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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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地位

萧焜焘十分重视技术哲学研究。首先，可以从他的主要着作的文本结构中找到“客观证据”。这就是，在他最重要的学术着作《自然哲学》和《科学认识史论》中，“技术哲学”研究都处于极关键的“位置”。在《自然哲学》中，“技术论”作为整本书的四篇之一，是他整个《自然哲学》的终点。在他看来，“技术运动”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最高篇章。同样，在《科学认识史论》中，“工程技术与现代哲学唯物论”作为全书的最后一章，由他亲笔撰写。他正是在当代工程技术发展中看到了科学与哲学复归于“辨证综合”的现实途径。

其次，还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言论中找到根据。关于“技术”地位的言论。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生产、经济、社会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现代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中，技术竞成了它不可缺少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萧焜焘指出，技术在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的作用也日益显着。“技术的这种从自然到社会、从理论到行动的两栖特点，奠定了它在科学与哲学中的主导地位。当今科学与哲学的发展，工程技术活动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在这里，“技术”与“科学”、“哲学”并列，并被视为居于“主导地位”、对“科学”、“哲学”的发展将起决定性作用。如此高度地评价“技术”，这在哲学界尚不多见。

萧焜焘明确地反对轻视技术的思想传统。在中国历史传统里，在大学问家眼里，技术常常被看做无关乎天命人性，不足挂齿，不能登大雅之堂。对这种贬抑技术的思想传统，萧煜焘指出，这是很不正常的。

技术的这种“核心力量”、“主导地位”、“决定性的作用”，必然折射出技术哲学研究的突出价值。萧煜焘明确地讲：从社会生产力、生产方式、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即整个社会结构中，都可以见到“技术”的不可或缺的作用。于此，“技术”这一概念已进入哲学的广泛背景之中。我们必须从哲学的意义上，探讨技术的本质及其自身的发展。萧焜焘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地位的言论也有两方面。

其一，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自然哲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在自然哲学研究中，萧煜焘没有使用“技术哲学”概念，而是使用“技术论”，并把它与“宇宙论”、“生命论”相并列。他认为，物质是宇宙自然的基石，“宇宙”、“生命”、“技术”是物质实体充分展开的三个环节。从物质论出发，自然哲学分三个环节展开：即“宇宙论一生命论一技术论”。宇宙论主要研究宇宙物质的演化过程;生命论主要研究宇宙的花朵——生命的演化过程;技术论主要研究宇宙的灵魂——人在宇宙自然基础上的物质创建过程。在萧焜焘看来，在这三个环节中，技术论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而是整个宇宙自然辨证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具有突出的地位。他说：“技术论是我们的自然哲学的终点。”

其二，关于“技术哲学”研究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论中的基础地位的认识。萧煽焘提出，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是革命实践，以工程技术作为进路，就更能窥探出实践的丰富的理论内容。在《科学认识史论》的结束语中，他说：“现在所面临的格局是科学整体化、哲学现实化、哲学科学一体化。‘一体化’表现在科学技术领域就是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表现在哲学领域就是‘现代哲学唯物论’”。这里的“工程技术论”是他对“技术哲学”的又一种称谓。萧煜焘认为，哲学层次的“工程技术论”将为马克思实践唯物论提供一个“更加硕壮、更加精力充沛的躯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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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急速地涨涌于戊戌前后，主宰了直至五四前后的中国思想界，成为这一时期主流思潮。从维新志士到革命党人再到五四骁将，无不受其滋润哺育。这是人们所熟悉的历史图景。它之所以能为几代人延续信奉，是因其具有新世界观的性质。这也是学术界普遍的共识。”

那么，进化论思想究竟在哪些方面转变了国人的世界观呢?

一、促进了对进步观念的认同

从词源上讲，进步的语义并不复杂，进步的英文“progress”源自拉丁文，由pro(前)和gress(走)合成，因此，“进步”一词最基本的含义是“向前(走)”。作为一种思想观念，从本质上讲，进步观念是一种历史观念，一种人们关于人类社会总体演变趋势、阶段和方向不断向前的观念。内含着进步观念的历史观，便是通常所说的进步史观。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社会生活的发展和变化极其缓慢，自然界春夏秋冬四季循环往复的更迭、万物“诞生、成长、繁盛、衰老、死亡”循环不已的历程以及政治生活中封建王朝周而复始的兴衰，都使得人们无论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还是从经验上或事实上，都很难看到社会“向前”发展的印证，由于缺少事实的证明，那种内涵着“向前”的进步观念就很难形成。表现在历史观上，占据统治地位的便是“倒退史观”或“循环史观”，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是普遍性的现象。如古希腊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不是现在，也不在未来，而是早已经远逝了的“黄金时代”，孔子主张“法先王”、“克己复礼”，力图恢复过去文武周公时代的礼制以拯救“礼乐崩坏”的局面，“天下之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观念等等都是明证。可以说，只要这种衰退或循环的历史观念还占据主导地位，进步观念的产生便是不可能的。

16～17世纪是进步观念迅速兴起并被人们逐渐接受的时代，在这一时期，一大批天才的科学家和思想家以他们杰出的贡献为进步观念的形成提供了其赖以存在的思想土壤和精神氛围。哥白尼的“日心说”给基督教的自然观和历史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它不仅是“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更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并最终构成“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自此，人们有理由不再迷信《圣经》的权威，疑古而信今。在笛卡儿的思想体系中，理性的至高无上原则、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性和精密的逻辑分析方法对于进步观念的确立居功至伟。理性的至高无上，使得没有经过理性确认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过去的权威在崇高的理性面前轰然瓦解;自然法则的永恒不变与基督教的上帝创世理论相冲突，进一步动摇了基督教自然观和历史观的根基;而精密的逻辑演绎方法使得人类社会处于不断衰退之中的结论不再成为可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和康帕内拉则以各自的杰作《乌托邦》和《太阳城》，向人们展示了一幅人类社会不断向前发展的宏伟画卷：理想的社会不再存在于过去，而是未来。此外，17世纪初在英、法、意大利等国开展的长达百年的“古今”之争，也给盛行的退化理论以迎头重击。“古今”之争最初源于文学领域，很快便扩展到哲学、自然科学甚至社会生活领域，这场古代还是现代孰优孰劣的论争，最终以现代派的大获全胜而告终，使得进步的观念进一步深入人心。进步，已不仅仅只是被想像成一种对未来的无止境的伸展，更被当成了一种必然和确定。

如果说，上述16～17世纪的进步观念还仅仅只是在智力和知识领域被确立的话，那么，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则进一步向社会的纵深领域发展。这首先应归功于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18世纪50、60年代始于英国并进而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革命，使得“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社会发展进程的提速，社会物质财富的急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使得社会的“进步”不断得到事实和经验的证明。在启蒙运动中，启蒙学者高扬人道主义的旗帜，认为人的品质可以通过教育、制度和教育的途径进行塑造，而且这种塑造的可能性是无限的，孔多塞指出：“自然界对于人类能力的完善化并没有标志出任何限度，人类的完美性实际上乃是无限的;而且这种完美性的进步，今后是不以任何想要扼阻它的力量为转移的;……只要这个宇宙体系的普遍规律不会在这个大地上产生一场整个的天翻地覆，或者产生那样一些变化，以致人类在其中不再能保存并运用他们的这些能力或者再也找不到同样的这些资质，那么这种进步就决不会倒退。”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不仅印证了孔多塞的预言，更以法律的形式将上述社会进步的内容固定了下来。所有这一切都向世人表明，到了18世纪，进步观念进一步向社会生活的纵深领域发展，人们还根据社会进步的构想来进行社会改造和社会革命，进步观念已逐步成为西方世界共同的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念。

到了19世纪，进步观念的胜利进军只剩下最后一个有待攻克的堡垒，那就是，进步观念如何能从自然界的演变本身得到说明。因为，如果进步观念不是一种普遍适用于宇宙万物的规律，而仅仅只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例的话，那么，就有将自然和社会割裂的危险。解决这个难题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生物进化理论表明，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生命形式发展而来，并自然地呈现出一种由简单到复杂，不断趋于完美和高级的过程，可以说，正是由于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及时创立，才使得进步终于成为了一个由自然规律所决定的不可逆转的进程，为进步观念提供了绝好的、最强有力的生物学证明。至此，将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统一于一体，共同归于一个统一的宇宙进程的障碍已然清除，进步观念终于完全成为西方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历史观念，并且随着它的远播四海，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独特范式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分散在他的一系列论着中，如《自然哲学》、《科学认识史论》中的“关于辩证法科学形态的探索”，“唯物主义与当代科学技术综合理论”，“关于坚持和发展哲学的几个问题”，“关于一个哲学唯物论体系的构思”等篇章。在《自然哲学》“技术篇”中，有三章自成系统的技术哲学内容，但萧焜焘没有专门论述“技术”的着作或论文，这在一个方面反映了他的技术哲学思想还没有得到系统的展开。即使如此，我们还是能感受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些特色。

第一，从属于自然哲学。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从属于他的自然哲学研究，是其自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没有技术运动，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不能完成。与之相应，没有技术哲学研究部分，自然哲学就不能完整。

萧焜焘这种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极具独特性。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人们通常把自然哲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看做是相互关联、相互区别、相互并置的三个哲学分支，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毋庸置疑，进行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是必要的，目前大多数技术哲学研究学者也正在这样做。但不可否认，这种独立的技术哲学研究存在一定的片面性，或许真如海德格尔所言，技术的本质不在技术本身，我们主流所热衷的对技术自身的独立研究，很可能恰恰会遗漏或忽视一些技术的重要方面。由此，萧焜焘所倡导的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研究就值得关注。他使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的技术哲学”。

第二，实践的观点。

实践的观点是萧焜焘技术哲学研究的建构原则。萧焜焘关于技术的形成、技术的本质、技术的发展的一系列论述中，都贯穿着主观与客观、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实践范畴。譬如，他讲“生产劳动对技术的形成与发展的决定作用”，“作为劳动方式的技术”、“物与人的交互作用的显现”、“革命实践是工程技术的哲学灵魂”等。

萧焜焘关于“工程技术”的定义突出地体现了其运思的实践观点。他把工程技术定义为：“是实现人的意志目的的合乎规律的手段与行为”。这种定义，与我们学界通常强调，技术是“方法”、“技能”、“知识”、“手段”等观点，的确不同。它更强调技术的“行动的意义”。

萧焜焘明确地意识到：“特别强调‘实践’的作用，而实践的要义就在于行动。因此，‘技术’作为变换物质、协调关系、促进思维的一种能动力量，是可以与‘实践’范畴相通的。实践是技术的哲学灵魂，技术是实践的现实表现。”

第三，服务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 萧焜焘主要是站在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高度来看待技术哲学的研究功能。比较而言，他不强调技术哲学研究自身的学术价值，而是强调技术哲学研究对于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工程技术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基础。原因是：工程技术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大成，将科学与技术融为一体，并使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工程技术立足于自然，通过实践，面向人生，将宇宙人生凝为一体，从而体现了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宇宙论的最高原则。在萧焜焘那里，深入开展工程技术的哲学研究，正是为了发展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使其青春永驻，大放异彩。

