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婚姻法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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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民法典的婚姻法范文

关键词：夫妻财产制度，新婚姻法，旧婚姻法，立法建议

婚姻法的修订，牵动全国上下十三亿民众之心，可以说民众对此事的关心程度甚至超过对宪法的修改，因为它是老百姓的又一实实在在的“权利宣言”。修订结果，共有三十三处变动或增删[1]，而夫妻财产制，作为规范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财产关系的法律制度，正是2001年婚姻法修正的重点。

夫妻财产制度，国外大体上有统一财产制、共同财产制、联合财产制和分别财产制。以上四种夫妻财产制是按财产的归属和管理的角度划分的，和法定财产制、约定财产制划分的角度不同。按照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的归属，夫妻之间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夫妻之间没有约定的，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也就是说，我国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

一、新婚姻法较旧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制度规定的比较与进步

修订后的《婚姻法》，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的三个部分：即夫妻约定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弥补了我国原有的婚姻法对夫妻财产界定上的一些漏洞，增强了法律的可操作性，具体表现在：

1、夫妻之间可约定财产。新婚姻法新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九条规定了约定财产的相关内容，即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共同所有、部分各自所有等。此项规定充分反映了对民事权利主体意愿的尊重，体现了当事人之意思自治，符合私法自治的基本精神。

修订后的《婚姻法》对夫妻之间可约定财产的规定，反映了以人为本的立法价值取向，符合世界各国民事法律发展之潮流，但对此规定也有些学者不甚赞成，认为“它是无异于对离婚诉讼的一种引诱”[2].对此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夫妻关系的建立除了感情基础外，更需要物质作后盾。正是由于有了事先的财产约定，才会为日后可能产生之摩擦提供了剂，更能消弭双方可能产生的不快，增加夫妻关系之间的向心力，又有何不可？再说我们经常说“亲兄弟明算帐”，难道能说是对兄弟反目的一种引诱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2、完善了我国的物权制度，体现了物权法定原则。我国民法中未规定物权的取得时效制度，而婚姻法修订以前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却规定：“一方婚前个人所有的财产，婚后由双方共同使用、经营、管理的房屋及其他价值较大的生产资料经过8年，贵重的生活资料经过4年，同样可视为共同财产。”该司法解释其实创造了物权的时效取得制度，实际是典型的法官造法，这种造法并不符合立法法的规定，是对物权法定主义的违背，实有检讨之必要。此次《婚姻法》的修订，对夫妻财产作了明确的规定，即除当事人之间另有约定外，依法属于个人财产，不因婚姻关系的延续而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从而解决了我国以前婚姻立法中的这块硬伤。

3、规定夫妻个人财产制度，有利于提高婚姻当事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我国原有的“夫妻共同财产”范围规定过于宽泛，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个体业主、私营企业主大量出现，而他们的财产数额巨大，一旦发生继承或赠与，将其个人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会挫伤他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司法实践中，有人正是利用这种法律规定，通过不正当结婚、离婚等手段来敛富聚财，因此这种扩大夫妻共同财产的做法已证明是行不通的，甚至会引发道德灾难。修订后的《婚姻法》规定了夫妻个人财产制度，即新增加了一条作为第十八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1）一方的婚前财产；（2）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这样就免除了婚姻双方当事人的后顾之忧。由于夫妻财产关系明确，也排除了第三人的交易顾虑，有利于推动整个社会资源的最有效利用。

4、夫妻财产内容进一步充实，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要求。我国原有的夫妻财产制度为婚后所得共同所有制，但这种制度的内容却几乎一片空白。事实上此制度的核心是夫妻财产本身。我们知道财产包括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知识产权等），原来的夫妻财产制度对无形财产未加规定，修订后的《婚姻法》对此作了完善。如第十七条对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列为共有财产，增加了“知识产权的收益”。

5、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更好的反映了私法本质——实质正义。修改后的《婚姻法》体现了对弱者的保护，反映了社会主义新型夫妻关系的要求。比如说第四十条规定了“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还有对妇女儿童有特殊的保护，比如说离婚时贯彻“儿童优先”原则等。

二、新婚姻法对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存在的缺陷

我国新修订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制度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为解决夫妻财产方面的争议提供了有效的法律依据，有助于建立稳定的社会主义家庭关系。但笔者认为这次修订仍存在许多缺陷，现略述如下：

1、共同财产规定得很不周延[3].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本法第十七条或第十八条的规定。而第十七条和第十八条分别规定的是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在此两者并不兼容，更严重的是，第十七条第五款规定：其它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第十八条第五款规定：其它应当归一方所有的财产。两者都是“口袋型”条款，都可以作扩张解释，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立法者本意可能是避免不能穷尽共同财产与个人财产的范围而有意为之，但却留下更大的法律空子，甚至可能引起法律适用混乱。在这方面，日本的婚姻家庭法规定得比我们清楚得多，也爽快得多：“夫妻间归属不明的财产，推定为共有。”[4]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也有类似的规定。

2、夫妻财产契约的签订必须遵守诚信原则，不得有违社会之公序良俗，婚姻法对此有所疏漏。实践中，夫妻之间的一方可能凭借其优势地位，或者诱使、利用对方的无经验，签订不公平之协议；或借财产协议规避债务。法律在这方面应作出规定和限制，而我国法律恰恰缺乏相应的规定。或许立法者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但往往是一些社会常理，法律不规定就会产生歧义，比如说关于丈夫是否享有生育权以及配偶权等问题的争论[5]，就是因为法律规定不明或者缺乏规定而产生。

3、夫妻财产制度的约定缺乏公示程序的规定，令该约定缺乏公信力。我国婚姻法第十九条规定：夫妻可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虽然该规定约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但是笔者以为，该约定毫无公信力，根本不足以对抗第三人。由于书面约定，乃是夫妻之间的合意，无公证机关的介入，其约定势必可任意曲解，第三人根本不可能知情。于此，善意第三人利益不应因此受损，根据法律最终之价值取向，将不得不以牺牲该约定的公信力为代价，在与夫妻任何一方发生交易之时，第三人的债权可向夫妻任何一方主张债权。在这方面，许多发达国家法典比我们规定得明确：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均应有公证人在场，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该证书必须指明在举行结婚前交至身份官员[6]，德国法也有类似之规定[7].笔者认为，这些规定固然会增加财产约定的成本，但考虑到约定可能涉及第三人的利益，我们仍然应当借鉴。

4、与前一问题相关，夫妻财产制度缺乏协议变更程序。由于夫妻财产协议是夫妻双方意思一致达成的结果，是其意思自治的反映，那么，当事人当然有权利对夫妻财产协议进行变更。遗憾的是，我国婚姻法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婚姻家庭法对夫妻财产的协议变更有明确的规定，如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之间对财产契约作任何更改，须具备前述签订财产契约的条件，并且必须以书写在婚姻财产契约的原本之后，才能对抗第三人。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5、婚姻法未规定别居制度[8]，造成夫妻在关系存续期间难以对财产进行分割。我国现行婚姻法规定，夫妻的财产分割必须是以婚姻关系破裂为代价，这就掐断了当事人选择的余地。实践中，有的夫妻仅只想进行财产方面的分割，而不想婚姻关系破裂，走向离婚之路的情况也是普遍存在的。事实上，正是没有规定别居制度，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当事人对个人财产行使完整的物权也显得困难重重。

三、立法建议

由于《婚姻法》修改刚过两年，再行对其修改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但却可通过与之不相冲突的婚姻法实施细则或在以后民法典亲属篇的制订中加以完善，就夫妻财产制度方面，具体说来可以作以下几方面的完善：

1、法律中明确规定：夫妻财产约定不明或未加约定的，推定为共同共有。这样规定可以明确夫妻双方新增的但尚未约定权利归属财产的权利归属，有利于减少双方因此发生的争议。

2、夫妻财产协议应遵守诚信原则、公平原则、合法原则、不违背公序良俗等民法基本原则。即使是制订民法典，仍然应当对夫妻财产协议应遵行上述原则作出特别规定，因为夫妻财产协议制度属于民法中的一项特殊制度，无论从立法习惯还是守法意识方面讲，这种规定都是必要的。

3、规范夫妻财产协议，规定登记公示程序，未经公示程序不得对抗第三人。这样规定可以避免夫妻通过财产协议制度来逃避债务，甚至可以避免当事人利用现行《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规避对第三人所负债务。对于夫妻财产协议的公示程序，可借鉴法国民法典的一些做法。

4、增加财产协议变更程序，要求夫妻双方进行财产协议时，必须按法定的程序进行。同时，为了确保协议的公信力，应当对夫妻财产协议的变更次数和条件作出必要限制，这也是对夫妻的财产协议变更冲动和轻率作出的必要规制。至于限制的方法，笔者认为不能简单的规定变更的次数，而应当将变更条件和次数综合考虑，针对夫妻制度的总体特点作出必要限制。

5、增设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财产分割制度，既为更好地体现民事权利主体之意愿，也为挽救更多的婚姻。

完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现在进行的工作，既是一个新的起点，也是以往修改婚姻法工作的继续。笔者相信，随着对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的深入和有关司法实践经验的丰富，经过立法机关，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一定会在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婚姻家庭编也一定会成为我国民法典中的一个亮点。

注释：

[1]新华社电，《专家阐述与修改婚姻法相关的六大问题》转引自2001年1月27日海峡网。

[2]党国英《关于我国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的思考》转引2001年5月9日北大法律信息网。

[3]田雨《学教授析婚姻法修正草案夫妻财产三大盲点》转引自2001年12月27日海峡网。

[4]新华社电，《专家阐述与修改婚姻法相关的六大问题》转引自2001年1月27日海峡网。

[5]李明舜《民法典的制定与结婚、夫妻法律制度的完善》，《民商法学》2003年第1期。

[6]罗洁珍译《法国民法典》，中国法制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第345页。

第2篇：民法典的婚姻法范文

1、到人民法院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

2、经立案大厅审查符合立案条件，准予立案后，由立案庭发出立案通知书，你凭立案通知书缴纳诉讼费。法院正式受理案件。

3、法院的立案庭受理案件后，将案件移送民事庭，由民事庭进行审理。

4、民事庭受案后，向另一方发出传票，要求其在某个时间到庭应诉。同时，法院也通知你到庭参诉。

5、双方到庭后，由法院进行调解(这是必经程序)。

6、法院通过开庭审理，作出准予离婚或不准予离婚的判决。

【法律依据】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婚姻法》将于2020年12月31日失效）

《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第3篇：民法典的婚姻法范文

《民法典》第1079条中规定，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民法典诉讼离婚条件一览，更多离婚协议书点击“离婚协议书”查看！

