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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学生轻教师
随着素质教育的提倡,建构主义教育理论与双主体教学理论为越来越多的教师所认同,他们开始转变观念,越来越注重学生的主体地位,越来越强调以学生为中心。这是教改中最为可喜之处,因为观念的改变可以促进教改的深入与发展。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有时矫枉过正,重学生却轻教师。具体表现在,以学生的兴趣为导向标,忽略了教师自身的引导作用。事实上,素质教育在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这种误区的形成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原因。主观上,教师的动机是好的,但效果却不能与动机成正比。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模式往往采取“作者介绍———思想内容———艺术特色”的三段论式教学,这种模式今天依然有着较大的市场。这种教学方式,往往“面”铺得较广,“点”挖得不深,教师更多的是充当了知识的传声筒,因而课堂教学引发不了学生的兴趣。为改变这种现状,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一些教师就通过讲述作者的生平故事、文坛趣事、野史逸闻等相关内容来丰富教学课堂。这样的穿插教学本无可厚非,首先它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保持良好的教学秩序。其次,在一定程度上也能扩大学生的视野,增加知识面。但是,一旦不能把握好“度”,过分倾斜于此,教改就会走向误区———为吸引学生而忽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传授了基础知识忽略了能力培养。客观上,随着教师教学评价体系的改革,学生评教成为教师教学评价的重点,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业绩的好坏取决于学生的喜好。学生评教的角度往往从自身的兴趣出发,要求课堂气氛轻松,不能注意到知识的系统与衔接,不愿接受思考与科研的辛苦。一堂生动的好课就被狭义地理解为多讲故事、多举事例。笔者曾就“如何上好古代文学课”向学生展开调查,70%多的学生认为文学史及作品枯燥了些,要求老师“多介绍一些背景知识、作家生平及相关故事”。此外,在古代文学教学中明显感觉到:学生对小说教学的兴趣远远高于诗文教学。教学评价体系以学生评教为主,势必对教师的教学活动产生误导,为获得学生的高分评价,一些教师的教学自然会迎合学生的口味。教与学的相互融洽,应该是教学中的极高境界。然而,以牺牲教师的主导地位为代价换得的“融洽”,应该说是得不偿失的。学生得到的是信息时代网络书籍上轻易可得的“趣味”,失去的是培养能力时代的能力丧失。最典型的莫过于四年本科毕业,毕业论文都无从下手。
(二)重手段轻方法
当今社会是信息化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带动了教育的发展,现代科学技术正越来越深入地走进教育,多媒体教学就是最好的说明。小小三尺讲台可视接千里,耳听八方。教学容量增加了,教学效率、效果提高了,教学的生动性、直观性加强了……多媒体教学正显示出其巨大的优越性。正如一枚钱币有正反一样,多媒体教学中也存在误区,这就是重手段轻方法。明显表现在多媒体课件蜂拥而上,教师教学方式方法依然陈旧。以古代文学教学为例,教学方法依然是传统的“三段论”直讲,不同的是将粉笔板书换成多媒体的屏幕显示,配以一些画面与音乐。其最终除增加学生的感官刺激外,与传统的教学效果并无二致。这种现象的形成,笔者认为主要的原因是对多媒体教学认识的偏差。作为现代教育技术重要手段的多媒体具有时代性,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衡量办学、教学的一个重要指征。无论是对学校的本科教学(研究生)验收还是对教师的教学评价,多媒体教学都是一个重要的参照因素。多媒体教学的重要性,往往使人们在认识上产生一种错觉:凡运用了多媒体的教学就是教改,就是好课。事实上,多媒体只是适应时展、以计算机作为知识载体的教学手段。多媒体(计算机)教学始终也只能是一种辅助的教学,它不可能改变整个教育过程中的实质,教学的主体只能是教师与学生。这就好比教师是厨师,学生是吃饭者,多媒体是灶具、炊具。饭菜是否可口,关键是厨师的手艺和学生的胃口。灶具、炊具最大的影响只是在于做饭的功效。一堂好课,手段固然不可缺少,关键还是在于教师的教学方法。衡量一堂好课并不能以是否运用了多媒体技术为标准。曾经有幸聆听过中国文学研究所杨义先生的两次讲课,没有多媒体技术的帮助,却依然让我们有如沐春风之感,领略到“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内涵。