第四，以马克思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作指导。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主要受到了马克斯恩格斯的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他自己明确地说，他的技术哲学研究思路正是沿着马克思指引的方向前进的。

比较而言，萧焜焘的技术哲学研究受到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影响更突出。譬如，上述三点都可在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具体来说，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中，也暗含着一个从属于自然哲学的技术哲学萌芽;恩格斯也特别注意对“劳动”、“工业”的研究，也特别强调“工业”对哲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等。注意到萧煜焘技术哲学研究与恩格斯技术哲学思想的联系，研究萧馄焘的技术哲学思想，也可以反过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识恩格斯的不被人们注意的技术哲学思想。

三、自然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

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没有充分地展现出来，他提出的“哲学唯物论体系”中的精神哲学部分也没能面世。但这些缺憾不足以构成把握他的技术哲学思想的障碍。萧焜焘的技术哲学思想内容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的技术现象。

技术现象古已有之，但古今中外的哲学家大都轻视技术现象，把它看做是“细枝末节”，不足为道。萧馄焘一反这种哲学传统，把技术现象置放在整个宇宙自然运动中来考察，视它为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在他看来，宇宙自然辩证运动就表现为“宇宙的客体性”、“生命的主体性”、“技术的主客统一性”的否定之否定过程。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一个客观的必经阶段。“技术”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生命是宇宙自然辩证发展的跃进，生命的基质——自调节、自复制实体的出现，标志着自然界从自在状态走向自为状态。生命现象高度发展，产生了人类及人类精神，产生了主体及主体意识。人作为宇宙自然的“主体性”，不是简单的消极被动无所作为的派生物，而具有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人的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高度发挥便产生了“技术”。由此，萧焜焘指出，技术是生命的精灵，是生命的自适应、自调节的生理机能的“社会形态”。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是生产劳动的结晶，是生产劳动的能动性、目的性内在本质的“物化形态”。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行为从本能到自觉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的本质与灵魂。生产劳动有明确的目的性，一定的计划性，必要的专业性，以及为了达到目的、服从计划、配合专业的相应的工具手段。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经验的积累与智慧的启迪，产生了改进劳动方式、提高劳动效率的技术。所以，生产劳动是技术进步的一个永恒的不可废弃的基础。

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来看，技术与人类同呼吸、共命运，是人类改造世界同时改造自己的一种现实力量。一方面，技术从属于人，是人的合理的意志的外化与物化。世界上如果没有人，就绝不会有技术。人通过技术改造世界，以符合自己的生存目的。另一方面，技术是人之为人的一种本质属性。劳动创造人，技术改造人。技术是构成与推动人变化发展的根据和力量。

第二，作为社会精神运动起点的技术现象。

由上所述，萧焜焘从整个宇宙自然辩证运动的视角，深入揭示了技术的生理基础，技术的社会实践根据，技术的性质，以及技术的价值。毋庸置疑，这种视角及其研究成果能较好地揭示技术的“客观性”、“物质性”的一面。但比较而言，萧煜焘认为，技术作为一个整体过程，它更多地应该属于社会人文现象。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技术，它与社会生产经济系统、政法伦理系统、文化意识系统密切相关。遗憾的是，萧焜焘的关于“技术作为社会人文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充分展现出来，我们只能叙述要点

在萧焜焘看来，技术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它们的结合成为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作为核心与地理环境、社会人口构成“社会存在”。社会存在是“社会性的物质”，它作为社会精神现象、意识形态的客观出发点。

技术作为生产经济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是生产劳动的产物，它从属于生产，进而指导生产，最终变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核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核心的技术，深刻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技术作为政法伦理系统的内在因素。政法与伦理是社会统治阶级的意志的表现，政法是硬性的压制手段，伦理为软性的舆论手段。技术与政法伦理内在相关，政法伦理可以越过经济障碍，促进技术;也可以不顾经济利益，遏制技术。

技术作为文化意识系统的内在因素。技术物化为工具、产品，它类似于所谓“硬件”;技术作为人类经验与智慧的凝聚，它类似于“软件”。软件型的技术属于文化意识系统。技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它反映一个社会的性质以及进步水平。技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人类主观能动性、行为目的性的体现，是实践唯物主义的内在实质。

第三，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思想。

萧焜焘重视对技术自身的辩证运动的研究，他从逻辑和历史两个方面揭示了技术发展自身的辩证法。

技术过程包括两个相互联系的“圆圈形运动”。第一个圆圈是：“主体一手段一客体”的技术的客观演化过程。主体运用自己的体力与脑力，发动和控制物质手段，使其服从于主体的需要。在主体指挥下的物质手段，作用于客体，使客体获得改造，从而符合了主体的要求，达到主客体的统一。第二个圆圈是：“目的一手段一结果”的技术的主观演化过程。目的是主观愿望，结果是目的的实现。这个从目的到目的的实现的运动，既是手段又是中介。两个圆圈从主客两方面描述了技术的辩证运动的逻辑。

第2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论文摘要：什么是价值？价值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对于这两个问题有几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劳动是一切价值（无论是劳动价值还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第二种观点认为，劳动只是劳动价值的唯一源泉，不是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自然界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第三种观点认为，价值是人类天生赋予的、意识决定的，意志与理念决定价值的存在与否。马克思通过对前人理论的继承和批判，建立了比较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决定价值。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新时代赋予了劳动价值论以新的内容和意义，而在当前发展中继续起着重要的知道作用。

一、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

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是生产商品的劳动。价值是商品生产中交互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创造价值的劳动当然是指生产商品的劳动，而不是非生产劳动。问题在于有些生产劳动被看做非生产劳动，或者某些非生产劳动又被看做生产劳动。

第一，直接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从商品生产关系来讲，劳动生产力必须高到能够提供剩余产品，才有可能进行产品交换，使产品转化为商品。生产劳动不仅包含必要劳动(维护劳动力再生产的劳动)，还必须包含剩余劳动，从生产结构来说，就是生产劳动是能够生产剩余产品的劳动。从价值形式讲，就是能够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这一定义有两个条件:生产力的高度使劳动包含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进人流通转化为商品。

第二，直接生产过程外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商品生产是和商品运动分不开的。为了商品生产必须从市场购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进人直接生产过程后流水作业，产成品流通流到消费者手中。纯粹商业劳动只是为价值转型的劳动，不生产新的使用价值属非生产劳动。但商业劳动又是和物流结合在一起，就属于生产劳动。农业、采掘业、工业都生产了商品，提供了服务，它们的劳动当然属生产劳动。这是广义的服务。一般是就狭义而言的服务，即未提供商品，只提供劳动的服务。这里的界限在于，或者是生产有形商品的劳动，通过商品间接服务;或者是生产无形使用价值的劳动，直接为消费者服务。超越这个界限，就是非生产劳动。

第三，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生产劳动从劳动方面上，由于商品具有二重性一使用价值与价值;生产商品的劳动也就相应具有二重性，作为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作为抽象劳动创造价值。生产劳动从生产方面上，由于生产具有二重性一生产力(物质内容)与生产关系(社会形式)，前者是具体劳动生产使用价值的能力，后者是抽象劳动创造价值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当具体劳动抽去具体现象成为抽象劳动，具体劳动的生产力便表现为抽象劳动的生产力，即单位劳动时间生产使用价值(商品)量，或单位商品所耗劳动量。

第四，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劳动是体力和脑力的支出。简单劳动以体力支出为主，复杂劳动以脑力支出为主。脑力劳动的复杂程度在于它积累了前人和今人的科技劳动，再加上自己的创新劳动。体力劳动多墨守成规，未具有这样的脑务支出，故称简单劳动。因此，从量的比较讲，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

第五，共同劳动与一般劳动。直接劳动与间接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或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在同一期间(横向)共同协作，马克思称之为共同劳动。但在复杂科技劳动中不仅包含横向协作，还包含(纵向)传递下来的脑力劳动结晶。这种劳动即为一般劳动。

第六，活劳动与物化劳动。价值是活劳动创造的。凝结在价值中的劳动是已经过去的劳动，或称“死”劳动，不是正在运行的活劳动。

二、劳动价值论的两种形态及划分意义

劳动价值论具有两种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其特点是所论述的内容都是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稀薄的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正因为它“抽象”，所以马克思的论证附有若干假设和前提，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都被暂时舍去了，仅仅从它的“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正因为它“一般”，因此不仅适用于简单商品生产，而且适用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当然也适用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第二种形态为具体形态，它是第一种形态的逐步具体化，其特点有三:一是不再从“纯粹形态”方面进行考察，一些原来被舍去的因素如市场竞争、供求关系等逐步进入研究的视野。二是贴近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经济生活。三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第一种形态是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和基础，第二种形态是第一种形态的逻辑推演、逐步展开和具体化，两者构成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劳动价值论的整体。划分和研究两种形态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和认识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特别是要发展抽象形态的劳动价值论。这一部分是马克思长期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进行批判、扬弃和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大量材料进行深人研究得出的结果，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更是马克思整个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竖立其上的马克思经济科学大厦就是依赖其支撑的。其次，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在深化劳动价值论具体形态的研究上下功夫。《资本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抽象形态应该说还是普遍适用的，但是它的具体形态将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从而对当代经济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答。

三、面对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以及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由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由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与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许多不同的新情况，主要是:(1)由于生产自动化的发展，单位商品中活劳动的含量大大减少;(2)由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科技的发展，精神劳动(科学劳动)已大大超过工人的直接劳动;(3)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变化，已使工农业等物质生产部门在社会总劳动中所占的比重日趋减少，而商业、金融业以及各种为生产服务和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即第三产业所占的比重则日趋增大。任何社会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都应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而有所发展，不能凝固化，一成不变。劳动价值论研究有如下的新进展。

第一，劳动主体队伍的多元性。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研究的劳动主体，主要是私有制下的商品生产者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雇佣工人。在现代市场经济下，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劳动主体对象与传统意义上的对象有很大的不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下，既有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也有非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主体，还有为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提供中介服务的劳动主体。多元结构的劳动主体成为研究者的关注对象。

第二，生产性劳动范畴的广泛性。马克思曾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劳动范畴进行了一系列区分。但他把自己研究、考察的重点放在物质生产部门，这也是当时的条件所限定的。在当代市场经济中，金融、保险、通讯等服务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比重越来越高。劳动价值论的研究已把生产性劳动的范畴扩大到那些为物质生产者生活服务的，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换的劳动上。

第三，劳动价值量的计算具有复杂性。当代科技在生产中广泛运用，使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所占的比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经济时代，马克思以简单劳动时间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尺度，而将复杂劳动看成多倍的简单劳动。在知识经济时代，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传统的比例结构被倒过来了。商品价值形成中复杂劳动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第3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论文摘要：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是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亚当·斯密确立的劳动价值论，既从经济学层面对现代性的合法性进行了辩护，又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把现代性视为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过程，从而在经济学语境中完成了对“现代性”的实践批判和超越。

目前，哲学界在解读马克思几乎倾其毕生精力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的基础上，得出了马克思通过“经济学语境”凸显“哲学话语”并走向“历史深处”的结论。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所走向的“历史深处”，其实就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批判展开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制度的实践批判，进而彻底批判和超越“现代性”。

