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研究综述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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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明代南京塌房

明末清初政教关系走向与区域中心城市的转移

运河城市的空间形态与职能扩张——以明清时期的临清为个案

明代后期两京保甲制实施研究

威廉·布拉顿治理纽约城市犯罪:背景、策略及影响

武汉沦陷时期的卫生行政研究

改革开放后中国城市雕塑的发展

抗战前天津反日运动群体探析

近代广西城镇商业发展的量化考察——以桂林大圩镇为例

运作、绩效与不足:民国时期天津的小本借贷处

1927年天津协和贸易案及清理诉讼经过

抗战时期天津的内河航运业

600年来永定河流域“京津张大”腹地环境变迁

日侨街区与青岛的空间去殖民化(19141937)

民国时期湖北城市疾疫灾害时空分布规律

电影院与沦陷时期的京津社会

阶层、性别与表演——文明戏与城市日常生活的变迁

沦陷时期的天津律师执业活动

近代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贫民社会网络探析

阿姆斯特丹旅馆的贸易、交通和仓储

韩国新世纪以来天津研究的审视与思考

口述史在新城市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近代中国民间市政参与研究述论

中国城市史研究高端峰会研究综述

“路径选择与商帮演变”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三届中国近代交通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天津城厢形势全图》与近代早期的天津地图

清代西江流域城镇商业的量化分析——以平乐镇为个案的考察

近三十年来东北城市史研究评述

地名与日常生活的政治——以福州历史上的地名兴替为中心

公共空间与民国上海知识群体的精神生活建构(1927～1937)

清代柳条边外城镇火灾研究——以满文档案为中心

政治性、日常性与现代性:民国苏州公园与城市生活

成都皮影戏的城市记忆与想象——兼论皮影戏的生存空间问题

近代大连城市多元文化特征及其影响

在城市发现宗教:对中国城市宗教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动人的故事:中国通商口岸的纪念与遗产

战争、灾难与近代中国城市发展——中国城市史研究会2015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

“接地气”:关于城市大众历史书写的思考——首届“中国国家历史”创意写作高级研修班研修综述

“第三届中国世界城市史论坛——城市化语境下的城市与乡村”会议综述

从殖民港口到社会主义大都市:帝国遗产和“新大连”的崛起

深入日常生活研究推动学术共同体形成——“中国史上的日常生活与民生问题”会议述评

“明清以来华北区域市场的演变”工作会议暨座谈会综述

群贤齐聚,共话北洋——“第一届北洋时期中国社会学术研讨会”综述

外侨与中国口岸城市——“外侨与近代中国口岸城市”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重新思考:中国城市史研究——“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都市研究”高级研修班综述

继承与拓展:中国城市史研究的新起点——“城市发展与中华民族复兴暨首届中国城市史年会”述评

第2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刑事和解的文化之维

基层民主协商制度研究

论转型乡土社会的司法策略

论中国传统司法的本质

法律评价社会面向的哲学思考

法律惩治道德越轨者之意义探究

社会公众对法律人的信任问题探析

司法沟通的语境、修辞与转换

调解考核制度的设计与功能悖论

A市B县检察院抗诉案件调查与反思

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法律职业共同体

自贸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座谈会综述

论反垄断法在经济法体系中的宪法性地位

公开民事裁判文书中个人信息的识别与保护

人民法院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实践逻辑与反思

关于加强整治新建城区社会治安的调研报告

司法受众之心理维度与信息公正之生成路径

论基层法院司法公信力第三方评估机制的构建

正义理念在中国传统儒学法文化的表达及其价值

纠纷解决的城乡差异——基于“CGSS”数据的分析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法律社会学解读

关于法律必须被信仰的问题——兼评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走向权利的时代》的评析——以法律社会学为视角

司法如何保护婚姻——基于离婚案件二次现象的分析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之羁押执行交付问题研究

转型之惑与实践之学——评李瑜青教授《法律社会学教程》一书

中国法社会学的理想图景——读郭星华《法社会学教程》

对象剖析与技术改革——传播学视阈下的司法公开方法论

社会管理创新与法治保障的理论建构、制度设计与区域经验

法律儒家化的限度、价值冲突与预设——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司法近代转向与现代国家寻找——评《帝国枢密法院:司法的近代转向》

法社会学视野下的律师职业主义变革——评《律师、国家与市场》

冲突理论的脉络及其当代法治启示——基于冲突理论脉络展开的考察

检察人员分类管理制度改革的思考——结合N市检察队伍现状进行分析

公正司法的供需对接——案件质量评估工作中公众参与机制的构建

法社会学中国化研究的理论自觉——兼评高其才教授的《法社会学》

法治中国的“西体中用”之道——读周大伟先生《法治的细节》一书有感

法官绩效考核制度中结案考核及其悖论——以J市基层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为例

法律与文化互动的三点思考——以传统儒学与中国法治建设关系为切入点

司法公正的社会认同与人民法院形象塑造——关于人民法院社会形象的调查分析

司法公正公众认同的心理解码与策略修正——基于法院司法宣传实践的实证分析

论我国个人慈善捐赠行为影响因素与慈善立法的完善——基于社会调查的分析

转型时期制度适用困境:原因、对策及反思——以对小城地沟油问题的讨论为例

积极探索实践护航自贸试验——人民法院为自贸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座谈会述评

由西向东、由理论迈向实践——评汤唯《法社会学在中国——西方文化与本土资源》

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意义——“当代法治发展与传统法律文化价值”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人民陪审员制度价值诉求与实践诉求分离和统合的实证研究——以河南A县基层人民法院为例

第3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旅游资源开发；公地悲剧；综述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1

一、引言

美国教授Garrett Hardin在1968年提出“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如果一项资源的产权界定不清，最终将会导致对这种资源的过度使用[1]。该理论通常被用于分析与公共资源使用相关的现象和行为。Healy率先在旅游研究中引入公共资源概念，以瑞士高山草原为例，分析出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由于过度利用所导致的与Hardin所提出的“公地悲剧”相似的结果，Healy的研究打开国内外对旅游资源研究的新视角。

中国是世界古代旅游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旅游的认识不仅由来已久，而且深入本质。[2]随着我国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有限的资源面临着旅游市场迅速扩张的巨大压力，而盲目粗放式的开发利用造成的“公地悲剧”给资源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因此，从“公地悲剧”视角出发，探讨我国旅游资源开发的有效途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旅游资源开发中“公地悲剧”产生的原因

(一)旅游资源的属性

旅游资源的属性是其开发过程中“公共地悲剧” 产生的深层原因。它们既不像公共物品那样具有完全的排他性，也不像私人物品那样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池静[3]认为，旅游资源的公共物品性质使得旅游资源开发具有负外部性和强烈的责任规避与搭便车现象，导致了资源利用无度以及公共秩序混沌失序。旅游资源不仅是当地居民或政府的，更应该是全人类共同拥有和继承的。它是人类独一无二的、具有不可再生性、不可替代性的稀有公共资源。因此，保护和保存是第一位的，且开发利用应该是可持续的。

(二)旅游资源产权不明晰

旅游资源的公共物品属性决定其产权难以确定，我国旅游资源在产权上属于国家或集体，这种产权归属看似明晰，但实际运用中所有权、经营权和管理权的关系模糊混淆。旅游资源作为公共物品，所有权在国家，管理权由各级旅游职能部门代为执行，而开发权又被委托或承包给相关企业或私人。章尚正[4]对旅游资源开发中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诉求差异进行分析比较，认为产权模糊引起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进而导致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矛盾。交叉管理，多头管理使得各部门间、部门与地方之间利用利益分配不均，无法统一，这样势必造成过度开发，导致“公地悲剧”的产生。