民法典诉讼离婚条件1、一方想离婚另一方不同意的。

2、双方都同意离婚，但就财产分割等问题没有协商一致的。

3、一方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

4、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想要离婚的。

5、一方人在国外学习或工作，无法回国;

另一方在国内，想要离婚的。

【法律依据】《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婚姻法》将于2020年12月31号失效)。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离婚的方式1、行政方式，即协议离婚，夫妻签订离婚协议，到婚姻登记机关办理。

2、诉讼方式，即诉讼离婚，夫妻一方坚持不离或虽同意离婚，但对子女抚养或财产分割达不成协议的，应该通过到法院起诉的方式来解决。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离婚协议书男方协议人：，年月日出生，居民，

住址：身份证号：

女方协议人：，年月日出生，居民

住址：陈身份证号：

协议人、双方于年月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湖北省十堰市人民政府依法登记结婚，至今育有两子。因协议人双方性格差异悬殊，经常吵架，夫妻感情已完全破裂，无法继续共同生活且没有和好可能，故双方决定向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经充分协商，达成如下协议：

一、与自愿离婚。

二、双方育有两个儿子秦(身份证号：)，二儿子秦(身份证号：)。

双方约定：大儿子、小儿子随男方生活，女方承担两子部分抚养费共500元/月，从月起直至两子成年。在不影响孩子学习、生活的情况下，女方可随时探望男方抚养的孩子。

三、协议人双方现有夫妻共同 房产包括：

位于省市区的按揭商品房一套(房产证编号：房地证字第号)在女方名下暂未供完，男方每月支付两千元人民币到供完房屋，待二儿子满十八岁时过户到两个儿子名下。

四、车牌号为的小汽车归女方所有。

五、女方经营的十堰东城店铺中的股份归女方，由女方继续经营。

六、双方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共壹佰壹拾伍万元人民币，女方承担柒拾伍万元人民币，男方承担肆拾万元人民币，在签订本协议之日后发生的债务由债务记名者负责清偿。

七、双方必须在本协议签订30日内共同至婚姻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完毕，并领取离婚证。

八、违反本协议的责任：如男方秦不予配合，未能在本协议确定期限内与女方陈共同办理离婚登记手续，则男方无权获得子女的抚养权，并且在夫妻全部财产中只能分配得总额的25%;

九、一方隐瞒或转移夫妻共同财产的责任：

双方确认夫妻共同财产在上述条款已作出明确列明，并无其他财产，任何一方应保证以上所列婚内全部共同财产的真实性。本协议书财产分割基于上列财产为基础。任何一方不得隐瞒、虚报、转移婚内共同财产或婚前财产。如任何一方有隐瞒、虚报除上述所列财产外的财产，或在签订本协议之前二年内有转移、抽逃财产的，另一方发现后有权取得对方所隐瞒、虚报、转移的财产的全部份额，并追究其隐瞒、虚报、转移财产的法律责任，虚报、转移、隐瞒方无权分割该财产。

十、本协议确定的离婚，自双方办理离婚登记、取得离婚证后发生法律效力;本协议确定的财产分割及违约责任，不受离婚登记程序影响，自协议双方签字后即生效，效力及于今后。本协议履行后，任何一方无权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任何事由向另一方提出任何其他要求。

十一、其他

1、本协议一式三份，双方各执一份，交婚姻登记机关备案一份。

2、如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任何一方均可凭本协议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4篇：民法典的婚姻法范文

    论文关键词 婚姻法 非常财产制度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一、概述

    在学界,以制度适用的条件不同,夫妻财产制可分为通常的夫妻财产制和非常夫妻财产制。通常的夫妻财产制是指在通常情况下,依法律规定 或依夫妻约定 而适用的财产制。其是基于夫妻关系正常状态下的制度设计,但该制度未考虑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出现的诸如夫妻分居,夫妻一方失踪,破坏或恶意处分共同财产,拒绝告知夫妻财产状况等特殊情形中受损害一方的利益。在上述特殊情形下,就需要运用非常夫妻财产制度对夫妻双方中的弱者的合法财产权利加以保护。

    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又称特别法定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制度的一种,是相对于通常夫妻财产制度而言的一种财产制度,是在特殊情况下,因其中一方的财产或财产行为发生破绽,采用通常法定财产制度或约定财产制度较难维持夫妻的财产关系时,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当然适用分别财产制;或者经夫妻一方,或第三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法定或约定设立的夫妻财产制度而改为适用分别财产制度。 这项制度的实行在于保护婚姻当事人一方的合法权益,以免因他方的财产行为而身受其害,同时也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 在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开启了对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探索之路。

    二、世界各国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实行

    (一)德国民法典中的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度

    德国的夫妻财产制,如无特别约定,采用法定财产制度。法定财产制期间,设立了非常情形制度。德国民法典中,第七百五十八条:对于共有财产由于一方管理失当危及该财产安全,可以提出分割财产请求。第一千三百八十五条:如果双方分居已经至少三年,则其中任何一方均可提出提前进行婚姻财产增值补偿诉讼。从中可以看出,德国的法定财产制中规定了多种法定的非常情形,在出现这些非常情形时,夫妻一方可以提起分割夫妻共有财产的诉讼。

    德国民法典还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在夫妻双方约定的财产制中,考虑到在财产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非常情况,德国规定了法院取代同意制度、无需同意的制度,对于严重情形,制定了撤销夫妻共有财产制度。这些制度既灵活,又具有稳定性。

    (二)日本民法典中的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度

    日本民法典中的非常财产制度相比较德国民法典而言显得简单许多,仅在第七百五十八条规定了非常情形,即夫妻一方管理他方财产,因管理失当危及该财产时,他方可以请求家庭法院允许其自行管理。对于共有财产,可以与前款请求共同提出分割请求。

    上述国家的实践证明,非常财产制度的规定非但没有破坏共同共有民法体系的基本理论,反而对民法体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维护了家庭的和睦,降低了离婚率。在不破坏共同共有人的共同处分权的基础上,它保护了共同共有人个人的合法权利的行使,对我国婚姻法的立法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我国《婚姻法解释(三)》中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度

    (一)《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

    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是夫妻财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婚姻法解释(三)》出台之前,我国在该制度上的立法是一片空白,如今,这片空白正在逐渐地被涂抹上色。

    《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上述条文,就是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规定,也称为婚内析产。从法理上说,该条文解决的是婚内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能协商一致时,如何解决处理权的补充。重大事项不能协商一致怎么办?在《婚姻法》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没有办法诉请法院出面解决的,就像小两口在家里吵架,谁更强势,谁就取得家庭财产的处理权。这是靠夫妻协商来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公权力不介入,如果想让公权力介入,那就只能离婚。因为离婚时,夫妻双方就可以主张分割财产了。

    但是,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当事人不想离婚,但一方的平等的财产权又无法得以实现时,那该怎么办?因此,新司法解释规定了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它允许婚姻关系继续维持,而将当事人共同共有的财产进行分割。这是对传统共有财产理论的一大突破。

    虽然这一条文对传统的共有财产理论有一定的冲击,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共同共有制度基础之上的,因为共同共有所赖以存在的夫妻关系仍然维系着。既然夫妻关系存在,即共同共有关系存在,那么共同共有的财产就不能分割。仅在下列情形下除外:

    一是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夫妻一方丈着夫妻财产共同共有而随意过度使用共有财产,给另一方的财产利益带来损害;或者一方擅自将共有的财产转卖给第三人。更有甚者,夫妻一方为了减轻自己的负债压力,故意将个人债务伪造成夫妻共同债务,以便用共同财产进行偿还。这些行为都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解释(三)》在共同共有的基础上设立了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即允许夫妻双方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分割共同财产,实行分别财产制。

    二是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情形。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比如丈夫的父母身患重病,丈夫要拿夫妻共同共有的钱给父母治病,但妻子不同意。此时如果妻子坚决不同意,没有回转的余地,夫妻双方达不成一致的协议,那其中一方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分割共有财产,但婚姻关系不解除。

    (二)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意义

    1.使《婚姻法》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一致

    《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原《婚姻法》规定不支持婚内损害赔偿,这与《物权法》的上述规定相冲突。婚姻法的不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不能分割为依据的,但《物权法》的观点很明确,共同共有财产在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分割,也就是说,婚内析产在《物权法》的规定中是被允许的。因此规定非常财产制度可以使两部法律在共同共有财产这一方面的相关规定协调一致。《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中的两款情形正是对《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有重大理由”在婚姻家庭领域的诠释。 有利于处理现实司法实践中的纠纷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2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感情不合分居2年即是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这说明我国立法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但在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法律对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原婚姻立法虽然将这种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审判实践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却常常因举证困难等,难以真正实现权利,不宜于解决纠纷。

    而新的《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为处于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在财产方面提供了新的选择项,使得司法实践中的这些纠纷得到很好的解决,为法官在审理有关案件时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不再无所适从。 有利于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

    虽然夫妻财产制度适用于夫妻任何一方,但在外从事经营活动的一方多为男性,妇女的经济地位整体上也低于男性,并且近年来发生的非法移转,隐藏,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案件,多是夫一方对妻方财产利益的侵害。

    对此情况,原《婚姻法》规定离婚后另一方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对方要求重新分割共有财产,但这毕竟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弱者的利益往往只有在婚姻解体时才能受到保护,当事人为了寻求救济,往往只能选择离婚这一唯一的途径。从事前预防的角度来看,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可以从积极的赋权的角度让弱者知晓在夫妻关系处于法定的特殊时期时,可以主动及时地依法变更法定夫妻财产的类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对完善我国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建议

    虽然《婚姻法解释(三)》中的非常法定财产制的设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该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不是十分完善,存在以下不足:

    1.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不够完善

    《婚姻法解释(三)》只规定了两种适用事由,但司法实践中仍有很多应当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情形,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立法过程中,应适当增加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比如:(1)夫妻处于离婚诉讼时期;(2)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一定期限的;(3)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对方处分共同财产的; (4)夫妻一方受他方的虐待、遗弃的,被虐待、被遗弃的一方可以申请;(5)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 未明确适格的申请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