一、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的经济学辩护

“现代性”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规定，既体现了近代以来西方社会运行的基本状况，又构成和蕴含了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时代特质。因此，对现代性进行理论探讨自然成了现代西方思想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尽管人们对现代性的具体理解存在分歧，但从精神或文化层面把现代性等同于理性主体原则几乎是一致的。

按照传统与现代的界别，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缘起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文艺复兴运动把人本主义信念作为思想理论世俗化取向的学理依据，最终构造和确立起了一种以人的理性为本位，以人的自我中心化结构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启蒙运动继续高擎理性这一精神旗帜，进一步肯定与推崇“自我”以及“人”的价值。康德不仅继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而且将其确立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则。黑格尔通过“实体即主体”原则将理性主体原则抽象成了世界万物的绝对原则，完成了对理性主体原则的哲学论证。可见，现代西方思想运动是在推崇和维护理性主体原则的过程中展开的。

同时，现代西方思想的发展还深深扎根于人类生活实践的实际需要，既反映了近代西方社会摆脱封建专制的人身依附关系与争取个体独立的需要，又反映了西方新兴资产阶级为获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而推动科学技术研究，并由此获取与集聚巨大的生产力和物质财富这一事实。质言之，对理性主体原则的推崇是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自我意识与逻辑要求。

正因为如此，在现代西方思想运动中，推崇理性主体原则并不仅仅属于哲学，国民经济学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不仅从“历史深处”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即资本不断自我增殖的逻辑，而且通过把“劳动一般”作为私有财产的唯一本质，肯定人及其劳动在世界中的主体性地位，把“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抽象成理性主体原则，进而将抽象的理性主体原则贯彻到了社会生活的基础层面。简言之，国民经济学通过创立劳动价值论介入并推动了西方现代性理论运动。所以马克思指出，“恩格斯有理由把亚当·斯密称作国民经济学的路德”。

众所周知，对财富的本质的规定是国民经济学全部内容的前提性问题。对这个前提性问题的不同解答则成为区别国民政治经济学的各个发展阶段和各个学派的标志。马克思说:“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把财富归结为货币，由于还没有看到财富的本质是人和人的劳动，因而不能看到货币的本质，不能揭示出人的主体性地位，只能陷人对贵金属这种单纯外在形式的崇拜。以魁奈为代表的重农主义虽然看到人的劳动构成财富创造的条件，但却没有把劳动抽象成为财富创造的一般原则。“这个体系宁可说是封建制度即土地所有权统治的资产阶级式的再现”。只有以威廉·配第和布阿吉尔贝尔为代表的早期古典学派提出的粗糙的劳动价值论，才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在财富创造中的主体地位，从而为后来亚当·斯密揭示财富的劳动本质并创立劳动价值论，进而确立国民经济学的基本原则奠定了基础。

斯密以经济自由主义为主要思想武器，以探讨如何增进国家财富为理论任务，并通过把商品视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财富，把商品生产和劳动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把增进国家财富的生产劳动和资本的地位及其关系问题作为讨论的重心。尽管他对这一问题的前后回答是矛盾的，但他在原则上坚持了价值决定于劳动的原则。他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显然，斯密已经把劳动抽象成了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本质和源泉的劳动一般，即人的体力和智力的消耗。这标志着劳动价值论的确立。

斯密在把“劳动一般”作为财富的源泉的基础上看到了劳动社会交换的意义。斯密发现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虽然是分工的结果，但在彻底实行社会分工之后，人们需要的满足必须依赖于劳动的社会交换。因为，“没有成千上万的人的帮助和合作，一个文明国家里的卑不足道的人，即便按照(这是我们很错误地想象的)他一般适应的舒服简单的方式也不能够取得其日用品的供给”。没有劳动的社会交换，国家财富的增进根本无法实现。为此，现代社会必须打破封建自然秩序的束缚，推动劳动和资本的自由流动，让内在于社会的“看不见的手”—市场来调节社会分工和交换关系。这样，不仅为资产阶级社会从事实与法律层面把“利己主义”肯定为“完全自由和正义的自然制度”阎提供了理论支撑，而且也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个人”在自由活动基础上生产人自己的自由空间，即把人的命运还给“大写的人”提供了理论说明。李嘉图也正是以此为基础在交换价值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问题，发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这一规定”l，从而“科学地”阐明了劳动价值论。

然而，同样明显的是，由斯密肇始李嘉图完成的劳动价值论，一方面由于把财富的本质归结为人的劳动，把自然界和财富看作是人的产物或人的构成物，从而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扬弃了财富的外在对象性，将人本身及其劳动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从而将人的感性活动本质遮蔽起来，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归结为了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市民社会”的物质生活原则于是就被抽象成了理性主体原则，即把“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变成了理性观念对人的抽象统治。这样，国民经济学也就把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合乎逻辑地看作了合理的、自然的、永恒的社会形式;而它所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也就构成了对以“资本对人的抽象统治”为深层逻辑的“现代性”进行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的理论基础。

二、劳动价值论:“现代性”界限在“历史深处”的凸显

尽管国民经济学对“现代性”作了非批判的合法性辩护，但它也不自觉地从“历史深处”凸显了“现代性”的界限。

首先，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经济范畴作了超历史的理解。这一错误的始作俑者就是亚当·斯密。斯密把商品看作一般劳动的产物，而不看作劳动产物的一种社会形式，表明他从来没有研究过劳动产物表现为商品以及劳动表现为价值与用劳动时间计算的劳动量表现为劳动产品的价值量等等的历史条件这些根本性问题，而只是在交换价值的形态下探讨商品的价值并把劳动抽象为私有财产的本质。因此，马克思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缺点归结为:始终不能从商品的分析，特别是商品价值的分析中，发现那种使价值成为交换价值的价值形式，从而把价值形式看成了一种无关紧要的东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东西。“这不仅仅因为价值量的分析把他们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还有更深刻的原因”。闭这就是把一种特殊的社会生产类型，即具有历史的特征的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误认为社会生产的永恒的自然形式。国民经济学家忽略作为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最抽象、最一般的形式的劳动产品的价值形式的特殊性，从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进一步发展—货币形式、资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历史性、暂时性，其根源也正在于此。所以，国民经济学始终把雇佣劳动及其价值表现形式与一般生产劳动及其价值混淆在一起。

国民经济学在劳动价值论上的错误，使其对“现代性”的辩护陷人了悖论。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国民经济学所要求的财富增长或积累，本质上是以牺牲具体劳动或感性活动为代价的抽象劳动的积累—财富或资本的积累，不仅这种积累的不可能性与积累本身同步增长，而且，它所要求的财富越是抽象，人的“主体性”就越是受抽象所统治。李嘉图把国家理解为生产的工场，把人理解为消费和生产的机器，把人的生命等同于资本，把人类生活世界理解为经济规律盲目支配着的世界的观点充分表明:劳动价值论只是从表面上承认人、人的独立性、自主活动，实质上却通过把私有财产的本质规定为人的劳动，进而十分片面从而更加明确、彻底地把私有财产以及劳动规定为一种世界主义的、普遍的、摧毁一切界限和束缚的能量，即将人及其劳动仅仅抽象成资本积累与扩张的环节，最后走向了遮蔽人的感性活动本质，把人的主体性思辨地等同于抽象的理性或自我意识以至于敌视人的反面。诚如马克思所说:“以劳动为原则的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毋宁说，不过是彻底实现对人的否定而已”。质言之，国民经济学的现代性理念陷人了表面上肯定人及其主体性与实际上否定人及其自由的自相矛盾。

同时，资本主义生产的周期性危机，资本平均利润率的降低，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矛盾不断涌现，也处处昭示着资本永恒积累的不可能性。这种以财富积累为目的与以积累的不可能性为结果的矛盾，无疑进一步彰显了国民经济学现代性理念的悖论。

第4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 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演进历程；特征

中图分类号 G7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2）01-0014-05

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时代性，其价值取向在不同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涵，并表现出鲜明的动态性、相对性、生成性和历史性特征。深刻理解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演进历程，准确把握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变化特征，对实现职业教育价值理想和现实实践的统一，进而确立科学的职业教育价值观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演进历程

从教育学上讲，价值取向（value orientation）是指“某些价值观成为一定文化所选择的优势观念形态，或为个体所认同并内化为人格结构中的核心部分，其具有评价事物、唤起态度、指引和调节行为的定向功能”[1]。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是社会或个体基于现实社会历史条件和自身生存发展需要，在面对和处理职业教育内部矛盾及外部关系时，对教育价值的内容及其实现手段不断选择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意向或倾向。

（一）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演进阶段

影响教育价值取向的因素有很多，诸如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教育自身的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还有诸如人们的社会地位、政治立场、教育意识、所受教育的程度、能力水平、自身需要等主观因素[2]。其中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是影响教育价值取向变化的主要因素，因此，通过对职业教育实践不同发展阶段实然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演进历程的具体分析，可以深刻理解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变化特征。

根据社会生产力所表现出的技术发展水平及其决定的劳动生产组织形式，职业教育历史发展轨迹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家传世学和学徒制教育。前工业文明时期，氏族或家庭是主要生产劳动组织，职业教育内容是传承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其形式以培养职业人的艺徒教育为主。第二阶段是职业学校教育。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确立，工业文明使得职业教育首次实现了教用分离，职业教育离开一线生产而主要在制度性的职业学校中开展。第三阶段是校企合作职业教育[3]。后工业文明时期，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的到来，以及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职业教育仅靠离生产实践较远的职业学校已不能胜任技术发展赋予的新的历史使命，校企合作日益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在职业教育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随着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职业教育价值边界不断扩大，所涉领域不断拓展、内涵不断丰富，其价值取向也不断发展变化，呈现出不同的时代内容和特点。

（二）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演进历程

1．家传世学和学徒制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

以学校产生为标志，这一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人类社会之初，人类仅靠双手和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生产力极低，在严酷的自然环境面前，人类为了生存需要只能靠集体与大自然作斗争，一切活动首先是保证族群的生存，不仅职业教育没有从教育中分离出来，作为培养人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的教育也湮没于生产生活实践中，此阶段教育的主要形式为“家传世学”，即在族群内部，采用口传身授的方式积累斗争的经验，通过各种仪式规范人的行为，建立权威与秩序。教育的价值体现在提高族群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改善恶劣的生存状态和提高人类活动自由度，以保证族群的生存和发展。此阶段教育价值取向是群体的、生存的价值取向，即强调群体的生存高于一切。在价值主体上面向群体生存而非个体需求，族群的利益高于个人的需要；在价值内容上是面向生产实践而非社会生活，传承生产实践经验和生存经验以保证族群最大限度的生存。这种族群的、生存的价值取向的特点是自在的、初级的。

随着生产的发展，人类的生产单位逐步由族群发展到家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占据统治地位。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经验的日益增多和社会的不断分工，学校教育出现。但学校成立之初即为统治阶级所垄断，把其视为特权和统治势力传承的工具，无视劳动人民的学习需求，不屑于劳动技能的传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家传世学”的基础上诞生了学徒制。学徒制的出现满足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技能人才的要求，因此成为古代社会职业教育的主要形式。职业教育的价值主要是生存价值、技术传承价值和社会分层价值。职业教育客观上实现了技术传承，推动技术不断进步，其价值更多体现在通过传统手工工艺的传承满足个体的生存需要；在社会价值方面，学徒制进一步巩固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思想，固化了社会分层。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在价值主体上由族群指向家庭和个人，个人价值不断凸显；在价值内容上围绕职业实现技术传承。这种家庭的、职业的价值取向是主动的、功利的。

