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的起源精选(九篇)
前言：一篇好文章的诞生，需要你不断地搜集资料、整理思路，本站小编为你收集了丰富的汉字文化的起源主题范文，仅供参考，欢迎阅读并收藏。
第1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幼教师资；二元化；培养模式；韩国
【中图分类号】G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604（2015）03-0053-04
韩国的幼儿教育由教育部和保健福祉部分治，即前者管理幼儿园，后者管理托幼中心。这是一种二元化教育管理体制。具体来说，在韩国，幼儿园根据《幼儿教育法》招收3～5岁的幼儿，以半日制、时间延长制、全日制等形式实施保育和教育，这类幼教机构由韩国的市、道教育厅直接管理；托幼中心则根据《婴幼儿保育法》招收未满6周岁的婴幼儿，对其实施全日制保育和教育，这类幼教机构由韩国的市、郡、区政府直接管理。受此管理体制的影响，韩国的幼教师资也采取二元化培养模式，即教育部主要负责幼儿园教师的培养和管理，保健福祉部主要负责托幼中心保育教师的培养和管理。
一、韩国幼教师资二元化培养模式现状
1.培养机构的二元化
韩国的幼儿园教师师资主要在专科大学、本科大学、大学院①、广播通讯大学和产业大学②等院校中进行培养（详见表1）。
韩国的托幼中心保育教师主要在专科大学、本科大学、保育教师教育院和网络大学等院校中进行培养（详见表2）。
2.培养课程的二元化
韩国幼儿园教师培养课程设置虽然因校而异，但总体上看各校都将课程分为教养类课程、教师教育类课程和专业类课程三种类型。其中教养类课程包括国语、外语、韩国史等必修课及人文、社会、自然、艺术等领域的选修课；教师教育类课程包括教育理论课程和教师素养课程，教育理论课程包括教育学、教育哲学、教育史、教育过程、教育评价、教育方法、教育心理、教育社会学、教育行政及教育管理、生活指导及其他教育理论课程等，教师素养课程包括对特殊儿童的理解（含英才教育）、教师业务素养等；专业类课程包括专业基础课程和学科教育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包括幼儿教育论、幼儿教育课程、婴幼儿发展与教育、幼儿数学教育、幼儿社会教育、幼儿美术教育、幼儿音乐教育、幼儿教师论、幼儿动作教育、幼儿游戏指导、幼儿教育机构运营管理、儿童福祉、幼儿健康教育、幼儿观察及教育实习等，学科教育课程包括学科教育论、学科教材研究及指导法、逻辑及论述、其他学科教育领域课程等。〔1〕若学生在专科大学的幼儿教育及儿童学专业获得80～110学分（其中教养类课程15～22学分、教师教育类课程16～20学分、专业类课程45～57学分），或在综合或普通大学的幼儿教育及儿童学专业获得140学分（其中教养类课程39～50学分、教师教育类课程22～28学分、专业类课程55～68学分），就可通过免试核准取得幼儿园正教师2级资格证书。
韩国托幼中心保育教师的培养课程虽因培养机构而异，但大体上都根据韩国《婴幼儿教育法》的相关规定设置课程。该法“施行规则”第十五条第一款明确规定“韩国保育教师培养机构的教育课程应在保育基础、发展及指导、婴幼儿教育、健康-安全-营养、家庭与社会合作、保育实习等六个领域设置相应课程”。以韩国大学的保育专业课程设置为例，其“保育基础”领域主要设置了儿童福祉、保育学概论、儿童发展等课程，“发展及指导”领域主要设置了人的行为与社会环境、儿童观察及行动研究、儿童生活指导、儿童咨询、特殊儿童指导等课程，“婴幼儿教育”领域设置了游戏指导、语言指导、儿童文学、儿童音乐与动作、儿童美术、儿童数学-科学指导、婴幼儿训练项目开发与评价、婴幼儿教学法等课程，“健康-营养-安全”领域主要设置了儿童健康教育、儿童看护学、儿童安全管理、儿童营养学、精神健康等课程，“家庭与社会合作”领域主要设置了父母教育、家庭福祉、家庭关系、地域社会福祉、保育政策、保育教师、保育设施运营管理等课程。〔2〕若学生共修5个领域的12门课程，修满35学分就可免试核准取得保育教师2级证书。
3.任职资格标准的二元化
韩国《幼儿教育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幼儿园教师任职资格分为正教师1级、正教师2级和准教师”“总统决定幼儿园教师任职资格标准，由教育部长官核准并颁发任职资格证书”“一般大学幼儿教育专业和儿童学专业取得相应学分的学生或获得幼儿教育专业硕士学位的学生，可在毕业时领取幼儿园教师任职资格证书”。具体任职资格标准如下：（1）幼儿园准教师资格考试合格者，可取得幼儿园准教师资格①。（2）幼儿教育专业毕业者，或本科毕业生在校期间获得教师教育类课程一定学分者，或在教育大学院或教育部指定大学院获得幼儿教育专业硕士学位者，或取得准教师资格并有2年以上教育经历且接受过一定继续教育者，可领取幼儿园正教师2级资格证书。（3）取得幼儿园正教师2级资格并有3年以上教育经历且接受过一定继续教育者，或取得幼儿园正教师2级资格后在教育大学院或教育部指定大学院获得幼儿教育专业硕士学位且接受过一定继续教育者，可领取幼儿园正教师1级资格证书。
韩国《婴幼儿保育法》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保育教师的任职资格分为保育教师1级、保育教师2级和保育教师3级”“总统决定保育教师任职资格标准，由保健福祉部长官核准并颁发任职资格证书”。保育教师任职资格标准具体如下：（1）高中毕业或取得同等学历并在保育教师教育院修完规定课程者，可领取保育教师3级资格证书。（2）在大学修满保健福祉部规定的保育相关科目并获得学分毕业者，或取得保育教师3级资格并有2年以上保育实践经历者，或接受保健福祉部长官指定的晋级 教育者，可领取保育教师2级资格证书。（3）取得保育教师2级资格并有2年以上保育实践经历者，或取得保育教师2级资格后并获得保育相关专业硕士学位且有1年以上保育实践经历者，或接受保健福祉部长官指定的晋级教育者，可领取保育教师1级资格证书。
二、韩国幼教师资二元化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1.培养机构的二元化，导致教育开支的浪费
韩国幼儿教育法律制度的二元化，即教育部的《幼儿教育法》与保健福祉部的《婴幼儿保育法》，导致了幼教师资培养机构的二元化。因此，韩国幼教师资培养机构重叠，人力资源浪费严重，教育项目重复开发，财政开支负担沉重，政府行政效率低下，且教育部与保健福祉部、市道教育厅与市道区政府以及幼教师资培养机构间矛盾丛生。例如，幼儿园和托幼中心的课程内容基本类似，〔3〕但幼教师资培养机构依然按照《幼儿教育法》和《婴幼儿保育法》的不同规定重复开发课程资源，导致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且影响了韩国幼儿园教师与保育教师一体化的培养与管理。
2.培养课程的二元化，影响幼儿师资培养的质量
比较韩国幼儿园教师培养课程与托幼中心保育教师培养课程的设置，可以发现以下两点不同之处：（1）托幼中心保育教师培养课程中缺乏教师教育类课程，有关教育理论和教师素养的课程几乎没有设置。韩国有学者对幼儿园教师和保育教师的专业发展进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托幼中心保育教师培养课程中的教师教育类课程比重严重偏低，导致保育教师普遍缺乏该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素养，进而导致其在教育理念更新和专业发展方面明显滞后于幼儿园教师。（2）幼儿园教师培养课程中则缺少与保育相关的课程，导致其看护和照顾幼儿的质量水平较低，进而影响幼儿园保教质量的全面提高。
3.任职资格标准的二元化，影响师资队伍整体素质的提升
如前所述，韩国幼儿园教师和托幼中心保育教师的任职资格标准无论在法律上，还是在部门规定的最低学历标准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异。
从表3可以看出，韩国幼儿园教师任职资格的最低要求为2年制专科大学幼儿教育专业毕业并取得正教师2级资格；保育教师任职资格的最低要求为高中毕业，在保育教师教育院学习一年并取得保育教师3级资格。〔4〕这种二元化的任职资格标准和学习年限的差异极易导致幼儿园教师和保育教师培养质量上的差距，进而影响韩国幼儿师资整体素质的提升。
三、韩国幼教师资二元化培养模式的改进措施
1.促进幼儿教育与保育的整合
为了解决幼儿教育二元化体系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韩国学界主张对二元化的幼儿教育机构进行改革，先整合幼儿园（招收3～5岁幼儿）和托幼中心（招收0～6岁幼儿）的现有资源后，重新规划设立托幼中心（招收0～2岁婴幼儿）和幼儿园（招收3～5岁幼儿）。托幼中心和幼儿园或均由教育部管理，或由教育部管理幼儿园，保健福祉部管理托幼中心。〔5〕
为了切实开展一体化的幼儿教育体系建设，韩国政府于2013年成立了“幼保整合委员会”，并于同年7月召开幼儿家长座谈会，收集家长对幼保整合的意见，确保幼保整合工作的有效开展。同年12月，幼保整合委员会“幼保整合方案”，提出于2015年开始正式推进幼保整合，并优先推进0～2岁婴幼儿入园计划。从2016年开始，政府将进一步整合教育部和保健福祉部二元化的行政管理体系，托幼中心保育教师和幼儿园教师间的待遇差距将逐渐缩小。〔6〕
2.开发幼儿教育国家课程
为了更好地落实履行国家对3～5岁幼儿保育和教育的责任和义务，减轻幼儿家长的养育负担，促进幼儿教育的均衡发展，韩国政府对二元化的幼儿教育课程，即幼儿园教育课程和托幼中心保育课程进行了整合与改革，在此基础上开发了幼儿教育国家课程。幼儿教育国家课程具体由身体运动及健康、沟通交流、社会关系、艺术经验、自然探究等几方面构成。该课程以基本生活习惯、良好品格的养成，自律性、创意性的培养为重点，旨在将幼儿培养成为身心健康和谐，尊重他人，爱护自然，热爱本国文化的人，为民主国家、市民社会的形成奠定基础。〔7〕
3.开发幼教师资培养机构的“标准教育课程”
韩国学者认为，整合幼保和普及幼儿教育是韩国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如何提高幼教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以适应幼教发展的这一趋势是韩国幼儿教师教育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为此，韩国学者认为应开发幼教师资培养机构的“标准教育课程”，以缩小各培养机构间教育质量水平的差距，促进教育公平。“标准教育课程”应凸显师范性和综合性，避免科目的重复。此外，还应延长教育实习周数（由4周延长为8周），以培养学生的现场适应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丰富其实践经验。〔8〕
4.延长保育教师教育院的受教育年限，提高保育教师资格标准
如上所述，韩国幼儿园教师的最低培养年限为2年，而保育教师的最低培养年限为1年。换言之，高中毕业生在保育教师教育院学习一年，修满12学分（35门课程），就可取得保育教师3级资格。由于培训时间短、科目多、任务重，要求受训者掌握相关的教育理论和技能并灵活地加以运用是有较大难度的。韩国学者调查发现，很多幼儿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托幼机构接受到高质量的保育和教育。为此，韩国学者认为应延长保育教师教育院的最低培养年限，并将保育教师3级资格调整为2级，由此提高保育教师的素质，提高保育教师的业务能力。
参考文献：
〔1〕吴英.中韩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比较研究〔D〕.大田：培材大学校，2011.