(三)缺乏有效合理的保障机制

我国旅游资源管理体制复杂，现行制度对处理旅游资源的公共物品性和旅游资源开发的外部性缺乏统一的宏观规划、监督体制以及有效的法制保障。田喜洲等[5]将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制度原因归结为三方面：缺乏处理旅游开发外部性和生态环境公共性的制度安排，国家对景区的宏观管理和激励机制不完善，缺乏保护旅游资源的产权制度。此外，不健全的法律法规和监督措施也难以保障旅游资源开发的适度性和整体性。

(四)旅游资源开发“公地悲剧”的博弈分析

利用博弈论模型对旅游资源开发中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和行为进行分析，寻求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方案是近几年学者研究的重要方向。黄金火等[6]从旅游者角度对我国旅游景区资源过度使用问题进行了博弈论分析，提出旅游经营向免费方式转型的可行性。张铁成[7]通过分析旅游者和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关系，寻求两者之间在资源保护中的纳什均衡。对旅游资源开发中各种利益主体的博弈分析，旨在寻求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过程中相互协作，同谋发展的途径和方式。

三、规避旅游资源开发的“公地悲剧”

对于“公地悲剧”的治理，学界一般认为有三种方式即中央集权制度，彻底私有化，及居于前二者之间的多中心自主治理制度。针对公共物品的产权界定方式，具体到旅游资源，国内学者除了研究政府作为，也从环境经济学的视角进行了量化讨论。

(一)宏观管理体系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政府是国家所有权的代表，政府作为宏观社会管理者的作用不可缺少。王辉[8]认为要有效解决“公地悲剧”问题，需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进行舆论引导，强化法制管理。陆宇荣[9]提出建立四个体系：法律政策体系、规制体系、资金体系和协调体系。制度安排也是开发和保护好旅游资源的重要因素。合理的制度可以解决旅游资源中企业经营权限与行政机构管理权限等问题，有助于实现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陈洁[10]提出了分别在地方政府、外来投资者、集体组织等三方主导模式下的解决办法。在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借助一系列的政策、法律、道德干预等手段调控的同时，应该考虑市场导向与机制，旅游市场供需状况，以提高旅游资源的配置效率。

(二)旅游地环境容量

许多旅游资源的自我恢复能力很低，一旦开发过度，是很难回到之前的自然状态，这在客观上要求旅游资源开发者必须充分考虑开发规划后将会引起的环境效应，将各项指标控制在该旅游地的环境容量之内。李春茂[11]运用经验量测法、理论推测法构建了自然旅游、旅游空间以及社会旅游的环境容量的测量公式。戴学军[12]运用旅游环境风险评价和帕累托最适度方法建立旅游环境容量的计算公式。李艳娜[13]、孙玉军[14]分别对九寨沟、海南五指山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进行了实证研究。 旅游资源具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难以制定统一的旅游环境容量的测定标准。目前大部分研究是针对某一旅游资源进行的环境容量个案调查和分析，进行定性与定量计算，且采用的方法多趋同，对不同类型旅游地的环境容量体系构建以及量化仍较为困难。

四、结语

旅游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典型冲突就是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要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如何对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开发是必须考虑的问题，也是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在现有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导向的基本发展模式下，缓解矛盾比清除矛盾更具现实意义。要实现旅游资源开发的社会、经济和环境效益之间的平衡，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由于旅游业及旅游学科本身的复杂性，发展不成熟性，交叉性与边缘性等特征，使得目前的理论研究仍是浅尝辄止，难以深入。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将理论研究的外延扩大，深入不同学科领域，例如环境经济学，公共经济学。此外，旅游资源开发“公地悲剧”的研究重点之一是旅游资源管理体制，特别是产权制度的界定与改革。既不能盲目借鉴国外经验，也不能随便套用其他行业的管理制度，这就需要不断的发掘和尝试适合中国旅游业发展现状的切入点进行深入探讨。

(二)如何平衡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方法研究尤为迫切，旅游资源本身具有明显的多样性，随着旅游需求的转变，对旅游资源的分类也越加精细复杂。因此，针对不同类型的旅游资源，不能笼统的用一样的标准，应将旅游资源更加细化分类，针对不同类型的资源特性，进行深入剖析。

参考文献：

[1]Hardin G.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J].Science,1968,162:1243-1248.

[2]沈长智.旅游的本源义探析[J].天津商业大学学报,2009(06).

[3]池静.乡村旅游中的“公地悲剧”研究[D].浙江工商大学,2006.

[4]章尚正.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中的制衡机制失衡与政府规制优化[J].游科学刊,2009(10):1-7.

[5]田喜洲,蒲勇健.我国旅游资源过度开发的原因分析[J].生态经济,2006(6).

[6]黄金火,陈秀琼.我国公共资源类旅游景区悲剧的博弈论探讨[J].资源科学,2005(9):180-186.

[7]张铁成,胡青云.旅游资源公地悲剧现象的博弈分析[J].旅游市场,2009(2):84-86.

[8]王辉.发展乡村旅游的“公地悲剧”问题及对策[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09(27):107-109.

[9]陆宇荣.公地悲剧治理视角下中国世界遗产地的治理――以武陵源为例[D].华中师范大学,2009.

[10]陈洁.从资源产权角度解读“公地悲剧”――以乡村旅游资源为例[J].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8(21):16-19.

[11]李春茂,胡笃冰.生态旅游环境容量的确定与量测[J].林业建设,2000(5):21-15.

[12]戴学军.可持续旅游下旅游环境容量的量测问题探讨[J].人文地理,2002(17):32-36.

第4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畜禽养殖 污染负荷 治理

中图分类号：X7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791（2012）08（b）-0150-01

1 畜禽养殖污染综述

最近几年我国畜禽养殖业快速发展，同时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畜禽养殖业发展过快就我国生态造成很大的破坏，是我国环境的一大威胁。畜禽养殖业是地下水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我国的众多河流中，由于畜禽养殖业的原因造成的水污染比比皆是，总体来说，50%以上的污染负荷均来自畜禽养殖业。其中饲养圈的清洗与污水的随意排放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粪便污水排入环境中，未净化污水对水体造成破坏，许多专家研究表明畜禽粪便流失是造成地表水地下水的有机污染的关键因素。当然，畜禽业还会污染空气，传播细菌，危害生态，但归结到底还是产生的粪便造成的。下面我们就探讨一下该污染的负荷计算与治理分析。

2 禽养殖产生粪便负荷量计算

（1）畜禽养殖产生粪便负荷量，首先要考虑的是计算畜禽每年的粪便量，主要利用存栏量与排泄系数和饲养周期相乘求积。

（2）畜禽粪便负荷量的计算：计算完每年的粪便量后，便可以考虑负荷量计算，而粪便的处理方式也比较单一，即以有机肥料的形式重复利用。但由于不同畜禽粪便的肥料效果相差巨大，所以在计算负荷量之前还要以含氮量为基准将其进行转化，转化为标准猪粪当量，然后就可以计算负荷量。计算过程中，以耕地面积作为我们实际的负载面积，再根据粪便的负载量，即可算出结果。对应计算公式为：

式中，为畜禽粪便以猪粪当量计的负荷量[]；Q为畜禽粪便转化为猪粪的总量（）；s为有效农耕面积（）；X为各类畜禽粪便量（）；T为各类畜禽粪便转换为猪粪当量的换算系数。