第5篇：民法典的婚姻法范文

论文摘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简称“解释（三）”）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依照该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孳息和自然增值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仍然为原物所有方的个人财产。因我国在立法中没有明确法定孳息的概念，夫妻一方所有的房产在婚后出租中产生的房租收益是否属于法定孳息，在学理界和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针对该问题，本文试通过探究法定孳息的定义，重点讨论了房租是否属于法定孳息范畴，并就房租在解释（三）适用上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

论文关键词 婚姻法 房租 法定孳息 个人财产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第五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孳息分为自然孳息和法定孳息。自然孳息的概念比较明确，界定也比较容易。而法定孳息概念在法理中一直没有明确，这使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在司法适用上，因为法官对法定孳息概念理解的不一致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法定孳息概念进行明确，尤其是明确离婚财产分割中房租的归属问题。

一、法定孳息的定义

何为法定孳息？我国立法没有明确的定义，学界又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我国民法中，孳息是一个引入的概念。《法国民法典》第584条规定：“民事上规定的孳息（法定孳息）是指，房屋的租金，到期可追索之款项的利息以及定金的分期支付款项。租赁土地的地租，亦归入民事上规定的孳息（法定孳息）之列”。可以看出，法国民法典对于法定孳息明确了范围，将房屋的租金、地租列为了法定孳息。德国民法典第99条第3款所谓间接的物或权利的孳息（法定孳息），则是指物或权利因某一法律关系而产生的收益。有如对进行使用租赁所得的使用租金、对砾石矿井进行用益租赁所得的用益租金，间接的权利孳息有如专利权的租用费。德国民法典在明确房租等租金为法定孳息的同时，还将知识产权等因权利所产生的一些收益（如版权使用费、专利许可实施费、商标使用许可费）列为了法定孳息的范畴。我国有学者也主张应将稿费、专利实施许可费、商标使用许可费等列入法定孳息的范畴。对此，笔者将在后面进行论述。从上述所列举的几个代表性国家的民法典似乎也很难归纳一个统一明确的法定孳息的概念，其外延存在着差别，总结归纳它们的共同点就是都将因对物一定的权利关系而产生的收益归为法定孳息，并都将房租列为了法定孳息。

中国的具体实际与国外存在差异，在中国购置房产和收取房租较国外具有更强的投资性。中国房租这种投资性的收益应不应该属于法定孳息了？翻阅我国物权法，不能找到对于法定孳息明确的界定，我国学界对法定孳息的概念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法定孳息这个定义上，笔者比较认同学者隋彭生的定义：用益他人财产（有体物和无形财产）的对价称法定孳息。笔者认为将法定孳息定义为用益他人物（仅指有体物）的对价，这一定义很准确的把握了法定孳息用益对价性的本质，强调了法定孳息产生的前提。自然增值因并非由于用益而产生便排除于法定孳息概念之外，这一概念易于理解，且明晰了法定孳息的外延。但是如将用益无形财产对价归于法定孳息如稿费、专利实施许可费、商标使用许可费又不够合理。这些无形财产无论是专利、著作还是商标都属于人的智力成果；它们权利的形成都包含了大量的劳动力，无论是它们权利的转让体现的交换价值还是其权利用益体现的用益价值，都是其所包含的劳动力价值的体现，它们更具有劳动力报酬的性质。如果将这些归为法定孳息，就和劳动力的报酬相互混淆了。对于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适用就更不合理，如依此，难道对以稿费为生的作家离婚进行财产分割，就要将稿费作为法定孳息排除于共同财产之外？综上，笔者认为，法定孳息应该定义为用益他人有体物产生的对价。

根据以上论述，房租是用益房屋所有人的房屋而支付的对价，典型的用益他人有体物产生的对价，属于法定孳息。明确了房租在婚姻法中的财产属性，进而依照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的规定，其就排除于夫妻共同财产之外，在我国离婚财产分割适用中，是否合乎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和原则？

二、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在现实生活中的适用

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涉及到房租分割的并不多，但是以这几年中国民众对房产投资的热度和逐年递增的离婚率，这必然是将来离婚财产分割中的常见问题。在法院判例中，部分是将房租排斥于法定孳息之外，当然也有部分将房租纳入法定孳息。显然，司法实践中对此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之所以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还有一个原因就在于房租作为一方个人财产的合理性还值得纳入我国婚姻实际中去考虑。

我国婚姻法中，夫妻之间互有互助义务，同时保护妇女的利益，对于家庭财产，夫妻间应该享有平等权，这种平等权不是形式上的，即在财产的分割上不能完全按照契约上的等价原则，而应从婚姻法的价值取向及家庭的功能上来考虑。

在社会实际中，房租作为孳息排除于夫妻共同财产之外是否符合婚姻法的精神呢？我们先看一起最近发生的典型案例：

代某，男，37岁，原为某市城郊农民，随着城市的开发，农田被占，代某于2006年转为城市居民，并在划归其所有的宅基地上建一栋五层约五百平米楼房，2007年6月建成，其中一层为其居住，另外四层出租，每月可得租金五千余元。代某便以此栋房屋所收租金为生。2008年3月，代某娶外地张姓女为妻，张某无业，与代某一起以代某房产租金为生。2010年2月生育一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张某在家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劳动，代某每日外出打牌度日对妻女不闻不问。张某心灰意冷，要求与代某离婚，代某同意离婚，但是不愿抚养女儿，除了每月支付女儿一定抚养费外不愿意再支付其它任何费用。对于家庭财产，代某婚前房产一栋，存款拾万元主要是房租收入，依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主张房产、房租都为自己个人财产，除张某个人物品外，张某对其它任何财产没有所有权。而张某认为，对于代某出租房屋的房租收益，因婚后房屋出租一直由她具体管理，理应共同分割。因离婚协议无法达成一致，于2013年1月起诉至当地法院。当地法院最终依据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未将房租纳入夫妻共同财产。

在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没有其它的收入来源，就以房租为生，这种现象在各个城市城中村拥有自盖整栋出租楼房的居民中较为常见，但也不仅局限于此。如果正如上面这一具体案例一样，严格按照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规定将他们的房租排除在夫妻共同收入之外，对于有可能同样没有固定收入来源的另一方是不符合婚姻法夫妻互助及保护妇女儿童利益这一价值取向。

笔者为此对部分家庭进行了调研，并综合归纳了以下三种在适用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上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情况。一是一个家庭中，如夫妻一方有工资收入，另一方没有工资收入，以其一方所有的房产的房租作为其收入来源。后来离婚涉及到财产分割，一方辛勤的劳动收入要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另一方成天无所事事，不仅未贡献劳动收入作为共同财产，而且其拥有的房产的房租也为其一方所有，是否有违法律的公平这一基本原则。在这种情况下，如把另一方的房租也视为其经营房产所得收入纳入夫妻婚后共同财产予以分割更为合理。二是如一个婚前就拥有多套房产的人与另一个无工作无房产的人结婚，婚后靠以拥有诸多房产这方的房租收益为其生活来源。在共同生活了很多年后因为某些原因要离婚。涉及到共同财产分割，按照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规定，似乎就完全没有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而无房这方又恰好是属于婚姻法应该保护的对象——女方。那么婚姻法保护妇女儿童利益原则又从何体现？这种情况下的房租也应看作夫妻婚后共同经营房产收益作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较为合理。三是夫妻一方婚前所买的清水房，婚后用共同财产来进行装修后出租，那么离婚时在扣除装修款为共同财产予以分割后，房租这种法定孳息是否也应作为共同财产进行一定的分割更为合理点呢？在此，对于一方婚前所有的清水房，婚后二人共同装修是二人一个共同的投资行为，另一方虽然没有产权，但是他投资于装修的这个行为就是一种基于租金回报的投资行为。房租如将其严格按照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规定列为法定孳息归一方所有就不合理。没有无产权另一方一起的装修投资，房屋无法出租，法定孳息房租也就无从谈起。综上几种情况，如果将房租不分情况的归入一方个人财产的话，它保护的就是婚姻强势方（资源更多者）的利益，势必造成不公平的现象发生，值得商榷。

三、对于婚姻法解释三第五条修改和适用的建议

第6篇：民法典的婚姻法范文

法律依据：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二条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第7篇：民法典的婚姻法范文

家事是传统民法亲属法中用以夫妻关系或家庭关系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家事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因此，确立家事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司法操作实践中十分重要。西方很多国家已经确立了家事制度，但我国三部婚姻法都没有明确规定该制度。家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而逐渐确立的。目前，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以不同的部门法规定了家庭制度，我国的婚姻法仅仅确立夫妻财产共有制，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多种新的分配方式形成，那么，任何事情都由夫妻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就变得不现实，所以，应该确立夫妻之间的家事制度。我国三部婚姻法都没有确立家事制度，不过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的《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关于适用《婚姻法》的解释）第十七条对“夫或妻对夫妻共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作出明确的解释，填补了婚姻法对此方面的立法空白，论起家事权离不开善意第三人。多数国家确立家事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交易的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而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立法完善程度比起国外的立法来显得不成熟。再看我国的家事制度，不得否认我国司法解释首次确立家事制度的功劳，但是也要指出其缺憾之处。夫妻之间的制度虽然在我国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它还不成熟不完善。鉴于此，我们应当在国内加强立法。

关键词：夫妻关系 家庭关系 家事

家事是传统民法亲属法中用以夫妻关系或家庭关系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又称为日常事务权或日常家事权，是指夫妻一方在与第三人就家庭日常事务为一定法律行为时，享有对方行使权利的权利。此处强调的是法律后果，即夫妻一方代表家庭所为行为，对方须承担法律后果，夫妻双方对其行为承担共同的连带责任，以保护第三人的合法利益。家事在日常生活中十分普遍，因此，确立家事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司法操作实践中十分重要。西方很多国家已经确立了家事制度，我国的台湾地区的相关法规也对该制度有所涉及，我国三部婚姻法都没有明确规定该制度，但随后高院出台的解释确立了家事制度，这是具有突破性的一步，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识、确定、操作，是笔者撰此论文的意义所在。

