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发展史精选(九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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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汉字文化发展史范文

汉字作为文化招贴设计的重要元素之一，它有其自身一种装饰美、图案美，有着和其他的设计表达、设计方式不同的效果。早期人类在创造文字的时期就有着这三种文字形象：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字母文字。数以千年历史的发展，而这三种文字，象形文字、表意文字和字母文字仍被人们所广为使用。

汉字是意形文字的代表，同时也是世界上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形式。假如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刻绘符号朦胧的装饰美化说起，距今至少有五六千年。如果从汉字成熟以后最早的文字如商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文字算起，那么也已有3500多年的历史。其间经过春秋战国以鸟、虫、书为代表的金文字，秦汉及其后的篆、隶、楷、行、草书文字、宋元明清的宋体字到20世纪的现代字体设计等等几个发展阶段，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没有缺损的文字艺术发展史。

汉字演变的过程，即是书写者对汉字字形不断创新的过程，一部汉字文化发展史无疑也是一部汉字表现艺术的设计史。文字的装饰美化我国古已有之，而“美术字”之名则是20世纪30年代在我国才出现，是现代广告、装潢、画报招贴、书籍装帧、宣传画、漫画等诸多美术形式的伴生物。

2 文化招贴的产生与发展

招贴又称为海报，是大众传播信息的一个重要载体。招贴设计通常被视为衡量一个平面设计师艺术水平高低的重要方面。近百年来，现当代招贴以其自身的特性，构成了现代信息传播中的特殊文化现象，招贴无论是在提高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方面起到传媒信息的作用，还是在人们精神生活方面对社会文化、人们思想精神的渗透作用也越来越强大。

近二三十来，随着经济全球化信息一体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招贴广告交流愈来愈频繁。国家、城市文化形象战略中，招贴作为现代市场营销战略的方式与手段而发挥作用，沟通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在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设计艺术权威大赛：波兰华沙国际设计艺术双年展、芬兰赫尔辛基国际海报双年展、法国肖蒙国际招贴海报艺术节、美国科罗拉多国际广告招贴邀请双年展、日本富士国际招贴海报三年展中，海报的设计无疑体现出了他特有的“无冕之王”的地位。我国也成功举办了杭州国际海报双年展、宁波国际海报双年展、“苏州印象”、“上海世博会”主题招贴设计大赛等，招贴以它独有的魅力，成为当今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作品形式，成为记载和延续人类文化的一种重要的视觉媒介。在当今社会我国经济繁荣，国际地位举足轻重，无论经济、文化等领域全世界都关注着中国，中国文化以其独特的魅力也正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中国的招贴也进入了历史上最兴盛的发展时期。设计师们以其独特的表现形式的同时并且注重理念的创新，创造出了具有中国风范的招贴样式和风格流派。但是，文化招贴设计的价值是多元的、多层面的，作品的思想深度、内容的广度、文化性、艺术性的创新，这对于现代中国和世界的招贴设计是具有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的。

3 汉字与文化招贴的关联性

单纯地从设计的角度来讲，汉子本身就是人来发展历史中甚至是有史以来最成功最伟大的设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最早的图形设计这种视觉符号则是象形文字。它正成为现代图形设计正在被广泛地运用到招贴设计中

在招贴设计中，汉字作为视觉化信息传达的作用，有着一种别具一格的感染力的传媒信息化设计。同时，汉字作为招贴设计中的主要设计元素，越来越多地成为一种有效的形式语言与有效手法。

在20世纪60、7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重要的平面设计家及现代设计作品，其中不乏以中国传统文化字为创作基点的设计。靳埭强1980年为“一画会”设计的招贴，一个等线体“画”字加上书体“一”占版面二分之一，突出了“一画”的设计涵义。版面上方占三分之一处以其极小的印刷汉字设计出主题，整个汉字面积的分布显得具有高格调的古典风格。把中国的民族特征与现代艺术特征、国际性的视觉传达融为一体，将象形文字――这种视觉符号和现代设计的结合做出了试验和探索。

靳埭强先生的海报作品，往往夺目而来的是那气贯长虹的灵韵水墨，或如蛟龙，破纸欲出，或如处子，意守静笃。“笔和墨描画出来的不是甚么绘画，也不一定是字，只不过是饱蘸墨液的毛笔在运走时表现出优美的轨迹来，那些由黑色到灰色以至呈现奇妙的浓淡度，使人感到东方心魂的跃动，靳埭强那简洁的画幅，以蜿蜒游动的造型设计成的海报，虽并不奇拔，却有一种魂萦梦绕，需要发倍投问的依依之感。”①水墨成为靳先生海报创作的最为重要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

把水墨融入设计是靳埭强先生的独创，而水墨所承载的东方神韵更是靳先生性灵之所依也。台湾印象海报展邀请参展作品《汉字》系列中饱含浓情的“山”、“水”、“风”、“云”磅礴大气让人心仪，使人深感山之“伟岸博大”、风之“骤动无影”、云之“飘逸非凡”、“水之灵动幽远”，以及其中天地万物潜藏的天人合一的阴阳脉动，可谓将水墨的性灵发挥得淋漓尽致。

图1 《汉字》系列之“山、水、风、云”

靳埭强先生设计的海报“永字八法”，就完美地将中国书法艺术的点的特色融入平面设计中。“永字八法”是以永字点画写法为例，说明楷书用笔和组字的方法。代表中国书法中笔画的大体，分别是侧、横、竖、钩、提、撇、短撇、捺八划，是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内容。靳埭强先生将这些笔画拆分开来，每个笔画在海报中就成了一个独立的点，从构成形式上来说，点在画面中具有张力的作用，点在画面上位置不同，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靳埭强先生将这些书法元素的点巧妙的安排在画面中，并用淡淡的水墨痕增加点的层次，同时与画面中用细小文字排列的虚线相呼应，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使这套海报设计作品具有西方的现代感、理性、动态和力的表现，从点元素的个性上来看，这些笔画体现了书法艺术点为侧、横为勒、竖为弩、钩为、提为策、撇为掠、短撇为啄、捺为磔的笔致节奏，使这套作品又兼了含东方的静虚、形神、和谐及温柔。

4 结语

第2篇：汉字文化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词汇自测定方法 汉字 起源 字测定方法

当代国内学者主要运用考古文物资料来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因“对资料的不同定性及汉字起源在阶段上的不同认识而有所不同”[1]（P239），有“三千多年说”[2]（P16）、“四千—五千年说”[3]（P55～58）、“六千多年说”[4]、“七千—八千年说”[5]、“八千多年说”[6]、“九千多年说”[7]、“盘庚迁殷至武丁时期说”[8]（P74）。随着新的考古发现，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关于汉字起源年代的说法，因此，笔者认为，仅仅依靠考古学的方法只能把年代一步一步向前推移，无法科学地测定汉字的起源年代，不可避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局面。意大利著名语言学家阿里内（Alinei，Mario）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lexical self—dating）来测定印欧语言分化的具体年代。这种方法用于建构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新方法，弥补了我国汉字起源研究在方法上的不足。因此，笔者试图提出基于汉字自身来测定汉字起源年代的方法，称作“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本文讨论该方法的理论背景与基本观点，论证其理论可能性。

一、理论背景

20世纪90年代，阿里内等人根据“乌拉尔连续理论”[14]（P3～14）（The Uralic Continuity Theory）提出了“印欧语言研究的旧石器连续范式”[11]、[13]（The Paleolithic Continuity Paradigm for the origins of Indo—European languages，以下简称PCP）。他们认为，语言的历史要比传统理论界定的几千年久远得多，按照托拜厄斯（Tobias，P.V.）的观点，语言的历史至少要追溯到距今250万～100万年的“能人时代”之前[15]（P87～94）。与语言一样，词汇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应该按照人类进化的整个进程对所有语系及其语言的词汇发展进行历史分期（lexical periodization）[13]、[16]（P132）。

为测定印欧语言起源及分化的时间，阿里内在指出其它语言年代测定方法——如最早文字记录测定法、语音嬗变测定法、词源测定法、斯瓦迪士[17～18]（Swadesh，M.）的语言年代学方法（glottochronology or lexicostatistics）的各自特点及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词汇自测定方法”[9～12]。作为文化与语言系统之间的接口（interface），词汇记录着言语社团无数次文化历史变革的轨迹，是言语社团历史的全景体现，词汇的历史对研究言语社团的历史与文化发展有相当大的价值，透过词汇这面镜子可以看清语言发展的整个历史。具体说来，一个词就如同一个考古现场，它揭示的不是某个单一时期的历史，而是像考古层位一样揭示了多个时期的历史，测定一个词产生的年代与考古一样，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每个历史时期都有相应的层位与之对应。只要词所反映的历史文化事件本身发生的年代可以确定，词产生的年代就可以测定。根据词的不同性质，词汇自测定方法区分了“历史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traceable referents）和“历史不可测定指称对象”（historically untraceable referents）。人类劳动的所有产物和绝大多数社会产物都产生于特定的时间，指称这些对象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是可测定的，而那些用于指称自然产物、先于人类存在的事物、情感和抽象概念的词的产生年代一般很难测定，甚至不可测定。