（3）畜禽最大负荷值计算：畜禽最大负荷值即可承受极限，作用为当地肥料是否超过农耕地的最大承受能力，是否对周边会有环境威胁。计算公式为：

其中，R为各种粪便最大负荷值，为畜禽粪便以猪粪当量计的负荷量[]；为农田有机肥料最大承载量。

（4）小结。

通过对近几年一些调研结果的参阅，我们可以发现畜禽养殖污染负荷量与调研当地的自然条件关系很大，人口集中地和畜禽产品供应地的污染相当严重，同时必须要警醒的一点是，全国只有不超过10个省份污染负荷量合格，对环境都存在潜在威胁。所以，针对已经发生的情况，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措施去对这些污染进行治理，并在日常劳作过程中注意防治结合。

3 畜禽养殖污染治理分析

（1）畜禽业污染治理的第一步，就要最广泛的使饲养者和企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强思想认识，提高环保意识，由于畜禽养殖业的工作疏忽给周围带来的环境问题致使周遭环境破坏，甚至造成与当地住户的矛盾，所以宣传工作很重要。此外，各大主要部门也要将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工作放在重要位置，各级领导、有关部门要把治理工作记为议事日程，制定工作计划，对于困难企业与个人政府要适当予以补贴与帮助，对畜牧业的主管部门给予经济支持，把规模化畜禽养殖污染防治工作落到实处。

（2）根据不同地区的畜禽养殖现状，可以适当调整布局，合理规划，实现有效治理。同时应坚持加大治理投入，加大法制管理。在充分论证证据合理的前提下，对于污染较大的地方一定要严格处理，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基本原则来处理。相关污染防治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监管举措，积极发挥政府职能，开展专项整治，地区政府部门之间通力合作，以粪便资源化和综合利用为立足点，以环境容量为基准，严格按照《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畜禽养殖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来执行，同时加强对私排偷排的监管，对于那些完全依靠污水处理的企业或畜禽场提高征收费用，争取早日实现地区污染负荷达标。

（3）对于畜禽养殖污染，最简单最基本的处理方法是对污染物的合理处置，比如尽量减少水洗笼舍，改为人工清理粪便，源头上减少污染物的排放，这样就可以很大程度减小水的污染程度。其次，还可以加强废水污水的处理，加大技术投资，争取实现污水处理后的资源回收利用，如可以采用废水厌氧处理方法等，都能有效治理污水，改善环境，还可在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推广粪便干、湿分离技术，也可以达到变废为宝的效果，实现生产模式从传统农业“资源—畜产品—废物排放”的生产过程向“资源—畜产品—再资源化”生产过程的成功转变。

（4）我们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处理污染的水资源是一方面，但其他处理的污染同样不可忽视，比如如果动物为了保证生长需要摄入某些营养元素，如氨磷等，那么必然会造成排粪中两种元素的污染；再比如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采用种养配套结合的办法，回收粪污返田，结果则是饲料中的其余添加剂的残留致使土壤遭到破坏。相关问题还有很多，所以在思考的解决办法时候必须从畜禽品种，圈养方法，食用饲料全方位多角度考量，这样才能有效解决污染问题。

（5）加大科学投入与粪污处理与资源化技术研究。根据当前的养殖计划，找到最合适的科学的养殖与排污方案，实现城市乡村网畜禽粪污处理和资源综合利用。例如可以推广清洁生产的技术，整个养殖过程从饲料，饲养管理，饲养清洁等多方面全程控制，控制饲料种类，以科学的方式喂养与管理养殖，科学饲养，科学配料，环保排放，增添防污措施，降低排泄物的气味散发，废水沼气化，综合利用各种条件治理防污。同时，在城市郊区，如果经济能力允许，可以建设畜禽污水处理工程集中处理，也可与邻近企业共建环保污水排放处理区；如果经济能力不高或是规模不大，可以先作为试点高效肥料生产基地，研究有机肥料与饲料的改进方案；加强畜禽粪便的无害化处理研究，争取技术早日完成研发，投入市场，这样污染的防治定会更上一层楼。

（6）建立一批粪污处理企业也是一种解决途径，毕竟现如今的很多污水污物排放都是企业或养殖场自行解决，处理手法业余，也没有积极性，如果建立很多专门的厂商的话，问题就迎刃而解。另一方面要加强模范单位的带头示范作用，给予表扬与优惠，推广成功经验与经营模式，这样会带动整个行业的进步与发展。

4 结语

总之，只要我们坚持按照合法，科学，有效地污染治理道路前进，我有理由相信未来我国的畜禽养殖前途光明。

参考文献

[1] 张绪美，董元华，王辉，等.中国畜禽养殖结构及其粪便N污染负荷特征分析[J].环境科学，2007.

[2] 张克强，高怀友.畜禽养殖业污染物处理与处置[M].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第5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 乡村旅游 民宿 饭店管理 食品安全

一、乡村旅游的发展：从农家乐到民宿

以“回归自然、返璞归真”为主要价值理念的乡村旅游兴起和发展已经有多年历史。1987年，四川成都郊区乡村活动中最早提出“农家乐”概念；现如今，“农家乐”作为农业现代化发展的一种重要增益形式，已在全国各地得到因地制宜的发展与演变，为开发农业的多功能性提供思路。

顾晓君[1]博士将农家乐分为了五种模式，并将其中的“浙江模式”分为“沿海模式”和“内陆模式”；“内陆模式”以食宿疗养为主，客源稳定，服务时间长，在全国范围内也独具一格，这给我们带来关于乡村旅游发展的更多思考，即如何使产业进一步延长，令游客不仅满足于一日游，不仅追求猎奇体验，更是将亲近自然、品味田园的乡村旅游视为一种重要的、值得定期参与的旅游形式。

结合自然景观、历史人文、乡土情怀、产业科技等，乡村旅游中多种休闲方式得到开发；与此同时旅游观念的逐渐变化，信息化发展，与乡村旅游相关联的民宿产业逐步流行，成为乡村旅游的重要一环，也成为饭店管理发展新课题。其中，浙江省江南地区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和优越的经济基础，成为民宿产业的重要分布区。

二、浙江江南地区民宿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一）浙江省江南地区民宿发展现状

自2015年起，浙江省全面启动特色小镇建设，截至2016年3月，名列省级创建名单的已有79个特色小镇，进入培训名单的特色小镇已有51个。①民宿往往依托地方风景与文化等开发提供相关的主题住宿，因此特色小镇的建设给民宿发展提供了土壤。在百度地图上直接搜索，浙江江南地区可检索到民宿相关结果2148个；更详细的，在全球民宿预定爱彼迎（airbnb）中进行搜索，从价位一百多元到六百元以上的各类民宿不一而足。

为了适应民宿经营行为的扩展，浙江省颁布全国首个民宿地方标准规范《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②对包括环境、饮用水、卫生、公共信息图形符号使用的多项内容进行规范，并为民宿软硬件水平评分确定等级。之后，浙省各地划定范围，陆续出台适应的民宿管理办法，对包括申办审批在内的详细规定逐步确定下来。2016年9月，《浙江省民宿（农家乐）治安消防管理暂行规定》，民宿管理规范开始走向全省统一标准的探索。

（二）浙江省江南地区民宿发展问题

除了民宿特色化经营、服务质量控制、创收形式开发等创新性问题长期存在，民宿经营合法性问题十分突出。尽管浙江省各地关于民宿管理的办法陆续出台，实际上很多民宿依然处于未审批的非法经营状态。[2]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从经营者角度，很多民宿来自于自有住房的改造使用，规模极小，但申报审批烦琐，营业要求标准难以达到；同时不进行工商注册对经营者来说是一种避税方法。从管理者角度，江南地区地小人稠，民宿分布分散，自上而下的排查难以施行，有关方面对非法经营不易进行有效管制。民宿非法经营一方面使经营者处于责任不界定状态，一方面易使消费者陷入投诉无门的窘境。