一、家事权的性质和特征

（一）家事权的确立

家事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不断扩展而逐渐确立的。在古罗马，妇女婚后在家的地位是家子，她们甚至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须受丈夫的支配，甚至连自己的财产都受丈夫的控制，已婚妇女也没有独自订立契约并承担债务的能力。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压迫使妇女没有任何地位，而只能成为丈夫的附属，没有独立的地位。甚至在英美国家，妇女也难逃掌控和压迫，直至资本主义社会初期，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女权运动的兴起，丈夫已不可能事必躬亲。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于是，为了日常生活的便利和需要，妻子逐渐接替丈夫处理一些日常事务。渐渐地取得了丈夫的授权，能够独立与第三人为民事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由丈夫承担，这就是夫妻间家事权的原始形态。到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男女同权运动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夫妻相互享有家事权的主张在立法上得到承认。这是文明的标志，进步的体现。

（二）家事权的性质

关于家事权的性质有不同的学说：1、家事委任说。这种学说源于古罗马。

该学说认为妻的家事权是基于夫的委任而产生的。由前所述，即使早期资本主义的婚姻立法也仅仅规定了狭义的的家事即妻为夫的，但是在当前提倡男女同权的社会，妇女的地位日渐提高，夫妻互为逐渐取得认同。2、代表说。瑞士民法典第163条第一款规定：“妻为家计日常需要之处理，与夫同样代表共同体。”第203条规定：“在婚姻共同生活代表权的正当范围内，妻对夫妻财产有共同处分权。”即承认妻与夫一样，在处理家事问题上，有代表整个家庭的效力。在此，家庭是一个共同体，而妻与夫一样有权利代表整个家庭为民事法律行为，是行使该民事法律行为的代表人。该说不是通说，但笔者认为该说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3、婚姻效力说。日耳曼法认为夫妻为婚姻共同体的成员，妻子享有家事权是婚姻的当然效力。据此理论，德国民法认为家事权为法定权的一种，而瑞士民法将此权认定为法定的婚姻团体的代表权。笔者赞同后者，因为夫妻间的家事权本身就是基于配偶权这一身份权而产生的，基于两者特殊的关系才形成该权利。将“委任说”稍加分析便能发现它的不妥之处，例如妻子或丈夫总不能经常拿着委托书给孩子买玩具，而商贩也不会犯傻似的在交易时要求查看顾客是不是带有委托书，以确定交易是不是有效。这样在实践中不仅费时费力，而且不便于交易的成立，因此可将家事解释为一种法定。

(三)家事的特征

家事制度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表见，但两者并不等同。表见，是被人的行为足以使诚信第三人相信无权人有权，基于此项信赖与无权人进行交易，由此造成的法律效果由法律强制被人承担的。表见之设，是为了保护诚信第三人的信赖利益与交易安全，并对疏于注意的被人令其后果自负。依次可见，家事在某种意义上属于表见，但两者是有区别的：1、在家事中，配偶一方客观上实施了家事行为。即行为人必须以家庭名义或以另一方配偶名义与相对人发生民事法律关系。而在表见中则未必，其要求客观上存在使第三人相信无权人拥有权的理由。如无权人持有被人的授权委托书，这足以使第三人相信其拥有权。2、在家事中，相对人依据一定事实相信或认为行为人有效。在此基础上与行为人发生的民事法律

关系行为，其一是被人以书面或口头方式直接或间接向特定或不特定的第三人表示以其配偶为人，其二是相对人有正当的客观的充足的理由相信其可行使权，即人和被人是夫妻关系，但是在表见中，无权人与第三人所为的法律行为必须符合法律行为的一般有效要件和行为的表面特征，即行为人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法律行为的内容必须确定或可能。在家事中没有这么多的限制，以确保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由上可以看出二者明显的不同是在家事中人与被人的特殊关系。

结合上述，笔者认为家事有其明显特征：其一，行使权的配偶一方须以家庭名义或配偶名义对外发生法律行为。在家庭事务中，通常是配偶一方以家庭名义或另一方的名义对外发生法律关系，另一方须对此承担法律责任。其二，人与被人须是配偶关系或外人相信其是配偶关系，足以使相对人相信其行为有效。这一特征如果缺乏，家事就无法成立。其三，行使权的配偶一方应当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这也是法律行为成立的一般构成要件之一。没有完全行为能力的人在行使权时本身就是无效的，如果在这种情形下仍强制认定的效力，未免对行为人一方造成不公平。其四，相对人在主观上必须是善意的。如果相对人在主观上是恶意的，或者与配偶一方串通，损害另一方配偶的合法权益，那么，该行为仍应认定为无效。其五，家事发生后，取得有权的法律后果，即被人要接受人行为所带来的效果，要承担责任或承担连带责任。

二、外国关于家事的立法

目前，多数国家和地区都以不同的部门法规定了家庭制度。

（一）大陆法系国家中的家事立法

如典型的德国、法国、瑞士、日本都有关于家事的立法。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规定：（1）婚姻的任何一方均有成立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到适当满足并且效力也及于婚姻对方的事务。婚姻双方通过此种事务而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但是如果根据情况得出另外结论的则除外。（2）婚姻一方可以限制或排除婚姻另一方处理效力及于自己事务的权利，如果此种限制或排除无充足理由，则经申请，由监护法院撤消。此种限制或排除权依照本法第1412条的规定相对于第三人有效（第1412条规

定的是争议发生后婚姻合同对此种限制已经登记或已为第三人所知，才对第三人有效。）瑞士民法典第163条第一款规定：“妻为家计日常需要之处理，与夫同样代表共同体。”第203条规定：“在婚姻共同生活代表权的正当范围内，妻对夫妻财产有处分权。”法国民法典第220条规定：“夫妻各方均有权单独订立旨在维持家庭日常生活与子女教育的合同。”亚洲国家和地区对家事立法的典型是日本和我国的台湾地区。日本民法典第716条规定：“夫妻一方就日常家事同第三人实施了法律行为时，他方对此而产生的债务负连带责任，但是，对第三人预告不负任意旨者，不在此限。”而我国的台湾地区民法第1003条规定：“夫妻于日常事务，互为人。”

（二）英美法系国家中的家事立法

不仅大陆法系的多数国家对家事制度有了明确的规定，英美法系的国家也明确承认了家事制度。英美普通法认为，如果已婚妇女同她的丈夫共同生活，就要假定她有以她丈夫的信誉担保的隐含权。即凡一切家务方面的必需品都要委托妻子的管理的这种权。如丈夫、妻子、儿童以及全家人所用的商品或服务的合理供应，这些商品和服务按照他们的生活条件应是种类适宜，数量充足，而且是实际需要的。妻子以丈夫的名义与商人交易，只要丈夫未表示反对的，法律即认为妻子有权。

三、我国关于家事制度的立法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现状

上述的是立法较为完善的国家和地区的立法现状，说起我国对家事制度的规定，用“一波三折”“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都不足以形容和表达其确立的艰辛。受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婚姻家庭法的影响，我国的婚姻法仅仅确立夫妻财产共有制：“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这也是基于当时政治情形和经济发展状况。其目的是倡导夫妻之间应基于家庭地位平等和互敬互爱的感情基础，相互协商，共同解决家庭生活问题。但是，时代不同了，我国的经济飞速发展，经济体制也发生了突破性的变化，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各种收入渠道增加，多种新的分配方式形成。那么，任何事情都由夫妻双方共同协商解决就变得不现实，所以，应该确立夫妻之间的家事制度，这也是我国立法完善的需要，我国前两

部婚姻法都没有确立家事制度，于是大家将目光投放到新的婚姻法的出台上。在最近这次《婚姻法》修改前，很多学者已经对此进行了一场大讨论，认为是时候将家事制度予于确立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市场经济，观念也正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化，由社会本位向个人本位过渡，夫妻之间的财产问题迟早要规定清楚。而我国的婚姻法“仿效前苏联立法模式，混淆了日常与法定、授权的关系，不利于公平保护配偶双方利益，有损交易安全。”可惜的是第三部婚姻法仍然没有规定家事制度，不过2001年12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的《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简称关于适用《婚姻法》的解释）第十七条对“夫或妻对夫妻共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规定，作出明确的解释，即：“（一）夫或妻在处理夫妻共同财产上的权利是平等的。因日常生活需要而处理夫妻共同财产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决定。（二）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山穷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关于适用〈婚姻法〉的解释》使得家事制度在我国的民事立法上有了“名分”。这是我国有权机关首次将家事制度确立为我国的一项民事法律制度。填补了婚姻法对此方面的立法空白，是对我国传统配偶身份权的一大突破，是对我国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这为夫妻之间因家事而产生的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二）存在的问题

夫妻之间的家事权。顾名思义，日常事务。如何限定，则因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活习惯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各异。法国民法典强调的是家庭日常生活与子女教育的合同，德国民法则强调家事是否能使家庭的生活需求得到适当满足。所谓家事，就是指家庭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具体来说是指属于家庭共同生活中所必须的衣食购物，医疗保健，娱乐休闲，教育培训。赡养老人、教育子女、雇请佣工，基于家庭社交需要向亲友为小额财产赠予或接受馈赠等。那么基于上述家事的范围，下列行为是不能归入家事的范围之内的，〈1〉不动产。因为不动产一般数额价值较大，其处分需要经过登记或其他手续，不能归于日常事务之中。同样其他数额价值较大的动产也需要夫妻双方的共同协商，达成一致，而不是配偶一方擅自做出决定。〈2〉属于夫或妻单方面的具有严格人身性质的民事法律行为。例如立遗嘱。其人身性质很强，不能随便。〈3〉具有严格人身性质的合同行为。这种合同即使是正式书面委托也需要经过合同另一方当事人的同意，更不能随便地由丈夫或妻子一方其配偶履行合同。典型的如文艺演出、大学或科研机构预约的演出、授课等。〈4〉证券交易和生产经营活动也是不能归入家事的范围之内的。如果超出了范围则不属于家事了。限定范围对处理实践中发生的纠纷意义重大。

