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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引述不难看到,在见证人类历史与文化的史料中,“文献”是1种具有经典性、权威性和历史价值的证据。具有文献性的艺术作品同样可以见证艺术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可以见证人类认识自身的历史。由此,以“文献”来命名1个艺术展,便成了衡量艺术作品经典性、学术性和审美价值的尺度。世界著名的艺术文献展是5年1度的“卡塞尔文献展”,它与威尼斯双年展和圣保罗双年展并称为世界最重要的3大当代艺术展。半个世纪以来,“卡塞尔文献展”以“文献”而享有美誉,它展示了当代艺术的发展,在世界范围内激发了艺术家和策展人的热情和理念,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西方社会的政治和社会思潮。“文献展”通常具有经典、学术、前沿等特性,其目的往往是本着回顾、研究历史(包括刚刚发生和正在发生的当代史),以面向未来,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因而文献展这1展览模式,既具备史学的意义,又具有学术研究的价值。
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在商业浪潮的席卷下,从1个政治社会迈向了商业社会。这种始料不及的社会的转型,使1向被政治意识所左右的中国人逐步转向了商业意识。商业的冲击不仅深刻地改变了人的生存观念,也改变了人的生活方式。曾1向以清高为荣的艺术家们,现在也大都成了商业社会的顺民。艺术不再如以往那样崇高,被视为1种无价的纯精神载体,而是降格为可以换钱的商品。在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已形成1个无法抗拒的浪潮,几乎所有成名的、未成名的艺术家都被自觉或不自觉地卷入其中。如果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市场还只青睐那些已故的或未故的中国画名家,那么,近两年,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市场的关注,这个转向,表明中国当代艺术的商业价值已开始被市场所认可。于是,1些艺术家被市场看好,转眼间成了商业社会的宠儿、投机者追逐的对象。而另1些艺术家由于市场的兴起使作品有了出路,从而程度不同地改善了他们的生存境遇,也激活了他们的创作热情,不能不说是件好事。甚至可以说,市场的支持,是比任何其他的支持更为实惠、更为持久也更靠得住的支持,包括那些反对商业倾向的艺术家在内,市场的诱惑也在时时提醒他们不可放弃任何1个商业机会,在现代条件下,不与市场打交道的艺术家是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能否对市场的诱导保持高度警惕,能否清醒地提防止自己游离学术轨道,落入市场的陷阱。
面对市场,不只艺术家,批评家也同样经受着考验。坦率讲,批评家、策展人多是1些不懂经济、缺少商业头脑的文化理想主义者。910年代初,1些批评家曾热衷于参与艺术市场的创建工作,但却不切实际地急于把当代艺术推向市场,1厢情愿地将学术强加于市场,最终因为操作失控不得不放弃初衷。批评家与投资者常因相互求爱而结合,又因同床异梦而不欢而散。批评家在稳定市场秩序、给画家以学术定位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对于多数在商业上得宠的艺术家却不屑1顾。他们保持沉默也并非没有道理,那就是这些艺术家的艺术太顾及公众的趣味。由于批评家总是本能地关注那些独辟蹊径的和具有艺术史意义的艺术家,因而对于那些迎合公众趣味的商业倾向(不管它在商业上取得多大成功)均不以为然。因为在他们来看,1个艺术家1旦为市场所趋,他所具有的开创意义也就不复存在。因为市场所需要的,就是不断重复自己。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艺术行为都难以避开商业的浸染,但真正的艺术创造的原始趋动力却是艺术家的内在需要而非市场需要,它绝对应该是非功利的。因此,就这个意义看,批评家永远不会成为市场的同路人。批评家虽然也非常希望那些精神漂泊、生活处于流浪状态的前卫艺术家能够在经济上得以改善,但是他们却不愿目睹这些艺术家变成市场的猎获对象。