除此之外，作者特别关注民宿管理中食品安全的问题。乡村旅游中民宿经营的食品卫生标准大多参照了对宾馆等规模型产业的要求。然而对农家乐、民宿而言，原生态、田园、DIY是主题和卖点，无法直接套用针对规模产业的标准。从源头上，要控制农产品安全生产；在处理过程中，要防范食品安全事故；服务结束后，室内外的环境控制也影响了食品安全问题。毕竟民宿的竞争优势在其乡土风情；针对民宿开发、特色化经营，国内学者提出了结合特色农业资源[3]的方法，这些方法都对食品安全的监控提出了高要求。

三、浙江江南地区民宿发展与监管的策略

（一）国外经验

西方家庭旅馆与民宿概念相近，一般被认为起源于英国。国外学者对此制定行业指导手册解决法律问题，以营销策略改善市场经营，还进行了定量研究，设计出电子商务战略模式。[4]国外也发展有风情各异的田园旅游“农家乐”。美国以政府牵头鼓励游客下乡体验，拓展丰富的乡村主题类活动，促进农村发展；以色列联合企业与农庄，以平价为卖点拉动乡村旅游发展；比利时高原农村重现昔年，以家族经营生态体验游。[5]

国外学者对民宿在食品安全管控上也有值得参考之处。美国以立法形式全面建立食品供应链预防控制系统和食品溯回系统，对所有食品标准加以规范。[6]在澳大利亚，政府主导推广科技农业，从源头确保安全生产。[7]新西兰学者提出家庭旅馆与当地粮食产业部门采购合作的建议，为家庭旅馆食品安全再上保险。[4]同时，澳新两个畜牧大国在共同促进食品安全方面展开合作。

（二）国内依据与参考

近年来关于江南地区民宿发展的研究逐渐增加，主要对“主题特色化”和“营销大众化”提出要求。优质代表如湖州德清，依托莫干山浑然天成的景致，主打独特的中西合璧体验主题，推出“农家乐”+“洋家乐”民宿旅游，并借助浙江卫视《爸爸去哪儿》节目宣传地方民宿裸心谷，趁热开发“爸爸旅游专线”，成功营销推广，促进地方旅游发展。再如以西塘、乌镇为代表的古镇，开设水乡客栈；其中乌镇建设中国话剧之乡，筹建木心纪念馆等，给文艺增加厚度。国内学者还认识到中国人民对体验地方美食的热情，提出以特色农家菜带动民宿乡村旅游，[8]吃住合一拉动产业发展，扩大销售规模，提升附加收益。这些都对民宿食品安全提出要求。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一是来自新技术工艺的不确定性，要加强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与控制；二是来自生产者道德败坏，要强化监管。[9]民宿经营食品安全管理的特殊性在于：因注重新r与口碑，最需要防范的是非主观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对此的防范是更为艰难的。

（三）建议

第一，加强顶层设计。浙江省江南地区民宿长期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于特色经营；反盲目跟风、主题雷同，打造核心竞争力。因此地方政府应重视旅游产业的集群发展，结合特色小镇建设，发挥地方优势，使民宿风格整体趋于一致，具体各有特色，强化区域规模效应。

第二，完善立法，颁布支持政策。民宿企业认为工商注册利小于弊，因而合法化意愿不强。堵不如疏，在加强监管同时，可以建设主题园区，宣传入驻带来的辐射好处，确定财政的优惠，增强企业注册意愿。

第三，促进企业合作。民宿作为服务类企业，可以与第一、第二产业、关联性强的第三产业展开合作，形成和谐有益的伙伴关系。如可与农庄协议供货，与交通运输行业合作，同景点、旅行社联合提供定制服务等。尤其是与粮农单位建立稳固合作，有利于完善产业链管理，增强食品安全监督能力，确保食材来源，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第四，联合民间团体、公益性组织，加强宣传教育。为民宿经营者举办公益性专题讲座、教育宣传活动，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增强经营者食品安全意识，提升自觉保证责任范围内食品安全的觉悟。向社会进行食品安全宣传，增强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和维权意识，培育公民精神，发动利用社会力量推动民宿企业健康发展。

第五，投身“互联网+”浪潮，加强信息化建设。从经营者角度，民宿行业已经较高依赖于电子商务、网络营销；灵活进行不受时空限制的线上宣传推广；也发育出相对成熟的民宿服务类平台。从监管角度，信息化有利进行全产业全方位的监管，利用翔实的历史数据进行科学的、大数据的管理；有效吸纳社会力量补充监督，精确打击不法行为，切实树立优秀典型，发挥公民力量。从产业发展角度，信息化为产业协同发展创造条件，拓宽合作交流的渠道，激发有序竞争氛围，有利于促进行业健康发展。

注释：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浙江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实践》2016.3.10。

②《乡村民宿服务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2015年5月6日由德清县旅游委员会、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等5家单位共同起草颁布，是全国首个民宿地方标准规范。

（作者单位为江南大学商学院）

[作者简介：韩沁卉（1996―），女，浙江海盐人，就读于江南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系，研究方向：旅游管理，区域经济。]

参考文献

[1] 顾晓君.基于农业多功能性视角下的农家乐经营模式研究[J].上海农业学报，2010（1）：13-15.

[2] 潘颖颖.浙江民宿发展面临的困难及解析――基于西塘的民宿旅游[J].生产力研究，2013（3）：132-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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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文章以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全过程中的问题进行了全面调查研究。在充分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公共产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以及协同治理理论，构建出小型农田水利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领域提供可以借鉴的有效范式。

关键词：

农田水利设施；优化治理；协同治理

水是生命之源，农业是立国之本，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农田水利的建设与发展。由于规模小、分布分散的家庭式生产仍是我国农业生产的主要形式，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具有重要地位。虽然国家近年来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领域投入巨大，但是我国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仍然面临一系列困境。具体而言，主要存在投入机制不健全、供给模式不合理和配套制度不完善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创新小型农田水利治理模式，实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优化治理势在必行［1］。

1构建小型农田水利多中心协同治理的必要性

1．1各治理主体独立治理力量不足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工程规模虽小，但是却涉及到政府部门、用水户以及用水和供水组织等多方面的利益［2］。面对分布极为分散但是整体需求巨大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任何相关利益主体试图单方面进行治理无疑均显得力量不足，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不可行的。由此可见，要实现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优化治理，必须要上述相关方的协同治理。

1．2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复杂性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涉及的供给主体多，治理难度大，这些部门缺乏交流协作，极易造成推诿和扯皮现象。另一方面，随着农业水利科技的不断发展，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规模和技术含量也在不断提升。现代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从供给、规划到建设、投入所涉及的环节不断增多，任何部门都难以承担现代农业水利技术发展的目标要求，这就需要各相关方协作完成治理工作。

1．3协同治理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向

随着工业化程度的不断加深，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传统的管理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以政府公共部门为主导，多中心广泛参与的治理模式已经被广泛应用于公共事务管理领域。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农村地区重要的公共产品，对其进行协同治理，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2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治理的国外经验借鉴

鉴于水利设施对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世界各国均十分重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后期管理，并根据自身的国情特点建立了相应的政策体系。通过对美国、日本、欧盟、印度等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管领域的经验分析，得到如下几方面有益启示。

2．1强化政府作用，积极吸收社会资本

从世界各国的投融资模式来看，都坚持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公共产品属性和公益性特征，认同其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地位［3］。因此，各国均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纳入政府财政投入，充分体现出政府在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例如，在美国60％以上的农田水利项目属于政府财政投资，而私人投资比例约为40％。同时，美国还建立了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维护的法律体系，保证政府投资或补贴资金的效益发挥。在政府主导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的前提下，世界主要国家都积极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以弥补政府投入的不足。例如，印度政府逐年加大资金补偿力度，引导本国农民积极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农民自己打井由政府提供贷款，并无偿补助30％，对末级渠系或小型水源、灌区的建设和改造，政府无偿补助50％，这些措施极大增强了该国农民投资农村小型水利工程建设的热情。

