优于微观目标，而在运行机制上，市场调节优于政府调节。政府干预经济的目的在于使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趋于协调，具体而言，政府调节就是在市场机制保证微观经济运行合理性的基础之上，通过适度科学的政府干预去实现某些单靠市场调节所实现不了的宏观目标。政府干预经济的目标是要从资源配置的宏观经济视角来考虑资源投入的社会边际收益，而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或方式是尽力通过市场机制来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通过微观经济单位的资源投入调整和资源转移来达成资源配置的优化。这就是厉以宁先生著名的“二次调节论”的基本观点。

对资源配置中政府行为非理想化以及政府行为适度与优化的深入理论解析是厉以宁先生资源配置学说中颇具特色的篇章，他通过对政府调节局限性的剖析划定了新经济体制中政府干预的边界。政府行为的理想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即假定存在一个理想化的政府，它作为经济活动的主持者，拥有调节经济的丰富手段并掌握充分的信息，它能够通过及时科学的分析对客观存在的经济问题和政策实行的后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并能够针对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一一采取适当的对策。这种政府行为理想化的假设是建立在政府有一种非凡的万能的力量的信念之上的。而厉以宁先生认为，根据非均衡理论，由于经济中存在的大量不确定性，由于政府所获得的信息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政策效应的滞后性和不平衡性，政府行为必然是非理想化的，而只有从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出发，才能正确估计和有效利用政府干预在非均衡经济的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考虑到政府行为的非理想化特征，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调节行为的优化应当以限制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消极作用并促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为原则，政府调节应当通过对市场的影响而体现出来。

所有制改革优先论：重构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

在中国当代经济学家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优先次序的论战中，厉以宁先生是一贯强调所有制改革对于传统体制转轨的决定性作用并把所有制改革或企业制度改革置于首要位置的代表性人物。所有制改革优先论是厉以宁先生从他的经济非均衡论和资源配置学说中必然推致的结论，从逻辑上来看，只有彻底改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构建真正具有独立地位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从而使企业成为真正拥有自主经营权利并承担经营风险的商品生产者，才能真正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运行机制的真正转轨。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派）之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主线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思维侧面和理论视角丰富和拓展了人们对经济体制改革的认识，在中国当代经济思想史上具有深远的意义。

新古典经济学将市场机制归结为价格机制，认为市场配置经济资源的核心是均衡价格向量的确定；而这种论点的基本前提是，经济当事人的行为是合乎理性的，经济当事人的交易界区和产权界定是极其明确的，因此交易行为发生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为零，不存在交易摩擦，从而资源按照市场经济原则的配置就只取决于均衡价格。诚然，帕累托最优是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最理想境界，但是它的成立条件和理论前提是相当苛刻的，事实上，如果引入市场机制，至少需要三方面的制度前提：（1）经济生活中的当事者是分散决策的，这种分散决策不仅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而且应当有制度保证其决策的独立性；（2）决策者之间必须是平等的，相互之间的决策不能发生直接的影响，即不能存在外在性；（3）分散决策的行动结果事先谁也无法掌握，否则便无公平竞争可言。然而这三方面的制度前提又必须以产权界区明确为前提，因此，若要使中国的市场经济机制真正建立和运转起来，必须首先创造这样一种制度条件。在我国特有的经济非均衡的现实条件之下，经济当事人尤其是企业由于尚未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而使得均衡价格的形成遭遇阻碍，因此试图以放开价格为先导从而建立一种竞争性市场机制的观念是不切现实的。实际上，科斯（R.Coase）在30年代《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就指出市场机制赖以运转的微观基础是完善的企业制度，只有在企业产权制度确立、企业之间的财产权利界区明晰的基础上，企业与市场之间以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才是明确的，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摩擦，从而市场价格机制才能有效运转。厉以宁先生从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所处的第二类经济非均衡的现实状态出发所得出的结论同样印证了科斯的理论。