〔2〕尹贤淑.韩国与法国保育教师培养体系及其作用比较研究〔D〕.大邱：天主教大学，2010.
〔3〕李世淳.国家幼儿教育课程与标准保育课程的比较研究〔R〕.首尔：韩国婴幼儿保育学会学术会，2007.
〔4〕李基燮.幼儿教育、保育的二元化问题与改善方案研究〔D〕.首尔：高丽大学校，2010.
〔5〕张明林.幼保整合模型探索与推进现状〔R〕.首尔：韩国幼儿教育学会学术会，2013.
第2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中原文化 汉字文化 汉字认同 文化记忆
汉字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的显著标志，并对朝鲜、韩国、日本等国文字文化有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作为汉字发源地的中原，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和中华文化的核心。作为一种文化符号，汉字背后蕴含着华夏民族的文化记忆，而文化记忆则是汉字文化不断发展，中原文化不断传承，中华文化不断发展的原动力。
一、中原汉字是文化符号
传统认为，文字只是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语言是思想的外壳。文字的出现，打破了时间、空间对人的局限，使人类在生产生活过程中获得知识、经验教训及思想观念，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进行交流和传播。文字本身也是一种文化，文字是一种文化符号。
“文化”一词，最早起源于《易经》：“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1]其所表达内涵十分丰富。一般来说，人们用文化概念来代表由于各种关系而联系在一起的人们的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等。文字文化是文化整体的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整体的其他部分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我们要了解文字的文化内涵，就必须把文字放在与文化整体其他部分的联系中来进行考察。
《辞海》对“文字”所下的定义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对人类文明的促进起很大作用”。但是，文字不单是一种文化工具，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文明最重要标志之一。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素质固定由某一种文字形式来体现，在长期的历史承袭过程中形成一种习惯势力，使这种文字成为该民族文化的特点之一，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萧启宏认为：“汉字不仅是记录汉语的文字符号，而且是负载着古代科学知识和文化观念的全息标志，是固化了的信息模块……不论社会怎么变，汉字的模块没有变，它本身的信息内涵没有变。”[2]
中原汉字具有其独特性，其本身就包含着许多的思想文化观念。从汉字的起源开始，汉字就承载了我们祖先的文化思想与文化观念。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言：“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3]可以说，汉字是物象的表达，是客观物象在人们主观思想的显现，它本身就具有主客观的统一性。所以说，汉字不仅仅是一种记录语言的工具，它还是一种记录思想、观念与文化的符号。文字以形具义，字形本身就是祖先观念中的物象的展现。汉字的发展同样也是思想文化发展的展现。甲骨、金文、篆文、隶书、楷体的不断发展变化，是文化不断演变的结果。在甲骨文中，记载更多的是先民的祭祀占卜文化，文字的不断传承，也是文化记忆不断传承的结果。此后，文字本身具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不断增强。汉字不仅承载着民族思维，还是民族精神、民族哲学思想、民族文化的展现。
二、中原汉字的文化隐义
《辞源》解释“中原”云：“狭义的中原，指今河南一带。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下游地区，主要是河南省。”中原很长一段时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对整个中华文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河南又名“中原”和“中州”，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原河南促进了华夏文明的发展，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起着主要作用。
中原是甲骨文、《说文解字》的故乡，是文字的圣地。连续四千多年的汉字文化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中原汉字史。传说中的仓颉造字在河南；第一套完善的汉文字系统甲骨文出土在河南；河南上蔡人李斯帮助秦始皇“书同文”、制定 “小篆”；河南漯河人许慎编写了世界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活字印刷术的产生在河南开封，现在使用的“宋体”字也产生在开封。因此，中原汉字本身具有丰富的文化记忆与文化心理。
汉字的形成是多源的，建立在对多种史前视觉符号模仿的基础之上。汉字的象形一方面取象于客体对象的特征，而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则是其来自于对其他符号的模仿与综合性概括。汉字的象形具有明显的写意性，它的符号形体与描摹的原形之间又并非是单纯的模仿，它们之间存在着既像又不像的言此意彼的关系。汉字的形成与发展本身就和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相关。它的产生本身就蕴含着先民的文化思维，它的发展又推动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的传承。
汉字的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追求和谐与注重实际的民族精神。观察汉字的字体可以发现，汉字的结构和谐对称，部件与部件的组合都有一定的规律。中国传统思想中也特别强调“和”。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汉字具有非常强的表意文性，其主体与客体未曾截然分离，这也正是中国人主客体统一、“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和“务实”精神的体现。
汉字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的哲学及宗教思想。哲学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思想精华，是民族文化的核心部分。华夏民族原始朴素的对立统一观念，在汉字中得到了非常形象的传播。“阴阳相生”，这也是中国哲学中为诸家所共有又千年相承的思想观念。众多汉字至今还能生动地再现古老的阴阳观念。汉字的起源有八卦说，甲骨文又是殷商王室的占卜记录，所以汉字本身也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宗教思想。
汉字背后蕴含着中华民族的美学观念和思维模式。汉字的源头之一原始图画与舞蹈、歌唱一样，都是古人最早的艺术创造形式之一，它们都体现了古人对美的认识和追求。即使汉字形成之后，它和图画的联系也非常紧密。优美的书法及题款和精美的图章是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的表意性，以及汉字与画之间紧密的关系是汉字的独有特性，这和其他文字是不同的。
三、中原汉字认同下的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扬・阿斯曼提出的。文化记忆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的集体记忆力，通常是一个社会群体共同拥有的过去。任何一种文化，只要它的文化记忆还在发挥作用，就可以得到持续发展。相反，文化记忆的消失也就意味着文化主体性的消亡。文字是文化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汉字则是中华文化记忆的重要媒介。
每当听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时，每位华夏儿女的心灵都会为之震颤。这就是汉字传达出的魅力，它穿越时空，使历史的影像与现实的情景重合；打破地域隔阂，用经典文本教导我们要“与人为善，和谐相处”。汉字对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功不可没。我们在文字中读到的是文化，是基于文字认同下的文化记忆。
“文字认同属于文化心理的趋同现象，指的是由于文化身份和文化心理的相同或相似而对文字的认同。文字的认同其本质上是一种对本族文化或社会历史的趋同心理，因此文字的认同是构建民族文化心理的重要手段。”[4]文字是民族文化心理的一种载体，一种外在的体现。我们对一定文字的认同是基于我们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记忆。文字不仅是交际的工具，还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使用一种文字，就是选择了一种文化，并且认同了这种文化身份。而且，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因为这种“共同文化身份”而链接在一起，使他们即便是异地也能感受到社会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便是这个民族的文化心理。
四、结语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的卓越贡献。汉字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文字，以中国为核心的“汉字文化圈”，辐射日本、朝鲜半岛、柬埔寨、越南、老挝等国家。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根，而汉字文化又是中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起源于中原，中原具有丰富的汉字文化。而将文化变成文化力又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趋势，开掘中原汉字文化力，必须要把握中原汉字文化的核心内涵，即汉字认同下的文化记忆。只有牢牢把握住这一点，不断挖掘文字文化的文化记忆，大力发展汉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才能更好地打造中原汉字文化力。
参考文献
[1] 徐澍.易经[M].张新旭，译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126.
[2] 萧启宏.从汉字说起[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4.