艺术批评家和艺术策展人作为群体,应是学术的体现者。严格讲,他们的学术活动本应与市场无关,为了保持学术的纯正和独立,他们必须警惕来自商业的侵蚀和政治的掌控。然而在中国,学术活动最大的难题是,还没有基金会这样不求回报、不干预学术的经济后援。任何艺术投资,都要求以回报作为其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策展人就不得不对1定程度的市场操作做出妥协。但这种妥协1定是有原则的妥协,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既定的,那就是要让市场逐渐理解、适应和接受我们的学术判断,以实现我们的学术目标。虽然这样1些想法也还只是批评家的良好愿望,虽然我们的学术努力在市场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还是1个未知数,虽然在今天,多数学术活动还仍然不得不拖着1个商业的尾巴,但批评家不会因此而放弃自己的学术使命,他们仍会继续努力,直到真正影响市场。
【关键词】李洱;女性知识分子;爱情;迷茫;孤寂
作为从80年代就开始进行文学创作的作家,李洱秉承了先锋文学的特质,对创作进行着不断的探索。当中国许多新生代作家把创作目光集中在宏大的叙事结构上时,李洱却把创作目光集中到了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里。
社会的不断进步使得女性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现代社会让女性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的社会人,她们能够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活,自主地决定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通过接受高等教育来不断积累科学文化知识及实用技术,提高自身的社会适应能力,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从而在社会和生活中占据主动权。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女性更加开放地享受着自由、真实的生活,通过参与社会工作,获得一种精神和人格的独立。女性获得了同男性一样的工作空间,也承受着一样的工作压力,而家庭的压力还同时存在,女性脆弱的内心开始难以承担这样的重荷,她们试图逃避,可是时代的倾轧使得她们的灵魂异常的痛楚,难以抚平。女性被封尘已久的灵魂开始游走。新生代作家李洱对知识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表现了一种博大的道德关怀,下面我们从《暗哑的声音》和《朋友之妻》中窥探女性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感生活困境。
一、迷雾中的红玫瑰
在《朋友之妻》中描述了刘蓓在一天中经历的心理变化,作为研究符号学的知识分子,她善于通过动作捕捉信息,由于和丈夫的通电话过程中她听到了床板发出的咯吱声,她怀疑丈夫出轨了。专业常识把生活分析得很透彻,她决定去上海证实自己的猜测,最后却莫名地把机会让给了丈夫的前妻,而促使她让出机会的原因竟然只是丈夫的朋友对丈夫前妻的爱恋。在特殊的氛围下她消解了自己的合法身份,向丈夫的前妻示好、忏悔,两个曾共同分享一个男人的女人促膝长谈,在过一程中刘蓓的知识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片刻的利益共同体使气氛变得如此融洽。最后刘蓓甚至认为即使丈夫和前妻发生关系也没关系,因为那一定是最后一次了。当她决定主动把丈夫的前妻送到丈夫的身旁后,她怀疑自己上了丈夫的当了,因为“有知识的人”身份使刘蓓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想法去言说、行动,知识在这个时候成了禁锢她的枷锁,使她如吞了黄连一样暗暗叫苦。她仿佛被知识架上云霄一样,悬浮于空中,身心都没有了着落。不知道她是为了报复丈夫还是为身体找个寄存处,她竟然和丈夫的朋友发生了关系。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前兆,没有任何语言和情感的交流,只是肉体的碰撞,是肉体和意识的分离,一切都在无声状态下开始也在无声状态下结束。第二天刘蓓逃也似得离开了,去继续自己的生活,而那深深的厌恶感也会被日常生活所消释。丈夫的真正目的一直是个迷,而刘蓓自己也在迷一样的动机里进行了一次肉体出轨,对此作者没有给出任何答案,只是流露出惆怅、迷茫和悲伤。张钧曾说:“可以说眼下的知识分子的生活是以喜剧的方式表现了悲剧,写日常生活,实际上还隐含着一个基本的主题,即个人存在的真实性问题。在日常生活中,个人存在的真实性受到了威胁,日常生活是个人、权力和历史相交错的最真实的地带。”[1]