应该说,教师的主导地位就体现在教师的知识积累及传授的方法上。重手段轻方法,只能使多媒体教学成为新瓶装旧酒的传统教学模式的翻版,而不能正确合理地使用现代教育技术。教师自身的现代教育技术水平也是形成重手段轻方法的一个原因。多媒体教学中,教师运用最多的莫过于教学课件。课件的来源,或是自己制作,或是网上下载,或是花钱购买。自己制作的课件,因为计算机知识的欠缺,往往只能以幻灯片的形式出现,结果无非是将原来粉笔的板书变为电子板书,换汤不换药,不能有效地发挥多媒体的作用。网上下载或购买的课件,因为“舶来品”的缘故,教师不熟悉教学内容,丧失教学的主动性,很可能导致“照本宣科”。此外,由于现代教育技术水平的限制,课件往往重复使用,修改的概率微乎其微。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使得教学模式固定化,从而抹杀了教学中的个性、特色与灵活性,限制了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自然也就陷入了重手段轻方法的误区。
二、特色课堂的构建———古代文学教改的应对措施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有句名言“教之于学就如同卖之于买”,也就是说:要让学生会学,教师就必须会教。古代文学教学的目标应该是,让学生在掌握古代文学知识的同时,增加人文素养,陶冶性情、情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基于此,笔者认为充分运用多媒体技术,优化教材与课堂结构,发挥教师主导作用,构建特色课堂至为重要。古代文学特色课堂构建的前提条件是有效地完成教学内容。原则是充分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主体作用。目的是使学生掌握古代文学知识,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增强人文素养。为此,笔者将古代文学特色课堂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
(一)强化记忆的自学课堂
该课堂体系的特色就在于,以学生自学为主,利用多媒体技术,将古代文学的基础知识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考试相结合。具体操作上,以教师为主导,首先将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介绍给学生,使学生对古代文学史在总体上有一个宏观的把握,以便在今后的学习中做到知识的系统化与完整性。比如,介绍到魏晋小说,可以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脉络加以介绍;学习宋代诗歌,可以将北宋、南宋诗坛加以概括。接着,在多媒体的教学屏幕上显示一个教学单元的基本练习,诸如作家的字号、作品,名句的填空,文学流派的解释,作家创作的概况等基本知识,由学生在课前预习及课堂开卷的基础上随堂完成。学生的练习作为该门课程总成绩的一部分。这样的教学课堂,可以充分优化教材,将教材中最基本的知识以相对少的教学时间梳理出清晰完整的线索并加以强化训练。同时,通过强制也可以加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打好古代文学的基础,杜绝平时作业中的抄袭及期末考试时的临时突击和舞弊现象。
(二)“授之以渔”的能力训练课堂
该课堂的特色主要是对教材中的重点章节有选择地进行专题讲述,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专题教学中教师可将自己的科研成果、参考资料等通过多媒体屏幕介绍给学生,进而教给学生研究的方法。比如,讲解姜夔作品,可以结合周济的《宋四家词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的评论加以讲评。讲授清代小说时,可以将当今学术界的研究成果、研究热点、研究空白等介绍给学生。据笔者了解,这样的教学内容还是比较受学生欢迎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学生认为教师不是教“死书”,能扩大他们的视野,调动和激发他们的科研创新能力。专题研究教学也可以采用讨论教学,可以事先布置讨论题或读书报告,要求学生查阅资料,课堂上以学生介绍资料综述及自己的观点为主。如《聊斋志异》专题可重点分析其女性形象。《聊斋志异》几乎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狐仙鬼女主动找书生,并且一见面就委身于书生,就此可让学生展开讨论,进而深入探讨作者的女性观。教学中,应根据教学课时及教学要点设计好一学期的教学专题,如,唐代文学中的“李白研究”、“杜甫研究”等,教学不要求面面俱到,重在给学生以启发,培养学生的能力。这种教学课堂,可以突出教材的重点,重要的是通过平时的训练,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毕业论文的完成打下基础。同时,也可以避免学生毕业时,论文无从下手,抄袭、剽窃他人劳动成果的现象。