第3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第4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中国民族文化；汉字；字体设计；融合
一、汉字的起源和发展
汉字是一种特殊的东西，是文字语言的呈现形式，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之一。关于汉字起源，我国古代典籍中存在不少说法。其中一种说法是：《周易•系辞•下》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进取诸身；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还有另一种说法，人们普遍认为：文字的产生是在黄帝时期，由史官仓颉所造。战国末年《荀子•解蔽篇》说：“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其实，无论是包牺氏还是仓颉或者其他说法，都指具体的或一个历史时期的代称，汉字的真正起源是由劳动人民集体创造后，经史官或巫师整理加工而成。汉字从早期仰韶文化的图符开始，至今，期间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伴随着雕版印刷术的成功发明，我国字体史上出现了一种与以往古典字体迥然不同的新型字体—宋体字，其特点是横平竖直、方方正正，深受人们喜爱。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的高速发展，在宋体的基础上又衍生出细宋、长宋、扁宋、仿宋等多种变体。近代西方印刷术传入后，在西方文字的影响下，又出现一种成套成系列的专供印刷使用的文字，特点是标准、规范、程式化强，主要有黑体、长黑姚体等多种闲的文字。然而，由于宋体具有鲜明的特征，既适用于印刷刻板，又符合人们在阅读时的视觉要求。
二、汉字与我国的民族文化
汉字使人们用来书写和与人沟通的文字，更是人类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文化底蕴和美学价值。汉字从本质来说也是一种视觉图形，它将语言的声音符号转变为符形符号，记载在一定的载体上，成为记录语言和交流思想的工具。汉字，在历史发展与转变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像古埃及、古印度和古巴比伦文字那样随之消亡，它不仅记录着历史的发展轨迹，而且承载着古老的华夏文明。有着民俗文化的合体字更多的承担了宣传传统文化观念的职责，而且也达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所以说，汉字的发展与转变是我国民族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汉字在我国民族文化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其生产和发展与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的文化紧密相连。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的消亡，只留下一些历史的印记相比，不仅其文化消亡了，还伴随着文字也消亡了，而只有中华文化不仅传承下来，而且取得较好发展。语言的交流是人与人沟通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其对人本身的思维以及人们所从事的社会活动、文学艺术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对促进其他事业的发展都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论在每个历史时期，汉字都是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源泉和根本保障。
三、汉字与汉字字体设计的原则
汉字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在逐步演变和简化，其实本就是汉字进行设计的过程，不同的时代赋予了汉字不同的形式美和寓意，代表着那个时代的特征。由于汉字字体设计的应用非常广泛，在许多场合汉字是最主要的形象，尤其在商品经济中，如：在超市柜架上，各种各样的包装产品的字体设计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标志设计中，每个企业都想利用独特的文字魅力使人们记住……如今信息时代飞速发展，市场竞争激烈，如何在这个大的市场中立足并脱颖而出，富有特色的字体设计尤为显得非常重要。字体设计不论从字的大小、颜色还是编排、表现等方面都需要创新。这些变化了的字体造型，不仅要利用其自身的独特性吸引人的眼球，又要把握字体设计的主要原则，也是衡量字体设计的一个主要标准。
（一）汉字字体设计的可读性
字体设计出来的首要原则就是有利于文字阅读。文字的主要功能就是在视觉形式中传达出设计者的目的和意图，向大众展现出清晰的视觉印象。因此，在设计的过程中，不要为了自以为的美好效果而脱离了字的本身，使字体杂乱无章，不易明白、读懂。对字体进行创意设计是为了让人们更快、更准确地加深对企业或商品的认知度，从而达到宣传的目的。试想一下，如果在商品包装上的文字设计凌乱不堪，不注意大众阅读的规律顺序，那消费者将无法读懂、理解商品的用途，所以哪怕是一个标志或是标题和注意事项，都代表了商品本身的含义，都应准确无误的传达给消费者，这是文字设计的目的和意图。有些设计者使用抽象的图案设计成汉字，但无论怎么变化，都要遵循最基本文字的阅读性，否则再好的创意失去了本身的阅读原则也是徒劳。“设计”两个字用简单的几何图形和粗线条将其变化一下，就形成了别具特色的文字，但又没有失去原来的基本字体。
（二）汉字字体设计的个性和美感
每个设计者都有各自设计的风格，设计出来的作品也会有不同表现，而独特的字体设计能够在作品中独树一帜。所以，个性的字体设计能够创造出与众不同、富有特色的感观，能够引起众人的兴趣。在中国古代，画家就习惯在画上题字，创造图书同源的效果，增加文字和图画的意境。汉字内容在一幅作品中，是可以引起大家共鸣的，设计优美的文字才能给人以视觉上的享受。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进步，经济飞速发展，人们不仅仅只满足生活上的需求，更多的是追求时尚和美的事物，所以对设计者来说也是一个大的挑战，如何在众多的作品中脱颖而出就得看每个设计者能不能够设计出更有表现力和感染力的作品。在汉字设计中，对笔形、结构以及整个设计的把握是非常重要的，不仅要考虑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衔接，又要考虑到字与字之间的错落有致。优美并富有特点的文字设计既能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又能准确而又清楚的传达给观众信息。不然，零乱、丑陋俗气的文字设计，不仅没让人们满足视觉上对美的追求，还令人感到厌恶及恶心，更不能表达出作者的意图和目的。
作者:南希 单位:山西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李梵.汉字简史[M].中国友谊出版社，2005.9.
第5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汉字 传播 使用 文字政策 东亚
一、引言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已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他领域中。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如今，越南已经完全废除汉字，有了自己的官方语言。相比之下，韩日两国仍受汉字的影响并以不同的方式保留着汉字。两国虽然一直提倡“减少汉字”的语言政策，却始终未能完全废除汉字的使用。
二、汉字在韩日两国的传播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符号，对东亚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当韩国和日本等地区还处于无文字时期时，汉字已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使用，并起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2004）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就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的核心国家。关于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相关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起着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一）汉字在韩国的传播
根据朝鲜半岛的平壤和箕子陵的遗迹，中国战国时期的北方燕国和齐国都与朝鲜半岛①有来往。而到了秦朝和汉朝，中原地区的平民百姓为了逃避战乱和强制劳役移民到朝鲜半岛，更进一步促进了汉字的传播。另外，《廣開王陵碑文》中出现的“朕”字以及“帝王建號”“蒙天恩”“四方託境”“隣國誓親和”等字也都反映了朝鲜半岛接受汉字的事实。新罗时期的《迎日冷水裏碑》（公元503年）和百济时期的付札木简等也反映了汉字在当时朝鲜半岛用于国家运营以及支配社会的事实。在韩国的一些国语研究里，乐浪时代的文字被视为朝鲜半岛最初的文字，并认为乐浪文字依次继承到了高句丽、新罗、百济，乐浪文字中大多数为瓦当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丰富了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而且还掀起了国民精读和了解汉文书籍的热潮，也增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到了汉朝末年，朝鲜人已经开始用汉字文言进行教育。372年，汉字再次通过佛经传入朝鲜半岛，汉字文言正式成为朝鲜半岛的通用文字。公元7世纪左右，新罗统一三国后，汉字又取得了公用文字（即官方文字）的地位。
黄贞姬把汉字传播到朝鲜半岛的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2]第一个阶段是殷商时期到公元4世纪，这个时期是从古代朝鲜形成到三国鼎立的时期。中国的汉武帝在朝鲜半岛设立汉四郡这一历史事实，是朝鲜人能广泛接触中国汉字最直接的先决条件。[3]当时，汉字是作为发达文化的象征而传播到朝鲜半岛的。第二个阶段是公元372年到13世纪末，这个时期佛教传播到高句丽，新罗的统一和高句丽王朝的政权交替促使大量汉字随佛教和儒教传入朝鲜半岛，同时高句丽产生了科举制度。第三个阶段为13世纪开始到李氏王朝时期结束，这个时期朱子学繁荣昌盛，也产生了“训民正音”。
（二）汉字在日本的传播
迄今为止，涉及汉字传播到日本的问题，最早在日本历史资料《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中被正式提及过。根据《古事记》记载，公元712年，太安万侣按照元明天皇的指示编辑了古代神话、歌谣等。而《日本书记》是日本奈良时代元正天皇指使舍人亲王和太安万侣等人编辑的史书，里面所记载的传说和记录等都是用汉字表述的。诸多研究指出，朝鲜人阿直岐在应神天皇15年为宣传佛教，带着汉文佛教经典来到日本。第二年，通过他的推荐，中国人王仁也来到日本，并成为了太子的老师。《论语》和《千字文》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传播到日本的。
以山田孝雄为代表的日本国语研究家们认为，日本人是通过与中国人的相互接触或阅读汉文而接触到汉字的。但最初以什么样的途径传到日本、普及到日本社会，还是个尚未解决的课题。西岛定生等人却认为汉字先是为了维持政府之间的来往，也就是政治外交需要而传播到日本，随后应用于标记本土语言，之后大量地流入到日本社会内部的。也有些学者主张当时日本还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汉字也是通过朝鲜半岛传播到日本的。
1958年，日本考古学界在日本九州南部的种子岛发现了一些陪葬物品上刻着汉字，当时人们推测汉字至少是在汉朝后期就已经传播到了日本。1996年2月，在熊本县玉名市柳町的古迹中再次发现了包括“田”字在内的五个汉字刻在贝壳上。[4]同年，三重县安浓町大城的遗迹中也发现了写着“奉”字的食器。由此可见，汉字传播到日本的时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初的弥生时代初期。还有，在日本的长崎、佐贺、福冈、熊本、宫崎、广岛、京都以及大阪等地区出土的文物中也发现了刻着“貨泉”或“貨布”等字的中国古代货币。直到2世纪，汉字才通过移居百济的中国移民王仁和百济人阿直岐传入日本。王仁到了日本以后，献了《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5]3～4世纪，汉字广泛普及到日本的统治阶级、贵族阶层和上流阶层当中。到了5、6世纪，儒教和佛教的相关文物大量传入日本，因此佛教用语和有关古代官制、官职以及日常生活的汉字词也开始大量地传播到日本。在7、8世纪的奈良时代和平安时代，唐朝的汉音传播到日本。从此汉字在日本成为了公用文字，“汉字正体意识”和汉音汉文占据了语言领域的最高地位。武斌认为，遣唐使时期的金潘唐化热潮促使日本开始大量使用汉字。[6]
三、韩日两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的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7]