二、汉字起源年代的字测定方法的基本观点

（一）汉字的历史相当久远

阿里内等人提出的PCP了吉布塔（Gimbutas，M.）的“黑海——里海起源说”[19]（P155～198）和伦夫鲁（Renfrew，C.）的“小亚细亚起源说”[20]，认为印欧语言的分化时间不是红铜时代也不是新石器时代。印欧语言从原始印欧共同语分化成各种非标准变体或方言的过程极为漫长，到冰河时代结束时（距今约1.2万年），原始印欧语已经分化为原始凯尔特语、原始意大利语、原始日耳曼语、原始斯拉夫语、原始波罗的语。自旧石器时代以来，这些语言的使用者就一直生活在欧洲[13] 、[16]（P135）。

第3篇：汉字文化发展史范文

汉字在传入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这是绝大多数中外学者持有的观点。没有文字，文明继承和文化传播只能依赖口耳相传。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对于古代日本而言，尽快地掌握一种文字体系是非常重要的。一般认为，汉字正式传到日本始于应神天皇十六年(285)百济人王仁现郑玄注《论语》10卷和《千字文》10卷。从此汉字的影响逐渐在日本民族中扩大，它将中华文化的种子撒入日本列岛的土壤。尽管汉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能为当时的人们所理解和掌握，但语言习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文化植入的过程，所以在汉字掌握的过程中就不自觉地学习了中华文化。人类的传播活动从语言传播到今日的信息社会，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发展进程大致可以分为五个阶段，即口语传播时代、文字传播时代、印刷传播时代、电子传播时代、互动传播时代。传播是通过一定的媒介、手段或工具进行的。由于受到科技发展条件的制约，书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载体或媒介。尤其是在进入印刷传播时代后，信息传播效率得以大大提高。从隋末唐初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到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昇的活字印刷、木活字印刷的应用，再到元明两代的锡、铜、铅活字印刷术的进步，逐渐打破了固定的特权阶层对知识的垄断，文化在更广的范围内传播开来。书籍作为这一漫长历史阶段最主要的传播载体，为古代日本摄取中国文化提供了条件。史载:“开元初，又遣使来朝，……所得锡赉，尽市文籍，泛海而还。”

可以看出，印有汉字的书籍成为东亚世界文化信息的传播媒介，而中日文化交流的出现在唐代———印刷技术的大发展时期———也并非偶然，是有着传播学的历史必然性的。在中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往来人员自觉或不自觉地扮演了传播媒介的角色。以唐代为例，有大批的遣唐使在学成归国后效力日本朝廷，为古代日本社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据人民网2013年4月13日题为《西安发现世界唯一汉文鲁尼文双语唐代墓志》的报道，西安新发现一块唐代回鹘王子墓志，经学者研究确认，为迄今为止世界上所发现的唯一一块唐代汉文、鲁尼文双语石刻墓志。墓志汉文部分清晰可辨，记载了葛啜的父亲曾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的显赫家世，介绍了墓主人的祖父、父亲和兄长的名字以及安葬的时间，还记载了这次安葬是由唐德宗皇帝安排的，长安城的回鹘大多参加了葬礼。在汉文的墓志之后，还用鲁尼文刻了与汉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字，但相对简单。这或可看作是文字不同而导致的信息传播受限的例证。

二、从传播的授受双方分析

文化交流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活动，不论是古代日本的主动摄取和模仿，还是中国文化的不自觉输出，都是蕴含着目的和意图的，只是这种意图和目的往往不显山露水，但“传播的目的就是希望发生相应的变化，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地传播信息，更不会莫名其妙地接受信息”。中日文化交流出现的隋唐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时期，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经济发达、制度完备、科技先进、文化灿烂的唐帝国对亚洲乃至世界都产生着吸引力和影响力。一方面，的天子试图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他们把国内的封建君臣关系延用于周边各国，这种“中国世界”观，并非仅仅是直接以武力征服为主要方式，有时体现为中国王朝对周边各国的“册封”，封以官号、爵位，结为君臣关系，以宗主国对藩属国的立场置之于从属地位，其表现形式就是朝贡。在隋唐时代，日本朝贡中国达到，也为中国文化海外流布提供了条件。纵览古代日本社会发展的历程，每当出现大的跨越和变革时，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摄取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大陆文化实现的。

①文化传播的特性，即文化总是从先进的、发达的地区向后进的、欠发达地区流动，而且后者不必要经过前者所经历的每一个阶段。这种传播的特性决定了中国必将处于文化流动的上游，况且隋唐时代日本向中国学习的愿望较之前任何时期都显得迫切，这是与当时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整体形势密切相关的。自6世纪中后期开始，与日本有着密切关系的朝鲜半岛局势逐渐发生改变，半岛各国为争夺发展空间不断相互攻伐，而且一直作为日本在朝鲜半岛据点的任那最终为新罗吞并，与新罗关系的恶化使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影响力大大减弱。同时，日本国内也面临着中央权威受到威胁，皇权为贵族所掣肘，由于地方豪族兼并土地而导致国家经济受到影响等的困境。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尽快跻身先进国家行列，日本遣使入隋，目的就在于掌握佛教以服务于国内统治，并在对外关系上赢取战略主动。迨至唐代日本朝廷听取隋朝时来华留学的学问僧惠齐、惠光、医师惠日的建议，②开始大规模派遣遣唐使，随后开创了古代日本的“遣唐使时代”，这是中国文化之所以广泛流播东瀛的内在动因。自630年至894年长达二百多年的漫长时期里，日本持续不断地派遣遣唐使摄取中国文化，并以中国社会为模板，通过改革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在这一文化传播过程中，中国作为信息的传播者，虽无直接的文献资料表明有明确的目的和意图，却有着深层的推动力，即“以文化之”，将日本纳入到为主导的“世界秩序”之内，期待最终实现统治阶级的政治理想。

三、从传播的功能分析

传播功能是指传播活动所具有的能力及其对人和社会所起的作用或效能。传播活动具有多种功能，文化功能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传播对文化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广泛而普遍的。正是因这一原因，传播对文化的影响又被当做对整个社会的影响。传播的文化功能主要表现为承接和传播文化，选择和创造文化，积淀和享用文化。承接和传播文化可以将文化中的精华继承下来，使之世代相传并与其他文化相互作用;选择和创造文化，而非一味地被动接受文化，可以结合本土文化优势加以发展。当我们翻开日本文化千百年来的发展史，就会发现日本文化一路走来，正是印证了上述特点。从最早的“王仁献书”通过朝鲜半岛间接学习汉籍，引进大陆技术人才，到圣德太子遣使入隋，再到大规模的遣唐使派遣直接摄取中华文化，古代日本终于在奈良时代(710—784)出现文化发展的新景象，可以说是积累量变到发生质变的过程。此阶段日本摄取大陆文明表现出继承有余而创造不足的特征，所以奈良时代又被看作“唐风文化”时期。尽管如此，我们仍旧可以依稀看见在消化、吸收、运用大陆文明的过程中，已经在孕育着结合大陆文明而创新的日本文化的胚胎。通过平安时代(794—1192)前期的继续吸纳，即使在遣唐使废止之后，孕育在“唐风文化”中的日本本土文化开始有了明显的、独立发展的倾向，并最终发展成为和汉折衷的“国风文化”。这种文化形式是在吸收前一种文化形式养分的基础上的改良，例如由汉字发展而来的假名文字，和歌以及物语文学的繁荣等均属此种情况，也反映了文化在传播过程之中和之后被选择和再创造的特点。另外，文化的文化功能又表现为积淀和享用文化，它可以使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得以沉淀和堆积。文化传播的时间愈久远，文化积淀愈深厚，而悠久深厚的文化又为文化享用提供了丰富的内容。有文字记载的古代中日文化交流肇始于两千多年前。公元前周秦时代的地理名著《山海经》已经载有“盖国在钜燕之南，倭北，倭属燕”。