(三)增强人文素质的情商课堂
“情商”是心理学家相对于“智商”提出的一个概念,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在这一点上,古代文学课占据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古代文学作家作品中,很多地方显现着健康健全的人格魅力和优良的民族美德。如果引导得法,古代文学课完全可以成为生动的美育课,给学生以心灵的洗涤与净化。情商课堂的创立就是要联系古代文学作家作品对大学生进行人生教育,以此增加大学生的人文素养,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增进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进一步塑造大学生的健康人格。情商课堂可以通过学生感兴趣的作家生平经历,针对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展开讨论,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如苏轼生平经历坎坷,但在逆境中始终能保持一份乐观。《潋湖上初晴后雨》《前赤壁赋》《水调歌头》都表现了这一共同特点:人生的不快、不顺、不幸、不如意都在对自然、生活的热爱中得以化解。将苏轼的人生态度与当前大学生找工作的挫折相联系,会给学生很好的人生启示:遇到挫折,如果一味自怨自艾,生活的天空会一片黯淡;只有尽量去寻找、发现生活中的美,生活中才会海阔天空。该课堂也可以在讲解作品时联系相关话题,对现实生活中的普遍现象进行思考。如讲解《红楼梦》时,可将贾府的腐败与当今的社会现实相结合。贾府的腐败包括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三方面,贾府的腐败是它走向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腐败不仅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也是当今社会的毒瘤,通过《红楼梦》的学习,可以知道反腐倡廉的重要意义。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也是大学生最感兴趣、最敏感的话题。《聊斋志异》中一些篇目(如《葛巾》等)的女性毅然离开了原先的“爱人”,可以联系近年来大学生因失恋轻生的现象,探索其原因,对大学生进行爱情观、生命观的教育。此外,情商课堂还可以通过对古代诗词的欣赏、朗读陶冶大学生的性情,培养其审美欣赏的直觉能力,增加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中,利用多媒体手段,将音乐、画面、朗读等多种手段有机结合,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情商课堂可以使学生从书本走向生活,可以使古代文学教学更贴近现实人生,从而增添时代气息。这是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传统薪火传承的重要途径之一。作为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格的塑造,对今后走向社会至关重要,因此,情商课堂的构建是高校古代文学教学的一个亮点。
三、结语
关键词:多民族;文学史观;文学史建构;文化身份
中图分类号:I10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2)08—0134—04
多民族文学史观作为一种文学史观念,学界通过讨论明确了“多民族文学史观” 是什么和为什么要创建两个基本问题。然而,作为一种文学史写作的实践策略,因为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复杂性,“中国多民族当代文学史”写作并未获得学界广泛认可的进展。
一
“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并成为当前的学术热点,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学说的创建,势必会提供一方坚实的思想基石,积极地作用以至有效地垫高包括中国文学研究在内的诸多相关人文学科的学术建设基准”,[1](P5)它是20世纪哲学思想转向的结果——“20世纪人类思想的一个重要变化是从历史领先原则向相互作用原则的转变,反映在辩证法领域,则是黑格尔对立统一原则受到质疑和挑战并提出平行统一的概念。这一概念用之于中华多民族文学史的编纂工作时可以提供有效的借鉴,同时对于国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和文学的平行本质比较提供了方法论指导”[2](P5)。同时不应忽视的是,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是多民族文学史建构实践与少数民族文学学科反思所获得的文献积累的结果。