2．2充分发挥农民用水者协会的作用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的农民用水者协会都在小型农田水利工程供给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西班牙为例，该国采取的是中央与地方适当分权，政府部门与民间分工合作的小型农田水利管理模式。其中，政府主要负责农田水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监督，一些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该国的用水者协会历史悠久，具有完整的组织机构和运行制度。农民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可以通过用水户协会参与小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和管理。此外，该国的《水法》也赋予用水者协会相当程度的行政法律权限，拥有水费收取和部分强制性法律权利。再比如，美国拥有发达的灌溉行业协会，协会成员由供水者、用水者以及科研机构组成。灌区行业协会以及下属的灌区董事会可以根据农户的土地情况，确定其用水权、用水量以及用水优先等级［4］。

2．3加快农田水利领域的立法进程

世界农业发达国家一般都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农田水利法律体系。例如美国的《垦物法》、西班牙的《水法》以及日本的《土地改良法》都对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与管理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同时还构建出一套完整、详尽的实施细则。与国外相比，我国在农田水利建设领域的立法建设明显滞后，已经难以适应新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与管理的实际需要。因此，应积极推进农田水利领域的立法进程，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后期管理提供法理依据。

3小型农田水利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构建

3．1协同治理三维目标体系的构建

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实施阶段，各相关方的利益诉求往往并不一致，因此构建统一的目标体系就成为协同治理的重要基础和先决条件。在目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要本着科学性、系统性以及可操作性的原则，尽力实现各方利益的平衡化和最大化，以充分发挥激励作用，实现协同治理。本次研究尝试构建一种小型农田水利供给全周期、全要素、全人员的目标体系，基于投入、过程和效果三个维度，尝试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供给目标进行进一步细化和分解。

3．2协同治理组织机制的构建

鉴于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领域存在的问题，要实现上节中构建的三维目标体系，必须依靠政府、农户、涉农企业的多方参与、多方投入的新型协同供给机制。

3．2．1明确政府的主导地位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农村地区最重要的公共服务产品，对农业生产和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具有重要作用［5］。因此，各级政府应负有小型农田水利建设的主导责任，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政府之间的相互协作和层级优化，界定各方的利益和职责。首先，中央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政策决策方面，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顶层设计。例如，要努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依靠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引导人力和资本向小型农田水利建设领域流动。其次，地方政府应该积极探索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入和供给的配套机制。在地方政府财政较为紧张的现实情况下，要采取必要措施拓宽融资渠道。例如，可以通过推进小型水利设施产权改革和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资金进入该领域。最后，基层政府要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具体规划和选址工作，认真听取项目服务区农民的需求和意见，将有限的建设资金用到实处。

3．2．2发挥基层组织的整合作用

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背景下，基层乡村组织的社会功能逐步趋于弱化。在多中心协同治理机制下，有必要对基层组织进行合理重构，以恢复其在小型农田水利供给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具体而言，应该做好乡村基层组织的民意表达和监督机制，改革其工作方法和工作程序，为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优化供给提供坚实的基层组织保障。

3．2．3支持农户或用水组织的自治

农户和用水组织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直接使用者和受益者，他们在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应该充分发挥出来。各级政府要借鉴国外经验，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氛围，鼓励农户或用水组织自治；在不违背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前提下，适当对这些自治组织“放权”。农户和用水组织要基于政府的政策支持，根据农业生产的实际需求决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投入、配合政府的规划建设，实现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发展的有效参与。

3．3构建协同治理的投入机制

3．3．1发挥制度创新的驱动作用

在小型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实践中，要着力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破除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领域的陈旧性制度障碍［6］。在做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前提下，积极引导相关配套制度的建设与改革。例如农业的经营方式、结构调整以社会综合治理等相关领域的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不断驱动小型农田水利供给领域的投入。

3．3．2发挥政府财政资金的主体地位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公共属性决定了政府必须是有效的投资主体，而我国农村经济相对落后的具体国情也决定了加大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投入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前，我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和管理中的政府财政资金包括各级财政的专项资金和补贴以及各部门的项目资金。鉴于项目资金稳定性较差，建议将小型农田水利建设和管理资金纳入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并逐步形成稳定、适度的规模。

3．3．3增强农户的投入意识

农户是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最终用户和主要受益者，理应承担起相应的投入与管理责任［7］。各级政府可以借鉴印度的成熟经验，结合我国的国情和本地实际，充分利用政策和货币措施，降低投资人的投资风险。这样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的财政压力，还能够为农民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

3．3．4引入市场化投资主体

为了进一步提高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的有效性，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适当引进市场化投资主体，构建起覆盖政府、农户与民间资本的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市场供给机制［8］。例如，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通过税收优惠措施吸引市场主体参与小型农田水利开发和后期管理。例如，可以在招标过程中，将水利设施建设权与管护责任进行捆绑招标，彻底解决水利设施的建后管理问题，保证这些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持续、正常运行。

4结语

我国是农业大国，小型农田水利设施是关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公共服务产品。尽管我国在不断加大小型农田水利设施领域的投资力度，但是其建设与管理仍然困难重重。针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供给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构建了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对小型农田水利设施的优化治理提供有益借鉴。当然，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与管理涉及范围广，内涵极为复杂，本文提出的框架思想还需要依据具体的管理实践进行进一步深化研究。

作者：赵小龙 单位：营口水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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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城乡结合部；发展；城镇化

中图分类号：F291.3 文献标识码：A DOI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3.12.008

城乡结合部是城市化的最前沿。随着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城乡结合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如果不及时处理或者处理得不好，会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笔者系统梳理了城乡结合部形成和发展的原因，探寻了目前城乡结合部广泛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管理城乡结合部的对策建议。

1 城乡结合部的内涵

城乡结合部一词首先是德国地理学家在1936年提出来的，现在国内学者对城乡结合部的理解，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他们分别从地理位置、性质特征、形成过程[1]等角度来界定城乡结合部。许月明[2]、金平[3]探讨了城乡结合部的空间地理位置，他们认为城乡结合部分布于城市建成区周围的郊区土地，是城市与乡村互相结合的特殊经济地理单元；赵自胜[4]、杨向荣[5]等学者从形成过程定义城乡结合部，他们认为城乡结合部是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过渡、交界区域，是城市向乡村扩展、乡村向城市发展的特殊地理区域。黄公元[1]提出城乡结合部是一个综合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吕维真[6]从性质特征角度来理解城乡结合部，他指出城乡结合部的形成是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是人们自主地在城乡交接的边缘地带构建的城乡社会区域和利益共同体。

综上所述，从地理位置上讲，城乡结合部位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是城市内部市区和郊区相衔接的地带；从经济社会特征上讲，城乡结合部是除城市、农村之外的第三类社区，具有自己独特的特点；从发展过程来讲，城乡结合部是动态发展的，随着城市扩张和农村城市化，原有的城乡结合部变成城市，在城市周边地区又形成新的城乡结合部[7]。

2 城乡结合部形成和发展的主要原因

城乡结合部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其内在规律又有外部诱因，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原因。当前学术界研究城乡结合部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三个观点：一是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内在规律，即经济增长导致生产要素流动，最终产生新的地理单位城乡结合部[6]；二是随着城市化发展和农村社会变迁，农村剩余劳动力不断向大城市转移，从而推动了城乡结合部的发展[7]；三是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土地所有制之间的内在矛盾以及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的制度真空等是城乡结合部形成的主要原因[8]。