公元1世纪《汉书》的“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已明确记录东海“倭人”朝贡之事。从公元3世纪的《三国志》到《清史稿》，中国历代官修史书都专门记载日本的情况以及中日交流史实。两国间的文化信息传播从最初通过朝鲜半岛的接力传递，到隋唐时代大规模的直接摄取，再历经宋元明清时代的变化，前后持续了两千年之久。伴随着中国历史文化的变迁，日本列岛文化形态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享用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文化的基因也浸透到了日本列岛的些微之处，转化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因子。在此笔者特别指出，近代以降，日本推行维新变革、殖产兴业，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实现了强兵富国的目标。但是，国力增强之后的日本出现了歧视亚洲其他国家的倾向，理论家和思想界鼓吹“脱亚入欧”，试图从文化上否定日本作为亚洲一员的现实。实际上，日本文化的发展史，就是不断摄取、选择、消化、创新、享用以中华为代表的大陆文明的历史，并在上述过程中，逐渐培育出了日本民族特有文化的。这也从文化的形成基理上，根本性地决定了日本虽欲“脱亚入欧”，而又无法彻底脱离的尴尬。

四、从传播的效果和反馈分析

传播效果在广义上是指信息传播行为所引起的客观结果，包括对他人和周围社会实际发生作用的一切影响和后果。在自然地理上日本列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端，悬浮于海上。在古代交通尚不发达的条件下，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决定了日本列岛内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缓慢，当亚洲大陆文明快速发展时，日本列岛仍然保持着缓慢的发展节奏。譬如公元3世纪前后，大陆上已经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封建帝国秦朝时，日本列岛仍处于从采集狩猎的绳纹文化时期向以水稻农耕技术应用为主的弥生时代的过渡时期，而且这种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变并非由内部产生，而是受到外来的大陆文化的影响所致。根据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观点，文字的发明和使用是一个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主要标志。《隋书•东夷传•倭国》载:“无文字，唯以刻木、结绳为手段，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日人斋部广成的《古语拾遗》序文亦讲:“盖闻上古之世，未有文字。”而大陆上的中国，在殷商时代出现的甲骨文已经证明了文字体系的源远流长。“大约到秦汉之际，汉字随着中原民族的频繁向外迁徙，流播到了未及自然萌发出本民族文字的周边诸国，打破了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各国文明的渐进秩序，使其从蒙昧或野蛮阶段跃入文明社会。”以汉字的传入为标志，日本逐渐进入了“汉字文化圈”，同时汉字中蕴含的文化信息也在日本流布开来。迨至中日文化交流出现的隋唐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更加广泛而深远。以制度文化为代表的唐文化流播到日本的各个领域，涉及社会制度、政治机构、生产技术、思想宗教、文学史学、科技历法等诸多方面，是中华文明在东瀛传播盛况的表现。

另一方面，传播活动具有信息的交流和沟通的特征。既然是“交流”，信息传递就应该是双向的。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就不仅仅是传播者简单地输出信息，受传者也并非一味地被动接受信息，还应该包括主动地反馈信息。如前所述，隋唐时代是中国文化对日本传播的阶段，一般认为在这个阶段以中国扮演输出者的角色，而日本扮演着输入者的角色，单纯地接受和享用中国文化。实际上，日本文化也曾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有所影响。以往学界大多认为日本能在文化上对中国进行某种“逆输出”是到了宋代才开始的，尤其在佛教文化交流方面表现突出。“这些现象标志着两国的文化关系到宋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交流。但是并不排斥早在隋唐时代，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已在影响中国，不过程度和范围上还很有限，不如宋代显著，不太受人注意罢了。”推古朝圣德太子作为大化改新的中心人物，笃信佛教，曾亲著《胜鬘经义疏》等。该书曾在唐玄宗天宝年间由随遣唐使来华的日本学问僧带到中国，送给扬州龙兴寺的灵祐。约一百年后，入唐僧圆仁在扬州看到此书，并发现扬州法云寺僧空明已在该书上另加批注。李白在《赠王屋山人魏万》的诗中云:“身披日本裘，昂藏出风尘。”李白自注:“裘者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可见布并非寻常之物，值得特别指出。隋唐时代之后中国再次陷入分裂状态，北方少数民族势力乘机南下，对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冲击。随着国力的减弱，文化的影响力也逐渐衰微，但是从中日间文化交流的主流看，仍然是以中国文化的输出为主，与前代不同的是来自于日本的文化反馈显著增多。宋代日本输入中国的物品除了工艺品、佛教用具、食品药材和水银金银以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典籍书画。经过唐末五代的动乱，中国典籍失传严重。而唐代日本学问僧、请益僧等回国时往往带着大量书籍，因此许多书籍得以完整保留。在宋代，国内一些失传的珍贵古籍通过入宋日僧和商人之手重新流入中国。在宋太宗时“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一卷”。

第4篇：汉字文化发展史范文

数千年书法艺术的伟大生命力，在其根植于中华民族智慧，根植于中华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根植于中华民族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根植于中华民族文明进步的沃土，所以传承的本质，应从中华文化寻根与发展中寻找答案。

当中华文明还处在襁褓中时，作为萌芽状态的书法艺术便诞生在华夏母亲的摇篮里。古老中华在文明进化之初期，由结绳记事的蒙昧时期到仓吉造字文化文明的转化,即根植了书法艺术惊人的智慧与灵根。据唐代张怀王灌《书断》记载：仓吉“博采众美，合而为字”，仓吉独具慧眼拮取自然之美造出文字，这叫作“依类象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把古人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称为“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文字象图画一样再现自然，记载自然，传替自然信息，这种象形之美，就是中华书法艺术的美的萌芽和灵根,是先人书法美的伟大创造。在线

《汉文字是书法艺术的载体之本源，象形与会意是传统书法的艺术本源，汉文字以象形、会意为特色，在尔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变化万象，起源于象形意义的中国初期古文字，“形无定体，笔无定画”，至小篆经省改，才出现形体方整、笔画圆匀的定型化书体，但仍保留形象痕迹。经过汉代隶书的变化以后，汉字由繁复的象形文字，趋向于符号化、抽象化、简笔化，但它的象形性质依然存在，又如鲁迅所说：“将形象改得简单，远离了现实。篆字圆折，还有图画的余痕，从隶到现代的楷书，和象形就天差地远。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天差地远之后，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门外文谈》）.可见中国书法艺术源于无法，变而有法。创新是结于有，起于无，又承于有，变于无。但万变不离其综，象形与会意的艺术本源没有变，汉文字的载体本源没有变。这是其他语言文字所不能比拟的。“象形”或“不象形的象形”，是汉字最基本的特点，也是继承与发展传统书法艺术最重要的、最核心的内容和规律。

那么如何对待书法艺术继承传统与创新的关系呢？笔者认为：传承和创新是书法艺术发展历史过程不可分割的链条，继承首先是对先人书法艺术创新精神与成果的继承。

提倡尊崇优秀传统，必须解决继承什么？如何继承？笔者认为继承书法艺术的优秀传统，首先必须继承先贤的创新精神和创新成果，这些是先贤书法艺术智慧的结晶。只求复写传统的“传统唯美主义”或脱离优秀传统“创新”的“流行主义”对发展书法艺术都是偏颇的、畸形的、是不可取的，先贤探索的书法艺术发展规律和创新成果是传统书法的灵魂。没有创新就没有传统，优秀传统是创新的结晶，创新是传统的发展。只有深刻认识传统书法艺术发展的规律，才切身感受到创新才是揭示传统书法艺术经久不衰的发展规律的精髓所在。

继承传统,在于推陈出新。创新更是渐进中继承，继承中的变革。如石鼓文是上承西周金文的精粹，下启秦代小篆的楷模，被后人誉为“书法第一法则”，至今仍引人入胜。大篆、小篆、隶书（如前）都有其传承与演变的轨迹，小篆都是中锋、藏锋用笔、线条挺劲圆匀，富于立体感，结构整齐对称，它把庄严凝重与舒展自如统一与于崇高肃穆的气度之中，在书法艺术上折射了封建中央集权威严统一的特征，这是秦篆反映的时代精神。“隶书”作为书法史上一个伟大的变革。汉朝“汉承秦制”“秦篆汉隶”，汉朝隶书发展逐渐定型，与此同时草、行、揩都逐渐从隶书中演变出来。民间习隶书的热情蔚成风气。定型后的隶书彻底消灭了汉字的象形形态，造成了汉字形体的巨大变化。汉隶脱胎于篆书又大异于篆书，是从笔画到结字方正平直化的新书体。汉隶具有波、磔之美，创“蚕头”、“燕尾”笔法，用笔方、圆、藏、露诸法齐备。同时它又为未来书法艺术的发展前景开拓出广阔的前景，为后来的草书、行书、楷书的产生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可见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也是创新基础上的继承。书法艺术的发展史本身就遵循着揭示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发展史观。