兰格和哈耶克之间关于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持久的论战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理论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理论界曾经普遍接受兰格的通过试错法建立模拟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这种经济运行模式，不同于经典作家所设想的完全取消商品货币关系的产品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苏联高度集权的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而是一种试图以计划模拟市场的经济运行方式，这一模式以取消消费者为前提，中央计划当局只是被动地反映消费需求和生产成本的变化，制订模拟的市场价格，并通过这种价格调节资源的有效配置。青年时代的厉以宁先生同样认同和服膺兰格的思想，但是六十年代后的社会经济现实迫使他重新审视和反省传统经济模式在公平和效率上的体制缺欠，他认为，在传统经济体制下，由于国有企业在政府行政的强大约束之下丧失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地位和决策权力，由于存在严重的政企不分产权不明晰的体制顽疾，国有企业既不能实现收入的公平分配，更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率的配置。这样，厉以宁先生由对兰格模式的推崇转而对兰格模式的质疑和批判，并从自己的理论框架出发，确立了自己的改革思路，即改革必须从企业改革也就是所有制改革入手，所有制改革是中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和关键环节，在没有进行企业改革从而企业尚未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条件下，在改革并不触及计划经济体制的产权基础和产权结构的前提下，中国真正的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稳固建立并有效运转起来。在1986年4月25日北京大学“五四”科学讨论会上，厉以宁先生以非常精彩的富于个性的语言表述了他对于经济体制改革路径选择的基本观点：“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却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句在理论界被广为传播的名言集中体现了厉以宁先生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可以说，所有制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最为核心也是最为艰难的部分，所有制改革主线论由于触及最为敏感的产权问题的“”而在实践过程中倍受磨难，厉以宁先生在强大的压力面前始终以一个诚实谨严的学者的姿态阐扬自己的所有制改革理论，充分表现了一个经济学家巨大的理论勇气和科学精神。

以厉以宁先生为代表的所有制改革派（企业改革主线派）和以吴敬琏先生为代表的协调改革派（价格改革主线派）的论争的焦点在于对市场机制的理解的差异。在厉以宁先生看来，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内容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能够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的存在，在独立的产权明晰的商品生产者缺位的情况下，以价格为调节资源配置基本信号的市场机制就不会真正起到引导资源有效配置的作用，以企业的灵敏反应为前提的政府宏观调控也不会达到预期的目标，只有通过所有制改革彻底改造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一个有效率的市场机制才会最终建立并正常运行。在吴敬琏先生看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机体系，这个有机体系由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主要通过市场进行调节的宏观管理体系三个要素组成，三者相互制约缺一不可，但是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是以完善的价格机制为基础的，在价格改革大大滞后、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尚未建立起来的条件下，协调改革派更强调价格改革在构建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作用，认为只有理顺价格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才有可能进一步推进所有制改革从而构建整个市场体系。所有制改革派和协调改革派之间的长期论争，从不同的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总体思路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而更加富有象征意义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恰是选择了一条中庸的路线，在重塑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构建竞争性的市场机制和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三个方向上同时展开全面推进。实际上，价格改革主线论和企业改革主线论只是分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两个不同侧面，前者强调经济运行机制和宏观环境方面的改革，后者则强调经济运行主体和微观基础方面的改革，而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极为必要的：没有独立的产权明晰的企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竞争性的市场，同样，企业也无非是市场关系的总和，没有竞争性的市场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系统论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企业改革先行还是价格改革先行都是不切实际的，只有将经济体制改革的诸方面协调推进配套进行，注重多种路径选择和目标取向的折中和谐，才能够实现经济体制的真正转轨。