首先,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兴起离不开学界进行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尝试所做的铺垫。自20世纪90年代学界就开始了多民族文学史的理论梳理和多民族文学史的建构尝试,1995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该书以宽泛的研究视角,综合运用文学史学史和文学史原理相关理论,讨论了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的建设历程、各种文学史观、各民族文学史常见体例、各族文学关系、民族文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问题、民族文学史的分期问题,这是一部较早从文学史理论方面审视多民族文学关系的著作,为多民族文学史建构进行了准备。1997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炯、邓绍基、樊骏的《中华文学通史》十卷(新版增补为十二卷),该书延续了1949年以来中国文学史编写的总体框架,在保留了余冠英主持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部分内容的基础上,增补了大量新观点新内容,特别是立足于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交流融汇的事实,增加了以往主流文学史忽视掉的各少数民族文学,尽管因文学史观的问题此部分内容并未真正有机融入国别文学史,但是其在多民族文学史编纂方面的开辟作用是积极的。2001年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刘亚虎的《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关系史》,该书基于探讨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的关系、揭示其发展规律的目的,以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证明了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影响的文学史事实,对于形成多民族文学是互渗交流结果的文学史观具有重要启示。2003年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杨义学术讲演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作者以其跨界研究的宏大视野提出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强调了应该形成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整体文学观念,该书所提出的观念与基本概念成为多民族史观的主要理论支撑之一。2005年郎樱、扎拉嘎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作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该书从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侧重分析了从先秦到清朝整个古代文学不同时期民族关系的变化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2006年关纪新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该书的十六名撰稿人分别从文学先驱的倡导、代表作家的实践、地域和族际的交流、语境背景的影响等不同角度,以评论的方式解读了多民族文学在20世纪的交流互动。这些成果的产生为“中华多民族文学史观”成为近年学界热点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 灰姑娘 ; 叶限 ;《酉阳杂俎》; 《格林童话》; 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 I0-03 I106.8 I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2-0053-04