流行书风该如何认识啊？笔者认为流行是传承和创新结合、推进社会文明的结果，流行书风无论从风格上还是从技法上都是深受社会欢迎的书法艺术极至之法，流行则是传统与创新的交融会合的“贝多芬交响曲”。历史上流行书风是因其释放了书写的效率，拓展了美的视野，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方能千年流行。根据社会生产生活需要去创新与发展是书法文化的生命。流行书风是适应社会生活需要而为社会广泛接受和喜爱的创新书体书风，脱离社会需要虽标新立异，矫揉造作、即使名噪一时，但终归不能“万紫千红总是春”。书法艺术流行数千年无一不与适应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结下深厚的根源，格调高古的甲骨文取代结绳记事适应人类蒙昧向文明的起步，小篆适应中华一统的文化文明的需要，是中华大地迈出了书同文的坚实脚步，隶书、草书都顺应了社会生产生活的书写便利解放生产力的需要，“草书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其后产生于汉代的草书，西汉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章》，东汉章帝甚喜爱，因而名“章”草，章草传承了隶书的笔画形迹，仍有波磔，字字独立不连，实际上是隶书的草率写法，杜度、催瑗便是东汉章帝时代闻名的章草书法家，汉末张芝传承章草又进一步“草化”，将上下字的笔势牵连相通对偏旁作了许多省略和假借，而创今草。张旭，怀素将书法艺术的创造性“心灵之音”得到神灵极至的发挥。通观古今流行书风无一不是传统与创新相交融的结晶。在线

楷书是数千年书法文化中应用最广与流行最持久的书体，草书是扬弃了汉隶的规矩追求书写速度，至今的简化汉字无不得益于草书创造性的书写艺术。魏太傅钟鹞对楷书作了重大的改革，以横代替“蚕头”、“燕尾”又融入篆书、草书中的圆笔法使楷书定型化，加之其超妙入神的书写艺术，新体楷书很快得到了推广。又如流行至今的行书据说为汉末书法家刘德升创造的介于楷书和草书之间的一种书体“其法盖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书人称“风瞻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王羲之创造的行草继承古迹中古掘朴质的风格为妍美流便的新书风格，古人喻之为“清风出袖，明月入怀”，王羲之“博采众"美，熔铸古今”，其神韵超逸的《兰亭序》倾倒千载书家，可见流行书风不仅是当代的更是历史和未来的，不仅是书家自娱自乐，更是社会发展的责任和贡献，不仅是别出心裁，而是高超传统艺术和革新智慧交融的结晶。不是书家冥思苦想的结果，而是适应时代需要的产物。

第5篇：汉字文化发展史范文

两汉时期，无论是官办的中央、地方各级学校，还是个人招收门徒的私学教育，在数量、规模等各个方面不断发展，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衣，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授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皆专相传祖，莫或讹杂。”（后汉书?儒林传）汉代学校教育的繁荣发展，既是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也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逻辑旨归，主要促进因素有以下几点。

一、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制度对学校教育的要求

战国时期，随着各国变法的相继展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中央对各级地方行政、大小官僚、广大民众实施有效的管理，相应的制度应运而生。首先国家行政运作中的息交流主要通过公文传递实现。卜宪群指出：“运用公文实施行政管理和政治统治是秦汉官僚制度运行的基本形式之一，公文包括与处理公务有关的一切文书。”[1]睡虎地秦墓竹简《内史杂》云：“有事请■（也），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其次，秦朝政府制定了严密繁杂的法律法令，用以处理官府、官吏之间及其与民众之间的各种关系、各类事务。事无巨细，大抵皆有章可循：“《秦律》的律篇之多，篇中的律条之细，充分说明了《秦律》的指导思想是企图把社会的各个侧面，以及每个侧面的细节都纳入法律范围”[2]。刘邦入咸阳，萧何舍弃宫室财物而独取文书，反映了汉初统治者充分认识到文书在国家管理中的重要意义。汉承秦制，有过之无不及。西汉中期出现了“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的状况。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可见，法典文书是秦汉行政之命脉。汉代国家行政制度要求进入官僚机构的从业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熟知相关的国家制度法规。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原来的军功爵仕进制度逐渐演变为察举制度。察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文帝时下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文帝传）汉武帝时期，独尊儒术，废除贤良文学中治申、商、韩非、苏秦等学术者，只推举儒学学者和符合儒学修养的孝廉士人：“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Σ幔?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汉书?董仲舒传）另一方面国家从太学中，通过考试，通过考试选拔人才进入官僚队伍。儒学成为进身仕途的敲门砖，熟读儒家经典、精通儒家义理成为所有有志于仕途的人的必然选择。

行政运作和官员仕进的特征，促使政府有相应配套的人才培养方案，官学教育应运而生。秦、汉初，国家设置学室，专门培养从事行政的吏员基本文化技能。汉武帝时期，国家成立太学专门培养政府需要的精通儒学五经的后备人才，之后各代帝王不断完善设置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学，其数量和规模逐步扩大。官职所拥有的巨大效益调动了民众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桓荣在艰苦环境中依然苦读不辍，曾遭到族人桓元卿的讥讽，后来桓荣为太常，元卿感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若是哉”，（ 后汉书?桓荣传）一语道破了学习的目的所在。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官学的规模无疑难以满足，于是精通儒学的官员、一般的儒学大师等等纷纷开门授徒，往往一名经师的著录学生能达到成百上千。

二、汉代文化政策对学校教育的支持

在黄老无为而治思想的指导下，汉政府采取了一些扶植学术文化发展的措施。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废挟书律，允许人们自由收藏、流传、学习《诗》《书》等百家著作。与此同时，汉政府还广开献书之路，号召民众向政府献书。文帝还废除了诽谤妖言之罪，取消了在思想言论方面的控制，允许不同学派的学者辩论学术，民众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政治社会意见。政府还广立学官，设置博士。《汉旧仪》载：“孝文皇帝时，博士七十余人，朝服玄端，章甫冠。”一些爱好文化的诸侯王也在自己的封国之内积极推进学术发展。刘邦的弟弟楚元王刘交提倡儒学、尊礼儒生：“以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客与申公俱卒业。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元王好《诗》，诸子皆读《诗》，申公始为《诗》传，号《鲁诗》。元王亦次之《诗》传，号曰《元王诗》，世或有之。”（汉书?晁错传）河间献王刘德重视学术：“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汉书?河间宪王刘德传）他还在封国内礼贤下士、制定礼乐等，一时间，河间国吸引了很多山东的儒生。在汉初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政府鼓励学术文化发展的措施直接促使了教育的恢复和发展，传授各家各派学说的私学也纷纷出现。

独尊儒术后，教育为治国之本的政治理念成为汉代最高统治者的共识。武帝在诏书说：“盖闻导民以礼，风之以乐，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故详延天下方闻之士。其令礼官劝学，讲议洽闻，举遗兴礼，以为天下先。”（汉书?武帝纪）汉元帝诏书曰：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书，厥功茂焉。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朝朔望。（汉书?元帝纪）汉章帝在诏书群儒论学白虎观中曰：“盖三代导人，教学为本。”（后汉书?章帝纪）在重教兴学认识的指导下，汉代建立并不断完善官方学校体系的建设。元朔五年（前124年），汉武帝批准公孙弘等关于设博士弟子员的建议，博士置弟子员50人，还有若干受业如弟子者。之后太学的规模逐渐扩大，东汉质帝时，太学人数多达三万人。西汉朝廷先后三次颁布有关立地方官学的命令：第一次是在汉武帝时期，“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汉书?循吏传）第二次是在汉元帝时期，“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 汉书?儒林传）；第三次是在平帝时期，“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汉书?平帝纪）地方的官学体系以及管理结构不断得以完善。

三、汉代文化载体与传播方式的变革为学校教育创造条件

文字的统一和简化，使得书写更加简便，更容易识读。秦朝统一后，为顺应客观需要，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进行文字的整理和统一工作，实行“书同文”。《说文解字?叙》载：“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这次文字整理工作淘汰了大量异体字――主要是六国文字，固定了汉字的字形，使混乱的战国文字第一次走向了统一。小篆最大的特点是汉字偏旁的基本统一，有了这次统一，才使得《说文解字》的作者能够把他所收集的9 353个汉字，编作540个部，并且为每一个部确定出一个部首。这对我国汉字的认识，使用以及研究都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汉代官狱多事，案牍劳形，为了追求速度，节省人力，人们迫切需要文字简化。狱史程邈又对小篆进行了改进，简化成为隶书。汉代出现了汉隶，它是传统的小篆与民间俗体结合后的产物。汉隶是典型的方块文字，字体略显扁平，笔画方折平直。笔画的定型，是汉字发展史上的一场革命，使汉字更便于书写和认读。

简牍、帛以及纸质书写载体的运用使得文化传播更为便捷。早期社会人们的写作与后世相比，更为显著地受制于一些物质条件的制约。殷商时期，文字主要书写在龟甲兽骨上，西周时期则是铭刻在青铜器物上，书写载体的难求是制约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秦汉时期，先是原料成本低、书写方便的简牍是书写载体。简牍以竹或木为原料，用竹还是用木，主要是和地域密切相关，南方所出多竹简，北方所出多木简，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经过特殊处理的竹、木材料不仅便于书写，而且坚固耐用，可以长期保存。王充《论衡?量知篇》说：“夫竹生于山，木长于林，未知所入。截竹为筒，破以为牒，加笔墨之迹，乃成文字，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单片的竹木条称为简，一般仅能书写一行、两形字，故需编联成册。