体制、目标、人：经济学研究的挑战与创新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往往被视为一种具有严格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性质的社会科学，因而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看来，经济学应该处于一种完全超脱的摒弃“价值判断”的“道德中立”状态。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所谓“价值判断”，即是指研究者“宣称他接受从某些伦理原则、文化观念或哲学观点中所推演出来的实际价值判断”，而“道德中立”，是指两种极端的状态，或是认为“应把纯粹从逻辑上可推演的断定和经验事实断定与实际的伦理价值判断或哲学价值判断区分开来”，或是“主张即使不能用某种逻辑上的完整方法作出这种区分，但还是有希望把对价值判断的断定坚持到最低限度”。然而每一个经济学研究者都必然痛苦地感受到区分经验事实的陈述和价值判断是如何艰难。这就产生了一个令所有学者都感到尴尬的悖论：一方面：“科学经济学”的鼓吹者们总是顽固地维护经济学本身的纯洁性和道德中立姿态，认为经济学的根本宗旨是追求“具有科学意义的在逻辑上和事实上正确的结果”；另一方面，所有经济学赖以存在的理论预设却又与“经济科学不能把主观性评价作为其分析的主题”这种貌似公允的判断相左。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经济学非但不能摒弃和回避价值判断，不能完全摆脱或忽视价值观念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相反，作为一门社会设计和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应该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对客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研究与对人的行为的研究紧密地结合起来，将现实社会经济状态与经济学家经由自我的价值判断而形成的对理想社会的科学设计结合起来，将经济学的科学目标和道义目标结合起来。作为社会启蒙的科学，经济学的最终目标是要通过科学研究告知人们对经济行为和经济事实的肯定与否定的客观标准，从这个意义而言，经济学不是超越阶级的纯粹抽象的数理科学和逻辑哲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经济学将告诉人们，如何进行经济建设，如何制定发展目标并且把目标实现的可能变为现实，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以及如何把人们创造出来的物质财富用于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经济学的社会启蒙作用和社会设计作用在实质上是统一的。经济学作为社会设计的科学，如果不能在明确经济中的是非的前提下进行设计，不能对一种社会设计的经济运行后果作出恰当的科学的价值判断和是非辨别，那么经济学仍然不可能起到促使发展目标实现的作用，其社会设计功能的道义上和科学上的可信任度就要降低。同样，尽管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启蒙的科学能够告诉人们如何评价一个目标和经济政策，但是如果不发挥经济学作为一种社会设计的科学应有的作用，不研究如何使目标可能变为现实，那么即使是构想科学并且符合道义标准的目标，它也不会自动实现。厉以宁先生将经济学的本质界定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强调价值判断和规范研究在经济学中的作用，但是这并不表明他不重视实证研究在经济学中的地位，相反，他认为实证研究所获致的成果将会丰富规范研究的内容，使得经济学中有关社会评价、政策探讨的判断建立在更有实证根据、更有说服力的基础之上。

新技术革命在最近几十年的突飞猛进给经济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这不但是经济学研究方法上的创新的挑战，而且更是经济学研究的根本内容上的创新的挑战。以新技术革命为出发点，作为社会启蒙和社会设计的科学的经济学，就必然将研究的重心置于科学技术对人类经济行为和社会经济运行方式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方面，这种影响在三个主题上同时展开：就“体制”而言，什么样的经济体制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以促进和适应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又对经济体制提出哪些新的要求？以“目标”的研究为例，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发展目标方面应当如何把经济上的要求与社会上的要求联结在一起？微观经济单位和宏观调控主体在制定目标时，应该如何趋于现实化和合理化以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形势？从“人”研究层面来说，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人类福利的含义和度量标准发生何种变化？如何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真正有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和总体福利的增进而不会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牺牲品？由此，厉以宁先生认为，经济学研究要在新的时代面前回应挑战，就必须在三个层次上进行全新的探讨：第一个层次是对现行经济体制以及该种经济体制条件下的经济运行的研究，第二个层次是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的研究，第三个层次是对人的研究，也就是对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研究。三个层次的经济学研究在逻辑上有相互关联和相互渗透的关系，但是其内容各有侧重：经济体制的研究主要是一种比较经济体制研究，即在现存的世界各国的经济运行体制中，从集权体制和分权体制各自的优劣比较出发，寻找一种既能够实现较高的经济效率又能够有利于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体制，即探求一种将微观经济的管理与宏观经济的管理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发展目标的研究是基于信息不充分和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理论预设，在摒弃最优经济原则的前提下，将现实原则而不是理想原则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原则，在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决策中使得目标的确立走向现实化、多元化、综合化，追求多种发展目标之间的均衡和谐的实现方式；对“人”的研究建立在经济学的终极人文关怀的观念之上，在这种观念中，对人的研究被置于经济学研究的最高层次，对经济体制和发展目标的研究都是为了人的总体福利的增进和人的全面发展，在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层次上，经济学的视角与伦理学的视角往往产生相互的交叉与认同。