二、寂寞百合花的凋谢
平静、和谐的家庭生活是每个女性孜孜追求的,但有时候恰恰是这份平静使一部分女性对生活厌倦,她们渴望新鲜血液的注入来丰富那已经干涸的内心世界。《暗哑的声音》中女主人公邓林作为情感热线的女主持人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凭借那独特的声音她得到了听众的认可,她用“工作中的声音”给听众排除情感困惑,给听众以心灵的慰藉,可她却无法解决自己的情感问题,无法排解自己内心深处的孤寂,这份孤寂源于那个她不厌恶可也没给她幸福的丈夫。怀揣对幸福虔诚的追求与向往,她开始了与孙良的。两个原本陌生、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男女,带着各自的目的,开始了一场与爱情无关的性游戏。一次次的出轨不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进行的心灵沟通,而仅仅是为了消除内心的悬浮感和灵魂的无归宿感。知识已经不能给她们带来充实和幸福感,工作中的肯定也不能带给她们成就感。内心情感的细微悬浮使得她们拼命想寻求爱情这剂良药来填充空虚的灵魂。可是“围墙外的爱情”对于已婚人士犹如海市蜃楼,虚无缥缈的背后剩下的只是性,性在她们与他们之间不是爱情的升华而是寂寞生活的一剂强心针,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苦恼。建立在欺骗基础上的婚外情就像一样,片刻的镇痛后是长久的痛苦。邓林最后突然的哭泣是对尝试失败的宣判,也是对道德沦丧的反思和忏悔。她所追求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就像一只追求幸福的小狗,孜孜不倦得追求长在尾巴上的幸福,结果只是原地打圈,使得自己身心疲惫却徒劳无功。她们所做的一切既不能和别人倾诉也得不到别人的理解,即使是她们与情人之间也不能相互理解,连她们自己都无法理解自己,这注定了她们的悲剧人生和尴尬境遇。文本的用《暗哑的声音》命名,用“暗哑”来修饰“声音”这种带有矛盾性的修辞体现了文本中充斥着种种纠缠在一起而又相互对立的矛盾。
单纯的是与非已经不能用来衡量这些人的行为,他们在不同的场合带着不同的面具,在寻求幸福、追求个性解放的路上游走在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作者对这些人被社会、被时代压抑而做出的怪异行为,既没有大肆渲染也没有极力压制,而只是带着复杂的心态,怀着博大的宽容走进生活真实,走进人物内心,探索个人化的情感困境,与人物非常态的心理、错位的伦理观念进行零距离的接触。评论家张柠曾这样评价李洱的小说:“如果说海明威的小说有十分之三浮在海面,李洱的小说只有十分之一,其余的全趴在水底下,事实上我们读到的只不过是些水底泛起的泡泡。”[2]
纵观李洱的创作过程,我们发现他在知识分子日常生活这个相对狭小的空间里,挖掘出了大容量的创作空间。我们看到李洱一直在以自己的独辟蹊径的创作寻找着与众不同的话语方式,并坚信“在困难中表达困难,在写作中写出写不出来的,既是写作的意义,也是写作者的宿命”。⑶他运用独特方式深刻的剖析了知识分子的困境,道出了知识分子的无能为力,消解了知识分子高雅的身份,再现了知识分子遍地狼藉的生活,使得知识分子这个神话世界在读者面前倒塌。
参考文献:
[1]张钧:《小说的立场―新生代作家访谈录》,广西:广西师范人学出版社,2002:423.
[2]张柠:《写作的诫命与方法―当代新作家个案分析之二:李洱》,《作家》1998-6 10.
[3]李洱:《写作困难与怀疑的时代》《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林建法徐连源主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31.