笔者认为城市的快速发展和农村城市化是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原因，而房地产的巨大需求和便捷的交通运输条件促进了城乡结合部的迅速发展壮大。

2.1 城市快速发展是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外在诱因

城市的发展带来城乡结合部的产生和不断扩大。第一，城市规划和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有效实施使现代城市得到迅速发展，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土地可使用面积越来越少，成本日益升高，处于城市周边的农村拥有大量的土地，土地价格也往往低于城区，从而吸引了众多的企业、商家到农村投资，由此城乡结合部迅速生成，并不断扩大。

第二，城市的发展和扩大使农村大量的农业用地向建设用地转化。由于农地转为非农地及工业用地转为商业用地对土地使用权人来说，经济效益都是几何级增长。土地的非农业用途收益远远高于农业用途收益，在追求比较效益的动机下，农民热衷于变农用地为建设用地，用种植粮食、蔬菜的集体土地建厂房、私宅出租出售。农地向非农用地转化直接导致城乡结合部的迅速膨胀。

2.2 农村城市化是城乡结合部产生的原动力

处于城市边缘的乡村有交通、通讯和基础设施等方面优势，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张，大批乡镇企业、村办企业和家庭作坊在城市与乡村连接的地带迅速崛起，这些企业对土地的需要越来越多，使原有的农用地被大量占用，而建设用地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由此土地的性质和功能发生了改变，相对典型城市而言的亚城市地带逐渐显现。因此，随着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乡结合部也随之产生和发展。

2.3 郊区房地产需求的旺盛促使城乡结合部进一步发展壮大

城市的发展促使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转移，由于城市周边地区的房价便宜，这些外来人口更愿意在城市周边租房、买房，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农村住宅需求量。此外，城市周边的农民通过征地补偿、出租房屋或进城务工先富起来，他们对住房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很多村委会开发集体土地，建筑住宅楼，再分给本村村民，村民不仅改善了自住房屋，还可以通过出租获得收益。总之，受这两大房地产需求拉动，城乡结合部迅速扩大。

2.4 便捷的交通运输助推了城乡结合部快速发展

城市交通运输越来越便捷，位于城市周边的城乡结合部地理位置的优势日益显现，受益于此，城乡结合部不仅能够与中心城区、远郊乡村地带联系便捷，而且还能够加强与更大区域范围的联系，这使城乡结合部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居于有利的地位，因此，便捷的交通运输促进了整个城乡结合部的开发与利用[9]。

3 城乡结合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 土地利用松散随意

由于城乡结合部的用地类型多样，有用于城市发展的建设用地，又有用于农业生产的菜地、粮田和果园等农用地。城市建设用地选址往往随意，整体布局常出现插建、散建的现象，而且建设用地与农业生产用地混杂在一起，出现城中有郊、郊中有城的景观，造成城乡结合部的土地利用复杂混乱[10]。

3.2 二元经济结构和二元管理体制

城乡结合部是农村社区城市化的产物，因此城乡结合部的经济结构表现为发达的现代工业和落后的传统农业同时并存的二元结构。具体来看，一是产业结构二元性，既有先进的工业体系，又有落后的、传统的农业体系；二是就业结构二元性，与产业结构相适应，城乡结合部的就业人员可分为两种，一个是从事城市现代生产的就业者，另一个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

二元管理体制长期存在于我国城乡之间，随着城市的不断扩大，城乡结合部已经逐渐被城市化，但是城乡结合部仍然由原来的村委会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对于快速发展的城乡结合部已经发挥不了作用。

3.3 基础设施落后不完备

城乡结合部位于城市，其基础设施落后且不健全，与城市社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主要是因为城乡结合部一般处于辖区交界处，政府各部门存在利益纠缠关系，市、区、街道各级政府都缺乏管理和投入的积极性[11]。加之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所带来的巨大压力，造成了道路、绿化、水、电、燃气、供热、管线、环卫设施严重不足，公共交通短缺，居民生活不便。

3.4 人口管理难度大

由于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较快，交通十分便利，致使大量外来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人员复杂，造成户籍管理难度越来越大。此外，由于无固定职业的外来人口相对集中，加上城乡结合部对外来人口缺乏有效管理，使私搭乱建、造假、贩假、偷盗、抢劫等现象十分严重，治安混乱，各种违法现象滋生、蔓延，成为影响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稳定因素[12]。

3.5 环境污染严重

很多城市周边的城乡结合部环境状况持续恶化，污染现象十分严重。从污染源来看，主要有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由于在城乡结合部建有污染性很强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不重视污染物的处理就排放到大气和地下，使大气和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其次，有些城乡结合部地区尚未形成规范的垃圾管理系统，垃圾露天堆放或简易填埋的现象很普遍[13-14]。而且很多城郊地区市政设施不配套，很多街道污水横流、垃圾遍地，几乎难以下足，人为污染问题严重。

4 对策与建议

要解决现在城乡结合部广泛存在的问题，实现城乡结合部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各省市应探索出一条产业优化升级、民生持续改善、人口总量控制、资源有效利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城乡统筹发展的科学发展之路。

一是依靠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引导城乡一体化发展。充分发挥政府资源调配、协调组织的优势，充分调研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制定符合实际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内部生活功能、产业发展布局，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保持政策执行的连续性、稳定性。

二是找准自身优势，制定好产业发展战略。深入剖析区域发展面临的时空特征，认清优势与不足，利用资源禀赋的差异制定切合自身的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周边区域经济发展大环境，找准产业定位，发挥产业互补优势，秉承差异化发展策略。

三是不断提升城乡公共服务功能。协调城乡经济发展与社会管理的节奏，优化美化区域内城乡发展小环境，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均衡化，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宜居的生活环境。

四是注重经济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等资源的协调。掌握经济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等资源内在的联系规律，产业的规划要考虑到人口、土地、环境等资源的承载力，产业布局要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出发，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的发展，发挥产业发展对劳动力就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产业发展与人口、土地、环境的良性互动[15]。

五是将人口优势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全面掌握区域内人口构成情况，依据人口的户籍、年龄、教育程度、密度等信息，合理制定引导政策，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控制好人口规模，不断提高人口素质。开展职业教育、技能教育培训工作，满足区域经济发展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16-18]。

六是城镇化建设要坚持以人为本、产业先行。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须有产业支撑，不能简单造城，要将城镇化与工业化融合发展。城镇化推进的速度，要与工业化的进程相适应，与其发展水平和经济实力相匹配。推进城镇化，要为农民创造融入城市生活的基本条件，做到“三个确保”：要确保失地农民的收入水平提高、要确保被拆迁的农民住房条件改善、要确保解决好养老等相关社会保障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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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1农村住房白蚁危害主要特点

危害农村住房的白蚁主要是台湾乳白蚁和散白蚁，2种白蚁均为土、木两栖白蚁。台湾乳白蚁可在地下、树中、室内阴暗处或木结构中筑巢，巢体较大，群体数量少则几千只，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只，危害性最大；散白蚁不建大型巢，群体规模也不大，只在木材中或土壤中蛀食或穿成孔道[2]。2种白蚁主要以植物纤维为食物，喜温怕冷，喜湿怕涝，喜暗怕光，喜静怕震。台湾乳白蚁分飞繁殖期在4—6月；散白蚁分飞繁殖期在3—4月。白蚁除取食木质纤维外，还能分泌蚁酸腐蚀混凝土结构，穿透混凝土墙进入房屋内危害，常造成房屋倒塌、文物毁坏、档案消失等严重后果。