四、对家事的规范

（一）家事中的善意第三人

论起家事权离不开善意第三人。多数国家确立家事制度的目的就是要保护交易的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而在这一方面，我国的立法完善程度比起国外的立法来显得不成熟。由于家事的琐碎频繁，产生纠纷是难免的。如果能用早已规定好的法律条文来解决是最好不过的，但是，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不可能用一两条法律条文彻底解决。国外的家事权中发生的表见情况一般是在家事权的权限范围之内，且有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有着明显的效率。再看我国的家事制度，不得否认我国司法解释首次确立家事制度的功劳，但是也要指出其缺憾之处。我国〈〈关于适用〈婚姻法〉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夫或妻非因日常需要对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见表示的，另一方面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问题在于，前后稍嫌矛盾,前半部分提醒相对人注意“夫妻双方是否平等协商，有无取得一致意见”后半部分“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怎么理解 “相对人有理由相信”？在我国，这种现状仍未改变，那就是夫妻之间不分你我，夫与妻是一体的，那么不论怎样，相对人都有理由相信或者是明知夫妻没有协商一致但仍能找到一个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这都源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滥用家事的情况一旦发生。定会给配偶另一方的权利造成损失。为进一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笔者试列举一典型案例加

以说明：张某与林某夫妻两人共同经营一家公司，妻子林某在家相夫教子。家中存款以张某名字存在银行。因张某有外遇，林某很是为难，认为因为钱，丈夫对自己不忠，于是，趁张某出差外地，拿着户口本，身份证和结婚证来到储蓄所支出了存款30万元，并将其存入儿子的名下。张某遂告银行偿还存款。在该案中，关键是林某有无权到银行挂失。银行认为其办理挂失手续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若干规定〉〉第37条的规定允许挂失。虽然在道德上笔者十分不赞成张某的行为，但从法律角度来讲，有关规定明确允许挂失。此处之显然是委托。而银行仅仅凭借林某出示的户口本、身份证和结婚证就以为林某有其丈夫挂失的权力，是存在过错的，且显然已使张某的利益受到损害。张某与银行之间是储蓄合同关系，银行应当按照存折规定的存款时间、金额、存款人全面履行付款义务，银行应该偿还张某的存款。所以，在保护相对人利益的同时，也要注意保护配偶另一方的合法权益，这也加强了第三人的注意义务的程度。

（二）家事行为的归责

在家事行为的归责方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5种情况：其一，构成家事权的，自不必说，一般情况下由夫妻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即连带责任。这种情况最为普遍，也最容易分配责任。其二，由人与第三人之间的责任承担，家事已经成立，推定为有权关系。但是夫妻之间有其内部约定的，从其约定。但是，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应有夫妻分别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其三，由有过错的第三人承担责任，一般来说，相对人只有在善意的，无过失的情况下，家事才能构成。如果第三人明知配偶一方无权，或仍与之为交易。那么家事不成立，由第三人承担后果。其四，如果夫妻已离婚，离婚后一方假借原配偶名义进行，第三人无过错则：如果被人自身也有过错，那么应按比例承担责任。如果被人在家事中受益，人可向被人请求返还或支付因家事行为而支出必要的合理费用。第五，当夫妻一方滥用或超越家事权时，另一方有权对其行为进行限制，即采取通知或登记的方式明确告知第三人其不承担连带责任。但这项措施并不确定对抗第三人，这也是以第三人的是否善意、是否有偿为区分的。

夫妻之间的制度虽然没有在我国新婚姻法上正式“抛头露面”，但我国毕竟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正式确立了该制度。这是可喜可贺的，但同时我们也看到它的根基仍然微弱，它还不成熟不完善。鉴于此，我们应当在国内加强立法，顺应“弱化身份关系，强化财产关系”的民事规范发展趋势，大胆借鉴和吸纳国外亲属财产法的合理形式和内容。我国迄今为止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民法典，立法者和众多的有学之士正为此做着积极的准备，也许将来我们能在中国民法典上看家事制度的身影。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家庭结构也有所变化。大量同居关系的出现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日常家事只存在于具有合法婚姻关系的夫妻之间，没有合法婚姻关系的男女之间以及已离婚的男女之间，不存在家事权。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在当前现实情况下，由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同居并共同生活的人数呈明显增加趋势，如果有同居关系尤其以夫妻名义同居共同生活的，其中一方另一方购买油盐酱醋也适用委托的话，显然是很可笑，并且是没有必要的。应明确，确立该制度是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笔者倾向于将此种情况也列入家事的范围之内。

参考文献资料：

[1] 蒋月《 夫妻的权利与义务》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1

[2] 邓建华 程旭, 李可 《论家事权及其司法适用》邵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2

[3] 巫昌祯 《婚姻家庭法新论》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

第8篇：民法典的婚姻法范文

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的婚姻立法越来越多地将婚姻中的房屋界定为夫妻一方所有，其忽略了对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鉴于婚姻住宅对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意义，从呵护婚姻、稳定家庭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对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法律保护，即赋予婚姻住宅非产权方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居住权、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在离婚时，法院应当根据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贡献，确定其对婚姻住宅经济价值的份额，在非产权方配偶无住房且比产权方更需要住房或者需要抚养子女时，将婚姻住宅判决由非产权方配偶使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当前中国社会，由于房产的价值问题日益凸显，其往往成为夫妻离婚时的争议焦点。为统一司法标准，最高人民法院于近期颁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其中明确以下两种情形中房屋产权属于夫妻一方所有：(1)婚后一方父母出资购买，产权登记在出资方子女名下的；(2)夫妻一方婚前订立合同购买并支付首付款和办理银行贷款，婚后夫妻双方共同还贷，离婚时对房屋产权归属不能达成协议的，法院可判决该房产归产权登记一方。此外，夫妻双方婚后用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产权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的，离婚时也不被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虽然此处的房屋并非属于夫妻一方所有，但由于另一方同样没有所有权，故本文在此一并讨论）。这些规定使得我国婚姻法前所未有地突出了夫妻个人房屋所有权的地位，其对“同居共财”的传统婚姻观念造成了猛烈的冲击，同时也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争议。[1]

虽然《婚姻法司法解释（三）》中的涉房条款规定有可商榷之处，但是只要有个人利益和房屋确权规则的存在，就总会有房屋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出现。夫妻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决定了婚姻法不可能将所有与婚姻有关的房屋都界定为夫妻共有。结合《婚姻法》及其前两部司法解释的涉房条款规定即会发现，虽然当前我国的夫妻法定财产制实行的是共同财产制，但房屋被界定为夫妻一人所有的情形却是越来越多了。[2]由于这种情况的不可避免，由此产生的如下问题即应引起人们的关注：如夫妻一方将其享有产权的房屋作为婚姻住宅（即家庭住所）而由夫妻双方共同居住时，非产权方配偶对该住房是否享有权利或者享有何种权利？享有产权的一方配偶能否像对待一般所有物那样对婚姻住宅仅依自己一方的意思进行出售或抵押等处置？其是否可以将配偶赶出住房不允许其居住？事实上，这已经成为很多家庭所担忧的问题。 网络上出现的诸如“一夜之间，丈夫变房东，妻子变房客”、“无产权者离婚将会被扫地出门”等言论就充分反映了人们的困惑和焦虑。实践中出现的妻子因对住房无所有权而被赶出家门的事件[3]使得这种担忧不幸成为了现实。为了消除疑虑，一些地方出现了非产权方配偶要求在婚房产权证上加名的所谓“房产加名潮”。[4]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制定目的原本是想让家庭财产产权更加明晰化，结果却使得和谐的家庭关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究其原因，欠缺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是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5]这与其他很多国家和地区对夫妻共同居住的婚姻住宅予以特别保护，尤其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特别规定的立法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反差。本文试图在考察两大法系相关立法的基础上，对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法律保护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以期能够更好地保护婚姻当事人的利益，纠正现行立法在适用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并促进我国婚姻法的完善。

二、婚姻住宅的法律界定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保护的必要性

所谓婚姻住宅，在大陆法系也称为家庭住宅或婚姻住所，在英美法系则称为matrimonial home或family home，其中后者对其含义规定得更为明确。如苏格兰2006年《家庭法》第22条规定，婚姻住宅是指由配偶一方或双方提供的用来供家庭居住，或者已经成为家庭居所的房屋、房车、居住船或其他建筑。加拿大安大略省1990年的《家庭法》第18条规定，个人对其享有一定的利益，并通常被配偶双方作为家庭居所以共同居住的财产就是婚姻住宅。虽然上述表述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都表达出这样一个意思，即所谓婚姻住宅，就是作为唯一的或主要的家庭住所而由夫妻双方共同居住的不动产。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概念强调的是住宅的用途（即家庭住所）和其使用人（即配偶双方），至于该住宅的所有权人是谁则无关紧要。就此而言，婚姻住宅可以是夫妻一方所有，也可以是双方共有，还可以是一方或双方租赁的房屋等。虽然我国婚姻法上没有确立婚姻住宅或家庭住宅这一概念，但它作为一种客观现象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其含义与国外的相关立法规定亦无本质的区别。就此而言，上述对婚姻住宅的理解也同样可以适用于我国。

之所以要特别强调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主要基于如下理由。

其一，婚姻住宅之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决定了法律应当对其“另眼相看”。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住宅是夫妻双方以及子女生活的基本场所，它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也是实现养老育幼职能的基本场所，同时还承载着人们对婚姻家庭的情感寄托。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其并非仅仅具有财产意义上的价值，而是与人的生存、安全密切相关，与其他财产相比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价值。[6]就此而言，法律有必要对婚姻住宅予以特殊的规定。

其二，从我国当前的社会现实情况来看，由于很多家庭只拥有一套房子，在该房屋为夫妻双方共有时，任何一方都会基于所有权而享受应有的利益，包括对房屋的居住使用权、对房屋处置的决定权，以及在离婚时的分割请求权等。但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的情形下，如果只重视房屋产权人一方的权利和自由，而忽略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话，则在前者擅自将婚姻住宅出售、抵押、租赁等时，或者在因感情破裂而以另一方配偶无所有权为由将其赶出家门时，作为非产权人的配偶往往会立即陷入无房居住的困境。由于受传统婚姻观念的影响，在我国特别是在农村，多数家庭都是由男方提供婚姻住宅，这使得可能陷入上述困境的多数是女性。现行法律制度的设计，不可避免地使其在执行过程中陷入困境。[7]其结果是削弱了婚姻家庭本身具备的对家庭弱者特别是女性的保障功能，从而导致我国《婚姻法》一贯坚持和倡导的“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原则无法得以真正落实。