厉以宁先生将“体制、目标、人”作为经济研究的三个层次，而他所设想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正是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的角度出发去构建的，他的较早期著作《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反映了他试图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框架来对传统经济理论进行重新阐述的积极而有意识的努力，即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我们仍可以明显觉察这本著作在体系创新方面的开创性贡献。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重点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而经济运行总是在一定的经济体制条件下实现的，因此，必须将一定的经济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的前提。在厉以宁先生的设想中，理想的目标经济体制应该包含以下特征：（1）这是一个建立在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基础之上的、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的、以市场经济为基本框架的经济体制；（2）这是一个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真正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从而拥有独立法人的经济体制；（3）这是一个在资源配置中以市场为主要调节方式的、市场调节和国家宏观调控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4）这是一个有着基本合理的灵活的价格体系从而价格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经济体制；（5）这是一个依据按要素分配和按劳动分配相结合的原则促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分配走向合理化的经济体制；（6）这是一个基于政府行为非理想化的基本理念使得政府的行为趋于合理化从而在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战略指导与微观经济主体的自主行为之间寻求协调平衡的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体制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可以从国民经济运行、企业经济活动、个人经济行为三个层次分别考察，探讨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和经济改革的基本路径。在发展目标的研究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即在给定的经济体制之下研究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和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两大社会经济目标。由给定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实证分析转入有关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合理程度的确定的规范分析，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探讨的深化。社会主义发展目标是一个包含社会发展目标和经济发展目标的综合体系，这种目标体系的动态相对平衡性要求在制定发展战略的时候注重多种目标的统一协进，并考虑到在目标的变动中社会承受能力的强度。在对“人”的研究中，厉以宁先生始终以一个关注民生的经济学家的姿态，主张“对人的关心和培养是社会主义的生产目的”，认为在理想的社会制度中，人应该成为全面发展的人，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充分拓展自己的潜在能力，不断深化自身历史使命的认识，社会生产发展的最终目标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达到统一。以这种人文关怀的理念为出发点，厉以宁先生对平等与效率问题、社会福利的基本含义问题、人的地位的社会评价标准问题、社会主义民主问题等进行了广泛深刻的探讨。

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的中国版本

发展经济学作为经济学领域一门新兴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中取得了很多学术界公认的成果。但是发生在中国的广泛而深刻的制度变迁却给发展经济学提出了崭新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对以往成果的否定，而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研究对象所提出的挑战：中国制度变迁中面临的转型和发展的双重使命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中所未曾涉及的命题。所谓转型，是指中国的经济体制要从初始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过渡到与国际主流社会相一致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发展，是指中国的经济发展状况要从不发达的状态逐步走向繁荣富强的发达状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这种转型发展的双重背景之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许多命题诸如资本形成、人力资本培育、市场化、企业家成长等，都与传统发展经济学有着不同的内涵。由于传统的僵化的经济运行机制和长期积淀的传统社会结构的合力影响，强化了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有的路径依赖特征，逼使许多经济学家在正统发展经济学的教条之外寻求中国独特的转型发展之路。厉以宁先生在他九十年代后期的著作和讲演中，一直关注于转型发展问题的研究，坚持“在转型中发展，在发展中转型”的基本观点：所谓在转型中发展，就是要在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创造经济发展的条件，而在这种体制变迁中，最为核心最为关键最为艰巨的使命是重新构造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塑造具有充分活力的市场主体；所谓在发展中转型，是指通过经济发展增加社会对剧烈的体制转轨的承受力，增加整个社会力量对改革事业的支持和理解，从而更加深入地推进以市场化为根本指归的经济体制变革。针对中国在转型发展初期所面临的特殊社会经济背景，厉以宁先生提出了中国转型发展的三个基本命题：以构造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产权改革相比于价格改革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的失业问题相比于通货膨胀问题应居于优先的地位；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增长分析相比于货币流量分析更加有用。在这三个命题之外，厉以宁先生还对与转型发展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调节、社会协调和观念更新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而在九十年代后半期，他对关系中国转型发展的重大课题诸如区域经济发展和反贫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等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关于第一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以产权改革为中心的改革既是实质性的，又是渐进性的，“实质性”意味着产权改革将彻底改造深受传统体制束缚的微观经济主体，从而实现中国真正的市场化改革，而“渐进性”意味着中国产权改革的路径选择将摈弃激进论者的路线而采取较为谨慎的推进战略，以最小的社会震荡成本换取最大的改革收益。厉以宁先生在产权改革上的这种立场，一方面将自己与以维护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依据而对所有制的改革采取抵制姿态的保守人士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与那些主张效仿苏联东欧的经济转轨模式从而对中国实施大规模彻底而迅速的私有化的激进人士划清了界限。以股份制为新企业体制的目标模式促进中国尽快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以股份制改造为突破口完善和促进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变革和体制创新，是厉以宁先生产权改革的基本政策主张，经过十几年的改革实践的检验和学术界的长期论争，股份制已经成为我国企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关于第二个命题，厉以宁先生历来主张“就业优先兼顾物价基本稳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在政府宏观政策目标体系中将就业目标放在首要的位置加以强调，认为惟有将就业置于突出地位即把发展置于突出地位，才能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福利水准，使社会得以稳定协调发展，除非是在物价急剧上涨而引起社会强烈动荡的特殊情形之下。而产权改革和就业优先这两个政策主张在逻辑上是相辅相成的：产权改革的顺利进展带来的企业发展将为就业问题的解决提供宽松的环境，而就业目标的优先策略带来的良好就业态势又可以减少产权改革引发的社会震荡，降低产权改革的社会成本。关于第三个命题，厉以宁先生认为，尽管货币流量分析是现代宏观经济分析中常用的说明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方法，但是由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发展时期经济分析对象的特殊性，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具有较大的局限性，而经济增长分析比较适宜于研究转型发展中的中国经济。中国不但是一个处于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且是一个处于非均衡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在这种特殊的转型发展背景之下，体制的非单一性、市场的不完善、非经济因素对经济运行的有力干扰、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的状态长期存在、隐蔽失业和隐蔽通货膨胀的公开化等，都使得传统的货币流量分析方法无法对困扰中国转型发展的诸多问题进行有说服力的准确的阐明，而更为严重的是，应用货币流量分析对中国转型发展的扭曲解释会使我们的战略决策受到相当的误导，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战略的制定。具体而言，货币流量分析无法说明通货膨胀、失业和经济中的短线部门“瓶颈”制约背后真正的体制与结构根源，而由这种分析方法所导致的将治理通货膨胀置于首位的经济政策选择会严重忽视就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同时货币分析法所推出的理想化的平衡增长战略在处于特殊转型发展时期的中国是缺乏现实意义的。