2．职业学校教育的价值取向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其规模不断扩张、技术不断进步直接导致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的出现，大大促进和解放了生产力，导致生产方式大变革，社会化大生产确立。现代化的机器大生产催生了大量新职业，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大大增加，学徒制职业教育已不能适应经济规模快速扩张对大量技能型人才的渴求。同时，现代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初期，工作程序化对操作技术要求不高，通过短期的、简单的学习与训练就能满足社会生产实践的需要，由此大规模培养初级技能人才的学校职业教育应运而生。近代以学校教育形式为主的职业教育价值具有如下特点：首先，不再囿于个人的生存，职业教育在促进经济发展、技术传承与传播方面的价值逐渐得到人们认同。其次，职业教育的最大变化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出现，被纳入统治阶级的视野，成为社会统治的工具。职业学校与普通学校双轨运行导致社会分层固化，并随着失业问题出现和逐步加深，以促进就业为目标的职业教育的社会稳定价值开始显现。第三，随着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机器大生产提出了劳动纪律问题，突出了劳动尊严问题，职业学校教育被赋予培养职业人的历史使命，其职业道德价值凸显。职业学校通过对劳动观念的阐释，对敬业、诚信等职业精神的尊崇，对规范意识、劳动秩序、组织纪律等职业道德的弘扬等对社会的道德观念产生了一定影响，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确立。

近代以来，职业教育价值主要表现在技术传承价值、社会稳定价值和职业道德培养价值等方面，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其价值取向在价值主体上超越了家庭而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事业；在价值内容上强调技术传承和职业道德的培养，经济发展价值尽显；在价值追求上是功利的，其工具性价值大大强化，功利取向成为此阶段职业教育价值的最显著特征。但是，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在创造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却难以获得相称的社会地位，职业教育被当作生产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工具，受教育者被动接受职业教育，此现象受到社会启蒙思想家、宗教改革家和教育学家等的关注[4]。

3.现代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价值取向

进入21世纪，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初露端倪，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后工业时代。知识经济扭转了近代机器大工业对人的异化，流水线式的工厂化生产劳动方式不再适应时代所需。在知识社会里，知识成为社会生产不可或缺的要素，劳动对象符号化、劳动过程一体化，体力劳动重要性下降、技术更新速度加快，个性化的生产组织出现，产品设计、生产、销售的一体化，单纯依靠学校进行大规模初级操作技能学习的职业教育不能适应时代需求。这种新的生产方式离开技术应用、技术创新就无法生产适合顾客需求的产品，与此相适应，职业新生与消亡的速度加快，周期缩短、职业流动加速，工作对所有从业人员的要求更高，职业教育由面向平民的教育发展成为人人都需要的教育，对职业教育的有效需求形成，职业教育对人的个性和创造能力的培养受到进一步关注，更加强调培养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更加重视促进个人的生存与发展。此阶段的职业教育重点由知识传授、技艺传承转向激发人的创造潜能，其竞争价值、创新价值为世人所认同；由固化社会分层和维护社会稳定转向促进社会流动，由为扩大生产服务转向为建立创新型组织服务，由追求职业发展转向促进个体的全面自由发展，由追求功利转向促进实现平等、自由、公正的社会理想，呈现出明显的发展取向、人文取向，并不断实现着个人取向和社会取向的统一。

总之，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以来，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步伐的不断加快，职业教育的价值主要表现为技术创新价值、社会流动价值、个体发展价值，其取向在价值主体上由社会取向转向社会和个体取向并重，在价值内容上由族群生存和国家统治的工具上升到人的本性和创造潜能的发挥，在价值追求上充分尊重人的价值，追求人的彻底解放。

二、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特征

根据对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内涵和历史演进过程的分析可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价值主体追寻各自不同的职业教育价值理想，职业教育价值取向也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其价值主体经历了从群体取向、社会取向到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并重，价值内容从生存取向到发展取向，价值理想从功利取向到人文取向的演进历程。在实现价值理想的过程中，多元价值主体相互竞争，竞争的结果在不同时代呈现各异的价值取向内容，并表现出鲜明的动态性、相对性、生成性和历史性特征。

（一）动态性

根据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定义可知，价值取向是在不断选择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稳定意向或倾向。在这一过程中，主体必然需要进行价值判断、价值选择和价值决定[5]。这种判断、选择和决定是人的内在行为，而人的行为是与人的需求、处境、追求和各种客观条件联系在一起的；同时，这些需求、处境等又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因此，价值取向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动态性指价值取向总是处在动态变化过程中，总是处在历史阶段的不断更替中，其发展变化的趋势是从片面到全面，从合理性到合目的性，从社会到个人，从实践到理想；价值取向越来越全面、越来越科学，不断实现着社会取向与个人取向、实践取向与理想取向的统一；价值取向越来越符合时代要求，越来越反映历史阶段特征，越来越接近职业教育活动实践，不断促进职业教育理想的实现。

动态变化是与静态相对立的，即不能孤立地、静止地、不变地、僵化地看待价值取向，这意味着在选择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时，必须考虑价值取向的动态变化性，要有机遇意识，善于抓住时机，根据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人们对职业教育的期望和需求，不断调整、改进、修正其价值取向，以便跟上职业教育实践发展的步伐，及时反映职业教育实践的变化，从而指引职业教育实践的发展。

（二）相对性

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相对性表现在价值主体的相对性、价值内容的相对性、价值内容内涵和结构的相对性等方面。价值主体的相对性是指任何价值取向都是针对不同的价值主体，都是某一价值主体的价值取向，因为职业教育利益相关者不同，职业教育的价值主体也不同，每类价值主体都有自己的价值取向。价值内容的相对性是指各类价值主体对职业教育所持的价值取向内容不同，即同一价值主体有多方面的需要，对职业教育的理想不同。相对性更是指不同的价值内容是价值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通过判断和选择的结果，不同时空条件下各主体价值立场、态度和倾向会有所变化，即价值内容的丰富程度和各内容重要性也会不断变化。总之，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相对性意味着职业教育对不同人有不同的价值取向，同一主体在不同时空条件下有不同的价值内容。

正确理解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相对性，对树立科学的职业教育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在对价值取向进行分析和判断时，首先要分析价值取向的主体是谁，其所持的价值内容是什么，价值内容的历史时空条件是什么，等等，即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总是一定时空条件下某个价值主体的价值取向，其价值内容是具体的、相对的，没有永恒的、一成不变的、适用于任何价值主体的价值取向。

（三）生成性

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生成性是指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演进经历上述四个发展阶段，始终处于不断地解构和建构过程中，具有明显的生成性特征。生成性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思维方式，其特征为：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反预定，重个性、差异而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6]。因此，在生成性思维的指导下，需要重视价值取向的变化过程、价值主体之间的关系以及价值的不断创造对价值取向的影响。

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生成性是建立在其相对性基础上的，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相对性指出了价值取向总是某一价值主体特定时空条件的价值取向，其内容具体、相对，有不同的结构和重点。深刻理解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生成性，要分析这种价值取向是在什么时空条件下的价值取向，在此时空条件下，价值主体是如何判断、选择并最终形成此价值取向的，其所持的立场、态度和倾向是什么，以及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总之，正确理解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生成性，不断超越原有价值取向的樊篱，才能形成全面的、合理的、发展的、具有内在统一性的价值取向，从而提高价值取向的科学性、合理性。

（四）历史性

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动态发展性决定了其历史性。所谓历史性，首先就是任何价值取向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任何价值取向都是历史的，都有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其次，任何价值取向都是一个历史的发展变化过程，都是一个从无到有、从片面到完善的过程，也都会成为历史的过去，还会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取向的历史；再次，任何价值取向都是具体的，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来谈其价值取向是什么，有什么可行性和不可行性；最后，历史性意味着职业教育过程不能静止为一个点、一个方面，而是连续的，既受前面价值取向的影响，又影响以后的价值取向[7]。

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指明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价值取向呈现出明显的不同于其他时期的特征，甚至出现不同于前一历史时期的新的价值取向，从而使其动态变化过程表现为明显的阶段分期。价值取向变化虽然是连续的，不能脱离当时历史条件，也不能离开原有的基础和历史而重新开始，但这种变化却不是线性的、均匀的，而是在变化的速度、变化的侧重点、变化的节奏上有所不同，时急时缓，有时剧烈有时平稳，甚至在某些时候表现为颠覆性地变革[8]。这样，价值取向就会在不同时段、不同领域内有明显不同于以往的变化，表现为不同的特征，当出现颠覆式变革时，就意味着新的价值取向的出现。

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历史性，意味着在选择和确立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时，必须意识到价值取向的历史条件、发展轨迹及变化趋势，意味着整体、连续地看待价值取向，正确区分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发展阶段，准确把握不同阶段内价值取向的本质特征，这样才能提高价值取向的针对性及其实施的有效性，进而实现价值取向的预见性、可行性和有效性的统一。

三、结语

回顾历史是为了审视现在和把握未来，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在其历史演进的历程中，呈现出动态性、相对性、生成性和历史性等特征，为我们审视当前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提供了基本立场和多维视角。当前对我国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存在诸多疑虑和困惑，诸如以就业为导向是否合适，技能培养能否概括职业教育的本质，能力本位职业教育是否适应我国当前的历史发展阶段，等等。对这些问题的审视和回答，同样需要回到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演进的历史过程中，根据价值取向的特征来具体分析。具体来说，对当前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审视，首先要正确认识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动态性，避免用静止的、僵化的观点看待价值取向，根据实践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适时修正，不断对职业教育价值取向进行优化整合；其次要充分理解价值取向的生成性特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判断和把握价值取向的发展趋势，明确方向，提高预见性和可行性；最后要准确把握价值取向的历史性特征，提高价值取向的针对性和有效性，时刻关注价值取向的历史发展，实现价值取向的合理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

总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其理想价值取向是面向人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在价值主体上是全面的，不论是个体本位还是社会本位；在价值内容上是超越生存而面向发展的，不论是职业取向还是学术取向。在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形成过程中，只有深刻理解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变化过程及趋势，对其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定位，才能针对当前职业教育实践的现实基础和可行条件，主动协商科学的、动态的职业教育价值取向，实现对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科学性、可行性、针对性、有效性的追求。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大辞典[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1992:1593.

[2]陶红.教育价值观的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5:57.

[3]马庆发.职业教育学学科的身份问题研究[J].职教通讯,2010(1)：10-15.

[4]卢洁莹.德国职业教育价值观的演进与启示[J].职业技术教育,2010(13)：88-93.

[5]张成涛.在“职业性”与“教育性”之间论职业教育价值取向[J].职教通讯,2010(4)：12-15，30.

[6]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45-53.

[7]候晨.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价值取向的演进[D].保定:河北师范大学,2008.

[8]肖化移.试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取向——兼论高等教育的价值观[J].职教通讯,2003(1)：29-31.