美国当代著名民俗学家斯蒂·汤普森在《世界民间故事分类学》一书中曾指出:“也许全部民间故事中最著名的要算《灰姑娘》了。”[1]据汤普森估计,仅在欧洲就存在不下于500个灰姑娘的故事文本,但最典型和知名的莫过于夏尔·贝洛和格林兄弟所搜集的灰姑娘故事了。“灰姑娘”故事在欧洲最早见于法国古典主义作家夏尔·贝洛(1628-1703)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其题材大部分来源于法国和欧洲的民间传说。而更为我们熟知的“灰姑娘”故事则是德国格林兄弟所搜集整理的,哥哥雅各布(Jacob Grimm,1785-1863)和弟弟威廉(Wilhelm Grimm,1786-1859)于1812-1815年出版了《儿童和家庭童话集》,后来被译成了《格林童话》,并广为流传。其中的名篇如《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等则闻名于全世界。到今天,“灰姑娘”已经由具体的童话人物变为一类人物的代称,如在牛津词典上这样解释Cinderella(灰姑娘),“girl or woman whose beauty or abilities have not been recognized ” (美貌或能力未被赏识的女子)[2]。
灰姑娘的故事是一个跨地域、超民族的世界性的故事类型,不仅在欧洲有大量异文存在,在亚洲、非洲、美洲各国也都普遍流传着这一类型的故事。我国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叶限的故事则堪称是世界上最早的灰姑娘故事的文字记载。自从《格林童话》传入我国并被广泛传播,由于其中的《灰姑娘》故事情节与叶限的故事有极大的相似性,灰姑娘类型的故事才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注意。综观目前关于叶限故事的研究,大体分为三类,即中国“灰姑娘”的研究,中西“灰姑娘”之比较研究,中国“灰姑娘”流播研究[3]。如刘晓春的《多民族文化的结晶——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4]运用历史—地理学派的母题分析方法解析构成故事的主要母题,从文化人类学角度挖掘母题文化内涵,尤其是探索了同一大文化背景下的中国灰姑娘型故事在不同文化区域中形成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比较深入全面。而关于灰姑娘故事的源头及传播轨迹的研究更是引人注目,其中马筑生的《“灰姑娘型”童话溯源》[5]结合贵州侗族的地理环境、生活习俗等方面的情况,细致分析了叶限故事的源头及其传播流程,颇具说服力。关于中西灰姑娘故事的比较,当前研究也不少,大体呈现出相同的思路,即先求同,总结出叶限故事与《灰姑娘》的情节相似性,归纳其共同的母题,然后同中求异,探求不同细节所体现出来的不同的文化内涵,如胡梅的《叶限与灰姑娘的比较研究》[6],黎琪珍、李志红的《从“灰姑娘”原型看中西文化内涵的差异》[7]。钱淑英的《中西“灰姑娘故事型”的叙事比较》[8]可谓是独辟蹊径,从叙事学的角度分析了中西灰姑娘故事的不同及其意义。
本文也拟对《酉阳杂俎》中的叶限故事和《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作比较,着重探讨中国灰姑娘故事虽然早出,却不能像《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那样广为人知的原因,是对中国灰姑娘故事研究的一个补充。
一、《酉阳杂俎》中叶限的故事
段成式,字柯古,祖籍山东临淄邹平,生年不详,约在唐德宗贞元19年(803)或稍后,卒于懿宗咸通四年(863),与晚唐诗人李商隐、温庭筠并称。他比格林兄弟生活的年代要早1000年左右,比法国的夏尔·贝洛也要早800来年。《酉阳杂俎》是一种笔记体小说,三十卷,二十篇。全书分门别类地辑录材料,好像类书,实乃仿晋代张华《博物志》的体例变化、扩大而成。所记自仙狐鬼怪、人事以至动物、植物、酒食、寺庙、考证等,无所不包,内容极为繁杂,标目也极新异。段成式标榜其书为“志怪小说之书”[9],而最能体现其志怪特征的篇目主要集中在《诺皋记》和《支诺皋》中。叶限的故事就在《支诺皋》上篇的第三则中。叶限的故事鲜为人知,先在这里粗陈梗概:
秦汉以前,有一个吴洞洞主娶了两个妻子,其一妻死去 ,留下女儿叶限。过了不到一年,叶限的父亲也相继而逝。叶限和她的后母及后母的女儿一起生活,后母对她百般虐待,并杀害了她精心饲养的一条鱼。叶限伤心之际,得到“自天而降”的神人指点,将鱼骨藏匿起来,“金玑玉食,随欲而具”。在一次盛大的洞节来临时,叶限瞒过后母,“衣翠纺上衣,蹑金履”去参加。因被后母及异母妹察觉,仓卒逃离,遗下一只金鞋。这只金鞋辗转为邻近海岛上的陀汗国国王得到。他派人到拾得金鞋的地方寻找主人。此鞋非同寻常,脚小的人穿上它,鞋就缩小一寸,此国的妇人没有一个穿着合适的。最后终于找到叶限,于是“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以叶限为上妇”,而“其母及女即为飞石击死”。 一年后,由于国王的贪得无厌,祈求无限的宝物,这堆鱼骨头失却了神力,国王把它埋在海岸边,最后为海潮卷走。