纸张在西汉时期已经开始运用于书写，1990年，甘肃考古所于敦煌东北汉代悬泉置遗址中发现有麻纸460余件，如T0212、T0114、T0111等上面都有文字，时代从西汉武帝起，经东汉一直到晋。不过这一时期纸质比较粗糙，不易保存。从东汉中期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成本低廉的书写材料――纸张在社会上广为流行：“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为谓之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后汉书?蔡伦传），东汉中后期，纸张越来越多的应用于书写。如崔瑗《与葛元甫书》曰：“今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3]452人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也多用纸张，如《马融与窦伯向书》曰“孟陵奴来赐书，见手迹，欢喜何量，次于面也。书虽两纸，纸八行，行七字，七八五十六字，百十二言耳。”[3]175汉代，简牍与纸张书写载体的广泛使用，大大改善了文字的传播条件，一方面使书籍的制作更为容易，书籍容易获得；另一方面，为习字写作带来了方便。促进了教育事业的繁荣和教育向社会下层的普及。

四、文化传承内容的变化促使学校教育发展

进入阶级社会后，传统的风俗、习惯与国家治理规范相结合，形成礼乐制度，是文化的核心内容。“礼为中国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总名。由于它充分发展和完备的形式，使它在形式上成为一种特殊的负载工具，即礼仪系统是先于文字发展起来的，然而又具有文字一样的负载文化信息的功能。因此，文化各方面的内容，通过礼仪的形式保存下来。”[4]三代社会，礼乐仪式依然是传递文化的主要方式，通过礼仪活动传递经验、知识和信仰。这一时期也出现了成熟的文字，借助于复杂的符号系统保存和传递文化。文字仅仅掌握在少数统治者的手中，在文化传承中起到辅助作用。《礼记?王制》云：‘天子命之教，然后为学也。’”可知，早期国家的“学”并非主要是知识文化传授为核心的学校。“学”本于天子与国家之“设教”，弟子所学的内容即是天子所命之教，包括有礼、乐、诗、书、射、御等治理国家的制度和作为统治者的必备技能，教育包含在行政能力训练的实践中。西周的大?W辟雍是政教合一的场所，既是天子祭祀祖先、布政、施教等综合性场所。

仪式教育起到集体认同、传授仪式本身知识的作用。不需要受众长时间的付出、和师生对面的交流受教，在开放空间中举行的礼乐仪式能传递给无数的受众，郑玄笺释《诗?大雅 ?文王有声》“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句时曰：“武王于镐京行辟乡之礼，自四方来观者，皆感化其德，心无不归服”。东汉光武帝营建三雍宫，举行辟雍礼时：“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

第6篇：汉字文化发展史范文

    宋代的雕版印刷术在某种意义上讲是空前绝后的，由此引发了中国出版史上的第一个黄金时代。以纸为介质的出版传播方式的进化，不仅带来了第三次传媒革命，其文化触角更是延伸到宋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推动社会各个层面的发展。由之可以管窥技术进化对文化传播的影响，这种影响对整个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发展意义重大。这对于当前我们社会转型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十二五”规划中强调产业结构调整和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与文化产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技术进化中的宋代出版传播

    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以生物进化论为出发点，通过对技术产品和生物物种的类比，与技术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相结合，构造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技术发展进化模式，并出版了专著《技术进化论》(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y)，从而解释多样性的人工制品出现的原因及其选择机制。巴萨拉的技术发展进化假说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基本研究对象是代表技术标志的人造物[1]。

    以纸质介质为载体的印刷术是宋代出版传播活动的重要因素，可以理解其为一种宋代科学技术的标志性人造物。而“人造物对如何理解技术起关键性的作用”是阐述技术进化论的关键因素，是研究的基本单位，“人造物对技术进化的重要性不亚于动植物对生物进化的意义”[2]。没有以纸为介质的广泛应用，雕版印刷术在宋代改进和带来的出版传播革命就无从谈起，更不可能有活字技术的进化。

    技术进化不但有继承的特性，更重要的是还有创新性。在技术进化的历程中，创新也是技术发展的重要因素，它使得技术世界呈现出多样性。巴萨拉也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人类的想象力、社会经济和文化力量、技术的传播以及科学的进步，这些因素协同促进了创新的发生[3]。纸质介质的出版传播方式虽然最早发端于汉末，但其真正发扬光大是在宋代。其原因就在于宋代的经济文化社会背景和整体科技水平的向前推进，使雕版印刷的技术在创新层面上取得许多重大突破，如纸墨原料的范围扩大与质量提高，编排开版技术中首次运用象鼻、书耳、包背装、分割版面等等。所以宋代出版传播的发展是与技术进化的脚步保持相应的节奏。此外，技术进化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是变化的迅速性[4]，譬如宋代出版传播中对雕版技术的吸收还没有完成的时候，就出现了比之更有创新性的活字印刷术。

    技术进化在宋代出版传播中主要表现为出版介质的进化与出版传播技术的进化，我们对二者的考察可见技术进化对文化传播的影响。

    二、出版传播介质的进化

    介质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物理学的概念。本文基于从“介质”最本源的意义出发，借用到社会科学，指在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中所凭借的信息载体。

    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五次传媒革命：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数字传播，这五次传媒革命发生的一个共同原因就是其传播过程中的“介质”发生了改变，并作用于传播方式。这五次传媒革命的介质经历了从“结绳记事”的草绳、到龟甲兽骨、石鼓金鼎到泥版纸草之书、雕版到谷腾堡的印刷机、计算机到IT网络，这也正反映了“介质”的变迁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传播是人类的基本社会活动方式。其中，介质在技术革命上的变革可以影响传播活动的效率和效力。介质的变革折射出人类文明的飞跃，也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的变革。政治传播学者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曾经说过，“历史是由可以排列和割裂的纪年或时代组成。一个时代的标志就是那个时代的媒体。媒体对信息进行吸收和记录，并把这些信息转换为处于同一时代的社会制度权力结构。此外，媒介类型和社会现实之间的互动，产生各种倾向性，这些倾向性强烈的影响着社会文化趋势和价值观念”[5]。英尼斯所讲的时代标志的“媒体”，更多应该是工业革命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发展而强化起来的现代传播手段。其实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译为“介质”一词，会更加贴近传播的本质，更合历史的逻辑。

    中国古代的出版介质直接影响着出版传播的方式。最初，在文字产生或确立之前，是以“绳、木、石”等为介质，还谈不到出版。甲骨文、钟鼎文成为三代传播中的主角，并借助甲骨青铜此类介质，即使进入农耕定居时代，也继续是传播主体。以石刻为介质的传播，开辟了真正的出版传播时代，其传播内容、价值、效果是丰富多彩的。竹木经“汗青”工艺而成“简”的简牍是一种上承甲骨、后开纸本书的出版传播方式；而大约同一时期以“帛”为介质的帛书，则是一种“贵族式”的出版传播方式，其文化内涵与秦汉魏晋的贵族精神文化气质相一致。这样，精神文化的分层就由其传播介质表现出来。在最初的出版传播活动中，帛因为高昂的价格不是寻常百姓所能承受，寒士通常在“不得不”的情形下才使用纸张，由之产生“贫不及素”的自卑心理。

    西汉时纸的应用使出版传播的介质形态发生革命成为可能。纸质介质在出版传播中地位的确立与桓玄也有很大的关系。他称帝后下令制作书籍一律用纸，“古无纸故用简，非主于敬也，今诸用简者，皆以黄纸代之”。[6]纸写本与以纸为介质的雕版印刷术，是中国古代纸发明后最主要的两大出版传播方式。五代之前，纸写本(手抄本)在出版传播的方式中占主导地位，它直接促进了中国书法的产生，并为雕版印刷直接提供了成熟实用的文字。后唐宰相冯道和蜀相毋昭裔分别由官刻和私刻两大不同系统雕版刊刻“九经”，开启了中国出版传播史的新时代，宣告了出版传播方式革命的到来。在实际的操作中，雕版印刷不但避免了手写本“脱衍讹倒”的问题，而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很快在宋代形成了以官刻、坊刻、私刻三大出版系统和开封、临安、成都、建阳四大出版中心，产生了拱花、套色等一系列新技术、新发明，从而促进了文化的传播。之后，毕昇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标志着活字印刷传播方式的产生。随后又相继产生了磁活字、铜活字、锡活字、铅活字等。与雕版相比，手工活字印刷更具灵活性，凸显了单字的利用率，此后排版便成为刻版印 刷的一道重要工序，全面推进了纸质介质在出版传播介质中的主导地位。