On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volution of Value Ori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ANG Jun-hong, ZHOU Zhi-gang

(College of Education,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第5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一、学校假期形成的大体历程

按照的基本原理，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它的产生发展、规模是由各个时期各国、各民族当时的经济基础发展水平决定的。在我国古代，生产力水平比较低，是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教育主要通过大量的分散的民间办学形式存在，“官学”一般只限于统治阶层官员的子弟和有钱人子弟，参加科举考试，选拔官员，按照我们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民间办学大体属于基础教育。当然，少数名人如：孔子、老子、荀子等人办的民间教育层次要高一些，还造成了相当的影响。他们那时的暑假主要是和学生赖依生存的农业生产有关系，学生农忙要参加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恐怕先生也面临类似的问题，就像我们现在的民办教师，要教书，还要种田一样。那么寒假呢’大体和中国人过春节以及天气过冷有关，那时的教室应该比较简陋，先生的柴禾不够用，每学生每天拿点柴禾又麻烦，干脆回家度过寒冷的季节，春暖花开再来上学读书，显然是最佳选择。

二、市场经济在事实上淡化、“取消”了职业技术院校的假期

任何教育都是为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文化的发展而服务的，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或者说教育是适应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及文化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当然人类社会发展到阶级社会之后，教育都被打上了政治的烙印。因此，我们可以说，任何教育都是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联系的，这是他们的共性。至于寒暑假大概也和自然界的气候变化以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劳逸结合、中国人过春节、夏天收割等问题有关，这恐怕也是共性。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各种活动的分工越来越细，教育也是如此。把现在的教育规模、种类、数量、特色等和古希腊的经院哲学以及中国的孔子办的学校是无法比较的。因此，各种教育由于和社会需求相结合的程度不同，所以他的办学特点，甚至寒暑假观也是不同的。如基础教育尽管它最终是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但他和社会市场结合是比较间接的，正像我们不能拿初中的物理知识去制造原子武器一样。普通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侧重于研究型、发展型，与一般工业、农业以及一般服务业结合也是比较间接的，也正因为这种间接性，他们可能充分的享受寒暑假。在所有的教育形式中，职业教育是和社会市场结合最为紧密的一种教育形式。如果说在二战中的莫斯科保卫战中，新制造出来的坦克是从工厂开着炮奔赴战场的，那么职业教育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制造”完就有可能被用人单位“订空”。因此，职业教育难免具有与其他教育形式不同的特点，其中包括寒暑假。

首先职业教育和社会市场经济的结合是直接的、紧密的，各行各业需要数以亿计技能性、实用性人才，才有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春天，才出现了职业教育在各种教育形式中占有“半壁江山”的态势。其次，职业教育必须紧紧围绕市场办学。所谓紧紧围绕市场办学，就是根据市场需要论证专业、制定教学计划、征订和编写教材、确定和不断改革教学方法等。再次职业教育必须考虑到：市场是不断运转的，是没有假期的。那么围绕市场办的职业教育也当适应这种局而。这是因为：第一、普通高职、中职有一个安排实习的问题，而学生实习的各个行业、企业、服务单位是没有假期的，有些专业本身需要在所谓的假期开展，如果我们要是羡慕其他教育形式的“假期享受’，那我们就可能失去办学的良机。第二、教师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处在知识爆炸的年代，处在激烈的竞争当中，需要利用假期参加继续教育，不断更新知识。第三、归根到底，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已经向职业教育提出了变革农业社会条件下假期的要求，即社会转型冲击了职业教育寒暑假的平衡状态；社会转型进一步决定职业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社会转型要求办职业教育必须以市场为导向。第四、我国社会转型及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我们培养数以亿计的技能型、复合技能型人才，这类人才培养是不能脱离各行各业的生产、服务实践的。而在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行各业的生产、服务实践活动是不断运转的，是“没有”假期的，那么，作为职业院校也应该适应这种规律，淡化、调整、“取消”假期。当然，这需要各院校、各系、各专业根据各自与市场需求结台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处理好职业院校的假期问题。

巴音学院在近几年的发展过程中，对原来各中专学校沿用的寒暑假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论证，院长白永红同志早在!""%年就率先提出职业院校假期已经“淡化”，已经被“取消”的问题，并按照职业院校的规律，要求各系按排好自己的各项工作。现在我们学院各部门已经呈现出在原来的寒暑假积极开展招生、进修、培训等工作的局面。可以说原来的寒暑假在巴音学院早已“淡化”，在事实上早已被“取消”。

总之，职业教育的“假期观”应当研究，应当转变，应当适应社会转型、应当适应市场需求，尊重现实，认真定位，为经济建设服务。

三、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正确处理职业院校假期问题

(一)职业技术教育不同于中小学基础教育及普通本科教育，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职业教育和基础教育、普通高等教育是根本不同的。教育目标不同、教学计划不同、教学大纲不同、教学方法不同、就业方向不同，人才培养定位不同，人才培养规格及要求不同。

(二)职业技术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

职业技术教育从其培养目标看，是要培养生产、服务第一线的技能型人才；从其培养途径来看，就是要走“校企合作、”“校村合作”、“产学结合”的道路；从其培养阶段来看，就是要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工厂车间以及宾馆车站；从其培养人的“模块”来看，就是要努力创建“理论够用即可，”和“突出技能能力”相结合的教学模块，从其培养导向来看，就是要以市场需求和就业为导向；从其教育办法来看，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学生作为主体，要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素质的一种直接和老百姓利益息息相关的教育，是一种发展先进生产力和落实科教兴国战略的教育，是一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教育。

(三)职业技术教育要与企业生产相适应

职业教育的各类专业教学都是与各行业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想对应的，并要与之相适应开展职业教育的。学生在学校是学生，在企业是员工，他们接受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已经融为一体，他们在教室学习和在车间实习已无明显区别，对他们的学习要求必须与生产要求相一致。让我们试想一下，在这样的条件下，何谈按部就班的假期呢*在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职业教育规律己与市场规律融为一体了，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现代职业教育。

(四)职教本身的规律决定职教院校假期已经淡化、“消亡’。

第6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哈贝马斯；交往行为；重建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20-0061-05

剧变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批具有“左”倾激进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希望能“复兴”和“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中突出的代表是哈贝马斯。他明确提出了“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反思，具有独特的理论形态。本文希望通过对哈贝马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考察，使我们能更好地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实质。

既然是重建就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有体系是不完备的。所以，哈贝马斯重建工作是从批评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在他看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存在不足，需要重新修正。

对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和原理的批评是哈贝马斯重建大厦的基础，而这种批评是围绕“生产关系”的概念展开的。关于生产关系，把它定义为在劳动生产中形成的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关系，哈贝马斯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并不同于马克思所理解的生产关系，他认为生产关系是指：

这样一些制度和社会机制，它们决定着（在某种给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劳动力量与可利用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方式。对生产资料结合规则的调整、社会式雇用的劳动力量的控制方式，都间接决定着社会生产的财富的分配。生产关系表达社会力量的分配组合，借助于社会认可的、需要满足之机会的分配模式，生产关系预先判断出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①

哈贝马斯在这里将生产关系界定为制度和社会机制――对社会发展起基础决定作用的制度和机制，他将生产关系概念扩大化了，生产关系在哈贝马斯看来并不仅仅局限在生产领域，在其他社会领域一切起到基础决定作用的制度和机制也可以称之为生产关系。哈贝马斯之所以对生产关系作这种修正是为了反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他引用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一段话：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产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哈贝马斯指出，人们对于马克思这一段话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经济决定论式的误读：在一切社会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占统治地位生产关系――这种经济结构决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等其他一切方面。哈贝马斯认为，这种理解并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的意图，马克思对上层建筑经济决定论的解释只是对特定社会发展阶段的描述，在这个阶段，物质生产中的生产关系决定一切，生产领域内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关系起到了基础的作用。根据前面哈贝马斯对生产关系内涵的修正――对社会发展起基础决定作用的制度和机制，哈贝马斯认为并不是在任何社会，马克思阐释的生产关系都是社会的基础决定力量，在原始社会，血缘关系是社会的基础，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和产品的分配是由亲族系统来决定的；在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里，行使经济基础职能的是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系统；随着市场的发展，生产关系才具有了社会基础的职能。也就是说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并不存在单纯的经济关系。只有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和国家分离，社会只受市场规律的支配，这时，生产关系才采取了单纯的经济形式，而不受国家政治活动的控制。也只有在这一历史时期，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但是，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界限模糊了，经济领域内存在了政治上的因素，由于上层建筑的因素进入了基础本身，单纯经济领域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是说在大部分历史时期，都没有纯粹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分只是相对的。因为有时会出现法律、政治、意识形态等现象在某些关系中是基础，而在其他关系中则是上层建筑的现象。

可以看出，哈贝马斯并不反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概念，他也同意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但由于他对生产关系内涵的修正，哈贝马斯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已非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了。

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哈贝马斯并不反对对生产力的本质的规定，他认同生产力是人们改造自然界的能力，但在生产力的组成部分上他反对对生产力的界定，在他看来生产力由劳动力和知识以及生产的管理三部分组成：

生产力是（a）由在生产中活动者，即生产者的劳动力；（b）由技术上有价值的知识（并且是当这些知识被运用于使生产率提高的劳动资料、生产技术中时）；（c）由有效地推动劳动力、培训劳动力，以及有力地协调劳动者分工合作（动员、培训、和组织劳动力）的组织知识构成的。①

哈贝马斯对生产力的界定突出了“知识”的作用，他认为生产力本身并不能解释自己的进化，生产力的发展是由进化式的学习得来的。生产力要获得发展，必须加强对劳动者的教育、增加技术知识的积累和提高组织管理的水平，生产力的“三要素”都能通过学习获得。这样，生产力的发展机制在哈贝马斯看来就归于所谓的“学习机制”。哈贝马斯之所以突出“知识”在生产力中的地位是为了否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原理。在哈贝马斯看来生产关系并不是由生产力直接决定的。他认为，生产劳动的发展、生产力的提高，是决定社会制度能否继续稳定、继续存在下去的基础原因，但同时，生产力的发展虽能导致既存的制度产生系统问题，能提出变革的要求，却不能直接促成制度变革的实现、社会形态的转变。哈贝马斯实际上反对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的改变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

我们可以把生产力的发展理解成为产生问题的机制，它尽管可以引起，但却不能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大家知道，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使体制出现了问题。这些问题超过了按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的控制能力，并且动摇了原始公社制。②

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只为生产关系的变革提供了前提，而生产关系变革的真正实现还必须借助别的机制。

可见，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和基本原理，哈贝马斯认同的社会的发展由一个基础的力量来决定，所不同的是哈贝马斯认为这一基础决定力量是一种制度和机制，而认为是生产活动当中产生的对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和分配关系。而这一社会发展的基础决定力量如何产生，哈贝马斯认同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其发展的前提条件，但哈贝马斯并不同意认为的生产关系能自动产生的观点。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要重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要回答他所认为的没有解决的生产关系（也就是基础的制度和机制）如何产生这一问题。