（一）韩国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传入朝鲜半岛，主要起着两种作用：一种是阅读中国的汉文或用汉文记录著述的作用，另一种是标记本土语言的作用，即汉字不仅用于阅读或记录汉文，而且用于标记本土词汇或文章。
金敏洙认为朝鲜半岛最大限度地利用汉字的优点，通过借音和借训的统合，完成了独创性的借用标记。他评价朝鲜半岛的汉字接受问题时曾指出，朝鲜半岛的借字标记经过誓记体、吏读文、乡札文、口诀文等发展过程，到乡札文的阶段，达到了顶峰。借字标记与上层的汉文不同，以中间层的吏读方式继续传承下去。吏读在汉文训读和正式文书的使用中，主导了人们的母语意识。[8]
朝鲜半岛借用汉字主要有两种使用形式：一种是按中国式使用汉字，另一种是按朝鲜式使用汉字（也称吏读），朝鲜半岛的汉字主要用于标记固有名词和句子，而标记句子又分“誓记体、吏札、乡札、口诀”等四种方法。记体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序化，吏札是对汉文的朝鲜式语法形态化（包括语序和助词），乡札是汉字的完全朝鲜化的使用（包括语序﹑助词及词汇），也是民族化最彻底的形式，口诀是汉文中加朝鲜语助词的形式。
朝鲜半岛的汉字音来源于以“切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即元朝到唐朝的语音（即中国开封语音）[9]，在借音标记上采取借鉴汉字的“直音法”（或读若法）和借鉴汉字的“反切法”和“反复相摩而成音”等形式。朝鲜半岛的汉字又称“仿汉字”。“仿汉字”包括本土创造的固有汉字（即正体字和口诀简体）和借用中国汉字的新音字和新义字。正体字利用中国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成新字，而口诀简体可以说是汉字的附属字。[10]
1443年，为了解决汉字标记的不便现象，李氏王朝创造出了新的文字系统，命名为“训民正音”。它是运用中国音韵学最核心的知识和中世纪朝鲜语的音素系统而创造出来的音素文字，制造原理以象形为基础。正如郑麒麟先生在《训民正音》的序文中解释的“象形而字倣古箕”一样，“训民正音”在子音部分模仿了造音位置和造音方法，母音部分模仿了“天”“地”“人”等字并创造了它的基本文字。关于“训民正音”的起源，目前有很多种说法，如“古箕起源说、八思巴文字起源说、梵字起源说、发音器官起源说、太极思想起源说、薛聪起源说”[11]等。
（二）日本的汉字接受形式
汉字在日本主要以表音文字的形式使用。据统计，日本奈良时代的古代文献《古事记》，使用的汉字总数为1，507个字；《万叶集》使用的汉字总数为2，501个字。《古事记》和《万叶集》使用汉字，采取了仅借汉字发音书写日语的形式。另外，汉字传入日本的最初500年间，产生了《三字经》《千字文》《四书》《五经》等诸多以汉语文言为文字的中日共同教科书。
日语中的汉字主要有两种：一种起源于中国，古代从中国传入的“原汁原语”汉语，例如“道路”“土地”等，它是相对于日本的和语而言的；另一种是根据汉字的造语法加工创造出来的派生汉语，例如“政治”“经济”等。这类汉字在日本人的长期使用中发生同化，产生了一些变容。日本汉字的读法有音读和训读两种，它的汉字音主要来自于中国的吴音、汉音、唐音等。[12]
日本人在借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过程中，认为光用汉字不能充分地表意，于是创造了汉字式的“万叶假名”。可以说“万叶假名”的创造背景与朝鲜半岛的“训民正音”很相近。它是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最初是为了记录《万叶集》而被使用。“万叶假名”是古代日本最初的文字形式，从此日本从无文字时代过渡到了有文字时代，人们口中流传的传说与歌谣也开始用“万叶假名”记录。“万叶假名”是一种非常特殊的音节文字，减少了很多语言表达方面的不便。“万叶假名”是汉字现代假名的过渡阶段，在日本文字史中有着重要的意义。
之后，日本人对“万叶假名”实行了字母标准化，改进为今天的“现代假名”。“现代假名”又分为“平假名”和“片假名”。它大概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出现，是“万叶假名”不断演化和规范化的产物。古人为了便于书写和理解汉文，不断地对“万叶假名”进行简化，从楷书简化成草书，又由草书简化成现代假名。这样形成的“假名”，形体结构比汉字简单明了，有利于阅读和理解，表现方法也极具多样性，因此很快就普及到平民百姓阶层。“假名”多用于和歌和文学作品的创作中。
谈到汉字对日本语言文字体系的影响，可以说汉字促进了假名的创立和国字（和制汉字）的形成。国字又称和制汉字，包括假名和汉字在内的日本所有文字﹑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以及在日本制造的汉字体文字等。正式的日语为假名和汉字的混合体。日语有三种文字标记方式即汉字、假名、罗马字。
四、汉字在韩日两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一）汉字在韩国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日本殖民地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废除学校的“朝鲜语教育”，朝鲜人被剥夺了接受国语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在这种政治、历史背景之下，朝鲜人一直渴望自己的国语能得到自由的使用权和应得的尊重。获得解放之后，这种意识渐渐与“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精神结合在一起。当时朝鲜半岛正处于开化期，受美国的影响颇大，所以也出现了不少主张专用朝鲜语的人物。之后在接受日本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同时，以民族解放为开端，“朝鲜语专用论”又成为了“自主独立的象征物”。文嬉真（2007）评价“朝鲜语专用”政策的实质给社会带来的影响时指出，“朝鲜语专用政策导致了汉字丧失的时代，同时也大大降低了朝鲜人的汉字识别率。不仅如此，还成为了军事政府获得正当性和利用国字来焕发国民团结与爱国心的重要手段。”[13]后来，朝鲜战争又把朝鲜半岛分为南北地区，北部称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南部称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
韩国的汉字使用期可以分为汉·韩并用期、汉·韩混用期、汉字复活期、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汉·韩并用期为1948年～1964年，汉·韩混用期为1964年～1972年，汉字复活期为1972年～1975年，教育用汉字·韩文的并用期为1975年～现在。[14]
关于韩国汉字的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5]：
1443年，李氏朝鲜（1392年～1910年）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训民正音”。
1898年1月，李朝政府规定，政府公文改用韩文获韩汉文混合书写。
1948年，韩国制宪国会通过了“韩文文字专用法”。
1949年，有些国会议员在国会上提出“汉字使用建议案”。
1957年，文教部制定颁布“临时限制汉字”1300个。
1961年，军事和政权交替，进一步推进了“韩文专用政策”。
1964年，规定在中小学进行汉字教育。
1965年，国内外公文严格遵循“韩文专用”政策。
1967年，制定了“汉字略案方案”，拟定到1972年完全废除汉字。
1968年，制定“韩文专用五年计划”。
1969年，文教部规定从1970年起，在学校废除汉字教育。
1972年，文教部再次颁布“教育法改正令”，规定在初﹑高中恢复汉字教育。
1949年1月，朝鲜政府规定废除汉字。
1999年2月9日，韩国文化观光部颁布“汉字并用推进案”。
（二）汉字在日本的应用以及相关文字政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都积极借鉴西方社会，并学习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知识。随着西欧派文化在日本占主流地位，有些语言学家提出日本也应该像西欧一样，使用简单的表音文字，甚至有人主张废除日语，把英语作为国语。其中代表人物有幕府政府②的大臣前岛密（1835年～1919年），他曾经极力主张废除汉字，是日本国字国文运动的先驱者，也是近代邮票制度的创始者。前岛密在日本被称为邮政之父。1847年，他为了求医，离开日本江户，并学习了荷兰学和英语，曾向德川将军提出过汉字废除论。他强烈主张为了实现教育的普及化，要废除汉字，把“平假名”作为日本的国语。另外，还有两位坚持废除汉字、采用英语的人物，那就是当时的文部大臣森有礼和原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森有礼是日本的一位武士，也是有名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他也是一桥大学的创始人。1885年被任命为第一次伊藤内阁的第一批文部大臣，对日后日本教育政策带来很大的影响。1872年，他写信给耶鲁大学的德怀特·威廉教授，主张要把英语当成日本的国语，遭到德怀特·威廉教授的反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明治政府终于决定把表音文字化作为国家的重要方针。
日本围绕语言使用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掀起了日本汉字改革运动。这项运动主要分假名文字论阶段、罗马字论阶段、汉字限制论阶段、汉字尊重论阶段。面对如此多的争议，日本政府在限制汉字使用的同时，也承认汉字在本国文字系统中的地位和存在，对于汉字问题采取了相对宽容的应对态度，学校的汉字教育也一直维持着一贯的做法。
日本的汉字使用期分为“当用汉字使用期和常用汉字使用期”。前者为1946年到1981年，后者为1981年到目前为止。[16]
关于日本的汉字相关政策，按照时代顺序排列，大致如下[17]：
1866年12月，前岛密向日本末代将军德川信喜提交“汉字废除之议”。
1873年，福泽谕吉提出《新出汉字802字》。
1887年，失野文雄再次提出新出汉字3000字。
1902年，明治政府新设一门政府机关，名叫“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会的基本方针第一条明确规定“文字使用表音文字，主要调查对象为假名和罗马字”。
1915年，杉本京太提出日文打字机文字版2005字。
1923年，政府采取行政措施，文部省临时国语调查会公布了“常用汉字1962字”。
1931年，再次公布“常用汉字1858字”。
1942年，再次公布“标准汉字2592字”；标准汉字由常用汉字1012字，准常用汉字1346字，特别汉字71字构成。
1945年11月12日，日本读卖新闻发表了“废除汉字”的口号。
1946年11月16日，选定“当用汉字1850字”，内阁命令发表于日本全国各地，作为社会语言生活的规范。
1949年，颁布“当用汉字字体表”。
1981年10月1日，颁布“常用汉字1945字”，作为新的标准。
五、结语
汉字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全世界共同财富，在未来的日子里它将为实现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全力推进和发展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能有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现代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出现的汉字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国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上，相互吸取经验教训，探索符合时展和各国国情的正确方向。
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地区的汉字应用和发展、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固然很重要，但考虑到未来将要实现的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同时为了维持它的顺利发展，我们更应该深入研究和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因素给汉字带来的深远影响，并确立出符合新时代的崭新课题和解决方案。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民族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应用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内容注释：
①朝鲜半岛：中国、越南、朝鲜等地区称之为朝鲜半岛，韩国将
其称之为韩半岛。朝鲜半岛位于东亚，一千年以上维持单一国家的形式，直到1948年才分割为两个国家。南部为大韩民国（简称韩国），北部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简称朝鲜）。本文主要探讨韩国的汉字传播使用情况，不涉及朝鲜地区。
②指日本的封建武士通过莫府来实行政治统治的政府，也称之为
“武家政治”。
注 释：
[1]権強.古代日本·朝鲜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D].东京大学博
士论文，2004，第1页。
[2]黄贞姬.古代韩国借字标记法浅析[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6，
第4期，第21页。
[3]???.漢字??? ??? 漢字?? ??? ?? ????