关键词 苦难 成长 仪式感 品格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1在苦难中成长的主人公
人类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苦难的历史,在各个不同时代,人类总是要经历各种不同的苦难。作为作家,曹文轩兼有的学者身份让他把自己的许多理念都实践于创作中。“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儿童文学是让儿童快乐的一种文学。我一开始就不赞成这种看法。快乐并不是一个人的最佳品质。并且,一味的快乐,会使一个人滑向轻浮与轻飘,失去应有的庄严与深刻。”因此,在曹文轩的小说中,成长路上的少年总是要历经许多苦难。
《草房子》里的杜小康,本来是油麻地最富有的人家,可是突然的变故让他的家庭急剧衰败,欠下了一屁股债。这一段近乎残酷的经历让杜小康得到了成长。
到《根鸟》中,这一在苦难中成长的故得更为完整。之前少年通过一次苦难走向成熟的经历,在这里转变为在多次苦难中排除万难,抵达目的地。他一次次在他人的帮助下再上路,从而完成少年向成年的转变。这种转变首先在生理上,根鸟从一个单薄的少年变成了一个结实、眼神都透露冷峭之气的英俊小伙,这是成长所给予他的。其次是心理上,根鸟逐渐对异性产生了朦胧的情感。无论是秋蔓还是金枝,曹文轩用优美的笔调展现了少年的情感问题,这反而更贴近少年成长的现实。最后是精神上,根鸟这一路,遭受了多次信念上的摇摆。他多次中断行程,但总有人在适当的时候予以他指引,助他克服精神危机。这都使他得到磨砺与蜕变,从而脱离了童年的天真。
小说是由一个个单元组成的,这些单元也组成了小说的场面。在《根鸟》中,根鸟到达的每一个地方就是这一个又一个场面。少年以这些苦难为单元构建自己完整的成长体系,他们走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曹文轩通过他对儿童成长中苦难的书写,追寻到了他所认为的在苦难降临之际那种有对抗力量的儿童的快乐。这种快乐对于儿童来说,才是更为永恒的。
2具有仪式感的成长模式嵌套
作为一个儿童文学的作家,曹文轩有他对于善与美的追求。他认为,“必须承认固有的人性远非那么可爱与美丽”,所以我们更应该在文学中“高扬道义的旗帜,与其它精神形式一道,行之有效地抑制人性之恶,并不断使人性得到改善。”而“美感的力量绝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基于这两点,曹文轩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总是把目光投向他理想的、想要营造的那个美的世界。从这点来说,他是一个带有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
“当下中国,浪漫主义一脉的文字几乎荡然无存,而成长中的少年其天性就是倾向浪漫的。”并且“流浪是浪漫主义者的大情趣……浪漫主义者大概比任何人都更加偏爱流浪。”这指向了曹文轩心底的一个念头:少年的成长也应当在流浪中完成。早在16世纪中叶,流浪汉小说就已经成为了西班牙文学的重要一支。而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当中,也有许多作品塑造了这一人物形象。其中有一类“流浪是因为对现实状况的不满,而产生‘逃亡冲动’,企图去寻觅美好的世界。”这种流浪像一种自我放逐,是出于自己对于未知的渴望而选择的流浪。从现代心理学来说,少年成长的心理状态也似乎可以为这一流浪模式做出一点说明。因为“成长是少年生命存在的本质状态,成长是他们的内在生命渴求。少年儿童的心理动力,向着‘生长’的方向,而不是留恋于童年状态,他们有内在的成长的渴望。”这种对于成长的渴望促使少年走出家门面对外面的世界,也是出于这种渴望,根鸟放逐了少年的自己,开始了他的流浪。
根鸟的流浪由菊坡开始。先是到达青塔,然后到达鬼谷。由于长久的禁锢,在终于逃离长脚等人控制之后的根鸟克制不住对家的思念再次回到菊坡。家中已经奄奄一息的父亲嗔怪他半途而废,于是根鸟半夜一把火烧了他的家,再次上路。父亲的死亡与这一把火,象征着根鸟与家之间纽带的最终断裂。同时“父亲的缺失,无论是死亡还是疏离,常常象征或伴随着主人公家族信仰与价值判断的空缺,并不可避免地导致主人公去寻求替代的父亲或信条。”也是这样,根鸟才能以寻找为目的重新上路。于是根鸟来到了米溪,这里的美好与安逸给了他类似家的感觉,以致他再次忘记前行的目的。还好不久他就惊醒,再次出发。曹文轩认为“流浪是人类史前的一种深刻记忆,一种固有的本能,一种培养已久的欲望,一种――借用荣格的一个概念说――‘集体无意识’。”中国人的观念中早有“安土重迁”“落叶归根”一说,家乡早就深刻印于我们的意识中。在遭遇挫折之时,人们总怀念家的温暖,渴望回到家的怀抱;在无依无靠之际,只有家是永远可以停泊的港湾。所以,家在这与流浪成为了矛盾的对立双方,流浪者一旦选择了家,就代表着流浪的终止,反之,就必须克服离家的失落与不幸之感。而根鸟,就几次在这二者代表着的稳定与漂泊,舒适与苦难间不断摇摆。在这样的摇摆与冲突中,故事本身也具有了更大的张力和更丰富的涵义。根鸟在这一流浪的过程中体悟到社会更加真实的一面,他历经一路孤独,最终颠覆了自己旧有的价值理念,成长为一个成熟的社会的青年人。