白蚁入侵农村住房的途径有3种：一是飞。在分飞季节，长翅繁殖蚁从住房外飞入后，钻入在潮湿、黑暗的卫生间木门框、木地板等缝隙中建立新的蚁巢。二是爬。住房外的白蚁通过地下蚁道进入房屋内觅食，蛀食室内的木结构。三是带。白蚁随木材、木制品和货物包装箱等带入住房内。因此，农村住房周边树木中、住房外的柴火堆、室内木梁、木柱、木门框、木窗框及衣柜、床架等常成为白蚁活动的场所和危害的对象。

2白蚁危害农村住房的成因

2.1房屋建筑结构因素

农村住房多为土木、砖木或砖混结构。房屋在建造过程中，地面下遗留的未经处理的老白蚁巢或许多残留的树根、木桩、残木等，房屋的木柱、木梁、木门窗、木地板等木构件，室内的多种纤维性装修材料及木质家具、衣物、书籍等，都为白蚁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另外，农村房屋一般都比较潮湿，采光通风差，为白蚁生存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环境。农村房屋除满足居住生活外，同时具有生产、储藏的功能，禽畜的喂养，家具工具的存放，庄稼柴草的储藏，无论是水分，还是食物，都给白蚁的生存提供了条件[3]。

2.2房屋周边环境因素

农村房屋无论在平原，还是在山区，村庄附近都有树林或山地，树林和山地中存在大量白蚁，在白蚁分飞季节，因其具有趋光性，大量白蚁飞向房屋，在房屋内外寻找合适场所营巢繁殖[4]。村庄附近树林或山地白蚁是农村住房白蚁的主要来源。同时，农村住房通常周边种有树木，不少树木种植时间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树根和树干内部本身就存在蚁巢，白蚁通过地下土层向住房蔓延，从地坪裂缝、基础墙的空隙、变形缝以及水电管线等管道进入住房内取食。另外，农村住房周边环境也是主要因素之一，脏、乱、差、墙外堆有木头堆、庄稼柴草堆，这些均可为白蚁取食、活动提供理想场所。

2.3居民防蚁意识不高

由于居民防蚁意识普遍不高，或受限于经济因素，在建造房屋过程中，没有对房屋的主体结构进行白蚁预防；在房屋装修时，也很少对室内木质构件进行白蚁预防处理。即使发现有白蚁危害，也只是对危害部位自行作简单处理，或发现少量白蚁危害和房屋漏水，往往因忙于劳作而忽视，任由其发展。因此，一旦一家住房有白蚁，周边其他住房也会相继被白蚁侵害，形成逐步蔓延的后果。

3农村住房白蚁治理措施

要对农村住房白蚁进行有效防治，控制蚁情的发展，降低白蚁的危害，必须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关键是采取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

3.1技术措施

在建造房屋时，对房屋主体结构重点部位进行白蚁预防。农村住房不管是土木、砖木或砖混结构，高度普遍在1～4层，无地下室，基础深度在2 m以下，考虑成本因素，只需对房屋主体结构重点部位进行白蚁预防，用氯菊酯药液（水∶10%氯菊酯水乳剂为1∶50）对房屋外墙内侧和外侧30 cm范围内的回填土进行淋洒处理，浸透深度≥30 cm，处理完后及时在上面浇筑混凝土，目的是在房屋内外形成竖向化学屏障，阻隔白蚁从室外入侵到室内。在房屋安装木柱、木梁、木门框、木窗框等木结构时，用药物浸渍法对木柱埋于地下部位及地上20 cm部位进行处理；用药物浸渍法对木梁两端靠墙部位及离墙20 cm部位进行处理；用药物涂刷法或药物喷洒法对木门框、木窗框进行处理。药物处理过的木构件可防止白蚁蛀食，达到预防白蚁的作用。

定期对房屋周边树木白蚁进行检查并灭杀。检查房屋周边树木有无白蚁，主要看树木内有无被蛀食过的空洞，或树干上有无白蚁修筑的蚁路，如有上述现象，树根部必有蚁巢，可采用诱杀法进行治理，即将白蚁诱杀箱（规格为20 cm×20 cm×15 cm的木箱，内放满干松木片）埋于树根下，经15～30 d，将白蚁诱集上箱，向诱杀箱内喷氟虫氰药粉，4～7 d后，整个群体将死亡，可从源头上消除白蚁从地下向房屋内蔓延扩散。

定期清理房屋的木头堆、庄稼柴草堆。房屋的木头堆、庄稼柴草堆堆积时间过长，会引诱白蚁过来取食繁殖，成为新的蚁患。一般6个月清理1次，可防止白蚁在房屋筑巢繁殖。

3.2宣传培训措施

充分利用我国建立起来的白蚁防治体系和专业机构，深入农村了解白蚁危害和防治现状，宣传白蚁知识；通过报纸、电台、电视等媒体手段，集中在白蚁活跃的时期进行针对性的宣传报道，让农民有深刻的印象；开展对农村白蚁防治专业人员和乡村有关职能工作人员的培训，培训的形式可灵活多样，以防治白蚁现场培训的方式，提高群众实际操作能力，起到宣传的积极效果。通过宣传培训措施，可增加农民对白蚁知识的了解，整体上提高农村白蚁防治意识，这对防止白蚁对农村房屋的危害，减少因白蚁危害造成的损失，具有积极的意义[5]。

农村住房白蚁防治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只有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探索、改进和总结，才能找到适合农村住房白蚁防治的有效方法，为农村创造一个生态安居和绿荫成林的的优美环境。

4参考文献

[1] 王贤强.浅谈房屋白蚁的危害与预防[J].安徽农学通报，2011，17（9）：140-141.

[2] 苏丽娟，李琰，王凤芹，等.白蚁肠道内的共生微生物区系[J].江西农业学报，2011（1）：164-167.

[3] 曾庆安，刘自力，薛正杰，等.国内外白蚁研究综述[J].城市害虫防治，2011（4）：14-17，21.

第9篇：乡村治理研究综述范文

[关键词]农村；调查；综述；底层；陕西

[作者简介]田富强（1972―），男，陕西宝鸡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西安外事学院教师；(陕西西安710077)池芳春（1973―），女，陕西宝鸡人，宁夏大学农学院草业科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宁夏银川750021）田富利（1984―），男，陕西扶风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生。 （陕西杨陵712100)

农村代表生态平衡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与家庭组织及社会结构紧密联系，是可持续发展的载体。中国数千年以农立国，文化积淀多源于此。[1]

一、农村基层民主研究

邓武红博士指出在平民社会日益强大、个人权利不断彰显的语境下，农村基层民主成为现代乡村文明治理的必然选择。选举主要问题：(一) 贿选普遍存在。黑金扭曲选举结果，使恶人通过合法形式获取农村基层公共权力。运行制度不完善，候选人当选后很难监督制约，，贪污腐化。村民抓住眼前利益，贿选者与受贿者达成合谋。（二）防止基层民主演变成农村宗族势力实现家族利益的工具。对策有：（一）村级财务公开；（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三）提高农民素质，增强参政意识；尊重个人权利，培育基层民主文化。农村基层民主处在中国场域特有的文化、制度和利益纠葛中，是现阶段政治、经济、社会诸方面矛盾的深层次反映；缺乏整个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基层民主只能是“孤岛政治”。[2]

郝晓雁博士指出村民自治存在问题：（一）经营方式转变与管理功能转型不匹配，自治组织运作机制不协调，管理方式滞后；（二）集体经济瓦解与传统资金运作方式破坏，导致村级债务增加，影响自治组织行政效率；（三）经济利益表面化和干部身份多样性，导致自治组织班子涣散，责任心下降；（四）农民参政意识淡漠，村民议事组织松散。对策有：（一）建立健全村民自治组织运作体系；（二）依照高效、透明原则，完善村民议事和监督规范及办事听证制度。[3]