哈贝马斯为了解决社会基础的决定力量如何产生这一核心问题，从而构筑其理论大厦，他首先提出了新的范畴“劳动”和“相互作用”来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概念“生产力”“生产关系”：

马克思借以发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设想的范畴框架，需要有个新的解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似乎应该由劳动和相互作用之间更加抽象的联系来代替。①

在哈贝马斯看来，“劳动”的概念是马克思本来就有的，而“相互作用”则是他的创造，相互作用是以语言符号为媒介的交往行为，相互作用即交往行为。哈贝马斯之所以引入交往行为是因为他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存在缺陷，它只说明了人的活动的一个领域。哈贝马斯认为，人的活动领域包含两大领域：一是劳动生产，它仅涉及人与物的关系，人与外部自然的关系，通过劳动人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创造出使人得以生存的生活、生产资料。二是交往活动，它涉及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每个个体有不同的身份，只有在同一个个体占据不同的地位和不同的个体占据相同的地位时才会形成了社会关系，形成了人类生活的再生产。哈贝马斯认为这种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的再生产只有通过交往活动才能形成。他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的提出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适用于区分灵长目的生活方式和原始人的生活方式”。②原始人类通过劳动获得他们的生产资料，他们占有武器和工具，他们有分工地进行协作，并在集体中分配捕获到的猎物，形成了人类社会有别于灵长类的生存方式。但哈贝马斯认为社会劳动仅是一种工具理性活动，这类“工具的活动按照技术规则来进行，而技术规则又以经验知识为基础”。③因此，在他看来社会劳动只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工具理性的劳动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认为，马克思的错误在于他用仅表示人与物关系的社会劳动概念来解释人类的发展，混淆了两者的区别：

马克思用社会再生产的规律来追复人的种群的形成发展过程，因此，未能揭示人际交互作用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却将前者缩减归结为后者。于是，工具成了解释一切范式，一切的一切都消融在生产的自我运动之中……④生产范式赋予实践概念以明显的经验主义色彩，因而无法解释劳动生产同有语言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的其他文化表现形式整体的关系如何；生产范式以自然主义来定义实践概念，因此无法解决由社会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中能否导致出规范性内容的问题。⑤

也就是说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人们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因此历史解释的出发点只能立足于对社会关系形成过程的解释，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只涉及人与物的关系，并不能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解决在他看来的马克思劳动概念的不足，哈贝马斯提出用“相互作用”来说明人类社会关系的形成，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而“相互作用”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

交往行为是以象征（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在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中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又是给相互期待的行为下定义的，并且至少必须被两个行动着的主体理解和承认。⑥

即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的目的在于交往双方的理解，即交往行为是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何谓理解，哈贝马斯认为有狭义和广义两种：

理解最狭窄的意义是表示两个主体以同样方式理解一个语言学表达；而最宽泛的意义则是表示在与彼此认可的规范性背景相关的话语的正确性上，两个主体之间存在某种协调；此外还表示两个交往过程的参与者能对世界上的某种东西达成理解，并且彼此能使自己的意向为对方理解。⑦

可见，无论是狭义上还是广义上，哈贝马斯都把“理解”看作是人与人之间的在思想意识领域内的相互认同。为了达成理解和相互一致的目的，必须通过语言的交流才能达成。语言在交往当中处于核心的地位：

交往行动的概念所涉及的，是个人之间具有（口头上或外部行动方面）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行动者试图理解行动状况，以便自己的行动计划和行动得到意见一致的安排。解释这个中心概念，首先涉及取得能够意见一致的状况规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这种行动模式中，语言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地位。①

作为交往中介的语言，不是一个人的独白，而是对话式的日常语言。通过对话使主体间的交往行为达到理解，“通过谈话方式，把思想从运用要求转变为交往行为理论，具有中心地位的意义”。②由于语言理解在交往中占据核心地位，哈贝马斯研究了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提出了四个要件，即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

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versttandlich）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相互理解；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wahr）陈述（或陈述性内容，该内容的存在性先决条件已经得到满足）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wahrhafting）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能信任他）；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richiting）话语，以便听者能够接受之，从而使说者和听各能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题中达到认同。③

也就是说，在对话中，人们必须选择正确的语言来表达他真实的想法，而不是故意隐瞒自己的想法，这样交往的双方才能相互理解。可以看出，哈贝马斯所认为的交往行为是以主体之间通过语言交流而达成理解的一个过程，在本质上，它是一种语言交往活动。

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社会变革的实现必须借助于人们交往活动和交往关系的发展，当它们为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而改变自身的形态时，才导致制度和社会形态的变革、进化。这种变革社会结构的交往行为，哈贝马斯归之为“道德―实践知识”领域的学习行为。在他看来：

富有进化成就的学习过程，不仅出现在认识―工具领域内，而且也出现在相互作用的领域中；在道德―实践知识的领域中，社会制度系统（Instituionen system）的基础设施直接受到了这些学习过程的触动。④

哈贝马斯认为学习有两种，一种是认识―工具领域内的学习，表现在劳动知识的积累和组织能力的提高，即生产力的增长。另一学习领域是相互作用领域――道德实践知识领域，表现在人们道德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反映在世界观中就是形成为新的道德意识和法的观念，这对社会进化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道德实践知识一方面能把人置于自觉地解决与道德冲突相关的行为冲突的绝对令律之下，成为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稳定性指示器。另一方面，由于它们具有传播的能力和使制度变化的能力，因而能够被社会加以利用，形成社会的一体化，从而使新的生产力得到利用和发展。因此，道德规范结构的发展，对社会进化来说，具有起搏器的功能，它预示着新的社会结构的形成。⑤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力与社会制度结构的冲突，冲突的解决需要新的社会结构的产生，但新的结构不会自动产生，必须求助于学习才能获得，即人们在“道德―实践知识”领域通过交往行为达成理解，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意识――道德知识或道德规范――从而相应形成一定的规范结构，而这一规范结构也就构成了组织整个社会的基本原则。根据这种组织社会的规范结构，哈贝马斯把社会历史发展划分为三大分期：原始社会、阶级社会和后现代社会。“阶级社会”哈贝马斯也称为文明社会，这种文明社会分为两个时期：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又分为资本主义社会和后资本主义社会，其中“资本主义社会”又分为两个时期：早期资本主义社会和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原始社会组织原则是年龄和性别等原始角色，其制度核心是亲缘系统。传统社会的组织原则是具有政治形式的阶级统治。

哈贝马斯兜了这么一个大圈子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意图：社会的进化是由意识的进化推动的，是道德―实践知识增长的结果。那么，这种在交往中形成的道德知识和道德规范又是由什么推动和决定的呢，我们在哈贝马斯的论述中看不到答案。

哈贝马斯对历史唯物主义重建和最核心内容就是用交往行为代替劳动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所达成的共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作为决定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哈贝马斯批评马克思劳动概念中只有人与自然一个纬度，忽视了交往的重要作用，真是这样的吗？马克思用实践的观点来看待社会，他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①这是因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②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获得生命所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为了满足物质生活资料的需要，人们必须通过物质生产活动――劳动，同自然界进行物质变换。同时人的生产劳动只有在共同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展开，离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物质生产根本无法开展，所以，马克思又说：

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他们如果不以一定方式结合起来共同活动或互相交换其活动，便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的关系，才会有生产。③

这样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劳动就表现为两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由此可见，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只具有人与自然一个纬度的看法是主观武断的。马克思十分重视交往活动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但马克思认为交往关系首先是一种劳动交往活动，也就是说交往活动首先是一种实践活动，而不是像哈贝马斯认为的是一种语言交往活动，当然，任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必然伴随着语言活动，但语言活动只是实际劳动交往得以进行的工具。世界上并没有脱离实际交往过程而独立的语言交往行为。劳动是物质交往活动的基础，而物质交往活动是一切其他交往活动的基础，这就意味着，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交往形式，一切社会关系都应该在劳动中得到理解。

哈贝马斯实际上是把交往活动中形成的意识当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这样的理解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使他的重建更多的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抛弃。哈贝马斯没有回答意识又是由什么决定的这一关键问题？马克思认为意识是人们实际生活体验的结果，而实际生活过程首先是人们的劳动生活过程。马克思指出：

在再生产的行为本身中，不但客观条件改变着，例如乡村变为城市，荒野变为清除了林木的耕地等等，而且生产者也改变着，炼出新的品质，通过生产而发展和改造着自身，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④

也就是说意识的改变只能取决于人们现实劳动生活过程本身的改变，人们之间的交往所达成的共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最终只能在人们劳动生活过程的改变中得到解释。可见，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劳动出发，来考察和揭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这是我们必须把握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精神。

第7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1、社会实践的目的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科技、国防、劳动、法制、环保、历史等多方面教育，使学生关心社会和科技进步、关心地球和生存环境，获得直接感受和问题解决的经验；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学生的组织纪律性；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认识社会、探究社会问题的基本能力，形成综合思考问题的能力；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养成良好的劳动观念，形成一般劳动技能；通过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协作能力、组织能力和操作能力以及适应环境的能力。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参与意识、创新意识和勤于实践、勇于探索、精诚合作的精神，不断提升学生精神境界、道德意识和能力，完善学生人格，最终指向于学习者个性健全发展。

2、社会实践的内容

社会实践活动包括校内实践和校外实践，其内容包括：

军训：这是一个必修项目，主要进行军事知识教育、军事技能训练和纪律的养成教育。

校内实践活动：主要进行日常生活技能竞赛活动、校园规划和校园环境整治活动。

校外实践活动：参观、访问和调查活动。可以以郊游或远足的形式，观赏当地田园风光、锦绣山河、人文景观等；可以到德育教育基地参观考察，接受思想教育（例如清明节祭扫革命烈士墓）等；可以抓住社区焦点、热点问题，进行环保、国情民情调查等；可以结合教学内容进行验证性的调查，或结合研究性学习进行探究性的调查。

社会生产劳动和社区建设活动：指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商业性活动、社会公益劳动（例如义务植树等）等，还可以参加社区的政策调研、政策宣传甚至于政策制订，参与企业策划等。

科技性实践活动：如进行某项科技设计或制作，参与社区生产、生活设施的设计或改造等。

社会实践活动内容的确定是学校提供与学生自主选择的结合。学校为学生提供两个、三个或多个选修模块供学生选择。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创造性地选题和开展实践活动。

3、课程管理组织形式

2.工作小组

组长：

成员：

社会实践课程在学校综合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领导和学校综合实践活动专家小组的指导下实施，在学校德育处、教科室、教务处和总务处的通力合作下完成。德育处负责社会实践课程的规划，教导处、总务处等积极为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创造条件和机会。德育处要为学生的活动提供安全保障。年级组负责综合实践活动的具体实施，班主任对全班的社会实践活动负责，指导老师对所分管的社会实践小组负责。

班级成立学术委员会，实施对班级社会实践活动的自主管理。

社会实践活动一般以由三、五个学生经自由组合形成的小组为单位开展，每小组推举小组长一名，根据活动项目聘请指导老师1—2名，提倡根据活动项目的需要聘请校外人士充当指导老师。