    中国古代出版传播方式的演进，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系统的进化的过程。它同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系统中的其他诸要素之间存在着结构性稳定、相互作用的关系。这些要素包括文化、文字(汉字、少数民族文字)、科技、宗教、道德以及价值观等。尤其是每次新介质的广泛运用，都带来出版传播方式革命性的变化。宋代广泛开始的以纸为介质的出版传播方式是人类文明史上受众最广，目前为之传播范围最大的一种出版传播方式。

    三、出版传播技术的进化

    雕版印刷术是宋代出版传播革命中重要的技术因素，但它也有固有的缺陷：版本笨重，堆积如山，不易保管，刻写又费时费力，刻后开印一两次后也就难以再用，弃之可惜，藏之又占地方等。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技术创新成为可能，毕昇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技术进化的路线中有了应然性。

    活字印刷有灵活小巧、以简驭繁、方便实用等优点，是极具现代印刷术特点的高效率媒体生产方式。缪艺风《艺风藏书续记》卷二，即著录了其所藏的这部用木活字印刷的书。书后的印书缘起中，写明为“南宋嘉定辛巳季夏望日，青社齐砺书”[7]，可见活字印刷术对出版传播活动的影响是颇大的。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出版传播活动中，活字印刷的技术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活字印刷品也在出版物中并未占领市场。因此卡特在谈到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时，也说到“专家们似乎一直认为，毕昇的胶泥字和随之而起的铸锡作字，似乎始终没有广泛流行”[8]。活字印刷在我国出版传播活动中的长期近似于停滞的状况，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

    1.技术进化的步骤缓急与社会对新技术的消化能力密切相关

    从有用知识集合Ω到可行技术集合λ的映射(mapping)，必定是任何技术进化模型的核心概念之一。这包括科学知识与其应用之间的全部关系。但是Ω比科学包含得更多[9]。无疑，活字印刷术在宋代的发明，完成了科学知识到可行性技术的这一转变过程，然而它达到一种确定性过程还有很长的一段路[10]。宋代活字印刷术是出版传播技术进化步骤加剧的产物，但当时的社会对这种新技术的消化能力相当有限，导致其至少在当时不能得到广泛的运用。在宋代，雕版印刷术刚刚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出版传播活动的黄金时代，当时出版量最大的传播物往往篇幅短小，刻写方便，版印销售也很容易，而大部头的鸿篇巨制印制数量并不多，雕版印刷旋写旋刻，不必一一找字、布字，与这种社会需求很是匹配，比起活字反而是显得更方便。因此在宋代，活字印刷术几乎没有机会来显示其实用性和优越性。所以，根本上还是宋代社会不能消化活字印刷这种新技术。

    2.活字印刷自身在技术层面上还存在问题

    一项新的传播技术的发明往往要有成熟与发展期，活字印刷术在北宋处于刚刚发明阶段，所以尚未成熟，在技术层面上还存在缺陷。譬如，行距不整齐，乃至歪斜，甚至出现单字横置、倒置的情况；字体大小不一，墨色浓淡不均；金属活字不易着水墨，导致印刷效果差。元代王祯《农书》所附《造活字印书法》曾载：“近世又铸锡作字，以铁条贯之作行，嵌于盔内界行印书。但上项字样，难于使墨，率多印坏，所以不能久行”。[11]

    3.汉字的特殊形态也延缓了活字印刷术在出版传播中的推广

    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通常一个字往往即表意又表音：表意有多重意思，表音又有大量的多音字，这样单个的汉字就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整个汉字的库体系的信息量更是惊人。即便只是满足基本排版的需要，一副活字至少也得有几万个字模，有的甚至要刻制十几万的字模，制作工程繁复，制作时间很长。而西方的拼音文字体系，只需制作数十种字母、符号的字模，就可以便捷地完成排版工作。数万种活字与数十种活字从制作到使用的工作量差别巨大，也正是这种差别，客观上延缓了活字印刷术在大工业革命之前出版传播中的推广。

    4.传统文化也影响着活字印刷技术的传播与普及

    通常某些社会和文化因素对应用或排斥印刷术也起了重大的作用[12]。在传统中国社会，在儒家因循守旧，中庸的边际平衡处事态度影响之下，人们视某一事物为正统后，便对新思想、新技术持怀疑态度，并认为新事物是邪佞，活字印刷术便是如此，譬如陆深在《金台纪闻》曾说：“近日昆陵人用铜铅为活字，视板印尤巧便。而布置间讹谬尤易。夫印已不如录，犹有一定之义；移易分合，又何取焉！兹虽小故，可以观变矣。”[13]

    尽管宋明的活字印刷术在中国历史上的出版传播活动中一直比较被动，没有得到广泛的运用，但它是出版传播技术进化过程中的里程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一旦遇到适宜的发展时机，必将显现其巨大的能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出版传播方式。

    四、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进化的影响

    技术进化与宋代出版传播是一种良性互动和彼此有机作用的关系。技术因素影响着出版传播活动，而出版传播活动的扩大，使更广泛的人群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增大，造就了一批科学家和技术专家，形成了科学活动的群体，使科学技术成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

    尽管已进入数字传播时代，可当今出版传播活动的本质没有变化：既依赖于技术进化又在技术进化之外的一种纯知识的生产方式。通过分析宋代技术进化在出版传播中的影响，可见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进化作用一斑。

    1.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进化影响文化创新

    宋代以纸为传播介质主体的广泛运用和雕版、活字印刷技术的发展，直接导致了宋词内容和形式的变化、汉字的发展等文化创新。

    宋之前，词主要以歌伎为传播中介，不少词家应歌伎的要求创作词作，这样歌伎的自身特点对词的创作和传播有很大的影响。宋代以纸为介质的印刷出版逐步取代歌伎演唱成为宋词传播的主要渠道，影响了宋词的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甚至审美价值取向等方面。譬如，词体内容从娱宾遣兴的艳曲歌词变为词人自我抒情言志的载体。创作的目的也可以是直抒胸臆，如抗金复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等抱负情怀，并且可以及时、方便、迅捷的结集出版，在更大的人群范围获得认同感。

    以纸为介质的雕版印刷出版传播方式促进了汉字的大规模批量复制。易于形成相同的字体、字形结构，以及近似的书写风格，减少了因为传抄而产生的字体变异和谬误错乱，给汉字使用 者提供了统一的字形样式，规范了汉字的形体结构。此外，还影响了汉字的书体特征，从最初的书写体发展到为后来的刻书体，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宋体字”，广泛流传，至今还是我们印刷中的主要字体。

    当前数字出版技术与新媒体的广泛运用，文化传播随着技术的进化，文化自身的创新内容与方式也深受影响。譬如随着“微博”这种载体日益被受众所接受，新的“微博体”的“微小说”、“微创作”也开始崭露头角，而这背后就隐藏着技术对文化创新的影响。

    2.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的进化促进社会进步

    出版传播是人类利用出版介质进行信息沟通和意义交流的传播形式，不仅具有深刻的人文内涵，而且其介质变化后，传播的范围和深度都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各方面。出版传播史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侧影。出版传播从外在效果看是使人获得了知识信息，从长的历史时间段看则在缓慢变更人的存在状态，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以此推动着整个社会的进步。

    宋代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的变化，使得宋代出现了官刻、坊刻、私刻三大刻书系统，闽、浙、蜀、京四大刻书中心，还形成著、刻、印、发行一条完全的产业链，出版业也成为社会经济中一个重要的产业，对书商、刻工、士人等相关社会阶层产生深远影响，这样使得朝野都喜以劝学为重，整个社会形成倡导读书之风，学术活动也得到空前的发展。

    3.出版传播介质与技术的变化促进汉字文化圈的扩大

    以汉字这一东亚地区各国共有的文化要素作为标志的“汉字文化圈”，是一个真实的、有着强劲生命活力的文化存在。宋代出版的昌盛繁荣，促进了汉文、儒学、华化佛教、中国式律令制度等文化要素在东亚内部关联扩张，使得东亚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且是一个文化概念，成就了“文化东亚”。

    宋代的出版传播不仅是在介质变迁层面上的，更重要的是它还在汉语文化传播样态之中，对汉字文化圈的发展有过重要的影响。出版传播作为一种重要手段，张扬了文化的受容性，使东亚汉字文化圈内诸国，在文化精神、思维方式、道德观念、审美情趣、文学艺术等各方面都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同化，甚至于在民风民俗、民间礼仪等方面各国都有相似、相同的地方；也加快了汉字文化圈发展的深度与广度。作为思想传播的媒介，如越南、朝鲜、日本及琉球，中国文字的应用于书写和书籍，在历史上都有很长的一段时期[14]。