“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仪式这个词语出现于19世纪,其原意是指‘手段与目的并非直接相关的一套标准化行为’”仪式通常代表一种象征的体系,曹文轩这种流浪模式的仪式感,首先来源于流浪本身所具有的象征意味。在《根鸟》的序中,曹文轩说:“路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这里的路不仅指我们足迹遍布过的土地,更代表了少年的寻梦历程和成长历程。根鸟一路抵达,一路遇险,正象征着少年在成长的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困难与迷茫。他在战胜自我的过程中最终也追寻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其次,这种仪式感还在于整个流浪过程所散发的神圣性。仪式往往与宗教紧密相关,同样是在序中,曹文轩写到:“用高雅、神圣的笔调去写,使这本书能有一种近乎宗教经典的感召力。” 曹文轩喜欢给他小说的主人公设置“异境”,他认为“这种空间的一大标志就是它的孤立。它远离人类社会,并且似乎在它以外也就不存在其他空间。”百合花峡谷显然就是一个天堂般的所在,它是始终支持根鸟前进的动力与信念,也最终予以根鸟解脱和救赎。最后,这种仪式感还体现在这种流浪模式带有的程序性。根鸟的成长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在经历各种关键事件以后,才得到生命的一次次升华。
3这种成长书写的意义及一点追问
“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儿童文学的使命在于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儿童作为民族的未来,什么样的创作能给予他们感动和启迪是曹文轩一直追寻的命题。“今天的孩子,其基本欲望、基本情感、和基本的行为方式,甚至是基本的生存处境,都一如以前”所以,“能感动他们的无非也还是那些东西――生离死别、游驻聚散、悲悯情怀、厄运中的相扶、困境中的相助、孤独中的理解、冷漠中的脉脉温馨和殷殷情爱……”“感动他们的,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恒存在的。”基于这样的观点,曹文轩的少年成长小说更有他特殊的意义。
“现代人在痛苦面前缺乏先人们那样的风度。我们将这种感觉传到了孩子那里,使他们变得十分脆弱,并且极容易在痛苦面前畏缩不前。”所以曹文轩对苦难的描写其实有助于儿童正视苦难,塑造他们坚韧的品格,毕竟儿童是我们民族未来之所在。除此,曹文轩还向我们形容了一个无梦的可怖世界。这也是在鼓励成长中的少年,要不惧艰难,勇敢追求自己的理想与信念。
此外,曹文轩也有他自己的美学追求。他一直强调美一种可以感化人的力量。所以在他的小说中,我们随时随地也都能感受到美。《根鸟》中根鸟生活的菊坡首先就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地方,“青塔”、“鬼谷”、“米溪”、“莺店”这些地点拥有诗意的名字。其次,出现在故事中的人也都富有人情美。无论是鼓励根鸟前行的父亲还是帮助过根鸟的板金先生,他们都能及时在根鸟需要的时候出现,让根鸟在孤独的旅程中感受到人性的温情。因此,曹文轩执着于构建具有人情美感的文学世界,他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为人类提供良好的人性基础。最后,这篇小说中的意象也极其美好。从开满百合花的峡谷到诱惑根鸟的红果,一切景物都有着慑人的美感。他一再强调审美在今天社会语境中的缺失,“美的力量绝对不亚于思想的力量”,再深刻的思想时过境迁都可能成为常识,而美却是永恒的。曹文轩在追求美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人性的探寻。可以说,他很好地游走在古典与现代之间,试图通过古典的美与悲悯情怀,来唤醒人心中真挚的情感,从而对抗丑恶的现实。
但是,《根鸟》仍留给了我们一个还待解决的问题――在这一个梦想达成之后,下一步我们又将去往何方呢?小说中留给根鸟的无非是两个结局,一是和秋蔓的父亲一样,在流浪之后最终选择一处可以栖息的地方,由此繁衍,生生不息;一是继续流浪,前往下一个未知的目的地。如果选择了前者,那此前的流浪除了带给一个少年成长以外别无他物,我们甚至可以下个结论,流浪是为了换一个地方栖息,那么这一命题就消解了流浪所能蕴含的更为崇高的意义。如果是后者,那么流浪的目的最终指向的是一个类似于“乌托邦”的无法抵达,流浪者将永远在“出发”与“归来”两种感觉中摇摆不定,那么这会不会指向一种终极的虚无主义呢?“以田园为家园,是几乎所有的浪漫主义流浪者的共同特征。浪漫主义者终于失去了对人类社会的耐心,并且彻底失望,认定在人类社会永不可能寻找到他们称心如意的归宿,于是对自然表现出了如痴如迷、如醉如狂的爱恋。与对现实采取冷视或不正经态度但毕竟还死盯着现实的现代主义相比,浪漫主义者又显出了他们的软弱,而与心和目皆正视现实、锲而不舍地欲要改变现实的现实主义相比,浪漫主义者更显出了他们的软弱。”我当然不希望看到根鸟的最终归宿只能指向虚幻,但是,这种执着对于家园的找寻,从反面来说,不也证实现实中对于理想家园的求而不得吗?