灰姑娘故事在世界各地有很多种异文,而其母题基本不脱离五个方面,即后母虐待、难题考验、神奇力量的帮助、特殊方式的身份验证、与王子结婚[10]。从这几方面来看,叶限的故事与广为流传的《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故事简直如出一辙,除难题考验这一点不太突出外,二人的其它遭遇十分相似。有鉴于此,完全可以把叶限的故事称为中国的灰姑娘故事。《酉阳杂俎》中所载叶限的故事既然被认为是灰姑娘故事类型中最早的文字记录,它不大可能是从欧洲流传过来。据段成式附记,叶限的故事为“成式旧家人李士元所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11]。古人泛称西南地区为“南中”,邕州即今广西邕县,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故事的来源。当然也不敢确定此地就是灰姑娘故事的起源地,只能说灰姑娘故事是具有世界性和普遍性的,要研究其源流十分困难。在此,本人也无意去探究叶限的故事和《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故事的源流关系。
灰姑娘故事的内涵十分丰富。它揭示了在私有制下普遍的家庭矛盾,暗示只有通过血缘和婚姻的维系,家庭才能稳固。灰姑娘的故事也谴责了继母的贪婪、冷酷和偏心,而对于弱小的孤女,人们则寄予满腔同情。故事通过幻想的手法,使受欺凌者最终获得幸福,作恶者遭到严厉的惩罚甚至被毁灭,体现了善、恶的对比和较量。灰姑娘的故事还反映了女性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无疑要靠外在的神奇力量和与地位尊贵的男性结婚来解决,这几乎是一种美好的幻想,这也说明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低下。
二、中国灰姑娘故事不能闻名于世界的原因探析
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灰姑娘故事不如《格林童话》中的灰姑娘故事有名,甚至鲜为人知?如果不是有了闻名于世界的《灰姑娘》,人们也不会注意到《酉阳杂俎》中叶限的故事,它将长期被埋在故纸堆中。在这里,我们着重探讨一下中国灰姑娘的故事不能走向世界的原因:
第一,从撰书目的看,二者有较大不同。《格林童话》主要是站在儿童的视角来搜集整理,它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形象生动的童话故事对读者进行道德品质方面的教育。灰姑娘的故事实际上是劝善惩恶的类型,符合任何时代的价值观,不会过时。《酉阳杂俎》的成书目的就不同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序》中说:“固役而不耻者,抑志怪小说之书也。”[12]此书的着眼点在于志怪。文中说,“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记得南中怪事”可证。志怪的目的是什么?作者在《诺皋记序》中指出:“成式因览历代怪书,偶书所记,题曰《诺皋记》。街谈鄙俚,舆言风波,不足以辨九鼎之象,广七车之对,然游息之暇,足为鼓吹耳。”[13]因此可见,其写此篇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娱乐、消遣,作为饭后谈资。此外,还可以从文章的结尾来判断故事的着眼点。段成式在文中写到:“(叶限)始具事于王,载鱼骨与叶限俱还国。”按说,故事到这里就可以收尾了,一般童话也是以“从此二人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来结尾。但段成式的故事没有到此为止,他又花了一点笔墨来写鱼骨头的最后归属。可见神奇的鱼骨头似乎比叶限的命运更让人关注,因为怪就怪在鱼骨头啊! 这样看来,作为民间文学的灰姑娘童话所包含的内涵和价值要比叶限故事更加鲜明,更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第二,从叙事角度看,二者有较大差异。从故事情节来看,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叙述的手法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灰姑娘的故事更注重反复手法的运用,给人一波三折的感觉,更能加强读者的印象。这也是儿童文学常用的手法之一。比如灰姑娘的后母为了不让她参加宴会,就命令她在两个小时内捡完散落在灰里的一盆扁豆,灰姑娘把鸟儿叫来了,一个小时完成了任务。于是后母又要求她在一个小时内捡完两盆豌豆,灰姑娘又一次呼唤小鸟来为她帮忙,结果只用了半个小时,可后母还是没有答应让灰姑娘一起参加宴会。这样就再三强调了后母的恶毒。此外还有灰姑娘三次要求榛树为她抛下美丽的衣鞋,又三次逃避王子的追踪。而在叶限的故事里,文字简洁,极少铺排,关于爱情几乎没有涉及,缺乏灰姑娘童话的浪漫性。这与段成式记载叶限故事的口吻也有关系,他是在转述别人的故事,不能加上自己的想象和虚构。为了强调这个故事的真实可靠性,他几乎没有进行任何的加工,因而故事只能粗陈梗概,不够细腻。