陈昌洪博士剖析了村民自治存在问题：（一）腐败严重，难以选出为民办事的村官；（二）县乡政府对村民自治指导不力，村两委班子协调困难；（三）村级经济弱小，难以提供村民满意的公共产品。对策是：（一）加强制度创新，建立健全以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为基础的民主决策制度，以村规民约和村民自治章程为主体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以村务公开、民主评议为核心的民主监督制度，加大惩治村官腐败力度；（二）县乡党委和政府应加强对村委会的指导，为村民自治创造良好环境；（三）政党主导，政权支持，自治主题，渐进发展：遏制、打击农村社会黑恶势力和财团势力；有效激励村干部；发展农村经济，为村民提供必要公共产品。[4]

二、退耕还林还草研究

程默博士认为退耕还林要充分考虑农户利益，进行管理制度创新：（一）尽快构建退耕还林区生态效益补偿制度；（二）通过鼓励产权合并实现林权相对集中，提高资产价值特征与产权制度匹配程度；（三）通过政府公共支出政策促进退耕还林地区经济结构改善，拓宽退耕农户就业增收空间。公共支出应主要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农用能源建设；扶持龙头企业，发展支柱产业；救济补贴政策到期后生活贫困的退耕还林户，对其进行免费技能培训。[5]

葛文光博士指出退耕还林存在的问题：农民对政策了解不够；缺乏总体规划，实际退耕面积超过国家任务，补助资金难以满足完善工程需要；验收不及时、不严格；造林技术应用不到位，种苗采用缺乏科学性，不重视林木后期管护；林权证发放不到位；后续产业发展存在盲目性；农民对八年后生活不乐观。建议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政绩观；出台《国家退耕还林总体规划》；保证农民拥有基本农田；进行生态环境教育；建立林木管护体系；制定科学合理的后续产业发展规划；引导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尽快发放“林权证”。[6]

三、农村专业组织研究

李双元博士关于陕西关中地区农民专业协会调查的案例为支部推动型、能人带动型和政府推动型：（一）专业协会是农户抵御市场和自然风险、降低交易费用、提高交易效率的现实选择；（二）作为现行经济环境下农村诱致性制度安排，专业协会与村支部、村委会等强制性制度安排的协调，需要良好的制度实施机制，以促进基层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的良性互动；（三）专业协会应先发展后规范。存在问题：（一）协会功能未完全发挥，与农户预期差距较大；（二）设立门槛，有悖国际合作联盟合作原则。[7]

岳佐华博士与李小玉女士指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信用资本，蓄积了人力资本，盘活了市场，促进了特色经济发展。汉中市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类型有：龙头企业依托型、能人大户依托型、部门依托型、农民自发型。问题有：（一）1／2的合作组织没有明确的组织章程，4／5的合作组织未注册；（二）部门依托型合作组织体制和产权不明晰；（三）管理欠规范，信息手段落后；（四）人员素质低，资金不足。[8]

四、农民增收培训研究

张聪群博士指出汉中市农民增收的障碍：（一）乡镇企业、村办企业收入下滑；（二）农民缺乏市场信息和经营指导，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差；（三）农用物资价格上涨；（四）外出务工人员组织化程度和培训率低；农民增收思路不广，收入差距拉大。并提出对策：（一）优化农业内部结构，挖掘农业自身潜力；（二）扶持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为主的龙头企业，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三）消除体制，统筹城乡居民就业；（四）改革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五）多渠道融资，加大农业扶持力度；（六）加快农业信息建设，增强农民规避风险、应对市场竞争的能力。[9]

黄雯博士指出，西安市蓝田县农村劳动力流动呈现年轻化、知识化、技能化、区域不断扩大、数量质量快速增长趋势：（一）以青壮年和男性为主；（二）素质、技能与收入正相关；（三）自发性为主；（四）长期务工人员比重大；（五）行业分布不均，以餐饮业为主。建议因地制宜进行实用技术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进城务工人员竞争力；出台就业准入法，严格就业准入；推行劳动预备制度和资格认定制度，延缓劳动力供给，缓解就业压力。[10]

张藕香博士认为年轻力壮、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力资本型劳动力转移，造成农村人力资本流失，阻碍科技知识普及、良种推广、土壤改良、新技术应用和产业结构调整。应进行农业深度开发，消化剩余劳动力，促进城乡经济协调发展。[11]

五、陕西苹果产业研究

李继翠博士指出陕西苹果产业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一）产后商品化处理环节薄弱，标准化程度低；（二）行业协会不成熟，果农组织化程度低，龙头企业缺乏长远规划；（三）技术推广、管理及金融服务体系不完善，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尚未建立；（四）资金和人才遭遇瓶颈制约。建议：（一）推行标准化管理，发展绿色果业和生态有机果业；（二）提高行业组织化程度；（三）加强苹果服务体系建设；（四）加大财政支持力度，建立苹果生产保障体系；（五）创新体制，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六）实施名牌战略。[12]

宋东风、王恩胡、锋博士指出，陕西白水县苹果发展要推广“四大”关键技术，规范化生产，提高果品质量；鼓励科研院所参与，加大人力物力投入，科技兴果；提高果农种植积极性，促进苹果生产社会化、现代化、市场化。[13]

六、农村医疗教育研究

睢党臣博士指出陕西省洛川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宣传力度小，农民参保意识弱；筹资难度大，水平低；报销范围窄，受益面小；组织机构不完善，报销制度不科学。建议强化政府职能，建立多层次、多渠道筹资机制；健全监督机制，规范基金管理，提高使用效率；强化行业管理，普及卫生知识。[14]

肖湘雄博士指出，运行机制制约了陕北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一）医疗市场混乱，农民就医困难；（二） 费用居高不下，农民因病返贫；（三）投入不足，缺医少药，乡镇卫生院步履维艰。他建议：（一）推进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改革；（二）纠正专项经费使用和预算外资金财政统筹存在问题；（三）因地因时制宜，探索以农村合作医疗为导向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将其作为非营利组织给予扶贫资金支助；（四）有效补助乡村医生。[15]

王朝辉博士指出陕西农村学校经费困难：老校危房增多，新建校债台高筑；拖欠工资和“普九”债务偿还无望；负担转嫁给农民和村集体；县级财政教育包袱沉重。建议制订义务教育投入法，建立以国家、省、市为主，各级财政按比例负担机制，完善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和校舍维护改造建设机制。 [16]

七、水资源与农村金融

王文军博士指出当前陕西安康水资源存在的问题：（一）洪旱灾害制约社会经济发展，生态退化与水污染严重；（二）产业结构布局与水资源条件不适应；水资源管理制度创新不足，分配不均衡现象严重，供水短缺与用水浪费并存；（三）水电站与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严重；旅游业发展与水源地保护存在矛盾。建议：（一）适水发展，提倡节水型产业；（二）加大执法力度，保证水质和水环境安全；（三）开发非常规水资源，满足用水需求；（四）加强环境质量评价，有效、合理、科学建设水电站；（五）建立有助于水资源合理利用的水权水价制度；（六）协调完善水事决策机制。[17]

高波博士分析了西安郊区农村金融发展缓慢的原因：（一）农村金融机构数量锐减，功能萎缩，实力不足；（二）农村经济基础薄弱，信用环境不佳。对支持“三农”的影响是：（一）金融机构从农村市场退出，县域资金流失，影响信贷资金投放力度；（二）管理体制不活，制约金融服务水平；（三）农村住房产权缺失，影响农民获贷能力和商业银行信贷支持范围。建议多方联动，优化农村金融投资环境；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健全农村金融市场体系；构建农村金融风险管理和补偿机制，调动金融机构支农积极性。[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