第7篇：汉字文化发展史范文

关键词：中小学生；格律诗词；重要意义

中华古典诗词是我们民族思想和民族情感最生动的载体和最集中的表现，是我们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瑰宝。而在中华古典诗词中，最具有代表性，也最杰出的当数格律诗词。中华格律诗词既然能传承几千年，又备受外国人景仰，并被列入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由此可见它存在与发展的重要意义。

然而，纵观今天的中小学作文教学，有几许旨在继承我们优良的中华文化传统？我们今天的中小学作文教学，如果背弃我们优良的中华文化传统之源头，其最终的出路将会在哪里？这不能不成为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师亟待思考并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中小学生学写格律诗词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国情的需要

诗词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正统文学，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诗词。诗词不仅可以写景状物、抒情言志、寓理载道，还再现了历史社会的生活场面。可以说，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思想史、文化史，就是一部诗词演变史。

如今，中华诗词等优秀传统文化已被党的十七大界定为“三个代表”中“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先进性在于它既“言情”又“言志”，具有陶冶人、教育人、鼓舞人的现实社会功能，催人奋进，铸人忠骨。

有个真实的故事：2006年，中国北京大学与日本东京大学为

纪念中日青年友好协会成立30周年，双方各派100名品学兼优的

学生在北戴河聚会。当活动结束前，主持人提议双方交换小国旗作纪念时，惊人的一幕让许多教育家担心。原来，日方赠送的小国旗100%是学生自做的，并且在上面100%用日文写下赠语；而中方赠送的小国旗100%是买现成的，且50%以上是用英文写上赠语，就算用中文写的，也几乎没有传统诗词含蓄、传神的真迹，甚至错别字连篇。这个真实的故事发人深省。

在“以德治国”方略的指引下，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大量发动中小学生学习写作格律诗词，从中得到道德、情感等中华优良传统教育并代代相传，不能不说是一种特殊的需要。

二、中小学生学写格律诗词是夯实语文基础教育教学本身的需要

也许在某些教师的眼里，格律诗词没有教学的必要。一是“规矩”太多、太严格；二是考试大多不会靠它拿高分。还不如来些现实点的所谓“范文式作文教学”或“分类式辅导教学”，让学生“照葫芦画瓢”，在考试“战斗”中轻松取胜，自己也做成了教坛“常胜将军”。殊不知，这不仅偏离了教育的根本航线，更毁坏了教育的根本性质。就是这一类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认识偏差中扼杀了我们的中华文明，在践踏我们引以为豪的中华传统文化。在这样的写作教学思想理念指导下，如今的青少年普遍缺乏远大的人类奋斗目标，缺乏高尚的思想感情追求，急功近利、无所寄托、毫无顾忌甚至损人利己，更谈不上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严谨认真的历史责任心。久而久之，中华优秀传家瑰宝将丧失殆尽，“国将不国”。教育高层称之为“精神侵略”和“文化掠夺”实不为过。难道我们中小学语文教师没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吗？还能认为格律诗词没有教学的必要吗？

三、中小学生学写格律诗词是发展国语（汉语）综合应用水平的需要

汉语是我们的国语，更是格律诗词意境表达最好的语言。汉字的一字多义、一词多义，成语、短语的丰富，形式多样的表现手法与表达方式，意蕴深远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思想感情境界，是许多外语所不能及的。毫不夸张地说，汉语句句成诗，字字为词。许多外国语言家或懂外语的中国文学家都感言：将外语诗歌翻译成汉语诗词并不难，而将汉语诗词翻译成外语诗歌总有意犹未尽的感觉。原因就在于外语单词、句式的局限，“韵味”更难调。汉语历来就是伴随着诗词一起成长的，二者根本无法割裂开来。如今的青少年写作文为什么越来越肤浅呢？根本的问题就在于没有用心去学好“老祖宗”传下来的“宝经”。喜欢学外国人搞什么“情也朦胧，意也朦胧”的那些似是而非，连自己也不知所云的所谓“新文学”。我们结合实际想一想，我们的中华格律诗词，让国人无论童叟都能背诵一二，且朗朗上口，自然陶醉；而那些“新文学”中所谓的诗歌，有几人能背诵得滚瓜烂熟？

如今的一些博士、硕士，当个编辑、记者、秘书或广告代言人，错别字百出、半生不熟或半洋不土的字幕、发言稿、广告词，让人啼笑皆非，歧义费解。这都是中小学忽视格律诗词写作教学的不良后果。

中国的许多政治家、企业家、活动家，无不是国语水平过硬的高人，格律诗词的严谨、细腻又不失敏锐、不失高雅、不失深邃，无不在他们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

生活中，一个报告，一个总结，一份情书，一则广告，如果融入了传统文化的韵味，就会使创新的境界更加高远。

第8篇：汉字文化发展史范文

一、论陶瓷文化

中国最早而众多的古陶片，在距瓷都景德镇百余公里的万年大源仙人洞出土。出土的陶片中，已出现原始朴拙的绳纹装饰、刻画格装饰、附加堆装饰。这是陶瓷文化史的重大发现，它刷新了古陶瓷文化的发展史。陶片简陋的线条，说明了那个时期的先辈们就已有陶器绘画，开始用图案来装饰陶器，以此来表达某种语言，可以说开创了陶瓷美术的先河。

陶瓷装饰艺术的发展与人类的历史有着极其密切而久远的联系。尤其是陶瓷装饰艺术的进步，对人类生活和社会文明进步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陶瓷装饰在发展中形成了一种视觉艺术，进而形成了一种文化，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它凝聚了古老民族美化生活的方式，又揭示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它既是中国文化的典型，又是陶瓷艺术发展的时代标志，是陶瓷文化发展的象征。

陶瓷艺术作为一种独特的工艺美术，在积淀和物化中国文化的同时，产生并形成了特有的中国陶瓷文化。伴随着中国陶瓷制造技术、陶瓷工艺水平和陶瓷艺术水平的发展与进步的历程，中国陶瓷文化本身也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各个历史时期陶瓷造型与装饰艺术，展示了当时人们的创造智慧。陶瓷的价值，不仅在于工匠所倾注的心血和感情，也不仅在于它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的物质和精神文明，而是在于它是奠定当时艺术的基石，从而开启了传统文化的先河，成为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瑰宝。

由于陶瓷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景德镇在世界上有着极其重要的位置，西欧人把中国称之为“C h i n a”，其实“China”的小写就是“瓷器”。原来西欧人是通过景德镇瓷器来认识中国的。当时的陶瓷艺术品也荟萃在景德镇。汉世南北朝时就有冶陶史，陈朝就生产了宫廷用的陶器。唐代时期开始生产瓷器，并有“假玉器”之称。宋景德元年（1004年），因景德镇的瓷质优良而获宫廷诏令烧制御瓷，景德镇也因获此殊荣而得名。“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是对景德镇陶瓷的美誉并名扬海内外，至今已经走过了1700多年的发展历程。从元代开始，景德镇制瓷业特别发达，无论何种瓷，都具世界首例，成为中国制瓷中心，被誉为“瓷都”，专为皇家烧制瓷器。珍贵的陶瓷艺术、精湛的制瓷技艺和瓷味十足的地方风土民情，构成了独具特色的陶瓷文化名城。

漫游陶瓷文化名城，里弄遍布古陶瓷文化遗迹，河床由碎瓷片铺垫，老房屋由窑砖头砌成，山丘由匣砵堆成，地下埋藏着古瓷。这一切都与窑火有关，是历史文化的见证，是火与土构成的陶瓷文化，如今这里仍然遗存着庞大规模、完整复杂的古瓷业体系，呈现出瓷都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独特风貌。

二、论陶瓷艺术

陶瓷的出现，带动了陶瓷文化、陶瓷艺术的发展。陶瓷是人为制作的物品，它们在反映客观世界的同时，必然反映人的主观意识。客观意识是以形态方式反应山、水、花、鸟、鱼、龙、神，以及人类自身等，也就是以纹饰方式；画鸡像鸡，画猫像猫。而主观意识是借以大自然形态，应用艺术手段，倾诉作者想表达某种情感的一种方式。它涵养了文化品味，表达了人的想象思维，美化了自然观念，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人文思想。陶瓷艺术它表现的是人类的真情，是以物象制成艺术品转化成优美的形象，使人类在享受美的同时，在感知另一世界，这是人的一种精神文明，是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