[J].新羅學硏究（Journal of Institute for Silla Studies），1999，（3），第21页。
[4]権強.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D].東京大学博
士論文，2004，第6～9页。
[5]林龙飞.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J].东南亚纵横，2006，
第8期，第59～60页。
[6]武斌.中華文化得海外傳播[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
第81～82页。
[7]???.韓日 ?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
較硏究[Ⅱ][J].CHEJU UNIVERSITY JOURNAL，1987，（1），第14～15页。
[8]???.國語學史? 基本理解[M].???（集文堂），1987.
[9]???.韓日 ?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
硏究[Ⅱ][J].CHEJU UNIVERSITY JOURNAL，1987，Vol.25 No.1，第16页。
[10]李得春，金基石.汉字文化与朝鲜汉字[J].东疆学刊，1997，
第3期，第43页。
[11]???.訓民正音創制背景[J].人文科學?集，1986，Vol.5，
第1页。
[12]???.韓日 ?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
硏究[Ⅱ][J].CHEJU UNIVERSITY JOURNAL，1987，Vol.25 No.1，第18页。
[13]文嬉真.韓国における文字政策：漢字教育の変遷について[J].
愛知學院大学語研紀要，2007， 32（1），第19页。
[14]崔锦实.日朝汉字比较研究[D].延边大学，2004，第10-11页。
[15]张光军.韩国的汉字[J].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第5
期，18页。
[16]崔锦实.日朝汉字比较研究[D].延边大学，2004，第8～9页。
[17]李艶.漢字と漢字の認知心理学について[M].聖泉論叢16，2009，
69～70页。
参考文献：
[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
[2]汪大昌.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赵峰.汉字学概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
[4]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
社，2009.
[5]凌加杰.汉字现代化之路[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
[6]高银珠.韩国汉字使用情况的考察分析[D].天津师范大学，2003.
[7]崔锦实.日朝汉字比较研究[D].延边大学人文学院，2004.
[8]田博.汉字在韩国的传承与变异[D].外国语学院，2007.
[9]赵秀英.近代日本的汉字观[D].东北师范大学，2007.
[10]郭大为.论汉字在日本的变迁与本土化[D].东北师范大学，
2007.
[11]刘伟.汉字和汉语的关系[D].南开大学，2009.
[12]刘岚.浅谈汉字在日本的演变及现状[D].吉林大学，2010.
[13]宋之贤.论汉、韩、日语言循环影响与规律[D].北京大学，2003.
[14]李得春，金基石.汉字文化与朝鲜汉字[J].东疆学刊，1997，
（3）.
[15]张光军.韩国的汉字[J].外国语学院学报，1999，（5）.
[16]周有光.中国和汉字文化圈[J].群言，2000，（1）.
[17]周有光.朝鲜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2000，（2）.
[18]周有光.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2000，（3）.
[19]许征.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
会科学版），2000，（2）.
[20]周有光.汉字文化向邻国的传播[J].教师博览，2000，（5）.
[21]史继忠.论汉字文化圈[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2）.
[22]李虎.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J].东疆学
刊，2002，（4） .
[23]冯天瑜.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2003，（2）.
[24]胡礼忠，汪伟民.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
察，2004，（2）.
[25]许孝梅.“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
（4）.
[26]黄贞姬.古代韩国借字标记法浅析[J].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6，
（4） .
[27]林龙飞.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J].东南亚纵横少年
代，（8）.
[28]杨知国.试论日本古代文化的吸收和融合[J].长春理工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07，（2）.
[29]梁海燕.“万叶假名”的创造及其意义[J].日语学习与研究，
2007，（2）.
[30]李得春，古代韩国汉字特殊用法综述[J].外国语学院学
报，2007，（2）.
[31]戴永芳.浅谈汉字的文化价值[J].昌吉学院学报，2009，（1）.
[32]???，???，??.??? ??[M].?????，1997.
[33]???.???? ???? ????????[M].????
?，2005.
[34]???.??? ?? ??? ?? ?????[C].?????
????? ??????，2000.
[35]???.????????[J].??????，1986，Vol.5.
[36]???.?????? ??·??? ??? ??? ?? ??
??Ⅱ[J].CHEJU UNIVERSITY JOURNAL，1987，（25）.
[37]???.漢字??? ??? 漢字?? ??? ?? ????
[J].新羅學硏究（Journal of Institute for Silla Studies），1999，（3）.
[38]子安宣邦.漢字論[M].株式会社岩波書店，2003.
[39]村田雄二郎，ラマール·C.漢字圏の近代 － ことばと国家[M].東
京大学，2005.
[40]野村雅昭.漢字の未来[M].株式会社三元社，2008.
[41]宮地裕，甲斐睦郎.『日本語学 特集テーマ別ファイル普及
版[M].株式会社明治書院，2008.
[42]李艶.漢字と漢字の認知心理学について[J].聖泉論叢16，
2009.
[43]文嬉眞.韓国における文字政策：漢字教育の変遷について
[J].愛知學院大学語研紀要，2007，（1）.
[44]李艶.漢字と漢字の認知心理学について[J].聖泉論叢，2009，
（16）.
[45]方光鋭.明治期における国語国字問題と日本人の漢学観[J].