经济学的伦理视角：经济运行和道德调节

道德问题并非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命题，经济学的核心命题是资源配置和效率增进。然而经济学并不是不涉及道德问题，相反，在对经济学的许多命题的最终解答中，价值判断和道德判断似乎总是难以回避的。但是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等等当作外生的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变量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加以接受。然后在多种给定的道德准则、社会规范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经济学和道德哲学的这种学术分野并未成为经济学家关注道德问题的阻碍，事实上，每一个严肃的有着人文关怀的经济学家必然怀有道德忧患意识，在20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有关道德问题的饶有兴趣的论争中，许多经济学家以其精彩的论述和独特的理论视角引起伦理学家们极大的关注。经济学家“不务正业”介入道德研究领域，在世纪末的中国似乎具有某种象征含义：在中国由传统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变迁的进程中，经济学家对伦理道德问题的普遍的强烈的关注不仅反映出学者的强烈的道德忧患意识和社会使命感，而且折射出整个社会在制度转型期面临道德规范的混乱与道德意识的迷茫时对于道德秩序的普遍呼唤与强烈渴求。

厉以宁先生是国内经济学界较早关注道德伦理问题的学者之一，从他许多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试图从伦理学的视角对经济学的诸多范畴进行规范分析的努力，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其理论进路与伦理学家的相异之处在于，他并不将眼光贯注于有关道德的是非判断与善恶评价，而是将道德置于整个经济运行体制中去考量，探讨道德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中对经济运行的调节作用。在厉以宁先生看来，由于存在着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的情形，因而单纯依赖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就不能达到预期的经济运行目标，而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所遗漏的空白，应该由习惯和道德调节来填充和弥补，在交易活动中如此，在非交易领域就更是如此。由此，厉以宁先生提出，道德调节和习惯调节是超越市场和超越政府的一种调节，它的社会整合和经济调节功能介于作为“无形之手”的市场调节和“有形之手”的政府调节之间，作为第三种调节起作用，共同维系和引导着整个经济的和谐有效的运转。习惯和道德调节的力量来自于经济中的行为主体内部，即来自每一个行为者自身，它表现为各个行为者按照自己的认同所形成的文化传统、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来影响社会生活，使资源使用效率发生变化，使资源配置格局发生变化。因此，习惯和道德调节的约束力和有效性取决于社会成员对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传统信仰的认同程度的高低，取决于社会成员建立在共同价值谱系基础之上的自律程度的高低。换言之，道德作为维系社会运行的一种手段，是通过各个行为主体自身的道德约束和相互之间的道德约束从而形成一种渗透于社会生活的道德风尚，它使得经济行为主体对他人的行为和社会前景形成稳定的预期，以此为整个社会经济运行提供一种道德坐标和道德秩序。