第三,从语言上看,《灰姑娘》的语言浅显易懂,寓意明确;而《酉阳杂俎》则是文言的,况且段成式的文章又“词句多奥博”[14],且有些地方前后矛盾,如在叶限这则故事中,段成式先是写叶限的后母将吃剩的鱼骨藏于“郁栖之下”,也就是在枝叶浓密的大树底下,而后来那仙人却说“骨在粪下”,颇让人费解。通俗的语言更利于故事在民间的传播,因此《灰姑娘》流传更广。
第四,从主人公的名字看,“灰姑娘”概念的形成还得益于这个名字的形象性。灰姑娘在夏尔·贝洛的童话中叫做辛黛瑞拉(Cinderella),而《格林童话》中则直接用灰姑娘来称呼了。由于灰姑娘在这个家庭像佣人一样,地位全无,连睡觉的床铺都没有,就只能躺在灶旁的灰烬里,她总是满身灰尘,从而有了“灰姑娘”的称号。《格林童话》中还有著名的《小红帽》、《白雪公主》也都是以她们的某一个特征来命名。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由于重史的传统,即使在十分虚诞的故事中,主人公也有一个非常正式的名字。就算没有看过灰姑娘故事的人,也可以从这个名字望文生义,知道灰姑娘的含义所在。但是,人们不可能从“叶限”这个词语中找到与主人公的特征有关的任何蛛丝马迹。可见,生动的命名对于人物的塑造也是十分有益的。
第五,从体裁来看,《格林童话》形式统一,都是民间童话故事,题材也贴近人们的生活,为人喜闻乐见。“民间童话赋予了灰姑娘故事得以流传的最佳形式,从而广为撒播,成为人类童年生命的共同精神财富”[15]。灰姑娘故事在欧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广为人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被披上了童话的外衣,插上了童话的翅膀。而《酉阳杂俎》的内容则是五花八门,无所不有,还有一大堆不具文学色彩的东西杂陈其间,故而叫“杂俎”。这种体例难以引起一般读者的注意,除了学者查找资料,普通读者是不会看的。
第六,二者产生的社会环境和受到重视的程度大不相同。在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受儒家思想的影响较深,多重实用而“不语怪力乱神”,理性精神很浓厚。在儿童教育中,多注重说教式的伦理教育的灌输,如《三字经》、《弟子规》等书籍的传播十分广泛,而像灰姑娘这样美妙的故事则极少见,即使有,也被视为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小道之说,不被人重视。因此,像《酉阳杂俎》这样记录街谈巷语的志怪小说,即使里面存在不少故事性很强的作品,仍然无人重视。而西方尽管在18世纪以前儿童文学也十分匮乏,但是之后却涌现了不少知名作品,并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如英国王尔德童话、丹麦安徒生童话、格林兄弟搜集的童话、科洛迪的《木偶奇遇记》、拉格洛夫的《尼尔斯骑鹅旅行记》等。进入现代社会后,西学东渐,大量西方的作品开始涌入我国,包括儿童文学,由此灰姑娘的故事才广为人知。可惜中国却极端缺乏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品。
三、结语
那么,中国的灰姑娘故事出土之后,是不是能与西方的灰姑娘故事相抗衡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作为民俗学研究的对象,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叶限的故事确实受民俗学研究者的广泛注意,但是正如之前所说的多种原因,其难以走向民间,深入人心。况且一旦典型树立,其他异文就难以超越了。经过这个比较之后,我们似乎更应该钻到故纸堆中,关注文本的解读,并尽可能地将眼界放开,从比较的角度来研究本土文学,把它们从无意义中解救出来,把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发扬光大,也能增强我们对本土文学的自信心。同时,通过这个比较,也启发我国学者多做一些类似于格林兄弟的搜集整理工作,把我国的民间文学推向全社会乃至全世界,争取也酿造出一部优秀的世界童话名著!正如鲁兵所说:“儿童文学作家在创作反映现实生活表现时代精神的作品之暇,也需要重视民间文学这个宝藏,从中发掘一些有趣有益的故事,经编写或再创作,来充实儿童文学世界。……为什么中国人极少知道中国灰姑娘?看来我们是忽视了这方面的工作。”[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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