其三，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基于维系夫妻感情和家庭的考虑，产权方配偶一般也都会允许另一方在其中居住，但如果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权利仅仅建立在另一方许可的基础上，则不仅使得其利益处于不稳定的状态，而且也有可能导致其为了有一个安身之所而忍受来自另一方的不当行为甚至是家庭暴力。就此而言，法律有必要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规定。

虽然对婚姻住宅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势必会对产权方配偶的财产权利和自由构成限制，但任何权利和自由的行使都不是绝对的，要受到法律的限制，婚姻中的个人财产权利也同样如此。而从婚姻法的价值取向来看，个人自由在婚姻家庭领域不是也不应当是最重要的价值。虽然婚姻可以认定为是一种民事契约关系，但婚姻的伦理性决定了这种契约关系的突出特点是长期性、非计算性、全面合作、互相信赖和难以转让，美国学者麦克尼尔将这种契约称为“关系契约”。[8]这意味着理想的婚姻关系应当是一个长期合作、利他互惠的关系，这与以利己主义为基础的市场交易契约有着本质的不同。[9]婚姻的上述特质决定了婚姻法应当更多地鼓励夫妻间的合作互惠，并通过合理分配婚姻家庭利益来实现个人自由与正义的平衡，而不应当片面强调个人财产权利，更不应当在家庭领域推行所谓的私有财产神圣理念。尽管近些年来，我国传统的婚姻观念不断地受到市场经济的经济理性与成本理性观念的冲击，再加上个人自由与契约婚姻观念的嫁接，一些人的家庭生活观念日益功利化，家庭成员中“自我中心式个人主义”甚至“极端实用的个人主义”的观念更是不断滋生。但是，法律应当体现主流的价值观即以促成美好婚姻、充分呵护家庭为己任的价值观，而不能以片面强调个人自由的价值观为主要价值取向。就此而言，对婚姻住宅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予以适度限制，注重发挥婚姻法稳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功能并更好地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不仅是必要的，也是正当的。

三、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保护的比较法考察

正是由于婚姻住宅对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两大法系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对婚姻住宅予以了特别的保护，尤其是对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而各国对此种情形下配偶利益的保护也是相当宽泛的，不仅包括婚姻住宅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同时也包括婚姻住宅系由夫妻一方承租的情形等。鉴于本文的主旨，以下只对前者的法律规定作一介绍和分析。

英美法系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婚姻家庭法都通过“婚姻住宅权”这一专门的制度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特别的保护。如英国1967年的《婚姻住宅法案》、1996年的《家庭法案》，苏格兰2006年的《家庭法案》，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庭法案》（2009年修正），爱尔兰1993年的《婚姻住宅法案》等均对这一制度予以了明确的规定。归纳起来，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居住权。如根据英国1996年的《家庭法案》第30条的规定，在一方配偶基于使用权、所有权、契约或法令的继续占有授权而享有居住权利的住宅中，另一方配偶虽无上述权利或授权，但如果其正占有住宅，则享有未获法院指令不被其配偶逐出住宅或部分住宅的权利。如果其未占有住宅，则享有经法院许可进入并占有该住宅的权利。鉴于婚姻住宅权是一项确定的法律权利，为了便于认定，有的立法规定了婚姻住宅的确定制度。例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家庭法案》第20(3)条规定，婚姻住宅应当在相应的地政机关予以登记。

二是非产权方配偶对他方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如加拿大安大略省《家庭法案》第21(2)条规定，享有所有权的配偶只有经过另一方配偶的同意才能处分婚姻住宅，包括转让、抵押等。如果未经同意则交易行为无效，除非第三人能够证明其在交易时对婚姻住宅并不知情。在英国，根据1996年《家庭法案》第31条的规定，婚姻住宅权利在地政局进行同意公告的登记后，就可以对抗第三人，包括房屋的购买人和抵押权人等。

三是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在英美法系，夫妻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并不完全取决于何方拥有所有权。例如，在英国，所有权被区分为法律上的所有权（legal title）与衡平法上的所有权(equitable title)。在一方对婚姻住宅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时，法院会基于另一方对婚姻住宅的贡献而认可其享有衡平法上的利益。而一旦确定非产权方配偶享有受益权，法官对于该利益的大小就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甚至可以改变所有权的主体。[10]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其家庭法则规定无论婚姻住宅属于谁所有，对于房屋的价值，配偶均享有平等的份额。即虽然房屋的所有权最终归属于一方配偶，但另一方仍可以得到房屋一半的价值。[11]而在决定婚姻住宅由哪一方予以居住或使用时，英美法系的法院更多地考虑双方的实际需要，一般而言，处于经济弱势者（一般是女性）特别是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的一方通常具有优先权。[12]

与英美法系不同的是，大陆法系并不存在所谓“婚姻住宅权”这样的概念，在法律上也并无关于婚姻住宅权的体系化的规定。但是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亲属法对于婚姻住宅以及非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也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一是关于婚姻住所的确定及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例如，《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2款规定，家庭住所应为夫妻一致同意选定的场所。该条并未对家庭住宅的所有权问题予以专门的规定，据此推断，无论家庭住宅的所有权属于何方配偶，他方都有居住的权利。《瑞士民法典》第162条、《澳门民法典》第1534条等也作了相似的规定。

二是关于非产权方配偶对他方处置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如《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规定，夫妻各方未经他方同意，不得擅自处分家庭住宅据以得到保障的权利，也不得处分住宅内配备的家具。《瑞士民法典》第169条、《澳门民法典》第1548条第2款以及第1549条也作了与上述内容相似的规定。根据这些规定，需要经过配偶同意的行为不仅包括转让、抵押，也包括出租、出借以及在婚姻住宅上设定其他物上或债上负担的行为。与上述国家不同的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法典并没有对上述同意权予以专门的规定，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是通过对配偶权利的一般限制性规定予以保护的。[13]例如，《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规定，婚姻一方只有在征得婚姻另一方同意后方得承担处分其全部财产的义务，婚姻一方如果未经婚姻另一方同意而承担此种义务，则必须征得婚姻另一方同意方得履行此义务。而在司法实践中，配偶一方的处分行为涉及不动产交易的，只要配偶一方除了该不动产之外仅剩动产，或该不动产占其全部财产价值的十分之七以上的，就可以适用《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的规定。[14]这使得非产权方配偶对于婚姻住宅的权利得以保护。至于这种权利能否对抗第三人，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均未作明确规定。但在法国，学者一般认为原则上第三人在未经配偶一方同意处理婚姻住宅的案件中并不受保护。[15]在德国，学者一般认为，《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规定的是“绝对的出让禁止”，因此不适用善意取得或者根据公信力的取得。[16]但为防止配偶对同意保留的滥用，《德国民法典》赋予了家庭法院在特定情形下替代另一方配偶同意的权限。[17]

三是关于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配。与英美法系相同的是，在大陆法系，婚姻住宅也可以由法院判决分配给非产权方配偶居住使用。如《法国民法典》第285条规定，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时，在特定条件下（如另一方需要抚养子女等），法官可以判决将其租让给另一方配偶。《德国民法典》第1586a条第1款规定，考虑到在家庭生活中的子女的利益及配偶一方的生活状况，或者基于公平的考虑，法院会将婚姻住宅分配给更需要婚姻住宅的一方使用，配偶一方可以在离婚后要求另一方离开婚姻住宅，并要求作为所有权人的原配偶按照本地区的通常条件缔结租赁合同。此外，由于德国实行的法定财产制是剩余财产共同制，因此即使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在离婚时另一方也可就房屋的增值利益分得一定的份额。

通过对两大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有关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相关法律规定的介绍，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多数国家和地区都将婚姻住宅从其他夫妻共有财产或夫妻个人财产中分离出来而加以特别的规定。二是在婚姻住宅的所有权属于一人所有时，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均对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予以了规定，同时对所有权人对该住宅的处置自由予以了限制。三是在离婚的时候，即使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法院考虑经济弱者（主要是女性）以及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也会将该住宅的居住权分配给非产权方配偶，并会给予后者相应的财产份额。相比而言，英美法系赋予了法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主要目的是实现一个更为公平的结果。四是各国及地区立法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立法模式，有的国家和地区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了直接的保护，如英美法系国家和法国、瑞士、澳门等；有的国家则予以了间接保护，如德国、意大利等。而就直接保护而言，英美法系国家系通过专门的“婚姻住宅权”制度提供体系化的保护，而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具体的条文提供保护；二是对婚姻住宅上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有的国家对善意第三人予以了相对的保护，如英国规定登记的婚姻住宅权即可以对抗第三人；而有的国家则更倾向于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如法国、德国在实践中一般认为对婚姻住宅的处分不适用登记的公信力制度。

两大法系国家和地区对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规定，充分体现了婚姻法之稳定婚姻家庭、保护家庭经济弱者以及子女利益的价值取向，值得我国借鉴。

四、我国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法律保护

如前所述，随着我国《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的颁布，作为家庭物质基础和生活场所的婚姻住宅被越来越多地界定为夫妻个人所有，而与此相关的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却并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其过分注重对夫妻个人财产权利和自由的保护，而忽略了对婚姻家庭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特殊因素的考量，由此导致的弊端应当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有必要借鉴英国、法国等国家的规定，对于婚姻住宅及其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予以明确的规定，以纠正机械适用现行立法有可能导致的偏误。

（一）关于婚姻住宅的确定

鉴于婚姻住宅对于婚姻当事人的重要意义，我国的婚姻法应当将其区别于其他婚姻财产予以特别对待，并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在婚姻法中对婚姻住所的确定予以明确的规定，即规定婚姻当事人可以协商确定婚姻住所。而为了便于婚姻住宅的确定，可以借鉴加拿大的规定建立婚姻住宅的登记制度，即将婚姻住宅的情况登记在相应的不动产登记簿中。在目前情形下，法院可以根据婚姻当事人共同居住的事实确定婚姻住宅。

（二）婚姻住宅上非产权方配偶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利益

在婚姻住宅属于一方所有时，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非产权方配偶应当享有如下权利。