道德力量为我们探讨经济学中的一些规范问题诸如效率与公平等提供了新鲜而有说服力的视角。厉以宁先生认为，效率具有双重基础，即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和效率的道德基础，单纯用物质技术因素来阐释效率是不够的，事实上，物质技术因素只能产生常规效率，而道德力量才能够真正挖掘效率增长的潜力从而产生非常规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道德力量是效率的真正源泉，这个结论已经被经济史中无数例证以及管理学的现论所证实。道德视角的引入同样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公平的标准的理解。从收入的绝对或相对平均而言的公平并不能为公平的衡量提供一个客观统一的尺度，类似的，用机会平等来测度公平同样会遗漏下许多难以解释的空白点。厉以宁先生认为，公平以对群体的认同为基础，在一个群体内部，成员对群体的认同程度越高，其公平感就越强，当社会中的成员从其处于超利益的考虑而参与的群体中普遍感到一种受到尊重和和谐的氛围，其公平感就会增进社会的协调的效率的提高。

厉以宁先生强调道德力量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但他并非是一个“道德乌托邦主义者”或“道德万能论者”。第一，他一直强调道德激励与利益动机的相容性。社会成员的道德的自我激励使他们激发起为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实现而努力的热情，自愿地在个人利益和公共目标冲突时将公共目标的实现置于个人利益之上，但是，社会群体对于个人正当利益动机的尊重是社会成员实现自我道德激励的必要前提，而社会成员的持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既来自自我的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也来自自我的正当的利益动机。第二，他始终重视现代社会运行中法律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习俗或道德传统属于非正式制度，而法律属于正式制度，在现代社会中，社会习俗和道德文化传统等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与政府的法律规范等正式的制度安排一起确立着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习惯和道德调节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制衡功能和协调功能，但是，习惯和道德调节必须以法律的规定作为边界，不能违背现行的法律规范。第三，他关注政府的道德自律并主张建立一套严密的筛选机制、保障与激励机制、约束与监督机制，以此规范政府的行为。政府是一种通过自己的立法行为为社会经济运行提供强制性秩序的组织，政府的成员需要有道德激励和道德约束，但是更重要的是，政府调节行为必须建立在符合法律规范的基础上，需要建立一种由公众实施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促进政府行为中的民主程度并防止因政府滥用权力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

处在制度转轨关头的中国既需要经历经济体制变迁的洗礼，又必然经受伦理道德体系和文化传统更新的阵痛，对于一个具有长期集中计划经济传统并拥有丰厚的历史道德资源的国家来说，这种经济体制与道德传统的双重变迁的使命注定是意义深远而步履艰辛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德重整既具有迫切性，同时又具有长期性和渐进性。

结束语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那就是，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中国伟大变迁的时代，我们目睹这个曾经饱受患难的国家重新以一种难以置信的勇气和信心，向着民族复兴的梦想靠近。而尤其令我们感到荣幸的是，作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中国在当代经济发展中所经历的巨大变迁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无可比拟的丰富而生动的素材，这是时代赐予经济学者的宝贵的际遇。而经济学界诸多学派之间严肃的探讨、论战和争鸣，不但促进了经济学科的繁荣，也为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理论视角。厉以宁先生是同时代这些优秀的经济学家当中的一个，假若以对中国经济学术界和中国经济改革决策的影响力作为衡量标准，他又是其中最杰出者之一；他以独特的理论进路、勇毅的创新精神、坚实敏锐的现实感和严密宏大的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改革思想贡献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确立了自己在当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的位置。但他又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他以深远的忧患意识对国家命运和民生的关注，使得他的思想浸透着一种强烈的人文精神，充满终极关怀的意味。当然，如同所有深受传统经济体制和传统经济学知识结构影响的经济学家一样，厉以宁先生的理论体系和论证范式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所遗留的深刻的印记，对此，厉以宁先生亦有清醒的自我估价。“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使命”，中国经济学的繁荣昌明有赖于中国经济学人一代接一代的持久而不懈的努力。

参考文献：

1．《超越市场与超越政府：论道德力量在经济中的作用》，厉以宁著，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2.《股份制与现代市场经济》厉以宁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3．《非均衡的中国经济》，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

4.《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厉以宁著，经济日报出版社，北京，1991

5.《关于经济问题的通信》，厉以宁著，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6.《经济漫谈录》，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厉以宁著，人民日报出版社1987

8.《经济·文化与发展》，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6

9.《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著，北京三联书店，1995

10.《厉以宁九十年代文选》，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11.《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12.《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厉以宁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

13.《中国经济改革的思路》，厉以宁著，中国展望出版社，1989

14.《中国经济改革与股份制》，厉以宁著，北京大学出版社、香港文化教育出版社，1992

15．《转型发展理论》，厉以宁著，北京，同心出版社，1996

内容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