第6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
关于汉字的起源，中国古代文献上有种种说法，如“结绳”、“八卦”、“图画”、“书契”等，古书上还普遍记载有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传说。现代学者认为，成系统的文字工具不可能完全由一个人创造出来，仓颉如果确有其人，应该是文字整理者或颁布者。
最早刻划符号距今8000多年
最近几十年，中国考古界先后了一系列较殷墟甲骨文更早、与汉字起源有关的出土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是指原始社会晚期及有史社会早期出现在陶器上面的刻画或彩绘符号，另外还包括少量的刻写在甲骨、玉器、石器等上面的符号。可以说，它们共同为解释汉字的起源提供了新的依据。
通过系统考察、对比遍布中国各地的19种考古学文化的100多个遗址里出土的陶片上的刻划符号，郑州大学博士生导师王蕴智认为，中国最早的刻划符号出现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距今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
作为专业工作者，他试图通过科学的途径比如综合运用考古学、古文字构形学、比较文字学、科技考古以及高科技手段等一些基本方法，进一步对这些原始材料做一番全面的整理，从而爬梳排比出商代文字之前汉字发生、发展的一些头绪。
然而情况并不那么简单，除了已有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该遗址近年先后发现10余例商代早期朱书陶文)的小宗材料可以直接和殷墟文字相比序之外，其它商以前的符号则零星分散，彼此缺环较多，大多数符号且与商代文字构形不合。还有一些符号地域色彩较重、背景复杂。
汉字体系正式形成于中原地区
王蕴智认为，汉字体系的正式形成应该是在中原地区。汉字是独立起源的一种文字体系，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它的起源不是单一的，经过了多元的、长期的磨合，大概在进入夏纪年之际，先民们在广泛吸收、运用早期符号的经验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明了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符号系统，在那个时代，汉字体系较快地成熟起来。
据悉，从考古发掘的出土文字资料来看，中国至少在虞夏时期已经有了正式的文字。如近年考古工作者曾经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所出的一件扁陶壶上，发现有毛笔朱书的“文”字。这些符号都属于早期文字系统中的基本构形，可惜这样的出土文字信息迄今仍然稀少。
文字最早成熟于商代
就目前所知和所见到的殷商文字资料来说，文字载体的门类已经很多。当时的文字除了用毛笔书写在简册上之外，其他的主要手段就是刻写在龟甲兽骨、陶器、玉石上以及在青铜器上。商代文字资料以殷墟卜用甲骨和青铜礼器为主要载体，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
殷墟时期所反映出来的商代文字不仅表现在字的数量多，材料丰富，还突出地表现在文字的造字方式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规律。商代文字基本字的结体特征可分为四大类:取人体和人的某一部分形体特征为构字的基础;以劳动创造物和劳动对象为构字的基础;取禽兽和家畜类形象为构字的基础;取自然物象为构字的基矗从构形的文化内涵上来考察，这些成熟较早的字形所取裁的对象与当初先民们的社会生活相当贴近，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特征。同时，这些字形所描写的内容涉及到了人和自然的各个层面，因而还具有构形来源广泛性的特征。
2、汉 字 的 起 源 有 种 种 传 说， 中 国 古 书 里 都 说 文 字 是 仓 颉 创 造 的。 说 仓 颉 看 见 一 名 天 神， 相 貌 奇 特， 面 孔 长 得 好 像 是 一 幅 绘 有 文 字 的 画， 仓 颉 便 描 摹 他 的 形 象， 创 造 了 文 字。 有 的 古 书 说， 仓 颉 创 造 出 文 字 后， 由 于 泄 漏 了 天 机， 天 落 下 了 小 米， 鬼 神 夜 夜 啼 哭。 还 有 一 种 传 说， 说 仓 颉 观 察 了 鸟 兽 印 在 泥 土 上 的 脚 迹， 启 发 了 他 发 明 文 字 的 灵 感。 这 种 种 传 说 都 是 靠 不 住 的。 文 字 是 广 大 劳 动 人 民 根 据 实 际 生 活 的 需 要， 经 过 长 期 的 社 会 实 践 才 慢 慢 地 丰 富 和 发 展 起 来 的。
第7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
在人类所创造的符号体系中，语言无疑是表达概念的最重要的符号之一。索绪尔在谈到语言与其所表达概念之间的联系时曾用“能指”与“所指”来区别“音响形象”与这种“音响形象”所表示的“概念”［②］。事物的“概念”是事物在人类大脑中的反映，而“音响形象”则是人类表达这种概念的一种语言符号方式，即一种“能指”。
当类人猿进化为人类时，为了达到相互之间的交流，他们可以通过听觉器官接收信号，然后再通过发音器官传达信号。但我们必须承认，人类也可以通过视觉器官接受信号，然后再通过手或身体的某个部位的描画动作来传达信号。初民在生产实践中不仅使用听觉器官将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发出的声音记忆下来，而且他的视觉器官同样将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印刻在大脑皮层上，在与其他的人进行交流时，他可以用声音来表达，也可以用身体的各种动作主要是手势来表达。例如他要表达一个果实的概念，他可以发出果实被他抛掷时发出的“gululu”（后来成为“果裸”一词的来源）滚动声，也可以用手比划一下果实的圆形。因此，与“音响形象”一样，用手比划一个圆形也是一种“能指”。如果说前一种“能指”根源于人类的听觉器官和发音器官，那么，后一种“能指”则根源于人类的视觉器官和手，我们将前者姑称之为“听说器官”，后者姑称之为“视写器官”，当然这里的“写”是在广义上说的，不仅指写在纸上的，刻划在石头或陶器上的符号，也指诉诸视觉的空间动作。
一些人类学家多谈到现代“原始”民族存在着手势语，这正是由“视写器官”产生出来的。在初民那里，手、口同时与脑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和口实际上都是脑的一部分，无庸相互依傍，皆可以独立表达概念。列维—布留尔在《原始思维》一书中引述了许多例证：“在瓦拉孟加人那里，有时禁止寡妇说话达12个月之久，在这整个期间，她们与别人交谈只能通过手势语言。他们使用这种语言达到了如此纯熟的程度，以致在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时候她们也宁愿使用这种语言”。“林肯港区的人们也象库贝斯克利克的土人们一样不出声地使用许多手势，这对他们的狩猎是十分必要的。他们利用手势，能够让自己的伙伴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动物，这些动物的准确位置在哪里。他们也用手势符号来表示一切种类的野兽野禽”［③］。布留尔在对大量的田野考察材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他的结论：“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都并存着两种语言：一种是有声语言，另一种是手势语言。应不应当这样假定：这两种语言并存，彼此不发生任何影响；或者相反，同一种思维由这两种语言来表现，而这种思维又是这两种语言的基础？后一种看法似乎更易于被接受，事实也确证了这个看法，喀申着重指出了有声语言和由手的动作表现的语言之间存在的那些相互关系。他指出，东南西北的次序和配置、数词的形成，在朱尼人那里来源于一定的手的运动。”［④］布留尔将根源于视写器官的手势称为“手势语言”显然不够准确，因为既是“手势”就不可能是“语言”，但他的思想内核中“两种语言”（手势语言和有声语言）的基础是同一种思维的看法则是极有见地的。为了证明“手势语言”根源于思维，布留尔又从手与脑的联系来说明用手说话可以无须依赖于听说器官：“手与脑是这样密切联系着，以致手实际上构成了脑的一部分。文明的进步是由脑对于手以及反过来手对于脑的相互影响而引起的”。
用手说话，这在某种程度上简直就是用手思维。因而，这些“手语概念”的特征必然在思维的口语表现中再现出来。在符号上差别如此巨大的两种语言（一种语言是由手势构成的，另一种是由分音节的声音构成的），在其结构和表现事物、动作、状态的方法上则又彼此相近。因此，如果说口头语言描写和叙述位置、运动、距离、形状和轮廓无微不至，那么，这正是因为手势语言也是用的同一些表现方法［⑤］。更有甚之，布留尔还认为有一部分分音节语言的表达是由“手语概念”决定的。他说：“用手势语言说话的人拥有大量现成的视觉运动联想供自由支配，而当人或物的观念在他的意识中出现时，这观念立刻就让这些联想发生作用。我们可以说，他是在描写它们的同时就想象着它们了。因而，他的分音节语言也只能够这样来描写。在原始人的语言中，给轮廓、形状、姿势、位置、运动方法赋予的意义，总之，给人和物的看得见的特点赋予的意义，即来源于此；按物的姿势（立、坐、躺）来对它们进行的分类等也来源于此。”［⑥］
“听说器官”和“视写器官”都是人类进行交际的最重要的器官，根源于这两者的符号也都是人类最重要的符号系统。人类在从动物进化到人的过程中，身体各个部位是同时协调向前发展的。当猿人进行直立行走时，手就被最早地分化出来，然后口腔和喉咙方能形成一个直角进而为语言的产生提供物质条件。手的灵活性既然足以使人类能够制造出各种各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中有一部分是模仿自然界的（例如石球模仿自然界的果实，尖状器模仿自然界的尖形物体），那么他们同样可以用这一双伟大的手，当需要向同伴们表达一些简单的概念时，描摹出物体的形状。而这种在空中比划的手势，只要他们刻划或写画在地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例如石头或陶器上），就成为原始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如果说听说器官产生的符号叫作语言符号，那么视写器官产生的符号就是写画符号，这两种符号系统都是初民用来表达概念和情感的工具，手势、原始刻划和原始图画同样是一种“能指”，这个“能指”所达到的对于事物概念的把握是通过“形”来实现的。
另外，聋哑人和盲人的符号表达也可以说明人类的听说系统的表达功能与视写系统的表达功能是处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的。盲人缺乏正常人的视写表达系统的功能，他可以用听说系统的功能来进行符号表达：聋哑人失去了听说功能，但他在视写方面得到了补充，他们在没有专门经过哑语训练的情况下，可以用类似我们上面列举的布留尔所说的方法，即用身体的各个部位——主要是用手势来进行符号的表达。
可见，听说系统和视写系统是人类进行交际的两个同时产生并行发展的符号系统。听说系统的有声语言符号与视写系统的手势符号（写画符号）是人类表达概念的两种最基本的“能指”。
二
国内学术界关于汉字起源主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刻画，一是认为文字起源于原始绘画。
在新石器时代的陕西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地仰韶文化遗址中，山东章丘城子崖、青岛赵村等地的龙山文化遗址中，浙江良渚、江苏及上海马桥、青蒲菘泽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均发现出土的陶器上有一些刻划符号。一些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中国原始文字。例如郭沫若说：“彩陶上的那些刻划记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⑦］于省吾说：“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这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仰韶文化距今得有六千多年之久，那么，我国开始有文字的时期也就有了六千多年之久，这是可以推断的。”后来，王志俊、陈炜湛、张光裕都赞同郭、于二老的观点，并各有发挥［⑧］。还有另一种观点，如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博物馆所编《西安半坡》认为这种陶器刻符“可能是代表器物所有者或器物制造者的专门记号”［⑨］，但书中未加申述。近年来，有学者列举大量的例证，力证唐兰先生提出的“文字的起源是图画”的学术主张［⑩］。