参考文献
[1] 曹文轩.曹文轩论儿童文学(第1版)[M].北京:海豚出版社,2014.
[2] 曹文轩.文学:为人类构筑良好的人性基础[J].文艺争鸣,2006(3).
[3] 曹文轩.文学应该给孩子什么[J].文艺报,2005(6).
[4] 曹文轩.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1).
[5]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
[6] 韩永胜.曹文轩少年成长小说研究[J].文艺争鸣,2008(5).
[7] [美]杰罗姆?汉密尔顿?巴克莱.青春的季节――成长小说:从狄更斯到戈尔丁[M].郑利萍译.济南:明天出版社,2014(1).
论文摘要:作为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大学语文,在高等教育中拥有独特的育人功能。近年的相关文件与会议中,大学语文课程多次被强调,获得广泛关注。而对部分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情况的调查显现出大学语文教学仍存在诸多问题。大学语文需要改革与创新,可以从明确其文化素养教育的目的;按需调整,取诸教材之长,增加学生熟悉并关注的内容;开展文化专题教学模式,革新教学方法;开设人文通修课程,创设良好文化氛围四个方面进行。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中传统的人文素质综合课程,大学语文所具有的独特育人功能是其他课程所无法比拟的,正如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中指出的,“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课程,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大学语文自1978年由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倡导,并率先在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开设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教学成果,但作为一门发展中的关键课程,就大学语文在高校实际开设情况来说,存在着课程边缘化、教学模式单一、教学方法陈旧等诸多问题,与课程设置的初衷和期望还有很大距离。
2006年9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其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这就对高校大学语文课程设置提出了明确的要求。2006年底,教育部高教司在湖南召开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希望高校结合实际,积极创造条件,重视加强大学语文课程改革和建设。其后,一些高校响应号召,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大学语文,又以矫健之英姿,重新崭露头角,受到了应有的关注。但是,关注是否转化为行动?必修是否解决题?大学语文课程是否取得预期效果?直到今天,我们还不能给予确定的回答。作为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大学语文教学团队成员,笔者从实际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人手,展开调查,并试图在对大学语文实际教学情况分析的基础上,立足于教学实践经验,提出了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策略与方法。
一、大学语文教学情况调查与分析
出于对大学语文教学的整体关注,研究者对南京部分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状况展开了调查。本调查主要采用问卷发放与访谈两种方法:共随机发放调查问卷240份,回收218份,有效回收率为90.8%;并与7名大学语文教师、19位学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访谈。
1.大学语文地位
就大学语文课程在学生心目中的地位而言,被调查者中,喜欢大学语文课程的仅占26.6%,认同大学语文被设为必修课的学生占被调查学生总数的39.4% ,而认为大学语文课程对自己有帮助的学生比例则达到了67.5%。在其后的访谈中,作为有着12年教龄的高校大学语文教师A在提到大学语文课程教学时就感慨道:“大学语文课程几经变化,必修变选修,选修变必修,学生却是越来越淡漠,学习兴趣和学习态度是一届不如一届!”调查结果显示,大学生在一定程度上认同大学语文课程,但是对大学语文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都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单纯的将其设置为必修课程以此来要求大学生学习,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2.大学语文教材与师资