学生到校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要有完整的活动方案，要告知班主任和家长并征得班主任和家长的同意。班主任和家长要在活动方案上签字表明自己的态度，并要求班主任和家长对该活动方案提出详细、具体的活动建议，以确保活动能安全、顺利在进行。指导教师也要就活动的开展提出自己的建议。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但军训作为特殊的实践活动项目，要严格按照学校综合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安排实施。

4、课程配置与时间安排

军训是全体学生的必修项目，安排在高一第一学期开学之初，共一周时间，完成者得2个学分；学校设置一个“社会实践周”，根据实际需要安排一次主题活动，一般安排在高二第一学期，完成者得2个学分；

其他2个学分由学生根据个人的主客观条件和兴趣爱好，利用双休日、节假日或假期时间自主安排活动得到，可集中安排进行某一主题活动，时间不得少于7日，也可分散安排多项活动，时间累计也不得少于7日。分散进行的活动要尽可能多样化，以获得多方面的感受和收获。这2个学分的认定时间为高二第二学期末。

5、活动实施的过程

5•1活动前教育。学校在活动前都安排一定时间进行安全、法制、礼仪教育。教育学生预防事故，注意自我保护；教育学生必须遵守法制，遵守实践地和社区的规章制度；教育学生礼貌待人，体现中学生良好的精神风貌。

5•2内容选择与活动规划。除军训项目外，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已有的知识水平,从生活世界出发，从熟悉和关注的社会实际中选取活动主题和内容，并形成社会实践小组，聘请指导老师，联系好将要前去实践的地点或单位，制定小组活动计划，并在小组活动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个人活动计划。将小组活动计划和个人活动计划报告班主任和指导教师并征得他们的同意。

5•3活动实施。学生必须按计划进行活动，接受实践地负责人领导，班主任和指导老师要随时关注活动的正常开展。在活动中组长要协调好小组成员及各方面的关系，各成员发挥团队精神，相互协作，确保活动的顺利进行。要记录活动过程和活动心得。

5•4总结交流。活动结束后，小组完成社会实践的报告，个人写出活动小结及活动过程中的体会、感受等，先在小组内交流，然后组织小组间的交流。学校每学年安排一次社会实践的总结交流，形式由班级自定，可以是主题班会、班级网页、墙报展览等。

5•5评价考核。小组和个人提供相应的材料，由班主任或指导老师（）进行初步的学分认定，然后由学校综合实践课程专家小组进行学分确认，教导处完成学分登记。

6、课程评价与学分认定

6•1、评价原则

贯彻三结合评价原则：过程评价和结果评价相结合，自评和他评相结合，定性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

6•2、评价内容

（1）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课时量和态度；

（2）活动的选择与活动设计评价；

（3）活动过程中的体验和收获：认识社会、研究社会问题的基本能力和人际交往、协作、适应环境等能力的发展情况；

（4）活动的成果和社会效益评价；

（5）活动过程中的创新性和实践性的体现情况。

6•3评价方法

实施档案袋评价。学生建立个人社会实践活动档案袋，里面应装有能反映小组和个人活动过程的种种记录和其他证明材料，并提供核实方法或途径（如实践单位的地址和电话，相关人员的姓名和联系电话等）。在进行考评价时，活动小组和学生个人提供如下考评依据：

军训评价。军训评价由出勤情况、学习或训练态度、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考核情况、个人军训日记或小结等方面构成。

附军训评价表

项目项目考核得分百分比折算得分备注

出勤情况20%项目考核得分为百分制，折算得分之和就是最后得分。

学习或训练态度15%

军事知识考核25%

军事技能考核25%

军训日记或小结15%

最后得分

主题活动评价。详细的小组活动方案和个人活动计划，小组社会实践报告与个人活动小结，活动记录与活动证明，主题活动的成果，相关单位的评价和学友的评价材料。

附主题活动评价表

项目分值得分备注

出勤情况20累计各项得分除以2就是最后的得分

实践活动态度30

活动选择与活动设计40

活动体验和心志发展40

活动成果和社会效益30

活动创新性和实践性40

最后得分

分散组合活动评价。相关的证明材料，如各项活动的单位证明、各项活动的计划，各项活动的过程记录与小结等。

分散组合活动评价表

活动名称活动用时活动态度活动收获活动得分备注

综合得分累计得分÷活动项目数

（）

6•4评价程序

学生个人或小组整理参评材料——小组交流及互评——班级交流及互评——导师（或班主任）进行初评、学分认定和等级认定——学校综合实践专家小组进行最终的定性评价，学分认定和等级认定。得分90分以上的为A等，75分——89分为B等，60分——74分为C等，60分以下为D等。

7、奖励与重修

第8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论文摘要：被韩非称为”世之显学”之一的墨家学派，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支奇葩。在墨家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中，职业教育思想独树一帜。其对科学和技术教育的重视，以及对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等，都对当今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墨子(公元前aso-一公元前389年)名翟，战国初鲁国(今山东滕州)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其科技教育理论与实践达到了同时代世界的最高水平。他本来师从儒学，但讨厌其重礼厚葬的繁文褥节，便创办了墨学，成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

墨家学派与儒家学派截然不同，最突出是把儒家不屑一顾的技术教育，包括自然科学和劳动技能等教育内容倍加重视和推崇。墨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和儒家并称“显学”，其职业教育思想独树一帜。今天，深人研究墨子的职业技术教育思想，对推进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一、墨子职业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墨子所处的战国初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大转变时期。封建生产关系逐渐成熟，铁器的广泛使用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手工业、商业繁荣，产品极大丰富，生产力迅速上升。这样就把更多的人从物质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从事脑力劳动，从而创造更丰裕的科学、文化、思想成果。同时，战国初期又是一个动荡的变革时期。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和新兴的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尖锐复杂，除战争外，还竞相养士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产生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派别，形成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思想学术繁荣局面。

二、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简述

(一》培养‘.兼士”的教育目的

基于“兼相爱，交相利”的社会理想，墨家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兼士”或“贤士”，进而实现贤人政治或仁政德治。对于“兼士”的标准，墨子提出要“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即要具有深厚的道德品质，能言善辩的辩论技能和广博熟练的知识技能。道德培养尤甚，使兼士能“爱无差等”，做到“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不分彼此亲疏、贫富、贵贱，都能做到“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埋葬之。”(僵子·兼爱下》)辩论技能的培养是为了能让兼士去社会上推行“兼爱”的主张;知识技能的培养是让“兼士”投人到社会生产实践中去，有兴利除害的能力。墨子经常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门徒大多出身于“农与工肆”，同墨子一起学习和劳动，在培养德行基础上，努力掌握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受到了很好的劳动职业训练。

(二)科学和技术为主的教育内容

墨家确定了一套独特的教育内容以培养兼士，其中最有价值的就是科学和技术教育的内容和思辨能力的培养。科学和技术教育的内容更多的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特色。思辨能力的培养，在于锻炼和形成严密的语言逻辑，从而在论辩中能说服别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

1.自然科学知识

墨家学派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独树一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W物理学

力学。力学是现代物理的重要分支。僵升中记述了丰富的力学知识。如关于机械运动的正确定义:“动，域徙也。”意思是说，机械运动的本质是物置的移动。这与现代机械运动的定义完全一致。

光学。光学是墨家科学教育中最出色的部分，从“光的直线行进”这一基本光学原理，探讨了一系列光学问题，对平面镜、凹顶镜、凸面镜等进行了相当系统的研究，得出了几何光学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并做了类似“小孔成像”的实验。

(2)数学

《墨子·经劝中含有丰富的数学概念，严密的逻辑推理和深邃的数理哲学思想。如对圆的定义:“圆，一中同长也”。“一中”即“对中心一点”，“同长”即“等距离”。这与近代数学中圆的定义“对中心一点等距离的点的轨迹”是完全一致的。墨子是对十进位值制概念进行总结和阐述的第一个科学家。十进制的发明，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的一个重大贡献。正如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J卿数学卷中所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位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

2.生产技能知识

僵矜中记载了许多墨家传授劳动技术的内容。墨子特别注意让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学习经验，掌握技能。《墨子·辞过》:“圣人做诲，男耕稼树艺，以为民食。”僵子·节用中》:“凡天下群百工，轮、车、鞍、饱、陶、冶、梓、匠，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自身为人师表，直接从事生产，并且具有很高的技艺，“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他的门徒大多出身于“农与工肆”，他们同墨子一起学习和劳动，在培养德行的基础上，努力掌握劳动技能和生产经验，受到了很好的劳动职业训练，为将来实践墨家的理想打下了基础。

3.军事知识

墨子可以说也是一位著名的军事家，他精通各种军事技能，并把它充分的运用到其宣传“非攻”思想的行动中。僵子·公辙中就记载了墨子通过向公输班演示军事布阵止宋攻楚的一件事。他不动一兵一刃成功的阻止了楚国攻打宋国，且宣传了自己的“非攻”思想。

《墨子》中“备城门”、“备高临”、“备梯”、“备水”、“备突”等章比较集中地体现了墨子守城理论的特色:军事谋划与工匠技术相结合。

4.思辨能力的培养

包括形式逻辑和论辩方法的教育。墨子特别强调语言的逻辑性，要“上说下教”，必定要有正确的观点和逻辑严密的语言内容和论辩的方法。他提出要用“三表”来衡量人的认识和观点是否正确，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和“有用之者”，从历史的经验知识、民众的经历和社会实践中去检验思想与言论的正确与否。 在中国古代逻辑学史上，墨子首先提出了“类”、“故”的概念，提出“察类明故”的命题，即运用类推与求故的方法，讲求以理服人，追求思辨技巧，言行有据。

(三)重“作”重“行”的教育方法

重“作”即重视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墨子主张:“古之善者则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僵子·耕柱》)对古代好的东西应当继承，而在今天则进一步创造出新的东西，希望好东西能更多一些。可见，墨子对学生创造性的培养十分重视。

重“行”即重视实践。墨家的实践内容除了道德和社会政治之外，更多的是生产、军事和科技的。从实践中学习技术，总结经验，培养改造社会、推行政治主张的能力。

在墨家教育方法中，还强调了量力而为。依据学生的精力和能力进行知识的传输和技能的培养，同时告诫学生凡事也要量力而行，切勿贪多务得。

三、墨子职业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儒家学说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因此职业教育也深受其害，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一直延续至今。虽然在中国几千年的发展史中，职业教育一直没有销声匿迹，但也总是作为官方儒学教育的附庸，政治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发展。严格意义上的职业教育在我国有上百年的历史，而真正的发展在近二、三十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开始需要大量的技术人员，尤其是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熟练技术人员，而我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与社会的需求相脱节的，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往往是理论能力重于实践动手能力。因此，如何培养高质量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许多适应社会经济生产发展而开设的职业技术学院也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就业率高于普通本科院校毕业生的就业率已成铁的事实。在职业技术教育欣欣向荣的时候，我们可以从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中寻找他山之石。

(一)要有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识

中国的传统教育一直忽视职业教育，从几千年前的孔子开始，轻视劳动技能的学习，使教育的目的一直在“人仕”中徘徊，上学是为了做官，直到现在，很多大学生认为上大学就是为了进政府谋得一官半职。这种观念已经与社会的需求相违背。重视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合格的技术人才，才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