1．居住权。即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享有居住的权利。具体而言，在其已经在婚姻住宅内居住时，产权方无权将其赶出住宅。在其尚未人住时，则有权请求居住，法院对此应当予以支持。应当指出的是，配偶之所以能够享有此项权利，是由婚姻本身所具有的伦理特性所决定的。因此，此项权利系非产权方配偶基于配偶的身份当然取得，不需要经过法院的认定，更不需要经过另一方的许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目前我国婚姻法对此尚未予以明确的规定，但基于以下理由上述权利同样应当得到认可：其一，婚姻住宅是夫妻二人共同确定的，因此无论房屋系何人所有，在合意中都有允许另一方配偶居住的意思；其二，我国《婚姻法》第20条第1款规定，夫妻有互相扶养的义务。而所谓扶养，在解释上不仅包括支付扶养费，也应当包括在配偶一方有能力时，须为对方提供相应的居住条件。

至于该权利的性质，虽然从内容上看其系对物行使的占有、使用的权利，颇类似于物权，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未对其物权性质予以明确的规定，基于物权法定原则，此项权利目前尚不能认定为物权，将其界定为配偶之间的兼具身份权与请求权性质的一种权利更为合适（但从保护家庭弱者的角度出发，今后有必要将该权利纳入物权的范畴）。[18]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此项权利目前不能被界定为物权，非产权方配偶仍然可以基于“占有”的事实而获得《物权法》上占有制度的保护。即在该房屋被侵占或遭受妨害时，其有权请求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或者消除危险；因侵占或者妨害造成损害的，其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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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意权。即房屋所有权人在处置婚姻住宅时，应当征得非产权方配偶的同意。此项权利主要是为了保护非产权方配偶的居住权而设，其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需要经过同意的行为。赋予非产权方配偶同意权的目的主要在于使其居住的权利不受妨碍，因此，需要同意的行为不宜界定过窄。应当既包括转让、赠与等使所有权发生移转的行为，也包括在其上设定抵押等物上负担的行为，还包括出租、出借等债权行为。

第二，同意的形式与作出方式。同意应当采用明示的方式但不必一定是书面形式。同意的意思表示既可以向配偶方作出，也可以向参与交易的第三人作出。

第三，未经同意的法律行为的后果。如果婚姻住宅的产权方未经另一方配偶的同意而擅自处置了婚姻住宅，则非产权方配偶有权向法院主张该行为无效。但为保护第三人的利益，此项请求权应当有时间的限制。《法国民法典》第215条第3款将此时间界定为配偶知道此处置行为后的一年内或离婚后的一年内。此项规定值得我国借鉴。

第四，非产权方配偶利益与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冲突及解决。上述制度设计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配偶利益与第三人利益的冲突。即当与产权方配偶进行交易的第三人不了解前者的家庭情况或不知道交易未经另一方配偶同意时，该第三人能否受到保护？现行立法虽然未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但从立法价值取向上的确体现出保护善意第三人即保护交易安全的倾向。例如，《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1条对夫妻一方擅自处分夫妻共有房屋时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予以了明确的肯定。[19]以此推论，在夫妻一方处分属于个人的婚姻住宅时，当然更没有理由不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但笔者对此持反对意见，因为民法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制度主要是为了保护交易安全而设计，而婚姻住宅的存在与否涉及到家庭安全，家庭安全也是一种需要法律保护的秩序，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比交易安全更为重要。诚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不动产上的利用利益，可分为资本的利用利益和生存的利用利益。资本利益所依据的是市场原理，生存利益利用的是生活原理，如果将生存利益按照资本逻辑的竞争规则处理，势必将造成社会弱者的生活处于困境。在资本的利用利益与生存的利用利益发生冲突时，法律应当优先保护生存利益。[20]因此，我国应当借鉴法国、德国的规定，优先保护另一方配偶的利益。上述理由和结论在婚姻住宅属于夫妻双方共有时也同样适用。

第五，配偶同意权的限制。为防止非产权方配偶滥用同意权，损害产权方以及第三人的利益，法律应当规定在特定情形下，针对婚姻住宅的交易被认为是有效的。这主要是指产权方与第三方的交易并不损害非产权方配偶的利益，而后者无充足理由拒绝的情形。例如，夫妻一方或双方尚拥有其他的房屋可以居住；因夫妻一方或双方无力承担婚姻住宅之上的债务（如银行贷款），需要出售房屋以偿还债务，且已另行安排了其他婚姻住宅等。

（三）关于离婚时一方享有产权的婚姻住宅的分割与分配

在婚姻住宅的分割上，我国《婚姻法》第39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权益的原则判决。”据此，离婚时予以分割的只是夫妻的共有财产，个人财产并不参与分割。这意味着在夫妻离婚时，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配偶不仅不能对另一方所有的住房主张所有权，也不能请求对该住宅的经济价值予以分割。此外，依《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5条的规定，该配偶还不能对该住宅的增值部分请求分割。[21]根据该司法解释，非产权方配偶可以请求另一方予以经济补偿仅发生在以下两种情形中：一是婚前按揭购买的房屋被确定为登记名义人所有时，非产权方配偶可以就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要求另一方补偿；二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资购买且以一方父母名义参加房改的房屋被确定为登记名义人所有时，可以请求对方偿还自己的出资。

笔者认为上述规定值得商榷。其存在的主要问题即是完全沿袭了大陆法系“以归属界定利益”的绝对所有权观念，而忽视了这一理论在婚姻法领域适用的局限性。在大陆法系国家，所有权被明确表述为一种对物的完全支配权，其重要价值在于确定物本身的归属，并通过界定物的归属来界定利益的归属。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虽然这种绝对所有权观念对于定分止争、分析既有的财产关系有着积极的作用，却并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例如，在公司法人股产权、信托财产权等问题上，传统的所有权观念就会捉襟见肘，进而发生“所有权失灵”现象。[22]究其原因，乃在于传统所有权观念的适用有其特殊的语境，失去了这一语境，这一理论就很难发挥作用。[23]而在笔者看来，婚姻领域恰是该理论适用的例外之一。首先，传统所有权观念的目的在于解决物的归属，而婚姻强大的伦理性和公益性决定了夫妻财产制度的目的主要在于实现家庭的扶养功能，而并非仅仅在于确定物的归属；其次，传统所有权观念的语境在于个人主义，而如前所述，婚姻法的目的则在于促进夫妻间的互惠、合作，稳定家庭关系；再次，传统所有权观念是建构在个人完全占有物的基础上的，而对于婚姻住宅而言，其由夫妻长期稳定地共同使用，房屋经济利益的保值增值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夫妻双方的投入和贡献。换言之，房屋经济利益的实现与增长并非依靠所有权人一人之力，而是双方通力合作的结果。就此而言，传统绝对所有权观念之下的“归属与利益一致”原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婚姻家庭领域。而基于婚姻住宅的特殊性，也不必强求用所有权理论来规范和解释，直接根据事实并基于公平的观念进行分析或许更为恰当。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对于离婚时婚姻住宅的分割，应当区分所有权与其上的经济利益（即房屋的评估价值）。所有权可以依不动产登记制度和相关法律确定为夫妻一方所有，但其上的经济利益应当在二人之间公平分割。[24]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经济利益的贡献可以根据以下事实认定：参与房屋价金的支付、参与共同还贷、为婚姻住宅的保值增值作出实质性的贡献（例如，通过家务劳动、装修等提高了房屋的价值）等。值得说明的是，《婚姻法司法解释（三）》把非产权方配偶的参与共同还贷以及共同出资仅仅界定为一种“借贷”行为，这种理解不仅没有尊重既成的婚姻生活规律，有违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而且抹杀了婚姻作为伦理共同体的特性，否定了夫妻通力合作的价值，使得美好的婚姻沦落为冷冰冰的契约关系。相比之下，将非产权方配偶的贡献推定为其对房屋经济利益享有一定的份额更为公平和恰当。至于非产权方配偶对房屋经济价值所占份额的比例，法院应当根据双方结婚的时间长短、共同还贷在房屋价值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家庭劳动等无形贡献对房屋保值增值的影响等因素确定。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规定的由夫妻共同出资购买、只是因为政策的原因登记在一方父母名下的房屋，如果没有证据表明该出资系对名义产权人的赠与的话，则虽然房屋的法律物权人是名义登记人，但夫妻双方作为事实物权人原则上应当享有房屋的全部经济利益。因此在离婚时，非产权方配偶应当得到房屋价值的一半。[25]但从作为名义产权人的一方父母那里享受到的福利，则应当予以相应的补偿。

在婚姻住宅的分配上，离婚时婚姻住宅原则上应当由所有权人居住使用，但非产权方能否请求继续居住？这个问题在我国婚姻法中也有所规定。例如，《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而所谓以住房提供帮助，则既可以是所有权，也可以是居住权。在司法实践中，请求住房帮助的一般有三种形式，即住房所有权、暂住权和无期限的居住权。[26]该制度固然有利于解决无住房者的困难，但在笔者看来，其尚不能给那些家庭弱者以充分的保护。因为该制度设计的基础是“帮助”，而能否提供帮助，在多长时间内提供帮助，取决于帮助方是否有帮助的能力，这就使得无房者能否继续使用婚姻住房具有或然性，其利益不能得到确定的保护。学者所作的一项调查发现，尽管在离婚诉讼中无房居住是当事人的首要困难，但法院判决直接以房屋形式予以经济帮助者甚少。如在北京市法院裁决准予经济帮助的63起离婚案件中，以住房所有权的形式提供帮助的只有1例，占1.6％；提供两年的住房居住帮助的有3例，占4.8％；提供住房无限期居住帮助的有4例，占6.4％。此外，还有一例判决提供住房至其有房或者再婚时止。[27]这说明在实践中，现行立法并未能解决无房居住者的住房困难。因此，如何在平衡当事人利益的前提下保护家庭弱者的利益，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课题。对此，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规定，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将一方所有的婚姻住宅分配给另一方居住使用的条件，其一是另一方存在住房及经济上的困难，且比所有权人更需要使用住宅；其二是另一方存在住房困难，且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在符合其中一项条件的情形下，法院有权将婚姻住宅的全部或部分判决给非产权方前配偶使用。但为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此种判决需要注意以下问题：（1）非所有权人只有使用权，而无所有权，法院无权将婚姻住宅直接确权给居住权人；（2）非所有权人的居住应当设定一定期限。需要抚养子女的，一般至子女成年或能够独立生活为止。不需要抚养子女的，应当至其有住房、再婚，或有购买、租赁房屋的能力时止，但一般不超过10年；(3)在居住权人能够承受的前提下，可以允许所有权人向居住人收取一定的租金。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论者系针对婚姻住宅属于夫妻一方所有的情形，但在婚姻住宅系由夫妻一方承租的情形也同样适用。即非承租方对租赁的房屋同样具有居住权，承租方配偶在作出转租、解除租赁合同等行为时，也同样需要经过另一方配偶的同意。在离婚的时候，法官根据双方和子女的需要，可以在承租期内将租赁的房屋判决由非承租方的配偶使用，一经判决，非承租方配偶即取得承租人的地位。