大学语文教材并无指定的材,调查中我们发现,高校使用教材不一,除了常见的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王步高主编,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语文》等版本,还有一些学校自编的教材或不确定教材,由教师自主选择教学内容。在对教材满意度的调查中,对教材很不满意的学生比例为5%,不是很满意的占47.7%,一般满意的为39.4%,非常满意的为10.6%。在针对大学语文师资的访谈调查中,一些高校的大学语文课时缩减,大学语文课程处于一个边缘的地位。大部分高校仍不会安排专职的大学语文教师,经常是由相关专业的专业课教师兼任,并且时常会安排刚工作的年轻教师来任课。如此无序的教材与师资,必然会给大学语文课程的实际教学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3.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现状
在大学语文教学现状的调查中,对大学语文授课现状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学生比例为31.6%。在大学语文是否需要改革的问题上,高达82.5%的学生选择了“需要改革”,而在加强教学改革最迫切的问题中选择改革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模式的学生比例为55.1 %。某高校电子类专业学生,在谈到大学语文教学时说:“我们需要的大学语文不是枯燥的高中语文教学的延续,也不是读课件式的讲解,我们期望大学语文的课堂是丰富、生动、吸引人的、有启发的!”确实,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单一的教学模式与缺乏新意的教学方法容易让学生产生疲惫感,以至于大学语文课堂上经常会出现老师讲老师的,学生做和课程无关事情的情况。
尽管,在调查中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大学语文课程的重要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认识,但是,显示的种种结果都指向一个事实:大学语文教学仍然存在问题,情况不容乐观!高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尤其是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的改革重要而迫切,大学语文教学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策略与方法
如何紧跟时代的步伐,切实进行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究与创新,让作为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的大学语文在高等教育中充分发挥其独特的人文素养教育优势,是摆在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者面前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对症方能下药,笔者们联系调查结果,从实际教学经验人手,在对大学语文课程存在的问题进行阐述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策略与方法。
1明确大学语文“文化素质教育”的教学目的,解决课程认识错位的问题
大学语文究竟教什么?这是课程教学首先必须明确的。“语文”二字对于学生来说非常熟悉,从小学到高中一直在学一直在强调。大学语文是否只是过去语文学习的延续?是否还要继续掌握字词、分析文章、理解中心思想与艺术特点、背诵记忆相关段落?一直以来,对于大学语文教学目的的理解是莫衷一是、众说纷纭。教师与学生都普遍存在认识错位的问题,一般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类学生对于已持续多年的语文学习早己兴味索然,对于枯燥的字词句强调与中心思想及艺术特色分析早已疲惫不堪,而在教学中,时常会有教师将它变成学生口中的“高四”语文。如果只是在重复和延续,大学语文的存在似乎就没有了意义。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先生所说,大学语文不能完全顺着中学语文的路子来开,必须要有提升;也不宜讲成一般文学鉴赏或者文化史那种类型的课。要做到让大学语文立于必修课的“不败”地位,就要把学生们在多年语文学习中被打消了的对语文的兴趣重新建立起来,立足于培育学生的语文素养,让学生对语文与中国文化有感性和系统的了解,学会欣赏文学与文化精品,不断丰富自己的感受力、想象力,养成高品位的阅读和写作习惯。