人们用价值观来衡量某个作品，是衡量某个作品的技术含量以及艺术含量。当人们用不着用价值来衡量某个作品的时候，那这个所谓的作品就是“艺术垃圾”了，当人们无法用价值来衡量某个作品的时候，那这个艺术品就成了无价之宝。得以“无价”而著称，说明了这个作品充满了文化和艺术的含量。也说明了人类所创造的陶瓷文化，其特殊价值是无法用数字衡量的。陶瓷艺术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和扩展人们的情感视野，其受众接纳程度，必须面对多层次对象的情感需求。许多成功的陶瓷绘画艺术品，其风格有的是结合着周围事物而产生的奇想；有的是靠生活体验来升华主题；有的是艺术家对新鲜事物而产生的灵感；也有的是将不同的元素引入环境，使人们产生不同的心理共鸣。珠山八友之一的王琦，其粉彩人物瓷板画《钟馗照镜》图，“平生貌丑心无愧，何惧狰狞对镜看”。看诗句就能领会主题，看神态就可以找到答案。钟馗睁开的一双明察秋毫的眼睛，人间任何卑鄙下流之事也难逃他的火眼金睛，他东张西望的人物造型，正描述着这位严谨、执法如山的判官，丝毫不敢懈怠，唯恐妖魔鬼怪逃离他的视线。《钟馗照镜》图更是以诙谐幽默的情调，再现了钟馗面虽丑陋，但心地善良、无愧于自己，无愧于天地的坦荡的本质的惬意。

陶瓷艺术源远流长，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环境熏陶了陶瓷艺术。陶瓷艺术是个形态艺术，它的文化含量是从多方面摄入的，传统的中国古文化是陶瓷艺术的基石，外来文化的摄入，影响了陶瓷艺术，如陶瓷粉彩艺术就是鲜明的例子。粉彩艺术写实层面的技能与西欧绘画艺术的传入息息相关，陶瓷艺术从“形神论”中去理解外部现象和内在精神的关系；从“气韵生动”里去了解表现的最高要求；从“迁想妙得”去认识想象与移情的作用。

陶瓷艺术善于从中国历代的造型艺术中，吸取形象的风格和艺术的趣味。素描艺术的应用，使陶瓷艺术有了更深层次的表现。从古代青铜器或者盛唐仕女画里去吸收浑厚、凝重与丰满的风格；采用文化游牧的态度，从汉字书法里去吸收俊秀、挺拔与精炼的笔墨风格；从汉代画像石里去吸收奔放、强劲与古朴的风格；由此丰富了陶瓷粉彩艺术。这些不同风格的渗透，由画内到画外，会不断地完善和提高陶瓷艺术的语言与表现力。除此之外，陶瓷艺术还借鉴和吸收了版画及民间艺术等等创作方法，使陶瓷艺术语言有了更多表现的技巧。表现性素描核心培养了陶艺家创新精神、创意思维能力，理想的境界融入各画种形式的文化因素、审美精神与情趣，造型概括、真实、有强大的感染力。

第9篇：汉字文化发展史范文

中国古老的历史地理文献《尚书・禹贡》中就有灵璧奇石的记载，正所谓“泗滨浮磬”(《九州・徐州》)。灵璧奇石就产于安徽北境灵璧县境内及其周边地区，正是古代泗水流经之地。磬与编钟前身的“征”同为古代宫廷的主要乐器，曾响彻宫城内外。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河南安阳出土的商朝“虎纹石磬”就是由灵璧石所制。《晋书》《宋史》均记载的历代皇室采石制磬的史实，说明灵壁奇石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赏玩灵璧石，历代屡有记载。南唐后主李煜酷爱“灵璧研山”，这是历史上赏玩灵璧石的最早记载。宋朝皇帝宋徽宗得“灵璧小峰”御题“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勒于石表。北宋皇宫之中还立有“庆云万态峰”的灵璧巨石。“石痴”米芾拜石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坡任徐州知州时为得到麋鹿状的灵璧奇石，曾亲自到灵璧张氏园亭为主人题字、作画，所撰《灵璧张氏园亭记》成为吟赏灵璧奇石的名篇。据康熙年间《灵璧县志》记载，“在宋朝一尺以上灵璧石向官府进贡，减租减税”。当时的达官贵族、文人雅士以能得到灵璧石为快。宋朝赏石大家杜绾在我国第一部论石专著《云林石谱》中介绍奇石达百余种之多，而灵璧奇石独荣列其首。元代的赵孟\、清代的董其昌、蒲松龄等文人雅士都对灵璧奇石情有独钟。古今文人雅士和中外赏石家、藏石家均将灵璧石视若至宝。

灵璧奇石，姿态千种万状，全赖大自然鬼斧神工。灵璧奇石之所以为石中“天下第一奇”，并位居中国四大美石之首，就是因为它能够“质、纹、色、形、韵”五美兼具：质地美、纹理美、色彩美、形态美和音韵美。

质地美。灵璧石有的粗犷苍老、古朴纯厚，有的细腻若肤、温润如玉。灵璧石，属远古代地层中碳酸盐岩，硬度在莫氏4～7度之间。长期于大自然之中的灵璧石，虽久经烈日暴晒和风、霜、雪、雨的摧残，但绝无剥落、燥裂等现象，其筋骨不仅锤炼得更加精炼，而且更能显示出其坚贞的特殊气质。这种金石合一的长寿之躯，坚贞不二的特殊气质是国人的精神境界和人格追求。“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吕氏春秋・季冬纪》)，石品亦如人品，石之坚贞是中华民族气质的体现。

纹理美。灵璧石在皮表多具有深浅不一的凸凹纹理。主要有游鱼纹、卧牛纹、翔鸟纹、游龙纹、线纹、胡桃纹、蜜枣纹、沙粒纹、树皮纹、鸡爪纹、螺旋纹、龟纹、山石披纹、金丝脉纹、银丝脉纹等天工神镂，各得其妙。灵璧奇石纹理形态，各尽其趣，有的曲折有致，有的变化无穷，有的肖形状物，有的景物似工笔描绘，有的似写意泼墨，有的如诗似画，有的就是汉字，有的纹理图案虽难以言喻，但魅力撼人。

色彩美。灵璧石主要品种有：青黑磐石、青黑奇石、皖螺石、纹石、五彩图纹石、条纹石(玉带石)、白灵璧石及众多的单色石、双色石和复色石等。其色彩可谓五彩缤纷，有的展示其浑穆高雅，有的体现出绚丽多姿。其诱人的色彩不仅增强了奇石的自身艺术魅力，而且使观赏者拓宽了眼界，平添了无限的审美情趣。

形态美。灵璧石由于地壳的运动变化，又经过亿万年的水土中弱酸性水质的溶蚀和内外应力的自然雕凿，去糟留精，集“瘦、皱、透、漏、圆、蕴、雄、稳”等形态美于一身。观灵璧石形态，有的剔透玲珑，殚奇尽怪；有的肖形状景，惟妙惟肖；有的意境无穷，耐人寻味；有的轮廓抽象，写意传神；有的色彩艳丽，风姿绰约；有的神韵生动，震撼人心；有的晶莹温润，丰采迷人；有的气势雄浑，沉奇伟岸；有的纹理图案天然成趣，妙不可言。灵璧奇石还有“丑、顽、拙、怪、灵、巧、秀、奇”之美，是鬼斧神工、宛如天开的艺术珍品。

音韵美。灵璧奇石敲击之声特别清越，余韵悠长，给人振玉金声之感。宋人杜绾在《云林石谱・灵璧石》中说：“扣之锵然有声。”“灵璧一石天下奇，声如青铜色碧玉”就是宋朝诗人方岩对灵璧奇石的赞美。明代文震亨在《长物志》卷3《水石》中写道：“石以灵璧为上，……购之颇艰，大者尤不易得，高逾数尺者更属奇品。小者可置几案间，色如漆、声如玉者最佳。”灵璧石金声玉振，余音悠长，润人肺腑，真是“此音只应灵石有，世间它石几回闻”!清脆悦耳的金玉之声正是灵璧奇石灵韵之所在，如今在灵璧县境内人们视灵石之声为驱邪纳福的祥瑞之音。

灵璧奇石在谷应泰先生的《博物要览》中被称为“灵皇后”，它在赏石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灵璧奇石为人们增添了自然的情趣，同时也陶冶了人们的情操。孔子云：“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好石乃乐山之意，盖所谓静而寿者，有得于此。近人张轮远在《万石斋灵岩石谱》中进一步阐释道：“石出于山，生万物而不私，育群物而不倦，出云导风，天地以成，有似夫仁人志士，故仁者乐之。”清朝赵尔丰在《灵石记》中说：“石体坚贞，不以柔媚悦人，孤高介节，君子也，吾将以为师；石性沉静，不随波逐流，然叩之温润纯粹，良士也，吾乐与为友。”沈钧儒先生在《与石居》诗中写到：“我生尤爱石，谓之取其坚。”人们把“真、善、美”寄意于浑然天成的奇石，融入自我素养，借以解读和领会中华民族的美学理念、哲学思想、道德观念等，从而达到中国文化和赏石者自身与大自然高度和谐的天人合一境界，进而感悟大自然的无限妙趣和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