《二)结合社会需求开设专业

墨子在当时动荡的年代，为了社会安定与人民幸福，毅然抛弃儒家繁文褥节“礼”的教育，从实际生产实践中寻找教育目标、内容与方法，只要是对生产劳动有帮助的技能都被墨子吸收到自己的教育中来，上升到理论，并亲自带领学生践行。他的军事技能是为了宣扬自己“非攻”思想，为了人民的安定生活。我们现在的职业技术学校也应根据社会需求开设专业，培养社会需求的人才，有助于学生的就业，对社会的发展也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三)在实践操作中掌握技能

墨家教学注重教书育人、学以致用，即所谓“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墨子·修身》)即使有广博的知识，还应以实践为根本。一切说教，一切理论，都必须见诸行动，根本在于实践应用。墨家艰苦实践的精神不仅体现于践德，而且体现于生产、科技及军事领域。用以指导教育和教学，表现出积极的实践特征。

职业技术教育要求学生走出校门后，就能立即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独当一面，这就要求重视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在掌握一定的理论知识后，就应该多到现场练习、操作实践。多练，多动手，才能熟练地掌握技巧，真正实现职业技术教育的目标，培养出更多的既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动手能力的社会所需要的真正人才。

(四)勇于创新、警于创新

墨子的职业教育思想中蕴含创新的精神，他反对孔子“述而不作”的观点，指出要根据实际需要教学，“述而且作”拓展了教育的范围，教学的内容冲出了孔子“六艺”范围，生产技能和科技教育等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同时墨子根据已有的材料和技术创造出新的事物，如他削竹木为鹊，成而飞之，三日不下。

第9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的形式范文

论文摘要:反观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只有站在人的价值主体性维度考察经济与伦理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厘清经济与伦理逻择关系和内在矛盾，并且以此来观照我们的经济制度、经济活动，对经济活动和经济发展的目的、过程、手段、结果所体现的复杂关系作出合理性评利，正确引导人们的经济行为和价值取向，从而促进社会与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内涵丰富，源远流长，对我们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经济伦理的建设，深人研究探索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了解其深刻的伦理内涵及社会作用，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近年来，学术界关于经济与伦理的关系论述不少，历史上也有不少相关论述。如中国古代儒墨之间的义利之辩就是对这一关系的讨论。若按照经济与伦理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将经济与伦理间关系的思想分成四种形态，分别是经济中心论、道德中心论、经济内生论及外在经济论。不论哪种向度，都各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其片面之处。本文试想从价值主体之维度对经济与伦理关系做一些探讨。

纵观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主要是以儒家道德为基础，容纳了法家、道家、兵家诸家治国治人之道，用以指导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规范和评价人们经济思想和行为的伦理思想体系。其中，在春秋末期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形成的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主张伦理重于经济或理性重于利益，伦理是经济目的，经济是伦理的手段，甚至认为利益可以为理性而失;以先秦墨家、法家和道家学说为代表形成的功利主义经济伦理思想，主张经济重于伦理，利益重于或等于道义;利是社会伦理的基础，道义的前提是利或利人;“交相利”乃是“圣王之法”、“天下之治道”;以许行(与孟子同时代人)为代表的农家学派的经济伦理思想则主张君民并耕同劳共食，平等交换，反对剥削欺诈;主要身亲耕，妻亲织，直接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极力维护广大小农群众的利益。表面上看中国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中不乏有关于“人事”的论述。但它研究的只是人的行为规范，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体现的是一种人对群体的依赖关系，人在这种依赖关系之中自然不可能成为独立主体和确证作为人的主体性，更谈不上以人为本，突出人的创造性的主体精神。经济伦理学的着眼点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伦理问题，既在经济中隐含而又凸现出人的价值和伦理关系问题。经济伦理学对经济的关注是为了对人的关注。如果从经济伦理学角度讲，不是要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处理好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仅仅为了更好地发展经济。正好相反，发展经济，提高生产力水平，并不是目的本身，至少也不过是目的性手段，而根本的目的是为了人，为了人的全面发展，为了人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即人的主体性得到复活。只有这样的经济，才是真正“为人”的经济，才是真正具有伦理精神的经济，才是真正“为人”的经济。

人是世界的中心，人的这种地位决定了在人与万物的关系中，人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而经济伦理学探寻在伦理建立完善经济活动中经济主体行为价值取向和人生价值善恶判断系统，以主体性的人格赋予经济的意义和终极价值目标，即赋予经济以精神、气质等品格;最终实现人的直觉与自由的本质学问，自然要从作为主体的性质出发，来认识人与世界的关系。然而，随着人类经济实践的进一步扩大，一体化的复杂性，特别是经济发展中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物的矛盾关系凸现，经济伦理学倒偏重和专注于物与物的关系即经济效率，较少关心人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以及什么东西能够培养“人的美德”或者“一个人应该怎样活着”等诸类问题，在客观规律面前，人这一经济的主体被忽视了。现实的经济研究中，人们往往注重对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等问题的研究，甚至经济发展被视为最终目标，人被简单地视为劳动者和消费者，追求物质被认识是人的根本，以为解决物质和财富的增长是人的唯一需要。经济活动若只围绕着财富增长而展开，即囿于客体，囿于人之外的物质层面，失却对人的关注，忽视人是经济运行的主体和经济发展的目的，则必然导致经济与伦理的分离和紧张关系。

经济与伦理的冲突，首先体现在人类个体理性与整体理性的冲突上。就形式而言，经济活动与伦理活动都是人类的理性活动，虽然经济和伦理都体现着人类的理性，但经济学却有着自己比较特殊的理性观念。经济学的理性是以个体理性为基础的。在经济学家看来，如果一个商人能够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达到目标，他就是理性的。有效地利用资源来达到目标，这就是经济学理性的根本内涵。具体来说，经济学理性有以下三个方面涵义:第一个涵义是“人的自利性”假设。在经济学家看来，人是理性的存在物，其行为必然受到自我利益的驱使，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一切经济行为的出发点。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的核心思想。第二个涵义是“极大化原则”。它坚持功利主义原则，认为个体对最大幸福的追求，或等价地追求最小化“痛苦”，是人的理性的必然选择。第三个涵义是每一个人的自利行为与群体内其他人的自利行为之间的一致性假设。事实上，人的经济行为的动机和对经济成就的判断都渗透着伦理的因素，都受到人类整体理性的影响。经济学对人类行为动机的设定过于简单、狭隘和武断，它对经济成就的判断也缺乏“人类最终目的是什么”和“怎样的经济活动使人幸福”这样的伦理考虑。

其次，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体现在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冲突上。人类是经济的主体，经济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在经济发展和人的发展的关系中，经济发展只是手段，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和尺度;但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却存在着严重的冲突。经济的高速发展固然给人类带来了丰厚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当代的各种全球性危机，这些危机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不仅如此片面追求经济发展还造成了人的异化和社会关系的物化。商品经济把人纳入到它的普遍的价值体系之中，使人成为一种可使用、可交换的商品，在经济中发挥作用。于是，人作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得到重视，而他的人格价值却被吞没了，人的价值仅仅表现为物化的值和交换价值，即作为手段的效用价值，而不是主体性价值。结果便是人被物所支配，被他自己的产品所支配。个人无限占有物质财富的贪欲所带来的只能是摒弃价值理想，忘却终极关怀，使人成为物质巨人和精神侏儒。总之，这种单向度物质价值取向导致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的严重冲突。

再次，经济与伦理的冲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冲突上。通常人们对经济发展的研究侧重“如何发展”，却忽视了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另外一面，即“为何发展”这一价值论、目的论问题。而后一方面正是前一个方面的理论前提。如果我们不能对“为何发展”做出合理回答，我们的发展就会因失去价值论基础而发生意义危机。正如美国学者威利斯·哈曼博士所说:当前“唯一最严重的危机主要是工业社会意义上的危机。我们在解决‘如何’一类的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却对‘如何’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意识到谁都不知道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这涉及的实质上是哲学和伦理学中争论不休的“是”与“应当”的关系问题。这里的“是”，是一个存在论、本体论的概念，指事物存在的客观“事实”，事实固有的存在属性及其客观规律性。这里的“应当”则是一个价值论、目的论、实践论、伦理的概念，指立足于人类自身尺度所形成的价值评价、行为选择和伦理规范。在传统哲学看来，现实的就是合规律的，合规律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合规律成了决定人类行为的唯一尺度。因此，对必然性的尊重就成了最高的善，人也只能做规律自我实现的有意识的工具。实际上，休漠以来，有许多思想家意识到，从“是”中推导不出“应当”，从事实判断中推导不出价值判断，从合规律性中推导不出合目的性。现实经济实践中“我们能够做的，是否是应当做的?”“能够做”和“应当做”之间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人类经济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之间的冲突。 通过对经济与伦理关系的考察，可以知道就经济本身而言，经济活动的确有自己独特的规律，有着与伦理价值不同的价值。但经济活动无疑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部分。当我们把经济活动放到整个人类实践活动来考察时，的确需要有一个伦理维度。因此对经济发展规律的确定并不能代替对现实的经济发展道路的价值论的评价和社会批判;合规律的经济发展仍然需要以人为中心的尺度和伦理原则的评价和规范。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我们必须把人作为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尺度，不仅要有效率的尺度，而且更要有人道的尺度，这里的人道的尺度，主要是指人的价值主体性维度。要讲人的价值主体性维度，首先必先理解科学的人性观。

经济伦理学主要是道德层面的哲学，道德是人的道德，离开了对人性问题的研究，道德就会缺乏主体基础，伦理学作为关注人性改造与完善的人文学科，如果不研究人性问题，也就缺乏了其应有的逻辑起点。根据经典著作的论述认为:人性是以社会实践基础的自然性，社会性和主体性的统一。首先，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能动与爱动的统一。人同动植物一样，在自然界面前也有爱动的一面，有对生存和发展的外在条件的依赖，即人的需要，但只要是人的需要，不管是哪种需要，本质上都是社会性质的需要。因此，人没有纯粹的自然性，而是人化的自然性。承认人性中包含着自然性，但同时认为这种自然性不能归结为人与动物相同的那种自然属性即纯粹的生物和生理本性，而是社会化的自然性。“吃、唱、性行为等等··…是真正人的机能。”但是，只有满足这些需要之后，才能“使人的感成为人的”，才能“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其次，关于人的类特性，马克思说:“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始终是作为主体而存在的，不仅是认识和改造自然界主体，而且也是认识和改造人本身的主体。人的这种主体性，是人同其他动物最后的和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所说的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的特性，换一种说法，就是人的主体性活动的特性。人的主体性概括起来讲就是人作为对象世界的主体所具有的不同于自然和动物的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能力。历史上的一切非的学者离开社会实践而谈人的理性，这自然是抽象的，认为人的理性、主体性、自觉能动性，人的精神生活都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人性不仅包括人同自然界相同的性质，甚至还包括人的类特征，但人的本质在于其社会性。关于人性的社会性的规定，把它与历史上一切抽象的人性论区分开来，是人性论的根本特征。马克思不仅仅认识到构成了人的本质的上述要素，而且使之建立、统一于实践的坚实基础之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或社会实践的最主要形式是生产劳动，正是劳动把人从自己的动物祖先中提升出来，正是在社会实践中使人的自然属性变成了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