我们认为，汉字起源于原始刻划还是起源于原始图画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在深层次上是一致的，它们皆由人类的视写器官发生。在中国，原始刻划与原始绘画的最早的考古资料虽然还有待于发现，但新石器时代彩陶纹饰中成熟的刻划符号与图画肯定有一个极为漫长的发展时期。从世界范围内来看，现在可以见到的人类最早的写画符号在旧石器中期就出现了。这一时期，尼安德特人已经能够用红色赭石在石板上描绘道道横条和丛丛斑点。在法国的利埃·穆斯特洞穴中，也发现了各种动物的断骨上面铸有丝丝横线，宛如图案雏型。在意大利、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有与此相仿的文物出土［（11）］。这个时期，初民已经能够画一些简单的在采集和狩猎活动中所遇到的动植物图形，以及刻划一些极为简单的横竖道道来表达某种意思。而旧石器时代中期，按照摩尔根和恩格斯的说法，也正是“分音节的语言”产生的时期。据此，我们认为，语言和原始绘画和原始刻划产生于同一时期，而且，写画符号比语言的音响有着更为有力的考古实证。
汉字既然是从原始刻画与原始绘画直接发展而来，那么就可以说，作为汉字前身的写画符号和作为语言符号的汉语在时间上就是同时起源的。它们具有同等悠远的历史，它们是“同龄符号”，其区别只在于根源于人的两种不同的感觉器官。汉语是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听觉器官和口腔发音器官的交流，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根源于人的大脑所指挥的视觉器官和手的交流。听觉和视觉器官是输入器官，口腔发音器官和手是输出器官，它们只起到一个操作作用。人类听说系统的符号与视写系统的符号皆根源于人类最初的生产实践，它们是同时产生的，有着同等的功能，而且对于表达概念具有互补性。汉字与原始写画符号虽然是两个概念，但写画符号却是汉字发生学的根据。因而就发生学的意义上可以说，汉字与汉语同时起源。
但是，关于汉语起源以后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我们实在是不甚了然。声音不能保存下来，因而汉语的早期音响形象无法推知，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先秦古音，只是在原始语言不知道发生了多少变化以后的音响形象。而汉字的前身写画符号则不然，从石器时代就有一些刻划符号保存下来。语言在发展中隐去了它的历史，而作为文字起源阶段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由于考古发掘材料的不断增多而显现了它的历史。这使我们今天的观念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人们所说的语言依然叫作语言，却将原始写画符号与文字区分开来，用两个不同概念来表达。假如我们将漫长的原始时代的刻划符号和原始绘画也叫作文字，我们就会觉得混淆了概念。于是，两个“能指”符号系统的表达就出现了不平衡；我们在思想中对于视写系统的符号作了过细的区分，而对另一个听说系统的符号没有作过细的区分。由于这种思维定势存在，我们现在就不习惯于将已经过细区分过的概念还原到没有过细区分的本来状态上去。这对我们认识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很不利。因此，我们需要用一个“视写系统”概念来和“听说系统”相对应，于是我们对于问题的理解就要好得多了。我们只要将汉字看作视写系统的符号，把汉语看作听说系统，我们就能够明白汉字所属的符号系统与汉语所属的符号系统是同时起源的。
三
人类的视写符号系统和听说符号系统都来源于人类对客观世界事物的概念认识。既然如此，它们之间就具有密切的联系，初民可以用这一种表达方式，也可以用另一种表达方式，就看彼时彼地哪一种表达方式比较方便罢了。在最初阶段，这两个系统还是并列的、独立的，没有依附性。世界上古老的文字在其开始阶段，均走过了一段象形的道路，说明文字的开始阶段，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的。汉字也是这样。举“果”为例。“果”的发音为“gululu”，文字写作“”（甲骨文），在这里，两者都是“能指”。“所指”是同一个事物的概念，就是树上挂着的从花苞里长出来的圆圆的果实。也就是说，这两个符号的内涵和表现形式都是从人类的采集中所接触到树木的果实那里来的。所不同的是，“gululu”这一音响形象是根源于人类的听说器官，而“”则是根源于人类的视写器官，“”不是记录“gululu”这一音响形象的符号，它直接从事物的概念那里得到。这个汉字并不充当语言的附庸而可以直接表达概念。
但是，文字和语言这双重能指既然都是表达同一概念，那么就为这两者统一起来提供了心理上的依据。“”既是一棵果树的形状，又与“gululu”果实滚动的声音联结起来，念“果”（模仿“gululu”的声音）。在这里，文字并没有附属于语言，不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是直接从客观事物中取得它的符号形态的。文字被当作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是由于文字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完成了一次变革所造成的。当人们发现说和写都表达思维中的同一概念时，他们为方便起见，就可以使两者联结起来。一般说来，运用语言表情达意省劲得多，随时随地皆可说出，于是语言便成为人类交际的最主要的工具，视写系统的符号退居次要地位。当语言发展出一个完整的音位系统以后，文字就更加望尘莫及了，这同时也为文字的变革提供了一个契机：可以将原先描摹事物形状的文字改换一下，使之成为记录语言的工具。这样一来，文字与语言就得到了统一，于是文字就成为语言的附庸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图画文字开始不是拼音文字，而是表意的，字形与意义联系十分紧密，文字并不附属于语言而存在。后来产生了美索不达米亚字母取代了象形文字，文字成了记录语言的符号，是“符号的符号”。这是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巨大的变革，这次变革是把原先由视觉器官产生的形的符号进行一番改造，由它来表示声音系统，便将两种“能指”统一到一起。人类将根源于视觉的原始刻划和原始绘画与根源于听觉的声音表达由原来的“并列关系”分割开来，进行位移，并且重新组合成“主从关系”时，文字就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这次巨大的变革对西方文化影响极为巨大。美索不达米亚字母被称为“一个只发生过一次的发明”，“这种字母很早就传播到埃及、印度、希伯莱、阿拉伯，又经由西亚的腓尼基人带给克里特人。而为全希腊所接受，又通过希腊人的再创造，形成完备的拼音文字，再传播给整个欧洲。今日流行于世界的英文、法文、德文、俄文、希伯莱文、阿拉伯文、梵文，尽管彼此多有歧异，但其字母都大体来自同一渊源”［（12）］。
然而并非所有的文字都具备这种变革的条件，也不是所有的文字都需要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古代欧洲和北非的一些民族的象形文字被字母文字所代替，是由当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所决定。但是，中国这块土地上的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不需要也不可能产生这种突然的完全摆脱原始传统的变化。汉字与汉语的关系的变革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随着形声字的产生并且数量逐渐增加而在汉字中占据优势地位，这种变革悄悄地完成了。但即使完成变革以后，即汉字变成了记录汉语的符号体系，也还保留着较多的原始文化传统。中国的文字训诂学有“声训”和“形训”的“以声求义”和“以形说义”的方法，有力地说明了中国人是从声与形两方面去把握事物概念的。中国文字中由象形、指事、会意三法所造出的大量的字皆保留了从视觉器官取义的原始传统。纵然是形声字，虽然也注意到了“声”，但“形”始终是具有意义的。这是汉字与汉语之关系不同于西方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的地方，也是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
把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这一看法在两千多年以前就产生了。亚里士多德说：“口语是心灵的经验的符号，而文字则是口语的符号。正如所有的人的书法并不是相同的，同样地，所有的人也并不是有相同说话的声音；但这些声音所直接标志的心灵的经验，则对于一切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们的经验所反映的那些东西对于一切人也是一样的。”［（13）］亚里士多德所处的“轴心时代”是一个“反神话斗争”的时代［（14）］，就是批判原始文化，进行理性文化的创造的时代，此时的一些思想家不去追溯事物的起源而只注重于现状。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几千年来特别注重这个时代，将他们的思想奉为不可逾越的高峰。一代一代传下来，就成为一种文化传统了。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体系的看法也就广为流传了。然而，这种观点并不符合文字与语言的全部关系史，而且，如果不考虑汉字与汉语关系的特殊性，一味套用西方的学术观点来看待汉字与汉语的关系，则有可能由片面性导致出部分的谬误。
注释：
①参见胡裕树主编《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高名凯、石安石主编《语言学概论》，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86—187页。
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01—102页。
③④⑤⑥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51页，第153—154页，第155页，第156页。
⑦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
⑧参见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第35页。于说见《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第2期。王说见《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刻划符号综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陈说见《汉字起源试论》，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1期。张说见《从新出土材料重新探索中国文字的起源及其相关问题》，载《香港中国大学学报》十卷，1981年。
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版，第197页。
⑩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第35—37页及第38页以后。
（11）乌格里诺维奇《艺术与宗教》，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7页。
（12）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第8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