五、结论

在家庭价值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社会，婚姻法不仅是裁判的依据，同时也起着正确引导人们的婚姻观念及婚姻模式的作用。因此，无论个体对婚姻有着怎样的理解，婚姻法都应当坚持主流的价值取向。鉴于婚姻家庭是国家社会稳定的根本和基石，婚姻家庭的稳定就应当是婚姻法及其司法实践的首要任务。而目前我国的夫妻财产制度特别是有关婚姻房屋的制度设计却过分强调了个人的财产权利，忽略了对非产权方配偶利益的保护以及夫妻之间应负的义务，这在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法律及司法实践应当充分注意到婚姻住宅之于婚姻家庭的特殊意义，尤其要对婚姻住宅之非产权方的利益予以特别的关注和保护，并同时对产权方配偶的权利予以适度的限制。具体而言：一方面，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赋予非产权方配偶对婚姻住宅的居住权，以及对产权方处分婚姻住宅的同意权；另一方面，在离婚时，法院应当根据非产权方对婚姻住宅的贡献确定其对婚姻住宅经济价值的份额。在非产权方配偶无住房且比产权方更需要住房或者需要抚养子女时，法院应当将婚姻住宅判决由非产权方配偶使用。

注释:

[1]参见国博慧编辑：《婚姻新法之博弈》，http：//chinalawinfo-com/fzdt/SubjectContent.aspx? Code=436，2011年9月12日

[2]根据《婚姻法》及其前两部司法解释的规定，下述房屋也被认定为夫妻一方所有：(1)夫妻一方婚前的房屋；(2)夫妻一方婚后通过受赠、继承中明确的意思表示得到的房屋；(3)结婚前一方父母出资为双方购置的房屋且没有明确表示赠与双方的。

[3]参见河北电视台2011年8月22日《午间视野》报道，http： //v. ifeng. com/news/society/201108/d0e934cc-dacd-4a31-9946 -f647a8b47685.shtml，2011年9月10日访问。

[4]参见《婚姻法新解释引发房产加名潮 谁动了谁的奶酪?》，http：//book.qq.com/a/20110822/000040-2.htm，2011年9月10日访问。

[5]在当今中国社会，伴随着市场化对中国社会的全面渗透，家庭的观念与其根本价值逐渐被经济理性和消费文化所侵蚀，进而使得金钱与商业关系逐步融入夫妻家庭经济关系之中，夫妻之间的家庭经济关系已经渗入了理性化、商业化的意识。参见方乐：《法律实践如何面对“家庭”？》，《法制与社会发展》2011年第4期；潘鸿雁：《国家与家庭的互构—河北翟城村调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65页。

[6]参见孙若军：《家庭共同生活居住所需房屋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4期。

[7]参见陈惠馨：《法律与生命—一个女性主义法学者的观点》，《法官协会杂志》2004年第6卷第2期。

[8]参见[美]麦克尼尔：《新社会契约论》，雷喜宁、潘勤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2页。

[9]参见巫若枝：《三十年来中国婚姻法“回归民法”的反思—兼论保持与发展婚姻法独立部门法传统》，《法制与社会发展》2009年第4期。

[10]See C. M. V. Clarkson， Study on Matrimonial Property Regimes and the Property of Unmarried Couples in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l Law， European Commission/Directorate General for Justice and Home Affairs， JAI/A3/2001/03，pp.7-8.

[11]See The Ontario Family Law Act， section 19.

[12]英国的法院经常通过居住令的形式对女方以及子女的居住利益予以保护。如法庭可以“米舍令”(Mesher Order)，根据该令状，女方与其未成年子女有权居住在原家庭住宅中直至子女们达到特定的年龄或完成全日制学业；法庭也可以“马顿令”(Martin Order)，该令状允许无房居住的一方当事人（通常是女方）在婚姻住宅里无期限居住，直至其死亡、再婚或者自愿放弃。See Frances Burton， Family law， Taylor＆ Francis， 2007， pp. 253-255.

[13]See Katharina Boele-Woelki， Matrimonial Property Law from a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 Amsterdam， 2000， p. 21.

[14]参见[德]迪特尔·施瓦布：《德国家庭法》，王葆符译，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127页。

[15]同前注[3]。

[16]同前注[14]。

[17]《德国民法典》第1365条第2款规定，如果配偶一方欲缔结或已经缔结的某法律行为符合通常的财产管理规则，而另一方无充足理由仍拒绝同意，或者因疾病或不在场而无法作同意的意思表示并且若迟延会有遭到损害的危险，家庭法院也可以代替另一方配偶作出同意。

[18]一些学者对我国物权法应当规定居住权制度有过较为深入的论述，参见周珂、梁文婷：《新时期居住权制度研究》，《政治与法律》2008年第3期；曾大鹏：《居住权制度价值的理论争议及其评析》，http：// civillaw. com. cn/Article/default. asp? id=34071，2011年9月15日访问。

[19]该条规定：“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出售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第三人善意购买、支付合理对价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另一方主张追回该房屋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20]参见段匡：《日本的民法解释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84～285页。相似的观点参见陈苇：《婚姻家庭住房权的优先保护》，《法学》2010年第12期。

[21]该条规定：“夫妻一方个人财产在婚后产生的收益，除孳息和自然增值外，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22]法国学者勒内·达维德在其所著的《当代主要法律体系》一书中认为，在罗马法系各国中，所有权是指承认所有权人具有三种特权，即使用权、收益权与处分权，这种分析尽管是传统的做法，但却惊人地肤浅，信托财产迫使人们懂得这一点……当大家明白了对所有权内容分析的全部不足之处后就有条件懂得信托财产。参见黎晓平：《司法活动与法制发展》，《清华法治论衡》第2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23]近代大陆法系的“绝对所有权”概念的语境是“物的分裂”和“个人主义”，其无法适用于团体共同占有和使用物的情形，以及无形物的拥有和流通的情形。参见梅夏英：《民法上“所有权”概念的两个隐喻及其解读—兼论当代财产权法律关系的构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1期。

[24]事实上，我国婚姻法对该观点也是承认的。例如，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10条第2款的规定，在婚前按揭购买的房屋被确定为名义登记人所有时，非产权方配偶可以就双方婚后共同还贷支付的款项及其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要求另一方补偿。其中“相对应财产增值部分”指的应当就是房屋的相应增值部分，这实际上是认可了房屋所有权与其上经济利益是可以属于不同主体的。只不过该司法解释没有将此精神贯穿始终。

[25]关于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与确定，参见孙宪忠、常鹏翱：《论法律物权与事实物权的区分》，《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

[26]《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第3款规定：“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4条规定：“婚姻存续期间居住的房屋属于一方所有，另一方以离婚后无房居住为由．要求暂住的，经查实可据情予以支持．但一般不超过两年。”

第9篇：民法典的婚姻法范文

    一、夫妻财产约定制的形式要件及其公示问题

    夫妻财产约定是婚姻当事人通过一定的方式将其意思表示出来，因而约定的行为形式具有明显的法律意义。2001年《婚姻法》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从中外立法看，夫妻财产约定的形式有两种：一是需夫妻当事人双方订立书面契约，即对夫妻双方当事人具有拘束力，二是夫妻财产约定采用书面形式订立，且经一定公示程序始产生法律效力。因此，本文认为，婚姻当事人双方订立夫妻财产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应有公示程序要求，且以公证为准。

    根据㈠昏姻法）的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对第三人生效的条件，只有第三人知道该约定，才能对第三人产生对抗效力；否则，夫妻财产约定只在婚姻内部产生效力，不对第三人产生效力。这不利于夫妻一方独立地与第三人发生经济交往。公证制度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个公证业务辖区至少有一个公证机构，对夫妻财产约定的受理情况十分有利，可以达到公示公信的效果。《婚姻法》的司法解释应规定公示程序要求，明确公示的部门应为公证机构。如法国民法典规定，夫妻所有财产协议，均应有公证人在场，当事人对此协定均表示同意并且必须有公证人在契约上签字，该证书必须指明在举行结婚前交至身份官员，德国民法典也有类似之规定。我国澳门地区的民法典也采用公证程序，规定选择婚姻财产制的婚前协议必须以公证形式确立，才能产生法律效力。

    夫妻财产约定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夫妻双方的申请，依法证明申请人就各自的财产和债务的范围以及相关权利义务的归属达成共识而签订协议的真实性、合法性的活动。对于已受理的申请，公证员应重点审查：1、当事人的身份是否属实；2、当事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是否真实、有效；3、当事人是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约定协议是否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有无欺诈、胁迫行为；4、协议的内容是否完备，文字表述是否准确，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夫妻财产约定协议应当具备以下内容：1、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住址、职业等；2、财产情况，约定所涉及的财产（包括债务）的名称，数量，规格、种类，价值、状态等；3、财产的归属；4、共同生活期间财产管理、使用、维护、处分原则；5、解除约定协议或解决争议的方法；6、其他双方认为有必要的约定。

    二、夫妻财产约定的效力

    （一）夫妻财产约定的内部效力

    夫妻财产约定一旦生效，即在夫妻之间及其继承人之间发生财产约定的物权效力，婚姻当事人双方均受此约定约束。夫妻双方都必须依约定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夫妻财产利益的分配也必须按照有效约定进行。夫妻双方必须严格执行财产约定，不得随意变更、撤销。确实需要变更撤销的，须经由夫妻双方协商一致后，同样以书面的形式，如果原约定经过公证机构公证，亦要经过公证机构公证才能变更、撤销。

    （二）夫妻财产约定的外部效力

    根据我国婚姻法规定，在夫妻财产约定中，凡第三人事先知道夫妻财产约定的，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反之，第三入不知道该夫妻财产有约定，婚姻当事人的夫妻契约不得对抗第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