确实,通常理解下的语文学习的作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提供语言交际工具,二是加强文化素养。如果大学语文依然只是重复强调语言交际工具的学习,无疑是不可行的。在现代功利文化大背景的冲击下,在学生的心目中,英语、计算机的工具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大学语文;且专业的细分常常会使学生漠视大学语文的学习,不屑于花时间纠缠在看似与求职、就业无关的课程上。但是,文化素养的教育却是没有专业的,它强调文化价值的传递,是一个人综合实力的表现。故而,课程教学伊始,作为教学主导者的教师与作为接受者和参与者的学生都应该明确大学语文课程“文化素养教育”的教学目的:通过文学经典的阅读,接受审美熏陶,感受传统文化底蕴,提升综合文化素养。唯有如此,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促使教师革新大学语文传统教学模式,让大学语文以新的面貌重现于课堂。
2.按需调整,博采诸种教材之长,适当增加学生熟悉并关注的内容
当前的大学语文教材版本众多,“1000种,这是我国目前关于‘大学语文’的专著数量。正在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在100种左右。”现有的这些大学语文教材,品种虽多,但良荞不齐,有的甚至只是在其他版本上的重复。许多教材,更多的是以作品在文学史上的影响来编选篇目,而不是从学生的实际需要出发,与中学语文教材存在一定程度的重复,且在篇目的编排选取上也各有千秋、难以以一应全。以曾被推荐为“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影响较大的徐中玉、齐森华和王步高、丁帆主编的两本教材为例,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编排体例根据文章内容来归类,按以民为本、心怀天下等主题分为十二个单元,选文增加了现当代文学作品及外国文学作品的分量,书末附有“中国文学史概述”“古代诗词格律常识”等内容,考虑较为全面。但是,此版本对写作知识的忽视是其不可回避的缺点,而且“编排方式值得商榷,因为每篇文章自有其内容主旨,但又未必只有一端的意义,必然会有交叉的现象。按时间顺序编排的体例符合人们普遍的接受心理,脱离接受的基础,不利于教师的授课和学生的学习。”王步高主编本按作品时代先后为顺序,兼顾文体、专题知识,附录部分内容丰富,可供学生选择的面广,集评、汇评等部分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准和学术前沿性,但是缺乏外国文学作品部分,且有的部分比重不尽合理。
在教材选用上,过于依赖其一,不如按需调整,取众之所长,适当增加学生熟悉与关注的内容。比如笔者在实际教学中,就采用王步高本的文学史发展脉络,加以徐中玉的专题模式,在讲授中唐诗时,以“登临寄赠”为专题,串起相关的中唐作品,其中突出李贺的诗歌,同时为加强对李贺其人其作的理解,增加了对现代诗人洛夫的《与李贺共饮》的赏析。再如,在课程内容上加人通俗文学作品部分,引导学生正确理解其喜闻乐道的武侠与言情小说。在武侠小说部分重点探讨武侠小说的源流、江湖文化、金庸小说中忠义爱情的展示等内容;在言情小说部分则侧重爱情小说的发展脉络、琼瑶与中国古典文学、席娟的“冰淇淋”模式等的分析,让学生普遍接触阅读的通俗文学作品更好的发挥其文学文化作用。
3.开展文化专题讲授模式,革新传统教学方法
讲授模式的单一、方法的低效与缺乏新意是大学语文教学的大忌。长期以来,大学语文遵循传统的“传递—接受”的教学理论、“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释题、作者生平简介、写作背景、主要内容、字词讲解、主题与艺术特点一已成为大学语文课堂教学的固定范式,而讲授法的运用更是贯穿课堂始终,PPT课件的运用时常会演变成读课件式的讲授。大学语文教学要改革,就要摒弃此种单一教学模式的运用,杜绝出现“老师一讲到底,学生爱听不听”的局面。
在教学中,为联系学生实际,笔者试图开展文化专题的讲授模式,在文学史脉络映照之下,课程内容由一个个文化专题组成,每个专题中以经典篇目为主线,辅以丰富的文史资料、大时代背景下的作家生平轶事、历来述评及渊源延续等内容,让学生从文学、史学、美学等多方面去感受文学文化的魅力,使其对人生、对社会、对生活有更深切更正确的感悟,使课程教学在突出“文化素养教育”目的的同时,变得多彩多姿。在教学方法上,对最常用的“讲授加课件”的方式进行改革,借鉴《百家讲坛》视频的动态模式,课程设计中截取视频或自主设计,将枯燥的文学知识做成可感的动态图文。同时,为将学生融人到课堂,增强其参与性,课程中采用课堂分组讨论、辩论等方式,促动学生主动学习;并安排一定的课外延伸拓展题,给出一定的参考书目,促使学生去查阅、整理、分析资料,以论文、演讲、情景展示等多种方式输出自己的感受。这样,一方面让学生对文学文化的理解更为深刻,另一方面,可以增强学生在组织协作、资料查阅、论文撰写、语言表达方面的能力,为以后的独立研究及解决问题做好准备。如此,必然能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课堂参与意识的同时,锻炼增强学生的综合能力,将人文素质教育真正落到实处。
4.开设人文公选课程,创设良好校园人文氛围,与大学语文教学形成良好互动
大学语文教学改革需要相关人文课程的支撑,需要良好校园人文氛围的支持。在课程设置上,除大学语文课程外,还需要开设相关的一系列人文公选课程,如“社交礼仪”“文学名著鉴赏”“演讲与口才”“中国传统思想与文化”“写作”“民俗学”等,让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和需要进行选修,如此必然对大学语文教学起到极好的支持与延伸作用,加深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