教师应当在充分掌控古代汉语课程特点和重点的基础上理清层次，列出纲目，将繁散的知识点提炼出来，并通过多媒体技g手段，以更加直观、简洁的形式呈现给学生，同时在整个讲授的过程中求全而不求细，系统地呈现课程的教学重点，使学生不仅看清“树木”，更要对整个“森林”有完整而系统的认识和学习。如在讲授《汉字的构造》这一通论时，为了让学生对汉字的起源、汉字的构造、汉字的发展演变等系列知识有一个系统的了解，教师可以通过对《说文解字叙》的初步学习将“小学”的相关知识点关联起来进行提纲挈领式法的串讲。“黄帝之史官仓颉，见鸟兽蹄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即为汉字的起源；“《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即为汉字的构造；“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途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即为汉字的发展演变和古文字的重要价值。
二、做好学情调查分析，针对学习难点，注重因材施教，课堂教学体现针对性。
为了增强教学实效，教师应该在课前对学生的学情做调查分析，同时在教学中多与学生交流，有意识地对他们的从业情况、学业基础、学习动机、学习态度等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从而在教学中更加因材施教。防止出现基础较好的学生浅尝辄止，基础薄弱者“知难而退”、主动放弃学习。如针对从事教师职业的学生，在教学时可以有针对性地联系中小学文言文教学中的重难点，实施更具针对性的教学。在讲授汉字“六书”中的“象形”时，教师可以把各种象形字的甲骨文或者金文形体以演示文稿的形式展示出来，这样不仅可以节省教师书写古汉字的时间，提升课堂容量，而且这样的展示保留了古文字的本来面目，确保了象形文字的“原汁原味”，为学生呈现出一个个的鲜活的“ ”、“ ”、“ ”、“ ”（“龟”、“鱼”、“象”、“果”），一个个生动的“ ”、“ ”、“ ”、“ ”、“ ”、“ ”（“齿”、“眉”、“鼎”、“壶”、“车”、“册”）。
三、语言与文化相联系，增强教学内容的趣味性，提升教学效果。
“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语词现在通行的含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们过去的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因此，在词义教学中，可以从古文字形出发，结合古代文化知识，梳理词义引申脉络，说明现今汉字组词造句的所以然，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每一个汉字都承载着历史的印记和文化的缩影，把古字字形构意和古代文化结合起来，让学生感受到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可以加深学生对古文字的理解。例如：“即”、“既”字形相似，用法和意义容易混淆，若能从古文字字形入手分析两个字的构意，区分两个字的用法和意义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即”为坐的人面对食器“豆”，本义为走近去吃东西；而“既”的左边是食器的形状，右边像一人吃罢而掉转身体将要离开的样子，本义为吃罢，吃过。理解了两个字的本义，他们的其他义项自然会迎刃而解。
三、精要点拨，授之以渔，拓展教学内容。
由于成人教育的教学特点，整个教学过程中师生几乎一直处于准分离的状态，加之学生的工学矛盾、家学矛盾突出，古代汉语课程的课时是相当有限的，教师只有精要点拨，授之以渔，才能有效弥补因课时有限造成学生学习古代汉语“厌食”和“消化不良”的问题。例如，教师可以向学生推荐学习古代汉语的必备工具书――《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同时教师可以向学生推介由国际汉办组织拍摄的大型人文纪录片《汉字五千年》，该纪录片对学生了解汉字与汉文化以及古代汉语的学习都是大有裨益的。
需要强调的是：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提升古代汉语教学实效在具体教学实践中，要正确处理好教学内容与教育技术的关系，坚持技术为内容服务的原则，不误入“为技术而技术”的歧途。同时，要结合师生和教学实际，因时因地制宜，通过反复实践不断提升古代汉语教学实效。
第9篇：汉字文化的起源范文
关键词：朝鲜语起源 朝鲜语特点 训民正音
随着中韩两国建交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交流的日益频繁，曾出现过“韩流滚滚，韩风劲吹”的盛况。随之而来的是韩剧热播，曾经一部《大长今》红遍大半个中国，剧中 “俊男靓女”们的喜怒哀乐也悄然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学习韩语的热潮。茫然去学习，不知其所以然，很快就会让一个斗志盎然的初学者灰溜溜地败下阵来。特别是韩语特有的收音及其变化规律，如果不真心下苦功夫研究是不会在以后的韩语学习道路上一帆风顺的。追本溯源，明白韩语的规律才能在学习中事半功倍。我想借助这篇文章让韩语学习者了解韩语，培养对它的兴趣，引导自主研修，增强学好韩语的信心。
一、朝鲜语的起源、发展及问题
1、朝鲜语的起源和发展
根据早期的历史记载，韩语的由来很不明确，一般都相信韩语昌由朝鲜人慢慢演变出来的。二千年前，朝鲜半岛北部和满洲有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帝国崛起，那时朝鲜半岛的语言被新罗语统一了。公元十世纪，一个新的王朝迁都至半岛中间的“开城”，那时开城方言成了朝鲜的国语。十四世纪后期，新建立的朝鲜王朝把首到迁到“汉城”，因为汉城跟开城接近的关系，语言上没有太大的变化。
2、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文字问题
朝鲜语基本成型以后，遗憾的是一直没产生能够准确记录自己语言的文字。直到公元3世纪左右，汉字传入朝鲜，他们采用汉字的音和意来记录朝鲜语，即“吏读文”。但由于封建社会等级观念的影响，能够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多是贵族阶层，普通民众很难接触到。而且结合汉字创制的“吏读文”有些也不适合朝鲜语的语音系统和语法结构，因而有时很难准确地标记朝鲜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创建准确记录自己民族语言的文字的需求日益强烈。
二、《训民正音》的诞生及特点
1、应时代需要创建《训民正音》
大部分朝鲜语学习者都会熟悉《训民正音》《》，因为它是标注朝鲜语所使用的字母的书籍，是朝鲜王朝（一四一八年至一四五零年）的第四代皇帝——世宗大王李裪命学者郑麟趾等领导文班所创制，于一四四六年十月发表。古时的训民正音有二十八个字母；而现代韩语一共有二十四个字母，十四个子音（声母）字母和十个母音（韵母）字母。《训民正音》正音的颁布是标志朝鲜进入真正文字时代的开始。
世宗大王创建《训民正音》的出发点在“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新制二十八字，欲使人人易习，便于日用矣”。可见当时朝鲜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字的窘像，只好直接采用当时流行亚洲的汉字记载历史、传递文件、记录文学作品（如吏读、乡札标记法等）等，犹如中世纪欧洲统一使用拉丁语一样。用这种方法记录下来的既非标准的汉语又非标准韩语，类似的文献现代人一般读不懂，只有少数专业学者能辨识。因此说“国之语音异乎中国，与文字不相流通”，这对社会交流和发展很不利，故“愚民有所欲言而终不得伸其情者多矣，予为此悯然”。
世宗大王深感汉字对于本国文化传播的不便，迫切需要可完整表达本国语音同时又便于全民习识的文字，所以特设谚文局，召郑麟趾、成三问、申叔舟等学者，在研究朝鲜语音和汉语音韵的基础上，以方块字组合，一音节占一字，经过几年的努力，创立了表音文字——《训民正音》。
2、《训民正音》的创制特点及发展
（1）凸显“天地人”特色
①《训民正音》中的子音（辅音）按照发音器官分为5类，由 五个音为雏形。
牙音（g）（象人的牙根）：衍生出（k），
舌音（n）（象人的舌头）：衍生出（d）（t）（l/r）。
唇音（m）（象嘴唇）：衍生出（b）（p）。
齿音（s）（象牙齿的侧面）：衍生出（z）（c）（?）。
喉音（h） (像人的喉咙）：衍生出（b）（f）（h）。 转贴于
②《训民正音》中的母音（元音）则是按照天地人的原理来创造的。
天·天圆
地-地平
人|人直
衍生出
一共有17个子音、11个母音，共28个。目前现代朝鲜文中已经没有·这四个字母了，所以是24个。
（2）发展道路坎坷
由于当时中国文化的绝对优势以及在朝鲜半岛的深远影响，作为新文字的“训民正音”并没有得到及时推广。据史料记载，就在“训民正音”颁布后不久，一些士大夫们便上书反对。他们认为，汉字不仅是世界上最高雅的文字，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普遍使用的文字，（上接第16页）而朝鲜民族仰慕和追随汉文化，自当完全使用汉字，而不应创制自己的文字，否则就等于背离了优秀的汉文化，无异于自甘堕落。他们甚至偏激地把“训民正音”贬斥为“螗螂之丸”，而把汉字誉为“苏合之香”。因此，朝鲜王朝的上层社会一直排斥这种新的文字，而鄙称其为“谚文”，意即同“谚语”一样是民间文字。
“训民正音”出现后400多年间，汉字仍在朝鲜半岛占据主流地位。直到19世纪末，“谚文”仍被看成是二流文字，只限于儿童和妇女使用，而正规文书一定得用汉字书写。不过与此同时，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已开始迅速动摇了汉字的地位。自以来，由于中国国力的衰落，朝鲜民族昔日对汉文化的崇拜心理也开始减弱。尤其是之后，曾经的天朝帝国更是沦落为与李氏王朝同病相怜的伙伴，所有这些变化，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汉字的地位。就在清朝的北洋水师被击败的1895年，李氏王朝进行了被称为“甲午更张”的改革，从这时起，其官方文书从专门使用汉字过渡到汉字与表音字结合使用。
三、影响
韩国国立国语院经调查宣布2008年韩国成年人的非文解率（指过去所称的文盲率）为1.7%，达到发达国家水平。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结果显示，从各国2007年15岁以上成年人的文盲率来看，土耳其、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和西班牙分别为11.3%、9.5%、7.6%、5.6%和2.6%左右。因此可以认为韩国在基础文解力方面（阅读理解能力）已经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从训民正音诞生的轨迹“汉字——吏读——训民正音”可以论定，该文字既是朝鲜人民聪明才智的结晶，也是中朝友好的必然结果。语言是表达人们思想和促进思维的工具，又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语言的产生与发展又必须与文字同步，语言如果缺少了书写它的符号，对于人们思想的表达、思维的促进和人际乃至国际的交流，都会造成极大的不便，或者简直就不可能实现。所以，没有文字的语言，是不规范的语言，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语言。而训民正音的创制，使朝鲜语达到了规范、完善的境界。
从经典作家关于民族与语言关系的论述予以审视，训民正音创制的重要意义还在于，朝鲜作为世界民族之林中的重要一员，它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共同的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而且也有了自己的民族语言。朝鲜语只为朝鲜民族所独有，这也就是它的唯一属性，这一属性就象汉语等其他民族语言一样，不因时间或国别的不同有所变化。
参考文献
[1]《朝鲜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10月版。
[2]杨昭全 韩俊光 著《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